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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体系
税收自由裁量权，是指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事实要件确定的情况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自行判断行为条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决定的权力。实践证明，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权力，它的合理、适度运用，将有利于提高税务行政效率，保护国家、社会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税收自由裁量权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它不加以控制，就会侵蚀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给国家、社会带来损害，为此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关的制度控制体系。
一、税收自由裁量权及其制度控制体系
(一)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主要体现
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是行政机关依据一定的制度标准和价值取向进行行为选择的一个过程。由于税务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而且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税收制度处于不断变化中，国家赋予税务机关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具体包括：
1．权力行使方式的自由裁量。税收法律法规对权力的行使未作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比较笼统和原则，需要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力或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它包括作为及如何作为与不作为。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中“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科学的检查制度，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查次数。”至于如何“统筹安排”、具体多少“检查次数”没有明确规定，给税务检查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决定。
2．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选择。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裁量是指税法对税收执法权行使的方法未作规定或未作详细规定或规定了多种方法，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行为的方法。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则，积极推广使用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方式缴纳税款。在税款征收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
3．权力适用标准的自由决定。税法对税务机关运用权力处理具体事件的标准未作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词，缺乏认定标准的法定条件，由税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判断运用权力的标准。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严重的违法行为可给予2000元至10000元的从重处罚，但什么样的情节为“严重”的标准并不具体明确，而由税务机关裁量决定。
4．权力适用幅度的自由确定。税法在税收执法权的行使上规定了一定的幅度，税务机关可以在法定的幅度内对特定的事项做出适当的处理。如上例中的“2000元以下”以及“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均系罚款的幅度，在这个幅度内，税务机关可以酌情决定罚款的具体数额。
5．权力行使时限的选择。税收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行为未规定具体的时限，税务机关在何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仍以《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为例，其中“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税法对“限期”没有具体的规定，此时税务机关享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构成
综观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执法体系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法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创设，主要体现在《征管法》中集中于执法程序中的自由裁量，而非事实要件阶段的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我国税收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依法治税要求的情况下，提出事实要件裁量，可能破坏税收法治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其二，在税收行政救济手段和渠道存在阻滞的情况下，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可能会受到更多的侵害，很难保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其三，对税收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和税收行政执法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可以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来解决，而不能由税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其四，按照行政执法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事实要件的自由裁量会增加税收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加大税务机关的工作量。因此，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也主要是针对税收行政程序中的制度创设，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立法程序的制度保证。在立法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参与意见的机会，并将该程序引申至包括税收行政法规等各类税收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从源头上确保纳税人制约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2)执法程序的制度控制。将与纳税人合法权益直接相关的税收执法程序，如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税收行政强制程序等，纳入法律规范的控管范围，实现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3)行政行为的事后救济。通过税务机关的自身监督、内部的税务行政复议、外部(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审查对税务机关因自由裁量失当对纳税人权益造成的损害进行事后救济，通过责任追查对非法裁量行为进行警示和控制。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的目标
税收管理实践充分说明：税收自由裁量权既有存在的绝对必要，同时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越界行使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建立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应着眼于实现对税收自由裁量权以下两个方面的控制：
(一)合法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形式要求
税务行政的起点是依法治税，这一目标既是对纳税人管理的要求，也是税务机关行政的方向。税收自由裁量权是税务行政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也应该以法治为准绳，所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起点和基本要求即遵守法律规定。合法性控制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最基本的要求。对税收自由裁量权而言，合法性控制主要是审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要件，它要求税务机关行使行政管理不仅要遵循实体法，还要遵循程序法，同时税收行政裁量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按照法律规定的适用对象、条件范围、行为期限，依法律规定的程序选择行政方式。
(二)合理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实质要求
2004年3月，国务院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在依法行政中提到了“合理行政”的要求，指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这些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合理行政”原则。
随着行政活动日益复杂，自由裁量权日益得以扩张，形式上的合法不能完全消除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实质上不合理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对自由裁量权的更高层次的规范就是税收行政合理性的保证。它要求执法行为，尤其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仅在形式上要合法，而且在实质上要合理，这是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最终要求。因此，“合理行政”原则相对于“合法行政”原则，是对行政机关更高级的要求。“合理行政”原则，要求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遵循比例适当原则。该原则要求税务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税收行政行为应当与相对人的行为事实、性质定位、情节轻重、社会影响相配比。
三、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控制的制度缺失
从我国当前的税收执法来看，税收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情形，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在税收立法、执法还是司法上都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专断和无常行使动摇了税收法治的根基：一方面，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成为权力寻租和行败的工具；另一方面，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制度控制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税收法律体系中缺少税收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和总体理念
目前世界各国赋予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或是直接明确其基本范围，或是分散在相关条文中，我国属后一种情况。就整个税法体系而言，缺乏一个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律，同时，由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税收征管制度的长期影响，税收自由裁量权缺少个人本位理念的文化积淀和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总体表现为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体系缺少基本的、公理性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律规范的基础，具有综合性、本原性、稳定性的特征。法律原则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二，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其三，法律原则对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是后继立法的出发点；其四，从法律实施上看，法律原则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可以弥补法律漏洞，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在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十分发达，并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非专断、反复无常或滥用权力”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都是保证自由裁量权公正运行的基本原则。
(二)税务系统内部缺乏自由裁量的行政准则
由于税收行政活动的变化性、复杂性、专业性、技术性以及探索性等因素，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但是现代行政法规出现了两个主要变化：法律本身的实体性标准日趋抽象公设化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内容日渐细则化和明细化。由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充分了解本领域的行政实践经验，从而具有“提炼”本系统内部富有实际操作性和明确统一标准的能力，“为了对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限制，应当鼓励行政机关通过连续的行政立法，将行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性和智慧规则化”，例如税务机关为了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细化和量化就是在本系统内部不同层级上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限制。裁量基准一经建立，在税收科层制管理体系下有利于提高税收自由裁量的层次，抑制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恣意和专横；有利于加强对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层级监督，制约裁量领域的权力寻租和腐败。但是，目前我国税收机关内部自由裁量的行政标准统一层级较低，难以保证税收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内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和裁决。(三)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制度不尽完善，理由说明制度缺失
由于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膨胀和扩张，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防止行政权力滥用的要求，但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往往难以对滥用自由裁量权进行预防性控制，程序控制成为制约、规范税收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举措。税收法律程序是税务机关在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诚如马克思所言，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在生命的表现”。程序控制要求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各项程序规则，认真履行告知、听证、回避、不单方面接触等制度，通过程序限制税务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其中，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起核心作用的程序制度就是行政行为合理性说明制度，该制度能够敦促行政机关认真考虑问题，制止自由裁量权恣意行使。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的“非正式程序不需要正式的事实裁定，但需要解释和说明”。对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较大的自由裁量行为，行政人员有义务说明法律根据和裁量理由，然而在我国在税收自由裁量的程序制度中并未明示这一制度。
(四)税收自由裁量失当的事后救济制度不利于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实际控制
因税收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可以实行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两种救济方式。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是一种内部纠错机制。与外部的司法审查制度相比，行政复议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缺点：其一，垂直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性。税务行政复议实行条条管辖模式，由于部门间联系密切、职责相关，甚至利益与共，因此复议监督往往难以保持中立。其二，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税务行政复议一般采取书面审理形式，因此复议过程中没有言辞辩论、相互质证，不利于通过观点碰撞认定事实。其三，作为一种内部的纠错机制和科层制的控制机制，如果外部控制机制不健全，控制力度不够，税务行政复议就会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导致规避法律、躲避司法审查现象的出现。其四，税务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提高了事后救济的门槛。《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程序，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条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限制了相对人的救济权利，部分自由裁量行为因相对人资格受限而免于审查，不利于实现公正的裁量和从根本解决税务行政纠纷。
与此同时，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也存在履行障碍：一是税务行政执法专业性强，部分涉税案件案情复杂，在没有专业的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的情况下，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救济，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容易引发司法自由裁量取代行政自由裁量，司法部门因审慎对待而谨慎为之。三是从法律经济的角度看，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相关主体购买“救济产品”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救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通过救济来“复原”权力的费用过高，以至于把除富人之外的大多数主体都拒之于救济之外，那么救济就不能实现。四是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利于全面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个规定也就决定了我国司法审查的对象集中于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是合法性审查。
四、完善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建议
(一)税务行政机关应致力于建立规定裁量基准的内部行政规则
