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语言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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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汪曾祺超越了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认识，将语言上升到小说本体的高度。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美学特征为：小说语言首先应当是真实准确的；小说语言是有暗示性的，是模糊的；小说语言应当气韵生动，有音乐性；小说语言是诗化的，具有超越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小说语言应具有文化性。

关键词：汪曾祺；语言观；美学特征

作者简介：卢军（1970-），女，山东莱芜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H0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1-0150-01

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时就在小说文体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索。汪曾祺的这种探索最集中地体现在小说语言上。汪曾祺非常重视小说语言，曾直接地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1]具体来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实践追求如下美学特征：

1．小说语言首先应当是真实准确的

“准确”是汪曾祺推崇的语言观，“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2]。小说语言中，俗人说俗语即是大雅。汪曾祺小说中的对话语言大都较短，既注意到人物的个性特点，又关顾到全篇气氛。《羊舍一夕》写山里来的放羊姓看到温室里的黄瓜西红柿，“西红柿那样红，黄瓜那样绿，好像上了颜色一样”。汪曾祺认为，如果稍微华丽一点，就不是这个放羊娃的感受了。而在《徒》里，汪曾祺又有意用了一些文言的句子，如“呜呼，先生之泽远矣”，“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因为写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国文教员。“写《受戒》、《大淖记事》就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受戒》中写明海时，有这样一句：“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农民眼里的字好，用“很黑”二字就很传神，倘用工整、匀称、雄健之类，则脱离了语境的文化限制，就不是村里人夸他了。在汪曾祺眼里，语言中没有天然的“好词”或“坏词”，常用的、通俗的、不见特色的“俗词”、“俗字”，在恰当的上下文语境匹配下，照样能平字见奇、朴字见色，甚至大俗大雅，寻常词语显出极不寻常的生命力。

2．小说语言是有暗示性的，是模糊的

小说语言的暗示性和模糊性主要源于中国古典文论对汪曾祺的影响。《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义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梅尧臣阐发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3]。小说语言富有暗示性自然就使其能指产生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具有了模糊性。这种暗示性集中体现在汪曾祺小说诠释结尾方面。比如《异秉》，前部分只叙写卖卤味的王二的“发达”，药铺学徒陈相公的辛苦和忍气吞声。结尾写大家听到王二“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后，陈相公不见了，“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俩解大手的时候。”“卒章显其志”，原来，他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大小解分清”，他渴望王二那样的生活，竟把希望寄托在这样微不足道的可笑的生理特征上。还有《八千岁》结尾：“是晚茶的时候，儿子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叫一碗三鲜面！’”八千岁省俭一世，吃了数不清的草炉烧饼，省下的钱却变成了八舅太爷的满汉全席。因此，他大声地叫一碗三鲜面，实有万般滋味在里面。

3．小说语言应当气韵生动，有音乐性

汪曾祺小说能准确地把握语言的节奏，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和谐美。汪曾祺认为要注意语言的内在节奏、语言的流动感，唯此，词句之间才顾盼有情，痛痒相关。“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4]看来，气韵生动的小说语言既是一种情感浓郁的语言，也是一种富有音乐美的语言。汪曾祺对语言的运用表现为下面两方面：第一，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避免了节奏上的呆板单调，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达到文章的和谐美。第二，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内部节奏的和谐美。

4、小说语言是诗化的，具有超越性，“言有尽而意无穷”

为表现一种神思妙悟，文学语言有时可以突破一般语法规则的约束，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俄国形式主义学说认为，诗的语言是对日常语言有目的、有组织的破坏和变形，汪曾祺称之为“诉诸直觉，忠于生活”。汪曾祺认为，“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即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纯散文的语言。这类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载了逻辑，超越了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动宾结构）”[5]。比如《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说，这段话语“如果逻辑紧严，合乎语法的散文写，也是可以的，但不易产生如此恬淡的意境”。汪曾祺小说语言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名词性词语和短小的非主谓句的运用。这种运用结构简单，形式短小，表意简洁明快，在特定的语境中，另成一种格局和气象，形成了中国画中的“留白”，很有些像戏剧剧本中的背景语言，耐人品味。

