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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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修辞格 变异性 语法变异 语音变异 文字变异 逻辑变异 词语搭配使用变异

修辞格是为了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借助特定语境，对语言进行特殊运用，具有一定格式的语言形式。修辞格是人们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人们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也是人们智慧的结晶。

修辞格的运用，丰富了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使得人们的情感世界更加生动精彩。修辞既是人们对语言的创造使用，那在形式上就必然表现为一种对语言的变异，也就是说，修辞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变异性，包括对语法的变异、语音的变异、文字的变异、逻辑的变异以及词语搭配使用的变异。

一、语法变异

修辞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它不像科学语言那样要遵循语法规范，艺术语言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语法规范的超越。“语法以表达理性为唯一目的，而修辞则以表达情感为主，为了表达情感，修辞往往不受物理之真的限制，而描绘的是心理感受，描写的是心理宇宙之真，不是物理世界之真。”①例如：

【1】大雨初晴的地面就像天堂的舷窗突开，楼前楼后的几片水洼地，镜面一样，里面却是天，异常清澈的天和云。以前路面也有过积水，可是，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天堂窗景的感觉，好像连路过的风，都屏住了呼吸，呵护着水洼地面的至清至净，它纹丝不动。仿佛你一伸脚，就踏到了天堂。 （小说月报《豌豆巅》）

这样的语言描写，如果从语法的角度看，它必然是不规范的。就像句中的“风”，它会“屏住呼吸”吗？“风”怎么懂得“呵护”呢？这样的句子不符合事实，但却符合人们情感表达的需要，它表面上不符合物理之真，但它却创造了一个忠实于审美主体的情感世界。语言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在心里的内化，它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既有理性的，也有情感的。人对世界的感知总是因人而异，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能创造出这么新奇的语言。

二、语音变异

在修辞活动中，语言表达者经常会利用语音的变异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以达到某种修辞目的。在所有的修辞格中，双关和飞白是利用语音变异的典型代表。如：

【1】风吹桃树桃花谢，

雨打李花李花落。

棒打烂锣锣更破，

花谢锣破怎唱歌！ （《刘三姐》）

【2】凯蒙寝具，为“梦享”而生。梦享中国，“五”动全城寝具文化节！ （云南信息报）

例【1】中，“桃”、“李”、“锣”与地主莫怀仁请来同刘三姐对歌的“陶”、“李”、“罗”三个秀才的姓同音，刘三姐利用双关中的谐音双关，狠狠地奚落和嘲讽了这三个蠢秀才，表现了刘三姐聪明、直率的性格。例【2】中的“梦”与这个寝具名称中的“蒙”谐音，这既是为名称作解释，也是在为品牌做宣传，可谓一语双关、一举两得。例【2】中的“五动”与“舞动”是飞白的用法，这里把“舞”写成“五”，一是暗示活动时间是在五一劳动节期间，二是暗示活动期间全场五折，这样的广告，真是对语言的极度创新，让人充分体验到了语言的魅力！

三、文字变异

修辞格在使用过程中，对文字的变异是很常见的。这种变异在跳脱和成语的活用中比较普遍。如：

【1】 余荩哀求般地说，让我走。又说，放了我吧，放了我们吧。可那西窗的斜阳……（不过是海市蜃楼，无望的幻影，你就看不到吗？余荩心想。） （小说月报《流动青楼》）

【2】 一个大反派倒下了，兔死who悲还真的很难说。动辄就说who之大幸，既失之天真，也有麻痹大众之嫌。 （云南信息报《兔死who悲》）

例【1】中使用的修辞格是跳脱，该用文字表述的部分作者却用了“……”来描写，让人有了遐想的空间，言尽意不尽，生动的反映出了女主人公内心的绝望和烦乱的思绪，使人回味后才能得其意于言外。例【2】中使用的修辞格是成语活用。“兔死who悲”是从“兔死狐悲”抽换而成的，用来分析死后国内各界的反应，可为形象生动，让人耳目一新。

