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贸易自由主义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第一，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相对平衡的基础上，但现实情况是，亚非拉等后进国家在被发达国家压榨和压制了几百年后，相对优势已经所剩无几。

第二，贸易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与政治紧密相连。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自治的问题。贸易自由主义固然有很多好处，但国人必须首先安全的生存下去，完全依赖他国的生产，必然会导致在国家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无法自处。

第三，贸易自由主义忽视了财富与财富生产力的关系。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说过: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而财富的原因就是生产力。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由来已久，它的支持者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保护幼稚工业、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是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国家，政府的干预和恰当地利用保护手段会非常有助于企业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贸易保护主义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局限性。对于保护幼稚工业，首先政策制定者无法确定哪些幼稚工业值得保护，即将来一定会有盈利，人们在确定保护项目时往往根据该产业给人的印象有可能是有效益的，但是承担幼稚工业低效益产品的额外费用却是普通民众，保护幼稚工业导致的资源浪费也要全民来负担。而且，我们通常不了解哪些民族产业是需要保护的，往往是在决策者的振臂一呼下，某些产业就成为了民族产业，必须得到保护。至于保护就业，我们完全可以提出反问，为什么本国具有优势的产业不能扩大生产，而是把大笔资金投入到不具有优势的产业，以浪费资源和国民资金来保障其工人的就业。在国内政治中，保护主义总是容易成为某些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第2篇

关键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广东；东盟

20101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全面建成，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签订了三个主要协议，即《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根据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文莱)间的93％贸易商品关税降为零，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中国与东盟四个新成员(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则将在2015年实行零关税。同时根据协议，中国与东盟之间不仅在要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还要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这将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随着自贸区内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减少和消除，自贸区的市场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市场范围的扩大会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此外，区域内资金、技术、商品的流动更加自由便利，有利于企业优化配置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便利投资者根据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重新安排生产布局，寻找更有效率、更具竞争力的合作伙伴，从而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货物贸易的影响

《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于2004年11月签订、2005年7月20日起正式实施，共有23个条款和3个附件。《货物贸易协议》规定，除已有降税安排的早期收获产品外，其余的全部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大类。在正常产品中，产品又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两类，区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可享有一定的灵活性。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在按降税模式降到5％以下时，可保持不超过5％的关税，在比一轨正常产品更晚的时间降为零。对中国和东盟六国，应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对东盟四个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但是，二轨产品的数目有一定限制，中国和东盟六国的二轨产品不得超过150个六位税目，东盟新成员二轨产品不得超过250个六位税目。

因此，2010年1月1日，只是一轨商品实现了零关税，加上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至此，中国一东盟之间实现零关税的商品比重约为93％，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这对于广东来说，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贸易壁垒的消除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自由贸易区除了要求削减关税外，而且还要求最大限度地消除非关税壁垒，这样，双方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比WTO更优惠的条件进入对方市场，部分原先不可能发生的贸易被创造了出来，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广东与东盟不同国家在不同结构产品上具有互补性，双方都从贸易扩张中获益。

2005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并启动降税进程，这对广东与东盟的贸易扩大带来了积极的效应。2005～2008年广东对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24.9％、26.7％、39.8％和20.3％；同期，进口增速分别为10.0％、16.4％、20.3％和7％。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但2009年前9个月广东对东盟的出口仍保持正增长，进口降幅也大大低于全省进口降幅水平。

但是，贸易规模的扩大可能只是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一是由于这次实现零关税的商品在2009年都已达到5％或以下(见表2)，在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税率相对降幅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货物贸易规模的提高。二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各自都规定了敏感商品，敏感商品的进口额不超过各自进口总额的10％。中国提出的敏感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胶、棕榈油、部分化工品、数字电视、板材和纸制品等；东盟国家则提出了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钢材、部分家电、汽车、摩托车等敏感产品。而广东的出口优势主要分布于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这些恰好是属于东盟划定的敏感商品，不利于广东刺激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短期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但长期看，随着零关税覆盖面越来越广，贸易创造效果也越来越大。

(二)优化出口结构，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广东与东盟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广东优化出口结构。目前，广东出口产品中19.1％依赖美国市场，15.6％依赖欧盟，只有6.1％输往东盟。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干扰，广东产品常常受到欧美不少国家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贸易壁垒的限制，贸易风险很大。与东盟贸易自由化后，有助于广东产品拓展市场空间。虽然短期内东盟难以替代欧盟成为广东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但所占比重肯定会提高。同时，东盟国家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有利于广东的产品规避反倾销风险。而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可改变原材料进口地、加工地，减少贸易战。

(三)广东在资源类商品、农产品、机电产品方面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0～2007年，广东与东盟贸易逆差额持续扩大，2008年才略有降低。2000～2008年，广东与东盟的贸易逆差累计额达1007.13亿美元。从主要贸易国别看，马来西亚是广东与东盟贸易中的最大逆差国，累计逆差446.89亿美元，占广东对东盟贸易逆差总额的44.37％，其次是泰国，累计逆差305.88亿美元，占30.37％，第三是菲律宾，累计逆差254.26亿美元，占25.25％。广东与印尼贸易的多数年份是逆差，累计逆差57.09亿美元，占5.69％，但2008年与印尼的贸易实现了顺差3.36亿美元。

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资源禀赋差异使得自然资源匮乏的广东从东盟国家进口大量的煤、天然橡胶、石油等资源密集型商品。第二，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上具有竞争优势，使得广东的农产品逆差扩大。第三，广东的加工贸易方式所导致，广东处于国际产业转移链的下游，即发达国家将部分产业首先转移到东盟国家，然后再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广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在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使广东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性生产基地，由此形成了广东从东盟逆差方式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再以顺差方式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的格局。

