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增长的动力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西方经济学虽然认识到消费是经济生活的基本领域之一，但不认为消费会对生产构成障碍。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学界始终强调生产占先，个人消费居后，以致造成产品过剩、经济危机爆发的严重后果。“消费为本”或者说“回到消费本身”，重建与时展相适应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是一项大胆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构想，是炎黄子孙对传统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和谐发展的重大意义。

消费，是经济学中永恒的核心话题，历来为经济学界和经济理论家所关注，更为国家实际部门和决策者所重视。消费的机理表明，消费运行的良莠，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功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消费是经济整体增长的最终动力。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外贸都是拉动增长的动力源，俗称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国外贸已进入高成本时期，出口率已拉升至35％的上限，不断的外贸摩擦日益凸显，且引发了人民币汇率不够稳定的国际压力，因此，扩展外贸出口的拉动作用已难有作为，拉动效应唯有依靠扩大内需。毫无疑问，投资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但从长久来看，投资如果得不到消费导向和支持，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就难以优化，经济效益就得不到保障和提高，资源配置就谈不上有效率。从中长期来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市场的有效需求之上，才能有效拉动内需的扩大。消费的需求效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和最关键的动力源。我国的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也充分证明，消费历来就是GDP增长的主导因素，（通常占60％左右，国外这一比率更高达70％以上），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GDP0.6％的增长点。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别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其次，消费具有独特的检测机制和反馈功能，它是度量经济运行效率和效益的“测量器”，又是引导经济运行不断改善的“指示器”。从一次循环看，生产是“起点”，分配与流通是“中介”，消费是经济运行“终点”。前三个环节的功效评价，显示在终点环节之上。消费显示和检验看经济运行的总效果，但从动态的循环看，消费又是下一循环的“起点”和“先导”，它引导着下一循环的投资方向，发展的结构和规模，通过“看不见的手”（市场），传达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并通过“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调整和改善运行功效，为下一次运行的优化提供依据。

再次，消费也决定着财政金融政策的实践效果和转移支付的实现力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通过财政金融手段，缩小地区发展上的差距和贫富收入上的差距，借助税收和信贷，强化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大这一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从“不愿消费（高收入者群体）”、“不敢消费（中收入者群体）”、“不能消费（低收入者群体）”变为“乐于消费”、“敢于消费”、“能够消费”，从而收到投资与消费“双拉动”的政策效应，实现经济运行高速、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第2篇

经济增长的过程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各种资源的组合和配置。要素的组合方式不同，不同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同，使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而就有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伊达尔戈认为，复杂产品（从企业到机器人，从应用程序到汽车）是经济知识的物理生活，是一个对其教育、基础设施和能力的可衡量体现。美欧上演的一波波金融危机故事告诉人们，发达国家超脱于实体经济发展之外的繁荣终归是一场幻梦；国家的良性发展需要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来保证。

经济秩序本质上是一种行为模式，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都需要这种行为模式，也只有在这种模式里才能够正常进行。尽管我们不能指望经济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能对新的思路期望过高，但是它会给予我们启示，改变我们的观念，拓宽我们研究经济的思路。一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所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我们把各国的经济增长看作是通常由人口的增加和广泛的结构变化所伴随的每个人或每个劳动力产值的持续增加。”

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反过来，社会经济又决定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即科学一技术一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发展过程。伊达尔戈认为，“我们首先（要）理解与人类紧密相连的信息物质――这些信息体现了人类的知识技术”，即“对知识技术的实际运用”。根据伊达尔戈的解释，一种新的技术或工艺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并带来利润和潜在的赢利前景，才称之为“创新力”。从历史上看，世界科技中心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就是强国。当然，世界科技中心可能不是只有一个，而是会有几个中心。

创新性思维的产物，不同于其他东西，具有自己的特性。尽管土地、机器、资本、资源等都是稀缺的，但是思维与创新及其相应的知识则是丰富的。“因此，我们真正在试图解决的经济问题，其实是关于在人类关系网中知识、技术实体化的问题。”正如伊达尔戈在《增长的本质》中所言的，知识存量，包括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知识存量在不断增加，利用知识存量就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所以，增长的根本问题是转变发展方式，“……在经济体系中，信息的发展――也是经济发展最核心的一点……”

第3篇

0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表明，在引致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一方面，资本投入的增加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总体上看，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效率则是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资本稀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动员了国内储蓄，激活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提高了微观层面的资本效率；而且通过廉价的土地供给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国资本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说，国内资本的加速形成和国外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加上资本效率一定程度的提高，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表现出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在短期内，就业增长与中国经济之间表现出非一致性，而这似乎背离了传统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一贯认识：“就业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那么究竟就业与经济增长是何种关系？本文通过计量实证分析发现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相反在长期均衡时间内却保持了一致性，经常保持在1：2的要素贡献率，继而提出政府不能把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当作是使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最后提出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因此，分析资本形成、就业人员人数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对于生产两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林毅夫（2001）以1981―2010年GDP增长率、资本效率等统计数据，通过国民收入恒等式考察了资本形成和就业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他通过深入探讨资本形成和就业人数两个变量的性质，使用多种联立方程估计方法，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关估计（SUR）、有限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LIML）和完全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FIML），以根据不同估计方法估计结果所提供的信息来判断最佳的估计方法。根据林毅夫的估计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对两要素的弹性数值大致在0.5左右。该弹性数值在上世纪80年代则相对较低，可能主要是因为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增长的趋势。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两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陈东平（2001）通过使用中国1980―1998年的国民收入、资本存量、劳动力总数、进出口总额等数据，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就业人数。

本文根据1981―2013年中国的经济数据，通过使用协整模型对两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中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短期弹性，从而判别哪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更强。

2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用从业人员（L/万人）、资本形成（K总额/亿元）来反映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反映经济增长。我国GDP、从业人员、出口总额（EX）与资本形成如表1所示。

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取对数，考察lnGDP，lnK，lnL即经济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利用EViews软件输入样本数据GDP、L和K，生成新序列lnGDP、lnK和lnL，然后依次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11981―2013年我国GDP、资本形成总额K

t-Statistic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1.423358 0.557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GDPt-1系数的τ值为-1.4234，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210，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GDP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GDP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269919 0.0002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d（lnGDP）是平稳的，因此lnGDP是二阶段单整的。

（2）对lnK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K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K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Kt=0.1376-0.0043lnKt-1+0.4633ΔlnKt-1

Eviews运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0.442211 0.8895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616615% level-2.96041110% level-2.619160lnKt-1系数的τ值为-0.4422，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192，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K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K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表5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97983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见d（lnK）是平稳的，因此lnK是二阶段单整的。

（3）对lnL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L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L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Lt=0.8054-0.0710lnLt-1

Eviews运行结果见表6。

表6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3.053459 0.040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537305% level-2.95711010% level-2.617434lnLt-1系数的值为-3.0535，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τ-3.6537，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L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L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7。

表7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6.40991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d（lnL）是平稳的，因此lnL是二阶段单整的。

（4）综上可见，lnGDP与lnK、lnL都是二阶单整的，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做lnGDP关于lnK、lnL的OLS回归，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

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LNK0.5977950.0758227.8841530.0000LNL0.5430350.1334764.0683970.0004AR（1）1.1272080.1938525.8147800.0000AR（2）-0.1566530.192565-0.8135060.4230根据输出结果，可得lnGDP与lnK、lnL的长期平均均衡表达式：

lnGDPt=0.5978lnKt+0.5430lnLt

（7.8842）（4.0684）

从表8回归结果看，回归系数全部通过t检验，不存在自相关。

（5）根据表8的回归结果计算残差序列e，对其进行ADF检验，得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451514 0.0001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从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可得出lnGDP与lnK、lnL存在协整关系。基于上述协整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两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若两种变量（Xt和Yt）是协整的并且每个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兰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兰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说明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表2-表8回归结果也表明，本期从业人员每增长1%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43%；资本形成总额每增长1%时，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98%。

（6）接下来分析短期两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建立lnGDP关于lnK、lnL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滞后一期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误差修正模型。

表10误差修正模型

R2=0.6920d=1.7727F=17.2895

模拟拟合优度较高，方程通过F检验、DW检验，各回归系数符合经济意义，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显著，d（lnL）、RESID（-1）不显著，其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结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内每增长1%，GDP将依次增长0.0493%、0.3716%和04986%。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它表明lnGDP与长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根据估计结果可知，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期弹性分别为0.598和0.543，短期弹性分别为0.372和0.050。

3结论

第4篇

人们普遍认识到，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尤其是当经济趋于成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再的时候。未来生产率以及生活品质和生活水平的突破性改善，皆有赖于创新。

在公众的观念里，创新已成为企业成功的同义词。当今时代最成功的品牌都是创新的佼佼者。“创新”一词已成为行业领导地位的一种社会文化表达。如今流行给任何新事物冠以“创新”之名——希望凭借打上“创新”的标签确保商业成功。

创新成功可能与庞大的研发支出有一定关联。然而，可观的研发支出本身并不能确保创新。实际上，资源、合适的政策框架以及创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在多数有活力的市场，为促进创新建立合适的政策框架，都是政府政策的制定目标，也是企业战略和投资的组织原则。

不过，不同国家之间，围绕何种政策才是建立创新经济的正确基石，以及采取什么策略实施合适的政策，一直存在分歧。而且，在真正的创新经济中，政治优先事项可能与经济及社会基本面的某些因素发生冲突。

全球创新地理格局转变

2014年，全球研发资金预计将达到大约1.6万亿美元。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研发投入将占到全球总额的80%左右。过去10年，就全球以及特定国家内部而言，我们是变得更具创新性了，还是创新能力停滞不前？围绕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论。确实，一些国家的某些创新指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特别是，其研发投入可能落后或停滞了，科学教育面临财政压力。