自由裁量权部分归因于立法者认知能力的局限、语义的模糊特性、固定规则与流动现实的矛盾及执行人的个人原因，然而由于行政机关有大量的行政实践经验，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更明确的裁量标准。因此，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税务机关依法律、法规规定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梳理、分类，制定具体、细化、量化的实施办法，缩小自由裁量空间，从源头上降低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一是要细化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缩小税务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二是依托信息平台，固化自由裁量权。对税收管理中的自由裁量行为，通过相应的管理模块创设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刻度表”，变主观裁量为客观裁量。三是遵循惯例和先例原则，保持内部行政标准的相对稳定和连续，对同一类税务行政行为的认定和处理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力求相同情况平等对待，同类情况符合比例原则，责罚相当，前后事件处理一致。税务行政内部准则一方面可以确保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平等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税务行政裁量行为的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提供参照。
(二)建立以税务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为核心的理性程序制度
程序理性即程序的合理性。法的合理性分为价值(实质)合理性和工具(形式)合理性，程序理性即二者的统一：一方面，程序的合理性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另一方面程序理性是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也就是说，程序在过程上应当遵循通过理性说服和论证做出决定的要求，不是恣意、专断地做出决定。程序理性是正确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和保证，税务执法实践也充分证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往往与程序不合法相伴随。理性程序制度不仅要求税收行政自由裁量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而且应满足执法合理性的实质要求。
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做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诸多因素。对于理性程序的运作来说，理由说明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1)理由说明制度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恣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因为只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才能够经得起公开的推敲，才能够有说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说明制度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一个有效环节和机制。(2)理由说明制度有助于对决定不满而准备提起申诉的当事人认真考虑是否要申诉，以何种理由申诉，避免无谓和无效诉讼。(3)理由说明是程序公开的体现，意味着对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与尊严的对等和尊重，当事人知悉税务机关自由裁量的动机和原因，有助于其日后行为的调整。(4)理由说明制度在形式上表明行政行为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决定合理性的信心，避免当事人双方对立。(5)说明制度可以形成惯例和先例，有利于平等保护，有助于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可见，理由说明制度是程序理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税收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的关键一环，要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就必须要求行政主体在其决定中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
(三)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为降低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成本提供制度保障
在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际行使过程中，由于税务人员千差万别，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将会导致对法律、规章的理解不同从而也就会产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所以保障自由裁量的公正行使就必须建立和完善行政自由裁量的监督和救济制度。与税务行政诉讼相比，行政内救济“以其符合专业性、效率性和尊重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优势，为现代行政救济制度所广泛采用”。但如前所述，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尚不完善，制约了税收相对人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今后可以考虑：(1)进一步完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严格实行复议机构的职责独立、机构独立；(2)放宽条件限制，实行选择性复议前置制度，提高救济方式的灵活性；(3)扩大税务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减少列举式立法制造的受案范围“盲区”；(4)将税务行政复议资格扩大到间接行政相对人，以更好地保护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5)改革审理方式，试行辩论、质证等开庭审理方式，引入陪审制，提高纳税人对税务行政复议结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四)创新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审查不是对“行政自治”的总体否定，其目标不是代行行政自由裁量权，而是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机关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6]。”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通过纠错实行权利救济，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外部强制压力，规范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了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制度的控制作用，首先要在立法上扩大司法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审查范围，突破审查范围的限制，避免审查标准的含混不清。其次要提高税收司法审查人员的业务能力，保证司法监督的有效性。税务行政诉讼本身的专业性要求我国的行政庭法官必须是通晓税收、会计、法律的复合型法官，因此，要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监督功能，必须是专职的税务法官才能胜任。再次，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最后，应逐步引入行政判例制度，用行政判例的方式确立司法审查的参照标准，弥合成文法的不足。
(五)推行税务行政责任制度
第2篇
(一)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主要体现
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是行政机关依据一定的制度标准和价值取向进行行为选择的一个过程。由于税务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而且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税收制度处于不断变化中，国家赋予税务机关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具体包括：
1．权力行使方式的自由裁量。税收法律法规对权力的行使未作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比较笼统和原则，需要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力或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它包括作为及如何作为与不作为。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中“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科学的检查制度，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查次数。”至于如何“统筹安排”、具体多少“检查次数”没有明确规定，给税务检查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决定。
2．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选择。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裁量是指税法对税收执法权行使的方法未作规定或未作详细规定或规定了多种方法，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行为的方法。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则，积极推广使用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方式缴纳税款。在税款征收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
3．权力适用标准的自由决定。税法对税务机关运用权力处理具体事件的标准未作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词，缺乏认定标准的法定条件，由税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判断运用权力的标准。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严重的违法行为可给予2000元至10000元的从重处罚，但什么样的情节为“严重”的标准并不具体明确，而由税务机关裁量决定。
4．权力适用幅度的自由确定。税法在税收执法权的行使上规定了一定的幅度，税务机关可以在法定的幅度内对特定的事项做出适当的处理。如上例中的“2000元以下”以及“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均系罚款的幅度，在这个幅度内，税务机关可以酌情决定罚款的具体数额。
5．权力行使时限的选择。税收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行为未规定具体的时限，税务机关在何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仍以《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为例，其中“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税法对“限期”没有具体的规定，此时税务机关享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构成
综观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执法体系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法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创设，主要体现在《征管法》中集中于执法程序中的自由裁量，而非事实要件阶段的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我国税收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依法治税要求的情况下，提出事实要件裁量，可能破坏税收法治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其二，在税收行政救济手段和渠道存在阻滞的情况下，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可能会受到更多的侵害，很难保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其三，对税收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和税收行政执法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可以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来解决，而不能由税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其四，按照行政执法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事实要件的自由裁量会增加税收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加大税务机关的工作量。因此，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也主要是针对税收行政程序中的制度创设，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立法程序的制度保证。在立法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参与意见的机会，并将该程序引申至包括税收行政法规等各类税收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从源头上确保纳税人制约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2)执法程序的制度控制。将与纳税人合法权益直接相关的税收执法程序，如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税收行政强制程序等，纳入法律规范的控管范围，实现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3)行政行为的事后救济。通过税务机关的自身监督、内部的税务行政复议、外部(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审查对税务机关因自由裁量失当对纳税人权益造成的损害进行事后救济，通过责任追查对非法裁量行为进行警示和控制。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的目标
税收管理实践充分说明：税收自由裁量权既有存在的绝对必要，同时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越界行使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建立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应着眼于实现对税收自由裁量权以下两个方面的控制：
(一)合法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形式要求
税务行政的起点是依法治税，这一目标既是对纳税人管理的要求，也是税务机关行政的方向。税收自由裁量权是税务行政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也应该以法治为准绳，所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起点和基本要求即遵守法律规定。合法性控制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最基本的要求。对税收自由裁量权而言，合法性控制主要是审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要件，它要求税务机关行使行政管理不仅要遵循实体法，还要遵循程序法，同时税收行政裁量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按照法律规定的适用对象、条件范围、行为期限，依法律规定的程序选择行政方式。
(二)合理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实质要求
2004年3月，国务院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在依法行政中提到了“合理行政”的要求，指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这些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合理行政”原则。
随着行政活动日益复杂，自由裁量权日益得以扩张，形式上的合法不能完全消除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实质上不合理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对自由裁量权的更高层次的规范就是税收行政合理性的保证。它要求执法行为，尤其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仅在形式上要合法，而且在实质上要合理，这是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最终要求。因此，“合理行政”原则相对于“合法行政”原则，是对行政机关更高级的要求。“合理行政”原则，要求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遵循比例适当原则。该原则要求税务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税收行政行为应当与相对人的行为事实、性质定位、情节轻重、社会影响相配比。
三、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控制的制度缺失
从我国当前的税收执法来看，税收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情形，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在税收立法、执法还是司法上都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专断和无常行使动摇了税收法治的根基：一方面，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成为权力寻租和行败的工具；另一方面，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制度控制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税收法律体系中缺少税收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和总体理念
目前世界各国赋予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或是直接明确其基本范围，或是分散在相关条文中，我国属后一种情况。就整个税法体系而言，缺乏一个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律，同时，由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税收征管制度的长期影响，税收自由裁量权缺少个人本位理念的文化积淀和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总体表现为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体系缺少基本的、公理性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律规范的基础，具有综合性、本原性、稳定性的特征。法律原则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二，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其三，法律原则对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是后继立法的出发点；其四，从法律实施上看，法律原则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可以弥补法律漏洞，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在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十分发达，并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非专断、反复无常或滥用权力”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都是保证自由裁量权公正运行的基本原则。
(二)税务系统内部缺乏自由裁量的行政准则
