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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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

第2篇

[关键词] 古代；当今；文学；社会意义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中代代相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了一鳞半爪。尽管零星破碎，但却是最早为人知的历史，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是比较可信的夏代歌谣，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虽语言简陋，却记载了原始生民真实的生活。

至文字产生之前，文明就已经存在，文字的产生是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从结绳记事，到甲骨卜辞，再到钟鼎铭文，文化借助文字延伸，如果说原始社会，诗乐舞一体，那么到春秋时期，诗歌从乐舞中独立分化出来，产生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风格，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格，便是文明的一种进步，而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的状况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互有侧重，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禅学之于唐宋文学、理学之于宋明文学；包括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等都标志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在漫漫文明长河中流光溢彩。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不难了解，古国的成长与曾有过的辉煌。我国一直以来就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老一辈的古文献研究学者，他们旧学根底好，博学多识，且有丰富经验，然这笔宝贝财富，被时间无情地渐渐失去，中青年一代又跟不上，青黄不接，一方面，这一阶段的人旧学根底不好，两一方面，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阶段，只有极少人能够沉淀下来一心一意做学问。尽管国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各学校设置了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硕士、博士点，但想要超越前人的成就，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古代文学在古代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倘若百无一用，就不会有产生的土壤，纵而观之，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也不无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传承真、善、美。就古代文学本身而言，它最本质的特征在于艺术的感染力和审美价值，求真、向善、尚美。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尚美体现为“文体升华”，三位一体，相互交融，是人类三个最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与美学，给人以感染，引起情感共鸣。古代文学的研究因此显得更加有必要，它对于培养以“真、善、美”为内在核心的人群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大体看来主流思想不外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人际关系新的认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而强调“德政”则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这一点纵使在今天也有着莫大的指导意义，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单个的人，追求“无为”洒脱，是精神层面的另一种反应，且无论是儒是道，共同汇注了中国人独有的性格特质，连接起了祖国灿若星辰的历史文明，古代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教导我们前行。

第二、研究古代文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孔子提出的儒学，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修养方面，也体现在维护社会秩序层面，表现了对政治的一种美好理想。《礼记·大学》提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对和谐的一种比较早的阐释，《礼记·礼运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这些都为社会和谐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深化古代文学研究，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和谐共融。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不容忽视，它有利于培养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以社会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团结各个名族的人民，有利于传承中华独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可能终止，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敞开国门，就走入了全球化的世界中，机遇与危险并存。如何保持本民族特色，始终值得思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古代文学在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日益边缘化，所以文学研究者更有责任深化对它的研究，疏源流，传文明。

“无用之用”意即世俗世界中，没有直接而实际的效用的事物，往往有着间接不显著的大用，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也在于此，它帮助人们感受真善美，传承中国文明，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李芳民.展望、回顾与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3（4）：171-175.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VOL4：270.

[3]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第3篇

1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研究现状综述

迄今为止，有关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的学术研究方兴未艾。文学专著方面，有关文学名士的研究尚以文学史形式存于地域文学专史研究中。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与毕宝魁的《东北古代文学概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两部著述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首开东北文学史书写先河，书中有关东北地区古代文学名士的研究，材料翔实，论断恰切，评介公允。任惜时等主编的《东北文学通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前三章简略勾勒了东北古代文学的发展概貌。李春燕等编著的专题论文集《东北文学综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及《东北文学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版)，其中关于东北古代文学研究的部分有《萨满教文学的文化底蕴》《辽代文学通论》《清代前期东北流人诗歌创作论》《清代东北籍文人文学论》等四编。张菊玲的《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介绍部分满族作家及其作品，张佳生的《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宗室为视角，勾勒满族文学发展脉络，赵志辉等主编的《满族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分卷评介了满族先世、清代前期、中期和后期4个历史阶段，兼顾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纯文学与俗文学、满语文学与汉语文学的学术视野，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满族文学史。董文成主编的《清代满族文学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涉猎到东北古代文士的创作思想。李兴盛的《东北流人史》(黑龙江出版社，1996年)从文士流放视角梳理东北古代文士的生命历程。白长青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2004年)与徐光荣的《辽宁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虽为单省地域文学专著，但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后者尤以详细挖掘、梳理辽宁古代文学名士文献史料著称。文学名士个案研究方面，刘晓、匡亚明所著的《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详尽阐述了耶律楚材的生平，并对他在诸如政治、宗教、处世哲学、诗歌、音乐、史学、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成就，是国内第一部耶律楚材研究专著。

别集整理方面，近现代大学者金毓黻主编的《辽海丛书》(辽海书社，1933~1936年)共收录东北地区古代名士诗文集15种，分入第四、第六、第九及第十集中。所收撰述，多采用世所罕见之本。其中以传抄本居多，家藏稿本次之。凡此诸本，今俱不易得。至于绝版复本，金氏辑补本十数种，可补前史之不足，校史之异同，为考证之资，其辑佚校补，保存文献之功自不可灭。继《辽海丛书》之后，兴振芳主编的《辽海丛书续编》(沈阳古籍书店，1993年)收录东北古代名士诗文集7种，均辑入第六集中。《续编》多方搜集，以补金氏之阙，将耶律楚材、李锴等重要人物别集辑入，为后学提供方便。

单人别集整理方面，有耶律楚材、贺钦、冯惟敏及魏燮均4种。谢方点校本《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以《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以渐西村舍本互校，并以《丛书集成》本作参考，在每篇诗文后均附有校勘记，并在全书的末尾附有《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文正公年谱》《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等3种对研究耶律楚材生平有着重要价值的资料，非常便于读者参考，为现在最好也是最为方便的一个版本。伍玉梅整理的《医闾先生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第一部贺钦文集的校注本，工作底本是嘉靖二十三年本，校勘参以嘉靖九年本和其他各本。所用影印底本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属于国家第一批珍贵古籍，该书的出版为研究贺钦的学者提供了很大方便。毕宝魁的《九梅村诗集校注》以增订新篇目和详注的方式将魏燮均的诗文呈现于世。该书出版后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反响，铁岭市成立魏燮均研究会，魏燮均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魏燮均获得在生前难以企及的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谢伯阳的《冯惟敏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收诗、文、散曲、杂剧及赋、词等，其中的文主要来自《海浮山堂文稿》，该书为冯惟敏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便利。缪润绂所著《沈阳百咏》《陪京杂述》《陪都纪略》(沈阳出版社，2009年)三部书稿由沈阳文史研究馆整理校注，作为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一辑出版。

学术论文方面，为考察30多年来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研究成果的数量，依照上述文学专著中涉及名士的姓名及字号等多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按照知网提供的核心期刊和CSSCI两种来源类别进行二次检索，以考查论文质量。计量时，对有些与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研究主题无关却被检索到的论文，不计入总数;先元时期的名士，因其馆藏文献资料基本亡佚，故不在计量之内。