尽管以广为接受的指标衡量，美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仍是创新领军者，并且仅美国自身就占到了全球研发支出的约三分之一，但全球创新地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创新和科学研发中心正在兴起，特别是在亚洲。中国和韩国就是例子，其研发支出年增长达到两位数。根据可获取的估计数据，中国占全球研发支出的约17%，近年来，其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占比每年以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研发支出第二高的国家。不过，只有12个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率超过2.5%：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瑞典、以色列（为最高，达4.2%）、瑞士、奥地利、新加坡、芬兰、丹麦和卡塔尔。

另一个地理上的变化是创新的全球化。在许多行业，要想创新，就必须借助全球而不是国家乃至区域市场，并且需要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推动科技进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垄断知识或创新。在这个通信飞跃的时代，创新来自世界各地。通过网络化的平台进行合作，能够消除地理上的障碍。

创新的基石：共同的国际经验

没有单一的政策框架或商业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行业和地区并带来创新，但在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似乎存在某些类似的基石，支撑和促进创新。它们是什么呢？有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政府政策至关重要。研究发现，一些特定的政府政策能够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这包括投资人力资本（教育）、建立深厚而具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开放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施行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如果这些领域的游戏规则树立了长期信誉，人才、资本和研发平台都将尾随而至。

推行发展长期人才储备的教育政策：通过教育机构投入资源，致力于发展人才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商业技能。

实行开放的投资政策：运转良好而开放的资本市场，会把资金分配到有前景的科学研发中，而不受政府的干扰。开放的投资制度允许资本跨境流动，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和商业开发。这些政策可能包括某种税收激励，比如研发税收减免。

保护知识产权：对个人的积极性和所承担的风险做出奖励，保护是必要的。

实行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即既符合公众利益、又最不具有干预性的政策：既不增加价值、又不产生责任的监管应该消除。

第二，培育鼓励私营部门积极性的文化。政策应该向发展私营部门倾斜，鼓励私营部门发挥创新引擎的核心作用。私营市场的活跃发展，以及企业管理层关于通过创新提高利润的承诺，常常是进步的源泉。

第三，政府在支持优先领域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基础研究常常不会带来直接或立即的商业回报。因此，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可能是私营后续开发商业应用的催化剂。

第四，为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研究者的聚集，包括在大学和企业之间，以及科学和创业人才的合作，能够促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促进创新性的科学发现和商业应用的开发。这种联系能够带来跨境人才。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高速互联网服务，并建立安全的数字平台，是这一创新过程的一部分。

从制药行业看创新过程的全球化

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清晰地体现了创新过程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这些行业之所以能够反映创新的价值，是因为其营收的很大一部分会回流到研发中。全球生命科学行业占全球总研发支出的约八分之一。在所有行业中，发达经济体中以研发为基础的制药行业，将营收重新投入到研发中的比例是最高的——日本为17.3%，美国为15.5%，欧盟为14.1%。

新药研发的成本非常高。据估计，从发现新药到推向市场，成本接近12亿美元。美国制药公司所考虑的每5000种至10000种试验阶段的化合物中，只有一种将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每10种药品中，只有两种能够收回研发成本。研发可能需要10年至15年的时间。因此，新药研发的巨大风险，要求必须有稳定的政策来奖励科学发现，提供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定价政策必须能够平衡投资回报和药价的可承担性。没有这些基本政策，公司不会进行大额投资。

国际制药行业充分注意新药研发的全球性。该行业认识到，其利益在于不同市场能够实施鼓励创新的趋同监管政策。该行业还认为，中国在这一全球舞台上将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参与联合开发，并降低成本。国际制药公司已经认识到，中国政府给予了生物技术优先地位，视之为战略产业，并以促进该产业创新为目标。

中国的许多大制药公司也认识到药品创新的全球性。如今，我们看到跨国公司与中国制药公司之间的合作迅速扩大。中国正在改善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基础和安全标准，并修改监管政策，使之更符合国际惯例，以期向价值链上端转移。

国际制药公司通过合作在中国市场立足的愿望非常强烈。预计未来数年，国际制药公司在中国的总研发支出每年将超过8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国制药行业大中型公司总研发支出的一半。另外，中国公司也在进行海外投资。中国医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在美国进行了近50笔投资和收购，总额近10亿美元。

中国生物技术未来的政策挑战

中国能否在制药创新中成为主要的全球参与者，取决于中国能否克服长久以来的政策挑战。在此过程中，以下几点需要注意把握。

第一，发展支持性的监管环境，使中国能够融入全球药品创新市场。中国监管程序的效率目前落后于其他主要市场。患者获得新药的时间平均比其他主要国家落后4年至8年。

第二，发展开放的资本市场，鼓励私人部门投资于研发，为企业承担开发新药的风险提供合理回报。

第三，实施信息和科技政策，使国内外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实现互联。

第四，保护新药开发的知识产权。

中国在全球创新中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建立提升私人积极性的政策框架

第5篇

摘要：2002年，在世界不景气的的情况下，经济仍然保持了8%的增长率。扩大内需政策功不可没。从1997年起，国家在通货紧缩的威胁下，果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经过几年的贯彻执行，如今扩大内需已不再是简单的增加投资和消费，它已经延伸至结构调整、改革、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可持续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1997年，东南亚发生危机，中国出口额出现大幅下降，投资也出现一定的下滑趋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已雄风不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消费来提供了。中国经济刚走出通货膨胀的困境，却又走进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如何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如何解决内需不足的，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其中，“中国的紧缩问题相当严重，政府应以解决紧缩问题为主。”应该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政府确实也将扩大内需，防止紧缩作为了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从1997年起，国家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将其定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

本次寒假，我将扩大内需政策作为自己的对象。在假期即将结束时，将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撰写成文，对扩大内需政策作一些浅显的，姑且当作。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观点、分析过程必将显得稚嫩，还望各位老师能够加以批评指导。

首先，我们先明确何谓内需，何谓扩大内需。“内需”， 顾名思义就是指国内需求。“需求”，按照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就是指在某个时期内，在某种经济条件下，人们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任何厂商进行生产都必须根据预期人们的需求来定。因而需求可以对生产产生重大的，一旦需求萎缩必然导致产出的减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发展。需求的减少又会使产出显得相对过剩，供过于求导致物价水平持续走低，这又会使居民产生物价还会降低的错误预期，这种预期的存在必然使消费水平继续下滑，需求不足。如此循环往复，经济必然陷入困境。很不幸，在1997年以后，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4.8下降到了1999年的97.0。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7.1下降到了1999年的98.6，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更是从1995年的119.9下降到了1999年的87.8。虽然国家统计局没有2000年后的统计数据，但从各大媒体的报导中可以得知，物价指数还有下降的趋势。只是个别年份或个别季度出现上扬。所以中国存在紧缩现象从数字上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跳出这一循环，扩大内需就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具体论述扩大内需政策之前，我有必要对需求作进一步的解释和限定。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令D为雇主们预期由雇佣人数N所获之收益，D与N的关系即为D=f(N)，这就是总需求函数。当D在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时，其值就称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则贯穿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始终，是其理论核心。我国经济就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另外，扩大内需之“需求”不单指居民的消费需求，还应包括厂商的投资需求，政府的购买支出需求等。

下面我将具体分析扩大内需政策。

一， 中国的经济状况必须扩大内需。

在文章的开头我已经写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投资和出口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较快增长的关键。内需不足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全国的物价指数持续下降，就业压力加大，都与内需不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人们的就业形势一直不容乐观。根据菲利蒲斯曲线，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存在着反方向的关系。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牺牲一定的就业率，也就是说就通货膨胀的存在对就业来说是有利的，而紧缩的存在则会使就业率偏低。目前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

二， 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要扩大内需，主要是依靠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实现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其国内市场应该是相当大的。然而这么大的市场却因居民消费水平低而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中国并不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居民的收入大部分用于银行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据银行统计，目前中国的储蓄水平有八万亿之巨。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降低利率，但总体上的储蓄却不降反升。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02年3月末，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长幅度比上年升了0.5个百分点。1—3月储蓄存款累计增加了5051亿元，同比增加900亿元。大批的收入用于储蓄必然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对扩大内需形成了制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居民偏好于储蓄？难道这是中国人天生的品质？当然不是。

我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居民偏好储蓄，居民存款余额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一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即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银行的储蓄结构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在中国的八万亿储蓄中农民存款只占小部分（1998年这一比例大约为22%）另外金融部门的统计，1998年的城镇居民储蓄中约有1.8万亿分散在80%的储户手上。这种储蓄结构很明显是由收入分配问题引起的。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着居民消费，影响了内需的进一步扩大。从经济理论上讲，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和储蓄是收入的函数，且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样收入越高的阶层储蓄率越高，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储蓄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储蓄率将提高，这就导致消费率的降低，有效需求的减少将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投资需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有效需求或总需求的不足。总而言之，导致储蓄居高不下，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收入高，多数人收入低。在这方面我国的形势不容乐观。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2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达到8.7万亿元，占总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者拥有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因此要实现扩大内需，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造成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配套改革相对滞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支出较高，信心不足。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改革的振痛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近几年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原来由政府和国有向城镇居民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等保障相继转变为由居民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风险与费用，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由于预期支出增加，即期消费必然减少。增加储蓄成为大多数居民的必然选择。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在居民储蓄用途中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共占66.5%。如何解决居民预期支出增加的问题，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也是扩大内需政策的面临的一大难题。三， 实施扩大内需，政府的政策选择。

要扩大内需，政府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政策加以实现。从经济上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无非是用两种。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就实施紧缩性政策，即财政上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减少货币供应量。治理通货紧缩就刚好相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量。

我国面临的是紧缩，因而从1998年开始，政府就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增加支出和减税。由于我国的国情减税效果不会明显，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增支。货币政策主要指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我国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已从1998年延续至今。据国研网的《2003年货币政策展望》中透露，2003年我国仍将实施这一政策，但从货币供给目标看，2003年货币供给计划增速略高于2002年。因而稳中趋松将是2003年货币政策的主要基调。

