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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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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研究

第1篇

【关键词】元教育学;分析哲学;分析教育哲学;形式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3-0125-1.5

一、 元教育学的内涵、特征、研究对象及产生原因

(一) 元教育学的内涵

“元教育学”(Meta—Pedagogy)的兴起来自于元理论研究。“元”在英语中表示为“meta-”,意为“在……之后”、“超越”。它是与某学科相连而构成的名词,意味着从事的是比该学科更高级的逻辑形式的研究。具体说来,又可区分为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指的是:这种逻辑形式具有超验、思辨的性质。“元”的另一层含义是:这种新的更高一级的逻辑形式,将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性的结构以及其他种种表现。

(二)元教育学研究对象

9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学者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就目前来看,关于这一问题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近来的一些研究已经显示出了分歧的端倪。但通过国内学者对元教育学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研究扫描,我们看出大多数学者达成统一共识:元教育学以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为研究对象,它不仅要研究作为知识体系的教育理论,还要研究教育学研究。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和其他种种表现。

(三)元教育学的特征及产生原因

20世纪初涌来的元理论研究思潮一脉相承,这些不同的元理论相对构成了一个元理论家族。元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它体现了整个教育学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它是一种超越元教育学的视界;它也是一种独特的方法,对教育理论的形式化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的分析;最后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有可能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它的独特特征是对关注教育学面临的问题。

元教育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原因,对于教育学家来说,教育学遇到的问题是:教育学的科学性、可靠性如何?教育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对于教育实践者来说,遇到的问题是:教育对教育实践的意义体现在哪里?教育学能否指导实践?如何指导实践?这两个问题,一直使不少教育学家缺乏信心,没有真正的归宿感。教育学家试图为教育学建立起学科的认识论标准, 回答现实对于教育学的挑战,这正是元教育学得以产生的深层原因。

二、 对元教育学的思考

(一)元教育学与教育学

教育学是对各种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试图面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并可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贡献。有学者认为“元教育学” 属于“教育学”。但我倾向于认为“元教育学” 不属于“教育学”。“元教育学” 是对于教育理论的形式化研究,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它对于教育学的检验、批判和发展建议上。元教育学知识不能直接增加我们关于教育的知识,不能直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因而元教育学研究绝对取代不了教育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元教育学” 不属于“教育学”,而且元教育学的研究范围比教育学的研究范围要小得多。

(二)元教育学与教育哲学的关系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学科,以教育学中的一般问题或根本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是教育科学中一门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科学,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深刻的批判反思能力和大胆的创新。这与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特征很相近,那么他们的联系是什么呢?通过以上对元教育学研究的相关情况分析,我们认为,所谓元教育学研究,就其本质来看,它仍然属于教育哲学研究范畴,即教育哲学应该站在哲学的高度,对教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也就是在方法论的高度反思教育学的发展与建构问题。

(三)元教育学不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分化出来

元教育学在中国的沉寂与它在中国发展的局限是分不开的, 它无法真正融入本土文化, 因而也失去了活力。教育学本身就是一门理论,不像数学、物理学等逻辑性命题,可以容易的进行形式分析。因为形式化分析适用于逻辑性命题和数学命题。由于教育学学科性质的局限,其理论陈述无法避开实质内容而专就形式予以分析;元教育学如果以形式化为唯一追求,专注于对教育学理论陈述的逻辑分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教育学这门理论本身可以对自己进行形式分析。因此,我不赞同将元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分化出来,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个研究工具,或者用分析教育哲学取代它。

最后,尽管元教育学不应独立出来,但作为教育学研究者还必须持有这样一种元教育意识或哲学分析的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教育学研究者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研究视域与兴奋点,而且随时从系统与整体的立场来纵观整个教育学研究,并在这个系统中找到自己的研究与理论所处的位置或系统之层次,进而随时做出调整,使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更加合理,而不至于像一团乱麻或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碰,弄得鼻青脸肿。形成一种元教育学意识,是实现教育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性与学科自觉性的最好的途径。只有这两种自觉性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使教育学研究更充满活力与有序。

【参考文献】

[1]唐莹.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易凌云.论教育学研究者的学科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3(3).

[3]劳凯声.中国教育学研究的问题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J].教育研究,2004(4).

