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奖励概念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行政奖励概念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档案行政权力；档案行政行为

刘东斌先生在《档案行政权力种类与法规依据举要》（以下简称《举要》）[1]一文中认为，按照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所列举的行政行为种类，与档案行政权力相对应的行政行为也应有26种。并依据《通知》中26种行政行为名称，结合现行档案法律、法规进行了实证举要阐述。笔者拜读后受益匪浅，但觉得刘先生在对《通知》中26种行政行为的性质、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实证举要上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为此，笔者想谈点自己的看法。

1 正确理解《通知》中行政行为的性质

最高法《通知》中规定的26种行政行为，只是针对行政案件案由的统一而提出的。《通知》规定，案件案由构成结构是：管理范围+具体行为。以行政管理范围为“类”，以具体行政行为种类为“别”。因此说，这26种行政行为指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机关全部的行政行为（全部行政行为包括一般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行政行为等）。因为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对于行政机关的一般行政行为，法院是不能受理立案的。如，《通知》中的“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针对某项事项或者行政相对人的具体行政处罚行为，而不是指行政机关所具备的某项行政权力或者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的立法行为。前者依据《行政诉讼法》是可诉的，后者依据《行政诉讼法》则是不可诉的。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通知》中26种行政行为的性质，对其的“实证举要”才能做到准确无误。

2 正确理解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

行政权力是行政行为的依据，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的外在表现。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的种类既不是完全对等的，也不易将其直接对等挂钩，因为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行政法学理论和实践上说，一种行政权力可以产生多种行政行为，比如，档案行政许可，它可以产生行政立法、行政受理、行政审查、行政批准等多种行政行为。同时，也有的行政行为，不是由行政权力派生的，如，行政协助、行政合同等。对于档案行政行为与档案行政权力的关系，宋飞先生在与刘东斌先生商榷的文章[2]中已有详尽的论述，限于篇幅，笔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3 对档案行政行为涉及的权力项目与依据的实证举要不可生搬硬套

《举要》依据《通知》中列举的26种行政行为，详尽地实证阐述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具有的26种档案行政职权项目。但由于《举要》在对《通知》中行政行为概念、性质的理解和认识上存在偏差，其阐述的“实证举要”难免存在着生搬硬套的现象。在《举要》所列举的26种档案行政职权项目中，有11种是不恰当的，现分别商榷于下：

3.1 行政补偿。在行政法上，行政补偿是指因合法的行政行为而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由国家给予当事人相应补偿的行为。如，国家因建设需要对所征耕地的青苗补偿等。而因行政过错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则是由国家给予当事人相应赔偿，在行政法上叫做行政赔偿。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的区别在于：合法的行政行为造成的，适用于行政补偿；错误的行政行为造成的，适用于行政赔偿。行政补偿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在损害发生之前，行政赔偿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在损害发生之后。《举要》将行政补偿作为一种职权项目，并列举《郑州市档案局行政责任过错责任追究（施行）办法》第22条作为法律依据，其实是对“行政补偿”概念的一种曲解，是不适当的。这里顺便说一下， 《郑州市档案局行政责任过错责任追究（施行）办法》第22条“因行政过错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的规定，在法律用语上是不严谨的，也是不符合行政法学原理和行政法通则的。

3.2 行政执行。《通知》中“行政执行”是与之前的“行政强制”相对应的。因《通知》为了保持案由中具体行政行为名称四个字的统一，将“行政强制措施”简称为行政强制，将“行政强制执行”简称为行政执行，以示区别。因此说，行政执行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管理学上一般意义的行政执行。行政执行作为行政管理学上形成最早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行政机关及其管理人员落实和管理公共事务的全部活动。换句话说，《通知》中列举的26种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执行的一部分。行政管理学上的行政执行只是一个概念，是泛指，是不能将其套用到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上的。《举要》将行政管理学上行政执行的概念套用到《通知》中的“行政执行”上，并依据《档案法实施办法》第8条第2款的规定，将“实施档案工作制度”作为一种职权项目，是完全曲解了《通知》中的“行政执行”。具体到档案行政管理中，《通知》中的行政执行，应当是指为保障基于《档案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和行政决定而实施的强制执行的具体行为。如，为保障《档案法》第16条规定的“代管措施”实施所开展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知》中“行政执行”，仅指由行政机关本身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而不包括行政机关依法申请由法院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

3.3 行政给付。《通知》中的“行政给付”是指行政主体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以及在公民下岗、失业、低经济收入或者遭受天灾、人祸等特殊情况下，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的规定，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的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给付的类型有：抚恤金、特定人员的离退休金；社会救济、福利金；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行政给付的对象是特定的，即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下岗、失业、低经济收入或者遭受天灾、人祸等特殊情况下公民。行政给付的性质是行政主体依法进行的依申请或者依职权的外部行政行为。由此可以看出，“行政给付”是一种特指的行政行为，并不包括行政机关所需各项经费的财政支付与拨付。从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行政给付制度设计上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没有行政给付的职权，进而也不存在行政给付的具体政行为。《举要》依据《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补助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将“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补助费”列为档案行政给付的职权项目，明显地是张冠李戴。

3.4 行政征用。《通知》中的“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性的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予合理经济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行政征用必须有专业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行政主体不得实施行政征用行为。行政征用是有偿的，行政主体对征用对象只是暂时取得了其使用权，并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具体到档案工作来说，目前档案专业的法律、法规尚没有对档案行政征用作出具体的明文规定，因此，档案行政征用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也是不存在的。如果有，这种具体行为也是不合法律规定的，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实践中，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出于公众利益需要，在举办档案史料展览时，对需要展出的非国家所有的重要档案，一般采取借展的办法处理。这种借展的办法，虽然在档案行业还只是个例，但在文博展览中则是一种通行的做法。《举要》依据《宪法》第13条第2款和《档案法》第16条规定，将“对非国有档案因安全原因的档案收购、征购”列为档案行政征用职权项目，是对《宪法》第13条第2款和政征用行政行为的一种严重的曲解。首先、《宪法》第13条第2款明文写着“依照法律规定”，这里的“法律规定”是限制性条件，是指公共法律和专业法律的具体条款规定，如《物权法》第44条的具体规定等。其次、《档案法》第16条中的“征购和收购”行政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档案安全的需要，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再次、档案征购、收购是一种改变档案所有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即通过征购、收购等行政措施，将非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价值档案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征用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是不相符的，因此，档案的征购、收购不是档案行政征用具体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

3.5 行政征收。《通知》中的“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凭借国家行政权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强制地性无偿地征集金钱或者实物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征收的法律特征是法定性、无偿性、强制性。具体到档案工作，现行的档案法律法规还没有关于档案行政征收的具体规定。也就是说，按照《宪法》有关规定，目前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不能够实施档案行政征收行为的。《举要》依据《档案法》第16条规定，将对“非国有档案因安全原因的档案收购”作为档案行政征收职权项目，是对《宪法》 《档案法》条文和行政征收概念的错误理解。因为档案收购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一种市场行为，卖方可以卖也可以不卖。买卖双方是自愿的，不具有强制性。如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征购”方式取得档案的所有权。收购与“行政征收”的区别：一是性质不同。收购是市场行为，卖方可以卖也可以不卖；行政征收是行政机关的一种单方行为。二是依据不同。收购依据的行政决定；行政征收依据的是具体的法律规定。三是取得财物所有权的价格不同。收购的价格是协商一致的市场价格，行政征收则是无偿的。四是双方意思表达不同。收购双方是自愿的；行政征收则是强制性的，不取决于相对人的意愿。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档案收购是一种市场行为，其与行政征收所具有的法律特征是不相符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举要》存在着列举实证的错误。

3.6 行政合同。按照行政法学的理解，《通知》中的“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为履行行政职能和实现特定行政目的，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与行政相对人就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达成的、经过协商、意思表达一致的协议。“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上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但又不同于行政机关单方意志而成立的行政行为模式，是一种双方行为。行政合同的订立，必须与行政相对方协商一致，行政机关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加强给行政相对方，更不能采用命令强迫的方式。而对行政合同的履行，行政机关则享有监督、指挥、单方变更、解除和制裁等行政优益权。《举要》依据《档案法》第16条规定，将“对非国有档案因安全原因的档案代管、收购、征购”作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项职权项目，笔者认为是不妥的。这里不妨将档案代管、收购、征购与“行政合同“分别做一对比分析：

档案收购与行政合同。“档案收购”是一种市场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档案收购过程中，是一种民事行为，档案收购双方的权利是相等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档案收购合同的执行过程中不享有监督、指挥、单方变更、解除和制裁等行政优益权，而在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则在合同执行中享有行政优益权。由此可以看出，档案收购不是一种行政合同行为。

档案代管与行政合同。《档案法》意义上的“档案代管”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关系，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单方的具体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行政合同则是一种双方的行政行为，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合同关系，在行政合同签立时，需要合同双方协商一致，不具有强制性。因此说，档案代管不是一种行政合同行为。

档案征购与行政合同。基于《档案法》上的“档案征购”，是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合同的方式取得相对人档案所有权的一种行政方式，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买卖关系。其特殊性：一是在档案征购关系中，原档案所有人的意思表示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一般情况下，档案征购关系的发生、变更和取消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二是档案征购的根本特性是强制购买，即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性地购买“处于不安全状态的非国有档案”。三是档案征购行政行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单方的行政法律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等效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一旦作出档案征购决定并送达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就必须服从并履行义务，否则，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强制执行。而《通知》中的“行政合同 ”则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一种双方行为，行政合同的订立，需要与相对人协商一致，取得相对人的同意，行政机关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更不能采用命令强迫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基于《档案法》上的“档案征购”与《通知》中的“行政合同”是不同的，将档案征购行为作为《通知》中的“行政合同”来理解也是不妥的。

3.7 行政划拨。《通知》中的“行政划拨”是指行政机关将国有财产划归行政相对人占有或使用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划拨的主体是具有行政划拨权的行政机关。行政划拨的内容是国有资产。行政划拨主要是无偿的。一般来说，划拨财产的用途和目的具有特定性和先定性，行政相对人只能按照预先批准的用途使用划拨财产，同时划拨机关对于划拨财产的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监督、检查权。对于使用人违反相关规定使用划拨财产的，划拨机关有权收回划拨财产或者要求相对人补缴一定的费用。依据上述对“行政划拨”概念的理解，无论是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职权的设定上看，或者是从现行法律、法规有关行政划拨权限规定上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都不具备行政划拨的权限，不是行政划拨的行政主体，也就不存在《通知》中行政划拨的具体行政行为。《举要》依据《档案法实施办法》第13条规定，将“接收档案移交”列为《通知》中的“行政划拨”行为，是完全曲解了行政划拨的概念及内涵。首先从行政划拨的主体上看，行政划拨的主体是具有行政划拨权的行政机关，接收方是行政相对人；而“接收档案移交”的主体则是作为档案行政相对人的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组织，接收方档案馆也是档案行政相对人。其次从行政划拨中国有财产的流向看，行政划拨中国有财产的流向是“自上而下”方向，而“接收档案移交”中国有档案的流向则是“平行”或者是“自下而上”的方向。由此看，“接收档案移交”与“行政划拨”是“风马牛”完全不相干的两个概念。

3.8 行政规划。对于行政规划，目前行政法学上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统一的共识。《举要》依据《档案法实施办法》第8条第2款规定，将“制定档案事业发展计划”作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项职权项目，笔者也是认可的。但是，《举要》将“制定档案事业发展计划”的职权行为套用到《通知》中，笔者则认为是不妥的。其原因在于：《通知》中列举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即指的是涉及相对人利益的某一事项的具体规划，如，道路用地规划，开发区规划等。而按照行政法学原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档案事业发展计划”的职权行为，则是只具有行政导向作用的一般行政行为，没有侵害具体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是不具有可诉性的，因此，此实证也是错误的。

3.9 行政允诺。《通知》中的“行政允诺”，是指行政主体为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向不特定相对人发出的，承诺在相对人实施了某一特定行为后由自己或由自己所属的职能部门给予该相对人物质利益或其他利益的单方意思表示行为。“行政奖励”是指行政主体为表彰先进、激励后进，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笔者认为，《通知》中的“行政允诺”与“行政奖励”的区别在于：从目的上看，行政允诺是行政主体为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行政奖励是行政主体为表彰先进、激励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法定性上看，行政允诺没有法律上的具体规定；行政奖励则是一种法定的行政行为。从对象上看，行政允诺的对象是履行了行政机关要求履行的某一特定行为的相对人；行政奖励的对象是贡献突出或者模范遵纪守法的组织或者个人。从程序上看，行政允诺是临时的或应急的，有时限要求，但没有统一规定的程序要求；行政奖励则是常规化的、有一定的申报、审查、批准程序。从上述分析上看，“行政允诺”与“行政奖励”虽然都含有“奖励”的成分，但并不是同一类别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也是《通知》中将二者分别列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到档案工作，对“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给予奖励，是档案法律、法规法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无论是从奖励的目的性、法定性以及奖励对象、程序要求上看，都符合《通知》中“行政奖励”的特征。《举要》依据《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将“奖励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行政行为认定为《通知》中的“行政允诺”行为，明显地存在着认识上的错误。

第2篇

关键词：行政指导；概念；特征；实践

一、引言

行政指导相对于其它行政行为而言，是一种相对灵活的管理手段。率先对行政指导实现规范化运用的国家是日本。在我国，行政指导的运用起步较晚，而且在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对于怎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从政府的具体实践上来看，还是“任重而道远”。

二、行政指导的概念及特征

（一）行政指导的概念

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指导的定义大同小异。在罗豪才（2012）等主编的教材《行政法学（第三版）》中提出，所谓行政指导，就是指行政主体在其职责、任务或其所管辖的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和社会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行政相对方的同意或协助下，适时灵活地采取非强制手段，以有效地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如章剑生（2002）认为，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做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的行为。还有诸如倪秋菊、章志远等都对行政指导的概念进行了阐述。

