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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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兼谈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

县域经济是以县为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前，在西部大开发、东部大开放的背景下，作为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尽快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是摆在各级各部门的重要课题。而透过对湖南省蓝山县经济的崛起，尤其是蓝山毛织城迅速崛起的深入分析和探索，对于我们研究县域经济发展课题，做好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背景一：“泛珠三角”经济圈构建全面启动

不久前召开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标志着我国最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9 2”“泛珠三角”经济圈正式启动，并打造“1358”经济圈，即构建1小时(大珠三角)、3小时(广东)、5小时(大华南)、8小时(泛珠三角)人流、物流、休闲旅游圈。这是一个占全国面积的1/5，人口的1/3强，GDP的1/3的超级经济体。对于与广东联系相当紧密，但又一直徘徊在广东珠三角经济圈外的湖南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周伯华省长在会上表示的：“主动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既是湖南的责任，也是湖南加快发展的捷径。”目前，充分发挥湖南地处泛珠三角经济圈内环和粤港澳地区经济发展“后院”的作用，把外源性经济作为加快湖南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主动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全面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

背景二：蓝山经济发展的“三大反常”现象

近两年来，地处“楚尾粤头”的湖南省蓝山县，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迅速崛起了一座毛织城，并相继出现了“三大反常”现象，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一是“小水电”强县没电用。蓝山“小水电”在全省小有名气，是湖南唯一一个不归电力局管的县。上个世纪末，全县小水电装机3.5万千瓦，大量余电外卖郴州。近三年来水电装机增加2倍，总装机达10.8万千瓦，已竣工上网运行的有7.5万千瓦。但随着工商业快速发展，用电需求剧增，三年人均用电增加200度，达到人均用电500度，工业用电量翻了一番。目前，电力负荷缺口在2万千瓦左右。二是新建房主没房住。蓝山以毛织业为主的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3年时间发展到300多家，县城人口3年增加2万人，县城房屋出租率提高了三成以上，近乎饱和，不少建了新房的人将房屋整体出租给别人办厂开店，自己却去租房子住。三是企业找不到“打工仔”。就业问题曾经是一个非常压头的问题。近年来，全县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用工缺口在1万人以上，从无到有已发展到350家，可容纳5万人就业，目前用工3万多人，政府不得不派出几支队伍到外省外地招工、求助。三大“反常”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蓝山人气趋旺，发展加速的现状。有人把它称之为“蓝山现象”，或曰“蓝山效应”。

背景三：蓝山发展曾经历曲折

蓝山经济曾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肩扛全省发展乡镇企业的大旗，1993年全省首届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以蓝山为开幕现场，当时与邵东并驾齐驱，名噪一世。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观念、环境等一时没有跟上来，到了20__年，步入低谷。石材生产由高峰期298条生产线，只剩下12条生产线，民营经济全面萎缩，缴税绝对额减少892万元，县级财政收入3年只增加501万元，干部、职工四、五个月领不到工资，怨声载道。《湖南日报》头版头条予以曝光、警示。

把压力当作动力，把教训变为智慧，这是蓝山人迈向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一届蓝山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民营立县、外向带动”的发展战略，铁肩硬手抓环境，集中精力抓发展，突出解决了六大问题，即：抓战略研究，解决了思路不清的问题；抓集中整治，解决了环境不优的问题；抓结构调整(产业培植)，解决了效益不高的问题；抓招商引资，解决了投入不足的问题；抓项目建设，解决了总量不大的问题；抓机制创新，解决了存量不活的问题。短短二、三时间，蓝山经济再度崛起，民营经济在全县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八成。特别是蓝山毛织加工业从20__年下半年开始起步，从无到有，从慢到快，仅二年多时间，就发展到300余家，拥有织机2万多台（套），用工近3万人，年工缴费收入3亿元，成为湖南承接广东沿海外向型毛织加工企业向内地转移的最大基地。一年中，县城陡然增加了一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人气大旺，百业大兴，可租用房屋门面全部告罄，超市、餐饮、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两家投资分别在540万美元、350万美元，计划用工分别为6000人、4000人的大型外资企业和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港资电子公司相继落户蓝山，一座毛织城迅速崛起，令人瞩目。

蓝山的再度崛起，呈现出的三种反常现象，从不同侧面诠释了蓝山县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内涵，三者之间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三种反常”现象，不仅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而且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在一个县， 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就会加快，伴之而来出现的矛盾，也是很正常的，这是加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使县域经济永葆活力。

蓝山迅速崛起的启示

（一）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有准确的产业定位

湖南的县域经济如何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对此，应深入分析湘粤两省产业结构差异，准确把握大珠三角产业调整升级的发展趋势，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积极承接对方相对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环节的部分产业转移，并且在产业链的衔接和延伸上下工夫，从而融入大珠三角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去。

审视蓝山再度崛起的奥秘，最主要是得益于对自身县情的清醒认识，对产业发展战略的准确定位，对战略机遇的及时把握，赢得了发展的先机。为了加快蓝山发展，20__年初，该县组织开展了全县性的大调研、大讨论，客观分析县情，审视发展大势，认为蓝山经济发展具有三大优势并面临难得的机遇：一是蓝山毗邻广东，永连公路开通后，去广州可朝发夕归，发展“归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二是蓝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起步早，走民营化道路的观念强，九五期间，推行国企改革，国有工业企业基本退出市场，具有体制优势；三是蓝山人经济意识强，民间资本比较雄厚，35万人就有8万多人在外打工，其中在广东打工的有6万人，尤以从事毛织加工为主，且不少已成为活跃在广东毛织加工业的精英，当上了老板或技术骨干，具有人文优势；同时，粤港澳“珠三角”产业正在优化、升级，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要求日益迫切，处于承接广东沿海产业转移前沿阵地的蓝山，正面临着良好历史机遇。为此，该县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决定以发展毛织加工企业为突破口，大力引进“三来一补”企业，把蓝山建设成为内地承接广东沿海产业转移的外向型加工贸易区。可以说，蓝山早就以自己的果敢行动，把省委、省政府关于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设想变成了初步现实，为我省实现与“泛珠三角”经济圈产业的全面对接，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树立正确的区域观

行政区划是一种客观存在，经济区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要求。随着“泛珠三角”经济圈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格局从“行政板块”向“经济板块”转化，特别是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区域生产要素的组合半径已大大突破县级行政区域空间。过去依照行政级别来确认和培育区域经济中心的办法，实践证明，已越来越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县域经济要赢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正确处理好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的关系，跳出行政区的束缚，按照区域经济的分工，从经济区域的高度来审视和制定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融入到“泛珠三角”经济圈这个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的经济区域中去。

（三）发展县域经济产业定位要突出区域特色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一样处于战略性大调整阶段。因此，产业优化调整是全国面临的大问题，也是县域经济应当解决的突出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区域经济，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的产业结构都不可能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自求平衡，更何况县域经济这一层次。针对县域经济缺乏龙头、产业层次低的现实，县域经济发展在多方竞争的情况下，只能实施非均衡的竞争战略。要突出龙头企业的引进和发展，通过产业整合把人、财、物等资源、要素集中配置到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上，实行重点扶持，重点突破，经营强项，发挥优势。蓝山的毛织加工、小水电等支柱产业形成过程，正是实施非均衡的竞争战略，重点突破的结果。

（四）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民营化的道路

从民营经济自身来看，它产权清晰、机制灵活、管理严明、决策科学，不用政府投资，生产成本不高，是一种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从全国先进发达地区的成功实践来看，民营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县域经济实力就强。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努力把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动力和增长点，担当起发展县域经济大舞台的“主角戏”，为实现与泛珠三角产业对接提供体制保障。就拿蓝山来说，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0亿元，人平超过3000元。对这笔可观的社会财富，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把民间储蓄转化为社会投资，放“虎”出笼，以增量投入带动存量调整，推动由商贸流通、社会服务向产业投资领域的转换，实现民营经济质的飞跃。该县20__年新建的49个电站的1.7亿元投资，全部由民间业主投资，政府没有出一分钱，成为蓝山经济的一大特色。

（五）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出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我国的产业集群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是我国传统产业和现代制造业走向集约化、专业化的重要形式，是推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学界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的主体，政府是服务的主体，政府对于企业，不是指手划脚、横加干预的“婆婆”，而是把共同利益建立在发展地方经济、承担社会责任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集群的发生往往是自发的，但作为资源配置组织者的政府却可以起到“催生”的作用，尤其是在集群的发展阶段，政府的引导作用更为显见。其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产业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资本和要素是流动的。一个地方能不能吸引投资、营造商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优惠政策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产业环境。象丽宏、承阳这样的大型毛织企业之所以能落户蓝山，而没有被据说“政策条件”比蓝山还优惠的地方拉去，最主要的就是看中了蓝山已有数百家中小毛织企业所形成的良好产业环境，将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肥沃的土壤。同时，大型企业的引进，又可为中小企业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该县原有毛织加工企业只能完成织、缝两道工序，现丽宏、承阳公司可把毛织加工挑、洗、染、绣、出口一条龙工序全部完成，直接与外商签订加工销售合同，从而实现“双赢”的目的，最终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六）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扩大信贷资金的投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诚信是经济合作的基础。而目前，地方特别是县级金融资源流失十分严重。以蓝山为例，20__年全县贷款余额仅增长3.2，远低于全省17.8和全国21.4的增长水平。20__年蓝山存贷差3.8亿元，20__年达到6.4亿元，增长了67，扣除各种准备金和历年亏损，可供信贷的资金超过4亿元。当前，特别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地方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切实抓好信用体系、信用环境建的建设，努力创建金融安全区，尽快将金融优势转为经济优势，防止金融资源流失，为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

（七）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大力优化经济环境

环境优劣关系到县域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生死存亡。对外来企业而言，基础设施不行就进不来，发展环境不好就留不住。为了在承 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中，抢占发展先机，我们必须把创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作为一项战略决策切实抓紧抓好，在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突出抓好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加大行政效能监察力度，进一步改进作风，切实转变职能，真正把政府职能转到兑现政策、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把政府工作的重点放在搞好服务和营造环境上来，努力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优惠的政策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和良好的治安环境。

第2篇

1.对县域企业技术创新特殊属性认识不足县域经济中小企业居多，技术创新项目无论是从市场需求还是供给方面，均无法与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相匹配。县域经济的技术创新具有特殊属性，即包容性创新。但是，目前国内县域经济发展中，人们对县域技术创新的这一属性认识不足，县级政府盲目招商引资，追求引进大企业、大项目，忽视了技术创新，从而引致县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2.政府财政对县域经济技术投入不足自2002年以来，辽宁44个县市财政对县域经济技术投入也快速增长，从2002年的1649万元增长到2013年的14.06亿元，十年来增长了85.2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49.8%。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2013年，44个县市财政技术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0.112%，这一指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0.439%，更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0.865%，财政技术投入难以满足现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3.政府财政对县域经济技术投入地区不平衡政府财政对县域经济技术的投入地区间极不平衡。在2013年，县域财政对技术投入最多的盖州市（53700万元）是投入最少的阜新县（305万元）的176.1倍。另外，从县域财政对技术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最大的绥中县（0.487%）是最小的法库县（0.010%）的48.7倍，差距非常巨大。这种技术投入的不平衡性显然不利于辽宁县域经济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4.县域经济中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确立一是县域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较少。在辽宁省县域经济中企业的R&D投入强度仍远远不满足企业技术创新的需要。这也是制约辽宁县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二是企业激励机制不完善。一方面，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缺乏竞争力，低于发达省份，难以吸引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企业也不注重对人才的长远发展和后续培养。三是县域企业高素质技术人才短缺。辽宁县域企业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吸引人才的薪酬机制、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没有为良好的可供优秀人才施展才华的舞台。

