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因子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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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品牌；环境；研究构架

[中图分类号] F2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6-0030-03

[作者简介] 蒋小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品牌学。(江西 南昌 330077)

一、品牌生态环境的概念

1.品牌生态环境的定义(内涵)

虽然，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品牌生态环境定义为：品牌生存的时空内，一切对品牌的生长、发育、行为和分布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要素与各种条件的总和。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定义未免太过于宽泛、流于空洞、意义不大。还有没有更加精准的、更加实际的、更加让读者一目了然的“品牌生态环境”的定义?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上一句类似于“我们把光照、温度、土壤、大气、水分、食物和其他相关生物等生物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环境要素称为生态因子”的话。进一步，我们要问，对于品牌来说，光照是什么?温度是什么?土壤是什么?大气是什么?水分是什么?食物是什么?相关生物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而细致地进行考量。我们不能仅仅套用一般性的“环境”定义，那样做，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2.品牌生态环境的种类(外延)

(1)品牌生态环境的命名。对于品牌生态环境因子，采用相关学科的已有名称进行命名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品牌来源于现实，而现实中的许多事物的称谓是一个约定成俗的问题，不是一下子改得过来的，改成别的也没有实际意义，没有这个必要。在命名问题上，重要的问题是，在对纷繁复杂的具体因子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属性、功能、来源、成分等进行划分、归纳和整理为一个体系，命名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所以，我们说，品牌生态环境命名的问题，本质上是分类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归纳整理的问题。

(2)品牌生态环境的类型。在没有科学的品牌生态环境分类学研究之前，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从品牌产品生产的角度，把品牌生态环境分为品牌内生态环境和品牌外生态环境两大类。品牌内生态环境是指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的环境，而品牌外生态环境是指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以外的环境。

关于品牌内生态环境。王东民(2004)认为，单从企业内部视角来看，发展品牌至少有36个关键因素：市场定位、品牌辐延、驰名商标、工业设计、专利发明、新品开发、技术进步、信息网络、市场调查、公关策略、广告创作、CI策略、新闻宣传、企业外脑、价格策略、销售观念、营销改革、战略联盟以及国际市场，等等。这实际上是指品牌生态的内环境。对于内环境的研究，正如以上所说，首先是将上面这36个关键因素分类。

关于品牌外生态环境。同品牌内生态环境研究一样，至今还没有品牌生态学研究者对此有系统研究。从品牌环境的角度，多数品牌研究者(而不是品牌生态学研究者)将品牌环境描述为：资源环境、产业环境、技术环境、人口环境、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祖月、郝松林2006)。

实际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对于品牌的成长特别有影响的外部环境是市场格局，特别是市场中竞争品牌的影响。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个因素类比为“生物环境”中的“种间关系”环境。当然，我们也可学习现代生态学的构架，将“生物环境”放在“种群”和“群落”中去讨论。所以，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品牌生态环境是指品牌的“非生物因子”环境。

现在的问题是，在品牌环境生态学中，我们如何将其梳理成为一个有序的环境体系，并且，根据这个体系，如何简洁明了地进行分类和命名。

二、品牌生态环境的组织与结构

1.品牌生态环境的组成成分。在本文中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式的探索，我们比照生态学中对于非生物因子生态环境构成的分类，把品牌的“非生物因子”生态环境分为品牌气候因子、品牌土壤因子、品牌地形因子。并且，与相应的品牌环境因子对应起来。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有无此“套用”的必要性。

(1)品牌气候因子。在生态学中，气候因子也称地理因子，包括光照、温度、水分、空气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相应地将市场(需求)环境、经济环境、政策法律环境、文化环境与光照、温度、水分、空气产生以下的对应关系：光照――市场(需求)环境、温度――经济环境、水分――政策法律环境、空气――文化环境。

(2)品牌土壤因子。土壤泛指自然生态环境中以土壤为主体的固体成分，其中土壤是植物生长的最重要基质，也是众多微生物和小动物的栖息场所。土壤因子对生物产生影响的方面包括土壤矿物质、土壤有机质、土壤结构性状三个方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资源环境、人口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与土壤矿物质、土壤有机质、土壤结构性状作如下的对应关系：土壤矿物质――资源环境、土壤有机质――人口环境、土壤结构性状――基础设施环境。

(3)品牌地形因子。在生态学中，地形因子主要是指地面的起伏、坡度、坡向(向阳和向阴)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起伏、坡度、坡向与产业环境、技术环境、媒体通路环境做如下相应的对应：起伏――产业环境、坡度――技术环境、坡向――媒体通路。

笔者认为，怎样的对应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起码有一个能引起讨论的品牌生态环境(严格意义上说是品牌“外环境”中的“非品牌种群”环境，类似于生态学中的“自然环境”中的“非生物因子”环境)的结构。

2.品牌生态环境因子的关联。类似于大自然的光照(热能)给地球送来了温暖，使地球表面土壤、水体变热，引起空气和水的流动，生态环境因子通过相互作用而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生态环境的整体，通过生态系统的能量循环和物质循环将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生态因子进行关联。在品牌生态学中，我们十分有必要研究各品牌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互动的复杂关系。

三、品牌生态环境的运动与变化

1.品牌生态环境的自然变化

正如在生态环境中，光照是引起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自变量”。我们认为，市场需求――市场中人的需求是品牌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的“自变量”。所以，我们也很有必要研究在品牌生态环境中，自变量是什么?因变量是什么?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研究势必对我们调查和预测环境变化有重要的作用。

2.品牌生态环境对品牌的作用规律

(1)限制性规律(李比希最小因子定律)。生态学研究告诉我们，生物在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往往需要不同的生态因子或生态因子的不同强度。例如，低温对冬小麦的春化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其后的生长阶段则是有害的。那些对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数量和分布起限制作用的关键性因子叫限制因子。这一规律是1840年农业化学家J.Liebig在研究营养元素与植物生长的关系时发现的，后人称之为Liebig最小因子定律(Liebig＇s law of minimum)：植物生长并非经常受到大量需要的自然界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如水和CO2的限制，而是受到一些需要量小的微量元素如硼的影响。

那么，这个定律是否也提示我们，在一个具体的品牌运作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找到对于你的品牌来说的“最小因子”，并且，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找到这个对于品牌成长限制最大的环境因子?实际上，有许多研究者对此早已有密切的关注，如黄知常和邓阳(2007)。

(2)非等价规律。对生物起作用的诸多因子是非等价的，其中有1-2个是起主要作用的主导因子。主导因子的改变常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发生明显变化或使生物的生长发育发生明显变化，如光周期现象中的日照时间和植物春化阶段的低温因子就是主导因子。在品牌生态学中，各品牌生态环境因子的作用是否也是等价的?如果不是等价的，那么，我们是否要研究其主导因子是什么?另外，主导因子与限制因子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研究方法进行主导因子研究呢?这一方面的研究是鲜见的。

(3)替代性规律。生态因子虽非等价，但都不可缺少，一个因子的缺失不能由另一个因子来代替，这就是生态因子的构成不可替代性。但某一因子的数量不足，有时可以由其他因子来补偿，例如光照不足所引起的光合作用的下降可由CO2浓度的增加得到补偿，这就是生态因子的数量可替代性。受此规律的启发，我们在品牌生态学中，是否要研究各种因子间的替代性呢?笔者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有许多条件多数时候是难以满足的，有许多时间是需要寻找替代性因子的。

四、品牌生态环境的功能与作用

正如生物有机体在不断地同其周围生态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过程中，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一样，品牌与其环境也是相互作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品牌生态环境对品牌的直接影响

(1)品牌气候因子。前面我们已经假设，市场(需求)环境、经济环境、政策法律环境、文化环境是品牌气候因子。毫无疑问，这些因子，对于品牌的成长是有直接影响的。

任何品牌的运营与发展都脱离不开政治法律体制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政治经济体制为微观品牌的运营与发展提供了体制基础，它们就如同品牌经营的地理气候因素，它们的改变同样会对品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政治经济环境作为重要的品牌运营外部环境发挥作用。一国政局的稳定与动荡、宏观经济的景气循环、金融体制的现状与变动趋势、法制环境的健全程度、国家对经济的干涉程度等等无不对品牌资产运营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我国彩电行业虽然具有市场竞争激烈的特点，但并没有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全行业陷入价格战的泥潭不能自拔。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在国有彩电企业背后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地方政府目标(税收、GDP)与企业目标(利润、发展)往往不一致，导致彩电行业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环境，全行业盈利能力低下，对彩电品牌的技术积累及品牌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经环境通过对企业产权制度发生影响，进而对品牌运营环境产生作用。郎咸平2004年挑起的对海尔、TCL、科龙改制的质疑，掀起了一场国有资产改革大辩论，这场辩论的阶段性结果及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必将对相关的国内品牌运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国内的著名品牌如海尔、娃哈哈、海信、长虹等都遇到了产权制度改革这道坎，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了这些著名品牌的未来演进和走向。

(2)品牌地形因子。我们假设的品牌地形因子是产业环境、技术环境、媒体通路。显然，这些对于品牌来说，影响也是很大的。

如媒体通路。中国有句古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说在好的环境中，一个人会跟着学好，而在一个坏的环境中，这个人则可能变坏。所以，孟母择邻而居有三迁之举，就是希望孟子在优良的环境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品牌形象的传播需要传播的方法和路径，也就是品牌传播的通路。品牌传播就像“买房子，选邻居”，在哪种媒体、哪个时段、哪个地方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必须要有严格的分析和思考，这样才能使品牌走对地方，传播也才有效。

技术环境也是品牌经营所面临的最具变革性的环境因素之一。一方面，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品牌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任何品牌的发展都不能仅仅将信息技术当作简单的工具，而是必须在战略上与根本商业模式上对这一环境的变化做出反映；另一方面，产业内技术环境的突变同样对品牌经营产生重大的影响。

(3)品牌土壤因子。资源环境、人口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三项是我们假设的品牌土壤因子。这三个因子对于品牌的影响应该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显然，人口环境是从三个方面的变化对品牌经营产生影响：一是人口统计因素的变化；二是人们的观念与理念、风俗文化的变化；三是消费时尚与潮流的变化。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矿藏储量、民族风俗要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企业要根据资源打造品牌，谋求发展。特别是在集团性品牌组合中，需要我们研究各个品牌资源的不同配置，需要对不同品牌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深入的研究。

2.品牌对品牌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变化

(1)趋同策略。趋同适应是指不同种类的生物，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环境条件下，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在形态、生理、发育以及适应方式和途径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的现象。蝙蝠与鸟类，鲸与鱼类等是动物趋同适应的典型例子。蝙蝠和鲸同属哺乳动物，但是，蝙蝠的前肢不同于一般的兽类，而形同于鸟类的翅膀，适应行活动；鲸由于长期生活在水生态环境中，体形呈纺锤形，它们的前肢也发育成类似鱼类的胸鳍。

类似的在品牌竞争中，为了适应环境，我们是否需要采取趋同策略呢?这和差异化策略是否是矛盾的呢?矛盾在哪里?不矛盾又是因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是否可以从品牌的本地化来理解品牌对环境的生态适应――趋同策略。

(2)趋异策略。趋异适应是指亲缘关系相近的同种生物，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形态结构、生理特性、适应方式和途径等。趋异适应的结果是使同一类群的生物产生多样化，以占据和适应不同的空间，减少竞争，充分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如，根据引起生态型分化的主导因素，可把生态型划分为气候生态型、土壤生态型和品牌生态型等。

参考文献：

[1]蒋小钰.品牌种群生态学研究构架初探[J].企业经济，2008，(3).

[2]王东民.品牌生命的复杂性和复杂的品牌生理生态学[J].商业研究，2004，(6).

第2篇

关键词：茶叶叶片 混沌行为 环境因子 SPAD差值

中图分类号：S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8（c）-0101-02

茶叶品质的好坏将直接决定其在茶叶销售市场上的经济价值，因此对茶叶品质相关的研究得到了过国内外相关研究人员广泛的重视与关注[1]。对于茶叶品质的研究目前主要通过集中在内部化学成分测量，例如：吴云影等人运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法测量茶叶中所含的锰、锌等微量元素指标，实验结果显示锰、锌等微量元素会呈现一定程度上的损失[2]。王安俊等人对贵州省湄潭县茶园茶叶以及土壤中所含有的水溶性氟指标进行测量 [3]。但是，目前国内外很少研究将内部化学成分构成动力学系统进行研究分析。

文章提出利用分形和混沌理论中的Grassberger-Procaccia （G-P）算法[4-5]提取龙井茶和径山茶和邻近叶片SPAD差值队列的分形维数，来证明龙井茶和径山茶茶叶在受自然环境因子的制约下叶片SPAD差值存在混沌行为，根据茶叶茶叶片SPAD关联维饱和度的混沌特性来定量复杂和多变叶绿素演化度和自然环境因子管理行为，进而确定茶叶的品质。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材料

使用KONICA MINOLTA 公司生产的便携手持式叶绿素计SPAD-502 定量龙井茶和径山茶邻近叶片SPAD指标，该仪器对于叶片测量测量精度为 SPAD单位偏差。检测方式采用红光外吸收及近红外各一只光电二极管作为发射源，利用植物叶片双波长吸收强度差度量方式来获得植物叶片SPAD值。径山茶叶采集自杭州西北部约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径山茶种植园，龙井茶叶采集自浙江杭州市西湖区西湖龙井茶园，其中随机选择了100对叶片用SPAD仪器进行测量，每对叶片共测量3次差值，最后计算3次测量的取平均值作为后续分析使用。

1.2 GP算法

关联积分定义为[4]：

（1）

其中，表示与的欧式距离，（・）阶跃函数，因此可以计算出关联维数：

（2）

当足够大到不再随发生变化时，即吸引子最小嵌入维数：

（3）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1）～（2）式分别对径山茶叶与龙井茶叶叶邻近叶片SPAD差值队列进行饱和关联维计算。对于径山茶当时间增量确定后，与的关系曲线在无标度区呈近似直线，且随着嵌入维数的增加，直线段趋于平行。采用最小二乘法来确定・无标度区的斜率，即相空间的关联维饱和度的值。从估计的关联维数・演化状况来看，当时趋向于稳定。根据实验结果可以计算出饱和关联度最小嵌入维数和。换句话说说，径山茶叶片邻近叶片SPAD差值队列演化动力系统会在相空间中的运动轨道上缩变到一个值约为12.29维度的吸引子上，描述该近叶片SPAD差值队列演化动力系统需要8个因素，说明径山茶叶邻近叶片SPAD差值队列受自然环境因子的制约混沌行为。对于西湖龙井茶叶邻近叶片SPAD差值队列进行分析显示，饱和关联度，最小嵌入维数，这也说明龙井茶叶邻近叶片SPAD差值队列会受自然环境因子的制约混沌行为。

3 结语

该研究将分形和混沌理论应用到径山和龙井茶茶叶叶片分析中，使用自相关函数检验使用叶绿素计SPAD-502仪测量得到的径山和龙井茶茶叶SPAD差分系列值，并确定径山茶和龙井茶迟滞时间，利用GP算法在相空间重构该差分系列值，进而获得径山和龙井茶茶叶SPAD差分系列关联维饱和度，分别为9.07和12.29，这证明了龙井茶和径山茶茶叶受自然环境因子的制约，龙井茶和径山茶邻近叶片SPAD差值存在混沌行为。

参考文献

[1] 朱旭君，王玉花，张瑜，等.施肥结构对茶园土壤氮素营养及茶叶产量品质的影响[J].茶叶科学，2015（3）：248-254.

[2] 吴云影，庄东红，李张伟. 新鲜凤凰单枞茶叶与成品凤凰单枞茶叶微量元素含量比较[J].江苏农业科学，2014（11）：359-361.