从这些权威教材和学者对行政指导的概念阐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是实际上却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他们都认为行政指导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对象是行政相对人，行政指导是一种柔性的非强制手段，是非职权的行为，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二）行政指导的特征

从对行政指导概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行政指导的特征有：第一，只有行政主体才能做出行政指导，这就体现了行政主体的优越性和权威性；第二，行政指导应该具有合法性，要基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出指导；第三，行政指导具有非强制性，是在行政相对人自愿、同意和协助的情况下做出的指导；第四，行政指导具有灵活性，是为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和社会需要而采取的适时、灵活的指导；最后，行政指导具有引导性，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从而产生相应的后果。

三、我国的行政指导实践

（一）行政指导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在我国，行政指导现在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行政指导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罗豪才（2012）等主编的《行政法学（第三版）》中详细介绍了行政指导的作用：第一，对强制性法律手段的补充作用；第二，对经济发展的引导和促进作用；第三，对社会生活的协调和疏导作用；第四，对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预防和抑制作用。

以上这些仅仅只是行政指导在理论上的作用，在实践中是否也能如这般所说，运用到实处、运用得恰当，就值得商榷了。

（二）行政指导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行政指导信息流通不畅。现实生活中，政府的每一项活动都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使只是做出了一个行政指导，由于信息流通过程中的失真或者误判，也会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就比如对于口头的行政指导，不同的相对人理解会不一样，或者摄于政府或者领导的权威，误解为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来执行。

2、行政指导过程不公开。政务信息基本不公开是国内政府行政的一个特点，对于牵涉到行政相对人切身利益的一些重大决策往往是保密的，这就造成了相对人无法作出正确选择和判断的情况。

3、行政指导不兑现承诺。就如行政机关为了促进当地经济或者社会发展而制定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文件中说明只要行政相对人符合规定的条件就能享有一些奖励或者优惠的权利，而当行政相对人符合条件向行政机关提出履行文件中的奖励或优惠时，行政机关却拒不履行。这种情况的出现让相对人投诉无门，因为行政指导行为是一种非权利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没有强制力，所以法院不会受理。

4、行政指导内容拟定不科学、不民主。在当代的行政管理中，政府部门还是会出现闭门造车，不考虑现实情况，随意做出行政指导的情况。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行政相对人为此买单，而政府部门却可以以“这只是一个行政指导”为借口而逃避责任。

5、行政指导容易被公务人员滥用或错用。公务人员以行政指导为名，损害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就如公务人员强制要求相对方接受行政指导，对不接受行政指导的相对方进行处罚等。

四、对我国行政指导的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我国在行政指导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行政指导信息服务建设。尽量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行政指导，并且可以借助官方、政务网络平台等广而告之，这样就能使指导信息流通更加顺畅，也能在指导双方存在争议时提供有效的依据。

（二）行政指导过程更加公开化。章志远（2005）认为，只要当行政指导的整个过程都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相对人才能从中获取到更多有用的信息，进而对行政指导做出理性的选择。

（三）行政指导及时兑现承诺。行政指导如果不能兑现承诺，就形同虚设，不仅会影响到行政机关的威信，也会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四）加强行政指导内容的科学化、民主化。在制定行政指导之前，应该做好认真的市场调查和周密论证，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闭门造车，想当然地制定指导内容。这样才能使行政指导的内容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现实情况，符合群众的意愿。

（五）加强公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素质培养。避免由于公务人员的执法错误和道德缺失造成对相对方的损害和纠纷。

五、结语

在我国，行政指导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就应该更加重视行政指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诚然，很多专家学者在对行政指导的理论研究和救济手段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科学有效的成果，但是在实践中却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难以实现。所以说，行政指导实践的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96～301.

[2] 章剑生.论行政指导及其程序[J].浙江社会科学，2002，（6）：63～68.

[3] 章志远.行政指导新论[J].法学论坛，2005，（5）：58～65.

第3篇

一、城市低碳交通的重要性及其难点

世界碳排放的三大产业为电力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我国亦不例外。我国交通运输业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总量的22%，氮氧化合物占50%以上，一氧化碳占80%~90%。在电力行业，本世纪初就已启动了节能减排以及新能源替代的专门立法；在建筑供热领域，则有2008年实施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而低碳交通运输业的专门性行政法规则迟迟未能面世。在看到低碳交通运输业的重要性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难点之所在。交通能源的特殊性使它具有高消耗、低效率以及石油对外依存度急剧增高的特点，而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又使得推行低碳经济可能会加重其负担，对经济发展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二氧化碳虽然还未归于污染物之列，但由于对环境同样造成了严重影响，故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与已发展多年的环境经济相类比。在我国之前的各行业环境立法及低碳立法中，强制性行政行为一直都是主要的调整手段，而当我们将目光放在低碳交通运输业之上时，会发现强制性行政行为在这一领域的弊病逐渐凸显，特别是对于占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很大部分的城市交通更是如此。笔者将在本文中论证强制性行政行为在城市低碳交通建设当中的不足之处，并讨论以行政奖励这一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要手段，达成建设城市低碳交通目标的可能性。

二、强制性行政行为与行政奖励在城市低碳交通建设中的优劣比较

与电力业、建筑业以及物流等其它交通运输行业相比，城市交通的特殊性在于其碳排放大多来自于个人出行，私家轿车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与之不相匹配的道路建设是其主要原因。在其余行业中，低碳建设的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相对人大多为企业，如电力业中的代表是电力企业，建筑业中体现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等，所以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可以获得很多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城市低碳交通建设中的行政相对人则以个人为主要构成，这也导致了行政主体所采取的行政行为应有所改变。具体而言，在城市低碳交通建设当中，强制性行政行为与作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行政奖励的优劣比较如下：首先，传统的强制性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拨乱反正”的举措。这一特点在我国之前的环境立法中屡见不鲜，如《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等，这就决定了这种调整机制的实际作用具有滞后性，适用范围也应有所限制。而行政奖励则可通过可期待利益引导行政相对人按照政府意向配置资源，属于“未雨绸缪”的预先措施。在城市低碳交通建设中，由于私家轿车的急剧增加反映了人民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普遍意志，而其与道路建设、轨道交通建设滞后二者是一对暂时难以调和的矛盾，笔者认为采用强制性行政行为显然为时尚早，而运用行政奖励来进行调整则是较优的方案。其次，强制性行政行为缺少社会认同感，而这种社会认同感正是低碳经济发展当中所必需的。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运作是单向的，就本质而言，其效果是以对社会个体的利益进行限制和剥夺为基础来达成的，故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缺少群众基础与社会认同感。低碳经济的发展任重道远，中国才刚刚起步，我们可以看到低碳经济的概念还并未普及，还并未深入到大多数人的生活概念之中。而行政奖励一方面表明了政府的政策取向和价值偏好，另一方面则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行政相对人实现行政目标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城市低碳交通建设中，每个公民都是切身的参与者，只有将政府的行政目标融于积极的引导鼓励之中，尊重个体的独立意志和行为选择自由，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最后，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行政成本远高于行政奖励。这里的行政成本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行政组织成本。行政组织成本是指构成政府组织机构所花费的各种费用的总和，主要包括政府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以上文提到过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为例，该条例设置了统辖淮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小组，以行使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行政管理权。在已有机构的情况下，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而另设机构，显然是对行政组织成本的极大增加。而行政奖励主要依赖于行政相对人的自由选择，以“申报———给付”为主要过程，可以精简组织机构，节省行政组织成本。第二，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行政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与行政公正相悖。强制性行政行为是由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不利决定产生的，所以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措施配合来保证行政公正，比如行政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而这些措施在保证行政公正的同时，也对行政效率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通说认为，行政奖励作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给予行政相对人利益，可以不经过行政听证，而行政奖励所引发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在实践中也很少发生。由此可见，行政奖励可以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第三，行政执行成本。行政执行成本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决策、实现行政决策目标的全过程中耗费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总和。同样如上所述，组织机构的冗繁、行政人员数量的增多必将导致行政执行成本的增加。而在城市低碳交通建设中，行政相对人是每个公民，如果采用强制性行政行为，如此庞大的行政相对人数量也必将使得行政执行成本难以控制，甚至最终超过可能带来的收益。采用行政奖励的手段进行调整，则更加灵活，也更易于执行。

第4篇

关键词：行政后勤；企业发展；改进措施

1.行政后勤管理概述

1.1行政后勤管理概念

行政后勤管理，顾名思义是为企业运转提供辅助的活动，通过对企业资源的合理调配以及日常辅助事物的有效协调，来保障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1.2行政后勤管理的职能

形象地说，行政后勤管理就是企业的“大管家”，管理内容涵盖了人、财、物等诸多方面，工作内容繁杂，属于综合性职能部门。具体来说，行政后勤管理部门承担着落实职权部门安排，联系好企业员工的重要职能，工作范围涵盖了综合性事务管理、服务性事务管理以及临时性事务的协调等。随着企业管理体制的发展，行政后勤管理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企业对行政后勤管理工作的重视度不断提高，行政后勤管理的职能日趋成熟。

1.3行政后勤管理的特点

首先是工作繁杂，行政后勤管理几乎涵盖了企业业务与政务以外的所有内容。其次是工作满意度要求高，行政后勤管理工作与企业员工联系较为紧密，一旦出现疏漏，容易导致员工出现不满情绪。最后是工作内容不确定性大，行政后勤管理中的许多工作是临时性和应急性的，需要相关人员有效协调好事件冲突，合理安排临时性工作。因此，行政后勤管理人员要具备一定的应变能力。

2.行政后勤管理工作的作用

2.1为企业的职能活动提供物质保障

行政后勤管理通过对企业物质以及非物质资源的合理调配，能够为企业的经营和生产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2.2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

前述分析提到资源调配是企业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包括人与岗位适当性的协调问题以及企业资金使用的把关问题，通过一系列的行政管理共工作，能够使企业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避免人力资源错配或者物质资源使用不规范而出现的资源浪费问题。

2.3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行政后勤管理与企业员工的利益联系较为紧密，高质量的行政后勤管理能够为员工营造出舒心的工作环境，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更好地发挥自身价值，推动企业的发展。

3.行政后勤管理现状

结合我国企业行政后勤管理的普遍情况，可以将行政后勤管理现状划分为以下几类：

3.1单纯消耗型

行政后勤管理工作的内容之一是做好企业职工的福利管理，然而福利管理的资金需要从企业经费列支，且多数以日常生活用品的发放为主，导致行政后勤管理成为了单纯消耗的部门，没有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3.2被动服务型

该类型的行政后勤管理工作没有进行科学规划，仅仅从满足企业经营或者生产需求的角度提供后勤保障服务，在企业各部门中处在被动地位，员工工作热情不高，不利于企业行政后勤管理工作的改善。

3.3单纯福利型

行政后勤部门虽然负责员工福利的发放，但福利的内容和形式则是由企业的职权部门决定，后勤管理部门按照职权部门的决定落实具体工作，没有后勤管理的自主权，导致其在企业内部不受其他部门重视，工作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企业没有认识到行政后勤管理的重要性，对行政后勤管理部门人员的培训与考核力度均较低，导致该部门的工作人员逐渐丧失工作热情，影响了企业行政后勤管理工作的发展。

4.改进行政后勤管理的措施

4.1做好成本控制

企业要想实现长远发展，成本控制是非常关键的内容。首先，企业可以根据行政后勤管理的需要，制定成本控制奖励制度，对于成本控制效果显著的部门或个人，进行物质及精神奖励，调动行政后勤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其次，要对设备维修资金进行合理的支出使用，固定资产具有折旧属性，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固定资产的性能将会出现下降，重新购置需要花费数额较多的成本。因此，行政后勤管理部门要掌握各项机械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进行维护，降低设备故障出现的概率，例如企业的行政后勤管理部门要根据设备的采购时间、运行状况，制定出可行的维修方案和计划，保障设备处在良好的运行状态。

4.2转变工作职能

首先，企业的行政后勤管理要树立起产业化发展视角，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的辅工作，可以尝试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发挥自身专业化的优势为企业创造利润。其次，要改进工作模式，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逐渐形成企业资源节约型使用的模式。最后，要整顿组织机构。企业既要保障行政后勤管理工作的人员配备，也要避免出现权限重叠、岗位混乱的问题，保证各岗位职责明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提高行政后勤管理工作的效率。此外，企业可以建立起信息化的行政后勤管理模式，提高行政后勤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建立起员工交流平台，及时了解和解决员工最关心的问题，彰显人性化关怀。

4.3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首先，企业要保障行政后勤管理人员的工作素质，为行政后勤管理人员提供一定的交流和培训机会，例如优秀员工深造、主题拓展训练、茶话会等，形成积极向上的环境氛围。其次，企业要不断强化行政后勤管理员工的服务意识，建立起富有正能量的企业文化，营造出和谐的工作氛围。

结论

行政后勤管理是企业经营运转非常重要的环节，管理成果直接影响企业的整体发展，在企业运行过程中承担着提供物质保障、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等职能。从具体事物角度分析，行政后勤管理工作具有工作繁杂、满意度高以及临时性事务较多等特点，对岗位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因此，企业要不断反思行政后勤管理中的问题，制定改进措施。

参考文献：

[1]任建军.加强行政后勤管理措施的探析[J].江西建材，2016，09：288+293.

[2]阎涛，王婧婧.企业的行政后勤管理工作探讨[J].东方企业文化，2014，03：207.

[3]张帆.加强行政后勤管理措施的探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4，10：10.

[4]沈娟.加强行政后勤管理措施探讨[J].经营管理者，2014，20：93.

