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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审美本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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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审美本质

第1篇

关键词:艺术;审美价值;比较;情感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048-01

一、与自然科学相比,艺术审美价值理性的表现

自然科学同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与艺术不同的是,自然科学这种形态不存在阶级性,其可以为社会任何阶层服务,而艺术则有明显的阶级之分,艺术是对世界的审美价值的改造和创造,其价值是属于其所建立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艺术是人们的精神产品,是满足社会精神消费的需要,萨特曾说过:“所有的精神产品本身都包含它们所确定的读者的形象。”艺术的阶层就可以从这句话当中表现出来。诚然,艺术审美价值存在着客观性和功利性,审美价值的判断受着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制约。

自然学科在形式上可以是主管和客观的,但在内容描述对象上,必然是客观的,自然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解释,而艺术则不同,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可以根据创作者自身的意念来表现,艺术家可以将主观因素渗透到作品中,例如地理艺术家马萨斯·梅里安曾经创作过一幅描绘巴黎圣母院的风景画,他并没有按照现实中的巴黎圣母院来描述,而是加入了自身的主观意向,描述出了自己心中的巴黎圣母院。这幅作品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从而自然科学与艺术审美价值理性的区别在于,艺术创作对象包括主体因素,但自然科学中只有客观因素,没有主体因素参与。

二、艺术审美价值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差别

哲学社会科学属于对人类自身认识活动的研究,与艺术这种形态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更大的理性,其主要是研究人与社会的精神层面,考察人和社会生活的精神活动,而艺术则是把其作为实践对象来掌握。简而言之,哲学社会科学强调的是人们对世界与社会的理性认识,其目的在于认识人与社会的活动,没有任何情感或者 欲望等主观因素的参与,而艺术这种表现形式则恰恰相反,艺术审美价值表现在情感与意志上,艺术作品是创作者对于审美反应想象的改变和创造,其主要表现的是情感价值理性,反映的可以是现实的世界,也可以是可能的世界,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则是现实的世界。

与哲学社会科学相比,艺术的审美价值表现在自身情感参与的感性上,艺术审美功能表现在艺术作品的感染性,艺术作品能够给予欣赏者情感上的满足,能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艺术作为对美的事物的表现,不受社会客观的事实的制约,不受逻辑限制,因此,人们在艺术的世界里感受到的不是实体而是内心的情感。情感是艺术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最大差异。另外,哲学社会科学与艺术还表现在一般性和具体性,艺术的表现主要是把情感与事物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对整体的表现反映出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引起受众的共鸣,但哲学社会科学则是从各个点入手,重视对规律的研究。

三、艺术本质审美价值与伦理道德的区别

伦理道德是善恶标准,是非观念,其对象主要是那些用社会舆论以及信念来评价人和社会现象,伦理道德用原则与规范来批判与激励社会道德行为,而艺术反应的范围则广泛的多,人与社会各种事物都能够成为艺术表现形式的载体,并且,从表现形式上来看,艺术注重的是形象的思维,主观的意向,而伦理道德则是靠信念道德观念来反应,这也是伦理道德和艺术的最大区别所在。

诚然,艺术与伦理道德的最终表现对象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反应的最终目的都是现实善恶美丑,但道德伦理更为注重的是“伦理”,注重的是一个“理”字,道德观念始终伴随,而艺术则没有“理”可言,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反应和创造,艺术具有审美的价值与观念,而道德伦理则主要表现的是社会批判性和歌德性质。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艺术的审美价值理性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伦理道德相比较,艺术最终的审美价值是具有很大部分的自主性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客观性和功利性,艺术创作的直接目的是生产出满足社会精神需要的艺术作品,其目的是满足人与社会的审美价值需求,但艺术不一定能带来实质的物质成果,其主要是精神世界的表现。

艺术作品是对社会活动形态的改造和创造,其讲究的是艺术性,这些是自然科学、伦理哲学社会科学与宗教伦理道德所没有的,因此,与其他相比,艺术审美价值理性的最大特点表现在“艺术性”这三个字上,艺术价值的体现,是人与社会精神的体现,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的审美反映。

参考文献:

[1]石海滨.从比较视角看艺术本质审美价值理性[J].湖南社会科学,2005,5.

第2篇

关键词:西方古典合唱;审美本质;中国合唱艺术发展;启示

合唱艺术是一种群体艺术,是不同音色、不同音高、不同旋律之间相互协调后形成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

西方古典合唱艺术的起源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东欧希腊文化中,合唱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神话之中,据说宙斯之子狄俄尼索斯因善于酿酒,被古希腊人成为酒神。在祭祀酒神的活动中,古希腊人都要精心打扮,喝着葡萄酒、唱着酒神颂,来敬拜和祭奠他。而在基督教文化中,合唱艺术与基督教的礼拜息息相关。在礼拜中,教会有专门的唱诗班的带领众信徒唱歌赞美神,在这个过程中,合唱的雏形得以被发现。后来,经过众多合唱家的不懈努力和辛勤探索,使得西方古典合唱艺术不断发展,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

1 西方古典合唱的审美本质

古典艺术中,普遍存在着和谐、崇高、悲剧、优美等特征。西方古典合唱作为古典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具有这些审美特征,然而西方古典合唱的起源,又决定了它审美的本质是“和谐”“崇高”。

1.1 西方古典合唱中的和谐美

在审美学中,“和谐”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多样统一”的和谐,另一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和谐。在西方古典合唱中,这两个方面相互存在互相补充,使整个古典合唱达到整体上的和谐。

1.1.1 多样统一的和谐

多样统一的和谐,也称为和弦纵向结构的和谐,主要体现在各个声部在音和旋律中等和声结构中达到和谐,这种和谐通常是以音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1)音与音之间的和谐。音与音之间的和谐,实际上就是“音程”关系的和谐。在合唱中,依据人的听觉感受到的声音的音程状况,可以将音程分为协和音程和不协和音程。

协和音程每一种音程的高低组合起来之后能够诗人心情平静舒畅,乐声虽高低不同,但总体上给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例如在合唱中,纯一度和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完全合一的八度,这两种音程会让人产生空灵飘渺的感觉,这是渗透进人类心灵的组合,是极完全协和音程;而纯四度和纯五度在合唱中,声音融合在一起,同样沁人心脾,它们就属于完全协和音程;还有大小三度以及大小六度,它们虽然不是特别融合,但是能够使整个合唱曲变得丰满有内涵,这种就是不完全协和音程。

不协和音程顾名思义就是声音的音程组合过于不协调,甚至刺耳。不协和音程经常让人们产生烦躁、苦闷、讨厌等情绪,这些情绪直接影响着整个合唱的观赏质量。在音程中,大小二度、七度以及各种增减音程基本都属于不协和音程。

在西方古典合唱中,音的和谐尤为重要。甚至在西方社会早期,就已经有人专门研究“协和音程”,例如在西方封建社会晚期以及拜占庭帝国所写的音程理论之中,就清楚地将四度和五度音程分别归为谐音和附唱。在西方古典合唱中,音与音之间的和谐是合唱最基本的审美要求。

(2)演唱者声音的和谐。在合唱中,乐音和乐音自身情感的传递都要通过演唱者来完成,所以演唱者声音的和谐对于整个合唱的成功尤为重要。这里的和谐一般指的是演唱者的音乐功底,比如声音的平稳、圆润、有感情、不抖动等等。这种和谐感是观众用视觉和听觉共同感知的,所以更为直接。

1.1.2 对立统一的和谐

对立统一的和谐,一般是指乐曲中横向的和声的和谐。而对立统一主要针对的是协和和弦和不协和和弦之间。

不协和和弦、协和和弦,这两者之间本身是对立的关系。单纯的不协和和弦由于其乐音极度刺激人的听觉神经,如果用到合唱中,会使整个合唱在质量上大打折扣,同时也毫无美感而言。而协和的和弦能够安静人们躁动的心,陶冶人的情操,用到合唱中,提高合唱质量的同时,也传递着音乐自身的美感和情绪。

“统一”几乎是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趋势,协和和弦和不协和和弦也不例外。要实现和声的和谐,就必须使不协和弦与和协和和弦在乐曲中相互转化,之后达到“和谐”。这种方式在乐曲中很常见,可能够体现出两者的统一。

西方古典合唱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离不开和声。因为在原始的乐音中,音程的结构大都是一音对一音,随着音乐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用拉长或者持续音符等方法,是的声部的作用更加重要。之后,各个声部之间会一句音乐的节奏而相互穿插互补,这就形成了多声部,即和声。合唱本身是多声部音乐,它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和声的一种表现形式。

多样统一的和谐和对立统一的和谐,是西方古典合唱中不同的和谐之美的表现,也是这种兼有纵向和横向的全面的双重的和谐,促使西方古典合唱成为人类音乐的瑰宝。

1.2 西方古典合唱中的崇高美

1.2.1 创作目的的崇高

西方古典合唱起源于宗祭祀活动,多以它们的创作经常是为了歌颂或者祭拜神明的。在古希腊戏剧中,合唱一直是其主要的舞台表现艺术。而古希腊的戏剧经常是根据希腊神话或者传说创作的,并且在这些创作中,悲剧的艺术成就是最高的。这两个方面基本都是崇高的严肃的,所以作为戏剧感情传达载体的合唱,同样也是严肃的崇高的。

与此同时,基督教中的合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赞美神。比如四声部《Ave verum corpus6》这首合唱曲是文艺复兴时期伯德的代表作,但它隶属于基督教圣餐仪式中的歌曲。宗教本身带有的严肃崇高性,自然而言会感染伯德的创作,使整个合唱曲显得庄严崇高。

1.2.2 所表达的审美情趣的崇高

西方古典合唱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向世人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是真挚的坦诚的,并且能够揭示相关的人生哲理和社会概况。引导听众看清这些问题,同时能够透彻的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时刻保持清醒的状态。这种崇高在古希腊戏剧的歌队合唱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索福克罗斯的《俄狄浦斯王》。这是一个关于命运的悲剧,通过当时的歌队的合唱表演,向人们传达的是命运之事,这是作者对生命的感悟,也是崇高审美情趣的表现。

西方古典合唱中中和谐和崇高的美,是其一直延续至今的法宝,也是整个西方合唱艺术发展的基石。相比之下,中国合唱艺术的发展就有些差强人意。

2 中国合唱艺术的发展状况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合唱艺术发源于夏商时代,至于其准确性,尚有待考证。可中国现代的合唱艺术却是在19世纪西学东渐时期发展起来的。如今经过约两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合唱艺术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商业化,渐渐失却其本质。

2.1 作品不能与时俱进

合唱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作品。然而近几年来,由于流行音乐风靡世界,专业院校中愿意从事合唱事业的人才越来越少,直接影响了合唱作品的创作。回想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无非就是《黄河大合唱》、《茉莉花》、改编的《听妈妈将过去的故事》等。除此之外,能够引起众人兴趣作品屈指可数。作品不能与时俱进,是造成整个中国合唱艺术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

2.2 对合唱抱有严重的功利心

当前,中国各高校、各电视台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合唱比赛,这些比赛在宣传合唱艺术的同时,也摧毁了它。人们参加合唱比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获得奖品、能为自己带来人气、能使自己更加有名气,这些都是将合唱作为一种工具,或者一种手段,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功利心使得整个合唱艺术界鱼龙混杂,有人达到目的之后直接转行,导致合唱队的人数缺乏,整个合唱事业发展艰难。

2.3 缺少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合唱艺术来源于西方,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然而,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合唱艺术中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日趋减少。这是整个中国合唱艺术的悲哀,念此令人痛彻心扉。

面对中国合唱艺术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寻根溯源,找到合唱艺术的本来面目,帮助中国合唱艺术发展,而这个根就是西方古典合唱艺术。

3 西方古典合唱对中国合唱艺术发展的启示

西方古典合唱从创作到整个演出都透漏着和谐崇高的美,所以中国的合唱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也要注重四点:一是要创作具有崇高精神的和谐的合唱作品,这是整个合唱艺术发展的前提;二是在演出的过程中,合唱队的成员们要尽量通过声音极其自己的肢体语言,将崇高和谐的美体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常能够直接通过视觉和听觉感受到这个合唱营造的氛围;三是要充分尊重和重视合唱艺术,尤其是已经投身合唱中的人,应该纯粹地忠于合唱本身,而不是功利性地利用它;四是重要的也是最能促进中国合唱艺术发展的因素,即在合唱艺术中加入中国元素,中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能够为中国合唱艺术的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

合唱艺术本身不仅是艺术,也是群体凝聚力的象征,中国的合唱艺术之路还很长,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和参与,我们期望中国的合唱艺术将来能在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田晓宝.西方古典合唱中的“和谐”及其审美本质[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2(2):394.

[2] 华山.我国合唱艺术的发展现状与问题解析――从合唱比赛的繁荣说起[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3):5860.

[3] 田晓宝.西方古典合唱中“和谐”的审美形态[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8(3):151154.

[4] 田晓宝.论西方古典合唱艺术的和谐和崇高美学特征[D].华中师范大学,2007.

第3篇

关键词:城市公共艺术;艺术本质;公共艺术本质;发展;城市艺术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公共艺术成为设计艺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公共艺术如何定位,公共艺术的边界如何厘清,公共艺术如何发展,目前还缺乏确定性。解析城市公共艺术的本质,从艺术的本质属性的规律上探寻城市公共艺术的实践发展路径。

1艺术的本质

研究城市公共艺术,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辞海》中艺术的定义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作为特征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现实和表现情感理想,在想象中实现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互相对象化。”在英语中艺术(Art)的本意是“人工造作”。按照美的性质,美分为现实美与艺术美两类,[1]从美的性质看,艺术美独立于现实美,独立于自然世界的美,体现于人的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关于艺术的本质,李心峰先生在其文章“再论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看艺术的本质”中这样论述:“艺术是社会生活的本质的反映;艺术是一种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艺术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一种实践形式,是一种精神生产;艺术具有审美特征;艺术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艺术具有突出的想象的特征”。[2]结合艺术定义及艺术本质的描述,体现出艺术是人类智慧充满想象力的创造物,反映对象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客观世界,体现人的思想、政治、社会、生活的审美需求,在人的情感体验中得到价值实现,艺术美的本质独立于自然世界体现人自身创造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艺术的本质是关注于人文的物质与精神的审美体验。

2城市公共艺术本质的解析

公共艺术是公众的艺术或社会的艺术,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服务于公众,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生活价值。[3]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合体,具有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集中展现人类文明的全部重要含义,[4]是结合人本身的社会与文化聚落,是最复杂的人文物质与精神体系,是人造物的聚集体,是人与人造物关系的聚集体,这说明城市本身具有艺术的本质属性,它的本质特征体现在物质性、精神性、审美性、情感性、创造性、公共性、生活性、政治性、场所性、发展性,体现在城市的整体环境中。

2.1城市公共艺术本质的物质性

艺术是人类的有意思的全面的生产活动的一种,马克思认为“艺术”是生产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并受生产普遍规律的支配。[5]生产普遍规律支配生产活动离不物质载体,艺术的生产同样离不开物质载体,这说明艺术本质的物质性。城市更突出的体现着其艺术本质的物质性,首先城市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物质体系,这个复杂的物质体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体现着包括审美在内的各种功能诉求。建筑是城市最主要的构成要素,是典型的城市艺术本质物质性的的范例,因为建筑是人们的居住、情感、审美、有机融合的物质载体,黑格尔曾说建筑是艺术史的起点。

2.2城市公共艺术本质的精神性

在城市的人造物环境中客观物质是主观的精神载体,没有物质何谈精神,城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不可分性,因为人们在各种生产活动中,都会投入情感,都会依照人的审美经验创造,精神生活是人性的本质需求。城市公共艺术创作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精神财富创造,其价值体现在城市公共艺术的审美体验程中,典型的艺术形式包括城市雕塑、城市壁画、城市媒体、城市地景、城市园艺等。

2.3城市公共艺术本质的审美性

从艺术的本质上讲,美与审美是其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具有广泛性,广泛于人化物质与精神世界构成的社会中,所以作为集中体现人化的物质与精神的现代城市,其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生活设施等一定具有审美的规定性,审美已经成为城市的重要属性,城市的各种特质载体都力求以美的规律存在,甚至城市本身可能成为完整的艺术品。例如:云南大理古城的、丽江古城等都呈现完整的艺术性(图1)。城市的艺术美是艺术现实审美属性的具体表现,它既是审美对象,也是艺术创造的对象,其规律不仅关注城市内在的本质,还应关注其外在的现象、形式、个性。例如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历史博物馆整体景观环境,具有强烈的艺术审美个性。(图2)