四， 我国为扩大内需，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方针及其效果的评析。

（1） 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

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公共事业性开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来实现的。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8年的财政赤字为922.23亿元，比1997年增加了339.81亿元。1999年的财政赤字为1743.59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821.36亿元。赤字增加的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另外从1998年到2002年五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建设，从而促进了投资的增长。同样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国家财政主要开支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1997年为1019.50，1998年上升为1387.74，1999年为2116.57，增幅也是相当大的。增加财政开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国家的经济，起到了扩大内需的效果，还促进了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然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赤字增加不利于财政的稳定，发行国债也免不了出现风险。虽然政府的赤字率还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内，但再发展下去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另一方面，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肯定会出现挤出效应。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市场利率的升高或是引起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的投资减少，这就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或全部地被抵消。所以，过分依赖政府增加开支是不行的。虽然说目前找不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一点，但我坚信挤出效应肯定是存在的。

（2） 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以促进居民消费及私人投资。

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八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并于1999年9月开征利息税，同时适度增加货币投放和信贷投放。这就是国家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降低利率是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值得探讨的。特别是最近几次降息，我认为其效果是不明显的。原因就在于收入及储蓄结构的问题。这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且降低贷款利率是否 就能增加的投资，也值得商榷。在当今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银行的坏帐率居高不下，能否找到既有信用又有良好偿债能力的客户是银行发展的关键。然而这样的企业又会有多少。由于体制不健全，出现了很多行政命令式的贷款，国有商业银行把大量资金贷给一些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导致坏帐。而一些正在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却因贷款无门而面临困境。在这种环境下，即便降低利率又能增加多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呢？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情况目前正在改变。

（3） 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延长节假日。

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国家制定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并且延长了节假日。目前我国一年有三个黄金周，分别为“十·一”黄金周，“五·一”黄金周和春节黄金周。假日经济从起步开始走向繁荣。据国家局2002年10月8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10月8日前的7个黄金周期间，累计出游人数高达4.6亿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31亿元，相当于2001年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87%。很明显，延长节假日确实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并且带动了第三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可以说这一政策确实是利国利民。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其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原因在于国家的加薪政策似乎太偏向事业单位，而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增加。政府承诺在十五期间平均每年为公务员加薪5%，在2001年3月，10月两次分别就基本工资加薪19.8%和15.9%后，2002年7月再次给全国公务员加薪。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上升。这又产生了一个分配问题。按经济学原理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富人增加收入用于消费的就越少。公务员整体收入明显高于国企工人。我认为靠给公务员加薪来增加消费不如给农民减负增收，不如给城镇下岗工人增收。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

（4） 高校扩招，启动经济。

从1999年开始，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开始大规模地扩大高校招生。同时相应提高学费。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已经说到子女的教育开支是居民进行储蓄的一大原因。为了子女的教育，很多家长是花再多钱也愿意的，根据这一情况，扩招、加收学费不失为一个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好办法，而且还能使学校获利，学生受益，并且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但是，过高的学费，住宿费是否合适值得探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教育支出膨胀，半数家庭难受”。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的700余位居民进行调查，有54.3%的居民认为各类教育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这一结果表明半数家庭对教育支出的膨胀难以承受。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是在三个发达城市进行的，可想而知贫困地区的家庭将更难承受如此之高的教育开支。我就在我们的南京财经大学碰到过刚上一年级的贫困生。报到时欠交学费，家长表示每月所能提供的生活费不足百元。虽说学校有奖学金，助学贷款，可是如此低的助学金又能提供多少帮助。在一些报导中，有些所谓专家和学者又在高呼提高学费，促进经济增长。真不知道在看到那位新生哭红的双眼时会作何感想。

五， 扩大内需应做好配套改革。

扩大内需难，难就难在它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所以要扩大内需必须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其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少一些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从而增加消费开支。

另外还应加强和整顿市场秩序。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市场条件下，要人们增加消费，增加投资那是绝不可能的。目前我国的市场秩序还不完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于市，诚信缺乏，严重扩大内需政策的贯彻执行。只有对市场秩序整顿规范了，才有可能使人们恢复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还有一些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总而言之，配套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扩大内需政策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其重要性不容小视。

2002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8%的增长率，扩大内需政策功不可没。如今扩大内需已不再是简单的增加投资和消费，它已经延伸至结构调整、改革、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可已说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快速稳定增长的最大动力。

第6篇

中国经济回落探底

政策制订者可能受到两方面批评，如果应对危机的刺激力度比2008年弱，经济周期研究者会批评企业都已经困难了，怎么力度还不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者也会激烈地批评怎么又走原来的老路，又在推出一些刺激性政策。所以，这两方面的政策争议，实际上也是导致目前经济刺激力度比2008年、2009年小得多的一个因素。

在讨论经济政策时，要把当前的经济走势放到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波动里，才能把握得更清楚。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追溯到2008年底至2009年初。当时中央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带动中国经济强劲上升，大量贷款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领域，所以称之为“铁公鸡”。铁公鸡带动了中国的产业投资。由此，2008年、2009年底以至2010年中国的经济效益大规模扩大。但决策者很快意识到大规模的刺激力度，可能会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经济政策开始回归常态化，经济刺激力度逐步减弱。总体来看，2012年中国经济呈现出回落探底的趋势。目前，应该是中国经济回落探底的底部区域。

自2012年以来，市场悲观气氛有所增强，原因是在上一次经济危机最严厉的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时，GDP也只回落了1个百分点。去年底，中央采取了宽松的经济措施，2012年，中央又出台了多项经济政策。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GDP为7.6%，相比一季度回落了0.5个百分点。三季度还将看到一系列经济指标有恶化的迹象。

上周，中国资本市场指数上升了8.45，其中涨幅最大的一度达到了3年以来当日涨幅最高值。从实体经济方面看，国家主管部门如国家发改委推出了地铁、公路近万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加码确认了这一次金融周期回落的底部。总体判断，延续2010年经济回落态势，今年是探底回升。从目前走势看，年末GDP将温和上升，但今明两年GDP增长回升力度不会很强。今年四季度GDP可能重新回到8%，但明年GDP增长可能只比今年增加1%-2%。

行业洗牌周期

这种温和回升给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腾出了空间和时间，是中国企业洗牌的周期，也是PE行业洗牌的周期。只有当潮水退去，才能知道谁没有穿游泳裤。洗牌对行业的发展是一种利好。

做PE无非就四个字：募、投、管、退。经济回落后，能看到这个行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很多。很多PE公司面临募资难题，同时还有投资难题，因为投资的项目看得比以往更清楚了。管理也存在难题，企业创始人同投资方反戈的案例不断出现，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这是在中国做PE必须要关注的。

一家大银行在海外设了一个公司，拥有国内的客户资源、网络资源和信贷配套资源。在2007年-2009年公司收益不错，但是去年出现巨亏。投融资双方表面上制订的条款是我投你，你保证我收益，并且在香港上市前期，必须按照你当时的价格低多少等等，条款很详细。但投资方制订这么苛刻的条款，都是为了保证自己受益，什么人才会需要你来投？那一定是缺钱缺得快疯的企业。投资方没有尊重企业，所以企业也没有打算去执行这些条款。行业洗牌是一种反思、提高的机会，洗牌之后会对未来看得更加清楚。

中国仍需继续投资

目前，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争议有两派观点非常典型，一派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回落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占主导。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即便经济回落到今年二季度7.6%的水平，也没有出现全国范围

内的就业回落，所以这个回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结构性专家的看法，认为中央不应该再刺激经济，应该让行业洗牌。一些温州的企业认为，拿钱去赌钱的企业就应该让它跑路。

周期派认为，结构因素确实是一个原因，但是，在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消费温和、CPI重新回到2%、企业生产大面积亏损、库存过剩的经济环境下，虽然现在总体上没有出现就业问题，但低增长再持续可能就会演变成就业压力。所以，中央应该出手刺激经济。如果出手应该从何处发力？目前国内消费较平稳，出口不好，只有投资。投资主要看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三大行业。制造业效益不好，CPI、工业品出厂价格都在回落，接下来几个月会恶化；房地产行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所以只有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发力，尽管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问题。

在当前环境下，国家不可能出台类似于2008年4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其原因在于：第一，目前的出口形势没有2008年那么坏，但前提是希腊不退出欧元区。对希腊退出或不退出欧元区存在两个截然对立的观点。以欧洲央行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希腊不会退出欧元区。当初设立欧元时，没有设定退出条款，这就是所谓的法律派。金融一派认为希腊作为一个弱的经济体，在经济回落时期难以承受经济调整的压力，应该退出。如果希腊不退出欧元区，基本上今、明两年中国的出口是一个疲弱的格局。但同2008年相比，出口环境要好一些。当然，如果希腊退出那将是完全不同的事，将会出台第二个“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第二，中国部分行业的产能明显过剩。第三，通货膨胀已经触底，部分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处于高位。所以，这一轮的应对措施是重大项目适当加快开工。房地产企业已经开始拿地、开工，所以房地产投资继续回落的可能性不大，这对经济也是一个支持，并相应带动信贷投放温和上升。这一轮经济触底回升是一个温和的回升。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内容跟四月份相比没有太大差异，只是力度适当加大。目前，国家出台的建设项目，都是强调稳增长。一季度，中国未完成政府换届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幅度高于已经完成的地区，新一届政府有较强的“十二五”开局的投资冲动。所以，投资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

第7篇

一、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模型

劳动力转移效益即为劳动力再配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以不同部门间劳动生产率不同为前提的。劳动力从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势必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效率。因此在测量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对增长的作用时，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力转移效益。测算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配置效应②模型如下：

社会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总劳动生产率P与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L之积：

