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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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有许多突破与创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纲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与创新。这些突破与创新，对我们顺利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与目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党的十四大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和目标，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

《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证。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决定》明确了制度、体制、机制的建立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已经从基本框架深入到了基本内容，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有机统一。

二、提出了发展的“统筹性”，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这就是说，我们强调的发展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是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不仅仅是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而且是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的进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坚持和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构建在“统筹”的基础上，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统筹就是兼顾，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方面和领域，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实现所有领域和所有地区的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在统筹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发展，在全面发展中贯彻统筹的观念和理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在深化改革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实现并促进经济、政治和文化，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决定》提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筹性”，丰富了发展的内涵，从而形成了全新的发展观。

三、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并对股份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强调：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在股份制与公有制之间搭起了畅通的桥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肯定了股份制在公有制实现中的地位，而且把它看成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一方面，标志着我们对股份制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将加大股份制改造的力度，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将走向股份化，国有资产的战略性调整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也将进入内涵建设阶段，逐步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四、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予以科学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逐渐进入社会经济领域，成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和“重要补充”。党的十五大恢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本来面目，解决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归属问题，承认它是不同于公有制经济的“其他所有制经济”，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范围和领域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给以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样的身份和待遇，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各个行业和领域，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壮大。《决定》指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非公有制经济不但与公有制经济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待遇，使人们更加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它的存在和发展必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都得到充分涌流。

五、明确了产权的含义和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

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何为产权，则是理论界一直争论的问题。可以说，产权的含义不明确是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角度，详细阐述了产权的含义及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

《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建立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具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等主要特征。

明确了产权的含义和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有利于解决和明确以产权为核心的各种权利归属问题，既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快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确定和明确各类资产所有者的主体地位，真正体现出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各项权利都得到保护和保障，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加速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第2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工商管理;作用

在市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更要明确工商管理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要居安思危，探寻出更好的工商管理措施，来净化市场经济环境，稳固市场经济体制。在对市场经济其调控作用的因素中，工商管理是一种现代化比较成熟的方式。自由经济体系是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其产品和销售是由价格所决定的。所以，工商管理作为影响价格和商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介绍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深远意义。

1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简述

何谓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商管理，其含义是管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具有应用性强的特点。其主要内容即是运用管理学的手段以及经济学专业知识和现代化管理手段来对市场经济如何进行有效管理以及发展来进行研究。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是不同的。管理现有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工商管理者拥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有开放的思想把市场经济的特性同国内目前的形式结合起来。以往在对于工商管理人员的培养中，往往过分注重对其专业知识的传授，这种培养方案培养出来的人才并不能很好的对当前的市场经济进行管理。工商管理作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主要体现出以下的几种职能：首先是工商管理可以规范我国的经济发展，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进行完善，而工商管理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为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其次，工商管理起到了桥梁作用，积极沟通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国家基础性建设。我国的工商管理属于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部分，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最后，工商管理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工商管理的职能发挥对象主要是企业，其发挥的主要职能也是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各个企业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工商管理则给这些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防止企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

2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现状

对于我国而言，工商管理的作用是很明确的，就是要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市场经济不受国家的宏观调控，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所不同的地方。价格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企业的制造成本直接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同时消费的对象也由产品的价格所决定。在这样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每个企业间的竞争会变得异常激烈。所以不同的企业会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增大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但在这个过程中，工商管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工商管理负责监督商品的价格，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目前的工商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时候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对商品的价格起着决定性因素。还有工商管理部门的内部审计结构也需要被改进，目前工商管理的经济监督功能并不能充分的发挥。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的艰难之处。

3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的作用

3.1工商管理可以净化市场环境

我国之前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对其加以监督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商管理，它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监管每个行业每个领域的发展，对准备进入市场的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督。企业是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监管指导作用的主要对象，所以在企业管理中主要体现了工商管理的作用。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领域，每个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工商管理在其中一方面监督企业间的竞争行为，防止违反乱纪的行为发生；另一方面，保护每个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他们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绿色的市场环境。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由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得我国经济遭受的伤害降到了最低，工商管理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3.2工商管理可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在不断的变革，与之相对应的工商管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改变。我国的经济类型从主要由国家控制逐渐发展为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形式，这使得我国经济类型得到多样化，也导致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变革。工商管理的作用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类型的改变逐步作出调整的，不断的推动我国经济分配制度和流通制度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主体仍然是社会主义，所以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还要发挥监管与净化作用。但有一点需要明白，无论如何改革目前的经济体制，我国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类型共同发展。但毕竟是市场经济，要尽量减少工商管理对其的干预，保证其自由经营，提高企业对于风险的抵抗能力，提高他们的自主性。

3.3工商管理可以引导经济发展方向

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经济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国家宏观调控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工商管理正是我国宏观调控常用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国家与市场进行双重调控，自从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市场对于经济的调控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调节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宏观调控作为控制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不可能被抛弃的。因此，新时期下国家会加强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可以保证总的经济性质不变，以及保证经济的发展方向始终朝向正确的方向，工商管理正是我国用于宏观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细看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以及政府逐渐放权给企业，造成我国很多企业都将发展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位，而没有考虑到人民的真正需要。国家作为经济的宏观调控者，势必要将偏离正确轨道的经济发展引导回来，发挥宏观调控应有的作用。我国通过工商管理的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力度，努力使经济发展走上正确的方向。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国家更应当加强宏观调控，运用工商管理的措施，将拉动内需作为奴隶的方向，努力减少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各个企业的危害。虽然工商管理的作用很重要，但也要注意其仅限于起到监管作用。一个企业的发展不能只靠工商管理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监管部门也并不能对企业的经济实际发展起到控制作用。在引导企业进行发展时，要注意使用恰当的方法，不可盲目采取强制的方式进行管控，而是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鼓励企业设计出适合自身的发展计划，使其将国家与需要放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

4结语

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职能部门。社会逐渐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工商管理部门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变革。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工商管理，需要其提供相关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也为每个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工商管理部门需要不断作出调整，来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主义经济，为我国的经济保驾护航，助其早日腾飞。

参考文献

[1]白兴儒.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发挥的作用[J].商场现代化,2017(01).

第3篇

要］经济转轨是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但研究方面多涉及传统经济学领域，较少涉及生态环境领域。文章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分析经济转轨进程中生态环境效应，着重分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正负效应。总体而言，市场经济生态环境效应要优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为提高资源配置和资源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规避其带来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关键词］经济转轨；管理机制；生态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其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经济转轨也叫“经济转型”或者“经济过渡”，主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消解、市场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胡德宝，2010）[1]；经济转轨主要是指社会经济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变，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转轨经济一般情况下，就其原来意义来说，无论“过渡经济”、“转轨经济”，还是“转型经济”，其含义并无太大区别，均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转换（张仁德，2006）[4]。综上所述，许多学者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将经济转轨定义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内涵非常丰富，不应仅仅指对资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体制的转变，还应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的选择。

目前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传统经济学领域，例如市场化转轨过程的描述和分析[3]、转轨经济比较方法论[4]、经济转轨过程中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及绩效差异[5]、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重构[6]、经济转轨不确定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7]、转轨路径、经济增长与转轨理论范式研究[8]、经济结构对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9]等。然而，经济转轨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上述社会经济效应，它还改变了企业的运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对企业的生态环境决策和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但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三、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

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四、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　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　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　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

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

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

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随着水产品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资源保护、维持水产品资源再生能力的意识极为淡薄，缺乏资源持续利用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渔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海捕捞过度，水产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底层鱼类资源衰退最严重，形成了“见有就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33]。又如农村资源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这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缺乏资金吸引力。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产生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目前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现象，资金分散到多个部门，难以达到协调统一效果[34]。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体制也有不能企及之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