5.高校和科研院所与县域经济的合作有待加强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很难满足县域经济所需。目前，辽宁共有高等院校112所、科研院所149个，从事技术人员14万多人。这些技术人员每年都年都有大量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中很多都不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造成技术成果供求的结构性失衡。二是高校与县域经济没能很好地深度融合。目前辽宁高校技术服务县域经济工作主要是“点对点”（即一个高校仅仅对接一两个县市，一个县市仅仅对接一个高校）的帮扶对接，而一个现实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技术支撑，很多时候紧靠一所院校或科研院所难以支撑，使得这一技术创新模式的作用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6.县域技术中介服务体系仍需完善目前，辽宁的县域技术中介服务体系的活力还远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在信息咨询、专利、技术评估、融资服务等技术创新服务领域的发展远未形成规模与效益，政府对中介服务机构的引导协调工作措施不到位，在支撑服务创新能力与体系建设等方面作用不突出。我省县域技术管理过程中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相对缓慢，缺乏活力，致使创新活动缺乏技术支撑。各县市的技术工作虽有不同特色，但仍有不少县市还没建立综合技术创新平台，还缺乏为本地优势产业提供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使得县域政府所属的技术资源相对分散，服务机构规模小而分散，服务人员缺乏资质，这些都是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二、优化辽宁县域经济技术创新模式的途径

1.明确县域经济的包容性技术创新发展模式为了更好的发挥创新潜力，县域政府应该建立一种三维发展战略，改善创新环境、提高劳动技能、实现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的全覆盖并降低使用费用，政府与企业合作，低成本建立基层集信息流、物流和商流服务平台，增加对公共部门和中小企业的投资。为了激励包容性创新在县域经济体中的健康发展，县级政府首先应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为包容性创新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

2.明晰政府对县域经济技术创新的指导方向一是加大政府对县域经济技术创新的财政投入。辽宁对的县域经济技术创新的财政投入相对偏少，财政技术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0.10%，这一指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0.407%，更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0.862%，财政技术投入难以满足现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应增加财政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二是要调节地区技术创新投入差距。辽宁各县市对县域经济技术的投入水平差距显著，强县与弱县对技术投入相差数十倍。为了避免县域间经济与技术水平差距越拉越大，辽宁应通过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县市进行有差别转移支付，即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这些县市技术创新。三是要通过政策与资金引导技术创新发展方向。政府应通过对不同产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不同来引导未来县域经济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技术资源的配置力度。

3.逐步强化县域经济中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一是扶持和鼓励县域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投入主体。政府应扶持和鼓励企业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增强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投入主体。二是企业应设置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企业应构建促进自主创新收入分配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员工在价值取向上追求创新利润，从而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开展。三是企业应培育和引进更多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企业应加大引进和留住人才的力度，还应构建吸引和培育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4.优化高校和科研院所与县域经济的合作方式一是建立高校和科研院所与县域经济良好沟通的渠道。政府要搭建一个高校和科研院所与县域经济技术交流平台。使得他们之间很容易进行交流，进行产学研合作。二是加强高校和科研院所与县域经济进行深度融合。应该强化政府、高校、县域经济之间构建技术服务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优化“政产学研”相结合的县域经济技术创新发展的新模式。

第3篇

（一）壮大县域经济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壮大县域经济，有利于区域内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城镇成为农民务工经商的新的就业平台。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还可以避免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过度集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中城市的就业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压力。

（二）壮大县域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产业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中的50%以上属于务工及非农性收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将有利于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农民获得更多的收入。此外，县域内比较完备的行政、经济和社会管理手段，有助于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渠道。加大对农民的政策性扶持力度，有利于统揽市场，整合资源，形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二、壮大县域经济，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调整经济结构首先，稳定第一产业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优先发展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模式,使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得到合理流转,从而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积极探索有效的组织模式，因地制宜，培育优势产业；扩大农产品的销售领域，改变农产品的销售方式；大力加强龙头企业建设，通过给予财税、信贷、科技等方面的支持，做强、做大一批龙头企业，并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互利双赢。重视农业科研，加快农业技术转化，大力开展科技下乡,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机制,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编制相关的农业标准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其次，创新第二产业的布局。对技术进行改造创新、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加快机制的转换和体制创新，立足本地特色，突出主导产业,做到抓大扶强。努力实现工业的跨越式发展，从而有效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走新兴工业化的道路，遵循市场导向、适度跨越、重点突出、技术领先，比较优势等原则，改变县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的无序状态，提高区域内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提高县域的综合竞争力。实施以特色工业为主线的县域工业发展之路，实施以园区工业为主导的县域工业发展新途径，大力培植产业集群，构架县域工业网络。第三，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工业的现代化，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优化，对县域经济的壮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要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总体规划布局。进一步调整传统第三产业，通过完善相应的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加快娱乐餐饮业发展，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提高服务的质量水平；发展商品贸易流通业，构建县市、乡镇和村三级购物中心和服务体系。在传统产业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社区服务业、信息技术咨询业、中介服务业、电子商务业等关联度大、效益好、收入高的新兴产业，推动第三产业向多方面、多层次发展。

（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切入点民营经济具有经营机制灵活，产权关系、利益关系明确等特点，在市场机制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和有力的吸引力。民营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稳定、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民营企业的发展，使民营经济日益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大力挖掘民众的智慧，广泛吸收民间的资金，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促进民营经济整体快速发展。引导规模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管理制度，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培养更多的人才，形成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龙头企业，从而带动整个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升。民营经济发展中，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能降低交易的成本，带来更多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还有利于企业之间开展有效的竞争，从而刺激企业的创新发展。采用多种措施（如典型示范、结对子等），鼓励、引导更多的农户加入非农产业，壮大民营经济群体的规模,加速产业集群的发展，扩大富裕面。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发挥特色优势,做优做强某一产品、某一环节,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加速县域城镇化进程,快速扩大城镇人口规模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之一，21世纪前20年中国的城镇化应以县城为重点,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化就是改变农民的社会关系，实现人口经济活动的转移。大力推进城镇化，是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较大规模地转入工业部门和城镇就业，建立起现代经济结构。通过采取以承包地、自留地换城镇社会保障的方式,使大部分农民彻底脱离土地。改变过去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状况。通过发展以县城为中心的中小城市,使县域内有限的经济要素,向县城聚集。提高县域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改变非农产业效率低下,发展速度缓慢,大量县域工业开发区空臵和土地浪费的问题。城镇化还有利于整合教育、教学资源，形成规模效益,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和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平，有利于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合理发挥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政府在规划县域经济发展、规范市场秩序、优化产业结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县域政府如果过多的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甚至参与市场，就会产生很多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现象。比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给予企业各种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从而导致区域间的竞争被异化为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的竞争。政府应主要进行宏观管理，依靠自身的优势，纠正市场失灵，对市场经济的各种参与主体给予同等对待，整合资源，引导经济健康发展，形成公平、有序的场资源配臵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臵。

（五）完善健全县域主体财政机制，增强县域主体财力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需要资金的支持。进一步增强县级行政主体的财政调控能力，完善发展县域经济所需的资金环境，缓解国家财政拨款不足，县域资金紧张的问题，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资金环境。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出发，应进一步扩大资金投放的力度，降低贷款担保等限制条件，简化贷款审批程序，提高金融机构的工作效率；县域金融机构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信用系统，提高贷款评估、咨询的效率，降低费用和时间成本；发展一些小额的贷款组织，如村镇银行、农村基金会等，改善县域内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形成较为稳定的、多种形式的融资渠道，建立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体系。由于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缺乏先进的投资理念，也缺少多余资金用于投资，因此还应加大资金的引进。加大县域的开放程度，创造适宜的开放投资环境，积极招商引资，改变农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的被动局面。

（六）打造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人才是县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枢纽和调控的作用。建立科学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人才评价体制和机制，形成相应的人才支撑体系，对于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转变用人机制，用人要做到公开化、程序化、规范化，冲破学历、职称、资历、身份等的传统观念束缚，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人才支撑体系。使人才支撑体系具有层次性、整体性、包容性等特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臵中的作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升高科技人才的总量，充分引进特色经济所需要的特色人才。

第4篇

邮票是邮政行业中最传统业务之一，在目前通讯高度发达的新会里，邮票所承担的传递信息的功能日益缩减，但这并不代表着邮票业务将走向末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追求也逐步从物质享受向精神享受转变，设计精美或具有纪念意义的邮票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争相收藏和赏析的对象。这给邮票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为此，发展个性化邮票已成为邮票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发展个性化邮票主要依托

邮票之所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主要是其内容的独特性以及内容所表现出来的纪念和收藏价值，因此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各地个性化邮票发展的依托。要做好个性化邮票的营销工作主要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订单式个性华邮票服务，为需要的县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提供所需要的个性化邮票。二是以县域民族风情等具有当地民族特点的文化制作成邮票、贺卡、集邮珍藏品等商品，并根据生日、寿诞等主题形式灵活组合形成套装作为礼品，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三是将个性邮票作为旅游纪念品，制作成套纪念册，为外地游客、来宾提供了精美的纪念品，以满足外地旅客的纪念和收藏需求。

（二）创新的营销思路是个性化邮票发展的基本条件

创新是营销工作永恒的主题，个性化邮票的发展也离不开创新。因此，邮政营销部门要在认真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走积极、健康的发展道路，努力借助难得的市场机遇进一步做大规模，大胆创新思路，结合经济开发特点，对市场进行细分，力求邮票个性化服务有重大突破。一是要在做好个人专题个性化邮票营销活动的同时，以个性化邮票为主的邮政礼仪服务转变业务发展思路，大胆创新，将服务礼品范围拓展到邮政的各项业务中，使邮政产品优化组合营销。二是要对过去的邮政营销模式进行大胆的修改，制定出一套符合地方市场经济，满足市场需求的营销方案。三是要抓住个性化邮票的收藏、鉴赏、保值等特性，为客户量身定做，比较灵活，对宣传地方政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形象，扩大知名度，突显个性有积极作用的特点，制作邮票套装纪念品，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从而由被动变为主动。