2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文献钩稽

笔者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书目》(辽海出版社，2003年12月版)、《辽宁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线装书目》(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古籍著录系统、国家图书馆检索系统等国家级、省级及高校各图书馆馆藏书目或检索系统，将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文献资源进行系统钩稽。这里遵循4点原则①因东北古代文学名士涌现时间多在辽代及其后，且现存世典籍文献基本为辽代及其后，所以所选名士时间范围为辽代至清代。②所选版本首顾单行本善本，次择单行本良品。③没有单行本的选用所据底本精良者的丛书本。④因顾及使用便利因素，所择图书馆以东北地区为先。

3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学术研究建构

辽宁省关于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的馆藏资源十分丰富，建构这一学术研究系统亟待提上日程。研究主要可分为4大类：典籍校注丛书、资料汇编丛书、学术专著丛书、名人传记丛书。资料汇编丛书通过搜集整理各名士生平、仕宦经历、著述情况、后人评介等方面资料来完成。名人传记丛书是在典籍校注丛书和资料汇编丛书完成后的基础上，对文学名士的生平经历及著述作品及其熟悉的情况下方能完成。而学术研究可从文学家族研究和作家群体研究两方面入手：

①元代辽阳耶律家族：元代杰出政治家、文学家耶律楚材被《元诗选》编纂者顾嗣立誉为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次子耶律铸、三子耶律季天、孙耶律希亮都是诗人。

②元代朝阳姚氏家族：辽代西柳城(今朝阳地区)姚渊、姚枢、姚燧三代。姚枢任许州录事判官迁河南许州(今许昌)，至元二年回辽阳行省任辽东按察使、东平宣抚史。其子姚燧是著名散文家和散曲作家。

③明代义县冯氏家族：明代中叶冯裕，其子冯惟健、冯惟重、冯惟敏、冯惟讷、其孙冯瑗。冯裕曾受教于辽东大儒贺钦，冯惟敏更是杂剧散曲大家。

④清代沈阳缪氏家族：清代东北科举家族缪氏的代表人物缪公恩是嘉庆道光年间东北诗坛盟主和泰斗。族人中幼弟缪德喜中进士，缪公恩的五世嫡孙缪延祺进士及第，缪氏第三个考中进士的是缪公恩的嫡曾孙缪润黻。

⑤清代铁岭高氏家族：高其倬、高其位、高其倬继室蔡婉、高其佩、高鹗。

⑥清代锦州金氏家族：金科豫、金朝觐兄弟。

⑦辽东三老研究：康乾盛世时期辽东涌现的三位诗人李锴、戴亨、陈景元。

⑧辽东三才子研究：房毓琛、刘春烺、荣文达。

⑨沈阳三才子研究：韩小窗、喜晓峰、缪润紱。

⑩其他相关研究：贺钦、王尔烈、常纪、多隆阿、魏燮均等。

文学家族研究和文士群体研究是东北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研究，揭示东北文学发展的内部必然联系，给人以明晰的地方文学发展史的印象。东北古代名士的后续研究空间极大，有必要让这些在当时曾经影响东北文化的历史名人活起来，有血有肉，影响和鼓舞当代东北人的志气和信心。

4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文化产业建设构想

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与此相应，学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也渐成热点。笔者将东北古代文学名士与东北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拟作简单的构想.

5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资源开发意义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群体是东北文化最佳形象代言人。名士们的人格品质和文学作品内涵是盛开在东北千百年来文化土壤中的绚烂之花，并在历史的时空中结成多种果实，以飨东北人民。因此，着力、全方位开发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资源既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重视文学、文化传承的自觉。

开发名士馆藏资源有助于提升东北文化内涵，加快东北文化建设进程。地方文化是一个地方或者地域民气的重要表现。孔子说：里仁为美，居不择仁，焉得知?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选择道德文化水平高的地区居住;二是对居住区施加影响，使其成为仁义充满道德的人文环境。而后者即是开发名士馆藏资源的重大意义所在。良性的人文环境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抢救、搜集、系统开发东北名士馆藏资源亟待提上日程。

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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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095-01

摘 要 本文试将其放置在古代文学背景中，旨在从其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梳理出其总体特征，于学理上探寻其自身的变异脉络及与它时段文学的内在联系，呈显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发展历程；文人集团

魏晋南北朝是指东汉建安年代到隋朝统一约 400 年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局比较动荡，以致政治腐败，经济衰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政局的动荡又导致了集团间的权利之争，使许多有志之士怀才不遇，甚至遭受杀身之祸，是历史上少有的恐怖时代。诞生在这一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1 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1.1 士族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特点。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特殊的阶级地位，使其拥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社会力量，他们垄断政治，世袭贵族，这样就造成了寒门庶族没有仕进的机会，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这种社会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庶族强烈抗争士族控制政治权利、倾泻不满的现象。

1.2 就思想状况而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随着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的本体论、思辩逻辑不断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学、佛教和道教都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历时约 400 年！

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这一时候的代表作家包括曹氏父子即三曹，还有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

以及女作家蔡琰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为主，诗风大都慷慨激昂，悲壮但刚健有力，史称“建安风骨”。

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处在魏晋换代之际的正始文学，被司马氏掌权后形成的政治恐怖所影响。这一时期的文人面对政治的黑暗，选择了老庄的“无为而治”做消极抵抗，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真实的反映了现实，只是与慷慨悲壮的建安文学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多是忧生的嗟叹。

两晋文学又分为东晋文学和西晋文学。

东晋文学时期，一些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在语言上有了新的探索，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这一时期对门阀制度的抗议、寒士不平之鸣的作品尤其突出，成为富有光彩的亮点。东晋文学最富特色的是山水田园诗，山水诗的代表人物是南朝的谢灵运和齐代的谢眺。最有成就的田园诗人则是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擅于从日常的小事情中挖掘出诗意，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高境界。

在南北朝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朝民歌，这个时期还出现出现了南北方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这一点在南北朝民歌上有很好的体现，南朝民歌大都反映的是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风格清丽婉转，而北朝民歌则反映着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风格粗狂刚健，这些都与当时南北方的社会现实有关。

3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

南北朝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文人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文学创作的规律，也就是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相当的认识和把握，进入相对自由的创作状态，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3.1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地重要标志：

一般来说，所谓文学自觉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从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是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和认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而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了个人的行为，可以自由的抒发生活体验和情感，使文学固有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在此时几乎已被淡忘了，例如，汉代的大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演化为抒情小赋，作家开始在小赋中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写出了独特的感情内蕴。

（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样式趋于精致化。在这一时期五言古诗得到长足发展，并趋于成熟，七言七言歌行体得以确立，并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梁时期，更是创作出了一种新诗体即“永明体”，这种诗体是律诗的前身，梁陈时期出现的宫体诗扩大了诗歌的领域，体现了新的美学追求。

