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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回暖;GDP增长;股市反弹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A
股票的价格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的风险预期以及由此形成的估值水平决定的,股价是针对未来企业表现的情绪反映。1500多只股票的价格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投资者对未来宏观经济表现的总体情绪。所以,股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宏观经济。即: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股价反映的是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因而其表现必定领先于经济的实际表现.
在经济衰退至尾声时,绝大多数投资者已远离证券市场,每日成交量很小.此时一部分有眼光且不断搜集和分析有关经济形势并作出合理判断的投资者开始吸纳股票,股价开始慢慢上升。
美国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进口大幅度减少,虽然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开始起作用,但由于美国资产在这轮风暴的大幅缩水,其购买力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而美国失业率不断刷新(10月份为10.2%)更加剧了其消费压力。这对于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虽然国内GDP实现了保八的目标,但是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投资而非消费,如果经济趋于平稳,国家政策一旦收缩,经济是否继续高速增长便成为未知。同时,因为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对于政府出钱.这存在很大风险。钱从政府和中央银行来,投放量超过一定限度,股市跟楼市就会出现泡沫,如果不收紧,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严重。
众所周知,1997年香港的楼房泡沫爆破后,近10年才可恢复。但是此时如果收紧,刚刚有点起色的经济可能会掉头下滑,功亏一篑。
所以虽然各国明白泡沫破裂的危害,但因为经济增长仍未稳固,各地政府短期内仍不大可能会收紧,即使调整,也不会加息,最多回收一点资金。从目前各国的动作来看,除了澳大利亚连续两次加息外,其他各国继续保持低利率政策。
由于受益于投资持续高速增长、消费的实际增幅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工业生产稳步回升等4方面因素,支撑中国经济明显复苏,预计今年第4季度GDP增速可能达到10%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经济增长将实现略高于8%的预期目标,将维持在8.5%左右。
所以现在的市场,不论是政策面、资金面、投资者信心层面、以及上市公司今年的业绩成长预期,都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为主,预期向好占据主流。这样的市场背景,即使大盘出现反复,也不会构成太大的下调压力。何况大盘在近期的连续上行过程中,本身就很谨慎,大盘上涨持续时间较长,但上涨幅度有限,一些技术性调整需求,大多已在大盘反复与震荡中同步进行。
表现在盘面,每天盘中股票有涨有跌,热点轮换节奏较快,一些短线涨幅较大的品种,大多会在盘中顺势震荡调整,以消除获利筹码带来的压力.在2010年第二季度之前,政府不会正式实施紧缩政策。
预计受益于出口稳步回升、消费全面复苏以及个人住房投资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将于2010年后期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其中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预期将由2009年的-2.3个百分点增至2010年的0.3个百分点。因为中国股市的表现一般较潜在的经济增长期领先2-3个季度,因此预计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反弹,也即市场开始消化中国经济2010年将持续强劲复苏这一预期时。
股价变动与经济周期之间呈现出大致相似的波动形状。个人认为,大盘多半会选择继续强势。近期A股呈现一方面是金融地产股的疲软,另一方面则是产品价格持续上涨预期强烈的品种有着较为乐观的表现,尤其是农业股、水泥股、有色金属股等品种。这其实折射出市场对通胀预期渐趋强烈背景下的思路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关注起产品价格上涨的主线。
正由于此,业内人士认为A股市场的涨升空间依然乐观,因为金融地产股其实也是典型的通胀预期受益概念股,只不过目前市场的资金面尚未达到支撑金融地产股走主升浪的程度。这也印证不同行业受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摆脱经济衰退而进入发展阶段初期时,最先复苏的以致股价上扬的有地产业,建筑业,汽车业,化工业等。
而目前我们正处与经济危机下经济复苏增长的初期,所以应多留意此类股票。我们应看到国民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树立投资信心,同时,也应注意经济周期的波动图,弄清国民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一段,以作正确投资。
人民币方面,人民币将于年内剩余时间维持平稳,在2010年会加速升值,以对抗届时可能发生的通胀。尽管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总体上好于去年,但仍需面对来自7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即:房地产业能否保持稳定发展,消费需求增速下降,投资大幅度增长产生的金融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压力,美元贬值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1]陈永新.证券投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2]七板块力挺收复三千大涨有因主力抢筹86股.中国证券网.省略/index/tt/201004/493537.htm?page=5
关键词: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0010);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1YZS038)。
作者简介:陈 杰(1980-),男,江苏扬州人,经济学博士,扬州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安 源(1986-),女,山东泰安人,扬州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3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5-0132-05 收稿日期:2011-09-2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体制转轨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总量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而经济周期波动则呈现不断缓和的态势。那么,体制转轨在促进经济增长、平抑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就是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樊纲,200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有制经济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经济比重上升。这种体制变迁的过程与市场化的进程、要素使用效率尤其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年均经济增长的高速水平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展示出它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上的合理性(刘伟 等,2002)。经济周期性波动根源于经济体制本身(张连城,2006)。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微观主体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转轨型波动特征不断消失的同时,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特征逐步显现出来(雎国余 等,2005)。从现有文献来看,
虽然有研究涉及了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中体制性问题的分析,但尚不够深入;尤其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学者使用数理模型来解释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同时实证研究方面也缺乏一个完整、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建立一个数理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一、理论模型
(一)前提假设
1.体制转轨在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经济活动波动程度的变化;在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2.鉴于我国经济的投资驱动型特征,不同所有制企业经济活动波动程度的变化由各自企业投资活动的变化加以描述;所有制结构的变动用政府投资或民间投资①在总投资中比重的变化加以描述。
3.假设存在三部门经济,这时国民收入Y由三个支出流组成: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于是有Y=C+I+G。
4.消费C被看做是收入Y的函数,且有C=cY。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0
5.一国投资I被分成政府投资Ig和民间投资In两部分,于是有I=Ig+In。
6.民间投资In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增加,即In=I2+k2ΔY。其中k2为民间投资加速数,k2>0。
7.政府支出被视为外生变量,即G=G0。
8.假设整个经济社会中有m家国有制企业和n家私有制企业,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规模。m家国有制企业在相同的政策条件下具有一致的投资冲动,因此各家国有制企业均有相同的投资变动Δig,从而国有制经济投资即政府投资变动为mΔig;n家私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条件下具有一致的投资倾向,因此各家私有制企业均有相同的投资变动Δin,从而非国有制经济投资即民间投资变动为nΔin。
(二)政府投资的决定过程
当经济过冷时,政府会增加投资,从而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就会减少投资,从而遏制总需求的过快扩张,使经济降温。因此,政府投资与经济所处的状态密切相关。政府投资的决定可以用方程(1)表示
Ig=I1-k1(Y-Y*) (k1>0)(1)
由方程(1)可知,政府投资变动的方向由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决定。由于政府投资存在着相机抉择,从而政府投资变动的方向与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偏离的方向相反。政府投资变动的大小与政府投资调整系数密切相关。政府投资调整系数在微观层面反映了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政府调控的模式。政府投资调整系数越小,表明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越小;政府调控模式越是“微调化”,政府投资的变动也就越小。相反,政府投资调整系数越大,表明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越大;政府调控越是“大起大落”,政府投资的变动也就越大。
(三)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过程
根据前提假设、政府投资的决定过程,扩展后的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模型可以用方程组(2)来表示
Y=C+I+G0I=Ig+InIg=I1-k1(Y-Y*)In=I2+k2ΔYC=cY(2)
整理方程组(2)后可以得到方程(3)
ΔYY=1k21-c-I1Y-I2Y-G0Y+k1k2?(Y-Y*)Y (3)
从长期来看,经济会达到均衡状态,这时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即Y-Y*=0,方程(3)则转变为方程(4)
引言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 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 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本文由收集整理,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 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 需求冲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总需求是短期中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把需求纳入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不但把供给方面的冲击纳入,还把个人需求偏好变化、政府需求变化等需求方面的冲击也纳入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全球市场,以前特别是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需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因为需求的巨大作用,危机时政府加大政府投入,扩大总需求,减少了衰退,平缓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4万亿投资,有效的拉动了内需,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政府进行的。因此,这方面的投资的波动可以计入总需求。丁从明、陈仲常(2009) 指出了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 的重要因素。付一平、刘金全等( 2005) 发现,中国财政规模与实际波动性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性。 制度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这种积极的制度冲击已经明显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能反作用于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制度本身。庞东、杨灿(2006)结论证明: 在中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货币冲击。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冲击可以引起名义支出及总需求的变化。苗文龙、陈卫东(2010)研究发现: 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冲击可以解释80%以上的中国区域经济周期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区域周期冲击效应。
2.情绪,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偏差。经济学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由于人的非理性,往往人的选择不是经济学上论述的最优选择,比如羊群效应或从众心理。行为科学和行为金融学都研究了人的非理性行为。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往往导致选择不是最优,比如投资过度等,也引发或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3.金融冲击。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经济中其他部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金融市场往往是极具波动性。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起经济的波动,如1929年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都引发了经济的下滑,损害了经济增长。
4.政治周期。由于政府往往对经济有影响,因此,当不同经济政策的集团轮流执政时,交替的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
5.其他原因。目前,还有些其他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如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国际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结论
经济波动是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主题。商业周期(Businesscycle)经典性的定义是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创始人Burns和Mitchell(1946)作出的:“商业周期是指在主要按商业企业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看到的一种波动:一个由许多经济活动几乎同时扩张,随之而来类似的普遍衰退、收缩以及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连的复苏所组成。这种周期性变化的顺序反复出现,但并不确定发生的时间。”这种表述意味着商业周期波动中存在着经济变量时间序列中数据的协动性(comovement),即各种经济活动一起上升和下降,表现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的各种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动。像Mitchell所描述的那样,Keynes(1936)则对商业周期中的另一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即商业周期波动的差异性(非对称性)。更近的研究用一些数学工具和时间序列数据对协动性和差异性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分析。Stock和Watson(1989,1991,1993,1999)的一系列论文中估计了一个线性动态因素模型,发现了不同宏观经济之间的协动关系。他们使用几个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抽象出一个简单的不能观察到的变量,并把这一变量同美国商业局的合成指数比较,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商业周期的时间轨迹上。JamesHamilton(1989)使用单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解释差异性(非对称性),发现美国GNP增长率趋势函数可用一阶Markdv过程在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来表示,这两种状态反映了商业周期的动态,一种状态是正向的经济增长,另一种状态是负向的经济衰退。Diebold和Rudebusch(1994)研究突出了协动性和差异性(非对称性)是商业周期的重要特征。尽管随后的学者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更多研究,但是,目前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领域,特别是在第二产业上。其主要原因是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对于现代工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等省份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农业大国,特别是农业大省来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为此,本文将以湖南为例,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和差异性特征考察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农业大省国民经济运行中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及其一般规律,以便为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好地发挥农业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实施农业大省转化为经济强省战略提供参考。