第3篇

环境污染与哮喘及过敏症的发病率间的相关性尚无明确定论，不过有一些报告指出，高度工商化的地区其过敏症率亦较高[5]。国外相关报道显示，0～18岁的哮喘发病率是6.2%，随着年纪增长其哮喘发病率在>64岁为3.7%，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其他过敏性疾病却有升高的现象，如过敏性鼻窦炎，0～18 岁是6.2%，>64岁增为14%[6]。而过敏性疾病又被认为是诱发哮喘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不管是过敏性疾病的发作或是哮喘尤其是过敏性哮喘的发作都与环境暴露或环境污染物有密切关连[7]，因此在利用问卷进行调查的同时也应一并将环境因子如墙壁霉菌斑、家中环境潮湿指标、蟑螂出现频率等等状况考虑进去。

1呼吸系统过敏症的定义

哮喘的诊断定义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哮喘临床上的诊断则大致遵循1993 年世界卫生组织（NHLBI/WHO workshop report）对哮喘的定义[8]，其内容包含了气道的阻塞，呼吸时伴有"咻咻"的喘鸣声，有呼吸困难、咳嗽与胸闷胸痛的症状。此外，哮喘患者在未发作时，从外在来看是与正常人没有差异，哮喘病之发生，除了某一种致敏物质引起急性发作以外，环境污染的因子，气道的高反应性（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与气道之发炎反应的存在常是并行的。临床诊断除了有以上所描述的内容做为参考之外，通常应结合临床病史与家族病史，过敏原的检测与判断，以及支气管激发试验等资料。

2室内室外环境因子与哮喘

环境对于哮喘之影响，在许多项目之中可以见到，如都化与社经地位都是重要因子，在经济较发达之社区，哮喘之发病率较高，即使从乡下迁移到都市者，其子女之中就可发现有增加的情况[9]。抽烟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因子，对于哮喘之发生有极重要之影响，已知抽烟可以增加血清中的IgE 浓度[10]。其他室内环境污染与哮喘相关性中，最常被讨论的有室内潮湿度、积水、温度、霉菌、细菌毒素、尘蹒浓度、蟑螂与宠物等等[11]，其中有关尘蹒的研究是最多的，甚至已由研究结果来尝试订出其阈值是100 mites/g 灰尘，这相当于2 ug allergen/g灰尘，而超过这个标准以上会增加儿童得到哮喘的危险性[12]，此外室内的蚊香燃烧与煮饭烧水时所放出的室内空气污染，也被认为可能与哮喘或呼吸道伤害有关[13]。

室外环境污染因子包括的范围很多，其中与哮喘存在相关性的五项空气污染指标包括：PM10（particulates matter of median diameter

3哮喘与肺功能下降的关系

肺功能下降是哮喘发作时最明显症状，肺功能包含了很多内容，不过最常被用来使用作为肺功能指标的有3种值，分别是：①肺部吸饱气时第一秒钟用力吐出量，即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简称FEV1，单位是升（L）。②肺部吸饱气时用力吐气直到将气吐光为止的过程中，25%～75%的流量，即forcedexpiratory flow between 25% and 75% of forced vital capacity，简称FEF 25%～75%，单位是升/秒（L/S）。③FEV1/肺部吸饱气时用力吐气直到将气吐光为止的吐气量，forced vitalcapacity，简称FVC，即FEV1/FVC，是没有单位的比值。此外，支气管激发试验（bronchial challenge test）是用来测定气道的高反应性的另一方法[20]，可以特定的过敏原或具有非特异性的氯乙烯（methacholine）或组织胺（histamine）来进行试验。判断的标准是测试后的肺功能比测试前的肺功能在第1 s用力呼气量（FEV1）下降的20%当作是阳性反应。但该方法存在一定限制性，受测者本身肺功能太低（FEV1/FVC

4哮喘与家族遗传

诱发哮喘的病因目前尚未明确，环境因子与遗传因子共同诱导哮喘是目前普遍公认的学说，近年来研究显示，哮喘发作似乎有家族聚集现象，学者们开始探讨遗传因子与环境因子，到底哪一个角色比较重要？Harris等以双胞胎为研究对象发现，遗传因子可用于解释75%的哮喘病例，其余的25%则归因于不同的环境因子[21]。进一步探讨哮喘的表现型（phenotype）与遗传因子的关系，Kauffmann 等研究指出，哮喘的表现型不是单一个基因可以解释，应该是很多基因的共同参与[22]Bleecker 等人也在同一年提出，哮喘的发生与发展至少与人类染色置的6p21.3-23、12q、13q、14q 等位置的基因有关，而且环境因子与基因的交互作用也是十分重要[23]。

5哮喘的遗传感受性因子

哮喘的发作所牵涉到机制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参与的基因也是非常多的，每一个参与基因在其DNA 序列上的不同，进而会促使该基因与哮喘发作有相关性不同，我们就称之为遗传感受性（genetic susceptibility）。以下分别讨论几种与哮喘有关的遗传感受性因子。

5.1 β2肾上腺感受器（β2-adrenergic receptor；β2AR） β2AR 是目前已知的乙型气道扩张剂（β-bronchodilator）感受器，其基因位于人类染色体5q31-33 的位置，作用机转主要是当乙型气道扩张剂与β2AR 结合后，会透过G-Protein 作用导致腺甘酸环化酵素（adenylate cyclase）的活化，使得cAMP 增加并使支气管扩张，最后达到治疗之效果。β2AR 是一种细胞表面蛋白（cell-surface protein），且有部分氨基酸序列是埋入细胞膜中，在很多细胞如呼吸道平滑肌细胞与表皮细胞、neutrophils、嗜伊红性白血球与肺泡上找到的巨噬细胞等都可发现[24]。

5.2 Tumor necrosis factor （肿瘤坏死因子；TNF） TNF 是一种原发炎细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其基因的位置是落在染色体6p21-23 上且与HLA class II 是在同一个基因区域，过去的研究发现哮喘病人在呼吸道与肺部有TNF 量升高的情形[25]。肿瘤坏死因子的基因以TNFα-308G/A（promoter variant at position -308）基因型与LTα基因在第一个Intron 的经NcoI 限制酶切割（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的基因多型性是已知的哮喘相关性因素，也有研究显示TNFα在-308 位置的allele 2与LTαNcoI*1 与TNF 的血中浓度有关[26]。目前有关TNFα-308 位置的基因多型性或LTαNcoI 的基因多型性，与哮喘患者的关系仍然不是很一致。

5.3 Cytokine gene cluster Cytokine gene cluster 是座落在人类染色体5q23-33 的位置，这些细胞激素（cytokine）有IL-3、IL-4、IL-5、IL-9、IL-13 与GM-CSF 等，其中IL-4 、IL-13 与IgE或哮喘明确存在相关性。Walley 等人以来自英国的三组不同特性的研究对象，即一般族群、过敏哮喘者和非过敏非哮喘者，来探讨IL-4 的promoter -590 位置的基因多型性在这三组人的关系，结果发现-590 C-T 与一般族群之IgE 抗体表现量，以及wheezing 的情形产生与否有关，但在其他族群则无此类似发现[27]，此外IL-4 也已被证实与B 细胞活化产生IgE 有关，更是影响免疫反应走向Th2 漂移时，非常重要的一种细胞激素。

5.4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P1（GSTP1） 有文献指出，支气管高反应性（bronchial hyper-responsiveness）可能被ROS （reactiveoxidative species）所影 响[28]，ROS 作为可靠的炎症指标，其所引起的发炎反应可能启动气管收缩的机制，进而使个体发生类似哮喘的症状。而GST 基因被公认为可调节因氧化性压力所产生的ROS。事实上，GST 基因的多型性有很多，还包括GSTM1、GSTT1 等等，而在肺脏的表皮细胞中，GSTP1 被认为提供了超过90%的GST 活性，另外，由于GSTP1 位于染色体11q13 的位置，而这段基因正好被证实与哮喘发生以及支气管高反应性有高度相关，因此GSTP1 基因与哮喘发生的关联性现正开始被广泛讨论中。

目前研究表明，哮喘是一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参与的疾病，主要的影响因素可分成遗传因子与环境污染因子两大类。环境因子方面，最常被讨论的是室内过敏原暴露。常见的过敏原有尘蹒、蟑螂、猫毛与狗毛；在遗传因子方面，β2-肾上腺素受体，肿瘤坏死因子（TNF）等基因特定的基因型，可能与哮喘的发生有关。既往研究显示β2AR 基因多型性与肺部的发育有关，Lymphotoxin-α（LTα）被认为与IgE 的产生有关，TNFα、以及Glutathione S-transferase（GST）P1 也与呼吸道的高反应性（bronchial hyper-responsiveness）有关。我们想知道这些特殊标的基因的基因型，是否在我们的研究族群分布与国外研究相同。此外，环境与遗传因子的交互作用对哮喘发病产生叠加效应，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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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1生态修复

1.1生态

生态是指生物圈（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及其周围环境系统的总称。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大量的物种构成，它们直接或间接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网络。其复杂性是指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自组织性及有序性。

1.2生态恢复

生态恢复是指停止人为干扰，解除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超负荷压力，依靠生态本身的自动适应、自组织和自调控能力，按生态系统自身规律演替，通过其休养生息的漫长过程，使生态系统向自然状态演化。恢复原有生态的功能和演变规律，依靠大自然本身的推进过程生态修复（Restoration）是指根据生态学原理，通过一定的生物、生态以及工程的技术与方法，人为地改变或切断生态系统退化的主导因子或过程，调整、配置和优化系统内部及其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过程及其时空秩序，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态学潜力尽快成功地恢复到一定的或原有的乃至更高的水平。修复与恢复是有区别的，更不同于生态重建。生态修复的提出，就是要调整生态重建思路，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演化为主，进行人为引导，加速自然演替过程，遏制生态系统的进一步退化，加速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生态重建是对被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规划、设计，建设生态工程，加强生态系统管理，维护和恢复其健康，创建和谐、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对于生态修复，国际上已有相应的科学理论支撑体系，对生态系统退化机理及其恢复途径已有所研究，并被日本、美国及欧洲所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3生态修复概念的国内外发展

Harpe（r1987）认为，生态恢复就是关于组装并试验群落和生态系统如何工作的过程。Diamond（1987）认为，生态恢复就是再造一个自然群落，或再造一个自我维持、并保持后代具持续性的群落，他比较侧重于植被的恢复。Jordan（1995）认为，使生态系统回复到先前或历史上（自然的或非自然的）状态即为生态恢复。Cairns（1995）认为，生态恢复是使受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回复到受干扰前状态的过程。Egan（1996）认为，生态恢复是重建某区域历史上有的植物和动物群落，而且保持生态系统和人类的传统文化功能的持续性的过程。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TheUSNaturalResourceCouncil，1995）把生态恢复定义为：使一个生态系统回复到较接近于受干扰前状态的过程。国际恢复生态学（SocietyforEcologicalRestoration，1995）先后提出三个定义：生态恢复是修复被人类损害的原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及动态的过程（1994）；生态恢复是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及更新的过程（1995）；生态恢复是帮助研究生态整合性的恢复和管理过程的科学，生态系统整合性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过程和结构、区域及历史情况、可持续的社会时间等广泛的范围（1995）。

另外，焦居仁（2003）认为，生态修复指停止人为干扰，解除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超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自身规律演替，通过其修养生息的漫长过程，使生态系统向自然状态演化。焦居仁认为恢复原有生态的功能和演变规律，完全可以依靠大自然本身的推进过程，在其界定的定义中，生态恢复仅依靠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组织和自调控能力。关于“生态修复”，日本学者多认为，生态修复是指外界力量受损生态系统得到恢复、重建和改进（不一定是与原来的相同）。这与欧美学者“生态恢复”的概念的内涵类似。焦居仁（2003）认为，为了加速被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还可以辅助人工措施，为生态系统健康运转服务，而加快恢复则被称为生态修复。该概念强调生态修复应该以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组织和自调控能力为主，而以外界人工调控能力为辅。

2生态修复质量评价

2.1生态修复质量评价的进程

美国是较早开展生态修复评价的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更好的评价跟预测，美国的研究者开发了多种生态系统评价方法，最常用的是生态环境评价系统（HES—HabitatEvaluationsSystem)（LarryW.Can-ter，1996）和生态环境评价程序（HEP—HabitatEvalua-tionsProgram），HES主要用于河流地区的洼地森林生境的评价，而HEP则被广泛接受用于区域生态影响的评价（徐鹤,贾纯荣,朱坦,戴树桂，1999）。80年代初美国环保局（简称:U.S.EPA）提出的环境监测和评价项目（EMAP），从区域和国家尺度评价生态资源状况并对发展趋势进行长期预测，以后该项目又发展成州域和小流域环境监测和评价（R—EMAP）。Reitti以渗透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修复评价法，即生态质量的安全与否与斑块的间距、扩散能力、干扰能力等相关，安全度也是生态评价中应解决的问题。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中，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创了“压力一状态一响应”（PSR）模型的概念框架，该模型是衡量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这种压力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及社会对这些影响所做出的响应等。随后人们对该模型进行推广，建立了针对不同问题的PSR模型。ThomasM.Quigley等对哥伦比亚河流域的生态安全性进行了评估。分别用不同的指标评价森林、草地、水域子系统的生态安全（ThomasM.Quigley，2001）。Steven.M.Bartell等采用综合水生系统模型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对有毒化学品给河流、湖泊和水库造成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估（StevenM.Bartell，1999）。还有RaPport.D.J、W.GWhitford、ZhanxueZhu、美国环境保护局等提出了针对生态系统健康及其适宜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的评价指标体系（Whitford，W.G,Rapport.D.J，DeSoyza.A.G，1995）。

2.2生态修复质量评价方法

2.2.1列表清单法

列表清单法是little等人于1971年提出的一种定性分析方法。该法的特点是简单明了，针对性强。主要应用于影响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进行生态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行、列均为生态因子);进行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环境因子的影响分析等。列表清单法的基本做法是:将拟建实施的开发建设活动的影响因素与可能受影响的环境因子分别列在同一张表格的行与列内，逐点进行分析，并以正负符号、数字以及其他符号表示影响的性质、强度等，由此分析开发建设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

2.2.2综合指数法

综合指数法，是通过对每个环境因子性质及变化规律的研究与分析，相对于环境质量从好到差分别赋予由高到低的分值，再根据各个因子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不同，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综合权重和分值，得出生态环境的现状值。用同样的方法，取同样的权重，可预测项目建成后的生态环境预测值。比较现状值和预测值的差别，便可知项目建成前后生态环境变化的程度。采用的公式为EI=∑=Wi×IiEI=∑（Ea－Eb）×Wi式中：EI—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数值；n—指标个数；Wi—各指标权重值；Ii—各指标的数值；EI—开发建设活动前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值；Ea—开发建设活动后指标i因子的质量指标；Eb—开发建设活动前指标i因子的质量指标。#p#分页标题#e#

2.2.3图形叠置法

图形叠置法是把两个以上的生态信息叠合到一张图上，构成复合图，用以表示生态环境变化的方向和程度。本法的特点是直观、形象，简单明了，但不能做精确的定量评价。生态图法主要用于区域环境修复影响评价;具有区域性影响的特大型建设项目评价中，如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新能源基地建设、铁路建设等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和农业开发规划中（吴小萍，杨晓宇，冉茂平，2004）。

2.2.4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法

生态系统是由多因子(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组成的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和开放系统，系统内部各因子和系统外部环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认识和评价这样的复杂系统必须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层次分析法是目前最常见的评价方法，它是一种对复杂现象的决策思维过程进行系统化、模型化、数量化的方法（赵焕臣等，1986）。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法的主要工作程序是：（1）明确问题确定评价范围和评价目的、对象；进行影响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确定评价内容或因子；进行生态因子相关性分析，明确各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2）建立层次结构根据对评价系统的初步分析，将评价系统按其组成层次构筑成一个树状层次结构。在层次分析中，一般可分为3个层次:目标层、指标层、策略层。（3）标度在进行多因素、多目标的生态环境评价中，既有定性因素，又有定量因素，还有很多模糊因素。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各不相同，联系程度各异。在层次分析中针对这些特点，对其重要度作出定义。（4）构造判断矩阵采用的导出权重的方法是两两比较的方法。同过两两比较，构造判断矩阵。（5）层次排序计算和一致性检验一权重计算排序计算的实质是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值及相应的特征向量。此外，在构造判断矩阵时一，因专家在认识上的不一致，须考虑层次分析所得的结果是否基本合理，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经过检验后得到的结果即可认为是可行的。（6）选择评价标准：通过上述5个步骤，确定了区域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层次结构及各层间的权重，接着应确定相对于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体系。（7）采用指数方法进行评价。其评价模型如下：=（j=1，2，…n）式中：Yj为态修复综合评价，wi为各指标的权重值，xj为各属性值。

2.2.5BP神经网络法

生态环境系统是由大量的系统组分按照非线性方式组合的，因此，生态环境质量与生态环境指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要求生态环境质量提取模型具备非线性函数拟合的功能。人工神经网络方法能很好地处理多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能较好地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信息提取所面临的问题。人工神经网络（ArtlficiaiNeu司Networks，简称ANN）是20世纪40-50年代产生，80年展起来的模拟人脑生物过程的人工智能技术。它是由大量的、简单的神经元广泛互连形成的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它不需要任何先验公式，就能从己有数据中自动地归纳规则，获得这些数据的内在规律，具有自学习性、自组织性、自适应性和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特别适合于因果关系复杂的非确定性推理、判断、识别和分类等问题（甘敬等，2007）。BP（BackPropagation）网络是目前ANN技术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网络类型，是一种是由非线性传递函数神经元构成的前馈网络，其权值的调整采用反向传播学习算法，体现了神经网络理论中最为精华的部分（Anderson，TA.，1995）。它是一种包含有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的中向传播的多层前向网络。

2.2.6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是把原来多个变量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从数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降维处理技术。假定有n个地理样本，每个样本共有p个变量描述，这样就构成了一个nXp阶的地理数据矩阵。

第5篇

关键词：游憩机会谱（ROS）；游憩环境；游憩体验；嵩山世界地质公园

中图分类号：X37；X321；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02-0457-06

Constructing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for Global Geopark in Songshan

FANG Shi-ming，YI P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ROS） has been prov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ool for tourism resources planning and wildernes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management.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goal of recreational resources， settings， activities and rexperiences， the recreational settings were classified in term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ocial environment and administrationt environment. Based on reviewing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basic concept of ROS and taking Songshan Geopark as an example， the setting variables influencing recreation opportunity and the preference in different recreational settings were analyz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Eight main setting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The recreation areas of Songshan Geopark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distinctive settings such as open， semi-open and semi-closed， closed. According to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expected by recreationists， the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was constructed.

