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 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 生产过剩 资本金融化 资产证券化

一、引言

在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经济经历了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期。西方学者们乐观的认为,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可以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使资本主义制度再次焕发了活力。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使投资不再受到资金流通情况的制约,消费也不会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即使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信贷也不会完全枯竭,即使收入骤减,也可以凭借信用贷款继续消费,这样就打破了“收入和消费之间僵化的关系”。这样的改革确实达到了短期内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目标,但最终却没能阻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基于此次危机的教训,西方学界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罪于金融信用领域。有“金融期货之父”之称的梅拉梅德认为此次危机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在08年“中美金融高峰论坛”上,经济学者将灾难归因于资产证券化所导致的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创新。而格林斯潘在为自己的辩护中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的高速扩张导致投资者过分乐观,低估了风险。这些问题只是引发经济危机的表面原因的解决只能缓解、延迟危机的爆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控能力有所增强,但它却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阴霾,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

二、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制度决定的劳动者贫困化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生产条件的分配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就能支配生产过程并占有生产成果,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个人消费品的性质。因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必然使分配方式有利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有产者。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未必会被劳动者享用,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美国从1996年至2007年,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实际GDP的增长迅速,达到每年3.3%的水平。与此相对应的是个人收入的增长却低于GDP的增速,而且作为个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人工资收入的真实值在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分别是-0.48%、-0.81%。

经济发展了,国民收入增长了,以上的数据却表明劳动者分享的经济发展成果的份额在不断的降低。在美国,过去的二十年中最贫困的40%的人的人均财富下降了59%,同时,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收入增长总额的33%;处于金字塔顶端最富有的1%的人掌握着34.3%的家庭净资产,最富有的10%的人掌握着将近71%的国民家庭资产,而处于金字塔底层最贫困的80%的美国家庭仅占总资产的15.3%,而处于最底层的40%的家庭只占有0.2%。

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资本主义通过促进消费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

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实现,内在的要求消费需求相应比例的增加,而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制度导致劳动者由于贫困化而消费萎缩,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表现为生产的起点与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与目的”。这一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脱离了社会需要而呈现出无限扩张的态势。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需求却相对萎缩。加速扩张的生产规模最终在狭窄的市场中无法获得市场实现,不得不面临着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一个与需求相对的潜在生产过剩问题。

在美国,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致使生产能力过剩,表现为实际工业产出始终低于潜在工业产出。美国工业能力利用率从94年的峰值80%逐年下降,直到01-02年的低谷63%,虽然工业能力利用率在04年伴随着固定投资的迅猛增长回升到了70%,但仍然低于90年代平均76%的历史记录。为满足生产无限扩张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促成消费在绝对数量上的增加来缓解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GDP中消费占到了2/3,消费是推动GDP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十年中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始终高于投资、进出口和政府支出。网络泡沫的破灭造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停滞,2001年GDP增速只有0.8%,其中一季度和三季度出现负增长,分别是-0.5%和-1.4%。与以往经济出现停滞或衰退不同的是:消费支出并没有随之大幅下降,反而增长了2.5%;在当年投资与进出口均出现下滑的情况下,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1.74个百分点。2002年,消费支出增长了2.7%,贡献率1.9个百分点,高于GDP实际增长率。2003年消费支出增加2.9%,略高于2.7%的GDP增速,它为增长贡献了2.05个百分点,占全部经济增长的76%。消费成为阻止美国经济下滑和推动之后又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借贷消费的现实根源是:劳动者维持艰难的劳动力再生产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应该是以收入的增长为前提的。从此次经济危机发生前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个人收入在1999和2005年增幅明显小于GDP,消费支出的增速在这几年始终高于个人收入增速。同时,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呈下降趋势,且出现负储蓄率。2002年个人收入仅增长了0.2%,但是消费支出却增加了2.7%;2005年个人收入增长了2.2%,消费支出增加了3.0%。

在收入增长缓慢,且呈现“零储蓄”的情况下, 对消费支出和个人收入的解释,只能到家庭债务中去寻找答案。从2000年开始,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上升到12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截至2007年底,居民债务(不包括房地产贷款)总额达2.9万亿美元。其中37%为信用卡,63%为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住房贷款余额在2007年已超过13万亿美元,与GDP规模相匹敌。加上房地产贷款,居民债务总额将达到16万亿美元之巨,平均美国每个公民要担负50000多美元的债务,而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7年调查显示,美国中等家庭的年收入为50233美元。虽然各种形式债务的快速增加在短期内推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是难以维系的。债务的不断增加不仅会加剧金融信用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使金融信用机构因不良贷款增加而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

五、信用制度的发展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

金融信用体系的基本职能是动员社会闲散资金用于企业的积累扩大。而在当代,由于对产业性投资进行充分融资的机会减少,导致消费信贷和住宅融资的重新启动,以劳动大众为融资对象的贷款得到扩大。在具有广泛分工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场的不确定性日趋增大。金融机构纷纷利用资产证券化来分散经营风险,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提高非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创造了种类繁多的信用衍生品。

金融机构在将原始的金融产品分割、打包、组合开发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中,原始的金融产品被变形为高出自身价值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金融衍生品。从这些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来讲,它并没有降低投资的风险,而是将风险分化转移,而且风险在分散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隐蔽。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推出,金融交易链条也在不断拉长,由于信用杠杆的作用,不但使金融产品的价格成倍上涨,而且也使面临的风险成倍增加。至2006年,美国的金融票据和证券规模已经达到129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9.7倍,其中债券占28万亿美元,住房按揭贷款占12万亿美元,消费贷款占2.5万亿美元。而且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信贷违约掉期市场的估值已达到60万亿美元。至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余额为1.5万亿美元,在按揭贷款市场所占份额从2001年的2.6%增加到15%,连同中间级贷款,非优质贷款所占份额已达到46%。次贷余额通过杠杆作用产生的影响也超过了10万亿美元。如此规模的贷款利益链条,一旦借款人违约,则风险将沿着利益链条逐步蔓延,其后果不堪设想。

2004年至2006年7月,为对抗通胀,美联储通过17次提高利率,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上升至5.25%。利率的升高、房价的下跌,使次贷借款人越来越难以承受房贷的负担,至2007年,次贷拖欠60天的比率超过15%,是2005年同期的3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截止08年10月,美国17家大型信用卡托管机构逾期30天未还款的违约账户已经激增26%,信用卡坏账率上升18%。信用贷款机构的坏账激增与信贷市场的流动性紧缺已经使美国5大投行以及12家商业银行倒闭,金融危机爆发了。

六、金融危机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纵观过去这一百年资本主义体系下发生的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是由股票、外汇、债券等金融市场发生,并最终导致了以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企业大规模倒闭为标志的经济危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危机的根源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金融领域。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总是在金融领域里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在最近二十年推进的以金融深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本的自由配置,其实质就是要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干预。而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和干预的缺失必然会导致市场的过度投机,过度的投机必然使金融泡沫迅速膨胀。但是当泡沫破裂,经济学家又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归因于市场的过度投机和政府的监管缺失。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这些背弃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家始终无法找到现代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

在市场经济空前发展的当代,金融深化所造就的具有吸引力的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提高了其吸收这些资本的能力。金融深化一方面为资本开拓了增殖的空间和市场,另一方面也使资本家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从金融市场中获得资金。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信用已经深入到了整个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以前以工业经济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经济贴上了金融经济的标签。“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虽然危机发生在金融信用领域,但是其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参考文献:

[1][澳]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前景[J].国外理论动态,2008(11),第10页.