二测定方法及指标
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值分析,经济波动特征表现为两种状态:短期特征与长期特征。短期特征主要是指每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状态;长期特征是指超越短期,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一)长期波动测定分析迄今可用于经济波动长期特征的测定方法或模型很多,主要有: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卡尔多非线性动态增长模型、希克斯非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斯卢茨基和卡莱茨基的随机经济周期模型、混沌理论模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等。这些不同的模型来自于不同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其测定结果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本文中选择了萨缪尔森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这是一个带有动态时滞结构的模型。其中,投资函数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乘数基于边际消费倾向,加速数基于特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当有一个初始的外生扰动时,在不同的参数域下,动态系统可以产生增幅的发散振荡、减幅的衰减振荡和等幅的周期振荡。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参数域内,经济体系将呈现持续性的波动趋势。(二)短期波动测定分析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周期两大类。古典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趋势。现代周期主要表现为增长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上升,即正增长趋势。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考察,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特征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首先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然后求出序列在各期的特征值,最后求出其相对数,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两种方法的研究,其结果是有差别的。本文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以下参数:波动幅度、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平均位势、扩张长度、收缩长度。其中波动幅度即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它是反映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数,振幅越大,说明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其分析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波峰与波谷的落差即振幅等于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减去波谷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实际增长率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的量值,它是衡量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的标准化指标,波动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偏离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大,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反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其计算分式为:,其中,式中!为波动系数,y为实际经济增长率,y为y的算术平均值,"为标准差,n为实际值的样本数。波动高度即峰位,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的强度。波动深度即波谷,是指每个周期内波谷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收缩的力度。平均位势即波位,是指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平均位势,其中xn为报告期实际增长率,x0为基期实际增长率,n为报告期距基期的年数。扩张(或收缩)年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收缩)期的时间长度,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本研究使用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等统计指标。
三湖南农业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农业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所谓长期本文指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即1955年至1976年为第一个长期,从1977年至2003年为第二个长期。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引进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1)为产品市场的均衡公式,即收入恒等式,为了方便,也不失一般性,假定政府购买为外生变量。(2)为简单的消费函数,它表明,本期消费是上一期收入的线性函数,其中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对于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21.7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25.83亿元,而76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46.5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6.44亿元,因此,b=Vc/Vy=(46.54-21.74)/(76.44-25.83)=0.49,说明湖南在第一长期内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小,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小于积累。而对湖南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52.11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7.59亿元,而2003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1067.23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1425.44亿元,因此,b=Vc/Vy=(1067.23-52.11)/1425.44-77.59)=0.75,说明湖南在第二个长期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大,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大于积累。(3)按加速原理依赖于本期和前期消费的改变量,其中V为加速数。在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0.75亿元,而1976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6.53亿元,因而,v=VI/VY=(6.53-0.75)/76.44-25.83)=0.11。而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7.59亿元,2003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355.06亿元,因而,v=VI/VY=(355.06-7.59)/1425.44-77.59)=0.26。虽然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要大于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但是,这两个系数均小于1,说明湖南农业收入的增长用于农村净投资的比例偏小,更多的农业收入被用于其它产业,说明农业大省的农业起着支撑其它产业发展的作用。(7)与(11)分别代表着湖南农业在第一个长期与第二个长期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说明湖南农业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呈现出单调递增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表明湖南农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主要由于其农业生产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得其经济的“增长力”迅速增强,初始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状态,但随后随着该制度的逐步完善,其经济的增长率又逐步趋弱,因而其“稳定性”逐步增强。说明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湖南农业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我们对湖南自1955年至2003年①农业即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进行描述,从而得到湖南农业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农业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我们按照一个标准的经济周期包括两个时期(收缩与扩张时期),四个阶段(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和两个转折点(经济由繁荣阶段转入衰退阶段的关键点和经济走出萧条阶段开始复苏的关键点)的基本原则,将湖南农业1955年至2003年的49年间经济波动大致划分成9轮周期,如表1。以下根据表1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相关参数定量分析湖南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9轮周期的增长率波动状态。湖南农业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以下特征:第一,湖南农业9轮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1.91个百分点,波动系数为1.05,总体呈现为强幅型,它表明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高低起伏剧烈,其经济增长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运行随机因素的影响很大。第二,湖南农业9轮周期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09,总体呈现为高峰型,说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能力强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前4轮周期更为显著。第三,从波动深度来看,湖南农业所经历的9轮周期,其中前3轮均为古典型,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和下降的交替和循环,从第4轮开始,除了第8轮外开始转向增长型周期,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相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和循环。其中第8轮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1998年、1999年湖南连续发生特大洪灾。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由中位型转向高位型,改革前的4轮周期(1955—1976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6.28%,改革后的5轮周期(1977—2003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11.24%,比改革前上升了4.96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农业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第五,波动的扩张长度平均值为2.22年,而收缩年度的平均值为3.33年,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67总体呈现短扩张型,表明农业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较弱,稳定性较差。
四湖南国民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国民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对湖南城乡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作实证分析,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总消费为26.74亿元,总投资为3.37亿元,总产出为49.24亿元,而1976年全省总消费为67.65亿元,总投资为16.84亿元,总产出为233.23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67.65-26.74)/(233.23-49.24)=0.22,而其加速数v=VI/VY=(16.84-3.37)/(233.23-49.24)=0.22。由于1977年全省总消费为77.66亿元,总投资为15.46亿元,总产出为256.75亿元,而2003年全省总消费为2886.03亿元,总投资为1557.00亿元,总产出为11604.82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2886.03-77.66)/(116.4.82-256.72)=0.25,而其加速数v=VI/VY=(1557.00-15.46)/(11604.82-256.72)=0.14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和上述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是:湖南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总体均呈现出衰减振动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的特征,表明湖南的国民经济在不稳定性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
(二)湖南国民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采取上述相关问题同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们分别得到湖南1955年至2003年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国民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如图2,和湖南国民经济从1955年至2003年波动的9轮周期,如表3。以下根据阶梯周期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结果由表4给出。对表4作进一步分析,湖南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平均波动幅度为20.02个百分点,波动系数平均为0.84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强幅型;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65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高峰型;从波动深度来看,其9轮周期中改革开放前基本属于古典型,改革开放后的5轮周期均属于增长型;波动的平均位势均处于高位型;波动的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89,总体呈现短扩张型。