Key words：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recreational settings； recreational experiences； geopark of Songshan

游憩机会是在美国国家公园规划与自然资源管理实践中诞生的一个核心概念，美国林业局《ROS使用者指南》中对游憩机会的定义是游憩者在可供选择的游憩环境中，通过选择所喜爱的游憩活动而获得期望得到的满意体验过程中所行使的真正选择机会。游憩机会谱（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ROS）既是一个概念（Concept）又是一个规划框架（Planning framework）[1]，是评判区域旅游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条件和管理政策是否有利于旅游产品开发和开发成何种类型旅游产品的一种规划管理工具[2]，成为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进行自然资源保护、规划和管理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游憩机会谱主要由环境（Settings）、活动（Activities）和体验（Experiences）3个部分组成[3]，游憩环境（Recreational setting）是一个由自然（Biophysical）环境、社会（Social）环境和管理（Managerial）环境三方面耦合演化而成的综合体，游憩机会谱的构建主要取决于这3种环境序列的状况及其相关指标的组合[4]，不同的环境提供不同的游憩活动和游憩体验。ROS的实践框架可以简述为，从游客体验和活动需求角度出发，利用可以准确反映区域游憩机会环境条件的指标体系划分区域游憩环境类型，制定不同游憩环境类型适宜的游憩机会谱，提供相应的游憩活动以及基础设施和管理措施，为游憩者提供特定的游憩体验[5]。

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游憩资源保护、利用与规划管理的协调性亟待提高，目前，中国很多地质公园、主题公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公共游憩地的规划建设都在沿用传统的开发理念。原有的以产品数量为基础、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导致景区近距离重复建设、旅游产品同质化和生态环境破坏现象严重，已不能适应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和环境的可承受能力[6]。学术界开始探讨新型的游憩规划管理模式，美国内务部针对人口稠密的滨水区游憩空间管理现状制定出滨水区游憩机会谱（Water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WROS）[7]；Butler等[8]建立了适用于旅游系统规划的旅游机会谱（Tourism Opportunities Spectrum，TOS）；Hass[9]提出水域游憩机会谱（Water Opportunities Spectrum，WROS）；黄向等[10]构建了中国生态旅游机会图谱（Chinese Ecotourism Opportunity Spectrum，CECOS）的理论框架，并应用于肇庆市鼎湖山生态旅游规划。如何可持续利用游憩资源，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如何确保游憩资源环境对游憩者的长久吸引力，实现游憩规划由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如何应对游憩市场需求的巨大变化，为游憩者提供多样化的游憩产品和高质量的游憩体验；如何协调好游憩环境、活动和体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科学合理地指导游憩规划管理等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1]。本研究试图将游憩机会谱理论引入地质公园这一微观领域，在借鉴游憩机会谱理论内涵和应用框架的基础上，以嵩山世界地质公园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与多元统计分析，期望构建出一个既迎合游憩者游憩体验需求又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地质公园游憩机会谱（Geopark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GROS），为地质公园游憩规划与管理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嵩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12°56′07″-113°11′32″，北纬34°23′31″-34°35′53″，是一座以地质构造、地层剖面为主，地质地貌、水体景观为辅，生态和人文相互辉映为特色的综合性地质公园。公园总面积264.3 km2，包括4个景区（五佛山景区、少室山景区、太室山景区和九龙潭景区）和1个保护区（中生代-新生代地层剖面保护区），公园内连续完整地出露着35亿年以来太古宙、元古宙、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5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变质岩和沉积岩地层以及岩浆岩活动痕迹，地层层序清楚，构造形迹典型，被地质界称为“五代同堂”，是一部记录在石头上的地质史书。园区内清晰地保存着发生在距今25亿年、18亿年、5.7亿年分别被命名为“嵩阳运动”、“中岳运动”、“少林运动”的3次全球性前寒武纪造山、造陆运动所形成的角度不整合接触界面及构造形态遗迹，这些构造形迹是研究前寒武系沉积建造受运动影响挤压变质、褶皱造山、剥蚀夷平等过程乃至地壳演化规律的良好场所，被地质工作者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和“地学百科全书”。加上少林寺、嵩阳书院、中岳庙等人文景观，形成了以科学考察、科普教育、考古研究、地学游览、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多功能立体的世界地质公园旅游胜地[12]。

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凭借“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两项桂冠赢得了中外游客的青睐，截至2011年12月底，登封市共接待游客768万人次，与2010年同期相比增长8.1%，门票直接收入2.86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少林寺景区243万人次，收入1.99亿元，与2010年同比分别增长17.4%、13.7%，中岳庙景区61.8万人次，太室山景区44.3万人次，三皇寨景区13.4万人次，嵩阳书院景区50.9万人次，观星台景区2.3万人次，音乐大典32.7万人次，其他景区共接待游客319.6万人次，巨大的游客量给游憩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2 游憩环境分析

2.1 游憩环境类型的初步划分

有关游憩环境类型划分的研究大都是从影响游憩体验的角度出发，结合环境的自然、社会和管理属性，将游憩环境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和类型，每个环境类型提供不同的游憩活动和体验。美国国家林业局综合游憩环境、活动和体验，将森林游憩环境分成不同的类型，确立了从城市到原始区域的6个游憩机会序列：原始（Primitive）、半原始无机动车辆（Semi-primitive non-motorized）、半原始有机动车辆（Semi-primitive motorized）、通路的自然区域（Roaded natural）、乡村（Rural）及城市（Urban）[13]。为了加强对人口稠密的滨水区游憩空间管理，美国内务部制定出滨水区游憩机会谱，将水体游憩环境分为以下6类：原始区域（Primitive）、半原始区域（Semi-primitive）、自然乡村区域（Rural natural）、开发的乡村区域（Rural developed）、城郊区域（Suburban）、城市区域（Urban）[14]。肖随丽等[1]借鉴游憩机会谱的分级分类理念，结合分类指标和资源清查结果，将北京城郊山地森林游憩环境划分为5大类型：城郊开发区域、城郊自然区域、乡村开发区域、乡村自然区域、半原始区域。为了更方便有效地进行问卷调查，借鉴已有游憩环境类型划分的成果，结合嵩山世界地质公园游憩环境的现状，初步将其游憩环境划分为开放型、半开放半封闭型和封闭型3大类。

2.2 游憩环境因素的确定

在分析影响中国生态旅游机会图谱（CECOS）和美国滨水区游憩机会谱（WROS）的环境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嵩山世界地质公园的自然、社会和管理环境条件，初步确定了24个环境变量因素，其中包括7个自然环境因素、4个社会环境因素和13个管理环境因素（表1）。

3 问卷设计和数据分析

3.1 问卷设计

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原始数据，期望获得影响嵩山世界地质公园游憩体验的典型环境因子和游憩者在不同环境类型中偏好的游憩活动以及想要得到的游憩体验。调查问卷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游客对24个环境变量因素的重要程度和偏好程度进行评分，形成“重要程度-偏好程度”量表，重要性程度问卷采用常用的5点李克特量表形式，按重要性程度分值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重要”、“非常重要”设计题目选项，受访者根据自身的体验和感知对各题项作出直观判断，得分越高表明游客认为嵩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某项环境变量越重要；偏好程度问卷也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形式设计题目选项，其中森林覆盖程度、景观完好程度和生物多样性3个变量按照分值l代表“广泛”，2代表“普遍”，3代表“一般”，4代表“少”，5代表“很少”设计题目选项；其他21个环境变量按照分值l代表“很低”，2代表“低”，3代表“一般”，4代表“高”，5代表“很高”设计题目选项，受访者根据个人对量表中各环境变量的偏好程度作出选择。第二部分是游憩活动和游憩体验调查，受访者写出在公园3种不同游憩环境类型中期望参与的游憩活动和获得的游憩体验。调查时间为2012年10月1～7日，调查对象是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各景区出口的游客。正式开展调查之前进行了30份的试调查，以保证调查结构的严谨性和完备性。采用现场访谈、现场填写和现场回收的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检查后剔除答案前后矛盾、漏项太多的问卷，最终筛选有效问卷254份，有效回收率84.67%。将收集的数据在Excel表格整理后导入SPSS 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在进行问卷的数据分析前，有必要检验其信度，确保测量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来分析信度，利用SPSS 16.0软件中Scale模块的可靠性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功能分析得出，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23，各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均在0.600以上，说明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是可靠的。

3.2 描述性分析

运用均值和标准差对各环境变量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平均值反映游憩者对环境变量作用于体验的重要性程度的总体感知情况，标准差则体现离散程度。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的环境变量对游憩体验影响的重要程度差异较大，地质遗迹景观和科学普及活动这两项环境变量的得分均值最高，反映了其对游憩体验影响的重要性最突出，这也是地质公园区别于其他公园的重要标志；水体污染程度、独处机会和生物多样性3个环境变量的平均值都小于3，说明这3个变量对游憩体验影响的重要性较小。

3.3 因子分析

通过SPSS 16.0软件的因子分析确定影响游憩体验的重要环境因子，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用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法检验环境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取值大于0.7则适合做因子分析，KMO抽样适当性检验结果显示，KMO值约为0.817，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所以拒绝零假设，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主因子，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提取出影响游憩体验的重要环境因子，作为划分嵩山世界地质公园游憩环境类型的一级指标。根据游憩环境变量因子分析的结果（表3），共提取8个环境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283%，表示8个因子涵盖了原有变量包含的大部分信息，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公园的环境状况。各因子层面的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6，表明具有较好可信性，其中F1、F2和F6三个因子的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8，具有高度有效性。8个因子可以看作是嵩山世界地质公园游憩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每个因子集中解释游憩环境构成的某一核心方面，其中包含2个自然环境因子，1个社会环境因子和5个管理环境因子，这与游憩机会谱理论提出的游憩环境的三维构成理念是一致的。从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管理环境因子占有明显的优势，这与初始的研究设计是相符的。从游客体验角度来看，自然环境因子可能是游憩体验形成的直接动力，但是管理环境因子更加灵活有效，通过制定游憩体验的管理措施达到提升游憩体验质量的效用。各环境变量对主因子成分的载荷即为其相应的重要性，统计结果选取因子载荷系数大于0.6的环境变量进入最终游憩机会环境变量集，剔除生物多样性和独处机会两项环境变量。

3.4 环境因子偏好程度分析

环境因子是划分游憩环境类型和影响游憩体验的主要因素，不同环境因子的组合构成多样的游憩机会环境类型[15]。环境因子偏好程度分析一方面反映游憩者所偏好的环境组成特点，另一方面可以分析游憩者期望在不同的环境类型中参与的游憩活动和获得的游憩体验。从表4可以看出，吸引物作为影响嵩山世界地质公园知名度和辐射力大小的核心游憩资源，普遍倾向于在开放型和半开放半封闭型的环境中游赏，封闭型环境中的需求很小。科学普及包含的2个变量在各环境类型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游憩者对科学普及活动的需求呈现全谱性分布，偏向于开放型和半开放半封闭型的环境；大多数游憩者更偏向于在开放型的环境中参观地质博物馆，在半开放半封闭型环境中表现为一般需求，在封闭型环境中需求较小。游憩设施中，游憩者对安全防护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通讯设施在不同环境中的偏好程度差异不大，这也说明这3种设施是公园游憩活动必备的基础设施，都具有较高的需求；而餐饮设施、供水供电设施和住宿设施偏向于开放型一端，表现为普遍需求，在半开放半封闭型和封闭型环境中需求偏小。解说咨询展示游憩者对不同游憩环境中标识牌、导游路标、安全警告牌、科普知识牌和导游解说等信息服务的偏好情况，3个环境变量在不同的环境类型中均值波动不大，表明游憩者在任何环境中都希望得到较完善的信息服务。可接受的冲击程度偏好反映游憩者对公园环境污染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环境类型中的游憩者普遍期望能获得较高的环境质量，通过调查发现，游憩者普遍要求人工开发程度比较高的开放型环境比开发程度低的封闭型环境对污染物的冲击有更强的承受能力。自然性中森林覆盖程度和植被覆盖程度2个环境变量在3种环境类型中的偏好更倾向于封闭型一端，总体呈现由“一般”到近“很丰富”的线性变化。隔绝程度是一个社会因子，反映的是对来自其他游憩者干扰程度的感知，总体上呈现出由高到低的变化。可进入性包含2个变量，其中道路交通在3类环境中总体呈现出由高到低的变化，偏向于开放型一端；游憩者期望有较少的使用收费限制，同时对收费行为也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4 游憩机会谱的构建

4.1 游憩环境类型划分

在上述游憩环境类型初步划分的基础上，结合游憩者对环境因子偏好程度的总体变化状况，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管理环境因子，确定嵩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游憩环境类型分为三大类：开放型（Open）、半开放半封闭型（Semi-open and semi-closed）和封闭型（Closed）。各个游憩环境类型的总体描述如下。

1）开放型。开发程度较高，兼有少量自然性的特点，有良好的可进入性，可见到的现代景观很多，地质博物馆、科普电影馆（影视厅）、地质科普广场都聚集在开放型的环境中。园区和景区有较为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包括大门、停车场、标志牌、游客中心、公共卫生间、餐饮购物场所、观景台等。定期举行大量的科普活动，提供众多观光和娱乐机会，解说系统齐全，游客集中程度很高，游憩活动大多在此类环境中进行。用地类型以公园设施用地、交通与工程用地、居民社会用地为主。地质公园中的游客服务区、科普教育区、游览区（包括地质、人文、生态、特别景观游览区）等大部分功能区布局于此。

2）半开放半封闭型。在原有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人工修饰，开发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景观和景点，安置必要的游赏步道和相关设施，提供完善的安全警告信息和科普知识，提供少量的游憩活动，控制游客数量，严禁机动交通工具进入，游客集中程度较高，有一定的独处机会。用地类型以一、二、三级地质遗迹景观用地，林地，园地，草地和水域为主，设施供给以安全防护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休息设施为主，一、二、三级地质遗迹保护区内允许设立少量地学旅游服务设施，但必须限制与地学景观游赏无关的建筑，各项建设与设施应与景观环境相协调。