广东正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对东盟资源型产品和电子元器件产品需求日益增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我国降低关税同样对东盟各国产生出口刺激作用。未来资源短缺的广东会进一步扩大对这些国家石油、石化、木材、纸浆等产品的进口。此外，东盟国家也会继续发挥农产品优势，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咖啡、棕榈油、椰子油、榴莲等，广东是进口较多的省份。

二、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东盟服务贸易的影响

2007年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服务贸易协议》是规范我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和处理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服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做出了新的市场开放承诺，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内容。东盟各国也在其WTO承诺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开放承诺。《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会对广东产生以下影响。

(一)有利于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增强竞争力，扩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协议》的制度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市场开放承诺都高于WTO，这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力。目前，广东与东盟各国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服务业、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成为必然选择。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当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以上，经济进入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进入“高额消费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甚至可能超过第二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内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技术先进的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出现平稳的趋势。广东与东盟老成员之间的人均GDP都超过2000美元，正是服务业大发展的时候，这无疑会给双方的服务提供者带来好处，促进服务提供商的合作。广东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也将有望大幅增长。特别是双方在货物贸易和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必然进一步增大对物流、金融、保险等服务的需求，会给双方的服务贸易带来新的机遇。

(二)广东可能在与东盟的服务贸易方面存在逆差目前，关于广东与东盟在服务贸易上的数据比较难以搜集，但在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上，东盟大多成员好于广东，在相互开放市场准入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广东的服务贸易也存在逆差。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数据，2008年，广东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2.9％(详见表2)，而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据，东盟成员中除文莱、老挝和缅甸数据不详，越南和柬埔寨的数据低于广东外，东盟其他5个成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高于广东，其中新加坡高达68.2％，居于领先地位；马来西亚为53.5％，菲律宾为49.2％，印尼44.3％，泰国43.2％。目前，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尤其是服务外包方面，东盟各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2012年珠三角地区的服务业比重达到53％，而且广东政府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广东的服务业竞争力也将提升，但广东与东盟的服务业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三、中国一东盟投资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投资关系的影响

在2009年8月15日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一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谈判，为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区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投资协议》是要在中国一东盟之间“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促进双方区域内的相互投资。因此《投资协议》提出了用“投资促进”的方式来实现“投资便利化”。所谓的“投资促进”就是鼓励中国与东盟组织投资促进活动，比如每年一度在广西举行的投资促进活动，以后可能还会在中国和东盟各地增加各类商贸配对活动。《投资协议》还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便利化”的具体措施，要求中国和东盟间在四个方面开展投资便利化合作：(1)为各类投资创造必要环境；(2)简化投资适用和批准的手续；(3)促进包括投资规则、法规、政策和程序的投资信息的；(4)在各个东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营业执照和许可发放的支持与咨询服务。据估计，《投资协议》生效后，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将有望增长60％。《投资协议》的实施将对广东与东盟的相互投资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有利于广东吸收更多的东盟国家投资及其他国家(地区)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东盟就开始了对广东投资。根据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有关数据，1979～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累计4021宗，合同金额129.9亿美元，实际投资74.4亿美元，实际外资利用率57.4％，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520亿美元)的14.3％，占同期广东吸收实际外资总额3.48％。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实际投资额仍增加到7.69亿美元，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的13.9％，占当年广东吸收实际外资额的4.01％(详见表3)。2009年1～10月，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92宗，合同金额2.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1％；实际投资5.8亿美元。目前，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广东吸收外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目前东盟十国中，除了老挝之外的九个国家都对广东进行了投资，但投资额仍然主要来自东盟老成员。2002～2008年，新加坡对广东实际投资58.19亿美元，占东盟对广东投资总额的73.06％％，占首，位，其次是文莱，占6.32％，马来西亚占7.79％，泰国占6.91％，印尼占4.62％。

广东与东盟各国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上各有所长，产业互补合作有较大的空间。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电器、石化、汽车等产业，以及金融、航运等服务业水平较高，积累了比较先进的技术、人才和经验，具备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广东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力建设包括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在内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广东还加大电力、能源、高速公路、城际快速交通等重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后几年上述领域投资将超过1500亿美元，涉及200多项重点项目。大量的投资机会将会吸引更多的东盟资本前来投资。而且，广东经济发展快、市场广阔，增加对广东的投资也为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

(二)有利于加速广东企业投资东盟广东对东盟投资起步晚，但是发展速度快。截至2008年年底，广东累计在东盟设立企业162家，协议投资额达15.38亿美元。其中，112家企业是在2002年后设立的，占广东对东盟投资企业数的69.1％，涉及协议投资14.7亿美元，占广东省对东盟协议投资总额95.6％。

投资模式上，广东资本也在进行积极探索。从最初的单一企业对东盟投资开始向设立贸易合作区、集群投资方向发展。2006年，总书记访问越南时，确定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建立中国与越南经贸合作区，广东省深圳市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参与中越经贸合作区建设资格的城市。2008年10月22日，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在北京签约，规划占地面积800公顷，总投资约40亿美元，是广东在越南投资的最大项目。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作为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和重要载体，将会带动广东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成为广东省开拓东盟市场，提高合作水平的重要平台。