第5篇

【关键词】检验检疫 柔性执法 可行性

一、“柔性执法”的概念、意义及内涵

（一）“柔性执法”的概念

“柔性执法”的界定目前在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有些学者将其定义为“国家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利用非强制手段实施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和解、行政调解、行政奖励等一系列非强制手段在内的行政行为的总称”。

（二）“柔性执法”的意义

从现实意义而言，柔性执法是一种“文明、规范、平和、理性”的执法，视具体情况减少执法的强制力，扩大教育范围，缩小对立层面，便于实现法律效应与社会效应的有机统一。“柔性执法”是一个学理概念，是人们在反思过去及现有执法改革模式过程中，对行政执法模式的全新认知和阐释。

（三）“柔性执法”的内涵

由于“柔性执法”内涵的多面性，不仅单指行政指导，还包括更为广泛的形式和内容，在执法手段上，亦是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其执法手段和调节方式具有灵活多样和适度的弹性。同时，兼具柔和、及时、实用、注重效率等一系列突出特点和长处。

二、“柔性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现行的行政执法模式，从某种层面而言是“刚性执法”，在不顾及执法对象是否愿意的情况下强迫其服从一定意志的作为，是行政机关和经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确保管理职能得以实现的执法活动。但是，强制性的执法行为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实施及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柔性执法则是一种非强制性和互动性的执法行为，在实际操作来看，“柔性执法”的互动效果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既缓和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又提高了执法机关公信力。但是，因为柔性执法模式尚在探索、试行阶段，并未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和制度，且缺乏专门、系统的宣传，无法产生连惯性的影响效应，所以暂不能很好地顺应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只能通过信息采集和调研，制定出系统的程序和办法，确立“柔性执法”在行政执法中应有的法律地位。因此，只有作出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和措施，方能使已经树立起的执法形象和经验成果得到本质性、持续性的改善和发展。

三、检验检疫柔性执法的可行性

检验检疫柔性执法注重运用多种手段来引导相对人行为的正确方向，给相对人一定的灵活度，促使其选择最小成本的行为方式，克服强制执法的单一性、机械性和僵化性，体现民主协商与沟通的法治价值，直观地体现现代法治的平等、独立、民主、责任、宽容、尊重、信任和合作的人文主义精神。

中国加入WTO以来，检验检疫部门作为履行入世承诺、承担入世后有关规则实施的重要机构，作为担负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中用技术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主力军，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行政许可法》对检验检疫执法也提出了诸多考验。

在挑战和考验中，检验检疫部门可以以柔和、灵活、及时的“柔性执法”模式为依托，提高检验检疫执法水平，确保进出口产品质量，从而产生更为行之有效的执法效果，全方位、多角度地保障民生的根本利益。

（一）创新执法理念，树立服务意识

检验检疫部门要从思想上形成“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全新理念，将柔性执法细化于把关服务与行政执法工作中，使执法队伍由特权意识转化为服务意识，为实行柔性执法，实现良好的执法效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提高执法主体自身素质，强化执法的亲和力

由于执法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往往会给执法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的困难，这就要求检验检疫执法人员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基本思路，增强执法队伍的亲和力和专业素养。通过专家、教授讲课、执法现场观摩、典型案例解析、军事化训练等方式，提升执法队伍的执法能力和专业素养，树立亲民、爱民和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

（三）实行行政指导，减缓执法的对抗性

多样的执政手段是和谐社会对政府执法的一项基本要求，从行政法自身结构可以看出“行政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国家行为，可因时因地采取不同的策略”。　行政行为的自身特性要求执法主体采用灵活多样的执法手段，先行实施行政指导，给予行政相对人较大的选择空间，并以低小的成本收取较大的效益。在积极规范行政强制执法体系的同时，适时地引入柔性管理方式，在强制与非强制相结合的行政执法模式下引导相对人遵守或服从法律，实现预期的行政目的。

（四）刚柔相济，确保执法严肃性

讲求严格执法、刚性执法就产生简单粗暴，讲文明执法又导致执法不作为。为走出执法要么过严要么过宽的怪圈，适时地提出“柔性执法”的理念，检验检疫执法人员要以坚持严格执法为前提，灵活地采用柔性方式，实现执法效果和执法目的有机统一。从而，既落实严格执法，又体现文明执法，促成二者双赢，确保执法的有效性和严肃性。

四、结束语

“柔性执法”，即适度减少执法中的强制手段，以平和、理性、弹性的执法模式，实现法治效果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黎慈.柔性执法-和谐行政的有效保障[J].行政与法，2007.

第6篇

一、非权力行政方式的基本含义

所谓非权力行政方式，是指行政机关实施的不具有强制命令性质的非权力作用性的行政活动方式。其基本特点包括：它在法律关系上属于公法关系；它在性质上属于非权力作用，不以国家权力来单方性地拘束行政相对人；它既包括一部分无固有法律效果的单纯事实行为（如某些行政指导措施），也包括一部分较为柔软的法律行为或准法律行为（如属于双方法律行为的行政契约行为）；它往往具有诱导性和引导性；它有时以行政权力作为背景（相当于具有一定的事实上的拘束力），以保障它的实效性；它适用于整个行政领域，但主要是经济领域和部分社会管理领域；它在方式方法上往往采取非强制性非命令性的手段；等等。

非权力行政方式的具体表现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行政调查、行政公示、行政资助（扶助、补助），政府采购，行政经营，行政出让（拍卖），公共设施建设（开发）与提供服务，以及在狭义行政指导范畴之外的非拘束性行政计划，等等。在这些行为方式中，有的虽然具有一定的民事活动性质（如行政经营、政府采购、行政出让等等），但并非一般的民事行为，而带有显著的行政性（如公共管理性、国家政策性、行政目标性、官方导向性、政府品牌效应性等等），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在给付行政、服务行政条件下逐渐增多的一类行为。

非极力行政方式的适用范围很广，涉及行政领域的诸多方面，但主要运用于经济领域和一些社会管理领域中的给付行政、服务行政过程中，可以说是与给付行政、服务行政模式相联系相适应的一类行为方式（例如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给付行政领域原则上要求采用行政契约），它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协调高效运转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非权力行政方式是行政民主化潮流的产物，其产生发展带有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背景特点。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对经济与行政管理的社会需求不断增加，政府职能逐步扩大、丰富与活跃，特别是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潮流的推动和国家的福利性质逐渐增强，传统的管理行政、秩序行政逐步转向以给付行政、服务行政为特点的现代行政，以行政机关为中心和行政权力的单向行使为全部内涵的传统行政日益转向以注重人权和民主的现代行政，在此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行政方式的多样化、柔软化趋势，而行政指导、行政契约、非拘束性计划等非权力行政方式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现象；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依循行政法治原则来妥善解决。

二、非权力行政方式的合法性分析

依法行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是近代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准则，其最早最基本的含义是指行政必须服从议会法律。这种原初的法治观是对封建时代的人治观（此处的“人”，实为封建君主、领主，由他们一手把持行政，实行专断统治）的一种革命性超越。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法治传统的差别，人们对依法行政至今仍有不同理解，特别是大陆法国家和英美法国家的依法行政理念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既强调实质上的法治要求又重视形式上的法治要求，现已基本形成共识；而且随着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依法行政的概念也需要且正在逐渐发展演化，依法行政之“法”不再局限于国会立法，已逐渐扩大到行政立法、地方立法了。在引介进来的外国行政法的有关学说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日本的依法行政理念。按当代日本行政法学权威学者南博方教授的观点，依法行政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曰法律的保留；二曰法律的优先：三曰司法审查（指行政法上的一切纠纷均服从司法法院审判的统制）。在我国，行政法学界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到80年代末期才正式和明确地提出依法行政这个概念，而且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也逐渐深化。近期有学者专门撰文提出，依法行政就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其内涵包括职权法定、法律保留、法律优先、依据法律、职权与职责统一等等。

一般认为，与依法行政相比，行政法治是含义更广、层次更高、已包容依法行政含义在内的一个概念，是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的体现，或者说是贯彻现代法治原则最主要的领域，也是我国现阶段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和核心。用依法行政和行政法治的要求来观照非权力行政方式，不难看出依法行政和行政法治原则与非权力行政方式之间是相容相通相符的，非权力行政方式应纳入行政法治轨道上运行，其合法性是显而易见的。

而按学界约定俗成的也是目前最一般的理解，“权力”这个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可见，强制性和支配性正是权力的一些基本品格，承认这一事实和常识，与所谓“逻辑上是在支持专制”显然无关。例如，按英国学者R ？马丁博士的分析，与权力概念密切联系的有服从、强制、权威等概念，它们是从依赖关系的不平衡中衍生出来的；而不平衡依赖关系乃是以服从、强制、权威等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关键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前述那一类总体上不存在不平衡依赖关系的行为称为非权力行为（非极力行政方式），这是从性质上来理解和区分行政机关的行为所作出的划分。

国外行政法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公法关系中出现了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而且其界限日渐模糊）：一个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以支配服从的关系相处，由公权力强行约束的领域；一个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以平等和对等的关系进行互动，受公法的弱约束和私法的强约束的领域。以极端形式而言，前者如强行征用土地、警察强制执行、实施行政处罚等等，后者如行政经营、公用服务、政府采购等等（但行政指导、非拘束性计划等行为方式并无明显的私法强约束特性）。因此，公法关系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具有支配服从特性的公法关系，它体现了行政法中的权力性方面，可称之为极力型的公法关系；第二类是引进的（新出现的）具有一般管理和服务特性的公法关系。在非权力行政方式中，随着给付行政的拓展而运用得越来越多的行政契约具有一些特殊性，即虽然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非权力作用，但它在利用关系即表现形式上却属于一种行政行为（双方行政行为）。这些都表明各种非权力行政方式是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的，对此应予适当注意。

三、非权力行政方式的分类考察

限于篇幅，本文对表现形态多种多样的非权力行政方式无法一一论列。这里仅以行政指导、行政契约、非拘束性行政计划为例略加分类考察。

1.行政指导。　此概念首先出现于“二战”后的日本，目前在欧美国家则多称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或称为非正式行政行为、简便式行政活动等等。尽管各国学者对行政指导的理解不同，在术语表达上也有所差异，但可以说大致是指称的同一概念或同一类概念，所提出的关于行政指导的诸多定义之共同指向包括：行政机关是行政指导行为的主体；行政指导属于非权力强制性行为；指导者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其方式方法灵活多样；等等。因此，根据当代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成果与趋势，可将行政指导定义为：行政机关在其职能或职责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精神、原则、规范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指导、劝告、建议等非权力强制性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主动行为。行政指导是最具代表性和使用最广泛的非权力行政方式，其主要作用是：补充和替代作用；辅导和促进作用；协调和疏通作用；预防和抑制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指导主要运用于经济、科技和社会公益方面，特别是在经济管理领域运用得更普遍一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近二十三年来，由于行政指导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实务中日益显现出特殊的功效性和适应性，许多重要市场经济国家（如德法英美等国）对行政指导的态度都陆续发生了由否定到积极采用的变化，而且一些国家（如日、韩等国）已通过专门立法对行政指导行为加以规范。但相比之下，尽管随着我国市场导向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近些年来行政指导的必要性、功效性和可行性及其负面性日渐显露出来，学界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行政指导的研讨文章，仍由于我国曾长期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部分行政实务工作者受强调集权集中的传统观念束缚较深，在体制转型初期还难以重视和正确运用政府的柔软干预方式，学界对行政指导行为的研究也远远不够，因此许多人对行政指导还不甚了解。这显然不利于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运用和完善行政指导行为，也不利于行政法（学）的创新发展，此种状况亟待改变。

2.行政契约（也称行政合同）。　现在一般认为，行政契约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为执行公共事务，实现行政管理目标，适用行政法规则，依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设立相互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与一般的民事契约相比，行政契约具有五个特征：行政契约的双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机关；行政契约的双方意思表示必须一致；行政契约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在行政契约的履行、变更和解除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契约由专门渠道进行救济。我国现阶段的行政契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扩大行政参与，实现行政民主化；二是弥补立法不足，替代制定法规则；三是搞活国有企业，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促进国有资产的增值，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三大功能是行政契约在行政法（学）体系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理由。从我国的行政实务来看，行政契约主要包括：国家订货合同；公用征收合同；各种委托合同（如我国普遍推行的科研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合同；国有企业承包、租赁合同；公共工程合同（包括政府特许权协议即BOT主合同）；等等。

我国过去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关单一运用行政命令手段，忽视运用行政契约方式（即协商型的双方行为）来管理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即便在行政实务中偶尔采用某些带有行政契约性质的管理手段，也是不自觉、不规范的，有的甚至背离行政契约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而且学界也未重视对行政契约进行系统研究以指导实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行政管理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民主化要求的协商性、契约性、非权力强制性的管理手段日益受到重视，行政管理由单纯行政命令向行政命令、行政指导和行政契约等诸种手段并用转变。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根据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需要来拓展行政管理手段特别是采用多元化的相应法律调整方式就成为必然选择，近年来在我国行政实务中已较多采用行政契约手段，行政契约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

3.行政计划（非拘束性计划、指导性计划）。首先需要说明：广义的行政计划包括指导性（非拘束性）行政计划和指令性（拘束性）行政计划，前者是一种非权力行政方式，后者是一种权力行政方式。在当今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已极少有指令性行政计划，其行政法学著述中提到的行政计划一般就是指的狭义上的行政计划即指导性行政计划。我国实行市场导向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后，指令性行政计划日益减少，今后的行政计划基本上就是指导性行政计划，故此处的讨论对象特指狭义的行政计划即指导性行政计划。

