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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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职院校;学生管理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学生管理思想
1.以人为本。早在三千年前，我国就已经显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潮，西周时期三龙拥护一人的图形就展现了人的重要性，后来儒家思想也对这一理念非常推崇，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执政思想之一。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教育行业同样适用，即以学生为本，充分满足学生的需要，了解并尊重每个学生，实现教育的初衷。2.因材施教。孔子的弟子众多，但孔子坚持挖掘每个学生的特质，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格和兴趣差异给予不同方向的引导，使学生们都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现代教育学习和借鉴的。3.修身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文化对每个七尺男儿提出的要求，做好自身的管理是闯荡事业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现代教育对教育者提出的要求。儒家文化特别强调正己的思想，所谓正人先正己，教师的模范作用能够给学生健康三观地形成带来显著影响，因此修身正己的观念应该铭刻在每个教育者的心中。4.赏罚分明。早在先秦时期，法家就特别重视奖赏和处罚制度，这一观点随着我国朝代的兴替一直传承下来，成为有效的统治工具。赏罚分明在教育行业有非常恰当的应用，尤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教育者应该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和赏罚机制规范学生言行，引导学生走向正轨。
二、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必要性
1.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教育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在人口基数较大的中国，教育观念对整个社会的舆论走向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将其融入高职学生管理之中有助于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有利于指引我国教育行业形成端正的价值观念。2.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应用于高职学生管理之中，不仅能够指导教学观念的树立，也能够发挥从上至下的作用，教育出道德品质健康发展的优秀人才。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渗透能够帮助高职学生在复杂的互联网时代守住初心，更快地适应大量的信息冲击，形成良好的品质。
三、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途径
1.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学生管理中以学生的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一方面高职院校应提升教学品质，完善学生的基础生活设施，提高学生对高职院校的满意度；另一方面还要发掘学生精神层面的需求，帮助学生寻找自身的兴趣和优势，发现自我价值，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2.发掘学生的个体特色。因材施教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在进行学生管理时注重挖掘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引导学生走多元化健康发展的道路。一方面高职院校可以设置不同类型的课程供学生们选择，让学生在自身爱好的指引下发展；另一方面要注意对学生进行选择上的指导，避免学生在多样的选择中误入歧途。3.发挥教师的模范作用。修身正己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注重自己的言行，确保发挥正向的示范作用。一方面要不断学习汲取营养，增强知识积累，提升个人魅力；另一方面对待学生要做到言行一致，要严于律己，为人行事让学生信服。4.建立合理的奖惩体制。赏罚分明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院校设立健全的学生管理规范，要对学生的优秀表现进行奖励形成正向刺激，对错误行为进行惩罚避免再次出现。此外，奖惩机制要把握好力度，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区分实施强制性的奖惩或缓和性的奖惩，以此优化实施效果。
四、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厚积薄发的作用开展逐渐展现，在教育行业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修身正己、赏罚分明的学生管理思想，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有利于高职院校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因此，新时期高职院校应着重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掘学生的个体特色，发挥教师的模范作用，建立合理的奖惩体制，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管理事业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王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J].教育教学论坛，2016
[2]迟会礼，吕长芳，陈福刚，张忠立，李洁，张翠，房玉春，徐艳梅.弘扬传统文化创新德育途径——在高职院校开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J].理论前沿，2014
[3]黄红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德育工作研究[D].湖南大学，2013
第2篇
关键词：体育文化 特质 儒、道、佛 传统文化
任何体育文化都是体现民族、本土的传统，民族心理的文化，都显示出本土、民族的特色，这种根植于本土的民族体育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较稳定、坚韧的形态，世代相承，从而成为一种文化模式，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儒、道、佛等传统理论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儒、道、佛三家思想已深深融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之中，中国的武术，养生及其娱乐性体育文化，如围棋、蹴鞠等与儒、道、佛等传统理论主要方面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
宏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极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古时代的易经八卦，汉唐前后，儒、道、佛、墨四大流派，经过碰撞和整合形成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刚健有为”和“贵和尚中”等。从总体上来看，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无论是儒家的“三纲要”，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中国传统体育以“天人合一”、“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形态。
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反映了身与心，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之整体效益的价值观，但缺乏积极探索自然的精神，缺乏对人体单项技能的开发。中国的传统体育由于受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在体育的价值取向上重视伦理教化而忽视其他，如为儒家先哲推崇的射礼，要求射者“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言中”。唐代木射，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取胜的标记。西周的射礼，不仅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之分，而且对同属于统治阶层的不同等级身份的人，所使用弓箭靶、伴奏乐曲及司职人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目的在于“明君臣之礼，长幼之序”。这种竞赛的不平等性，运动的过于伦理教化性，不仅有损于公平竞争精神，也不利于人的智能和体能的开发。在儒家学说里，体育的健身功能和娱乐功能显得微不足道。崇礼风尚，等级制度，使中国围棋也蒙上了“温、良、恭、俭、让”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竞技围棋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宗法性使中国吸收异质文化的能力较弱。孔子曾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但，从汉代起“崇文尚柔”的风气开始流行，文武严重失衡，到宋元时“重文轻武”之风愈演愈烈。
二、佛家的“禅”道与道家思想在中国武术的内涵
儒、道、佛等传统理论对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宗教以佛教影响最为广泛。“禅”是佛教的一派，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和儒家思想合流，成为支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门派。中国的少林武术，都是以“禅”为体，以“拳”为用，“禅拳一体”。假如习武者无“禅”之修养，则为偏离正道，必定从超然于胜负，生死之上的“禅机”，堕落到奸诈毒辣的“杀机”中去。正如姚广孝大师叹息的那样“禅机末了说戒机”。少林拳以“禅门心法”为指导思想和拳术灵魂。达摩祖师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宋圆悟克勤大师曰：“损诸如见，拔弃妄缘，长教胸中洒洒落落，无一尘事。”这些大师所言，无非教人在坐禅或立禅时，放下一切思虑，湛然平静，不为善恶、生死等两种对立的矛盾景象所动而已。
中国武术思想的认识论，就直接来源于道家的本体论。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似万物之宗”，老子认为万物之本的“道”即是“无”。王宗岳《太极拳经》说：“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这个“理”也就是老子所谓的“道”。中国武术的意境、神韵，武术之道的精微和真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是“道”的体现，武术的种种外在形态如功能、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练功中的“元气”即易经的“太极”，亦即老庄的“道”，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本体论的一种表现。所谓“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代表，所谓“天人合一”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相通，强调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在老子看来与“道”无本质差别。庄子更认为天人本是合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记》）。中国武术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武术运动的客体――人体自身和宇宙自然和客体是内在联系着的。有着深厚内功的养生兼技击的《峨眉十二庄》其《天地庄合诀》说：“象天法地，圆空法生，大小开合，唯妙于心。”古人象天法地，体会到“圆”与“空”是大自然天地的基本特征，因此是动功的最佳方式和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滞，圆而又空则能作到活泼自如，变化无穷。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太极拳、少林拳亦以圆、空为技击特色。
三、先秦尚武精神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包含着大量的禅宗和儒家思想，其道德内容来源于儒家经典，中国先秦武士时代对武士已有：“礼、义、忠、敬、勇、死”之说。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是一种道德品质，一种处世之道，“仁”成为儒家的修身之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止于善”。“义”即荣誉的意识，孟子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先秦武士，人人带剑以示“义”。如中国之士所言：“士可杀不可辱。”“知书达礼”是儒家思想所要求的，礼就是维护等级制度，注重尊卑有别，礼即是法，要知礼，得读书修身，做到“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左传、襄公二年》）为下犯上是头等罪恶，强调无条件服从，“敬”是一种“持诚”之道，“敬”的意义是自敬而敬人，“敬”与“忠”相配合。勇是一种“致诚”之力，勇是一种实现之力，所谓万恶怯为首。
朴素廉洁，追求享乐是人之常情，动物也有此本能，作为人中俊杰的武士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武士们按照孔子的“君子居不求安”的精神来造就自己，把朴素廉洁看作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负担。
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从汤商到春秋战国的先秦时代，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尚武文化经久不衰。到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旧贵族的统治越来越腐败无能，礼崩乐坏，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造成先秦贵族时代的土崩瓦解，文武分离的局面的开始呈现。鉴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状，孔子大力倡导礼仪教育，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教育的肇始。到了汉以后，重文轻武的思想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汉高祖提倡文治，汉武帝采用董仲舒之策，崇尚儒术，“重文轻武”之风根深蒂固。汉代儒家提出“去武行文，废力尚德”批评“角抵戏”是“玩不用之器，”蹴鞠是费力劳体，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之训。两汉之后，“重文轻武”的思想的日甚一日，好文者常为父兄所爱，好武者常为父兄所恶。南北朝时，不少贵族子弟，“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宋明以后，由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重文轻武之风达到极至。儒家的“崇文尚柔”、“中庸”、“贵和”、“寡欲不争”、“以柔克刚”的思想，极大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以致射礼演变成投壶，蹴鞠变成“不以勇敢，不以力争”的捶丸等。中和之道使得极具观赏和技击的体育运动变得面目全非。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身体活动的社会整体功能，而对单纯的体能性竞技活动不感兴趣。在中国古代“以礼法至上”的社会，严重缺少竞技体育所需要的自由、民主、平等原则。唐朝时期，是消闲娱乐性体育文化最昌盛时期，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如蹴鞠，马球等。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体育异常兴盛。清朝是民族传统体育的衰落时期，有些传统体育项目逐渐消亡。由于其封建王朝的宗法性，保守性，封闭性，非理性的影响，体育竞技性几乎消失殆尽，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入侵，，维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等，中国体育才有所起步。
随着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日益融通，通过碰撞、同化、调节、吸收，有的走向成熟和现代竞技相联系，有的通过挖掘、整理、保护、转型使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有的逐渐走向消亡，这些演进推动了共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承载几千年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国武术，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符合体育原理的、适合于改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以科学整理，譬如：武术、中国象棋、围棋、龙舟竞渡等，将实行“奥运战略”，真正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但是，为了适应现代国际竞技运动而自我摒弃，它所蕴含的许多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也将面临较严重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黄文仁：《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曲线》，《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2.2。
[2]盖世才：《少林“禅”与太极“韵”》，《武林》，2002.9。
[3]肖 冲：《从社会文化诸因素看先秦尚武精神》，《体育文史选集》（1984-1991），成都体育史所。
[4]周西宽、胡小明：《体育文化泛论》，《体育文史选集》（1984-1991），成都体育史所。
[5]王铁新：《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谬》，《体育文化导刊》，2002.1。
[6]何云波：《儒家与围棋》，《体育文化导刊》，2002.1。
第3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天人论 同质性 整体主义
一、中国心理学的主要思想