第2篇

哲学中将人的生命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生命,另一种是文化生命。自然生命来源于天性,文化生命则源于教育。人的自然生命源于生育,人的文化生命源于教育。成人教育学协调着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的文化生命以无限的空间和无穷的力量,使学习知识与丰富自我充盈到个体的生命里程之中。因此,成人教育学在学科理念上秉持着普惠的价值观和公平、平等的信念,在这种学科理念下,成人教育学在进行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和处理不同的受教者的各种学习需求时,能够有条不紊地协调其中的关系,从而保证成人教育的有序进行。普惠是指一种给予普遍的、非歧视的和非互惠的关注及帮助。每个人存在于社会环境中必然要处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秉承普惠的价值信念,人的内心将会更加柔软,处理问题时的心态也会更加平和,对待万物生灵时也会在内心生出无限的怜爱。普惠是成人教育学的一种终极追求,成人教育学希望的教育结果是每一个社会上的人都可以接受到全面的、协调的、共享的、持续的、和谐的教育,让整个社会在知识的理性下繁荣,在大爱的感召下发展。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认为:“人的人格本来平等,原无上下高低之分;因为社会制度不良,一部分的人得有受教育的机会,一部分的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面对区域教育的不平衡、个体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以及教育投资的高成本等教育问题的层出不穷,成人教育学以其自身的普惠特质惠及大众,极力的解决和改善着教育不公平、机会不均衡等现象,尽量能够给予每个独立的、想要求知的、想要自我完善的个体一条通往希望的道路,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实现社会的共生共荣。“后人本心理学”的代表人物肯•威尔伯在其《没有疆界》中将人类的意识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浅显易懂的描绘,他将人类的意识分为五个层次,大多数人处于角色层次、“人首马身”层次以及生命整体层次,这几层次的人无法脱离自我,用不同的条框将自我束缚其中。在超个人层次和一体意识层次中,人的存在超越其现实,实现人类所追求的大爱、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成人教育学以其自身的普惠性将普惠的价值观深入每个学习者的内心世界,让受教育者感到社会的关爱从而去包容他人,和谐自身,进而达到超个人层次和一体意识,使得人人能够为人人。成人教育学学科理念另一体现是追求教育公平。党的十报告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缘、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水平,积极推进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教育公平在其实施过程中包括了三个层次,分别是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成人教育学的教育对象不受性别、种族、出身、经济地位、居住环境等影响都可以接受学习,保证教育的起点公平。成人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师生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学方式采用的也是情境再现等民主的形式,保证了教育过程的公平性。成人教育学对教育结果也相当看重,对教育结果的检验及时有效,保证了教育质量平等。此外,成人教育学将教育从青少年群体扩容到社会的每个公民之中,从而使得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延伸,在时间上贯穿人的一生的发展需要,在空间上扩展到家庭、单位以及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在施教范围上保障了教育公平,对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成人教育学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侧重的是包容性。包容是一种大爱,求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共生、共惠。包容性的教育是指一种兼收并蓄或的大教育,而与包容性的教育最为接近的教育理念是全纳教育,这种教育理念充分关注人的包容性发展,满足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全纳教育(inclusiveeducation)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6月7日至10日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通过了《萨拉曼卡宣言》和《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两个重要文件,在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全纳教育的核心思想。我国学者黄志成把全纳教育定义为:“全纳教育是这样一种持续的教育过程,即接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和排斥,促进积极参与,注重集体合作,满足不同需求。”全纳教育追求的是个体的“包容性发展”,关注每个人的发展、转型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等,让每个人拥有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让最大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逻辑结构上分析,“包容性发展”理论内核主要包含了发展理念的公平性,发展过程的全民参与性,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性以及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性几个维度。成人教育学对弱势群体采取包容的态度,它将“弱势群体”从性别、年龄、城乡差异、体能状况等方面进行分类,划分出女性弱势群体、老年弱势群体、农民弱势群体、残疾人弱势群体等,此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视域十分广泛,将“弱势群体”的“弱”聚焦于个体生存环境、健康、人格、机会、法律、财富、权利等方面,充分运用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的理论知识去惠及群体,通过现实的可行的举措去解决和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与生活。成人教育学不仅通过自身学科理念协调着不同阶层人群的学习需求,在个体的生命进程中,成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协调着个人从离开学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的学习与发展,为每个人的自我追求铺设道路。成人教育学以其独有的特性使每个个体享有公平的、全民的、协调的、共享的发展机会,将教育与社会二元结合起来,既发挥成人教育的社会功能,又使社会对成人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极强的包容性保证每个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从而实现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的最高层次。德国著名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人是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传统的存在,而根本上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一切教育的根源,成人教育学学科理念上的协调力离不开其对文化的深刻把握,它将成人的学习与区域文化、传统文化、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紧密衔接,其协调的途径正是通过文化这一渠道去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人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涵的丰富。