3.2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文人集团活跃：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普遍受到重视，文人的地位因此提高。因此进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动，成为了一种可以提高身份的高雅的活动，文人集团因此形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被后人称道是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三曹”为首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和魏末晋初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此外，还有西晋时候一权臣贾谧为首包括陆机、左思等人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时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齐代的“竟陵八友”

还有梁代的帝王太子们各自组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人集团，这些文学集团间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刺激了文学的兴盛和发展，而且文学集团在举办活动中的相互影响，使文人思想发生碰撞。常常会产生新的文学思想，使文学风格多样化，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5篇

【摘 要】《红楼梦》和《源氏物语》分别代表了中国和日本古代文学创作的巅峰，后期学者们对两部作品分别研究和比较研究都有了丰硕的成果，但大多数研究都是以《红》和《源》中出现的众多女性形象为基础而展开的，文章将横向对比两部作品的男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所反映出的当时社会现状和中日文化中的男性文化的异同点。

【关键词】《红楼梦》；《源氏物语》；贾宝玉；光源氏；对比

一、作品简介

《红楼梦》成书于中国封建王朝末期，作者曹雪芹经历了家道中落人生悲喜后，思考历史趋势，结合生平经历，淡看时间沧桑，十年呕心沥血终于谱写出了位于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的旷世经典。它以中国封建社会贵族家庭的腐朽生活为全文背景，以宝黛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的衰亡为情节，揭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并揭示出封建社会必将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

而《源氏物语》比《红楼梦》的出现早700年，由平安时代的没落贵族紫氏部执笔完成，它被公认为世界最早的完整的长篇散文体写实小说，被誉为日本文学的最高峰。作者紫式部主要描写了源氏的爱情生活，他在俊丑不一的一堆女子中努力追求情爱，在政治仕途上一心追求一席之地，但人生的可悲和虚幻，最终使他万念俱灰，丧命中年。故事以平安时代为背景，讲述了奢华糜烂的贵族生活和在冰冷的环境中的身不由己，以及极度渴望爱情滋润的人性。揭示了女性的悲剧命运，体现了虚无观和对无常命运深深的哀伤。

二、男主人公对比

男性作家曹雪芹和女性作家紫式部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描绘了她们的复杂性格与丰富心理世界、艰难的生存境况和悲剧性的命运。《红楼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作为封建男权社会的代表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性，但是由于作者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受所处时代的限制与作者个人因素的影响，所以他们笔下的男主人公人物形象不可能是相同的。

（一）唯美。对于《红》和《源》这两部文学巨著，都以一个男主角展开描述，而在人物设计和写作手法上，无论是曹雪芹还是紫式部，都给予了笔下的男主人公从内到外的极尽完美。

含着美玉出生的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单是外貌就芳华盖世，无人能及。其次，在性格设定上，又赋予了宝玉对功名利禄的淡漠，和对封建家族的反叛。再次，在对待女性命运方面，宝玉更超凡脱俗，他不仅把女性放在一般的男子之上，更把她们放在了自己之上。贾府之内，从上到下，从贾母到王夫人，从众姐妹到寻常的丫头侍女，甚至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他都能够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爱护。由此可见，贾宝玉的形象，是完美的充满了唯美气质的理想主义色彩。

与此同时，光源氏的刻画也展现出了一个几乎十全十美的男人形象。他从小就色艺双全光彩照人。“这小皇子长得异常可爱，即使是赳赳武夫或是仇人一看见他的姿态也不得不面露笑容。”由此可见光源氏的容貌之秀美。接着，光源氏又被赋予了绝世才华与生性浪漫的情愫。“规定学习的种种学问自不必说，就是琴和笛也都精通，清音响彻云霄”。而且他的“风韵娴雅、妩媚含羞”的姿态更是从小就令人惊叹不已。与宝玉极为相似的是，虽然光源氏生性好色，放荡不羁，但却屡次被作家美化成了一个有始有终的妇女的庇护者。

（二）泛爱。纵观两组作品，《红》和《源》的男主人公所处的生活环境都是香韵缭绕的女儿国，对于女性，贾宝玉和光源氏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特点，都具有泛爱的特性。但是，由于贾宝玉作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的 ‘泛爱’与新兴的民主要求息息相关。体现了最初的男女平等意识和对女性的欣赏、赞美、关心、照顾，可谓一副菩萨心肠，而不求回报。总体来说，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态度是尊重的，注重情感的交流，而疏于两性关系。

而与之相对，光源氏的‘泛爱’，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连，他作为一个为仕途地位奋斗终生的封建阶级代表，对于女性的爱更多的是非理性的，对于女性的情感更多的体现在对情人的温存体贴，有情有义，悉心照顾上。

（三）悲观。《红》和《源》在人物描写上都是以男主人公为中心，与身边女性产生感情故事推动情节发展。但是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都成为苦的化身。最终都以出家遁世或死亡得到最终的解脱和救赎。两部作品都满载着佛教的虚无主义和无常观念，处处体现着悲彩。

贾宝玉作为封建贵族的叛逆者，外表光鲜，锦衣玉食，但内心却一直不得平静，对表妹黛玉深爱，却不能违背家族意志娶了表姐宝钗，抑郁不已。对社会陈规的抵触，对家族约束的不认可，在成了他彷徨的生命轨迹，最终家道败落，看破红尘，大彻大悟，回归太虚幻境。

光源氏是世人眼中的美男子，光彩动人，人人羡慕，但是每得到一个女人的爱就多一分愧疚，在众多情人的相互妒忌中愈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更是由于爱侣紫姬去世，最终悲观厌世，一心渴望早日遁世，终于还是归隐佛堂，悄然逝去。透过源氏的身世命运，从他的用世，到玩世，最终超世，映射出了佛教人生苦海无涯，四大皆空的观念，

三、主题思想类似的原因

比较两部作品，虽然成书于不同年代更是在不同的国家，但在描写由盛而衰的社会发展方面却惊人的相似，分别谱写了一道缠绵婉曲的封建主义末世哀歌。两部作品都以大量的描写展现了当时上流阶级社会的荒奢华，但这种盛世场面更多的是为了结尾的哀伤做出强烈对比只用，不仅反映了作者对世事无常的哀叹，也体现出盛极必衰的社会发展规律。两位作者在抒发悲剧主题时对封建贵族必将没落的预见，并不是巧合。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社会制度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更是处于相同的东方文化体系，侵染着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东传，都为两部作品的内在气质相似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人民文学出版社.

[2] 王华.关于《源氏物语》中源氏公子人物形象之分析[J].中国教育研究与创新，2006（12）.

