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传统文化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农村的传统文化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新农村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9-0176-02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已显得较为滞后。中央提出社会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而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发展的源泉，传承和革新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需要。

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董靖保、王尚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由中国长期社会历史沿袭而形成的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物质与精神文化现象的总和，其中大部分以传统自然经济为基础，本质上是一种小农意识的反映，其核心以追求伦理道德为基本出发点，具有典型的封闭求同、消极迷信色彩。表现的基本形式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血缘文化。”[1]单霁翔认为：“传统文化产生于历史过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传统文化形成于民族传承，带有独特的民族色彩；传统文化成长与当地环境，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因此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表现得最为鲜明”[2]赵东海、梁伟在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时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大致可以从科学技艺层面和伦理价值层面两方面来加以概述。从科学技艺层面看，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建筑文化、工艺美术文化、喜剧舞蹈相声等娱乐文化、武术健身养生等体育文化、天文历法、发明创造及中医理论等。从伦理价值层面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为君子文化、尚贤文化、谋略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忠孝文化、爱国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3]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历史积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卓越的品格和精神，素塑造了的民族独特性格，有其丰富的内涵，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生存方式、思维习惯、理想追求等，承载的民族历史的思考和人文精神，蕴含着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多元文化的冲击等方面的原因，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问题。

1.多元文化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农村人口私人空间的拓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现城市，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的文化观念逐渐进入农村，冲击着传统的农村文化观念。进程务工人员在融入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过程中，由于受物质基础和原有思想局限性的影响，在对城市文化的吸收和模仿中，大量的庸俗文化也充斥其中，城市的邻里疏离、人情淡薄等“城市文明症”也伴随其行。而在接受和模式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中，乡村文化中的淳朴和精华也逐渐疏离。因此，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生存空间里，农村的文化生活长期处在原有乡村文明和现有城市文明的摇摆空间里。

随着经济的转型，西方文化的渗入和扩散，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着被改造的命运，物欲和功力逐渐彰显，“道德失范”被越来越多地关注。

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洗礼、信息化的到来、现代文明冲击，这些影响渗透到农村社会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向新农村文化价值观念转型的过程中，多元文化的冲击，农村的文化价值取向面临着多元和混杂的局面。

2.乡土文化传统的淡薄

华夏文明民族众多，历史悠久，乡土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各具地域特色。有二人转、海南的琼剧、花腰鼓等民间的传统文艺表演，有三月街、泼水节、火把节等民族传统的节日，有剪纸、泥塑、绘画等民间传统工艺，这些传统艺术、民间工艺、民俗节日等是丰富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是乡村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但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这些众多的民间工艺、民俗等乡土文化传统被淡化了，尤其是年轻一代纷纷走进霓虹闪烁的现代城市，热衷于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对这些乡土文化传统缺乏热情，逐渐失去了认同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甚至传统的“春节” 、“中秋节”、“端午”等节日，也缺少了那份“味”，找不到当年的感觉。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村落的改造，新的建筑的出现普遍缺少地方文化的内涵，彰显不了地域特色，在现代化的改造中，实现了钢筋混凝土统一，也失去了建筑的人文地域特色。

一些传统的民间工艺、演艺等，随着旅游的发展，在商品化的过程中，经过市场化的改造，出现了变异，丧失了特色和个性。

3.文化建设内涵空间狭小

第2篇

农村传统文化历经沧桑巨变、社会变革的历史浮沉,因而是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东西,它自发的左右着人们的各种行为,制约着农民与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是农民世代相传的思想、道德、习俗等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表现。如何评判农村传统文化,首先得看其折射出来的哲学精神是怎样的。基与此,农村传统文化折射出来的基本哲学精神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应当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品格,充溢着现代创新精神。农村传统文化是农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产物,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演变而演变,并在创新中不断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因为创新首先是一种生活,对农民而言,是他们对待生活的一种心态、观察生活的一种视角、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体现着农民始终执著的生活热情、辛勤劳作的品质、热爱家乡的传统美德、对于理想生活的渴望,所以,农村传统文化创新是永无止境、没有穷尽的。农村传统文化创新就是对自身的自我“扬弃”,是在文化的“人本性”无形引导下进行的自我批判和否定,并在批判和否定求得对农村传统文化的新的认识和新的升华。

二、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又叫做原理精神,就是干什么事情都要追求根本,求得最根本的原理,是人类在探求真理过程中必须具备的一种高尚品质,反映了人类崇高的精神追求,激励着人们驱除愚昧、求实创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在农村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是以不自觉的形式存在着,且十分匮乏。原因是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形成的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影响下,农民多重人伦,轻功用的文化观念,宣扬保守,以遵循守旧为荣,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只有通过从外部输入先进文化,才能激发其成为以自觉方式存在的精神。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诸如文化“三下乡”活动等,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引导农民积极投身于探索世界奥秘和追求真理的科学实践及认识的活动。通过这些积极的方式向农民灌输先进文化的活动,逐步培养农民崇尚科学的习惯和思维。总之,融科学精神于农村传统文化中,使之成为农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这不仅是惠及农民的重要举措,而且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的工程。