由于税收行政活动的变化性、复杂性、专业性、技术性以及探索性等因素，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但是现代行政法规出现了两个主要变化：法律本身的实体性标准日趋抽象公设化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内容日渐细则化和明细化。由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充分了解本领域的行政实践经验，从而具有“提炼”本系统内部富有实际操作性和明确统一标准的能力，“为了对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限制，应当鼓励行政机关通过连续的行政立法，将行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性和智慧规则化”，例如税务机关为了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细化和量化就是在本系统内部不同层级上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限制。裁量基准一经建立，在税收科层制管理体系下有利于提高税收自由裁量的层次，抑制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恣意和专横；有利于加强对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层级监督，制约裁量领域的权力寻租和腐败。但是，目前我国税收机关内部自由裁量的行政标准统一层级较低，难以保证税收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内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和裁决。
(三)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制度不尽完善，理由说明制度缺失
由于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膨胀和扩张，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防止行政权力滥用的要求，但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往往难以对滥用自由裁量权进行预防性控制，程序控制成为制约、规范税收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举措。税收法律程序是税务机关在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诚如马克思所言，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在生命的表现”。程序控制要求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各项程序规则，认真履行告知、听证、回避、不单方面接触等制度，通过程序限制税务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其中，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起核心作用的程序制度就是行政行为合理性说明制度，该制度能够敦促行政机关认真考虑问题，制止自由裁量权恣意行使。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的“非正式程序不需要正式的事实裁定，但需要解释和说明”。对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较大的自由裁量行为，行政人员有义务说明法律根据和裁量理由，然而在我国在税收自由裁量的程序制度中并未明示这一制度。
(四)税收自由裁量失当的事后救济制度不利于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实际控制
因税收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可以实行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两种救济方式。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是一种内部纠错机制。与外部的司法审查制度相比，行政复议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缺点：其一，垂直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性。税务行政复议实行条条管辖模式，由于部门间联系密切、职责相关，甚至利益与共，因此复议监督往往难以保持中立。其二，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税务行政复议一般采取书面审理形式，因此复议过程中没有言辞辩论、相互质证，不利于通过观点碰撞认定事实。其三，作为一种内部的纠错机制和科层制的控制机制，如果外部控制机制不健全，控制力度不够，税务行政复议就会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导致规避法律、躲避司法审查现象的出现。其四，税务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提高了事后救济的门槛。《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程序，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条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限制了相对人的救济权利，部分自由裁量行为因相对人资格受限而免于审查，不利于实现公正的裁量和从根本解决税务行政纠纷。
与此同时，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也存在履行障碍：一是税务行政执法专业性强，部分涉税案件案情复杂，在没有专业的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的情况下，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救济，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容易引发司法自由裁量取代行政自由裁量，司法部门因审慎对待而谨慎为之。三是从法律经济的角度看，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相关主体购买“救济产品”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救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通过救济来“复原”权力的费用过高，以至于把除富人之外的大多数主体都拒之于救济之外，那么救济就不能实现。四是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利于全面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个规定也就决定了我国司法审查的对象集中于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是合法性审查。
四、完善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建议
(一)税务行政机关应致力于建立规定裁量基准的内部行政规则
自由裁量权部分归因于立法者认知能力的局限、语义的模糊特性、固定规则与流动现实的矛盾及执行人的个人原因，然而由于行政机关有大量的行政实践经验，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更明确的裁量标准。因此，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税务机关依法律、法规规定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梳理、分类，制定具体、细化、量化的实施办法，缩小自由裁量空间，从源头上降低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一是要细化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缩小税务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二是依托信息平台，固化自由裁量权。对税收管理中的自由裁量行为，通过相应的管理模块创设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刻度表”，变主观裁量为客观裁量。三是遵循惯例和先例原则，保持内部行政标准的相对稳定和连续，对同一类税务行政行为的认定和处理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力求相同情况平等对待，同类情况符合比例原则，责罚相当，前后事件处理一致。税务行政内部准则一方面可以确保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平等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税务行政裁量行为的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提供参照。
(二)建立以税务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为核心的理性程序制度
程序理性即程序的合理性。法的合理性分为价值(实质)合理性和工具(形式)合理性，程序理性即二者的统一：一方面，程序的合理性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另一方面程序理性是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也就是说，程序在过程上应当遵循通过理性说服和论证做出决定的要求，不是恣意、专断地做出决定。程序理性是正确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和保证，税务执法实践也充分证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往往与程序不合法相伴随。理性程序制度不仅要求税收行政自由裁量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而且应满足执法合理性的实质要求。
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做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诸多因素。对于理性程序的运作来说，理由说明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1)理由说明制度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恣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因为只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才能够经得起公开的推敲，才能够有说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说明制度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一个有效环节和机制。(2)理由说明制度有助于对决定不满而准备提起申诉的当事人认真考虑是否要申诉，以何种理由申诉，避免无谓和无效诉讼。(3)理由说明是程序公开的体现，意味着对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与尊严的对等和尊重，当事人知悉税务机关自由裁量的动机和原因，有助于其日后行为的调整。(4)理由说明制度在形式上表明行政行为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决定合理性的信心，避免当事人双方对立。(5)说明制度可以形成惯例和先例，有利于平等保护，有助于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可见，理由说明制度是程序理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税收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的关键一环，要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就必须要求行政主体在其决定中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
(三)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为降低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成本提供制度保障
在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际行使过程中，由于税务人员千差万别，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将会导致对法律、规章的理解不同从而也就会产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所以保障自由裁量的公正行使就必须建立和完善行政自由裁量的监督和救济制度。与税务行政诉讼相比，行政内救济“以其符合专业性、效率性和尊重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优势，为现代行政救济制度所广泛采用”。但如前所述，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尚不完善，制约了税收相对人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今后可以考虑：(1)进一步完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严格实行复议机构的职责独立、机构独立；(2)放宽条件限制，实行选择性复议前置制度，提高救济方式的灵活性；(3)扩大税务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减少列举式立法制造的受案范围“盲区”；(4)将税务行政复议资格扩大到间接行政相对人，以更好地保护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5)改革审理方式，试行辩论、质证等开庭审理方式，引入陪审制，提高纳税人对税务行政复议结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四)创新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审查不是对“行政自治”的总体否定，其目标不是代行行政自由裁量权，而是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机关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6]。”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通过纠错实行权利救济，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外部强制压力，规范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了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制度的控制作用，首先要在立法上扩大司法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审查范围，突破审查范围的限制，避免审查标准的含混不清。其次要提高税收司法审查人员的业务能力，保证司法监督的有效性。税务行政诉讼本身的专业性要求我国的行政庭法官必须是通晓税收、会计、法律的复合型法官，因此，要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监督功能，必须是专职的税务法官才能胜任。再次，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最后，应逐步引入行政判例制度，用行政判例的方式确立司法审查的参照标准，弥合成文法的不足。
(五)推行税务行政责任制度
行政责任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必须对自己所实施的行政活动全部承担责任，整个行政活动应处于一种负责任的状态，不允许行政机关只实施行为，而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离开了责任行政的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也失去了判断合法、合理的意义”。建立并落实行政责任制，可以敦促税务行政主体及其税务人员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行政责任，提高税务执法质量，通过责任追究确保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创设、运行、校正和补救实行全过程控制。不仅需要税务行政机关加强内部控制，而且需要外部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相对人以及整个社会力量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审计部门和新闻媒介的共同参与。外部控制的主要难点集中于“信息不对称”，制度控制的重点在立法参与和监督审查，内部控制的主要问题是“激励不足”，制度控制的重点在程序执行和责任追究。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方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控制体系。
第3篇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资源破坏加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补偿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生态补偿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财税视角考察生态补偿的路径，应进一步完善生态税收制度；构建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建立财政补贴、财政投资有机融合的财政补偿机制；完善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配套措施；建立基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生态补偿；财税政策；路径分析
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资源税
1拓宽资源课税范围。(1)应扩大资源课税的课征范围，征税范围除包括自然资源中矿产资源(非金属矿原矿、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盐之外，应开征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2)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3)将稀缺性的可再生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4)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将在农村占有土地用于非农业生产纳入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之中，对于农民居住用地给予税收优惠，平衡城乡之间土地使用税的税收负担。
2建立多层次的资源课税体系。完善的资源课税体系应该涵盖开采者开发资源、生产者耗费资源、消费者消费以资源为原材料而生产的产品及对其产生的废弃物处置的整个过程。可在各个环节，根据各自的特点，设置相应的税种，形成协调统一、目标一致的资源税体系。(1)在开采阶段，可以设置资源税。引导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制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发生“采富弃贫’’的现象。(2)在生产阶段，设置生态税。首先在生产过程中限制使用稀缺资源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对以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进行生产的行为征税；对生产过程中使用替代品行为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其次根据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限制生产行为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污染，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3)对产品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科学地设置消费税税目，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进行限制或鼓励，通过引导消费行为，诱导消费方向，间接影响资源品在生产中的运用和资源的开发。这种间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果更好。(4)对废弃物的处置征收环境保护税，使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通过税金的形式集中起来，为国家治理环境提供资金保证。通过上述各环节的协调统一，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3合理设计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对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的合理配置可以考虑分两个层次进行：首先以开采量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定额税率，在这一层次主要解决对绝对地租的分配问题。即所有权垄断应取得的收益；然后，再按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比例税率，在这一层面上解决相对地租，即经营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将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从销售数量改为开采量，使企业积压的资源产品也负担税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企业从关心本企业微观效益角度合理安排资源的开发，引导企业珍惜与节约国家资源，避免过度开采。以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使资源课税的税额随着资源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相互协调，发挥调节作用。