2.4城市公共艺术本质的情感性

城市艺术是公众审美的媒介,凝聚着市民的情感,体现着大众的参与性。[6]所谓情感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心里形式。一切艺术都是情感的艺术,没有情感也就没有艺术,[7]城市的艺术也无例外,城市作为人与社会的聚集地,其无论居所、环境,作为应用对象,都与人时刻产生情感信息的交流,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审美过程,也贯穿于人们的艺术创造即城市的建设中。这种情感反映在城市艺术的美感中,这种美感是同城市的历史、文化、形象、生态、环境等有机联系在一起,例如广东的岐江公园是一个旧船厂的改造,体现着历史、文化、形象、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体现着人们的怀旧情感,文化情感,自然情感。(图3)凝聚在环境场所、建筑、交通路径、景观设施、城市媒体的具体应用中。例如:大连星海广场足迹浮雕《路》,由1000个大连市民踩出,体现着近一百年的城市发展历程充分融合市民的城市情感。

2.5城市公共艺术本质的公共性

城市的公共性代表了城市的本质,城市的公共性规定着城市艺术的公共性,城市艺术的公共性是城市艺术的本质特征,是人们对现代城市空间环境的基本诉求,甚至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人们在广场、公园等场所唱歌跳舞,观赏城市的历史、文化、生态景观,在优美的城市环境中休闲等。人们希望在公共空间的艺术环境中交流,享受公共之美。城市的外在艺术形式的审美活动贯穿于城市环境的时空中,贯穿于人们的情感愉悦中,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中,无论其应用功能的物权归属如何,都丝毫不影响城市艺术的公共精神的感性表征。例如:城市的建筑一般具有明确的权属性,但其外在的形式、尺度、构造、材质、色彩的艺术属性是公共的,并参与到人们的审美活动中。

2.6城市公共艺术本质的生活性

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他同时反映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哲学中,艺术本身即表现为经济基础同时也表现为上层建筑。城市的艺术本质的生活性,同样反映着城市作为经济基础的物质性,又同样反映着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性,反映在城市生活之中。生活是指人为生存而进行的一切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离不开各种不同的城市环境;离不开各种不同的城市建筑;离不开各种不同的生活工具;离不开各种不同的工作对象;离不开各种不同的情感……这些环境、建筑、工具、工作对象、情感……都在城市公共艺术的范畴,这表明城市生活本身对艺术有强烈的诉求,缺少美缺少艺术的城市生活是无法想象的,生活的艺术性是现代城市的本质追求。任何城市公共艺术都与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建筑、设施、街区、生态。

2.7城市公共艺术本质的场所性

城市艺术是复杂的系统综合,从系统的认识来看,城市艺术具有复杂的层次性,从城市空间构成上看,城市由路径、边界、区域、节点、标志构成。场所指城市空间中或大或小的区域,场所性就是指区域的典型特征作为特征组被意向和识别,城市艺术本质的场所性就是指城市区域机理、空间、形式、细部、标志、地形、材料、样式、装饰、色彩、轮廓等的典型特征。[8]例如:上海的新天地,其建筑形式、空间构成、建筑细部装饰、区域功能、机理色彩、环境设施、艺术小品等都具有明确的的典型特征。城市艺术的场所性是其本质属性,一个城市由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场所特征构成,这些不同的特征使城市艺术丰富起来,形成层次丰富的审美体验。

2.8城市公共艺术本质的政治性

按照马克思哲学理论,作为上层建筑最高形式的政治,对艺术的影响是肯定的,通过政治,经济基础影响艺术,通过政治,艺术作用于经济基础。城市作为最复杂最系统的社会载体,其艺术本质的政治性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城市发展的历史文化。例如由著名建筑大师张金秋先生设计的中华黄帝陵建筑,充分体现了公共艺术的政治性(图5)。②.城市公共空间的纪念性景观。例如:美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景观,以V字形的下沉通道,两面黑色的大理石墙面镌刻着死难者的姓名,具有深刻的纪念意义(图5)。③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封建社会的城市规划体现着皇权,现代城市规划体现着民主社会人性的关怀,体现着全面的为社会为市民服务。

2.9城市公共艺术本质的创新性

城市公共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连接着精神与物质;审美与情感;哲学与科技,其创新首先是艺术观念与方法的创新,其次是结合科学技术的创新,再次艺术本身的改变。艺术观念的创新使公共艺术由纪念性、叙事性、唯美性、装饰性发展为功能性、多元性、综合性。公共艺术的形式也由原来的雕塑、壁画、发展到城市建筑、城市街区、城市生态、城市设施、城市媒体。创新连接着思想、科技和艺术,创新包括了内涵、形式和应用,创新的成果表现在城市公共艺术的现象中。

3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的思考

艺术本质的追问是一个直接关系人的存在意义的永无止境的求索过程,不断出发和上路,不断开显新境界,[9]这说明艺术本质的发展性。城市艺术作为艺术的种类,其本质表现为艺术的和规律性。城市艺术的发展性表现为艺术本质规律发展的继承性、时代性、创新性。继承是城市艺术发展的前提,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首先没有继承艺术就失去了发展的坐标,其次艺术植根于人类社会,植根于种族文化,社会、文化的差异性是艺术差异性的基础和前提,差异性和个性又是艺术的生命,没有继承就没有文化的差异性。例如:苏州的水乡古城,北京城的四合院建筑都是文化继承的典型例证。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揭示艺术发展的原因说:“艺术是由时代精神和风俗所决定的。”[10]这说明艺术的发展是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艺术作为上层建筑成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就有与之相应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创新是城市艺术发展的生命,是其发展的必然。创新使艺术越来越趋向科技化,数字媒体、网络媒体、体验艺术、互动技术、全息技术等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城市公共艺术中,例如位于芝加哥千禧公园互动趣味的皇冠喷泉就是信息科技运用于城市公共艺术的典型案例。(图6)城市公共艺术“公共性”是相对的,相对于室内空间,建筑是公共的,相对于建筑,学校、机关、居住区、工厂等功能区域是公共的,相对于学校、机关、居住区、工厂等,城市的街道、广场、交通站、公园等是公共的,这说明相对于私密的公共性的边界具有动态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城市公共艺术呈现布局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使城市本身成为艺术品,这与相对与环境的非艺术的城市公共艺术本身形成矛盾,解决这个矛盾须充实城市公共艺术的内涵,使其从与环境的相对性走向与环境的融合性,从原来的艺术现象性走向城市审美的系统性,使其既关注艺术的物质性又关注艺术的精神性;既关注艺术的审美性又关注艺术的情感性;既关注艺术的创造性又关注艺术的公共性、生活性、政治性、场所性。使其发展呈现系统性、层次性、多元性的趋势,融入到城市的职能,融入市民的生活,融入城市的整体审美环境中,融入到人们的民族情感、文化情感、历史情感、人性关怀、公众参与中,这远远超越了原本对立与环境的审美性、情感性、精神性。审美体验发展成为生态与城市的体验;大地艺术的体验;环境与场所的体验;城市形态及建筑形态的体验;城市文脉的体验;社会文化的体验;生活自身体验,城市成为以美的规律建造的艺术品,生活本身变成了城市艺术活动的部分,这时城市公共艺术的概念就失去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城市艺术概念、范畴和内涵。

4结语

城市公共艺术的本质表现为物质性、精神性、审美性、情感性、创造性、公共性、生活性、政治性、场所性、创新性,从城市公共艺术的内涵发展来看,城市公共艺术越来越呈现系统性、层次性、多元性,从与环境的对立发展成为与环境的融合,体现于城市的整体空间布局,建筑形态,城市文脉,社会文化,生活体验的整体过程中,城市公共艺术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以至于没有了确切的形式定义被淹没在城市艺术的中,发展成为城市艺术。

作者:李正军 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柯汉琳.美的形态学[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43

[2]李心峰.再论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看艺术的本质.文艺争鸣[J].1991年第6期:15-44.

[3]宋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文艺评论[J],2006,6:92

[4]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四十二卷,121页.

[6]王葆华、杨豪中、张斌.浅谈城市公共艺术的美学价值[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第41卷,第5期:171页.

[7]王宏建,艺术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79页

[8]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华夏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51页

[9].钟华.追问艺术本质的方式之误[J].学术月刊,2007年12月第39卷:97

第4篇

中外艺术,对于艺术本质主要有“客观精神说”、“主观精神说”、“模仿说”(“再现说”)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将艺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为解决艺术本质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艺术形象是客观与主观、内容与形式、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与艺术鉴赏均具有主体性的特点。艺术的审美性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是真、善、美的结晶,艺术的审美性体现为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统一。

本章需要掌握的重要概念

1. 客观精神

2. 主观精神

3. 模仿说(再现说)

4. 形象性

5. 主体性

6. 审美性

本章的“思考与练习”

(1)回答艺术对艺术本质的几种主要看法。

(2)为什么说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是解决艺术本质问题的科学理论基础?

(3)艺术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4)结合自身的艺术实践经验来理解和认识艺术的基本特征。

“思考与练习”解题思路

(1)中外艺术,对于艺术本质主要有“客观精神说”、“主观精神说”、“模仿说”(“再现说”)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2)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将艺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为解决艺术本质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5篇

5.2.集体无意识说

5.3.模仿说

5.4.表现说

5.5.有意味的形式说

5.6.符号说

5.7.载道说

5.8.娱乐说

5.9.意象世界层

5.10.兴象

5.11.喻象

5.12.意象的物态化

5.13.艺术的审美功能

参考答案

5.1.游戏说首先由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者康德提出,后由席勒、斯宾塞等人发展加以完善的。游戏说的倡导者认为,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游戏,是由游戏发展而来的。一方面,艺术和游戏具有虚构的力量,富有拓展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它们所引起的是消除了一切主观偏见和现实差异的,是忘我的。席勒更认为,游戏是消除人性分裂的一种特有的理想活动。从心理学上看,艺术与游戏的确有相通之处,这是“游戏说”的合理之处;但两者又有本质区别:游戏给予人们的是纯粹的虚幻性,艺术则提供给我们深刻的真实性;游戏可以使我们沉浸在单纯的悠闲的中,艺术却能以其深邃而广阔的思想内涵,给我们以审美以外的人生启迪。

5.2.集体无意识说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是由遗传保存下来的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潜藏于意识深层的朦胧精神。艺术家正是在“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下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起源于集体无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不是以某个人为代表的,而是体现在人类群体的超越了时空界限的心灵。其合理之处在于,揭示了艺术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某种内在联系。然而“集体无意识”只是一种心理学的假设,并没有足够的生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根据;同时,这种理论抹煞了艺术家的个性,也是不符合艺术创造的实际的。

5.3.模仿说是古希腊时界定艺术的普遍观点。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艺术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艺术的本质因而是模仿的模仿,这种模仿也就是不真实的、虚幻的。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也肯定了模仿它的艺术的真实性。后来艺术家还提出“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以再现现实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学是模仿说的发展阶段。模仿说的合理在于,始终把艺术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艺术看成是再现和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因而把握到了艺术产生的根源。其根本缺陷在于,一方面它把艺术本质局限于“模仿”世界的认识论范围,而忽视了艺术自身的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它忽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性和表现性,因而未能全面揭示艺术的本质。

5.4.西方18、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标榜“自我表现”,冲破了“模仿说”的罗网,表现说于是兴起。康德最早提出“天才论”,强调艺术是天才的创造和表现。表现说批评模仿说机械复制,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在中国,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体可划入表现说。表现说把艺术本质和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表现联系起来,突破了把艺术仅归结为模仿、认识外在世界的局限性,突出了艺术的审美特性,比模仿说更接近真理,在美学是一大进步。但表现说完全回避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区别,无视主体情感的客观根源,因而依然是片面的。

5.5.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有意味的形式”。所谓“形式”,就视觉艺术而言,指由线条和色彩以某种特定方式排列而组合起来的纯粹的关系,它把通过形式组成的画面所可能有的指示、意义、记录的信息、传达的思想以及教化的作用等现实生活的内容全部排除在外;所谓“意味”,贝尔认为乃是这种纯形式背后表现或隐藏着的艺术家的独特的审美情感,审美情感是意味的来源。艺术就是艺术家创造的、能激发观赏者审美情感的纯形式,是美的结构,也即“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说突出了艺术的审美本质方面,比表现说更进一步。但它把“意味”及“审美纯形式”与一切现实(包括主体的现实情感)的联系完全切断,完全脱离了人类的具体实践,脱离社会的历史发展,脱离人类本身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演进,抽象地谈论审美情感和有意味的形式。则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神秘主义。

5.6.符号说由当代美国哲学家苏珊o朗格提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是一种非逻辑非抽象的符号,具有表现情感的功能;艺术符号所表现的情感不应是个人瞬间的情绪,而应该表现一种人类的普遍情感或情感概念,它能展示人的经验的、情感的、内心生活的动态过程,即人的“生命形式”,能表现出人类的情感和“生命形式”的内在本质。朗格的符号说,综合了表现说和有意味形式说,把艺术的本质与人的符号本质联系起来,理论上达到了的层次;但也因而把艺术本质非社会化、非历史化了,由于将人的社会、历史本质降低为自然性、生物性的“生命运动”所以仍不能正确的解决艺术本质问题。

5.7.载道说(或教化说)较早可追溯到孔子,韩愈则加以完善。他认为古文是为了宣传儒道而存在的,并非为了缘情。柳宗元亦认为,文章因道而贵,文章家因道而尊。将文置于道的约束之下,先道而后文,批判矫情为文的风气,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但完全摒弃文的缘情作用,仅仅突出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显然不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

5.8.娱乐说可分为“自娱”和“娱人”两个方面。艺术家是借助于创造中的想象,在幻想世界中实现自己虽向往但在现实中却不能实现的愿望、追求、希冀和理想,从而达到自娱。同样,“娱人”也很重要,一切艺术都能使人产生快乐,都有娱人的特性和功能。

5.9.意象世界层指建立在前两个层次基础上、非现实的、展现人类审美经验的、能转化为被感性把握的、富有意味的表象世界,这是艺术品结构中的核心层次。lO.兴象是主体以客观(对象)世界的物象为引导,给接受者提供借以触感、启动想象而完成意象世界的契机,物象使“感兴”得以发生,联想得以展开,在此基础上生成的“象”便是兴象。这个概念原出自中国古典美学,它的最主要的特点一是要“天然”,二是要“隐蔽”。

5.11.喻象是创作主体以“自我”为体,以“世界”为自我的延伸,并根据主体心灵来创造新的世界。主体在客观世界摄取象征物,赋予其一定的象征意义。以此种方式形成的意象便是喻象,它带有明显的人工痕迹。

第6篇

我们有必要先对“假象”(Schein)作一番辨析。该词在德语中有“光辉”、“外表”之义,而“外表”则多有“表面现象”和“靠不住”的意思。仅以《书简》中“Schein”翻译来说,依笔者所见,就有三种:一是“假象”,如冯至、范大灿的译文和缪灵珠的译文(《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二是“形象显现”,见于朱光潜先生所著《西方美学史》;三是“外观”,如徐恒醇的《书简》译文、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等。自康德之后,“Schein”成为德国哲学(美学)的常用词,除席勒外,它在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人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所说的“日神之梦境”即是“Schein”。需要注意的是,尼采突出了这个词的“光辉”之义,翻译者或译为“假象”(缪朗山),或译作“外观”(周国平)。海德格尔对该词的使用也往往突出其“光辉”之义,其著作的中译者通常将其译为“假象”或“闪耀”。

笔者认为,单就词义论,将“Schein”翻译为“假象”、“外观”、“形象显现”都没有什么不妥。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见出,虽然该词兼具“外表”和“光辉”二义,但在不同的美学语境中有不同的侧重:或是“非实在性”之义,或是“光辉”之义,或是二者并重。席勒用“Schein”规定艺术的本质,既是以此来反对那种视“美的艺术”为“消遣之物”的轻视态度,同时也是要为艺术确立不同于自然科学真理模式的“真理”。正像伽达默尔所说:“把审美特性的本体论规定推至审美假象概念上,其理论基础在于:自然科学认识模式的统治导致了对一切立于这种新方法论认识可能性的非议。”伽达默尔在此还指出,通过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审美假象”,席勒成为第一个确立“艺术立足点”人。在更大的意义上,它刻画了精神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特要素的特征。由此可见,席勒把“Schein”同“现实”相对立,同科学上的“真实”相对立,具有争辩性,是对审美之“非实在性”的强调,所以我们认为将其翻译为“假象”很妥帖,而若将其译为“形象显现”。虽很仔细,但略显冗长。尼采所谓的“Schein”则既强调“日神”的“光辉”之义,又强调梦境的“非实在性”,翻译成“外观”很恰当;而海德格尔在使用“Schein”时,“光辉”之义较为突出,译为“显耀”或更合适。这里多有妄断,因为翻译讲求的是灵活变通。

席勒的“审美假象”论直接源自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53节中,康德宣称:“诗的艺术随意的用假相游戏着,而不是用这个来欺骗人,因它自己声明它的事是单纯的游戏,虽然这些游戏也能被悟性在它的工作里合目的地运用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此处的“假相”就是“Schein”。康德使用“Schein”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诗的艺术”乃是一种想象力的自由运作,并且是无功利的。所以康德又说:“在诗的艺术里一切进行得诚实和正直。它自己承认是一运用想象力提供慰乐的游戏,并想在形式方面和悟性的规律协和一致,并不想通过感性的描写来欺骗和包围悟性。”尽管从这些表述来看,席勒与康德非常相近,但如上所论,由于席勒刻意强化了“审美假象”的现实批判性而开辟了美学的新维度。