五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协动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即均从制度变革的始初的爆发性增长逐步趋向稳定性增长,呈现出增长力趋弱,稳定性增强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特别是加速数偏小的制约,使得农业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的潜力不足。说明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严重受到投资不足的影响。此外,这两者的相关度我们还可以根据表1和表3的数据建立国民经济增长率(Y)与农业经济增长率(X)之间的线性关系Y=a+bX模型进行分析,建国以来,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相关性十分显著,通过计算并检验。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55,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影响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大省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且即使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降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分,但是,由于其中的第二、三产业的增长对农业的依存度较高,农业经济的波动一方面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同时通过农业经济对第二、三产业经济的直接冲击而又一次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第二,从短期来看,两者的周期性波动非常明显,两者的波动周期基本同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即1977年以来其波动周期完全一致。两者的波动高度非常接近,两者都是由古典型周期转向增长型周期的发展过程。两者的波动幅度都存在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减缓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随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说明各种因素对农业经济波动和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农业大省的经济运行逐步走向平稳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政府政策及其调控的有效性不断增强,以及依靠科技力量而克服自然因素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各种影响农业经济波动和第二、三产业经济波动的因素逐步走向趋同,从而引致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从初始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趋向稳定状态。
(二)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差异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虽然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但从其波动过程来看,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农业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稳定增长的状态,而国民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不稳定增长的状态。这种特征主要是受到了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分,即第二、三产业经济不断增长的冲击。第二,从短期来看,农业经济的绝对波动幅度和相对波动幅度(即波动系数)均比整个国民经济的对应值高,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的农业经济增长率除了同样受到制度或政策以及科技进步的影响外,同时更重要的是受到来自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冲击,导致农业经济的波动性高于国民经济的波动性。另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份,主要是指第二,三产业的增长起到了平缓或者说烫平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的积极作用。此外,农业经济的平均位势为9.35个百分点,较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位势11.65个百分点低2.3个百分点,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国民经济在克服主要由于农业经济引致的“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明显提高的趋势。
六结论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农业问题十分重视,始终强调必须稳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然而,建国以来,农业基础地位的脆弱性却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经济的波动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波动起到了引致和助推作用。虽然随着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引致和助推作用有所减弱,但对于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
1.建立系统的国民经济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民经济波动状态的预测,及时了解和准确掌握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各种内外因素,特别是各时期经济运行中的消费、投资、价格、货币及其外贸等影响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加强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中的长期波动趋势与短期波动趋势的分析和研究,利用经济波动不同阶段的特点,顺应经济波动规律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有效地实施对经济波动趋势的调控,防止由于各种因素的随机变化而产生的对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
2.继续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稳定是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农业的增长制约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是必然的,但这种趋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必须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因此,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充分有效的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以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增长;门槛效应;面板数据
一、引言
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经济的长期趋势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波动对增长的影响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如何看待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由此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市场化经济国家的大批实体企业停产和倒闭,这不仅降低了世界整体经济增长,同时也加剧了经济波动。面对高经济波动,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投资、降低商业银行利息,但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定会减损经济的增长吗?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霾并未彻底消去,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到底存在负面影响还是正面影响?这个问题在后危机时期再次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迄今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并无定论。
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二分法”)将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看作为两个独立的经济现象,然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模型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波动和增长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不同方面,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存在不一致的观点,较为明显的有两种,首先是基于“干中学”理论,认为波动对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基于Schumpeter的“毁灭性破坏”理论则认为波动对长期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主要源于“机会成本”和“清洁机理”的存在。
关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方面,Ramey & Ramey(1995)运用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经济波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此后,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关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见解,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考虑波动性质,如Blackburn & Pelloni(2004)发现长期增长与实际冲击引起的波动呈正相关,而与名义冲击引起的波动呈负相关。二是考虑了数据类型,一些学者从使用加总数据转向使用分解数据进行研究,如Imbs(2007)发现尽管基于整体加总数据得到的波动与增长关系为负,但基于行业分解数据得到的二者关系却显著为正;三是通过考察不同经济体制特征来研究波动与增长的关系,如Aghion et al.(2006)发现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的关系受金融(信贷)市场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会使得波动对增长的影响不同。
理论上对我国经济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张运峰(2008)通过构造随机增长模型证明随机冲击的增大不仅会使产出增长率的标准差(波动)增大,同时也使增长率均值(增长)减小,这导致了在数量上表现为增长与波动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更多的学者从实证角度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如李永友,2006;刘金全,2005;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杜两省,2011)。但是,这些研究都将样本期间整体考虑,而未分波动的不同阶段进行观察,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与波动的状态有关。一些理论研究表明低的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过高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即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随着波动的程度存在非线性,Nelson(2007)的美国经验也得到当人均GDP增长率的波动率水平低于5%时,波动对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而当波动率水平高于5%时,波动对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否随着波动程度的不同也存在非线性特征?此前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波动出现了平缓特征,从而以1995或1996年为界限进行阶段划分,并分阶段考察二者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划分是较粗糙的,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高经济波动也表明这种划分方法不再合适,鉴于此,本文主要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判断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波动门槛效应,并在不同波动阶段,波动对增长有何影响。与现有国内文献仅使用国家层面数据或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本文考察了我国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
二、模型的建立
1.模型和估计方法
注:(1)此处低波动与高波动期的划分选择波动率平均值;(2)东中西部的省份划分参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标准,竞争性行业包括除了烟草制造和石油加工炼焦外的全部制造业,共26个行业,垄断性行业包括工业行业中非制造业和烟草制造、石油加工炼焦业,但不包括其它制造业,共11个行业。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解释
1.基于加总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
本文将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寻找门槛值,并估计波动低于门槛值和高于门槛值两个阶段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2是基于全国GDP和工业增加值二者增长率序列的门槛回归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3)是条件波动时的估计结果,列(2)和列(4)是标准差波动时的估计结果。
表2结果显示,除了列(1)外,其余三个序列F检验对应的bootstrap概率水平p值均小于0.1,表明经济波动对增长影响的回归模型存在门槛效应,在条件波动下,模型结果中波动变量系数(β1和β2)均不显著,但在低于门槛值时,均为负;在标准差波动下,β1显著小于0,而β2大于0不显著,波动变量门槛值分别为3.71%和5.27%,说明在非条件波动下,当波动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而当波动水平高于门槛值时,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和Nelson(2007)的研究结果不同。
2.基于地区和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国外一些研究指出在研究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同的数据类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Imbs,2007),那么,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表3和表4的估计结果对此进行了验证,由于面板数据不易得到条件波动,在此波动只取标准差形式,其中,表3是基于地区分解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结果,表4是基于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总经济增长率时间序列数据和分地区和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重新考察了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不同的波动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从全国加总GDP和加总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数据看,在低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而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分不同地区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在不同性质工业行业下,在低于波动门槛值时,竞争性行业波动对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垄断性行业波动对增长有正面影响,在高波动时影响均不显著。导致低波动时期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相反的原因是二者企业对风险的投资偏好不同。由结果我们认为中国还是一个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国家,预防性储蓄观点和创造性破坏理论在目前还不成立。因此,在经济受到冲击时,必要性的政府稳定性政策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严重的衰退。此外,结合经济波动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政府部门要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经济调节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冲击带来的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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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周期;对外贸易周期;关系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逐渐加快,各国之间的竞争趋势不断加剧,为适应当今时展潮流,对外贸易已成为重要的经济手段,我国必须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情况。我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另外,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活动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通过本文对我国经济周期和对外贸易周期彼此相互联系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为我国未来良好的发展进程创造条件。
一、经济周期的相关概述
经济周期又可称为商业周期或者景气循环,是指经济物质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周期性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相互交替、循环往复的一种经济情况。经济周期预示着国民经济资金状况的波动变化,是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现象的反映。经济周期的发展阶段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部分,这四个阶段分别为繁荣时期、衰退时期、萧条时期以及复苏时期。经济周期所呈现的是国民总资产的波动情况,其数据的积累以及信息的来源主要依靠的是经济部门的扩张与收缩状况。