《投资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广东企业到东盟投资。实际上，根据《投资协议》原则和宗旨，东盟国家已经纷纷行动起来，准备迎接广东的资本。如泰国政府于2009年11月23日启用为投资者提供便利的一站式投资服务联络中心，中心由20多个政府重要部门组成，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信息与指导，并方便快捷地与政府各部门联络。2009年11月，当书记访问泰国时，泰国工业部长参差明确希望广东投资者成为该中心首批服务的外国投资者。此外，新加坡、菲律宾也建有类似的投资便利机构。

四、推进广东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也是东盟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它的建成将会给双方带来极大的期待，机遇与挑战并存。广东作为我国的开放前沿阵地，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有所作为，积极推进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一)扶持优势产业，提升“广货”在东南亚市场形象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后，为广东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一方面，广东要扶持和扩大既有优势产品的出口，如纺织服装、鞋类、陶瓷、灯具、鼓励机电产品等。另一方面，要培育具有发展潜力和较高的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品，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扩大“广货”在东盟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还应该引导企业树立“广货”在东南亚市场的形象。相对于欧美日、韩国等大型跨国公司的产品，中国产品在东南亚市场被认为是低质量的象征。中国摩托车被越南人形容为“过不了两坑水”而退缩山区农村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资本进入东盟新四国市场，这些国家对产品的认同观也在发生着改变，广东企业在开辟这些新兴市场的时候不能轻视，无序竞争，不能继续以原有的低价低质的营销模式，要重视产品质量，要树立好“形象”。

第3篇

1990-2007年，全球实际贸易额的增速平均为GDP增速的2倍;但从2009年开始，全球贸易额增速急剧放缓;到2011年，其增速与GDP持平。

劳伦斯・萨默斯提出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理论对于理解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十分重要。该理论认为，储蓄过多、投资过少是拖累发达经济体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利率接近于零，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难以平衡，投资低迷成为定局。

投资低迷影响了贸易走低，并且贸易疲软又影响了跨国投资的不景气。贸易约有80%是商品交易，亟需投资支撑。2010年-2014年，发达国家的私人投资同比增长为2.1%，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3.3%水平。随着投资放缓，发达国家进口减少，影响了新兴市场的出口放缓，进一步导致了新兴市场投资的减少。过去两年中，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投资占GDP比例经历了严重下跌。由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受投资影响陷入到衰退的阴霾中。

支持自由贸易协定推动贸易增长，世界能够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逆转经济下滑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出现正是时候。这些大型区域协议将创造新的商机，提升私人领域的投资。同时，随着贸易的扩大，投资机会还有可能在区域内扩散。因此，贸易自由化将是解决目前经济增长困境的方案之一。

南南合作国家需统一合作理念认知

德国发展研究中心《南南合作的全球推动力及其不确定性》（4月11日）

2016年3月，印度成功举行了第二次南南合作全球会议，标志着南南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式。

但是南南合作仍存在不确定性。各国在对南南合作理念与定义的解读以及如何采取集体行动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选择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资金的方式促进其发展;但印度与其他国家政府则更倾向于更加综合性的手段，例如技术转让、开放贸易、采取和平行动以及向私人领域提供贷款等。拉丁美洲国家倾向于制定统一的行动框架合作，亚洲国家却认为合作的形式应该趋于多样化。

只有南方国家达成了对南南合作理念、目的和定义一致的认识，南南合作才能切实为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社交媒体成为美国大选利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脸书上跟踪大选情况》（4月13日）

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大选的政治资助将达到114亿美元，其中流向数字媒体的为10亿美元，约是2008年的50倍。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个人营销、争取选民的方式最早始于奥巴马。2007年和2012年，奥巴马成功通过推特、脸书与选民互动对话，争取到“千禧一代”或少数民族等难以触及的选民的支持。自那以后，社交媒体在大选中成为争取目标群体和中间投票人的有效工具。

2016年大选中，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注重利用社交媒体与选民沟通，彰显其个性和主张。研究者们收集了2016年2月28日以来脸书上两党排名前三的候选人与选民的互动数据，试图分析候选人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的方式及其对大选成败的影响。

研究发现，候选人发帖量与帖子的点赞、转载和评论数量并没有太大关联。其次，帖子的形式有照片、视频、状态、链接，但形式的多样化未必能吸引更多的选民。对于更新选举状态的帖子，选民喜欢点赞或留言评论;对照片和视频，选民喜欢分享。分析显示，特朗普在脸书上与选民互动的活跃度（包括互动人数以及点赞、分享和评论的数量）3倍于希拉里和桑德斯，5倍于党内竞争对手克鲁兹。而在内部，希拉里和桑德斯在脸书与选民互动的活跃度相当。

相较于选民无法与电视竞选辩论赛中的候选人沟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选民可以同时与多位不同党派的候选人交流讨论关注的议题和帖子。

社交媒体已成为政治家与公众沟通的新途径，人们在平台上与候选人就具体议题进行政治讨论。关注社交媒体在总统竞选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全局的动态变化。

这只是经济复苏的开始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今年在1季度末开始了复苏进程。3月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带动工业生产明显加速，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地产与基建投资继续成为复苏的引擎。

尽管各方对高库存压力下的地产行业一直心存疑虑，对地产投资前景持谨慎态度，但今年1季度的地产销售、新开工、投资数据均表现出了类似于前几轮地产周期那样的强劲复苏势头。地产投资前景看起来愈发乐观。而考虑到政策对基建投资的扶持作用刚开始显现，基建投资前景看好。今年1季度出口虽然不理想，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人民币汇率近期的贬值将对出口有明显带动作用。