Y＝P×L （1）

则在某一考察期t内，总产出的增长为：

ΔY＝Yt－Y0＝PtLt－P0L0（2）

总劳动生产率P与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L可以写成如下差分形式：

Pt＝P0＋ΔP，Lt＝L0＋ΔL （3）

将其代入式（2），整理得到：

ΔY＝P0ΔL＋ΔPL0＋ΔPΔL

（4）

将公式（4）两边除以Y0，得到：

用G*表示各要素的增长率，则根据（5）式可得：

Gy＝Gl＋Gp＋GlGp （6）

这说明总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劳动力生产率增长率以及二者乘积之和。因此可以分别得到考察期t内劳动力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El，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p，以及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共同作用不可分解部分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lp，即：

为了单独考察农业劳动力从效益低的农业部门向效益高的工业及服务业部门转移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这里将产业部门划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于是总劳动生产率可分解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和，权数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各自的就业比重：

式（8）中Y1代表农业部门的产出，L1代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P1代表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R1代表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Y2，L2，P2，R2分别代表非农业部门的相应指标。对式（8）两边关于时间求微分，再除以P得：

Gp＝（I1Gp1＋I2Gp2）＋（I1GR1＋I2GR2）（10）

式（10）中I1、I2分别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GP1、GP2分别代表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R1、GR2分别代表两部门就业比重的增长率。式（10）表明总劳动生产率由两项因素构成：一是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记为B（P）；二是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可见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将其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记为A （P）。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以及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B（P）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及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在具体测算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为：

A（P）＝GP－（I1GP1＋I2GP2）

（13）

二、实证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再配置效益表现为，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非农业部门，致使全社会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经统计分析，近20年宜昌市的劳动生产率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了8.10倍，年均增长率为13.05%；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0.47倍，年均增长14.51%；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2.77倍，年均增长15.69%。表1列示了1990―2008年宜昌市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

从表1可以看出，宜昌市总产出1990―2008年年均递增16.51%，劳动力增长0.71%，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15.69%。劳动力增长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4.3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总产出的贡献为95.01%，两者共同作用的不可分解因素的贡献为0.68%。可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宜昌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进一步地分解表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于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产业带来的贡献约为10.43%。因此在总产出增长中，源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贡献率约为9.91%。这也正是宜昌市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

三、结论

本文通过假定国民经济由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构成，建立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模型。通过对宜昌市1990―2008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认为宜昌市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对经济总量的增长也有显著的贡献。

分阶段来看，1990―1995年，宜昌市的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高速的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17.1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的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5.81%。这一时期，受经济条件和风俗、本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力转移力度不大，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为14.40%，对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贡献为13.26%。

1996―2000年，宜昌市整个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由于深处中部偏内陆地区，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且这一时期，三峡工程正式兴建，巨额投资对经济产生了很强的推动作用，因此宜昌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快速上涨，GDP年均增长率达20.54%。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提高很快，年增长率达21.29%。但这一时期劳动力增长出现了负增长，所以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仅为4.31%，对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贡献也达到了分析期最低点，为4.46%。

2001―2005年，宜昌经济经历了一个相对低谷时期。主要原因是随着三峡工程的陆续竣工投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降低，“十五”时期前4年为20%，比“九五”时期的平均贡献率下降了26.1%。宜昌GDP年均增长率下滑到了10.3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严重，仅为8.81%。但劳动力增长率有所回升，达到了年均增长1.4%。相比前一时期，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大大提高，达到了18.89%，对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贡献也达到了16.11%。

2006―2008年，宜昌市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宜昌经济迎来了又一高速发展时期。2008年，宜昌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分别突破千亿元大关，实现生产总值1026.6亿元，比上年增长14.6%；GDP年均增长率达到21.54%。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达到了21.46%，其中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30.34%。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每年的绝对减少数在5万人左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这一时期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达到了14.15%，对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贡献为14.10%。

参考文献：

①李勋来，李国平．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J]．经济科学，2005（3）

第8篇

在不同部门当中，对于劳动力的配置，可以进行如下假设:在一个国家当中，包括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城市地区是现代经济部门，主要进行非农业经济活动。农村地区是传统经济部门，主要进行农业经济活动。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如果政府完全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那么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中的劳动力市场就会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同时都能够保持均衡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对于劳动力的流动没有限制，在自由流动的作用下，二者的劳动力市场就会相互融合，从而形成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当中，产业或地区之间的薪资待遇差异，是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劳动流动的根本性原因。而这种差距反过来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得以消除。此时，在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就能够得到相对均衡的配置状态。在二元经济结构当中，为了研究城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从封闭转变为开放，假设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会产生费用。在劳动力自由流动之前，由于城市地区缺乏劳动力，因此薪资待遇相对较高。而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充足，因此薪资待遇相对较低。在劳动力市场开放之后，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薪资待遇的差异，因此，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流动。此时，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减少，因此薪资待遇会逐渐上升。而城市地区由于劳动力增加，因此薪资待遇会逐渐下降。理论上说，当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薪资待遇达到相同的时候，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停止。在福利方面，由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都会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的流入，城市地区的工资率下降，因而企业的福利将会增加。而在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流出，使得工资率上升，也会带动福利的增加。因此，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作用下，社会总福利的水平将会显著提高。

二、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边际生产率的测定

在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的边际生产率估计当中，通过相应函数的建立，能够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给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在GDP的研究当中，应当将其分解为农业和非农业的GDP，并且分别进行生产函数的建立。在农业GDP当中，主要是农业物质、土地、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而在非农业GDP当中，主要是资本、非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在非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当中，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业与非农业GDP的综合，等于全国GDP，所以，可以综合这些因素，进行方程组模型的联立，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定。在这种函数模型当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估，需要对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进行准确的计算。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处理情况，能够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计算。对此，可以假设农村劳动力具有同质性。这样，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的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就能够进行准确的计算。此外，可以对农村劳动力的同质性进行验证。根据相应的统计检验，如果证明该条件为真，则说明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因而农村劳动力总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之差，就是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而如果统计检验的结果为假，则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的生产率不同。那么就需要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利用生产率差异系数进行调整，然后在按照上述方法计算。

三、函数模型的结果评估

从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当中，能够看出，所有的结论与之前分析的结构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农业GDP的发展来说，农业物质投入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投入等因素，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十分吻合。正是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十分巨大，使得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在非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中，也与之前的分析结果一致。对于非农业产出来说，资本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劳动力投入来说，其对非农业GDP的影响要高于农业GDP。通过函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非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对于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对此，要想真正评价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名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净效应进行计算。同时，这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边际生产率的比较。通过对比计算发现，无论是在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都会对劳动力生产率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所以，由此证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良好的贡献，并且能够同时促进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

四、结论

第9篇

2007年岁末，《新财经》记者针对中韩经贸中的热点话题，专访了韩国驻华公使衔参赞赵世先生，对话中韩经济。

双方以“产业内贸易”为特色

《新财经》：自从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总额已经增长了数倍，这一贸易成就主要得益于哪些方面？您如何评价两国的经贸关系？

赵世：我想先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两国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1992年韩中建交时，两国贸易额只有约50亿美元，而2006年则达到1343亿美元，足足增长了27倍。与同一时期的中日贸易额增长约8倍，中美贸易额增长约15倍相比，可以想象，这一增长速度有多快。

韩国到2006年对华投资累计达350亿美元，约有4万家韩国企业进驻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作出了贡献。2007年1~10月，韩国对中国大陆投资额达29.5亿美元，排在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之后，位于第三。如果考虑到香港和维尔京群岛的特殊情况，韩国实际上是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这一点是被外界所忽视的。

不可否认，韩中两国间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是韩国经济最大的增长动力。对于中国来说，与韩国的经济交流非常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创造劳动就业的机会。值得欣慰的是，两国经贸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的态势，没有出现大的摩擦。

在2005年11月举行的韩中两国首脑会谈上，主席与卢武铉总统就2012年两国建交二十周年、双边贸易额实现2000亿美元达成了共识。

《新财经》：2006年，韩国对中国大陆地区贸易顺差高达209.67亿美元，与香港地区的贸易顺差为168.83亿美元，您怎么看待两国间的这一贸易顺差？

赵世：韩国在韩中贸易中的确保持较大的顺差，这源于两国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韩中贸易的特点是“产业内贸易”，韩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中有90%以上是原材料或半成品，中国把这些半成品加工完成后向全世界出口。

因此，在分析韩中贸易顺差时，也要考虑对中国的出口和国内就业所作出的贡献。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提高得非常快，按照这种趋势，预计在今后的韩中贸易中，韩国的顺差规模会逐步缩小。

2006年，来华访问的韩国人共有390万人次，在中国留学的16万外国留学生中，韩国学生占5.7万人。通过外国游客或留学生等人员往来发生的支出，即所谓“贸易外收支”，中国应该是顺差。这一点同样被外界所忽视。

《新财经》：您所指的“产业内贸易”就是目前中韩两国贸易的主要特点？

赵世：韩中贸易逐渐从过去的“产业间贸易”趋向“产业内贸易”。回顾两国刚建交时，韩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工业产品，而中国出口韩国的主要是农产品和矿物原料。近年来，双边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两国向对方出口的商品均以工业产品为主。在双边贸易十大出口商品中，工业用电子产品、家电产品和钢铁制品等六类商品相互重叠。

在投资领域上，制造业比重逐渐减少，而服务领域等非制造业比重不断增大。2007年1~9月份，在韩国对华投资中，制造业比重占79%，有史以来第一次降到80%以下。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内需市场将迅速扩大的预期正在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韩国企业抢占中国大陆

《新财经》：据了解，在韩国排名前20位的大企业中，有15家在山东省都有投资。目前，韩国中小企业也将把山东作为投资基地。为什么会对山东省情有独钟？

赵世：韩国有句俗话：“山东的狗叫声，韩国都能听得到”，以此来形容韩国与中国山东距离很近。韩国的华侨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山东，在韩国，中国料理大多是在山东风味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所以，韩国企业自然喜欢聚集到山东地区投资。