（三）以本土“文化节”为契机，发展个性化邮票

个性化邮票的收藏和纪念价值决定了个性化邮票在邮票中的地位。但是，个性化邮票的个性化是其占领市场的关键点，因此，突出邮票的个性化就成为个性化邮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了。因此，本土的各类“文化节”及传统的民族风俗节日自然成为了个性化邮票发展的最佳契机。要想抓住这个绝佳的机会发展邮票，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灵通信息。及时了解当地本土文化节的时间、地点、承办单位、主题等。二是立即做出反应，积极争取。在收集和了解相关活动信息后，邮政部门要积极策划营销方案，主动上门商洽，争取业务。三是做好宣传。积极与当地政府作好特色邮票的宣传工作，可通过举办首日封开封仪式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

（四）与其他邮政业务紧密结合，促进邮政业务的全面发展是发展个性化邮票根本目的

邮政行业的发展要有整体发展的思路，就个性化邮票而言，其主要价值还在于对整个邮政业务的带动。如何与其他邮政业务紧密结合呢？一是要立足于服务社会热点活动，抓住客户所看重的个性化邮票具有特殊宣传作用的“热点”效应，大力拓展邮票个性化服务业务，使该项业务成为集邮业务的重要支柱。二是要加大个性化邮的宣传，同时促进邮政的其他业务，如邮资（广告）信封、邮资（广告）明信片等也同样具有功能，可以发展个性化邮票的地方就可以发展邮资（广告）封、片业务。三是要敏锐的捕捉市场信息，建立信息库，把握商机是关键所在；树立邮票个性化服务业务的品牌，提高个性化邮票的策划设计水平是发展做大业务的基础；在业务发展过程中，灵活运用营销技巧，做好为客户服务的各项工作是成功的前提；站在客户的角度搞好策划，实现“双赢”是成功的保障。

二、依托本土重大节日，是做好邮政营销的关键

重大节日的民间风俗习惯往往蕴藏着极大的商机。各地邮政部门要紧紧抓住各地在不同节日的民间风俗习惯，并以此为契机，大力拓展邮政营销。

（一）依托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做好邮政营销工作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邮政部门要把握好中秋节日的商机，发挥邮政企业品牌及渠道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展邮政服务领域，迅速启动中秋营销活动。一是要从月饼厂家、品种和礼盒组合产品的选择到包装的设计；从促销现场的布局、气氛到人员安排、推介技巧等都要认真考虑。二是认真分析中秋礼仪营销的形势和运作模式，把当前整合邮政强大渠道优势，发挥寄递网络的作用，作为邮政中秋市场竞争力的营销重点。三是针对大客户市场，主动向政府及通讯、银行、公用事业、金融保险等行业大客户的领导、主要经办人专送具有邮政特色的中秋月饼，介绍邮政中秋礼仪优质、优价、优选、优装、优送、优惠六大特色服务，争取社会的认可。

（二）依托国庆、建党、建军等节日，做好邮政营销工作

国庆、建党、建军节即将来临，各地邮政局为把握好商机，发挥邮政企业品牌及渠道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展邮政服务领域，迅速启动营销活动，一是做好国家国庆等纪念邮票的发行工作。二是做好特色服务工作。在特色邮政服务方面，各地邮政局从纪念品的组合，到产品的选择到包装的设计上下了极大功会，既突出节日本身，又与各地自身特色相结合，针对大客户市场，主动向政府及通讯、银行、公用事业、金融保险等行业大客户的领导、主要经办人专送纪念册，以搏得客户的喜爱。

（三）依托企业的开业庆典、成立周年等节日，做好邮政营销工作

企业开业庆典或成立周年是邮政特色服务的又一新领域，为迅速占领这一市场，各地邮政部门要积极应对，以实现成功营销。一是要对县内和周边企业进行摸底，对规模较大的企业实行台帐制，把企业的成立时间，经营理念及产品特色一一做好记载，掌握好第一手资料。二是要在企业成立周年庆典即将来临之际，由专人对企业实行邮政服务营销，通过制作和发行企业周年纪念邮票和纪念册的方式，为企业服务。三是确定重点企业，对县内的大型企业，实行重点营销，由县邮政局相关领导带队，对企业进行全方位服务，通过制作企业特色专用信封、企业发展史邮票、成立怀旧纪念章等形式做好邮政服务工作。

第5篇

（一）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层面

首先，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次较低下。当前，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资源性、关联性、混合性和复杂性，县域经济既依靠当地资源以大农业为基础，又混合有加工型、商贸型、采掘型等多种经济发展类型。但是，一方面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基础设施落后、生产模式陈旧、科技创新能力低下、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欠合理、资金和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等诸多制约因素，同时又多面临小农经济与规模化、山区经济市场化与边缘化、农村经济与城镇化、特色经济与工业化等诸多矛盾，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县域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发展步伐迈得太慢，县域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我国贫困线标准定得还较低，农村返贫率还很高，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发展环境缺失的偏远边缘化地域。另一方面，我国多数县域经济增加值构成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仍偏大，第三产业的发展依旧不足。2013年全国县域经济增加值构成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占比约为21%、45%、34%，而同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占比约为10%、44%和46%，第三产业的GDP占比第一次超越第二产业跃居第一。同时，我国县域经济的产业层次也普遍较低，以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多属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资源的消耗量较大，环境的污染度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较低，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的反哺效应不显著。

其次，县域经济间发展的差距日趋显著。我国幅员辽阔，各县域因社会经济发展的地理区位、要素禀赋、政策制度、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县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地理区位上，沿海地区或中心城市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原有基础好，再之引领改革开放，率先占据了经济发展的优势，而地理位置边远的内陆地区或山区原有经济基础薄弱，自我发展能力低下，改革开放步伐较慢。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县域间要素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地理区位优越的县域因集聚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等形成的正能量促使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并与地理区位不占优势县域间的经济发展形成差距且日益扩大。政策制度上，虽然国家从宏观层面出台了统一的政策法规，明确了基本框架或内容，但实践中各县域结合自身实情会将制度地方化、习俗化，其实施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安排会差异于国家统一的政策框架，同时国家对一些区域实行以放权让利为前提条件的倾斜政策，会使这些地区的试点县域获得从其他地区转移过来的超前利益，进而扩大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资源禀赋上，由于众多县域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地方特色资源的开发上，而特色化资源工业的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短期内最易见效也是环境约束最少的现实选择，由此所形成的不同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各县域发展失衡的重要致因。产业结构上，由于各县域资源空间配置和产业要素聚集状态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县域产业结构类型，其对未来一定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协调具有决定性作用，进而形成了县域经济间的发展差异。社会文化属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发展、文化风俗等差异性的共同影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当地文化，并通过文化观念与文化价值体系等形式作用于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等，进而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策略、产业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而导致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最后，县域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且人力资源素质偏低。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主要表现在产业核心竞争力缺失、特色经济发展趋同，工业投资规模缩减、交易市场容量有限、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减缓、科技教育投入不足等。近年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正步入黄金时期。目前，我国改革忽视了作为县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产业的发展后劲战略，一些基础性和新兴的第三产业如计算机信息、科技服务等发展仍后劲不足，导致基础产业不基础，弱质产业仍不强。同时，县域经济发展资金的业务范围与实际职能不相符合，加之现行税收征管体系中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的征收税款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及省级财政，县级政府则较少有独立稳定的税收收入致使县域经济缺乏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而发展后劲不足。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县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多为年龄长、体质弱、能力差的留守农业居民，且其多聚居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运输不便、教育发展落后、收入水平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老少边穷县域，人才既进不来也留不住，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同时，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中重基础教育和理论教育、轻视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等现象依旧存在，导致低学历者接受新鲜事物、创新创业能力较低，而高学历者劳动技能又不如低学历者，使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牢、动力不足、活力不够、潜力不大。

（二）财政政策体系层面

首先，税收制度体系缺失。我国不尽合理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税收结构、城乡二元税制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我国现行税收制度是在1994年推广分税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它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实行相对较低的税率和标准更宽的税前扣除政策，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企业待遇，对农民实施有别于城镇居民个人和企业的扣除一定成本后对利润征税的总收益征税，形成了县域非均衡的发展格局。同时，体现非市场性分配关系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存有缺陷，人为操作痕迹明显，调节作用显现不足，实施效果不理想，政策过渡性意味较重：由于转移支付的初衷就是缩小县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和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转移支付的层层配套下拨方式，不仅限制了中央财政政策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层政府的可用财力，使财政转移支付目标偏离了原定目标；税收返还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既得利益，化解改革阻力，而目前税收返还、基数返还、体制补助等成为转移支付主要内容的机制却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县域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低下，大部分在60%左右，特别是一些贫困县域的财政自给率仅有10%左右，而对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过度易产生思想惰性，使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等随之消减。

其次，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支持主要包括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即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除需在调整产业结构、培育特色经济等层面下工夫外，还须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虽然各级政府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如国家在县域经济的第一产业发展中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政策、产粮（油）大县和生猪大县奖励政策、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等，同时各县域又在国家政策框架内结合自身特点切合实际地实施农业扶持政策，如对粮食生产机械优先补贴等，这无疑给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但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投资的占比特别是其基本建设、技术信息等方面并没有持续攀升反而呈逐年下降趋势，致使县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

最后，财政支出结构欠合理。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地域分布结构失衡。我国财政对不同地域实行了非均衡政策，如向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财政政策导致该地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总额中各类支出的占比不合理。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不足而非生产性支出偏大，县域“吃饭财政”问题较为突出；除福利与抚恤支出和支农支出外，其他支出的时期和地域分布不均衡和稳定；财政用于科教文卫、城市管理、社会保障等公共项目的支出严重不足。国家财政理应通过合理的支出结构发挥其促进县域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效用，但支出结构不合理的财政既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公，又会造成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失衡和滞缓。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财政支持的优化策略

第6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趋于常态化，区域内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区域一体化为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固安、大厂、怀来等产业新城的实践看，主动接受首都经济圈辐射、对接融入首都产业链分工体系，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开放型发展模式是其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固安地处环首都经济圈核心区域，与北京在技术、项目、人才等领域具有紧密协作的分工基础，不仅是首都新机场的发展辐射区，还是承接首都职能转移、支撑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固安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以“产业之区、休闲之地、空港之都、宜居之城”为内涵的京南卫星城。大厂则依据“厂开乃大，合众而强”、“站位区域、对接北京”的理念，坚定实施融入北京、接轨发展的策略，抓住北京实施功能疏散和产业转移的机遇期，着力打造“京东创意水乡城市”，加速推进后发崛起。怀来充分利用北京这个触手可及的资源库、近在咫尺的大市场，加强与中央企业、知名民企、外商外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对接，通过引进优质企业，合作建设重大项目，打造对接北京的桥头堡。事实证明，县域经济发展除了依靠自身基础之外，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发展途径，即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的辐射，利用比邻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开放型经济。具体而言，固安、大厂、怀来等产业新城可为其他地区发展县域经济提供以下启示：