四、逻辑变异

语言大体上可分为科学语言和艺术语言，科学语言要符合语法规范和逻辑规范，而艺术语言则是对语法规范的违背，它服从于情感逻辑，符合人们情感表达的需要，比如移就和通感。例：

【1】他只是那么不声不响的，像一股温暖的微风，使大家感到点柔软的兴奋。（老舍《四世同堂》）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修辞格对逻辑的超越。“兴奋”本是人内心的一种感觉，作者用一个“柔软”来修饰它，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但这样的语言却显得那么新颖、形象，它比那些符合逻辑的语言形式更能打动人心，更有生命力。

五、词语搭配使用的变异

很多情况下，修辞格会对词语的搭配使用进行调整，组成很多看似无法搭配的句子，但细细品味，我们便能体会到语言那种富于变化的“个性”。例如在拟人和拈连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修辞格对词语的灵活运用。例：

【1】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作家。这并非是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是时时袭击我的心……（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2】这个冬天总是下雨，淅淅沥沥的，到处湿漉漉，这又湿又冷的冬天似乎把什么都冻住了，连爱情也冻住了。 （琼瑶《彩霞满天》）

例【1】中写“悲愤”时用了一个“袭击”，这是拟人的手法，两者本来是不能搭配在一起的，可往往这种超常搭配更能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感，把作者的那种悲愤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例【2】用的是拈连修辞格，说冬天冻住了一切，也冻住了爱情，这就使得整个语言有了一种跳动的灵性，也多了一份美感，让人遐想无限。

总之，修辞格以它特殊的表达方式，为我们创造了另一个语言天地，在这里，所有的语言都超越了科学语言的规则，体现为一种对语言的变异性、创造性。在修辞的世界中，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语言的灵动魅力，修辞的语言是一种跳动着的、有生命的语言。

参考文献：

[1]骆小所.现代修辞学[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第2篇

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分类的前提是确定分类的范畴。对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范畴的界定必然要从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定义出发。笔者将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界定为：最终以传播新近发生的意见性信息为目的的一种电视传播手段。因此，以这种传播手段为核心的电视节目都属于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与传统意义上将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界定为一种节目形态有本质的区别。故本文分类的范畴包括：传统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一部分谈话类节目、一部分资讯类新闻专题、以“说新闻”见著的民生新闻节目、读报类节目。

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两大类型

我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可以根据意见性信息与事实性信息在节目内容中占据的不同比例以及不同的组合形态分为：主评型和述评结合型两大类。

一、主评型。主评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意见性信息与叙述性信息的比例几近4:1，叙述性信息基本是作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新闻由头。这种类型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与平面媒体的新闻评论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电视作为一种视听兼备的电子媒介，必将要发挥它的传播符号优势。因此，在主评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承载意见性信息的最佳传播符号必定是口语，而最佳传播渠道便是谈话。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谈话的场景必将影响人们观点的表达，从而制约意见性信息的传播效果。为进一步加深对主评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认识，依据不同的交流方式结合成功的案例又将这类节目分为三种模式。

（一）以《时事开讲》为模型的对话式新闻评论。《时事开讲》作为我国第一档“个人化的新闻评论节目”①自1999年创办以来一直是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并引发了凤凰卫视评论节目的成型。该节目采用两人一问一答的交流方式，评论员是意见性信息的传播主体，主持人扮演的却是“发球者”的角色，因此评论员成为此类节目的核心竞争力。凤凰卫视也因此成就了曹景行、石齐平、阮次山这些明星评论员。此外，这种模式的新闻评论节目还有《央视论坛》《新闻1＋1》等。

（二）以《锵锵三人行》为模型的家常式新闻评论。《锵锵三人行》所表现的正是处于私密空间家人、朋友闲聊的场景。三个人，三杯茶，把大家关注的问题提出来，不设门槛，随意轻松地闲谈，甚至会经常跑题。这正是人们生活中每天都会体验的交流方式，跟家人聊天寻求一吐为快，这些话也是聊给自己听的。这也同样成为《锵锵三人行》的与众不同之处。因此，在家常式的新闻评论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意见性信息的传播主体，主持人身兼“发球者”“踢球者”两个角色，主持人成为了此类节目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有人评价《锵锵三人行》失去了窦文涛，也失去了它的品牌效应。苏州电视台的《三剑客》也是这种模型的代表。