（一）弘大进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心理学思想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首先体现了人与人的血缘伦常，把个人限定在血缘群体之内。“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贡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采取由己推人，由近及远的方式，使仁获得了宽泛的内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际上，礼是“仁”的外在规定，只有用礼规范自己，才能达到仁的境界。成“仁”的境界，除了“立于礼”，还要“兴于德”，“成于乐”，这是人之所以弘大刚毅而具有内在美必不可少的根据，因为德可言志，乐可中和，二者能够净化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内心世界。总之：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既是人之成“仁”的升华，又是人的本质的显现，这种人的本质是善的，入世的，进取的和自强不息的。
（二）自然无为，逍遥洒脱的道家心理学思想
与强调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儒家相比，道家强调人类自然天真的原始美德，认为这种原始美德是人主体性规定的基础，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只有在这种原始的本真状态下，才能体认出道来，这就是“天道自然”，所以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认为正是这种人为原则的出现，才导致了人类原始美德的丧失，人类自然本性的破坏，于是丧失了人立人为的规范性。老庄考察和反思现实人生推崇的原始美德，主张绝圣弃智，见素抱朴，来追回人类的原始美德，实现人性的自我复归，使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意志得到重新肯定，其方式就是“损”（减法）《老子·四十八》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里“为学”是指经验知识的积累，为道则是人生境界的提升。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为仁就是为道。
总之，道家主张只有达到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生的合一，才能进入至善之美的境界，正如庄子在《齐物伦》指出：“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三）无相无色，反本归真的佛家心理学思想
佛法出于印度，人称出世法，因为引导众生脱离苦海达到解脱，是佛教的根本义，所以出世法，还需在世间来理解。佛法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出世法便渐变为世间法，即佛教教义根本仍在人生，众生的解脱，成佛是理想的人生境界，要达到此目的，就要息意去欲，识心达本，即返本归真，真即真如，二者同义。
真如源于印度梵文，意为“本天”，即人的原始状态，是人之本体。众生体悟真如，即为返本归真，所以能返朴归本，因众生皆有佛性，如何以佛法解释世间，当人人自相，实相，自相即“言说之构想，染相之相著，业惑三系傅。”实相即世间自相本寂，换言之，实相是佛家宇宙本体，本体为空寂，自相则分有实相，演化为人欲横流，眼花缭乱之世间万物，但因实相本性为空寂，故自相分有后尽管五光十色，其实后也是空幻，这即是佛语“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认识到世间万物本为空寂，则人生在世则为受苦，佛家“四谛”说：苦、集、负、道，即人生来就是苦的，苦的根源在于多种欲望，要想得以解脱，就要消灭欲望，进行修行，才成得道，返归真如，那么如何反本归真呢？是谓三学“戒，定，慧”，《大乘起信论》中三大义为：体大示真如无所不之真理性，相大示真如有无量无漏妙功德，用大示真如妙用无穷至善普施。若要达三大境界，必修三学，戒，强令其修德，戒便转化为善的规范，定即定心，消除欲望，慧即悟道，从而回归真如，后禅亲融合儒道，提出“心即佛”命题，使佛性心性化，人性化，《坛经》云：“人性本净，由妾念盖复真如，但无妾念，性自清净”。六祖慧能直接把人性与佛性视为一物，不可以开人生而另外求佛，向真如复归。
通过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及其理论支点的考察，我们认为：天人伦，人贵论，性善论，相互循环，贯通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观念，即“天人合一”观，并固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思想和核心理念，并与中国人的心理生活和行为紧密的契合在一起。这种密不可分文化契合性也说明了中国传统心理学是整体主义（holism）而不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m），是绝对不可以单纯的，片面的，割裂的认识。
二、传统文化同质性的心理学分析
儒释道三家思想文化具有同质性。对于儒家而言，是通过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和亲属关系的道德为途径，体现为儒家的“三纲五常”，义礼之道是儒家理论的根基，它体现在人际关系的伦常之中。虽然儒家思想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但其思想精髓仍是以“礼”、“仁”为核心，这对于稳定古代中国社会、塑造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和性格起着最根本、最广泛的作用。道家的道德性相比较而言虽不像儒家那么明显，但仍是其主导性质。道家的“无为”之“无”便是“道”，所谓“得道为德”。道家正是从“道”、“天道”推出“德”。道更是道家最基本的观念，是万事万物的根。佛教传入中国重构后，禅宗可以说是中国化佛教的核心代表。而禅宗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显示出人人可以成佛，而“成”则成了关键，这即是说道德意志——可以“成”佛的意志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了，这与儒家肯定人人有圣贤性，可以成圣成贤的道德理想更接近了。佛家所追求的统一性，不是虚幻世界的因果轮回，而是体认真如，摆脱轮回，显示真实的内心佛性，总的来说：在中国人看来，天道即是人的心理精神生活的创生者，又是人的多种心理生活和行为活动的终极归宿，天道即是人道的起点，又是终点。因此，要成为圣人，真人，佛陀，就必须超越个人的追求，通过不断的精神修养实现人性的尽善，尽美，与天道合一。
参考文献：
[1]高觉敷.中国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第4篇
虽然大多数学生能够做到尊老爱幼、文明守礼、团结同学、积极进取，但在校园里不乏一些缺乏礼仪规范的现象。例如，有些学生上课迟到、交头接耳、玩手机、睡觉、早退、遇见老师不问好等。其实造成高职学生缺乏礼仪修养的原因很多。比如，学生在中、小学成长时期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通常不重视对学生的礼仪教育。进人大学后，学校虽开设了礼仪课程，但由于受到专业设置、课时限制、学生就业方向的影响，高职院校的礼仪教学更加注重实用性，很少将礼仪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教师只考虑了学生的实际需求，开展的礼仪教学基本都停留在实用的表层，缺少了应有的传统文化根基。除此之外，目前市场上的礼仪教材也很少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都是国际商务礼仪的教材翻版，例如教人如何穿衣打扮、如何站坐行蹲、如何使用刀叉等，很少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内容。如此造成礼仪教育的形式化、教条化，忽视了学生的内在道德培养。义教育应该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如果在礼仪教学中融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将学生言行举止的修养升华为人格和民族精神的教育。第三，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促使学校应在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当前的高职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认知，却很容易接纳和认同夕卜来文化。很多学生追求个性，崇尚西方节曰却忘记了中国传统节日，对本民族的文化不了解，也不愿去探知，尤其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一些外来的文化意识形态迅速地影响了中国青少年，使他们对本民族文化越来越不感兴趣，取而代之的是向往和追求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道德观及价值观等。这种趋势若继续持续下去，我们将会丢掉中华民族的精神根本和民族特色。如果不坚守本民族千年以来传承的传统文化，又何谈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实现中国梦呢？又如何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呢？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这种情况也促使高职院校必须加强建设和宣传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
我国自古以来有着清晰的以礼仪教育为主的德育理念，还有着严密的礼仪教育实施体系待我们继承与弘扬。对于传统礼仪文化，礼仪教师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忽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礼仪，而应该恰当地与国际通用礼仪相结合。那么，如何在礼仪授课中融人传统礼仪文化之精华呢？礼仪教育其实就是一种素质教育。2013年8月18日凤凰卫视的〈濱宇大战略》中的解说员解说道：“在100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社会体系，抛弃了主要由儒家塑造出来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努力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文明秩序，但时至今日，现代文明秩序还没有完全确立，而传统文明秩序已经荡然无存，使中国人失去可以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则，无所适从，种种社会乱象由此而生。从“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对中国人的精神素质做了深刻的剖析，致力改造和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可惜他们付出的心血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如今，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然而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出现了基本礼仪缺失、行为失去规范甚至道德沦落、价值观混乱等种种严重的问题”。那么，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流强国，需要什么样的国民素质呢?《寰宇大战略》提醒了礼仪老师——中国亟须一场国民素质改造运动。如果再不抓紧进行素质教育，中国梦就是一句空话，而礼仪老师的责任就是当好素质教育老师。
在高职院校的教学中应该充分体现“信、利、敬、义”这4个字的重要性。“信”乃礼仪之本，体现在人的行为准则；“利”乃礼仪之道，体现为人的胸怀；“敬”乃礼仪之魂，体现为人的境界；“义”乃礼仪之德，体现为人的责任。比如，在学校课堂上经常会出现以下情况：开始上课后有的学生才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有的学生时不时地刷屏手机或者玩手机游戏；有的学生穿着拖鞋上课等，这些现象都是由于学生心中没有对自己、对他人、对学业的恭敬之心。《礼记?曲卒L±>中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意思是说礼的实质在于对自己谦卑，对别人尊重，即使是挑着担子做买卖的小贩，也一定有令人尊敬的地方，不要因为贫富和地位等因素而歧视别人。学校虽然在行为上对学生作了硬性规定，规定学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但很少能让学生发自内心地树立恭敬之心。如果让学生懂得礼的核心是“敬”，那么就可以让他凡事用这个“敬”字去衡量，教学效果就会好很多。只有“恭敬”的心在学生心中犹然升起时，礼仪操作规范、仪态仪礼等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再比如，我国古圣先贤将“明德"作为治国之根本，我们在课堂上也应该让学生明白高尚的思想品德是其立足于社会的根本，是做人的根本。礼与德互融为一体，两者相互印证。现在简说人伦大道，人道者"~?五伦八德。五伦指的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遵五伦，天降吉祥也。八德者，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人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礼仪老师不能只摆花架子而忽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之精髓，应该在授课过程中融人中国传统文化，将礼仪教育升华为素质教育。
第5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一种道德文化，它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宏大的道德理念，但是近百年来，现代文化伦理因为缺乏与传统文化理念的和谐对接而引发了一系列道德冲突，对于当今国人来说，要想全面重建新时代的道德文化，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道德之人，那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德理念，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无疑是一条必由之路。
华夏文化起源于三皇五帝，在经历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大融合后，及至汉代，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文化逐渐成为其主流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就是儒、释、道文化三位一体的和谐共生体，而其道德理念则是这种共生状态的最高追求。
时至21世纪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人和社会转型的愈加剧烈，国人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其中既有社会制度层面的，也有个人生活层面的，但究其根源，实乃东方与西方文化传统、现代与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之冲突所致，并由此在国内各个领域掀起了一场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其中，众多学者用不同视角对中国浩瀚渊博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作了正本清源式的诊释，希望能够重新找回改良社会、抚慰民众的信心和力量。在此大背景下，本文选而择其一，仅从其道德理念层面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当代道德文化的衰落
清末以降，在经历了“西学东渐”“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一系列大争鸣、大讨论后，国人似乎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尊崇和拜服，转而向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寻找救世之道。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缘和各种中外思想的博弈，从西方舶来的各种主义、精神均在几十年的大融合、大碰撞中被一一冲击、压抑、解构乃至遗忘。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道德文化开始进人信仰、理念全面式微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无法无天”，胜者为王、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众多国人的思维。于是乎，一些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道德的勇气和能力，在他们心中似乎只剩下利益多寡的博弈而无半点义与不义之别;于是乎，在我们身边似乎只能看到胜者、败者及其羡慕者、嫉恨者的此消彼长，却很难再发现知耻者和悔恨者;于是乎，要求他人言说和遵守道德成为一种展示权力的手段，而拒绝羞耻和言说道德则成为人们自我保护的不二法门;于是乎，几乎所有关于道德的话题都毫无保留地指向他人而非内心，原本发自内心的道德感成为日益稀缺的体验，传统道德理念正不断丧失其在国人心目中的神圣领地。
道德文化缘何会在这个曾经以重视道德著称的文明古国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社会体制变革、东西方文化冲突等多个角度考察，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即道德理念与信仰的缺失与国人对传统文化及其道德理念的盲目拒斥密切相关。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其道德之维
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外事”(《劝学篇》)，此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即西方文化更注重个体行为实践的合理、合法与有效性，惯于追求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理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看重为自身的思想言行找到本源的精神根基和理念寄托，进而追求“天人合德”的精神境界。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人的内在觉悟和身心境界的提高，其本质就是一种道德文化。而宏大的道德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仰望星空”的精气神，正是国人活在世上的一种姿态和尊严，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境界和气质写照。正如老庄所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孔孟追求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和佛家向往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这种厚德载物的视野和气魄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个个道之、德之、道德之楷模。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
