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成就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古代文学成就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教材是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和思想的材料，是教师教学的依据，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依据。教材的呈现方式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有着内在的规定性，往往决定着教师的执教方式，决定学生的学习方式，因而有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对于民族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由于生源地域文化与基础知识背景的不同，不光要选择适合学生知识结构的基础教材，同时更需要编订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针对性、实用性的教材。钱穆说:“一民族文字文学之成绩，每与其民族之文化造诣，如影随形，不啻一体之两面。……欲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之独特与优美，莫如以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为之证。”［1］强调了文学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作用。尽管目前已有的各类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逐步将文化与历史渗透到文学发展的历程当中，但对于反映民族习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文学现象并没有明确而又形象的突显。事实上，不同时代、时期的文学史都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印迹。如古代神话中黄帝与蚩尤之间战争的记述，正是中国民族文化起始;《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篇诗史记述了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屈原的《离骚》带有浓厚的古代南方的历史文化与地域风情;中国各民族自古代就有演唱民歌的习俗，汉代的乐府民歌中浓厚的生活气息均来自于民间，并将南北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习俗融合在一起，从而透显出真率诚挚的情感;唐代的边塞诗展现了雄奇壮阔的边塞风光，以及由民族战争而激发出来的民族精神，从而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交融得以客观真实的展现;宋代更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时代，在宋王朝统治的329年的历史过程中，其始终与西夏、辽、金、蒙古相对峙，并最终被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所取代，宋代的诗词、散文均对此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记述;元朝建立以后，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内地和边疆各民族之间多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学在此期也呈现繁荣的景象，产生了许多少数民族散曲家、诗人和词人，萨都剌、马九皋、贯云石就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期，民族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同奉行“文化多元”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回族文人李贽、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晶———《红楼梦》，都是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杰出产物。由上可见，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是增强文学时代感的重要因素，文学史的演进正是伴随着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与成熟过程;从作家的个性风貌与时代、民族风貌之间的关系来看，时代与民族风貌的共性是寓于作家风格的个性之中的。正如有学者说的那样:“文学的民族特点与作家创作个性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关系。离开整个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来评论作家作品，作家风格就成为一些孤立的、零星的文学现象，无助于说明它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受到民族心理习惯和文学传统制约的本质特征。每一个时代的文人的个性中都渗透着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最终必然会折射到文学创作中。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李商隐、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陆游、文天祥、曹雪芹、罗贯中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家，他们的创作无不是时代民族风貌的展现，民族地理、民族心理、民族观念、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的特点均能在历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连贯性的印记。总之，在统一的多民族并存的社会形态中，文学创作与民族关系始终处在一种互动关系中。正是由于民族间的交往，文学反映的内容范畴扩大了，文学的地域民族特征加强了，风格更加多样化了，情感类型也更为丰富了，文学自身为了适应民族融合的需要而不断创建新的表现领域与表达方式的要求。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民族高校也和其他综合性院校一样选用“权威”教材(现在比较通用的是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然而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为了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学习，应该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从而让民族文学回到课堂中，使学生树立多民族的文化观与文学观，以此去认识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并担负起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的重任。