第4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真正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自觉推动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的不断完善。人类社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这些要素不是无偿的，对每一种要素都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所以，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多种所有制，在分配上也必须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党的十四大提出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把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由确立原则上升为健全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是经济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各类生产要素逐步开始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分配。这些都从分配制度、分配方式上为充分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持有者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提供了体制条件，客观上也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的部署中，提出了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因此，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度，使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成熟做法进一步规范化，增强稳定性，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就会推动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焕发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第三，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应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是我们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技进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必须从体制上特别是分配体制上为创新活动提供有利激励机制，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第四，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客观要求。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使劳动付出的多少、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技术的先进程度、管理的优劣，能够根据统一市场经济规则，按照对价值形成的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这样，那些劳动付出更多特别是掌握复杂劳动能力的人，掌握一定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人，就会逐步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会大量增加，社会的稳定性也会进一步增强。

第5篇

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不同于政府的外债管理体制。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的建立还要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相适应。我国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应是“统一监管、分工合作、三债分立、借用还统一、责权利明确”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

关键词：公共财政；政府外债；国有资本外债；政府外债管理体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模式应向公共财政模式转化。财政模式转换后，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该不该转换及如何转换？在公共财政条件下，政府外债该如何管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目前较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以上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做一些粗浅的分析与研究，以期对政府外债管理工作提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财政模式与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的构建

（一）政府外债

政府外债管理体制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词。“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可能被理解为“政府”的“外债管理体制”，也有可能被理解为“政府外债”的“管理体制”。本文中的“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是指后一含义。

为了能够尽可能准确阐述本人的观点，本人对“政府外债”给以新的定义。我认为，政府外债应包含三层含义，即外债、政府的债务、政府的外债。政府外债应当是最终由政府对非本国居民承担的已拨付但尚未清偿的契约性负债的数量，这种负债或是须偿还本息（不论是否支付利息），或是须支付利息（不论是否偿还本金）。在这个定义中，包含如下的几个方面的意思：

1．政府外债是最终由政府承担的外债。政府外债既有政府借的外债，也包括政府担保的外债。政府外债一般是指政府公共外债。国有企业外债不属此范围。国有企业外债是国有资本外债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外债最终还是国家的负债，但是是国有资本的负债。

2．政府外债应是一国政府对非居民承担的债务。非居民是居住在本国以外的法人和自然人。

3．政府外债是指已经拨付但偿未偿还的债务余额。对签订借款协议但尚未提款使用的金额和使用完毕已还本付息的金额不再算做外债的一部分。

4．政府外债必须是契约性的债务。直接投资以及间接投资不属于外债范畴。

（二）财政模式同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

财政模式同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以政权组织的身份，同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的身份合二为一，从而政府不仅从宏观上而且从微观上干预经济，干预的最基本手段是计划。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而不是真正的企业法人。基于这种双重身份，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属单元财政，“大锅饭”财政，公共财政职能与国有资产财政职能不分。

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是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中，产品有个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分。个人产品（个人产品是只适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或服务）可以通过市场有效率地满足；而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指具有联合的、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或服务）则不能通过市场有效率地满足。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之时，有失灵之地：公共产品的存在；外溢性；自然垄断；风险和不确定性；社会分配不公；宏观经济运行不稳等等，都可以使市场失灵。市场的失效决定了政府必须干预市场。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正是因为存在着市场失效现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才有了全新的内涵：公共财政。

所谓公共财政，概括起来讲，指的是仅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它是国家财政的一种具体存在形态，即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公共财政的分配主体是作为政权组织和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政府。公共财政的分配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即是为了保证满足各类通过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公共产品财力的需要。公共财政是凭借政治权力经由非市场性的渠道进行分配的，因而既具有强制性，又具有补偿性。公共财政基本上是依靠税收来取得其收入的，公债和规费尽管也可以作为收入手段使用，但是只能是临时性的和补充性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目标经济体制模式。就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产生于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代表所具有的经济职能；二是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所具有的经济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将政府的两种职能分离开来，将真正的公共职能归于政府，将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及国有资产财政归于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总代表。相应地，我国的财政模式也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的财政模式也不能是纯粹西方的公共财政模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的财政模式还是以公共财政为基本目标的。双元财政模式即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构成的新模式应是我国财政的目标模式。这一目标模式愈益清晰。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公共财政只承担弥补市场失效的任务，而发展壮大赢利性国有经济的任务，则留给国有资本财政去解决。

单元财政模式必然导致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上的混乱及管理模式的不科学，而双元财政模式的建立又对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

1．政府外债应属公共财政的范畴。政府外债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结果。以外债形式获得的收入在支出上却执行的是公共财政的职能。外债偿还的真正基础仍是政府税收的增加。职能的统一使政府外债统一管理成为必然。因此，公共财政是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的理论依据之一。公共财政为外债借、用、还的统一找到了理论依据之一。

2．双元财政模式的建立将国有资产财政分立管理，最终将使政府外债统一管理奠定财物基础。公共财政的相对独立大大方便了外债的统一管理。

3．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外溢状况大小不同，导致财政收入的来源与支出的范围不同，因此政府外债又是可以分级别的，可以实现外债的分级管理。国家和社会受益的项目由中央政府负责外债借用还的安排，地方受益的项目由地方负责外债的借用还。

4．政府外债资金只能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项目。外债资金应用在科教、卫生、市政、交通、通信、农田水利、环保、江河治理等项目上。

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外债管理模式

（一）政府外债管理科学化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基础

没有科学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基础，就不会有科学的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

我们已经知道，政府外债是政府作为偿债主体的债务。如果政府除了行使政权的职能外还主要提供公共产品，那么政府只能以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其借债和偿债的基础。如果政府除了行使政权的职能和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外，政府还拥有、管理、运营大量的国有资产，那么，政府外债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既有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负债，又有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经营性或资本性负债。

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外债同作为一个经营单位（或生产单位）的外债是完全不同的。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外债主要是以政府的税收收入作为偿债的资金来源的，尽管外债的偿付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长带来的外汇增加，但由于外债主要是弥补财政收入的赤字，因此外债的负担最终还是本国的公民。而对于一个经营单位（或生产单位）来讲，外债转化为投资投入到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收回的投资及盈利以及企业的资本金是企业还债的物质基础，外债的负担是企业。另外，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外债的偿还是有弹性的，因为在短期中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或行政性收费来增加外债的偿还力度，而对企业来讲，外债的偿还就缺乏弹性，必须通过增加出口创汇才能解决。因此，同一债务人很难同时管理好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外债。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同政府外债管理模式关系密切，只有科学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才能更好地管理好政府外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利税不分，国有企业的外债就是国家的公共外债，国家的外债就是企业的外债。象这样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外债混合在一起是极不科学的，也不利于国家管理外债。因此必须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进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实现政企分开，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外债的科学管理。

第6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真正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自觉推动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的不断完善。人类社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这些要素不是无偿的，对每一种要素都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所以，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多种所有制，在分配上也必须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党的十四大提出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把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由确立原则上升为健全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是经济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各类生产要素逐步开始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分配。这些都从分配制度、分配方式上为充分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持有者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提供了体制条件，客观上也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的部署中，提出了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因此，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度，使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成熟做法进一步规范化，增强稳定性，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就会推动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焕发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第三，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应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是我们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技进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必须从体制上特别是分配体制上为创新活动提供有利激励机制，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第四，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客观要求。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使劳动付出的多少、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技术的先进程度、管理的优劣，能够根据统一市场经济规则，按照对价值形成的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这样，那些劳动付出更多特别是掌握复杂劳动能力的人，掌握一定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人，就会逐步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会大量增加，社会的稳定性也会进一步增强。