如前所言，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充满着宏大的道德理念，“道”像一只无形的手掌握着国家、民族、家庭乃至个人发展的方向，左右着国人的思维言行。老子的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国人对于“道”的追问和向往都限制在神玄、博大、形而上的境界之中，而身处世俗的人则只能从心灵深处景仰、参悟而无法言传。正因为此，在传统文化中总是强调“道”与“天”齐、“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特别向往“天人合德”的和
合境界，且为国人追求崇高的道德理念预设了思想规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述而》)，“大道把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老子》第三十四章)这种语境中的“道德”之理念固然源于人的内省，但内省的原则又源于对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的信服:“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礼记·中庸》)面对广大、高明、悠久的天和天道，人必须“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诚于中，形于外”(《论语·子路》)，不断内省自己的言行，进而追寻更高的道德境界。
对于“道德”的敬畏是国人生成其世俗道德理念的基础。在国人心目中，“道德”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道德之人会受到天道之庇佑，不道德之人也会因天道之剑高悬而生出畏惧和悔恨之意。正是由于人人、事事、时时以“道德”为尺度，国人的反躬自省、克己复礼才有了依据，道德理念才能得以践行无阻。
四、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德理念的世俗回归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之所以会造就众多道德之人，首先是因为它虽然身处人们的心灵深处，却又早已为人们设定了精神生活的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从而使国人能够随时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件进行道德的评估与审判。假如没有这些目标和法则的引导与约束，人们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与不义，很容易沦落为误道之人或无德之人。其次还因为它也积极关照着人的世俗生活，最主要表现莫过于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文化”，“家”实在是“中国式”道德的最佳世俗表达，一个“家”字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世俗道德规范，它既是国人日常生活的精神根基，也是国人践行道德理念的具体社会表现。当然回归世俗的道德理念也时刻不忘提醒人们“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礼记·中庸》)，并以此告诫人们只要时刻抱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世态度，自觉地正心、修身、养性，就可以实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人生理想。
第6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管理观非常注重“人和”。汪凤炎认为，中国先哲很早就认识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道理，因此要尊重人的个体差异性，注重人的重要性［3］。西方管理观是建立在人性假设之上的一种管理心理观，如理性———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的假设，复杂人假设、都是根据一定时期的背景提出来的。而中国则是以孔子儒家的“道德人”假设、韩非子法家的经济人假设、老子道家的自然人假设为前提的，而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管理观主要还是融合了三家的思想，形成了特有的“复杂人假设”，在这种传统的关系社会本位的影响下，一切的目标都是获得和谐人际关系，这也是先前说的中国人“尚和”心理在这方面的彰显。［4］总的来说，中国人在管理观上的心得就是要得“民心”，这是中国人的管理观的一个特色。那中国人得民心的方法有哪些呢?作为一个领导者，第一要修身、要正其身，做到遵礼、处恭、守信、爱人、俭用、修心;第二是要满足人民的需求，养民爱民;第三是“量能而受，人尽其才”;第四是恩威并重;第五是“奖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换一个角度说，今天的各种理论体系实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翻版而已，今天只不过是把它系统化而已。中国文化下的这种管理观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意识既受中国人的自我观的影响，又受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的影响［5］。但从宏观上来讲，中国人在各种伦理道德观的影响下已经成为特定时代的“顺民”“良民”心态。因此，这种与西方“独立我”相对应的中国人的“互依我”，在中国文化框架下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这种管理观念明显区别于西方之处就在于中国人注重人情关系，这种基于人情关系基础的管理观从古到今都持续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
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观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健康保健养生之法，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以列举那么几种方法。关于中国人心理卫生健康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形全者神全”形神兼顾的共养观。所谓形神共养就是要兼顾生理和心理，由于中国古代就主张要身心兼顾，那么中国文化中关于保健的心理观多具有养神和养形的双重需要，这种形神合一的观点主张从身心的关系角度来探讨保健与长寿的关系问题。第二是“抱神以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静结合的养生观，主张以动养形，以静养神，二者辩证统一，注重人的心理保持恬静平和的状态。这种以静制燥，精神内守的观点应该是与老子道家的人生观有相同之处的。第三是“人法自然”的顺应自然的养生观，通过顺应自然规律来养形调神，已达到身心健康及长寿的目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效法自然是贯穿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法则，并且主张人效法自然的目的是要克制，做到“无为”的境界才能身心健康。第四是“鞭后而寿”的内外兼顾的养生观，主张内外协调，缺什么补什么。第五是“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以情治情的养生观。中国古代就认识到各种情感的存在，是相生相克的，要善于利用一种情绪去调节另一种情绪，所以说“情”既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6］以上五层意思是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就已经有所体现的，有些观点至今仍然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健康保健以及心理卫生的很多理论与方法的来源大多也都是从中国古展而来。总的来说，早期中国人对于养生虽然是形神兼顾，但还是有一定的偏向的，即多主张修“神”，认为心理保健应该遵循生理———心理———自然———社会的这种过程，人的健康只有通过整合生理、心理、自然、社会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才可以达到。这是一种整体观，是与西方医学中的哪病医哪是完全不同的，他看到了人是一个整体，健康要通过身心统一才可以达到。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不仅提供了身心健康的理论与哲学基础，还提供了一种修身养性的功夫来进行身心的保健，如内在对道的体认与外在对道的践行相结合，发展出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心性心理观。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观不仅注重作为主体的身体的保健，还注重作为客体的心理的保健。它提供的是一种修身体征的功夫，是一种方法，它将身心统合为一体，儒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达到心理的内圣外王;道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的体征达到清情寡欲，达到无为与自然;佛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达到身心的超我境界［7］。可见，中国文化品性的心理卫生观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身心一体的内在修为与外在修为一体的综合体，这是一种心性论的心道一体的阐释，其中修身养性的修身与体征的方法更是中国传统自我修行的独特方法，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的心理健康研究。
传统文化与人格思维方式
“人格”这个词本非国货，它源自拉丁文，由于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导致当代中国人研究人格完全西化，而忽略中国特有文化下的特有特质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人格虽然没被正式提出来，但是这种思想已经在中华民族孕育了几千年。中国古代的这种思想里面有几个特点。一是“人格平等”的理想观念，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是不平等的，但是这种思想是好的。二是崇尚“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孔子看来“内圣外王”是智、仁、勇的统一;道家认为”内圣外王“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三宝的完美统一。［8］同时我们看到对于中国人的人格，先哲都希望是一个完美的统一，但是现实情景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中国文化下面子的影响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戴着面具的，正像美国心理学家荣格多说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一样，人都在隐藏自己，所以一个人的人格也不是完全暴露的。［9］在中国这种文化影响下，我们的行为似乎大多是外儒内道，外儒内法，外道内儒，外佛内道等等，这也看出中国人的人格体系的构建是相当复杂和凌乱的，似乎中国文化中还缺少一种“唯一信仰”。因此，导致中国人格趋于一种“统一中的多元化”，即在儒家为主导下的多元。在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人过分关注德行而往往忽视知识的学习，失去了实现现实人格的基础，还由于过分关注社会关系，忽略了独立我，导致对自我价值的贬低，最终导致人格的歪曲。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同样也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汪凤炎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内省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文化;中国文化是重情文化，西方文化是重智文化;中国文化是伦常本位文化，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文化;中国文化重人文精神，西方文化重科学精神;中国文化重统一性，西方文化重差别性［2］。”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明显的，一种文化的差异性根源应该是民族思维的差异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由于中国文化所缔造的，而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又进一步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循环思维”;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又促使我们形成全局与整体性思维方式;“唯上是从”塑造了中国人迷信权威，尊经、崇古的思维方式，“经世致用”塑造了中国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人伦”上，尤其是重社会而轻个人，形成群体社会思维;“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五行八卦理论塑造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和循环思维。因此，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塑造出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偏重伦理而缺少认知的思维，是缺少逻辑性、分析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中国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泛化到整个东方世界，形成一种独特的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中国思维方式的文化品性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产物，是社会、历史、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样是根植于中国主位文化下的文化品性，对中国思维方式的本土化研究将进一步扩展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打破西方世界关于思维方式的话语霸权。
传统文化与尚忍和谐心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忍”字的构形来看，“忍”字“从心刃声”，在六书中当系会意兼形声字。其意符“心”表明此字之意与“心”有关，而其音符“刃”既有表音的作用，又有表意的作用。《玉篇•心部》又说:“忍，强也”。意喻内心强壮。可见，“忍”的字形所表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像在心上插了一把刀一样痛苦”，而是心像刀刃一样坚利”。据此分析，“忍”的本义应为“坚中”，即内心坚韧。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植于儒道释文化思想的，中国的社会机制一直是一种关系本位、家族本位、道德本位、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自我的发展是以道德自我的发展过程为核心的，中国人的道德关系中个体是被忽视的，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终将与群体、家族等融合为一体，所谓“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就是一种融合的结果。所以说，“忍”未必是一种自我抑制的、被动的、伴随痛苦的心理，它可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修身过程，其中伴随着一种自我意志的超越，儒家叫做“成仁”，道家叫做“成道”，佛家叫做“涅槃”，这些都是自我通过忍达到的“超我”境界，却不一定是被动的和痛苦的［10］。
第7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道德 人格教育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影响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XJK01 5CZY096。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40-01
文化的植入好坏相对决定了人格的优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人格，但是由于时代的进步，文化的相互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之间就有了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如何在现代教育过程中延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论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
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
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
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
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
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
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
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4.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道德自律。在如今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强调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这就导致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有自律意识的人。在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
综上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人格的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着至大至刚的人格，乐天坦荡的性格，天性仁厚的性情，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华人民高尚人格的形成。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世界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我们不仅要吸取丰富的世界文化，更要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格和人格教育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李国娟. 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2015，04：64-69.
[2]张应平.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理论教育的思考[J]. 黑河学刊，2014，08：98-99.
[3]朱明贤，郑克卿，赵国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教育[J]. 唯实，2008，03：32-35.