3）封闭型。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为主，开发程度很低，生物多样性丰富，可以见到大量的原始森林和植被，禁止游客进入参观，提供必要的科学考察设施，一般将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特级保护区置于此类环境中，特级保护区是地质公园内的核心保护区域，不允许观光游客进入，只允许经过批准的科研、管理人员进入开展保护和科研活动。区域内不得设立任何建筑设施，不得进行任何与保护功能不相符的工程建设活动，不得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不得设立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等大型服务设施。

4.2 游憩机会谱的构建

根据问卷调查中游憩者在3类不同环境类型中期望的游憩活动和游憩体验，综合游憩环境因子的重要程度-偏好程度的分析，确定基于环境类型、游憩活动和游憩体验3个方面的嵩山世界地质公园游憩机会谱（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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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我国医药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产业发展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无论是从产业经济总量、发展速度、产业效益、研发水平还是产业发展环境，地区差异都比较显著。以全国各地区医药制造业经济总量为例(如图1)，2004年全国医药制造业当年价总产值3241．3亿元，其中江苏省排名第一，达371．8亿元；浙江省第二，300亿元；广东省第三，258．5亿元，较历史同期都有所增加，增幅不同。通过对折线图数据的观察可以发现，各地区医药制造业总产值的波动比较大，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河北、天津、吉林、四川等地区的历年总量指标一直相对较高，2001年的总产值最高点出现在广东，2002—2004年，医药制造业高地一直徘徊在江浙，其他中部、西南和西北省份的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偏低。另外通过对数据的纵向比较，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峰值出现的位置一般曲线间距较大，即医药制造业绝对增长较大的省份一定程度上与其产业基础呈明显的正相关性，江浙和山东的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绝大多数省份医药制造业处在比较平稳的水平，有的省份甚至在2004年出现了小幅度回落，如湖北、黑龙江等。医药制造业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存在是否合理?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地域上的不平衡，其各自的影响程度如何?未来的发展趋势怎样?其中是否存在着产业发展路径依赖性的影响?对此不平衡各级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进行因势利导?等等这些都吸引着我将我国制药产业区位发展方面的有关问题深入探讨和研究下去。目前关于区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比较优势，如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交通和通信成本、相对技术水平等(Vemon，1966；A拙e，1970；Hirsch，1976)。在众多文献中，Dunning(1993)关于区位优势的总结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他认为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和人造资源以及市场的空间分布、投入品(如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的价格和质量、投资优惠或障碍、社会基础设施等等。在国内，鲁明鸿(1994，1997)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国各省和重点城市的投资环境，发现GDP、市场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制度因素等与各地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显著相关，并将影响中国投资区位分布的因素概括为宏观因素、微观因素和政策因素。鲁明鸿和潘镇(2002)又将上述研究的时间跨度延伸至2000年。王辑慈(2001)系统地概括了产业集聚理论与新产业区理论，并指出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集群，营造区域竞争环境，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国力的关键。许仁祥(1998)从聚集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并从成本、需求和环境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经济环境对产业集聚和发展的影响，同时对上海都市型产业进行了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医药制造业的区位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考虑到产业的特质，我将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回新疆地区答，并据分析结果提出有益于制药产业发展的合理化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调整我国制药产业布局、合理引导产业发展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以区位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医药制造业特点，建立区位优势评价的模型和指标体系，借助因子分析对其进行简化和结构梳理，最终给出了全国28个省市(部分统计数据严重缺失省份在此略去)医药制造业区位优势先后排名；第三部分对模型运算的结果进行评价和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区位发展政策建议。

二、中国医药制造业的区位优势评价模型

确定影响我国制药产业布局的因素及影响程度，是合理布局产业、促进其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制药企业资源相对分散、企业规模参差不齐的格局，实际上已经造成基础资源的浪费。为了解决现有的空间分布问题，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调整，本文运用一些分析工具对我国制药产业发展及布局的相关问题进行定量研究：以区位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医药制造业特点，提出关于医药产业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并建立评价我国制药产业区位发展优势的指标体系，借助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28个省市发展制药产业的区位优势进行评估和比较。

(一)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程序如下图所示：产业的区位竞争优势是经济空间中诸多影响因素共振耦合的结果。为了对这一竞争优势进行全面分析，在文献研究基础上遵循统计学中指标选取的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可行性原则设计了如下指标体系，鉴于目前还没有比较系统的评价制药产业区位竞争优势的指标体系，且数据收集较为困难，只能设置易于收集的指标和现有统计数据，对于部分有价值但无法统计或难以取得资料的指标暂不纳人体系，从而增强可操作性。由于各指标数目繁多且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造成信息重叠，不利于统计分析和经济评价。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法能够从众多观测变量中找出几个不能直接观测到的抽象综合变量，有效提取数据内在结构，解决原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也能依据对方差的解释水平进行客观赋权，克服指数综合法、层次分析法等其他综合评价方法需要主观确定参考变量、评价结果因人而异的缺陷，客观有效地寻找综合指标，即达到了维持一定的信息量又简化评价指标体系、梳理结构的目的。

(二)因子分析

1．数据的获取及使用的统计工具。医药制造业区位优势评价设计体系的大部分指标均自《2005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5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取得，部分指标是在实际观测数据基础上二次加工取得。本文所采用的统计分析工具为SPSSl2．O。

2．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尽管在指标设计过程中尽可能的使用相对指标，但仍无法排除指标数值的量纲影响，因此在因子分析前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z—score标准化公式：。．≈一x；i—xi，+‘2_，+～，其中^{『为标准化数据，^玎为样本数据，^J为第j项指标的均值，“为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i_1，2，……，13；j=1，2，……，10，其中i为样本数量，i为指标数量)。

3．运算结果。(1)KMO、Banlett球度等检验的结果。KMO值为O．741，根据Kaiser给出的标准，做因子分析的结果应该还不错，Bartle以求度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Banlett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认为适合于因子分析。(2)旋转前后的方差贡献分析。旋转前，前5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1．8％，前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旋转后前5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不变；另外通过对碎石图拐点的观察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选取前5个因子进行分析是比较理想的。

三、运算结果的评价与分析

1．因子解释。因子模型估计出来后，必须对所得到的因子进行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主观陛。通过方差极大因子旋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简化模型结构、方便解释的目的，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因子载荷发生了向0、+1和一l的两极转化，现根据某一因子上有较高负载的变量来定义各抽象因子。因子1上有9个原始指标有较高负载，模糊指标体系下所有的集聚指标(Al—A5)都在因子l中得到了反映，另外地区医药制造业的劳动力数量、质量以及GDP总量亦得到了体现，劳动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高素质劳动力也是产业集聚的一个基础，所以综合考虑可以将因子1定义为医药制造业集聚因子。因子2上有三个原始指标有较高负载，包括劳动力成本、服务业发展水平以及政策环境，在此将因子2定义为劳动力成本和产业发展软环境因子。因子3上有两个原始指标由较高负载，均为医疗基础设施方面的指标，在此将因子3定义为医疗基础设施因子。因子4上有两个原始指标有较高负载，包括市场化水平(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和人均道路面积，在此将因子4定义为市场化和硬件环境因子。因子5上仅有一个原始指标有较高负载，考虑到GDP增长率是反应市场增长潜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此不依照通常做法(一个因子只涵盖一个指标时，如果该指标与其它指标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可以删除它们，由相关指标代替；否则可以结合定性的方式将他们并人其它因子)将其进行归并或者删除，而是在此将其命名为地区发展潜力因子。

2．基于因子得分对区位优势的分析。通常来讲因子得分大于0意味着考察对象的该项指标在平均水平之上，小于0意味着在平均水平之下。各地区在不同因子项下的得分反映了其在制药产业区位不同维度上的比较优势，综合因子得分则更加全面的评价了各地区区位优势。由下表的汇总结果可知综合因子得分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省份由高自低依次为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广东、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四川。上述1卟综合因子得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地区的排名情况与我们对区位优势的习惯认识具有比较高的一致性。综合得分优势最高的江苏省医药制造业基础比较好，地区发展速度喜人，硬件配套设施相对完善，但劳动力成本较高，服务业等配套软环境以及医疗基础设施在平均水平之下，有待提高。浙江和广东的情况与江苏非常相似，显著不同的一点在于，浙江和广东的GDP增长水平较低，排名分别为第23和24，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两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较平稳的阶段。山东和上海在每个因子项下的得分相对均衡，各有一项指标位于平均水平之下，山东的劳动力成本和软环境因子排名14，上海的医疗卫生配套设施相对较低，这与其以直辖市参比有较大关系，计算人均拥有水平可能会更客观的给予反映。其他几个地区的具体分析不予赘述。至于综合得分水平与惯性认识存在差异的省份如吉林、黑龙江等，其综合得分在平均水平之下，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结果是可以被解释性的，这两个地区除因子l(医药产业集聚因子)的得分较高以外，其他4项因子的得分排名都相对靠后，尤其是黑龙江在因子4(市场化和硬件环境因子)项下的得分排名最后一名，即黑龙江国有经济的比重非常大，另外以人均道路面积为代表的硬件环境也不是很完善，综合考评的结果就是其他方面的劣势掩盖了其医药经济基础较好的优势。据此思路可类推其他省份。

第7篇

关键词： 绿色化学理念 渗透式教学 渗透

二十一世纪的化学将是研究和创建绿色化原理与技术的科学，就化学的外延而言，与生命、材料、环境等领域的交叉也将受到高度关注。毫无疑问，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循环经济”、“和谐社会”等概念的提出会更大地促进绿色化学在中国的发展。绿色化学这一“预防化学污染的新观点”逐步深入人心，绿色化学教育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化学教师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将绿色化学的思想贯穿于整个化学教育的全过程，在课堂教学中要时时结合教学内容，渗透绿色化学理念。渗透式教学就是把绿色化学的基本思想、原理、工艺和技术等知识分散并渗透到现有的课程中。

1.结合课本内容，渗透绿色化学理念

实施绿色化学教育的任务应该是每个化学教师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目的是培养学生能自发产生防止环境污染的行为和意识，让学生认识到只有切断污染的根源，才能真正实现绿色化学。化学教师绿色意识的树立是绿色化学走向课堂的前提，教师的观念会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因此，结合课本的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地渗透绿色化学理念就显得极其重要。

例如在讲氯气的性质和用途时，可以对比过氧化氢和臭氧。在造纸工业中对于纸浆的漂白，过氧化氢、臭氧等绿色氧化剂将逐渐取代氯气。因为使用过氧化氢和臭氧做漂白剂，不会产生二英和其他有机氯化物等有毒致癌物。再如讲到CO温室效应及其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威肋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可以启发学生思考：如何解决温室效应呢？学生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亲身去经历，去了解当今社会发展的新动态，会激发学习兴趣，他们会发现解决温室效应实际就是减少CO的排放或将CO消除，将CO注入深海中消除CO的危害是当今世界最新的方法［1］。

又如在学生观看钢铁的冶炼等工业生产录像时，可以介绍最近美国匹兹堡大学新开发出一种无铅环保型“绿色钢材”。这种钢材是用锡代替铅，减少了含铅钢材制造过程中的环保监测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且与含铅钢材同样具有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接触法制硫酸，黄铁矿的粉碎和鼓入过量空气，以及SO等原料气的“二次转化二次吸收”，等等，是从提高原料利用率出发设计工艺；而无氰电镀等则是从采用无毒原料出发来设计工艺，均体现了“绿色化学”特点的设计思想。通过教学，学生懂得，科学技术本身就具有生态价值，包含绿色化学在内的绿色科技，将使人类与自然在高层次上和谐共处。

再如固氮工程：（1）人工化学固氮（氨的工业制法）；（2）豆科植物和苜蓿根部根瘤菌的生物固氮；（3）雷雨时的闪电固氮。人工化学固氮能耗高且工艺复杂，在生产过程中易产生大量“三废”而严重污染环境。故研究如何像植物根瘤菌一样不消耗能源，不需大量厂房和机械设备并对环境无污染的生物固氮，是化学家们不懈追求的“绿色化学”目标。

2.结合绿色化工原理，渗透绿色化学理念

绿色化学的“原子经济性”是指，在化学品合成过程中，合成方法和工艺能把反应过程中所用的所有原材料尽可能多地转化到最终产物中。化学反应的“原子经济性”概念是绿色化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最早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B.M.Trost教授提出［2］。原子利用率不同于产率，原子利用率=期望产品的摩尔质量÷反应中按计量所得物质的摩尔质量×100%。

评价绿色化工的另一重要依据是“环境因子”，它是近几年受到关注的评价指标，它比原子利用率更便于评价某种工艺指标。环境因子可定义为：在一个化学反应过程中，所生成废物质量占目标产物质量的比值。相对于每一种化工产品而言，目标产物以外的任何物质都是废物；对于原子利用率为100%的原子经济性反应，环境因子为零。培养学生的绿色化工意识，引导学生根据绿色化学的原则，反思其原理的可行性与绿色性［3，4］，是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例如，治疗胃酸过多的药物胃舒平的主要成分是Al（OH），引导学生用铝、稀硫酸、烧碱为原料，设计出制备Al（OH）的三种途径［5］：①2Al+3HSO=Al（SO）+3H，Al（SO）+6NaOH=3NaSO+2Al（OH）；②2Al+2NaOH+2HO=2NaAlO+3H，2NaAlO+HSO+2HO=2Al（OH）+NaSO；③2Al+3HSO=Al（SO）+3H，2Al+2NaOH+2HO=2NaAlO+3H，Al（SO）3+6NaAlO+12HO=8Al（OH）+3NaSO。

分析、计算以上反应方程式中各个量列表如下：

由此可以看出，理论上制备相同量的目标产物Al（OH），方案①所用原料（HSO和NaOH）最多，产生的副产物（NaSO）最多，环境因子最大，方案最差。而方案③所用原料最少，产生的副产物最少，所以环境因子最小，因此，③是其中的最佳方案。

3.利用绿色化学习题，强化绿色化学意识

在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绿色意识，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应有意识地选择体现绿色化学教育的试题，让学生通过解题潜移默化，逐步建立绿色意识。例题如下：

（1）据了解，我国兴建的三峡工程，将提供水力发电功率相当于224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站。因此三峡工程的建设将有助于控制（?摇）。

A.温室效应?摇B.城市污水的任意排放

C.白色污染?摇D.长江上游的洪涝灾害

（2）已知1克炭粉在氧气中完全燃烧放出热量32.8kJ（与1克原煤相当）。试写出相关的热化学方程式：?摇。

（3）若以火力发电，要达到2240万千瓦的功率，每年至少需耗原煤多少万吨?（每年按365天计，1千瓦小时=3.6×10焦）

本题既有选择，又有填空，还有计算，题型多样；既有化学知识，又有物理知识，综合性强。用水发电来节约煤炭资源，体现了绿色化学思想，围绕三峡工程提出问题，内容新颖，有时代感，能吸引学生的兴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引导开创新能源的思考。

4.结语

绿色化学理念的渗透涉及到化学教育的许多方面，需要化学工作者不断付出艰辛的劳动，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使绿色化学教育逐渐成为现实。化学教师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在积极整治污染的同时，大力开展绿色化学教育。当新一代人的绿色化学意识提高时，绿色化学的理念将充分地渗透，绿色化学的理论和成果将获得充分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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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清时.绿色化学［J］.化学进展，2000，（4）：410-414.

［3］曾小华，王方，徐方野等.反思型教师的自我培养［J］.药学教育，2009，25，（5）：17-18.

［4］曾小华，王红梅.浅议多媒体课件制作中的教学规律［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9，（11）：9-10.

［5］谢志刚，宋仲容，王家平.无机化学教学中绿色化学理念的渗透［J］.化学教育，2006，（8）：25-27.

