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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3.
1.1有助于调动医学生对文献检索课的积极性
在进行医学文献检索的教学中,学生们是教学的主体,教师着重培养学生对于信息的感知以及查找的能力,不断增进学生对医学文献信息的获取能力。在传统的教学工作中,学生们对于医学文献检索存在着一定的误解,认为这是一种工具。现如今,将循证医学模式引入到医学文献检索中,学生们逐渐改变了对检索课程的认识。在文献检索的课程中应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式,主要是通过问题的提出--讨论--收集、检索--解决问题等多个步骤和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有效的改善,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
1.2为医学生将来临床实践奠定基础
由于循证医学的起步较晚,将其应用到实际的医学检索工作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因此,有些医护人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还停留在表面。事实上,医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专业性和实践性都相对较强,要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发展,才能获得作为科学的医学理论知识。但是从课堂教学的方式以及学生的接受能力上看,其和实际的医学发展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滞后性较为突出。这种现象造成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学生们在毕业之后,所掌握的医学理论和进行的实践操作都存在着过时的现象。因此,将循证医学融入到实际的医学文件检索课程当中,为学生进行临床实践提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而提升了学生们对于医学信息的鉴别能力。
1.3提高医学生对文献的检索和分析技能
以往医学文献检索教学更多的侧重点是医学文献的查找,而查找到相应文献后,其分析利用其文献一般讲授的比较简单,缺乏真正的操作练习。在文献检索教学过程中,体现循证医学遵循最佳科学证据,让学生通过临床问题,制定严谨的检索策略,选择数据库时,除书目型数据库外,还要检索临床实践指南数据库和临床证据数据库等,检索到读者所需的最佳证据或形成最佳证据的文献,再对获得的文献进行严格的评价与分析等。这对于加强学生采用信息技术与逻辑方法查询、选择、评估、运用最新原始信息的技能,建立科学的检索思维,提高学生快速有效地查寻和鉴别相关文献资料的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2循证医学融入医学文献检索课的教学改革
2.1加强教学实践环节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能力的重要环节。循证医学的实施具体包括以下5个步骤:a.确定和形成需要回答的临床问题;b.寻找可以回答上述问题的最佳证据,收集有关问题的文献;c.评价证据的正确性和有用性以及作用的大小和临床上的实用性;d.使用最佳的证据,指导临床决策,并获得反馈信息;e.对所做的工作进行评估。利用实践环节建立和加强EBM思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奠定临床实践能力。
2.2有针对性的介绍可供医学研究证据查询的来源
在文献检索课程教学过程中除了传统的检索方法、对象、手段等基础概念的讲解之外,还应有针对性的多介绍一些可供医学研究证据查询的来源,包括数据库、期刊、指南等。特别是Cochrane协作网中“Cochrane图书馆”的使用,以及通过各国Cochrane中心网站检索临床证据的方法。在介绍文献计量学法时应着重于循证医学常用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的内容,此节内容应该与本校统计学教研室老师进行联合承担教学任务。
2.3改革考核方式
改革考核方式是今后医学文献检索课程的重点,现如今多数的医学院校在进行考核课程设置时,忽略了循证医学,只是将其作为医学文献信息检索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生在课堂上的实际接受能力和运用程度就成了空谈。可见将其作为考核课程的一部分的必然性和可操作性。但从现如今医学院校的发展现状上看,为了进一步促进资金的有效应用,可以将这一内容和学生平时的作业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操作能力。
2.4增强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学效果及质量的好坏,关键在教师。目前,许多的医学文献检索课教师是图书情报、英语、计算机专业教育背景,而医学专业教育背景的寥寥可数。如果要讲授循证医学知识,不仅需要有丰富的临床和基础知识,而且要较高的英语水平和情报学知识。总体而言,授课教师不断加强自身知识储备,有利于提高综合素质。
3结论
【关键词】中医文献岭南医学特点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内容,引进自然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教育,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发展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参考文献】
1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4管季耀.伤科学讲义·自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