康德固然也对审美和认知进行了区分,但他并没有刻意为艺术寻找不同于自然科学认知模式的“真理”,而在席勒看来,将艺术之“真理”同自然科学的“真理”相区分刻不容缓。假若用自然科学的真理模式来权衡艺术,那么后者极容易被视为消遣之物。所以席勒说:“要防范知性对实在性的追求发展到一种偏狭的程度,以致美的艺术是假象就对全部美的假象的艺术下一个轻蔑的判断”。但是,在自然科学确凿的实在性面前,艺术和审美又能到哪里去获得自己的“本质”呢?传统意义上的“摹仿”理论是从属于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真理模式的,根本不可能将艺术“真理”与科学“真理”分开。席勒大胆地宣称“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假象”,看似是对自然科学真理模式的屈服,实则是针锋相对。将“假象”转化为一个纯美学概念,这样一来,艺术的“真理”是“假象”,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真理”。这是一个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因为它将文学艺术从附属于认识论的处境中完全解放出来。艺术的本质虽然是“假象”,但并不意味着它比自然科学的价值就低一等,相反,正因为其“假象”本质,所以它才是正直的、诚实的,自由的,而对假象喜爱的程度则直接表征了人在现实中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艺术的“假象”本质赋予艺术理想性的品格,使得它不会被粗俗的物质现实所玷污。因此,艺术之“假象”本质并未消解掉艺术的价值,反而表明它比一切“有用”的东西更“有用”,它负有更严肃、更神圣的使命。

席勒的“假象王国”构想也是对康德美学的创造性发挥。康德认为:“美的艺术是这样的一种表象方式,它本身是合目的性的,并且虽然没有目的,但却促进着对内心能力在社交性的传达方面的培养。”康德把“社交性”视为美的艺术的无目的的目的性,无所为而为的“功能”。而席勒将艺术的本质确立为“审美假象”,并以此构想出一个假象的、审美的、游戏的王国,正是要开辟一个在其中人们可以自由交往的领域。“假象艺术”乃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是一种交往理性。艺术只有作为“假象”,才能真正具有公正无私的品格和公共特征,才能超出现实物质性的束缚,并最终发挥交往功能。“假象王国”是一个审美共同体,在其中,由于没有物质实在性的束缚,没有个体欲望的促逼,没有权力的争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可以自由交谈,个体可以代表族类,人们通过美结合在一起。

康德把“美的艺术”视为天才的艺术,席勒的“审美假象”说也同样是建立在天才的基础上。他所谓的“假象王国”至少在“现时代”尚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而只能寄希望于天才高贵的心灵。康德把天才视为一种“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而席勒则把天才视为一种超绝于物质现实之上的理想人格,它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损毁。审美假象的王国是人类在超越了对实在性的追求以后而达到的最高生存境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终结。只有当人拥有最完满的人性,成为“审美的人”以后,他才可能完全不考虑事物的实存,而驻足于活生生的形象世界,满足于单纯的形象所带来的快乐。艺术的天才完全超越时代的“需要”而获得假象王国的垂青,而天才的艺术乃是一个纯粹的假象世界。毫无疑问,所有的艺术天才论都夸大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并把艺术家视为“超人”。所以阿多诺对康德、席勒乃至黑格尔的“天才观”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指出这种天才观恰恰是“与庸俗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协调一致的”。

在美学方法上,和康德一样,席勒凭借的还是先验设定和推断,“审美假象”就是作为一种“美的纯理性概念”被设立的。它被视为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从人的感性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的可能性中推断出来的,而它的作用是纠正和引导人们对现实事件做出判断。现时代一般的艺术(同“天才的艺术”相对)还没有达到纯粹的“假象”,因此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假象”本质,不是纯粹的“美的艺术”。由此可见,通过先验地为艺术设定一个有待实现的“本质”——“审美假象”,艺术被纳入了一个历史性的维度。艺术的本质之为“假象”,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规定,而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这也应该对黑格尔的美学有所影响。

席勒的“假象”说同柏拉图的“理式”说有间接的关联。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对话人之一“苏格拉底”谴责“模仿性的诗”是“理式”的“假象”,亵渎神灵,所以“模仿性”的诗人应该被逐出城邦。席勒在《书简》的第十封信中提到了柏拉图对摹仿性艺术的批评。他反对柏拉图完全用理性规定人性和艺术。在他看来,无论是人性,还是艺术,都是感性和理性的和谐统一,而非理性压制感性。作为游戏冲动的审美用形式克服质料,将感性的东西向理性提升,并最终创造出“活的形象”(审美假象)。人性的和谐只能通过美的艺术和审美才能达到。正因为艺术是“假象”,它才不冒充真实,危害真理(指自然科学的真理,下同),反而帮助人们更好地严守真理和艺术的界限。不仅如此,作为“假象”的艺术还是对实在的超越,甚至比真理更高贵。席勒并不是否定科学“真理”的价值,而是要防止科学“真理”侵入“美的艺术”领域之内。但当席勒把“审美假象”规定一种克服了质料的高贵的形式,并认为它是对现实的超越的时候,又似乎透露出“审美假象”同柏拉图的“美的理式”的隐秘联系。

席勒的“审美假象”说着力于构建一个人与人可自由交往的理想王国,指明了一条通向生存的“素朴性”和“自然”状态的回归之途。海德格尔对此颇为欣赏,认为席勒美学已经有了“生存论”的维度。所以海德格尔宣称:如果说康德将审美嵌入了人的此在的基本状态,而“正是这种基本状态,被席勒把握为历史性的、对历史具有奠基作用的人类此在的可能性条件。”

席勒又是如何通过“审美假象”论开辟现代性审美批判的道路的呢?

法国革命中暴露出来的卑劣凶残的“人性”引起了席勒对启蒙运动遗产的反思。他断定,虽然文明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人性”却没有得到提升。这表明单纯智性的启蒙是失败的,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以审美来改造和提升人性——培育新的感受力。

席勒的审美批判,不仅是对他所置身于其中的时代现实的批判,而且还是对文明本身所带来的弊端的批判。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只表明近代以来人们在认识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对“人性”的损害,造成了近代人的“人性”残缺不全。现时代的人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严密的分工及等级制度壁垒阻断了人们之间的自由交往,甚至使人们相互为敌。对于个体来说,国家乃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而已。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手段。“有用”乃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偶像,成为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而心灵的高级需求被忽略了。因此,作为严肃的精神性事务的艺术和审美也必须拜倒在“有用性”的规约之下。对于艺术和审美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艺术和审美的本性是自由,但在“市场”上,艺术和审美的“精神功绩没有分量”。

这些观点成为西方审美批判理论的先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全面异化。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而,人具有的关于他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说来竟成了手段。这些观点同席勒的批判都很相近。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也吸收了席勒的见解,比如马尔库塞就称现代文明的现实原则为操作原则。在这种原则的统治下,社会根据其成员的经济操作活动而被分成各个阶层,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满足的规模和方式受制于自己的劳动。人们是在为某种设施劳动,并且无法控制这种设施。劳动分工越严密,人就越异化。“人们并不在过自己的生活,而只是在履行某种事先确立的功能。”受到席勒审美批判影响的思想家的名单可以开列出许多,比如齐美尔、韦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直至弗洛伊德,等等。

尽管现实已经败坏,但对于它,还只有美和艺术才能救治。美和艺术的使命就是通过战胜物质性的现实而追寻自己的“假象”本质。美和艺术不需要以“现实”为自己的参照系;它们不仅不接受来自“现实”的评判,相反,它们还要通过高贵的形式来剔除“现实性”,从而成就自己的“假象”本质;也只有经由美的艺术的“假象世界”,才能超越“现实”而达到完全自由的境界。“审美假象”作为一种理想性的“美”必然要归结于“形式”,因为只有“形式”才有“超越性”,才能不被任何现实所制约、不被时间的流逝所毁坏;而“质料”则是来源于现实,并没有永恒的价值。形式通过“克服”质料而使一部艺术作品获得不朽的价值。“在一部真正美的艺术作品中,内容不应起任何作用,起作用的应是形式,因为只有通过形式才会对人的整体发生作用,而通过内容只会对个别的力发生作用。不管内容是多么高尚和广泛,它对我们的精神都起限制作用,只有形式才会给人以审美自由。”

席勒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假象”,就是同粗鄙的现实生活中对物质性“实在”的崇拜相对抗。这看似是对现实的高傲拒绝,实际上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席勒不会放弃启蒙的目标,而只是将其转换到审美的路径。席勒反复强调,艺术家必须生活在社群之中,必须置身于社会的道德和风俗之中,关键在于,他不能被现实驯化,屈服于材料的物质性,而是要蔑视时代的判断、需要和幸福,仰望着法则和尊严。他要用取自高贵时代、甚至超越一切时代的“形式”来铸造审美的“幻象”。“审美假象”的形式“本质”也使它区分于空洞盲目、不受约束的幻想以及幻觉。在席勒这里,“形式”乃是艺术的本质(假象)的本质,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席勒的美学仍然深深地根植于西方形式美学的传统。

席勒坚决反对超验神的存在,拒绝一切。所以他说:“我信什么教?你举出我的宗教,我一概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我有信仰。”他的信仰就是“美”以及作为“审美假象”的艺术、诗。故而席勒又说:“你只得从尘世纷纭之中逃走,遁入自己心中的寂静的圣所!在梦之国里才能找到自由,在诗歌里才开出美的花朵。”席勒用人的神性尺度取代了超验神的存在,他所谓的“完满的人性”,其实就是指人的“神性尺度”,也就是自由。但是席勒又认为,这种自由并不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中,而是一种根据需要设定出来的自由,也即是说。所谓的人的神性尺度也是一种先验的设定。可见,超验神废黜以后所留下的虚空乃是人先验自由的源泉。如果说,超验神与人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深渊,那么,即便是在超验神被废黜以后,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和他的理想的存在状态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难以消除的间距,而席勒寄希望于纯粹的“审美假象”来消除这个间距,从而使人完全拥有自己的神性存在。

席勒“审美假象”论对唯美主义运动有重要影响。唯美主义者并不真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只不过是利用这个口号来反抗社会对艺术的敌视,并企图经由审美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王尔德把艺术的本质视为“谎言”并指出:作为一门“高贵谎言”的艺术已经衰落了,这是因为科学的“真理”侵犯了艺术的“真理”,实证的价值取代了艺术的“谎言”。作为“谎言”的艺术与道德无关,艺术家的职责就是要“复活那种古老的撒谎艺术”。“撒谎”就是讲述美而不真实的故事,就是追求形式之美。他甚至断言作为“谎言”的艺术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由此可见王尔德所谓的“谎言”与席勒的“假象”之间内在的契合。当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差异:王尔德的“谎言”意味着快乐,摆脱精神的重压,“最高的艺术拒绝人类精神的负担”。而席勒的“审美假象”论强调精神性的承担,单纯的感官享受是被排除在外的。

席勒将“审美假象”对立于现实,强化了艺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否定功能。但这种否定并不是通过把艺术作为社会认知的载体,而是通过把艺术“提纯”为一种与实在性无关的“活的形象”——以此表征人的自由——来实现的。但在一个分工严密、一切都被市场交换所主宰的社会里,个体被卷进一个仅以追逐财富为目的怪兽腹中,又何谈自由呢?

席勒一方面认为,人们只有经由艺术才能达到最终的自由;另一方面,自由又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艺术是自由的女儿。这种兜圈子的话恰恰表明,即便是艺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在现实中都难以是自由的。但假若连艺术的自由都被剥夺,自由的火种岂不是完全熄灭了?这会导致丧失神性尺度的人必定处在权力的争夺和欲望的撕扯之中。这就是席勒美学的逻辑。在我们看来,单单强调“审美假象”与现实之间的对立,通过将自身放逐于现实之外所取得的“自由”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幻觉。而美学幻觉中的自由也并不能成为它在现实中失去的自由的补偿。在这方面,马克思无疑要深刻得多,因为马克思认为:文明的改造只有通过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才是可行的。艺术、审美绝不能被“圣化”为精神的“供品”,它作为人的整体性实践的组成部分,和人类的生活应该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联系。艺术固然是人类生存中的必需(当然不是对于所有人),但却并不能担当救赎的崇高使命;艺术可以让人体验到自由,但艺术并不等于自由。

到了20世纪,工具理性的统治更甚,人类的自杀行为(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地刺激了阿多诺的神经。在他看来,同一思维乃是导致人类互相残害的真正杀手,而基于同一思维的传统美学必须彻底颠覆。在《美学理论》有关“审美幻象”的章节中,席勒的“审美假象”论成为阿多诺批判的靶子。在他看来,由于席勒还未真正把握住艺术和现实的辩证关系,其“审美假象”理论最终沦落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帮凶。席勒试图通过“审美假象”获得“超越”的路子实质上还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魔法中打转。其“审美假象”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形式美学范畴中,造成了艺术的自我囚禁,完全失去了反抗物化现实的力量,更无从获得真正的自由。只要艺术还保留着令人愉悦的性质和面貌,它就不得不在市场交换逻辑的主宰下重新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链条之中,成为虚假的自主性(自由)。因此,艺术对现实的否定决不能停留在“形式美学”的范围内,而是要用自己破碎的“面貌”直接表征这个破碎的资本主义物化现实。这要求艺术否定自己的“形象”(“审美假象”),也即它的令人愉悦的一切质素。

哈贝马斯认为,坚持审美和艺术的绝对自主性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也同样是在加深艺术的危机。当艺术只顾坚守自主性的时刻,“艺术也越发从生活中异化了自身,并隐退到完全不可触摸的自律之域。”德国美学家维尔施曾直截了当地对席勒的美学构想给予完全的否定,他认为:在“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已成为现实的今天,继续坚持“艺术”有某种崇高的价值,继续坚持席勒的立场实乃愚蠢之见:“18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审美化纲领,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希望。相反,诸如席勒所言只有审美的人才是完整的人,……以今天这类审美化纲领用来表现自身的形式来看,已变得可疑起来。”

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角度指出:席勒的美学在“反对这个新兴的社会秩序正在制造的精神荒芜”的同时,也“提出了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全新理论的重要成分”。这个见解指出了席勒美学的双重性质。席勒的文明批判是深刻的,现时代的根本特征确实正如他所说,一切被纳入了交换之中,而交换关系用量的多少抹平了质的差异。但他给出的最终诊断——克服文明的弊病在于修复完整的人性——却是虚幻的,而这种诊断本身,恰恰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美学上激进的代价却是实践上的保守。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的冲突存在于个体的需要和文明进程之间,但为了文明的利益,作为个体的人通常被迫延迟或取消个体性的需求,而艺术则是对这种延迟或取消行为的补偿。同时,艺术也为人们提供机会来分享备受尊崇的情感体验,从而提升人们的认同感。艺术在为人类提供一种共同的文化理想的同时,也使人们从中获得了自恋性的满足。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艺术之所以为人类所必需,就根源于人类身上根深蒂固的“自恋情结”。这提醒我们,尽管人类无法走出这种“自恋”,但却要意识到这种“美学幻觉”的存在,不能过于沉迷甚至人为地强化这种幻觉。席勒美学有着巨大的价值,如前所说,他的“审美假象”确实是艺术理论的重大突破。但他对理想人性的鼓吹,以及他所建构的“假象王国”,则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恋性的满足”。

我们认为,美学的根基存在于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而非天才的高贵心灵。席勒的“审美假象”乃是一种美学上的“提纯”,在将当下现实与艺术割裂开来的同时,也是把审美经验封闭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上(诸种解构理论就是对“封闭性”的消解)。现实中人们的审美需求绝不可能完全摆脱身体的、欲望的甚至是物质性的满足。固然,艺术应该给人提供更高的心灵满足,但这并不能否定艺术所能提供的消遣和娱乐的价值。过于强调艺术或者审美活动的“纯洁性”,恰恰是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

第7篇

关键词:存在 真理 作品本身 艺术本质

海德格尔是西方现代著名的存在论哲学家,在其思想后期,他的存在论思想走上了艺术之途,在存在论的独特境域中来思考艺术的本质与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存在不断遮蔽的过程,而艺术乃是对存在的解蔽与救渡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他指出,作为存在之救渡的艺术是处于存在境域中的艺术而非传统美学体系中的艺术,“只有从存在问题出发,对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沉思才得到了完全的和决定性的规定。我们既不能把艺术看作一个文化成就的领域,也不能把它看作一个精神现象”。[1]传统美学体系乃是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中建立起来的,艺术本身仍处于被遮蔽状态中。因此,海德格尔对艺术本质的思考首先就表现在他对传统美学体系中的艺术与存在论中的艺术进行辨析。