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刚刚进入复苏的早期，2季度复苏势头将会更加强劲。

在这一过程中，资金将继续脱虚入实，从而给包括股市和债市在内的资本市场带来压力。（4月17日）

非典型经济周期

彭文生 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投资加速、信贷大幅扩张预示着新一轮经济周期已经启动。到底该如何理解本轮经济周期呢？本轮周期与以往的周期有何异同？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演变，需要警惕哪些风险？

一、房地产和基建双发驱动宏观经济企稳，背后则是金融部门信贷扩张的大力支持。信贷大幅扩张主要受益于宏观审慎监管放松和债务重组。

二、与传统的经济周期不同，当前的经济回暖发生在金融周期下半场。

三、在金融周期还处在下半场调整的早期阶段。展望未来，有几个可能的因素诱发政策紧缩，包括担心泡沫过度膨胀和通胀风险。在结构日益失衡、信用风险加大、债务调整压力大的背景下，政策紧缩将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四、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理想的宏观政策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2014-2015年基本是这样的路径。

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优化宏观政策组合、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宏观政策应回归“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尤其应避免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放松来刺激信贷扩张。

宏观审慎监管是稳定金融系统的工具，不应成为逆经济周期的调节工具。结构性政策方面应推进财税等体制改革，降低贫富分化，提升消费率;同时应大力促进生育率回升，提高少儿抚养比，中短期增加需求，长期提升供给。（4月20日）

债转股应与供给侧改革相适应

沈建光 瑞穗证皇紫经济学家

近日有关中国即将推行债转股的话题引发不少热议。

其实，债转股并非新鲜话题，早在17年前，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国有企业面临亏损和银行信贷不良资产增加，政府便通过债转股方式化解银行债务危机，即将国家开发银行和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剥离给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的一部分贷款直接转为对企业的股权。

第4篇

【关键词】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 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 法律问题

一、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与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法律问题产生的背景

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与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无疑则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试验田”。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有效促进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与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持续健康发展？笔者认为， 政府拟定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规划，区域内相关省区各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是有效促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长期合作的重要步骤。但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稳定的法律支撑保障体系， 才有可能真正确保区域首长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能够顺利地付诸实施，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构想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二、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与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遭遇法律障碍

（一）地方政府法治程度不高。

由于地方政府法治程度不高，依法行政尚未成为区域内各级政府的自觉行动， 加上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和长期实施省份经济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必然会出现各行政区在追求自身地方经济利益的同时，忽视或损害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如产业结构上的重复建设、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热衷市场分割和制造环境水域污染等等。

（二）区域经济立法不全。

为了谋求更大、更强、更快的发展，中国的一些省区近些年来也一直在尝试着进行区域合作，如先后成立过“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西南六省七方联席会、环渤海经济区城市联席会、长三角 15 城市市长联席会等，但由于中国区域经济法律制度缺失，不仅未能及时制定出保护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而且传统的司法和执法体制也很难超越地方行政权力的严重束缚， 其结果， 必然导致各行政区政府政出多门， 为了保护和谋求地方利益而大搞市场垄断和市场分割， 根本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省份经济空间格局一直难以突破，甚至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板结化”倾向。

（三）区域执法软弱乏力。

虽然中国已经制定和颁布实施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价格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一系列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 但这些法律在该经济区域内的某些地区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

三、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与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亟待建立完备的法律支持体系

（一）进一步完善区域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1.制订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法》或《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法》

实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想，积极推进区域内各利益主体之间的长期有效合作，就必须抓紧制定一部《区域经济合作法》或《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法》，借助法律的力量来调控和平衡该区域内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该法的主要内容， 是要明确规定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形式、程序，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组织各自的权限、义务、职能和职责，建立区域协商仲裁制度等等。作为促进和振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它的尽快制定对于确保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2.加快推进《区域规划法》

由于我国至今一直没有制定《区域规划法》，所以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规划工作一直缺乏应有的指导、规范和制约，其结果是必然导致区域规划工作体制不顺，所制定的各种区域规划大都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为了有效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就应当在进一步改革和理顺我国规划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规范区域规划工作的法律，以逐步确立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

（二）签订《泛珠三角区域信用公约》。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也是区域经济有效合作的基础。为了促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良好合作，建立健全区域信用管理体系，在区域内确立统一的信用标准和信用规则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合作各方首先应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共同签订《泛珠三角区域信用公约》，并尽可能赋予其应有的法律效力。其次，还应进一步修改完善金融法、物流法、科技进步法、人才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组织力量对已经制定生效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和“红头文件”进行一次系统的清理，以彻底清除对那些妨碍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再次还要完善执法机制，加大执法力度。

鉴于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存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在我国完全有必要引入和建立符合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和双重司法制度， 以消除地方立法和司法审判中的地方袒护主义。其基本的思路是，在维持现有法院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另行按照经济区的发展要求设置大区法院。如我国目前现有六大经济区，可以初拟设立六大区际法院，以直接受理和审判区际法院管辖的跨区争议案件。对于不服大区法院判决的，包括违反宪法有关条款规定的案件，当事人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为最终判决，以树立法律的权威，从而确保区域经济的有效合作和一体化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黄进应重视和加强对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2（05）.

[2]袁泉世纪末对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EB/OL].http：//dsaj.gov.mo，2013.