[2][7]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页、第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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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树东.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对中国的启示,2008年11月25日.

[5]闫立良.60万亿CDS会否扩大次贷危机[N].证券日报,2008年5月19日.

[6]雷曜.次贷危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第15页.

第2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的演变 原因 启示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一、在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方面：制度因素和有效需求不足因素占主导

西斯蒙第把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它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的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他认为消费不足是经济危机的前提，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了生产和消费的平衡，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尖锐矛盾，这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源。

凯恩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经常出现失业和危机，那是由于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即需求不足造成了失业和经济危机。

需要强调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相对的，即社会生产的产品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比而言是过剩了，而不是绝对过剩。但不管是相对过剩 ，还是绝对过剩 ，都是过剩。这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共识之处。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他研究和解释经济危机波动的基石，从而把各种经济周期波动统一起来，以创新活动去加以说明，创造西方经济学中统一研究各种经济危机波动的理论体系，开创了研究经济危机波动的一大流派。熊彼特热衷探索商业周期中萧条走向繁荣的基本动因。

二、分析经济危机角度方面：矛盾分析法和心理分析及边际分析的较量

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法进行深刻的制度分析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与马克思相反，凯恩斯避开了矛盾分析法，避开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采用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

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总需求是消费和投资之和，把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说成是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马克思的矛盾分析和制度分析要优于凯恩斯的心理分析，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表现在流通领域，而根源于生产领域，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此外，熊彼特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从理论分析、历史过程和统计资料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第二，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经济周期的起因和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第三，不给出任何有关对策的建议。

三、在经济危机的特点方面：周期性是一大亮点

西斯蒙第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永续不断的、永久性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周期性的，因为今年的产品是用去年的收入购买的，只有今年的生产与去年的收入相适应才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但资本主义下生产年年扩大，今年的产品总是超过去年的收入，这就发生了一种永恒的收入不足因而经常存在着过剩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会永远处于生产过剩的危机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非持续存在，而是每隔一定时间爆发一次，具有周期性。马克思写到"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把经济周期分为高涨、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后期，资本家对资本品之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故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加大，俱不足阻遏投资增加。由于资本家不能对"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作出合理的估计"，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投资大幅度下降，于是经济危机就降临了。

在经济周期性的研究方面，熊彼特的四阶段模式把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 和"复苏"四个阶段。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之类的外生的、非实质性的现象所引起。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不同的。

四、对摆脱经济危机的设想

西斯蒙第认为这一途径是回到小生产去，发展小生产。因为小生产是为消费而生产，生产不是无限的；其产品就近销售或为人定做，最能了解市场需求状况，不会发生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而作为革命家和旧制度的批判者，马克思认为克服经济危机的途径只能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让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的统一计划指导下避免盲目性，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沦为依据，得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结论。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资本主义经济就恢复均衡了，经济就能发展 ，资本主义则能坚持下去，就不能灭亡。熊彼特并没有对周期现象提出什么政策建议，但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冒昧地推断出，他可能承认人为的政策干预会有助于缓解或消除来自外生振源的影响，但除非禁止创新活动，来自内生源的振动将不能被任何人为政策加以消除。

五、对次贷危机的反思

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依然是马克思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所导致的生产过剩，这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首先，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没有变，其结果造成在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为了实现资本的贪婪本性，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采用信息技术等技术革命成果，并运用企业并购重组等组织创新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减少员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支付以更快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这样，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调自由市场的存在与扩张，削弱政府宏观调控；强化自由竞争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付等等。这些政策主张在实践中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实际工资（报酬）持续下降。

最后，在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为了避免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只得通过无限度扩大消费信贷（如"次贷"）的办法来刺激需求，结果无可避免地导致严重金融危机。扩大消费信贷的办法就是为劳资双方共同认同，并为政府肯定的"透支消费"。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为相对过剩的生产创造"虚拟消费"条件，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所以，21 世纪初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看似一些人所认为的"消费过度"，实则还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

参考文献：

[1]曹苏红、王立强.运用理论方法透析当前西方经济危机.研究.2009年第4期

[2]孙仲涛.对这次"百年一遇"全球经济危机的思考. 科学社会主义. 2009年第3期

第3篇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是一个充满金融危机的年代。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再次席卷了全球。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迫切地想知道，金融危机从何而来，又将带来什么?

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危机模式则强调了政治因素。作者论证了政局的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剧金融危机的程度，甚至能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互交织的总危机。

第4篇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第5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金融危机 列宁

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目前虽然经济危机的势头已不如当初，经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全球经济已步入“后危机时代”，而后危机的时代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经济呈现复苏的状态，但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仍在困扰着全球。这次“后危机时代”现象的深入剖析与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与前景的探讨中运用立场、观点与方法，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思想来科学的认识这次“后危机时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出路是很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

一、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回望与“后危机时代”的探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缘起于金融市场，而从07年开始蔓延开来的美国的次贷危机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进入2008年9月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骤然恶化，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纷纷濒临破产的边缘。面对市场的急剧的动荡和恐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纷纷出手救援金融危机维护市场的稳定。当然这次由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发生在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场市场经济动荡，由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灾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普及，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欧洲一些小国经济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先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出现了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动荡。

至此，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变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信心已经慢慢地恢复，工业的实际产出也开始逐步回暖，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开始上调，全球经济也开始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但“后危机时代”中固有的危机只是暂时的蛰伏，危机并没有消除。迄今为止，尽管目前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市场有了许多的变化与区别，但是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周期和危机。二战后以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超越列宁时代开启并初步形成的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也常常带有全球化的性质，其经济危机的传导的速度、规模、范围和程度也往往带有全球化的特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必须对这场经济危机进行大反思，并作出一定的变革。

二、以列宁思想为视角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信息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新阶段，自由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进一步加剧，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相反却进一步深化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印证了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认识的真理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列宁根据时代的新变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列宁对于当代帝国主义与经济危机的认识，对于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决定了资本追求利益通常是不择手段的。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最高形式，同样具有资本的贪婪性。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就指出了在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当今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潮也使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放松国家的管制，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列宁曾说过，金融资本的世界统治和国际盘剥向来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金融的自由化开始催生了各种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些衍生工具的产生既降低了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的成本，同时也赋予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加重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对私利最大化的追求，以此保障资本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总的来说，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的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垄断统治与经济危机

列宁在书中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危机和垄断统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经济危机加深了垄断化的过程，但是垄断统治不断不能彻底地消除危机，反而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在现今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更为强大，金融寡头也由原先的传统银行转变为“投资银行”。他们已经不但与传统的银行资本合作，还与强大的产业资本合作，这种合作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这是可以通过各种金融的衍生品来控制传统的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金融寡头们并不满足现状，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金融工具与杠杆工具，撬动全球资本，使得自己能牢牢抓住全球资源，他们不但能使某个企业破产，甚至能使某个国家破产。因此，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它是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