三、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文传统的精髓,其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是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人文精神展现人们的气质和价值取向,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传统文化就要着眼于现有文化环境和农民的审美情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优者而用之,对一切的新思想、新文化兼容并收,融会贯通,赋予农村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特别凸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注重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潜移默化的教化、熏陶、陶冶出农民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优良素质,使之转化成当今农民积极向上的意识,不断强化农村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品质。

四、和谐精神

和谐精神包含着协调发展、均衡发展的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思想方法和实践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和谐发展观。“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农村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今天所说的和谐精神既扎根于源远流长的农村传统文化,又融进了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和谐精神的产生有赖于良好的农村文化环境。就农村传统文化而言,有精华也有糟粕,恰恰是农村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才导致了农村中不和谐因素。只有传承并弘扬农村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改造、引导以至消灭落后文化,才能使得和谐精神展现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造就新农村、新观念、新精神、新风貌。

第3篇

【关键词】符号互动论；农村传统文化；农民群体

一 研究缘起及综述

当代农民群体包括留守乡村的务农群体和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外出群体，他们从一开始就带有农村固有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习俗，这些传统的文化习俗在农民生活中起到“在场”和“缺场”的种种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农村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或时代了，而是成为整个人类行动和跨时代的现实存在物，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生存的或即将生存的大脑。因此，研究农村传统文化需要将农村场域和城市场域相结合，把农村群体和进城群体进行对比，将传统文化逻辑和现代文化逻辑相比较，以此来看待农村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遇。新时代的国民，甚至是身处其中的农民群体也无法真正地认识到此种风俗习惯的重要作用，而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现代新生农民群体所轻视和忽略。运用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对农民群体文化中的固定行为模式进行心理解读，再通过简要分析外出务工农民群体的固有文化习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与新的文化逻辑碰撞时产生的行为失范、自我认同感缺失等一系列社会后果，笔者将对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真实的心理运作机制进行分析。

一个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始终与这个社会的文化密切相联，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的取向是双向互动的关系[1]。从已有的对农村文化、社会网络、农民群体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例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的“人情”，这一“世俗化的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产的象征，它使得人情的产生和形成，除了表现在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家族主义文化观念中，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深化成为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文化的泛化过程[2]。有的学者将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建构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利用符号互动论将“意义”视为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产生于行动者对行动情境的反应和泛化他人的态度，利用情境知识作为现实知识的构成部分，具有影响行动并建构社会的功能[3]。有的学者从跨文化心理学角度揭示个体或群体在城乡两种亚文化背景下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以获得文化学和心理学两方面的意义。也有学者从区域心理学角度开展系统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研究，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人口大国，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差异较大，所以不同历史区域、地理区域、文化区域、生态区域生活的民众在文化社会心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4]。还有学者在社会转型及人情社会的背景下，利用民间文化的深厚传统和“送礼”的心理基础——安全心理及从众心理、面子心理，进行农村文化心理要素分析以指导农村社会文化建设[5]。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农村的文化传统，可从“符号互动论”、跨文化心理学、农民的社会人类心理学等角度，探讨社会情境与社会互动、不同群体与社会环境等关系，但学者们大多忽略了农民群体自身的现实心理体验和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象征。本文将结合以上研究成果并着重以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探讨农村传统文化及农民群体的现代性遭遇，对比生活在不同区域环境的农民群体的日常实践得出一些反思，从而进一步思考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现代社会关系重建问题。

二 基本概念及理论简介

关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思想，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讲述：第一、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由有机体的感受性选择决定了他的环境将是什么，在环境中发现的刺激本身释放出一种按照某种方式动作的趋势；第二、意识与有机体相联系的环境的关系：说明意识是取决于环境中某物与某个有机体的联系的一组特征，心灵的东西便于环境对于一个特定有机体所具有的特殊特征相应；第三、“自我”的普遍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区别：“客我”是普遍的，而个人的不同感受使普遍的“客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表现。“理性”出现在有机体（主我）在自己的反应中采取了其他的有机体的态度（客我），并控制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这种合理性的东西与群体的语言、文化等符号相关系，所以理性（心灵）以组织以及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合作活动为前提，思维是“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种对话的继续。“主我”对采取群体的态度时，发生的姿态唤起了一种略有不同的姿态，这样无限循环下去，最终促使社会的改变。“客我”是指自我的关于他人对自我的形象的心理表象或自我对他人对自我的期望的内在化。它代表自我的被动性、社会性的一面。“符号”就是用于唤起其他人反应态度的一套表意姿态（语言等）[6]。

农村传统文化指的是从农村的生产生活中自然演化出来的一种族群的生存哲学，其主要内容包含农民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规范等。信仰体系主要有神、祖先、鬼三类；仪式形态有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等；象征体系包括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的象征（对联、族谱、道符等）、自然物象征等。“传统的文化除了满足一般民众的个人心理需要之外，还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对‘己’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私与公、人与‘超人’、世俗与神界关系的界定，是民间信仰仪式的主要内容”[7]。传统文化以惯有的亲属关系生产为中心的象征逻辑，深植于农民的历史记忆和生活实践之中，例如祖先祭祀、人生礼仪、族谱修复、宗祠重建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以人的生产生活为目的的文化表现系统，但当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以物质经济生产为目的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渗透时，这些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亲密关系的“客我”普遍性模式，是正在消失还是复兴？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农村的社会网络互助关系将走向何方？流向城市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会遭遇被排斥的境遇，他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行为？