(二)调整消费税
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筹措生态补偿资金，应对现行的消费税进行改革。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天然气、液化气、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类产品作为应税消费品；把一些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产品(如电池、杀虫剂、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达到以较低的成本刺激厂商或个人减少污染。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推动汽车燃油元铅化进程。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适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三)开征环境税
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各国都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税制建设的最佳结合点，环境税收政策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的生态环境税大致可分有以下几种：
1对污染排放物进行课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是利用税收政策限制或禁止某些经济活动。主要税种有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
2对有污染环境后果和资源消耗较大的产品征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在于通过课税促进企业最大效率地利用能源、燃料和原料，并能回收循环使用，减少废物的遗弃与排放，减轻环保压力，并能节约能源。主要税种有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等。
3对造成其他社会公害的行为征税。如为了控制噪音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危害，针对飞机和工业交通所产生的噪音，根据噪声水平和噪声特征征收噪音税；为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市区环境开征拥挤税。㈨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在我国开征环境税已经非常必要。目前，我国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排放的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对于一些高污染产品，可以以环境附加税的形式合并到消费税中。在开征环境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也不宜太复杂。可考虑将现行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发挥税收对环保工作的促进作用。
(四)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将各种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内，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加大收缴力度。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要素成本量化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优化生态补偿财政投入政策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补偿资金丰腴程度不同，补偿能力差别较大，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容易实施的手段。
(一)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几个相关问题
1转移支付规模。在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时，首先应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一方面在总量上要有足够的数量保证，解决生态补偿公共支出责任的纵向不平衡和缓解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各地的基本生态补偿公共支出的均衡；另一方面，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有上限，如果转移支付规模太大，超出了合理范围，会在资金分配过程中造成交易成本无谓增加和效率损失。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应使财政收支的纵向不平衡达到既能保持上级政府的控制力，又使损失的效率最小化。
2转移支付对象。中央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需要确定重要支持对象。西部和三江上游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全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应成为国家财政进行生态补偿的重点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在本级预算范围内确定辖区内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对象。
3转移支付结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情况的加剧，在加大财政调控力度的同时，应优化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以科学发展为主线，注重加强政策引导，着力推进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构建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
1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将全国作为一盘棋，通盘考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和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对欠发达县实行税收增量返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办法，促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省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合理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规模，明确投资重点、分配使用原则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等内容。重点是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关注本省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的落实。设立环境整治与保护专项资金，整合现有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助资金。在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市级各部门明确倾斜性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结合年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安排项目。根据当地排污总量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测算，安排补偿资金的额度，原则上应按上年度辖区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定比例安排补偿资金。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区生态环境项目设立地方补偿资金，并可在补偿计划上单列出对物权受限人的补偿。设立这种多层次的补偿资金可以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形成上下多层的互动机制。
3建立乡镇财政保障制度。首先，针对由于分税制改革带来地方乡镇财政收入减少的现状，县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足乡镇生态补偿资金缺口。其次，针对部分乡镇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牺牲，县财政应将增加生态保护补偿预算资金，列入每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投人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应根据不同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财政补偿投入政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大对环境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补偿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公共资金。
(三)建立财政补贴、财政投资有机融合的财政补偿机制
对于外部效应较大的公用设施、能源、交通、农业以及治理大江大河和治理污染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和领域，财政投资应采用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对于收益率较低的生态保护项目，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应采取财政补贴方式，使这些项目的收益率能够有利于调动投资者参与生态保护项目的积极性。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直接的补贴方式支付给投资于生态保护和生态维护的项目或投资者，也可以隐蔽的财政贴息的方式提供补贴，或者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提供补贴，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三、建立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完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各种法律规定散见于一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生态补偿的基本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对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主体、对象、范围、标准、方式、资金来源等作出总体性规定，而且，现行的生态补偿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生态补偿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策与法律相比缺乏安定性、连续性与强制性。
要解决生态服务提供者与受益者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问题，应该尽早实现在生态补偿领域国家层面的立法，明确补偿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创建和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从法律制度上确立由生态服务功能的受益者支付生态效益的相应费用，解决无偿享有生态服务或环境效益的问题，并弥补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损失。同时，在法律上进一步完善由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负外部性或将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并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重罚，提高违法成本。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法律制度作为必不可少的“硬约束”，在生态补偿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建立多层次生态补偿资金渠道
除了通过生态税收筹集生态补偿资金外，应使生态补偿资金多元化，为生态补偿提供充足的资金。
1推行绿色金融贷款。合理利用信贷资金，引导信贷资金支持生态补偿项目；有效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动用社会闲置资金进行生态补偿，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考虑发行中长期特种生态建设债券或彩票，筹集一定的资金；提高金融开放度、资信度和透明度，保持投资制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生态项目的建设。
2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对新建或正在开采的矿山，应以土地复垦为重点建立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所有企业都必须在交纳一定数量保证金后才能取得采矿许可，保证金应根据每年生态损害需要治理的成本加以征收，要能满足治理所需全部费用。保证金可以通过地方环境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收上缴国家。也可以在银行建立企业生态修复账户、政府监管使用的方式交纳。若开采企业未按规定履行生态补偿义务，政府可动用保证金进行生态治理。
3建立生态补偿与生态保险协调体系。针对生态风险引入生态保险，建立生态风险分散机制，并通过生态保险筹集生态补偿资金。生态保险在保护参保双方利益的同时，对由于环境污染给受害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并对保障生态安全的措施进行补充拨款。保险机制可以成为使生态环境损失大大降低的风险调节器与管理手段。这种直接的经济激励机制的应用可以作为对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调节的传统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的有益补充，也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得到实施的生态经济手段。生态保险实质上不仅是用来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对投保人来说是生态环境损害的预先安排，保证生态损失发生后能够有效消除损失。
(三)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
为加强排污费的管理，应完善排污费的核定、征收、使用各环节的规章制度，并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排污费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污染者排污的种类、数量和排污费数额进行核定，地税部门负责代为征收，银行入库，财政统管，从根本上解决环保部门吃排污费的问题，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的新机制。
(四)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社会参与和统一操作平台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广泛参与，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配合和相互监督。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引导、市场机制有效配置、法律法规的约束、伦理道德的规范，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相对统一的政策运行和协作平台，保障我国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得以有效实施和完善。
第4篇
我们在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总是要阅读别人的学术资料，不然我们哪里来的想法和知识论点，我们查阅的资料就是我们写作论文的参考文献。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健康保险论文参考文献，给大家在写作当中做个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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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摘要：国家的财政税收，是各个历史时期支持和维护社会制度产生、巩固与发展的物|基础。因此，了解本国财税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对现代财税专业的大学生理解、分析现实问题实有裨益。然而目前经济类学生忽视专业史学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即成为专业史学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即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寻找合适的路径，推进《中国财税史》课程的改革和进步。
关键词：财政税收；中国财税史；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127-02
我国国家财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变革、发展深刻影响着数千年来社会制度的演进，反映着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因此，对大学生而言，财税专业史学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是一体两翼、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说，了解、掌握中国财税史的基本演变轨迹、特点及其规律，有助于财税专业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理解。因此，如何改革《中国财税史》的课程教学，提高教育质量，值得深入地研究与探索。
一、教学内容
1.教学内容必须符合教学目的。当前高等学校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之目的，是试图使学生在全面了解课程基本观点或基本理论基础上，可以自主地运用这些观点或理论来解释或解决现实问题。就《中国财税史》课程而言，就要使学生掌握中国财税制度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轨迹、特点及其规律，还需使其进一步了解我国财税制度在数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得失，以史为鉴，使其将来能够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税体制。
2.教学内容必须满足学生需求。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必须要注意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财税史》课程在教学内容设计上更应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必须要做到鲜活生动、翔实有趣，最大限度、最大深度地去激励学生的求知欲，同时，教学内容也要尽量做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不能超出学生的理解能力范围。
3.教学内容必须结合相关课程知识。财税专业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其中各门课程也都有其各自特点。《中国财税史》与其他专业主干课程又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因此要积极扩展相关知识，使《中国财税史》课程能够在服从专业整体结构的安排下达成教学内容、结构的不断优化，建立相对稳定与动态更新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并且可以使相关各门课程间形成知识上的内在联系，形成完整的认识体系，从而整体推进财税专业的建设。