所谓行政计划，在静态上是指为处理行政事务、实施行政事业或制定行政政策而由行政机关确定的行政指导性目标；在动态上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公共事业及其他活动之前，综合地提示有关行政目标和制定出规划蓝图，以具体明确行政目标，并进一步制定出为实现行政目标所必须的各项政策性大纲的活动过程。行政计划的作用，总的来说是设定指标性的行政目标来引导相对人以及行政主体自身的行为。由于在现代社会中计划手段的广泛运用，行政计划的作用（或者说功能）日趋复杂多样化，例如：引导和指导行政相对人的预期和行为；引导、联系和协调其他行政手段（包括行政法律手段）；通过确立科学、合理的行政目标来最有效地调动行政资源、实施行政活动；通过取得有关行政机关的共识和协调行政政策来提高整体行政效果；等等。就行政计划的适用范围而言，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计划在传统上主要用于国防事业、防灾救急等方面，表现为国防计划、防灾计划等保安性质的行政计划，其适用面较窄且政治色彩较浓；但“二战”以来随着国家干预的增多和行政民主的发展，行政计划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特别是经济管理领域）得到运用，行政计划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大大增强。行政计划的形式和内容非常多，可从多种角度分类，但在行政实务中最具操作意义的是从计划的性质、关系、程序等角度所作的如下分类（这些分类有所交叉）：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政策计划与狭义的行政实施计划；上位计划与下位计划；经过不同审批或决定程序的行政计划；等等。

考察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行政计划的情况不难看出，政府制定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行政计划对于相对人来说并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往往仅表明今后的奋斗目标，主要包括对增长率、物价水平、国际收支等指标作出预测，旨在为企业、公民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参考。可以说，这也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计划有其地位和作用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行政计划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对行政机关自身的行为也具有指引作用，能够减少行政活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助于整体推进各种行政活动，从而完整协调地实现行政目标。在现代社会，政府的引导、指导、服务、协调等职能逐步增强，同时行政管理需求的扩张也对行政计划提出了新要求，在这种趋势下行政计划的重要性必然凸现出来。

四、非权力行政方式的现实问题和法治化对策

无需讳言，非权力行政方式在行政实务中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同时也存在一些现实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非权力行政方式的操作不够规范，制度化程度不高，监督与救济机制不够完善，应有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有关研究和共识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或多或少、程度不等地存在于我国各地和各级政府机关的行政活动中，制约着非权力行政方式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因而必须按照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从观念、规范、制度等诸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妥善解决，以提高非权力行政方式的法治化水平，积极克服其负面效应，从而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和行政法治原则的贯彻落实。在现阶段可采取的若干对策主要有：

1.变革行政法文化，摒弃陈旧观念，树立新的行政法观念。只有转变观念才能更好地认识新事物。要按照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普遍树立起给付行政、服务行政、积极行政、柔软行为方式、兼顾平衡协调等现代行政法观念，以更好地指导行政实践，实现行政方法手段的多样化、高效化和法治化。

2.坚持科学、民主、法治精神，积极稳健地提高行政效率。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摆正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要处理好非权力行政方式与权力行政方式的关系，做到二者分工配合、各展所长、共同发展。

3.积极采用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管理新方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掌握运用权力行政方式的同时，还应积极学习和灵活运用各种非权力行政方式，特别是那些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特点的柔软管理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契约、非拘束性计划、行政奖励、行政资助（扶助、补助）、政府采购、公共设施建设（开发）与提供服务等等。

第7篇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责任；实施机制

一、法律责任概述

关于法律责任，现代法学家对它的理解主要是强调责任的可归责性和处罚性。凯尔森指出：“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的行为负责，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为时，他应受制裁”。我国法学家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将法律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在这里澄清几个相关概念：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制裁。有法律责任不一定承担法律制裁，在主动承担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法律制裁。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义务。比如：在存在义务的条件下，如果义务人正确地履行了义务，也就不发生责任问题。因此，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是三个密切相关但又不

能等同的概念。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产生的理论依据及必要性

（一）解读法律责任的含义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解读法律责任的含义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经济法学者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

1、经济法的发展催生了经济法责任。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被打破，并走上合作与融合，“国家之手”也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经济法责任具有鲜明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经济性是指它是国家协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责任；社会性是指这种法律责任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体现着经济法的社会本位。

2、社会责任的兴起促进了经济法责任的发展。经济法被视为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责任的发展将有助于社会责任的实现。以公司的社会责任为例来探讨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所谓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但是，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至上的观念决定了传统公司法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而不利于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建立起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框架。如：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实现而言，政府可以采取对那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予以肯定、保护和褒奖等方式来予以推进，并设计出强有力的经济利益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同时，打破传统的诉讼理念，授以非股东以诉权，从而保障社会责任的实现。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产生于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

根据经济法的“国家三重身份论”，国家具有三重身份，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经济管理者，还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相应地形成了行政管理权、经济管理权、国有资产所有权。其中的经济管理权是产生经济责任的重要源头。明确规定政府经济管理权的范围、行使程序，承担的相应义务是十分必要的。经济责任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解决政府的低效率及寻租行为。而这种责任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不可替代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局限性。由于民法和经济法的性质、价值、法治理念、调整对象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以个体利益为本位的民事责任体系无法解决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的责任问题。此外在我国，行政责任的威慑力已大大减弱，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日益猖獗，原因在于行政责任处罚的乏力，现实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够规制政府的经济行为的责任体系，这就是经济法责任。

2、经济法责任形式和制裁方式的独特性。具体来说：第一，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个人等基本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后果。（1）经济制裁的方式。包括：罚款、减少、停止或提前收回贷款、强制转移财产所有权，如征购、征用，强制转移使用权，如强制许可使用等。（2）经济行为制裁。包括：强制整顿、吊销生产许可证等。（3）经济信誉制裁。包括：通报批评、撤销荣誉称号、取消或限制从事某些经济活动资格等。第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法律后果。这主要是经济管理行为责任和制裁。其制裁方式包括：责令减、免被管理主体原来规定需上交的利润和收费；撤销摊派；停止、纠正或撤销错误或不正当干预、管理行为；限制或剥夺经济管理权等，此外，还包括经济制裁方式如赔偿损失等。

三、经济法责任的特点

（一）从责任目的上来看

经济法责任侧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受侵犯，这便使它与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有了实质上的区别。

至于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广大公民的利益。”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就是那些广泛地被分享的利益。”笔者则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的个体所共同享有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产品安全、公平竞争秩序和善良风俗维护等内容。

（二）从归责原则上来看

经济法律责任侧重于公平归责。公平归责原则是现代立法的产物，在经济法中广为使用，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中更是如此。

（三）从责任形式来看

限制或剥夺经营资格和经济补偿是经济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

（四）从免责条件上看

经济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主要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无责任能力等。

四、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及局限性

法律实施机制构成有四个要素，即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我国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是沿用民商法、行政法的实施机制。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受损害的个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但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却没有办法提讼，即现行法律不承认公益诉讼。

我国现行经济法没有独立的法律实施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忽视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其二，忽视了经济法保护的权利与民法、行政法保护的权利的区别。法律责任的局限性决定了经济法律责任存在局限性。屡禁不止的、大量存在的违法现象告诉我们：法律责任的作用是有限的，仅有惩罚是不行的。要充分认识到法律责任并不是保护法律关系不受侵犯的唯一手段和措施。

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和认识到了经济法律责任制度在保护经济法律关系方面的局限性，并已开始用“奖励”与“惩罚”并举的模式构建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

如杨紫煊教授就主张应实施奖惩制度，保护经济法律关系，认为：“在经济法中，国家既对惩罚又对奖励做出了规定，并且均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经济法的特征之一。奖惩制度是经济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刘隆亨教授也主张建立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并认为“对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经济法规定的各种奖励措施，也是重要方法。”王全兴教授同样主张经济法责任制度与经济法奖励制度并举。

五、经济法法律责任实施机制的完善

（一）完善救济机制——实现经济诉讼

经济法律、法规有权利义务而无诉权，导致了行政与司法的混同现象，使法律判断偏离了司法轨道。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极少有反映经济法特殊性的程序法规范，造成一直以来经济纠纷案件在本质上是民事纠纷案件的错觉。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诉权理论的不发达。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如果在单一的经济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决经济冲突中的有关问题，可以保证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二）实行经济诉讼应注意的问题

诉讼机制是实现经济法责任的重要手段。目前，经济法责任引起的诉讼一般称为经济公益诉讼。

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客观存在并日益严重，虽然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公益诉讼的理念深已入人心，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机制已是学界共识，建立独立的经济公益诉讼程序是必然之举。这样可以确保违反经济法责任的行为受到法律制裁。

经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包括：第一，侵犯国有及集体所有资产的案件；第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第三，妨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案件。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是一条基本的原则或规律，其理由是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适格的原告和被告，法院也没有能力解决此类纠纷且此类纠纷也不适合法院来解决。

在建立经济公益诉讼时，要借鉴共同诉讼和代表诉讼的理论，其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打破原告适格理论、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诉讼费用制度、奖励胜诉原告制度等。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邓峰.论经济法上的责任[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9).

3、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人大复印资料,2003(1).

第8篇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基础。

（一）研究困境与相互需求。

新世纪的国内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陆法系“确定性”之要求，与正在全面渗透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之间的矛盾已经日渐明显，早期为缓和这一矛盾而兴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质疑的“软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弥补”、“进化”的路径上虽然有所成就，但同时亦遇到了自身困境：

1.替代“严格规则主义”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念，难以摆脱国内法律文化的约束，“法律解释体制上的禁锢？？

以及真正意义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P310-311），使得现阶段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实践结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仅仅只是从一些经典案例的解读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而学者基于这一观察提出的“赋予法官解释权”、“建立判例解释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涉及到司法改革这一沉重话题，成为现阶段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寻找可以规避司法改革的缓冲方法成为必须。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内在要求与晚近兴起的软法理论品格恰好契合，与司法改革相对的是，软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并不需要司法作为保障，软法机制更多依靠“自愿规则”得以运行，它不需要强制力的介入，它强调的不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倘若利用软法机制诠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绕开“司法改革”的藩篱。

2.对于软法而言。尽管批判逐渐减弱，理论界亦开始对其渊源、运行机制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软法理论本身深化的趋势却很缓慢，这主要是因为：（1）它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国家和司法实践方面也少有支持；（2）“软法理论通常以彻底的主观主义的立法观念为预设前提。依这种观念，国家可以制定任何它们所希望制定的规范，软法规范也是如此”，[2]这暴露了软法机制的最大缺憾――精神指导的模糊性（非理性化）。

而更加为难的是：“软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决于的统摄，但“”这一话语固有的不确定性，却使得于此之下构建“精神指导”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领域内寻找到一个具体替代机制便是当务之急。在众多理论游说中，笔者观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应性，正如学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则承载着人权、民主、法治基本价值和精神”，[3]（P146）如果我们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软法制定、实施的指导精神，一方面可以对软法偏离法治原则、违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现象予以源头上的治理，实现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话语的不确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动的合法性保障。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欲实现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之间的互动，前提条件是二者在本质属性上应为一致，只有确立了此种前提，才能保证互动的合法性，才能保证互动不是由“法律规范”流向“其他社会规范”，不是变相的侵害人权。申言之，本质属性是否一致的核心论调应该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皆应属于法的范畴。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法的关系，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一般认为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后者――软法与法的关系。事实是，现阶段软法为法的本质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担忧，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认为缺少“强制力”这一基本因素的软法论调，很难取得传统概念上的认同。于是，针对这一问题，软法学者从法社会学角度做了细致的推演，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些规则根本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机会，（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规则视为非法律。”[4]比如行业自律规范，柔性法律文本等等；并认为法是“由那些旨在型构或裁定大量人类行为的模式或者尺度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处理单一的个别情形的瞬变且具体的指令构成的。”[5]（P250）无论如何让渡于灵活性之目的，软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法的范畴的，是不同于道德和习惯的。软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从而是人们的行为规则；软法不是对人们的内在心理，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从而这种约束力是外在的；软法是一定人类共同体通过其成员参与、协商方式制定或认可的，从而其内容具有相应的民主性、公开性、普遍性和规范性。[6]软法完全契合法的基本要素，软法首先是法。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同时需要注意，这一互动事实并不以本文为起点的，事实上，在过去发生行政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的隐性精神指导。

一般认为，软法渊源主要包括：政法惯例、公共政策、自律规范、专业标准以及弹性法条。[7]（P189-201）笔者认为，在既已存在的软法规范中，“行政法基本原则”时常扮演软法规范制定的精神指导角色：（1）要求软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具备相应程序，如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草案讨论等等。“卫生部办公厅的征求《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对于“征求意见”本身为硬法制定的必经程序，但在《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这一软法制定中亦有相应体现；（2）在软法规范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内容。

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等。”其分别体现了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以及行政正当原则；（3）作为软法实施的过程指导。

如南通市工商局港闸分局《南通工商局港闸分局二〇〇七年法制工作意见》中就规定：“在执法过程中所有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软法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参照软法规范执法，要遵守“告知”、“送达”等程序，这实质上是“行政正当原则”对软法实施的渗透。