第7篇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公平；效率

 

1 公平与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表现，从一个管理学定律谈起 

管理学范畴有一个著名的80/20定律，即通常一个企业80%的利润来自它20%的项目。将这个概念延伸到企业的经营上，也可以解释为一个企业80%的利润来自它20%的客户。因此企业都会把更多的资源放在为这20%的客户服务上面，例如现在银行每年都要征收小额账户管理费。这些小额度账户的持有者大都是中、低阶层收入者。在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本身就有一种摆脱掉自己所应负有的社会职责的冲动。由此可见，如果拥有资本数量不同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能会享受到不同的待遇，富人会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待遇，而穷人则有可能被排除在这些服务以外。因此加强政府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力度，如加大对教育、医疗、居民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这种差距。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范围和种类也应该逐渐加大，特别是为穷人子女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如职业教育，创业贷款等，尽量缩短富人和穷人子女在竞争起点上的差距。 

在这里私人机构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采取各种措施为富人提供各种个性化的服务就是追求效率的体现；而政府机构加大公共服务力度，就是注重社会公平的体现。 

2 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最易激化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者处于买方市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作出抉择，可以选择的余地是最大的，而且此时整个社会的福利是最高的。当这个市场是垄断市场时，市场上的需求大于供给，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厂商则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得更多的利润，此时即是典型的效率优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厂商自身的理性行为肯定是逐利的，其原则也是以效率为先。下面以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例进行说明，由于我国人多地少，且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阶段，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中来，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旺盛，房价居高不下。因此如果从社会公平争议的角度出发，政府不应该允许发展大型豪华别墅和豪华墓地。虽然开发豪华别墅和豪华公墓可以帮助开发商更快更多的创造利润，却以变相的减少了市场供给，推高了房价为代价，将大量的中低阶层收入者挡在了房地产市场大门外。当房价不断高涨时，商品房已经成为最有价值的投资产品，因此先富起来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囤房、炒房来实现保值、增值。在此过程中，房价上涨的成本主要转嫁给了拥有刚性需求的中低阶层收入者。在房价不断高涨期间，资本获得了太多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先富不仅没有带动后富，反而是在剥削后富，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现在房价的歧高已经对我国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持续攀高的房价很容易积累起大量的泡沫，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 

房地产商对利润的追逐对应着效率，而提供符合中低收入者支付能力的房源则对应着公平。很显然，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突出的显示了效率的含义，而忽略了公平。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都是由保障房或者廉租房市场和商品房市场共同构成的。只有在商品房市场，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遵循价高者得的市场经济规律。在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保障房和廉租房处于极度短缺的状态，使得大多数中低收入者也不得不进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因此从公平角度出发，我们就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重新作出一个更加全面的规划，大力发展保障房和廉租房，使房地产市场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市场。 

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这都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本身的机制并不能到达这样的效果，在不加以制度规范的前提下市场经济是“一切向钱看”的，一切以利润为导向的，一切以实现利润的多少为评价标准的。 

3 现阶段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就是过于重视效率而忽略了公平，从而导致了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已经达到了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类似的情景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人们处置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另一些要么坠入了动荡不宁的泥淖，要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深渊。 

我国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根据当前的社会形势与客观国情，作出了新的调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表明我国政府已将宏观管理与调控的操作重心从效率转向公平，为我国今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如何正确认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方向。 

注重效率是我国经济社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关键所在。公平起着稳定社会情绪，为经济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后续力量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应只看到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关系还应该看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追求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这是我们早就丢弃了的“平均主义”；我们也不能只追求效率而不顾公平，这样只会引起社会贫富严重分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旦失去和谐安定的发展环境，更无效率可言。因此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公平和效率的和谐共存。 

效率将整个社会的发展引领到更高的层面上去，公平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加健康，为社会的后续良性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4 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共存 

（1）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指导，促进公平竞争和充分竞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以中国药品市场为例进行说明。中国目前药品市场上部分药品在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后，部分药企会因为利润微薄而逐渐停止生产这些药物。在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下，药企做出上述决定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一种损失。利润微薄并不等于没有利润，仅就制药企业出现的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药品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所造成的。公平被迫让位于效率。为此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降低医药企业进入门槛，力促市场竞争，或者出台相应的强制性政策，对参与竞标的药企要求其必须信守承诺，并给予一定的优惠。但是从长远来看，最有效的仍然是成立以非盈利或微利为目的的国有大型药企，完善社会公共药品的供给体系。 

（2）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8篇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公平；效率

1 公平与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表现，从一个管理学定律谈起

管理学范畴有一个著名的80/20定律，即通常一个企业80%的利润来自它20%的项目。将这个概念延伸到企业的经营上，也可以解释为一个企业80%的利润来自它20%的客户。因此企业都会把更多的资源放在为这20%的客户服务上面，例如现在银行每年都要征收小额账户管理费。这些小额度账户的持有者大都是中、低阶层收入者。在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本身就有一种摆脱掉自己所应负有的社会职责的冲动。由此可见，如果拥有资本数量不同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能会享受到不同的待遇，富人会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待遇，而穷人则有可能被排除在这些服务以外。因此加强政府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力度，如加大对教育、医疗、居民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这种差距。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范围和种类也应该逐渐加大，特别是为穷人子女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如职业教育，创业贷款等，尽量缩短富人和穷人子女在竞争起点上的差距。

在这里私人机构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采取各种措施为富人提供各种个性化的服务就是追求效率的体现；而政府机构加大公共服务力度，就是注重社会公平的体现。

2 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最易激化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者处于买方市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作出抉择，可以选择的余地是最大的，而且此时整个社会的福利是最高的。当这个市场是垄断市场时，市场上的需求大于供给，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厂商则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得更多的利润，此时即是典型的效率优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厂商自身的理性行为肯定是逐利的，其原则也是以效率为先。下面以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例进行说明，由于我国人多地少，且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阶段，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中来，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旺盛，房价居高不下。因此如果从社会公平争议的角度出发，政府不应该允许发展大型豪华别墅和豪华墓地。虽然开发豪华别墅和豪华公墓可以帮助开发商更快更多的创造利润，却以变相的减少了市场供给，推高了房价为代价，将大量的中低阶层收入者挡在了房地产市场大门外。当房价不断高涨时，商品房已经成为最有价值的投资产品，因此先富起来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囤房、炒房来实现保值、增值。在此过程中，房价上涨的成本主要转嫁给了拥有刚性需求的中低阶层收入者。在房价不断高涨期间，资本获得了太多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先富不仅没有带动后富，反而是在剥削后富，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现在房价的歧高已经对我国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持续攀高的房价很容易积累起大量的泡沫，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

房地产商对利润的追逐对应着效率，而提供符合中低收入者支付能力的房源则对应着公平。很显然，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突出的显示了效率的含义，而忽略了公平。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都是由保障房或者廉租房市场和商品房市场共同构成的。只有在商品房市场，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遵循价高者得的市场经济规律。在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保障房和廉租房处于极度短缺的状态，使得大多数中低收入者也不得不进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因此从公平角度出发，我们就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重新作出一个更加全面的规划，大力发展保障房和廉租房，使房地产市场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市场。

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这都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本身的机制并不能到达这样的效果，在不加以制度规范的前提下市场经济是“一切向钱看”的，一切以利润为导向的，一切以实现利润的多少为评价标准的。