不过，2006年在韩国对华投资地区中，江苏省已赶超山东省成为在中国的第一大投资地区。2007年1~9月，韩国企业对江苏省投资额已达到13.7亿美元，位居第一位；山东省只有5.8亿美元。这说明，韩国企业过去对华投资以加工贸易为主，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韩国企业纷纷以抢占急剧扩大的中国内需市场为目标，积极寻找新的投资地区。

《新财经》：韩国企业喜欢抱团投资，这样是不是感觉更有安全感？

赵世：（大笑）我想，也包括这个原因。企业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投资，都会感觉有风险，如果有前期投资成功的企业，大家再去那个地方投资，就会有安全感。在华投资的风险主要是政策的频繁变化。在韩国，政策不会像中国这样变化太多，即使有变化，也是有可预测性的，至少有时间过渡，不会太突然。

《新财经》：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您作为驻中国经济参赞，有没有提供过什么建议或意见？

赵世：在韩国，政府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非常有限，政府是难以对企业施加影响的，企业会根据自身投资评估和判断来决定投资的地区和规模。在中国，我感觉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某些企业的投资决策。

韩国经济不会过分依赖中国

《新财经》：继三星、LG、现代等知名韩国企业在中国扎根并获得很好回报后，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中小企业也来华寻找机会，韩国政府会不会担心韩国经济会过度依赖中国？

赵世：韩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对韩国经济过分依赖中国都曾表示担忧，但我并不担心。近年来，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一直保持在18%左右。在境外投资中，中国所占的比重从2005年的40%左右降到2006年的30%左右。我认为，对外贸易关系和投资关系基本上是按市场原则和企业的行为决定的，韩国政府不能直接降低或提高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

再说，选择投资中国，是韩国企业自己的事情。比如韩国企业SK集团，选择在乌鲁木齐投资做手机方面的研发工程，企业的选择政府是无从左右的。

《新财经》：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产品在不需要引入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国市场，但近几年，日本企业及产品在中国的表现明显疲软。目前，韩国企业诸如三星、现代、LG等在中国的市场表现与当年日本企业类似，您担心韩国企业会走日本企业的老路吗？为什么？

赵世：核心技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关系到存亡的关键。经过艰辛努力开发的核心技术，受到保护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我们难以期待企业提高竞争力、国家经济得以发展。

同保护核心技术一样重要的是确保市场。一味地追求技术保护，而失去进入大市场的机会，没有任何意义。目前，围绕着中国第三代核能电站建设项目，美国和法国企业展开竞争，最后答应转让核心技术的美国企业中标了。这表明，确保市场与保护核心技术同样重要。

我想，韩国企业也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事实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例子，比如一家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汽车领域时，承诺在中国成立研发中心等。所以，我不担心韩国企业会像日本企业那样，在中国市场走下坡路。

中国政府更关心大企业发展

《新财经》：韩国企业在中国遇到问题时，会来您这里寻求帮助吗？

赵世：投资中国的韩国企业来大使馆寻求帮助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多数是有关政策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企业在中国投资成功了，自然是很好的事情，但也有不顺利或失败的时候。比如，在中国，企业面临破产清算时，程序很复杂，时间也比较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来大使馆寻求帮助。一般都是中小规模的企业居多，像LG、三星这些大企业，一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寻求帮助。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政府为企业做的事情就越少。目前，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政局也很稳定。我想，当中国进入发达国家后，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来大使馆寻求帮助的现象会越来越少。我曾在一些发达国家工作过，感觉越是发达国家，政府的相关体系越完善，国家的法律能帮助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新财经》：韩国企业在外投资时，韩国政府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支持？

赵世：韩国大企业依赖政府的现象比较少，因为其本身有很强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政府主要是帮助小企业提供相关的市场信息和政策。这与中国有一定的区别，中国政府似乎更支持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小企业关心少。

《新财经》：目前，中国企业在韩国投资的情况怎么样？韩国的哪些领域适合中国企业去投资？

赵世：2006年，韩国对华投资额达到34亿美元，中国对韩投资额仅为4000万美元，到2006年年底，中国对韩投资额累计也不过19.7亿美元。韩中在投资领域存在巨大不平衡，韩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够扩大对韩投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已超过1.4万亿美元，同时，中国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所以，中国在扩大对韩投资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在汽车、IT、机械等领域很有前景。

赵世:

1984年进入韩国外交通商部，曾在旧金山 、也门、日本工作。后任韩国外交通商部东北亚通商课长，于2006年2月来到中国，在韩国驻华使馆任公使衔参赞。

记者手记

走进赵世先生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墙上那一排排中国万里长城的照片。很难想象，这位年轻的韩国外交官会如此痴迷中国长城。赵世是2006年2月来到中国的，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他曾经28次登上长城，大多是断垣残壁的野长城。他说：“我喜欢爬山，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也到过很多地方，但长城是世界上唯一壮观的风景。”

记者还注意到，在赵世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一张复印出来的黑白地图，上面用黄色笔迹勾勒着一些特殊记号。原来，这些记号代表他步行走过的北京二环以内四分之一的胡同。

第10篇

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时，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0.33%，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必然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储蓄、消费、劳动力供给、社会养老制度安排、人力资本形成，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主要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一、文献回顾

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王德文认为，中国人口低增长率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而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却不断创造出大量新的劳动力需求，造成劳动力供求缺口，导致工资上升，提升劳动成本。如果没有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作为后盾，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彭秀健通过建立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杨道兵和陆杰华预测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劳动力老化的变动趋势，指出15～29岁的青年劳动力人口比例基本上呈下降趋势，45～64岁老年劳动力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并于2035年达到峰值44.18%，随后一直稳定在44%左右。劳动力老化会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不利影响。王金营和杨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未来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将导致抚养负担上升，可能会制约经济增长。斌和蔡东汉利用数值模拟研究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和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人口老化，老年抚养比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突现出来，人均资本增长率迅速下降。”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李海明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人口老化会使劳动供给减少，但未必使储蓄率下降；人口老化会使个体生产力下降，但未必使总生产力下降，因此人口老化并不必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翟振武和赵梦晗认为，尽管由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年轻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趋势在一定时期难以改变，但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而且已经提高的劳动力质量不断替代劳动力数量，因此数量减少并不代表数量的短缺。

尽管国内外学者就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由于研究的方法和数据不同，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结论。这些研究或是着眼于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是着眼于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两者综合起来考虑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由于在人口转变时期出生率逐渐下降，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老化之后，经过一代人左右的滞后期，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开始老化。主要表现为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劳动力供给：一是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变化影响劳动力供给；二是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影响劳动力供给。

1.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影响

中国人口出生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波动中下降，标志着中国进人以“出生率开始下降，并逐步接近死亡率”为特点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与出生率下降相对应的是0～14岁的少年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1年的16.5%。同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缓慢上升，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11年的9.1%。与此同时，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从1982年的61.5%上升到2011年的74.4%。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1982年为62517万人，2000年达到88910万人。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更是突破10亿，达到100283万人。

但是在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后期，由于出生率下降的速度比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慢，少年人口比重缓慢降低，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进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情况。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尽管目前人口数量仍在缓慢增长，但是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口数量会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因此，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会降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曾经按照中国生育率方案对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进行预测，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于2015年达到顶峰，此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不断下降，2030年将减少到10亿以内，为98757万人。此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减少，2050年将减少到84947.5万人，21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到61464.2万人。

2.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作为总人口的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也呈现出老化趋势。1991年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46.28%，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23.29%。2001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比1991年有所下降，为32.67%，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有所上升，达到29.49%。2011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2001年基本持平，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达到33.73%。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将进一步老化。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预测，2015年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至31.90%，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 重上升至36.98%。2050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至25.11%，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44.79%（表1）。

三、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支持。劳动年龄人口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力构成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决定性要素。劳动力数量减少虽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弥补，但是目前中国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可能找不到足够的工人，造成设备空置，导致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部分企业即使能够找到足够的工人，也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巨大压力。这不仅会对企业自身的发展造成障碍，还会影响经济增长。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和投资。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储蓄是投资的重要来源。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伦贝格（Brumberg）于1954年在《效用分析和生产函数：对横截面数据的一个解释》一文中提出生命周期假说，较早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能够根据其一生的预期总收入水平合理地安排不同年龄段的储蓄和消费比例，以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劳动年龄人口通过工作获得收入，除了用于自身消费以外，还要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养育子女，并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养老。因此，劳动人口对应正储蓄，而儿童和退休人口对应负储蓄。这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发生变化，其储蓄数量也会发生变化。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会导致储蓄减少，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储蓄的减少将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意味着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和消费人口的相对增加，进而会增加用于养老和医疗保健等非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减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进而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2.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二是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工作的努力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年龄变化而波动。一般来说，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不断提高，到达顶峰后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也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出类似的倒u型变化轨迹。比如，刚刚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在工作中努力向上，且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数年之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到达顶峰，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大致保持不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器官的老化，其工作效能开始下降，可见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的变化先增后降。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不断老化可能不利于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影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技术进步源于有意识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任何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者主动利用他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去发挥他的劳动能力，去使用生产工具、制造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物质财富。劳动者不仅是研究与开发的主体，而且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创新是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根本动力。尽管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经验丰富，但是学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与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相比略逊一筹，因此他们的创新能力可能也比青年劳动年龄人口逊色。这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未来中国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上升，这样的年龄结构可能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创新能力降低，进而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造成一定消极影响。

四、政策建议

1.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力供给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时代中国经济如何维持长期增长？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力供给，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应该做到如下几点：第一，政府需要采取优惠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转移。第二，政府、高校以及广大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开展免费而实用的职业培训，培养下岗职工的劳动技能，增强他们的就业信心，帮助他们重回劳动力市场。第三，动员全社会力量促进待业大学生就业。第四，开发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这主要是针对低龄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对于那些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政府和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就业机会，让他们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有偿或无偿的工作。以此缓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目前，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在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将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招工难问题，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因此要及时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等，同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淘汰和升级。要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以技术创新带动生产力的发展，用较多的资本和技术以及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减轻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性，从根本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因此，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替代下降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大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 动者素质。具体措施包括：不断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全国劳动者的素质；大力发展义务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素质；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提高在职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加大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和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和物质资本一样，健康人力资本也存在折旧现象，而且这种现象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而愈发明显。健康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会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效率，甚至会导致劳动者永远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需要加大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确保财政性医疗经费支出随GDP的增长不断增加，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建立全面的工伤保险制度，提高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

4.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中国男性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女干部为55岁。这项规定是在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较低的背景下出台的。在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通过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可以有效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应当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应当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每年延长退休年龄四个月，每隔三年时间就可以将退休年龄延长一年。其次，逐步缩小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差距。大部分50岁及以上的女性劳动者仍有较强的劳动能力，让她们退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可以考虑缩小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差距，这不仅是男女平等在就业上的体现，也是对女性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尊重，可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满足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再次，有条件的单位，如医院、高校、科研院所等可以试行弹性退休制度，对于本单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只要身体健康，工作需要，本人提出申请，单位批准就可以推迟退休，避免“一刀切”造成的人才浪费。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300.