（二）软法作为“基本原则实践操作”的缓冲方法——以“禁止过度原则”为例。

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如果否认软法机制的存在，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合法性支持，于是它会主动将软法机制作为其链接实践的缓冲方法，这里我们选取行政均衡原则之子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为例加以说明，“禁止过度原则”主要包含两个要素：“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我们所说的软法缓冲亦是在此二者中发生：（1）、就“必要性原则”而言，其要求如果国家还可以采取其他具有同样效果但使公民负担更轻的手段的话，则现行手段即为不必要（nichterforderlich）的。[8]（P42）对此以软法视角加以理解，即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时，可以采用典型行政行为的方式，同样也可以采用非强制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之软法方式，即软法手段可以作为“禁止过度原则”链接实践的考虑方向。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德化洵中有7个加油站没有营业执照，当地工商局并没有依照传统做法加以取缔，而是运用行政指导的方法要求停业整顿。最后，有5家加油站完善了手续，恢复了营业，得到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9]（2）、就比例性原则而言，其要求行政主体“若有必要采取行动，其行动手段应该尽可能柔弱，其严厉程度应与其要达到的目的相称或成比例，而不能轻易而随意地动用严格法手段”。[10]（P138）应当尽量运用“合作”、“协商”等软法手段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软法手段固有的灵活性、协商性等特点，可以使得过程和结果之间的比例达到最优，如近日“江苏省无锡市强拆1241个报刊亭，导致市民无法买报”，便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①三、精神指导的限度与缓冲方法的扩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予以精神指导的限度。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来说，行政法基本原则才真正属于公法的视野，而“软法”仅仅只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公法关注与类的价值、等级秩序、正当程序、规则与标准、体系的一致性、制度实践的方式与稳定性。而新公共管理则关注灵活性，它假定国家太大、花费太高。”[11]（P142）罗豪才先生在总结软法存在非理性状态时也这样说道：“软法先天的非理性其实只是潜在的、微弱的”[12]（P79）这提醒我们：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追求的价值存在明显的紧张，我们一方面需要以基本原则为指导，将软法纳入社主义法治轨道；同时也要察觉软法与传统公法之间存在的差异，尊重软法本身的属性空间，软法“外在”的非理性，并不等于基本原则的精神指导可以无孔不入。相反，我们要尊重软法灵活、协商、主动纠错等方面的价值，只有在软法违背自由、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时才予以干涉。如果我们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过于苛刻，会直接影响到软法本身之灵性，那么互动的实质便成为对软法的否定了。[]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缓冲方法的扩展。

必须承认，上文所述的抽样分析仅仅只是对实践的深度解剖，大部分的执法主体并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应当允许软法其在合理范围内延伸，扩大对实践的操作。

1.软法对“行政法定原则”的扩大诠释。随着二战德国形式主义的法治国走向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法治国的工具主义思想早已融入了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思想之中，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已是行政法定原则的必然趋势。然而，“实质主义法治”的外延究竟有多大，“实质”之意是否包括政策？是否包括行政惯例？是否包括专业标准等等？如果说否定这些软法渊源，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而依照上述软法渊源所作行为便有悖于“行政法定原则”呢？从传统理论上来说，这一推论是成立的，但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2006年三月，江苏省南通市下属的启东市公安局出台了一个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行为奖励办法》（简称《奖励办法》），文件规定驾驶员如果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可以根据立功程度相应扣减其交通违章处罚记分，从传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一规定和行政法定原则相违背的，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违章必须扣分，《奖励办法》本身有悖《立法法》。但事实上该行为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做法。这便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基点，从软法角度扩充理解行政法定原则的内涵。笔者认为，于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法定原则”，其行为依据不仅包括“硬法渊源”，在软法渊源完全具备基本的理性要素时，应当将“软法渊源”纳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实践对“行政法定原则”的理解。

2.软法对“行政正当原则”的理念更新。在法律对行政控制模式的选择上，“行政正当原则”以其过程监控为优势而倍受青睐。按照传统理解，行政正当原则主要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三项内容，具体表现为听证、避免偏私、告知等程序。笔者认为，在硬法模式下的行政正当原则，由于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分割，实质上是很难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如每年举行的价格听证会以及《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僵化等等。

在行政管理理论中，“硬法”调控下的法的程序结构是反应型的、防卫型的、封闭型的，相对人所谓的“参与”，实质是“协作”，而不是“合作”。②协作的实质是相对人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被动地、机械地完成行政机关的程序要求，从而使行政机关避免由此而造成的诉讼事件。但是，“合作”是不能被强制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补充对“行政正当原则”的认识，在传统基础上加入“软法理念”，加入软法实施机制中的“定期交流程序”、“学习和批评程序”、“自我评估程序”等等，从而将治理模式下的程序模式，构建为“前摄型的、事前的、开放的、宽容的”合作结构[13]（P138），变“协作”为“合作”，变“单向度的社会控制”为“合作式控制”，变“僵化程序”为“开放协调”。

3.软法对“行政均衡原则”的实践保障。“行政均衡原则”一般包括平等对待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基于上文已经将平等对待原则进行抽样分析，故而此处不獒。笔者从软法角度对余下两项子原则的实践路径予以重新探讨：（1）平等对待的原则。在平等对待原则的逻辑框架中，存在着制定法与习惯法界分，从而构成“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内容。笔者选取后者加以分析，所谓行政自我拘束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做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做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14]

其主要意义在于“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未有明确、具体规定情况下，应受行政惯例的约束。”[15]（P218）可以看出，其实践路径并不涉及“硬法”内容，更多是依靠软法渊源中的“行政惯例”。故而，在软法话语未出现时，学者对此慎言道：“在公众将行政机关视为自由的威胁而非权益的保护者，是异己的力量而非信赖的对象的情况下，引入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社会效果是值得怀疑的。”[16]（2）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本质上属于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17]（P228-231）其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与道德之间存有密切联系，对其实践操作的终极手段依靠的亦是行政主体的道德感悟（如诚信政府）。尽管有学者提出以“民主机制”、“法制化”、“司法审查”三位一体模式，从外部环境上建构诚信政府，落实信赖保护原则。[18]（P276-285）但却难以在“行政主体主动性”上有所作为，究其原因，在于硬法模式下法律与道德的清晰界分。然而，这一不足在软法机制中却是可以避免的，软法规范是自我实施的，一定程度上“依靠社会认可、讥讽、信誉等来执行”，它大部分“可以转化为个人道德，人们出于负罪感和羞耻感而自觉遵守它。”[19]（P265）因此，采用软法机制的作用，可以使行政主体出于自身的道德律，主动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四、结语。

总之，“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是公法领域内两个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发现仅仅是对既定实践的事后考察。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互动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其对于软法而言，可以利用在判例中总结和成长起来的行政基本原则，予以全方位精神指导，提高软法本身的理性精神，扩大软法理论研究的范畴，更好地实施“公共治理”；同时，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而言，可以运用软法无须“以司法作为保障”、“充分体现合作精神”、“完善行政主体的主动精神”等优势，拓展基本原则的内涵理解，提高基本原则本身的可操作性。

注释：

①2009年2月25日，无锡市城管局在没有经过听证程序的情况下，以“未经合法审批”为由做出决定，关闭、拆除市区1241个报刊便民亭，引起市民强烈不满。参见“江苏省无锡强拆1241个报刊亭，市民无法买报”[N].现代快报，2009-2-25.

②协作和合作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协作是强制性的，但合作不能被强制；合作是建构性的，而协作则是构成性的。合作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而协作仅仅是发生在这些关系和制度之中的总体上被动的行为。参见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社会科学研究，2008，1，49—53.

摘要：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领域“规则之治”转而“原则之治”的时代课题，与正被学界广泛关注的“软法”概念，二者在生存背景、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动的。前者往往在软法运行机制中扮演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后者亦以“无须司法作为保障”为优势，成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实践应用的缓冲方法。

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精神指导

参考文献：

[1][3][15][17]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魏武译。冗余的软法[J].行政法学研究，2008，（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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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功德。公域软法规范的主要渊源[A].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德]伯阳（BjornAhl）。德国公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莫于川。行政管理革新与法治政府建设——应以法治和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下的行政管理新举措[M].南都学刊，2008，（4）：41.

[10][13]瞿小波。软法概念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公共治理之关系和软法概念之证立的初步理论[A].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韦德·麦克兰奇兰。公共服务法与新公共管理[A].迈克尔·塔格特主编。行政法的范围[C].金自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第9篇

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精神指导

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行政法学研究的面向需要有所改变，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的兴起以及晚近“软法”现象的萌芽，便是理论对现实的呼应。在二者兴起至僵化的变迁中，笔者观察到这一现象：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在“生存背景、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动的，前者往往在软法运行机制中扮演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后者亦可以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实践应用的缓冲方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基础。

（一）研究困境与相互需求。

新世纪的国内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陆法系“确定性”之要求，与正在全面渗透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之间的矛盾已经日渐明显，早期为缓和这一矛盾而兴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质疑的“软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弥补”、“进化”的路径上虽然有所成就，但同时亦遇到了自身困境：

1.替代“严格规则主义”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念，难以摆脱国内法律文化的约束，“法律解释体制上的禁锢？？

以及真正意义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P310-311），使得现阶段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实践结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仅仅只是从一些经典案例的解读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而学者基于这一观察提出的“赋予法官解释权”、“建立判例解释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涉及到司法改革这一沉重话题，成为现阶段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寻找可以规避司法改革的缓冲方法成为必须。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内在要求与晚近兴起的软法理论品格恰好契合，与司法改革相对的是，软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并不需要司法作为保障，软法机制更多依靠“自愿规则”得以运行，它不需要强制力的介入，它强调的不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倘若利用软法机制诠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绕开“司法改革”的藩篱。

2.对于软法而言。尽管批判逐渐减弱，理论界亦开始对其渊源、运行机制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软法理论本身深化的趋势却很缓慢，这主要是因为：（1）它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国家和司法实践方面也少有支持；（2）“软法理论通常以彻底的主观主义的立法观念为预设前提。依这种观念，国家可以制定任何它们所希望制定的规范，软法规范也是如此”，[2]这暴露了软法机制的最大缺憾――精神指导的模糊性（非理性化）。

而更加为难的是：“软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决于的统摄，但“”这一话语固有的不确定性，却使得于此之下构建“精神指导”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领域内寻找到一个具体替代机制便是当务之急。在众多理论游说中，笔者观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应性，正如学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则承载着人权、民主、法治基本价值和精神”，[3]（P146）如果我们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软法制定、实施的指导精神，一方面可以对软法偏离法治原则、违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现象予以源头上的治理，实现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话语的不确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动的合法性保障。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欲实现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之间的互动，前提条件是二者在本质属性上应为一致，只有确立了此种前提，才能保证互动的合法性，才能保证互动不是由“法律规范”流向“其他社会规范”，不是变相的侵害人权。申言之，本质属性是否一致的核心论调应该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皆应属于法的范畴。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法的关系，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一般认为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后者――软法与法的关系。事实是，现阶段软法为法的本质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担忧，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认为缺少“强制力”这一基本因素的软法论调，很难取得传统概念上的认同。于是，针对这一问题，软法学者从法社会学角度做了细致的推演，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些规则根本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机会，（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规则视为非法律。”[4]比如行业自律规范，柔性法律文本等等；并认为法是“由那些旨在型构或裁定大量人类行为的模式或者尺度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处理单一的个别情形的瞬变且具体的指令构成的。”[5]（P250）无论如何让渡于灵活性之目的，软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法的范畴的，是不同于道德和习惯的。软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从而是人们的行为规则；软法不是对人们的内在心理，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从而这种约束力是外在的；软法是一定人类共同体通过其成员参与、协商方式制定或认可的，从而其内容具有相应的民主性、公开性、普遍性和规范性。[6]软法完全契合法的基本要素，软法首先是法。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同时需要注意，这一互动事实并不以本文为起点的，事实上，在过去发生行政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的隐性精神指导。

一般认为，软法渊源主要包括：政法惯例、公共政策、自律规范、专业标准以及弹性法条。[7]（P189-201）笔者认为，在既已存在的软法规范中，“行政法基本原则”时常扮演软法规范制定的精神指导角色：（1）要求软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具备相应程序，如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草案讨论等等。“卫生部办公厅的征求《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对于“征求意见”本身为硬法制定的必经程序，但在《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这一软法制定中亦有相应体现；（2）在软法规范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内容。

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等。”其分别体现了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以及行政正当原则；（3）作为软法实施的过程指导。

如南通市工商局港闸分局《南通工商局港闸分局二〇〇七年法制工作意见》中就规定：“在执法过程中所有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软法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参照软法规范执法，要遵守“告知”、“送达”等程序，这实质上是“行政正当原则”对软法实施的渗透。

（二）软法作为“基本原则实践操作”的缓冲方法——以“禁止过度原则”为例。

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如果否认软法机制的存在，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合法性支持，于是它会主动将软法机制作为其链接实践的缓冲方法，这里我们选取行政均衡原则之子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为例加以说明，“禁止过度原则”主要包含两个要素：“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我们所说的软法缓冲亦是在此二者中发生：（1）、就“必要性原则”而言，其要求如果国家还可以采取其他具有同样效果但使公民负担更轻的手段的话，则现行手段即为不必要（nichterforderlich）的。[8]（P42）对此以软法视角加以理解，即在实现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目的时，可以采用典型行政行为的方式，同样也可以采用非强制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之软法方式，即软法手段可以作为“禁止过度原则”链接实践的考虑方向。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德化洵中有7个加油站没有营业执照，当地工商局并没有依照传统做法加以取缔，而是运用行政指导的方法要求停业整顿。最后，有5家加油站完善了手续，恢复了营业，得到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9]（2）、就比例性原则而言，其要求行政主体“若有必要采取行动，其行动手段应该尽可能柔弱，其严厉程度应与其要达到的目的相称或成比例，而不能轻易而随意地动用严格法手段”。[10]（P138）应当尽量运用“合作”、“协商”等软法手段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软法手段固有的灵活性、协商性等特点，可以使得过程和结果之间的比例达到最优，如近日“江苏省无锡市强拆1241个报刊亭，导致市民无法买报”，便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①三、精神指导的限度与缓冲方法的扩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予以精神指导的限度。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来说，行政法基本原则才真正属于公法的视野，而“软法”仅仅只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公法关注与类的价值、等级秩序、正当程序、规则与标准、体系的一致性、制度实践的方式与稳定性。而新公共管理则关注灵活性，它假定国家太大、花费太高。”[11]（P142）罗豪才先生在总结软法存在非理性状态时也这样说道：“软法先天的非理性其实只是潜在的、微弱的”[12]（P79）这提醒我们：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追求的价值存在明显的紧张，我们一方面需要以基本原则为指导，将软法纳入社主义法治轨道；同时也要察觉软法与传统公法之间存在的差异，尊重软法本身的属性空间，软法“外在”的非理性，并不等于基本原则的精神指导可以无孔不入。相反，我们要尊重软法灵活、协商、主动纠错等方面的价值，只有在软法违背自由、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时才予以干涉。如果我们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过于苛刻，会直接影响到软法本身之灵性，那么互动的实质便成为对软法的否定了。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缓冲方法的扩展。