作者简介：
葛金平（1972-）女，湖南湘乡人，文学硕士，文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第8篇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较为复杂，这主要体现在文化整合与企业管理、文化发展与企业管理、文化背景与企业管理等环节。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1.文化整合与企业管理
企业的管理会受到一个国家文化整合的影响。以我国为例来说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以博采众长的开阔胸襟不断提炼和整合东方各国优秀的管理文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周易》、道家、释家、法家、墨家、兵家和伊斯兰教有关管理思想和办法为主体的管理文化，而这一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与我国文化的长期整合与与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文化发展与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与文化的发展也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通常来说以中国管理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已经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管理界众望所归的灿烂新星。这与我国文化的大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此之外，文化发展与企业管理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随着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并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使其对于企业的文化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重视和联系。另外，文化发展与企业管理还体现在其实现一种适应中国文化背景的“人为为人”的价值观，以道德追求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文化。
3.文化背景与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与文化背景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即任何一个企业的在某一国家的发展都需要适应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民族风俗，这首先体现在任何一种管理理论，或是一种管理思想，大多是来自服务于一定的经济活动，这导致了其无法避免地会带有特定的文化背景色彩。除此之外，在文化背景与企业管理的关系分析过程中，如果以我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看，儒家思想是东方管理文化的主干，并且也是中国管理的渊源之一，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几经变化和更新，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这对于在中国生存的企业具有广泛和强烈的影响能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主要内容包括了影响企业管理者、影响企业文化建设、影响企业经营战略等内容。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1.影响企业管理者
影响企业管理者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基础和前提。通常来说对于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而言，借助于儒家的管理思想内涵大多是十分丰富的，并且其内容往往也涉及到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诸多方面。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企业管理者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对于划分“修己”和“安人”，即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两部分。其管理活动始于“修己”功夫，终于“安人”行为。即我国传统文化会使得诸多企业管理人员以实现自我管理为目标，然后在这一前提下推己及人来实施一个企业的管理工作。
2.影响企业文化建设。影响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通常来说，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企业文化的发展是其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且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良好的企业文化还能重视研究企业的氛围和发展的规律，从而能够使得企业文化和管理的发展符合客观实际。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还体现在企业激励制度的建设和企业领导风格的形成等非硬性文化指标上，即在这一指标的完善过程中中国优秀文化的渗透可以起到超乎想象的良好作用，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水平的有效提升。
3.影响企业经营战略。影响企业文化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核心内容与重中之重。众所周知企业在每个阶段中所主张的经营战略都是不同的，这一部分是受到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企业不容忽视的是企业管理层也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以其中的经典思想作为一种依据来制定企业下一阶段的企业经营战略。举例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没有产生出独立的管理理论，但深含于中国传统文化浑沌整体中的管理学问是丰富的，它影响着一代代企业家去探索企业成功经营发展之路。但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的精深武库，可唯有以当代更广阔的全球眼光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创新，同时须接受现代的西方组织与科学管理的“启蒙与洗礼”，才会对企业管理学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企业经营战略可靠性和精确性的不断进步。
第9篇
关键词： 高中历史教学 传统文化 价值观念
如今，在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中，越来越多的老师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教育教学实践的指导思想，积极探索学生素质教育的有效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高中历史课程本身具有突出的人文性，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优质载体，也是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教育理念陈旧落伍、专业能力不足等方面原因，一些老师过于注重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学，忽视了传统文化教育，造成传统文化教育薄弱甚至缺失，严重制约了高中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不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一、高中历史教学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是我国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高中历史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教学内容本身就包含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在历史课程教学中，不但需要学生掌握历史知识，了解历史事实，更要对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情感等方面进行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发展学生分析、思考、判断等综合能力。因此，让传统文化回归历史课堂，让学生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陶冶情操，体验高尚积极的情感，领悟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精髓，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高中历史课程教学的外在要求，而且是高中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
二、关于高中历史教学传承传统文化的几点建议
高中历史新课程以强大的兼容性，把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紧密联系，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兼收并蓄，学科内容得到了极大丰富，这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可能。下面我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提出几点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的建议。
（一）挖掘历史课程资源，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高中历史新课程以联系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实际为原则，重构了历史知识内容体系，增强了历史课程的时代感，极大地丰富了课程内容，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这些丰富历史课程内容与大量的课程资源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挖掘历史课程资源，可以让学生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例如，在高中历史课程内容中，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这部分内容不但是学生需要记忆和掌握的历史知识，而且是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素材。教学“百家争鸣”这一内容时，除了要让学生了解百家争鸣的含义外，还要让学生通过对《孔子讲学图》的观察，对于孔子的为人形成感性认知，在此基础上，延伸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让学生初步理解儒家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奠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领会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丰富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二）借助先进教学手段，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教育教学实践创造了很大便利。一些多媒体、投影仪、互联网等设备手段不仅能够丰富历史课程内容，还能够让学生在感知生动形象的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充分激发学习兴趣，参与教学活动，手脑并用，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领悟传统文化的精髓，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高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例如，教学“”内容时，由于学生对内容不太熟悉，设计了借助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的方式，通过播放网络上下载的有关“”的视频资料，让学生首先对于有直观的认知，了解发生的社会背景、原因及结果。由于视频资料形象、生动、直观，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眼脑并用，思考的启示，体会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反抗侵略压迫的民族精神的灵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体验。
由于高中历史新课程在传统的历史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密切了与现实的联系，实现了古今贯通，增加了对于历史学科新进展和社会发展的新成果等方面的内容，做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融合，克服了传统历史课程内容枯燥乏味的弊端，使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等各种学习方式有了用武之地。灵活运用科学的教学方式，能够增强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体验，丰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感受。
例如，高中历史新课程中增加了很多专题内容，“历史文化遗产”内容部分，增加了“探索历史奥秘”，这部分知识是很多高中生非常感兴趣的，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强，可以采取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首先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完成了解一些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容，再通过小组讨论谈谈自己对于这一理论的理解与认识，在碰撞中加深理解，形成独特的体验，训练思维能力，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探寻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实现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总之，高中历史课程以丰富的课程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提供了可能。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高中历史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因此，通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让学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在民族精神的感染中，不断丰富历史知识，培养思维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广大老师需要不断创新，在实践中探索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的有效措施和途径。
参考文献：
[1]汪霞萍.传统文化与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价值观教育[D].苏州大学，2011.
第10篇
【关键词】企业管理 传统文化 重要性
自从我国加入WTO后，随之扩大的则是企业竞争对象，竞争难度也越来越激烈。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中国企业通过学习国外企业先进管理思想和技术手段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到现代化的转变。烟叶复烤企业正面临着机遇及挑战，但如果对国外的管理思想和经验完全照搬，没有自身实质性内容，是根本不能满足未来发展需求的，难以在市场中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了深邃的战略和管理思想，现代企业应充分借鉴本土优质文化，尤其是烟草企业，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必须充分应用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将企业推向国际化。下面对其传统文化在企业中的应用阐述如下：
一 “以和为贵”注重人员协调
儒家常常奉行中庸思想，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曾说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儒家文化反对走极端和搞片面性。孔子在人际关系处理上还说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国家人伦关系的五个“达道”是强调和谐的前提，分别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个共生共存的也是最根本的人伦关系。如果将“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应用到企业管理中，企业中管理者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企业与环境的关系都可系统地协调。首先协调管理者与职工的关系；“和”则象征着和谐统一，也是中庸观所提倡的，因此在企业人员素质和人才观方面，儒家深信每个人都具有价值之源，都具有践履能力和价值自觉。在同职工关系上，管理者要将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思想贯彻到底，关心职工的工作生活，搞好奖惩措施，则是“爱人”，经常与职工互动，解职工之忧，帮职工之难，则是“敬人”。从而职工也会投以辛勤工作付出，服从领导，关心企业发展，管理者和职工关系融洽。其次协调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质与量的辩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从“中庸”思想中体现了出来，企业的质与量都集中在外部，外部客观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技术、人文等各个方面，如果企业管理中在管理过程中不能超越外部，则要学着去适应它、改造它，以此来取得企业与外部环境的统一和谐。像企业生产元素供应商和竞争者，可称作外部微观环境，企业要将它们看成利益共同体，也是实现经营目标的直接对象，双方应和谐相处，在合作的基础上竞争，而不是无意义竞争。“中庸”思想中的“和，乃生存之道”正是如此。
二 “以义为先”重视社会效益
儒家文化的实质还具有道义文化和伦理文化，通过“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厉害冲突。从而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以义为先”的价值观不谋而合。以义为先的经营之道其深层含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企业追求利润是本能，只有利润充足，企业才能继续朝着预期目标前进，但企业也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货，属于社会组成中的一部分，因此，奉行“以义为先”的价值观念是企业追求利润的前提。孟子也曾说过，如果给予我的物质不含道义，就算是把整个天下给馈赠于我，我都不会碰其一毫，如果里面蕴含道义，即便一小文钱我都会把它收入囊中。儒家思想认为，追求道义和追求富贵两者并不矛盾，重要的则是该如何趋势矛盾。中国封建经济社会的企业主代表都会用“儒商”来形容，当今许多企业主让他人这样称呼自己。所谓儒商用最直白的语言来形容是不取不义之财，将商业道德摆在首位。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常常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现象，这时企业管理者在注重社会效益的不同，积极贯彻“以义为先”，为获取企业长远效益做好铺垫。在关注公众利益上基础上及争取自身利益，推己及人，互惠互利的原则和儒家的义利观不谋而合，儒与商的结合才是将企业往更高的战略高度上推进。
三 “诚实守信”树立良好信誉
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信也可以为商业获得信誉，赢得口碑，招揽更多顾客，实现更大利益。“诚信之道”在企业管理中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首先，贷款信誉和减少融资成本都和企业自身良好的诚信信誉息息相关，融资者或贷款者可以利用自身良好可靠的诚信信誉来筹集资金，以此来扩大资源配置空间，加大投资力度，推动企业前进。其次良好的诚信信誉可以检验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减少企业负担，加快企业经济良性循环。如果企业和竞争合作者中奉行“诚信之道”，就会避免各种经济纠纷，合作方法经济效益都能理想化。所以，可以说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内在要求则是良好的企业信用，也是其生存发展之道。
四、“自主创新”实现超越自我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只有坚持创新才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实现长兴不衰。创新不仅体现在方法，而且还体现在理论、产品、管理及制度等方面创新，只有对各个方面进行创新，才能够超越自我，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企业而言，常用的思维方式主要有逆向思维、质疑意思、标新思维及发散思维等，联合缝隙思维与延伸思维等多种方式，不断累计经验，进而创造出符合自己企业的方法。就拿烟叶复烤生产来说，应对复烤工艺、复烤方法进行创新，只有不断探索，创新与别人不同的复烤工艺是当前较为重要的任务。
五、结束语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优秀传统文化无处不在，可以说渗透到各个方面，现代企业在经营国管理会和传统文化有关的问题接触，人们在处事行为，价值取向中多多少少都会倾向于传统文化。因此，现代企业在管理中应多吸取优秀传统文化，并与西方管理理论结合，来探索出和中国国情相谋和的管理措施，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刘琳琳.论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的关系[J].企业家天地：中旬刊，2012，（1）：78-79.