产生经济周期原因可分为外因论、内因论以及综合论等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1.外因论:周期主要源自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因素,其内容包括太阳黑子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政治性理论等等理论研究。太阳黑子理论认为由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不断变化,继而导致农业收成有所下降,影响经济的整体发展。另外,太阳黑子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出现的时间可通过预测进行一定的防御。创新理论认为生产要素新组合与经济发展较为密切,新组合的出现使其与旧生产要素在市场上得以共存,有利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不过,如果新组合的使用范围不断扩散,必然动摇旧生产要素的市场地位,从而导致企业经济出现萧条的情况。政治性理论认为经济周期之所以出现循环往复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不同时期内的决策内容。
2.内因论:经济周期来源于经济体系的内容结构,其包括收入、资金、成本以及投资等多方面内容。纯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供应情况以及货币的流通形式对名义上的国民收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济所呈现的波动情况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银行系统内部存在交替性扩张或紧缩的状态,其中短期利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其中的消费不足理论认为经济之所以出现衰退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消费品需求所带来的问题,无法与时代相互作用,进而造成我国经济发生问题。
3.综合论:经济周期的出现,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是由诸多因素而形成的,各个因素之间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构架形式。根据经济周期存在的主次作用来划分,可将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分为基本因素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基本因素是指经济周期形成时所具备的根本性的条件和作用。而影响因素则是指经济周期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用和条件。基本因素在经济周期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根本意义,其他的形成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又可称为国外贸易或者进出口贸易,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根据自身条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的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对外贸易可分为进口和出口两部分,从而实现各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增强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共处。对外贸易周期则是指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所呈现的周期性变化,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对外贸易活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我国资源的协调配置,促进资源的合理运用,进一步节约社会上的劳动成本,提高我国的经济收益,借鉴国外一些优秀的技术成果,将其进入到我国现代化发展之中,增强我国的技术含量和经济实力。对外贸易活动是我国为应对国外局势而展开的项目内容,可极大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和总体水平,是促进我国各个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中国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
1.中国经济周期与进口周期
经济增长速度情况与实际的对外贸易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经济呈现着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状态,那么我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会越加紧密,与之相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也会逐渐减慢。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进口发展情况与GDP实际增长情况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当GDP出现上升的情况时,进口增长率也会随之发生一定的上升,比如1985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呈现着紧缩的发展趋势,1990年进入到第二次低潮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我国GDP的实际增长率仅有3.8%,而在这同一时期,进口贸易情况也大幅度下滑,出现了负值的现象,为-9.8%,由此数据分析可得知因为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使得我国与外国进行进口贸易时会随着经济增长情况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造成进口贸易出现一个相对不稳定的形势之下。
对于经济周期的实际波长,可按照波谷的形式对其进行较为准确地描述,通过波谷计算周期的波长,并根据时间安排进行详细划分,结果清晰可见。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1982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可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经济周期为1982年到1990年,第二个经济周期为1990年到1998年,第三个经济周期为1998年到2009年。从这段时间可以得知,我国共经历了三次经济贸易周期,每段贸易周期的平均时间长度为9年,这段时间属于一个阶段的经济贸易周期情况。到2010年,将开始下一阶段的经济贸易活动。
2.对外贸易进口情况与经济增长二者存在的不一致性
虽然经济增长率与进口贸易情况二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部分时间之内,二者却存在不一致,具体可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进口对外贸易所呈现的波峰和波谷有时会滞后或者超前于我国经济周期的实际发展速度;其二是在经济增长率还没出现波峰的情况时,已经存在一些年份的进口对外贸易发展到极致的现象。
对于上述所产生的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属于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形,由于不同国家自身实际因素导致与实际预测发生了一定的偏差,这些因素是随经济发展而延伸出来的主要因素,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现象。比如,2000年和2003年这两年之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和10%,而与此同一年份,我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却创下历史新高,分别到达了35.8%和39.9%。
1999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波谷时期,2000年开始,我国开始逐渐恢复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走向下一环节的经济周期扩张计划,另外,我国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之相互配合的是我国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极大提高的未来,我国在这一时期经济水平得以空前提高可以说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实际情况表明,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情况远没有达到预想的那样,甚至在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进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与2001年相比,下降到了8.2%。直至2002年之后,我国经济开始逐渐恢复,进入较为繁荣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年增长率为20%的较高记录。进口贸易增长率往往在有时会与经济周期发生一定的误差,会在经济周期达到高度时期产生一定的延迟,在还没出现最高点时就会出现进口贸易的巅峰阶段。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周期的实际情况决定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具体活动,是我国进行国外交流的关键,为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水平,必须加大力度发挥我国的有利因素,创造有效的发展对策,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促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为我国未来的经济进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郎丽华,张连城.中国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的关系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1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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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出口贸易;HP滤波;GDP增长
经济理论认为,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公式中体现为 :GDP=C+I+G+(E-M)。公式直观上给人们形成一种印象,出口增加有利于提高GDP,而进口的 增加会造成GDP的减少。但是,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的进口品中,有很多是高新技 术品和先进生产要素的进口,它们对中国GDP的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林毅夫、李永 军[1](2001)认为,为了正确地测算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必须深入 了解出口 和进口的性质及它们与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恒等式来简单的计算净出口对 国民收入影响的方法不是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适当方法,低估了外贸对经济关系的贡 献度。进口和出口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不同,进口额中不仅仅是单纯减少GDP,也有增加 GDP的因素。
一、中国学者对两者关系的既有分析成果及方法
对中国出口额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有:杨全发[2]等(1998) 利用Feder的模型和1978―1995年的有关数据分析了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许和连、 赖明勇[3](2001)认为,总体出口额与GDP、工业制成品与GDP不协整,总体出口 和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范柏乃[4]等(20 05)通过对中国1952-2003年的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和广义差分回归的方法研究了 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高峰[5] 等(2005)运用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 对中国1952-2002年的进、出口额及GDP年度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进、出口额序列和GDP序 列有协整关系,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了中国进、出口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和短 期关系。
在进口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佟家栋[6](1995)利用1953-1990年中国进口额 和国 民收入数据,采用简单线性回归方法对进口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 进 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夏先良(2002)[7]认为,进口参 数对经济 增长率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出口参数则没有进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那样显著。当考虑 时滞效应以后,回归结果显示,进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贡献,出 口部分增长也会拉动经济增长。但进口增长率仍然比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 ,在同样增长率下,进口大约比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一倍。魏浩,张二震[8] (2004)认 为,因为进口中往往包含大量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它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正向 促进作用,但是大量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会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集 约化增长程度的提高,从而促进GDP增长率的提高。周春应[9](2007)认为,我国进 口贸易对 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最小,对市场化程度、国内投资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有一定的作用;进口 贸易主要通过带动出口贸易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在应用进出口净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方面,贾金思[10](1998)在他的文章 中讨论了为 什么应该用净出口额指标,而不是用出口依存度或者出口指标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李 军[11](2008)认为;“从GDP的概念看,本国的出口品应包括在本国GDP的核 算范围 内,而进口品则不属于本国GDP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对GDP的计算需要减去进口的原因。 因此,试图通过国民收入账户恒等式的进口项来测算进口对GDP的贡献,在理论上也是行不 通的”。
二、经济分析中的HP滤波方法
1980年,美国学者Hodrick and Prescott在研究美国的商业周期时,使用了滤波方法。后 来,随着实际商业周期(RBC)理论的广泛应用,很多人使用HP滤波对周期进行研究。这种 非结构方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对于周期的计量和解释是分离的。HP滤波同时是一 个线性滤波,它把时间序列Yt分解为一个周期要素Yct和一个增长要素Ygt。 Yt=Yct+Ygt(1)
HP滤波通过对于增长性要素二阶差分变化的补偿,使周期因素的方差最小化,即,这种方 法是使以下等式最小化:
{Ygt}T+1t=0=min∑Ti=1{(Yt-Ygt)2+λ[(Yg t+1+Ygt)-(Ygt-Ygt-1]2}(2)
当λ通过补偿增长要素Ygt而使序列平滑。这里L为滞后因子,周期性要素Yct=HP (L)Yt。HP滤波能够很好的过滤出时间序列的商业周期频率。但是,对于HP滤波的争论 也由来日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λ的取值问题。对于这种方法的批评者认为,在使 误差平方和(MSE)最小问题上,这种过滤器只有在特别的条件下才是最优的。这里我们采 用现在流行的观点:对于年度数据我们取值为λ=100。
三、基于HP滤波的中国进出口贸易与GDP增长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主要有1978年至2007年经过生产总值指 数调整的实际GDP,经过价格调整的实际进出口额、实际出口额、实际进口额和实际进出 口差额的年度数据(我们使用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为了帮助消除异方差,我们 对实际数据时间序列取其对数。
(二)单位根检验
因为HP滤波不稳定的时间序列随着单整阶数的升高,会带来人为的经济周期,所以,我 们首先决定变量的单整阶数。我们使用传统的ADF检验方法。在这里,我们对数据取对数后 的序列为实际GDP(lnGDP)、实际进出口总额(lnexim)、进口额(lnim)、实际出口额(lne x)、实际进出口差额(lndiff)。原序列经ADF检验证明是非平稳的I(1)序列,一阶差分后 的ADF统计量检验值见表1。
(三)GDP增长与进出口总额的关系
第一步我们利用传统的方法把数据标准化,以建立可以直观比较的滤波图。标准化后的实 际GDP序列、进口、出口、进出口总额、进出口差额序列其各自的HP(L)滤波图如图2所示 ①。从图1中HP滤波的趋势比较可以看出,以GDP增长为 代表的经济总量序列,不论从周期趋势上还是从波动上与进出口总额的一致性要大于进出口 差额。进出口总额在趋势上自1992年至1996年的经济增长与进出口产生了分离现象,其他 时 间上是一致的。我们对增长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按照各序列与GDP的一致性程度从高到低 的顺序分别为: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出口其次是出口额,而进出口净差额(E- M)与GDP相关程度最低,从图1中可以看出进出口差额与GDP上是不一致的。
从图2 HP滤波周期波动图中看到,总体上进出口总额(E+M)、进口额、出口额与GDP序列 周期波动是一致的。周期波动图中也可以看出,进出口总额、进口额与GDP序列最为一致。 从图中可以看到,自1987年后进出口总额、进口额的波动领先于GDP的波动,GDP的波动相对 滞后。1989-1992年期间GDP增长的波动与同期进出口总额(E+M)的波动趋势有背离现象,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在1989年开始,国内国家政策调控较强;同时 , 当时由于外部环境较差,外国投资减少,经济增长下滑,通货膨胀率较高,工资的增加幅度 相对较大;而同时,汇率相对稳定造成外国商品相对便宜,造成同期我国进口增长与GDP经 济增长背离的现象。在HP滤波图形分析中,我们看到与经济增长无论在趋势上还是在波动 因素上协同性最差的是进出口差额,进出口差额(E-M)的波动与GDP波动一致性不明显,其 与GDP增长的相关系数也最低,即0.827294。从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 进出口总额、进口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最高可以达到0.99755。通过对进口、出口、进 出口差额及进出口总额序列与GDP序列的HP滤波分析,参照相关系数矩阵,我们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即进出口总额(E+M)序列、进口序列与GDP序列协同性最好、一致性最强, 而进出口差额(E-M)与GDP序列一致性最差。在双变量模型分析中,要研究进出口贸易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应该利用进、出口序列、进出口差额或进出口总额序列中与GDP的协同性最 好、有明显的经济理论意义的序列。同时,这个变量序列一定是和GDP序列相关度最大。这 种一致性表现为序列在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方面的一致。