必须承认，上文所述的抽样分析仅仅只是对实践的深度解剖，大部分的执法主体并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应当允许软法其在合理范围内延伸，扩大对实践的操作。

1.软法对“行政法定原则”的扩大诠释。随着二战德国形式主义的法治国走向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法治国的工具主义思想早已融入了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思想之中，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已是行政法定原则的必然趋势。然而，“实质主义法治”的外延究竟有多大，“实质”之意是否包括政策？是否包括行政惯例？是否包括专业标准等等？如果说否定这些软法渊源，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而依照上述软法渊源所作行为便有悖于“行政法定原则”呢？从传统理论上来说，这一推论是成立的，但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2006年三月，江苏省南通市下属的启东市公安局出台了一个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行为奖励办法》（简称《奖励办法》），文件规定驾驶员如果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可以根据立功程度相应扣减其交通违章处罚记分，从传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一规定和行政法定原则相违背的，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违章必须扣分，《奖励办法》本身有悖《立法法》。但事实上该行为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做法。这便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基点，从软法角度扩充理解行政法定原则的内涵。笔者认为，于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法定原则”，其行为依据不仅包括“硬法渊源”，在软法渊源完全具备基本的理性要素时，应当将“软法渊源”纳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实践对“行政法定原则”的理解。

2.软法对“行政正当原则”的理念更新。在法律对行政控制模式的选择上，“行政正当原则”以其过程监控为优势而倍受青睐。按照传统理解，行政正当原则主要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三项内容，具体表现为听证、避免偏私、告知等程序。笔者认为，在硬法模式下的行政正当原则，由于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分割，实质上是很难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如每年举行的价格听证会以及《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僵化等等。

在行政管理理论中，“硬法”调控下的法的程序结构是反应型的、防卫型的、封闭型的，相对人所谓的“参与”，实质是“协作”，而不是“合作”。②协作的实质是相对人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被动地、机械地完成行政机关的程序要求，从而使行政机关避免由此而造成的诉讼事件。但是，“合作”是不能被强制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补充对“行政正当原则”的认识，在传统基础上加入“软法理念”，加入软法实施机制中的“定期交流程序”、“学习和批评程序”、“自我评估程序”等等，从而将治理模式下的程序模式，构建为“前摄型的、事前的、开放的、宽容的”合作结构[13]（P138），变“协作”为“合作”，变“单向度的社会控制”为“合作式控制”，变“僵化程序”为“开放协调”。

3.软法对“行政均衡原则”的实践保障。“行政均衡原则”一般包括平等对待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基于上文已经将平等对待原则进行抽样分析，故而此处不獒。笔者从软法角度对余下两项子原则的实践路径予以重新探讨：（1）平等对待的原则。在平等对待原则的逻辑框架中，存在着制定法与习惯法界分，从而构成“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内容。笔者选取后者加以分析，所谓行政自我拘束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做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做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14]

其主要意义在于“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未有明确、具体规定情况下，应受行政惯例的约束。”[15]（P218）可以看出，其实践路径并不涉及“硬法”内容，更多是依靠软法渊源中的“行政惯例”。故而，在软法话语未出现时，学者对此慎言道：“在公众将行政机关视为自由的威胁而非权益的保护者，是异己的力量而非信赖的对象的情况下，引入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社会效果是值得怀疑的。”[16]（2）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本质上属于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17]（P228-231）其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与道德之间存有密切联系，对其实践操作的终极手段依靠的亦是行政主体的道德感悟（如诚信政府）。尽管有学者提出以“民主机制”、“法制化”、“司法审查”三位一体模式，从外部环境上建构诚信政府，落实信赖保护原则。[18]（P276-285）但却难以在“行政主体主动性”上有所作为，究其原因，在于硬法模式下法律与道德的清晰界分。然而，这一不足在软法机制中却是可以避免的，软法规范是自我实施的，一定程度上“依靠社会认可、讥讽、信誉等来执行”，它大部分“可以转化为个人道德，人们出于负罪感和羞耻感而自觉遵守它。”[19]（P265）因此，采用软法机制的作用，可以使行政主体出于自身的道德律，主动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四、结语。

总之，“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是公法领域内两个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发现仅仅是对既定实践的事后考察。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互动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其对于软法而言，可以利用在判例中总结和成长起来的行政基本原则，予以全方位精神指导，提高软法本身的理性精神，扩大软法理论研究的范畴，更好地实施“公共治理”；同时，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而言，可以运用软法无须“以司法作为保障”、“充分体现合作精神”、“完善行政主体的主动精神”等优势，拓展基本原则的内涵理解，提高基本原则本身的可操作性。

注释：

①2009年2月25日，无锡市城管局在没有经过听证程序的情况下，以“未经合法审批”为由做出决定，关闭、拆除市区1241个报刊便民亭，引起市民强烈不满。参见“江苏省无锡强拆1241个报刊亭，市民无法买报”[N].现代快报，2009-2-25.

②协作和合作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协作是强制性的，但合作不能被强制；合作是建构性的，而协作则是构成性的。合作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而协作仅仅是发生在这些关系和制度之中的总体上被动的行为。参见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社会科学研究，2008，1，49—5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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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J].外国法译评，1995，（3）：23.

[5][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J].中国法学，200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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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韦德·麦克兰奇兰。公共服务法与新公共管理[A].迈克尔·塔格特主编。行政法的范围[C].金自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第10篇

一、概述

“协同”最先由物理学家哈肯提出，但“协同”的经济学含义是战略学家安索夫赋予的，他对协同的解释强调了协同的经济学含义，即取得有形和无形利益的潜在机会以及这种潜在机会与公司能力之间的紧密关系，揭示了为什么企业整体的价值有可能大于各部分价值的总和。日本学者伊丹广之对协同进行了比较严格的定义，他把安索夫的协同概念分解成了“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两部分，他心中的协同是一种发挥资源最大效能的方法。

我们的研究不在于揭示协同是什么，而是在于如何通过构建协同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但是通过国内外大量协同的定义我们也不难发现协同所具有的“7C”特征：合作（Collaboration）、协调（Coordination）、沟通（Communication）、妥协（Compromise）、一致（Consensus）、连续（Continuous）以及承诺（Commitment）。

竞争优势是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绩效的核心，通俗的讲就是可以使企业处于强有力竞争地位的产品和市场的特性。如果这种竞争优势不易被对手所模仿，企业将长期拥有竞争优势。我们认为企业的内部协同是创造和提高企业自身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根据协同的“7C”特征，我们不然发现，协同将最大程度上消除阻碍企业内部各部分组合的障碍，在整个企业价值链各个创造价值的环节上消除无价值增值的活动，提高资源利用率，使整个价值链上价值最大化，从而相对于竞争对手具有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哈肯第一次在研究物理激光学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协同”的概念。“协同”是指协同作用。这种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可称为协同效应，这种效应是指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

战略管理大师安索夫对协同的解释比较强调它的经济学含义，亦即取得有形和无形利益的潜在机会以及这种潜在机会与公司能力之间的紧密关系。他提出的协同公式“2+2=5”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公司整体的价值大于公司各独立部分价值的简单总和。但安索夫仅仅从战略的层面讨论了协同，对企业内部的协同并没有研究，本研究则恰恰补充了安索夫的协同理论。

伊丹广之在安索夫定义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了协同的含义，他认为只有当公司开始使用它独特的资源—隐形资产时，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协同效应。按照伊丹广之的说法，协同就是“搭便车”，因为从公司某一局部发展出来的隐形资产可以同时被用于其他领域，且不会被消耗掉。伊丹广之对协同的定义仅局限于对隐形资产的使用。在我们构建新型组织形式的时候，充分考虑了知识、技能等隐形资产的使用，力图使协同达到最优状态。

三、企业内部协同的构建

1．组织机构设计。内部协同需要有一个载体，以保证企业日常管理的有效进行。我们在进行组织结构设计时，考虑了工作专业化、部门化、指挥链、协同深度与幅度、集权与分权、正规化等几个关键因素。

（1）工作专业化。工作专业化的实质是指一个人不是完成一项工作的全部，而是先把工作分解成若干步骤，每一步骤由一个人单独完成。工作专业化的程度应着协同的复杂性，工作专业化程度越高，工作任务分的越细，所参与的单位越多，协同范围越广，复杂性越高。之所以协同是为了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对工作任务进行合理的拆分有助于协同的进行，效率的提高。在对工作进行专业化时不仅仅要考虑经济性因素也要考虑非经济性因素。通过对工作进行专业化经济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对参与单位的培训、资源的组织到工作责任的划分等等在经验曲线的作用下成本会降低，但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为工作专业化的极端将会导致非经性影响的上升，比如参与单位的厌烦情绪、随意性、压力感等等，这些都会导致协同成本的上升。工作专业化就是要使得协同成为可能，即协同的成本要低于因过度专业化而导致的成本损失。

（2）部门化。一旦通过工作专业化完成工作任务细分之后，就需要按照类别对它们进行组合，以便共同的工作可以进行协同。工作分类组合的基础是部门化。协同活动中最小的参与单位是个人，但个人的归口单位则是企业内部各个部门，所以协同在部门间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3）指挥链。指挥链是一种不间断的权利途径，一种行政纽带。在整个协同载体中，指挥链将协同的各要素以权威和命令的形式链接起来。它能够回答诸如“我有问题去找谁？”以及“我对谁负责？”等参与单位在执行任务时可能会提出的问题。这种行政纽带可以对协同施加外部压力，推动协同的运作。

（4）协同深度与幅度。协同的深度与幅度与工作专业化联系紧密，协同的深度决定运作载体需要设置多少层次，幅度决定着配备多少参与单位。协同的深度更多的是靠行政纽带来维系，而幅度则靠利益纽带来维持。深度与幅度的选择将影响着协同成本的高低，协同效果的好坏。

（5）集权与分权。在协同中参与单位的权利大小将影响着协同的难度，如何分配各参与单位的权利是解决协同执行的关键。集权则更多的需要采取行政纽带靠施加外部压力来维持协同的运作，而分权则要采取利益的纽带通过内部压力来推动协同的进行。

2．组织机构协同机理。有些项目单元或部门在业务上没有任何联系，彼此之间互无所求，而且各自不同的职业发展道路、交流习惯或上下级从属关系等也使职员们互不往来。当企业之间存在着这种明显的不可弥合的组织上的分隔关系时，协同难以实现。与此相反如果组织方面的联系可以使企业建立相互依存关系，合作就会由此产生。

在现实当中，这种组织方面的联系是在高层的压力下建立的，许多部门的协同在高层的一定压力强度之下才能进行，协同中的压力强度的范围可以从简单地告知其他项目小组有新的知识被开发出来，到向所有项目部门强行推行公司统一模式或是统一标准。这种应用行政命令手段而使各部门或各项目单位联系在一起内在机制我们称为行政纽带。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当彼此的命运被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合作。合作将可以使双方受益，合作也可以使双方取得更大的成功。这种双方受益的机制我们称之为利益纽带。

我们发现，正是行政纽带与利益纽带相互交错共同为协同提供动力使之不断运转，但是协同的真正动力不是来自训令，而是来自可以共享的自我利益。

3．沟通。每个部门或项目单元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决策程序和行为方式，普遍存在着“我们与他们”的思维方式，这样，合作双方可能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了解彼此的工作习惯。许多时候，领导们总把自己的执行领域看作是一个“堡垒”，这使得他们很难与外来者共享知识和信息，或是很难认可其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的价值，而由此产生的“本位”思维病症可能会导致协同的可能性降低。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即无论是在一个组织内还是在组织之间，知识和能力的传播扩散都不是直接的。许多知识并不存在于手册或程序中，而是蕴涵在组织的运作过程、行政管理网络甚至是价值观之中。对这样的知识进行交换或共享要求各方彼此相互信任和具有诚意，而双方必须要花费一定时间去学习如何相互共事以及化解不可避免的矛盾分歧。

所以沟通交流是实现协同关键要素。许多协同的机会都来自于对知识、信息的共享，因此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可以大大提高协同的机率。比如高级主管办公室会议，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会议以及负责协调多个地区的业务并促进知识经验交流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

4．激励。

（1）激励机制。在一般情况下，失败者所失去的将与胜利者所得到的相同，胜利者将把唯一的奖励拿走，而失败者在失去奖励的同时，则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失败的恐惧将促使竞争向反面发展，，而避免惩罚和寻求奖励的动机都同样可以导致竞争演变为一场破坏性的争斗。但是如果情况稍加改变，无论谁取得胜利，只要表现的好就可以获得奖励，那么合作就有可能由此产生。而如果无论哪一方达到一定的表现水平，所有参与者都会得到奖励，那么这种挂钩式的激励方式就将进一步加大合作的可能性，也为协同中利益纽带提供基础。

（2）职业规划。我们认为大多数从事研发的工作人员职业生涯应被设计成这样一种形式：他们先在研发部门进行一定年限的纯研究工作，然后再到产品部门进行一定时间的实用产品和工艺开发工作，之后再被分派到某个类似生产部门这样的直接运营部门担任第一线的管理工作，并在这样的岗位上渡过其剩余的从业时间。非常总要的一点是，每个研发人员通常是跟随着他所参与研究的产品在各部门之间的转移而转移的。

四、结论

1．经理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对特定机会极其实现方式的升入分析上，而不应该放在宽泛的协同概念上。

2．在协同对象上以及协同方式等方面的细节问题通常要由本部门员工参与，因为他们是最熟悉这些问题的人。

3．循序渐进的策略既可以使协同的参与方有时间适应变化，同时也可以避免使企业的运营体系过载。

4．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必须要对自己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有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而且他们既要对自己企业的能力极限有所把握，也要对企业各部门及员工的想法和能力具有相当的敏感性。