3 现阶段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就是过于重视效率而忽略了公平，从而导致了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已经达到了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类似的情景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人们处置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另一些要么坠入了动荡不宁的泥淖，要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深渊。

我国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根据当前的社会形势与客观国情，作出了新的调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表明我国政府已将宏观管理与调控的操作重心从效率转向公平，为我国今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如何正确认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方向。

注重效率是我国经济社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关键所在。公平起着稳定社会情绪，为经济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后续力量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应只看到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关系还应该看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追求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这是我们早就丢弃了的“平均主义”；我们也不能只追求效率而不顾公平，这样只会引起社会贫富严重分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旦失去和谐安定的发展环境，更无效率可言。因此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公平和效率的和谐共存。

效率将整个社会的发展引领到更高的层面上去，公平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加健康，为社会的后续良性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4 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共存

（1）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指导，促进公平竞争和充分竞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以中国药品市场为例进行说明。中国目前药品市场上部分药品在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后，部分药企会因为利润微薄而逐渐停止生产这些药物。在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下，药企做出上述决定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一种损失。利润微薄并不等于没有利润，仅就制药企业出现的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药品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所造成的。公平被迫让位于效率。为此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降低医药企业进入门槛，力促市场竞争，或者出台相应的强制性政策，对参与竞标的药企要求其必须信守承诺，并给予一定的优惠。但是从长远来看，最有效的仍然是成立以非盈利或微利为目的的国有大型药企，完善社会公共药品的供给体系。

（2）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9篇

1、人民群众健康意识增强

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强了人们的健康意识。这是促使大众体育发展的主观因素。所谓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意识的增强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生活状况由温饱生活水准向小康水准迈进，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二是指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现代体育运动在健康、娱乐、休闲作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走出了以往人们以补养为主流的健康传统，纷纷走上运动场，河边、高山，习练太极拳、体操、打球、游泳、跑步与爬山，这种新兴健康观念的树立是大众体育发展的社会条件。

2、大众体育活动形式多样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处于典型的“短缺经济时代。国家用于大众体育的拨款额很少，受此限制，大众体育的开展，步履艰难，往往只是局限于做广播操，定期开一两次运动会而已。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忙于生计，既没时间也没有金钱去参与其它体育活动。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大众体育的活动形式呈现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局面，人们不断挖掘各种传统的健身方法，努力学习各种现代体育技能，还积极引进国外新兴体育活动形式。这反过来又成为吸引更多人民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进一步推动大众体育的开展。

3、大众体育活动主体社会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大众体育由于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因此，只有各级政府机关及各企事业单位的人员才有享用的权利，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及没有单位的人员则被排除在大众体育活动的范围之外，这样，大众体育就失去了群众性，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地经济结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成员不仅仅是“单位人”，更多的成为“社会人”，大众体育活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即全社会的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参与各种大众体育活动。

4、大众体育组织形式自发性

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存在一些大众体育团体，但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徒有其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开始逐步分化。这种变化也对我国大众体育管理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的由单位承担的单一大众体育组织模式逐步改变，体育社会团体、体育俱乐部、文体活动站、晨晚练点等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这些社会大众体育组织的建立，以具有共同体育兴趣和健身目的为基础，群众自发组织、自愿参加、自主管理，使大众体育在组织形式上显现出自发性、多样性特点，它不仅标志了大众体育消费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为减轻国家政府的财政负担开创了道路。

5、大众体育发展趋势市场化

由于旧体制与认识上的原因，我国的大众体育长期被人们看作是一项公益事业、福利事业。不可否认，大众体育是增强人民体质，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客观上具有公益性、福利性的一面，但是，我们过去只是片面强调这一面，而忽略了大众体育的其它功能和性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来福利型体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逐步认识到，大众体育不仅具有福利性，公益性，它也有商业性、产业性，大众体育也要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更多地以经济手段来调整大众体育的供求，使大众体育产品的供需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体育发展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

6、大众体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大众体育的开展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其投资主体是单一型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大众体育运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体制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鼓励多种经济成分为全民健身运动服务，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我国经济出现国内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促使众多企业不断寻求新的投资热点；于是许多有战略眼光的国内外企业家纷纷投资体育市场，加快了体育市场化的速度，大众体育也在其中。如健身娱乐场所、体育俱乐部、武术学校等遍布全国各地。大众体育呈现出国家、集体、个人和企业事业单位等多元化投资的新格局，这是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

（作者单位：1.河北联合大学体育部；2.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

参考文献

[1] 罗旭.基于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大众体育健身需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08）

[2] 王新力.北京奥运会后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趋势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8（11）

第10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市场经济;道德规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生成和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或道德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道德建设中面临着新的困境，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提倡的“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规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观走向了极端，礼仪缺失、不讲诚信、损公肥私的情况屡屡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了制约我国社会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问题的产生

社会转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进化，它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结构剧烈的、整体的和根本的变化。我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过渡又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转变过程。但是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是无法全面把握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含义的，实质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对命令无条件地服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动员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了社会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证了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发展。

从计划经济这种通过各种指令控制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来看，它比自然经济有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经济的狭隘性、保守性和小农意识。但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约束的体制框架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创造性主体—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这种约束是在极少物质激励的条件下进行的，进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中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果是助长了惰性，依赖性，中庸主义，平均主义。活力丧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别是当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经济规模变大，利益主体增多，利益目标多元化时，单纯的精神激励已无法超越人们内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必然产生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抵制效率的行为。经济越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动力不足，结构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的弊病，就越发明显，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久而久之，经济发展必然陷于停滞。

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更为理想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要求每一个主体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较强的依附性，并且承认每个主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每个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将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趋于更为理性的选择，并在追求这种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福利，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样，我国就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我国的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礼仪缺失、不讲诚信等道德失范现象也成为了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道德规范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道德关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规范从一部分习俗规范演化而来，以信念、习惯和内心情感等内在因素为基础，以善与恶、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作为评价尺度，在舆论和教育等强制力下发挥作用。人们遵行道德规范往往基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表现出是自觉行为。而所谓道德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要弄清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基于对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强烈社会变化对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人的主观世界及价值观的冲击的分析。

第1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区域差异

作者简介：高 萍，女，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0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成都 610074孙群力，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4

自1978 年开始制度转型以来,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升,但同时,地区经济增长出现非均衡发展,地区间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表现在沿海和内地、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拉大。本文拟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从产权制度进程和体制变迁这两个层面来论证制度因素是中国制度转型时期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理论分析: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曾经认为，一个地区(国家) 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取决于要素投入，从而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制度给定的理论假设来分析经济增长的事实。新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制度”是重要的，而且其作用也可以被模型化。[1]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提出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Coase,1937）。[2］(386-405)诺思从产权的角度研究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North,1990）。[3]此外，研究者还从制度变迁、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来进行了探讨。[4]

在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变迁一方面通过经济增长制度结构的改变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形成,从而使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规模不断增长并使其潜能得以更大程度的发挥；另一方面,制度转型通过改变要素的激励机制而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从而制度变迁引致的激励机制的改进也就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因素的投资及其效率。并且，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当一个国家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制度的效率是最高的。因此,研究中国制度转型以来的经济增长问题,必须把制度因素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加以考察。然而，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是非均质的，在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下,不仅存在制度转型进程的区际差异、而且还存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区际差异。因此，要完整地解释制度转型时期的区际经济非均衡增长,就必须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引入制度因素,建立新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转型时期的区际非均衡增长问题。