二、学科体系上的延展力

成人教育学的扩容性体现在学科体系上则具极强的延展力。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上的延展力是指成人教育学中的基础学科按照自身的逻辑线索衍生出一系列的新的课程和新的教学形式,满足成人不断学习的需求和热情。成人教育学学科的课程安排与设置上多元扩张,教学形式和手段上与时俱进,知识体系上呈现发散式扩展。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延展力在课程上的体现是其课程突破传统教育模式,丰富多彩,它有三类组成,其一是核心课程类:成人发展、成人学习、教学过程与教学手段、项目开发与管理等;其二是专门课程类:成人教育史、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学法等课程;其三是特殊课程类:成人基础教育、比较成人教育研究、成人教育立法研究等。此外,成人教育研究对象范围极其丰富,群体极其广泛,成人教育开设了关于工人、退役军人、妇女、老人等的课程。从而为那些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得到正规教育的青年、退休或者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为家庭献出自己青春的妇女、社会上无法得到正规学习的残疾人,离开部队急需学习一技之长的退役军人,为了家庭和生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等等人群打开了一扇通往希望的大门,让他们有所学也有所为。成人教育学这种惠及大众的、多姿多彩的、师生互动的、注重生产的、普惠公平的学科体系,使得整个学习过程周期短、次数频、规格多、成效快,成人在学习中能直接有效地把科学技术、知识技能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可以把潜在的尚未成熟的劳动力培养为现实的成熟的劳动。在课程的实施上也就是教学方式上,成人教育走在时代的前沿,以其强有力地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在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上走在各类教育的前面,从而使得成人教育包容度更全面,延展度更深入,成人的学习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学习水平掌控具体的学习强度,从而使学习更加便捷,知识掌握更加灵活。此外,成人教育学根据成人的学习特点,教学形式上采取情境教学、对话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模式,充分体现服务成人学生的宗旨。这种结合成人学习特点的延展性的教学方式让成人教育的效率大大提升,成人的学习热情也特别的高涨。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视域既具个人性又具社会性,故而在教育知识体系上成人教育的延展力更为明显。关于教育知识的划分,刘庆昌教授在《教育知识论》中将其分为四个层面,分别为个人教育知识和公共教育知识;社会的教育知识和理想的教育知识;事实性的教育知识、观念性的教育知识和方法性的教育知识;教育活动的知识、教育事业的知识和教育思想的知识。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延展性特质有效地将教育知识的这四个层面都涵盖其中。从而,成人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包含的不仅是个人教育知识还有公共教育知识,不仅是现实存在的教育也是终身教育理念下未来所理想的教育,不仅涉及事实、观念还涉及方法与应用。成人教育学延展的知识体系使得其教育结果不仅对个体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社会进步有着深远影响。成人教育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度也是极具延展力。在教育实践方面,成人教育超越了学校教育的空间和时间界限,教学过程更加灵活,教学形式丰富多样,采用微课、反转课堂、移动学习等方式,充分利用了成人原有的经验,增强了成人学习的效性和质性。例如中国远程教育网、中国现代远程与继续教育网等互联网媒体在成人学生与教师之间架起了沟通与学习的桥梁。在政教联合方面,成人教育充分联合各种社会资源,组织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力量,为自身发展开道护航,政策与财政的支持充分保证了成人学习的无障碍和稳定性。