5．语言的文化性

汪曾祺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一种互相等同的关系：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像《故人往事・花瓶》中对那只精美绝伦的花瓶的描写，就透露出一种深沉的文化气味。还有《受戒》中对江南小镇民情风俗的精细刻画，真不亚于观赏一幅现代中国的《清明上河图》，体现出浓郁的文化韵味和人文气息。这里的所谓“文化”，既有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雅的，如《收字纸的老人》里写老白：“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有浓厚的古典文学意味。俗的一面则来源于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的借鉴吸纳。在受民间叙述风格影响，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简洁明快的艺术特点。

第2篇

一、南方幽默——美国通俗文学的民族特质

美国的南方文学大多取材于民间传说,传说故事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明朗的生活气息。它们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被广泛使用,在丰富作家表现手法的同时也成就了作家的艺术特质。福克纳便是此类作家中的佼佼者。与民间传说相连的民间幽默是整个美国文学和文化的显著特征。美国文学自殖民时代诞生之初就极具隐喻性和象征性,而民间传说和民俗故事无疑是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符号和载体。轻松的国家情态和民众的创作情怀共同催生了幽默的文学创作形态并形成传统保留至今。“美国的幽默主要分为以新英格兰为中心的东部幽默和流传于南部各州的边疆幽默。”[3]南方幽默主要指荒诞故事类的民间传说,极具生活气息和感染力。19世纪如火如荼进行的西进运动和城市化助推了文学创作中南方幽默的运用和普及。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传统与文化特质的集大成者。他对在通俗文学创作与传播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马克•吐温极为推崇。在他看来,马克•吐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作家,是“美国作家之父”。“福克纳是一个属于马克•吐温传统的伟大幽默家。”[4]142他曾高度评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并将其视为文学主题表达的典范。福克纳的创作使那些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幽默故事进入了文学圣殿。韦勒曾指出:“把民间故事吸收入书面传统之中为美国文学输入了极为需要的新鲜血液。”[5]南方的民间幽默对马克•吐温和福克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指出全部现代美国文学来自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为马克•吐温的追随者,福克纳的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有美国特色。他表现的是美国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千姿百态,更可贵的是他使用的是美国人自己的语言。他以更为纯熟的手法吸取民间幽默的精华,提炼方言口语的表现张力。在福克纳看来,幽默是美利坚民族的特质,是上帝的选民的标志。美国的文学艺术应该去宣扬而非摒弃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福克纳对美国人,特别是南方人幽默特质的高度推崇足以解释其在小说创作中大量使用幽默并取得伟大的成就。福克纳的创作在全新的维度上实现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完美融合。福克纳在创作中对南方幽默的使用随处可见。《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伦一家人送葬途中的艰难旅程并不能和克服种种磨难并创造了英雄业绩后回到家乡的荷马史诗《奥德修斯》相提并论,但小说情节中用水泥来固定儿子折断的腿和安斯魔术般地搞到一个“鸭子般长相”的新老婆等等,都明显反映了荒诞故事和南方幽默的影响。《押沙龙,押沙龙!》中对斯特潘这样一个人型畜类、枯燥乏味的人物的描写同样很滑稽,比如他每次出门前都要用烧热的砖头把他唯一体面的衣服熨平。《去吧,摩西》中一只狐狸和几只狗闯进来把整个房子搞得天翻地覆的情景把读者带入了典型的边疆幽默的戏剧场面。美国南方幽默的大量使用使得福克纳在作品结构、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成为无可争议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福克纳对民间幽默的使用有助于增强其人物的感染力,加大对社会的批判力度,深化作品的道德意义。读者在滑稽搞笑的场面中感受到福克纳对道德堕落的讽刺:在信仰缺失,人性扭曲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彻底战胜了感情与怜悯。

