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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复二年(902年),辽太祖于龙化洲修建了开化寺,自此迈出了契丹佛教起始点的大门。918年,“诏见孔子庙、佛寺、道观。”太祖天显二年(927年),契丹族攻陷女真族渤海部,太祖下令虏获了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为其修建天雄寺安置。为宣扬佛教,帝室经常前往佛寺礼拜,并举行祈愿、饭僧等佛事,佛教的信仰逐渐遍布于贵族之间。太宗会元年(937年),辽取燕云十六州,此地原本就盛行佛教,所以逐渐发展为佛教文化中心,晚期时“僧侣,佛寺之数冠北方”。 会同五年(942年),“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亲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说明了佛教的地位。辽太宗及其后诸帝均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佛教大盛,并有了迅速发展,佛教艺术的发展也蒸蒸日上。契丹政权对佛教的优容远胜于同一时期的北宋。圣宗、兴宗、道宗三朝期间,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兴宗时“僧有正拜三公、三师皆政事令者,凡二十人,以至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佛教地位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留传下来的佛寺、佛经及金铜佛像、彩塑数量也很多。
辽国的佛像极为丰富,各种用途、不同材质的佛像遗迹非常多,有寺庙供像、佛塔浮雕造像、石窟造像和其它散存的不同材质的造像。寺庙造像著名遗存有:山西大同的下华严寺主殿薄伽教藏殿内的三十一尊辽塑像,堪称经典。辽宁省义县奉国寺的大雄宝殿是辽国佛教建筑的最高成就。殿内“过去七佛”并列一堂,又称“佛祖道场”。天津蓟县独乐寺观世音菩萨塑像,是目前我国国内现存最大的泥塑。雕有佛像的著名佛塔有:北京天宁寺塔,辽阳白塔,义县嘉福寺塔;内蒙古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巴林左旗林东塔、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宁城大明塔等。这些塔都在一层或二层,塔身各面以及基座周围安排有雕刻精美的佛、菩萨、佛弟子、护法天王、力士、飞天、法器、瑞兽等砖雕或石雕图像,是辽国佛教雕塑极其丰富的遗存。石窟造像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洞山石窟(有大小石窟100余个)颇多,召庙石窟即是其中较古老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些金铜、石、陶、木等雕塑的小型佛造像,散存于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
辽国佛像因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其自成一派的特色。风格继承了唐代造像生动妩媚、婉转活泼、端庄典雅的遗风,又在具体、精细、繁密中增添了婉丽的风韵。契丹不仅吸收了宋代造像写实的艺术手法,同时又融入了北方地区的审美情趣和技法。造像的风格更加贴近生活,世俗化味道更加浓郁,群众更容易接受。更特别的是很多观世音菩萨像那柔美的躯体和端庄的神情,竟然是由唐以前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转变而来的,别具一格,具有世俗风韵。这时的佛教艺术,无论从风格还是手法来看,都已是地道的辽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辽国佛像就其风格而言,主要体现在佛像造型和衣着线条上。
在佛像造型方面,整体造型可以用“伟岸端庄、平易近人”来概括,但仍残存着唐末造像的浓厚风格,结合了宋代造像写实风格,又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及表现技法,特征鲜明、独具一格。唐代的造像气势恢宏,充满自信。以其代表作品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为例,佛像整体比例匀称,结构合理,面部呈现出唐代的审美标准,突出丰满圆润的面相,眉毛如同弯月,细长娟秀;眼睛半睁半合,目光慈祥如母爱,俯视着脚下孩子;鼻直宽厚与广额通连,嘴边微微露出的些许笑意,显出佛像内心安宁、胸怀博大、充满自信。其神态庄严典雅、温和亲切,一派大悲大智的心怀和气度;含蓄、似笑非笑的表情略显严肃而不乏慈祥,可近而不可亲,给人以端庄崇敬、神秘莫测、不可侵犯之感,是人性与神性完美的结合。宋代的造像以现实界对人入微的观察为基础,去捕捉每一位佛教人物的神韵,再用极写实的手法表现出来,使佛教艺术生活化,以造型准确,形体动作多样,表情生动而著称。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大悲铜菩萨像,容貌端庄秀美,面庞丰硕,身材匀称,高19.2米,但给人的感觉不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而是浑身散发着“人性”的精神,温柔、善良、慈祥。那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的眼睛微露,嘴角略带微笑,极其生动写实,体现了世俗化、生动化和人间情趣。她是宋代造像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用对称、均衡的眼光看自然,影响了契丹人的审美主旋律,逐步形成了粗犷豪迈、奔放自然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情趣表现在佛像艺术上,便形成了辽代佛像独一无二的韵味。如辽国玉佛完美展示了辽国特有的粗犷生动又精美写实的风格。辽国佛像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隆起,体态丰满厚实,有北方契丹人特有的刚健气势。整体上身偏长不成比例,但造型优美,显得凛凛堂堂。坐立姿势有些僵硬呆板,坐像双膝紧收,站像两腿笔直。迄今为止最具典型的代表有故宫博物馆的释迦牟尼佛铜像。此外,大同的云冈石窟虽建于北魏等朝,但其最大整修规模在辽国,所以有辽的风格。据《金碑》记载:“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母后再修”“清宁六年(1060年)又委刘转运监修”。