[2]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10，（1）.

[3]于潇，孙猛.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1）.

[4]彭秀建，Dietrich Fausten.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4）.

.E-cononlies Letters，2000，（69）.

.Economic Modelling，1999，（16）.

[7]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科学，2007，（1）.

[8]彭秀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应用一般均衡分析[J].人口研究，2006，（04）.

[9]杨道兵，陆杰华.我国劳动力老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J].人口学刊，2006，（1）.

[10]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5）.

[11]斌，蔡东汉.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仿真[J].生产力研究，2012，（8）.

[12]李海明.人口老化的经济分析：近期研究文献述评[J].经济评论，2010，（1）.

[13]翟振武，赵梦晗.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人口与经济，2013，（1）.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324.

[15]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2）[EB/OL].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2013-12-01.

第11篇

关键词：二次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动力 内涵 机制

引言

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实质是依靠资本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而增加的，并且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只是数量型的发展，而没有变成质量型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年增长率不断平稳走高，造成这一成效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人口红利以及改革与制度的红利。这一结果证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外界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其生态以及环境条件更加脆弱，各种资源更加稀缺，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普遍不高，其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够一直延续。对于质量型的“人口红利”来说，其本质就是依靠着各种人力资本，并且使其成为经济能够可持续增长的来源，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处于下降的趋势，要想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必须要使“人口红利”转型，将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涵和机制，以使其为我国未来的自主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与不懈动力，在“二次人口红利”中，我国应该从提高人口数量和转变人口规模两个方面，为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提供源源动力。

（一） 提高人口数量，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其具有“效率”及“要素”两方面的功能。对于要素这方面来讲，其主要是相关生产要素的投入：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为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要素输入，这就是“人口红利”的实质。当开始的人口红利不断增长并到达其顶端之后，人口红利的影响就将逐步减弱了。并且在开放性条件下，对于其他的有相似人口结构以及资源的国家，人口红利的作用显现并且会一直被放大，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进一步使人口红利下降国的红利更快地衰退。换一个方面来思考，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的价值增加和素质提升，存在数量增加以及结构改善等，这往往能够提高人口在推动自主创新、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的效率，从而补充数量型要素投入的影响力及递减性，最终能够为推动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科技革命，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二）转变人口模式，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当人口的增长到达顶峰时，想要通过人口进一步转变所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存量的改变，就需要转变人口模式：从数量型人口模式转向多层次的质量型人口模式。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形成有利于全新发展的人力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所产生的发展方式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同时转变质量型的人口模式，能够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由资源型经济转型改变为创新型经济，并且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一些革命性变化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这就是“二次人口红利”的本质。二次人口红利与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同，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依赖数量型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而二次人口红利是在不同质量层次的人力资本条件下，创新效率的提升以及劳动力生产发展，从而带来的相关的自主创新效应以及经济发展效应等。同时，二次人口红利也是我国在社会与经济的转型期间，相关的人口转变进入到了后期阶段的表现，这时就需要相关的制度革新，来挖掘、培养和释放人力资本的存在数量以及增长数量。与此同时，还能够激励与支持各个层次人力资本的相关创新活动以及产业优化发展，最终能够从本质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涵

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就是通过探索传统资源中的隐形人力资源与回流科技人力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一）传统资源中的隐性人力资源

二次人口红利将在三个层次中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第一个是企业家层次，一群年轻的群体，主导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速度；第二个是智力国民层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自身的潜能，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积极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三个是技工层次，大量的、熟练的技工，为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高效的劳动力。

首先是相关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涵之一。因为相关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具有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人力资本，拥有一个有效的激励制度，能够提高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国家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在相关的创新活动或是创新经济中，企业家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主要表现在对于决策、管理、承担风险和创新的综合能力。但是，对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测难度非常大，应将企业家人力资本看作是企业发展甚至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天性表现为对于相关生产以及创新活动中隐性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知识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家发现创新机遇，以此来挖掘并更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及企业之外的资源优势，从而能够更好地管理与组织企业，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与技术进步。对于国家来讲，改革开放的相关制度与环境，能够为相关的企业家群体形成以及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与条件，从而推动企业和区域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是非职业的发明家及创新者，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内涵。非职业的发明家大多数的社会身份是个体科研者、私营企业家、创新爱好者等，而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创造发明热情，同时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及技能，且有勇于尝试、不怕失败的勇气。非职业的发明家以及其相关的发明创新活动与国家的科研计划、重大科研项目不同，前者缺乏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时间性，并且缺少政策支持以及相关部门的资金保障。一般情况下，就是通过自主研发完成其发明，同时将其创造转变为成果，但是往往受到资金等现实条件以及环境的制约。我国存在着大量或者是具有创新知识技能的人，他们是“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

最后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是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因素。对于我国来说，不得不面临年轻劳动力增长即将减速的事实，但农村的数千万农民工逐渐变为城市工人，将农民工素质快速提升，可以形成大量技工，从而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二） 发展与回流之中的科技人力资源

科技人力资源是接受了或者是参与了相关专业培训，且参与到了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扩散以及应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相关人员。这也是“二次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不可忽视因素。科技人力资源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第一是需要高等教育正式资格的科技岗位工作人员，换个词就是科技活动从业者；第二是需要完成科学技术领域的高等教育人员，就是科技人力资源储备。

对于科技人力资源来说，其包括了整个经济活动中的高素质人员。我国虽然在科技人力资源的人员总量上占据着领先地位，但是我国每一万名劳动力中的科技人才数量与每一万名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数量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的数量也大，因此，尽管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雄居世界第一，相关的科技研发人员总量也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在研究人员这一指标上却低于发达国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国的科技人才分布不均，大多数集中于一线以及二线城市，其涉及的行业或领域主要集中在相关的公务员等公共服务行业以及大中型的科研院所，而相关的企业、农村地区以及经济领域缺乏很多科技人才。对于我国的中西部与东部比较来说，研发人员在水平以及数量上的差距较大，而西部存在的问题是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源结构中，高层次创新人才非常缺乏，科技人才供给不足，造成了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的落后，并与经济发展脱节等问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我国来说，其自主创新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很多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其中仍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自从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吸引了众多海外优秀科技人才，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每年进入我国的科技人员达到几十万人。“十二五”以来，我国实施了各种人才计划，使人才引进数量再创新高。对于高层次科技人力资源的回流，不仅能够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要素以及动力，同时也是我国“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机制

二次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机制，一般包含人口优势、人口转变方向、现代型人口结构、竞争优势、制度红利等，本文重点从劳动力分流、人力资源匹配、产业发展三个重要内容，进行二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分析。

（一）相关劳动力的充分流动

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包括了新型的人力资本在产业内或者是行业内以及组织内部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创新型高级人力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国内的流动等。这一机制可以有效地为我国经济的增长奠定人才基础。

（二）人力资本匹配性的投资

对于人力资本的匹配性投资，不仅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方向进行匹配，并且还需要一定的前瞻性投资，就是根据世界经济的动态，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前瞻性人力资本投资计划。这一机制为人力资本存储数量的累积及相关的优化奠定了结构基础。

（三）实施配套性的产业发展

对于人力资本来说，不能自动地促进自主创新以及经济增长，同时也不会自动地产生红利，就像人口红利一样，中国在人力资本的存量上一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人力资本的结构以及质量、培育与其相适应，对各种层次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才是产生二次人口红利创新和发展的关键。通过跨越不同人力资本的门槛，使更多的、适用的人力资本可以参与到不同属性以及层次的创新活动之中，从而形成多种层次的自主创新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结构，同时全面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对于二次人口红利来说，不仅是传统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的转变，最为关键的是将各个层次的质量型人力资本体系进行重新塑造以及利用。这一机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强有力的保障基础。

结论

对于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来说，其可以为传统经济以及其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全新的机会。对于我国而言，具有“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以及条件，因此，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度层面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涵盖采用一系列的关于金融、教育以及政治体制等改革的措施，来尽力挖掘隐含的人力资本，从而培养新型的人力资本，提升相关的人力资源质量以及相配套的产业结构、相互协作的组织形式、创新的社会空间，这样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畅通，使质量型人力资本所作用的要素提高生产率，最终达到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得红利与获得新源泉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刚，林曼.论人口红利下降对我国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3，7（20）

2.孟令国，李超.令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困境摆脱与现实愿景[J].改革，2013（1）

3.刘三林.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广州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商业时代，2013，3（7）