三 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一）对农村宗教仪式的分析

农村盛行的看风水、占验术等宗教仪式，在科学主导的现代意识形态下，往往被贴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在当今众多人类学家看来，宗教仪式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另类思维方式，与当今的科学思维是平行的，并不存在进化高低等级之分。但正因为当今社会是以科学实证的唯物主义观统治着我们的思想观念模式，而巫术等民间信仰带有的神秘和超验色彩，在科学世界里显得难以被理解和接受。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无法解释的认知模式，对于民众“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实现来说是毫无关涉的，因为民间自古以来就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自己感知和解释世界的另类逻辑，特别是当农村文化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河床底端，对于表面的河水浪潮冲击要滞后甚至逆流而上，促使民间宗教的不断复兴，这种存在已久的事物，与其说是与来自人们对外界的一种恐惧感有关，不如说是民众的“自我”在当今过于唯物化、去魅化的现代社会认知压力下，寻找一种重新通往救赎的新途径。而将其打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过于强调和没有批判对象的虚假解释。相信鬼神、灵魂的存在，却又不能与其进行直接的交流以获取某种满足，但可以通过宗教“专家”获得某种联系，甚至达到某种神秘的体验和感应。这种基于个体的感应体验，并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经验和现代科学仪器所证实，因此失去了其普遍性的“客我”意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道理所在。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采用一种悬置的态度，从它所关涉的社会情境来解读。

（二）农村宗教仪式复兴的社会心理探源

在当今农村，因人口流出、市场商业竞争渗入、贫富差距拉大等各种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农民缺乏对现代性后果的有力预防，这使农民面临着种种不安全、不稳定的“客我”反应心理，急需各种特定力量来进行庇护。农民的“自我”在失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自然环境的稳定感情况下，除了“自我”在主观意识下的勤勉劳作外，还要寻求其他方式以满足“自我”的期望。因为农村社会对家庭繁衍的祈求、命运的掌控、声望的追求等，不断地影响着农民的“客我”集体标准，而为强化自我的存在感，控制风险厄运带来的威胁是带来否定性的“自我”。寻求宗教、人情就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下形成的“泛化的他人”使“主我”从中找到改变现实的另类途径。所以说，民间宗教的复兴反映了民间把过去的文化改造为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意识模式的过程，这种有机体与物理对象的关系，与人们对巫术的关系和社会对象与自我之间的重合关系类似，是没有矛盾的“主我”行动决定融合其中，在动作之手段表现了目的[6]。

（三）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在宗教仪式中，由民众、宗教“专家”、超验力量三者构成社会行为主体。民众祈求与自然环境、超自然力量的和谐共处，宗教“专家”作为联系人与自然、超自然的中介角色，完成民众对于自然、超自然的刺激形成的“客我”形象认知。民众对于超自然的相信，是民众与宗家“专家”进行合作的前提，也是民众对“专家”的角色扮演意义的信任。“专家”的角色扮演融合了民众和超自然环境的“客我”与“主我”的具有超验性的实践相结合，使自我在咒语、道符、姿态仪式等符号中得到表现。而民众的反应是否具有同一性和有组织性，关系到宗教仪式的普遍性与习惯性反应。这种反应是否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系统（社会时空）中的一种必然性关系中，以说明宗教仪式的意义，使民众的“主我”能通过“专家”的语言等符号的指示，直接做出针对“客我”的一系列可控制的行为，从而改变现状，达到个体与环境的和谐。当然，“专家”的姿态符号系统并不为民众所熟悉，因为该符号系统对所有不同个体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但由于对前者和超验力量的深信，民众以一种非思维的意识参与该过程，所以宗教仪式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心理意识内容，而只是当它和人类的表意符号成为同一的时候，意义才变成了有意识的东西，例如金钱、权力等。所以说，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是带着现代功利主义的理性心理偏见来看的。“意义”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存在的东西，而是到后来人们的交换关系脱离自身的社会网络环境，变成了货币之间的交易时才产生了理性计算的意识。

（四） 不同社会场景的农民群体社会心理比较分析

当今农村社会环境急剧变迁，农村的社会关系、道德传统似乎日益衰微，他们的“客我”和主我都将做出相应的改变。在所有中国村落里，都存在着两种或多或少互相对应的行为模式、制度和信仰：一种是广义的、合作性、凝聚性的原则，其作用在于促使社区形成一个共同体；另一种原则是自我关照的、裂变的，其作用在于强调分化与差异性[7]。在市场经济越来越盛行、越来越“自由”的时代，个人选择能力的增强对经济理性约束的淡化甚至崩溃时，“经济人”的过于理性意识带来的异化后果，使得爆发式的逐利吞噬一切心灵（自我）[8]。所以，当今很多农村是以第二种原则占支配地位的，但另一方面，宗族等民间的互助网络势力在新的充满敌意的状态下，不断地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甚至主导着农村的社会变迁，提供国家无法提供的社会互助、公益事业等。在全球化的时代，农村社会的经济生产、交换、消费不是封闭的存在，而是以历史记忆中的“客我”为标准，重新吸纳并调适外来的力量刺激，以整合进一个新的“客我”之中，“主我”仍然运用传统的符号模式去创造性社会实践，以实现符合传统的“自我”。所以说我们一味的以经济标准的“客我”去衡量农民的“自我”成就时，我们陷入了一个相当狭隘的“自我”偏见之中，盛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中。“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到人们的共同生存”。[9]这也许就是当今城市生活出现不安定或者社会维稳成本如此巨大的客观来源。因此，我们急需做的就是疏通河道，让河水中的每一分子找到属于自己前进的渠道以实现自我。