四、协整检验和结论
(一)协整检验
根据表1可以看出,GDP和进出口总额时间序列在取对数后即lnGDP、lnexim序列在一阶差分 后5%的ADF检验临界值显著,判定二者是一阶单整的即是I(1)的,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 可能性;建立二者的协整关系式,我们利用E-G两步法来检验二者的协整关系:
lnGDPt=α0+βlnimpt+εt
Ls:LNGDP=5.60146+0.436122*LNEXIM(1)
(105.45)
(75.54)
R2=0.995
DW=1.12
Lm(1)= 0.02
Lm(2)=0.0057
可以看到,各个系数的T值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R2值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由此初 步 认定lnGDP与lnexim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对于其残差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由于在回归式中我 们考虑了截矩项,得Δe=-0.85et-1,ADF值为-4.26
(二)Granger因果检验
在研究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经济增长推动了进出口还是进出口 推动了经济增长?或是二者互为因果?我们利用1978―2007年30年的数据来进行Granger因 果检验。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检验水平下,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GDP 呈 双向因果关系;进出口差额、进口额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但是,GDP是进出口差额、进 口总额的Granger原因。
表3Granger 因果检验报告 滞后期零假设F统计量 P值结 论 2LNDIFF 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0.2360.792接受原假设 2LNGDP不是LNDIFF 的Granger 原因3.7110.041拒绝原假设 2LNEX 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4.9700.016拒绝原假设 2LNGDP不是LNEX 的Granger 原因4.5340.022拒绝原假设 2LNEXIM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3.8800.035拒绝原假设 2LNGDP不是LNEXIM 的Granger 原因3.9300.034拒绝原假设 2LNIM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1.5600.231接受原假设 2LNGDP不是LNIM 的Granger 原因6.1630.007拒绝原假设(三)结论
通过对1978―2007年的数据进行HP滤波分析、同时参考相关系数矩阵及Granger因果检验, 可以看 到进出口总额(E+M)与GDP的一致性、相关度最高,其次是进口额、出口额;一致性、相关 度最低的是进出口差额(E-M)。但是,只有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与GDP呈双向Granger因 果关系,而进口额和进出口净差额与GDP是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GDP的增长是进口额及 进出口差额的原因而进出口净差额、进口额不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受 国内总产值(GDP)计算中支出法公式GDP=C+I+G+(E -M)的影响,在研究进出口贸易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时,误以为进出口差额(E-M)是最好的选择;简单的认为出口额对 经济增长是正向作用,而进口是负向作用是错误的。这种认识忽略了进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 DP)的拉动作用,上面的实证分析佐证了我们的这种观点。在实际考察进出口贸易与GDP增长 关系时,应用进出口总额(E+M)序列考察其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比应用进口额、出口额 、进出口差额序列更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进出口贸易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这种研究从经济 学理论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即进口额不能再简单列为是GDP增长的减少项。以上的实证分析 证实了一些学者的推测,但是,有更多的、从经济理论上的解释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思考。
注 释:
①为了篇幅关系这里我们选取了与GDP相关度最大的进出口总额和相关度最低的进出口差 额序列,省略了其它趋势及周期图形,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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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Gross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and GDP Growth:
Based on D ata from 1978 to 2007
关键词:金融经济周期;金融加速器;金融冲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04-02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这与金融部门的支持密不可分,金融部门与经济之间具有很强的联系,如何通过金融部门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规避金融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
20世纪以来,美国大萧条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学术界对金融因素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金融危机的出现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还是亚洲金融危机,都让我们认识到了金融因素能够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现如今的周期理论已经不得不重新审视金融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是近年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该理论将金融中介部门纳入DSGE模型框架中,在整体经济框架下对金融因素进行研究。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能够为“十三五”期间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出现。
一、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金融加速器理论
金融加速器理论以资产负债表渠道为基础,金融因素为切入点,研究了如何通过冲击影响经济运行,为周期理论的新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主流的观点通常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企业的现金流渠道为切入点。未预期的利率上升会使经济总产出和企业的现金流减少,从而使企业对外部融资份额的需求增加,这会使成本增加并且促使外部融资出现溢价现象,从而使企业下期投资、产出、收入和现金流减少。第二类是以抵押品价值与资产价格渠道为切入点。资本品的需求会被未预期的货币紧缩减少,这种货币紧缩也会使资产价格降低,企业用于贷款的抵押品价值也会减少,资产价格会随着预期现金流和企业净值的减少而进一步减少。金融加速器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会将冲击部分问题放大,进而对经济造成影响。
外部融资溢价是其核心概念,借贷者之间的委托问题会受外部融资成本的影响,从而变得更高。在信贷市场需求不改变的情况下,借款人的资产净值与外部融资溢价之间呈反方向变动。而资产净值由很多因素决定,其中利润、资产价格等是很重要的因素,且这些因素与经济呈正方向变化,这会使外部融资溢价与经济周期呈反方向变化,由此带来企业投资、生产等方面的波动。因此,资产价格下跌可能会使企业资金负债情况变得不理想,使企业信用降低,向银行借贷出现危机。信贷市场具有不完备性,而这种不完备性会使冲击变大,这是金融加速器理论的根本内涵。
二、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现状
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一般来说是将信贷约束纳入模型中,通过信贷约束来研究冲击是如何造成经济波动的。国外学者Bernanke和Gertler(1989)将一个信贷约束方程纳入到模型之中,以说明金融市场有放大功能,即金融加速器原理。Goodfriend和McCallum(2007)研究中,发现将银行中介和货币纳入到增长模型中能够更好地解释金融变量。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是把金融部门引入到框架中,将信贷约束机制看作是内生的。
将金融部门纳入到框架之中是该理论的里程碑,之后的研究百花齐放,而金融冲击无疑是其中一个焦点。金融冲击是指由金融部门自身内生出的波动性,可能很小的冲击,但却可能使经济出现剧烈的波动。Jermann和Quadrini(2012)的研究为我国金融危机后周期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新的道路,他们将银行部门纳入模型中,在周期框架中集中纳入了银行、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等问题,考察了金融冲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冲击能够改变企业的借贷能力,进而对总产出造成影响。
国内学者吕朝凤和黄梅波(2011),从流动性约束或借贷约束角度研究中国的经济波动,结果表明,它们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张伟进、方振瑞(2013)将金融冲击和金融摩擦全部纳入DSGE模型中,利用1997―2012年的季度数据,发现金融冲击不仅是投资波动的最重要因素,在解释总产出方面,贡献也较大。而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将金融冲击纳入DSGE模型中,发现金融冲击通过放大作用可以对经济波动造成很强的影响,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经济波动现象。霍强和蒋冠(2014)在金融摩擦的背景下,探讨了利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了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而周炎和陈昆亭(2016)在DSGE模型框架下纳入金融经济周期,以此来分析供给侧冲击与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对该现象解释力最强的是供给侧冲击而非金融冲击。
三、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空间
第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信贷市场在国际中越来越重要,在开放经济下研究金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变得十分重要。而在开放条件下,关于适合中国经济情况的模型方面研究并不多,应该引起重视。
第二,2007年次贷危机过后,金融机构的摩擦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总的来说,该理论鲜有考虑由其他因素引起的金融摩擦导致的经济波动,如垄断因素、税收因素等,而这些都将是今后需重点研究的方向。
第三,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因素,如存贷款总额等于金融冲击等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避免经济波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等负面现象,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四、对我国的启示及政策建议
2015年,随着股市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金融部门的支持无疑对经济增长能起到促进作用,研究金融因素所导致的经济波动现象对于“十三五”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7月8日,召开了经济形势座谈会,各方代表均肯定了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金融如何改革以及怎样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制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存贷款总额等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也要考虑金融因素能够放大冲击,进而使经济出现波动这一现象。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告别了通过利差躺着赚钱的时代,同质化的服务使得银行间竞争加剧,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应该更加严格。金融因素之所以能够影响经济波动,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融资过于依赖银行,而银行信贷又受到政府部门的管理,而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较多,由于“融资难”问题的存在,受金融因素影响的程度远大于大型企业。如果能够使融资渠道增加,则可以减缓外部融资溢价的影响,进而可以有效避免金融因素对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应鼓励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中小企业才能够更容易生存下去,从而使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定要慎用,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企业无法立刻熨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扩大生产的可能性并不高,此时增发货币可能会引起资产泡沫,对经济的危害程度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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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HP滤波
一、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相关研究概述
1、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研究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循环往复性的扩张和收缩,它是超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而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周期的核心问题,即经济周期的诱因和传导机制问题,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例如,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主要是货币的扰动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实际经济周期(RealBusinessCycle)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源于生产率的冲击,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新发展则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并不只是由单一某种因素来决定,他们往往在同一周期模型中同时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
2、周期波动的测量
无论是哪种经济周期理论,都离不开对经济变量周期波动形态的具体测量。这是因为经济周期无法被直接观测,其信息只能从可观测到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图中粗略地看出。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如何测量经济变量的周期性波动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测量经济周期的方法。第一种是由美国经济研究所提出的经济周期指标法,或者称为景气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一组能够反映和标志周期波动的代表性指标并加以适当分类,然后再按一定的方法将各类指标合成为若干综合指数来描述和分析经济周期。由于本文只分析FDI这一个指标,所以这种方法不适用。第二种是经典统计时间序列方法。这种方法每一个经济指标变量视为一个时间序列,按照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方法加以分析。
一般来说,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主要包含长期趋势(T)和周期波动(C)的成分,即Yt=YTt+YCt。其中Yt表示某个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测量周期波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经济变量中的确定性趋势YTt从变量中分离出来,从而得到真正的周期性波动因素YCt。
二、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周期波动的特征
从1987年至2005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北京市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大量涌入。外国直接投资为促进北京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北京地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增长的特点对于北京制定和实施吸引外资的政策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外国直接投资涌入北京的这个增长过程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从图1中可以大致看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呈现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90年至1994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高达59.6%,是中国正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4.3%,是FDI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犹豫徘徊期;第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5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19.8%,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稳定增长期。然而,这种周期的阶段划分是非常粗略的,更为科学的周期波动研究需要我们运用更为严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加以测量。