（三）、制度危机与金融危机

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深层原因是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其金融市场的监管的不足。但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来解读当前危机的根源，便会找到它的制度根源，这是金融全球化下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痊愈的顽疾，垄断虽然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但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促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也开始越来越尖锐。当前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和社会化与美国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华尔街一小部分金融寡头手中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矛盾的表现，这表现为世界创造的财富很多并且高度集中与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所演变而成的反映。这场危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并且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三、对“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的探讨

对于“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探讨，必须要清新的认识这次金融危机还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这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还占有相当的优势，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的国家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各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一定还会有新变化与新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出路与发展趋势，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是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和“改革创新”，获得新的生机和动力。通过列宁思想的视角，美帝国主义为了转移经济危机的矛盾，一定会通过对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刺激来达到恢复经济的目的。由此，美国的经济有新的反弹的话，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巩固与加强。其余资本主义国家将继续“美国模式”，成为美国霸权的附庸者。第二种可能，如果世界其他大国在经济危机中，将危机转变为契机，美国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美国模式”与美国霸权主义将会得到根本上的动摇，世界经济新格局与全球政治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多极化会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后危机时代”中，将大大加剧多极化的进程，资本主义国家讲迎来自己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总的来说，认清当前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看来，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日趋走向灭亡的标志，同时“后危机时代”传递出这次金融危机开始冲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各自的发展模式，对自己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我们必须把基本原理和当今时展变化与国际国内最新实际相结合，运用列宁伟大思想为视角，来思考这次金融危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做出的反思与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防患于未然，进一步坚定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世界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参考文献：

[1]田春生，郝宇彪.国际金融危机：理论与现实的警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第6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了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命运的最好窗口，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各个阶层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反思和总结这次金融危机。下面让我们从现实与理论结合的双重角度探讨其根源。

暗淡的“美国梦”

20世纪90年代初，剧变。此消彼长间，美国的富裕和强大使它成了各国人民追求的梦想。关于“美国梦”，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流传着一个中美老太太天堂对话的故事，大意为中国老太太说：“我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钱，上天之前，终于住上了买好的大房子”；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几十年的大房子，上天之前，终于还清了贷款！”然而，2008年10月3日，美联社、路透社、CNN等媒体的一则新闻将答案揭晓于天下：原来，传说中那位美国老太太因为还不起贷款，面临被驱逐出家宅的窘境，最后居然饮恨举枪自杀！①

次贷危机发生一年间，美国超过100万所住宅遭银行没收，超过700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健康保险，超过400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养老金。英国女王证券投资损失37%，美国金融巨人接连倒下。各国政府为缓解危机，联手发起救市大行动，用纳税人的钱堵上金融巨头捅出的大窟窿，导致2011年债务危机。对于金融风暴的原因，有过度消费说，有华尔街金融集团说，有新自由主义政策说，有放松监管说。以上原因似乎都有道理，可是如果深入分析，它们仅仅是危机发生过程中某一个阶段、某一环节的具体因素。次贷危机能演化成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就不是某一个主体，如消费者、金融家、监管部门、政府任何一方能够独立承担起的责任。与此同时，西方各阶层中兴起了《资本论》热。有些人还亲自到马克思的故居向这位“千年伟人”致敬。德国马克思纪念馆馆长说：“我经常听到来这里的人们说：这个人说对了”。人们为什么认为马克思是对的呢？笔者将循着马克思的逻辑解析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

以马克思的逻辑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金融经济过度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实体经济的利润呈下降趋势。1965～1973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43.5%，1978年又比1973年降低了23%。②在追逐利润的欲望驱逐下，资本纷纷向金融、资本市场转移，由此，资本摆脱了实体资本增殖过程中（G―W―G’）生产环节的束缚，直接从事“钱生钱”（G―G’）的连锁交易，一连串“金融创新”如CDO、CDS等，使虚拟经济疯狂发展。

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政府监管部门为什么不管呢？格林斯潘担任了18年的美联储主席，历届总统无论哪个党派都鼎力支持格林斯潘主张的刺激借贷、低利率、放松监管、金融自由化等政策，而美国财政部长也大多出身于华尔街。因此，政府本身就是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和利益的捍卫者。在华尔街追逐利润的驱动之下，在美联储、美国政府的保驾护航与各大商业银行、投资基金、各国基金、投资者的联合参演之下，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越离越远，终成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进入危机爆发的准备时刻。

世界经济“倒金字塔”结构中塔基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属于实体经济，2007年全球实体经济大约10万多亿美元，为全球GDP的1/5。第三层和第四层是虚拟经济。第三层是基础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在230万亿美元左右，为当年全球GDP的4倍多。第四层是金融衍生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已经超过了680万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全球GDP的13倍多③。美国虚拟经济更是疯狂发展，金融衍生品高于GDP的倍数，由1998年的2.9倍，上升到2009年的10.4倍。④

对此，日本学者稻盛和夫说“事情的本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暴走狂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金融危机，正是上天为我们人类敲响的警钟。”⑤现实再一次证明了完全由资本主导的经济社会系统是危险的、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远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终极家园。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生产领域，2000年美国工业资本的闲置率是29%，2001年就上升到36%，2002年后期已达37%，2008年9月为34%。在房产行业，美国2008年有1400万套房屋空置，比起1985年的740万套，差不多翻了一倍。这些房屋足够安置4000万以上的人居住。⑥因此，此次金融危机中，生产过剩依然存在，符合传统经济危机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次贷危机还能用劳动者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来解释吗？对这些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是透支消费，即把他们未来有可能挣到的钱，拿到当下来消费。换言之，这些低收入人群当前的收入水平是买不起这套房的，即当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足的。因此，以过度消费和负债消费为特征的次贷危机，造成一种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经济繁荣，掩盖了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事实。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全国财富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10%，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为23.5%，2009年高达40%，而 80%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配必然遵循资本的意志，以贫富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理论的现实回响：启示

马克思是对的。剧变以后，美国学者福山兴奋地断言：“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历史已经终结。”而此次金融危机恰恰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永恒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虽然仍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潜力，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及经营管理的具体制度方法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走进了死胡同，走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反面，失去进步性。

资本主义危机形态无论怎样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矛盾是根源。社会制度是决定性的东西，虚拟经济的恶性发展是金融危机的诱因，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必然存在资本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就必然出现经济危机。只有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立足于内需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中国老太太虽然笑到美国老太太后面，但还没有笑到最后，高房价正在吞噬她的积蓄。要笑到最后，只有摆脱资本主义成分的侵扰”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经济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私有制的本性有可能带来虚拟经济恶性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动摇。保持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平衡，防止虚拟经济恶性发展。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城市思想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RF-BR-10-018A】

【注释】

①王佳菲：《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②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③朱炳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加速金融化和虚拟化”，《红旗文稿》，2012年第4期。

④宗寒：“从虚拟经济看西方金融危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⑤[日]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⑥范强威，余斌：“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对话美国经济学家瓦迪・哈拉比”，《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3日。

第7篇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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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第8篇

关键词：《资本论》；手稿；经济危机理论；整体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4-006-07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对资本运动规律的一种整体分析，具有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的整体性结构，但是，过去很多研究者只把《资本论》第三卷的某些有关章节看作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得出了经济学没有完整的经济危机理论的结论。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是贯穿于他的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的。要认识目前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探索应对这些危机的科学方法，有必要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做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整体性的形成和结构