四、反思与总结

从农村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仪式、象征中，从农村新时代的社会变迁下的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及外出的年轻农民群体的现代遭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仍生活在农村土地上的人们，仍然会坚持他们原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客我”模式。日常实践一方面实现了个人自我，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原有的结构和系统，使社会的再生产得以继续循环下去。因此，复制社会文化符号体系的不是社会化和仪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日常的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个体组织了社会环境的“客我”，“主我”受其影响和制约，不断地在现实环境中复制这些社会文化体系。但离开乡土这样的变异，是不影响农村体系的维持，而只会影响外出人的“自我”实践和实现，这是因为与城市的文化观念等一系列的隔阂，他们并未实现“主我”与“客我”的融合。面对失去有普遍性意义的“客我”，“主我”也就失去了应对的所有期待、规范及理智，只剩下如何实现“自我”的优越感以获得自尊感，而面对不被尊重和无多大能力展现的社会环境下，只能采取一系列扭曲的行为来实现自我的存在感。

找不到真正的属于超越单一标准的“客我”，而这种“客我”与我们的大环境有关。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处于两个极端，一个是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传统象征体系的生产复制为取向的人生取向，另一个是以物质经济生产为中心的唯物体系的生产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以致当农民脱下传统的装束走向另一极时，难以找到适应现实的“客我”及那一套信仰、价值规范、情感和态度的反应体系。各层面的“客我”标准互不干涉，也就难以形成一个更高程度的“主我”的主观创造和发展水平了，自我也就不断地在现实无奈之中为寻找优越感而处于极端之中。

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就是对已经形成的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客我”的尊重，这对于来自农村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只教育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文化体系，却没有教会他们以什么方式来对待这种生产体系的裸的理性牢笼，使得他们像“流浪者”出没于城市的铁栏中一样。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民群体，不使其成为失去“客我”的单向度的人，让他们在工作的场域中找到归属感，形成一个受人尊重的群体，这不仅需要他们“主我”的主观性提高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城市市民群体的不断地改变交流的态度，有情感的投入到现实行动中，作为城市的“东道主”和共同体的一部分做到应有的善待“客人”，客人的“客我”才能做到逐渐改变社会的感知结构，客人的“主我”才有可能做出相应的改变，最终客人的“自我”才会因共同的社会情感利益和社会目标而平和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在物质生产的环境中形成亲情关系增长的共同体社区。米德认为：经济社会和普遍宗教能够接近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理想[6]，但缺乏普遍宗教信任的“去魅化”的经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是难以达到大同的理想。因此，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互助网络的维护，对于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晓明.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心理要素分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07）：42.

[2]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1996（02）：57|64.

[3]赵万里、李路彬.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评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10）：87|93.

[4]张海钟.中国城乡跨文化心理学和区域心理学与心理学本土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01）：50|54.

[5]欧阳晓明.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心理要素分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07）：42|46.

[6]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4|5、246|247、286|290.

[7]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三联书店，1997： 83、150|151、162.

第4篇

关 键 词：新农村　传统艺术　传播

民间传统艺术文化教育的传播发展，不仅是农民群众自娱自乐的艺术文化传播的一种活动，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农民群众利用自身文化资源传播致富求发展的一种创造，对于构建新农村的和谐社会的环境，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河南宝丰的新农村艺术文化教育伴随着民间传统艺术文化的悠久历史，得到传承与传播发展，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文化特征。尤其是魔术、曲艺音乐艺术，有着深厚的群众文化教育基础，近两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在当代“三农”（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建设中，农民群众利用自身的艺术文化资源进行广泛的教育传播，以艺术致富求发展的创造探索和实践，扩大了艺术文化产业发展，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民间艺术文化，对于新农村的“三农”工作建设及艺术文化教育，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艺术文化教育资源的形成与传播

宝丰位于河南省西部，现人口约48万，有13个乡镇，320个村。民间传统艺术文化历史悠久，魔术、曲艺音乐的群众基础深厚，素有“曲艺之乡”“魔术之乡”的称号。影响较大的艺术文化教育形式为马街书会和魔术表演。