第6篇

【关键词】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

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迅猛的发展，对于各个行业领域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文学领域，其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片空前的繁荣景象。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从时间上来看，其所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其实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随之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具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学术前沿问题，因此要对其予以高度的重视。

一、当代文学较之传统所产生的变化

自从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与以往相比较而言，我国文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已经成为文学市场或格局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所产生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当中：首先是文学的基本观念。自一批又一批的“80后”作家出现，中国文学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五四”至1980年的时期当中，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还只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精神和艺术上的事业；在出现“青春文艺”之后，则对于文学的娱乐和消遣的作用更加强调。其次是文学的基本运行机制。在“五四”到1980年代之间，其中出现了很多的论争，其主要围绕的是建国以后的各种批判运动，新文学的主要运作机制之一就是通过论争来介入到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当中；然而，在1990年代之后，这种文艺思潮的论争机制已经基本消失。再次是文学的媒体。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现阶段，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领域当中已经实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近几年互联网等媒体形式的变化，对于我国文学的整体运行也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报刊是新文学最早的一种运载方式，当下网络已经成为整体文学的重要载体。

二、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分析

（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

当代文学进入到21世纪的发展阶段，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命名、认识和评估是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研究中的关键内容，是研究人员必须认真面对和切实解决的重要课题。在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宏观的审视之后，发现当代文学的走向和特点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当中：首先，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呈现出越来越切实的特点。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资深的调整，人们对于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学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学创作更加个性化，而理论批评则更加宽容。其次，市场化的“双刃剑”特点越来越明显。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是市场化，因此其会对文学创造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最后，新媒体和旧媒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变得日渐频繁，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使得纸质媒介刊发作品的情况得以改变，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在对当代文学进行研讨的过程当中，由于媒介的多样性，人们可以从多侧面和多角度对作品进行探究，例如,对于姜戎在2004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狼图腾》是否是具有新世纪文学特性的探究，李建军的《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和王学谦的《<狼图腾>与新世纪文学的生命叙事》就是在新文化语境下对新世纪文学进行迥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二）长篇小说的创作与评估

受到文学自身和文化市场规模扩张的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一直都呈现出经久不衰的趋势，一些名家的新作在文坛内外更是取得了极大的反响，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和评估因而也成为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之一，主要针对的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变”及其成因和走势的阐释与解读。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和评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对于贾平凹的《秦腔》而言，其被称之为是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作品，是对近年来许多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有的学者认为《秦腔》一方面敏锐的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一种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千年农村的一首挽歌；另一方面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应用了瓷实精致的手法对鲜活真实的世界进行了重塑，在阅读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对于余华的《兄弟》而言，其中将历史、暴力、罪恶等人性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从中体现出爱的伟大、宽广和无畏，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性。有学者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瓶颈体现在对人理解的狭窄、陈旧和单一的层面之上，在文学领域实现不断发展的现阶段，人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凸显，将人放在三维复合的时空当中对其进行观照，这是当下长篇小说实现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长篇小说创作和运作中的商业元素也是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研究中的另一热点内容。

（三）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

“80后”青春写作在文坛中出现最早是上个世纪末期，指的是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从事写作的学生群体，其代表人物为韩寒（《三重门》）、许佳（《我爱阳光》），之后涌现的郭敬明和张悦然，其在网络文坛中占据的读者数量和市场份额甚至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对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实际上是为了消除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文学差异观念，实现彼此的相互吸取和补充。“80后”作品的主要改变之一是中国人形象发生了变化。对于国内以往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而言，其所描述的大多是农民形象、阿Q形象、朱老忠形象和陈奂生形象等，但是“80后”作家中具有乡土经验的年轻作家较少，因此描绘乡村故事的越来越少，转而对中国城市进行描写，使得“乡土中国”逐渐转变成为“城市中国”。另一方面，其在创作中对于传统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也实现了借用，特别是对于底层文学而言，如曹征路的《那儿》、《问苍茫》，胡学文的《向阳坡》、《命案高悬》等，就是站在从底层文学的视角上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变化；再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上已无陈金芳》、文珍的《录音笔记》等，对于“失败的青年”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这也是当代文学中具有症候性的现象之一。另外，科幻小说的兴起是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代表。实际上，科幻小说真正兴起并引起关注是在最近几年，刘慈欣的《三体》的发表把中国科幻小说的水平提高到了可以和世界科幻文学相媲美的高度，韩松、王晋康等作家也在其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科幻小说也成为当代文学在市场经济下的重点研究内容。

（四）网络新媒体文学批评

伴随着数字化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新的艺术形态也随之产生，且逐渐抢占了前沿艺术的重要位置，网络文学、电脑绘画、数字影视、3D动漫、E媒广告以及博客等，一方面使得当代文艺的发展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另一方面还从生产体制的层面上改写了艺术的惯例，促使新的艺术存在方式和功能范式得以出现，因此要对网络新媒体艺术保持客观的认知，在这种文学语境和学术背景当中，对于网络新媒体艺术更是要予以正确的认知和解读。有学者提出，当代人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使得自身处于一个影像大众化生产和消费的“艺术视觉革命”的时代当中，新媒介的出现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要对“荧屏生活与视觉轰炸”、“视觉中心和读图时代”以及“图腾文化和图像霸权”等之间的关系予以理性的区分和把握，并对其现象出现的原因予以客观的辨析，商业化和娱乐性对于文学艺术本性的遮蔽问题还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当体量巨大且传播广泛的网络创作涌现的时候，对于网络文学的批评也成为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之一。网络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方式，在大众化和传媒化凸显的批评语境当中，其批评标准与商业和技术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网络文学批评标准应具有审美、商业和技术这三个基本维度，因此网络评价体系和批评标准的建设是当代网络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热点，由此而形成的学术生态对于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79年以来发生在特定社会主义历史语境当中的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至今，主要包括了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类别。本文对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共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与传统文学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基本观念、运行机制和媒体这三个方面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对于文学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对于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而言，其主要还是集中在“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长篇小说的创作与评估”、“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以及“新媒体文学批评”等几个方面。总的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学术前沿问题，在今后还需要对其实现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促进我国文学领域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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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洪晓楠.科学文化哲学前沿问题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6.