4.教学内容必须适时更新。在专业史学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融通。因此，教师要注意将本学科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引入课堂教学，不断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并且引导学生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使专业史学真正成为结合历史与现实的一门学问。
二、师资队伍建设
1.培养机制。优秀的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必须要求有良好的培养机制。培养的方式多种多样，最为常见和有效的方式就是“以老带新”，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现有资源优势，另方面还能增进教师间的感情。当然，也可以采取推送青年教师往国内外相关院校进修，或者聘请校内外专家进行专门培训等方式。
2.竞争机制。有效的竞争机制可以激发潜力，这对教师队伍建设同样非常重要。目前专业史学教育中经常存在的问题是，教师讲课的风格甚至讲课的内容经常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加以更新，缺乏意识上的更新和方法上的创新。而竞争机制的采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思进取的情况。
3.外聘机制。结合本学科课程实际情况，外聘机制需要有长期的规划，以形成对自有教学资源的必要补充，以接近或达成课程建设的目标。教学的主体是教师，因此必须足够重视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建设起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队伍，才能保证教学的质量。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
1.采取适宜的教学方法。首先，专业史学的基本教法依然是教师讲授。但在《中国财税史》的授课过程中，授课教师要善于将丰富的历史事实条理、生动、形象地展现给学生，注意避免罗列史料、平铺直叙，力求简练化、通俗化、大众化地讲授，并可以设计将部分历史事件情节化，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做到论从史出，将历史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其乐于接受。其次，专业史学的教育也要注意课堂互动。教学的过程，应该被视作师生积极交流、共同提高的过程，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提升学生的参与度，教师可以围绕所讲授的历史事实，提出学术界存在争议的某些问题、某些观点，让学生来分组讨论、交流意见，如此，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更有利于其深入理解所学知识。先生有句名言：“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其目的都不外是为激发兴趣、活跃思想，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分析问题的能力。
2.使用丰富的教学手段。首先，随着学生对课堂教学形式要求的多样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积极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而《中国财税史》课程本身包含了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对于财税学科中其他课程来说，更适于用多媒体展示相关历史图片及视频资料，充分调动学生感官，使“死”的历史知识“活”起来，从抽象变为具体。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上面，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历史能够再现，增强课堂授课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而目前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诸如中华文明网、中华文史网、华夏文明网、中国文物网、各地博物馆等网站，都纷纷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字书影、历史文物、历史遗迹等图片，同时，目前发行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史话》等相关科教纪录片资料，都是丰富的教学资源，使中国古代的财税发展史生动地再现于课堂。其次，要加强网络课程建设。网络能够提供规范、直观、便捷的教学学习资源，一般来讲，课程教学平台的内容要准备齐全，要能提供便于下载的教学计划、大纲和适用于多媒体环境的电子教案，便于学生进行自学；也要能提供教师授课用例题库和例题题解，便于学生自测；而且，由于《中国财税史》课程的特点，即其存在着大量直观的历史素材，网络课程便可以直接提供教师授课选用的图片、视频等素材或者相关网站的有效链接，同时，还可以设置在线交流的栏目，方便师生及时沟通。
四、实践内容
实践内容建设的重要性不亚于教学内容。《中国财税史》课程的教学，同样也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设计专业史学课的实践内容，先要把握住课程中可与实践结合的知识点，可以针对某些有借鉴价值的重要财税历史问题，要求学生去资料室、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如讲授中西封建财税制度差异时，可以“中西封建社会财税思想比较”为题，要求学生撰写论文或报告。同时，论文报告之外，还可采取学生学术沙龙的形式探讨专业历史问题，为使探讨的问题更有针对性，教师可预先较宏观地确立所讨论内容的基点、立论的基础或大致脉络，再让学生自由发挥、讨论，这样，既可以使所探讨的问题集中有序，同时又可以激励学生畅所欲言。
针对目前财税专业学生史学知识较为贫乏的状况，可以有目的地加强该方面的训练。具体可以采取如下措施：（1）结合专业史课程的内容，要求学生阅读历史著作、相关史料等，并做好读书笔记。（2）在讲授每一章知识前，介绍本章重点内容研究现状及有关资料，并列出参考书目。（3）结合每章重点难点，每学期指导学生完成1-2篇小论文或报告。（4）每学期抽出2-3课时的时间用于课堂讨论或组织学术沙龙。（5）利用网络系统，开辟财税史教学、讨论专栏，鼓励学生发问，教师答疑，为师生交流讨论搭建平台。
总之，课程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需要长期持续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尤其是考虑到目前经济类专业学生对专业史学普遍较为漠视的态度，以及专业史学课程的特点，必须从实际出发、构建合理机制，做出详细可行的计划，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专业史教师自身只有勤加探索、不断充实，努力扩展知识构成、理论深度和信息量，才能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适应现代教育的新需要，逐步完善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课程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周春英.关于高校中国财政史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历史教学，2007，（7）.
第6篇
论文关键词：县域经济,二元税制,税收政策
“郡县治而天下安”。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枢纽点和关键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切入点。“县域经济抓不好，区域协调发展就无从谈起”。为了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战略任务。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然而现行税收制度和管理体制存在着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现行税收政策和管理体制
（一）城乡二元制的财税体制仍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
1．城乡二元税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2006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使存在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但仍然保留了牧业税和对烟叶征收的农业特产税，城乡二元税收制度并未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而终结，“搭车收费”的基础仍然存在，农民的非税负担仍有反弹的可能。
2．城乡二元公共产品分配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税的取消，并不等于农民不承担税收负担。首先农民作为消费者，仍然要承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如表一所示，2006年到2009年，农村居民作为消费者承担的三大流转税分别为5192.75亿元、6197.47亿元、7076.08亿元和9063.90亿元。
表一：2006-2008年农村居民作为消费者承担的流转税情况表单位：亿元
年份
农村居民消费
居民总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
占总消费比（%）
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
消费税三大流转税合计
作为消费者农村居民负担的流转税
2006
21106.7
80476.9
26.23
19799.21
5192.75
2007
23912.6
93602.9
25.55
24259.23
6197.47
2008
27206.4
108392.2
25.10
28191.6
7076.08
2009
40210.0
125343.0
32.08
第7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税收；低碳经济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坚持贯彻可持续发展基本国策的背景下，已经演变成为了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性革命。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污染问题和资源枯竭的问题都会相继呈现出来，许多国家一般会将税制政策和行政手段、措施和市场机制综合运用起来，通过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目标，但在这些措施手段当中，发达国家最为依赖的是税制政策。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然资源固然丰富，但人均量低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发展低碳经济的要求相当紧迫。所以，我国在低碳经法发展的政策上应该效仿发达国家，从而构建一个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税制体系，以此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新特点；
（一）低碳意识有待加强。多数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的垄断企业依靠着自己的垄断地位来获得超额的利润，对于它们来说，环境与能源成本的约束力就被明显弱化，节能和减排的动力明显不足，各地方政府部门没有硬性的约束控制。在缺少正常的市场化的运作的情况下，也缺乏相关财税手段的约束和激励体制，而企业又缺乏保护环境的积极主动性，这样必将影响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产业结构有待调整。2012年我国第一产、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47712亿元、220592亿元、203260亿元，增长率分别为：增长4.5%、10.6%、8.9%。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第二产46.8%，第三产43.1%。从这种情况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处于不合理的状态下，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加大说明了能耗加剧、污染更为严重。而第三产业比重偏少，然而第三产业恰是低能耗、污染少的行业。所以，要健康发展经济，国家就必须要出台相应的税制来调整产业结构。
（三）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举行，开启了世界性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浪潮。在我国转变发展结构的背景下，未来税制的改革迎合了这样的需求。在六大税制的改革中，环境税与资源税改革的不断推进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税制将在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四）国务院批准转发改委《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本次改革对税收制度、垄断行业、金融体制、产品价格和涉外经济等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机制加快建设。税制改革排在了改革工作次席的重要位置。这项改革将致力于帮助各级地方政府不在是单靠卖土地得到收入，通过各种税制手段对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进行加强，从而得到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结果。
二、促进低碳经济，税收支持政策新要求；
（一）税制在结构上应该进一步优化；我国目前是以所得税和流转税为主题的税制结构，这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降低征管成本，即便如此，在结构上，流转税的比重太高，而所得税则较低。我国现行的税收收入更多的是依赖增值税；结构的主题不明确，所以，首先就应该改革现行的税制，进一步加大其他税种所占的比重。其次将其他比如城镇土地使用、房产税等税费合并，第三，可以开征一些新的税种：遗产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
（二）拓宽税基，降低税率，降低宏观税负。在拓宽税基方面，比较有借鉴意义的做法是整合税收优惠政策，缩小其适用范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涵拓宽。在制定优惠政策的时候，作出实证的分析，权衡政策实施后潜在损失与收获到的利益关系。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进行，不能出现涸泽而渔的情况。同时，在合理分配开支的基础上，应当适度降低各种边际税率，促进经济良性的发展。
（三）建立和健全良好的税制来协调和解决可持续发展和工业化所产生的矛盾，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手段，绿色税制已经被西方国家广泛承认和应用，在税制改革的方面，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在这个方面，我们国家还应当更加完善税种体系，从而使经济发展与人口和资源相协调适应。我国现行的税种有：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等，这些税的税收收入占我国总税收如的比例是8%，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存在着调节的作用，但是相比当先的情况，这种程度还不够。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广泛提高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将环境保护作为我们国家一项长远的事业来发展；环保法律要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严格依法执行税收经济政策，打击偷税和漏水的行为。其次就是在税收体制当中严格最受“谁收益，收付费”的原则来进行，在一个方面调整现有的资源税法，要让污染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当付出的代价，改变成为征税以后，它就更加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了。最后，建议应当采用多种税收的政策，把社会资金向生态环保的方向积极引进。当下我国在环保税并没有专项政策。只不过在部分税种当中包含有一部分关于环保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三废”的利用在流转税和所得税上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比起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还显得过少，依照现有的税收政策还远远不能对生态环境投资生产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今后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和所得税上面，必须更加考虑生态环保的因素，让环保法律、法规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利用税法的相关优惠政策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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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 伟（甘肃行政学院）：《从国际税制改革看我国的税制改革》
第8篇
广泛发动助推科研。万州区税务学会把税收科研工作列为年初工作安排的重点，将税收科研任务下达到各会员小组，在全年学会工作中狠抓落实。他们坚持学会与行政配合抓，将税收科研工作纳入年度学会和行政工作考核，并加强平时的检查、督导和抓落实。为切实搞好学术科研，该学会采取了公开课题立项及审定要求等学术“透明”作法。学会秘书处收到课题立项审批表后，在10日内进行汇总，与区局主管科室及学会片区大组负责人一起审定，然后通知各会员小组，凡经审定立项的课题，并如期保质完成的，学会发给课题费。各会员小组按片区大组提出的时间交稿，然后由片区大组确定交流时间、地点，组织本片区各会员小组交流，并将本片区的优秀论文（不超过论文总数40%）推荐到区学会，参加区国税局与税务学会组织的优秀税收科研论文交流。
通过税务学会在全区税务系统的广泛发动，仅仅在2012年度税收科研论文研讨会上，就收到论文49篇，评出特等奖6篇、一等奖2篇、二等奖4篇、三等奖6篇。
开展优秀课题申报。为打牢税收科研基础，区税务学会大力开展优秀课题申报。各会员小组按照学会下达的参考课题，结合本单位实际及科研力量选定自己的研究课题，定时报学会立项。根据区税务学会秘书处统一安排，各会员小组可申报立项课题1-2篇。课题论文要求观点、方法新颖，立论清晰，论据充分，逻辑性强，结论准确，具有较强的税收科研转化价值，论文字数不少于3000字。同时，学会公开奖励标准，对税收科研论文的立项课题费、用稿稿费、获奖奖励标准等进行公开，增大吸引力，调动写作积极性，使重点税收科研项目出彩。
通过扎实努力，学会2012年主打的6个课题大多已有明显收获：撰写的“对税务机关引导纳税遵从的调查与思考”、“关于推进国税系统基层党建工作的思考”在研讨会上受到好评；撰写的“税务海量数据处理的难点及对策”被国家税务总局电子税务管理中心举办的税务系统数据分析应用论文征集评选中获优秀论文奖；撰写的“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助推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已被万州区科协评为科普成果，并奖励3000元；撰写的“ 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已获重庆市国际税收研究会论文评选三等奖；撰写的“关于促进收入合理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税制改革思考”被中国税务学会“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课题研讨会推荐参加中国税务学会年会。
第9篇
[论文关键词]遗产税；税权；社会公平
一、我国征收遗产税的必要性分析
（一）理论依据
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对于公民无偿转让财产征税，需要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他的理论主要可以总结为：一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当下社会应享有同等权利；二是因每个人天生的禀赋及能力不同，可能在财富、声望上有所差异；三是因人是自由的，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言人有责任对此种差异进行调整，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遗产税则是对此差异进行调整的手段之一。
而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遗产税课征的法理基础的分析，其中又以国家共同继承说及权利说为主流。
1.权利说，亦称法律说，是最早的正统学派学说。认为继承遗产有赖于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即承认人应当为此交纳一定的补偿费用，或者国家对遗产拥有领地权、部分支配权，并可以通过对遗产征税实现这些权利。
2.国家共同继承说，以德国法理学者布兰奇里为代表，理由是：私人积累的财产有赖于政府的帮助和保护，因此政府有权从私人处取得一部分财产。
（二）现实需要
1.我国当前的贫富分化现状使得我们必须重视对居民收入进行有效的调节。2010年我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也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标准。