第5篇

    才年届不惑的新加坡著名现代女作家尤今，成了目前中国大陆最走红的海外华文作家之一，她以40多部等身著作而受世人称誉，而她教育子女的独特方式也同样被传为美谈。尤今有二男一女三个孩子，她都很疼爱，且爱得不寻常。为了孩子的未来，尤今不惜充当“严母”的角色。她的大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说要10元钱去买课本，结果又把钱花在别的事上，尤今发现，异常生气，狠狠地教训了儿子一顿。好心的朋友为此对她说：不就是10元钱吗?”尤今语重心长地说： “这不仅仅是10元钱。今天教训年幼无知的他，是为了挽救明天茁壮成长的他！”

    对正在上中小学的三个孩子，在学习上尤今都是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完成。她在家里的教育方式也是与众不同，她是一不请补习老师，二不搜书包检查作业，三不陪读．她给孩子以完全的自由，为的是让他们养成独立自主的性格。尤今说，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认清自己的责任，学生必须对学校的课业负全责，使他们在自信和快乐中成长。她还说，也许这样，孩子可能会因用功不足而不能成为学校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更重要的是教给孩子手中握有一支应付生活的长矛，使孩子学会自立和做人。

    尤今是优秀教师，又是贤妻良母，她把深沉的爱献给了家庭和孩子。她在新加坡华文中学任教5个班级200多名学生的语文，每天6节课，下了成。她在家里的教育方式也是与众不同，她是一不请补习老师，二不搜书包检查作业，三不陪读．她给孩子以完全的自由，为的是让他们养成独立自主的性格。尤今说，只课还要批改作业。她当初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南洋商报》从事她至今仍神往的新闻工作，因为要当贤妻良母而新闻工作又动荡不安，只好忍痛割爱执教．她每天照顾三个孩子吃完早餐，送他们上学，然后自己去上课。

    下午等孩子放学回来，丈夫下班归来，她又忙个不停了。 “我的三个孩子都非常可爱，我们在家都说英语(尤今的大胡子先生不懂华文)，可是最小的9岁女儿，跟我学会很多中国成语，每当我生她的气，她就会搬出‘人谁无过’之类的古语，知道这么一说我就不会打她了。”尤今聊起这类话题，总有母亲的自豪写在脸上。

第6篇

一、业务背景

2009年7月初,一个台湾客户(以下简称“A客户”)与B公司业务员联系,希望利用B公司的资金、银行授信额度规模优势,开展液晶显示屏中转贸易业务,单笔合同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生产厂家为全球知名的韩国客户(以下简称“L客户”),L客户要求与其香港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支付方式为合同金额的30%预付给L客户香港公司,70%为即期信用证,L客户香港公司专营亚太市场销售业务,不接受转让信用证。A客户与B公司签订购买合同,支付方式只能是全额即期信用证。

二、结算风险

为简化本笔业务分析过程,本文不讨论货物质量和数量风险、物权风险和物流方向问题,仅从国际结算角度来分析风险,探讨预防风险的措施。既然A客户自有资金不足,只向B公司开立即期信用证,B公司就需要利用自身的资金规模优势,电汇30%预付款给L客户香港公司,并向其开立70%即期信用证。合同关系如下表:

A客户

(1)签订合同

B公司

(2)签订合同

L客户香港公司

实力雄厚的L客户从合同关系来看,与本笔中转贸易业务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B公司需要解决的国际结算风险问题有哪些呢?供货方――L客户香港公司实力和资信如何呢?

B公司根据合同金额大小和风险类别不同,有不同的决策程序,本笔合同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不仅风险委员会要通过,还要经过董事会批准。B公司风险委员会负责人针对此情,立即召集B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主持、召开本笔业务风险评估会议,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要求单证运输部马上向中信保安徽公司申请L客户香港公司资信调查,中信保安徽公司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积极协调,提请中信保总公司相关部门加急处理。风险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认为B公司面临的国际结算风险主要在于:

1.销售方面。收到A客户的全额即期信用证,无论是即期付款信用证,还是即期议付信用证,可能的风险:开证行资信不好,无理拒付;不能或无法相符交单,失去银行信用保障;没有指定银行或指定银行不在B公司所在城市,可能存在索汇单据寄往指定银行或保兑行(如有的话)或开证行途中遗失风险;销售收到的信用证与购买开出的信用证衔接不畅,可能需要垫款。

2.购买方面。30%预付货款,单笔金额就超过300万美元,考虑到L客户香港公司为贸易公司,B公司向中信保安徽公司申请进口预付货款信用保险获准的信用限额可能很小,甚至不能获得任何信用限额,这样一来,预付货款部分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可能的风险为:L客户香港公司收款后,不发货,存在欺诈行为,B公司货款两空。开出的70%即期信用证部分,可能的风险:L客户香港公司相符交单,B公司必须付款;议付行善意议付或指定银行已付款,L客户香港公司即使欺诈,B公司必须付款;指定银行将相符单据寄往开证行途中遗失,B公司收不到单据,但必须付款。

三、应对措施

排查风险,目的在于防范、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针对销售和购买两方面的国际结算风险,B公司拟采用的应对措施:

1.销售方面。主要包括:(1)选择资信良好的开证行;(2)向中信保安徽公司投保即期信用证信用险;(3)接受指定银行在B公司(受益人)所在地的即期议付或付款信用证,且为部分预支信用证;(4)信用证内要求的单据少、内容不繁杂,没有不利于B公司的“软条款”;(5)与购买开出的信用证单据要求、交单期等方面必须无缝衔接;(6)销售信用证相符交单后向指定银行叙做贸易融资,用融资款支付购买信用证项下应付款项,B公司无需自己垫款。