1.实施对接区域中心城市战略。

目前，环绕北京周边有河北省的“四区十三县”，即张家口的涿鹿、怀来及赤城；廊坊的三河、大厂、香河、固安、广阳及安次县；承德的丰宁、滦平；保定的涿州、涞水。这些县市区位优势相当，但是发展绩效却各有不同，其中一个可能原因在于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对接北京战略。固安、大厂、怀来虽然资源相对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县域政府却以建设产业新城为平台，积极破除传统方式下封闭发展的瓶颈，从产业项目、基础设施、体制机制、社会建设等多方面着手，以产业对接为基础，以基础设施对接为保障，以体制机制对接为引领，积极探索建立资源共享及合作机制，全面加快与北京的对接，逐步实现要素流动、商品贸易、公共管理等方面与北京实现一体化，明显降低企业商务成本。

2.建设连接区域中心城市的快速交通体系。

尽管这些年来，我国高速交通网络有了较大进步，但是快速交通不发达仍然制约了大多数县域经济的发展。从大厂和怀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大厂境内高速公路尚未建成，通往北京方向的快速路建设仍未动工；怀来进京方向的京藏高速是闻名全国的“首堵”路段。从实践看，一方面，应重点建设高速公路、城际高速铁路或城际轻轨，扩大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另一方面，推进道路交通管理区域一体化，消除影响货物流通的行政区划壁垒，缩短对接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以“一地双网”的通信一体化为契机，加快推进与区域中心城市电信网、互联网、广电网的互联互通，尽早实现有线数字电视对接。

3.推动体制机制对接。

对接中心城市不等于项目招商或者定期会晤，而是依靠体制创新，从制度设计入手，逐步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从固安等产业新城的实践看，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设立对外协调组织机构。县级政府应成立对外承担区域协调的组织机构，由县（市）负责人担任机构领导，整合各部门资源，负责开展涉及产业和基础设施对接、流动人口管理等区域协作事务。其次，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搭建区域对接平台。如建立区域之间的互访制度、参与建立跨区域产业联盟、试点跨区域园区共建模式等。再次，强化民生重点项目对接。建立与区域中心城市在人才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及合作机制。建立健全跨区域环保联动机制，促进区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4.构建开放型产业组织体系，强化产业对接。

县域政府需要发挥要素资源优势和市场互补优势，按照“主导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特色产业互补”的思路，推进与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对接。这种产业对接又离不开开放型产业组织体系的支持，并依托若干个领头企业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组织各种要素资源和开拓市场空间。从固安经验可以看出，构建开放型产业组织体系重点围绕“四个主体、两个市场、三大网络”，四个主体就是企业、政府、合作机构（园区平台）和知识机构（创新组织），这四个主体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并不局限于特定空间地域范围内；两个市场是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重点面向国内区外市场和国际市场；“三大网络”是指技术研发网络、产品生产网络和市场营销网络，拓展网络域面，深化节点分工，增强网络互动。通过开放型产业组织体系建设，实现与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互补、功能联动和错位发展，并使县域经济能够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

二、产业新城建设：裂解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分割，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总体上看，中国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制度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关键是对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城镇体系、基础设施、住房危改、公共服务，以及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规划和体制、机制的创新。通过建设产业新城，以城市经济增量支持新农村建设，进而实现城乡同步发展、共同富裕，正在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有益探索。

1.把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发展作为城乡统筹的经济基础。

例如，固安工业园区成立10年来，生产总值年均复合增长达到95.2%；财政收入年均增速107.6%，其发展速度、运作模式均引领京津冀风气之先。随着园区规模从小到大，现代产业体系雏形初现，固安工业园区对县域政府财力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加大。2007—2011年，固安县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速由2003—2007年的13.3%上升到61.7%。县域财力的高速增长为固安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保障。实现城乡基础设施有效对接，必须提高新农村基本建设投入力度，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去5年，固安新修、改造农村公路311公里，新增农村变电站6座，铺设燃气管网142公里，建成了一批新农村书屋、农村文化大院等文化基础设施，稳步推进农村无线电视网建设，农民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此外，还在各乡镇大力推广“户清、村集、乡运、县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在固安，路、水、电、气、讯等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向农村延伸，镇村面貌焕然一新。在产业新城的反哺支持下，固安民生事业提质扩面，城乡社会事业得到均衡发展。首先，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医疗、养老等“五险”参保人员不断增加，新农合参合率超过90%，新农保参保率达到92%，城乡低保实现应保尽保。其次，投资2.8亿元迁建固安一中，改造危旧校舍2.9万平方米，对全县所有农村中小学进行了供暖设施改造，结束了不安全取暖方式；在全县范围内彻底消除了中小学D级危房，县域办学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再次，对全县所有敬老院进行升级改造，五保户集中供养率保持在80%以上。残疾人帮扶、贫困户危房帮建工作有力推进，弱势群体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农村卫生体系“三基两化”工作圆满完成。

2.把农村新民居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有力抓手。

新民居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新兴涌现的科学、绿色、现代化农村居住模式。新民居在居住区规划上尊重农村生产生活特点，注重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在建筑形式上体现传统文化与时代特点的紧密结合，注重新能源和绿色环保技术应用；在配套功能上以城市为标准，实现道路、供水、供电、供暖、电信、排水等基础设施全覆盖和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商业、休闲、养老等服务设施统筹建设。在战略上，固安将新民居建设确定为拓展产业新城的重要内容。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似、民俗相通”的原则，全县419个村街规划合并成106个农村社区。目前，已有郭村、马公庄等31个村街启动了新社区建设，初步形成了以南五里村为代表的县城周边组团社区和以林城村为代表的农村组团社区，百姓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围绕“改造城中村、整合城边村、建设中心村、合并弱小村、治理空心村、搬迁不宜居住村”的思路，积极稳妥推进54个村街的新民居建设。在此基础上，以连片建设、组团发展为基本方式，鼓励多村联建或扩建中心镇区、中心村，打造出一批展现地方特色、模式迥异、风格凸显、功能先进的万人小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区。

3.以产业新城为平台，深度发掘利用特色资源，发展体验、观光、休闲、生态多种形式的都市农业和休闲度假旅游业。

通过推进土地流转，建设1000户、占地500亩的家庭休闲体验园。围绕永定河绿色生态带建设，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沿永定河右堤、大清河左堤固安段实施万亩油葵、万亩薰衣草、万亩三叶草工程建设。以南王起营村为核心，发展万亩露地花木种植，打造南北两个集休闲度假、餐饮娱乐为一体的观光农业基地。发展休闲农业，对现有果园资源进行升级改造，建设集果品生产、观光采摘、餐饮旅游于一体的万亩园艺生态果园。发展生态农业，以7个乡镇的40个蔬菜专业村为中心，建设4万亩绿色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围绕独特的温泉资源优势和产业新城的区位优势，固安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还着力发展以温泉养生为基础、以都市休闲和度假服务为载体的休闲度假旅游业，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包括：引进一批中高端主题酒店、设计酒店，培育设计多元、风格多样的差异化酒店集群；延伸发展以民俗文化、民间工艺、古音乐为依托的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民间文化创意品牌，壮大焦氏脸谱、邢氏纸雕等民间工艺设计产业；发展以高端商务、旅游度假、健康养生、生态观光、民俗节庆为主导的休闲服务集群，并将其作为产业新城的重要产业支撑。概括起来，产业新城作为县域经济开放型发展的窗口和平台，不仅引入了以往封闭型发展条件下所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理念等关键要素，更重要的是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广范围内融入了外部市场体系。可以说，产业新城对县域外部环境所形成的影响力和集聚力，是提升县域经济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水平的重要支点，为发展现代农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

三、产城互动：紧密连接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纽带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正从三农型向复合型转变，也就是正在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县域经济，向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县域经济转变。这种转型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条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发展主线。工业化进程反映着资源要素向工业部门集中所导致国民经济产出能力的迅速增长；城市化则突显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空间分布变动所带来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变化等社会后果。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在改革初期，由于城乡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被计划体制分割为二，在“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导向下，迅速崛起的乡镇工业在空间布局上没有构建起与城市化的内在关联，得不到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等方面的配套支持。这部分工业所吸纳的资金和剩余劳动力被排除在现代城市经济之外，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乡村工业化道路。由于城镇对工业发展的聚集和支撑效应没有充分显现，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节。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28，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值。从就业结构看，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4.1%，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45%，发达国家大都在70%左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受产业层次和空间布局影响，工业部门对服务经济的带动性偏弱且在空间结构上与城市经济断裂，使城镇化进程也失去了应有的产业支撑。由于产业新城发展模式在战略上高度重视现代产业发展与城市拓展的内在联系，使得产城互动成为支撑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形成了多方面的发展效应。

1.吸引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拉动非农产业和非农就业增长，为城镇化注入实质性发展动力。

城镇化的本质是就业结构重心从农业移向非农产业和各类劳动人口向城镇集聚的有机统一。凭借优越的经济区位、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差异化的招商服务，一批以京东方、冀雅电子、锦绣前程、东方信联、峻岭电子、正兴车轮、百灵威（大厂）等为代表、具有较高科技水平和增值能力的制造企业被迅速吸引到产业新城的工业园区。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各类外来劳动人口也随之流入产业新城，成为产业新城发展的强有力基础；同时，这些外来企业也为本地劳动者释放出大量的、不同能够层次的就业机会，促进了产业新城所覆盖区域就业结构的转型。从长期来看，引导和推动先进生产要素向产业新城集聚，还将在产业链上刺激、催生配套产业和生产业的本地化，拉动消费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县域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增长质量。

2.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产业新城，实现产业发展和城市扩张在空间与功能上的有机融合、紧密衔接。

固安、怀来、大厂等产业新城始终坚持高起点规划，通过聘请国际一流规划团队，完善县域总规、控制性详规、修建性详规等法定规划，强化城市规划对于城镇空间快速拓展的引领作用。通过统筹协调工业园区与城市功能区的发展关系，将两化互动理念落实到城镇空间布局。在此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布局、建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安排好教育、卫生、商业、文化等城市配套功能。例如：大厂潮白新城规划建设的五环中央公园，以体育、养生、幸福为设计主旨，以奥运五环为设计构思，包含竞技体育、奥运五环的奥林匹克精神，休闲运动、拓展运动的养生理念。公园占地321亩，包含行政办公、文化娱乐、商业办公混合、办公商业混合、商住商务混合五部分。还配有公园主景亭、餐馆酒吧书店公园服务廊架、健身房、体育活动服务中心、露天剧场、茶室、画廊-城市文化展览、市民活动中心—城市客厅等休闲娱乐设施。实践证明，通过产城统筹，将产业发展与城市规划统筹管理，更有助于推进工业化进程。