第12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大城市；经济增长；北京市

1.引言

北京市作为中国特大城市的代表之一，其经济发展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北京也是农村劳动力净流入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为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京市经济增长受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非常明显。本文研究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对北京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上将更好地推动运用经济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模式，在现实上也能为特大城市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本文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定义为：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新兴的二、三产业。包括农村就地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口和流向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将特大城市的定义为：根据《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标准，市区常住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5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将经济增长的定义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的标志。

2.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均有相关研究。

在国外，刘易斯（Lewis，1954）在农业部门劳动无限供给和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描绘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增长情形；乔根森（D.W.Jogenson，1967）认为工资率是随着资本积累上升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的。他认为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农业剩余的规模决定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工业部门的发展，进而影响城市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利利安（1982）在其提出的部门转移理论中强调，产品市场上消费需求的变动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波动，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异，进而促使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Poirson（2000）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要素的再配置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对人均GDP的贡献率为年均0.75%；世界银行（2005）估计，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再配置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如有1%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地区，则导致总体经济增长0.5%。

国内学者谭崇台（2001）和刘怀廉（2004）则从著名的“推拉理论”来解释农村人口流动这一现象；李培林（2003）也指出由于农业收入增长非常缓慢，在农村甚至出现农业收入负增长态势，这使得农民对种地愈发失去兴趣，农民便离开土地流向城市；蔡昉（2005）证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会缩小城乡差距的原因是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在特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方面，刘乃全（2005）从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资本和技术要素效应、就业替代效应与竞争效应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特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崔传义（2010）则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效应。

3.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图1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在1978-2011年间呈现出上升态势，根据人口的具体增长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4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略有上升，但整体增长缓慢。原因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大城市经济辐射能力虽增强，但是受户籍制度等行政制度的制约，人口流动依然存在较大阻力，故劳动力转移人口增长幅度缓慢。第二阶段：1995-2000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在波动中快速上升。其中，1995-1999年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经济危机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愿也因此受到冲击，人数略有下滑；1999-2000年是快速上升的一年，由于经济危机的缓和和新千年城市经济的重新复苏，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二、三产业转移。第三阶段：2001-2011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迅速提高，增长速度空前。尤其是2009-2010年，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直到2011年城市资源初露饱和现象时才开始放缓。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2》

另外，根据图1还可以看出，北京市1978年不变价GDP从1978年至2011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并可以将整个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9年。此阶段北京市经济增长较为平缓，从1978年的108.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445.1亿元，平均增速在7%左右。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刚开始显现，经济增长加速尚不明显；第二阶段：2000-2011年，此阶段北京市GDP增长速度加快，从2000年末的507.6亿元增长到2168.5亿元，平均增速为14%。这十余年间的高速增长表明，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策稳步推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环境净化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推动了北京市经济在十余年间的高速增长。

4.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定义变量

本文用1978年不变价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记为GDP=北京市历年国民生产总值。用Immigrate表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记为Immigrate=北京市历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

为了减小原始数据的波动性，将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变量设置为lnimmigrate和lngdp。

4.2 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对Immigrate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原始序列的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单位根假设，故可以认为，Immigrate和GDP二者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二者均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一阶差分变量是平稳的。这说明上述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对于非平稳的经济变量。对于非平稳变量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其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可取的，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检验。通过E-G两部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文中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出于文章版面要求，相关检验结果没再文中列出。

4.3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说明两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证明变量间存在确定性的相互影响关系需要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以看出，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Immigrate）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Immigrate）也是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理论上证实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北京市作为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其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所作出的贡献。

4.4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gression Model，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变量间共同变动的关系，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它常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因素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根据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C（Schwarz criterion）法则判定滞后阶数为1，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所示。其中，（ ）内为标准误差，[ ]内为t检验值。

4.5 脉冲响应分析

为讨论变量间关系，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即通过比较不同变量的脉冲响应，来判断变量所受冲击效果大小，进而判断变量间互动关系。

根据图2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对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始终为正，且呈上升趋势。说明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对北京市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在前4期推动作用相对较弱，自第5期开始作用逐渐增强。同样，北京市经济增长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断增强。

5.结论

第一，北京市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且是其单向格兰杰原因。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相对较小，随着期数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断加强，并且始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第二，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的增长与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且是其单向格兰杰原因。由于受投资等原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如后者对前者的作用明显，但趋势是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和影响也在不断加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增长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持续且正向的。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许学真.北京市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2011.

[3]郭志仪，赵小克，刘那日苏.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3，1.

[4]蔡昉.中国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5]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

[6]段成荣，孙玉晶.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J].人口研究，2006，7.

[7]郭克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1999，10.

[8]周晓岚.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

[9]赵海涵，杨文健.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6，10.

第13篇

内容摘要：文章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引致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互动过程。

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互动机理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之后，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逐渐拓展。20世纪80年代后，卢卡斯、罗默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的经济发展要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使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之一。Becker（1987）则首次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模型，表明人力资本与个人未来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Mankiw，Romer&Weil （MRW）（1992）等利用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一种正的显著的贡献；Bils&Klenow（2000）的研究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Glewwe&Hanan（2004）研究发现受教育的需求与家庭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存在正相关关系，进而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关系。

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一）基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互作用角度

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由于人力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能动性反映，人力资本具有能动性的特征使其不仅具有生产能力，而且具有资源配置的能力，可见，人力资本的效率可以适应和推动物质资本，决定它所具有的推动物质资本的能量和力度，可以通过对物质资本的调节，使各种资本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因此，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其本质特征是这种互补具有较高的弹性，该弹性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物质资本投入，需要增加的人力资本投入单位数量的变化。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不但具有较高的互补弹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这种互补弹性还有逐步提高的趋势。

（二）基于人力资本生产功能角度

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关键在于它具有特殊的生产功能。从生产过程角度看，它具有要素和效率两个方面的生产功能，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是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或投入要素，后者是指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是：

首先，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效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效率，也被称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工效应，美国经济学家钟秦辉、墨菲和皮尔斯的研究（1993）证明了这一结论。劳动者的素质越高，其所具有的生产效率也就越高。高质量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将数倍于同等数量的低质量的劳动者的生产力，这里的倍数正是反映了人力资本含量的作用。因此，即使假定其他要素投入量及其效率保持不变，单单由于劳动者本身效率的提高也会导致产出的增长。

其次，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可以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使物质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趋势减缓，人力资本的提高将会使劳动者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同时还会推动物质资本的更新。即人力资本的效率功能一方面表现在使其他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增加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使单位产出投入成本的下降上。而且，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还可以节约物质生产要素，这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知识和能力不仅能够提升投资者自身的生产效率，而且能够影响到投资者周围的人，促使他们提高生产效率。

（三）基于人力资本知识效益角度

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包括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三个方面。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有用的新知识要求具有新形式的物质资本与新的劳动技能，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能够引起物质资本等的投入，如扩大要素的投入范围，增加要素的投入种类，从而导致其产出量的增加，进而导致经济的增长。知识收入效应是指受过教育、培训具有更多知识与能力的人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分辨力，能随时随地抓住投资获利的机会。知识替代效应首先表现在能够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从而克服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与“原生劳动”之不足，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的替代效应还表现在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消除物质资本等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利影响。

（四）基于人力资本促进科技进步角度

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源于技术创新与进步。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一方面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它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科学和技术进步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规模收益率提高的根本原因。当发生技术进步时，同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从而经济能力与效率将同步改善。另外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转变，由于受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经济建设的主体――人的决定影响，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是依靠科教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引致作用分析

（一）经济增长提升区域内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为学校的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干中学”获得的人力资本，即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通过所获得的经验知识与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所增加的人力资本；三是劳动力迁移所增加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存量提升的引致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教育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增加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了物质保障，政府出于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企业出于抢占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考虑，亦会增加对员工培训费用的支出。无论是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增长，还是企业加大对员工的在职培训投入，都会增加区域内的人力资本存量。

第二，提升文化素质及健康水平。经济的增长一般会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相应各项目的政府支出也会增加，其中对教育文化事业和医疗保健投入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区域内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整体的健康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内整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第三，促进人力资本迁移。区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较活跃，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不断上升，这种需求不仅表现在对劳动力投入的数量需求，更主要的表现在对高质量人力资本投入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了人力资本向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迁移，实现人力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提高了区域内人力资本的存量。

（二）经济增长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的质量

据研究表明，个人收入随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技能的提高而不断上涨。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个体就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或技能培训以增强自身的收益能力，从而在劳动供给中获得更高的收入。通常情况下，当社会对个人的价值越肯定，劳动报酬越能体现个体所蕴含的知识和技能，个体这种选择倾向就越强烈。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投入具有边际产出递减的效应，而人力资本则能有效的改善这种状况，故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对人力资本尤其是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进而刺激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尤其是加大了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提高了个体人力资本的质量。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循环互动过程的形成

综合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通过其对自身效率及外部资源要素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及个体人力资本质量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引致作用。由此，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这样的过程（见图1）：人力资本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愈加旺盛，同时，社会和个人也有能力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得以发展，发展了的人力资本又给经济增长以更大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就是在这样的动态发展中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互动过程。

结论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存在较高的互补弹性；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一方面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它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尤其是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刺激了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而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的质量。其次，人力资本具有要素和效率两个方面的生产功能，其效率功能体现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效率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最后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体现在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三个方面，进而导致新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力，克服经济发展中其他要素资源的不足，促进经济发展。整体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通过其对自身效率及外部资源要素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及个体人力资本质量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引致作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就是在这样的动态发展中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互动过程。

参考文献：

1.加里•S•贝克尔，梁小民译.人力资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Bils,M.and P.Klenow.Does Schooling Cause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5)

3.Glewwe,P.,and J.Hanan.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and for Education:Is There a Wealth Effect?[M].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 (1)