二、方言口语——美国民族文学的优秀品质

福克纳小说创作中的另一特点体现在其对方言口语的使用上。民间文学从本质上讲是大众的,大众的语言主要是生活中的方言口语。它直接来源于生活,纯朴自然,没有人工雕琢的矫揉造作。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表现大众生活,方言口语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载体。“对于有着强烈的普世情结的福克纳来说,用口语写作是最切实的文体。”[6]当代表精英文化的福克纳在创作语言上选择贴近大众的方言口语时,其作品自然会实现文学向大众审美的回归。继马克吐温之后,福克纳将美国小说的语体风格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在《喧哗与骚动》的迪尔西部分运用了大量方言变异来展现南方黑人的语言特点。当杰生要打小昆丁时,她对小昆丁说:“只要俺在这儿,就不能他碰你。”[7]另外,福克纳还经常把南方口语中的片段融入书面写作,《押沙龙,押沙龙!》中描绘昆丁想象斯特潘同波恩之间较量就是这一手法的运用。此外,福克纳在作品中还运用拼写变体来表现美国南部方言,并使用南方方言来表现人物性格、文化素养或社会地位。在《村子》中,他用“bobwire”来代替“barbedwire”(带刺的铁丝),用“paw”指代“papa”(爸爸),用“clubfoot”表示“cripple”(跛足者),用许多的词典上找不到的词来表现常见词的意思。在许多随笔中,福克纳关心文体。他用传统的修词手法取得更大的读者共鸣,用方言口语使文笔更加丰富多彩。福克纳告诉别人,“我不是什么文人,我仅仅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农夫。”[4]139总之,在方言口语的使用上,福克纳以他纯熟的手法兼收并蓄,汇雅融俗。美国文学自爱默生以来一直注重运用美国的语言,发掘美国的素材,建立并歌颂美利坚的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南方文学的发展同样贯穿着从未间断的广泛使用方言口语的传统。优秀的美国作家们力劝美国学者摆脱欧洲文学的陈词滥调,去创造属于美国的文学表达。学究式的语言,僵化的语法结构遭到鄙视,丰富多彩的口语体受到了推崇。“福克纳的小说语言的口语化与美国社会民主化所带来的语言民主化是密切相关的。”[8]南方的作家们都十分重视在作品中使用属于自己的方言口语,这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加具有鲜明的南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福克纳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对方言口语的使用来制造幽默效果、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辞》高度赞扬了福克纳对方言口语的运用及其在关注人类苦难,寻求普世价值方面的探索。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重要作家,他继承了马克•吐温等美国乡土文学大师的优秀传统,以通俗幽默的语言绘制了一幅纷繁复杂的美国南方社会画面。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地域甚至国家的界限,富于现代性和现实意义。福克纳作品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来服务自己的创作理念,将作家对人类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见诸文字,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与读者的共鸣。总之,福克纳不拘泥于传统的樊篱,将高雅与通俗完美融合于文学创作,从更广阔的视域上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第3篇

电影《低俗小说》海报 昆汀作品中始终有一种“戏谑”、“反讽”等鲜明的特点，始终令观众觉得自身是一个局外人，想走却走不进去。正如其作品《低俗小说》中体现出昆汀的符号——环环相扣却又矛盾重重。这种叙事形式首先表现在故事的零星碎片化《低俗小说》中。看似每一个首尾呼应的小段子，实则是打乱后的随机拼接。正因影片情节引人入胜的场面不时出现，使得这种独立的故事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关联和某种戏剧化的成分。简言之，昆汀在《低俗小说》中所采用的叙事手法多表现为文学中使用的倒叙、插叙、铺垫和夹叙夹议等，在人物刻画上多用一种话剧念白和剪影手法处理人物多重性格，这种叙事语言带有一定的话剧化特点，讲究板眼、关节、交代、明暗等。昆汀在《低俗小说》中更多注意如何将自身视觉语言特征转换成一种口语化和普通化，正如他剧中的人物力求刻画到近生活之底层的真实状态，如通过吃饭、睡觉、看电视、上厕所等等乏味之极的琐事来完成整个故事架构和叙事填充将故事趣味化和严肃化；通过给人物取绰号，刻意经营戏剧性细节，巧妙的将人物故事之间的矛盾寻找到一个相对契合的支点上然后引爆。这几种方式运用是昆汀惯用的手法和影片的特色，追求故事的碎片化语言的整合再加工。昆汀所选取的这类符号化强烈的视觉语言实则是疏远了电影艺术常用的唯美、流淌、含蓄美等等。有些评论家批评昆汀的艺术手法运用得过于简单粗暴，缺少一定的“象外之象”，这当然是求全责备了。