3.积极承接大都市服务业外溢，高水平提升产业新城的服务功能、集散功能、创新功能、文化功能和枢纽功能，着力增强城市对产业发展的吸附力、集聚力和支撑力。

固安围绕“产业之区、休闲之地、空港之都、宜居之城”的总体定位，加快夯实商贸、商务、旅游、餐饮、物流五大功能建设，坚持把服务业发展与县域温泉、花木、林果、民间文化艺术等特色资源的挖掘利用有机结合，形成了温泉商务、温泉养老、农业观光、林果采摘、文化体验等新兴业态，引进了固安国宾温泉休闲基地、桑坦德养老基地等14个超30亿元的现代服务业项目，启动了总投资220亿元的总部公园项目，服务业发展实现了高点起步。大厂按照“产城互动”理念，把3个省级园区与夏垫新城、潮白新城和县城新区建设相整合，重点建设中央商务区、金融集聚区、科技研发区，重点发展商贸物流、文化创意、旅游会展、金融商务等产业发展。怀来围绕自己的特色产业——葡萄酒产业，沿产业链上下游，重点发展职业技能培训、特色旅游、商业会展、专业物流、葡萄酒贸易以及创意研发、生态经济总部等相关服务业。以现代服务业为突破口，着力强化城市对产业发展的服务功能，推进三次产业协调融合发展，不仅可以有效提升产业新城的集聚和承载能力，更能够在深层次上打破限制城市发展的根本束缚，为城镇化进程开辟更大的拓展空间。

四、政府购买服务：县域政府职能转变、产业新城开发效率跃升的创新之举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向市场分权，扩大市场运行空间，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大大缩减，但就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而言，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始于固安等产业新城实践看，县域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仅泾渭分明，而且政府的日常事务也得到了明显的瘦身。其原因在于这些县域政府在产业新城开发过程中大量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亲力亲为。从选择国内外一流规划团队进场设计，到按BT、BOT模式进行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再到招商引资、招商选资，县域政府只负责战略决策、规划把关、监督审核，具体事务交给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在这种模式下，县域政府可以将自身有限的资源聚焦到政策制定、管理监督等关键性行政环节，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内在优势则顺畅地注入产业新城开发进程的事务性环节。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内涵，目前国内比较公认的界定是一种“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新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政府摒弃传统的对公共服务项目包揽一切、包办一切的做法，通过公开招标，择优录取社会服务机构，由其完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并根据规定的服务质量和数量由政府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这种运作模式最早是源于西方的一项社会福利制度方面的改革，指政府在社会福利的预算中拿出经费，向各类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直接拨款购买服务或公开招标购买社会服务。它是介于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和完全私有化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折中方式，即政府继续保留其福利投资主体和制定福利政策角色，但将营办服务的责任通过合同形式交给独立的营办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是私营的营利性的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其他政府组织、个体工作者等。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提供部分或全部资金，并保留制定政策的权利，即对所要购买的服务做出限定，如服务对象的范围和资格条件，服务的质量、数量和目标以及评估方法等；营办机构则负责提供配套资金，在政府的政策范围内制定提供服务的具体计划和方法，并组织人力和物力实施计划。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从政府的政策制定到服务机构落实政策的过程，体现了政府与服务机构双方工作的协调与配合。近年来的产业新城实践表明，以园区平台公司身份出现的专业化社会组织主要体现出四方面的运作优势：一是资源动员和集结优势，能够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上调动包括资金、技术、人才、智力等在内的各种稀缺资源；二是专业化优势，具备专门的知识、流程、人员以及品牌、声望等无形资产；三是规模优势，开发体量大、成本分摊能力强，使开发成本大大降低；四是网络化整合优势，能够为县域政府和招商对象“量身定做”解决方案，而且网络所覆盖的合作伙伴越多，这种定制能力就越强。政府购买服务这种现代行政管理模式，在产业新城的迅速崛起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1.它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发展工业园区所急需而自身当期财力又难以负担的基础设施投入。

据不完全统计，在三个产业新城各自10年、5年和4年的发展历史中，依靠基础设施投入分别达到49.4亿元、20.4亿元和14.5亿元，分别达到各县同期累计一般预算收入的2.2倍、1.9倍、0.8倍。密集的、快速的、高效的基础设施投入构成了产业新城崛起的基本保障。

2.它使全球一流战略规划团队的顶级设计和最先进的开发理念得以注入产业新城的规划和建设之中。

2002年，固安工业区在创建设之初便确立了以“未来城市试验区”为核心理念的发展定位，工业园区规划由“新都市主义”倡导者美国DPZ、EDSA、RTKL、英国阿特金斯（ATKINS）、德国罗兰•贝格等国际级咨询机构担纲规划设计工作及产业定位研究；在制定空间战略发展总体规划的过程中，又先后聘请国内和欧美8个国家的20多位专家组成“国际工作营”，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进行规划设计，形成了“公园城市、休闲街区、儿童优先、产业聚集”的规划和建设方针。

3.为工业园区发展构筑起全程、高效的招商服务体系。

招商引资效率直接关系到工业园区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而招商服务又是影响招商成败的关键环节。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外包招商业务，使工业园区发展与专业招商机构的内在优势（强大的客户数据库平台+高度专业化的招商团队+完全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网络化整合招商资源）全面对接，招商引资的效率与以往相比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也正是凭借这种运作模式，固安工业园区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全程无忧管家式服务。园区投资服务部下设24小时服务指挥中心，24小时全天候服务对入驻企业实行封闭式管理，协助企业处理与政府各部门有关的事宜，为投资者营造了温馨的投资环境。

4.有利于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中各种利益的长期均衡。

第7篇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文明型态，生态文明产生的重要现实背景是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工业文明虽然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但同时也导致环境的严重污染，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开始反思工业文明，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概念。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是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人与环境要和谐相处。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是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循环经济、低碳发展，从而减少各类资源的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将人类活动控制在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范围之内。

（二）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的关系，而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没有经济的发展壮大，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没有必要的物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路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行不通，没有生态文明，经济发展必然会严重受阻。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二者并不存在所谓的冲突，这是实现二者和谐发展的基础所在。

二、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颇多，这些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之间存在冲突与相悖，对于未来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巨大威胁。

（一）发展理念落后

我国县域经济在发展理念方面比较落后，长期以来，在政绩考核重心为GDP的情况下，各县级政府都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提升，忽视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质量，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举例而言，一些县级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往往不顾本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一味引进三高一低的产业，给地区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危害。

（二）生态经济滞缓

生态经济发展滞缓是很多县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生态经济本身属于朝阳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广义层面的生态经济是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高度统一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性的经济。县域经济在生态经济发展方面重视不足、基础薄弱，生态农业、生态观光等产业发展比较滞后，县域经济发展缺少新的增长极。

（三）发展模式粗放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粗放，只重视经济总量，忽视经济质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构建资源节约型产业相悖，容易导致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不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粗放还表现在低水平重复性建设、传统产业占比过高、科技水平整体偏低、生产设备落后等方面，这些经济问题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消耗、更多的环境污染，会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更大的阻力。

（四）人力资本不足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力资本不足，尤其是一些新兴的高科技行业发展更是严重依赖于人力资本。当前我国县域在人力资本方面储备不足，不仅难以吸引优秀人才的流入，同时本地区一些优秀的人才资源也不断流失，给地区经济发展转型、产业升级、生态产业发展等带来危害，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三、生态文明视角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为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重点从多个方面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一）更新发展理念

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大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要更新发展理念，树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的理念，进一步提升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不仅要“金山银行”，更要“绿水青山”。在政绩考核模式方面，政府要将绿色GDP纳入到政绩考核中去，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坚决不能突破的底线，在生态保护方面进一步发力，力争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

（二）发展生态经济

县域经济发展要将生态经济作为一个重点，将生态经济打造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重点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高科技新兴产业等，壮大生态经济规模，发展生态经济的带动及辐射作用。在生态经济发展中，政府要创造良好的生态经济发展环境，从财税、土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推动生态经济更好地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三）转变发展模式

县域经济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摒弃以往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集约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的转变要从产业布局、技术创新、设备更新等方面着手，从产业布局方面来看，要逐步淘汰落后产业，引入高附加值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要依托技术创新来提升生产效益，减少污染；在设备更新方面，要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实现发展模式转变。

（四）加强人才引进

第8篇

1.1工业园区建设状况

安徽省五河县工业园区始建于2003年，规划面积16km2，工业园区产业主要定位是纺织服装、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引进了以华芳纺织、华运毛纺为代表的4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2013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6亿元，占全县比重达到43.9%；完成基础设施投资2.8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97.5亿元，占全县比重达到46%；完成招商引资到位资金39.86亿元，实现财政收入2.3亿元，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35%以上，解决了55%的社会就业。

1.2新区规划及产业定位

新工业区坚持规划引领，集聚人气与发展活力，将园区定位为“工业园、生态园和新城区”。新区的规划是在原工业园区基础上扩大，总面积约40km2，起步区10km2，核心区5km2。新工业区重点产业定位设想：打造2～3个重点产业，如新型建材产业（防水、防热、密封墙体等）、新材料及电子信息产业（超薄玻璃、触摸屏、LED产品等）、装备制造产业（数控、汽配、医疗设备制造等）、新能源产业（生物发电、太阳能、风能能源开发等）。

2存在的问题

2.1工业区规划及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初始规划形成园区与自然村共存，园中有村、村中有园，基础设施简陋，给企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日趋严重，使得部分已建项目需要拆迁重建（布雷斯顿、利达针织、鸿雁塑业等），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园区虽然搭起了框架，但还存在断头路、半面路、道路狭窄等现象，路网未形成环状,三水管网、绿化、亮化建设未能实现全覆盖，与快速发展的形势不适应，需要进一步完善。

2.2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缺乏

园区的建设要符合三个标准，一是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化，二要有相当企业进驻，三要实现产业的集聚。园区初始建设经验不足，各方面条件不完善，没有很好的达到这个标准，招商引资的整体环境不过硬，形成了“拾到篮子里都是菜”现状，引进项目质量不高、规模不大，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地整合，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链。同时，引进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含量不高，绝大部分企业的产品均以加工、跟踪模仿为主，没有核心竞争力，缺乏龙头带动企业，难以形成集团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开发区的积聚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3项目建设用地紧缺

一方面由于招商引资竞争激烈，为吸引项目落户，建区初期对引进项目的投资强度、土地投入产出率等不加控制，几乎是有求必应。有的项目认定外来固定资产不少，但与实际投入不相符，出现项目占地过多、只圈不建、停产闲置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土地指标紧张，加上近年来招商引资成效日渐提高，造成有签约入园企业在等地开工的现象。

2.4园区配套设施建设空乏

园区内第三产业配套几乎空白，无仓储物流配送，造成企业运营成本高，招商洽谈项目屡屡提出此问题；无公交站点、商场超市、娱乐服务等场所，不方便企业员工生活，不适应“产城一体化”构建宜居宜业环境的要求。

3对策建议

3.1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开发

一要坚持高标准规划。工业区的规划，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眼光放得长远，高标准规划，做到十年、二十年之后，甚至更远，都不会落后。既要有总体规划，又要有专项规划，既要有用地的布局规划，又要有产业发展规划；要舍得花钱，要结合实际，请知名的大的规划设计院设计。二要高起点开发。结合县域经济能力，按照高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做到“九通”，即通道路、供电、供水、排水、排污、燃气、公交、通信、有线电视。要优化环境，做好绿化亮化,为吸引大项目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要注重资源集约利用，提高工业用地投资强度标准，工业区工业用地的投资强度应根据实际确定科学合理的指标。不能因为关系而降低标准，不能因为急于完成招商任务，盲目满足招商企业要求而违背原则；要坚持规划的严谨和严肃性，不得随意变更规划。园区规划一经完成，就要严格执行，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3.2坚持把引进大项目作为工业区发展的关键来抓