马街书会是我国民间文化的一大奇观，1996年被列入“中国十大民俗”之一。现今每年正月十三，来自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聚集在马街村展示说书音乐艺术，已成为马街、宝丰等农民的重大节日和曲艺盛会。马街书会至今已有700余年文化艺术教育的历史，据《宝丰县志》记载：“此会源于元延佑年间（1316年），当时有一老艺人，演技精湛，广收门徒，在曲艺界德高望重；且正月十三，农民艺人便从四面八方赶来，负鼓携琴，吹拉弹唱，为其献艺祝寿。以天为棚，以天为幕、以地为台，在河坡处、山冈上、麦田里、小路旁摆下阵势、扎起摊子，台台相连，说书献艺。时间仅一天，到会艺人多时达3000人，千余台书汇成了波澜壮阔的曲艺海洋，听书群众多时达10多万人。”①在马街村广严寺及火神庙碑刻中记载：“马街书会源远流长。”②马街书会在当今，既是艺人的展示与农村群众的自娱，又是节目演出的交易会。艺人的表演，称之为“亮书”，如被人请到他乡继续演出，称之为“写书”。这种风俗延续了数百年不衰成为中华奇观，马街书会的形成与发展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产生的，它深深扎根于民间，它的延续和发展与河南宝丰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宝丰魔术表演艺术源于唐宋时期，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粗犷、幽默、滑稽、神奇的地方特色。宝丰民间剧团和农民表演有着历史的传统，解放前每年遇灾年，常出现成群结队的农民外出表演戏法，以求得温饱，混口饭吃。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木偶魔术民间剧团。民间魔术剧团开始在赵庄乡出现，至90年代，民间剧团迅速增加。目前，宝丰县13个乡镇拥有民间表演团体1200家，从业人员5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商酒务、赵庄、肖旗、石桥、大营、张八桥、前营7个乡镇。其中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形成比较集中的是在赵庄乡，有魔术专业村6个，民间表演团体600多个，演出专业户2000多户，从艺者2万余人，分布在世界及国内许多地区，形成了农民魔术表演艺术团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宝丰文化现象”的产生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农村剩余劳动人员的增加和广大基层群众艺术消费的高涨，为“宝丰文化现象”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广大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则是其直接的推动力。

二、传统艺术文化教育成为新农村的文化产业

目前全县拥有50个团体以上的民间表演专业致富村达15个，平均每年演出42万场次，观众达5000万人次以上，年收入达2亿多元，占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2004年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演出总收入达2.86亿元，约占全县GDP的5.6%，成为宝丰县经济发展的六个主要产业之一。据文化部文化市场司了解，全国共有2000多个民间演出团体，10万多人的民间艺人，宝丰县均占了一半。他们走遍了全国农村演出市场，到过青藏高原，走出了一条农民自办文化、政府扶持农民办好文化，农民办文化乐起来、富起来的农民发展新路子。

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演员大部分来自农村，大多数团体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小部分团体坚持常年在外演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集魔术、杂技、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团体；另一类是以武术、气功为主的表演团体。较大的团约有120人，较小的团以家庭成员为主。从经营状况看，有部分的团体演出、管理水平较好，每年的门票收入在100万元以上，主要在国内大中城市演出。一部分团曾到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行演出，另一部分团已与我国香港、澳门等文化演出公司签约演出。

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主要演员收入多在每月5000元左右，有65%的团体具有中等表演水平，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演出地点主要在县城及城乡结合部，有时在集贸庙会上演出，演出形式主要以大篷车、大盖棚为主，有的在城市剧场。还有200多家团体演员素质较低，装备和管理水平差，演出多在偏远乡镇，收入仅能维持生存。

目前，国内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宝丰文化现象给予了很大关注，外国电视台为马街书会拍摄了电视片，题为《当田野成为舞台》。河南省和宝丰县文化部门也对民间演出团体不断提高认识和管理，改变针对个别表演团体在演出中存在问题进行围追堵截的做法，提出“全力支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逐步提高”的方针，促进宝丰民间演出团体形成了目前蓬勃发展的局面。

三、艺术文化教育传播的思考

宝丰的民间文化发展，不仅是一种农民群众自娱自乐的活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农民群众利用自身音乐文化资源传播致富求发展的一种创造，它对于促进“三农”工作，扩大音乐文化产业发展，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积极的思路。

（一）开创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随着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农民以传统民间艺术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组织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在城乡巡回演出，并逐步形成艺术文化产业，走上一条发展民办文化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据宝丰的赵庄乡文化站统计，在宝丰赵庄、商酒务等乡镇的农村，1998年仅魔术一项全乡收入达1000万元，人均800元，2000年上升到4000万元，2004年将近6000万元，早在1996年，赵庄乡就在全县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和村村通电话的目标。不少从事民间艺术表演的家庭盖起了楼房，买了轿车，走上了富裕之路。

宝丰民间演出艺术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的服装、道具、音响、大棚、运输和广告设计等十多个产业的发展。据统计，这些相关产业每年可为当地农民创造产值700余万元。现在，宝丰县赵庄乡已经成为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民间演出服装、道具、灯光音响服务市场，仅加工作坊达20多家。他们生产的魔术道具物美价廉，周边外省等地农民演出团体常到这里采购。

民间演艺团体的负责人赚到钱后，还在家乡投资发展工业、高效农业和服务业，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地少人多的农村，如何加快发展又不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宝丰农民通过办文化来致富的做法，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有专家说，“宝丰文化现象”是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以非物质生产的方式分流农村富余人口的创举，为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

（二）艺术文化教育产业的文化价值

宝丰县民间音乐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起初，大多数的民间艺术表演团体依法经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称赞，但也有个别表演团体受利益驱动，上演一些格调低下的节目，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变堵为疏，制订管理规范，加大宣传力度，搭建行业平台。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表演比赛等，进行正面引导。