第7篇

关键词：马 文化 认知 综述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b）-0083-02

马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家畜，与人类生活紧密关联，因此，人们对马的用途和社会影响有全面的认识，对马的日常驯养和管理有丰富的经验，对马的生理特征和种族演变也有科学的研究。人们对马文化的研究不仅体现在马的实体方面，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极为繁荣的景象。

1 对文学作品中马文化的研究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马自然而然地以相当高的频率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因此，文学作品成为马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1.1 专书研究

以对《诗经》中马文化的研究为例，郝思瑾、高婉瑜、赵宏艳等指出《诗经》开创了以马喻人的传统。郝思瑾考察了《诗经》中的“马”字出现的情况，认为“马”字共出现四十九次，提及各种马近二十种，描写马的诗句上百首，反映了马在当时的交通、军事、田猎和祭祀等日常生活和活动中被广泛使用；认为《诗经》中常以马喻人，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以马喻君子贤人；其次，被用来指代百姓，有时还指代具体的个人；再次，用马来代指财富和战争。高婉瑜研究了《诗经》中出现的马的名目，并以《说文解字》《毛传》《尔雅》《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为基础，综合诸家之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驹，见于《周南・汉广》《小雅・皇皇者华》诸篇，《毛传》：‘五尺以上曰驹。’《孔疏》：‘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按：依照上述，驹应是身材较小的马匹，《说文》云：‘马二岁为驹，三岁为’，以年龄划分驹、，《汉语大字典》释驹为‘少壮的马’，融合两说，今以驹为小马总名。”她还根据《周礼・夏官》的记载，具体研究了六式马即马的用途，那就是种马（繁殖用）、戎马（军事用）、齐马（祭祀用）、道马（驿传用）、田马（狩猎用）、驽马（杂役用），并披沙拣金地研究了五首咏马诗，认为马匹除了作为交通、田猎代步工具基本功能外，特别之处是具有财富意象。赵宏艳也研究了《诗经》的马，较之高婉瑜，赵宏艳更详细地描写了形容马的词语，从病马、健壮之马、马行走貌三个方面分析《诗经》中的马，发现这些词语多以叠音词为主，它们句式整齐、结构相同、词性相近，富有韵律美感，例如，《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清人在消，驷介；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在研究马的主要用途时，赵宏艳认为《诗经》涉及到的马的用途主要有三种，军事、狩猎和迎亲嫁娶，并作了具体统计，涉及军事的有10篇，即《邶风・击鼓》《风・定之方中》《郑风・清人》《秦风・小戎》《小雅・采薇》《小雅・出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大雅・大明》《大雅・抑》；涉及狩猎的有6篇，即《郑风・大叔于田》《郑风・叔于田》《齐风・还》《秦风・驷》《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涉及迎亲嫁娶的有5篇，即《周南・汉广》《齐风・载驱》《小雅・鸳鸯》《小雅・车》《大雅・韩奕》；赵宏艳通过对马的用途的分析，提出了马对周族的兴盛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观点。

以对《三国演义》中马文化的研究为例，吴娜指出《三国演义》中的马具有通神示警的神性化色彩，义马救主、义马殉主发展了马的神性化，赐马行为是古代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形成了蕴涵着中国古代特殊马文化的“宝马英雄”的组合，并且这种组合进入了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

1.2 专人研究

夏兆辉研究了杜甫诗歌中名目繁多的马，例如“大宛马、胡青骢、骅骝、骠袤、汗血马、肥马、瘦马、病马、快马、龙媒、老马、白马、骠、骏、紫骝、乘黄、、赤骥、戎马、蕃马、老骥、鞍马、天马、骊驹、驹、笼马、铁马、枥马、俗马、肥马、细马、凡马”等，认为这些“马”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文化性，形成了 “骁腾的神骏”―― “悲愤的骢马”―― “废弃的瘦马”―― “漂泊的老马”的意象图，它不仅是杜甫自己人生的缩影，而且是自身价值追寻的过程，尤其是“病马、老马、瘦马”的描写，丰富了传统文化中马意象的主题文化。

周尚义分析了李贺诗中的马，认为李贺诗中的马具有丰富的意蕴：（1）建功立业志向的寄托与英雄形象的刻画：“将军驰白马，豪彦骋雄才。”（《送秦光禄北征》）（2）自我才能的褒许和高尚美德的展示：“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马诗》其四）（3）困顿失意的象征和愤懑情绪的映射：“催榜渡乌江，神骓向西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马诗》其十）（4）君子遭弃、小人得志的形象的比喻：“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马诗》其二十三）周尚义评论：“他赞美那些神异的赤兔、乌骓、汗血宝马等，借以表达希求立功沙场的壮志和对英雄的景仰；他讥笑那些‘肉马、蹇蹄’，借以表达对当道小人的指斥；而那敲骨带铜声，只能在郊野吃食带刺的败叶的令人哀叹的瘦马，则是他才智俱佳而不遇伯乐、穷苦困顿的自我的写照。他笔下描绘出的各种各样的马，皆具有丰富的意象特征。”李彩霞则从李贺浓郁的“宝马”情结中看出了诗人生命的孤苦、萧寂和苍凉，尽管“宝马”一开始是“一飞冲天”的俊朗形象，接着就是想建功立业而不得的“引颈怅望”和“困顿落拓”，最后不得不“疲乏羸弱”，成为“老马、疲马、病马、瘦马”。

刘越峰讨论了岑参笔下的马，不管是表现马行速度之快，表现人马行程之远，表现人马所处的环境恶劣等，都语出惊人，例如“马疾过飞鸟，无穷超夕阳。（《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走马西来欲到天，离家见月两回圆。（《碛中作》）”等。

于海英，张波对辛词中出现的马作了穷尽式描写，讨论了宝马意象仍是寄托词人自己的豪情壮志以及抒发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感慨的载体，同时指出在游弋游春主题中，马衬托了骑马人的高贵身份，最难为可贵的是他们对辛词中的“马”从文字形式和语法形式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1.3 断代研究

对马文化的断代研究目前多见于对先秦、魏晋南北朝、唐、宋的马文化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可能是马在这些朝代的作用较为重要，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很高，文化意蕴也较为丰富。

林琳研究了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马文化，认为秦汉时期的马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包括马匹本身、马产品、养马技术、相马术、马医等范围，同时研究了马造型艺术，例如，秦兵马俑、西汉三千兵马俑、马超龙雀等，指出“马文化作为古代民族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独特审美范畴，它有着深层的意蕴和丰富多彩的内容，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其社会发展进程中，在长期的民族共同生活和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受着各个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经济政治状况、、思维方式、习惯势力、传统伦理观念和民族素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制约和影响，因而必然具有突出的民族心理特征和强烈的思维意识倾向及鲜明的时代烙印。”莫波功的《马对先秦社会的影响》从马对交通、对通讯、对战争及对其他方面的作用进行探求，说明作为一种重要动物，马对先秦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加快了先秦的道路建设，广泛地运用到通讯中，对战争的兵种、规模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还影响了先秦时期的礼仪、耕作方式。

韩婷对魏晋南北朝咏马诗作了研究，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大多数诗人行伍出身，长年征战南北，马不离鞍。马不仅成为了孤寂漂泊天涯将士的伴侣，更是文人墨客笔下生动的形象，大量的咏马诗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歌咏，更有一种建功立业的渴慕，”此时的马成为功业之志、安邦御戎的隐喻。

黄建辉在《唐诗马意象研究》中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唐代咏马诗中出现的马意象，主要有战马、天马、宝马、画马、舞马、羸马等，分别代表一定的文化内涵，如战马――杀敌立功，坚韧劲健；羸马―― 老病孤独，凄苦无奈等。同时对马意象的流变进行了研究。