二、制度要素的指标选取

为了阐明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制度因素的度量指标。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正式制度。由于中国的制度变迁主要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本文将经济体制变迁作为一个制度变量。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因此，本文分析的第二个变量是产权制度变迁。基于此，本文主要考虑了正式制度中的两个变量，即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由于制度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正式制度涉及到方方面面，而本文采用的方法是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每一个变量都涉及到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因此，在选择制度变量时，既要考虑到变量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又要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可行性。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代表体制变迁，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通常又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规模，且存在着一个反映财政支出规模发展变化一般趋势的“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正处于发展中而且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中的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以及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水平，目前仍处在调整和探索之中。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6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一路下滑，直到1997年才开始回升。因此，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所代表的这一指标在1996年以前对GDP的增长有着负的影响，代表着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程度。而1997年以后，由于区域制度变迁的差异，在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已基本完成的地区来说，它不代表经济体制变迁程度。而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变迁还没有完成的地区，则仍然代表经济体制变迁程度。所以1997年以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产权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产权结构由国有经济为主向多种所有制结构转变。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统计各种经济类型的GDP比重，本文用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近似地代表产权制度的变迁。这也是研究人员通常采用的一个指标。因此，本文关于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主要分析市场经济制度变迁和产权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包含制度要素在内的经济模型的构建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为了阐明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采用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检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在此，选用资本、劳动、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来构建三要素模型。

根据历年的数据, 回归处理, 从而求出α、β、γ的值。

其中Yi,t为各省1978―2003年的国民经济产出,即GDP，α、β、γ为系数,SYSi,t表示各省1978―2003年的制度变迁水平,Ki,t是1978―2003年各省的资本投入,Li,t是1978―2003年各省的劳动投入,t为时间参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SYS是一组表示制度的变量,由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构成（参见表1和表2）。它们分别是： RG表示产权制度变迁，由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代表；PI表示经济体制变迁，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代表。

根据前面的分析，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产权制度变迁对GDP增长有着正的影响，因此，可以期望以上指标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为正。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加快增长，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以及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水平，仍有待于调整和探索。因此，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这一指标在1996年以前对GDP的增长有着负的影响，而1997年以后的影响则不确定。

可以设想，由于各区域制度变迁速度、强度不同，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GDP增长的影响这两个制度变迁指标在四大区域具有较大的差异。

本文对中国的区域划分，是按地理区域将整个经济划分为四个区域，①分别为东部地区、中部六省、西部地区、东北地区。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模型统计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及各省市区的年度公报数据和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03年。实际GDP系以1978年为100的GDP指数得出GDP平减指数，然后根据GDP平减指数得出，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劳动力就业系采用当年全部从业人员数。

工业总产值和非国有企业产值的计算1998年前后统计口径不一致。1998年以前的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是当年工业总产值减去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1998年以后，统计年鉴上关于该项统计数据的统计口径改变了，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是工业总产值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由于统计口径的改变，所以图2的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在1999年突然下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回归分析结果。

关于资本存量K的测算方法是由Goldsmish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它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2）式中，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αt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测算中国的资本存量K有四个关键：基年资本存量的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k的确定、当年投资I的取舍、折旧额或折旧率的确定。[5]各省区实际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Ki,t=(1+δ)Ki,t-1+Ii,t/Pi,t计算，为1978年不变价，基本上采用张军等人（2004）[6]的方法。

四、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根据四类地区的划分，采用1978－2003年的面板数据，以1996年为分界点，分别研究1978－1996年和1997－2003年两个时间段各地区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变化对GDP增长的影响。

由于重庆单列时间不长，本模型把重庆数据并于四川；海南和的相关数据缺省较严重，分析中没有考虑，以保持各年度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同时内蒙古在1979年的就业人员数缺省，所以在1978年到2003年间，28个省市区的分析样本数为727个。

在全国及四大区域的面板分析中，以LnY为被解释变量，LnK、LnL、PI、RG为具有相同系数的变量输入，并假设面板数据库各成员有相同截距，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对于D.W.值与2相差较大的估计结果，采用一阶（AR1）、二阶(AR2)或三阶(AR3)自回归的方法进行修正，考虑各系数在显著性水平较佳的情况下，进行取舍，选择理想的结果，以消除序列相关问题。表1和表2是用Eviews3.1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1分析的是1978―1996年时间段，表2分析的是1997―2003年时间段。

从表1的分析结果看，在1978―1996年间，全国及四大区域的模型调整后的R2均在0.99以上，从调整后的R2和F统计值来看，5个计量模型均具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义。在这期间，全国样本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的系数分别为：-0.219、-0.138、-0.403、-0.014、-0.815，均为负数，其中全国样本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中部六省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东北地区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东部和西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全国样本及四大区域的市场经济体制变迁有很大差别，且各区域体制变迁对GDP的增长具有负的影响，但影响作用差别很大。东北地区的系数绝对值大于中部，说明东北地区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干预大于中部，其市场经济体制变迁慢于中部。东部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市场化程度最高，市场经济体制变迁最快，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少，政府干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对GDP增长的回归系数对GDP的影响不显著，表明至少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这一角度来看，在东部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最少，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已基本完成。表1中西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对GDP增长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但根据经验判断，西部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东部。进一步考察1978和1996年两个年度东部和西部这一指标的变化， 西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18％降到1996年的11％，19年间仅下降了7个百分点，东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由1978年的14％降到1996年的0.07%，19年间下降了将近14个百分点。可见，尽管西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从1978年到1996年也在下降，但十分缓慢，到1996年，其比重仍相当大，这说明西部的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在1978到1996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由于自变量变化太小，对因变量GDP的变化不敏感，从回归分析的角度看，表现为其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回归结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从非国有经济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看，全国样本、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系数分别为0.285、0.577、0.016、0.266、0.092，系数均为正，表明其对GDP的影响为正，但各区域的显著性水平不同，全国样本及东部地区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部地区看，产权结构的多样化、产权制度变迁对全国及东部地区GDP的影响非常显著，而中部和东北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两个区域的产权制度变迁缓慢，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影响了地区经济增长。根据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西部整体来说，其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趋势在四大区域中是最缓慢的，而西部该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与其经验判断不一致。进一步考察西部的非国有经济产值及工业总产值，可以发现，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很低。1996年，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为5972.15亿元，工业总产值仅为11665.23亿元，远远低于同年东部工业总产值56907.78亿元。西部工业总产值较低，导致其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较高，因而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较大，可见，该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是由于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总数较小的缘故。

表2是1997―2003年的回归分析结果，由于时间序列较短，模型的D.W.统计量不理想，但也可从中大致看出，1997年以后，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的系数对GDP增长的影响开始显著了，而非国有经济占当年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对GDP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表明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变迁还未完成，产权制度变迁缓慢，非国有经济对GDP的影响不显著。东部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对GDP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依然很显著，与前一阶段的结论一致。其他区域则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这一阶段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的系数为0.057，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已大体完成，但瓦格纳法则是否开始起作用还需深入研究；非国有经济占当年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为0.025，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权结构的多样化对GDP增长的影响显著。

五、结 论

本文设定了衡量制度变迁的两个指标，即用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表示的经济体制的变迁，用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来表示的产权制度的变迁，并用这两个指标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以上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1.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区域有显著的不同。东部地区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目前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变迁还是产权制度变迁均走在全国前列，中部和东北地区居中，而西部地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变迁缓慢。制度变迁的这种差异是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之一。因此，推进区域之间制度的协调发展应该成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2.推进制度变迁是不同的区域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东部地区要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建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所有制结构。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应加快市场化道路的步伐，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要适当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让市场在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

注 释：

①本文对四大区域的分类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六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河南、湖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主要参考文献：

［1］夏威尔・萨拉－伊－马丁．15年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学到了什么？［Z］．比较，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19）．

［2］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s,(4).