二、加强记忆理解，重视学生基本功的培养

目前，包括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民族高校已经实现了面向全国各个省市、各个民族的招生，由于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生的知识基础与能力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尤其是来自于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基础也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以上因素，语言基础是民族院校学生的必备工具。如果汉语言的基础不足，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而古代文学又是一门融语言、文化、历史、审美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如若没有良好的语言与文学功底，那么由文学现象而延伸出来的文化内涵就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对于民族高校的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必须在全面讲解本课程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能够突出重点、难点，狠抓学生的基本功(例如背诵作品、字词句讲解、古文翻译等)训练，从而打下牢固的专业基础。在解决字、词、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文献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以诗、词为主的韵文文体是古代文学的重要讲解内容，古代诗人常用双声、叠韵、叠字、比喻、对偶等修辞方法，以及炼句、炼字、构造意境等艺术手段，以此增强诗词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对于生僻字句、篇章格式、声韵句律的掌握是学生学习诗词内涵的基本途径。清人吴乔在其《围炉诗话》卷四中云:“读诗与作诗，用心各别。读诗心须细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辞如何。如织者机梭，一丝不紊，而后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无益也。作诗须将古今人诗一帚扫却，空旷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后成篇，定有可观。”这其中涉及到了创作与阅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每一部作品的产生都有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旨，但作品一旦产生，最终的解读权利就交给了读者，读者也就占据了解读过程的主导地位。如若把握创作者的真实意图，以及作品本身所折射出的审美特性，就必须“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辞如何”，其中“措辞”无疑是理解作者“布局”、“用意”的基础，同时也是避免读者误读甚至曲解作者创作思想的基本要义。诗词作品是作者感情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语言则恰恰是情感表现的最重要载体，诗词语言不仅精练含蓄，富有形象性和暗示性，而且讲究音韵、节奏，诗人的情感气质和诗歌的意境韵味都是通过特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正因如此，反复的吟咏、诵读也就成为我们解读诗词的的重要途径之一。然后再联系作者当时的创作情境，体验作品的审美意境，通过潜心体验将作者的艺术创造力内化为自己的审美修养，最终获得超越字句音律之上的美感体验和情感共鸣。在此基础之上，加强学生对所理解作品的记忆背诵，增加知识储备，以此培养他们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从而实现从诵读—理解—记忆—运用的有效的学习过程。因此说，对于民族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来讲，应采取由夯实基础到能力培养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这是符合民族高校自身实际情况的。

三、重视人格培养，发挥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

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全球化、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大众娱乐消费文化急剧膨胀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人文学科受到严重冲击，渐次退出社会需求的主流地位，甚至出现边缘化的危机。与此同时，经济大潮、文化危机也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价值迷茫、精神空虚、心灵浮躁等现实问题，民族高校的学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惑。作为蕴涵丰富精神内涵与情感体验的古代文学，应该充分发挥其美育与德育作用，将文化感知、情感体验、境界提升等人文精神融贯到文学史的讲解过程中，从而在精神层面起到现实的引导作用。这既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从内部激发古代文学学科活力的有效途径。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历史思考、心灵感悟、价值思索、人生智慧等精神理念对当代的大学生有着现实的教育、启发和借鉴意义。所谓文学即人学。在以历史背景为依托的前提下，古代文学作品最终向后人展现的是文人的价值取向、心灵历程、人生追求等内心情感世界。尽管古今时境不同，但对于生存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追寻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皈依。文人们创作品味的界定往往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并由此呈现出光耀千古的个性风采。为理想而殉身的屈原为我们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信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以他淡定平和的心态，在与自然界相亲相合之中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狂放中不失天真的的李白在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打击后，依然高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豪迈之音;被封建社会遗弃的落拓词人柳永，毅然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人生宣言昭示后人，其理路与现代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说法如出一辙;历经人生坎坷险些失去生命的一代文豪苏轼，在面临人生坎坷挫折与困境时，永远都保持着一颗平常心态，直面人生的风风雨雨。被贬岭南，他却高吟“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历经自然界的生死荣枯，他并没有象大多数文士那样流露伤春悲秋的感伤情怀，而是以“花退残红青杏小”、“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生命力量取代了毫无意义的无声叹息;当和亲人长时间离别不能相见时，苏轼却能够超越一己之感伤，而上升到对人类普遍情感的哲理性思考，从而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消解了后人内心中的离别感伤。应该说苏轼以其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旷达乐观的人格精神战胜了人生中的挫折与困境，而这正是感发后人的生命力量所在。有鉴于此，教师在因循文学史客观发展线索的基础之上，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应该着重于对这种生命力量的传达，让学生本着与古人进行心灵对话的目的走入到作品中，在感悟生命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生存智慧，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中，民族高校的的大学生和其他综合性高校的学生一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除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外，拥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心理状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无疑是破解人生种种难题的制胜法宝。而古代文学中蕴藏的文人的精神境界与人生态度，则为大学生在气质品格的塑造，自我人格的完善，心理素质的提升，以及人生智慧的积累等方面会起到积极有效的现实引导作用。