许兴宝的《文化观照中的宋词马意象》一文分析了宋词人对马的毛色、神态、马的价值、马具等极具奢华的铺写，认为宋词马意象的生成包含着传统文化因素和时代趋尚的密码，也有词体文学自身需要的机缘，同时指出宋词马意象与传统诗文中的马意象有诸多不同之处。

王立的《千古文人的伯乐梦―― 马文学与马文化的美学、人类学内蕴》梳理剖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马意象的文化源流，认为马文化丛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物质功用影响到意识上的尊祟神化与人格化，因而从哲理性、伦理性、文化濡化性与审美性上概括了马文化。

2 对少数民族马文化的研究

青措在《藏族马文化初探》中，从藏族的历史、宗教、生产生活等三方面初步分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藏族马文化的产生；阙岳在《从民俗学的角度解读马在蒙古族叙事诗中的象征意义》中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马在蒙古族叙事诗中的象征主体进行了系统考察，从物质、行为和精神等三个视角来解读马的文化象征意义；王颖超的《史诗〈江格尔〉中的马及其文化阐释》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史诗《江格尔》中的“马”进行文化阐释，认为马集兽性、人性、神性于一体，成为英雄的象征，同时也是蒙古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3 中西对比研究

这一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英对比上，有“马”词语及其文化的对比，也有“马”与其他动物如“牛、犬”等的对比。例如杨祖宪、海峰的《英汉“马”字成语比较》论证了因中、英“马”文化的相似性，相当大一部分英语“马”字成语在汉语中能找到可基本或部分对应或相当的成语，但也有一部分由于两国文化的差异既不对应也不相当；高蕾的《马年话“马”――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之管窥》认为：（1）“马年”折射出英汉民族习俗之差异；（2）“马”的称谓体现了英汉语言的异质性；（3）有关“马”的词汇、习语反映出其英汉人文意义的异同。邹幸居在《“牛、马”中西文化内涵差异的认知探讨》中，从认知角度通过对中国文化图式和西方文化图式的阐释、比较，说明不同文化图式赋予了“牛、马”这两个基本范畴词不同的内涵、功能，反映在语言上，就形成了既相异而又恰好能在中英文中互相替换形象的一系列词语。这类研究给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4 和“马”相关的文化内涵研究

蒋文的《从“马”之繁简看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通检《诗经》三百零五篇中的“马”，并对其中的马部字进行了研究，发现出现在《诗经》中的“马”部字有50多个，分别表马的毛色、马的形态形状、马的位置、与马相关的名称、马的年岁身高等，而在现代生活中，诸多马名被概括成为一个“马”，说明了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是由简到繁再到简，也即繁化和简化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而发展的白振有在《〈说文解字〉马部字的文化蕴涵》中，从马政文化、相马文化、驭马文化、驿传文化方面进行了研究，说明了秦汉以前先民生活的丰富内容。胡继明在《从“马”字汇看中国古代语言文化》中研究了众多的“马”字汇和以马字为构件的合体字，指出“人对事物本质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粗糙琐碎到精密细致的十分漫长的过程。初始阶段，人们往往只是对事物表面的小范围区别特征的认识。如马字汇里众多的名称，是十分琐碎的，其分类是根据性别、形状、毛色、行走及行走的速度、优劣等浅表特征进行切分的结果。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思维的精密，概括水平的提高，那些多如牛毛缺乏意义的马的类名就逐渐被淘汰掉了。”认为反映某一文化现象的词汇的数量与其文化重要性成正比，属于文化中心的词汇比属于文化边缘的词汇要详尽得多，“马”字汇的兴衰演变轨迹揭示了汉语的发展变化规律。李岩松的《“马”文化熟语论析》从马与马具、马与战争和生产、马与人才等三个方面阐释马文化熟语，揭示隐藏其后的深刻文化。

作为基本层次范畴词，马的能产性是很强大的，形成了庞大的以马作声符和义符的合体字，及以马作语素的合成词、成语、惯用语，这其中必然与先民对世界的认知有关，必然有许多的隐喻现象，必然蕴涵极丰富的文化意义，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和“马”相关词语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对与“马”相关词语的结构分析欠缺。尽管已有人涉及到，如于海英、张波在分析《论稼轩词中的马意象》时，对辛词中出现的“骅骝、骄骢、汗血宝马、老骥、白马、天马、车马、匹马、金马、马上、骑马、系马、上马、竹马、走马、万马、塞马、鞍马、宝马、骏马、下马、野马”等作过分析，认为“骅骝、”等是单纯式，“万马、塞马”等是偏正式，“上马、立马”等是动宾式，“车马、牛马”等是联合式，“马行迟、马踏春风、马嘶”等是主谓式，“马上、马下”等是附加式，但只是沧海一粟，没有对“马”词群作穷尽分析；

二是对与“马”相关词语的语义范畴研究不深入。在所见论述中，多是对《说文解字》和《诗经》中出现的“马”部合体字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马的毛色、年龄、优劣等自然属性方面，而对以“马”作语素的合成词、成语及惯用语的语义范畴的研究几乎不见；

三是未对与“马”相关词语的隐喻的形成作认知解释。目前可见的论著虽从民俗学、美学、人类学等方面作过尝试，但都不足以解释“马”词群隐喻的形成，只有邹幸居试图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文化图式理论来论证“牛、马”在中西文化中的内涵差异，有一定的说服力，但遗憾的是其分析是从对比角度进行的，仅只涉及到“马”这一单字，没有作更深入细致的挖掘、剖析。

总之，对与“马”相关词语的研究可以说是“有点无面，有性无量，描写多解释少”，没有对与“马”相关的词语作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缺乏对与“马”相关的词语进行系统的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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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关键词：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以及祁连山北部居住的甘肃肃北蒙古族。广义上包括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时期。狭义上指17世纪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蒙古族以及甘肃、地区的部分蒙古族。在没有特指说明时，“德都蒙古”即指后者。“德都蒙古”这一称呼在很多蒙文书籍中都有蒙语记载。在汉语记载中一直习惯用“青海蒙古”或“西海蒙古”，由此一来“德都蒙古”名词就成了蒙古族圈内的自称法，其语义包含“上部”、“高处”、“源头”等自然环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贵”、“上等”等人文因素，因此，也被生活在此的蒙古族欣然接受，成为引以为豪的美誉和象征。在学术界，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都不能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论历史问题，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延续性被各方有所忽略，大家对其历史文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德都蒙古”称谓或概念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及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和链接线。

由于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德都蒙古”既较好地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包括语言、习俗、民间文化以及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又与广大东部蒙古地区有所差异，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也有不同之处，继而形成特有的德都蒙古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地理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蒙古族与藏、汉等其他民族长期杂居、通婚，使许多风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沿袭至今。因此，保护“德都蒙古”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其存在价值和艺术价值，显得紧迫而重要。

