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基本矛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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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但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短缺、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弱、教学水平低、教学设备落后，严重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甚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通过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暑期实践调查，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及时解决农村基础教育中的问题，不断推动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它对解决“三农”问题、培养更多人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1.1农村基础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但其整体性薄弱状况没有根本扭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相对发达的农村，“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已顺利实现，素质教育也在全面推进。近年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义务教育寄宿制项目工程、远程教育工程和“两免一补”工程。在各方面努力下，我国农村学龄儿童失学、特别是农村女童失学问题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抑制。在我们所调查的河南淅川厚坡镇，男女平等观早已树立起来了。此外，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提高了对教育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加强了对基础教育的领导；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办学条件有所改善，教师待遇有所提高；加快了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中小学入学率、巩固率和毕业率逐年提高；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的状况正在改变，“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正在得到贯彻落实。在调查的过程中，厚坡镇郭主任介绍说，该镇共有41个村，村村都有学校，危房改造工程也已经顺利完成。除此之外，我国2004年高考中农村考生占55℅，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成就。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整体性薄弱状况并没得到根本扭转。这主要体现在相当一些地区的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没有真正普及，青壮年文盲仍然存在，青少年辍学现象仍很严重,教育环境很差；同时，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严重不足，农村教育负债严重。据测算，1名小学生每年需要公用经费202元，1名初中生每年需要325元，而现在按“一费制”收取的学杂费，小学生每人只有100元左右，初中生只有150元，缺口50%以上。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无力填补缺口，导致一些正常的教学活动难以开展，更谈不上素质教育。

1.2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和以往相比，农民对教育更加重视了。农民通过各种途径逐步了解到知识的重要性，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大大增加。“农民普遍感到供孩子上学是个不小的负担，虽然很穷，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供孩子读书，盼着他们将来有出息。”在大部分农村，学生流失率下降，这与农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不少农民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有的农民还不定时地与老师联络，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孩子放学回家后，家长并不要求孩子做家务，而是让他们复习功课。此外，农村高考考生人数超过城镇也从一个方面表明农民对教育的重视越来越高。不过由于农民的小农意识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制约，其重视程度还与社会的要求相差甚远。有的农民觉得孩子读书无望，就干脆带出门打工早点赚钱；连温饱都没解决的那部分农民，更是无心顾及孩子的学业。

可见，我们对农村基础教育不能盲目悲观，而应该仔细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从而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

2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

2.1观念问题

目前，农村教育仍以应试教育为核心，教育观念尚未转变。面向新的世纪，中国基础教育的迫切任务之一是“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或者说摆脱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建立和完善素质教育体系”。而“素质教育年年喊，应试教育天天做；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流行话语真的很让人心痛。高考的指挥棒导致全体学生去挤“独木桥”，学生、老师和家长全被绑在高考的战车上，由此导致学校教育往往重视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而忽视大多数学生。农村教育“只为升学服务”，导致大多数农村学生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

2.2差距问题

由于受种种因素制约和经济条件限制，城乡教育的差距在进一步加大，这主要表现为城乡孩子在享受教育资源分配和受教育条件方面的不平等。城市教育基本达到现代化，而农村中小学仍然是一个教师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堂课。先进的教育手段、教学设施、教学器材、教学条件无从谈起。农村与城市相比，教师素质相差越来越悬殊，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相差越来越悬殊，教学的设备、条件相差越来越悬殊，致使城市与农村的教学质量相差越来越悬殊，农村的教学质量严重滑坡。此外，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学历比例严重失衡。农村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中高学历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人口的比例。这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还造成了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造成了城乡人才的不平等竞争，使我们的社会就业机制难显公平。

2.3经费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的确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从而也导致教育经费的来源被切断。当然这不是税费改革的错，但是目前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确实太严重了。据有关专家调查分析预测，当前教育经费投入又一次呈明显下降趋势，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约100亿元。经费严重短缺直接阻碍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中央的有关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经费运行缺乏有效地监督机制，农村教育已经负债累累，教师几乎没有福利、奖金，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公用经费入不敷出。一中学校长说，税费改革后，尤其是实行一费制之后，几乎没有经费来源，学校正常办公经费无法开销，加上财政应拨的办公经费不能及时到位，学校运转更加困难。

2.4师资问题

一方面，农村教师不配套现象严重，不少学校聘请有临时代课教师，很多教师都是上了这门课再上那门，有些还是跨年级上课。更糟糕的是，有时根本就没有老师上课。据调查了解，由于农村教师的待遇低，办公条件差，有的老师闹情绪没有心思上课，这些教师所担课由其他教师代上。由于照顾不过来，只能让一些班级学生自习或做作业。另一方面，由于一批学历低、素质较差人员进入教师队伍，再加上民师转正，导致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年龄结构也不合理。农村课程改革对目前的农村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它要求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角色行为必须实行全方位的转变。由于农村教师队伍年龄资历、学识能力、身心状况差异较大，因此转变过程困难很多。