四、力求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在通识教育培养的基础之上，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最终目标。在竞争力日益激烈的今天，民族高校的大学生也和其他高校的学生一样站在同一起点上，共同接受社会的考验。因此，具备实际的应用能力也是民族高校古代文学专业所要思考和面临的根本问题。所谓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能力无外乎表现在听、说、读、写等方面，即表达、写作、理解、沟通等与社会要求相关的层面。当下社会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民族高校的学生缺乏汉语言的表达、理解和书写能力，当面对社会的公平竞争和选择时，必然会承受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有鉴于此，古代文学在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思考能力、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的同时，也应该与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做到知古通今、古为今用，从而实现对知识的实际运用。笔者认为古代文学的实际应运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积累语言材料，提高写作水平不论是表达还是写作，都需要拥有丰富的语言材料，而古代诗词散文中的一些优美语句、经典句意都会成为学生藉以表达的丰富语汇。如表达友情时，就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表达爱情的词句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民歌《上邪》)、“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玉楼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等;表达亲情的则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游子吟》)等等;表达时间易逝，光阴不再的诗句有“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朱熹《偶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园》)等等。此外，诸如“博观而约取，后积而薄发”(苏轼《送张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李白《长歌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等具有人生启示作用的名言警句更是比比皆是。除了这些警句外，象“雨雪霏霏”、“绿肥红瘦”、“骤雨初歇”、“山抹微云”、“金风玉露”、“烟柳画桥”、“绿杨芳草”、“红藕香残”等等以写景状物来表达内心情感的优美词句俯仰皆是，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审美感受，同时也成为启发创作灵感，丰富艺术表现力的绝佳语言材料。学生通过理解背诵，不仅可以增加文学素养，积累文化底蕴，而且在表达和写作时可以信手拈来，大大提高了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因而具有积极的现实应运作用。

(二)引导多元问题意识，培养创新思维方式古代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感性、审美的外在艺术形式，同时也包涵着理性、逻辑化的关照方式。它体现着内部与外部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感悟与思辨结合的多重思维模式。所谓内部与外部体现在作品本身的审美内涵与其外在的现实意义之关系上;历史与逻辑结合则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与客观时代历史的同步与错位之关系;宏观与微观结合是文学整体的发展线索与断代文学，以及个体作家作品之间的包容关系;感悟与思辨结合则是指作品的感官审美形式与理性关照之间彼此渗透的关系。学生在围绕这几层关系在把握文学史的内部与外部规律时，就会通过认识某一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不断追问为什么，如“为什么每个时代的文流不一样”、“为什么边塞诗会在唐代而兴盛”、“为什么李白一生都在愤懑当中”、“为什么诗歌和词体所承担的功能不一样”等等诸如此类上升到理性思考层面的问题。学生有了敏感的多元问题意识，并形成一种思维习惯的话，那么当他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就会从多个层面进行思考，且自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能够立体化、多层面的看待问题，也就具备了创新思维的基础。