在18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运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矛盾不断尖锐化和比例不断被破坏的运动中进行。恩格斯在他早期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批驳了当時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对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否定，他指出：“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不会过多’，但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研究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各种比例关系问题，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随着研究的深化，马克思逐步形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的整体性结构的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表达了要对社会问题做整体分析的想法。在1840年代后期，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時又提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整体”，单凭主观臆断的“运动、顺序和時间的逻辑”，根本无法理解这一切客观存在的“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1857年下半年，马克思尝试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始撰写事实上是《资本论》第一部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他从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的辩证关系研究入手，对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很多问题做出了卓越探索。

在马克思之前，许多经济学家已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范畴作过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往往缺乏整体性，只从想像的孤立个体出发，或者把这些范畴并列起来，使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变成一个无時间秩序的非历史的过程；或者把这些范畴割裂开来，使社会经济运动过程成为各环节互不关联的孤立过程。马克思是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客观地看作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以整体视角探讨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他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都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这就改变了经济学思想史上以孤立的个人为研究出发点的传统视角。

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整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后，马克思又相继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并在这些《资本论》手稿的基础上，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的第一、二版和法文版，写作了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许多手稿等等，使《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不断完善。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依据马克思遗稿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最终形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的整体性结构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整体性结构极其珍视。1866年2月20日，当马克思刚刚写完《资本论》初稿的時候，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亲爱的，你明白，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

第9篇

关键词：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最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由此可见，合法化危机实质上是由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所决定的，即由“动机危机”决定的。“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即公 民明哲保身主义和家庭职业明哲保身主义)这两个动机模式对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持续存在都很重要，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无法产生，由此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危机。

三、合法化危机的解决途径

如何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治疗这种合法化危机的方法就在于要消除金钱、权力侵入文化领域的现象，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互主体性或普适主义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在交往行为中应该遵循的共同规范。互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也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行为。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要在对话中，首先语言具有可领会性，也就是合乎语法；其次，语言要具有真实性，所作陈述合乎实际情况，或具备实现的前提条件；再次，语言要具有正当性，指的是所说的话要遵循正当的社会规范；最后，语言要具有真诚性，也就是指说话要言出心声。

第三个方面是要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这种围攻是通过宪法的授权、权力分工和公共领域的压力来实现的。实际上，哈贝马斯是要限制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形成自主的公共领域，在这里人们通过自主交往培养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学习，唤醒社会的团结意识，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一切政治权威的基础，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

四、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设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抽象的哲学设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即是要强调民主的对话、讨论，将民主的对话、讨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中心，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笔者认为，从哈贝马斯的一些具体论述和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比如，哈贝马斯提倡大力发展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来抵制合法化危机和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倡的让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让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权力施加影响，这些观点对于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民主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具体确定，民主的实现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照搬哈贝马斯所设计的民主模式。

语言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就是“语言地建构起来的”，哈贝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伟大使命交付给了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的建立。语言取代上帝成了人类解放的保证。

但是事实上，语言如何能够承担起如此的“重负”呢?对于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语言的作用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认为，语言起源于物质性的生产实践的需要，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

哈贝马斯试图创造一种取消一切差异(权力、财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话语状态，以实现交往合理化，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改良设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剥削，存在竞争，要想实现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没有强制和压迫的对话是不现实的。只要资源稀缺存在，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真实、真诚、正当地说话。而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消灭贫穷并不是通过提倡交往理性，进行对话就可以完成的。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把语言交流、交往理性看作社会进化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认为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交往理性的发展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生产方式的完善和发展而空谈交往理性的发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为社会进化的决定力量。

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哈贝马斯幻想恢复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地位，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构造出一个理想的言谈情境，并促使人们在这种理想的言谈情境中，不受任何外在束缚，通过自由的商谈达到理性的共识。于是，交往的合理性、理想的言谈情境的建立、社会进化、社会病态根源的克服以及社会理想的实现统统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无疑是天方夜谭或浪漫主义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哈贝马斯著，刘北成译，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10篇

 

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诚然，撇开历史情境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它“在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从生产过剩出发，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不过，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不过，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事实。“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与《1857-1858年手稿》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换言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这里，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而且，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固然，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并引起连锁效应。这样，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过剩”。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积累得越多越快，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在马克思看来，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作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在这里，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当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在经济危机后期，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本来，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埋下的种子，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这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中，买、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繁荣时期，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但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样，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这时，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

 

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在货币幻觉下，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并且，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此外，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支付的链条越长，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显然，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不仅如此，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可见，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也会因信用扩张、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溃，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在2007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工资增长被压低，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度的金融化，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乔尔·戈伊尔(2009)认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躺在丰厚的利润上，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目前，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前所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反危机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须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提供融资支持，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同时，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也要做到以我为主，坚持独立性，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最后，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部门中风险较大的领域，监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是金融监控的目的。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法律保障，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管理规章制度，就难以规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更无法应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发展。此外，成熟的市场和严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监管中严格执法，才能维护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门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第11篇

关键词：生态；资本主义批判；经济理性；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02

20世纪60年代，当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结合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从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出发，揭示和批判了科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功能之时，西方中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新兴流派——生态学，他们主要是在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试图以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一

生态学直接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异化消费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一致的是，生态学既是对苏联式革命的，“红色”的之批判，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之“人道主义”式的批判。

但是，在“生态危机理论”方面，二者的研究视域是不同的，从而，二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不同，所得出的理论结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法兰克福学派是在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视域下来建构异化消费理论的，其将科技视为扭曲人的需求而造成了“异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是文化批判的理论，其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批判是脱离于现存政治结构的抽象批判，其理论也就缺乏建构性。这样，在“科技是意识形态”的论断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否定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需求的同时，并没有发展出一种新的需求结构，“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能重新评价人的需求的新的危机理论”[1]487

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不同的是，生态学不是在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而主要是在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来建构其异化消费理论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与其说是技术理性，还不如说是决定技术理性的经济理性。经济理性以资本理性为原则，表现为对资本利润的追逐，对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护，以及利用科技促进国家经济与工业持续增长的国家资本主义逻辑。经济理性的逻辑不仅是个别资本的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内置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体现为国家发展经济的策略和行为，异化消费是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异化消费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是对异化劳动的遮蔽，那么，在生态学那里，消费异化不仅掩盖了人异化劳动的生存状态，而且异化消费“并没有消灭生产领域中的异化，消费异化反而还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1]499，维持着资本的积累。为了维持现存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增长速度，资本主义不得不提供满足异化消费的不断激增的商品，于是，经济危机虽然得到缓解，但是随之出现的却是生态危机。进而，生态学者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了新的社会危机。通过对经济理性逻辑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之分析，生态学进一步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并试图以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生态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变革设想。