3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若干建议

3.1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农村基础教育

首先，要引起上至中央、下至乡镇政府的重视。虽然国家已经非常重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城市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的实地考察，真正了解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有效解决问题。此外，要把政策进一步向农村倾斜，这是防止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途径。另外，要认识到农村教育系统及目标改革的急迫性。并且各级政府要真正明确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贯彻落实相关政策，不能再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花样。

其次，要引起全体教师、学生及家长的重视。所有农村教师应该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责任，教书不应仅仅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更是在培育祖国的花朵，拖起明天的太阳。教师应克服各种困难，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教育，提高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社会输送更多人才。作为学生，要胸怀大志，明白“知识改变命运”，迎难而上，通过接受教育而走向成材之路。作为家长，要转变落后的观念，支持孩子上学并想方设法为子女提供条件。

再次，要引起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重视。可以通过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媒体，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村的实况，从而引导他们来扶持农村教育。

3.2千方百计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

缩短城乡差距，是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方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第一，各级政府部门在政策方面要大幅度向农村倾斜，加大经费的投入，用来改善农村的教育设施、教学环境、师资状况等。第二，要多多开展城乡教育交流活动。相关部门首先要提供城乡交流相应的条件，如交流的场所、经费等。活动内容和形式则要丰富多样，比如不定期举行城乡基础教育研讨会，让城市中小学的老师、学生走进农村，让农村中小学师生参观城市的中小学，增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同时城市的师生会更加珍惜自己的优越环境，农村师生则可开阔眼界，学习更多先进的方法。第三，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状况的宣传，动员全社会都来努力。

3.3全方位拓宽渠道，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制约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要解决经费问题，必须多方面开拓渠道。一方面，加大和调整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并向基础教育落后的农村中小学倾斜，建立农村“控制辍学专项基金”。另一方面，要设立农村中小学教育专项资金，将城市所征教育附加税全部用到农村基础教育中。再者，建议尽早在全国范围普遍建立由政府公共经费负担的政府助学金制度，以使贫困学生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并获得较为充足的经费资助。此外，建议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个人捐助和到农村去兴办基础教育。

第2篇

—、对多元化的认识论误区

对高等教育办学质量进行评价是政府宏观教育管理的主要手段。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4条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估”。然而，自首轮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以来，以政府为主体的外部评价就饱受来自各方的批评与指责，外部评价的积极功能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其负面效应却愈发突显。其异化、不科学与缺陷性集中表现在外部评价严重阻碍了高校内部多元化发展，同质化成为外部监控与内部发展矛盾的突出焦点。

针对同质化问题，国内学者的解决方案基本上集中于两种思路：一是评价主体多元化，二是评价标准多元化。评价主体多元化认为需要化解对政府单一主体的路径依赖，采用治理主义的方法策略，重新定位政府、社会与高校的职责，建立社会多元参与的评价机制，发展专业行会进行专业认证等。这一思路将重心放在评价主体的权力平衡上，仅仅解决了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自律与他律的方式途径。评价标准多元化则强调对高校进行合理的分层分类，针对不同层次类型高校制定不同标准。分层分类标准对于缓和同质化矛盾有重要作用，但其治标不治本，由于高校数量众多，即使同一层次、同一类型高校仍存在较大差异性。

事实上，高校的多元化发展远不是增加几个评价主体和几套评价标准就能够解决，主体多元、标准多元和指标多元只能获得形式多元性，并不一定能够确保高校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核心并不在“多”，而是高校基于自身的自主发展，“多”只是外在表现形式。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矛盾表现为主体与标准单一，实质却为评价机制与方式的僵化与不合理，亟待改变的是评价机制与方式，而不单是形式上的评价主体与标准。

二、评价转向：从结果质量到过程质量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长期路径选择是基于结果的评价制度，过分关注可观测的产出结果，倾向把复杂的高等教育质量简化为易于测量和识别的数字信息，数量化和指标化成为外部对高校评价的主要方法。整个评价过程首先对办学质量设立不同的评价标准，然后根据各个高校在不同指标上的表现进行打分，再结合不同的指标权重最后形成总的分数或等级。这使得评价指标成为评价活动的核心，可量化的质量评价指标被奉为圭臬，导致高校在实际质量管理工作中并未将重点放在如何提高与改进教育质量，而是努力使自身的办学结果往外部评价指标上靠拢。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问题与矛盾的重心放在评价主体与标准的“形式多元”上，并没有聚焦评价机制与方式的“内容多元”上。当前以高等教育质量为名的各种评价均只关注高校的办学结果和产出，并不注重质量的生成过程，因此很容易造成高校内部质量管理以外部评价指标为导向，进而阻碍办学多样性的实现。这种基于结果评价的质量管理方式一方面对基础条件较弱的学校不公平，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高校多元化与个性化发展。