试以昆汀的经典之作——《低俗小说》为例，宏观地观看理解作者的想法，分析一下他叙事手法和动态。《低俗小说》作为一个剧本和电影来看，不难得出，这是较为简单的一个故事，其矛盾冲突作为一种暗线贯穿在情节发展中，正是因为巧合碰撞出一个个戏剧的影像火花，虽然这里面叙事者没有一个特定的立场和主旋律，但观者会不自觉的选择自己青睐的对象和自己喜欢的角色来站队，虽然都是恶人，但恶的程度、恶的方式尚属于在令人接受的尺度范围内。幽默的叙事手法一直是昆汀乐此不疲的常用套路，他的幽默更多的不是用来讥讽和嘲笑，而是在反思自身和自嘲。应该肯定的是：影片《低俗小说》创作的初衷是不涉及社会、不涉及政党、不涉及宗教观念的，而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令人回味悠长。不去批判评价恰恰是《低俗小说》体现的精神内涵。当代评论家往往将故事本身的叙事性与隐喻和象征挂钩，挖空心思试图找出这样那样的蛛丝马迹，或从语言的对白翻译入手，或从道具出现的频率乃至演员的服装搭配上都去探讨研究，类似《低俗小说》的叙事手法在当下电影桥段中被广泛的复制，将这个有想法的布局归纳是标准的“起、承、转、合”四部曲的传统模式似乎有些幼稚，线条清晰而简单，结局也耐人寻味，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出场也有传统话剧的一般过场，大量的语言对白和间断的音乐使得电影充满神秘色彩和强大的视觉特征。在这类布局的伪程式化外，人物形象也是特色鲜明，多是社会底层的小混混和黑社会成员。他们有矛盾、有冲突、有交集，这显然具备一般观者能够猜到的范围。但是，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衔接让人觉得时空观念的互换和错位，以至于忽视演员的特色和言语，直接震撼到心灵深处的那种善恶天平。“每个人无所谓善，无所谓恶”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从脑海中迸出。

《低俗小说》的人物语言多用俚语，其中夹杂大量的粗话和典故，如“圣经”桥段、“牧羊人”桥段等观念是需要观者有一定的宗常识。当然，这无关紧要，重要之处在于导演没有鲜明的立场，高尚的主张等等，也无需让观众接受什么，这恰恰是《低俗小说》纯文本叙事手法的一种特点，这种境界已经到了纯抒情、纯叙事，不去刻意雕琢人物精神塑造。

·博士论坛郑海标：略论《低俗小说》的叙事语言的思想特征 应该说《低俗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性是很弱的，诉说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涵盖底层生活形态。但决非某些批评家所言的文化侵略地步，影片呈现并反映的矛盾、表现的暴力与意识形态无关，这种无立场的创作观念是纯粹的视觉语言的表达。在《低俗小说》中，不同观者有不同解读，正如昆汀的创造手法与科恩兄弟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这种冷眼看事，冷眼对人的态度贯穿电影叙述之中，这类拍摄手法更以为开创性。昆汀的叙事特色正是因此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先锋”速度，成为一个时代的方向。

经过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和启迪，《低俗小说》的叙事风格才得以形成，其独特的形式语言迅速地占领时代的叙事主流，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低俗小说》为代表的多元叙事结构已经有意识地突破自己的局限，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视野的拓展