二

生态学的重要创始人莱斯，从“控制自然”观念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对自然的控制是对人的统治的基础和前提，他认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表面来看，当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根源于人对自然的控制的方式，但实质上却根源于人对人的控制方式。他提出“由于陷入社会冲突，技术构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在一起的手段”[2]。莱斯所强调的是要在人对人统治的方式下，在社会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进而，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同资本主义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自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并被其所强化，“控制自然”因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莱斯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将科技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的思想，而从经济理性批判的视域出发，批判经济主义的观点。经济主义把环境问题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是“经济代价问题”，进而，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商品。经济主义的这种观点是与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这个社会结构体现的是“市场取向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3]。在此基础上，从道德、伦理和人性的角度，莱斯提出控制人的需要与欲望的思想，并对“控制自然”观念重新作了解释。异化消费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同样地也与当代资本主义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形成二者之间联系的纽带，同样是经济理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异化消费，另一方面，异化消费给予人获得虚假的满足感，人们将消费与满足和幸福等同起来，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异化消费是维持资本积累的手段，因而消费也受资本所控制的广告传媒所牵引并由国家所干预，人们甚至不是为了满足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

如果说莱斯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还主要停留于概念层面的话，那么，高兹、福斯特则进一步批判了“异化消费”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

高兹将经济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当代资本主义以消费异化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4]。

相对于高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言，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和全面，他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经济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其传统经济学中，还体现在其环境经济学和技术革新的生产活动中。传统经济学“自命是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5]2，其“物品”被狭义地界定为“市场商品”。这就意味着为了追逐资本利润只需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即使利用自然资源会导致“生态自然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在人类生存的时限内）”[5]2等问题，也是无需受到谴责的理性经济行为，因为生态问题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经济学将生态因素纳入经济核算中，作为投资的成本来考核的话，那么生态危机是否能避免呢？对于环境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改进，福斯特依然不看好它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的任何实质性作用。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赋予自然界以经济价值，将环境因素转化为可以自由销售的商品，那么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会考虑生态因素，生态环境就可以得到保护。福斯特指出，环境经济学家以自然的经济价值作为理论预设，但是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是整体性的，自然的整体性“内在价值不能简单化成市场价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5]24。福斯特批判环境经济学家的理论预设实质是“自然资本化”，他们将整个自然界及其组成部分看作为“自然资本”[5]27。这种借助于自然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是行不通的，“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6]。经济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无休止的自我扩张本性，在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市场作用必然是低效的。“任何试图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会由于自然赖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生物圈的严重破坏”[5]33。因此“自然资本化”的方案必然是一个市场乌托邦的神话。福斯特后来把“自然资本化”发展为“自然私有化”。他指出，当今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了可以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私有化的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7]。

福斯特认为，不仅仅环境经济学的方案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是无效的，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任何技术革新活动也不能拯救生态环境。福斯特以“杰文斯悖论”①为依据，批判以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技术决定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服务于资本积累，新技术的运用必然要服从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原则。技术革新带来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在减少个别消耗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对资源的总体消耗，因为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资源的更大需求，资本利用技术革新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技术革新的结果是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技术的运用也要服从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原则，即使新的技术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但新的技术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而无法得到运用。福斯特由此得出结论：能解决环境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仅仅是追逐资本利润的手段，技术的运用和生态的破坏是同一过程。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预设和技术决定论的批判，福斯特揭示了现代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走“自然的社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从而，通过民主的程序将自然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7]。

三

生态学正是在继承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得以发展的。生态学既反对把生态危机简单地归为科技的“原罪”和人类中心主义，又批判“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环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7]，强调环境保护不能离开人的尺度，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试图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开辟出一种现实的环保主义方案。生态学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以“消费异化”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这无疑是对的发展。因此，在对待当代生态危机问题上，生态学，无论是相对于西方未来学派还是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更具有现实意义，这表现为生态学对全球生态问题与未来的人类活动行为在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建设性探索。

但是，由于生态学者以异化消费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理论，并以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抛弃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因此，即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设想，但是他们在理论上依然存在严重不足和内在的矛盾。其理论的不足突出地表现为，生态学依然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框架下探讨未来社会改革方案，其生态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原则和工具理性原则的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生态学者批判经济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资本对利润无限度追逐的贪婪本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倡导消减工业生产的“稳态”、“无增长”的经济模式。既要取消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又要保留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是生态学者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实质，这样的方案显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但是，生态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探索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生态学是对苏联式革命的，“红色”的的批判，其理论家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片面追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有着重要现实的意义。其次，生态学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理论家试图从的理论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他们看来，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生态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是反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存在着严重的对抗，但是，当代中国走的是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注重效率”的原则下可能会忽视社会公平，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可能无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关系与生态文明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中国依然存在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不尽完善的诸多问题，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旨在调节多种人群之间的关系，从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从制度、技术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入手来解决生态问题。再次，切实推行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既要以经济理性为原则又要用工具理性来发展经济和科技，同时又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政治改革来促进民主建设，以运用民主监督机制来合理地规范科技、经济和生产活动，从而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我们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纳入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中。最后，要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消费观，生态危机与“控制自然”、“异化消费”的观念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在引进西方的科技与民主的同时，必然也会受到西方的有悖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倡导符合生态文明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消费观，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① “杰文斯悖论”：英国经济学家发现，虽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了自然资源（比如煤炭）的利用率， 然而这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煤炭的需求，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技术革新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危机。参见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参考文献]

[1] 阿格尔.西方概论[M].慎 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 William Leiss.the Domination of Nature[M].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147.

[3] 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

[4] Andre Gorz. 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M].London：Verso，1994：32-33.

[5] 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 Foster J B.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40.

[7] 福斯特，瑟龙.生态学与资本主义[J].刘仁胜，译，刘庸安，校.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3）：155-158.

The Criticism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on Ecological Marxism

GUAN Jin-xiu

（School of Marxism，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第12篇

关键词：同课异构；传统课堂；教研形式

新课改下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和提升教师素质是当前每所学校亟需解决的教研问题，而对此所采取的措施和做法，可以说各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课异构”这种教研模式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的，它实现了教师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使大家能够取长补短，实现共同提高的目的，也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空间。而所谓的“同课异构”实质上是指不同的教师面对同一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对教材的理解，立足于各自的教学经验，进行各种教学构想并付诸实践的一种教研形式。

2013年5月中旬，我校举行了一学期一度的对外公开教学活动。此次活动历史组的课题是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六的第一节《“自由放任”的美国》，形式是由本校的陈老师与外校来的林老师进行“同课异构”。这节课的要求是：了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标志和表现；分析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了解胡佛反危机政策的特点及效果。在教材的处理和重难点的预设上，两位老师都有对教材进行重新整合，在重难点的预设策略上也基本一致，但突破的方法不同。其重点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难点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影响和“自由放任”政策。从教学模式来看，陈老师的课属于目前我们学校正“流行”的“三环自主”的教学模式（即课堂上的前15分钟学生同组交流、完善学案，课中15分钟教师精讲，课尾15分钟合作讨论、课堂检测），而林老师的课则是相对传统的一种教学模式，可以说是一次“现代”与“传统”的较量。下面主要从两位老师对“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特点、影响和爆发的原因”的教学处理来讲讲。