传统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外部行为，关注的是高校办学的绩效结果与实力水平，主要通过对高校绩效产出的优劣高低进行判定，检査高校是否满足和达到外部利益相关者需求。这种质量评价范式实际是高等教育问责的延续，背后体现了一种绩效质量观，强调高等教育产出与效益的衡量，其本质是对高校办学结果的问责。“在一定条件下，外部问责对学校绩效有积极的影响，而有时却不会有此影响。从强大的外部问责的可实施性的程度来说，如果它所颁布的标准和激励机制对学校的内部问责不利的话，就可能会破坏学校的组织能力，从而损害它的目标。”其反映的根本问题是，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以政府为代表的外部与高校内部之间的责任与权力边界应该在哪里，各自的角色和功能是什么，以及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内外部的互动与对接。

高等教育质量始于办学目标的确立。因此质量管理需建立在高校自身设立的办学目标基础上，政府作为外部重要质量管理者，应当发挥咨询和建议功能，主要评价大学内部质量管理措施能否以及是否实现高校自身设立的质量目标，而不是利用行政手段规定具体质量标准和办学行为。外部评价作为促进和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辅助力量，应依据高校自身确立的质量使命对办学质量管理行为的成熟度进行评价，主要审查高校内部建立的质量管理制度和活动机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学校实现自定的质量目标。这样一来，外部评价将不再直接对高校的办学质量结果进行评价，而是通过对高校内部质量管理过程成熟度的评价来达到质量保障目的。

异质性是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其要求不同高等教育机构应具有各自的办学目标和规格。“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系统的环境、学校的使命或特定学科的条件和标准”。避免同质化的关键在于淡化对办学质量结果的直接评价和监控，转向对高校质量管理过程的评价与监督。英国在2002年之前采用直接针对办学结果的学科评估与院校评估模式，耗费了大量人财物力和管理成本，却收效欠佳并遭到学术界的强烈批评质疑。其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通过变革质量评价方式，转向对高校内部质量管理过程的审查，充分利用高校内部质量保证机制，大大减轻了外部宏观质量管理的负担，有效地实现了内、外部质量管理的平衡。

与传统水平评价显着不同的是，成熟度评价的核心在管理层面，并不深人课程与教学、学位授予、科学研究等具体领域，其关注的是作为管理活动的过程质量，而不是作为绩效结果的产出质量。因此，成熟度评价无需对这些办学质量结果做量化评估，而是考查高校在这些方面如何采取有效质量管理措施来实现办学目标。“在一个按照国家监督模式的质量评估系统中，政府应该避免试图完全驾驭高等院校的活动。政府的任务是必须查明各院校将操作一个质量评估系统，质量评估系统的实际设计和操作可以留给高等院校本身。”也可以说，传统方式更多关心评估质量结果，而成熟度则更侧重评价管理过程。外部成熟度评价事实上是建立在高校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基础上的一种管理评价，从直接评价办学质量结果转向评价质量管理活动过程，这也恰好体现了当代质量管理变革的核心要领。

三、成熟度评价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

多元和自主是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始终应当坚持的理念，如何实现这一理念则需要在宏观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上做出调整。成熟度评价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即高校如果能采取合适的质量管理措施，建立完善的内部质量管理体系，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就能得到保障。其首先承认高校是质量管理工作的价值主体，质量管理是高校应尽的职责，外部评估仅仅是督促高校更好地完成自身责任，而不是代替高校行使主体义务。因此，宏观质量管理应以评价高校内部质量管理措施、制度和体系的成熟度为鹄的。

对于不同高校来说，所谓质量就是基于自身原有水平的提升，而不是让所有高校都达到一个标准和水平，这既不现实也无可能。缺少办学自主权，高校就无法自主制定学校目标规划与管理制度措施，如何通过外部评价引导高校内部自主自觉发展才是宏观质量管理的根本目的。以成熟度评价为基准的质量管理模式能够给予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空间，从质量目标的设置到过程措施的采取都是学校自主确定，外部只负责审查质量目标的合理性，衡量过程管理措施是否有效得力，进而判断质量管理的成熟度。通过评价高校内部质量管理成熟度的方式，实质上将质量管理的具体选择权和行为权交给了学校，外部只评价学校对权力的行使情况，并不直接替代高校行使权力，以此确保高校能够结合自身条件和特色实施有针对性的质量管理。