一、海德格尔对传统美学体系中的艺术本质观的批判

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时代》中指出,除了科学与技术,“现代的第三个同样根本性的现象在于这样一个过程:艺术进入美学的视界内,这就是说,艺术成了体验的对象,艺术因此被视为人类生命的表达”。[2]美学对于艺术的考察是在认识论的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框架之中进行的。鲍姆加登在18世纪中叶创立美学(Aesthetica),将它作为研究人的感性认识的科学,而感性认识被当作相对于高级的理性认识的低级认识,而人的审美体验与情感是感性认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学对艺术的考察中,人是作为审美体验与创作的主体而存在,而艺术则被当作由人所创作出来的审美体验的对象性客体,它成为人的审美体验的激发者。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在关于艺术的美学考察中,艺术作品被规定为被生产出来的艺术之美,作品被表象为与感情状态相关的美的载体和激发者了。艺术作品被设定为某个‘主体’的‘客体’。对有关艺术作品的美学考察来说,决定性的是主-客体关系,而且是一种情感关系。”[3]美学对于艺术的考察始终被置于对人类的感性与感情状态的考察中,而“美本身无非是那个东西,它在自行显示中把这种感情状态生产出来。”[4]文德尔班也指出,在美学最初对于美的考察中,“要问的问题不是美是什么,而是美感如何产生”。[5]由此,美学对于艺术的考察从未触及艺术本身的存在,而始终停留在艺术的对象性存在中,艺术从未就其本身得到思考。

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它身上带有明显的知识学痕迹。人们把艺术作为其认识活动的对象,用种种概念、命题来表现艺术,把对于艺术的认识与研究纳入到自己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之中,用种种关于艺术的体系化的知识来替代对于艺术本身的沉思。然而,海德格尔指出,在人类对于艺术的对象化、表象化的认识与体验方式出现之前,艺术早已经在人类文明中诞生了,艺术并非从一开始就被纳入知识学体系中得以考察的。生活在西方文明发端时期的古希腊人就以一种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艺术。区别于现代人对于艺术的对象化体验与知识化认识,古希腊人则带着一种沉醉的神往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的世界中去,将自身与艺术完全融合为一体。

在传统美学体系内考察艺术是不可能揭示出艺术的真正本质的。美学的考察把艺术作品当作体验的对象,用人体验艺术的方式来说明艺术的本质,而且“一切皆体验”,在艺术创作与艺术享受中,体验都成为决定性的源泉。然而海德格尔却深刻地指出,体验也许正是艺术终结于其中的因素。黑格尔在《美学》中所作的艺术终结的判词,应该引起现代人的深思。在对艺术的美学考察中,人们习惯上认为可以从对现有艺术作品的比较、考察与归纳中获得艺术的本质。然而这已经暗含着对艺术本质的某一先在设定。同样的,由更高级的概念与基本原理来推理艺术的本质(如黑格尔的“艺术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也是从事先的规定性出发的。他们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都无法真正切中艺术的本质。

第8篇

【关键词】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美学思考;情感

钢琴音乐表现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音乐的发展和传承。从音乐史的角度来分析,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演变阶段,并逐渐走向成熟。然而,从本质上来说,钢琴音乐表演艺术并未达到美学上的统一,其中的矛盾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从美学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研究,不断地提升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的有效性,才能够从根本上加强钢琴音乐表演艺术效果,强化其美学本质特色。

一、关于钢琴音乐表现艺术创造本质的美学思考

(一)钢琴音乐表现艺术本身存在美学上的不足

目前钢琴音乐表现艺术本身存在美学上的不足,这在根本上降低了钢琴音乐表现艺术本身的审美性。在漫长的音乐发展过程中,诸多学者和专家重点对钢琴音乐表演艺术中的主体性进行研究,从而有效地揭示了创作主体和表演主体两者之间的互动性和渗透性。但是目前的钢琴音乐表演艺术还存在较多理论上的缺陷,传统的钢琴音乐表演艺术思想和美学观念依旧十分落后,不利于促进钢琴音乐表现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对于音乐表现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不利。

(二)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美学研究的着力点

对于钢琴音乐表演这种艺术形式来说,作品精神、表演主体、艺术形式等要素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钢琴音乐表演艺术本身审美要素的关联性,促进表演艺术本身的整体性。对于表演者来说,要想生动地诠释整部作品的情感特征和精神本质,就必须要实现自身心理与作品情感之间的互动性,以此来更加深入地把握作品的每一个细节,演绎出作品的本质内容。

(三)钢琴音乐表现艺术的核心及本质

钢琴音乐表现艺术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流派,其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创造性、实践性的要求,从而从根本上提升钢琴音乐表现艺术的有效性。只有实现钢琴艺术表演者本身情感、心理、创造力、想象力等多种要素的统一,才能够有效确保创作主体和表演主体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从根本上推进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和传承,这对于钢琴音乐表演艺术本身的发展和进步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二、如何有强化钢琴音乐创作中心理位置的美学研究

(一)解读情感是凸显钢琴音乐美学特色的前提

有效解读钢琴音乐作品的情感,是凸显钢琴音乐美学特色的前提所在。要想从根本上提升钢琴音乐本身的感染力和艺术效果,就必须要不断地加强对于情感和精神核心的解读,从而有效地把握钢琴音乐艺术本身的美学特色,赋予钢琴艺术新的生命力。从本质上说,钢琴艺术是情感的流动、精神的传递、思想的整合和心灵的互动,只有提升钢琴音乐本身的情感表达,才能够加深其钢琴音乐的美学内涵。

(二)有效加强表演主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联性

有效加强表演主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对于提升钢琴音乐创作艺术本身的美感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对钢琴音乐艺术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在音乐的表达过程中,必须强调表演主体的技巧、思想、认知、修养等多方面的要素,从而更加深入地对其中的内容和情感进行解读和把握,不断地加强表演者与创作者之间的互动,更加深入地诠释音乐作品。

(三)强调演奏者在钢琴音乐表演艺术中的心理位置

不断强调演奏者在钢琴音乐表演艺术中的地位,用表演主体的音乐行为诠释创作者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对于提升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的感染力和表达效果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总而言之,要想从根本上提升钢琴表演艺术的美学特色和精神核心,就必须要不断强化钢琴音乐表演艺术在演奏者心里的位置,使得这两者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关联,从本质上推动了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三、结语

钢琴音乐表演艺术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和审美性,不断地从美学的角度对钢琴音乐表演艺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能够把握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的美学内涵和本质特色,从而提升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的审美效果。注重表演者与创作者之间的互动性和关联性,把握情感要素在钢琴音乐表演艺术中的体现,这对于掌握钢琴艺术本身的规律性和动态平衡性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的传承。

参考文献:

[1]张蓓蓓.关于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的几点美学思考[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3.

[2]田甜.关于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的几点美学思考[J].黄河之声,2015,03:60-61.

[3]厉冰凌.关于钢琴音乐表演艺术的几点美学思考[J].北方音乐,2015,20:46-47.

第9篇

关键词:艺术;情感;理性;梵・高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5-0104-01

何为艺术的本质?这似乎是一个伴随着艺术的产生就一直在摸索讨论的一个问题,不同的艺术时代我们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见解。文章将基于一定的理论研究并结合艺术作品对“艺术的本质(das Wesen der Kunst)”进行一些探讨。

一、艺术是时代的产物

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对艺术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黑格尔关于艺术是绝对精神显现自身的方式,出现了客观精神说和主观精神说等等多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客观精神说”认为艺术是“理念”或者客观“宇宙精神”的体现。主观精神说”认为艺术是“自我意思的表现”是“生命本题的冲动”。艺术多元发展的今天,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及探讨也是从未停止的。

二、艺术的情感本质论

艺术家很早就开始关注艺术的情感性,并有一部分艺术家将情感作为的本质进行论说,这就形成了“情感本质论”。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我一直都坚信:人类是理性的动物,更是情感的动物。因而,只有真情迸射的作品才能真正震撼人的心灵。

不同的时代会出现不同的艺术作品,不同的艺术家也会有不同的艺术作品,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是要通过这样一个不同形式的作品,给社会反映出一种不同的情感,或许可能是人生是赞美,对爱情的憧憬,或许也是对时代的不满,对生活的控诉。总之他们都有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他们最终都需要表达一份真挚的理性的情感。

而当存在物中被遮蔽的情感一旦被敞开时,这时美就产生了。而这种情感往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海德格尔将美看作是“敞开发生的真理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情感是艺术作品的根基和灵魂,才是艺术作品的本质所在。

三、艺术作品中情感的表达

海德格尔对梵・高的作品《一双农鞋》有过一段阐释,他这样写道:从农鞋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劳动者艰辛的步履显现出来。那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她在寒风料峭中,迈动着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夜幕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农鞋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成熟谷物宁静的馈赠,及其在冬野的休闲荒漠中无法阐释的冬冥。这器具聚集着对面包稳固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再次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时阵痛的哆嗦和死亡临近的战栗……这一段话让我们读出了那双农鞋背后的情感。

结合当时梵高在创作《农鞋》时的背景,我认为,这不仅有个人情感的驱动,也有对个人情感的抽象,还有对人类普遍情感的反映,但更是与自身的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这幅作品和他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都受荷兰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画面深沉,有极强的乡土气,因为当时这种社会背景,促成了梵高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具有强烈情感冲击力的作品。不仅仅对于一个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来说需要有理性的情感,没有情感的作品称不上的是艺术作品。

桑塔亚纳曾指出:“艺术源于本能”,但艺术又不是本能冲动的直接宣泄,而是本能的理性化结果。他将艺术定位为“生物冲动的理性化”。所以说,景中的“情”并非某种单纯的情感和情绪,而是情中有理,理中有情的,理因情而使“意”具有打动人灵魂的力量。艺术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独特审美属性,最突出的就是情感性,因此艺术在进入客观世界时必然是饱含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带着强烈的激情、感动和震撼的,艺术的对象定然是渗透了情感体验而具有审美意义的生活。

四、艺术审美中的情感

在强调艺术的审美属性,就必然无法绕开人的情感表达和情感体验,无论从“审美反映论”的视角看,还是从艺术的主体性、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考量,艺术与情感都有着无法割舍的不解之缘。

当我们在看到梵・高画笔下的这一双农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并不是这样一个艺术符号,我们需要戴着一定的感情因素去欣赏去慢慢挖掘艺术家最初想要表达的那份情感。艺术不仅表现被表现者的感情,艺术作品凝聚了艺术家的全部心血,是表现者面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种种际遇时,触碰到了内心的琴弦,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于是表现者的个体情感终于喷薄而出、跃然纸上,渗透和转移到艺术作品中。当我们面对一个这样情感丰富的作品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更强烈的情感去回馈。

结语:梵・高的这幅《农鞋》中所感悟到、并用充满诗化的语言所阐释的情感,就是艺术最本质的内在,所以说,艺术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也可能是黑格尔的精神说,但在我看来一个作品最真挚最深处所要表达的那份理性的情感才是表达者创作这样一个作品的最初动力,这才是艺术最难能可贵之处。

参考文献:

第10篇

[关键词]席勒;审美假象;审美批判

《审美教育书简》(下称《书简》)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代美学的进程。维塞尔认为:“在18世纪美学理论中构成一个关键性转折点的是席勒的美学理论,而不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因为席勒的美学理论比康德的美学理论更多地指出了未来的道路。”哈贝马斯则称它是“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本文着力探讨席勒在《书简》中提出的“审美假象”概念。首先对“审美假象”概念进行辨析,并梳理其学理背景,其次是分析“审美假象”论的批判性内涵及影响,最后,参照多种美学视角,对席勒“审美假象”论的“先天缺陷”进行批判性分析。

在《书简》第九封信中,席勒就提出了“假象”的概念:“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遇到他们,你都要以高尚的、伟大的、精神丰富的形式把他们围住,四周用杰出事物的象征把他们包围,直到假象胜过现实,艺术胜过自然为止。”这里把“假象”和“艺术”并置,并分别同“现实”、“自然”相对,就已经指示了艺术和假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第二十六封信中,席勒则明确将其表述为一个美学命题:“鄙视审美假象,就等于鄙视一切美的艺术,因为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假象”。席勒同时也强调“审美假象”不同于“逻辑假象”。“逻辑假象”混淆现实,具有欺骗的性质,而“审美假象”自我显明为“假象”,当然谈不上“欺骗”。

我们有必要先对“假象”(Schein)作一番辨析。该词在德语中有“光辉”、“外表”之义,而“外表”则多有“表面现象”和“靠不住”的意思。仅以《书简》中“Schein”翻译来说,依笔者所见,就有三种:一是“假象”,如冯至、范大灿的译文和缪灵珠的译文(《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二是“形象显现”,见于朱光潜先生所著《西方美学史》;三是“外观”,如徐恒醇的《书简》译文、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等。自康德之后,“Schein”成为德国哲学(美学)的常用词,除席勒外,它在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人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所说的“日神之梦境”即是“Schein”。需要注意的是,尼采突出了这个词的“光辉”之义,翻译者或译为“假象”(缪朗山),或译作“外观”(周国平)。海德格尔对该词的使用也往往突出其“光辉”之义,其著作的中译者通常将其译为“假象”或“闪耀”。

笔者认为,单就词义论,将“Schein”翻译为“假象”、“外观”、“形象显现”都没有什么不妥。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见出,虽然该词兼具“外表”和“光辉”二义,但在不同的美学语境中有不同的侧重:或是“非实在性”之义,或是“光辉”之义,或是二者并重。席勒用“Schein”规定艺术的本质,既是以此来反对那种视“美的艺术”为“消遣之物”的轻视态度,同时也是要为艺术确立不同于自然科学真理模式的“真理”。正像伽达默尔所说:“把审美特性的本体论规定推至审美假象概念上,其理论基础在于:自然科学认识模式的统治导致了对一切立于这种新方法论认识可能性的非议。”伽达默尔在此还指出,通过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审美假象”,席勒成为第一个确立“艺术立足点”人。在更大的意义上,它刻画了精神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特要素的特征。由此可见,席勒把“Schein”同“现实”相对立,同科学上的“真实”相对立,具有争辩性,是对审美之“非实在性”的强调,所以我们认为将其翻译为“假象”很妥帖,而若将其译为“形象显现”。虽很仔细,但略显冗长。尼采所谓的“Schein”则既强调“日神”的“光辉”之义,又强调梦境的“非实在性”,翻译成“外观”很恰当;而海德格尔在使用“Schein”时,“光辉”之义较为突出,译为“显耀”或更合适。这里多有妄断,因为翻译讲求的是灵活变通。

席勒的“审美假象”论直接源自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53节中,康德宣称:“诗的艺术随意的用假相游戏着,而不是用这个来欺骗人,因它自己声明它的事是单纯的游戏,虽然这些游戏也能被悟性在它的工作里合目的地运用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此处的“假相”就是“Schein”。康德使用“Schein”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诗的艺术”乃是一种想象力的自由运作,并且是无功利的。所以康德又说:“在诗的艺术里一切进行得诚实和正直。它自己承认是一运用想象力提供慰乐的游戏,并想在形式方面和悟性的规律协和一致,并不想通过感性的描写来欺骗和包围悟性。”尽管从这些表述来看,席勒与康德非常相近,但如上所论,由于席勒刻意强化了“审美假象”的现实批判性而开辟了美学的新维度。

康德固然也对审美和认知进行了区分,但他并没有刻意为艺术寻找不同于自然科学认知模式的“真理”,而在席勒看来,将艺术之“真理”同自然科学的“真理”相区分刻不容缓。假若用自然科学的真理模式来权衡艺术,那么后者极容易被视为消遣之物。所以席勒说:“要防范知性对实在性的追求发展到一种偏狭的程度,以致美的艺术是假象就对全部美的假象的艺术下一个轻蔑的判断”。但是,在自然科学确凿的实在性面前,艺术和审美又能到哪里去获得自己的“本质”呢?传统意义上的“摹仿”理论是从属于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真理模式的,根本不可能将艺术“真理”与科学“真理”分开。席勒大胆地宣称“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假象”,看似是对自然科学真理模式的屈服,实则是针锋相对。将“假象”转化为一个纯美学概念,这样一来,艺术的“真理”是“假象”,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真理”。这是一个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因为它将文学艺术从附属于认识论的处境中完全解放出来。艺术的本质虽然是“假象”,但并不意味着它比自然科学的价值就低一等,相反,正因为其“假象”本质,所以它才是正直的、诚实的,自由的,而对假象喜爱的程度则直接表征了人在现实中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艺术的“假象”本质赋予艺术理想性的品格,使得它不会被粗俗的物质现实所玷污。因此,艺术之“假象”本质并未消解掉艺术的价值,反而表明它比一切“有用”的东西更“有用”,它负有更严肃、更神圣的使命。