第11篇
〔关键词〕立德树人；传统文化，理想信念，价值观，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43-05
一、立德树人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滋养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安身立命、精神归根与心灵安放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培育的是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魂之底色、育之方式和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在立“什么德”上，不能割裂传统。传统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续和发展的族群，为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通过协商、合作构成命运统一体，在共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共同文化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思想行为方式的总和。传统既体现为能够代际相传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要求，也体现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作为族群个体隐性的、强有力的精神标识，根植于个体内心并规约其行为。“每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都以行为的统一性为先决条件，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说，行为的统一性包含了所说的‘习惯’和‘习俗’。……它虽然不为其他人明确赞成或反对，但总是被某个人或许多人习惯地遵守。遵守习惯并不需要任何约束力来保障，而是行动者自觉的事情。”〔2〕立德树人只有融合传统并在其中获得滋养，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古代社会立德树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嵌入，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继传统并在制度要求下加以强化都可以得到侧面印证。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必然蕴含中国独特的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等，这些元素已经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中，成为“德”的重要思想底蕴，割裂与这些传统因素的内在关联，就意味着“德”失去了底色，会使“德”无处安放、无所附着。
在“育什么人”上，离不开文化的承载。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文化具有整体上育人的功能，其总是潜移默化地对人认识世界、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基本观点发生影响，致使个体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文化熏染中不断确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4〕文化是涵养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文化育人是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中许多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与追求是人才培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养分，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为人处世乃至审美情趣等，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承载。
在“怎么树”上，需要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 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数千年文化传承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情感和文化认同，更是时展最迫切的呼声，它承接过去又延续未来：民族精神不仅构筑民族国家共同的文化根基，构成民族国家共同理想的现实基础，更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和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时代精神则是在新条件下把握时展的脉搏，总结时展的经验，反思时展的问题，归纳时代精神的现实要求的最新成果。两者的相互融合构成立德树人的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就是要从时代角度筛选、过滤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并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与时展要求的良性对接。这就需要我们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服务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铸牢科学信仰，构筑道德情操；也需要传承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塑价值共识。
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无法承载中国社会发展全部精神支撑的功能。
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用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和分析，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界定为“立德树人”的精神滋养，才能更好地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立德树人”的关系，不至于偏离与失措，由此培育的“人”才是中国的、健康的、现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功能定位之所以是精神滋养，是因为在立德树人中理论是指导思想，其发挥思想统领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理想信念，其设计未来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基础，其统筹和汇聚社会价值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更好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统领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的传承、对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所确立共同理想的寄托、对每个中国人美好生活愿景的承载，是中华民族在理想信念层面的共同目标，蕴含着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也需要文化传统对其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滋养，“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清晰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延m中华民族群体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价值观层面获得归属感、归宿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传承民族的精神共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支撑和丰富资源，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基础。
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从当下时展要求看，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石，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智慧宝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磨砺民族意志过程中，在时代的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中，绽放着人性之美，思想之魅。其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滋养立德树人的宝贵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发挥其情感与道德感召力，保持其生命力与鲜活性，使人们的内心信仰、价值操守与精神原则与文化传统相契合，有助于科学信仰、价值共识与精神家园深入人心。
一是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成圣成贤作为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操守，提高人生境界，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更通过社会实践，将内在人格力量外化于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大学》三纲领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宗旨在于彰显人的品德，向内成己，向外成物，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努力抗争、不畏牺牲，留下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与壮美篇章。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立德树人”要构筑高尚道德情操、关注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兴盛、民族富强、百姓幸福紧密相连。这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自信的宏伟气度，也折射出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价值取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其总体现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仁”为核心，仁是对人之为人内在价值的肯定。从“仁”的核心价值出发，在生死取向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义利取向上，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家庭范围内，以“孝道”为价值原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妻恩爱；在社会范围，以“爱人”为价值原则，由己达人，仁民爱物；在国家层面上，提倡“民本”，民重君轻，重社稷必爱百姓。由“亲亲”“仁民”进一步拓展为“爱物”，爱物体现对人之外的自然与外部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这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体要求、社会要求和国家要求实现了整体对接，“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要求。”〔7〕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老爱亲、扬善扶正、见义勇为、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
三是精神追求。精神的重要价值在于识别民族身份，唤醒民族发展动力，激发民族创造性。张岱年先生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8〕中华民族长久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需要呼应时展的迫切要求，鼎新革故的进取精神、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催生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这一方面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和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人心、凝聚动力，铸就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注入新力量的过程中提供丰厚滋养和精神财富。
四是育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与原则，比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等，具有长久魅力，富有育人智慧。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更多地融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大量事实证明育人实践只有融入现实生活“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成为习惯性的人伦日用，才能有效约束与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实际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学・学记》）通过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纲常伦理、蒙学孝德、修身成贤及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情操得以精进，人人向善，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文化人”也体现于“礼教”“诗教”“乐教”中，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现“成人”。“以文化人”更体现在各种仪式和各种表达中，比如以婚丧嫁娶的仪式、祭祀、成人礼以及各种节日仪式“化人”，再如借用建筑、宗教、书法、绘画、碑刻、雕塑、戏剧、诗文典籍等各种形式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中华传统文化善于运用各种形式与不同载体，利用各种时机与场合，把文化育人融于日常生活中，构成立德树人实现方式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立德树人”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历史，承载当下，昭示未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0〕作为转化对象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构成立德树人素材，而应通过重塑与创新，吸纳、融合时代精神，主动支撑与有效滋养“立德树人”。
从传统的“内圣外王”到“新四有”公民。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是基于对人生的感悟，对心性修养的反省，对政治民生的关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有关人生、教育、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理想信念。所谓“内圣”，就是通过修身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为正己的功夫。所谓“外王”，就是将成就的高尚道德推而广之，及于家庭和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正人的功夫。“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和基础，“内圣”以“外王”为归宿和目标。两者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体现为通过修身正己以实现正人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理想信念、价值操守和基本精神的内在道德铸塑，以达到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同构；同时以育人为目标，尊重个体的价值，唤醒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追求内在道德指引下个体“自在自觉”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实现个体与民族国家协调、同步发展。新时期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文化牢牢扎根心中，友善、互助、明理、自强、谦让、包容、诚信、节俭的传统美德融入血液，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的“新四有”公民。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新四有”内涵，丰富“有道德”人才培育的其他核心内涵：一是“有信仰”，即有中国梦理想信念和信仰。明确把“有梦想”“有信念”“有信仰”作为新时期关于“育什么人”整体战略的首要目标，决定了立德树人的整体规格和本质追求。“有信仰”在人的精神领域和能力素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思想引领和行为主导作用。二是“有理性”，即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属性的价值操守。理性意味着成员个体能够对自己存在发展及其同社会整体关系有清醒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有判断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价值标准和价值操守。三是“有道德”，即有以中国精神为独特标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有道德”是“有奋斗”“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情操”“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撑，铸育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时代精神的人，新时期立德树人才能获得现实生活基础，才能把育人在现实的道德与精神生活领域中凝结升华为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四是“有本事”，即有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专业分工及社会交往全面发展的能力担当。这是“有能力”“有担当”“有本领”“有素养”对专业能力的整体要求。立德树人针对的是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各职业人群，这些人群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生活的充分融合，立德树人不能只强调“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等思想水平与道德素质，还要强调“德才兼备”，培养专业技能和综合才干。综上，围绕培育“有道德”的人整体目标，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应该围绕“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核心内涵与总体规格，培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从传统价值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重点发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这六个方面表述了传统美德、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不仅要讲清楚“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也要梳理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与转化。“仁爱”就是爱人爱物，有“仁爱”之心，才能成己成人成物，仁爱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源泉。“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立君为民”“民为邦本”“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传统民本思想向民主价值观的转化，需要使其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诚信是进德修业之根，也是治国为政之本，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需要使其服务于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和培养诚信个人。正义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为先、舍生取义影响深远，可以为形成崇尚正义、富于奉献、自觉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氛围注入思想资源。和合是中华心、民族魂的基本标识，也是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华民族独特理论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面对自然、社会、国家、人际、文明间的冲突，需要以和爱公正化解与融合矛盾。大同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理想，在近代到现代的思想探索与政治实践中，大同理想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同理想出发接纳自由、民主、公平、平等现代价值，使之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接轨，能助力于在“旧邦新命”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观念支撑，更作为道德生成的逻辑中介，在立德树人中奠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基础，也使其在统筹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理想信念与现实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1〕，使其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既是个体层面以价值底线和价值标准凝聚共识的有效方式，也是在群体层面有层次、有重点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更是在全局层面实现为民族寻根、为社会立德、为国家圆梦的价值基石。