项目是园区发展的生命线，没有项目，一切都是空谈。要重点支持主业突出、成长性好的龙头骨干企业，依托大项目、好项目、尖端项目带动产业优化升级，增粗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高对抓企业上项目重要性的认识，坚持招商引资发展企业、科技创新提升企业、改善环境服务企业的基本路子，实现企业数量增加，规模壮大，效益提升。要积极尝试招商引资工作“公司化体制、职业化队伍、专业化招商、市场化运作”，即招商体制由政府推动转入公司化运作；招商队伍通过职业培训，树立职业精神，形成职业化的队伍；招商活动渐成体系，招商措施形成专业知识；通过市场化运作，为招商人员提供佣金和经费，在需求和市场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要千方百计谋划、争取、引进一批新项目、大项目，全力以赴把项目建设搞上去。要集中全力抓项目，突破一点，以点带面，以商招商。要进一步抓住一批重大项目落地，瞄准大企业、大集团，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努力将其吸引来投资兴业。

3.3坚持大力培育特色农民工创业园

按照“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市场导向、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整合闲置厂房和场地资源改建一批综合性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调查显示，全县各乡镇农民工创业园大多数都存在入园企业少，企业停产和土地闲置等情况，建议统一整合各乡镇农民工创业园，在县城周围建设四个大型特色农民工创业园，形成“一区四园”的发展模式。大项目、大企业可以直接进入新工业园区，一些中小项目、地方企业进入不了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特色，就近进入特色园区，这样有利于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动员（返乡）农民工入园创业，给予政策扶持和资金申报补助。还可根据企业规模、促进就业人数、实现经济价值等情况给予资金奖励，努力提高（返乡）农民工入园创业的积极性。同时，农民工创业园的有效整合，还可以腾出土地指标，解决土地闲置、土地浪费等问题。

3.4坚持统筹保障工业区建设用地

从有利于引进县外优质资源、有利于提高产业发展效益，有利于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等方面考虑，“园区化”是实现工业经济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国家严格土地管理政策的背景下，土地供给困难和用地需求增加，使工业用地问题成为制约工业园区发展的最大“瓶颈”。针对这个问题，一要竭力引进5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向上争取点供用地。二要大力开展土地整治，置换出土地指标。三要大力开展土地清理，盘活闲置土地，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对闲置土地情况进行认真地调查核实，把厂房布局分散、占地面积较大、投资强度偏低、经营效益较差、土地浪费严重的企业作为重点处置对象，使闲置土地处置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3.5坚持推进工业区配套服务综合体建设

第9篇

1.1指标体系筛选的原则

要客观衡量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就必须要建立可行、有效和具有代表性的客观评估指标体系。客观评估指标体系包含的指标，从整体上应是由多个指标构成的统一体系，从个体上又是既相互独立、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群。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山东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综合评估考核办法》，结合烟台市的县域经济发展特点及国内学者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选取了相应的县域经济发展客观评估指标，在构建指标体系时遵循可行性、代表性和全面性的原则。

1.2评估指标的选取

结合烟台市的实际情况，选取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构建了烟台市县域经济发展客观评估指标体系。

1.3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主要通过查阅2010—2013《烟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0—2013《烟台市统计年鉴》获取数据，并进行相应的归纳和整理。

2结果与分析

2.1各项客观评估指标的权重系数

按照综合指数测算法的基本思想，选取2010—2013年烟台市海阳、蓬莱、栖霞、长岛、招远和莱州6个县域12个二级指标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2.2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指标综合评分情况与分析

2010—2013年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指标的综合得分情况。2010年栖霞的最高为0.0978，依次是海阳、莱州、蓬莱、招远，长岛最低为0.0294；2011和2013年表现为同样的趋势；2012年略有不同，评分最低的为招远。2010—2013年平均得分情况为，栖霞的最高为0.1084，依次是海阳、莱州、蓬莱、招远，长岛最低为0.03293。年度之间的变化不稳定。除了招远外，其他县域都是2012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2013年、2010年，2011年最低。烟台市县域经济的总体情况表现为栖霞的得分最高为0.1084，依次是海阳、莱州、蓬莱、招远，长岛最低为0.03293；不同年度之间的表现为2012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2013年、2010年，2011年最低。

2.3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一级指标评分情况与分析

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一级指标评分情况，2010—2013年二级指标中人民生活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得分最低，不同的县域之间略有差异。各县域二级指标不同年度的变化情况。海阳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表现为增加的趋势，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年度之间变化较少。蓬莱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而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大。栖霞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表现为增加的趋势，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年度之间差异不大。长岛县域经济客观评估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也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年度之间比较稳定。招远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表现为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年度之间差异不明显。莱州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表现为明显的上升，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年度之间略有差异。

2.4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二级指标评分情况与分析

2010—2013年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二级指标得分情况。二级指标的变化情况表现为各县域的二级指标X2到X9基本没有变化，保持稳定状态。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本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利用变异系数确定权重系数，根据各县域经济得分综合得分、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得分情况，分析了2010—2013年烟台市的海阳、蓬莱、栖霞、长岛、招远和莱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主要结论：（1）烟台市县域经济的总体情况表现为栖霞的得分最高为0.1084，依次是海阳、莱州、蓬莱、招远，长岛最低为0.03293；不同年度之间的表现为2012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2013年、2010年，2011年最低。（2）2010—2013年烟台市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得分最低，不同的县域之间略有差异。（3）二级指标的变化情况表现为2010—2013年二级指标X2到X9基本没有变化，X10、X11和X12表现为上升的趋势，各县域均以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12)得分最高，说明烟台市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烟台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异，各县域之间和各级指标的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有待于进一步调整。

3.2建议

第10篇

我们发展现代农业应借鉴国外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结合本区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探索与地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现代农业是中央为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党的十报告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这些论述给“三农”的发展指明方向。南城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2南城县农业的地位与存在的问题

2.1南城县农业的地位

南城县是农业大县。南城县先后被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生态示范县、农村能源建设和长江中下游防护林工程重点县，全省第一个“吨粮田”县，江西省果业十强县之一。现有3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省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和27家市龙头企业。应该说，南城县农业在省内还是有一定的位置。

2.2南城县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2.1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短缺。

农业投入不断加大，但由于面积大、资金少，仅靠财政投入无异于杯水车薪，农田、林网、路、渠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仍显薄弱，农业机械化和设施农业的发展步伐较慢，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靠天吃饭的格局仍未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家乐旅游业发展等融资比较困难，资金不足仍是南城县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

2.2.2现代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不高。

目前，主导产业地位不够突出，缺少产业支撑，农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竞争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还有较大空间。二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能力还不强，农产品加工能力不配套，产品附加值低。三是农业品牌化经营滞后，特色农业优势不明显，叫得响的产品不多“，南丰蜜桔”只是南丰县的品牌“，南城淮山”和“麻姑鲜枣”还没有形成优势产业。农产品精品少、档次低、品质差，市场培育后劲不足。四是农业标准化生产程度不高，现代特色优势农业的标准化生产发展十分缓慢。

2.2.3农业劳动者素质较低，农业科技推广和创新能力不强。

农业劳动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由于从事第一产业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大、比较利益低，许多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劳动力逐步脱离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而且农业劳动人口流失的速度随着城镇化发展在加快。农业技术服务意识不高，加上近年来农村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功能削弱，导致农民技术培训组织难，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2.2.4土地流转防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

30多年前，在土地上的改革带来了中国农业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发了劳动生产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但是，过于分散的土地耕作模式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更不适合现代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规模效益和环境保护、生态农业等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技术经济得不到运用和推广。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又诱导农业劳动力向工厂、城市和第三产业转移。新一代的农民是一个断层，1970年以后出生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是最后一棒，80后、90后已经不是中国农业的主力军。今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可能要重新界定其身份了，新一代农民会出现在成功人士、大学生、企业家和创业者中间。但是，新一代农业是需要土地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是建立在农业机械化的前提下。

3现代农业的发展

3.1优势农产品产业带要重点发展

水稻、蜜桔、鲜枣、水产、蛋鸡等是南城县优势农产品。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形成规模化生产后，能够带动加工、储藏、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开辟农民就业新渠道，是实现十八提出的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思路。以市场为导向，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体系，大力推动农产品深加工，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走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3.2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要协同发展

南城县生态环境优越，土地类型多样，发展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的条件得天独厚。重点应发展山区立体生态农业，以治理水土流失、保护森林和旅游资源、合理开发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形成独特的山区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优势和山区旅游优势，开拓国内外农产品和旅游市场。改善农业结构，大力推广“山区立体农业开发”“、小流域综合治理”、“猪———沼———果、茶”等生态农业模式，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提升旅游资源优势。应以名特稀优农产品为主体，以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改造坡地为中心，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恢复和扩大林草植被、控制水土流失，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技术模式和无公害、绿色、有机麻姑鲜枣、蜜桔、麻姑茶菜等特色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生态效益和农民收入。

3.3休闲农业和旅游农业要创新发展

与传统的生产农业比较，旅游农业是具有多功能农业的特点，不断拓展农业内涵，积极发展农业休闲观光、农产品采摘、农事教育、生产体验和“农家乐”旅游等第三产业，使都市农业成为生产、教育和旅游相结合的现代产业。

4对策建议

4.1培育新型农民

新型农民不是身份的象征，更应该是职业的定位。培育新型农民不是简单的技术灌输，要着力开发新一代从事农业生产的后继人才。要着力进行农民教育的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新型农民培训机制建设。要外请农技专家，内靠本地农民“土教授”，利用农民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机构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尽快使农民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并转化为农业生产力。

4.2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第11篇

一、正确认识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其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我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兴盛于当代。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县级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个县(包括县级市、自治县、旗)，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多，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县域的社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县域GDP约占全国GDP的63%左右。同时，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巩固，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社会才能稳定。

二是工业资源的基地。县域资源是国家资源的基本构成部分。土地、矿藏、森林、水源等自然资源大都集中在县域。没有县域资源在国家资源中的合理配置，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业和轻工业，以矿物质为原料的重工业和新兴产业等，大都依赖于县域资源的支撑。同时，广大农村为国家建设还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主要源于县域。

三是拉动消费的“超市”。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县域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县域成为国内最大的市场。只有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农民收入和购买力提高，市场容量才会进一步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才会更强。

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县域经济包括城镇经济、乡村经济、农户经济几个层次。按经济成分又可划分为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股份制和各种混合经济。各个层次、各种成分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无论哪个层次、哪种成分实现大的跨越，都会对县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动作用。

二、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形势的变化，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显现。这些问题有的是共性问题，有的是个性问题，有的带有普遍性，有的带有特殊性。

一是结构调整步履维艰。从总体上看，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低级化水平，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县域经济结构单一，产业、产品雷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色彩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由于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一些原来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市)，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近些年在市场竞争中大都转制或淘汰。一些过去的农业大县，近几年出现了“高产不难高效难、增产不难增收难、生产不难销售难”的怪圈。