三、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1、周期波动的HP滤波结果
HodrickandPrescott(1980)首次使用H-P滤波法分析战后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情况。这种方法的主要原理就是使下式最小化(见高铁梅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
本文利用HP滤波方法,求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项结果分别如下图所示: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过HP滤波进行趋势分解以后的数据表如下:
2、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结合图2和表1的内容,可以清楚的看出,在1987-2005年的19年间,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三个半的周期波动过程,每个周期持续时间为5-7年。
第一个周期,从1987年至1993年持续7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88年,达到34403万美元;波谷在1992年,低至-38427.9万美元。这一轮周期从波峰到波谷的时期是一个相对缓慢下降的过程。
第二个周期,从1994年至1998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94年,达到36235.5万美元;波谷在1997年,低至-1643.4万美元。这个周期的特征是波动幅度不大,波幅很窄。
第三个周期,从1999年至2003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2000年,达到35771.2万美元;波谷在2002年,低至-64525.4万美元。
第四个周期只出现了一半,从2004年开始至今,可以预测其波峰将出现在2005年或者是2006年。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周期波动与北京乃至全国当时的宏观经济波动形势有一定的关系。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加速期。这是导致在1994年北京外国直接投资快速达到波峰的重要原因,而直接原因是1992年以后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由于经济的过快增长以及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即所谓的“软着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宏观调控的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到1995年9月中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由于此次宏观调控没有采取以往“急刹车”式的大动作,而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因此本轮周期的收缩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出现前几轮周期衰退阶段那样的急剧下降,即大起后的大落,而是平稳回落。这是导致1994年到1997年间外国直接投资逐步下滑但是下滑幅度不大的主要原因。
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在东亚各国之间传播,各国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利影响。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0年,中国经济逐步开始回升,这是影响2000年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达到波峰的主要原因。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由于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入世之初并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造成了2002年外国直接投资的低迷。随着对中国市场信心的不断增强,外国直接投资又开始逐步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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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对此次危机和创新周期的短期冲击和长期挑战,我国应当注重发挥国家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各自长处,尽快推进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的先导性创新,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通过稳定制造成本和结构升级优化来提高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竞争优势,通过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来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借机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强化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一、“创造性破坏”和经济长波、创新周期的内在机理
经济长周期(长波)是与前苏联学者康德拉季耶夫相联系的。他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价格和金融等变量,得出了经济发展50―60年为一个大周期的“康氏长波”假设,并分析了蒸汽机推广、铁路繁荣、汽车与电力在1790年至20世纪初三个“康氏长波”中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研究了长周期与技术创新的理论关系,指出创新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创新不断地从内部使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每一次危机都蕴含下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技术革新的结果可预期下一次波动和衰退。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库茨涅兹分析了不同的创新部门对经济结构的推动意义,再次丰富了创新与长周期的关系。他认为,彻底摆脱危机的最好方法是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创新与长波假设虽然争议不少,但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却在争论中不断丰富。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依据技术创新理论与经济波动的关系提出了“真实周期”理论,在逻辑演绎和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得出了技术创新的冲击是导致周期波动的惟一因素等。199l年开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基宏和豪威特等西方学者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开始了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增长理论并对其形式化的尝试,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与增长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等广泛的结构问题,认为不仅要关注技术创新,也要重视制度创新,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或称为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纵观英、法、德、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其经济增长方式从工业革命早期的粗放型至当今后工业时代集约型、创新型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化过程,技术创新活动主导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把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时期:
(一)古典增长时期(工业化早期)
1、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760―1860年。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水力及蒸汽驱动的机械操作和专业化生产替代了工场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机械制造、铁路及航运业成为经济的创新部门;个体或合伙的工厂制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早期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农业经济相比,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新兴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剩余的农业人口而获得,因此增长方式为“劳动力投入驱动型”。
2、大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860―1910年。主要特点是:重型机器替代了简单机械,完全实现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国家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工业革命基本完成;钢铁、电气、重型机械和化工成为新的经济领涨部门;股份公司和泰勒制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而获得,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投入驱动型”。
(二)现代增长时期(工业化后期)
1、管理革命阶段,时间约为1910―1970年。主要特点是随着生产流水线的运用,大规模的精益生产与销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以汽车工业为核心,石油、民用消费及服务业成为经济主导部门;教育、研发的投入大大增加;伴随巨型企业的发展,福特制和管理层级成为流行的组织方式。由于两权分离带来的经理革命以及福特主义的盛行,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从资本投入驱动逐渐转向“管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2、知识创新阶段,约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主要特点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信息化和智能化成为生产方式的新特征;服务业、金融和高科技(电子、电信、生物工程和航空航天)是经济的创新和领涨部门;对教育、研发以及与提高人的质量相关的投入增大。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演变为“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过程,可清晰地看到:
第一,技术进步起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当前其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0―80%),而市场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性因素,上个世纪二战后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开始在其中发挥重要角色。
第二,经济危机伴随着近二百多年来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史,在破坏原有生产体系的同时,又会催生新一轮的重大技术-组织-产业结构变迁。如早期工业化过程中1873年经济危机是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此阶段汽车(1885年)等科技发明为下一个长周期打下了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间歇性危机中,固态电子元件和计算机的发明和先导性应用,为下个阶段的信息技术革命打下了伏笔。在1980年代后的系列危机中,发达国家在掀起“网络革命”的同时,又开始了新能源、基因工程等领域的探索。
第三,从技术创新的趋势看,遵循“农业―工业―服务业”创新的变化过程,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将主导未来经济发展。
三、对我国的启示
技术进步持续推动经济周期性高涨和波动的内生经济增长逻辑,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的共识。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清理机制”的作用,淘汰过剩的传统产能和落后的企业,推动新的增长机制产生,激励技术创新的出现,这就是“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意义所在。同时,对经济长波和创新周期理论和史实的分析,还启示我们:落后国家可以加入由先进国家发起的长波,通过“干中学”机制以及在技术与制度两方面的先导性创新,来实现经济赶超战略。
各国处于不同的创新周期阶段,后发国家往往处在模仿和扩散过程。导致价值链的国际再分工,大量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通过“外包”分给了发展中国家,同时通过品牌、知识产权、技术标准、金融、文化创意等更为牢固地控制了价值链的高端,全球价值向更有知识创新的国家集中,制造业国家则相应地处于价值链低端。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而科技实力又取决于创新能力。
与一些先行国家不同,我国目前的特殊性在于: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活动和消费行为已出现,一些部门和地区正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开端;但同时总体上仍面临一系列“古典性质的”社会经济矛盾,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人口过多。在资源可承受与环境可持续条件下,面临着将社会大多数人口从落后的生产状态转移到现代生产方式中来的艰巨任务。“超前”与“滞后”将成为很长一段时期的现象。
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基本上是处于干中学的“模仿”阶段,依然是承接国际价值链的“外包”分工,这对于有如此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我国来说也是大的机遇,可以通过接受“外包”的方式加快农村劳动力进入现代部门,同时累积财富和技术水平。与此同时,我们经过建国后两个30年的跨越式发展,模仿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制造业水平,在不断逼近发达国家,因而模仿的收益正在不断下降。我国应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把握国际前沿趋势,才能应对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面对工业化过程中的成本上升问题,应该通过稳定制造成本和工业结构升级优化,来维持和提高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国际竞争优势。
第二,面对劳动力过剩压力,应通过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所带来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创造效应,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应营造更有利于个人投资和创业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以更大程度地获得因创新而带来就业创造的“资本化效应”。
第三,制定服务业技术创新战略。服务业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的根本是体制性的创新,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创意激励等,这些是我国目前阶段最为缺失的部分。在制定国家创新体系时,应积极将服务业技术创新纳入到国家战略中。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三是C.R.Nelson与Charlesl.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成为催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後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後来通过Kv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真实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具体地分析,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2.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3.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4.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後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6.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作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
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近年来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主要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之一。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流派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就方法论而言,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v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真实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後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