从传统修身教化到富含时代内涵的教育感染。传统文化注重修身教化，修身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格与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进行的自我磨炼与力求完美的品格追求；教化是通过礼乐教育与道德教育而实现人心风俗的变化，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与环境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的育人方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价值取向使修身与教化备受推崇。在今天开放、民主、鲜活的社会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规范社会意识、传承美好道德需要对修身教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体教化的言传身教、俗约规化可以通过发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力有效达成，创设优良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工作环境与群体环境，发挥环境间良好的感染作用是当代修身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家庭中以尊老为例，现在社会尊老不必像《弟子规》里所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晚辈应该尊敬长者，长辈也应给予晚辈人格上的平等，这样的转化更富有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所铸育的是以为信仰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属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认为共识基础，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独特标识，以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为成果借鉴的当代道德。
“立德树人”需要坚持指导、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明风范，继承弘扬传统美德。现时代的“立德树人”需从不断绵延演化的v史进程中理解传统文化与时代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学分析、鉴别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为信仰确立、价值重铸与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滋养。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2〕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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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人民日报，2013-08-20.
第12篇
关键词：绚丽 美学 中国传统文化
审美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每个民族的审美心理特征都会在其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艺术活动中表现出来，并且在该民族的文化习俗、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证明。泰勒对文化所作的权威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 1 ] ，审美作为一种“能力和习惯”，自然也应当与知识、信仰、道德、习俗等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化观念的具象化的表现之一。
对美的形态的特殊的感受，是每个民族审美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既表现了每个民族特殊的美的价值观，也浓缩了该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对美的形态的这种特殊的感受，可以体现在民族艺术的创作风格中，也可以作为日常的风俗习惯、生活时尚、审美情趣甚至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绚丽多彩，作为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审美感受，是对自然景象、社会生活现象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赞美之词，但在美学理论中却被排斥在美的基本形态之外。这是源于理论上的疏忽，还是出于观念上的偏见？本文拟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尝试加以分析。
阴阳之道与美的形态的分类
美的范畴是意义的范畴，美学理论对美的范畴的规定，既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美的普遍特征的归纳与总结，也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美的属性的价值判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价值判断，既不是仅仅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评价艺术作品对鉴赏主体的价值关系，也不是仅仅立足于对审美对象超功利的“合目的性的形式”[ 2 ] 的感知，而是把审美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把美的“合目的性形式”作为自然的和社会普遍规律的“道”来加以规定，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关系。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根本原则；儒家则把“道”看作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政治和伦理原则，是治理社会的道德准则。道家之道是自然，儒家之道是名教，从汉代的经学到魏晋玄学，又逐渐将道家之道和儒家之道相互融合，形成了“以道解儒”或“以儒解道”的儒道互补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美学领域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以自然美来比附社会美、道德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泛审美特征的美的基本形态的划分原则。
把对多元性的美的外部形态的分析，纳入“道”的思想体系，使美的形态研究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之上，把美的形态纳入“道”的“二元对立”的感性形态之中，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形态的划分方法，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世间的万事万物——乾与坤、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等等——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周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下）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卦） ，“乾坤刚柔，比乐师忧”（杂卦） ，“刚柔者，立本者也”（系辞下） ，既从观念上，也从方法上确立了美的形态分类的哲学基础。
而直接运用“道”的形态来解释美的形态，则是从清代的姚鼐开始的。作为古文家，姚鼐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来解释美的形态的二元对立的特点：“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自诸子以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煗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复鲁絜非书》） 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刚柔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风格的差异，并以丰富的比喻来对文学风格的状态做生动的描述，表现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背景上对美的形态研究所取的独特视角，使美的形态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姚鼐的偏颇也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他以“道”的形态来解释美的形态，不仅忽略了美的丰富多彩的感性形式，而且在男权中心的语境下，用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美的形态来对人的性格情态进行分析，也似乎只注意到处于社会权力中心的两种人：叱咤风云的英雄和超然物外的名士，而如果从自然人来进行分析，至少还应该论及女人应当属于怎样一种美。可以肯定地说，女人的美就不是阳刚与阴柔这两种形态所能包容的了。因此，以姚鼐的这段论述来作为美的形态分类的依据显然是很不完善，也很不科学的。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仅仅用中国传统的阴阳刚柔理论来作美的形态分类的依据，对美的形态研究来说难免会以偏概全，捉襟见肘。
我国的现代美学理论在美的形态分类研究中，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理论的美的范畴学说。中国古典美学对美的形态的论述，最早可以推到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而这一美学命题，又很容易让现代美学家们把“美”与“大”这一对概念与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这一对基本范畴联系起来，从而产生直接的比附和对应关系。虽然孟子所说的“大”既包含了现代美学中的“崇高”的内容，却也有色彩绚丽和气象辉煌的意思，就像孔子赞美尧所说的“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就包含着赞扬尧具有光彩照人的相貌和博大辉煌的气概这样一层意思，这又不是一般的美所能概括的，它是属于那种灿烂鲜艳、绚烂夺目的绚丽之美。但由于现代美学一般只取美与崇高这两种美的形态的分类，所以“大”的后一层意思就往往被忽略了。
我国早期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时就体现了这样的思维特点。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至宏壮之对象，汗德（按：即康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3 ]王国维根据上引的康德的理论并加以发挥，提出：“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巴克（按：即博克）及汗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矣类。”[4]我以为，这就是我国现代美学理论对美的基本形态的最初的命名，此后，美学理论研究便从阴阳刚柔的二分方法出发，对美的形态作优美与壮美这两种形态的划分了。
我国现代美学理论在基础建设阶段就已经把西方美学中对“美”与“崇高”的形态分类，与中国传统美学中关于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的分类相比附，从而建立起了概念上的对应关系。早在4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1941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中就从一般美学范畴的角度提出“刚性美和柔性美”这一对概念，并以此为依据，描述了感觉雄伟与秀美时的不同心境 。此后，蔡仪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新美学》中也提出了“雄伟的美感和秀婉的美感” 这一对美学范畴。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认为：“在美学史上，很早就有人注意了崇高与优美（狭义的美）的不同。中国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对‘美’和‘大’加以分别；以后的文论、画论对两者的区别描绘得非常生动，明确地提出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概念。”[ 5] 杨辛、甘霖著《美学原理》说：“优美与崇高是美的两种不同形态，即美的两种不同种类。……中国的传统美学亦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 [ 6 ]这样一来，在我国的现代美学理论中， 就形成了两组概念系统：一组是美、优美、阴柔之美、婉约美，另一组则是崇高（包含孟子说的“大”）、壮美、阳刚之美、豪放美，同一组概念在美学观念上是等值的，两组概念之间则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这一对范畴，就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得到新的解释，形成了作为自然美和社会美的两种基本形态。
其实，西方美学的“崇高”与中国传统美学的“阳刚之美”并不能完全等同。康德对于“崇高”的解释是：“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又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它的感动不是游戏，而好像是想象力活动中的严肃，所以，崇高同媚人的魅力不能和合，而且心情不只是被吸引着，同时又不断地反复地被拒绝着。”[ 7 ]而对于自然界的崇高，康德作了这样的描述：
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在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废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拒的能力显得太渺小了。但是假使发现我们自己却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因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 8 ]
但如果把姚鼐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进一步发挥，拿来与康德的论述作一些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
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复鲁絜非书》）
姚鼐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出发，并不强调阳刚之美的恐惧的一面，因此反对“刚者偾强而拂戾”，即因为强调阳刚之美而达到令人恐怖的地步，而主张“温深而徐婉”，即力求达到严而不厉，威而不骄的境界。但沿用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一对概念来诠释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比较符合我们的哲学方法和思维习惯，因此也就成为现代美学理论约定俗成的解释。
朴素为美：一种与绚丽相对立的美学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但如果把这一美学形态强调到唯一的程度，并以此为准，否定其他美学形态存在的合理性，就违反了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的规律。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的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朴素”这两个字就来源于《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对奴隶主统治阶级无限膨胀的欲望 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极度的憎恶，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一些极端的主张，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他认为仅有这些消极的措施还不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因此，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能够吃饱肚子（“为腹”）就行了，而无须考虑视觉的欲望（“不为目”）。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真实可信的言词不美丽，而美丽的言词就不可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
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这些论述都表明，庄子把朴素自然、恬淡无为作为美的最高形态，是符合天地之道的最高的美。基于这一美的理想境界，庄子痛感于华丽之美，《庄子·骈拇》：“骈与明者，乱五色，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也。”《庄子·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尤其是在《庄子·胠箧》中，他也同老子一样表现出对华丽之美的深恶痛绝：“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鉤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这段话简直可以看作是对《老子》的“绝圣弃知”、“大巧若拙”思想所作的诠释与发挥，而其对华丽之美所持的排斥的立场，与老子也是完全一致的。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子墨子之所以非乐也，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宇）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 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韩非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 他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韩非子·十过》） 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绚丽之美的文化内涵
尽管从文化观念上看，人们对绚丽之美持排斥的态度，但在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美的不同形态却又常常持有二重性的立场。作为一种艺术的美，丽词艳藻，铺锦列绣，都会给人以雕琢之感。在艺术创作中追求这样的美学风格，人们就常常嗤之以鼻，认为这样的风格显得粗俗，是“形式主义”的表现。作为一种美学形态的“艳丽”，通常就会被人称之为“俗艳”。但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灿烂艳丽却又同样表现出对美的别一种追求，具有另外一种文化内涵。
单从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表征就可以看出，许多成语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比如我们就常常用万紫千红、姹紫嫣红、桃红柳绿、花团锦簇、五彩缤纷、花枝招展、绚丽多彩、艳丽夺目、金碧辉煌、雍容华贵、富丽堂皇……这些成语来表达对美的事物的赞赏，甚至会认为这些可以看作是美的极致，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的美学形态。这是因为人们把这样的美学形态看做是奢侈豪华的外在的形式的表征，是地位高贵、财产富有的最直观的感性形式，也是为一般人所艳羡的物质生活享受最直接的可以诉诸视觉的特征。
绚丽的美作为一种华贵的美的象征，它的光彩夺目的外在形式，正是同高贵的地位、丰饶的财富联系在一起的。“华贵”，就意味着外表的“华”和内在的“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金银不仅在消极方面是多余的、可以省掉的对象，而且它们的审美特性使它们成为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的自然材料，一句话，成为剩余品和财富的积极形式。”[ 9 ] 为此， 马克思甚至从《德国语言史》中找到了在印度日尔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贵重金属名称和色彩关系的字源联系。
这种华贵的特性，可以从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
一是天堂的幻想，这是宗教层次上的。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是“佛”还是“仙”，都是用缤纷的色彩装点起来的。“佛要金装”，就是指要用灿烂的金黄来给佛贴面的。仙山琼阁，金楼玉宇，祥云缭绕，是佛的最高境界。佛殿上的装点也是大红大紫，富丽堂皇。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晚屐；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止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他在描画法云寺的宏富瑰丽时还写道：“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碧垂辉。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伽蓝之内，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而且，佛殿上的经幡，和尚的袈裟，甚至佛像前的贡品，也都是色彩斑斓、光彩夺目的，营造出了一个与苦难的人间世界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华贵绚丽的理想世界，给信男善女一个模拟天堂的美丽而幸福的幻想。