参考文献：

1．波特著．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第11篇

关键词：钓鱼执法 诱惑侦查

一、钓鱼执法

（一）钓鱼执法的定义

目前关于钓鱼执法的概念理论界还未形成一种较为统一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钓鱼执法 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了实现对案件的办理，特意设计一些能诱发行政违法的情境，暗示或者诱使他人实施违法行为，以此来收集相关证据和掌握相关信息，从而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的一种行政执法行为。

（2）钓鱼执法就是行政机关采取一定手段诱惑无违法意图的公民实施违法行为，然后对该公民进行行政处罚的行为，是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运用。

（3）“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可以免责的理由。

（4）“钓鱼执法”一词所指代的并不是一个执法行为，而是一个指称上海在查处黑车过程中存在的种种违法行为的语汇。

以上的4种观点中，第一二种观点都是从行政执法的过程上来对钓鱼执法做的界定，但是第一种观点较为中性，第二种观点侧重于行政执法行为的“犯意诱发”。第三四种都是从性质上对钓鱼执法来直接做的界定。

本文认为钓鱼执法是指行政执法人员为了对特定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在行政执法活动中通过提供一定的机会，诱使相对人来实施违法行为，从而完成调查取证，对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的一种行政执法行为。

二、诱惑侦查

（一）诱惑侦查

1.诱惑侦查的概念

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包括其特情、线人）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铒，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实施或者暴露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后将被诱惑者拘捕的特殊侦查手段。

2.诱惑侦查的分类

根据国外的学术研究，一般将诱惑侦查分为“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

“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是指在被诱惑之前，犯罪嫌疑人己有明显犯罪倾向或对其已有合理的足够的犯罪怀疑或者是其在现实中已经实施了相关的犯罪行为，而对其采取诱惑，实施侦查的一种侦查类型。在这种诱惑中，侦查机关处于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地位，只是通过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从而强化其固有的犯罪倾向或加速其暴露犯罪意图，促使其尽快实施或者继续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由于在诱惑过程中，仅只提供一定的情境、条件和机会，所以叫“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又称为警察陷阱或者是警察圈套，是指"侦查机关在本来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然后使之受到追究。”诱惑的手段有可能是一种经济利益，也有可能是一种人身关系。由于“嫌疑人”的犯罪，都是通过引诱而产生，所以叫“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诱惑侦查，一般所指的诱惑侦查仅指的是“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从世界各国司法实践看来，“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是被允许的。相比之下，“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则是使得本身没有犯罪意图的“嫌疑人”产生犯罪意图或者激发犯罪意图较小的“嫌疑人”产生更大的犯罪意图，这是对公民人格自律权的一种干涉和侵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制造了犯罪，因而各国都对其做出了立法上的规制。

三、钓鱼执法制度的规制完善的建议

通过上面对钓鱼执法产生基础的诱惑侦查的一个大致的了解，再来看我国的钓鱼执法程序。需说明的是，现在社会上对“钓鱼执法”进行了广泛批评，而上海、重庆等地的市政府更是在去年出台了禁止“钓鱼执法”的相关行政法律规范。至少从表面上看，整个社会似乎对“钓鱼执法”都是存在一个否定的态度。更是有许多学者将钓鱼执法直接定义为“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其实不然，“钓鱼执法”固然存在自身的不足，可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个案而否定整个制度。诱惑执法制度在一些较为隐蔽，破获难度较大的行政违法事件中是有适用必要的，只是如何对其运用加以规制，将政府的行为纳入到一个合法的轨道之上是亟待解决的。

下面，在吸收借鉴诱惑侦查制度的基础上对诱惑执法制度的构建提出几点建议：

1.在诱惑执法行为的行为本身上要进行限制.即其行为只能是”机会提供型”行政执法行为.对于”犯意诱发型”行政执法行为要严格禁止.

2.在诱惑侦查制度启动的条件上要加以限制。一方面，“诱惑执法”制度的启动必须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相对人具有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犯意或者是倾向。 另一方面，诱惑侦查制度所针对的必须是特定的公民。对象的不确定性对于公民来说就有了很大的不安全性，打破了原本稳定的社会执法秩序.

3.在程序审批上要加以限制.在诱惑执法中，可以由行政执法人员所属的行政机关的相关负责人来进行审批，如果经过审批的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那么可以要求相关负责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4.在诱惑执法的主体上要加以限制。诱惑执法的主体应仅限定为行政执法人员。对于公务人员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中的相关工作人员，实施诱惑执法的范围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范围内。对于具有权限的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和个人是不宜实施诱惑执法的。

第12篇

一、修改《暂行规定》的标题

首先，《暂行规定》标题概念不明确。其标题由于出现了“档案执法”、“档案执法监督”等相对独立和常用的概念，似乎看不清楚是对“档案执法” 还是对“档案执法监督”做出的规定。档案执法即档案行政执法。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是两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工作，也是各类行政执法工作中常用的规范用语。“档案执法监督检查” 如果指的是对档案执法的监督检查，那么《暂行规定》的题目则表述不准确，应该修改为《档案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如果指的是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两项内容，其题目的表述则不规范，因为无论从行政执法理论还是从法制工作实践角度看，“档案执法监督检查”都不是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两个概念的合称或简称。由此可见，《暂行规定》的题目本身就存在着概念不清和不规范的问题。

其次，《暂行规定》对“档案执法监督检查”的解释没有依据。《暂行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档案执法监督检查，是指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贯彻实施档案法规的监督检查以及依法对违反档案法规行为的查处。”从这一解释来看，“档案执法监督检查”既包括“监督检查”，也包括“对违反档案法规行为的查处”。而实际上，“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只能是“对贯彻实施档案法规的监督检查”，而不可以包括“对违反档案法规行为的查处”。《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七条关于国家档案局的第三项职责是这样规定的：“对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据此可以认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的“监督检查”和“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是同一项职责中两个有着紧密联系和明显区别的工作方面，它们是不能互相取代、互相包含的。所以说，《暂行规定》第二条的解释是没有依据的，也是不准确的。

最后，《暂行规定》的题目已经“名不符实”。在《暂行规定》的全部条款中，不仅有档案行政执法检查、对轻微违法行为处理、对违法案件查处的规定，还有行政执法监督、查处案件的程序、管辖以及机构设置、表扬奖励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几乎涉及档案行政执法工作的各个方面。这种情况表明，即便是《暂行规定》的题目没有概念不清等问题，也存在着“名不符实”或文不切题的情况。

综上所述，《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应修改为《档案行政执法工作暂行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暂行规定》的全篇内容做相应调整和修正。

二、修改关于制定《暂行规定》目的的表述

“为实施档案法规，加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监督职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制定本规定。”这是《暂行规定》第一条关于制定《暂行规定》目的的表述。由于这一表述使用了“行政监督”，从而使其目的与全篇内容产生了矛盾。因为在《暂行规定》的全部内容中，属于“行政监督”范围的只有少数条款。

“行政监督是指在行政机关内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或者专职行政监督机关对有权管辖的其他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第143页）。应该说“行政监督”职能的主要特点是在行政机关内部实施的监督。可是，《暂行规定》中大部分条款的内容都是对外部的，即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辖区内档案工作实施的所谓“档案执法监督检查”的规定。这就造成了《暂行规定》的内容与制定《暂行规定》的目的大相径庭。

笔者认为，制定《暂行规定》目的应修改为：为实施档案法规，加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档案工作的监督指导职能，规范档案行政执法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制定本规定。

三、修改关于制发《执法监督检查证》的规定

多年来，各级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执法部门一样，领取和使用的都是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行政执法证》或《行政执法监督证》。法制工作实践已经说明，《暂行规定》第七条中关于“专职或兼职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员均发给《执法监督检查证》”和“地方监督检查员证分别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及计划单列市档案局负责制作并填发”的规定已经没有必要，且《执法监督检查证》的证件名称也不合规范。

笔者认为，应将《暂行规定》第七条修改为：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应申领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行政执法证》；行使监督检查权的人员应按规定申领《行政执法监督证》。

四、修改关于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性质的表述

《暂行规定》第三条中关于“国家档案局和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贯彻并监督执行档案法规的机关”的表述不严谨，易产生歧义。

根据《宪法》、《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各级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是贯彻和执行档案法规的行政机关，是档案行政执法的主体,其关键词是“执行”，而不应是“监督”。用“监督”与“贯彻” 并列表述是不严谨和不规范的。笔者认为，应将《暂行规定》第三条修改为：国家档案局和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贯彻和执行档案法规的机关，依法行使档案行政执法权。

五、修改关于档案法制工作机构职责的内容

《暂行规定》第五条，把档案行政执法工作内容几乎全部纳入“档案执法监督检查机构”（应改称法制工作机构）职责范围的规定，是不规范的。

1999年6月，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在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要规范执法，加强对各类档案行政执法的检查与监督，充分重视对各类档案行政处罚引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处理。”由此我们至少可知两点：其一，对档案行政执法工作的检查与监督，是法制工作机构的一项主要职责；其二，做好档案行政执法工作，不是也不应该是个别工作机构去完成的，而是由法制工作机构和其他相关工作机构共同去完成的。一般情况下，前者的工作侧重点是对各类档案行政执法的检查与监督；后者的工作侧重点是开展相关的档案行政执法工作。可见，《暂行规定》把档案行政执法工作几乎全部纳入法制工作机构职责范围的规定是不正确的，客观上还会误导人们的思想和工作。

长期以来，部分同志存在“档案执法工作是法制机构的事情，设立法制工作机构就是专门执法”的思想。所以，一些地方的档案行政执法工作，往往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的一个法制工作机构在运作，“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没有实行分离，不同程度影响了档案行政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其主要原因，就是受到《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误导。笔者认为，修改《暂行规定》第五条，规范法制工作机构的职责，有利于正确引导和统一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有利于理顺守法、执法和执法监督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档案行政执法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六、修改与《档案法》不相一致的条款

《暂行规定》第十条将10种行为一律视为轻微违法行为,仅将其列入可以发出《档案执法监督检查通知书》范围的表述，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有关规定的，应该予以修正。

如：对于“拒不向本单位档案部门移交应立卷归档的文件材料的”和 “在保管或利用中涂改、撕毁、丢失档案”的行为，根据《档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是，《暂行规定》第十条不论情节轻重，将上述行为仅列入“可以发出《档案执法监督检查通知书》”范围，这是不符合《档案法》规定的。（《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三项中规定“对轻微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或发出《档案执法监督检查通知书》”）

七、修改与《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不相一致的内容

第13篇

西安市城市夜景照明管理办法全文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夜景照明管理，规范夜景照明行为，美化城市夜景，展示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形象，根据《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灞桥区和开发区等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夜景照明的规划、建设、维护、使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夜景照明，是指在户外通过人工光以美化城市夜景为目的的装饰性照明。

第四条　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夜景照明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夜景照明设施的建设、维护、使用和监督管理工作。

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本辖区内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的建设、维护、使用和监督管理工作。

规划、发展和改革、建设、文物、市容园林、公安、财政、城管执法、交通运输、电力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市夜景照明相关工作。

第五条　城市夜景照明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分级负责、科学设置、节能环保、突出特色、和谐美观的原则。

第六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参与建设夜景照明设施。

第七条　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会同市规划、发展和改革、建设等部门编制市城市夜景照明专项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各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市城市夜景照明专项规划编制城市夜景照明分区规划，并报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八条　下列建(构)筑物或场所，应当设置夜景照明设施:

(一)繁华商业区和城市主要大街两侧的建(构)筑物;

(二)城市广场、绿化、雕塑、喷泉、车站、桥梁、风景名胜区、河湖水域及沿岸景观地带等公共场所及临时性重大活动的景观照明场所;

(三)体育场(馆)、剧院、博物馆、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文体设施;

(四)城市标志性建(构)筑物、主要大街以外五十米以上的非住宅类建(构)筑物;

(五)主要大街的广告灯箱、商业门匾;

(六)市城市夜景照明专项规划及分区规划确定的其他场所。

城市繁华商业区、主要大街两侧的建(构)筑物和城市景观地带的具体范围，由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等部门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九条　城市广场、桥梁、文物景点等政府部门管理的建(构)筑物或场所的夜景照明设施，由其管理部门设置;其他应当设置夜景照明设施的建(构)筑物、场所，由其所有权人或管理人负责设置夜景照明设施。

第十条　设置城市夜景照明设施应当符合市城市夜景照明专项规划，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图案、造型、规格比例与建(构)筑物及周围环境相协调;

(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光源，避免光污染;道路两侧的夜景照明设施不得影响交通安全;

(三)符合环保要求，有防火、防风、防漏电等安全设施;

(四)采用平时、一般节假日、重大节假日(庆典活动)的分级亮化模式。

第十一条　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的设计、施工，应当符合夜景照明设施技术规范、标准和施工操作规程。从事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的设计、施工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构)筑物或城市广场，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和城市夜景照明专项规划、分区规划，配套建设城市夜景照明设施。城市夜景照明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所需费用纳入建设成本。

本办法实施前未配套建设夜景照明设施或者现有城市夜景照明设施不符合本办法和城市夜景照明专项规划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进行建设或者改造。

第十三条　在审查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规划、建设事项时，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城市夜景照明专项规划和分区规划对附属的夜景照明设施工程方案进行审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附属的夜景照明设施建设内容进行审查，并查验建设单位与所在区人民政府或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同步建设夜景照明设施责任书。

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综合验收时，对建设项目的夜景照明设施进行检查验收，督促建设单位将夜景照明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

第十四条　城市大型、标志性建(构)筑物以及重要文物景点、广场的夜景照明设计方案，应当通过专家委员会论证，由市政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方案初审后，报规划、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审查，重大夜景照明项目应当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十五条　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牵头组织建立全市夜景照明工程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会同各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及市建设、规划、财政、电力等部门，协调解决夜景照明工程推进工作中的问题。