关键词:经济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发展 产业收缩
经济周期概念
经济周期这一概念来描述长期实践中所观察到的多少带有一定规律性的上升和下降构成的经济过程,一般反映在GDP。20世纪中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伯恩斯和米歇尔(Burns and Michell)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为:“经济周期是在主要通过商业公司运作的国家中见到的一种总量行为波动,接着就是类似的一般性衰退、收缩和消失于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构成;这种序列重复发生但不简单循环;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从1年以上到10年或12年不等;他们不能被分成振幅与其相近、性质相似的更短周期。”传统上通常将经济周期类型划分如下: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了持续时间为2-4年的短周期。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法国的朱格拉通认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和就业的波动。提出了与投资品生命期相对应的持续时间为7-11年的中波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折旧与更新速度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中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大约缩短到了5-7年。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s)。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存在时间为15-25年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 Cycles)。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根据美、英、法100多年批发物价指数、利率、对外贸易和煤炭产量与消费量等的变动,提出了持续时间为40-60年的长波周期。
根据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起源的分析,以及这些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相关性,把主要的周期理论如:消费(需求)不足危机理论,货币周期理论, 创新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内生性经济周期理论。
的经济危机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理论矛盾性所造成,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回避的问题。在繁荣期时,达到充分就业,生产单位每天生产越来越多的货品,经济增长,当然工资的增长亦不例外。但生产商为了维持利润引进机器代替人力资本,女性与童工进入劳务市场,固定资本投资过度,使供应超过需求,以致存货堆积,工厂只有减少生产、辞退工人、工会被迫定立减薪协议等。利润方面,它是受主观压力与客观压力所影响。主观压力是“生产力远超于购买力”,而客观压力是指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此矛盾是抗拒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主观压力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战。这些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阶级斗争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因素之一。资本家要控制工人就一定要先压迫他们,一旦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永久性斗争。
顾德云(Goodwin)根据传统观点建立了非直线阶级斗争模型(non-linear class struggle model)。顾德云把两个收入阶级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产出(Y)被分为工资(wL)与总利润(P),所以P=Y-wL。因此,wL/Y是工资部分而P/Y是利润部分,而wL/Y+P/Y=1。假设λ=Y/L,工资部分可改写为w/λ而利润部分可以改写为1-w/λ。由卡列茨基理论所得可以假设资本家储蓄所有收入,而工人则花光所有收入,因此,储蓄S=P=(1-w/λ)Y。如所有储蓄都投资,则dK/dt=S=(1-w/λ)Y,而资本的增长率则是gK=(dK/dt)/K=(1-w/λ)(Y/K)。假如工资是零,就业会无限地增加。就业率是基于工资的多少而定。这是所谓的饵诱觅食(predator-prey),就业是饵而工资是觅食;如果饵(就业)消失,觅食(工资)亦会消失,如果觅食消失,则饵会无限增长。这是很直观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对立的观点。在现实世界里,工资低并不能保证全民就业。但在经济周期,削减工资是可以确保暂时不裁员是可行的,但并不能保证长远不裁员。职工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决定在工种与工作的基础上。
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周期理论与解决的方法只是延长或降低了经济周期对国民的影响,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理论矛盾。
长周期理论与产业发展
根据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的观点,从1787年到1920年,世界经济可以分为2.5个大的周期,其中最后一个是第三个周期的前半部分。因此,可将192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再继续划分下去,也可划分出2.5个大周期,这样整个世界经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大周期。从这五个周期的发展,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发展在世界经济大周期中的作用。当然,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是没可能预见新经济为首的科技-传媒-通讯的所谓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产业革命。NBER不记录长周期,因为部分经济学家,并不相信长周期的出现。无论如何,以下四个长周期被分别确定,其确定方法是四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下日期与名称是按库兹涅茨(1942年)划分:产业革命周期(1787-1842年),资产阶级周期(1843-1897年),新商业周期(1898-1950年),第四个大周期(1950-201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周期是最短的一个大周期。特别在70-80年代,西方产业结构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是石油危机,二是科技革命。周期中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民航及航空业。这个大周期以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危机为分界线,但是它己经不再有以往三次大周期中那么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强劲有力与发展缓慢成了现在的描述用语。第四个大周期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民航及航空航天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主导产业群。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种高速发展随着发达国家民航市场瓜分完毕而告一段落。能源危机促成了总体衰退期的形成。从1990年左右刚刚开始的周期展示了新经济(new economy)与金融产业对全球的影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世界经济大周期的形成是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与处于转换阶段交互更替形成的。同时,在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产业结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按自己的规律进行主导产业群的转换,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进行的规则而有序,使各大周期的长度基本一致。金融产业的不健全,国家与跨国企业(MNC)的过度借外债,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泰铢贬值而发生前所未有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隔几年,东南亚经济还未完全复苏。这次经济震荡并非只是周期性的,而是在金融系统与货币上失控。东南亚是属于高储蓄,高投资,正增长与可接受通帐的地区,自1980年代后,快速增长与快速资产增值,特别是股票与房产价格。
亚洲金融危机自1997年开始,按朱格拉周期的划分,最迟会在2010年前完结。
产业生命周期与产业发展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即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尤其是产品,其生命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某单个产业而言,从本质上看它无非是一些具有某种相同生产技术或产品特性的企业的集合。因此,可以说该产业存在的基础是这些企业及其产品。在产品的整修生命周期中,其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表现为U型曲线。对于单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我们可以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如图1所示。
既然某一产业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基础的,可以借用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方法,同样把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主要依据是按照该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的变化而进行的。相对于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缓升慢降:一个产业往往集中了众多相似的产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生命周期是所有这些众多相似产品各自生命周期的叠加,但各产品生命周期存在相位差异,加上分散化的影响,故反映其生命周期变化的曲线比单个产品的生合周期曲线会显得更加平缓而漫长。衰而不亡:一个产业进入衰退期,意味着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对该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会完全消失。起死回生:有些产业虽已进入了衰退期,但由于技术进步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再次显示出成长期甚至成熟期的一些特征。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
主导产业群发展与经济增长周期
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主导产业看作是正处于成长期阶段的产业。1960年,罗斯托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指一种产业革命。从经济角度讲,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判断经济是否起飞的主要标志,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程度;而起飞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一组可以相互补给,竞争,与相互依赖的产业,某目标是为某一区域透过出口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财富。产业群与古典工业划分的定义有明显的分别,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整个价值链,例如;产品,供应服务,专业基建等。产业群是串联起产品与服务的流动,这流动比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更强,而相关性产业将在某区域上集中。主导产业都全倾向在某区域集中而形成产业群。这些地区集中在产业的未来成功是很有关系的,如:经济规模本地化。在某区域集中后,容易吸引有关人材与培训人材(pool of specialized labour),这确保了人材在某区域里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或流失到其他产业上,加强某产业整体上对招聘与保留人材。产业专业化(industry specific)将会出现,因为某些基本建设会在某地区上出现,所有有关产业都可共用。专业化知识(specialized knowledge interactions)的交流将进一步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与生产方法等。社区经济。城乡小镇一切配套设施将会在政府支持下形成。
主导产业群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自于社会深藏(social embeddedness),单个产业是否有共同的系统,与经济价值观;地区性的靠近,如经济规模本地化,有专业职工,非贸易的投入与知识交换;经济串联如共同顾客,供应商,人材,基建,等。现在西方国家,确实有不少的成功产业群例子。举例,墨西哥的造鞋业产业群是相对本地化而经济效率低,反之,矽谷的电脑产业群却是全球性而经济效率高。产业群可发挥产业的优势,使整个产业的利益,技术,人材流动的竞争力增强,无论在区域竞争或世界竞争都比较处于有利位置,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
衰退产业与经济衰退周期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一书中将衰退产业定义为“在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产品的销售量绝对下降的产业。”产业衰退的特征是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其原因包括出现了新兴替代产业、技术创新停滞、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政策与制度的限制,以及人口变化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衰退产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经济可持续出现断层。当大量产业出现衰退时,势必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当某一产业出现衰退时,整个地区将被迫进行产业调整,将使这些地区陷入长期的困境之中。造成失业问题,危害社会福利。衰退产业必然分离出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增加失业者。另一方面,富余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不符合新兴产业的需求,再就业困难。危害企业生存。产业是企业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产业的兴衰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衰退产业是经济发展新陈代谢的一种机制。衰退产业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不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了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就连一向奉行不干预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很关注衰退产业的调整问题,而且衰退产业历来是国际贸易中各国的主要保护对象,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衰退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钢铁业、农业等实施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
产业发展与经济周期的相互影响
产业发展实质上是国民经济中不同产业相对重要程度的改变,在4.3提出的主导产业群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在经济处于产业结构稳定期,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因技术和市场优势,具有快速扩张的能力,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吸引大量资金和劳动力。转换期在产业经济与经济周期里的关系很值得留意,判断产值(或GDP)能否继续增长,前提是必须确定该主导产业群是否能为未来提供一定的经济增长。否则,转换期后,产值就会持续下降。对此可以参考香港的实例,当香港经济从上世纪50到60年代以制造事业为主要支撑经济的产业,到上世纪70到80年代转为服务为主要主导产业,从8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以地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显而易见,每个经济的成长与衰退期必须是受主导性产业的主宰。上世纪末,美国的资讯科技产业亦支持了90年代的经济增长。
以上产业群的增长与衰退,假定对外环境没有改变,可以运用内在性经济周期理论去解释周期现象,假定产业处于上升阶段,资本家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I),必然会得到比较理想的回报,在这情况下资本家很乐意投资或借贷投资,这时出现的情况是增加投资,减低储蓄(S)。如表1,X点与Z点是交叉点,亦是均衡点,I>S时,增加投资将有增加国民收入(Y)。Y点并非是均衡点,相反,Y点是不稳定的,由于S>I,所以Y点存在压力推向X与Z。卡列茨基亦有差不多的看法,但出发点并不在储备而在于投资决策。假设国民收入曲线为Y(t)=f[D(t-1)],而投资决策曲线为D(t)=Φ[sY(t),K(1)],随着投资决策的改变,而使国民收入变动,出现经济周期,如图2所示。
当某主导产业群到达一个中成熟期或已经到达衰退期,资本家会把资金抽离该国,或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衰退便会出现。并等候下一个新主导产业的来临。
主导产业群的发展带动了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出现经济增长期。同时,这个产业占用了大量资金、劳动力、资源,从而抑制了其它产业的发展,包括新主导产业群。但是原主导产业群的发展是总有限度的,一旦市场达到或接近饱和,原主导产业群庞大的生产力就面临着产品积压的问题,出现盈利下降,投资进入将减少或停止。同时,新主导产业群的发展由扩张期进入了繁荣期,产业结构的发展就逐渐由平稳发展期进入到转换期。由于原主导产业群对其它产业的贡献下降,而新主导产业群的力量还很薄弱,整个经济出现总体衰退。产业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理解有独特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流派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忽略了支持国家经济是产业,而产业是实质有形体的单个企业组合而成。产业在于主导或支柱位置,投资者为追求利润而增加投资,国家给予政策扶持,设立产业群,加大区域经济,出口竞争等。主导与支柱产业蓬来,增加劳动力,降低失业率,维持消费带动其他产业,这才是经济周期与产业经济的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胡永刚.《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陈乐一.“西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评述”.《财经问题研究》,1996(2)