席勒的“假象王国”构想也是对康德美学的创造性发挥。康德认为:“美的艺术是这样的一种表象方式,它本身是合目的性的,并且虽然没有目的,但却促进着对内心能力在社交性的传达方面的培养。”康德把“社交性”视为美的艺术的无目的的目的性,无所为而为的“功能”。而席勒将艺术的本质确立为“审美假象”,并以此构想出一个假象的、审美的、游戏的王国,正是要开辟一个在其中人们可以自由交往的领域。“假象艺术”乃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是一种交往理性。艺术只有作为“假象”,才能真正具有公正无私的品格和公共特征,才能超出现实物质性的束缚,并最终发挥交往功能。“假象王国”是一个审美共同体,在其中,由于没有物质实在性的束缚,没有个体欲望的促逼,没有权力的争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可以自由交谈,个体可以代表族类,人们通过美结合在一起。

康德把“美的艺术”视为天才的艺术,席勒的“审美假象”说也同样是建立在天才的基础上。他所谓的“假象王国”至少在“现时代”尚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而只能寄希望于天才高贵的心灵。康德把天才视为一种“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而席勒则把天才视为一种超绝于物质现实之上的理想人格,它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损毁。审美假象的王国是人类在超越了对实在性的追求以后而达到的最高生存境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终结。只有当人拥有最完满的人性,成为“审美的人”以后,他才可能完全不考虑事物的实存,而驻足于活生生的形象世界,满足于单纯的形象所带来的快乐。艺术的天才完全超越时代的“需要”而获得假象王国的垂青,而天才的艺术乃是一个纯粹的假象世界。毫无疑问,所有的艺术天才论都夸大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并把艺术家视为“超人”。所以阿多诺对康德、席勒乃至黑格尔的“天才观”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指出这种天才观恰恰是“与庸俗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协调一致的”。

在美学方法上,和康德一样,席勒凭借的还是先验设定和推断,“审美假象”就是作为一种“美的纯理性概念”被设立的。它被视为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从人的感性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的可能性中推断出来的,而它的作用是纠正和引导人们对现实事件做出判断。现时代一般的艺术(同“天才的艺术”相对)还没有达到纯粹的“假象”,因此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假象”本质,不是纯粹的“美的艺术”。由此可见,通过先验地为艺术设定一个有待实现的“本质”——“审美假象”,艺术被纳入了一个历史性的维度。艺术的本质之为“假象”,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规定,而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这也应该对黑格尔的美学有所影响。

席勒的“假象”说同柏拉图的“理式”说有间接的关联。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对话人之一“苏格拉底”谴责“模仿性的诗”是“理式”的“假象”,亵渎神灵,所以“模仿性”的诗人应该被逐出城邦。席勒在《书简》的第十封信中提到了柏拉图对摹仿性艺术的批评。他反对柏拉图完全用理性规定人性和艺术。在他看来,无论是人性,还是艺术,都是感性和理性的和谐统一,而非理性压制感性。作为游戏冲动的审美用形式克服质料,将感性的东西向理性提升,并最终创造出“活的形象”(审美假象)。人性的和谐只能通过美的艺术和审美才能达到。正因为艺术是“假象”,它才不冒充真实,危害真理(指自然科学的真理,下同),反而帮助人们更好地严守真理和艺术的界限。不仅如此,作为“假象”的艺术还是对实在的超越,甚至比真理更高贵。席勒并不是否定科学“真理”的价值,而是要防止科学“真理”侵入“美的艺术”领域之内。但当席勒把“审美假象”规定一种克服了质料的高贵的形式,并认为它是对现实的超越的时候,又似乎透露出“审美假象”同柏拉图的“美的理式”的隐秘联系。

席勒的“审美假象”说着力于构建一个人与人可自由交往的理想王国,指明了一条通向生存的“素朴性”和“自然”状态的回归之途。海德格尔对此颇为欣赏,认为席勒美学已经有了“生存论”的维度。所以海德格尔宣称:如果说康德将审美嵌入了人的此在的基本状态,而“正是这种基本状态,被席勒把握为历史性的、对历史具有奠基作用的人类此在的可能性条件。”

席勒又是如何通过“审美假象”论开辟现代性审美批判的道路的呢?

法国革命中暴露出来的卑劣凶残的“人性”引起了席勒对启蒙运动遗产的反思。他断定,虽然文明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人性”却没有得到提升。这表明单纯智性的启蒙是失败的,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以审美来改造和提升人性——培育新的感受力。

席勒的审美批判,不仅是对他所置身于其中的时代现实的批判,而且还是对文明本身所带来的弊端的批判。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只表明近代以来人们在认识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对“人性”的损害,造成了近代人的“人性”残缺不全。现时代的人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严密的分工及等级制度壁垒阻断了人们之间的自由交往,甚至使人们相互为敌。对于个体来说,国家乃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而已。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手段。“有用”乃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偶像,成为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而心灵的高级需求被忽略了。因此,作为严肃的精神性事务的艺术和审美也必须拜倒在“有用性”的规约之下。对于艺术和审美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艺术和审美的本性是自由,但在“市场”上,艺术和审美的“精神功绩没有分量”。

这些观点成为西方审美批判理论的先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全面异化。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而,人具有的关于他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说来竟成了手段。这些观点同席勒的批判都很相近。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也吸收了席勒的见解,比如马尔库塞就称现代文明的现实原则为操作原则。在这种原则的统治下,社会根据其成员的经济操作活动而被分成各个阶层,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满足的规模和方式受制于自己的劳动。人们是在为某种设施劳动,并且无法控制这种设施。劳动分工越严密,人就越异化。“人们并不在过自己的生活,而只是在履行某种事先确立的功能。”受到席勒审美批判影响的思想家的名单可以开列出许多,比如齐美尔、韦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直至弗洛伊德,等等。

尽管现实已经败坏,但对于它,还只有美和艺术才能救治。美和艺术的使命就是通过战胜物质性的现实而追寻自己的“假象”本质。美和艺术不需要以“现实”为自己的参照系;它们不仅不接受来自“现实”的评判,相反,它们还要通过高贵的形式来剔除“现实性”,从而成就自己的“假象”本质;也只有经由美的艺术的“假象世界”,才能超越“现实”而达到完全自由的境界。“审美假象”作为一种理想性的“美”必然要归结于“形式”,因为只有“形式”才有“超越性”,才能不被任何现实所制约、不被时间的流逝所毁坏;而“质料”则是来源于现实,并没有永恒的价值。形式通过“克服”质料而使一部艺术作品获得不朽的价值。“在一部真正美的艺术作品中,内容不应起任何作用,起作用的应是形式,因为只有通过形式才会对人的整体发生作用,而通过内容只会对个别的力发生作用。不管内容是多么高尚和广泛,它对我们的精神都起限制作用,只有形式才会给人以审美自由。”

席勒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假象”,就是同粗鄙的现实生活中对物质性“实在”的崇拜相对抗。这看似是对现实的高傲拒绝,实际上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席勒不会放弃启蒙的目标,而只是将其转换到审美的路径。席勒反复强调,艺术家必须生活在社群之中,必须置身于社会的道德和风俗之中,关键在于,他不能被现实驯化,屈服于材料的物质性,而是要蔑视时代的判断、需要和幸福,仰望着法则和尊严。他要用取自高贵时代、甚至超越一切时代的“形式”来铸造审美的“幻象”。“审美假象”的形式“本质”也使它区分于空洞盲目、不受约束的幻想以及幻觉。在席勒这里,“形式”乃是艺术的本质(假象)的本质,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席勒的美学仍然深深地根植于西方形式美学的传统。

席勒坚决反对超验神的存在,拒绝一切。所以他说:“我信什么教?你举出我的宗教,我一概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我有信仰。”他的信仰就是“美”以及作为“审美假象”的艺术、诗。故而席勒又说:“你只得从尘世纷纭之中逃走,遁入自己心中的寂静的圣所!在梦之国里才能找到自由,在诗歌里才开出美的花朵。”席勒用人的神性尺度取代了超验神的存在,他所谓的“完满的人性”,其实就是指人的“神性尺度”,也就是自由。但是席勒又认为,这种自由并不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中,而是一种根据需要设定出来的自由,也即是说。所谓的人的神性尺度也是一种先验的设定。可见,超验神废黜以后所留下的虚空乃是人先验自由的源泉。如果说,超验神与人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深渊,那么,即便是在超验神被废黜以后,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和他的理想的存在状态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难以消除的间距,而席勒寄希望于纯粹的“审美假象”来消除这个间距,从而使人完全拥有自己的神性存在。

席勒“审美假象”论对唯美主义运动有重要影响。唯美主义者并不真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只不过是利用这个口号来反抗社会对艺术的敌视,并企图经由审美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王尔德把艺术的本质视为“谎言”并指出:作为一门“高贵谎言”的艺术已经衰落了,这是因为科学的“真理”侵犯了艺术的“真理”,实证的价值取代了艺术的“谎言”。作为“谎言”的艺术与道德无关,艺术家的职责就是要“复活那种古老的撒谎艺术”。“撒谎”就是讲述美而不真实的故事,就是追求形式之美。他甚至断言作为“谎言”的艺术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由此可见王尔德所谓的“谎言”与席勒的“假象”之间内在的契合。当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差异:王尔德的“谎言”意味着快乐,摆脱精神的重压,“最高的艺术拒绝人类精神的负担”。而席勒的“审美假象”论强调精神性的承担,单纯的感官享受是被排除在外的。

席勒将“审美假象”对立于现实,强化了艺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否定功能。但这种否定并不是通过把艺术作为社会认知的载体,而是通过把艺术“提纯”为一种与实在性无关的“活的形象”——以此表征人的自由——来实现的。但在一个分工严密、一切都被市场交换所主宰的社会里,个体被卷进一个仅以追逐财富为目的怪兽腹中,又何谈自由呢?

席勒一方面认为,人们只有经由艺术才能达到最终的自由;另一方面,自由又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艺术是自由的女儿。这种兜圈子的话恰恰表明,即便是艺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在现实中都难以是自由的。但假若连艺术的自由都被剥夺,自由的火种岂不是完全熄灭了?这会导致丧失神性尺度的人必定处在权力的争夺和欲望的撕扯之中。这就是席勒美学的逻辑。在我们看来,单单强调“审美假象”与现实之间的对立,通过将自身放逐于现实之外所取得的“自由”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幻觉。而美学幻觉中的自由也并不能成为它在现实中失去的自由的补偿。在这方面,马克思无疑要深刻得多,因为马克思认为:文明的改造只有通过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才是可行的。艺术、审美绝不能被“圣化”为精神的“供品”,它作为人的整体性实践的组成部分,和人类的生活应该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联系。艺术固然是人类生存中的必需(当然不是对于所有人),但却并不能担当救赎的崇高使命;艺术可以让人体验到自由,但艺术并不等于自由。

到了20世纪,工具理性的统治更甚,人类的自杀行为(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地刺激了阿多诺的神经。在他看来,同一思维乃是导致人类互相残害的真正杀手,而基于同一思维的传统美学必须彻底颠覆。在《美学理论》有关“审美幻象”的章节中,席勒的“审美假象”论成为阿多诺批判的靶子。在他看来,由于席勒还未真正把握住艺术和现实的辩证关系,其“审美假象”理论最终沦落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帮凶。席勒试图通过“审美假象”获得“超越”的路子实质上还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魔法中打转。其“审美假象”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形式美学范畴中,造成了艺术的自我囚禁,完全失去了反抗物化现实的力量,更无从获得真正的自由。只要艺术还保留着令人愉悦的性质和面貌,它就不得不在市场交换逻辑的主宰下重新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链条之中,成为虚假的自主性(自由)。因此,艺术对现实的否定决不能停留在“形式美学”的范围内,而是要用自己破碎的“面貌”直接表征这个破碎的资本主义物化现实。这要求艺术否定自己的“形象”(“审美假象”),也即它的令人愉悦的一切质素。

哈贝马斯认为,坚持审美和艺术的绝对自主性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也同样是在加深艺术的危机。当艺术只顾坚守自主性的时刻,“艺术也越发从生活中异化了自身,并隐退到完全不可触摸的自律之域。”德国美学家维尔施曾直截了当地对席勒的美学构想给予完全的否定,他认为:在“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已成为现实的今天,继续坚持“艺术”有某种崇高的价值,继续坚持席勒的立场实乃愚蠢之见:“18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审美化纲领,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希望。相反,诸如席勒所言只有审美的人才是完整的人,……以今天这类审美化纲领用来表现自身的形式来看,已变得可疑起来。”

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角度指出:席勒的美学在“反对这个新兴的社会秩序正在制造的精神荒芜”的同时,也“提出了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全新理论的重要成分”。这个见解指出了席勒美学的双重性质。席勒的文明批判是深刻的,现时代的根本特征确实正如他所说,一切被纳入了交换之中,而交换关系用量的多少抹平了质的差异。但他给出的最终诊断——克服文明的弊病在于修复完整的人性——却是虚幻的,而这种诊断本身,恰恰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美学上激进的代价却是实践上的保守。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的冲突存在于个体的需要和文明进程之间,但为了文明的利益,作为个体的人通常被迫延迟或取消个体性的需求,而艺术则是对这种延迟或取消行为的补偿。同时,艺术也为人们提供机会来分享备受尊崇的情感体验,从而提升人们的认同感。艺术在为人类提供一种共同的文化理想的同时,也使人们从中获得了自恋性的满足。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艺术之所以为人类所必需,就根源于人类身上根深蒂固的“自恋情结”。这提醒我们,尽管人类无法走出这种“自恋”,但却要意识到这种“美学幻觉”的存在,不能过于沉迷甚至人为地强化这种幻觉。席勒美学有着巨大的价值,如前所说,他的“审美假象”确实是艺术理论的重大突破。但他对理想人性的鼓吹,以及他所建构的“假象王国”,则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恋性的满足”。

我们认为,美学的根基存在于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而非天才的高贵心灵。席勒的“审美假象”乃是一种美学上的“提纯”,在将当下现实与艺术割裂开来的同时,也是把审美经验封闭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上(诸种解构理论就是对“封闭性”的消解)。现实中人们的审美需求绝不可能完全摆脱身体的、欲望的甚至是物质性的满足。固然,艺术应该给人提供更高的心灵满足,但这并不能否定艺术所能提供的消遣和娱乐的价值。过于强调艺术或者审美活动的“纯洁性”,恰恰是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

第11篇

关键词:艺术;审美价值;情感;美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5-0087-01

一、艺术是人类的创造物

艺术是人所创造的美,它的审美价值就是一种好恶。假如说一切美都是人类无意识的创造物,那艺术则是人类有意识地根据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存在物。任何事物,它必须首先能使人感到美才可能成为艺术。离开了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很难理解艺术是什么。以往许多对艺术的定义之所以不确切,就因为它一开始就离开了这个最基本的大前提。那种把艺术和技巧混为一谈的看法之所以宽泛和笼统,也因为它没有抓住“美”这一根本的缘故。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任何事物,它必须首先是美的,然后才有可能是艺术,这是艺术概念的第一个层次。

为了区别自然与社会现象的美,还应当界定艺术品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类创造,具有创造能力,是人类心智的成长。艺术品的出现,只是人类通过有意识的劳动实践,对现实材料进行有意识的提炼。

绘画和设计在所要达到的目的上是统一的。绘画是通过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力把其生活经验用某种艺术形式展现给大家,目的是给人精神上的美感,使观众感受到艺术家的心声。而设计艺术是设计师通过对人们生活的方式和习惯,结合美学因素而创作的,带给人们实用与美观的产品。然而,它们在工作方式和所运用的原理上又是对立的,设计师首先考虑的是功能性,其次才考虑美学的因素。而艺术家可以不考虑实用性而专门研究美学因素和个人风格,所表现的内容可以是抽象的,设计作品却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内容。每一个设计师都应该了解自己创作的目的,明白作品的实用性和美观性的主次。每一份作品都体现着艺术家的喜好,文化素养的理解,随时随地进行不断的分析。

变革是艺术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变革势必会带来冲突。任何艺术流派,哪怕再激进,但最少也要有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有艺术最起码的美。

二、审美价值离不开情感

审美价值离不开情感,情感是审美创作的动力、核心。情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能激励人们为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努力奋斗。真实是情感具有审美价值的基础,艺术创作少不了真性情,连自己都无法打动的作品何谈打动别人。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所以审美境界的创构必须因心而得。

艺术的权威是捕捉住那刹间便会过去的情感,令它随时可以再现,是把创作者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的情阈里头。艺术创造和审美欣赏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高级精神需求,也是借以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三、艺术审美的民族性

对一个作品会有不同的审美体验,阐释各有差异。但是,在既定的历史情境中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是会趋于统一的。

我们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所使用的五官感觉本身就具有历史文化因素的渗透,人的心理结构中就有文化传统的力量。就是说人们对作品的感觉理解、审美意向、整体重建,大体上是按一个统一的审美方向。这是造成人们在审美方面具有民族的、文化的差异的重要原因。

为了我们的发展,首先要了解我们文明发展的轨迹,学习我们文明之中的精髓,思考如何从这些精髓中获得发展,得到启发来完善自己。一个不懂得思考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所以中国的艺术家不应急于颠覆或批判原有的艺术,而应静下心来好好挖掘,创造一些和自己有关和民族有关的作品,能够表达出具有这个时代特征人文精神的现代艺术作品。