4.胡永远，刘智勇.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04（2）

5.王超，罗然然.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4）

6.边雅静，沈利生.人力资本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2）

第14篇

关键词：加工贸易；经济增长；要素禀赋结构；互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9-0004-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等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1981―2008年，我国加工贸易额年均增长24.84％，加工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从1981年的6％上升到1998年的53.36％，2008年虽下降为40.67％，但加工贸易增值率却从－24.8％上升到2008年的78.42％；加工贸易增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1.71％上升到2008年的6.85％。

在加工贸易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也维持了30年近10％年均增长率。勿庸置疑，加工贸易的资源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竞争效应和诱导性制度变迁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关于经济增长对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国内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比较薄弱。经济增长影响加工贸易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进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推动加工贸易的增长；二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力成本和土地租金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将为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以及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提供了机会和内在压力，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

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相互影响的，存在一种长期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早已注意到我国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迄今为止，关于加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经济增长又如何影响加工贸易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中国1981～2008年数据，对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给出理论解释，进而尝试勾勒出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互动发展的机理。

一、文献回顾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加工贸易是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我国加工贸易发展迅速的地区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因而，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张冰、金戈(2009)开展的理论研究表明，加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可以归纳为三个传导机制：扩大就业与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弥补储蓄与外汇缺口机制、技术扩散与后向关联机制。

对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主要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和计量方法两个视角展开。如刘志忠、王耀中(2003)在凯恩斯模型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得到1992～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度为7.04％，年均拉动度为0.5％。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它只是解释了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数字关系，难以反映二者的内部联系，同时，在加工贸易发展初期，当加工贸易进口大于出口时，加工贸易增加值为负数，因而该方法不能反映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尤其是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态贡献。

针对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来估算加工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缺陷，后来更多的学者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一步考察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检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孙楚仁等(2006)使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到1981～1991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为－0.654％和1.363％，而1992～2004年则分别为-0.256％和2.849％。黄菁、赖明勇(2005)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加工贸易的发展显著地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加工贸易的产出弹性为0.29％。闫国庆等(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加工贸易与中周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力、就业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了这种长期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胡兵、乔晶(2009)的研究表明加工贸易进出口与总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他们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得到加工贸易进出口均促进了GDP和TFP的增长，而且在短期内，进口的作用大于出口。

从已有文献看，对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大量关注与加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单向关系，而忽略了我国经济增长作为一种经济基础因素在加工贸易发展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二是多数研究局限于静态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未能对二者在理论上存在的动态相关性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建立我国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刻画系统的动态特征，即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通过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来进一步考察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在解释对方变动时的相对重要性。

二、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检验

使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的前提是模型中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都是平稳的。因此，必须首先对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我国的加工贸易总额(PT)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为研究变量，分析它们之间的总量关系。样本区间为1981～2008年(见表1)。利用各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将加工贸易总额转换为以人民币为单位表示的数额。考虑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化后易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且不会改变数据原来的特征，笔者将对模型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将加工贸易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记为InPT和InGDP，它们的一阶差分分别记为dlnPT和dlnGDP。

(二)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直接回归可能出现的“伪回归”现象，必须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Augmented Die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检验结果均由Eviews5.0计算得到。

从表2可以看到，我国加工贸易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序列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平稳序列，称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为I(1)。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三)协整检验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lnPT和lnGDP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原假设，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各协整方程残差的ADF检验结果显示残差为平稳序列，证明了我国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三、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互动影响的路径

协整检验的结果虽反映了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但并未反映出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作用。因此，需要在VAR函数基础上对lnPT和lnGDP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脉冲响应分析，并试图通过这一分析找出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对各变量脉冲扰动的长期反应，确定二者的长期动态关系。

(一)VAR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VAR模型通常用于相关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描述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最一般的VAR(p)模型如下：

Y1=A1Yt-1+…+ApYt-p+Bx1+ε1　(1)

其中，y1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1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是滞后阶数。A1，…，Ap和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ε1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能有自相关，不能与模型右边的变量相关。这样就可以用0Ls方法估计每一个方程，得到的参数估计量都具有一致性。

仿照(1)式，我们以时间序列lnPT和lnGDP建立VAR模型，模型的内生变量有P阶滞后，准确建立VAR模型的关键就在于正确地选择滞后阶数。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希望滞后期足够大，从而完整地反映所构造的模型的动态特征。但同时，滞后期越长，模型中待估计的参数就越多，自由度相对就越少。因此，应在滞后期和自由度之间寻求一种状态。本文根据sc和H0准则，将模型设定为VAR(5)，采用OLS方法得到估计式为：

模型整体检验结果比较好，具有决定性残差协方差为2.61E-06，对数似然函数值为82.58，AlE信息值为－5.267，sc信息值为-4.181。

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得到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内，模型是稳定的。而且经检验各扰动项与其滞后值不相关，White异方差检验结果也显示不存在异方差，模型效果良好，因此可以对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基于所得到的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即考虑每一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时，来自其他变量包括因变量自身的滞后值的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扰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路径变化。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冲击动态响应路径。如图1所示，横坐标是脉冲响应函数的未来响应基数，纵坐标是因变量对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两条虚线代表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由图1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这种正效应从第1期就开始表现出来，总趋势是逐渐减小的。而对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反应在第1期表现为0，在前4期呈现正效应，在第5期与第9期之间的影响则表现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在第1期，只受到其自身标准差冲击的影响。在计算分析期内，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累计反应为0.5375；对在前4期的累计正效应为0.0422，到第10期的累计反应为-0.1599。其经济含义是：我国加工贸易对其自身的有一个较强的正效应；经济增长对加工贸易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并且表现为前期的正效应以及后期的负效应，当期经济的良好表现会为随后加工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但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在对加工贸易的发展产生了负作用。

经济增长对来自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累计影响非常小，在前5期表现为正效应，后5期则呈现负效应，总体累计反应仅为0.0476。lnGDP对lnPT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反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效应，从第1期开始逐步上升，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并开始下降，到第10期的累计反应为0.2765。其经济含义是：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贡献，且经济增长对其自身的影响并不明显。

(三)方差分解

下面在VAR(5)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来考察我国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程度，将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每个随机扰动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见表4和表5。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加工贸易的预测方差主要受其自身波动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对加工贸易预测方差的影响在第1期为0，从第2期开始其影响逐渐增加，并在第7期开始稳定。第7期后，和的波动对我国加工贸易预测方差的影响基本稳定在77％和23％。加工贸易受其自身冲击影响的强度大于来自经济增长冲击的影响，但经济增长对我国加工贸易的贡献在稳定后也达到了23％的水平。

从表5可以看出，加工贸易的波动在初期对经济增长预测方差影响的重要性并不大，但从第4期后显著增强。从第6期开始，方差分解结果基本稳定，且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大于经济增长自身产生的贡献，到后期来自加工贸易的影响占据了主导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初期并不明显，但经历一定时期之后，加工贸易的贡献开始显现。我国经济增长对加工贸易规模扩大的作用不明显并表现有一定的时滞性，在后期表面上起了负作用。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后期加工贸易的增长更多的来源于自身转型升级，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前提是经济增长推动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加工贸易起了间接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我国的劳动力就业，提供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并通过示范、学习等效应使我国获得了技术外溢，推动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也为其自身吸引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创造了机会，从而形成了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长期以来，虽然我国加工贸易增值率和产品附加值均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在其中发挥明显的作用，“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还是更多地靠收取廉价的工缴费维持自己的发展，而当我国的各种生产要素成本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上升的时候，加工贸易的发展也就面临着瓶颈。

第15篇

【关键词】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新动力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由平均百分之十下降到百分之七，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势必带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多方面调整，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全方位转变。因此，我国经济管理和发展体系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本文通过多角度分析，以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为切入点，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一、从供给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决定消费，生产能力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具体而言，主要是指要素投入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突出变现在生产要素积累的贡献显著降低，而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在新阶段的供给增长新动力中，中国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负值，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下降。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各方面的措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一）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

随着中国高素质教育的普及和覆盖，中国人力资源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当前经济市场的调查显示：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由2015年的百分之八十七提升到当前的百分之九十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结合跨国经验，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素质必将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

通过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具体而言：首先，在产业层面，通过深入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减少市场干预；在企业层面，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合国有企业的性质进行分类改革，着力提升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益；此外，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从需求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现状，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大多数行业都存在一定的过剩生产力，因此社会总需求的扩大成为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进入工业化后期，投资、消费、出口需求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走向。

（一）投资增长的速度大幅下降

首先，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尤其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已经面临大量房地产过剩情况，预计在“十三五”期间为房地产投资带动率为百分之五左右；其次，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处于相对发达的水平，根据调查研究表明，2012年到2023年期间，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5.4%；再次，就制造业投资而言，中国的重化工业包括新兴工业的产量过剩，投资增长率进一步降低，从2011年的31.8%下降到2014年的13.5%。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在投资增长的带动下将难以回升，而且产能过剩的现象将进一步加重。当然，在投资方面也涌现出新的动力，例如：工业技术深入改造、节约资源、加强生态环保、发展生产业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由于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和工资成本的提升，加重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压力，因此，相关企业必须通过升级改造，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

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中国进入“发展型”、“享受型”经济发展的时代。消费的选择多样化，质量也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消费结构呈现出“先导型”的特点。同时在消费类型上，对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加，主要集中于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休闲、 教育培训等方面。具w而言，应该进一步带动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延长消费热点的周期，促进消费水平的增长，增强消费的成长性和持续性。而且，伴随着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的产业链延长，促进市场规模扩大。此外，电子商务的新兴模式兴起，进一步改善了我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三、结论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后期，经济结构出现了多方面、全方位的转变，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动力上，主要表现在：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变为消费方式的驱动；由生产要素积累转变为创新发展；由以重化工业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由传统产业转变为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因此，广大企业和相关部门应当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培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相关部门以及政府也应该顺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并着力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新动力培育的全新的市场体系，促进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琪玮.浅谈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6-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