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随着人们对商品房地产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商品房经济的概念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当中。相应的商品房地产经纪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其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呈现一个周期性的波动状态。我们把这个这个现象称之为商品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性。严格来讲,商品房地产经济是宏观经济形式的一种。这这是知己关乎民生要点部分所在,所以研究商品房地产经济波动性是保持我国商品房地产经济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所具备的产品的基础性以及创造的社会大额财富性的特点都成就其在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作为一种产业,它必然具备一定的产业周期,产业周期的规律受到宏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在我国,商品房地产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萌芽到壮大的过程。然而这个发展过程也不是一个平稳的直线而是一个波动的曲线。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房地产行业经济波动性曲线能够客观反映我国房地产事业的兴盛程度。本文将详细论述房地产波动理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一步从理论和实际上把握市场机制的健全方案和政策调整,以确保我国房地产经济能够平稳有序的发展。
二、商品房地产波动理论研究
首先,关于经济的波动与经济的周期理论研究。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的发展也是上下波动的。在这种波动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或者出现了进步或者出现了灾难式样的倒退。这种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记载。在这种理论中所带来的波动曲线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在不同时期增长的速度也不一样。同时,实际的增长曲线也于所期望的曲线存在着偏差。要知道,只有缩小这种偏差才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周期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由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有的学家按照逻辑的理论来分析,那么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就是一种偏离均衡性质的体现,也有学家从经济的收缩与扩张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次关于商品房地产周期与房地产波动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商品房地产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1、繁荣阶段;2衰退阶段;3、复苏阶段;4、萧条阶段。这四个阶段放到宏观经济的运动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不规则的波动性。还有就是,房地产经济波动的不规则所表现来的经济增长状态表现出一种连续的和动态的特点。通过对该种特点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房地产经济增长曲线与实际曲线的偏差程度的研究更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房地产经济增长的特征。房地产经济实际增长曲线与趋势增长曲线的偏离程度越大,那么房地产经济波动幅度也就越大,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差,反之,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好。最后,我们来谈谈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总的发展来说是密切相关的,也可以分两个不同层次来分析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因为,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这个大范畴的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周期波动;另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房地产行业运行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也就是说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在房地产行业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运动形态。
三、新时期如何防止我国商品房地产经济大幅波动
我国房地产的周期性波动,其波动的幅度不尽相同,我国地方经济目前是典型的土地财政经济,因此房地产的剧烈波动会明显降低百姓的购房意愿,造成房地产的价格上涨乏力,并最终造成政府卖地价格较低,使得地方政府失去GDP的有效获取手段。在地方财政吃紧后,又会造成地方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造成宏观经济的普遍衰退。因此,减少房地产的剧烈波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应尽可能的减少房地产的系统性风险和周期风险。第一,稳定房地产尤其是商品房的价格。房价作为房地产景气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其稳定性是房地产的重要基石,因此应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减少商品房价格的剧烈波动。在供求关系出现重大转变时,应考虑采取政策法规等强制性手段稳定房价,避免房价的剧烈下跌。同时应利用房价的波动周期,最大限度的挖掘出让土地的价值。对土地价格和商品房价格的双向控制也是保证降低房地产波动的必要手段,在宏观调控方面,中央的政策在地方的可变性较小,但是地方的微观调控往往能够起到重要的稳定效果。因此对商品房的价格的调控应坚持中长期执行国家宏观政策,短期调控作为辅助的策略。第二,促进居民的商品房消费能力。作为商品房的购买主力,居民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也是房地产走向的重要因素。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购买需求会由刚需转向改善性住房,这一改变也就带来了房地产的二次价值挖掘。由于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强,也减少了居民购房的盲目性和投机性,从而从根本上减少了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的因素之一。同时,对于低收入人群,政府应积极开发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措施,控制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完善房地产行业的供求关系和供求机制,通过多点开花、多渠道解决的方式,完善房地产市场的解决方案,从而减少房地产的剧烈周期性波动。
四、结束语
处于大拐点之后的阶段,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将进入一个无趋势的复苏过渡期,而在这一阶段的前期,首先是解决刺激后遗症,即具有滞胀特征的二次去库存。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个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而刺激政策将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推升到极致,这是逆工业化规律的经济增长,对这种逆工业化规律增长副作用的消化以及寻找经济增长点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大拐点之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需求不足与流动性过剩的博弈
将目前所处阶段与上世纪70年代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长波衰退的后半期的基本经济特征就是全球滞胀。而现阶段情况,我们认为就需求而言,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以及去杠杆化将实质上造成全球的需求不足缺口,虽然有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推动力,这一点也许可以类比上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日本当年的增长是以经济模式的节能化和产业升级为基础的,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本都不可能向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所以,如果要新兴经济体在投资主导模式下增长,与全球流动性推动的泡沫式通胀就是一个悖论。
就通货膨胀而言,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成本冲击的过程,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被动性成本冲击对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产生了抑制。而目前的通胀预期更多来源于资产价格领域,来源于过度的流动性刺激,因此,这种刺激模式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与需求不足的经济本质结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了泡沫而非通胀的特征。所以,这次的流动性刺激一定给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带来了易变性。
假滞胀与真通缩
按照周期的规律,在库存周期的高点之后,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滞胀期,至少在2011年上半年之前都是如此,但从需求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易变性来看,我们认为滞胀可能是短期内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中期来看,本次滞胀向通缩的过渡也许是迅速的,需求不足仍是未来拐点后的经济本质特征,滞胀仅仅是流动性过剩的后续效果,而不具备长期持续的基础,也就是在未来一年中,经济中的滞胀是一种假象,而经济向通缩的转换将会渐渐明朗。
布局式投资
本来,在工业化起飞结束之后,投资依然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是,2008年之后的过度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通胀约束使得投资必须经历一个结构变化和增速回落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立即找到新的中国经济增长点。所以,市场对周期性行业的抛弃从大方向上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不过,站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原点,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到底在哪里还根本无法把握,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热衷可以看作是一种布局,不代表一种必然。
我们的一贯观点是,对未来新的增长点的投资是这个时段的合理选择,但工业化规律告诉我们,新兴产业即便真能够形成经济的新动力,那也是5-10年以后的事情,现阶段,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就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固定思维套路,犹如旧酒被装在新的瓶子里,本质上与投资拉动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市场的投资思维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线索
[关键词] 经济周期 波动特征 波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不断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已经经历了数次周期,相应的有着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对于把握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阶段性特点及难点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一、我国经济增长周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换,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传统“谷一谷”划分法,参考各种文献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经网数据库及世界发展银行数据库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5个周期,具体的周期划分及GDP增长率波动情况见表1和图1。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经济周期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 峰值增长率(%) 谷值增长率(%) 峰谷落差(%) 持续年数 上升阶段年数
1 1977―1981 1978年11.7 1981年5.2 6.5 4 2
2 1982―1986 1984年15.2 1986年8.8 6.4 4 2
3 1987―1990 1987年11.6 1990年3.8 7.8 3 1
4 1991―2001 1992年14.2 1999年7.6 6.6 10 2
5 2002―今 2007年13.0 2002年8.3 4.7 8 6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5个周期,经济运行时段划分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今。
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经济周期在运行过程当中,自然灾害、战争、政局动荡、政策转变、技术革新等各种外部因素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改革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首先呈现出周期的不规则性,周期发生频率高,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周期的波长、峰(谷)值差异、峰谷落差,5轮周期都极不均衡;其次,从图1可以清晰得出结论,经济周期波长拉大,上升阶段延长;再次,波动幅度减小,呈现微波化。通过图1看出, 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波动比90年代前的更加缓和,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来经济波动呈现出微波化特征,宏观经济更趋于平缓增长,经济周期也更加平稳 。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主要的。首先,我们从内因入手分析,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制的转变。经济增长和周期的变动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实现的,制度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并决定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经济所有制,分配制度都发生了变化,转变成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体市场经济。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体能够以市场为导向,对市场供求能够较快做出反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具有较强的增长型和抗跌性,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大大减小。其次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后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及其各产业的内部结构趋向协调合理发展。产业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使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缩小,稳定性不断提高。第三是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居民消费模式开始适应现代信贷制度,消费结构向着享受型消费发展,购买力增强 。完善的体制改革和理性的消费模式可以有效地减缓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还有就是宏观政策的转变。我国的宏观调控经历了从以计划和财政调控为主,向以金融货币调控为主的转变,计划的直接调控功能已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指导性调控功能 。我国的宏观政策的这种转变也使经济周期波动更平稳健康。而从外因上看,我国经济周期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动。比如1990年的谷底(谷值)与“八波”后西方对我国的制裁不无关系;1999年的谷底(谷值)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密不可分。同样,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拐点甚至快速下滑,也是深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纵观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可以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速度处于高速上升状态,并且经济的波动越来越呈现微波化。这是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与国际经济影响的双重结果。掌握规律使经济发展向着快速稳健的方向发展是未来宏观经济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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