（三）以《实话实说》为模型的沙龙式新闻评论。这里的《实话实说》是指早期由崔永元主持的以多方观点交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坚守了“每周一个话题，每题一个热点，每点一次舌战，每战一道火花”的理念。这也正是沙龙式新闻评论的主要特征。目前正处于发展中的《一虎一席谈》《时事辩论会》以及央视新开播的《我的今日之最》都是沙龙式新闻评论节目的典型代表。沙龙式的新闻评论节目中，嘉宾是意见性信息的传播主体，主持人这时扮演的是“裁判员”的角色。主持人的不参与是为了保持辩论双方观点性信息的平衡，同时为现场嘉宾或者场外嘉宾预留第三方立场，最终使节目呈现出尽可能多元化的意见性信息。

二、述评结合型。述评结合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意见性信息与叙述性信息比例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比例近似1:1，另一类比例近似1:4。笔者将比例近1:1且以两种信息交替出现来表现节目内容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称为边述边评型，将比例近似1:4且以两种信息平行出现来表现节目内容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称为述后点评型。

同时，一方面，依据承载节目内容主要传播符号的不同，将边述边评型又分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焦点访谈》为模型的调查式新闻评论节目。在这种模式的新闻评论节目中，画面是承载节目内容的主要传播符号，“用事实说话”的“镜头”是叙述性信息的主要表达方式。另一种是以《新闻会客厅》为模型的新闻当事人访谈式新闻评论节目。这种模式则是以声音作为承载节目内容的主要传播符号，叙述性信息主要是通过新闻当事人的“现场口述”来表达。

另一方面，沿用人们熟知的节目类型名称，将具备鲜明的主持人点评风格的述后点评型分为三大类：一是资讯组合类，以《中国周刊》《世界周刊》为典型代表。在这类节目中，除了主持人尖锐的点评外，节目新闻信息的特别组合为主持人的点评起到了铺垫作用。二是民生新闻类，以《1860新闻眼》《南京零距离》为典型代表，主持人通过“说新闻”，一语点醒梦中人。三是读报类，以《第一时间・马斌读报》《有报天天读》为代表。主持人

通过解读后的总结来树立节目的舆论导向。

两类新闻评论节目的特点辨析

根据意见性信息与叙述性信息在节目内容中的不同比例以及不同的组合形态所划分的两大类新闻评论节目，在节目的基本构成要素、时效性、审美性以及受众参与性等方面都具备各自的特点。

一、两类新闻评论节目的基本要素辨析。主持人和嘉宾（或新闻评论员）是新闻评论节目的两大核心要素。随着近年来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已经走出了《焦点访谈》类评论节目“主持人核心式”的一元化模式，呈现出“主持人核心式”“嘉宾核心式”“主持人与嘉宾对等式”等多元化的形态，这些形态也是与新闻评论节目的两大类型相互对应的，主要表现为：

（一）主评型新闻评论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主要呈现“嘉宾核心式”和“主持人与嘉宾对等式”两大形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嘉宾核心式”体现在以《时事开讲》为模型的对话式新闻评论节目中。在这类新闻评论节目中，用“新闻评论员核心式”代替“嘉宾核心式”更为准确。另一方面，“主持人与嘉宾对等式”体现在家常式新闻评论节目和沙龙式新闻评论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地位没有主次之分，缺一不可，两者都需要一定的稳定性，才能保证节目的固定风格。