在此之前，电影叙事语言对时空观念的塑造都会有些特定的印记和观念，《低俗小说》的出现对时空观念只是有了一个较为笼统和模糊的概念。并不是只重故事而不注重社会内容，其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戏剧巧合正是迎合电影观赏者的第一手段，但是在电影环形叙事结构和节奏上，情节被作为叙事语言的第一兴奋点，着实是研究者不愿去面对的。如《低俗小说》中角色一般在大的气氛下出现滑稽的窘态，但并不令人捧腹，如角色的正义，价值观都不从体现的情况下让观众站队，判定的一元观念由此产生颠覆，纯故事情节的取胜，大量的篇幅用来描写人物的善与恶，却以轻喜剧和幽默的手法来促成。如小甜心一角色可笑，反倒令人为之揪心，吸毒之后的休克使观众也有施救之心。社会意义在电影中基本被淡化和漠视，或者认为导演刻意回避又不见踪影。

在不断渲染故事的戏剧和转折中，主人公身份角色的突变和倒置。导演用近乎意识流的手法来刻画角色之间的联系。如拳赛之前黑社会大哥的剪影化处理，杀手杀人后的朗诵，都是一种对现实善恶观念的不置可否。

二、打破封闭式的传统叙事结构

通常来看，电影无非就是讲故事，一个故事的好坏和一个讲述者综合起来的艺术。而《低俗小说》的叙事是将故事打乱之后随机整合起来，使之独立又有联系，这些关系又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跳跃式的，不可捉摸的怪诞之拼接。以昆汀的作品来看，他所代表的一种意识形态，基本采用逻辑实证的开放式，如将事物、事件、时空观放置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任其自由发酵，优点在于这样的故事很精彩，且有推理的喜感。缺点在于时空观念的错位使观众也有一种摸不到头脑的疑惑。当然，时下我们已然接受这种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视觉冲击，但是推到该片上映之初，我们的观念尚未改变之时，这种叙事手法使我们迷茫和无所适从。电影叙述若是沿此道路走下去，就会大大减少其可信性和故事趣味，所以打破封闭式的叙事格局势在必行。

打破封闭式格局是与拓展社会视野互为表里的。在充实社会内容的同时，科恩兄弟和昆汀在电影叙事推理模式和情节设计上都获得了解放。电影艺术由“讲故事的人”到“听故事的人”有了角色的转变和互换，那就是导演和编剧正试图站在观众身边来分析角色之间的联系，故事的包袱如何安排，更注重观众猎奇的心理和动机。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此点更多体现在《杀死比尔》中。重视心理分析之外，情节设计也由封闭到开放。《低俗小说》的开头本来是几件互不相干的事情平行进行，绝于交叉的，但是每个故事都有“意外”的出现，才促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正如故事结构简单得难以置信，一切均靠意外事件来进行展开。这种潜在逻辑推理的暗线手法一直持续到故事结束。这类题材故事的叙事手法被日后的影片屡屡借鉴，仍旧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处理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弹性和陌生感，改变了人们对犯罪电影的固有观念。

在正统的封闭式黑帮电影中，的确缺乏喜剧和荒诞的成分，但也同样缺失逻辑和分析。如《教父》的情节并不引人入胜，而是靠演员的大量语言对白来征服观众，对性的描写少之又少，而在昆汀作品中不时出现一些调情场面和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很难肯定这究竟是受什么观念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性的成分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是观念和电影之间互相综合与社会接轨演讲所共同造成的结果。

三、武侠因素的引入

黑帮和武侠本来都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是体现某种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虚构的偶像。在中国黑帮是和武侠有较大区别的，但在欧美文化圈，以“佐罗”为代表的侠客情怀已是深入人心，黑帮不是恶势力的代名词，相反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帮题材的故事叙事手法上更倾向讲其内心的善，而不是颂扬其做的恶。他们的行为更多是和政客和警察的“对垒”与“角力”，在昆汀影片中，杀手即是杀手，不掺杂太多的崇高、梦想。在他的角色里，更多的是对“伪绅士”的嘲讽和戏弄。

正是由于《低俗小说》中拳击手的角色，自嘲和反讽意味是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角色大放光彩，由一个无立场的自由角色变得令人尊敬和为之感慨，那是由于该角色的塑造上有“侠”的精神。如他不服从安排，只身回旅店取金表，义救黑帮大哥等故事情节都无疑在佐证《低俗小说》侠义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