a. 购买方面。主要包括:(1)30%预付货款,金额巨大,签约之前,特别是预付之前,必须了解国外供货方的资信、净资产等情况,毕竟L客户香港公司和L客户是两个法人。如果L客户香港公司资信不佳,净资产甚少,那么巨额预付,风险极大,B公司绝不会冒险行事。向中信保安徽公司申请L客户香港公司资信调查,就是采取的预防风险措施之一;(2)向中信保安徽公司投保进口预付货款信用险,信用限额的核批基于资信调查报告,B公司先申请资信调查,再申请信用限额,应该没有如任何问题;(3)要求L客户香港公司通过收款银行向B公司开立等额预付款保函,预付款保函生效条件为收到等额预付款,受国际商会URDG458号惯例约束;(4)自销售信用证中预支等额预付货款或同比例预付货款,最迟在全套证内要求的单据送交指定银行之前预支,且仅凭受益人简单收据预支;(5)70%合同金额开出的信用证限于开证行即期付款,证内规定的单据尽量多、尽量复杂,交单期尽量短,排除“善意第三方”和指定银行寄单遗失风险,同时让L客户香港公司(受益人)稍不注意,容易导致不符交单,进而排除开证行承担第一性付款责任,这样,B公司就能掌握主动权。

四、 最终决策

第7篇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着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

    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第8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非管制化

[作者简介]李艳鸽,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纺织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3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0-0040-03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但一度沉寂被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在美、欧等国大行其道,并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形式不断向发展

秩序。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广到世界范围,从理论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不赞成许多国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各国取消任何经济保护,让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除了劳动力要素),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实现贸易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与国际化,最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他们重点向不发达国家推销其经济理论和政策,要求这些国家不顾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国内外条件是否成熟,尽快实行完全的利率自由浮动、外汇自由交易等金融自由化,尽快取消关税和对外资的产业限制政策等贸易自由化。

四、关于福利个人化

新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各国政府实行的福利政策是政府干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是不可取的。在新自由主义中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为了使自由市场有效运行,不应实现“福利国家”论者主张的“平等”,而应当保持“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奉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各国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包括退休保险、失业保险、疾病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制度以及社会住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旨在于紧缩银根,削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

这一类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财政的压力,但却人为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贫困与社会不安定有增无减。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中,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了英国保守党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阿根廷则出现了一个新的、被社会学家称为“新穷人”的群体。从长远的观点看,用效率牺牲平等,使社会出现一个无法用自己的力量维持自身社会生存的社会集团,这样的改革是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不能容忍的。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后来改弦更张,抛弃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

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观有其优点即充分肯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其局限性和谬误也非常明显。我们在学习和借鉴新自由主义发展观时,必须与当代编辑

[参考文献]

[1]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第9篇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第10篇

自由主义思想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初期的自由主义维护宗教宽容、崇尚贸易和实业。关于自由主义最早的详彻论述见于洛克的著作，1776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同年美国革命制定了第一套根基于自由政府概念的宪法，18世纪晚期自由主义成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发展到现代，自由主义者杜威、凯恩斯、罗斯福主张建立更精密的政府制度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堡垒，在延续资本主义的同时保护公民免于过度的贫穷。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则以政府角色的不正当改变为由反对这些制度。尽管具体观点有分歧，但自由主义者们在维护个人自由相对于其他政治目标的优先地位，在维护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观念是共同和一贯的。

容易引起人们诟病的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的态度。自由主义者主张一种多元的文化政策，强调尊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通常反对政府限制文学、艺术、学术、赌博、性、、合法婚姻年龄、堕胎、生育控制、酒、大麻及其他，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涉这些领域，荷兰在这方面可视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多元的文化政策和道德领域过分的个人自由会给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社会病：享乐主义流行、、乱性、泛滥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由主义在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政策导致的道德观念的混乱有关。这种道德和文化观念上的混乱既不利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也不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持保守立场的人们看来，自由主义者在文化和道德上对人性的迁就和放纵常常是无节制和令人无法容忍的。我们理应在道德的善恶之间、在观念的美丑之间保持更为传统和有节制的立场，因为对生活放纵和无节制的态度对于人类精神的成长总是不利和有害的。美国文化和媒体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也发现，当代美国人意识到国家伦理道德观念受多元主义文化的影响而呈下降的趋势，从而主张向以上帝信仰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观念回归。

第11篇

[摘 要] 中国因飞速发展的经济与庞大的消费人群及消费能力，成为美国电影最重要的国外市场之一，美国政府秉承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通过强烈推进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为本国电影产业开拓国外市场保驾护航。自引入国外分账大片和加入WTO后，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中国电影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使中国电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了保护文化主权和文化多样性，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关键性的保护措施，这也使得中美双方就电影贸易产生诸多争议，而中国电影市场的变迁、发展和成熟也必然以中美之间的博弈为背景。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美国文化政策；电影市场

一、美国文化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基调

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衰退，1970～1990年间，七大工业国的制造业利润急剧下滑，一些重要指标也表明经济进入了严重衰退期，而这些国家的商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投资从传统工业转向服务业，最典型的是以美国的信息与通讯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表现出极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了推进其文化产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积极地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哲学导入其政治与外交策略中。①

 

新自由主义倡导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和贸易流通，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美国国内对包含电影业在内的文化产业采取与钢铁、汽车等其他产业几乎相同的管理办法，认为文化产业并不具有特殊地位，也不需要特别的规制和保护。这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位居全球霸主地位，并已经走过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阶段有关。②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市场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由此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基本信条，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极力推行自由主义，通过利用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话语权，迫使其他国家对文化市场采取自由开放政策，以支撑好莱坞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美国政府及好莱坞坚决反对在国际贸易中他国通过贸易壁垒、政府补贴、配额制等形式对国外电影业进行限制。

 