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在贫富分化、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开征遗产税可以部分消除社会分配的不公、缓和社会阶层的对立关系，起到维持社会稳定的效果。
2.从地方财政体制运行来看，目前我国地方税制体系还不完善，需要形成更多的、法定规范性较高的税收收入源泉。并且，随着营业税部分税目改为征收增值税，部分地方财力出现了“吃紧”的状态，地方财政部门迫切需要新的“替代税源”。在此背景下，积极拓宽地方税制范围，形成更多的“税源”将是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3.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和跨国资产的频繁流动，涉外因素的遗产继承将日益增多。在国外多数国家开征遗产税而我国不开征遗产税的背景下，外国公民在中国继承遗产无需纳税，中国公民在国外继承需要向所在国纳税，这有悖于国际间的公平，也有损国家税收利益。因此，为实现与国际税制的同步，加强对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维护，我国有必要开征遗产税。
二、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的财产登记、管理制度日益完善，这有利于各类财产税收的开征
我国《民法通则》、《继承法》和《婚姻法》都对遗产的继承做了相应的规定，这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较好的法律基础。而《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修订和出台对我国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和财产继承、分割、转移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我国遗产税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对高收入者的税收信息管理为遗产税开征提供了便利
自2007年开始，我国税务部门明确要求年所得收入达到12万元的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自此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开始逐步掌握我国高收入者的信息。可以看出，税务部门已经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信息进行了重点建档和逐步掌握，这项工作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提供了较多的信息资料。
（三）国外遗产税为我国遗产税制建设提供了借鉴
目前，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开征了遗产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开征了遗产税。这些国家遗产税的制度设计、遗产税豁免额的选择、赠与年限的设定等为我国遗产税制的选择提供了借鉴。
1.从部分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
（1）美国实行的是“总遗产税制”，对美国公民、居民、非公民和非居民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在征收遗产税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会定期动态地调整遗产税的免征额和最高边际税率，以适应社会经济形势、政治选举形势的变化。
（2）日本采取的是“分遗产税制”，采取的是超额累进税率，税率共分13个档次。日本遗产税的最低边际税率级次为10%，最高边际税率级次为70%。在日本，每一个税率级次都有相应的抵免额度。日本的遗产税对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分别进行征收。
2.从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相近的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看
（1）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遗产税采取的是“分遗产税制”模式。俄罗斯遗产税的纳税人是在本国境内以继承或者赠与方式获得财产的自然人，具体财产包括不动产、土地资产、存放于金融机构的存款和其他财产股份。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遗产税税率同德国较为相似，同样是根据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受赠人与赠与人的亲疏关系设计税率等级，相对较为复杂。
（2）巴西的“遗产赠与税”由各州负责征收，是根据不动产转让或是捐赠行为进行征税。巴西遗产税采取的同样是超额累进税率，各州的税率不同，譬如，根据遗产的价值多少，巴西圣保罗州的遗产赠与税税率介于2.5%-4%之间。
三、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制度设计
（一）将遗产税定位为“地方税”，但由中央统一税权
为了充实地方财政实力，增强地方政府征收遗产税的积极性，我国应将遗产税定位为“地方税”，使其成为地方财产税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利于地方政府部门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管理优势落实征收管理工作，完善地方税制体系。但当前在财政竞争压力之下，我国“中央-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而有必要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遗产税的基本税收制度。这既可以避免地区间恶性竞争造成的税收流失，又可以避免政府间税收竞争带来的不必要的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
（二）完善死亡申报制度，及时掌握居民死亡信息
现行的公民户籍制度中对于死亡注销户口的规定，已经完全能核实被继承人死亡的信息，应该进一步明确公民死亡申报制度办理的具体期限并明确有关责任制度。
（三）完善以存款实名制为基础的个人信用体系，保证个人金融资产的真实合法性
主要严格落实实名制规定，推进支付手段的完善以合理规制大量的现金支付和计算，以及整合个人在不同金融机构的相关信息，实现银行间个人信息的联网以及税务机关与各个相关机构的信息互联。
（四）明确与“赠与税”的关系
第10篇
关键词：勘测设计单位 增值税 营业税
“十二五 ”规划期间，我国针对经济结构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以及相关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健全现状，不断的进行了加快产业的升级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具体的改革就是由征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税制结构。通过税制的改革，以促进我国服务业长远发展，避免出现重复征税，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实现企业的长远持续发展。2012年以来，营改增税制的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受益企业范围不断推广，对于营改增税制的征税范围相关规定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应按照本办法缴纳增值税，不再缴纳营业税。”现代服务行业包括了工程勘察服务，所以，勘察设计单位的征税也应由原先缴纳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对此本文针对营改增税制对勘察设计单位的影响并探讨其应对措施。
一、“营改增”对勘察设计单位的影响
（一）“营改增”后税收增加
2011年开始的营改增试点项目，首先在上海启动。税制的改革本身是为了避免出现重复征税现象，但对于勘察设计单位的具体情况却出现纳税增加的现象。增值税是针对企业生产经营中获得的增加值需要缴纳的税务，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企业增加值越高就需要缴纳更高的税务费用。勘察设计单位在增加值方面获得较高，根据上海勘察设计行业在实施营改增后缴纳的税务来看，实际的缴纳费用较以前的营业税略有提高。产生税负提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税率的提高使得企业税收负担有所增加；第二，进项税抵扣不足；第三，上升的税负不能得到转移；第四，勘察设计单位缺乏均衡的收费，且大多集中在年初岁末。
（二）“营改增”对收入确认方式的影响
增值税和营业税都是在开具发票的当天实施的缴纳的，虽然营改增税制的改革对时点及收入确认方式没有造成太大改变，但对一下几点仍需注意：第一，收入指标有所下降。增值税是对增加值的税收，属于价外税，所以在确认收入时其收入指标会有所下降，就需要实施价税分离。第二，需要对定金提前缴纳税务。勘察设计单位的行业性质经常需要对客户提前收取一定的定金支付费用，然后在提供相应的服务，但还未对客户提供相应服务，定金就不能属于具体收入的确认范围。纳税时间也应该是应税服务发生的当天。客户往往会进行一定的程度的议价，这就需要能够提前获得增值税的相关发票，所以勘察设计单位就需要对预付定金计入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中。第三，勘察设计单位的实际收入减少。在应该增值税的试点区出现了非增值税，对于一般的纳税人即使已经获得了相关增值税的发票，扔不能进行相应的抵扣。
（三）“营改增”后合同的签订
营改增税制对企业单位合同签订影响虽然不大，但仍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合作伙伴的选择。选择合作伙伴较以前有所区别，优先选择税改区内的合作伙伴较为合适。对于税改区的相关单位可以开售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第二，签约合同时，选择价税分离的合同。这样能够有效体现价税改革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第三，对于相应的合同需要对其进行完善。在合同中明确增值税发票的信息，能够确保增值税发票信息的准确性。
二、勘测设计单位“营改增”后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相关财务人员的知识培训
勘察设计单位在营改增税制实施以后，需要对财务人员进行相关必要的知识培训。营改增政策实施以后，勘察设计单位纳税人的相关纳税政策有所改变，较之前的营业税中的收税申报和税收减免政策都化为乌有，必须针对企业相关规定进行有效的调整。所以，这就需要单位财务人员对营改增后的相关业务知识以及理论要求更加重要，从而能够针对实际工作中的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应对。另外，财务管理人员还应加强对纳税筹划方面的培训，从而能够密切关注营改增税制后的税制工作上的衔接，能够针对新旧工作制度的变化，关注相应财税部门政策的变化并及时作出有效的判断及把握，从而为单位企业降低税收的负担。
（二）加强“营改增”后会计的处理方法
营改增后的勘察设计单位，对于进项税的抵扣及销项税的计算，最终都要应用到财务核算中。所以，针对税制改革后，结合其相应的核算方法，制定出符合单位的税金体系。营改增实施之后，对于勘察设计单位的财务管理各方面均有所影响，所以，采用各种有效措施对单位内的信息处理、反馈以及数据统计、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而能够促进勘察设计单位纳税筹划的有效执行。
三、结束语
勘察设计单位在营改增税制实施以后，单位的所承受的税收负担能够得到有效缓解，一些小的勘察设计单位在税收问题上常常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从而难以维持。因此，对于营改增税制的实施，对勘察设计单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号）[S].2011.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自主创新;财税政策
一、税收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
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是我国政府根据科技强国和自主创新的需要、在特定时间和特定领域内对特定对象所制定的税收附加规定和特别规定。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1.财税政策对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导向作用
政府根据当前围绕自主创新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配套的财税政策,以体现政府对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强国的发展战略的支持,从而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促使经济资源向政府合意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方向流动。
2.积极的财税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
自主创新活动资金需求规模巨大,回收周期长,不确定性强,企业所面临的这种高风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技术积累和财务手段来规避,但是,企业也迫切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降低风险,激励企业创新。政府采取积极的财税政策,可以降低企业占用资金和赢利方面的风险;减少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方面的风险,增强企业抵御自主创新风险的能力。
3.财税政策会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和收益
从本质上看,积极的财税政策是政府将一部分应得的税收收入让渡给了企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则表现为成本的节省和利润的增加。积极的财税政策在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和收益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高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来说,积极的财税政策在降低其自主创新风险的同时,为其积累资本,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积极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扩散
自主创新成果只有进入了实际的应用阶段,形成了产业化,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积极的财税政策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措施,可以有效地促使自主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促进新技术的扩散。
二、自主创新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支出政策方面
1.财政科技投入总体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
近几年,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量增长比较快,但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在4%左右徘徊,尤其是基础研究在整个研究开发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6%的水平,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比重在 20%左右。由于基础研究耗资大、耗时长、见效慢,企业和个人难以或者不愿在这方面过多投入,但基础研究应该是财政科技投入的主要方向,我国现有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公益性和战略性的基础研究和公共技术研发偏少,不利于国家长期科技竞争力的提高。
2.科技投入方式过于单一
虽然目前我国在科技资金投入方式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但大部分资金投入仍以无偿投入为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采用无偿补助的单一投入模式已不能满足自主创新投入需求,科技投入方式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从而发挥财政科技支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不足,效果不明显
一是管理缺位。我国的科技项目、经费分别在不同部门分头管理,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协调,这样很容易导致部门间的科技开发计划难免有重复,从而导致科技资源重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根据科技部和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我国每年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和专利申请中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在 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二)税收政策方面
1.支持鼓励企业创新的优惠政策存在薄弱环节
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作用在支持企业创新的生产投入和成果转化应用方面,税收政策主要偏重于对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已经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给予优惠,而对企业创新最需要支持、也是处境最为艰难的研发过程则缺乏有力的税收支持。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初期基本上都没有利润、享受不到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几年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现了经济效益、有了利润时,又大都过了税收优惠期,结果造成一些企业实际上根本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
2.总体税制结构存在制约创新企业发展的因素
税收政策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上面,而目前实行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从收入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看,流转税还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由于流转税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自主创新产业的一些特点,因而存在一些消极因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所得税优惠对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使整个自主创新产业税收倾斜政策难以最大限度发挥效率。尤其是增值税,其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增值税对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现行增值税加重了创新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从理论上分析,现行增值税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会加重企业负担:一是增值税实行凭发票抵扣制度,在目前增值税没有普遍实行的情况下,企业在很多时候难以取得有效发票进行抵扣;三是无形资产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不能享受抵扣,而这些投入往往占创新技术产品成本的绝大部分。
(2)现行增值税把产品成本构成的无形资产推销、科研开发投入也作为征税依据,容易挫伤企业的创新投入积极性。
(3)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过窄致使相关费用所含税款无法抵扣。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采用,科技产品成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材料成本所占比例不断降低,间接费用的比例大大增加,大量研究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等无形资产以及科技咨询费用等往往大于有形资产的投入,这些开支目前都不属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这无异于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挫伤了企业技术投入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影响科技企业的发展。
3.税收政策的“特惠制”不利于企业创新发展