二是县域财政十分困难。就多数县(市)来讲，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突出反映在入不敷出，许多应当投入的投不了，许多该办的事没钱办，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增强，需要财政支出保障的支出不断增加，县一级财政压力很大，甚至有的连吃饭都难保，危及政权建设的经济基础。

据统计，2003年县域财政总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一点，但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县域占到全国供养总人口的70%。

三是城镇建设进程缓慢。从多数县(市)来看，城镇普遍存在基础差、功能弱、发育不成熟、带动力不强的问题，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的落后，对外缺乏吸引力，难以聚集资本和生产要素;对内缺乏带动力，难以成为牵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使县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难以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难以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三、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县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不是一日形成，而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不放松，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应着力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的思路，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龙头带农，抓科技兴农，抓基地扶农，抓市场活农，促进传统农业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工业调整，要加快机制转换和体制创新，要以技术改造、产品创新为突破口，立足本地主导产业，抓大扶强。第三产业要以市场建设为重点，加快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业，以及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新兴产业，构筑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购物中心、乡镇级的商业服务中心和自然村的三级服务体系。

二是要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组织引导上，特别需要按照“抓大促小带中间”的思路和方法，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结对联谊、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带中间”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小业户群体的发展，激促动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三是要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特色经济多是“块状”、“集群”型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人们称之“一县一业”、“一乡一产”、“一村一品”，带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因此，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一定要走出全面抓、抓全面的常规思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结合本地资源状况、交通区位、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经济发展的“坐标系”，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开辟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

四是要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从城乡发展的格局看，经济腾飞的“龙头”在城市、在集镇。从我国的实践看，沿海发达县市，近十几年来小城镇发展很快，形成了一个个密集的城镇群，不仅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竞争实力。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提升人气，提增财气，提高品位，做强城镇经济。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坚持软件硬抓，硬件精抓，优化城市环境，不断提升城镇形象，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第12篇

林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林业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首先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发展好林业经济。国家政策对林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要想发展壮大林业经济，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林业生产的扶持力度，以促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好是政府可以和农民一起联合来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但政府在和农民合作发展林业经济时，一定要尊重林农意愿，坚持民办、民营、民受益的原则，不要强迫林农；这是对林业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还有就是政府要在财政、税收、信贷、保险等方面给予林农一定的优惠政策，并给林农提供林业种植的科学技术以保障木材的质量和林农的收益，林业不仅关系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更关乎当地的生态环境，如果为了满足木材的需求，一味的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就对森林进行滥砍滥伐，势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滥砍滥伐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给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为了避免的滥砍滥伐给森林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国家就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限制树木的采伐量，然而采伐树木是林农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政府必须给林农一个合理的树木采伐指标。政府要长期的和林农合作就必须出台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示范章程，明确其法人地位及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形式，对管理人员及其他成员的进行培训教育，提高其专业素质，为林业合作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在林业合作中，要时刻总结推广成功经验，为以后的长远发展积累经验。城乡的林业经济合作，不光是为了发展林业，通过林业的合作经验，这就为今后扶持农业产业化项目、开展农业科技推广、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以及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等方面提供了合作经验。

二、加强城乡结合促进城域林业经济发展

发展林业是一个长期任务，需要多方的合作。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农村合作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扶持政策和具体措施是一项大工程，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地政府一定要重视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做好相关工作，树立起“扶持就是扶持林业、扶持林农、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观念，要对当地的林业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发展规划和宏观调控以及管理服务。建立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林业的发展，提高木材的产量和质量，增加林农的收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建立了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后，林农是否加入应该遵循其个人意愿，做到加入自由、退出自由，让林农做到没有后顾之忧。在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初期，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一些优惠手段，吸引林农的加入。例如给予林农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和提供林业技术上的支持为林业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简便、快捷、优质的“一站式”服务。还有就是要完善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机制，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完善了管理机制，才能促进林业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林业的发展，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企业提供原料，那么发展林业，企业理应出一份力。为了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企业可以适当提高木材的收购价格，给予种植树木较多的林农一定的经济鼓励，为林农引入一定的设备、技术，让其能更好的发展林业。要想大力发展林业最主要的是融资、还有引进科学技术，这两点是发展林业的最主要的因素。

三、总结

第13篇

纵向梳理世界各国税制结构从唯直接税独尊，到间接税突出，再到直接税为主或二者大体均衡，直至近十几年来逆向回流的演变历程，并横向比较当今世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税制结构的差异，有助于总结税制结构转型改革的一般规律，并提炼出可供我国借鉴的国际经验。

(一)税制结构的纵向梳理:世界各国的演变历程1．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政策目标等皆为影响税制结构的重要因素，因而税制结构在适应客观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直接税与间接税财政地位的更迭可将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业革命之前以原始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由于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主要通过对土地和人身课征原始直接税，如土地税、农业税以取得财政收入。［7］第二阶段:工业革命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工业革命促进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新的税源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逐渐涌现。由于国内商品税、关税税源丰富且便于征收，因此，以商品税为主的间接税逐步取代了原始直接税的主体地位。在该时期，随着所得形式日趋多元，各国也逐步开征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现代直接税。尽管当时所得税在财政中的地位较弱，但正是该类税种的开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改革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间接税因其税负可以转嫁，对商品价格会产生一定的“添加效应”。［8］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由间接税的大量征收带来的物价水平的上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效率的损失，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出于增强经济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考虑，各国开始采取措施削弱间接税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在直接税中，一方面，随着私人部门收入的不断增加，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的税源日益丰富，其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得到了大幅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在政策目标上由效率转向公平，为满足巨额的社会福利开支需要，各国也不断加强对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因此，在该时期以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为主的直接税占比逐步提高，并最终取代了间接税的主体地位。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直接税为主并逐步提高间接税比重的税制结构。20世纪80年代，为克服滞胀、刺激经济，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发达国家政策目标的侧重点由公平回到效率，并相应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为避免直接税比重过高对经济的损害，各国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基础上，通过采取降低所得税税率、开征增值税等措施，逐步降低直接税比重、提高间接税比重。2．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税收征管条件较为落后，因此，兼具税源充足、分布普遍、征收简便等特点的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财政地位普遍较弱。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对社会公平问题的愈发关注，为强化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各国纷纷在以间接税为主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以使直接税、间接税的比重更为合理。

(二)税制结构的横向比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是税制结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为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差异，本文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FS数据库中获取数据较全的103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的税制结构数据①，并按照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GDP水平的高低，将经过筛选后的93个国家/地区分为以下7组②:5000美元以下(36个)、5000～10000美元(16个)、10000～20000美元(16个)、20000～30000美元(5个)、30000～40000美元(4个)、40000～50000美元(8个)、50000美元以上(8个)，分别测算7组国家/地区的直接税、间接税占比的平均值。将7组国家和地区的税制结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视角，直接税占比呈上升趋势，而间接税占比呈下降趋势。对于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其间接税占比的平均值高达66．59%，而直接税占比仅有33．41%;随着人均GDP从5000美元逐步提高至30000美元，直接税占比缓慢增长，且始终低于间接税占比;而当人均GDP从30000美元步入40000美元时，直接税占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且首次超过了间接税占比;对于人均GDP在4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而言，其直接税占比远高于间接税占比。③无论是通过纵向的梳理还是基于横向的比较都不难看出，尽管除经济发展水平以外的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一国税制结构产生影响，并使个别国家的税制结构与世界整体趋势相悖，但总体来说，直接税收入占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上升不失为税制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这对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具有极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及转型的必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制度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在此过程中税制结构也相应地得到了不断调整。然而，相较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的税制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与此同时，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需求、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政府政策目标侧重点的转变，以及国际税收竞争的日益加剧，均对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收制度共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1984年的“利改税”及工商税制改革，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工商税制体系;1994年的税制改革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全面、深刻的一次，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初步建立起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体系，形成了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进入21世纪，尤其是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为进一步完善税制，我国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继续对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税制改革意味着税制结构的变化，现对1985年、1994年、2008年以及2012年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时间点上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状况进行分析，以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具体见表1)。(1)1985年我国共设置29个税种，其中直接税13个，间接税16个，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34．78:65．22;(2)1994年我国共设置23个税种，其中直接税9个，间接税14个，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17．12:82．88。相较于1985年的税制结构，直接税占比由34．78%下降至17．12%;(3)2008年我国共设置了20个税种，其中，直接税8个，间接税12个，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34．74:65．26。相较于1994年的税制结构，2008年我国的直接税占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4)截至2012年底，我国共设置了18个税种，其中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这7个税种，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印花税、船舶吨税、烟叶税这11个税种，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33．68:66．32。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处于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各项建设支出压力巨大，因而高度重视税收的筹集收入职能，而间接税在对征管水平的要求以及筹集收入能力方面相对于直接税具有优势，因此，其收入占比远远高于直接税。这一态势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甚至得到了强化，直到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之后才发生转变。具体来看，随着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及居民收入的逐步增加，所得税占比增长迅速;同时，随着政府对公平问题愈发重视，更为强调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因此，直接税收入占比在此期间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然而，自2008年以来，这一上升趋势不再延续，直接税收入占比踯躅不前，2008～2012年直接税收入占比依次为34．74%、34．10%、32．89%、33．72%和33．68%，始终在32%～34%的区间内波动。这意味着我国税制结构失衡的状况近年来没有明显的改善迹象。显然，从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考量，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在当前形势下势在必行。

(二)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的必要性1．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要求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减轻企业税负。税制结构既无法超越现实的经济环境而存在，同时也不能滞后于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否则都将对经济造成危害。目前，我国间接税占比过高的问题客观存在。2012年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占比为66．3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近8个百分点，高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近3个百分点;同时，我国企业的负担，尤其是由企业直接缴纳的间接税的税收负担过重。在我国，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0%以上［9］①，企业直接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0%以上。就我国当下这样一种税制结构的效应而言，一方面间接税因其税负可以转嫁，对物价具有“添加效应”，因此带来的物价水平的上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效率的损失;同时，在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宏观背景下，过高的企业税负相对削弱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迫切要求我国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减轻企业税负，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2．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要求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构建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的直接税体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居民收入水平也随之得到了大幅提高，然而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加剧。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03倍;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虽然较2012年的0．474有小幅下降②，但收入分配差距仍处在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与此同时，具有收入调节作用的直接税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在所得税中，个人所得税因其制度设计得不完善，未能发挥“调高”的作用，反而沦为“工薪税”;在财产税中，房地产税的全面开征仍面临较大阻力，遗产与赠与税的开征也远未提上日程。因此，我国需要通过所得税、财产税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构建起有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税体系。3．政府政策目标侧重点的转变要求推进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体，两者往往不可兼得。政府在公平与效率上的侧重点不同，将直接影响其对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的选择，从而对应不同的税制结构。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宏观背景下，近年来，政府逐渐将政策目标侧重点由“效率优先”转向对公平的重视，十报告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改革方向。政府政策目标的转变无疑对税制结构转型改革提出了要求，即通过对具有收入调节作用的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税种进行改革，以促进税收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相关职能的实现。4．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要求我国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税收竞争也随之日益加剧，在设计本国的税制结构时，需要充分考虑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就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现状而言，近年来，发达国家逐步提高其间接税比重，发展中国家逐步提高其直接税比重，世界各国正朝着直接税与间接税大致平衡的方向演进。而在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失衡的问题仍较为严峻，间接税占比过高不仅会推动物价水平上涨，削弱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容易在进出口退税环节对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产生差别影响，激化国际贸易摩擦。因此，国际税收环境的改变迫切要求我国推进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即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与世界各国税制结构演变的基本方向趋同。