五、结语

第2篇

实行学分制之前,古代文学只开设了一门课程,即《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和“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以下简称“作品选读”)两大部分。学生手头的教材既有《中国文学史》,又有《历代文学作品选》。这门课的教学目的是既要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了解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熟悉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等;又要培养学生阅读分析鉴赏古典文学作品的能力。但因教学内容太多(从先秦文学一直到近代文学)而课时有限(300个学时左右),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讲授的主要是《中国文学史》,而《历代文学作品选》讲得很少(只有先秦文学因语言文字古奥难懂,讲读了部分作品)。实际上“作品选读”应单独作为一门课程,与文学史同时开课,有的高校尤其是一些本科院校就是这样做的,但因专科学校学制较短学时较少,还难以将它独立开课,一般都是把它与文学史合并为一门课程。然而仅文学史的内容要在300个左右的学时里讲完,时间就比较紧张,而它又是《中国古代文学》这门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不能讲得太简单,更不能不讲,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把“作品选读”舍弃一旁了。所以,教师在教学中一般只对为讲授文学史的需要而不得不讲的少数作品作简要分析,而更多的作品只能留待学生课后自学,这势必影响学生解读文学作品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培养他们的文学鉴赏素质,同时也使得他们对文学史的理解仅停留在浅层深入不下去。这种“重史(文学史)轻文(文学作品)”而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的问题,在当时得不到解决。然而,实行学分制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中文系最近制定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计划》(以下简称《教学计划》)中,除了“专业必修课程”(即原来的专业主干基础课程)之外,还增设了不少“专业选修课程”,古代文学既有必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又设置了《唐诗研究》、《宋词技法研究》、《〈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等几门选修课程。由于增设的“专业选修课程”挤占了大量的学时,使得“专业必修课程”的学时被大大压缩。实行学分制之前,《中国古代文学》有300个左右的学时,现在一下子被锐减为216学时。本来《历代文学作品选》就没法安排课时去讲,学时减少后就更没时间了。新开设的选修课程都是研究性课程,也不可能大量讲读作品,而且只有很少的3门,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学生学习研究性课程既需要有比较全面的文学史知识,又需要有较大的作品阅读量和较强的作品解读能力,所以这个依然存在的“轻文”问题,如果还不解决,也必然妨碍新开设的选修课程的教学,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问题之二:怎样合理调整文学史的教学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学时减少后,教师不仅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引导学生阅读鉴赏作品,而且连讲授文学史的课时也变得紧张起来,这样就需要压缩调整文学史的教学内容,使其既能让教师在规定的学时里讲完,又能让学生全面系统而又有重点地掌握。如果不调整,教师仍然按过去的内容、步骤、节奏授课,只能是讲一半丢一半,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这必然影响学生学习的效果,降低教学质量。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文学教研室在2003级学生开课之前形成了一个初步意见,即将文学史重新分段,以便更加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课时。过去我们是把文学史分为四段,即先秦文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每段用一个学期来上。很明显,后三段每一段的内容都比第一段多,因此先秦文学单独作为一段似乎不太合理,所占课时似乎多了。重新分段后我们把整个文学史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元文学、明清文学四段,还是一学期上一段,四学期上完。与以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第一段的时间跨度增大了,而第二、三、四段的时间跨度减小了。这主要是考虑到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学的自发时期,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刚刚进入自觉的时代,从整体上来说,六朝之前的文学其文学性不及唐以后的文学,故分配的学时少一些,以便将更多的学时放在唐以后,将有限的学时用在更需要的地方。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这种分段方法不利于学生的学习。问题首先出在第一段,第一段从先秦至六朝,历时太长内容丰富复杂,虽然对授课教师来说,要把原本丰富复杂的教学内容重新调整精简再系统化,并在一学期内的48学时(16周每周期3学时)讲完,问题也许不大,但对学生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系统地掌握这么多的内容,却非易事。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段的内容一般是放在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来上,接受对象是刚刚走进大学校门的新生,他们还没有适应大学的学习环境,还没有完全从中学那种围绕高考稳扎稳打的学习方法中转变过来,一下子还不适应这样快节奏的学习方式。另一方面,因受学时限制,教师在课堂上主要讲文学史很少导读作品(过去在讲先秦文学时还选读少量的作品,现在基本上不讲),然而,不读懂作品,学生对文学史也只能是一知半解无法深入下去,这样,他们就需要利用足够的课外时间来阅读理解作品,帮助消化吸收课堂上所学的内容,但实际上留给学生消化吸收的时间太少。以《诗经》为例,实行学分制之前,我们要用十几个课时来讲这一章的内容,历时3—4周,学生可以利用这几周的时间慢慢消化吸收课堂上所学的内容,甚至自学一些课堂上没有讲到的东西。而现在这一章的内容我们仅安排了3—4个课时,留给学生的课外时间不到两周,虽然教学内容精简了对学生的要求降低了,但要学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一章的内容,确实有难度。当这一章的内容学生还未完全消化吸收时,教师已开始讲新的内容,学生又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跟着学习新的内容。所以,这两方面的因素肯定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另外,唐之前的文学虽然其文学性不及唐之后的文学,但它是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础,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其内容也不能讲得过于简单。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临时又把第一段的内容作了调整,改为“先秦两汉文学”,而将“魏晋南北朝文学”纳入第二段。尽管如此,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还是不理想。试题的难易程度与以往相当,考试成绩却普遍下降,03级两个班每班都有十几人不及格,这种情况过去从末出现过。所以文学史的教学分段问题,还要进一步讨论,既要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又要便于教学操作,更要利于学生的学习。当然,要科学地精简优化文学史的教学内容,仅靠重新分段是不行的,还要考虑其它的对策。所以怎样合理调整压缩文学史的教学内容,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问题之三:如何合理设置选修课程精简