第13窟“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为辽国题记。本尊交脚弥勒菩萨和南壁上层的七佛立像及东壁下层的供养天人,皆为窟中精品。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与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佛像的主尊佛像非常相似,佛像面形皆为丰圆饱满,前额宽阔。诸佛像高大、庄严、俊秀。菩萨的造像最能显示出辽国审美的主题。菩萨像多是头戴类似于契丹贵族王冠的高冠或三叶形宝冠,据考,这种头冠是辽国契丹贵族的冠饰,在内蒙古和辽宁的辽国墓葬中屡有发现。可见,辽国弥勒菩萨的头冠是来自当时契丹贵族的头饰,反映了辽国佛教造像与契丹世俗文化的密切关系;再如花冠上垂下的宝缯,它在帽边绑有明显的花结,顺两肩垂下后又分段打结,这种处理手法也是辽国菩萨像上常见的特征。下华严寺的彩塑菩萨大多头戴宝冠,且形制不一、非常特别。冠面造型优美生动,很多呈高筒状,前高后低,上有精美花纹,或镂空或浅雕,栩栩如生。这种头冠与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筒形金冠完全一样。华严寺菩萨塑像是最具契丹民族特色的佛教造像代表之一,完美地体现了辽国造像的整体风格特征。
一、中国历代雕塑的代表及艺术特色
中国原始雕塑主要以人和各种动物形象的陶塑为主,人物形象随意性很强,形象粗简、稚拙。商周时期的雕塑作品以青铜器铸造为主,商代青铜礼器造型奇特,充满威严而神秘,崇高而怪异的美感。而从这时期考古挖掘中大量出土的雕塑中,唯不见有神像,这是世界雕塑艺术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秦汉时期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秦始皇陵兵马俑雕塑群。与青铜器神秘怪异的风格相反,兵马俑充满崇高阳刚之美。以体量的巨大、数量的众多、形象的真实,产生着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前的大型动物石刻,手法简练概括,于浑厚中显示着雄强的力之美。其中《马踏匈奴》再一次体验到中国雕塑艺术的写意传神的特点。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雕塑的鼎盛期,其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雕塑上,如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不仅体现着唐帝国博大、雄强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显示出唐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雕刻技艺。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陵墓前的浮雕,与兵马俑一脉相承,《昭陵六骏》体现中国古代雕塑的现实手法,没有失实的夸张,没有虚化诡异的造型,这些雕刻同样显示出对自然和人的力量的肯定。此外,最能代表唐代雕塑艺术水平的还有那些真实生动的三彩俑和四川大足石窟。
“温柔敦厚”是中华民族气质,受生活条件及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其它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雕塑艺术同样也具有含不尽之意于象外之感,没有创剑拔驽张的火气,而是像中国毛笔之用法:藏锋而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留有更多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威武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历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具这种效果,现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
中国的雕塑也同样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儒家尊天命,道家崇自然,则中国的雕塑及整个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典雅;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风格。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及很多寺院的佛像及人物造像都符合中国两派哲学所反映思想的风格的艺术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雕塑形式接近中国的古代雕塑但都是因为当时的艺术技巧的不成熟所造成,而中国的绘画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的原始的美感,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或许是难于站在西方的艺术角度理解的。
中国的佛教雕塑源自古印度,中国艺术家在学习摹仿的过程中,逐步将它们加深认识和理解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像造像,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了中国雕塑的艺术特点,这些特点不一定都是优点,但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一种艺术才有了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和价值,中国雕塑的特点将会达成世界的共识得到承认和尊重,它也会以一枝独秀久立世界艺术之林。
古典雕塑可能很容易被人视为太旧,太传统,但尊重传统意味着承认艺术史的连续性,雕塑艺术需要不断创新探索,但任何创新都不是异想天开的标新立异,创新也意味着对传统的继承。当今传统艺术正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越来越强烈挑战,新的思潮要摧毁一切旧的传统,可是今天的艺术家为什么又纷纷回到被毁的废墟上寻找残存的传统文化呢?尘归尘,土归土。让我们踏上历史尘土,回味中国古典雕塑艺术魅力。
二、新世纪要继承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色