本文在梳理“德都蒙古”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以海西蒙古族为例来分析“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梳理有关“德都蒙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可看出呈现以下特点，从地域上来讲，蒙古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内蒙古，而是扩展到青海、新疆等地区；从学科上来讲，不仅限于从历史、宗教、心理和社会等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而是与考古、艺术、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从整个人类文化学和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主要按内容不同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有贾儒的《青海湖畔传说》（1981年），齐布仁巴雅尔的《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1986年，内部资料），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搜集整理《青海蒙古族故事集》（民族出版社，1986年），海龙、乌云其格搜集注释《青海德都蒙古族祝赞词》（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跃进主编《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纳・才仁巴力的《德都民间文学概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民间诗歌、英雄史诗、民歌、谚语、传说、故事等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全部类型；才仁巴力的《论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特征》一文，从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形成的特点入手，探究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归纳其独有特征，从而论证青海蒙古族文学在蒙古族古代文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上这些研究，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民间文学和历史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变迁、民族间文化关系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二类是“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贾儒的《德都蒙古文化简论》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德都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知识，通过对那些似乎比较繁琐的民俗事项和文化规约的论述，在理性层面上对其本质特征和文化精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变迁研究论集》中汇集了20余位国内学者以汉文发表的关于“德都蒙古”民俗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30余篇论文。从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德都蒙古”饮食服饰民俗、信仰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方面的文章，如艾丽曼的《青海省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僧格的《青海蒙古族“羊胛骨卜”及其民俗――卫拉特民间巫术调查之一》等。第二部分是“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如南文渊的《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艾丽曼的《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索端智的《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褚琼、徐黎丽的《多民族认同的变量分析――以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社区为例》等文，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和分析了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类是关于“德都蒙古”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芈一之的《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青格力的《17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杜常顺的《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等几十篇关于德都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为德都蒙古文化遗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四类是关于“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跃进的《柴达木民间文化――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之一《德都蒙古民间传说》（2014年）等。然而这些研究仍与民俗文化研究雷同，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如何保护的问题，未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系统的思考。

梳理以上成果就会发现，该方面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居多，绝大多数研究着眼点侧重于德都蒙古文化某一文化遗产现象研究，而系统研究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现象、生存现状、保护现状及保护策略等方面的成果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显得紧迫而重要，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价值。

学术价值：通过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使蒙古族历史及文化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使德都蒙古族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

应用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会弱化，一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和传承德都蒙古文化，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对指导当地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及其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符合国家当前有关实施文化战略部署，更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点的青海省增添民族文化亮点及文化旅游产业亮点。

二、“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德都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祁连县等三个蒙古族文化生态圈。除此之外，还包括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区域。其种类繁多，且丰富多彩。有民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史诗）、长调、戏剧以及美术和体育竞技（摔跤、赛马），传统医疗以及节日、婚礼等民俗事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宗教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德都蒙古人迁居青藏高原之后，承袭蒙古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对周边汉、藏、回、土等民族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元性文化。如，以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青海省河南县蒙旗等。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城镇化建设，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封闭的游牧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社会正在经历着变迁，文化遗产也面临消失、濒危、变异、衰退等情况。因此，保护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德都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就以青海海西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挖掘整理收效明显，建立健全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

海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是从1986年6月开始。1988年6月至1991年10月间，文化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编辑翻译了《海西民间故事》《海西民间谚语》《海西民间歌谣》3本内部资料书，填补了海西蒙古族民间文学汉文翻译的空白，为海西州的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打下了基础。从2003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海西州文化部门继续有目地、有计划地在全州范围内对许多民间艺人进行采访，挖掘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又出版了《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上、下）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艺人》《海西那达慕》（画册），《柴达木历史与文化》《瀚海友情》《青海土尔扈特蒙古人》《青海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汉文版）等民间文化书籍。其中，2009年出版的一书，是一本全面介绍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的汉文书籍，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以上资料来源于2014年7月2日去海西州民族文化中心访谈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教授时获取资料。）

自2008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至以来，按照“不漏村镇、不漏项目、不漏种类”的工作要求，共普查登记13大类、2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56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普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完善档册管理，编制保护名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州、县四级名录体系建设和档案的建立健全工作。目前，海西州申报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代表作名录的有3项，代表性传承人1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项，代表性传承人10名；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17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走入学校――汗青格勒传承方式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跃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是“非遗”传承最为核心和带有根本性的举措。

《汗青格勒》作为海西蒙古族英雄史诗，主要以说唱的方式所表现的“活态”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主流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对英雄史诗的认知越来越少，尤其是青少年，其生活观念和欣赏观念的差异，他们对传统英雄史诗多少表现出了冷漠和无知的态度。因此，英雄史诗说唱和演唱的民间艺人普遍年龄偏高，出现年龄断层现象，急需保护和传承。

为此，海西州政府于2007年建立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中，州教育局负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进校园、进课堂。《汗青格勒》的传承就在海西州各民族学校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由老艺人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利用学生假期，走进学校授课，培B了一批又一批说唱小艺人，并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表现了孩子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时代文明的追求。

（三）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行为――访老艺人曲日青

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尊重和保护民间艺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支持和保障民间艺人传承活动的开展，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为此，海西州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先后申请并成功审批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文化传承人就有10个，其中1名为国家级，9名为省级（见表1）。除此之外，为了及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海西州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在对海西州民间艺人的简历及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写了《德都蒙古民间艺人》（蒙文版）一书，书中收录了已去世和年长的老艺人的资料，成为研究民间艺人及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料。为了使现有的文化得以传承，海西州十分重视由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途径。

“孟赫嘎啦”文化节是近几年出现的为了丰富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了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而创办的新的群众文化节。“孟赫嘎拉”是蒙古语，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这一节日是海西州群艺馆和柴达木报社为丰富牧民文化生活创办的一项创新活动，是以诗歌朗诵为主的文化节，并且仅限于牧民参加比赛。自2002年在都兰巴隆地区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全州各地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日益激发了海西蒙古族群众诗歌创作的热情，涌现出―批牧民民间艺人和优秀诗歌作品。文化节也从当初单―的诗歌朗诵，逐年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内容，拓展到如今的长调、说唱以及采词、拉利等不同风格的表演项目。孟赫嘎拉文化节是富裕起来的牧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草原牧民进行文化交流、继承传统、展示才能的最佳平台，尤其在挽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强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一届节孟赫嘎拉文化节与第六届蒙古族那达慕有机融合，更加凸显出节日的传承功能。

（六）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旅游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旅游资源，经适度的规划与开发，打造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进行消费，其发展潜力非常大。同时，旅游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通过精心打造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欣赏、体验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借此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现代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贡献之一。