第8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　信息生态因子　信息生态链　信息生态圈

[分类号]F224

1　引言

经过10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电子商务的生态化特征和趋势日益突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正在形成，“电子商务生态”正成为兼具理论和实践重要性的前沿研究领域。

生态系统理论在电子商务应用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电子商务生态环境、生态链等方面。国外学者Brian Detlor(2001年)从信息政策、信息系统发展进程以及信息文化这三个方面研究了影响企业电子商务信息生态均衡的因素；Rajshekhar G.Javalgi，Patracia R.Todd和Rabert F.Scherert(2005年)利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占典模型的组织生态动力学特点，提出并制定了一个基于当前全球电子商务环境的电子商务生态模型；Erik Assadourian(2008年)通过对世界经济环境分析，指出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经济环境支持，国家的经济环境是构成电子商务生态环境的成分之一。我国学者谢荆晶(2009年)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闵惜琳、姚锐(2007年)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交易方、中问商、管理者在内的各主体的现状进行分析；杨艳萍、李琪(2008年)对电子商务生态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分析了其构成；彭丽芳、朱凤侠(2008年)从技术、信用、物流、人文、法律、经济等6个方面对我国电子商务生态环境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宋裴、盛振中(2008年)则以淘宝网为例，分析并研究了淘宝网商业生态系统的构成、特征及进化历程。

综合国内外企业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研究成果来看，研究的特点表现为三多三少：①理论性研究成果较多，应用性研究成果较少；②概念性研究成果较多，实证性研究成果较少；③对企业信息生态类的问题研究相对较多，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信息生态类的问题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针对目前企业电子商务发展中信息生态失衡的问题，从企业电子商务环境下“信息一人一环境”之间的系统均衡角度出发，分析企业电子商务中的信息生态因子，建立电子商务信息生态模型，并结合我国企业电子商务运营的典范――淘宝网，进行实证分析，找到适合中国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生态模式，进而推动中国企业电子商务的运营，提高我国电子商务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信息生态及信息生态因子

2.1信息生态的内涵

信息生态(information ecology)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被西方学者所使用，用来表达生态观念和日益变得重要和复杂的信息环境之间的关联。Taylor Gra-ham认为，信息生态是信息质量、管理、产品和价值的总和以及对信息服务、需求和可靠性的评价。Bon-nie A.Nardi和Vicki L.O’Day将信息生态定义为“特定环境里由人、实践、价值和技术构成的一个系统”，认为信息生态系统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由技术支持的人的活动。陈锡生认为信息生态是一定范围内的信息资源各要素(如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信息政策、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基础设施等)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陈曙，薛纪珊，田春虎，应金萍等认为信息生态是信息、人、环境之间关系的总和。

本文基于系统论的思想，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认为信息生态(information ecology)是研究信息构建中信息自组织与信息系统论等信息科学中的问题，指在特定的信息空间内，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为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信息人与信息环境在信息资源支持下的传递与反馈活动，它包括人类信息生态系统以及组织周围一切信息交流要素的总和。这里所指的均衡状态是一种动态平衡，信息生态内部具有一定的自动调节能力。

2.2信息生态因子的内涵

信息生态因子是指信息生态中对人类及社会组织的成长、行为、发展、流动和分布以及社会进化与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包括信息人和信息环境。本文所指的信息人是从广义上而言的，不仅包括微观层面的单个个体，还包括宏观层面的从事信息工作的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人员这一特殊群体。信息环境是指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境，包括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伦理、信息政策、信息法律、信息文化和信息基础设施。信息人与信息环境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

2.3信息生态因子构成及相互关系

从生态系统角度出发，信息生态因子由信息环境和信息人因子两个部分构成，信息环境因子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信息人因子包括信息生产者、信息传递者、信息消费者和信息分解者。信息生态各因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各因子之间的作用关系如图1所示：

2.3.1信息人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信息人的相互作用关系包括共生、共栖、偏害、互利共生、竞争、捕食等。在信息生产者之间是竞争与共生并存，如分享经验、联合促销、相互调货等；在信息消费者之间，关系呈现多样化，消费者之间可进行交流或进行商品团购等；在信息传递者之间，可以利用信息交易平台、物流公司、金融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进行互利共生；在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商家与顾客相互依存，共同建立商业信用体系，改进商业购物环境；在信息生产者和传递者之间，信息传递者把支付、物流、软件、广告等服务集成到企业，从而提升服务水平，增加对顾客的吸引力，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关系。

2.3.2信息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信息环境因子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内部环境因子包括信息网络、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文化和信息安全；外部环境因子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和物流环境。这些环境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一个信息生态因子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因子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影响着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

2.3.3信息人与信息环境之间的关系　从生态系统角度出发，信息人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不断地与其信息生态环境进行信息的交流。一方面，信息生态环境向信息人提供成长、发展、创新所需的各种信息资源，使信息人受到信息生态环境作用；另一方面，信息人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影响和改造信息生态环境。

3　电子商务中的信息生态模型构建

3.1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中国的电子商务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很快。电子商务由1995年开始进入中国，至今已有14年历史。

中国电子商务目前已渡过萌芽和发展阶段，现进入大规模的应用阶段。据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DCCI统计，2007年我国各电子商务网站的交易规模为410.4亿元人民币，较2006年增长90％。作为主流的C2C网上交易模式，我国C2C电子商务网站的营业收入规模将持续增加，2009年交易规模预计将达到约1023亿元人民币。预计未来三年中国C2C市场增长率可达到45.9％，2011年市场规模达到2 310亿元，如图2所示：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中国互联网用户群体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互联网市场面临着高速发展的重要机遇。

3.2中国电子商务发展问题分析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电子商务整体发展势头很好，交易量快速增长，但是我国电子商务因为先天发展不足等因素，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

信息技术等网络基础设施不够完备。在中国，全国性的金融网还未形成，金融业自身的电子化还未实现，商业电子化又落后于金融电子化，制约了电子商务的生存、发展空间。

信息资源中信息流不畅通且不对称。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大多数企业商家和购物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常常不能通过网络及时协调和交流。商务活动中的信息利用方式还依赖于网下的电话等传统方式，购物者对销售方提供的信息具有依赖性。

信息安全及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在网上进行的电子商务活动中，涉及了许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而国内现存的网上交易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和不安全的隐患，使网上安全成了一个大问题。

信息政策中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待完善。现行的信息产业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计划经济烙印，过度集中和垄断制约了市场竞争，有碍电子商务在全社会的推广应用。

3.3电子商务中信息生态模型

在电子商务从事交易的过程中，电子商务中的信息人因子与内外部环境因子之间以商务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为传输和反馈纽带，以商务需求满足为目标而形成一种供求关系均衡的运动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理解为电子商务中的信息生态。结合中国电子商务特点及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构建了电子商务信息生态模型(见图3)，以帮助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明确电子商务建设过程中需要理顺的核心要素，需要关注的支撑要素，以帮助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更好地制定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生态战略。

电子商务中的信息生态模型的构成主体包括信息生态因子、信息生态链和信息生态圈。在电子商务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人因子构成了电子商务中的信息生态的主干链，信息环境因子构成了电子商务中信息生态的支撑链，他们共同组成了企业电子商务的信息生态链。基于信息生态链的支持，信息生态因子之间持续的动态适应过程形成信息生态的平衡，促进了信息人因子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进化。

4　实证分析

4.1中国淘宝网概况

淘宝网是由阿里巴巴集团于2003年5月10日投资创办的目前国内最大的网络市场和交易平台，占据了我国网络购物70％左右的市场份额。目前淘宝网业务包括C2C(个人对个人)、B2C(商家对个人)两大部分，同时它也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交易平台。截至2008年第一季度，淘宝网注册会员超过6200万人，交易额突破188亿元，覆盖了中国绝大部分网购人群。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淘宝网年交易额为999.6亿元，与2007年的433亿元比较，同比增长了131％，约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国内著名咨询机构艾瑞分析师张艳平表示，中国网购在2008年发展迅速，全年交易额达1200多亿，淘宝网占据八成份额，领先地位已确立。淘宝网方面则透露，凭借999.6亿的年交易额，淘宝已经超越百联成为国内最大的综合卖场。而且，淘宝网一家网络零售平台的销售额等于40家“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之和。

从淘宝网的商业成功角度进行分析，它实现了商家到顾客的桥梁，它集商家门户网站、搜索引擎、顾客购物平台和支付安全保障于一身，为商家和顾客提供全程的无忧服务，保证交易安全，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利用前文构建的电子商务信息生态模型从信息生态因子、信息生态链和信息生态圈三个层面可以分析淘宝所取得的成功。

4.2淘宝网的电子商务信息生态因子

4.2.1淘宝网的外部环境因子①从经济环境角度来看，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平稳增长趋势，处于8％左右的水平，2007年达到了11.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的6％，从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形势良好，有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②从社会环境来看，淘宝网正处在中国政治稳定的社会宏观背景之下，中国网络基础设备正不断完善，网民数量不断攀升。2008年6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了最新的《2008年中国网络购物调查研究报告》，在被调查的城市中，总体网络购物渗透率达27.9％；③从法律环境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等，如继《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之后，我国政府于2004年8月28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并于2005年4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电子商务法；④从物流环境角度来看，我国最近几年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速度很快，如与淘宝网合作的较大规模的物流公司圆通、申通等。同时，为推行与物流公司的全面合作，淘宝网与中国邮政合作，推出了“e邮宝”(EMS电子商务经济快递)物流服务；⑤从信用环境角度来看，普遍缺乏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信用治理制度不够健全，信用中介服务落后，很多中介机构没有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国家对信用问题也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惩罚机制。

4.2.2淘宝网的内部环境因子　①从信息资源角度来看，淘宝网的任何用户都可以利用淘宝网的平台商务交易信息；②从信息网络角度来看，“阿里旺旺”是淘宝网用户群普遍使用的交流工具，除文字交流、语音视频、动态表情、文件传输等即时通讯的基本功能，它还具备了购物资讯、交易工具等特色功能；③从信息技术角度来看，在交互信息技术方面，淘宝网采用自主开发的策略，在雅虎用户界面的基础上，提供了更多适合淘宝网及其他中文网站应用效果的JavaS-cript UI和工具；④从信息安全角度来看，在解决资金流问题方面，淘宝网使用了“支付宝”工具着力解决网络支付问题，实现了网上在线支付、中间支付资金管理等功能；⑤从信息系统角度来看，淘宝网独具特色的论坛系统，也促发了用户的生态化联系；⑥从企业文化角度来看，淘宝网倡导“宝可不淘，信不能弃”的诚信、活泼、高效的网络交易文化。

4.2.3淘宝网的信息人因子　淘宝网中的信息人体现在卖家(信息生产者)、交易平台(信息传递者)、买家(信息消费者)和第三方服务机构(信息分解者，包括物流、金融等服务机构)。买卖双方在淘宝网这一在线交易平台中，卖方可以主动提供商品上网销售或拍卖，而买方可以自行选择商品进行竞价和购买，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广泛方便的比价、议价、竞价过程可以节约大量的市场沟通成本。在金融服务方面，2008年初淘宝网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推出“支付宝卖家信贷服务”。同时，与数字证书配合，保障网上交易安全、信息安全、货物安全、商业秘密等；在物流服务方面，与中国邮政和民营快递公司等合作，为支付宝和淘宝用户量身定做了“e邮宝”经济型物流服务。

4.3淘宝网的电子商务信息生态模型分析

淘宝网中的信息人因子构成了电子商务的主干链，信息环境因子构成了支撑链，这些因子之间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淘宝网信息生态圈的协同发展。具体表现在：①买家和卖家的互利共生。如当买家规模增长，购买能力提高时，将促进卖家的协同发展。②卖家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卖家之间也并非是单纯的竞争关系，也有分享经验、联合促销、友情连接等互惠行为，如淘宝网中的商盟。目前淘宝网已形成化妆品、珠宝装配等多个行业商盟和福建、上海、北京等多个区域联盟。③买家之间的中立及共生。买家之间除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外，也可以通过网络社区、即时通讯等相互交流，并可进行团购等。④支付宝与淘宝网互利共生。支付宝作为淘宝网的一项支付服务，其目的是为卖家和买家提供便捷的交易服务并促进交易的安全性。

第9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因子分析；湘西州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3-0089-03

近年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抢抓国家西部大开发、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湖南省湘西地区开发等政策机遇，大力推进优势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民生事业建设，突出重点项目、重点产业和重点工作，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11年全州生产总值361.4亿元，同比增长11%；财政总收入41.91亿元，同比增长30.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59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674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15.8%。受历史沿革、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一直以来湘西州与发达地区、湖南省其它地市相比，存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经济总量较小，发展优势不明显，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也影响了武陵片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总体布局，不利于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和谐。

一、国内外文献回顾

县域经济源自于区域经济研究。国外研究的较早，国内学者研究的视角与国外有所不同，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县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厉以宁[1]（1999）认为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基本单元、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和协调城乡关系的重要环节。贾，徐慈贤[2]（2005）认为加快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富民强县的基本途径，是解决我国县域经济严重趋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的正确选择，是振兴县域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最佳切入点。启智，叶峰[3]（2009）分析国外三大循环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大力发展县域循环经济模式。李建波[4]（2011）认为县域经济薄弱是制约中部崛起的重要因素，中部与东部的差距也更多地体现在县域经济方面。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部塌陷”问题，促进中部地区快速、健康、稳定地发展。二是县域经济评价实证研究。对县域经济的评价，不同的学者评价的内容和重点有所差异。赵建华等[5]（2003）提出了一套包括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大类33个指标的测评方法，分别计算出发展水平指数、发展活力指数、发展潜力指数和综合指数，对全国县域综合发展进行了评价。周春蕾，骆建艳[6]（2008）以44项具体指标将县域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分为综合经济实力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人力资源与科技教育投入、农村与农户竞争力、发展竞争力六大竞争因素。杨香合，岳坤[7]（2009）设置25个具体指标从综合经济实力、自然优势与基础设施、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农村与农业竞争力、人力资本竞争力、社会保障与居民生活水平7个方面对县域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刘洁等[8]（2010）以29个具体指标分11 个方面对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三大子系统进行定量评价。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国内学者主要对县域经济发展理论、县域经济评价内容、县域经济评价方法等方面展开研究，分别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做了详细阐述。本研究立足于湘西州，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管辖的7县1市进行评价。

二、湘西州县域经济发展评价实证研究

（一）湘西州县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选取指标科学性、全面性、客观公正性和可行性原则，以湘西州8县（市）为样本，从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和县域经济发展潜力两个方面选取了能反映县域经济竞争力的15项统计指标，建立起相应的统计指标体系（见表1）。

3.因子载荷矩阵

从表3旋转后的公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第1公因子在服务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指标上载荷较大（绝对值较大的系数），据此可以定义为县域规模因子，在这个因子上的得分越高，县域规模经济就越显著，县域总产出和城市市场也越大； 第2公因子在指标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收入上载荷大，定义为县域公共投资环境因子，此因子对县域的发展潜力有一定的影响；第3个公因子在指标农业总产值、人均财政支出上载荷大，反映县域经济基础的好坏，定义为县域经济基础因子；第4个公因子在指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上载荷大，定义为县域发展速度因子。

根据主成分的荷载，可进一步求取各区县对应的主成分的得分，为了更好反映一个区县的经济综合实力，采用计算因子加权总分的方法，以4 个主成分各自的贡献率占累计贡献率的比例确定得到4个主成分的权重依次为0.5021、0.2385、0.1753、0.0839，利用公式（2）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市综合实力、发展潜力和总得分，按得分高低排序，即对各区县的综合实力进行排名（见表4）。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结合湘西州实际情况，构建湘西州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希望对各市县地区客观看待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助益。利用相关经济数据，通过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县域规模因子、县域公共投资环境因子、县域经济基础因子、县域发展速度因子，并据此得出各县市综合实力、发展潜力和总得分。可以看出，近十余年来在湘西州县地区，吉首市综合实力始终位居前列，花垣县稳步上升至第二位，凤凰县稳居第三位，龙山县2005年曾达到第二位，但2002年退至第4位；古丈县退步更明显，从2001年的第二位降至2012年的第8位，居湘西州末位，这需要认真查摆原因问题，尽快追赶上兄弟地区。其他县位次比较平稳。

本研究虽然从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研究，得到了县域经济综合得分，但是并没有深究县域经济发展受到哪些经济、社会、政治因素影响，其中哪些是决定性的因素，各因素的影响力大小，这需要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厉以宁. 区域发展新思路[M].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2]贾，徐慈贤.加快县域特色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经济论坛，2005（10）：19-24.

[3]杨启智，叶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视角下县域循环经济的构建[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09（6）：248-251.