以往支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的优惠政策大都是以“特惠制”为特征的。所谓“特惠制”是指针对某一性质的企业、某一行业或某一区域内的企业等,主要表现为“区域特惠”、“行业特惠”。这种“特惠制”一方面使得这些企业的非科技创新收入也享受了优惠待遇,并很容易引导企业发生避税行为,一些企业为了享受这种“特惠制”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想方设法争“头衔”甚至“假注册”,助长了这些企业的“寻租”行为,一些开发区管理者为追求“政绩”,随意增加入驻企业数目,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名不符实,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另一方面还造成了同一性质的产业因所处区域不同而税负不同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身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的企业、甚至很多也是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新技术的积极性,大大局限和弱化了税收政策手段在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
4.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存在政策“真空”
主要表现为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缺乏对从事科研人员的优惠措施。我国现行税法几乎没有针对高科技创新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充分考虑个人教育投资和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个人所得税法仅有对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中国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及规定的政府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对省级以下政府及企业颁发的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仍然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利于激发企业科技人员的创新精神。而且个人所得税没有考虑高科技人才教育投资成本大的情况,没有实行税前扣除的优惠,致使居民对高层次的教育投入不足。对高科技人才的创造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征税,削弱了科研工作者投身科技开发的积极性,使得整个科研领域缺乏吸引力,也打击了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的热情。
三、对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
我国财税政策在营造激励自主创新的环境,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得差距,所以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
(一)财政支出政策方面
1.加大政府科技投入,特别是对重点领域的投入
第12篇
关键词:税务硕士；课程设计；专业硕士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96-03
引言
随着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的推进，税务硕士的培养在财税学科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改革趋势，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单纯的科学硕士学位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高端税务专业实践人才的需要[1]；第二，随着财税学科博士培养规模的扩大，原来赋予科学硕士的培养目标在相当程度上被博士所取代。因此，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总量既定的前提下，通过增加专业硕士进而减少科学硕士的比重，成为财税学科研究生学位教育改革的必然方向。2010年，税务硕士专业学位被正式纳入到新增专业硕士学位的招生计划中。改革的方向既已确定，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合理地设置税务硕士培养的相关课程。最近两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问题，苏建（2010）通过对维也纳经济大学税法硕士项目的考察，详细介绍了该校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并总结了可借鉴的经验[2]。古建芹（2010）把税务专业硕士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个层次，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并提出了具体的课程体系构想[3]。黄静和杨杨（2011）强调，为突出税务专业硕士的特点和优势，在课程设置上应强调实践性、应用型和职业性[4]。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教学实践部门所接受，本文的研究将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税务硕士课程设置需要遵循的原则
1.税务硕士课程的设置要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高端税务实践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需求主体主要有两类，一是属于政府机构的财税部门；二是属于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作为政府机构，对内需要那些深谙国家税收法规政策，能够对现有税源进行评估，有能力对本辖区未来税收收入做出合理预测的实践型人才；对外需要了解国际税收基本惯例，能够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的人才。企业则需要那些了解企业经营过程，能够为企业进行正确的决策提供税收实务支持方面的人才。比如，企业在兼并重组时会遇到税收问题，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国际税收问题，企业在选择公司组织形式时会遇到税收问题，凡此种种。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安排达到为企业节约税收并尽可能地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管理者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经过良好技能训练的、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税收实务型人才的支持。但是当前财政税收专业培养的学生，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都无法满足政府财税部门和企业对税务实践型人才的需要。因此，我们对税务硕士的人才培养要着眼于满足政府和企业的现实需求，课程设置自然也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
2.税务硕士课程的设置应该符合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在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较小。流转税以商品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便于税务部门征收。相对而言，所得税和财产税则对税务部门的征管水平要求较高。目前个人所得税采取分项课征的形式，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工薪所得的课税，由纳税人所在工作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这些安排在相当程度上简化了税收征管。财产税在中国的税制结构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的税收体系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是：流转税在整个税制结构中的地位将下降，而所得税和财产税在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将上升。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所得税和财产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而流转税则无法做到。在中国居民收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在税制结构中的地位是一种必然选择。未来可以预见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是：（1）由分项课征向综合课征转变；（2）由单位代扣代缴向个人直接申报转变。在财产税方面，可以预见的变革是对私人房产在保有环节征税。税收制度的变化必将对税务硕士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因此，税务硕士的培养要预见到这种变化，并针对即将发生的变化进行课程设计。这类课程在眼下看来可能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却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3.税务硕士的课程在重视实践能力培养的同时，也应重视学生理论素养的提升。在从事与税务相关的实践工作中，具体的实务操作固然重要，但运用基本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与税收实务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理论知识应该成为税务硕士全部知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在税务硕士的培养过程中，管理学和法学的基础知识尤其重要。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与税务相关的实践工作更多地是属于管理学方面的知识，对于税务硕士来说，掌握管理学尤其是公共管理理论的一些基础知识是必要的。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国家税收制度在本质上属于法律范畴，了解税收的相关法律是税务硕士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总之，税务工作的实践中会遇到各种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作支撑，就会发生“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情形，无法发现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缺乏基本理论素养的学生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往往发展潜力不大，所以在税务硕士的课程设计中，不但要“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
4.税务硕士要与财税科学硕士的课程设置有明显的区别。由于税务硕士在某种程度上是从财税专业科学硕士脱胎而来，而且税务硕士培养刚刚起步，缺乏办学经验，这就使得税务硕士的课程设置很容易陷入以往科学硕士课程设置的思维定式。再者，近些年来由于科学硕士的培养为适应市场需求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上也在向“实践性”靠拢，“科学性”有所下降，从而陷入了既要保持“科学性”又想追求“实践性”的矛盾状态，成了一锅“夹生饭”。结果是科学硕士既没有体现较高的“科学性”，也没有在“实践性”方面取得突破。所以，如何在课程设置上将税务硕士与传统的科学硕士培养区分开来，成为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让财税专业的科学硕士回归其阳春白雪的本位，强调其科学研究的属性；另一方面，税务专业硕士则应专注于实践特色，注重解决实践问题。
二、中外税务硕士课程设计的比较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办了税务专业硕士教育，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一些大学在专业硕士层次上设有税务学位的培养计划，其中比较著名的大学包括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等。国外大学对税务硕士的培养通常被纳入到企业管理、会计、财务管理或法律等专业的范畴。这些专业尽管没有税务硕士的独立名称，但都偏重于对学生进行税收实务技能的培养。这些学位培养计划的大多数毕业生通常专注于一个具体的税收制度领域，比如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或者房地产税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分工比较细有关，同时也受到一国税收制度复杂程度的影响。税务硕士毕业以后的服务对象是个人、公司和政府，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有多种选择，可以为私人和公司进行财务方面的税收筹划、申报纳税等，也可以在政府部门从事税收检查，税收征收管理等工作。为适应这些工作的需要，大学在培养税务硕士时设置的主干课程一般包括：会计、审计、道德伦理、财务管理、财务报告分析、公司与个人税务筹划、税法、税收战略。那些想专攻具体类型税收实务知识的学生可能会选择附加的专题，比如所得税和财产税等课程。
中国税务硕士的培养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合理的课程设计仍在探索中。为了规范各高校对税务硕士的培养，全国税务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11年出台了税务硕士课程设计的指导性方案。该方案规定，税务硕士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其中学位课24学分，非学位课至少8学分，专业实习4学分。学位课程包括：外语、中国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含宏、微观经济学）、税收理论与政策、中国税制专题、国际税收专题、税务管理专题、税务筹划专题。非学位课包括：税务稽查专题、高级税务会计、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纳税评估实务、税务实务、税收信息化、税务争议专题、公文写作、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财务报表分析、经济法专题、战略管理、公共管理、数量分析方法等。
比较中国和国外大学税务硕士课程培养方案，我们会发现一些共性的特点：其一，重视实务操作，两种方案都以培养实践性人才为目标。其二，会计和财务管理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三，两种方案都认识到了法律知识在税务硕士培养中的重要性。两种课程体系的差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设置的立足点不同，国外大学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立足点通常是财务会计、企业管理或法律，以这些课程为基础，然后向税务专业知识领域延伸；国内出台的税务硕士课程设置是以税收实务和税收理论为基础，然后向财务会计、经济、管理、法律等相关领域扩展，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税收实务知识占绝大部分比重。第二，对知识结构点和面的处理方法不同，国外的课程设置是由面及点，即从主题课（会计、财务管理、企业管理）次级主题课（税收实务一般性知识）具体税种的专题课（所得税、房地产税或财产税）；而国内目前设计的培养方案没有涉及到具体税种的课程安排，缺少由面及点的层次感。第三，课程的数量差异明显，国外大学的课程数量显然要小于国内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数量。第四，国外大学的课程设置很少安排经济学课程，而国内培养方案涉及到经济学的课程有三门，即中国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和数量分析方法。第五，在国外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有道德和伦理学的课程安排，国内的培养计划中则没有类似的课程安排。
通过比较，我们看到两种课程设置体系代表了两种思维方式，但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很难说哪一种课程设计更具有优越性。两种方案的形成都受到如下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对税务硕士的需求水平。二是现行的税收制度，那些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为税务硕士服务社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那些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国家，社会对税务硕士的需求则受到制度性限制。毫无疑问，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无论在征税方面还是在纳税方面都比间接税要复杂得多。随着中国税收制度改革进程的向前推进，直接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比重必将上升，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将随之下降，社会对某一税种的税收服务需求将增加，这将对税务硕士的课程设置施加影响。
三、中国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优化
依据前文提出的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四点原则，对比国外已有的经验，我们可以对目前国内的税务硕士课程设置做出如下评价：（1）目前的指导性方案基本体现了培养税务实践型人才的目标。在全部22门课程中，实务性质的课程有14门之多，比重高达近70%。而且还规定教学实践不少于6个月，其中在财政、税务部门、注册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涉税部门实习不少于3个月。（2）税务课程的设置虽然在强化实践教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对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把握不够。随着中国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以及环境税等各项税收制度改革的向前推进，财产评估和环境评估等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务硕士的培养应该为即将到来的税收制度改革做好人才储备。（3）去除实践教学和毕业论文环节，真正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只有一年，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规定的课程教学，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4）与财税科学硕士相比较，许多课程并无明显差别。根据我们的调查，国内高校在财税科学硕士的培养方案中，几乎都开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税收理论与政策、中国税制、税收筹划、税务稽查、税务管理等课程。这样的课程安排，使得当下税务硕士培养与科学硕士培养的目标边界并不明晰，甚至与本科教学也很难拉开档次。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税务硕士发展的前途。
由于中国的税务硕士培养指导性方案刚刚出台，并未经过实践检验是否可行。在笔者看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方面。（1）课程数量可以做适当的合并精简，一些专业课程虽然名称不同，但内容有交叉重复。比如可以将税务管理、税务风险管理、税务争议专题合并为一门课，因为这三门课都属于税务管理的范畴；还可以将税务稽查、纳税评估、税收信息化合并为一门课程，因为这三门课都属于税务稽查的范畴。（2）为适应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需要，可以考虑增加房地产评估或资产评估这类课程。（3）借鉴国外经验，重视对税务硕士道德的培养，税收伦理学也应该成为税务硕士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4）在课程内容安排上强化案例教学，以此区别于科学硕士和本科生的培养。另外，要对科学硕士的课程进行重新规范，尽量减少其中的实务型课程，强化其学术精神的培养。（5）为完成课程教学计划，有几种方案可供参考：第一种是延长学制期限，由二年改为二年半或三年；第二种是效法国外专业硕士培养，取消毕业论文环节；第三种适当缩短实践教学时间。
参考文献：
[1] 雷根强，童锦治，林文生.关于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若干展望[G]//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中国税收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0:1-4.
[2] 苏建.维也纳经济大学税法硕士项目对中国税务硕士教育的启示[G]//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中国税收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0:15-18.
[3] 古建芹.税务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研究[G]//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中国税收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0:19-22.