特别是2003年5月，为防治“非典”大部分团体返乡，宝丰有关文化部门借这一有利时机，全面摸清了新农村民间演出团体数量和人员的情况，组织了“十大表演才艺标兵”“十大诚信演出标兵”和“十大守法表演标兵”的评选表彰活动，有效树立了新农村农民表演团体的楷模，促进了民间演出团体和民间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同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作适应新农村农民喜爱的新节目，如：从木偶到小魔术、硬气功，再到现代魔术、综合歌舞等艺术表演形式。

宝丰县民间文化团体的演变发展过程揭示了民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真谛，任何演出团体、企业既要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又要接受政府的规范管理；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要坚持健康有益的教育原则，演好戏。县政府对民间演出团体的管理立足于促进行业发展，既要加强对民间演出团体的规范和引导，又要注重对其关心和帮扶，做好服务，帮助演艺团体做大做强，对推进河南和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构建新农村和谐社会具有的教育价值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正在不断提高，开拓音乐艺术文化产业市场，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目前音乐艺术文化产业，特别是演出业，很多集中于大城市，对农村和中小城镇的低端市场开发不够。宝丰民间艺术表演团体来源于农村，演出作品来源于传统和民间，又有时尚因素，符合农民喜欢的艺术样式，很适应农村和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对填补低端文化市场的不足发挥了一定作用。

宝丰农民在办音乐艺术文化中，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农民已有二十多年的办团经历，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走遍全国各地演出，达到见识开阔、谈吐不俗的水平。有的农民魔术演员技艺已达到国家演员水平。宝丰民间演出团体“忙时务农，闲时演出”的形式，又使农民有活干，有钱挣，提高了自身素质，促进了家庭和谐，改善了邻里关系，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封建迷信、赌博等现象明显减少，几乎没有上访事件，有的乡镇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农民开始注重生活质量，关心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在赵庄乡周营村、大黄村，依靠表演发家致富的农民自愿出钱修建村里道路，为县文化设施、修建学校捐款捐物。

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特别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贯彻科学教育发展观和艺术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农村，需进一步加强保护和开发本地民间传统艺术文化教育。

注释：

①《宝丰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 1987年3月第1版第56页

②《宝丰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 1987年3月第1版第103页

参考文献

第5篇

关键词：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新农村文化建设；作用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40-02

一、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

（一）黑龙江省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构成

传统文化精神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黑龙江省传统文化精神的形成根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黑龙江人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其基本构成如下：

首先，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过去很多迁客骚人被发配边疆，为黑龙江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风俗，所以中原文化是整个黑龙江文化发展的源头。黑龙江文化发展始终以中原文化为样板，并把学习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作为自己的文化追求。这种情况不仅在古代如此，而且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各种移民浪潮的出现，黑龙江省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更加明显。所以，黑龙江文化精神是在传统文化精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含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要素，如中原文化的勤劳勇敢、爱国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感召和凝聚着我们要自强不息，这些要素在黑龙江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和核心作用。

其次，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特色的原生文化。黑龙江是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所以黑龙江省的少数民族文化占有独特资源优势。黑龙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满、蒙古、达斡尔、朝鲜、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柯尔克孜、锡伯族等民族居住地。这些民族的文化形态，在发展中不断交融，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这些民族在建设家园、征服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历史，也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发扬和传承下来，并为黑龙江的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内涵，其主要特点是粗犷纯朴的人格、强悍进取的精神和追求奢华的行为取向。这些内在精神都已成为黑龙江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最后，以俄罗斯文化、朝鲜文化和日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外来文化。在近百年中，黑龙江文化的发展都是与外来文化的侵入和融系在一起的。这里既有俄罗斯文化的逐步扩张，也有日韩文化的冲击和渗透。如19世纪以来，黑龙江省受到了俄罗斯文化全方位的影响。俄罗斯文化的传入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食品、服装、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黑龙江人们的生活习俗，并且在哈尔滨留有很多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这种文化传播增添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多样化和艺术性，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黑龙江人的生活内涵。

（二）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系

首先，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源泉。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具有广泛的群众根基。将 “中国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俄罗斯等外来文化”等内容注入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能够增强农民群众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激发他们进一步投入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热情，塑造农村文化新风尚。

其次，新农村文化建设是对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合理扬弃。黑龙江省的传统文化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形成，既有适应时展需要的文化精髓，也有落后于历史时代的粗陋文化，广大农村是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地区。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首先要鉴别传统文化的良莠，只有积极汲取优秀可用的传统文化，合理抛弃封建糟粕，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构建繁荣昌盛的新农村文化。

二、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探析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核心引领新农村文化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圣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五千多年而不衰，正是在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奋发向上、自力更生、不畏牺牲、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黑龙江文化精神的核心和源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黑龙江省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