三、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目标设计与改革建议

在推进税制结构转型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既不急于求成亦不走极端的基本原则，并在改革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框架下，对具体税种、具体税收要素的改革进行统筹安排，以实现通过税制改革推动税制结构转型的目标。

(一)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目标设计“十二五”时期及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正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应对该时期内税制结构转型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并对具体税种及税收要素的改革方案做出统筹安排，通过财税领域的改革来推动整体改革的不断深化。考虑到2015年、2020年分别为“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故本文对这两个关键时间点上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并借鉴税制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设计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总体目标(2020年)、阶段性目标(2015年)。1．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测。为对2015年、202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进行预测，本如下处理:(1)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2012年、2013年我国GDP实际增长率均为7．7%，由于物价因素的影响，2012年、2013年我国GDP名义增长率均在9%以上。考虑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的增长步伐将放缓，因而初步估计2014～202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名义增长率为9%，由此推算出2015年、202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人口总量的预测。根据王焕清［10］(2013)的研究，在考虑放松二胎生育政策的前提下，预测2015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3．98亿，2020年将达到14．47亿，这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年)的预测结果基本吻合，因此，本文采用王焕清的研究数据分别测算2015年、2020年我国的人均GDP。(3)汇率的预测。一方面，在2005年汇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汇改重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近年来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大;同时，需认识到的是现阶段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2012年、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10～6．33的区间之内。故判断人民币升值趋势在短期内将得以维持，但不会长期持续下去。［12］初步估计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0左右，2020年汇率在5．0～6．0这一区间内。综合以上对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量及汇率水平的预测，可推算出2015年我国的人均GDP在8000～9000美元的区间内，2020年我国的人均GDP在12000～15000美元的区间内。2．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总体目标。2020年即“十三五”规划结束时，我国的人均GDP将处于12000～15000美元的区间内。就国际经验来看，对于人均GDP处于11000～16000美元①的国家，其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的平均值为39．55:60．45。故将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总体目标设定为，2020年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达到40:60，相较于2013年②，直接税占比上升约6个百分点。3．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阶段性目标。阶段性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对于总体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2015年即“十二五”规划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将处于在8000～9000美元的区间内。就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处于7000～10000美元区间的国家，其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的平均值为36．43:63．57。故将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阶段性目标设定为2015年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达到36:64，相较于2013年直接税占比上升约2个百分点，即2014～2015年我国的直接税占比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

第14篇

论文摘要：现代性是以形式理性、个人自由为精髓，后现代性则是以实质理性为核心，对自由精神进行重塑。经济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其次，经济主体以个人和团体的形式积极参与经济运行，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再次，经济法的有效政府定位正是对现代性下有限政府观念的反思和重构。

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很少有人提起，学者更多地是对经济法的现代性给予了关注。而笔者认为，经济法却是后现代之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本文拟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内涵出发，对此进行论证。

一、经济法的现代性之误解

综合学者的观点①来看，主要是从历史起点、内在精神以及制度构成三个方面说明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联系与差异，以阐释经济法现代性。其基本思路是：从经济法内在和外在的特殊性出发，分析其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差异，从而得出经济法现代性的结论。然而是否可以仅仅因为与传统法律部门的“传统性”差异就冠之以现代性之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要分析经济法是否具有现代性，应当从什么是现代性谈起。

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在今天，现代性主要是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②”学者宋林飞也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③”其次，现代性还可以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上来理解。韦伯认为，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基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他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就是以形式理性为核心观念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建构起来的，因而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社会规范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再次，现代性还指向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支配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历史变迁的某种内在精神。正如舍勒所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④。随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彰显出来。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观点看，这个时代深深地订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⑤”总之，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自由则是其根本价值。

社会的现代性也必然会引起法的现代性，法的现代性又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法的现代性包含了现代社会中法的共同特征，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主张“法律主治”和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强调法律中排除宗教和道德等实质性价值判断以及法律面前人人都有形式上的平等，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明确分野，主张消极自由的保护和正当程序，从而对遏制国家权力扩张、捍卫私人权利和自由起到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二是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知识结构上的区别⑥”，从而是具有人格独立、理性自由和功利主义精神的“自然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秩序负责，并且通过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法律则只需要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平等竞争的规则即可。三是个人自由。现代性观念体现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权利本位观，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的内在气质。

从以上来看，法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和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这一信念直接促动了现代法治信仰和私法文化精神的形成。可以说，私法文化精神才是法的现代性观念中孕育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等价值理念的必然表现或延伸。而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融合互动的产物，并不必然属于公法或者私法，而是由于两者的互动而催生的新兴法域——社会法域的独立法律部门，因而与现代性以及法的现代性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可以说，现代性并非经济法的特性。

二、经济法的后现代性之确认

现代性的理性、自由精神对人类社会的“祛魅化”、理性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中叶之后，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难题显示了现代性的危机，例如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功利主义日渐泛滥，政治系统的官僚化的形成，等等。为此，人们不得不对现代性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最为突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高举批判的大旗，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解构，反对现代主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和对主体中心论的确认，强调的是破碎化、非连续性、散播性、多元性和批判性。因此，与现代性不同的是，后现代性并不是以时间为基础的概念，它不是位于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是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尽管后现代性在基本倾向上是持一种与理性决裂的态度，但是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上的。这恰如台湾学者高宣扬所说的：“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赋予‘现代性’什么样的内容和意含，他们都以批判现代性为己任。——‘后现代’孕育于‘现代性’内部，而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⑦”实际上，后现代性是随着社会及其需求的变迁而发生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人们面对现代社会日益显露出来的危机所做出的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除去这一点以外，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和终极指向并没有差别，都旨在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平等和幸福。因此“已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构成现代性的断裂，而只是一种‘激进化’形式或者说‘高’形式的现代性。⑧”

后现代性同样对法学理论的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诺尼特和塞尔兹尼克主张建立回应性法，图伯纳主张建立反应性法，从而对现代新观念下法律理念的进行反思及重建。在法学领域，后现代性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式理性的提升——实质理性的弘扬。由于形式理性最终主张的只是一种形式平等，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法律的形式理性在社会现实面前愈来愈尴尬。人们愈来愈主张突破形式化的自由、平等，强化对自由和权利的实质性保护，从而出现了从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的倾向。其二，理性经济人的反思——社会人的提出。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随着社会变迁使得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利益、理性追求发生了扭曲和变异。社会人的假设逐渐取代经济人假设而被提出。在社会人的假设中，人是真实的人、本来的人、生活中的人，是法律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的真实基础。以此出发所进行的法律制度框架设计，才是真正体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理性精神。其三，对个人自由的质疑——自由精神的重塑。极端个人自由的实践使得自由变成了不被剥夺的先占、利用和挥霍的权利，而“法律也随即成为‘适用于狮子和公牛’的压迫性法律⑨”。后现代性的法律思维强调以社会本位的价值信念来克服和修补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缺陷，而不是完全否认自由。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自由精神历经了由前现代社会的政治共同体自由、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再向社会本位自由的转向。以社会本位的自由为目标而建立的社会不再是个人主义精神、适者生存的社会，而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与以关怀的社会。正如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提高，法的后现代性是对于建基在现论之上的法治理论的批判，从而有助于适应时代要求的法治理论的重建。

从以上对后现代性以及法的后现代性的阐释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成长过程正是对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重建过程的写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和形式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经济法能够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以社会自由为出发点和目标，对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抑制自由的滥用，从而有效避免和抑制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性等诸问题。在经济法领域，对自由的追求不再表现为直接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更高层次、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自由。此外，实质自由是经济法自由精神的又一个侧面。经济法是国家彻底摆脱了守夜人的角色，强调国家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其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认了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经济法通过由有限政府向有效政府的扭转，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为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获得自我的实现提供现实的条件和手段，体现了一种实质自由理念。

其次，经济法对经济主体的参与作用十分重视。在领域，早已有学者⑩认为，应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关注及其对于揭示我们集体生活的潜在现实的关注，转变到从设计者即公民的观点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一种较广泛的社会科学来补充理性重建的不足。这表明在领域，学者已开始关注公民参与权力的有效运用问题。实际上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如此。经济法吸收了后现代法律的主体观念，在这个领域，人们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者，而是以投资者、消费者、经营者、劳动者等身份积极参与经济运行。同时，作为单个个人的经济主体在参与市场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11)”，经济自治团体便是这一结合的典型形式，它是连接政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功能上的互补机制和互动结构，形成了其与政府之间、与其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原应由国家履行的经济功能，在满足社会经济多元化要求的同时，可以通过其自我保障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权力，为国家不恰当地介入私人领域设置了一道屏障，有效地维护了其成员的自由权利，进而促进社会自由的实现；另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是市场主体组织化的结果，它可以通过自律机制和协调机制来有效解决各成员之间自由权利的矛盾冲突，有效地制约了市场的盲目性等缺陷，从而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自治团体表明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张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

再次，从形式上看，经济法实现其立法目标的手段主要表现为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即经济法不仅确认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同时规定制约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措施，从而通过法律上制度化的途径，使政府经济权力的实际运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权利的实现，同时又给予经济主体以自由的空间。其一是明确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对国家的经济权力予以确认。现代性的形式理性和个人自由的张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共物品的不可能性、信息的不对称、分配的不公平等。而这些问题是依据传统部门法理论和规范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释和解决的。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经济法确认政府对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的经济权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二是明确了有效政府的权力框架，从法律角度规范经济权力的行使。由于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和缺陷，例如易于产生浪费和缺乏效率、缺乏判断其干预行为的适当与否的标准、政府干预存在任意性等等。因此，需要用法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规范。经济法就是在确认政府干预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这也是对现代性观念下的自由价值的升华与扩展。经济法要求的是建立一个负责的、有限、有效的政府，反对对经济运行的专横的威权和绝对的干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以其自身的特质，充分表明其是张显实质理性和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的后现代之法。但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前文已提到，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两者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关系，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来说，后现代性的经济法是对其在制度实践和精神追求上的超越。因此，强调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并不是否认其作为产生于现代社会的法律一些特征，例如公开性、权威性等等。

①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张鸿志，蔡岱松：《经济法的现代性刍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

③宋林飞著：《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④舍勒著：《“谐调时代”中的人》，载舍勒：《资本主义的本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7页。

⑤哈贝马斯著：《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⑥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和课题》，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第46页。

⑦高宣扬著：《后现代论》，台北五南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9页。

⑨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第15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

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