（二）述评结合型新闻评论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主要呈现出“主持人核心式”的形态。主持人在这些类型的节目中，既是叙述性信息的载体又是意见性信息的载体，虽然叙述性信息的传播方式不同，但主持人（出境记者）对意见性信息的点评才是节目的关键要素。因此，主持人的点评与这类节目密切相关，是节目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两类新闻评论节目的思辨性辨析。新闻评论节目中思辨的过程即是论点、论据、论证的构成过程。论点、论据、论证成立的基础是客观性。因此，新闻评论节目的思辨性是建立在新闻事实客观性基础之上的。作为载体的电视对新闻事实客观性的表述方式，因为声画符号的优势，以至于在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更多用纪实性来替代客观性。新闻评论节目应以思辨性为核心，当电视的纪实性凸现时，评论节目的思辨性也随之被弱化了，述评类新闻评论节目就是其典型代表。随着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节目的思辨性将逐渐被凸现出来，而新闻画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目思辨性深入发展的空间，因此，有声语言才是拓展节目思辨性较好的传播符号。当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对话逐渐成为了新闻评论节目的主要表达形式。节目思辨性也并非因画面的缺失而失去了其依存的客观性，众多此类节目的成功说明主持人和嘉宾语言陈述方式的科学性能有效地保证事实的客观性。

因此，思辨性随着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其地位会越来越突出，发展领域也会随之扩大，表达手段更是多样化。目前，它既是主评型新闻评论节目的最大特征，同时是所有新闻评论节目的生存之本。

三、两类新闻评论节目的受众参与性辨析。主评型和述评型新闻评论节目因为传播信息比例和节目形态的差异以至于受众参与性在节目中也有不同的体现。

当新闻评论节目的早期形态――言论性短评和政论片出现后，有学者归结了“以言论为主的电视评论节目在接受学上的效果越来越弱化”这样的结论，同时将原因定为“节目对事实的转述及其结论，使受众‘可以选择’和‘参与选择’的内在要求基本不能实现。”②这种情形在《时事开讲》《实话实说》等一系列言论节目成功后得以改变。以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的主评型新闻评论节目其接受效果并没有弱化，受众“可以选择”和“参与选择”的要求也得以实现。受众的“参与性评论”已经不是《焦点访谈》制片人赵微所说的“通过对记者提供的事实的理性思考，共同参与完成对事件的评论”，而是受众具备了真正的发言权，我们可以在主评型新闻评论节目中随时听到受众的声音，无论是在现场，还是通过电话连线或者网上留言。

述评型新闻评论节目中受众的参与性依然通过提供事实来获得，受众更多是作为新闻当事人出现在节目内容中。此外，众多述评型新闻评论节目的受众参与性还是有限的，主持人的单向主观传递，成为了这些节目的特色。

通过以上对两大类型新闻评论节目的评析，我们应该意识到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将是多元化的，新闻评论节目间的区别将更加细化。只有综合各方面的要素深入剖析，才能找到打造新闻评论节目品牌的关键点。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栏目责编：胡江银