四、结论

新时代就会有新的艺术产生,艺术存在千差万别、变化无穷的形式。作为一个艺术家首先要解决视觉的审美问题,必须要先知道如何表现不同的形象,经历这个传统的阶段,等逐渐熟练后,他自然会有些想法,及对人生对审美对价值观的思考,作品也就会发生变化。通篇下来,我的核心观点就是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要处理好艺术本质中的关系,就必须处理好人本质中的三种关系——也就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和自我即自身信仰的关系。

毕加索说过,艺术可以洗涤自己的心灵和尘埃。如今,艺术的发展形式已经越来越广,但好像离艺术的本质也越来越远了,也许这也是艺术的一个特点吧。

参考文献:

[1]艺术概论http://

第12篇

[关键词]席勒;审美假象;审美批判

《审美教育书简》(下称《书简》)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代美学的进程。维塞尔认为:“在18世纪美学理论中构成一个关键性转折点的是席勒的美学理论,而不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因为席勒的美学理论比康德的美学理论更多地指出了未来的道路。”哈贝马斯则称它是“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本文着力探讨席勒在《书简》中提出的“审美假象”概念。首先对“审美假象”概念进行辨析,并梳理其学理背景,其次是分析“审美假象”论的批判性内涵及影响,最后,参照多种美学视角,对席勒“审美假象”论的“先天缺陷”进行批判性分析。

在《书简》第九封信中,席勒就提出了“假象”的概念:“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遇到他们,你都要以高尚的、伟大的、精神丰富的形式把他们围住,四周用杰出事物的象征把他们包围,直到假象胜过现实,艺术胜过自然为止。”这里把“假象”和“艺术”并置,并分别同“现实”、“自然”相对,就已经指示了艺术和假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第二十六封信中,席勒则明确将其表述为一个美学命题:“鄙视审美假象,就等于鄙视一切美的艺术,因为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假象”。席勒同时也强调“审美假象”不同于“逻辑假象”。“逻辑假象”混淆现实,具有欺骗的性质,而“审美假象”自我显明为“假象”,当然谈不上“欺骗”。

我们有必要先对“假象”(Schein)作一番辨析。该词在德语中有“光辉”、“外表”之义,而“外表”则多有“表面现象”和“靠不住”的意思。仅以《书简》中“Schein”翻译来说,依笔者所见,就有三种:一是“假象”,如冯至、范大灿的译文和缪灵珠的译文(《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二是“形象显现”,见于朱光潜先生所著《西方美学史》;三是“外观”,如徐恒醇的《书简》译文、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等。自康德之后,“Schein”成为德国哲学(美学)的常用词,除席勒外,它在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人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所说的“日神之梦境”即是“Schein”。需要注意的是,尼采突出了这个词的“光辉”之义,翻译者或译为“假象”(缪朗山),或译作“外观”(周国平)。海德格尔对该词的使用也往往突出其“光辉”之义,其著作的中译者通常将其译为“假象”或“闪耀”。

笔者认为,单就词义论,将“Schein”翻译为“假象”、“外观”、“形象显现”都没有什么不妥。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见出,虽然该词兼具“外表”和“光辉”二义,但在不同的美学语境中有不同的侧重:或是“非实在性”之义,或是“光辉”之义,或是二者并重。席勒用“Schein”规定艺术的本质,既是以此来反对那种视“美的艺术”为“消遣之物”的轻视态度,同时也是要为艺术确立不同于自然科学真理模式的“真理”。正像伽达默尔所说:“把审美特性的本体论规定推至审美假象概念上,其理论基础在于:自然科学认识模式的统治导致了对一切立于这种新方法论认识可能性的非议。”伽达默尔在此还指出,通过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审美假象”,席勒成为第一个确立“艺术立足点”人。在更大的意义上,它刻画了精神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特要素的特征。由此可见,席勒把“Schein”同“现实”相对立,同科学上的“真实”相对立,具有争辩性,是对审美之“非实在性”的强调,所以我们认为将其翻译为“假象”很妥帖,而若将其译为“形象显现”。虽很仔细,但略显冗长。尼采所谓的“Schein”则既强调“日神”的“光辉”之义,又强调梦境的“非实在性”,翻译成“外观”很恰当;而海德格尔在使用“Schein”时,“光辉”之义较为突出,译为“显耀”或更合适。这里多有妄断,因为翻译讲求的是灵活变通。

席勒的“审美假象”论直接源自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53节中,康德宣称:“诗的艺术随意的用假相游戏着,而不是用这个来欺骗人,因它自己声明它的事是单纯的游戏,虽然这些游戏也能被悟性在它的工作里合目的地运用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此处的“假相”就是“Schein”。康德使用“Schein”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诗的艺术”乃是一种想象力的自由运作,并且是无功利的。所以康德又说:“在诗的艺术里一切进行得诚实和正直。它自己承认是一运用想象力提供慰乐的游戏,并想在形式方面和悟性的规律协和一致,并不想通过感性的描写来欺骗和包围悟性。”尽管从这些表述来看,席勒与康德非常相近,但如上所论,由于席勒刻意强化了“审美假象”的现实批判性而开辟了美学的新维度。

康德固然也对审美和认知进行了区分,但他并没有刻意为艺术寻找不同于自然科学认知模式的“真理”,而在席勒看来,将艺术之“真理”同自然科学的“真理”相区分刻不容缓。假若用自然科学的真理模式来权衡艺术,那么后者极容易被视为消遣之物。所以席勒说:“要防范知性对实在性的追求发展到一种偏狭的程度,以致美的艺术是假象就对全部美的假象的艺术下一个轻蔑的判断”。但是,在自然科学确凿的实在性面前,艺术和审美又能到哪里去获得自己的“本质”呢?传统意义上的“摹仿”理论是从属于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真理模式的,根本不可能将艺术“真理”与科学“真理”分开。席勒大胆地宣称“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假象”,看似是对自然科学真理模式的屈服,实则是针锋相对。将“假象”转化为一个纯美学概念,这样一来,艺术的“真理”是“假象”,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真理”。这是一个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因为它将文学艺术从附属于认识论的处境中完全解放出来。艺术的本质虽然是“假象”,但并不意味着它比自然科学的价值就低一等,相反,正因为其“假象”本质,所以它才是正直的、诚实的,自由的,而对假象喜爱的程度则直接表征了人在现实中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艺术的“假象”本质赋予艺术理想性的品格,使得它不会被粗俗的物质现实所玷污。因此,艺术之“假象”本质并未消解掉艺术的价值,反而表明它比一切“有用”的东西更“有用”,它负有更严肃、更神圣的使命。

席勒的“假象王国”构想也是对康德美学的创造性发挥。康德认为:“美的艺术是这样的一种表象方式,它本身是合目的性的,并且虽然没有目的,但却促进着对内心能力在社交性的传达方面的培养。”康德把“社交性”视为美的艺术的无目的的目的性,无所为而为的“功能”。 而席勒将艺术的本质确立为“审美假象”,并以此构想出一个假象的、审美的、游戏的王国,正是要开辟一个在其中人们可以自由交往的领域。“假象艺术”乃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是一种交往理性。艺术只有作为“假象”,才能真正具有公正无私的品格和公共特征,才能超出现实物质性的束缚,并最终发挥交往功能。“假象王国”是一个审美共同体,在其中,由于没有物质实在性的束缚,没有个体欲望的促逼,没有权力的争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可以自由交谈,个体可以代表族类,人们通过美结合在一起。

康德把“美的艺术”视为天才的艺术,席勒的“审美假象”说也同样是建立在天才的基础上。他所谓的“假象王国”至少在“现时代”尚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而只能寄希望于天才高贵的心灵。康德把天才视为一种“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而席勒则把天才视为一种超绝于物质现实之上的理想人格,它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损毁。审美假象的王国是人类在超越了对实在性的追求以后而达到的最高生存境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终结。只有当人拥有最完满的人性,成为“审美的人”以后,他才可能完全不考虑事物的实存,而驻足于活生生的形象世界,满足于单纯的形象所带来的快乐。艺术的天才完全超越时代的“需要”而获得假象王国的垂青,而天才的艺术乃是一个纯粹的假象世界。毫无疑问,所有的艺术天才论都夸大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并把艺术家视为“超人”。所以阿多诺对康德、席勒乃至黑格尔的“天才观”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指出这种天才观恰恰是“与庸俗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协调一致的”。

在美学方法上,和康德一样,席勒凭借的还是先验设定和推断,“审美假象”就是作为一种“美的纯理性概念”被设立的。它被视为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从人的感性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的可能性中推断出来的,而它的作用是纠正和引导人们对现实事件做出判断。现时代一般的艺术(同“天才的艺术”相对)还没有达到纯粹的“假象”,因此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假象”本质,不是纯粹的“美的艺术”。由此可见,通过先验地为艺术设定一个有待实现的“本质”——“审美假象”,艺术被纳入了一个历史性的维度。艺术的本质之为“假象”,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规定,而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这也应该对黑格尔的美学有所影响。

席勒的“假象”说同柏拉图的“理式”说有间接的关联。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对话人之一“苏格拉底”谴责“模仿性的诗”是“理式”的“假象”,亵渎神灵,所以“模仿性”的诗人应该被逐出城邦。席勒在《书简》的第十封信中提到了柏拉图对摹仿性艺术的批评。他反对柏拉图完全用理性规定人性和艺术。在他看来,无论是人性,还是艺术,都是感性和理性的和谐统一,而非理性压制感性。作为游戏冲动的审美用形式克服质料,将感性的东西向理性提升,并最终创造出“活的形象”(审美假象)。人性的和谐只能通过美的艺术和审美才能达到。正因为艺术是“假象”,它才不冒充真实,危害真理(指自然科学的真理,下同),反而帮助人们更好地严守真理和艺术的界限。不仅如此,作为“假象”的艺术还是对实在的超越,甚至比真理更高贵。席勒并不是否定科学“真理”的价值,而是要防止科学“真理”侵入“美的艺术”领域之内。但当席勒把“审美假象”规定一种克服了质料的高贵的形式,并认为它是对现实的超越的时候,又似乎透露出“审美假象”同柏拉图的“美的理式”的隐秘联系。

席勒的“审美假象”说着力于构建一个人与人可自由交往的理想王国,指明了一条通向生存的“素朴性”和“自然”状态的回归之途。海德格尔对此颇为欣赏,认为席勒美学已经有了“生存论”的维度。所以海德格尔宣称:如果说康德将审美嵌入了人的此在的基本状态,而“正是这种基本状态,被席勒把握为历史性的、对历史具有奠基作用的人类此在的可能性条件。”

席勒又是如何通过“审美假象”论开辟现代性审美批判的道路的呢?

法国革命中暴露出来的卑劣凶残的“人性”引起了席勒对启蒙运动遗产的反思。他断定,虽然文明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人性”却没有得到提升。这表明单纯智性的启蒙是失败的,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以审美来改造和提升人性——培育新的感受力。

席勒的审美批判,不仅是对他所置身于其中的时代现实的批判,而且还是对文明本身所带来的弊端的批判。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只表明近代以来人们在认识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对“人性”的损害,造成了近代人的“人性”残缺不全。现时代的人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严密的分工及等级制度壁垒阻断了人们之间的自由交往,甚至使人们相互为敌。对于个体来说,国家乃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而已。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手段。“有用”乃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偶像,成为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而心灵的高级需求被忽略了。因此,作为严肃的精神性事务的艺术和审美也必须拜倒在“有用性”的规约之下。对于艺术和审美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艺术和审美的本性是自由,但在“市场”上,艺术和审美的“精神功绩没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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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成为西方审美批判理论的先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全面异化。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而,人具有的关于他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说来竟成了手段。这些观点同席勒的批判都很相近。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也吸收了席勒的见解,比如马尔库塞就称现代文明的现实原则为操作原则。在这种原则的统治下,社会根据其成员的经济操作活动而被分成各个阶层,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满足的规模和方式受制于自己的劳动。人们是在为某种设施劳动,并且无法控制这种设施。劳动分工越严密,人就越异化。“人们并不在过自己的生活,而只是在履行某种事先确立的功能。”受到席勒审美批判影响的思想家的名单可以开列出许多,比如齐美尔、韦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直至弗洛伊德,等等。

尽管现实已经败坏,但对于它,还只有美和艺术才能救治。美和艺术的使命就是通过战胜物质性的现实而追寻自己的“假象”本质。美和艺术不需要以“现实”为自己的参照系;它们不仅不接受来自“现实”的评判,相反,它们还要通过高贵的形式来剔除“现实性”,从而成就自己的“假象”本质;也只有经由美的艺术的“假象世界”,才能超越“现实”而达到完全自由的境界。“审美假象”作为一种理想性的“美”必然要归结于“形式”,因为只有“形式”才有“超越性”,才能不被任何现实所制约、不被时间的流逝所毁坏;而“质料”则是来源于现实,并没有永恒的价值。形式通过“克服”质料而使一部艺术作品获得不朽的价值。“在一部真正美的艺术作品中,内容不应起任何作用,起作用的应是形式,因为只有通过形式才会对人的整体发生作用,而通过内容只会对个别的力发生作用。不管内容是多么高尚和广泛,它对我们的精神都起限制作用,只有形式才会给人以审美自由。”

席勒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假象”,就是同粗鄙的现实生活中对物质性“实在”的崇拜相对抗。这看似是对现实的高傲拒绝,实际上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席勒不会放弃启蒙的目标,而只是将其转换到审美的路径。席勒反复强调,艺术家必须生活在社群之中,必须置身于社会的道德和风俗之中,关键在于,他不能被现实驯化,屈服于材料的物质性,而是要蔑视时代的判断、需要和幸福,仰望着法则和尊严。他要用取自高贵时代、甚至超越一切时代的“形式”来铸造审美的“幻象”。“审美假象”的形式“本质”也使它区分于空洞盲目、不受约束的幻想以及幻觉。在席勒这里,“形式”乃是艺术的本质(假象)的本质,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席勒的美学仍然深深地根植于西方形式美学的传统。

席勒坚决反对超验神的存在,拒绝一切宗教信仰。所以他说:“我信什么教?你举出我的宗教,我一概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我有信仰。”他的信仰就是“美”以及作为“审美假象”的艺术、诗。故而席勒又说:“你只得从尘世纷纭之中逃走,遁入自己心中的寂静的圣所!在梦之国里才能找到自由,在诗歌里才开出美的花朵。”席勒用人的神性尺度取代了超验神的存在,他所谓的“完满的人性”,其实就是指人的“神性尺度”,也就是自由。但是席勒又认为,这种自由并不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中,而是一种根据需要设定出来的自由,也即是说。所谓的人的神性尺度也是一种先验的设定。可见,超验神废黜以后所留下的虚空乃是人先验自由的源泉。如果说,超验神与人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深渊,那么,即便是在超验神被废黜以后,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和他的理想的存在状态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难以消除的间距,而席勒寄希望于纯粹的“审美假象”来消除这个间距,从而使人完全拥有自己的神性存在。

席勒“审美假象”论对唯美主义运动有重要影响。唯美主义者并不真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只不过是利用这个口号来反抗社会对艺术的敌视,并企图经由审美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王尔德把艺术的本质视为“谎言”并指出:作为一门“高贵谎言”的艺术已经衰落了,这是因为科学的“真理”侵犯了艺术的“真理”,实证的价值取代了艺术的“谎言”。作为“谎言”的艺术与道德无关,艺术家的职责就是要“复活那种古老的撒谎艺术”。“撒谎”就是讲述美而不真实的故事,就是追求形式之美。他甚至断言作为“谎言”的艺术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由此可见王尔德所谓的“谎言”与席勒的“假象”之间内在的契合。当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差异:王尔德的“谎言”意味着快乐,摆脱精神的重压,“最高的艺术拒绝人类精神的负担”。而席勒的“审美假象”论强调精神性的承担,单纯的感官享受是被排除在外的。

席勒将“审美假象”对立于现实,强化了艺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否定功能。但这种否定并不是通过把艺术作为社会认知的载体,而是通过把艺术“提纯”为一种与实在性无关的“活的形象”——以此表征人的自由——来实现的。但在一个分工严密、一切都被市场交换所主宰的社会里,个体被卷进一个仅以追逐财富为目的怪兽腹中,又何谈自由呢?