第十六条　城市夜景照明的启闭时间由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遵循科学、合理、必要、节俭的原则，分区域、分时段确定;遇重大活动需要调整启闭时间的，应当及时通知相关单位。

第十七条　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全市夜景照明管理控制中心系统，对城市夜景照明设施运行实行统一管理。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当建立相应的夜景照明控制系统，并与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的夜景照明管理控制中心系统联网。

第十八条　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城市夜景照明节能计划和节能措施，控制景观照明的范围、亮度和能耗密度，并依据有关规定，淘汰低效照明产品。

第十九条　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城市夜景照明能耗等情况进行检查，防止城市夜景照明的过度照明等超能耗标准的行为。

第二十条　政府投资的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由其管理部门负责维护。设施运行所需资金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保证夜景照明设施的正常运行。

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由其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负责维护。

第二十一条　维护城市夜景照明设施，应当执行夜景照明设施维护技术标准和规范，保证设施运行正常，整洁美观，图案文字清晰、完整。

第二十二条　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用电实行电价优惠，电费收取按路灯电费标准执行。夜景照明设施用电应当与单位内部商业、办公以及其他照明用电负荷分开，并安装电表单独计量。

第二十三条　禁止下列危害城市夜景照明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

(一)在城市夜景照明设施安全距离内倾倒含酸、碱、盐等腐蚀性物质或者挖坑取土;

(二)在城市夜景照明设施附近堆放渣土、垃圾或者设置建(构)筑物，堵塞、覆盖维修通道或者设施设备;

(三)擅自停用、拆除、迁移、改动城市夜景照明设施;

(四)擅自接用城市夜景照明电源;

(五)擅自在城市夜景照明设施上架设线缆或者张贴、悬挂物品;

(六)在城市夜景照明设施上刻划、涂污;

(七)盗窃、损毁、非法占用城市夜景照明设施;

(八)其他危害城市夜景照明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将城市夜景照明建设管理情况纳入对各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具体考核由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实施。

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全市夜景照明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并加强日常巡查和抽查，根据考核结果对各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夜景照明设施运行工作进行奖励，奖励资金列入城建计划。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罚:

(一)未按规定建设或改造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的;

(二)未按规定时间启闭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的;

(三)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的图案、文字显示不全或者污浊、陈旧，未按规定修复、维护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在城市夜景照明中有过度照明等超能耗标准行为的，由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盗窃、损毁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市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各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实施。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条　市政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长安区、阎良区、临潼区和市辖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xx年5月19日起施行。

城市夜景照明1. 一般概念：泛指地域或城市的自然景观和人文 景观。

2. 特定区域概念：专指自然地理区划中的区域景观。

3. 类型概念：指相互隔离地段，按其外部特征的相似性，归为同一类型的景观，如建筑景观、园林景观、草原景观、江河景观和森林景观等。

自然景观

natural landscape

只受到人类间接、轻微或偶尔影响，自然面貌未发生明显变化的天然景观，如高山、极地、热带雨林及某些自然保护区等。

人文景观

又称文化景观culrure landscape

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景，是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主人物和服饰等构成的人文现象的复合体。

夜间景观

第14篇

（一）关于行政撤诉的内涵，在学界有共同认识，也有一定的分歧。两方观点的共同之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撤诉提出的时间：需在裁判做出之前。二是撤诉的主体：行使撤诉权的主体应是原告或者上诉人。三是撤诉的结果：裁定撤诉后，本次诉讼终结。争议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撤诉的性质。撤诉导致的是实体权利的放弃还是程序权利的放弃，到底是撤回还是撤回诉讼请求？二是撤诉的广度。究竟该撤诉是狭义上的还是广义上的撤诉，对于撤诉主体是只有原告还是包含上诉人以及再审原告？撤诉的阶段是存在一审，还是包含二审撤回以及再审撤回？三是撤诉的程序。撤诉必须经过法院准许还是可以由申请人自行撤回？

（二）撤诉的样本现行《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一审的行政案件撤诉率一直居高。以浙江省永嘉县为例，近5年的撤诉率有4年均在50%以上，远远超出民商事案件的撤诉率。由此可知，撤诉在行政诉讼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适用之广、运用之多，对整个行政诉讼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从立法本意看，行政诉讼的撤诉应与民商事诉讼的撤诉地位等同。

（三）撤诉的动因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撤诉的原因是诉讼的结果或者目标已实现或基本实现，或者诉讼结果或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或者认为没继续诉讼的必要。虽然也有法院以及其他力量协调的作用，但基本上是当事人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行政诉讼的撤诉没有民事诉讼那么简单，往往撤诉并非原告本意，或者撤诉不一定就是原告保证权利的最优选择，可能是原告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很多学者更倾向于行政诉讼撤诉有一部分属于非正常撤诉，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可能是因为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预或影响，导致当事人被迫撤诉。1.被告胁迫撤诉行政诉讼的被告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即使进入诉讼程序，相对被告而言，原告仍是弱势群体，原告从长远打算，可能会因被告的胁迫而违心撤诉，害怕赢一官司，输一辈子。2.被告利诱撤诉行政机关不但不愿当被告，还怕败诉，因此会想方设法，许以利益，动员撤诉；还可能双方私下达成协议，但是协议内容可能存在一些违法情况，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可能会造成原告更大的损失。3.法院协调撤诉《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在实践中，法院综合考虑，会以类似调解的方式对双方进行调和，协调双方矛盾，最终的结果是产生调解式撤诉，以调解为手段，以撤诉为目的，最终结案。4.成本考虑撤诉行政案件若久拖不决，最不利的影响在原告，相应的诉讼成本也会增加，若被告稍微让步，原告可能就会接受，放弃诉讼，减少成本支出。

二、和解、调解制度的适用

（一）调解概念的解读“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主要的理论依据在于，行政诉讼的被告行使的是法律赋予其的行政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法律所规定的，其无法私自处分行政权力。因此，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时，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合法则维持，违法则撤销或变更，而不能适用调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现阶段的价值追求，调解成为法院的司法工作最重要的手段，“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思路逐步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展开。在“大调解”的背景下，行政诉讼是否可以调解又引起学界热议，不能调解再次遭受质疑。把调解的思路引入行政诉讼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概念：一是调解；二是和解；三是协调。浙江大学章剑生教授认为，法院不能超越法律规定去运用行政诉讼法明确禁止的调解；协调是没有理论依据的，诉讼法上没有协调这一概念；民事诉讼法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解决纠纷，行政诉讼法可以参照，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就现状而言，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应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三者的理论根基1.协调的基础如章教授所言，协调无诉讼法依据，没有法律基础，那司法实践中如何开展协调和解工作？基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实际影响着司法运作过程的价值判断。既然无法从法律上得到支持，只能从司法文件中寻找根源。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主张最早见于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2007年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肖扬指出：“要积极探索行政诉讼协调机制，抓紧制定有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问题的司法解释，为妥善处理行政争议提供有效依据。”2009年6月，最高法院就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以协调的手段化解行政纠纷，促进社会和谐。2010年6月，最高法院在《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中再次强调：“着力做好行政案件协调工作。”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者虽然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就需要通过协调的方式尽可能促使原告撤诉，或者由行政机关自行撤销原行政行为，或者由行政机关自行确认原行政行为无效。由最高法院结合司法实践，出台相关文件意见指导法院办理行政案件，是法院利用协调和解的手段办案的依据。2.和解的依据2008年1月14日，最高法院颁布《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撤诉规定》）。该规定的出台并不是以撤诉为目的，是为了给行政诉讼和解提供依据，由于行政诉讼法并无和解制度的规定，若以和解的规定出台，则会导致与法律冲突，撤诉就成为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切入点。以撤诉的方式达成和解，虽是撤诉规定，但包含了和解的意思。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其实就是一个和解的过程。可以说，和解是撤诉的原因，撤诉是和解的结果。《撤诉规定》反映出行政诉讼和解基于人民法院的主持，贯穿整个行政诉讼程序，在该过程中法院可以建议行政机关改变被诉行政行为，也体现出该和解带有职权主义色彩。3.调解的依据行政诉讼禁止调解，不应有行政调解的依据。对于学界热议的能否适用调解，主要的焦点集中在行政机关是否具备处分权的问题。公权力不能自由处分这是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观点。在行政机关看来，公权力既是权力也是责任，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处分，包括放弃、转让等行为。据此，行政机关无实体处分权，以此为调解基础的方式就无生存空间。但是，民事诉讼中最为适用的调解，以及“大调解”环境下的调解结案，均是行政诉讼调解应当发展的方向。《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适用调解的案件类型是侵权赔偿纠纷案件、行政补偿纠纷案件。除了这两类案件外，行政诉讼中基本不能适用调解，如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合同，虽然存在一定的行政裁量空间，但在当下的环境中，也是不宜允许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因而不应允许调解的。若行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中的调解。

三、结论

第15篇

[关键词]新时期 行政人员 素养 研究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0-0121-01

一、导论

行政人员狭义上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中作为行政主体、代表国家运用行政权力、从事行政活动的人员。广义上包括非行政机关的各类企业、独立单位中不直接参与一线生产、销售、教学等活动的管理人员。在企业中，行政人员又往往被称为后勤人员或后台人员，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行政人员为企业的正常经营，为一线人员的冲锋陷阵保驾护航，他们的职业素养、办事风格、履职效率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所以，有必要对行政人员的必备素养进行深入的探讨。现实中，企业行政人员因不参与业务生产一线，接受的考核方式、工作压力明显区别于一线人员，拥有独立的考核方式，在多数白领眼里，是倍受青睐的职位选择。但是，这份看似轻松的工作，却需要更好地素养，才能够把工作做到位，令上级、同事满意。下面，我们将对行政人员的必备素养进行分类，并分别阐述每一类型素养的主要内容。

二、新时期行政人员的必备素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入建立，企业间的竞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效率之间的竞争，拥有高素养的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素养是素质和修养的统称，素质指人原本的特点，修养强调经后天学习、锻炼后的综合素质。通过对素养的研究，能够较为全面的总结行政人员的综合要求。

（一）思想道德素养

许多企业选用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才无德的人慎重使用；无德无才的人坚决不用。可见，德在选人用人中的地位多么重要。这里的德也就是思想道德。说得高远一点，就是行政人员应该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讲得通俗一点，就是行政人员应该具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思想道德水平高是行政人员做好管理工作的基础，试想一个行不端、坐不正的人怎能让他人信服，怎能让上级安心交代任务。

（二）知识储备素养

扎实的知识储备是行政人员处理好日常工作的保障，是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知识：

1.行政知识。既然是行政人员，那么最基础的自然是行政知识。行政知识包括行政管理的内容、程序、目的，服务的意识、理念、方法，以及公司日常事务的具体内容等。如行政专员，就需要制定公司的各项计划，参与计划考评等。

2.专业知识。这是针对行政人员具体从事某一类行政工作而言，必须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专业知识的储备情况，直接影响着能否胜任工作，能否顺利完成工作任务，以及未来的职业前途。如人力资源经理就必须精通薪酬制定、绩效考核等内容。

3.法律知识。行政人员是企业的管理人员，作为管理者必须了解和掌握有关法律知识。首先，这是把关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需要；其次，是维护个人、部门、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第三，是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建设需要。

4.人文知识。如果前述三项知识是处理日常工作的保障，那么后面两项知识是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人文知识重在强调提高行政人员的文化素养。好的文化素养是培养行政人员人文情怀的重要基础，有利于提升整个企业的文化水平。此外，这也是行政人员胜任公文写作的要求。

5.其他知识。这包括经济、体育、社会等方面的知识，是行政人员加强与外界联系，进行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基础。有的人反映自己在他人聊天时插不上话，就是这些知识比较匮乏的表现。

（三）通用能力素养

所谓通用能力是指行政工作中必备的基本能力，是行政人员从事行政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

1.分析能力。分析能力是指把问题进行分解，查找每一部分的影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找出问题的本质，并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力。分析能力以理解能力为基础，强调抓住主要矛盾，是管理工作的必备能力。

2.学习能力。企业的经营是不断向前迈进的，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于行政人员而言，必须不断学习。学习能力是使自己满足企业发展需要，适应未来竞争的关键能力。提升学习能力重在依据自己的特点，改进学习方法、学习效率。

3.辨别能力。也可以说为判断能力。对于一线人员提供的数据、反馈的信息，是否存在虚报、谎报，到底说明了怎样的发展情况，需要行政人员进行辨别，周详考虑，给决策者提供参考建议，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

4.沟通能力。沟通包括与上级间的沟通，与一线人员的沟通，与其他部门间的沟通，是信息传递，命令传达的重要方式。有效的沟通能够提升工作效率。相反沟通不畅容易产生矛盾，导致逆反心理，甚至引发纠纷。行政人员要做好服务工作，必须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

5.协调能力。协调是服务的一部分。协调员工与员工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等等多方的关系，以维护企业的良性运转，确保政策执行通畅、赏罚分明，各方有序竞争、协同合作。

6.创新能力。行政工作虽然有其固定的模式和程序，但同样也需要创新。面对不同企业的不同问题，不同企业的不同侧重点，在管理上就需要不断创新。行政人员的创新能力是企业管理创新的源泉。

（四）工作技能素养

工作技能依据当前科技发展、信息化发展的实际提出的要求，重在强调行政人员必须具备一定水平的办公软件操作技能，计算机使用技能，以及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化时代运用先进电子产品和网络的技能。

三、结语

对于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四个方面提升行政人员的素养：一是严格行政人员选拔，在初期确保行政人员的高素质；二是规范行政人员管理，通过制度约束行政人员的履职行为；三是完善行政人员培训，通过培训为行政人员素养的持续提升提供保障；四是激励行政人员学习，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学习行为进行奖励。

参考文献

[1] 王飞飞.浅析新时期秘书人员应必备的素养[J]，武汉航海（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9）.

[2] 郑巧，肖文涛.行政人员自主性建构的伦理意蕴――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