三、学科建构上的创生力

创生力是成人教育学扩容性研究的重要方面,它给予成人教育学丰富的存在形式和生命力。成人教育源于“教育”,是从“教育”的母体中孕育而来的,符合进化论的逻辑,“在原有存在形态的基础上裂变新的具有更大功能,具有更大生存力量的存在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人教育以其自我不断的更新能力、自我分化能力和自我重构能力在教育进化中不断壮大。早期的成人教育学是单数形式存在的,其蕴涵着关于成人教育的几乎所有理论表述及认识成果,如近代以前的哲学在问世之初是以综合形态存在的一样,成人教育学最初也是综合形态的。之后,伴随成人教育实践以及成人教育学自身的成熟与开放,单数形式的成人教育学逐渐走向分化,孕育出许多成人教育的分支学科,从而形成现有的成人教育学科知识体系。成人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以及课程体系构成了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其基本框架的形成、构建和完善是成人教育学不断创生的过程,形成的多层次、多序列、多角度的成人教育学正是其创生力的体现。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基础学科成人教育学分化出的分支学科,如成人学习、成人教学论、成人课程论、成人史学、成人管理论、比较成人教育等。从综合形态到分支形态的演变使得成人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日渐丰富,从原本的一个问题点逐渐演变成知识的线与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知识面在横向与纵向间延伸,最终形成了较为清淅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故而第二类是由成人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产生的交叉学科,如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经济学、成人教育伦理学、成人教育统计学、成人教育哲学等,这类学科主要是以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对这些学科视阈内的那部分成人教育现象或问题进行观察,视角深入且透彻,未来的扩展度相当可观。第三类是由不同教育对象所构成的特殊领域,如工人成人教育、军队成人教育、家庭成人教育、犯罪成人教育、妇女成人教育、老年成人教育等。成人教育学的学科体系的分类体现了目前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由理论学科向应用学科、由最初的单数形式演化而成了复数形式的扩展。现行的教育学正在日益走向学校教育的死胡同,教育愈发模式化和僵化。这种背景下,成人教育学突破了其“母体”教育学,从传统的学校教育是唯一教育途径的怪圈中脱离出来,超越了教育学的传统视阈,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出发,以其强有力的扩容性将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等教育实践纳入其中,建立一种民主的、灵活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模式。在《终身教育引论》一书中保罗•郎格朗说过“在为保证终身教育实现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具体事务’中,成人教育的发展史首要的,因为成人教育看上去是整个终身教育的‘火车头’。”成人教育学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心与主体,是终身教育体系发展蓬勃的关键。成人教育学可以满足个体对知识无限渴望的需求,对于扁平化社会的治理以及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的建立起着支柱的作用,对于改善社会分层与调和社会流动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总结

第3篇

在教育学史上,持“教育学是一门科学”观点的人亦不在少数。赫尔巴特否定了教育学是应用科学,强调教育学应揭示教育的目的,探究教育的事实与方法的普遍理论,在框架的结构性、原理的普遍形式等方面作了突破。另外,赫尔巴特还致力于使教育学科学化,他批评了以往教育学依赖于哲学或满足于经验描述的状态,要求把教育学当作事实来研究,主张采用实验和系统的方法去认识学生和学校。此外,他强调要使教育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要有别的学科作基础,但不能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像偏僻的、被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治理”,为此,他致力于教育学与哲学、心理学的区别,寻找教育学自身独立的核心概念和原理。[5]可见,赫尔巴特应是科学论的代表。马卡连柯在长期从事流浪儿童的教育工作中得出这样一个信念:教育学是最复杂、最灵活的一种科学,也是最复杂、最多样化的一种科学。[6]皮亚杰在探讨教育学本身的性质时指出:人们没有意识到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并不知道,教育学是一门可与其他科学相比较的科学,而且由于它涉及各种因素的复杂性,这门科学大致是十分困难的科学。[7]黄济先生也基本持科学论。他指出:由于教育现象的复杂性,教育活动的随机性较大,如何从特殊性中找出一般性的规律来,是需要从事长期的实验和艰巨的研究工作,通过不断的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来提高教育学的理论水平,提高教育学的科学性,巩固教育学的科学地位。[8]