首先，以集体主义精神为核心。集体主义精神是黑龙江传统文化的灵魂。黑龙江省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种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再加之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以及生产经营中的互帮互助，形成了重情重义、亲如一家的集体主义精神。新农村文化建设需要农民群众的集体参与，因此需要广大群众团结一致，形成凝聚力。其次，以艰苦奋斗为要点。艰苦奋斗是黑龙江人一贯的作风。由于历史上黑龙江是一个资源丰富但却少人开发的荒芜地带，是艰苦奋斗的北大荒人用自力更生的“铁人”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闯关东”精神造就了今日的北大仓。如今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仍然要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的精神传统，不断充实新农村文化建设内涵。最后，坚持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素有自强不息的进步史，黑龙江人一贯秉承了这种精神传统，在荆天棘地的荒芜之所开发出了物产丰富的粮食重地。农民朋友就是要保持这种不畏劳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文化传统依然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和亮点。

（二）以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新农村文化建设

黑龙江省主要有赫哲族、鄂伦春族、满族、回族、朝鲜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均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优势。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既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优势，也要及时借鉴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优秀成果。这里包括语言在内的口传文化、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关于自然和宇宙的民间传说、传统手工艺技能等，展开对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追溯和学习，建立民族文化资源档案、以及省市县三级保护名录，使少数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文艺创作、影视、出版、科研、文化旅游、艺术制作等各个领域全面铺开，动员农村居民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负起责任和义务，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配套，发挥黑龙江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优势特长，丰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提升农民朋友的生活品味。

（三）以外来文化艺术品格提升黑龙江农民素质建设

文明无法以单一的色调存在。黑龙江异域文化的渗入使其呈现出多样性。黑龙江地处中国的边陲，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事件、异域民族的混杂，其地域性格显然有别于中原及南方各地。黑龙江的文化精神对俄罗斯文化、日韩文化均有不同程度的借鉴和学习。黑龙江省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结合农民实际，开展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活动。例如，保护和学习俄侨文化、犹太文化，挖掘朝、日等国文化；在适当的时机组织观看国外电影文化，了解宗教文化、文学、音乐舞蹈文化、戏剧戏曲文化，从而在生活方式、礼仪社交、风土人情等方面感染和丰富农民朋友。具体在实施过程中可以结合地方实际和历史传统充分发扬外来文化的积极作用，提升农民素质和品格，让他们在参与中接受教育和熏陶，从而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品位。

三、发扬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加强黑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

（一）制定可行的文化发展政策，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

在经济建设中，素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说。正确可行的文化政策可以引导人民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进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推进。对此，黑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应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积极引导农民，形成一套奖励机制。由于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如民歌、舞蹈、手工艺等由于长时间无人问津，很多都在不知不觉的消失，因此，不仅要鼓励传统文化活动，而且要对传统艺人给予积极支持，大礼振兴传统文化艺术。第二，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文化设施是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和载体，也是新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政府要积极筹措资金，以政府投入为主，群众自助为辅，完善农村的艺术表演设施和场所、以及学习阅览设施和体育运动设施。第三，在积极建设文化设施的同时，还要对原有的文化设施、古建筑和外来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修缮和保护。在黑龙江省农村有很多原汁原味的古建筑和民间文化遗产，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积极传承和保护。

（二）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始终是主体。精神文化建设不同于物质活动，只有农民在主观上积极认同，才能乐于践行。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精神文化建设却相对落后。当健康的文化生活缺位时，难免使一些低俗文化乘虚而入。所以，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适时开展一些健康的、有益提升农民素质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宣传活动、传统文化学习等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文化观，结合地方特色开展符合当地群众审美情趣的传统文化活动。如东北秧歌、二人转、健身操比赛、国学普及、黑龙江六大精神传承等活动，让农民朋友在参与中充实内心、陶冶情操、增强凝聚力。

（三）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制，拓宽筹资渠道

黑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实践证明，一个地区在经济建设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其产品的附加值就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所以，在文化建设中投入资金，并不是无利可图的。黑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资金短缺问题主要应通过以下渠道获得：首先，政府积极扶持和投入资金开展文化活动，形成良好的娱乐氛围；同时，带动文化企业自身扩大积累，运用股份制、金融信贷等资本市场，加快建立多元化投资主体；另外，还可以在提高农民朋友认识的情况下，鼓励农民自筹资金，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让人们认识到只有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不断提升精神生活的质量，方能达到生活的新境界。

（四）大力打造和地域特色相符合的旅游和文化产业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在节假日选择乡村休闲旅游和度假，这就为农村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黑龙江省可以结合传统文化特色，打造出各具特色的旅游自然景观让旅游者能够选择或是参观古村民宅的农家游，或是结合地方实际游览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等。很多偏远山区因为旅游产业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不仅发展了文化事业，也积极促进了农民增收。这不仅有利于新农村文化建设，也为农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

参考文献：

第6篇

就教育阶段而言，小学教育相对于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是最基础的阶段，而小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教学则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环节。《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关键性环节，对农村儿童未来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目前，全国许多小学都已经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纳入了学校的教育体系，在这方面，城市小学生相对于农村小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学习方式方法上无疑更有优势，如何能让农村小学生也能高效习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值得我们去进行研究和探讨。