二是权力的标志，这是现实层次上的。现实世界的华贵是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其外部的表象的特点就是绚丽多彩。在封建等级制度下，连衣服的色彩也是有严格规定的。《礼记·礼器》：“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谓之礼，匹士大牢而祭谓之攘。管仲镂簋朱紘，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相反，作为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加修饰也不行。据《大戴礼记·劝学》记载，孔子就说过：“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如果说孔子是借华丽的修饰来作比喻，借以说明个人的文化修养也是一个人的外表的装饰，那么荀子是直接地从华贵的装饰与统治阶级奢侈欲望的关系来加以论述的：“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也”，“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荀子·富国》） ，为此他还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汉高祖刘邦称帝后，新任命的丞相萧何为他主持建造了未央宫，刘邦“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格罗塞也认为，“在较高的文明阶段里，身体装饰已经没有它那原始的意义。但另外尽了一个范围较广也较重要的职务：那就是担任区分各种不同的地位和阶级。”[ 10 ] 可见，不仅止儒家主张统治阶级有权利享受荣华富贵，而且作为一种普遍的美学原则，绚丽的美已经成为权力、身份、地位的装饰性的美的表征。
三是富贵的愿望，这是民间层次上的。在礼仪性的场合，无论是大型的庆典（如大型的纪念日的集会），还是小型的欢乐喜庆的场面（如婚娶、寿庆等），在民族习惯上都会借助于绚丽的色彩以显示庄严和隆重的气氛，渲染欢乐和喜庆的色彩。无论是富甲一方的财主，还是一贫如洗的百姓，都希望通过色彩的艳丽来表达对富贵生活的向往。皇帝穿的龙袍固然金光闪烁，而普通百姓家的女儿在出嫁时也照样穿得大红大绿；皇帝的金銮殿金碧辉煌，百姓的婚娶喜庆的仪式也一样可以红烛高照，色彩缤纷，珠光宝气。这种艳丽，在表现为对浓郁、强烈、丰满色调追求与喜好的同时，也表现出人们对富贵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和企求。虽然这可能仅仅存在于短暂的幻想之中，却也在审美理想中表现出了普通人的生活理想。很难想象，一个庄重、热烈、欢乐的场合，可以用简朴的色调来造成那种喜庆的气氛。就民族习惯来说，不同民族的衣着、服饰、化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如维吾尔族、藏族、苗族、彝族、景颇族、纳西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女性，都崇尚色彩的繁富与艳丽，尤其是为赴约会的青春少女，更重视打扮的鲜艳。这些审美的习惯与崇尚，都能说明绚丽之美所具有的内在的文化蕴涵。
多年来，在美的形态研究中，对绚丽之美所采取的贬抑甚至排斥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对美的多样性的认识，而且这种泛道德的美学立场，更把对绚丽之美的形态研究与追求华丽奢侈的生活情趣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这就更限制了美学研究的开阔视野和求真态度。从美学研究自身的发展看，把绚丽之美作为美的形态研究的一个学术课题，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 泰勒：《文化之定义》，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99—1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 2 ] 康德：《判断力批判》，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15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 3 ] [ 4 ]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433页，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转贴于
[ 5 ] 王朝闻：《美学概论》，3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 6 ] 杨辛、甘霖：《美学原理》，2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 7 ] [ 8 ] 康德：《判断力批判》，引自《美学资料集》335页，337—33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第13篇
摘要:文章结合各类广告实例,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广告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了诗情画意、传统风俗、传统国粹在现代广告中的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诗情画意;传统风俗;传统国粹
文化是一个广义的东西,比如说,语言、心理、文学、哲学、生活习惯还涉及到服装、风俗等一些边沿化甚至是图腾符号化的东西。按此定义,现代广告中很很多方面都应用到了传统文化。从唐装到春节,从中庸之道到仁义礼智信,从楚河汉界到黑白纵横。太多太多传统文化的元素在现代广告中得到体现,我们对此是那么熟悉,熟悉到都有些漠然,漠视的结果是我们的很多广告把视线转移到了别处,只顾一味的强调视觉的冲击,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广告的重要性。与之相对的是:一些国外大的品牌公司反而将重心放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以期更好地使品牌与本土结合。较为经典的是可口可乐广告。
中国人喜欢热闹,尤其是春节这个合家团聚的日子,而可口可乐广告引人注目的手笔就是1997―2002一系列的春节贺岁片了。可口可乐贺岁片选择了典型的中国情境拍摄,运用对联、木偶、剪纸等中国传统艺术,通过贴春联、放烟花等民俗活动,来表现中国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实践证明该系列广告相当成功,很大程度提高了可口可乐在中国的销售量。
同时期国内有一则广告虽然恶俗,但也算比较成功:“脑白金”。它纯粹通过大量反复的信息轰炸使人们记住了他,这则广告里面也应用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送礼”。如何在广告中合理应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类元素,进而能够更好的宣传产品,提高销售额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中国现代广告。
简单的说广告最终只产生以下两种效果:1、让你记住。2、你记不住。脑白金属于第一类,但是它在史玉柱的操作之下是“恶俗”得让你记住,显然可一而不可再。如何才能推出一则“高雅”的广告又让受众们记忆深刻呢?很多广告的考虑方向转向了效果冲突,有视觉有听觉。大量性感美女的出现,三维动画的频繁使用,配之以动听的音乐,一定程度上确实给人以很大的冲击力,但在大量广告反复使用后,结果就变得不那么尽如人意。究其原因还是缺少了一种底蕴。恰如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故事大多是建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烘托出一定的人文情怀,给人的感觉自然是儒雅而厚重。这里当然不需要广告都冠之以某某历史背景,可是广告一样也需要内涵,这种内涵可以通过应用传统文化加以体现。
一、写出诗情画意的广告文案
一则好的广告离不开别具一格的广告词。琅琅上口形象生动的广告词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和传诵,进而影响商品的广告效应。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明,从象形文字的记录到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以及此后的唐诗宋词元曲,随之而来的是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情节。这是老外们所无法比拟。兴许月光下一耄耋老人在公园散步会感慨一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早春清晨一垂髫小儿会揉着难以睁开的眼睛吟一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想当年更有甚者:“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正是这种传统,决定了充满诗情画意的形象生动的广告文案对于中国广告的重要性。受众们如果接触到一则经典文案,那么对应该文案的广告以及商品也大多能被记住并传诵。举几个成功案例:
1、洋河蓝色经典广告词是: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比海更高远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这则广告视觉上凸显了蓝色,内容上体现的是男人的心胸。正是基于这句广告词让大众记住了深深记住了蓝色经典,记住了洋河的蓝色魅力。
2、建设银行的一则广告词:善建者行 善者建行。“行”和“行”进行了多音字的巧妙运用,该广告的主题画面均以建设场面为主,以建设工地的硬画面突出建设蓝图的软画面,从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建设银行的服务宗旨。好的广告词配之合适的广告画面,建行的品牌内涵将建设银行的形象昭之于众,既有中式文化的意韵,又有令人回味的遐想。的确很出彩。
二、融入传统风俗习惯,使推销产品更贴近人们的生活
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约定俗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的总和。是人们在衣食住行、婚丧生老、岁时节庆、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方面广泛的行为规范和文化心理。仅以节日为例,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传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重大的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春节时,家家贴春联、贴年画,春节前一夜叫“除夕”,全家人欢聚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元宵节又称上元节,过元宵节有吃元宵和观灯的习俗。清明扫墓祭祖,端午悼念爱国先人吃粽子,中秋赏月等等。这些只是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的冰山一角,然而仅仅这冰山一角和广告结合后产生的效果却不容忽视。上文提到的可口可乐在春节上做文章,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让广告更加大众化,更为平实。与之对应的是麦当劳也用到了同样的促销策略。麦当劳公司在2001年末推出了身着唐装的吉祥物――小猫,与中国消费者同庆春节。2003年麦当劳公司抓住机会在新春来临之即,又推出了“福气满满麦当劳”的活动。从1月15日至2月11日,所有中国大陆的麦当劳餐厅呈现一派新春景象,麦当劳给顾客提供了新年福饰。这种新年服饰是由麦当劳传统的明星产品巨无霸、薯条、苹果派和可乐等四款产品的模型组成,这一独特、新颖的创意将麦当劳的美食巧妙的置身于春节这一传统而又隆重的节日氛围之中,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倍感温馨。
风俗习惯不单纯包含传统节日,就连平常人们爱穿的旗袍、唐装甚至广东人爱喝凉茶也都涵盖其中。说到凉茶,人们脑海中立刻浮现的是“王老吉”。王老吉以“凉茶”起家,在两广以及浙南有良好的大众基础和品牌效应。同时“王老吉”又通过“上火”这一全国性的中医概念,走出了广东、浙南,将产品的劣势“淡淡的中药味”转变为“预防上火”的强力支撑。同时预防上火的广告画面又放在“火锅”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饮食料理的背景之下。王老吉不火才怪啊。中国有句老话,大俗即是大雅。把风俗习惯很好的融入广告中,何愁不能雅俗共赏。
三、传统国粹的应用使广告的表现方式多样化、并赋予更深的文化内涵
京剧、国画、中医,被世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国粹”,除此以外书法、剪纸等等也在国粹的行列之中。如何在广告中合理的运用“国粹”进而达到更好的效果是很有讲究的。
举个海报的例子,勒埭强、余志光的《自在》――“行也自在”、“坐也自在”、“睡也自在”、“吃也自在”、“玩也自在”以环保花纹纸设计“坐、睡、吃、玩”,以潇洒书法形式,构满全图,石块点缀“坐”,登山点缀“行”,抱枕点缀“睡”,扁豆点缀“吃”,小蝌蚪点缀“玩”,海报既具有强烈的视觉图形效果,又富有内涵。不仅表现了纸与人与自然的和谐,亦表现了心与心、心与自然的和谐,草鞋、山石、落叶、睡莲……惧为其心的关照,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是自然之中的我心还是我心中的自在?亦是亦非,心若行云流水、空灵明觉,表现了设计家心灵修养的至美境界。
现代广告不少都有中医的影子,例如早期“芬必得”治头痛的广告界面就有人体太阳穴的标志,很多足疗器具的广告也都有脚步穴位经脉的示意图。由于中医的穴位和针灸很大程度上已经深入人心,中医学的理论给药品广告增色不少。
浅析了几则广告和一例海报。窥一斑而知全豹,例证并不全面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广告中的应用。传统文化通过广告文案,风俗习惯,传统国粹等方式在广告中加以体现。赋予现代广告以更深刻的内涵和精神层面上的升华。当然现代广告对应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简单学习拿来主义,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经过时间的洗礼,现代广告有了更丰富的表达方式和独特创意理念,不能单纯的把旧时酒家门口的招幌拿来凑数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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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敏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97
[9]王受之.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第14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企业管理；启示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更多看重的是对西方社会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而一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却有所不足。本文主要讨论了如何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笔者认为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以柔克刚”的和谐观念等对指导现代企业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值得科学合理的继承和不断的完善发展。
一、古代“民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管理朝代还是管理企业，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源管理，本质是“治人”即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意义看，“治人”通过专注于人的积极修为、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与现代的“人本管理，人为为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相一直，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都是并列的。从管理学的角度考查，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管理主体的重视，特别强调管理者要“修己、正身”，要遵循“为君之道”“为将之道”“爱民之道”，提出了仁、勇、信等各种德才标准；其次是对管理客体的重视，处理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相对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把“民本”“民心”“民意”看做管理行为成败得失的根本，例如古代君主的“奉天承命”就是要尊重民意。当然，或许有人说这是迷信，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中肯定会出乱子，这点笔者不否认，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丰富遗产，我们应该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面对。同样，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理念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把人即人力资源视为企业一切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着力提高人的素质；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价值观培育，努力做到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力，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因此现代企业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观念，以企业的人力资源为中心，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首位，充分调动企业中所有人的工作热情和智慧，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把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放在首位，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不断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提高企业员工自身能力素质，增强企业员工责任感、使命感。此外，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的。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是指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儒家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的民主精神，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在企业管理中，如果做到“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完全以企业利润为出发点，可以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总之，不管是古代儒家思想，还是现代国家政策，我们都应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灵活运用人本思想，让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馨和对自身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才能够让员工有归属感，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二、古代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强调为人处世要随和谦让，这其实是一种心胸豁达的思想境界。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应该如此。儒家认为，柔是自然之道、养身之道和治世之道，天地万物按照均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因此人必须关注自己并注重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说人与自然要协调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要相融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道理。《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从天开始，过渡到人，即管理者要以企业文化来熏陶员工，用文化的潜移默化功能促使员工的目标、行为与企业的发展方向保持和谐，培育员工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实现个人与企业协调发展。古代和谐思想也与今天我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古代和谐思想可以帮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因此企业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应建立在企业的可持续能力和企业员工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使员工的个人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中国通讯的巨头——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管理方式体现企业中和谐思想的活用，这种东方的价值观向中兴企业的组织结构、研发领域、市场末端、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渗透，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企业之首——松下作为也非常推崇中国的和谐思想，认为提倡和谐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但又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强调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所以说，古代的和谐思想运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的发展，甚至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外诸多著名企业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职业经理人在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还应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从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笔者认为有两个思想精髓必须被我们掌握，一个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前者是对我们职业经理人个人素质的综合要求和提高方法，而后者更侧重于职业经理人的战略思维。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奋发图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体现。自强不息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不停留不满足于当前的自我，不断地向“更新”的自我迈进。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语，则反映的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全民化、普遍化和社会化。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就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源泉。这就要求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和毅力，以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行动追求个人素质日臻完善。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与历代先民不懈努力浓缩而成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以及与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对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琦．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2]赵东升．东西方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6）