海西州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市化率高，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前景也较好。在采访专家跃进时也了解到海西将一些民俗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如祭敖包、祭火等文化遗产，成为海西乃至青海省极具有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海西州政府以建设“高原旅游名州”为奋斗目标，正在投资建设德令哈德都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园。它是以德都蒙古族文化为主题，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演艺、民族竞技体育、休闲、体训、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多元化、多功能大型产业园，主要由德都蒙古族文化博物馆、柴达木岩画公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和汗青格勒文化墙、蒙古族哈萨克族民俗村、德都蒙古饮食文化产业基地、非物|文化演艺厅、柏树山旅游景区等组成。用充满德都蒙古文化特色的设计，将柏树山德都蒙古族旅游文化产业园打造成集历史文化观礼、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由此，体现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也能明确在其保护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三、“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主要强调整体性、活态性遗产保护，推广文化生态的理念，彰显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

第一，确立生态文化保护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重点发展区域、产业目标、重点项目、传承人培养。以此科学有序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激发和增强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的自觉性，这是保护和弘扬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

第三，根据“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情况，确立遗产各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管理、检测及评价体系，做到保护与发展协调进行，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四，创新“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发展，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保护珍贵的“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将“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积极纳入到国家积极推进的重大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中，争取国家层面的投入与保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16EH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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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摘要：本文对皮日休的生平、思想、诗文创作三方面近二十年的研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此时期对皮日休研究中的深入和突破之处。

关键词：皮日休；研究；述略

晚唐皮日休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没得到学界的重视。20世纪上半期，除在文学史中偶一提及外，有关专论寥寥无几，对皮日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放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至今。本文拟从皮日休的生平、思想、诗文创作这几方面对近二十年来皮日休研究进行分析。

这一时期对皮日休研究，出现了大量的专题著作，在对皮日休作品整理方面主要有：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申宝昆的《皮日休诗文选注》。对皮日休研究的新突破有：马丕环《皮日休年谱会笺》（1996年《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0年王茂福的《皮陆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王锡九的《皮陆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此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郑庆笃著《皮日休评传》。在大量的文论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李福标《皮日休诸问题探讨》（《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王辉斌《皮日休婚姻考略―――兼及其生卒年与死因诸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彭庭松《生活转折与创作转型―――试论皮日休创作差异形成的原因》（《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等文章。

一、皮日休的生平研究

该方面继承延续了之前学者的探索研究并开创了新的局面，以前比较有争议的籍贯等问题日趋明朗化，同时又提出了皮日休的婚姻问题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1、皮日休的籍贯问题

关于皮日休的籍贯，从宋来即存在两种说法：襄阳或竟陵。王辉斌在其《皮日休行事探说》（《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中略有提及，郭义淦、郭义涛的《皮日休籍贯考》将皮日休的籍贯从人物证、族谱证、行政区划分的辖隶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而透彻的分析，得出结论是：皮日休的本籍是唐代的竟陵县，亦即历宋、元、明迄于清雍正四年(1726)的竟陵县，雍正四年至于今日的湖北省天门县。

2、皮日休的婚姻问题。

这一问题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突破，王辉斌的《皮日休婚姻考略―――兼及其生卒年与死因诸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首次触及皮日休的家庭婚姻问题。在该文中作者认为皮日休于咸通二年在襄阳与某氏第一次结婚，咸通十一年在苏州与滕氏再婚。文中认为持皮日休生年为公元840年、卒年为公元880年、享年40岁的说者，并未考虑到皮日休的婚姻问题。所以，公元840年为皮日休生年说显然是值得重新考虑的。诗题中的“次前韵”，所指乃就皮日休的《早春病中书事寄鲁望》而言，其中的“妻”即为滕氏。又如《新秋即事三首》其三云:“醉多已任家人厌，病久还甘吏通疏。”其中“家人”所指，虽有可能包含其子女在内，但更多的成份则是谓滕氏“厌”其“醉多”。滕氏之所以“厌”皮日休“醉多”，“嫌”其为“酒癖”者，主要是着眼于皮日休的病况.此则表明，婚后的滕氏对于皮日休在生活方面是照顾颇周的，而其夫妻间的情感，于此亦可窥一斑。

3．皮日休的下落问题

关于皮日休的下落，其结局大体可归纳为四种：一是为黄巢所杀；二是为朝廷诛杀；三是逃奔吴越，依附钱；四是流寓于安徽宿州并终老此地。皮日休被杀一说，现存史料中最早见于《北梦琐言》卷二《皮日休献书》，曰：“黄寇中遇害”。 自宋代以来，这种说法影响最大。刘伟、高慎涛的《晚唐诗人皮日休结局考释》（《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等均认为皮日休在黄巢失败后，逃到吴越，依附钱缪；王辉斌的《皮日休婚姻考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等坚持认为皮日休广明三年为唐廷所害；马丕环的《皮日休年谱会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等认为被黄巢所诛杀。

4．皮日休的行事问题

关于皮日休的行事，马丕环的《皮日休年谱会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李福标的《皮日休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皮日休五入长安说》（《咸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皮日休隐居刍议》（《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6年）、《皮日休诸问题探讨》（《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王辉斌的《皮日休行事探说》（《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等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从而使皮日休生平行事研究更加细化。

二、皮日休的思想研究

皮日休文学思想研究这个方面有很多新的发现，因而关于皮日休的道统观问题上也产生了很多新的争议，赵荣蔚在《论皮日休尊儒重道思想的时代内涵》（《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中认为皮日休大胆突破了传统儒家学说，通达时变，兼容诸家，体现了乱世之秋儒者的济事情怀。彭庭松在《道统观新论》（《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则这样论述：“皮日休最终是古非今，选择的是回头路，而且一路讴歌到太古之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虽然皮日休时常对社会现实说‘不’，……但是骨子里仍然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此外,等文章也纷纷各抒己见，对于皮日休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三、皮日休的诗文创作研究

此时期对于皮日休诗文创作的研究文章开始从更广阔的视角去欣赏评价皮日休的诗文创作，不仅关注于皮日休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全方位去关照其诗文。这一方面的论文数量急剧增多。

1、皮日休的诗文研究

覃寿芳的《皮日休〈桃花赋〉欣赏》（1997年《阅读与写作》）、李福标的《皮日休散体文管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等。

皮日休的文献整理研究问题方面，关于皮日休的作品真伪情况，张安祖的《非皮日休所作》（《文学遗产》1996年4月）是皮日休诗文考证方面出现的研究亮点。

在皮日休诗歌内容与诗歌艺术研究方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皮日休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渐趋明确，此时期如王锡九先生《皮陆诗歌研究》（2004年）中作者认为皮陆诗歌上接唐音余响，下启宋调先声，乃唐宋诗风嬗变的标识。并表明“皮陆的杂体诗，在文学史上具有总结过去、集其大成、开创未来、影响后世的作用和地位”。

一些论文专门讨论了他对前贤的学习和接受，如李福标《论皮日休对孟浩然的学习》（《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4月）、张楠《论皮日休的讽悼文对屈原骚体文的继承与变异》（《襄樊学院学报》2007年4月）等。

2、皮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