(一)中介论

中介论,是指关于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部分学者主张教育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涂尔干认为,教育学不是“科学”或“教育科学”。后者描述和解释“是”或“曾是”,取向是现在或过去;前者确定“应是”,取向是未来,其任务在于制定行动的准则。那么,教育学是艺术吗?涂尔干认为,把与科学相对的东西都归结为“艺术”,是对“艺术”的泛化;若采用实践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即“一种做事方式的体系”,则教育学也不在“艺术”之列。在他看来,教育学具有一种混合的特征:一方面,教育学是教育观念的结合,且采用了理论的形式,但又不是像科学那样去说明和解释教育的行动过程,而是对这一过程本身的价值进行反思和评价;另一方面,教育学是一种关于教育行动的方案,但又非教育行动本身。因此,教育学介乎科学与艺术之间,属于一种“实践的理论(practicaltheory)”。值得注意的是,涂尔干所用的“教育学”属于“一般教育学”,重在系统阐述柏拉图、蒙田、卢梭等人的教育思想,因而带有教育哲学的性质。显然,这与通常所谓的“教育学”有所不同。涂尔干放弃了教育知识单一性的幻想,试图在原有的思辨或哲学性质的“教育学”之外,为实证的“教育科学”另辟一片专事教育事实研究的疆域。就此而言,他与维尔曼(Willmann)和洛赫纳(R.Lochner)等人一样,突破了“教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追问。[9]

(二)结合论

结合论,是指关于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部分学者主张教育学是自由运用科学的艺术。杜威是讨论“教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的又一巨擘。他认为教育学是自由运用科学的艺术。他在《教育科学的资源》一书中,将“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学”与“作为一门艺术的教育学”并举。他认为,如果依严格的标准,甚至连物理学、化学都难以称得上是科学,更不用说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了。为此,有必要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以囊括通常认为科学的一切学科。在杜威看来,科学是指一种系统的探究方法;凡运用这种方法处理事实或题材的学科,便可谓之科学。据此,我们也可以把运用这种方法探究教育事实或问题的教育学,称为“教育科学”。然而,杜威又提醒人们,在从事教育之类的活动中,要谦虚而谨慎地使用“科学”一词,因为“没有什么自称是严格符合科学的学科,会比教育学更可能遭到假冒科学的损害;要建立起一种僵硬的正统观念、一整套标准化的为大家所接受的信条的学科,再没有什么比教育学更为危险。”也许是由于这种“谦虚”和“谨慎”,杜威更倾向于认为,就实际运用而言,教育学像工程学一样,是一门艺术,是“人类艺术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那种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学要放弃各种“科学”的资源,恰恰相反,教育学是一门自由运用那些与教育有关的科学的艺术,因为“科学”与“艺术”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艺术”,乃是“因为其中含有科学的题材,以引导实际的运用”。这种观点不仅体现了杜威消解教育中“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哲学努力,而且折射出杜威在知行关系上的实验主义立场。[10]

(三)综合论

综合论,是指关于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部分学者主张教育学属于两种及其以上学科领域的综合,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综合论,即教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四综合论,即教育学是科学,又是哲学,是技术,又是艺术,是四者的综合。1.两综合论教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德国的拉伊在《实验教育学》(1908)中提到,教育学同医学一样,“不仅是一门通过实践经验得来的艺术……而且是一门科学。”他认为,教育学家通常需要“丰富的一般见识”、“教育学的机智”和“经验”。[11]桑戴克和盖茨(A.1.Gates)则旗帜鲜明地主张,教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他们认为,“科学”和“艺术”直接或间接地与世界的种种变化相关。“科学”追求的是系统的知识,其目的在于增进人们对这些变化的了解和控制;“艺术”追求的是如何利用这些变化,形成某种结果。教育学研究“人类与其环境的一般关系及使人类本性能更适当地适应其的改变”,因而兼具“科学”和“艺术”两种功能。作为“科学”的教育学,旨在发现个体对于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作为“艺术”的教育学,则以改变人类本性、形成新的适应为己任。[12]我国学者曹孚也提出“教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学之所以是科学,主要是因为:(1)教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2)教育学是以科学的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3)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的,教育、教学工作也不例外。教育学之所以是艺术,主要是因为:(1)教育学研究的材料大都属于方法和技术;(2)教育学必须回答为谁服务的问题;(3)教育学要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13]2.四综合论西北师范大学胡德海教授认为,“教育学是科学,又是哲学,是技术,又是艺术,是四者的综合。”在肯定教育学是科学的同时,并不影响肯定教育学又是哲学,即肯定教育学曾孕育于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之中。在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著作中,包括了一些教育方面带有根本性问题的主张。可以说,教育学从一开始就与哲学发生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在肯定教育学既是科学,又是哲学的同时,还应肯定教育学既是技术,又是艺术,因为教育学体系中的应用教育学部分,有很大部分是属于方法、技术的。所以,在应用教育学部分,其中不仅有属于科学规律的东西,尤有方法、技术的东西,并必然有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技术即艺术的出现。然而,艺术不离技术,技术不离规律,特殊的规律又不离一般的规律。由于教育学理论层次的不同和其实践特殊性的存在,说教育学既是科学、又是哲学,既是技术,又是艺术,并说是这四者的综合,虽也表现了其不同的着眼点和看到其中的某一侧面的特点,但仔细分析起来,是有其客观事实上的依据的。[14]