[4]李建波.基于中部崛起视角的县域经济发展研究[J].贵州农业科学，2011（12）：280-283.

[5]赵建华，张毅，关冰.我国县域经济基本情况[J].县乡财政，2003（1）：13-15.

[6]周春蕾，骆建艳.县域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消费导刊，2008（24）：69，71.

第10篇

【关键词】高速公路；边坡绿化；生态环境

【 abstract 】 this paper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logy in China was summarized, the highway slope greening technology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slope greening should be followed by the ecology theory, which introduces some of the ecolog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in the slope greening.

【 key words 】 highways; and Slope gree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 U412.3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引言

作为环境保护重要组成部分的高速公路边坡绿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公路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受传统硬质结构工程防护的长期影响以及我国高等级公路的特殊性，使得高等级公路的边坡绿化研究发展很慢，且无规范可言。现阶段在一些高等级公路(含高速公路)的景观与绿化设计中过分追求形式美，没有考虑以恢复自然景观为主，选用的植物品种单调，不能形成生物群落，使得植被的防御能力弱，以致沿线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公路绿化应当按照生态学的原则进行设计，贯彻生态理念。作者结合高等级公路绿化设计建设的科研和实践，拟从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出发，为高等级公路边坡绿化提供建议。

2．坡绿化应遵循的生态学理论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所概括的原理普遍适合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在内。路坡、山体边坡及类似裸地的绿化工程，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工程，是应用生态系统中物质共生与物质再生原理，结构与功能协调原则，并利用分析、调整、决策、规划、模拟、预测、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价等系统工程技术，对生态系统进行设计和管理的技术。众所周知，生态系统的大小可以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而加以确定，大至生物圈，小到一个细胞都可称为生态系统。因此，由不同植物构成的路坡或边坡绿地系统也必然构成一个生态系统，故边坡绿化应当遵循一些基本的生态学原理。在公路绿化设计中，适用的生态学原理主要有以下几点。

2．1适宜性

每个物种的生长、繁衍都是需要一定的适宜的环境因子的，这些因子在量上或质上的不足或过量，都会使该物种的生存、生长和繁衍受到影响，严重时还会导致该物种在当地生态系统的消失。也就是说每个物种在生理上对环境因子的需求都有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两个值之间的幅度为该物种的生存限度，即生态幅。而某一物种的生存受多因子的共同作用，物种对多因子的生态幅即为生存域，边坡植物的选择必须考虑当地的环境因子是否在备选物种的生存域内，要考虑物种对当地的适宜性。

2．2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袍多样性、生态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定义为“生物中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以及物种环境、群落及生态过程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程度越高，其生物组成种类繁多而均衡，食物网纵横交织，其中某一种群偶尔增加与减少，其他种群就可能及时抑制和补偿，从而保证系统具有很强的组织功能，生态平衡也就越稳定。

2．3 群落

自然界任何一个物种都不可能离开其他物种而单独生存，物种是在相生相克中生存的，以此产生群落。生物群落是指一定时间内，居住在一定区域或生境内的各种生物种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规律的一种结构单元。植物群落是指某一地段上全部植物的总和，它具有一定的种类组成和种间比例，一定的结构和外貌，一定的生境条件，执行着一定的功能，是绿地的基本单位。植物群落存在着演替，当达到顶极群落时是演替的最高阶段，表现为高度的复杂性和稳定性，这是恢复生态系统追求的目标。理想的植物群落是混交林，其绿量最高，其次是乔灌草多层结合，最次为单一地被植物。

3．态学原理在边坡绿化中的应用

3．1遵循物种适宜性原理选择边坡绿化植物

从生物适应规律方面来说，各种生物都有一定的适宜生存、生长、繁衍的外在环境，当生物与环境相互适应，就会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表现出最佳的生态生产力，达到最好的生态效应。中国地域广，气候、地形复杂，而且公路是一种长距离的结构，各区域地段内立地条件不同，相差很大，进行绿化设计时，必须先认真调查各段立地条件，做到绿化品种与环境的相适应。

3．2遵循生态位原理

研究备选物种在相应自然条件下的生态学特点，确定其在环境中的表现和生态位，根据各个物种的相互关系，实现植物种群的有效和最佳匹配。在进行物种搭配时，一方面要充分考虑种间的相互影响，尽量避免相克的物种混播，防止种间的相互抑制作用，鼓励互利物种的搭配。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物种的生态位的重叠程度，一个生态系统中生态位的重叠程度越大，种间对环境资源的竞争就越激烈，生态位完全相同的种是不会在同一生境的群落中长期存在的，因此在进行物种搭配时，要避免同样生态位的物种共存。

3．3遵循生物多样性原则

植物多样性是公路绿地自然化的基础，是提高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提，也是生态系统稳定的前提。一个物种往往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如狗牙根是一理想的护坡草种，但绿色期短；白三叶覆盖好，能自养，但苗期生长坦，护坡效果不理想。如果一个生态系统包括的物种、生物成分和功能多样性丰富的话，那么在理论上它遭到破坏后就比较容易恢复，如果物种在它们的特性上有差异，那么生物多样性更丰富的系统将更稳定或更具有抵御外界的干扰，另外多样性的物种共存于同一生态系统中，也有利于更好地利用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位中的可利用资源，强化了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的稳定性一。

4．结语

边坡绿化生态工程是高等级公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边坡绿化中，我们必须要尊重生态学原则，树立正确的理性观念，作好施工前的考察工作，充分了解当地气候、土壤概况、边坡结构和原生植被状况，针对性地对物种进行筛选，充分考虑乔、灌、藤、草的结合配比，加强建植后的养护管理，使之形成具有良好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植物群落景观。

参 考 文 献

[1]李旭光，毛文碧，徐福有．日本的公路边坡绿化[J]．公路交通科技，2005，12(2)：59

第11篇

关键词:小学数学教师 数学观

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数学观的根本性变革，即由静态的、绝对主义的数学观向动态的、问题解决的数学观转变。数学观是关于对“数学是什么？”的问题的认识。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下文简称《标准》）从多个角度对数学进行刻画，反映了数学是一个多元的综合产物，不能简单地将数学等同于命题和公式汇集成的逻辑体系。《标准》对“数学是什么”的定义，已经不只是停留于“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数量和空间形式的科学”，而是从发展的角度、历史的角度以及数学与人和现实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角度去定义数学。可见《标准》要求教师具有动态的、问题解决的数学观。为了与之相适应，《标准》对教师的数学教学活动和教师对学生数学学习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新课程改革已经实施了数年的昆明，教师数学观的现状是什么，影响教师数学观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1 研究设计

1.1 数学观维度的划分

问卷的设计以对教师数学观作出的界定为基础,将数学观分成了“对数学本质的认识”、“对教学过程的认识”、“对学生学习的认识”三个调查维度。为了明确样本的哲学取向, 根据英国学者欧内斯特（Paul Ernest）的观点，他把教师的数学观分成三类：问题解决的观点（the Problem Solving View）、柏拉图主义的观点(the Platonist View)、工具主义的观点(the Instrumentalist View)（为行文方便，下文中将工具主义的数学观简称为“IN观”，柏拉图主义的数学观简称为“PL观”，问题解决的数学观简称“PS观”）。问题解决的观点是把数学看成一个动态的、由问题推动发展的学科。数学是体现人类发明与创造的，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成品，因为它的结果是开放的、会发生变化的。柏拉图主义的观点是将数学看成一个静态的永恒不变的学科。它通过逻辑将知识组织成一个彼此联系的结构，数学是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工具主义的观点则把数学看成由事实、法则、技巧等构成的一套工具。受过训练的工匠熟练地利用它达到一些外在的目的。数学是一些彼此无关但却很有用的事实和法则。

1.2 问卷题目的设计

问卷的第一部分是要搜集被试的一些背景资料，这些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性别、学校位置、学校性质、学历、学科背景、职称、教龄。研究共设立了7个自变量。

问卷的第二部分是30道量表题，反映每一种数学观的题目各10道。问卷根据三种数学观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从数学知识、使用教材、学生发展、学生学习、数学教学、对待考试等几个方面确定了30道题目，其中考查三种数学观的题目分别如下：

量表部分共分为5个等级：1表示非常反对；2表示比较反对；3代表中立；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1.3 被试取样

研究选取昆明市部分小学教师作为被试。主要调查的学校有师大附小、春城小学、莲华小学、武城小学、盘龙小学、拓东一小、东庄小学、马街小学、春雨小学、三育小学、和平中心学校、龙潭中心学校、谷律中心学校、永靖小学等。共发放问卷140份，回收问卷134份，保留有效问卷134份。

2 调查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每一题项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可以粗略描述被试在某一数学观上的倾向程度。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定量地描述了被试在三种数学观上的倾向程度，对这种倾向程度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进行了检验。随后对几个自变量进行了因子分析，由此可以对影响教师数学观的因素进行探索性的分析。

2.1 问卷在每一题项上的平均分与标准差的研究结果

问卷量表部分采用5点评分制。根据量表的设计，被试在某一题目上的得分越高，表示他对题目陈述的观点越认可。由表可知，第5、8、11、13、18、21、23、29题为总体样本中得分最高的8个题项，数学教师在这8道题上的得分都超过了4.44。而且标准差较小，说明教师在这几道题上的观点比较一致，认同度最高。这8道题中除了第11题是反映IN观的题目以外，其余均为反映PL观的题目。而且11题是所有题项中平均分最高的一个题。

第3、10、19、24、25、22、26题为总体样本中平均数得分最低的7个题目，可以看出数学教师在这7道题目上除了22、26是3.13分外，其余5个题的得分均小于3.0分，说明他们对这些陈述的认可程度较低，这7个题中除了第25题反映PS观外，其余6个题均反映IN观。25题的题目是在计算机逐步普及的今天，熟练的计算能力就不再需要了。由于最初我国的数学教学大纲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用教师的话说就是基础知识要扎实。基础知识的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计算能力。因此从学生入学开始，小学教师就开始抓学生的计算。小学教师普遍认为，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非常重要。

从题目的频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被试群体在三种数学观上更倾向于PL观，最不倾向于IN观。

这一结果说明，我国的数学课程改革已经或正在取得可喜的成果，教师的数学观已经渐渐开始发生变化，相对陈旧的工具主义观点愈来愈不被认可。

在所选取的8个变量中，哪些变量会对教师数学观产生影响呢？

2.2 探讨影响教师数学观的因素

这一部分是要对影响数学观的因素做探索性的分析，研究假设认为学校所处的位置，学校是否是省级示范学校，教师的学历、学科背景、教龄和职称都会影响教师的数学观，因此先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影响教师数学观的因素。又考虑到影响数学观的因素很多，再利用因子分析探讨影响数学观的主要因子。

2.2.1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影响教师数学观的因素

研究选取的单个自变量（城郊、学校性质、学历、学科背景、教龄、性别和职称）对形成三种数学观会产生影响，以下分别进行分析。

2.2.1.1 教师所处地域（城区、郊区、农村）对三种数学观的影响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城区、郊区、农村之间的差异高度显著（P=0.001），说明教师所处地域会对他们的数学观产生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城区、郊区和农村的数学教师在IN观上呈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17）。经过主要效度的比较发现城区和农村之间的差异显著（P=0.018）,城区和郊区及郊区与农村的差异不显著。城区数学教师在IN观上的平均分为31.40，郊区数学教师的平均分为32.87，农村数学教师的平均分为34.19。说明教师所处的地域对数学的看法上存在差异。这可能与不同地区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及教师接受的信息量和教师接触的人（家长或学生）都有一定的关系。

2.2.1.2 学校类型（是否是省级示范学校）对三种数学观的影响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学校类型在三种数学观上存在显著的差异（P=0.021）。即学校类型会对数学观产生影响。这可能与学校本身的文化氛围及校长的管理理念和教师的教育素养有很大的关系。

2.2.1.3 教龄对三种数学观的影响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教龄在三种数学观上存在显著的差异（P=0.036）,即教龄会对教师的数学观产生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教龄在1~5年以上和10年以上的教师在PL观上出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P=0.025）。教龄为1~5年的教师在PL观上的平均分为43.21，5-10年的教师为44.81，10年以上的教师为45.22。说明教龄为10年以上的教师对PL观更赞同。说明教龄为10年以上的教师更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教学，更注重揭示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更了解学生。

2.2.1.4 职称对三种数学观的影响

统计结果表明不同职称的教师在三种数学观上存在差异（P=0.036）。说明职称会对教师的数学观产生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低于小学一级的教师和小学一级的教师在IN观上也存在显著差异（P=0.016），低于小学一级的教师在IN观上的平均分为36.33，小学一级的为32.04。这一统计结果说明，低于小学一级的教师更赞同IN观。

2.2.1.5 年龄对三种数学观的影响

统计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的教师在三种数学观上存在差异（P=0.02）。说明年龄会对教师的数学观产生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年龄在30~40岁的教师与年龄在41~50岁的教师在IN观上存在差异（P=0.035），年龄在30~40岁的教师在IN观上的平均分为31.50，年龄在41~50岁的教师的平均分为35.00；年龄在20~30岁的教师与年龄在30~40岁的教师在PL观上也存在差异（P=0.033），年龄在20~30岁的教师在PL观上的平均分为43.68，年龄在30~40岁的教师的平均分为45.50；年龄在20~30岁的教师与年龄在50岁以上的教师在PS观上也存在差异（P=0.038），年龄在20~30岁的教师在PS观上的平均分为38.24，年龄在50岁以上的教师的平均分为34.7。

2.2.1.6 学历对三种数学观的影响

统计结果表明不同学历的教师在三种数学观上不存在差异，但是进一步检验发现学历是中专的教师与学历是中专或本科以上的教师在PL观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4），学历是中专的教师在PL观上的平均分为43.03，学历是本科或以上的教师的平均分是45.18，所以学历是本科或以上的教师更赞同PL观。

2.2.1.7 性别对三种数学观的影响

统计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的教师在三种数学观上不存在差异，但是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的教师在PL观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男教师在PL观上的平均分为42.55，女教师的平均分是45.19。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教师是否学过高等数学并不影响教师的数学观。共有7个变量影响数学观，因此需要深入分析影响数学观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2.2.2 通过因子分析探讨影响教师数学观的主要因子

因子分析（因素分析）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将很多个影响事物性质的变量综合为较少的几个“因子”，然后依据一定的方式对所获得的“因子”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因子分析是找主要因子的一种有力工具。

通过因素分析我们得到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见表3。

通过因子分析，论文选取了影响教师数学观的四个主因子，累积贡献率为86.433%，说明已反应出原指标86.433%的信息。由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知，第一因子代替了变量教龄、职称、年龄的作用，职称的评定与教龄有一定的关系，三个变量教龄、职称、年龄均体现了教师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数学知识包括两个层次：①案例知识（教师的教学经验）；②策略知识（什么样的教学内容）。论文把第一因子称为经验因子；第二因子代替了学校位置和学校类型的作用，而学校位置和学校类型都是教师所处的环境，论文把第二因子称为环境因子；第三个因子是学历因子；第四个因子是性别因子。由于学历因子、性别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不大，我们认为影响教师数学观的主要是知识因子、环境因子。

3 结论

3.1 从调查结果显示，昆明市小学教师主要倾向于柏拉图主义的数学观，最不倾向于工具主义的数学观，但是与《标准》体现的数学观有一定的差距。

3.2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对IN观而言，被试所在的地区（城区、郊区、农村）职称、年龄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对PL观而言，教师的学历、性别、教龄、年龄都会对PL观产生影响；对PS观而言，教师所处地域(城区、郊区、农村)、学校类型（省级示范学校、普通学校）、年龄都会对PS观产生影响。

3.3 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影响教师数学观的因素主要有四个：经验因子、环境因子、学历因子、性别因子。经验因子代替了变量教龄、职称、年龄的作用，环境因子代替了学校位置和学校类型的作用。我们认为影响教师数学观的主要是知识因子、环境因子。