一、关于经济危机的表现

陈老师在事先学生预习的导学案中已有预设的思考题，此环节主要是由同组学生交流、反馈，教师引导学生从金融、工业、农业和外贸方面来回答。这是“三环自主”教学模式中第一环的表现之一。而林老师则通过视频《大国崛起》片段、四张照片（《苹果一斤5美分》《农场主将积压的牛奶导入大海》《无家可归的人》《等待救济的人们》）、数据材料（危机间的美国：股票价格下跌了87.4%；银行破产了共10500家，占银行总数的49%；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46.2%；企业倒闭数在13万家以上；农产品批发价格下跌了54%；农场破产了100多万家；国民收入减少了54.69%；进出口贸易下降了70%）、表格（《同1929年相比，1932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源自教参）将危机的表现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人感触很深，印象也很深。“历史”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亦可让人深思，而那些视频、照片、数据等就是最好的“催化剂”。例如，在林老师展示四张照片时，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既然牛奶都积压了，为什么农场主们不把它们分给贫苦的人？这一问，可以说是切入到这节课的一个概念问题――“经济危机”，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经济危机？笔者认为只要再加上别的设问不失为一道很好的合作探究题，同时也说明课堂中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照片等资料来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发问的能力。相比陈老师的这个教学环节，通过预设问题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却略显得“硬邦邦”。

二、关于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影响

两位老师的设计是“异中有同”，“异”是指陈老师通过展示插图和文字资料（美国民谣、1929年～193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关税战）来达成目标，而林老师是直接告诉学生该从哪些方面去回答并通过讨论来解决；“同”是二者都从时间、程度、范围和影响方面引导学生来回答经济危机的特点，从积极和消极、国际和国内、政治和经济等角度来引导学生回答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都是高中生必须掌握的解题思路。笔者认为两位老师对这一教学环节的处理“各有千秋”，但都应注意挖掘学生自身潜在的认知能力。

三、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

这是本节课的重点又是难点，两位老师是“各显神通”。陈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通过给学生材料，然后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展示交流结果得出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

材料三：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激化。但是，资本主义多次爆发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空前严重，仅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产力，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没有适应这一重大变化，采取措施在其他领域进行相应的调整，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延续“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

――杨宁一《历史新视野》

（2）据材料三，分析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给材料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根据题目要求，学生不难找出两对原因：一是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二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如何？主要通过教师的讲解来解决（关于“生产社会化”的概念，陈老师在导学案中有解释），因此该合作环节不够放开。

观察林老师的课堂教学，关于这一内容其叙述表现出“详”与“略”的结合：主要从直接原因着手，略讲根本原因，并结合表格和板书突破此重难点。在这些教学环节里，两位老师所采取的方法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但纵观两节课，“知识检测”所花的时间很少或没有，这似乎有点美中不足。“知识检测”一般会被放在一个知识点讲完后，或教学过程最后一个环节。其实，“知识检测”也可以在我们讲解某一知识点之前进行，尤其是对解决重难点知识很有必要。因为高中历史中的很多知识点，学生在初中已学过，只是记不清了，所以适时进行检测，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旧知识，同时亦利于深化知识。

与一般的课相比，“同课异构“的教学内容虽相同，但教学风格不同，呈现了课堂教学的多样化。通过这次“同课异构”教研活动，笔者深感受益匪浅，对教学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现代”与“传统”不能一刀切，“传统课堂”还是有其精辟、可取之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例如，这节课林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一个教学环节未完成，但其生动的、有情有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课堂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代课堂”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但教师也要注意恰当的引领；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和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决定老师的课堂教学不能采用一种固定的方法。“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因此在今后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灵活机动地构建教学方法，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课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包训国.2009年高考文综专项训练.历史学习，2009.

[2]邵忠升.“同课异构”教研活动反思.石油教育：双月刊，2011（01）.

第13篇

[摘要]在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遇到的困难的性质与世界各国一样，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制度和积累规律导致两极分化带来的不治之症。但中国之所以能在危机中表现不俗，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主要原因在于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保持了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关键词]经济危机　内需不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实质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我们不能仅仅从体制运作层面来寻找危机的原因，而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层面，寻找它的深刻根源。这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危机，本质上同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是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这次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除了发达国家自身一些产品如房屋、汽车等生产过剩，还包括流通领域各种金融产品的过剩，形成虚假的购买力，刺激了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生产过剩。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经济体受到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的目的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规律的支配，本质上没有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矛盾，所以理论上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一个例子。那时候苏联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交往不少，主要是以资源换取装备和技术，以此来进行五年计划的建设，蓬蓬勃勃地发展经济，并没有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很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社会经济规律的支配。所以社会主义的苏联没有被卷入上次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被卷进去了，受到危机严重冲击。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第四季度降幅为同比6.8％，使我国的经济遭受到极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与前苏联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时遇到的情况全然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正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涨阶段的长周期相适应。此时中国经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初段阶段的要求，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产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中国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越来越大的影响。

多年来，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GDP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GDP40％的空前高度，致使我国经济相当大的一部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发生了周期性危机，需求下降，中国经济就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损害。这不能不说是这次我国经济急剧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只是造成我国经济困难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才是根本原因。内部的因素，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投资消费比例的扭曲，房市股市的周期波动等影响外，在经济体制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对下降，市场化改革的突进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相对削弱等等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卷进去。

中国遇到困难　但表现不俗

中国这次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其性质其实是与世界各国基本一样的，就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中国因“内需”不足，多余的生产能力要靠外需出口；一旦外需出口遇阻下滑，就要回过头来找内需补上。但是“内需”有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些年来，事实上投资一直上升得快，消费上升得慢，这种趋势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因为投资需求除了转化为工资的少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对生产资料的中间性需求，投资最后的产出供应能力，要靠最终消费需求来消化。这次扩大内需，仍主要是靠投资需求，但是如果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上不去，单靠投资需求，补不了外需出口的下降，内需不足问题还是难以解决。所谓“内需不足”，换一个角度说就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制度和积累规律导致两极分化以及人民大众有支持能力的需求不足带来的不治之症，被迫周期性地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

我国这些年来过度追求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和鼓励私人逐利，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的0.28，近年上升到0.47，超过国际警戒线，这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所以，中国的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实质上是类似的，就是人民大众有购买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不能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所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影响。其实过去中国并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是“卖方市场”，科尔耐称之为“短缺经济”。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缺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要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校正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的现象，使我国经济逐渐转变为供给略大于需求(差额为储备和机动)的有限“买方市场”，这当然是在国家计划调控下，才有可能做到的。当初设定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买方市场目标，决不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表现。

现在，中国虽然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受到严重的损失，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轻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欧、日本经济增长率变为负数，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比中国都大，只有中国还在2008年保持了9％的增长速度，可说是一枝独秀。外国有不少人也相信中国经济可以率先复苏，甚至于期望“中国救世界”，“中国救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在危机中中国能有这样的业绩?