二、教育学是研究教育艺术的科学

综上所述,关于教育学学科性质问题的争论,既有对“科学”和“艺术”概念的理解问题,也有对教育学学科任务的认识问题,还有对教育学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问题。对“科学”和“艺术”概念的理解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观点,若是对科学持广义的理解,就会把教育学划入科学范畴,反之,则会划入艺术范畴。对教育学学科任务认识不同,也会有不同观点,若是认为教育学主要是实践学科,则会将教育学划入艺术范畴,若是认为教育学主要是理论学科,则会将其划入科学范畴。若是对上述的理解兼而有之,可能就会持结合论或综合论。讨论某学科的学科性质问题,应该看该学科的根本属性。从根本上看,某学科只能归为一个领域,哪怕它是交叉学科,也应有侧重于某个学科领域的问题,否则就会变成大杂烩。比如说教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就是个问题。科学与艺术,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又如何并列呢?但说教育学是科学,具有艺术性,或者说教育学是艺术,具有科学性,是可以的。并列就意味着没有主次、平分秋色,这样看似理想,但既不真实,更不理性,也于实践无益。讨论某学科的性质,与该学科的任务是密不可分的。教育学的任务很多,但其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个主要任务将会决定它的性质。教育学最根本,最主要的任务应是指向教育实践,立足于解决现实教育问题,并有明确未来指向的教育实践。教育理论若不能回到教育实践,指向教育实践,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多余的,是正确的废话。因此,教育学所有有关理论的研究,有关教育基本问题的研究,都应该能够转化为指导教育实践活动的行动方案,不断提升教育实践活动的质量,更好地实现教育传承文化,培育全人的目标。正如梁漱溟先生指出的“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15]讨论某学科的性质,还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紧密相连。尽管对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存有不同见解。但是,较为抽象地说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研究教育这种特殊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还是基本被认同的。教育学与教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关系相当密切。教育学是一门学科,是一门研究教育这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科。总体上说,教育学属于理论范畴。虽然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群,其内部应有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区别。而教育这种特殊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则属于实践范畴。所以,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就与教育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关。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促进人的潜能不断充分发展。然而,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不同的禀赋和个性特征;每个人的发展在来源上有先天、后天之别,在出现程序上有初始、后继之别,在阶段上有共性、个性之别,在内容性质上有自然与社会之别,在载体上有身体、心理之别等。每个人都是复杂唯一的个体。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是确定性与模糊性的辩证统一,确定性决定了儿童青少年发展中的可教性和科学性,模糊性决定了儿童青少年发展中教育的有限性和艺术性。人的潜能从结构上看,具有多元性,从发展上看具有无限性,是多元与无限的结合,表现出多元无限性。因此,教育活动的对象———人,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其发展规律具有确定性与模糊性、其潜能的发展具有多元无限性。[16]因此,教育活动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活动的复杂性,教育活动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教育活动的艺术性。教育这种培养人的特殊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极具有艺术性。教育学就是研究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教育活动的学科。鉴于以上认识,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应是研究教育艺术的科学。它是研究如何有效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提升教育活动人才培养质量的科学。它是为教育活动艺术性的开展,提供一种带有模糊性(其实质就是艺术性)的确定性教育科学理论。

三、教育学学科性质呼唤教育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