［3］North D.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Person, T. and Tabellini, G. ,2000, Political Economics :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张 军，章 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第12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经济，科技进步，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举世瞩目。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一个突出的弱点，那就是经济效益不高，我国经济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的速度型增长方式之下。这种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同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不相适应，必须努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质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有效运行，达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与经济增长，都是在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与运行之下实现的，这种组合与运行，可以是优化的、不断提高发展水平与效益的增长，也可以是不良的、仅有数量扩张、没有水平与质量提高的增长。我们一般把第一种增长方式叫做集约型、内涵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意味着真正的经济发展，即经济数量的增长伴随着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它将不断增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我们把第二种增长方式叫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主要是数量的扩大，质量与水平的较少提高，经济效益甚差，严格说来，不能叫做经济发展，也难以增强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当前我们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努力推进过去那种粗放型、外延型、速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内涵型、效益型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就需要做到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各种经济单位改进管理与有效运行，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水平与质量，实现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

1.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重要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转变是紧密相关的两件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经济体制的转变为前提。我国过去长期存在粗放型增长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不计成本，企业不讲盈利，既无激励，又缺约束，效益不高是传统体制的必然结果。因此，改变增长方式首先要改革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市场经济具有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与配置、协调供需关系的功能，促进竞争、优胜劣汰，促进企业改进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改善服务，因此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所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

2.改善与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市场机制可以促进单个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企业效益提高了，无疑是整个国民经济取得高效发展的基础，但企业效益的提高，并不完全等于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着眼点是国民经济的总体，如调节与控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使之既积极而又不超越农业与基础产业的客观可能性，是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宏观调控对资源优化组合与配置、调整经济结构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对社会总供需、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分配格局、地区协调等方面的调节，都将对国民经济总体的协调发展和效率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把转变政府职能、改善与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措施。

3.改革企业体制，改善企业经营管理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转变增长方式的基础在企业。我国国有企业多数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不能不带有传统经济体制的烙印，这是我国国有企业长期活力不足、后劲不大、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要搞好国有企业，必须对企业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优化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经过十多年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有了较大变化，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指引下，提出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要求突破了十多年企业改革只是在放权让利上做文章的框框，提出了带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改革方案，按此要求落实，将可能理顺企业体制，创造一个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与经营者的良性经营机制的基本条件。

4.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物质基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是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的根本途径，是增加产品附加价值的重要手段。论文参考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很大，科技进步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途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与应用，就其水平来说可以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先进技术，反映各个技术学科领域最先进、最现代化的技术，即学科前沿，这类先进技术我们当然要努力学习、引进，也要组织力量做出创造性的突破，这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必须投入足够的力量，投入必要的资金，务求有所突破。论文参考网。但是现代先进技术需要很强的投入，而且有一定的风险，目前还不能要求一切领域齐头并进，遍地开花，因为我们发展现代先进技术的力量尚感不足，经费投入也受到一定限制。而另一种叫做适用技术的技术，其含义为，在各种技术方案中，必然有一种从科技水平来看不属于现代高科技，但对于解决普通工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来说，却是既廉价又有效。我们要在努力发展现代化技术的前提下，踏踏实实地大力发展适用技术，以廉价的方式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颇大，适用技术一般都能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大力发展适用技术符合我国发展中大国的国情。

5.要十分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我国科学与教育长期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与技术水平不高，干部素质也不理想。论文参考网。而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资料、先进设备要由人来操纵，新的生产资料、先进的技术装备的开发与创新也要由人来完成。因此，生产力水平包含着生产者的素质，高素质的劳动者，高素质的经营者，高素质的各类专业人员，是促进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益、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包括培养高水平的劳动者、经营者与各类专业人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涵。

6.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交流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发展迅速，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均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开放与交流，给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有益的积极影响，促进各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状态，科技水平提高较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闭关锁国，得不到国际经济交流与互相促进的利益，对国际现代科技发展状况、现代化生产组织与管理经验均不甚了解。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技术，一是资金。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弱点，这一因素是不可低估的。为了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式、先进生产组织形式，促进我国经济向着集约型、效益型方向健康发展。

第1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无差异曲线；预算约束线

1 我国两次金融危机的应对实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两次危机。政府干预市场的有效手段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析我国经历的1998年和2008年的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在货币政策上都采用降低存款、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1998年连续三次降低存款、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2008年下半年央行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暂免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政策方面的措施均采取了扩大投资、税费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综合运用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等手段，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减免部分税费、提高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实现了“投资拉动—经济总量扩大—消费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传导。尤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为甚，2009年伊始，从1月14日到2月25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通过了汽车、钢铁、造船等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并进行了4万亿元投资规划；2009年1月人民币贷款新增1.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在运用金融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同时，进行了区域政策的运用来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等10个区域性规划和文件。

2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概览

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应从重商主义说起，从时间上说，大约出现在15~17世纪，伯恩斯说：“重商主义可以说是政府所采取的干涉制度，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繁荣和增强国家力量。它有时又被称作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重商主义认为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增加本国的财富，却忽视了市场作用的发挥。继重商主义而兴起的是古典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行为。古典经济学认为财富与利润来自生产领域，国家应减少直至取消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国家只是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守夜人”，古典主义经济学后经马歇尔的均衡理论和瓦尔拉斯等人的一般均衡等理论的发展，新古典主义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有限职能的政府和作用范围无限的市场是追求的目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经济危机，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大量工人失业让经济沉疴难愈。凯恩斯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从摇篮到坟墓”的政府参与形象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出售的改革运动，对国家全面干预经济采取极端否定态度，认为经济上的计划化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个人的工作性质、就业差异、分配区别等。这些经济职能的集中必然引起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滥用，并导致个人自由丧失，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农奴化。相信自由市场能顺利地解决一切经济的问题。

3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质分析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二者之间的分配。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尽管认为出现市场失灵的时候，由政府来解决诸如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经济外部性内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等问题。似乎政府与市场之间是一种互补品的关系，但政府与市场远远不是照相机与胶卷的关系那么简单，至少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互补”。并非离开政府，市场就无法运作；离开市场政府就无所适从，政府是有意识的来调节市场的缺陷，从而完成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二者关系不应界定在互补的范围内，而应界定为替代品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作用中，时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与其说时间影响着二者的相互作用，不如说是市场规律在自发的支配其自身的运作。既然市场自发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作为政府就不能够回避这个规律。政府有着强大的宏观调控部门，有着完善的信息收集机制。在明确市场动态的同时，可以调整自身干预范围的大小及自身适应机制，从一定程度上建立一个对市场反应灵敏，并能够及时回应市场要求的机制体系。

分析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可以得知，任何经济现象都属于公私的范畴，从国有企业改革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原则的确立到公民私有财产不得侵犯的宪法条文，无不体现着非公即私，非私即公的社会所有权划分。在这样的原则下，“私”当然由假设为理性人的私人主体来管理，遵循着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而“公”则由代议制背景下的政府代为管理，遵循着为委托人服务的原则。二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全部的经济生活。由不同的手段和运行机制构成的不同能力主导着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沉浮。

4 理想状态下的政府与市场作用模拟

我们可以构建动态的图形来表示政府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的关系，之所以称之为动态是因为需要把时间的因素考虑进去。图形如下：