参考文献：

第12篇

关键词：金融竞争力；因子分析；城市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6-0144-05

引言

一线发达城市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对二三线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研究几乎没有。以广东省三线城市中的揭阳市为中心，通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比同一区域内的一线发达城市（广州、深圳）和相似水平的二三线城市（粤东、粤西部分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旨在发现二三线城市现如今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影响其持续发展的问题。这对于发展广东省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其余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揭阳市作为广东省内的三线城市，在“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快速，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名列广东省前茅。至2010年，全市GDP已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 008.99亿元，增长19.6%，五年年均增长16.9%。2012年，揭阳市全市GDP达到1 396.79亿元，同比增长13.94%，增速有所放缓；人均生产总值23 531元，同比增长13.2%；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6.7亿元，同比增长22.3%，成为粤东地区发展最快、态势最好的地级市。尽管如此，由于揭阳市发展起步较晚，与粤中发达城市仍然具有很大的经济差距。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竞争力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波特[1]便提出了五力模型用于分析产业竞争力。R・Levin（1997）[2]沿袭了迈克尔・波特关于竞争力的分析方法。他指出金融服务业必须更多地关注消费者的偏好，并能对变化的需求状况立即做出灵敏的反应。Lain Begg（1999）[3]则认为一个城市为了提高其竞争力的优势，需要竭尽全力地占据其他城市的市场或扩大自己的自身优势等。

相较于国外研究而言，国内对于金融竞争力的研究起步较晚。不同于国外的是，在国内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竞争力研究的基础，并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周立群和潘宏胜（2003）[4]、王仁祥和孙亚超（2004）[5]、肖大伟（2006）[6]、董金玲（2008）[7]、张永凯和史越瑶（2009）[8]、闫妍（2010）[9]、陈姝（2012）[10]、胡国晖和李丽（2013）[11]等专家学者先后以不同的城市群或经济圈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适合层次的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继而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得出结论或提出建议。即便如此，同类项目的研究中构建指标体系有所区别，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这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二、揭阳市金融竞争力的现状

揭阳市内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且劳动力低廉，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工业发展基础薄弱。揭阳是著名的侨乡，依托侨乡的人缘和地缘优势，揭阳的发展借助海外揭阳人的资本，实现了“揭阳人经济”反哺“揭阳经济”。揭阳市自1991年成为地级市，建市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2012年，随着年炼油能力2 000万吨的中委合资广东石化炼油项目的动工和广东第三大干线机场揭阳潮汕机场的通航，兼具空港经济和海港经济“并驾齐驱”、重化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双核驱动”的揭阳市，已经成为广东经济的一匹“黑马”。产业、项目、资本正在开始向揭阳集聚，揭阳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益明显提升。但是，揭阳市发展起步晚，属于欠发达地区，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密切关注的问题：经济发展质量依然不高，工业生产增长面临挑战，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节能降耗压力不断加大等等。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金融竞争力的因素有很多。在研究过程中，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据指标的重要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原则，将金融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划分为金融发展环境、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潜力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四大方面，共包含了22个指标（见表1）。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通过对影响金融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潜力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因素研究，运用SPSS19.0多元统计分析软件对粤中发达城市（广州、深圳）、粤西城市（湛江、茂名、阳江）和粤东潮汕城市（揭阳、汕头、汕尾、潮州）2012年的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设法将一系列具有相关关系的指标降为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指标来替代研究，然后再根据其方差贡献率来确定权重，进而计算出各个样本城市的金融竞争力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名比较，从中分析揭阳市现如今的金融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影响其持续性发展的问题。

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对《2013年广东省统计年鉴》的整理，并结合自己的需要对部分指标进行统计计算。其中，金融人才吸引力是该市金融业年末从业人员占全市年末总从业人员数的百分比，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是该市金融业年度总产值占全市GDP的百分比。

（三）金融发展环境实证分析

利用选取的年客运量（X1）、年货运量（X2）、年邮电业务量（X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4）、公路通车里程（X5）、卫生事业机构数（X6）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

1.表2中第一列为因子编号，以后三列为一组，每组中数据项的含义依次为初始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

在本例中，因子进行旋转后，累积方差并没有发生改变，而只是重新分配了这两个因子的方差贡献，使得因子更易于解释。可以看到在提取两个公共因子的情况下，可以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92.192%。也就是说，这两个因子反映了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是较为理想的。

2.表3是因子的旋转成分矩阵，由表我们可以得知因子F11在变量X1、X2、X3、X4和X6上负有较高的载荷，因此我们可以将F11定义为环境因子；因子F12在变量X5上负有较高的载荷，因此我们可以将F12定义为交通设施因子。

表3旋转成分矩阵a

提取方法：主成分。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a.旋转在 3 次迭代后收敛。

表3显示了因子F11、F12的载荷，根据该表我们可以写出金融发展环境因子分析的模型：

年客运量X1=0.775* F11 -0.432* F12

年货运量X2=0.938* F11 +0.107* F12

年邮电业务量X3=0.983* F11 -0.176* F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4=0.980* F11 -0.052* F12

公路通车里程X5=-0.046* F11 +0.968* F12

卫生事业机构数X6=0.969* F11 -0.124* F12

3.表4是根据正交旋转法计算出来的因子得分函数的系数，根据该表可以得到因子F11、F12的得分函数：

F11=0.136*X1 +0.247*X2 +0.222*X3 +0.237*X4 +0.115*X5 +

0.225*X6

F12=-0.293*X1 +0.221*X2-0.032*X3 +0.081*X4 +0.879*X5 +

0.013*X6

表4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提取方法：主成分。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构成得分。

根据上述的因子得分函数，以及各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便可以计算出粤中发达城市、粤西城市、粤东潮汕城市各个城市的金融发展环境得分F1，F1=72.472%* F11 +19.721%* F12。

4.多元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会对指标数据自动进行运算处理，大大地减少了操作者繁琐的计算步骤。SPSS系统为我们提供了环境因子F11和交通设施因子F12的得分，经过整理，粤中发达城市、粤西城市以及粤东潮汕城市2012年金融发展环境得分F1的排名情况如下（见表5）：

在金融发展环境因素方面，2012年九市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情况。粤中发达城市的广州、深圳的环境因子F11的得分都为正值且远远高于其余七市，金融发展环境优越。在交通设施因子F12上，广州市得分仅次于湛江、茂名两市；而深圳市的得分为负值，分值远不及其余八市，居九市排名的最后一位。尽管如此，在金融发展环境因素F1上，广州、深圳还是位居九市的第一位、第二位。造成这种情况，与各市的城市土地面积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曾经是“小渔村”的深圳的土地面积仅有1 997平方公里，而湛江、茂名两市的土地面积分别为13 261平方公里、11 427平方公里。虽然深圳金融发展环境优越，使得客流、物流等环境因素的流量巨大，但城市的土地面积却阻碍着其交通设施的发展，进而影响其金融竞争力。由此看来，城市土地占有面积影响着一市的金融竞争力强弱。

在表5中，粤西各市的金融发展环境得分排名均前于粤东潮汕各市。这主要得益于交通设施因子F12的贡献。在粤东潮汕城市中，汕头市是潮汕城市的领头羊，潮州次之，揭阳第三，汕尾最后。揭阳市要想提高金融竞争力，在金融发展环境方面仍需加大投资力度，优化金融发展环境。

（四）2012年揭阳市金融竞争力的汇总分析

与分析金融发展环境因素的方法一样，运用SPSS软件对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潜力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金融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得到2012年粤中、粤东及粤西各市金融竞争力的相应得分及排名情况。再将各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汇总，得到2012年九市金融竞争力的总得分（假设各影响因素的权重一样），再和各影响因素的排名汇总，便可得到下表（见表6）：

观察上页表6，发现揭阳市2012年的金融竞争力在九市中排名第八位，不及粤西各市，更不及粤中发达城市深圳、广州。在粤东潮汕四市中，其金融竞争力仅超过潮州市，落后于汕尾、汕头。整体而言，粤中发达城市具有强劲的金融竞争力，不管在金融发展环境、发展规模、发展潜力，还是在对外开放程度上，都是九市中首屈一指的。粤西与粤东城市相比较，粤西城市在金融发展环境因素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粤东城市则在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潜力因素上具有比较优势。

就揭阳市2012年金融竞争力各影响因素而言，得益于揭阳的地理地缘优势，揭阳市在金融发展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因素上发展相对较好，但在金融发展环境和金融发展潜力因素上却在九市中排名靠后。粤东潮汕城市中，除了潮州在金融竞争力各影响因素上的发展相对均衡之外，其余三市各因素的发展各具优势。粤东城市之间本已有着浓厚的潮汕文化根源，揭阳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加强与其余三市的互助合作，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提高城市金融竞争力。

四、政策建议

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粤西、粤东各二三线城市的金融竞争力是远远不及粤东发达城市的，一线发达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实力相差甚远。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存在“先天不足”缺陷，加之后期发展后劲不足，更扩大了与一线城市的经济差距。

随着社会的发展，提高二三线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准。因此，为了提升二三线城市的金融竞争力水平，笔者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在以传统优势产业为重要支撑的基础上，逐步承接来自发达城市的产业转移；推进金融创新与政府监管的结合，为本市的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优化经济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建设、城镇规划建设、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和政府政治建设等方面为投资商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加强区域间城市的交流与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区域内人才、技术、信息、产业、资金等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2]Levin Ross.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Views and Agend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35)：688-726.

[3]Lain Begg.Cities and Competitiveness[J].Urban Studies，1999，(36)：795-809.

[4]周立群，潘宏胜.国内城市金融体系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以天津为例[J].天津社会科学，2003，(2)：93-98.

[5]王仁祥，孙亚超.城市金融竞争力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12)：45-48.

[6]肖大伟.东北城市金融竞争力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7]董金玲.城市金融竞争力研究与评价：以江苏省为例[J].江苏商论，2008，(2)：170-172.

[8]张永凯，史越瑶.京津沪深城市金融竞争力测度与对比分析[J].经济师，2009，(10)：188-189.

[9]闫妍.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0.

[10]陈姝.长三角城市金融辐射力研究及其发展战略[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12，(3)：18-22.

[11]胡国晖，李丽.中部五城市金融集聚程度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J].西部金融，2013，(1)：73-78.

Study on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in City

――A Case of Jieyang City

DU Xiao-ying1，LIN Yong-jie 2

（1.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China’s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Guangzhou 510521，China；2.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Department Finance，Guangzhou 510521，China）

Abstract：Developed first-tier cities have always been the research hotspot for scholars both home and abroad，however，so far there has not been so many researches focusing on the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of second-tier or third-tier cities.In this thesis，Jieyang City，one of the third-tier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was chose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Through comparing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ample city with factor analytic method，Jieyang，with those of cities of developed first-tier (Guangzhou and Shenzhen)，cities in the we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Zhanjiang，Maoming and Yangjiang) and Chaoshan cities in the e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it was learned that the current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econd-tier and third-tier cities was not good enough and lack of latent development was the main reason effecting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factor analytic method；urban

第13篇

关键词： 排球裁判员；执裁效能；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 811.33 文章编号：1009-783X（2013）01-0056-03 文献标志码： A

裁判员是指在运动竞赛过程中，依据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对双方参赛的运动员（队）在竞技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动作，作出正确的裁判和处置，并最终评定比赛胜负的人员。裁判员队伍是开展体育竞赛活动和推动体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排球裁判工作是排球竞赛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业务性强，应变性和适应性要求较高的工作[1]。在排球规则的不断演变和全球竞技商业化、职业化的驱动下，现代排球运动的发展对排球裁判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复杂的要求[2-3]。一名好的排球裁判员除在心理上和生理上作好履行其裁判职责的准备外，还必须清楚排球裁判工作的开展对中国排球运动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排球所取得的成绩为世人瞩目；但是中国排球裁判却一直默默无闻，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中，较难觅到中国排球裁判员的身影。这与中国排球发展水平不符。本文将青年排球裁判员执裁效能作为切入点，把对青年排球裁判员执裁效能的影响因素作为研究课题进行分析研究，对我国青年排球裁判员执裁能力的提高，使我国青年排球裁判员队伍向高水平方向发展有较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辞海》中对效能一词的解释是：主要指办事的效率和工作的能力。效能是衡量工作结果的尺度，效率、效果、效益是衡量效能的依据。为此，本研究对裁判员执裁效能作如下定义：在排球比赛中，裁判员所表现出一切有助于裁判各方面水平提高的作用和功能。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参加2009年全国青年女排锦标赛与全国青年男排锦标赛的裁判员40名及经常参加省级以上比赛裁判工作的一级裁判员38人，其中执裁我国青年排球比赛的裁判员均为排球管理中心工作者。 选派的国家级裁判员，其中最小年龄27岁，最大34岁，平均年龄32.1岁，我国国家统计局定义15～34岁的人为青年。笔者将本文研究对象确定为青年裁判员。

1.2 研究方法

1）专家访谈法。

利用参加全国青年男、女排锦标赛、冠军赛等裁判工作的便利条件，多次与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官员进行访谈，同时就影响排球裁判员执裁效能的因素、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建议等方面与多年从事排球裁判工作的仲裁官员及裁判长等进行了具体问题的咨询。

2）问卷调查法。

调查内容及项目：调查问卷的内容设置参考Maiside & Carron 编制的《排球裁判员压力来源调查》[4]中所提出的内容，再根据对多位资深排球裁判员的访谈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补充和修改，调查表中选择的条目所涵盖的内容尽可能全面，并通过专家审核该问卷具有较高的有效性。

在参阅排球裁判员执裁的相关文献及通过对部分优秀排球裁判员访谈的基础上，设置18个条目。采用4级得分的方法分别设定“影响很大”“影响较大”“影响较小”“影响很小”4个等级，其得分分别为4分、3分、2分、1分。此外，如果被调查者认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选择“无此体验”，该项分值为0。

3）统计分析法。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主成分分析法主要是利用降维的思想，设法将原来众多的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成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指标。基本作法是将原指标的线性组合作为综合指标，称为主成分。然后通过求解原始指标的样本方差矩阵及其特征根和相应的特征向量，最后根据特征值或累计贡献率确定1个或几个主成分来代替原始指标。通过降维处理得出几个主成分因子，并对不同性别、执裁年限在各个主成分因子上的影响状况进行对比。

4）数理统计法。

运用Spss 11.0软件对有效问卷中的数据进行常规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影响我国青年排球裁判员执裁效能的主要因子构成

将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 12.0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F1，F2，F3，…，F1919个具有不同特征值的成分。由于主成分的最终确定是通过区分特征值来实现的，因此，本文采用研究中通常使用的以特征值>1的方法来确定主成分。最终确定的结果见表1，分别为F1、F2、F3、F4，其贡献率代表了原始指标在该主成分因子上的体现程度。由于得出的主成分之间是不具有相关性的，4个主成分贡献率的累计就是代表原始数据的比率。由表1可以看出，它们代表着所有原始数据指标的84.97%的信息。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组的青年排球裁判员在社会因子F2和技术因子F4上均表现为30岁以下组心理稳定性受到的干扰明显大于30岁以上组，而在比赛因子F1和环境因子F3上2组裁判员的表现并无显著性差异。

3 结论

1）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我国青年排球裁判员执裁效能的主成分因子有4个：比赛因子F1、社会因子F2、环境因子F3、技术因子F4。

2）比赛因子对于排球裁判执裁效能的影响较大，但不同等级、性别、年龄的裁判员影响比较均衡，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该因子涵概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该场比赛本身的属性所带给裁判员执裁的干扰。竞技体育的竞争性决定了有些场次比赛的输赢会决定整个赛事的结果，而有些场次的胜负则会对比赛球队球员、教练，甚至主管领导产生重大影响[6]，还有比赛级别较高和比赛双方实力相当都会对裁判员造成无形的压力；因为他们都清楚关键时刻自己的判断就能决定比赛的走向，如果不能很

好地加以疏导就很难保证合适的执裁尺度。

3）社会因子对于男裁判员执裁效能的干扰要大于对女裁判的干扰，对30岁以下裁判员的干扰要大于30岁及以上的裁判员，对于不同级别的裁判员的影响则没有明显差别。该因子对青年裁判员执裁效能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由于恋人、亲朋或者重要领导、同行在场，甚至裁判自身的一些社会关系在赛前的一些有倾向性的“关照”，都会造成裁判员在执裁过程中的心理波动。

4）目前，我国女性裁判员在高级别重大比赛中临场制裁的机会要大大小于男性裁判员，社会因子对女性裁判员的干扰要少很多；因为从数据分析上反映出来女性裁判员抗干扰能力好于男性裁判员可能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年轻裁判员受到这样影响也较年长裁判员明显，但这种能力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执裁经验的丰富而获得。

4 建议

1）选拔和培养高素质的裁判员，排协应加强监督机制，在培养和安排裁判工作人选时，应该把职业道德较差的裁判员坚决不惜地淘汰。这对保证裁判工作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是振兴我国青年裁判队伍的重要保证。

2）我国青年排球裁判员要多学习和观摩国内外优秀裁判员的临场执法情况，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多和国内外优秀裁判员面对面交流[7]，对比自身的执裁情况找出差距并分析原因。

3）加强年轻排球裁判员心理品质的锻炼，使我国青年排球裁判员心理素质不断提高，从而适应现代排球比赛快节奏的要求。

4）多为年轻排球裁判员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有计划、有重点的进行培训，加强理论知识学习，提高青年排球裁判员自身业务能力。

参考文献：

[1]孙剑辉.优秀裁判员的基本素质和技能[J].中国排球，2003，22（6）：40-41.