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作用巨大

第14篇

【关键词】 信用货币 风险性 货币本质

本文想研究和说明的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是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的风险性质和风险来源。传统的货币理论是建立在金本位制时代的，它把货币当成了一种真实价值的资产，本身是其他资产的价值尺度，而且尺度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但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作为价值尺度的信用货币，其本身就不再是一把标准尺子。这把尺子自己在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货币自身的价值风险问题。这个问题对整个货币理论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是一种风险资产

1、传统货币与货币理论

传统的货币理论可以追溯到费雪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提出著名的交易方程式MV=PT。之后不久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剑桥方程式。在这些理论里面货币认为和一般商品是一样的。本身的货币价值受供求关系影响。

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提出了人们持有货币需求的三个动机，他的理论基本就忽视了货币本身的风险因素（当然在那个时候金本位制下货币风险可能是很小的）。他提出了流动性偏好理论，其中有个凯恩斯陷阱。凯恩斯陷阱认为当利率极低，债券价格极高时，认为无论有多少货币人们都愿意持有在手上。如果是在信用货币时代这个理论是否成立，可能需要重新考查货币本身了。现代信用货币本身具有风险，某些时候货币可能比债券的风险更高，这样的话人们在流动性陷阱里面愿意不愿意持有货币就很难说。后来鲍莫尔的平方根公式和惠伦的立方根公式也是发展了凯恩斯的三个动机，也并没有考查货币风险本身。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数量问题。该理论把货币当作一种资产（财富）的一种形式来分析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但是该理论也没有把货币的风险性拿出来做为一个因素来考量。

萨缪儿森在1958年对现代货币提出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但是从消费借贷模型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需求理论。华莱士等经济学家在后来对该理论进一步发展并提炼出叠代模型。这里考虑到了货币去其他资产的收益的问题。但是没有去论述货币本身有没有风险。

但是现代信用货币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为什么这些理论都把该因素忽略了呢？以前可能是金本位制下，货币风险小。但是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用现代货币的性质来重新考查我们的传统的货币理论呢？正是这个想法，我想先论述下现代货币的风险性质为以后的研究做准备。

2、现代信用货币的资产性质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世界进入了“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时代。现代信用货币与金属货币具有不同的性质，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信用货币已经具有了风险性。信用货币不在是像金属货币一样的无风险资产，而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货币一开始就是一般等价物，其购买力来源于自身，是由其本身的价值所保障的，无需求助于任何外在因素。其购买力随着其价值变动而变动，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实质上就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

纸币时代的货币与其购买力保障彻底分离，货币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以金本位为基础的纸币发行中，与金属货币等值的部分是具有购买力保障的，其保障就是国库中的金属货币。所以货币在退出流通，执行储藏功能时可以转换为金属货币。国家以强制力一方面保证纸币的流通，一方面保证纸币与金属货币的兑换。所以原则上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纸币的购买力是由国库中金属货币的价值来保障的。信用货币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目前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基本都属于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由银行提供的信用流通工具。

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本质仍然和以前的一致吗？恐怕是不一致的。本文认为货币从中央银行进入信用领域之后它已经变为了一种资产（中央银行的债权债务凭证）。但是由于它本身不具备价值（或则说它的价值与自身的购买力不匹配）因此信用货币的购买能力不再由自身价值决定而有可能出现购买能力的大幅度的变动，从而信用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已经具有了较强的风险性。实质上信用货币就是一种风险性资产，只是相对于其他资产来说它有国家信用做保证而风险性比较低。

二、信用货币的风险来源

现代信用货币作为一种风险资产，它风险来源主要是在造成它购买能力变动的因素。本文认为信用货币的风险来源主要两个：一是来自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风险，二是来源于政治风险的退市风险。

1、通货膨胀导致信用货币购买力水平变动是信用货币的主要风险

货币作为一种资产，人们最关心的是它购买力水平的变动，因为信用货币一般有信用作为保障，而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无风险资产。但是当今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危机不断，各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保持经济增长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世界性的货币宽松政策也导致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货币的购买力的变动。以中国为例，十年前的一元钱的在国内购买力在现在可能贬值了50%以上。如果在国内把人民币作为一种资产来进行储备或投资的时候就已经有明显的风险性。

当前有些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变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关键是人们的收入是否随着价格上涨进行增加，也就说是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价格上涨是否影响到人们的实际收入购买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当前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甚至被认为一种无风险资产的时候，原有货币存量有增值保值的要求。收入增长也许是赶上了通货膨胀的增长水平，但是原有货币存量的购买力却发生贬值。这样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就已经贬值。

有些观点会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利率水平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时候，货币可以实现增值保值从而没有发生购买力的变化。但是这种观点本文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首先利息一般被认为是人们让渡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而不是对货币风险的补偿。其次市场化的利率水平下也不可能保证市场利率总高于通货膨胀率。所以只要有通货膨胀风险的存在，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就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

2、信用货币具有因信用变动而导致货币购买能力变动的风险

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认为是中央银行对人们的负债，这种负债是用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一旦国家信用产生问题的时候，货币就有贬值的风险。国家信用跟很多因素相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以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等都是国家信用水平的影响因素。第一，一旦一个国家发生政治动荡，作为信用的货币资产就面临贬值甚至退市的风险。这种风险比通货膨胀的风险发生的概率低但是一旦发生，货币资产的损失概率很大。第二，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经济常态可能会持续存在，美国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欧债危机又开始兴风作浪，这种经济上的动荡是的世界主要评级机构纷纷降低欧洲各国甚至美国的债务评级。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该国对人们的负债，实际上该国的货币资产的风险因为债务评级降低而上升。意味着该国的货币购买力有可能不能得到国家的全额保证。从而货币资产因为信用变动而具有风险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现代的信用货币存在购买能变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不是货币本身价值变动引起的，而是货币的外部风险引起的。所以得出货币资产是一种风险性资产。

三、信用货币的风险度量

1、通货膨胀率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的直观指标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频繁的经济危机让人们经历了频繁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人们已经慢慢对信用货币的风险与货币的购买力水平变化作为信用货币的风险度量手段。其中通货膨胀率是最直观的指标。现代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宽松货币政策是能够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是通货膨胀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因为发行了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同时通货膨胀的发生改变了原有货币存量的价值，所以人们原有的货币资产在未来的购买水平发生变动的大小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这样人们会把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资产风险大小的直观指标。

2、真实利率水平是对信用货币风险实质指标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利息是让渡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这种观点忽略了信用货币的风险性。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利息不再完全是人们出让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同时也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补偿。所以利率水平也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这里说的利率水平是指实际利率水平即扣除通货膨胀率之后的真实利率。不同国家和地区信用货币因为本身具有的风险性大小不一样，所以各国的实际利率水平的差距不一样。这和有些观点认为的各国生产力水平决定各国利率水平的观点不同。生产力水平只是影响信用货币风险大小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因素如上面分析的会影响到信用货币的风险大小。利率可以当作货币资产的投资回报率，跟他的风险大小是相匹配的，这也符合现资学的观点。所以真实利率水平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实质指标

通过上面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货膨胀率是信用货币度量的直观指标，而不能从根源上反应货币资产的风险。而真实利率水平是对货币风险综合性度量，这才是货币资产风险性的实质指标。这也能过解释各国真实利率水平的差异性。

四、结论与后续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两个主要的结论，一、货币资产不是无风险资产而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二、利率是对货币资产风险的补偿。

这样货币作为一种风险资产的存在将改变原有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观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建立的时候，特别是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之前，货币本身是有价值的，本身是一般等价物存在。现代信用货币本身已经没有了价值，而是一种信用保障下风险资产。传统经济学把货币一直作为一种无风险资产来考查，其经济理论会有很多不能解释信用货币时代下的经济现象。

后续研究希望在信用货币作为一种风险性资产的条件下重新去考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以及货币学派的货币理论。进而去研究现代信用货币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希望为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找到制度上的根源。

【参考文献】

[1] 张金云：货币基本问题的重新梳理[D].吉林大学，2006.