席勒一方面认为,人们只有经由艺术才能达到最终的自由;另一方面,自由又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艺术是自由的女儿。这种兜圈子的话恰恰表明,即便是艺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在现实中都难以是自由的。但假若连艺术的自由都被剥夺,自由的火种岂不是完全熄灭了?这会导致丧失神性尺度的人必定处在权力的争夺和欲望的撕扯之中。这就是席勒美学的逻辑。在我们看来,单单强调“审美假象”与现实之间的对立,通过将自身放逐于现实之外所取得的“自由”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幻觉。而美学幻觉中的自由也并不能成为它在现实中失去的自由的补偿。在这方面,马克思无疑要深刻得多,因为马克思认为:文明的改造只有通过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才是可行的。艺术、审美绝不能被“圣化”为精神的“供品”,它作为人的整体性实践的组成部分,和人类的生活应该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联系。艺术固然是人类生存中的必需(当然不是对于所有人),但却并不能担当救赎的崇高使命;艺术可以让人体验到自由,但艺术并不等于自由。

到了20世纪,工具理性的统治更甚,人类的自杀行为(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地刺激了阿多诺的神经。在他看来,同一思维乃是导致人类互相残害的真正杀手,而基于同一思维的传统美学必须彻底颠覆。在《美学理论》有关“审美幻象”的章节中,席勒的“审美假象”论成为阿多诺批判的靶子。在他看来,由于席勒还未真正把握住艺术和现实的辩证关系,其“审美假象”理论最终沦落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帮凶。席勒试图通过“审美假象”获得“超越”的路子实质上还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魔法中打转。其“审美假象”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形式美学范畴中,造成了艺术的自我囚禁,完全失去了反抗物化现实的力量,更无从获得真正的自由。只要艺术还保留着令人愉悦的性质和面貌,它就不得不在市场交换逻辑的主宰下重新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链条之中,成为虚假的自主性(自由)。因此,艺术对现实的否定决不能停留在“形式美学”的范围内,而是要用自己破碎的“面貌”直接表征这个破碎的资本主义物化现实。这要求艺术否定自己的“形象”(“审美假象”),也即它的令人愉悦的一切质素。

哈贝马斯认为,坚持审美和艺术的绝对自主性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也同样是在加深艺术的危机。当艺术只顾坚守自主性的时刻,“艺术也越发从生活中异化了自身,并隐退到完全不可触摸的自律之域。”德国美学家维尔施曾直截了当地对席勒的美学构想给予完全的否定,他认为:在“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已成为现实的今天,继续坚持“艺术”有某种崇高的价值,继续坚持席勒的立场实乃愚蠢之见:“18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审美化纲领,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希望。相反,诸如席勒所言只有审美的人才是完整的人,……以今天这类审美化纲领用来表现自身的形式来看,已变得可疑起来。”

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角度指出:席勒的美学在“反对这个新兴的社会秩序正在制造的精神荒芜”的同时,也“提出了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全新理论的重要成分”。这个见解指出了席勒美学的双重性质。席勒的文明批判是深刻的,现时代的根本特征确实正如他所说,一切被纳入了交换之中,而交换关系用量的多少抹平了质的差异。但他给出的最终诊断——克服文明的弊病在于修复完整的人性——却是虚幻的,而这种诊断本身,恰恰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美学上激进的代价却是实践上的保守。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的冲突存在于个体的需要和文明进程之间,但为了文明的利益,作为个体的人通常被迫延迟或取消个体性的需求,而艺术则是对这种延迟或取消行为的补偿。同时,艺术也为人们提供机会来分享备受尊崇的情感体验,从而提升人们的认同感。艺术在为人类提供一种共同的文化理想的同时,也使人们从中获得了自恋性的满足。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艺术之所以为人类所必需,就根源于人类身上根深蒂固的“自恋情结”。这提醒我们,尽管人类无法走出这种“自恋”,但却要意识到这种“美学幻觉”的存在,不能过于沉迷甚至人为地强化这种幻觉。席勒美学有着巨大的价值,如前所说,他的“审美假象”确实是艺术理论的重大突破。但他对理想人性的鼓吹,以及他所建构的“假象王国”,则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恋性的满足”。

我们认为,美学的根基存在于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而非天才的高贵心灵。席勒的“审美假象”乃是一种美学上的“提纯”,在将当下现实与艺术割裂开来的同时,也是把审美经验封闭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上(诸种解构理论就是对“封闭性”的消解)。现实中人们的审美需求绝不可能完全摆脱身体的、欲望的甚至是物质性的满足。固然,艺术应该给人提供更高的心灵满足,但这并不能否定艺术所能提供的消遣和娱乐的价值。过于强调艺术或者审美活动的“纯洁性”,恰恰是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阉割”。

第13篇

【关键词】建筑艺术魅力;本质;静态分析;动态分析;方法论

The Analysis and search of Architectural art Charm

Lou Shi-feng

( Pingdingshan City Planning Bureau Planning Center, Pingdingshan,henna 467000 )

【Abstract】The charm of architectural art is a combination of social and material conten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beauty effect, aesthetic power system is the product of movement; it includes the con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updated changes. Based on the essential charm of architectural art, architecture artistic charm of static analysis, construction of the dynamic artistic charm, and artistic charm of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groups in exploring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e methodology described in an attempt to explore with the architectural works of art contains the charm Some clues.

【Keywords】architectural art charm; nature; static analysis; dynamic analysis; Methodology

1.前言

建筑艺术的魅力不仅是建筑师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建筑艺术欣赏者刻意探寻的秘密。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分析与探寻建筑作品蕴涵的艺术魅力的一点线索。

2.建筑艺术魅力的本质

建筑艺术作品作为人类与世界的审美关系的物化形态,是审美意识、审美评价和审美表现的统一体。因此,研究建筑艺术魅力的本质,就必须把它置放在整个建筑艺术活动的审美调节机制之下来考察、研究建筑艺术影响社会生活的具体过程。建筑艺术魅力只是建筑作品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中介,它不是建筑作品自身的客观属性,而是人类审美系统复杂运动的产物。

2.1建筑艺术魅力具有系统性、多因性、动态性的特点。系统性是指艺术魅力是建筑作品的美感动力系统,它产生于美的整体性,每个建筑作品的魅力都是一个系统,要揭示一个建筑作品的魅力的本质,就必须要考察它的系统结构。多因性是指构成建筑作品魅力的美学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动态性是指艺术魅力表现为审美主客体在审美环境的作用下辨证运动的过程,它是动态发展着的。建筑艺术魅力的上述特点告诉我们,要弄清建筑艺术魅力的本质,必须首先弄清它的系统结构。

2.2建筑艺术的本质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结构,建筑作品的再现因素、评价因素和表现因素构成了这个结构的三个方面。这个三维结构在运动中产生出三种不同方向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具体的建筑作品中表现为三种审美形态,即由建筑作品的形式技巧所产生的愉悦性因素、由建筑作品的思想内容所产生的认知性因素和由建筑作品的情感性所产生的感染性因素,这就是建筑艺术魅力的深层结构。建筑艺术的魅力,就是建筑作品审美形态的深层结构衍生出来的复杂功能体系所激发出来的综合美感效应。

2.3我们把建筑艺术魅力的本质界定为美感效应,就是说,艺术魅力并不是建筑作品的一种客观属性,而是人对建筑作品的审美关系的产物,是审美主客体的统一,它是发生学的概念。因此,分析与探寻建筑艺术魅力的本质,不能仅仅到建筑作品中去寻找,而应该在艺术欣赏的实践活动中寻求解释。同时也必须借助辩证逻辑的方法,根据它的多因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对它进行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3.建筑艺术魅力的静态分析

3.1建筑艺术魅力的本质是一种美感效应,一方面是客体对主体的一种有效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心理反应。建筑艺术魅力是建筑审美主客体辨证运动的动态结构。为了进一步分析、探寻建筑艺术作品的审美素质与欣赏者审美心理结构的关系,我们首先应对引起美感效应的各种因素进行静态的分析。

3.2艺术形象是建筑作品作为审美对象的基本构成单位,建筑艺术的魅力实际上就是建筑形象的魅力。建筑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新颖性、动情性和蕴籍性是建筑作品产生美感效应的四个基本要求,这四个方面处在艺术美的整体结构之中,是建筑作品产生魅力的内在根据。

3.2.1真实性。

艺术真实性是建筑作品的一种审美素质,是历史的真实性与心理的真实感的统一。它由细节的具体性、特征的鲜明性、内容的逻辑性、关系的整合性和价值的协调性五个因素构成,是现实感、真切感、逻辑感、生命感、历史感的综合。它对应着欣赏者审美感知的表象性,激活了欣赏者审美感受中的知觉功能,使欣赏者产生某种如临其境的幻觉,从而激发出再认。

3.2.2新颖性。

审美感受的独特和艺术表现的新颖,也是建筑作品的基本要求。形象的个别性、变化性和表现的独创性构成了建筑作品的新颖性,它对应着欣赏者审美想象的自由性,激活了欣赏者的审美感受中的想象功能,使欣赏者产生了涉新猎异的满足感。

3.2.3动情性。

情感的深沉、情感的丰富、情感的辩证、情感的凝聚和情景的交融是动情性原则的五个具体要求,它构成了建筑作品的动情性。它对应着欣赏者审美情感的动力性,激活了欣赏者审美感受中的情感功能,使欣赏者产生不由自主的情感陶醉,因而建筑作品具有感染力,激发出欣赏者的移情。

3.2.4蕴籍性。

蕴籍性指的是建筑作品生活内涵表现的基本原则。它对应着欣赏者审美理解的非概念性特征,激活了欣赏者审美感受中的理解因素,使得艺术形象的认识性因素与欣赏者的审美理解的功能相契合,从而获得回味的。

以上所说的真实性、新颖性、动情性和蕴籍性是建筑艺术作品的四种基本的审美素质,它们的复杂综合正是艺术魅力的内在根据或产生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建筑艺术作品的信息状态与欣赏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功能状态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这就是审美主客体的内在联系的必然性。当然,这种联系在建筑艺术欣赏实践中的表现形态是极其复杂的,故必须在建筑艺术魅力的动态分析中才能看得清楚。

4.建筑艺术魅力的动态分析

4.1建筑艺术欣赏活动包含着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一是建筑作品的美学特性心灵化的过程,一是欣赏者审美能力外化的过程。建筑艺术的魅力是建筑作品的审美特性与欣赏者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契合之后产生的,因此建筑艺术的魅力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不是既定的、而是发生的,不是先验的、静止的美感结构的复演,而是连续不断的建构过程。

4.2建筑艺术魅力生成的动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建筑作品的美学特性;二是欣赏者的个人条件;三是欣赏过程中的环境因素。魅力的产生就是这三种动因获得平衡、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艺术魅力的发生,是欣赏者的心理文化结构(包括审美心理结构、智力结构和伦理道德结构等)与欣赏者的心理组织功能(包括对刺激的同化和异化机能)共同对建筑艺术美的信息系统在审美场(包括社会环境和具体欣赏环境)中进行复杂的心理组织过程之后所产生的美感效应。从以上艺术魅力生成的心理机制中,我们不难发现:一、魅力形成的过程在特定的审美环境中进行;二、心理组织功能和心理文化结构始终成相辅相成;三、欣赏者的心理文化结构起主导作用。

4.3心理的层次之外,历史的层次也不容忽视,建筑艺术魅力的生成是人类建筑历史不断发展的伟大成果。从宏观角度看,人类审美的总体实践逐步赋予了人类审美感官和审美直觉力;从微观角度看,欣赏者个体的每一次欣赏实践都能够发展和完善他自身的审美感知能力。

总之,艺术魅力的形成,就是在历史的积淀和心理的组织作用的基础上,欣赏者的审美感知图式对建筑作品的刺激所做出的反应。这是一种美感效应,是审美动力系统运动的产物。

5.建筑艺术魅力的群体发生

5.1建筑艺术作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超意识形态的抽象形式,即符号。作为建筑师创造的产物,它的内容是观念性的,独特的;作为欣赏者欣赏的起点,它又是激发欣赏者审美再创造的媒介,可以成为被不同的欣赏者共同用来寄托情怀的抽象形式,具有符号性的特征。

5.2建筑艺术作品是通过概念逻辑的告知、艺术形象的象征和表现形式的暗示这三个层次来分别传达它的语义信息、形象信息和形式信息的。概念逻辑的告知和表现形式的暗示这两个层次的信息传达都畅通无阻,不需要中介,而艺术形象的象征这个层次的信息传达却需要借助形象体系这个中介来进行。一方面建筑师用形象符号系统作为外壳包裹着观念内容;另一方面欣赏者为了超越形象符号系统的不确定性,又把它作为生发自己的经验和情感的外壳,即表现的媒介。正应为这样,建筑作品才具有了观念性和符号性统一的两重性特征,也就是说,作为观念形态的建筑作品必须首先过度成为激发欣赏者展开经验联想和情感表现的符号,欣赏者借助于这种符号的媒介重新创造一个渗透着欣赏者自己的观念内容的审美意象。这种符号性能够使作品超越自身观念内容的个体性局限,普遍激起欣赏者群体进行经验和情感的表现。因此,建筑作品成为欣赏者个体经验与情感的异质同构的象征。因为是异质同构,故不求经验和情感的完全契合,只求结构特征相似,所以同一作品可以与不同阶级、民族和时代的欣赏者建立起感情的联系,从而产生普遍和永恒的魅力,这就是艺术魅力的群体发生现象。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艺术魅力的普遍性、永恒性并非来自建筑作品自身的某种客观属性,而是来自艺术欣赏中的象征表现运动,优秀的建筑作品必然具有社会性的象征功能。

5.3优秀的建筑作品必然具有深刻的艺术启示力,即具有超越作品内容自身的具体性而指向无限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内容的概括性、典型性和深刻性,它能过激发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从而获得永久的生命力。建筑艺术欣赏的中心任务,就是把握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艺术启示力。

6.建筑艺术魅力探寻的方法论

6.1建筑艺术的审美结构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一是建筑作品的各种形式因素所唤起的深层意象;二是建筑作品的意象所指示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其中包含现实世界中的客观生活内容和建筑师个人主观的理解评价;三是建筑作品所呈现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蕴,即建筑形象和建筑空间的象征意向。这三个层次相辅相成,共同架构起了建筑作品的哲理和诗情,其基本性质是建筑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典型性和深刻性,其依托是建筑作品个性特征表现的鲜明性,其表现形态则是从建筑作品个性特征中抽象出来,能够超越建筑作品自身特定历史内容的局限性而指向无限暗示性的象征意蕴。它是建筑作品触发欣赏者联想和想象的媒介,是建筑艺术启示力的源泉, 是建筑艺术不朽生命力的基因。

6.2建筑艺术的三个审美层次,决定了建筑作品欣赏必须按照对建筑形式的把握和建筑形象的感受、对建筑作品内容的理解和体验以及对建筑作品深层意蕴的探究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步骤进行。真正意义的建筑艺术欣赏,必须深入到建筑作品所涵括的象征意蕴之中。因此,建筑艺术魅力的分析与探寻就必须运用新的方法论原则,即“远观”、“圆识”和“静悟”。

6.2.1 所谓“远观”,就是把建筑作品中复杂的多样性还原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审美观照,然后考察其内容、情绪是否展露得有序、和谐与完美。

6.2.2 所谓“圆识”,就是多侧面、多角度、调动各种经验知识去理解、认识建筑作品的内容。

6.2.3 所谓“静悟”,就是在欣赏中全神贯注,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让自己的心灵完全融入艺术形象之中,进行超实用的观赏,同时又融入自己的经验,在凝神观照中进行心灵的象征表现活动,从而对建筑作品内容达到超出表象的理解,彻悟出深刻意蕴。

7.结语

建筑艺术的魅力是一个永恒而神秘的话题,它是一种综合了社会物质内容和文化内涵的美感效应,它所涵括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变化的。因此,对建筑艺术魅力的分析与探寻也是一个运动变化的漫长过程,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建筑师为此而付出艰辛和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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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关键词:杜夫海纳 艺术与历史 历史见证 历史构建 艺术真实

关于艺术与历史的关系,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提出:“艺术对历史可以有压力”[1],这个观点不仅意味着艺术在法理上有其自身的历史或在事实上它也在历史范围之内,还意味着艺术在历史解释与构成中扮演着积极主动的重要角色。

一.艺术是积极的历史见证者

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对艺术作品的见证历史,在不同地方分别用到以下说法:“为现实作证”[2]、“审美对象可以为现实世界作证”[3]、“可以证实现实”[4]、“历史的见证”[5],他从艺术作品呈现历史现实面貌、表明历史现实性质两方面论述了艺术是积极的历史见证者。

1.艺术世界通过提供现实可能呈现的面貌来见证历史

杜夫海纳认为,在普通知觉中,我们关心的是在对象之外寻找对象给我们提供的可能事物或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与普通知觉相比,审美知觉能深入考察对象,以便通过感觉去发现一个内部世界,一个潜伏在感觉中的艺术世界。杜夫海纳说:“正是这个世界可以证实现实。但它不是用陈述现实确实是什么,而是通过提供我们现实可能呈现的面貌这种方式来证实的。”[6]艺术证实现实是通过提供我们“现实可能呈现的面貌”,而不是用“陈述现实确实是什么”,这是由艺术的功能所决定的,杜夫海纳相信艺术给予我们感知一个典型对象时,促使我们去读解表现,去发现只有在感觉中才显示的气氛,而不是关注细节的客观性。