注释：

第3篇

中国社会关系内涵的起源

虽然“社会关系”一词在中国的人际交往中极为常见，但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以及《辞海》等书籍中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许多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的内涵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那么简单。［1］社会学者边燕杰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理论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以“熟、亲、信”为特征的知识体系。［2］尽管“社会关系”的内涵在中国随着时间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但毋庸置疑，其至今仍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哲学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3－5］从儒家思想的角度，中国社会关系的内涵主要源于人伦观、差序格局观和“缘”观三个方面。1．人伦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人伦关系，传统人际观的“五伦”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五伦”的“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即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及朋友关系。纷繁世象，万千人群尽在五伦之中。一个社会，要想安定祥和，就必须要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要“敦睦人伦”，现代中国社会仍存留着这些思想。此外，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伦”也指中国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1］《礼记•礼运》中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强调人际关系中各自的规范要求;孔子则强调以“孝悌”为仁之本的家庭伦理;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重要思想。①这种伦理通则导致人际关系的道德化，这也是区分中西方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6］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一种契约关系，故推崇私人权益关系，重视保护个人权利，强调“天赋人权”、“权利本位”，要求把尽可能多的社会活动均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实现“法治”;而在中国，社会关系更多倾向于用道德来约束，“法治”之外更重视“德治”与“人治”。［7］因此，中国的社会关系主体在交往过程中，更多不是评价双方的交往是否合乎规制规则，而是评价其是否合乎道德准则，是否“和谐”，更多是心理上的满意程度。2．差序格局观在有关中国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中，最具概括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其《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观点。［4］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建构的，中国人在处理“己”与“群”的关系时，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这“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关系便产生了差序。每个人都是自己关系格局的中心，与中心距离的远近不同，形成了种种亲疏程度不同、质量不一的差序关系，权利和义务也就由其在同心圆中的相对位置决定。显然，处于差序关系中心的是血缘关系，因为这是一种先赋性关系，不论你是否愿意，出生之后就自然存在。［1］然后，随着后天的交往，波纹中心的“自己”会选择不同的人形成不同亲密程度的关系，波纹逐渐推出去，私人关系不断增加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应的是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认为，“团体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因此，每个个体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3．“缘”观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宿命观念，他们经常用“缘”来对人际关系的建立及其性质进行解释。因此，血缘、地缘和业缘成为情感建立的基础。血缘关系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中国“血浓于水”讲的就是血缘关系所蕴含的深厚情感。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连接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而产生的人际关系，故土、乡亲观念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①。中国人很重视地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地方都有“老乡会”等团体。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讲的就是这种以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关系。业缘关系是人们由于职业或工作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业缘关系可以包括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及竞争关系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及业缘关系对中国人建立其关系网络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事实上，对个人关系深入探究会发现，多数人与其关系对象之间都存在某种“缘”。因此，在中国，对社会关系深入探究会发现，多数人与其关系对象之间都存在某种“缘”。建立关系的双方通常要寻求某些种族、地理或工作上的共同社会特点［8］，这与受“神本位”和“个人主义”影响的西方存在明显差异。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讲究权利与义务，这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例如，在家庭中“父辈养育子女到18岁，18岁以后就靠子女自己”;在企业中则“完全依据业绩和表现来判定员工的用或不用”等。中国的社会关系则固定在特殊的社会体系中，形成特殊的界限(如学校、城镇以及工作单位等)，这种关系可能基于某种联系而不断扩充，也可能基于个人的经历而重新“洗牌”，因此关系基础有一定的弹性。［1］