[2] 陆凯旋：论货币的本质[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2（2）.

第15篇

关键词：虚拟资本 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虚拟资本的产生

马克思认为， 虚拟资本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起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是生息资本在借贷形式上的自然发展和必然延伸，信用制度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具体来讲，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即被人们虚拟化的资本。这些虚拟资本被看作一种资本的存在形式，持有者可以凭证书定期获得收入，也可以出售证书以换取现实的货币资本，并带来高于票面金额的价值增殖；但是这些证书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一纸用于证明现实资本所有权的凭证，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

（二）虚拟资本的特性

虚拟资本是一种资本商品，具有资本和商品的双重属性。持券者可以获取定期收入，它被当做资本；虚拟资本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买卖，它被视为商品。但是，虚拟资本与一般的资本商品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证券作为纸制复本，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但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

很强的虚拟性。虚拟资本价值的虚拟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实体经济过程而相对独立的。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相比，不论从质还是从量的方面都表现为虚拟性。从质的方面看，实体资本本身有价值，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资本的职能，它处于实物形式或处于货币形式。虚拟资本只不过是纸制复本，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从量的方面看，由于资本掺水，股票价值大于实际投资的量，同时，股票价值通常又比它的票面价值高，所以虚拟资本的数量总是大于实际资本。另外，虚拟资本数量的变化取决于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量和它们的价格水平，它的变化不一定反映实际资本的数量。

虚拟资本的风险性。虚拟资本只是权益凭证，它的价格虽然也像一般商品那样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由于虚拟资本价值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大起大落是虚拟资本价格运行的常态。另外，信用交易中的保证金交易和抛空机制又加剧了虚拟资本价格的波动，强大的投机力量的存在加重了金融市场赌博游戏的气氛，这进一步加大了虚拟资本的主观风险。

虚拟资本的扩张性。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即不断地增殖自身，是资本的灵魂和本能。

（三）信用制度发展和虚拟资本扩张孕育着危机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银行在愈益增大的规模上“制造虚拟资本”。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因而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还深入地论述了信用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必然导致信用扩张和信用紧缩的转换，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剧烈震荡。在繁荣时期，信用制度惊人发展，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得到巨大增加，同时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而在信用紧迫时期，有价证券无法转手，汇票也不能贴现，而要求现金支付，这就使经济运行遇到阻滞。与此同时，在信用紧迫和危机时期，每个当事人就会更加只顾自己，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就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表现为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

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在分析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活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任其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爆发危机。这一观点比较客观地描述了金融危机爆发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对如何解决金融危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但是，这只是停留于现象的分析，并没有揭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是从客观规律和经济制度层面来揭示其爆发的原因，是理论层面的分析，与操作和监管层面的分析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一）金融市场次贷产品发展导致信用过度扩张

在分析此次次贷危机时， 很多学者谈到了相关次贷衍生金融产品的过度扩张。这些相关的次贷产品作为虚拟资本，通过复杂的交易机制，从表面上看，实现了整个次级房贷的风险共担，而这种风险共担机制反过来刺激了相关产品的进一步过度发展，使得整个金融体系承担的总风险在不断增大。随着危机的逐渐爆发，借贷资本本身的持有者，由于相关虚拟资本的价格暴跌而损失惨重，进而导致持有者的支付能力萎缩。在美国，金融体制已经相当完备、信用关系已涉及到经济生活各个角落，必将会波及到其他商品的生产领域，即使在那些领域中并没有出现大量生产过剩的情况，经济危机也将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全面爆发。

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十分清晰的展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其实质就是以次贷及其衍生物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价值泡沫破灭，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或说金融创新的无政府主义。金融危机是放任市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结果。2001年至2006年美国房价大涨63.41%，房价的一路向上，刺激了银行等抵押贷款机构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加入了贷款购房者的行列，成为所谓“次贷购房者”。同时通过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特别是资产证券化，与次贷伴随的衍生物向整个证券市场蔓延，金融机构再通过高杠杆运作取得高额收益。在房价上涨过程中，按揭者可以通过再按揭来缓解还款压力，而银行则因为抵押物不断升值而不惧还贷风险，购房者、放贷机构、负责打包资产支持证券的银行和购买这部分证券的投资者，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2005年到2006年，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偿还贷款，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次贷危机由此拉开帷幕。

（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银行资本服务加速危机爆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信用和银行危机的出现不是监管不力，而是它们为银行大资本的利益服务，直接促成危机加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而实际根本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美国政府为金融资本的利益服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及西欧各国政府出资救市，对一些大银行实行国有化措施，实际上是为保护引发金融灾难的少数金融大资本的利益，用纳税人的钱为其造成的损失埋单。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还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实际上都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三）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

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内部结构和外在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没有改变，且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全球性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市场的交易和投机活动，愈益成为资本盈利的重要来源。据资料显示，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总裁约翰・保尔森，通过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个人盈利超过30亿美元。2007年，美林和花旗两家银行的CEO分别获益4800万和2560万美元。2002-2007年，华尔街最大的5家金融企业的CEO共赚到30亿美元。而华尔街一贯奉行的为了公司的短期利益而给予高管高回报的激励机制，形成了金融资本扩张的强大驱动力。

（四）生产过剩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对于那些没有购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穷人是买不起住房的，要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住房，就必须给他们贷款，有了贷款就能买房，就会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形成经济繁荣的假象。同时金融机构又把这种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这样，一旦在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结论及启示

一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危机，有的认为是自由市场模式的危机，这些看法都只看到了危机表面现象，而没有真正触及到本质。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机理：从根本原因上看，无论是生产过剩的商业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虚拟经济是为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发展起来的。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是导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14.5%，而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达到20%。经济增长愈益依赖金融业的繁荣和虚拟经济扩张的“财富效应”，金融动荡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就难以规避。我国经济发展坚持了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正确方向，并保持了长期的持续较快增长。不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同时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适当比例，决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增长业绩而一味放任金融资产泡沫的生长，制造虚拟的财富效应。

三是要注意实体经济中的潜在“生产过剩”。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高度发达，使得发生在某一领域的“生产过剩”有可能出现全面的传导，不仅是在它的上下游行业，甚至在一些和它并不直接相关的生产领域之中。美国次贷危机虽然仅仅起源于房地产市场，但破坏程度不仅波及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而且对全世界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其本身具有投资品的性质，随着房价的上升，人们的财富随之增值，从而间接带来了整个经济的投资热情高涨，为实体经济中更多领域的“生产过剩”埋下了伏笔。

四是金融创新要适度。金融创新是双刃剑，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监管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链条变得脆弱，蕴藏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我国在推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以美为鉴，金融创新要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需要，防止盲目过度创新。

五是对金融资本的贪婪行为要进行节制和限制。正是金融资本在无节制的贪欲驱动下的疯狂和冒险行为，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随着实体经济的壮大，金融业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将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但是，对金融资本图谋暴利以实现贪欲的行为加以必要的节制和限制，也不容忽视。对于国内一些金融高管以华尔街高管的高薪为参照系，负赢不负亏，坐享离谱的高薪，早已有不少异议和质疑。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应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加以规范，对高管的薪酬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制。与此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广大投资者克服盲目追求过高的回报率甚至一夜暴富的心态，使他们的投资行为趋于理性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