高校原发性与内生性质量管理机制的建立是保障办学质量的根本，这也是外部质量管理的目标和作用方向。成熟度评价遵循了高校自我发展的原则，是一种质量管理理念的转变，顺应了高校宏观管理体制变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事实上大学并不是不要管理，而是如何在管理中实现引导和激励的功能，避免传统官僚主义和管理主义影响。需要意识到，外部的管理和评价并非一定要有量化的指标体系，评估可以是诊断式的，帮助学校发现问题并予以改进。成熟度评价的实质是帮助学校对内部质量管理活动进行查缺补漏，诊断内部质量管理中存在的薄弱和不足环节，改进和健全高校内部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不断提升内部质量管理有效性来改善办学质量。因此，成熟度评价模式能够更好地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同时也能促进高校多元化与特色化发展，在保证高校办学质量方面体现出更强的辅和建设性。

只有不断创新评价，才能超越评价，超越评价并不是抛弃评价，而是突破现有评价的不足与缺陷。由于当前宏观质量管理体制设计的不足，导致政府为主的外部质量评价系统与高校内部质量评价系统难以对接，无法形成相互补充和相得益彰的质量管理架构，常常出现错位或直接用外部取代内部系统的现象。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为外部评价内部化和内部评价外部化，正是这种错位使得内外两个主体都没能很好履行各自职责。要解决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基本矛盾，必须从宏观制度的顶层设计人手。就目前而言，政府尚未完全认清其在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系统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功能，这需要政府从直接评价高校转向借助新的成熟度评价机制对办学质量进行间接管理。转变政府宏观质量管理方式并不是削弱和减少政府的职责，而是通过评价方式的创新带动政府管理模式和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在外部监控与内部发展之间形成一种张力的适应。

第3篇

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现在，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耕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是农民活命的基础，不是西方经济学里体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可以不断流向收益率高的行业或人手中。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80年代初期农村以均平地权为实质的改革推行以来，一些地方为了效率目标，强调规模经营，结果未必都理想。十多年来，实际通过转让集中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民在非农产业上有就业机会和更大的收益，大量的农民离开耕地也能够生存，就算我国顺利地加快城市化，而且耕地保持现在的规模，人均耕地能够扩大一倍，也才达到3亩多一点，还是谈不上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农村劳力就要流出近2亿人。但实际上，耕地总面积不增加还可能减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即便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0％，仍会有8亿多农村人口，人地矛盾得不到任何缓解。因此在耕地问题上，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是基本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当然，我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沿海一些地区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农民已脱离了农业，部分耕地有条件集中经营。例如在浙江沿海，一些耕地通过转包集中到农业开发企业手中；在广东农村，在人地矛盾的压力下发展“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这就在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间取得了一个平衡点。但在中国地区差异很大的情况下，没有一刀切的好办法。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但正是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将农民封锁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封闭的环境中，农村人口持续增加，耕地无限细分，农业效率低下，教育落后，生态破坏，农民贫困。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封锁圈曾经一度被打破，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将近2亿农民带出了耕地，城市化有了迅速的发展，使我国城镇人口比例在2000年达到36.09％。但是，对农民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个愈来愈重的阴影，这就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和技术增密排斥劳动的问题。在农村，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在城市，则是资本代替劳动投入。对城市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竞争强化的表现；对农村而言，则是农民逐渐被排斥出城市就业市场。这次对农民的封锁，是由于国际资本及其技术标准所演化出来的制度的力量，主要是农民受教育不足。小生产被大生产取代，区域市场被大市场压缩，小城镇经济功能被大都市经济功能替代，资本密集结构挤垮劳动密集结构。

“十五”计划的第一条大计，是要加快城镇化步伐，并且已经列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列为农村经济的重大结构调整。建国50年，农业产值从85％降到17％，正在趋向15％。第二、三产业的产值上升到85％。但农业人口从1949年的85％降到现在的70％，只减了15％。过去85％的产值对85％的人口，这是基本吻合的。2030年中国人口高峰期大约是16亿左右的人口，我们按比过去速度增加一倍的水平来匡算，到2030年达到50％的城镇化率，8亿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农村还有8亿多，人地关系紧张、土地承受人口过多的问题仍不能解决。而且每当我们加快城市化，都会造成土地大量减少。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对“三农”问题，我们这样强调，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和农业的问题。21世纪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就业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以前我们主要靠乡镇企业，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就算乡镇企业还有1.2亿的就业，农业有1.5亿的就业，一共才2.7亿。所以说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农民的问题将主要表现为就业的问题。

一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力、资金的配置起调节作用。当某种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假如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当然农业经济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就我国农村经济来说，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而到那里去。拿土地要素来说，我们的土地不可能增加，还在减少。每年非农占地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的自然减损，比那个几百万亩还要多。人口增加，二元结构又不能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那就产生不出利润来。假如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它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如果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就进不来。这三个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更何况我们相当多的资金并不仅仅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它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怎么可能让农业增加投资?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他要素不能相应地去优化配置，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只会导致成本上升。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上涨10％。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农产品贸易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照搬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我们的农村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