进入21世纪，美国加强了其在全球文化市场自由化双边及区域贸易谈判中的主体角色和作用，与多国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FTAs），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坡、韩国等。FTAs的目的是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公平竞争，协约国政府必须制定公平的、非歧视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实现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同时美国政府在协议中强调劳工标准和政策环境等内容，提高了协定伙伴国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从而变相提高了美国厂商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研究表明，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其本国电影的投入产出及市场份额明显减少。③

 

二、电影自由贸易与市场管制的博弈

因中国尚未启动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一直以来美国电影开辟中国市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署的双边协议。依据协议，入世后第一年，允许外商在华设立合资录像公司，但外资持股份需在49%以下，三年后允许外资占股份50%以上的公司从事电影院的建设和经营，中国每年以分账形式进口外国电影20部，三年后，进口电影配额增加至50部。

 

因不同于其他一般普通商品，电影是极为特殊的媒介和文化产品，依附在其上的意识形态宣传属性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中国不像美国已度过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阶段，可凭借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拥有的“不分地区的权力”在全球范围力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中国一直支持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高举的“文化例外”旗帜，对电影产业实施保护措施，如限制外资电影院线的建设，限制进口影片配额，规定国产电影的放映时间，给予国外电影较低的分账比例等。如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规定：每年20部分账影片中，必须保证6部非美国影片，美国影片不能超过14部；2010年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影院年放映国产电影时间不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的三分之二；规定中影独家拥有进口影片的权利，且此权利“是国家赋予的、体现国家利益的，不会有松动的余地”，因此，中影可以通过决定进口片的档期，来避开或影响一部国产电影的票房。2010年1月22日，2D版《阿凡达》在内地全面下线，而原定2D版下线日期为2月11日，虽然全国800块屏幕会继续播放3D和IMAX版，但在大多数影院都被下线，因为这些影院将假日档期留给了国产片《孔子》。

 

基于上述保护性措施，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获利并未达到先前的预期，而中美双方针对电影贸易的争端也一直未曾停歇。2007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与美国电影协会等机构就中国限制美国电影和音像娱乐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只允许国企引进外国影片并垄断下游院线放映等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指责中国违背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等相关协定的条款。自此中美双方开始了长达4年的电影贸易争端，虽然中方援引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20条（A）款所规定的“保护公共道德”之特殊原因进行上诉，但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中方并未能提供事实证明中国的相关措施与保护公共道德有关，因此驳回了中方的上诉，并于2010年通过裁定报告，呼吁中国遵守入世协定及WTO的相关规则，对美国的指控内容做出调整。④

 

2012年2月，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消息称，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就原本每年引进20部电影分账大片的基础上增加14部IMAX和3D电影，票房分账也会从原来的13%提高到15%。除了发行放映，双方在制片上也有更紧密的合作，会有更多合资公司成立。虽然中国官方和民间对此协议有各种不同态度，但美国电影界却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中国对指控内容的调整以及中美双方就电影配额等问题达成和解的意向。

 

然而，无论是基于政治保护目标，还是产业保护目标，正如广电总局相关人士所表示的那样，中国目前不会取消国产电影的配额制，也会继续支持中影集团对影片进口和档期安排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该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市场化将是无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因此，中美双方针对电影贸易的争端将不会停止，中国本土电影业该面对的，是如何在这种常态化的博弈中发展和成熟。

三、近十年中国电影市场变迁相关数据

十多年间，中国电影业所呈现的变化和获得的发展同国外影片的引进是分不开的，且尤以好莱坞电影为主导，特别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电影业的市场化与产业化格局慢慢形成，营销与品牌化运作手段日渐成熟，电影人的视野更开阔，电影制作理念和制作水平不断提高，票房总量和本土电影产量都有大幅的稳定增长。

第12篇

[关键词] 自由主义；历史演进；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4-0036-02

在西方国家重视并实施市场经济的近300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关注。我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下，完善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梳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我们借鉴其合理经验理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形成了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经济放任自由的理论思想。色诺芬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最先提出“经济”一词，这里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视农业生产，初次探究了劳动分工的现实意义。玛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将农业置于一切行业之首，奉劝奴隶主应该经营土地、从事生产的行业。他强调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重要技艺。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主张经济自由为核心，这一阶段以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表》中提出国家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应当取消，行会制度、工业法规的实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对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他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直观体现。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其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主要强调了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对市场的作用。他反对国家做出干预经济的政策决断，主张自由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发地促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资源会得到最优配置。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只有商业自由，才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个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国家才能更高效地发挥资源禀赋，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倡导各国应分工生产对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仍是各个国家推行的贸易准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不仅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统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萨伊定律”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可和推崇。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市场会自发地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旨在论证供给会创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旨在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其发扬了边际主义的理论思想，以供求为载体，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马歇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强调自由竞争，提倡自由竞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他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以马歇尔作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论分析均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凯恩斯所提倡的干预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强调的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调控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派众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伦敦学派，以哈耶克为理论代表。广义的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等。下面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进行论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确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或者计划经济的实施，会使经济发展收到制约，会导致国家权力专制，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认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摒弃。他认为市场就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强调自由的市场、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独立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才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为核心基础，哈耶克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张，强调市场自由运行、提倡经济自然发展。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应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就越繁荣。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崇尚市场自由放任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能够长期稳定的通过自发调节得到发展，市场利用配置的资源完全可以规避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适宜性和连续性