在本世纪末我们看待“西”和“中”这个问题,多少带有民族自卑感。现实中许多人将自己的艺术往西方靠,认为这是新的、现代的。这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西方有些人企图利用他们的价值观,影响中国的艺术,达到全盘西化,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我自己认为经过百年的实践,我们不应该是盲目的崇拜西方。特别是文化艺术,如果你没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形而上,涉及到民族积淀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碰。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必然首先面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应对这个问题。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许多国家起来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上真正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二次。一次在汉代,此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文化结构;一次就是这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涌入。这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行推行。
文化的本质是创新,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对雕塑艺术的要求,是逐步建立起立足于本土的雕塑体系,建立自身的雕塑艺术的观念方式和语言方式。中国雕塑家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只有为外来样式赋予本土的、民族的内容,只有积极主动针对中国雕塑的特殊境遇,积极建构中国本土的雕塑体系,振兴中国民族雕塑,这才是中国雕塑家所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实际上,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西方把中国文明看得很重,始终将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是我们自己不重视自己,我们应该在民族传统上下功夫。
一、肃北蒙古族的发展和起源
肃北蒙古族主要是清朝中后期从青海及新疆迁入,普遍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多数人的宗教意识中残存着萨满教的影响。蒙古族饮食以肉、奶为主,粮食为辅,普遍嗜饮砖茶、奶茶。肉食传统的吃法有“手抓肉”、“烤全羊”。牧区多住容易拆搭、便于搬运的蒙古包。
二、肃北蒙古族长调的艺术特色
肃北蒙古族人们都比较热情好客,也很豪爽,同时他们也有比较特殊同时也很独特的生活习俗,这些习俗也体现了他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和态度,这些也决定了他们的艺术形态和风格。所以肃北蒙古族长调的发展与肃北蒙古族人的生活习惯是分不开的,生活中的习惯影响了民族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决定了肃北蒙古族人的生活特点,而最大体现的就是肃北蒙古族的长调,以下将针对肃北蒙古族长调中的艺术特点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总结。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历史悠久。早在春秋、魏晋时期就有先民居住,西晋已设县,之后历朝都在这里设镇置县。民国25年(即1937年)设肃北设置局,1950年7月22日解放,7月29日正式建立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同时这种肃北蒙古族长调的曲调都比较悠长,也足可见到这种长调民歌所蕴含的历史底蕴和生活价值。
(一)肃北蒙古族长调的旋律特色
肃北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肃北蒙古族长调的特点,而长调的演唱特点也体现了肃北蒙古族人的性格特点。在肃北蒙古族长调的旋律中,很多时候利用一些拖腔使得整个肃北蒙古族长调变得更加悠长,同时在歌曲的旋律中也会对部分旋律进行重复,在重复之中不仅仅凸显了长调的唱腔特点,同时也使情感的表达更加细致和深入。在进行尾音的修饰中,肃北蒙古族长调的修饰更加具有灵动性和随性,这使得肃北蒙古族长调的内容和旋律结构更加贴近肃北蒙古族人的生活。在旋律中五音的转换使得肃北蒙古族长调更加完整,同时使肃北蒙古族的旋律结构更加紧凑,旋律上也更加大气婉转。
(二)肃北蒙古族长调内容上的多元化融合
肃北蒙古族长调有着不同于蒙古族长调的特点,肃北蒙古族长调的内容以及唱法上融入了更多的藏族元素,这种藏族元素的融入使得肃北蒙古族长调的唱腔也与其他民歌唱法有所不同。同时肃北蒙古族长调的内容多样性使得蒙古族长调的功能也具有多元性,在作用上,肃北蒙古族长调被应用在多个场合当中。在宗教相关仪式当中,肃北蒙古族长调的音域比较广阔,唱腔比较低沉,给人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另外在被应用于一些歌颂相关人物事迹当中时,肃北蒙古族长调的唱法就比较豪迈奔放,通过肃北蒙古族长调的唱腔中就可以体现出在各场合中的运用,进一步展现了肃北蒙古族人的精神风貌。
(三)文化对肃北蒙古族长调的影响
在肃北蒙古族长调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环境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肃北蒙古族人大多都有宗教信仰,同时藏族文化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在肃北蒙古族长调当中也可以深入地体会到藏族文化的魅力。在藏族文化当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生命积极地看法,这些看法决定了藏族文化的基础。而在藏族文化的影响下,肃北蒙古族长调中所描述的内容也大多是乐观积极地,同时也可以彰显出肃北蒙古族人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