杜夫海纳进而指出:“通过创造新的再现方式,艺术教给我们观看(现实)。”[7]艺术在自以为再现现实的时刻,几乎是在创造现实。在杜夫海纳看来,艺术世界呈现的并非现实事实,艺术并非现实的翻版:艺术不是照搬,实际上也并不存在能与审美知觉对等的现实,所以艺术呈现中的变形是必然的,这其实是一种艺术的创造。他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艺术见证现实采取的提供现实可能呈现的面貌:米开朗基罗画的奴隶,现实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人体上半身的抽搐方式;蓝蝴蝶花的扭曲形象也只能在梵高的画中才可以看到。不过,艺术仍然是真实的,因为艺术帮助我们认识现实,它表现现实所要表现的东西。在杜夫海纳看来,已经存在的对象对艺术家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吸引和鼓动艺术家的是世界的对象中尚未完成的东西,就是现实无法把握的维度,而这种维度只显示于情感,只有艺术才能把它固定并传达出来。所以艺术家应该陈述的就不是客观现实,艺术家的任务是表现对象而不是模仿对象,他应解除客观认识加在对象身上的禁令,让对象自己去表述。这样,艺术创作一方面把现实变形,使它成为审美对象,另一方面,在变形的同时让现实呈现它所要表现的意义。

2.艺术世界通过表明现实世界的性质来见证历史

杜夫海纳认为:“作品不仅表明作者的个性,而且表明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世界。”[8]杜夫海纳意识到如果考察作品的产生,就会明白作品是一个介入现实的作品,作品的真正性由它介入现实的深度来衡量,是力求表达现实性质的一种真正性。尽管艺术家关心的首先是创作自己的作品,艺术家的真实在于满足一种技巧要求和一种精神要求,实现自己的作品和表述自己,艺术家在创造作品时也是在创造自己。但艺术家知道,在创作时“始终承受着他在历史现实中所处的这种地位,因而围攻他的这种现实的某些东西势必要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9]艺术作品与历史现实的紧密联系使它具有见证历史的必然性。

杜夫海纳曾感叹艺术对历史作出非常可贵的贡献,在他看来艺术作品要表明创造它的艺术家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现实世界的性质。杜夫海纳坚信马拉美、德彪西、莫奈、莫里哀都成为一个时期的特征,因为他们的作品表明了历史时代的性质,甚至当作品并不企图再现与它的创作同时的这种现实时,它仍然为这种现实作证,而且,“作品表现的东西还是现实的表现”。[10]原因在于真正的作者在表现自己时,必须表现围绕他的现实,他的创作活动是对这种现实的反应。艺术家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需要把自己投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他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表现现实;艺术作品揭示的世界是个比它连结的现实更为广阔的世界,能容纳更多样的现实,而不只是在文化上局限于空间和时间的某种现实。

二.艺术通过构建历史来见证历史

对现实与艺术的关系,杜夫海纳还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现实反过来也模仿艺术:现实在人化的同时进行审美化。”[11]杜夫海纳认为,现实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同时存在着实用对象和审美对象,例如农田和花园,城市的喧哗和音乐会的音乐,甚至日用品也打上艺术活动的烙印,致使审美和非审美的界限很难分清。因此审美对象的世界适合这种现实就不足为奇了。杜夫海纳认为艺术指引和激发我们对这种现实的感知:“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是由审美经验来哺育的。”[12]对现实的感知,既模仿审美经验,又从中得到启发。在杜夫海纳看来,艺术既参与对现实的感知又通过现实对它感知方式的模仿而介入现实。他说,我们在街上碰到某个女人,她的梳妆打扮好像模仿一个电影明星,而电影明星本人也可能模仿某个名人肖像。现实生活中的激情有时带有某种喜剧色彩或操着某个英雄人物的语言,而不是那么自发的。普通事物也借用审美模型,杜夫海纳甚至断言,在我们不断的静观下,最顽固的东西最后也带有人的眼光烙印,或者说,天空模仿风景画家,大海模仿诗人。在他看来,只要现实适于人的目光,它就适于艺术。杜夫海纳提出:“现实可以说是艺术的作品。”[13]杜夫海纳认为,现实作为自然,仍然是人的作品,也几乎是艺术作品。除了艺术本身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它以更积极有力的姿态参与着历史的构成,以这种积极的姿态来见证历史,它对现实历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三.艺术的真实性是它在历史见证中起积极作用的原因

杜夫海纳对“艺术对历史可以有压力”的直接根据是“艺术是真实的”:“艺术是严肃的――而且对历史可以有压力,――因为艺术是真实的。”[14]

1.再现的真实性

“艺术表述的不是现实的现实性,而是它所表现的现实的一种意义。”[15]在杜夫海纳看来,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科学的真实,向艺术要求的与向科学要求的是不同的,不过也必须有一个已经给予的呈现于知觉并在科学上可解释的现实作为前提,我们期待艺术去反映它,不过我们不会考虑经艺术加工了的这个现实是否是原来的呈现物给予的。杜夫海纳反对“真实就是模仿”这种观点,认为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艺术的顶峰也就是以假乱真了,而不会促使艺术家或欣赏者去逐步发现以自己为尺度的真实性的。杜夫海纳坚持必须放弃真实性是以相像与否来衡量的概念,而应认识到艺术的真实是意义的真实: “艺术表述的不是现实的现实性,而是它所表示的一种意义。这个意义是真实的,因为它是现实可以借以出现的情感方面,而不是物理公式可以说明的那种现实的现实性。”[17]杜夫海纳认识到审美对象是无意在自己身上产生现实或照搬现实的,它表述现实,在表述中揭示现实,见证历史。

2.表现的真实

杜夫海纳对再现与表现的关系有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再现不是艺术的目的,作品只是为表现而再现:审美对象与其说是对现实进行客观认识的出发点,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表现进行读解的出发点;所以艺术家的主体意识是完全需要的,艺术见证历史具有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审美对象的世界,就是一个情感范畴的世界。”[18]

杜夫海纳对表现的真实的讨论主要通过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来进行的。杜夫海纳认为纯音乐保持着一种非概念性的意义,因为它不叙述、不描绘,也不论述,有着表现的本质,这种表现完全内在于感性,与现实的关系就产生在这种表现之中,“因此,当我们说某个赋格曲表现的欢乐向我们打开巴赫的世界时,世界这个词就表示与现实的一种关系。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形象,没有任何概念,然而它是真实的。”[19]杜夫海纳认为不需要核实这个欢乐的世界是否合乎现实,因为现实确认了它,所以巴赫的世界是真实的。对于标题音乐,杜夫海纳说:“音乐的功能永远是使我们听到某些音响体系,而绝非暗示形象或模拟现实”,“我不需要重建历史的现实,也不需要重建标题可能令人想到的创作背景。”[20]杜夫海纳以德彪西的《大海》为例,认为音乐显示的是像大海一样的某种东西,是大海的那些真正是海的东西:它的情感本质,这种本质比所有经验的体貌特征更为可靠,更能让人意会。

因此,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对现实而言是真实的,因为它对自身而言是真实的,我们在审美对象的完美中感到它的真实性,“它把感性变成一种真正的又回到表现的原始功能的语言,这是艺术创造的奇迹。”[21]另外,审美对象“先于现实以说明现实”[22],而不是重复现实,因为真实只是对主体意识而言的。正是艺术具有这种再现与表现的真实,使得艺术可以摆脱现实真实的禁锢,而表现出历史的本质性的真实,可以在艺术世界里呈现出现实世界应该具有的样子,可以表现出历史的本质与意义,而不至于被细琐的局部真实所束缚。正是艺术具有再现与表现的真实性,才可以建立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审美世界,审美对象以它无可比拟的超越历史的独特美感,吸引鼓励世人对它的模仿与追寻,从而才有可能让现实世界部分地成为艺术的作品。艺术见证历史的力量与构成历史的确信均来自它的真实性。

四.对海德格尔艺术与历史观的继承与突破

杜夫海纳对艺术见证历史的看法,是对海德格尔艺术与历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海德格尔宣称“艺术是根本性意义上的历史”[23],艺术是使历史实现无蔽状态从而进入到历史的真实状态的冲力。海德格尔强调艺术作品是真理发生的根本性方式,历史本质呈现的最根本方式就是通过艺术作品。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一种“领会”活动,“领会的筹划活动本身具有使自身成形的可能性”[24],艺术是使“先前遮蔽者敞开出来,让它自行显示出来”[25]的使之成形的活动。单纯的事实要被带入艺术世界的敞开领域之中才“具有使自身成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才会在此发生。艺术让昏暗平庸的现成事物进入敞开之地,使之成为处于光亮敞开状态的存在者,从而使历史的本质得到显现。海德格尔对艺术呈现历史本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做了意义深远的探索,因此杜夫海纳才能顺理成章地提出艺术通过呈现现实世界的性质来见证历史。杜夫海纳认为艺术证实现实是通过提供我们“现实可能呈现的面貌”,而不是用“陈述现实确实是什么”, 而海德格尔早就认为诗人是通过写诗的方式来表达对存在的领会:“在这里,每一事物:一棵树,一所房屋,一座山,一声鸟鸣都显现出千姿百态,不同凡响。”[26]这些事物是进入艺术品的存在者,这个境界正是杜夫海纳所说的“现实可能呈现的面貌”。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之思就是最初的诗”[27],只有扎根于“存在”,才能走出形而上学的迷宫,不迷失于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与“存在物”的混淆。[28]梅洛・庞蒂也说过:“在我能对世界作任何分析之前,世界已经存在。”[29]杜夫海纳对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上述论断有所继承和发展,他对艺术真实的思考摆脱形而上学的玄思和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与纯粹意识而强调再现的真实与表现的真实。英加登宣称:“文学的艺术作品只有在形而上学质的显示中,才达到了它的顶点。”[30]杜夫海纳在继承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艺术真实性的形而上性质是从审美经验切入的。

杜夫海纳关于再现真实在于意义的真实还是深受海德格尔历史本质论的影响,不过他在表现的真实性上提出了情感本质的真实,而且杜夫海纳认为艺术作品再现的目的在于表现,更强调表现对见证历史的作用,“每部作品都说出自然的某些东西”[31]杜夫海纳不承认海德格尔所认可的历史本质的绝对性与唯一性,尽管他确信历史意义的客观性,不过这个意义的客观性是来自读者对艺术作品的忠实理解。历史真实,在杜夫海纳看来艺术家的主体意识是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一杜夫海纳确信“作品的真理就在作品的意义之中”[32],作品的真理来自作家:“作家的真理在作品之中。”[33]艺术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是艺术家对他所处现实世界做出的反应与解读,带有艺术家的个人性,艺术作品见证历史带有艺术家的主体意识。杜夫海纳进而提出艺术对历史的构建作用,认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艺术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现实在成为艺术模仿对象的同时,也在模仿艺术,这也是杜夫海纳艺术与历史观的一个别出心裁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

五.结语

杜夫海纳认为,艺术见证历史并不是被动的反映,艺术对历史的见证是积极的。它通过提供现实可能呈现的面貌并表明艺术家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现实世界的性质这两种方式来积极的见证历史;而且审美对象的世界有凝固成为历史形象的趋向并具有这种现实性,现实在成为艺术模仿对象的同时反过来也在模仿艺术,艺术对现实起着一种无可避免的构成作用。艺术对历史的积极解释与积极构成的双重作用来自它本身的真实性,艺术的真实性在于再现的真实性和表现的真实性,真实性在于表现现实意义与情感本质,正是在这个真实性的基础上,艺术具有对历史的超越性、引导性与构建性。杜夫海纳的艺术与历史观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和发展,体现了他对这个西方哲学史、艺术史上重大论题的睿智思考。

注 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法]米・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M].韩树站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542.586.540.584.542.584.585.

586.586.586.585.587.588.542.556.550.556.556.588.560.568.569.

[23][德]马丁・海德格尔.依于本源而居――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文选[M].孙周兴编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0.54.

[2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173.

[25][德]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24.

[26][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7.

[27][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9.

[28][美]考夫曼.存在主义[M].陈鼓应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19.

[29][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4.

[30][波兰]英加登.论文学作品[M].张振辉译.洛阳: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286.

第15篇

隶书的出现与形成,使人们书写的线条在空间范畴内得到了净化,净化的条件是审美的介入与情感的灌注,而净化的结果则使中国汉字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周俊杰先生在《论书法“新古典主义”》中指出,“儿童期”的古典书法对当代艺术家无可抵御的诱惑力在于它的“纯真之美”从来没有作为一种艺术运动在以后的书史中呈现过。我认为,此种“纯真之美”的来源,其来源是创造隶书本体的本体书写者。这种“纯真之美”的外化具有朦胧感与不可把握的性格,但是却具有“天然的合艺术性”。这种“纯真之美”正是自我意识处于经验的感性冲动在下意识的状态下组织起来的,因而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受到灵魂灌注的生命形式。

远哲先民们在书法的流变中,渗入了他们对书法的共同理解。换言之,即集体无意识或下意识。由于它无所不在,潜藏于人们的意识深处,于是构建了书法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集体约定,更是书写者们下意识的必须遵守的方式即思考、分析、书写的方式。它制约着人们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并参与到了书法流变的建构过程当中。这种集体无意识或下意识一边成为历史与体制的“规范”,一边又成为书法流变及艺术化道路中的真正动力。这种真正动力以实用为外在表征,构建了书法隶变的全部过程。于是当我们来看中国书法的隶变史时,我们会发现作为“艺术”的竹简木牍其实就是日常物什,它的首要作用是非艺术的,当我们在欣赏判断这些汉字所凝合的文化意义或者别的什么时,往往被某种“纯真之美”所吸引,而这种美的本质,其实就是凝结在这些简牍之后的历史与体制的“规范”、或曰“历史语境”、集体无意识;其实就是远哲先民们的思维本质力量的体现。正是由于这种原始本真的渗入才使得中国书法拥有了无限的魅力,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天然美感。

然而书法终究超越不了历史与体制的“规范”,灵魂灌注的生命形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早期形态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往往相互交叉,并且接受其影响与改造,在经过思想信仰的渗透与文化的交融之后,才有可能走向艺术与审美。当审美变为自觉,当审美的泛化与日常化在生活中深入人心,将隶书的审美化研究纳入视野便已可能。

按照书法本体层面分类,可以把隶书分为带波挑的隶书和不带波挑的隶书,有学者命其名曰:“典型隶书”与“通俗隶书”。在清代,有些学者将汉隶分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类,有的分为雄古、浑劲、方整三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列举了汉碑的各种风格;近代则有日本松井如流、真田但马和侯镜昶先生的分类;在当代,华人德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对碑刻隶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或许因为简牍与碑刻的隶书系统不同,前人对于汉代隶书的整体分类却很少,并且借助于审美意义上的分类更是少之又少。笔者不揣浅陋,以期抽绎出一条主要的审美线索来做一次梳理。

审美是有关生存与艺术的形而上的构想。隶书在审美的意义上主要有三种“趋向”:趋向感性审美的类型,趋向理性审美的类型,趋向游戏审美的类型。

A.趋向感性审美的类型。

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于感性。于是在隶书草创阶段,自我意识处于审美的感性阶段,是下意识地组织起来的。感性经验占上风的隶书,均可归入此类。在时间上,以隶变为线索,从隶书基本成型到章草今草的出现,均有趋向感性审美类型的隶书。甚至可以说章草今草的出现,正是这种类型隶书隶变的结果。其特点为:文字排列不甚规则,结体较自由,行笔中侧锋并用,自然随意,时有长笔画出现,具有明显节奏感和动态美。例如:《云梦秦简・编年纪》后半部分,睡虎地4号秦墓木牍,张家山汉简,凤凰山木牍,东海汉简,居延汉简等等,特别是马王堆出土的《永元器物薄》与居延汉简中的《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更表现出构形无拘无束,书写率意,用笔爽劲,线条流利,一派自然质朴、稚拙生动的气象。

B.趋向理性审美的类型。

理性,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在秦皇汉武的时代,思维的统一成为理性成熟的标志,但却付出了特色泯灭的代价。理性占上风的隶书,均可归入此类。在时间上,从西汉至汉魏之际,均有趋向理性审美的隶书,尤其以“八分”最具有代表性。在隶书中,趋向理性审美的类型其特点为:文字排列极为规则,结体整齐而富有理性,笔法丰富统一,不出规矩之外。例如: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竹简,武威《仪礼汉简》,《甘谷汉简》,以及东汉八分碑刻书法等。

C.趋向游戏审美的类型。

当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会脱离感性的直观意识,而艺术的批判与审美却因为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而趋向随意或是僵化。当理性的隶书类型发展到汉末,八分书已趋“矫厉方板”而程式化,程式化的后果必然导致书法本质的沦丧。于是为了协调理性与感性的分裂,而趋向于游戏审美。其特征为:文字排列较为规则,结体大小、纵扁不拘,书写率意而具法度,用笔提按意识很强,线条柔润遒劲。可以说,趋向游戏审美的隶书类型是在儒家思想强调中和的审美下,融入玄学思想,汇合个人情感与理性的产物,是汉代末年群体意识受挫后转向个体意识的具体表现,这一类型最终发展成为行书的形成。从时间上由东汉延至魏晋,开魏晋书法风气之先。例如:马王堆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简、一些摩崖石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