图中横轴代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应起的作用，纵轴代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直线AB表示政府和市场能力的预算约束线。具体而言，市场作用指市场自身的发育程度，包括市场规则的完善程度，合同契约对交易双方的约束程度，市场的开放性程度。政府作用指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政府自身部门建设能力，政府维持市场环境能力等。二者的能力组合构成了特定时间政府和市场的能力对社会资源利用的约束。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此条约束线的位置是在不断地变化，不同国家在相同时期，此条约束线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曲线CD则表示政府目标无差异曲线，此曲线的含义是政府在一定时期有自己的发展目标，一旦目标确立，就调动经济、社会资源去实现。在此曲线上的任意点表示在此曲线上，政府的目标是相同的，可以通过不同规模的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的组合来达到，政府的目标在一定阶段是相对稳定的。曲线CD向下倾斜表明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存在着替代关系，凸向原点表明政府能力与市场能力二者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而用西方经济学的效率最优解的决定，直线AB和曲线CD相切无疑是最有效率的组合，也即在政府能力和市场作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设置经济目标是最佳的选择。

在得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图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政府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在寻求政府作用能力与市场作用能力组合的约束线与政府目标无差异曲线的相交，也是在不断地调整政府经济社会目标，完善自身的发展能力，以期达到最优的组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历来争论问题，也是政府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在宏观经济实践中，这样的关系往往是不易捕捉到的。在现实国家中，要么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而政府为其提供条件的能力得不到保证；要么是政府干预范围过多，抑制着市场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反映在图形中就是，直线AB的位置经常出现变动，在坐标轴上的截距出现变化。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看不见的手”对政府的作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的政治体制和传统的思想观念使政府的干预范围过大，其职能出现错位，市场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这些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又期望过高。以致经常出现直线AB和曲线CD的背离，达不到最佳的效果。

第14篇

民法的起源是来自于古罗马的产物，那时人们从事商品交易十分频繁，因此都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以免破坏交易秩序。所以，渐渐出现商品进行交换的规矩，这种规矩慢慢发展形成完善，形成民法。商法的起源来自于中世纪的欧洲，也是从事商品交易的人们需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来实现商品交换，这样的规则也可以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因此，逐渐形成商品交换的规则，大家共同遵守，慢慢逐渐完善形成商法。在大陆法系中，主要体现的是学者认为商法与民法都是保护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只是商法更加复杂，更加细致，更加特殊，因此，他们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两者之间多有相似之处。

二、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

上述说过，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经济法则是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主要是以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矛盾分化开始的，在经济关系中，对于违反行为人运用民法的强制手段已经难以解决的时候，必须以国家的形式来解决矛盾，因此，运用管理约束经济体制的准则出现，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经济法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矛盾体制和资源配置模式，从更为广阔的角度保护社会经济利益。经济法与民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适用的调整对象有部分重叠，在经济范围内，经济关系的调整范围有着一定的联系。这是因为民法的重要调整对象之间的财产关系，实质上是经济关系，作用法律规则，两者都是在当事人的合法的经济利益的保护下，保障公民的权力，维护应有的经济秩序。民法作为调整民事的法律，主要体现的是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关系，人人平等，突出个体的重要性，保护自然人的权力和自由，主要是以当事人的权力意志及其义务作为准则的，国家没有给予更多的干涉。如果自然人有违法行为，主要以民事制裁的形式处理解决。经济法主要是以国家作为管理范畴，协调和约束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其着眼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以社会原则为准则，强调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以强制性规范为主，对于违法行为，可以采取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来制裁，具有强制性。所以说，经济法是兼顾国家和市场共同行为的法，经济法为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上。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

三、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

全世界学者对于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着分歧的，但是在我国，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没有多大的矛盾，也没有过多的关于商法和经济法的争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商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也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有关。纵观我国历史，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遵循仁义，没有达到以商业为本位的国策。现代社会中，商法的完善和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实践与研究。企业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并且会应用到各种法律法规，如果企业之间发生纠纷的话，调整它们之间关系的可以用民法或者商法，但是必须要看企业纠纷之间的侧重点是什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关于企业资质审查，产权，公司财务，税务，财务，审计的定义，环保等的监督和管理，特别是对企业管理的宏观发展等的影响。企业调整商业法主要是把它作为商事主体也就是商人对待。做为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这与商人是有着一样的属性的。作为企业营利活动中的商业法律调整的主要内容，也是体现各种商业行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经济关系在国家权力的介入，发生规律，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经济法是必要的，主要是它可以使协调，稳定，国民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商法应以企业为核心的调整。由于核心内容体现了本法的商人和商业行为，因此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现如今的经济社会，人们的生活中都会涉及到经济活动，因此，也会涉及到经济法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关系复杂，不是单一一门法律就可以调整的。在未来社会中，处理与此相关的社会活动更加需要综合性较强的法律法规。现在社会以及未来社会都是经济社会，而且是知识型的经济社会，法律与经济关联会更加紧密。法律可以建立经济关系，并且决定着经济关系的内部构架。现在把法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比较普遍。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法，民法以及经济法的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法商法以及经济法的转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商法，民法以及经济法的共同调节，这种调节规律可以说是一种价值规律，重点在于外部表现。同时，又是以国家为载体的能够在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法律，对全社会经济进行管理，能够保障对国家的有效调节。我国在开国以来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市场调节以及价值规律的重要性。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制度并存的状态。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比较单一，有局限性，国家对于经济的管理比较详细，很多企业没有进入到市场，这样的话，民法和商法也会受到限制，经济法也没有得到发展。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立法没有完善的情况下，管理国家经济的一些方面会受到限制，在经济法中，比较多的是行为方式上的规范，没有强调鼓励提倡性规范。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国家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经济运行体制比较偏重于市场调节，因此，与之相关联的民法和商法的规范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在完善经济法的同时，也需要完善商法与民法。在我国，经济法与民法和商法在调节对象，范围和规定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联系的。由于我国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管理方面常常比较局限，对于经济行为的管理形式主要是以间接调控为主，经济法的管理作用就先对比较有局限性了，而此时，民法及商法的应用范围相对就比较宽泛。随着我国的各项工作的进步和发展，经济法与民法以及商法的内容也是要逐步在改变的。对于企业和公民的经济活动方面，国家已经确定其作为经营自主的地位，有自。对于其经济活动方面的管理，主要是制定其活动的应该遵守的规范，调节和监督企业与个人的经济活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家主要在调节经济结构，增强国家实力，鼓励社会个人进行投资，这样民法与商法的作用也会得以体现。国家主要是用于宏观调控，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政策，组织协调市场经济，保障社会公众服务，国家也在采取更多的民法与商法条例进行宏观调控。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商法，民法以及经济法的内容条例的变化。

（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民法商法以及经济法的转变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建立了与之相适宜的经济法，民法以及商法体系。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比较丰富，内容较多，需要调节民事法律的基本法，也需要调节经济的特别法，相互补充。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正常，但是并没有完善，对于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方面，行业经济管理方面，为经济活动体提高相关社会服务方面都需要完善立法。经济法作为独立的能够有其内在体系的独立法律体系，能够使国家经济管理方面有着一定的协调作用和统一规范化管理作用。对于经济法与商法以及民法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既相互联系又是有着相互区别的。在法律的实施内容上来看，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国家国民经济的关系，主要侧重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对于国家经济的微观管理。民法和商法主要是针对与公民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协调管理，主要侧重于人身关系的管理。就商法与民法的表现形式上来说，其发展都是由相关的一些细小的条例组成，基本法律条例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具体来说，经济法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可以细分为包括财政法，税法能法律，而民法和商法从管理方面上来说可以具体分为调整归属权，债权等涉及到家庭以及继承关系的方面。对于国家微观经济方面，经济法与民法和商法的适用范围有时会有所重叠。对于国家管理范围使用中，会出现某一事例中会同时用到经济法，商法和民法的内容。经济法中与民法和商法相互重叠的部分内容，主要属于商法的内容。可以说，商法是民法中一个独特的部分。商法规范中可以看到会有公法的部分，但是并不是主要部分。现代国家商法中包括企业法，保险法，票据法等含义比较广的领域的商法。但是在一些特殊行业部门中，由国家统一管理，经济法就占主要地位了，森林法，银行法，铁路法等体系都属于经济法中的重要部分。