第15篇
关键词：道德理性；内圣外王；德性自我；道德理想主义；道德自我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047—04
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肯定人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戴震《原善》）由人的价值而提倡人的相互尊重，推崇人伦秩序和人道精神。黑格尔评述说：“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孑L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必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内中赞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向度。肯定个体道德修养、实践的主体性、向善性和推衍性，倡扬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特征的道德自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特征。
一、儒家内圣外王的德性自我
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将内心修养与国家、社会的平治有机结合，提倡内外贯通的“三纲八目”精神架构，即内圣与外王的统一。牟宗三认为“内圣外王”一语虽出于《庄子·天下篇》，而以之表达儒家的心愿和理想最为恰当。“内圣外王原是儒家思想的全体大用和全幅规模，《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即同时包含了内圣外王。”熊十力研习认定《六经》为“内圣外王之学”，指出“内圣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以成己成物为用；外王则以天下为公为宗，以人代天工之用。”内圣外王是儒者安身立命和应付世事的根本法规和普遍模式，表达成就道德自我的思想理路。
1.反求诸己的内圣
儒家传统思想重视德性价值，对于德性起源，最初曾从作为自然象征的“天命”寻求本体根据，最终依据还在于个体心性，扬善抑恶取决于自我选择。“内圣者，内而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此‘内圣之学’，亦曰‘成德之教’，成德之最高目标是圣、是仁者，是大人，而其真实意义则在于个人有限生命之中取得一无限而圆满之意义。”内圣是通过自我修养达到人格至善、圣贤境界，成为具有最高道德修养的人。“圣人，道德之宗正。”（王廷相《慎言·作圣篇》）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把他所认为的重要人类美德和有价值的道德规范，都包括在“仁”之内，成“全德之称”。对于“仁”的恪守和扬展，归根于自身的追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赞同并教导学生“吾日而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表达重视个体德性修养、建构道德自我的理想追求。孟子坚称人伦道德是区分的根本标志，宣扬去利怀义的价值观，肯定内在道德价值重于权位和财富：“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孟子·告子上》）在明确肯定德性社会价值和内性本善基础上，认为道德修养的重要任务在于存心养性、反躬自反求放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内在的德性（内圣）构成着理想人格（君子）的根本特征，理想人格（大丈夫）的崇高性，在于具有坚定的操守，不为外在的力量所、所移、所屈。程朱理学将仁义道德提升为天理以确证其社会价值，并且论证人性与天理道德的关联，肯定善性人心的天性根源，道德涵养主要是依靠主体自身努力的自治过程。“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者，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伊川易传》卷四《革传》）“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纯乎天理，意味着纯乎心性内圣；将自我心性的完善放在首要地位，将经天纬地的外在抱负，回归内在的心性涵养。“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徒。”（《朱子语类》卷一一九）陆九渊认为万物皆备于我，通过存心、养心、求放心以“保吾心之良”，强调“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象山先生全集·年谱》）。王阳明以良知天德作为立身本基：“君子之事，进德修业而已……故德业之外无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骋于功名事业之场，则亦希高慕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祭朱守中文》）牟宗三肯定先秦儒学“内圣”精神并对宋明儒学概括指出：“周廉溪、张横渠、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刘蕺山这些思想家正是照内圣说。”
2.推己及人的外王
以道德胸怀、道德人格力所能及、不遗余力地推己及人，主动地建功立业，是道德自我的现实衡量标准与价值实现途径。牟宗三说：“以往两千年来，从儒家的传统看外王，外王是内圣的直接延长。”“以前从修身齐家一直可以推展到治国平天下。”外王是用“内圣”之学、自己的知识、才能、人格造福于民众，使个体心性修养的人格境界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事功，达到与社会的融洽和谐以及小康、大同的社会局面。孔子将立“仁”的重要途径规定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注重于践履仁爱精神以影响他人和造福民众，为政者要正身明道、修身进德、率身以正，达致修身立德与社会关怀的统一。“全部社会及政治生活，自孔子视之，实为表现仁行之场地。仁者先培养其主观之仁心，复按其能力所逮由近及远以推广其客观之仁行。始于在家之孝弟，终于博施济众，天下归仁。”孟子以仁义之心崇尚兼善天下为己任，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表达“仁者爱人”的广泛伦理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把道德仁义作为政治的根本原则和重要途径：“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有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荀子认为，完美的人格总自觉地承担并完成广义的社会历史使命：“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实，则可谓圣人。”（《荀子·儒效》）唐代韩愈认为：“自古圣人贤士皆有求于闻用也，悯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善天下也。”“君子居臣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主张圣贤君子以天下兴盛为己任，笃行仁义和济世救民。理学将内圣人格由社会层面进一步提升为天地境界，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抱负。王阳明认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儒家以刚健有为的实践精神，主动广泛地关怀、影响他人与社会，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建功立业活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共识和政治化信念表现出价值承担意识，成为政治生活的内在要素。
二、道家和佛教的德性自我价值
中国道家和佛教思想注重对世俗生活物欲的超越，追求心性自由，具有真切的关怀意识和道德境界，体现着道德自我价值建构的恢弘精神意旨。
1.道家自然德性价值和自由精神追求：少私寡欲、见素抱扑
道家以道法自然的德性论为基础，主张淡泊宁静、自然无为。主张绝仁弃义，消弥对形式上的“下德”的偏执而挺身于因循自然天道和客观德性的“上德”境界。劝导世人执著于净化和涵养灵魂，提升德性境界。老子倡导人生在世应该尊道贵德，依循本性而自然生活，顺乎自然之道，不失性命之情，不爱慕虚荣，不崇尚奢华，抛弃名利之争，超脱世俗的束缚和桎梏。以“道冲而不盈”的道体理论，反对“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老子》24章）。超越亲疏利害贵贱局限，以豁达开阔的胸襟和无所偏执的心境对待一切人、物、事。主张无欲、无为、无争，以博大的天地胸怀修道、积德。“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8章）。达到与民同举、万物同体，使自然、社会生生不息。“重积德，则无不克，则莫之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视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59章）陈鼓应先生称老子“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观点，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伟大崇高的道德学说之一。“一方面他关注世乱，极欲提供解决人类安然相处之道（如‘无为’、‘不争’、‘谦退’等观念的提出，乃在于呼吁人收敛一己的占有和冲动，以消解社会争端的根源），另方面，他要人凝练内在生命的深度（如‘虚静’等观念的提出，乃在于期望人们发展主体的精神空间）。”庄子注重以自然主义之“德”对“道”的贯通，“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在循道崇德基础上，追求静虚自然。“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天道》）“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庄子·天运》）肯定个体存在、人格独立以及精神解放和自由。“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世，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庄子·山木》）只有独善其身，消除张扬形迹，不以炫耀自居，不自求声名的纯朴平常之人，才能免予祸患、成全自身。后世道教学者力倡先人后己、恕己及人、舍己为人，劝人慈心于物、扶危济困、积善立德。“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得；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举长，仁义之祖宗也。”（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道家思想以自然大道、天性之德对世俗物欲、功名利禄的超脱以及对人性本真的驻守、留恋和和回反，扩展了道德思维的空间和个体道德胸怀，提升了中国人道德境界追求的精神气质与人格自由内涵，是成就道德自我的宝贵价值诉求。
2.佛教因果轮回与佛性修行的德性价值
佛教以德性范畴为佛性价值，以善恶因果说表达对善性的信诚，注重于个体的顿悟觉解，佛性是中国伦理精神和道德人格的内在构因以及道德自我的体现：
（1）劝善止恶的人生观。佛性是人的本性、本分以及众生得道成佛的原因、根据和可能性，觉、慈、仁、善为佛性四大要素。觉为智慧，慈是胸怀天下、悲悯众生的道德情怀，仁心要求超越小我、自度度人、普度众生，佛性即是善性、佛理。“善性者，理妙为善，返本为性也。”“从理故成佛果，理为佛因也。”“涅架惑灭，得本称性。”（《大般涅桨经解集》）善恶观是佛性核心，“以顺益此世他世之有漏无漏行为为善，反之为恶”（《成唯识论》卷五）。以“戒、定、慧”绝灭“贪、嗔、痴”三毒，达到“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以抑恶扬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佛陀释迦牟尼经常告诫并在临终之际对弟子所作的重要嘱咐，本意是劝人止恶行善。“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续高僧传》）“可以说，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学说是佛教教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以善恶观为原则，实行严格的戒律，包括“五戒”和“十善业道”，教人处处止恶修善。
（2）善恶因果和轮回报应。佛教将因果论与业报说相结合，宣扬善因乐果、恶因苦果的因果报应、业报轮回之说与弃恶修善之教，构成佛教世间伦理的思想基础。佛僧智颚以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处于因果链接之中，一切众生生命运动有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道”流转。慧远强调人的行为、意识直接主宰他以后的命运，人生的一切祸福际遇、轮回趋向都是由个人在世的身、口、意“业力”的染净甚至前世的言行意识所决定，“三业殊体，自同有善恶定报”。“业有三报：一日善报，二日生报，三日后报。”（慧远《弘明集》）芸芸众生，按照各自的业力在六道中不断流转，自业自报，自作自受，无可避免。主体自身的业力善恶行为对个体现世和来世负责：“不思议业力，虽远必迁，过曝成熟时，求避终难脱。”（《有部毗奈耶》）“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说重在行为的责任，强调个人将承受自己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人类自身将对自己行为负责。业报轮回的因果律被视做是自然之势、必然之数，成为人们必然的伦理律令和规则，并逐渐成为佛门信众和广大社会公众的自觉德性信念，不断强化人们的善恶观念和迁善远恶的习行。
（3）佛性修行与成就人生。佛教主张“欲得净土当净其心”（《维摩诘经》卷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是以破除悭贪、邪恶、嗔恙、懈怠、散乱、愚痴“六弊”所必须的自我修养功夫。人心性本净，具有“真如”本心，信佛修道，就是通过宗教修行，逐渐去染成净，使众生具有的佛性与佛的真如本性结合，实现由凡人圣、得道成佛。禅宗慧能把修行归为修心，目的在于自观本心、回复本心、自悟修行、无念无著，以自性内见功德、见性成佛、顿悟成佛，只要着力向内求法、净心、自悟即可顿悟成佛，反观寂照，洞见自心本具佛性，发现本性具足德佛智，扫除妄念迷障。“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狂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依归。”（《坛经·忏悔品第六》）人生诸苦最终根源在于个人“无明”，对诸法实相、佛教真理的愚昧无知。明白诸法实相，抛弃我、法两执，就能脱离痛苦，解除苦难，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槊境界。人类一切活动，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成佛立业的“妙道”。佛教中国化进程中融合儒道，关注社会伦理和当下人性、人心，教人持戒奉法、禅定自律、修身治心，做到自利利他、自觉觉人、自度度人相统一，以慈爱怜悯之心济助众生，与儒家仁义之道、仁爱之心共通相擎。“在个人与他人、整体的关系中，佛性强调的是克己自律、宽容宽厚，改变甚至克服自己的欲望而维护人伦秩序，这与儒家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当代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道德自我
当代新儒家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为己任，肯定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心性道德价值和道德的理想主义特征。梁漱溟等人肯定道德理性和人文理性“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杜维明认为，传统人道主义最关心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而成为圣人。成圣理想的实现，依赖于对真实人性的本体论理解。圣贤人格是转化、升华了英雄豪杰的狂狷之气，又含蕴个体内在生命冲动而显示出来的纯净而又精深的人性光辉，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对自我面临环境的揭示以及成就道德自我的内在性和必然性，凸显人在实践活动中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价值。
1.唐君毅：道德自我与文化意识宇宙的张扬
当代新儒家唐君毅指出：“西洋文化中心在宗教与科学，而论其文化为科学宗教精神所贯注支配。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而论其文化为道德与精神所关注支配。”“中国文化本身之需要，只是要充量发展其仁教。因此一切科学之价值都只是为了我们要发展此仁教。”唐君毅把道德理性看成是文化意识的主宰，道德自我是其道德学说的中心观念。相对于现实自我，道德自我又叫超越自我、精神自我、道德理性或形上自我，是不为时空所限制的自我。道德自我的自性自体是道德理性，其超越于时空限制，比现实自我更为恒常和真实。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是创造文化活动或文化意识的心灵精神和自我。“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现实的。道德之实践，内在于个人人格。文化之表现，则在超越个人之客观社会。”人类一切文化活动，都有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的支持，都统属于并是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道德理性以它的超越性、主宰性以及由此引出的普遍性和必要性而具形上性，并因此被贞定为文化理想或文化活动的精神本原。一切文化活动皆由人之自我发出而又辐辏于人之自我之内，人之自我的最后是道德的或人格的肯定。道德自我属于心主体本身，是“本身为内在的，属于吾人之心之‘能’的，而不属于吾人之心之‘所’的”。先天纯善的人性或道德自我，在人类道德活动中表现为仁义礼智信诸德。现实中的不善或恶源自于陷溺、昏蔽于物欲，只要克服当下的不善之念，通过自反自觉，可以回归纯善的道德自我。“余以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为此仁心，以视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以道德理性为文化价值辐射中心，以道德自我之建立和价值展现，彰显文化意识宇宙道德理性之光，构成着传统文化中个体人生思维和精神架构的根本特征。
2.牟宗三：道德理性主义的自信
传统（儒家）伦理分为心性伦理、制度伦理与日用伦理三个层面，心性伦理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面对的是精神生命的终极托福即“安身立命”问题，表现出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取向。牟宗三高度概括和颂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的心性道德：“中国人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称为心性之学。……人类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化与学问，比科学民主对人类更为切身的，那就是正视生命的学问，即是上面说过的心性之学。”儒学的核心是内圣或心性之学，一旦确认内圣的主导地位，则外在的活动皆有所本，追逐物欲的机械人生将转换为主体的自我实现，并由此泯灭内在邪恶。“内心之明是性诲。在步步彰显中，即是‘自觉地求实现’之过程，同时亦是‘从根本上彻底消化罪恶’之过程。此之谓内圣工夫。”牟宗三提出要肯定儒家“内圣成德之教，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本源大流”，“若是真想要求事功，要求外王，唯有根据内圣之学往前进，才有可能”（新版序）。中国文化为从仁义内在心性的“综合的尽理精神”下的文化系统，尽心、尽性、尽伦、尽制，统之以尽理把握生命，侧重于道德理性在德性人格中之神智妙用“理性之运用表现”并超越知性。区别于西方外向、以物为对象，使用概念抽象地思考对象，侧重于知识理性在主客对立关系中层层展开的“理性之架构表现”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文化系统。“概社会底层，在五伦的维系下，以综合的尽气精神来鼓荡，而文化生命，理性世界，则以道德价值观念所领导的‘综合的尽理精神’为主脉。”中国文化生命之上透，其境界虽高，而自人间之实现“道德理性”却不足。“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缺少知性方面的逻辑、数学、科学与客观实践方面的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中间架构性”层面成就，使道德理性不能够向外活动、向外表现、向外打通（或称之为向下落实、向下撑开），外王理想不能积极地客观地实现出来，只能够内缩于个人的道德理想领域而显“窒息之虞”。今天要弥补传统文化的缺陷和不足，把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以“道德理性（良知）的自我坎陷”，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有执”，从德性主体转出指向对象的知性主体，从与物无对的“直觉状态”和“运用表现”转为主客对列的“知性形态”和“架构表现”，使体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科学、民主有所依附。道德的理想主义即儒家式的人文主义，须由道德理性、良知、德性主体经过“坎陷”、“曲折”，在道德理性之客观实践一面转出政治并肯定民主一面，由政统之继续而建立民主政体。由学统之开出，于精神主体性转出知性主体以肯定科学、发展科学技术，并为逻辑、数学、科学的发展提供内在根据，此即“儒家的当前使命——开新外王”，其目的在于张扬道德理想基础上在实践层域发展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由之既肯定了中国道德理想主义特征，又析解出其现代化的必然出路。
以道德理性理解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内在德性修养为立身处世的本基，以与人为善、兼善天下为悯世情怀，是传统儒家、道家以及中国化佛的共通精神主旨。道德理想主义特征的道德自我价值诉求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精神的显性特征和主脉，成为个体人格追求的精神本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