政府为达到短期经济效果而做出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影响范围更广更深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带来更加棘手的经济问题。（3）提倡政府应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由水平为政策目标。政府通过强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经济调控，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站在货币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对经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市场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程度。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造成经济的动荡和不平衡，政府不应该试图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自由运行，应该首先保证货币总量的稳定。货币总量能够以稳定的态势持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价格的稳定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的稳定，促使经济稳健地增长。他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唯一的手段就应该是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稳定市场，而并不是靠强硬的政策企图实现短期的经济效果，例如调控失业率以及物价水平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核心即为推崇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考虑到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应借鉴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规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 考 文 献]

[1]陈莉.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J].经济科学，1995（5）：75

第13篇

【关键词】国家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启示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不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和研究这两种经济主义的演进以及每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重商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重商主义起源于中世纪高度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生，其历史背景是始于15世纪西欧地区新型民族国家的兴起，即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取代中世纪封建地方割据的诸侯小国。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禁止金银的出口，增加金银的进口，以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而到了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鼓励出口，让金银货币投入贸易，保持贸易顺差，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

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后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让“看不见得手”调节经济，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开端。

二、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猛烈的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量的失业现实，使古典经济学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中建立起来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此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学说。

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相反，凯恩斯提出的新观点的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原因在于人们的心理预期，经济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调节有效需求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他强调，实行国家干预既是使现代经济避免全盘毁灭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个人才能得以成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并成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论战中，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终。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独领，经济自由主义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涨”，即增长率消失、失业率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因为以往的现象通常是：失业率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一般比较低；反之，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失业率比较低。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滞涨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面对凯恩斯主义的无策，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经济学发生巨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独领的历史结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对峙和论战的新局面。

20世纪60———80年代，在思想领域以及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一方面，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以其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虽然其发挥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没有沉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从而出现融合的趋势。倡导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吸收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观点，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等观点，在运用大量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为了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在经济思想领域和经济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断深化。单一的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的冲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势所趋。

五、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演进的启示

1.不应该单纯的评价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是非功过，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评断它们的成败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学说和主张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来考察，才能准确的评定它们特定的历史地位。

2.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经济政策，都应该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应该根据一国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情出发。

参考文献：

［1］吴易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考察[J].当代思潮，2002（2）.

［2］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第14篇

今日新兴国家很大程度上都是大型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而旧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却是在西方设计和打造起来的。巴西、中国、印度和其他快速涌现的国家拥有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经历，他们透过反帝、反殖民的历史来看待世界。这些国家仍然在尽力解决发展的基本问题，所关切的问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相同。近期全球经济下滑也已带动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叙事。以美国为始发地的这场经济危机已经损害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并产生了对美国扮演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能力的质疑之声。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许多观察人士认定，世界政治不仅正经历守卫者换班，还在经历构成全球秩序基础的理念和原则的转变。但这种惊慌失措的说法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虽然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正在改变，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仍然存在并运作良好。今日的国际秩序之争并非关于既有秩序的根本原则，而是现有秩序中的权威和领导权。

事实上，今日的权力转换并不表明自由主义秩序被打败，而恰恰表明其最终在全球取得了支配地位。巴西、中国和印度都受益于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新成立的20国集团在内的现行国际秩序的规则、惯例和机构。它们的经济成就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与世界政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息息相关，它们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维护这个体系。??

第15篇

受到国内充斥着国家主义倾向的思想界和见风使舵的传媒的误导，日本在我们眼里总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东半球最顽固的堡垒，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而事实上，坚守着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和企业内工会制三大法宝的日本经济，不仅与新自由主义相去甚远，甚至跟资本主义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充满了社会主义派经济学家与凯恩斯学派的斗争，而新自由主义则相对局限在学院内部。但是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泡沫爆裂之后，日本经济一直一蹶不振、趋于停滞；哪怕在日本国内人气极高、风格果决、近三十年在任时间最久的小泉纯一郎，虽然携财相竹中平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仍未能扭转局面。2012年底，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重回首相府，并执意要展开更为狂飙激进的经济改革，外界一时议论蜂起，而安倍上任的三板斧也被人们戏称为“安倍经济学”，以及更为细化的“三支箭改革”。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诺阿·史密斯（Noah Smith）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强调安倍经济学的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三支箭改革”能否真正的拥抱新自由主义以摆脱国家主导下种种经济痼疾（如银行庇护关系良好但濒临破产的企业，性别歧视、进口壁垒，等等），同时还要面临国内保守势力、新制度运行的社会成本以及日本国民有限的耐心。

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三支箭改革”分别是：大胆的金融政策、迅捷的财政刺激，以及更为根本性的结构改革（包括放松企业管制、鼓励民营资本、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等自由贸易区）。其中第一点、第二点由于主导权主要在政府方面，所以实施迅速，优劣并存。而第三点结构改革其可行性则备受各方质疑。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企业的文化传统过于强大，性别不平等、终身雇佣制以及年功序列等等，都制约了日本经济转型的可能性，而外在的人口老龄化、社会结构单一等社会问题，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史密斯教授看来，只有彻底地去管制，打破企业枷锁，降低进口关税壁垒，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银行和企业间的庇荫关系，改变传统的企业内部组织形式，才有可能在根本意义上成为日本经济在千禧年之后逆袭的助力。换言之，只有彻底拥抱新自由主义，践行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竞争环境，才能使日本不至于重蹈往日改革失败的覆辙。但是史密斯同时也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免费的午餐，日本必将在改革的过程中面临传统安逸社会的抵触情绪、既得利益的金融机构和大小企业的抵制，还有就是不确定性更强的高失业率、工作保障的下降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但是如若撑不过新自由主义式改革阵痛的最初阶段，等待日本的将还是“国家-公司体制”的传统社会，而其经济也会继续深陷于通货紧缩的停滞之中。 （文/阿苏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