五、结语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市场经济;道德规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生成和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或道德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道德建设中面临着新的困境，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提倡的“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规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观走向了极端，礼仪缺失、不讲诚信、损公肥私的情况屡屡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了制约我国社会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问题的产生

社会转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进化，它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结构剧烈的、整体的和根本的变化。我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过渡又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转变过程。但是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是无法全面把握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含义的，实质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对命令无条件地服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动员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了社会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证了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发展。

从计划经济这种通过各种指令控制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来看，它比自然经济有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经济的狭隘性、保守性和小农意识。但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约束的体制框架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创造性主体—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这种约束是在极少物质激励的条件下进行的，进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中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果是助长了惰性，依赖性，中庸主义，平均主义。活力丧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别是当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经济规模变大，利益主体增多，利益目标多元化时，单纯的精神激励已无法超越人们内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必然产生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抵制效率的行为。经济越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动力不足，结构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的弊病，就越发明显，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久而久之，经济发展必然陷于停滞。

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更为理想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要求每一个主体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较强的依附性，并且承认每个主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每个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将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趋于更为理性的选择，并在追求这种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福利，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样，我国就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我国的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礼仪缺失、不讲诚信等道德失范现象也成为了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道德规范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道德关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规范从一部分习俗规范演化而来，以信念、习惯和内心情感等内在因素为基础，以善与恶、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作为评价尺度，在舆论和教育等强制力下发挥作用。人们遵行道德规范往往基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表现出是自觉行为。而所谓道德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要弄清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基于对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强烈社会变化对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人的主观世界及价值观的冲击的分析。

经济文化的落后，不仅使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而且存在着体制落后与人的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根本矛盾。在我国的旧体制下，个人的价值观被极度扭曲，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极度否定和压抑，人们在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极强的依赖性，主要是依赖外界标准调节自身行为，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选择的能力。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和西方文化的大举进人，使人们的思想空前的活跃，并且面临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当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真正具有现代性的实践主体尚未形成时，面对社会的多元状态，个人难免无所适从，容易做出多元选择，甚至与现代化目标相背离。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首先是对独立、自觉、成熟的现代化主体的呼唤和塑造，在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促使人们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和权力依附，向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独立个人转化。然而转型时期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滞后，致使人们在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至上”和“自由放任”的原则面前，极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寻求自我价值，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中，从过去个性与需求被极度压抑，转至对个性的追求极度膨胀。个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个人难以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从而迷失了个人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为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现象。此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个体的主动性变成了随意性，积极性变成了破坏性，“一只看不见的手”失灵了。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目标设定更偏重于经济的合理性而非社会的合理性。如果缺乏对市场机制伦理目标的审视、规范和修正，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可能会使其内在的社会合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走向道德目标的反面。单纯的市场目标容易导致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丰富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或世俗的功利关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时候，容易使人在摆脱了旧体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又陷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一种人的创造物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的“异化”现象，使人们丧失对终极理想和目标的追求。

因而，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由于旧体制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人们还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判断，另一方面由于新体制对人们潜在的本能的“物欲”的强烈激发已超越了现有体制文化建设对其中消极因素的抑制，而且在转型时期，社会个体的素质和状况在总体水平上不会超越对自身功利的追求，相反，对功利的过分迷恋，反而成为支配个体行为的一种强大异已力量，于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均不成熟，且欠缺必要理论准备的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就是有了其历史特殊性。由此导致唯利是图，欺诈、腐败等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良知，无情践踏他人、社会利益的不道德现象比比皆是，市场经济对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肯定演变成为部分经济主体对“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已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机会主义”的盲从。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

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并要求一定的经济体制，一定的经济体制，必然产生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结构和道德结构，道德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反映，而且是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和重要因素。中国目前遇到了向成熟市场经济迈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市场经济时代要求法治、提倡个体创造的同时，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能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完善的道德体系。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就中国而言，当前正处在二十世纪以来一次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型赋予了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这样，就必然会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个体道德自律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成为目前人类社会所出现的虽然并非最好但却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在于它造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并通过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驱动，促使人们的才能和创造性得以充分的发挥，由此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这种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要想有效而且良好地运作，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础。它要求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在其所从事或参与的经济活动中都应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个体道德修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而在经济活动中，诚信就是每个经济主体应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叶，在论述市场机制作用时， 就曾经把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完全取代道德分析的。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这至少反映出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并不足以完全保障社会利益的增进，还必须是某种程度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而这除了能否建立起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外，还需要有能实现公平竞争的道德环境作支持，两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机制正常健康运行的重要外部条件。由此亦说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趋利动机是无可厚非的，而这也正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效率的动力源。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趋利动机的实现方式是怎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不应当限制人们的趋利动机，相反，应鼓励人们趋利动机的生成，但在其利益的实现方式上，则应该要求其合乎法制和道德的规范。如果说法律的规范是在特定场合对规范个体行为发挥作用的他律因素的话，道德的规范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从而保证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道德理想统一起来的自律因素。两者发挥作用的区别在于:法律作用于有形，而道德则作用于无形之中，道德就象是一只维护市场正常有序健康运行的无形的手。

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行为。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用以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基本的内在道德信念，决定了人们评价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构成了人们基本的道德人格或良知，并成为人们在与他人交往中基本的行为准则。这样的行为规范可以保证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时所采用的方式是具有社会合理性的，即它是在不伤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前提下的趋利动机和行为。这有助于减少在外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由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道德风险和不确定性，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确保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交易行为中产生的各种契约关系，其履行与否及其实现程度不仅要依靠外在经济法律制度的保障，还要依靠当事人之间最起码的诚信去维护。当一种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建立起来以后，合同或契约在交易中的有效性就会大大提高，从而可以大大减少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而带来的损失，对法律的需求也会降低，这样就节约了交易成本，保证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由此可见，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也就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

就我国目前市场经济道德秩序建设而言，最尖锐的矛盾恐怕在于“失信”及缺乏法治精神。充斥我们市场每个角落的大量假冒伪劣、偷漏骗税、骗汇、走私、商业欺诈、逃废债务、财务失真、招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等各种丑恶现象，无不是缺乏诚信、缺乏法治精神，道德良知泯灭的结果，这不仅直接危及他人、社会、国家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它将破坏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健康发展的前提，即良好的、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从而阻碍我们国家社会转型的成功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是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只有为社会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经济主体才能达到逐利的目的，而只有这种符合集体、社会利益的逐利行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允许的，这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产生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前提。当前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无论“失信”行为，还是置法律于不顾、“有法不依”、钻现行体制漏洞的缺乏法治精神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都与道德建设的某些胭如和失误有关系。对一些已出现的消极现象，仅仅依靠法律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尚且不说有的问题是现行不完善的法律根本触及不到的真空地带。因此，当前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将会受到多元化的挑战，人们的理想、观念、道德、情感和心理，也必然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针对这样的情况，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并不是以道抑利。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是要以道德来促成合理合法的利益实现方式或途径，也即市场经济在鼓励追求独立自主和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存在的同时，并不排斥道德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