第13篇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进而也就成为当代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体。因而，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就题显得至关重要，而城市工业实现集约型增长则成为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环节。文章认为通过以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的税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业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与提升。
“十一五”规划强调走自主创新之路，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现“十一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战略重点，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具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调控手段和方式，对实现城市工业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应该也必然要起到积极作用。
一、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城市工业发展必然选择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将经济增长方式可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现在经济学界结合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给予的解释是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即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等要素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等粗放型增长方式。二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等集约型增长方式[1]。就我国现实而言，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据资料显示，城市工业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内一些城市倾向于走工业发展道路，然而工业却基本依赖于外延型、粗放型的扩大再生产。各地政府往往偏好追求gdp产值和税收增长而忽视就业的增加，企业偏重于追求规模扩张而忽视质量与效益的提升。走工业强市成为国内许多城市追逐的目标，但是技术创新能力低，新兴工业发展缓慢，生产成本外部化明显，城市间存在工业结构趋同现象和特征。在“十一五”规划中，许多城市将钢铁和运输、汽车产业作为本市支柱产业，一方面导致各城市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较低，另一方面造成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制约现产业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的实现[2]。城市作为国民经济和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其工业必然要经历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城市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税收政策与城市工业增长的关系
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既是一个需要多方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又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其中，财税政策的选择、制定和调整，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工业发展具有积极引导和激励作用。一些税收支出手段的运用，可起到定向引导企业行为以及调整企业投资意愿及投资结构的作用[3]。企业所得税率的高低影响企业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对企业利润课税必然会影响其可支配利润，降低本行业投资能力，但是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通过所得税率的调整可以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和调整产业结构及投资规模等。此外，税收对工业企业资源配置有着明显影响。国家通过税收的开征和调整影响经济资源在城市产业、行业和产品间的分配，从资源配置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的行业转移，刺激企业实现集约化生产经营。考虑到税收对企业投资与资源配置影响，通过国家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必然会在转变城市工业集约型增长方式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效果[4]。
然而，现行税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当前，中国实行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各级税收更多地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挂钩，而增值税、营业税与生产规模直接关联。对gdp产值目标和税收目标更高的追求，客观上引导各级政府多上投资项目、多铺摊子。因为只有多上投资项目，扩大生产规模，增值税、营业税等才能随之增加。因此，企业也必须扩大投资规模，重复增加项目来“配合”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忽视本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竞相采取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导致一些城市工业结构趋同。这种与生产规模挂钩的税收制度刺激了粗放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
此外，资源税税率长期偏低，资源税无法有效发挥调节作用。进入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步入成熟阶段，表现为许多国家普遍征收较高的资源税。我国较低的资源税不能充分反映资源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导致许多资源的价格过低，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在城市环境保护方面，工业企业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污染成本往往由社会公众来承担，环保各项收费较低，远远不能补偿污染治理成本。同时，在税收和信贷上也缺少对资源节约型企业的鼓励和激励机制[5]。
三、改革税制引导城市工业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从本质上看，城市工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和问题，与全国工业增长方式转变是一致的。加速城市工业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对现行税制的进行适当改革。
改革现行税制，建立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有助于引导各级政府更加重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更加重视个人收入的提高，激励集约型、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可以引导和激励工业企业选择经济效益较高的行业，污染严重的企业就会注意产业转移和企业自身结构调整，优化内部管理，避免出现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同样，对于支持城市环保政策的工业企业要予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或者一定的财税补贴，建立起环保型企业的激励机制。
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目前我国资源税税负低，一方面表现在征税范围比较小，另一方面也与当前资源税“从量计征”的征税方式有关。在一些领域中，超强度开采、粗放式利用自然资源的现象屡见不鲜。为科学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税改革已势在必行。资源税税率的适当提高对城市工业企业形成较大成本压力，企业必须重建成本约束机制，合理和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减少不必要浪费，更加注重未来经济效益，进而刺激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税收政策自身的局限性，税收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所有的问题。因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与其他经济手段以及行政、法律手段相配合。因此，应充分协调各项政策以发挥税收政策的全方位整合作用。同时，转变城市工业增长方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不断完善各项税收政策，不断发挥税收政策与市场机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苏晓红，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j]，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2] [5]牛凤瑞 潘家华，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第14篇
关键词：长期护理保险保险公司税收政策
国家的财税政策会对保险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主要在于国家税率的高低会对参与到保险行业中的企业和个人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税收政策对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而对与长期护理保险发展息息相关的护理行业的税收政策则主要通过影响保险发展的环境而影响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在当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发展起步阶段，国家应给予一定的财税优惠政策，以促进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扩大。
一、税收政策对保险企业的影响
首先，对保险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保险企业具有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好处，可以使保险公司以较低的费率来刺激市场需求、吸引人们投保，从而有利于保险公司扩大市场、稳定经营，并且长期来看还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其次，国家对于不同险种采取不同的税率，即对需要鼓励开展的保险给予较低的费率，会对保险公司产生很强的导向性，使保险公司致力于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方向需要的保险产品。
二、我国现行保险企业税收政策
我国目前没有征收保费税，但是要对人寿保险公司征收5%的营业税，并且仅对保险公司开展一年期以上的返还型人身保险业务、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投资分红险业务、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免征营业税。其他申请免营业税的险种须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审核并列入免税名单才可免征营业税。
我国2008年颁布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除了过渡期优惠税率以外，共有三档税率：基本税率为25%，小型微利企业税率为20%，高新技术企业税率为15%。这样，我国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将会适用25%的基本税率；小部分中小型的保险公司，在满足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下，可以面临20%的税率；另外，部分外资保险公司，将会在过渡期内逐步由原来享受15%的优惠税率过渡到25%的税率1。新企业所得税法基本没有直接针对保险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与保险公司相关的为对国债利息所得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间股息收入给予的免税。
三、保险公司课税政策国际比较
（一）保费税
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健康保险，健康保险通常属于保费税和其他以保费为基数的税种的征收范围。在包括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的31个国家中，美国、加拿大等18个国家要征收保费税，英国、法国等13个国家不征收保费税。在免征保费税的国家中，有些也会以服务税（印度）、营业税（日本）等名义对保费收入征税，有些则以印花税（爱尔兰、丹麦）、等名义对保险金额征收一定的税额。而在征收保费税的国家中，美国则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各州税种、税率各有不同，加拿大各省保费税率则在2%-4%之间。对各国的保费税税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大部分国家的保费税税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税率都较低，一般不超过3%；第二，税基较小，多数情况不包括投资收入，而日本应税税基多在各险种纯保费收入的10%-45%之间。第三，各国大都按不同险种分别计税，对于低利润或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保险给予优惠税率或免征税收，利用细化、差异化的税收制度来调节保险市场的险种结构2。
（二）所得税
在对保险公司总收入征收所得税上，上述31个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税率在13%（瑞士的一些州）-35%（美国、荷兰）之间。各国在计算应税所得时一般允许扣减保险准备金的年增值部分、寿险公司经营管理费用、保单红利、分保分出保费等。对于分红收入和保单持有人红利，有的国家准许税前扣除，有的却没有这项税收优惠。同时，各国也会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实行一些特殊处理，或者允许某些项目的部分或全部税前扣除，例如美国规定，健康保险公司在投资性活动中产生的一些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投资所得额中扣除，从而减少了保险公司获得投资收益的成本，以有利于健康险公司的发展。
四、对我国开展长期护理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的政策建议
首先，应完善我国保险税收制度，确立分险种对保险费征税的制度，对于长期护理保险这种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功能的险种给予优惠的税率，甚至免征营业税。这样才能更好发挥税收制度对保险行业的引导作用，鼓励各保险公司积极开发、发展长期护理保险。
其次，对保险公司开展长期护理保险的利润所得给予税收优惠，或者免征所得税。这样可以直接使得保险公司利润上升，鼓励保险公司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同时，这样还可以使保险公司有更优越的资金条件开发新保单、以更加优惠的费率提供保险产品，以刺激长期护理保险需求。此外，由于更多利润的累计，可以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承保能力，稳定保险公司经营和保险市场秩序。
最后，允许保险公司就长期护理保险的应收未收保费延迟纳税。长期护理保险由于其费率较高，一般缴费总额较大，因此保费收取的期间一般都较长，对于这笔数额较大的长期护理保险应收未收保费，在当期征税会严重影响保险公司的利润水平。如果允许保险公司就长期护理保险的营收未收保费延迟纳税，就可以大大消除“新增业务负担”对保险公司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刘初旺. 新企业所得税法下保险公司税收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导刊[J], 2008年 09期
［2］刘璐、徐晓棠、王晓晶.国外保险公司保费税税制及其借鉴意义，［3］上海保险[J]，2003年09期
第15篇
论文摘要：我国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对科研开发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实行税收政策倾斜，对新经济给予税收支持，以适应和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
1 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实施税费改革，增加财政收入。在我国现行财政收入体制中，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同时并存。据统计，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比例约为3∶2.按照这一比例推算，我国1999年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约为17000亿元，这一巨大的数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冲击税基，减少财政收入，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收费收入缺乏约束，导致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我国政府应及时清理整顿各部门、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预算外收费项目，统一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坚决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纳入税收管理，归入现行税种或重新设计税种。
增加政府对科研开发的投入。目前，我国r&d费用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力度。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需从两方面着手：增加预算内投入。在财政预算上，打破基数法，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增加预算内投入；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科技开发，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下，使预算内科技投入增长速度超过gnp增长速度；合理利用预算外资金。把财政部门管理的小型技改贷款、文教卫行政周转金、工交商贸企业周转金、支农周转金等各项周转金，向科技开发倾斜，保证技术改造资金需要。
建立政府补贴基金。美、英、法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建立了政府补贴基金，其用途主要有两个：对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补助，分担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对风险投资企业亏损提供亏损补贴。在这里，政府补贴不是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是对风险投资基金进行补贴，以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应从财政支出中单独划出一项政府补贴基金，专门用于风险投资补助，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建立国家采购政策。利用国内市场，扶持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是美、英、法等国惯用的做法。其原因在于政府公共采购规模是巨大的，其需求量足以刺激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开发。为了保护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政府采购的名单和办法。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把国家采购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制度化、经常化的政策。同时，还需要规定对违反国家采购政策责任人的处罚条例。
2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制度创新
国外企业界认为，r&d经费占销售收入1%以下的企业难以生存，达到5%以上才有竞争力。鉴于我国企业投入r&d经费比例较小，并呈下降趋势，我国政府应积极制定有关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加大r&d投入的力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财政支持。在计划经济时期，部分企业由于政策性经营所承担的债务，国家财政应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逐步解决。同时，政府应开辟多种融资、投资渠道，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加大对进行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建立一套以企业投入为基础、技术创新基金为补充、银行贷款为保证的技术创新融资机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税收扶持。可以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将税收作为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手段，通过制定形式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负，提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将企业引进和应用高新技术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所得税抵免；对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允许企业对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企业为提升技术水平而产生的r&d费用，按照10%的比例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准予所得税税前抵扣；对企业外购无形资产按一定的比例予以减税，并可按受益年限折旧，加快无形资产周转速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对企业技术转让所得、技术服务报酬，可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和所得税，提高企业、科研单位科技开发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允许企业税前按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基金，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3 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财税制度创新
增加财政投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我国政府必须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及时调整财政政策，加大人力资本财政投资力度，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制定财税政策，促进民间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本。鼓励单位或个人对教育捐赠，在所得税前作较大比例的扣除；对家庭支付的子女教育费用准许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扣除，鼓励增加教育支出；对企业为提升员工技能水平的投入，允许企业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开征教育税，确保对教育的稳定支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个人和企业都是收益者，政府应该以税收形式征集，然后以财政支出形式投入。应适时将目前的教育费附加改为征收教育税，确保国家财政对教育的稳定投入。
制定激励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人才的工薪收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适当提高扣除额；对高科技人才在转让其成果或提供科技咨询、培训服务时的所得，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对高科技人才获得国家、部门或企业的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
4 完善环境税收体系，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破坏也逐渐加大，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应及时采取对策，建立一系列保护环境的生态税收体系，以税收的刚性来维持知识经济的持续性发展：（1）改排污收费为征税。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由于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根本达不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必须改排污费为环境保护税，将排放、遗弃污染物或制造其他社会公害的企业和个人列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在税率设计上，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浓度及污染物对环境的破坏度来确定差别税率。如果排放量不易确定，则按照企业的产量或者某种关键生产要素的消耗量来确定。在设计税率时要体现效率与公平，鼓励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对排污水平低于国家排放标准的企业可实施环保退税。在税收征管上，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提高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同时保证中央政府对全国环保治理的需要。（2）扩大现有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我国现行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征税范围过窄，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的现实极不相称。可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林业保护管理费、林地补偿费等并入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3）在税收优惠上向环保型的企业倾斜，特别是要对生产环境保护产品的环保工业及提供环境保护技术服务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5 制定网络贸易税收政策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电子商务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有企业或迟或早终究会主动融入或被动卷入其中，我国政府应该根据形势的发展，站在战略的高度，引导企业将目光投向电子商务。我们不妨借鉴美国的做法--对网上交易实行零税率，通过一系列的网络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向电子商务方向发展，并适时制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税收政策，保护和促进我国企业的发展，以免将来处于被动调整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1]刘华.《关于促进企业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1999年第3期）.
[2]王冰.《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载《经济问题》1999年第5期）.
[3]文英.《发展知识经济的税收政策思考》（载《财金贸易》1999年第4期）.
[4]梅阳.《知识经济的挑战及税收政策的选择》（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