优化教学内容是解决专业必修课内容多而学时少这一矛盾的一个对策,但它并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因为那些被砍掉的内容并非不重要,它们也是古代文学知识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通过其它形式来补充这些内容,这种可能可以利用选修课程来实现。因为在“专业选修课程”中不仅可以开设一些研究性的对“专业必修课程”具有深化意义的课程,而且可以开设一些基础性的对“专业必修课程”能形成有效补充的课程。不过,限于客观的师资条件,《教学计划》中与古代文学有关的选修课程并不多,只有前面提到的少数几门研究性课程,还没有基础性选修课程。所以,学生在“专业必修课程”中无法学到的有些内容,在“专业选修课程”中仍然得不到补充,这样,怎样合理设置选修课程,使之既能对必修课程具有深化作用又能对之形成有效而全面的补充,也是古代文学课程设置所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学史中的有些内容在必修课程中没时间讲,可以考虑开选修课予以补充,同样,“作品选读”在必修课程中无法开课,也可以考虑开设选修课程。另外,选修课程也要形成一个合理的结构体系,不能东设一门西设一门杂乱无章,《教学计划》中所列的选修课程就有这样的缺陷,比如从文体这方面来讲,有两门是诗词方面的(《唐诗研究》、《宋词技法研究》),一门是小说方面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而其它文体如散文、戏曲却一门也没有,所以设置课程时也要考虑到结构的合理性,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全面而合理的课程体系。

问题之四:怎样把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师资队伍的建设结合起来

第3篇

［关键词］ 城市文学；文学史；空间形态；当代意义

Abstract: The meaning in literature history of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is re-surveying and studying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a spatial angle of view， digging and making use of the urban literature resources fully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good for rebuilding a space-time concatenate， more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can also provide a wide historical sigh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text for the pres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urb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history; spatial form; present significance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呈现热潮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开始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域。城市文学属于古代文学的特殊分支，在内涵上与乡土文学、山水文学相对应而存在，具体是指以古代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形态为观照视角，以人与城市关系为枢纽，以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由城市激发的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文化定位与评判等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才可能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史写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文学发展历史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必然是多样化与系统性的有机统一。自清末黄摩西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问世，内容由简到繁，容量由少到多。无论单本断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无不将时间（具体言之是朝代）作为写作纲目，通行的写法是以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为线索，依次介绍历朝历代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重要作家及其优秀作品。考察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各种文学史写作始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悠久，覆盖地域广阔，文体繁多，内容丰富，作家队伍浩大，成员无数，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任何一部文学史都难以将其全部囊括，挂一漏万势所难免。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弥补通史写作相对粗疏和过于简括的不足，及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学界前辈与时彦不断推出各种分体文学史，如诗歌史、赋史、词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说史等。此类著作仍以时间为贯穿全部材料的线索，只不过是就某一类特定文体的历史演进状况作出较为详细描绘和评价，由于笔力相对集中，对对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统和深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之所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民族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高度发达，而空间意识和宇宙意识则相对薄弱。将时间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观照角度，便于撰写者们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把握文学的时代风貌之上，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忽略文学存在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态，从而导致诸多研究空白长期得不到填补。