中国新企业社会关系的特征

对当前中国新企业而言，社会关系既是一种为了获得市场信息和资源而建立的具有工具性和契约性的经济交换对称关系，又是一种沿袭了数千年的亲情伦理和不对称社会交往模式，同时还是转型时期应对制度性支持缺失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必要战略选择。因此，其所蕴含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比在成熟经济下更为复杂。［9－11］西方企业的生产运营及交易活动更多建立在公平法则的基础上，依照利益导向进行决策，相关交往方主要是为了实现资源交换，不会对彼此之间的个人情感进行过多考虑，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社会关系特征［15］;然而，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企业经营活动则不仅仅是简单的依赖于市场契约性的活动，相关交往方既是一个地位、资源、角色附带的抽象主体，更是具有情感因素的活生生的人，“人情”比“信息”更重要，“认识谁(whoyouknow)”比“知道什么(whatyouknow)”更重要，“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2］因此，中国企业的社会关系具有既包含工具性成分，也包含情感性成分的复杂特征。1．中国新企业情感性社会关系特征情感性关系主要表现为情感交换，经济活动领域则更多地体现为关系方之间的感情和信任。(1)感情感情是指双方之间相互理解和联系的程度，是关系双方的情感性承诺。［13］这种情感来自于孔子道德体系中的“仁”，所谓“仁者爱人”，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态度与感情。两个人有关系不代表有感情，双方关系的质量可以通过感情来反映。在中国，关系的驱动因素不是组织承诺而是交往双方之间的承诺，尤其在新企业创建初期，正式制度缺乏的时候［14］，创业者之间的个人关系往往决定了企业合作的可能性。研究访谈中，常常听到创业者在评价交易伙伴时，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是哥们”或“我们认识多年，关系不错”，话里面更多地表露出创业者关系中蕴含的感情因素，以及个人之间良好关系与企业合作关系的等同。西方的一些企业管理者错认为“行贿”在中国是建立关系的最好方式，这实际高估了“送礼”和“请客”等行为在中国关系中的分量。［13］事实上，物质交换只是建立并维持关系的一种方式，可能对一次易有较大帮助，但受“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重于义，小人重于利”等传统思想影响的许多创业者普遍认为，钱买不来感情，感情才是决定双方关系质量的重要因素。［1］因此，企业之间想要建立质量较高的关系，需要持续性的感情投入。(2)信任信任是构成企业间社会网络的重要维度之一。［15］社会学家巴伯尔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特定性信任，即对他人做事能力的信任和对他人友好、善良意图的期待。［16］中西方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两种信任类型的倾向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在新企业创建年限短、资信等级不高的情况下，西方企业对创业者及其创业团队“能力的信任”在组织活动中占重要地位并起主导作用;在中国，对创业者及其团队成员“人品的信任”则更为重要。许多时候，信任主要是通过真诚而非能力得到［1］，典型的表现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企业之间可以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在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时，向对方发送货物或者提供帮助，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因此，就中国新企业而言，信任既可能有助于企业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以及构建企业的合法性，也可能会带来因缺乏明确的契约约定而产生的经济纠纷。2．中国新企业工具性社会关系特征一般来说，工具性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源交换性质的市场关系，交往主要是为了满足彼此需要。企业经营活动中有明确责权利限定的契约性关系是最典型的工具性关系。但这里为了强调中国情境下工具性社会关系的特征，我们将重点就互惠和面子的工具性作用展开论述，而将契约关系作为题中应有之意，不再赘述。(1)互惠互惠是传统文化赋予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产生于中国人际交换行为的基本模式———“人情”，类似于英文单词“favor”，通过相互之间的支持及利益交换来实现。［17］人情在中国的广泛存在导致了一个个人情嵌入型的互惠关系网络。在互惠网络内，由于相互间的关联及潜在合作利益，形成了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彼此间主动或被动地给予一定“关照”和“恩惠”［18］，受惠方总要在适宜的场合回报施惠方，这也是儒家思想强调的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当然，这种互惠交换并不存在严格的对等性。中国古往今来的人情法则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旦清算、明算、互不相欠，就成了不通人情的表现，相互之间的关系质量也就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的终结。新企业在创建、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与各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方进行交往，交往过程中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有时企业扮演着资源支配者的角色，而另一些时候则成为资源请托者［17］，这种互惠性的社会关系满足经营活动交往各方的利益需求，从而实现共赢。在中国企业间的互惠性关系不仅仅是履行合同的“责任”，还是一种“债务”，就债务的程度而言，是由双方有着多少及多深的人情往来而决定。［1］(2)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现象，儒家主张家庭本位，等级制度与宗法伦理，这些思想构成了面子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面子既是一个人的公众形象，也是通过一个或者多个被他人认可的社会角色累积而成的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更是国人用以维持森严的等级差异以及人际稳定的社会意识。日常生活中，如“打狗还要看主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等很多常用语，都诠释了面子的含义。在我国，面子对新企业市场合法性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法性理论认为，新企业需要不断提高合法性程度，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实现生存和成长。［19］中国创业者的社会关系对弥补新企业合法性缺失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企业社会关系中有权势的人越多，越有地位，则面子越大，面子越大则企业合法性越不容易受到质疑。与市场或者社会中“面子”较大者构建社会关系，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起到或明示或暗示的作用，企业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将得到提升。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中，最有面子的莫过于官员和政府。如果新企业与某些官员或者政府部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对于互惠交往方来说是一种体现企业市场实力的积极信号，新企业会因此赢得一个较宽松的经营活动条件或环境，这也是中国的许多创业者和企业家非常乐意成为“红顶商人”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中国企业的社会关系中，情感性和工具性关系并非完全割裂，工具性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常以情感性关系为基础，情感性关系又通过工具性关系得以不断加深和提升。在人情机制的作用下，中国企业社会关系呈现出工具性与情感性共存共生的微妙态势。

转型情境下中国新企业社会关系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