[2]中国排球协会.排球竞赛规则[S].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3]中国排球协会.排球竞赛规则[S].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4]Kaissidis A N，Anshel M H.Sources of and responses to acute stress inand adolescent Australian Volleyball referees [J].Australi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Sport，1993（25）：97-103.

[5]孙敬.对提高新赛制主客场条件下排球裁判员执哨能力的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5，14（5）：86-89.

第14篇

1）生态退化具有一定的基点和地域性。

2）生态退化具有阶段性。

3）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是生态退化的两大触发因子。

4）生态退化是以人和生物的生存为参照标准。

5）生态退化具有相对性，例如，某一生态系统发生退化时经历了A，B，C三种状态，当在人为条件下，生态系统又从C返回到B，此时，C相对B来说是进化，相对A来说仍然是退化。

6）生态系统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动态平衡，但对于某些远离初始态的生态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过程，很难或者不可能自然或人为的恢复到原有状态。

一、生态系统的力学性质

生态系统是由生物有机体和无机环境组成的，本文假设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n维空间的物质实体，它的每种指标为各维度上的位置，它和一般物体一样，也具有运动的特性。生态退化实际上是生态系统从高水平的稳定状态向低水平的失衡状态转化的一种运动形式。

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断受到外界的各种“生态效应力”的作用，既包括各种动力类型，也包括由于自然干扰和人为活动引起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的而表现出的一类抽象的驱动力。通常一些自然作用是塑造生态系统的基本牵引力。人为活动干扰力也往往起着重要的诱发和推动作用。

任何生态系统都具有一定的抗逆能力，即内在的“生态阻抗”。然而这种抗逆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即只有当系统外部的负向干扰合力小于生态系统的内在抗逆能力时，才能通过自我调剂保持稳定状态。

二、生态系统的定量表达

设区域的生态系统为一个n维空间系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很大程度取决于该区域内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人为活动强度指数和自然干扰指数。

本文构建了如下的一系列指数，旨在定量表达生态系统退化潜势的大小。

三、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

为了描述区域生态系统的自然稳定性和脆弱性，这里采用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EPI加以描述，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越大，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和抗逆能力越高，一般而言区域的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主要是纬度），气候干旱程度以及地貌结构密切相关。因此，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可用大陆度K，干燥指数D和地貌指数H来加以构建。其中，大陆度的大小可说明平均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的相差范围和变化时间的长短，同时也可部分的反映生态系统平衡的稳定度。干燥指数D反映的是降水量和蒸发量的比值，大陆度和干燥指数越大，表明生态环境条件十分恶劣，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地貌指数是指单位面积内绝对高程与相对高程的综合特征，用以反映区域的地貌区域稳定性和重力作用潜势的大小。

这里大陆度K采用康德拉公式[2]K=1.7Δθsinh+10-14，可避免赤道的K值无限大，Δθ为气温年较差，h为纬度；干燥指数D采用公式D=0.16∑T10R，其中T10为日平均气温≥10期间的活动积温，R为同期降水量；地貌指数H某一地区的平均相对高度RH与平均相对高度AH的乘积与该区域面积S之比，H=RH×AHS，则

EPI=D×K×H-13×100%

四、自然干扰指数（Natural Disturbance Index）

从自然干扰的角度来讲，区域地质地貌（如重力作用等），气候和水文等的异常变化是生态系统不稳定性和退化的自然成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然干扰因素的稳定变化一般不能视为生态退化的诱发因子，只有当自然干扰因素发生较高强度的不稳定的波动或无规则的异常变化时，才会打断生态系统正常的运行过程或节律，导致生态退化的发生，此时，自然因素就扮演着“干扰因子”的作用。

因此，可用地质地貌、气候和水文等干扰作用的异常变化等特征来表征自然环境因素对生态系统的扰动，即自然干扰指数NDI可用地质灾害指数Gi，风力灾害指数Wi，水利侵蚀指数Ei，干旱灾害指数Dri，洪涝灾害指数Fi，低温冻害指数Tfi来表示：

NDI=Gi+Wi+Ei+Dri+Fi+Tfi

其中，Gi，Wi，Ei，Dri，Fi，Tfi可用相应的灾害强度Ii乘以相应的灾害发生频率fi来表示。

五、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uman Activity Index）

人类活动的干扰作用也是生态环境退化一个重要的外部驱动力，实际的生态退化通常是自然干扰和人为活动干扰叠加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研究生态系统退化时，还应考察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作用。这里，采用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以此来度量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即用人口密度指数Di、工业与城市化发展水平Ui、环境污染综合指数Pi、农业土地利用强度Ai和区域旅游活动强度Ti五者之和来综合表示。

HAI=Di+Ui+Pi+Ai+Ti

Di=某一区域的人口密度所在区域的适宜人口承载密度

Ui为该区域工业化程度

Pi=1n∑Iiwi，wi=BiCsi-Bi∑BiCsi-Bi

（Ii为某污染物的分指数，wi为某污染物的相应权重，Bi为某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背景值，Csi为某污染物的评价标准）

Ai=Ci+MCi

Ci=耕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100%

MCi=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Ti=平均旅游人数该区域适宜的旅游容量

六、无量纲化及临界值确定

可根据该三个影响指数将所研究的区域生态系统做降维处理为三维。由于影响生态系统的三个作用指数EPI，NDI，HAI，与多个环境因子有关，且各位环境因子之间的单位和量级（即计量指标的数量级）不同而无法直接进行运算和评价，故对所采集到的降水量，人口密度，耕地面积等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处理。

数据无量纲标准化，即：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指标的取值为aij，将各指标值转化为标准化指标值aij～，有

aij～=aij-ujsj，i=1，2，…，m，

其中：uj=1n∑ni=1aij，sj=1n-1∑ni=1aij-uij2，j=1，2，…，m，即uj，sj为第j个指标的样本均值和样本标准差。

数据标准化之后，各个因子之间属于同一数量级，可以进行运算和评价，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EPI与大陆度指数，干燥度和地貌指数有关，当各个影响因子的波动值在一定范围内，生态系统处于平衡可恢复状态，在生态系统平衡可恢复状态时分别取该三个环境因子的上下临界值maxi，mini，根据上文的运算公式，设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受n个环境因子影响，则可得在生态系统处于稳定时，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EPI的正常波动范围即：

∏ni=1min-13i×100%≤EPI≤∏ni=1max-13i×100%

同理，设自然干扰指数受m个因子影响，如风力灾害指数、干旱灾害指数等，根据上文NDI公式，即可得自然干扰指数的正常波动范围：

∑mi=1mini≤NDI≤∑mi=1maxi

设人类活动强度指数受p个因子影响，如人口密度，耕地面积，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根据上文HAI公式，可得人类活动强度指数的正常波动范围：

∑pi=1mini≤HAI≤∑pi=1maxi

根据上文公式，可分别求得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EPI，自然干扰指数NDI，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正常波动范围的上下临界值，在临界值以内，生态系统处于可恢复状态。

七、生态系统可恢复值范围

由于各指数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影响作用力效果不同，根据不同的影响程度则可确定生态系统自身性质指数，自然干扰指数，人类活动强度指数分别为a1a2，a3，在一定范围内生态系统处于稳定可恢复状态的综合值，设为生态系统可恢复值RV，根据权重，综合值的表达式为：

RV=a1EPI+a2NDI+a3HAI

设MaxEPI，MaxNDI，MaxHAI分别为生态系统可恢复时，生态系统的自身性质指数EPI，自然干扰指数NDI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的正常范围上界，MinEPI，MinNDI，MinHAI为生态系统可恢复时，这三个指标的下界，根据该三个指数的正常波动范围的上下临界值，则求得当生态系统处于可恢复状态时，生态系统可恢复值RV正常范围为：

a1MinEPI+a2MinNDI+a3MinHAI≤RV≤

a1MaxEPI+a2MaxNDI+a3MaxHAI

设A，B为可恢复综合值RV的上下临界值，取A，B两值形成一有刻度的单坐标轴线，当某个系统的综合值落在A，B范围内之内时，称生态系统为可恢复，此时可通过调整人类活动强度（人为干扰因素）使生态系统恢复，此时施加外力的大小可通过两综合值之间的差值得到。当生态系统的综合值落在A，B范围内之外时，生态系统不可改变人为干扰因素使其恢复，此时生态系统紊乱为不可逆。（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第15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影响因素

一、前言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回流”现象让大众的关注度再次聚焦在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上。随着时间流逝,农民工更新换代,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业已悄然登场。学术界将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人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对工作的期望值相对较高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据在农民工队伍中的大多数,并已经成为塑造社会结构尤其是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不论在自身能力、价值取向还是在对未来规划设想上都有着不同上一辈的特点,所以我们应当以全新的视野去审视这一群体。正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需求,对于改善该群体务工条件,研究城市如何吸纳来自农村的新增劳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务工满意度方面的研究,1935年,Hoppockt首度提出了务工满意程度的概念,他认为务工满意程度是工作者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对环境因素的满足感受,亦即务工者对工作情境的主观反映。孙永正(2006)对苏南某企业226位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进行了实地调查访谈,并对不同工作侧面的满意度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薛翔(2007)利用对湖南、浙江和黑龙江三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决定企业内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过去,对农民工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组织学和管理学的领域,已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多涉及到生活满意度、代际比较、市民化等方面,务工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相当缺乏。所以,笔者拟从该角度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只有在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影响因素基础上,才能的放矢的采取措施,科学地吸纳农村的转移劳动力。

二、调查设计

(一)调查工具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设计出“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调查”问卷作为测评工具。该问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个体情况部分,包括性别、年龄、身体情况、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务工时间长短、务工行业等作为调查内容;二是主观评价部分,笔者在参考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MSQ)、工作描述指标量表(JDI)和洛克测评模型对工作满意程度测评标准划分基础上,最终确定从工作报酬、工作环境、社会保障、人际关系、劳动时间安排、自身发展等六个维度,共25个二级指标进行测量。问卷的评价计量方法采用里克特量五级量表来进行测量。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年7月对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走访调查。调查地区是成都市,采用随机抽样的形式。调查对象是拥有农业户口,在成都市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调查对象年龄是16岁~29岁。最终,调查总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8份,有效问卷266份,问卷有效率为88%,符合统计研究的要求。

(二)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对调研数据的信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α系数作为检验标准。经计算,调查问卷数据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919,大于建议值0.8。采用因子分析的负荷量来判断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在因子分析后,各测量变量在各因子上的最大载荷量都在0.57以上,都达到了标准。综上表明,问卷测量变量的设计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目标。

三、实证研究

(一)个人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问卷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的个人特征和基本情况调查,经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如下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务工低龄趋势,从业平均年龄23.4岁;新生代农民工来源地集中,以川内流动为主,外省新生代农民工流入量小;已婚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方式是以家庭整体流动为主;新生代农民工都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受过高中与高等教育总共有77.4%,其中有22.9%的人大专及以上教育,表明大多数人都是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低文化层次的农民工;务工行业逐渐转向技术化行业。

(二)因子分析

笔者在主观评价部分使用了25个指标变量,大量的调研数据给分析带来了困难,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法将数据进行一个简化和概括,将多个指标变量减少为6个主因子。前文在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时已经进行了因子分析。下面则对SPSS17.0进行的因子分析过程和结果作相应简要介绍。

在因子分析前,对因子分析的适宜性进行检验,这里采用KMO和Bartlett检验。当KMO值小于0.5时,不适宜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的检验结果KMO值为0.867,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此外,Bartlett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也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接下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公因子进行提取,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对因子载荷结构进行降维。本文以因素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共提取了六个公因素,其旋转后提取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2.183%。经过对分析的结果整理,我们得到了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我们用F1、F2、F3、F4、F5、F6分别代表六个主因子:

第一个主因子对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的贡献率为13.459%,该因素主要反映了社会保障情况,故将F1命名为社会保障因子。第二个主因子主要与务工环境状况有关,故将F2命名为工作环境因子。第三个主因子对务工满意程度的贡献率为10.340%,它们主要反映了工资报酬方面的情况,故我们将F3命名为劳动报酬因子。第四个主因子主要与务工时间长度和劳动强度有关,故将F4命名为劳动强度因子。第五个主因子对务工满意程度的贡献率为7.782%,主要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今后工作改善、职业发展有关,故将F5命名为职业发展因子。第六个主因子是由与同事/工友关系、与所居住社区居民关系和自己业余生活三个方面决定,它们较好的反应了工作中人际关系方面的情况,故将F6命名为人际关系因子。

最后,我们对所有的变量进行计算,得到因子综合模型:

F=0.13459*F1+0.1296*F2+0.1034*F3+0.10291*F4+0.07782*F5+0.0735*F6

综上,因子分析很好的简化了指标数量,高度概括了原众多指标的信息。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利用这六个主因子代替原有指标进行分析。

(三)回归分析

接下来将上一节因子分析所提取的六个主因素引入模型,采用“向前剔除法”,SPSS输出结果显示,最终有四个进入了回归模型,分别是:F1(社会保障因子)、F2(工作环境因子)、F3(劳动报酬因子)、F5(职业发展因子)。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应用中,首先要对模型的适用性和拟合效果进行检验,一般采用其调整的决定系数、共线性检验。本模型调整的决定系数其值为0.746,D-W值为1.742。在共线性检验中,多个维度的特种根均不为零,表明模型不存在共线性。综上可知本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下面对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主要从Beta的数据来判断,如果Beta绝对值越大,那么影响也就越大,值的正负表示其作用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社会保障因子Beta值为是四个因素中最大且为正数,表明对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的影响影响最大,对务工满意程度评价为正影响。务工环境因子的Beta值为0.221,这也表明了其对务工满意程度起到了正向的支持作用。相对于其他三个因子,作用的效果不是很显著。劳动报酬因子的Beta值为0.521,表明劳务报酬越理想,那么务工满意度的评价也就越高,影响效果排第二。职业发展因子的Beta值为0.468,表明了职业发展前景对务工满意度的评价影响较为显著,当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职业发展前景有一个良好的预期的时候,那么他对自身务工满意程度感到满意的可能性就越大。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因素主观评价量方面,并由此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社会保障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受到重视;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的影响较为显著;职业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有明显影响;工作环境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的表现出相当有限的正向影响。

(二)对策建议

笔者结合前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以期加快实现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满意务工,并进一步推而广之。

第一,深化户籍改革,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一方面,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充分尊重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将该群体充分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享受真正的城市保障待遇;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时间较短,流动性强,因职业、年龄的不同,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需求不尽相同,不应搞“一刀切”,应建立更适合不同特点的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体制。

第二,加强职业培训质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竞争力:要充分认识务工培训的重要性,利用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多种形式的岗前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切实提高其就业能力和外出务工的适应能力;提高自身个人发展空间,广泛参与到技术化、管理化的岗位,从而适应目前激烈的社会竞争。

第三,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重视力度,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本研究也发现,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未来发展对务工满意度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相关部门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规划一个合理的职业发展方向,用人单位要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让有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机会进入管理层或高技术岗位,给予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刘怀廉.关于农村非农化发展问题的思考[J].决策探索,2003(2).

2、Hoppock.Job Satisfaction[M].New York:Harper&BrothersPubilishers,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