文学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既可以在时间的延续中体现，也可以通过空间分布形态去认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1］而文学的演变包括了文学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如果通过对文学创作中心空间移位的研究，对作家地域分布规律的把握，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对应关系的揭示，同样能够发掘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被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探讨地域、空间对古代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影响，遂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地方（省市）文学史相继推出。当学者们开始从空间视角去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现象时，又明显表现出对产生于乡村的田园文学和山水文学的浓厚兴趣，在高度自觉的研究意识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学的研究系统，并由此取得丰硕成果，诸如山水诗史、游记文学史之类著作的出现即为标志。相比之下，对文学产生的另一空间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学则普遍缺少关注和重视，不仅参与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确的研究意识与系统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城市文学特色没有得到总结和提炼。毋庸讳言，城市文学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古代城市文学是全部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以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切入点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势必发现许多新问题。例如，文学家的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构成形态究竟如何？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有何共同点？城市遭际与城市体验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其中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体现于何处？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又如何内化为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们能否从古代作家创作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寻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乡差异？欲圆满地回答此类问题，不仅需要借助时间线索，而且需要空间观照视角和区域文化观念，如果采用时空并置的双重视角，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必将更加完整和系统。

此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相互影响与渗透之关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学地图的丰富多彩，欲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部构成体系，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研究城市文学史，从另一个向度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乡土文学文化特质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为古代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化空间，不仅铸就了古代城市文学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是推动古代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质与特色。中国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兼备军事防御、政治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为突出和重要。虽然它与西方近现代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尽管城乡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截然划分的空间界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第一，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际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交换关系占据了较大比例，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和浓厚。第二，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我居住地的创造性产物，其诞生与不断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与此相联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显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崇尚功利追求，张扬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2］因此，城市极易激发人们对于政治的联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较之乡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辐射和影响，更易于感受皇权的存在和威慑。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对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才可能在与乡土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既二元对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

作为大量财富聚积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无疑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它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小说创作与城市的密切关系，早期小说产生和传播的空间背景不可能是以单家独院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广阔乡村，而应是人口相对集中、信息传播比较方便的区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镇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古典小说经宋元由文言而白话的转折，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与昌盛，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后者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戏曲的情况与小说大体相同，古典戏曲的繁荣（包括创作与传播）同样离不开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欣赏水平直接影响到戏曲的发展与审美趣味。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欲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提高，强化和扩大城市研究视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具有现当代文学史意义，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审视既有成果，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主要建构在西方现代城市理论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学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参照系。与重视横向移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纵向比较的环节显得十分薄弱，在当代学者的研究观念里，历史上“乡土文学异常发达使得中国在某种程度是成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国度”［3］。“历史经验”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纵向座标与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学史因此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

城市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不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构成正比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因与城市的不解之缘，而成为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尽管由于农业文化传统所铸就的“乡土情结”的巨大影响，“叶落归根”、“富贵而归故乡”被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驿站”，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城市的观照和书写。无论匆匆过客抑或成功地进入者，城市总会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向其心灵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标志另一种外部生活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还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历史遭际，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生长于农业文明的港湾里，社会的个体成员毫无例外地具有“农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欣赏城市生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新的生活环境与新的生活方式，显然具有“告别”昨天的文化意味。当然，这种“告别”尚未形成解构和颠覆，不过，其中所表现出的对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认同趋向，正随着历史的发展由隐而显，由弱变强，逐渐汇入了当代人的观念形态之中。人类在进行改变生活空间、建设城市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学，发掘内化于文学空间的思想文化价值，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足迹，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历史视野。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观照和评判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纵向参照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传出关于强调“打通”文学研究的时代壁垒，提倡建立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体系的呼声。深入系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为后世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源，无疑是“打通”的一种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