1 当前农村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1）认识不够。我们通过调研发现，相当一部分老师认为，传授传统文化的责任是那些教语文、品德与社会课程老师的事情，至于教数学以及科学等课程的老师则不需要承担责任，只要完成自身课程任务即可。而相当一部分农村的语文课程的教师则认为小学阶段重点应该是在识字和浅层次的阅读上，对传统文化重要性认识不清。此外，就是那些孩子的监护人本身对于传统文化认识不清，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农村，相当一部分孩子的监护人是孩子的祖父或外祖父一辈，孩子父母则外出打工，这些孩子也成了留守儿童，而祖父或外祖父往往本身文化水平就低下，因此对“传统文化”一词，他们已经感到非常茫然，对其中所涉及的内容自然也是相当陌生。

（2）教学方式单一。不少老师传授传统文化的方法上单一，比如在对《弟子规》和《论语》的讲解上，相当一部分老师只是简单的对这些经典原文进行翻译，不管学生是否能听懂，而布置的作业，通常只有背诵。由于方法的单一，长此以往，不但老师会丧失传授传统文化的热情，学生也会失去学习的兴趣。

（3）教学任务过重。大部分农村教师对于自身岗位的工作还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不过由于不少农村地理位置偏僻，学生多老师少，这使得一个老师承担多门教学任务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这些老师来说，自身的教学任务都难以完成，更别说要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了。

（4）培训不够。农村教育思想滞后，消息闭塞，不少农村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就有限，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对传统文化知识所知有限，而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城市学校去进行培训，因此有时对于经典文本解读，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小学阶段的学生往往会将他们的老师当作权威，信任度极高，老师教什么就是什么，他们往往相信不疑，这必然会导致学生所学到的传统文化知识本身就存在着问题。

（5）教育理念落后。相当一部分农村老师认为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尽快走出农村小学，读更好的中学。因此他们的头脑中仍然以应试教育理念为主，而家长们对应试教育自然也是支持的，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小孩的升学率以及排名。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老师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大量采用“题海战术”，通过做题来替代教学，显然这样的实现途径是不可取的。

2 加强和改进农村小学生高效习得中华传统文化的几点措施

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摩以及教师访谈等方法，我们基本了解了目前农村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我们提供一些措施以求得到解决。

2.1 加强宣传力度，走出认识的误区

我们要让农村老师以及小学生的监护人认识到传统文化学习的必要性。首先我们要看到传统文化反映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能提高我们的道德感，比如在教授《论语》中，我们可以重点讲解如“仁者爱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词条，让学生明白爱国爱民，团结互助，学会做人。其次我们还要看到，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能培养出学生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我们可以通过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让孩子的监护人讲粽子来历的故事，老师则在课堂上进行引申，让学生进一步明白屈原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着不懈的追求，如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名言就是很好的诠释。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进行拓展，联系屈原最终的结局，通过对屈原《离骚》中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等名言的讲解，让学生树立出高尚的价值观。

2.2 加大投入，构建和谐的校园人文环境

我们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构建和谐的校园人文环境，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环境的重要性，好的环境能对孩子起到很好的熏陶作用。先贤有言：“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我们可以做的是合理利用教室、走廊，在教室和走廊中张贴一些名人名言、名句等，让孩子有所了解。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校园广播站，播放那些传统文化的有声资源。

2.3 抓紧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

教师是传授传统文化的主体力量，要想传统文化进入到学生的心田，那就先得开启教师的心田，我们必须要抓紧对教师的培训。我们现在的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虽然已经制定了一些教师培训计划，但这是不够的。学校可以利用假期将农村教师集中起来，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对他们进行专题讲座授课。只有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得以提高了，他们才能在授课时更有针对性，教师也不会面对学生理解不了的传统文化知识时显得迷茫或困惑。

2.4 将优秀的乡土文化融入到传统文化教育中

我们所传授的传统文化知识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乡土社会。如果我们所讲述的古代人物以及所背诵的诗词离孩子所能感受的太远，他们就容易和传统文化产生距离感。因此，我们应主张让孩子们先去接触身边的传统文化，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从而能培养出他们热爱家乡，热爱国家，热爱中华民族的良好品德。

2.5 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诵读教学

传统教学方法往往以背诵为主，尤其对于语文教学，认为这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唯一方式。事实上我们知道对于孩子们来说，只是会单纯背诵，没有丝毫的兴趣，而且很容易又会忘记。因此我们的教学最好还是建立在孩子兴趣的基础上去进行诵读。我们可以通过开展游戏或者竞赛的方式来调动学生的兴趣，例如开展形式多样的诗歌朗诵比赛，改写和扩写诗词。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诗篇，教师鼓励他们展开联想，扩写情节。在背诵方面，我们可以让大家以小组形式进行分组背诵，如三个同学一齐背诵，互相提醒。这样一来，只要其中有学生背诵错误，其他两个同学都会对他进行适时提醒。

2.6 利用地方文化名人的影响力，进一步拓展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第7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41-02

一、贺州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贺州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处，位于七百里贺江之要冲,扼楚粤之咽喉，秦代开辟的“潇贺古道”是古代沟通中原与岭南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点之一。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官员、戍卒、商贾、流民带来各地不同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与岭南百越土著民族文化交汇融合。这里居住着汉、瑶、壮、苗、侗等十八个民族的二十多个族群，各民族、各族群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族群、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形成多民族多族群文化相互交融的和谐图景。

贺州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代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在此融合、留下了诸多颇具特色的原生态历史文化资源：有潇贺古道、桂岭古道、谢沐关、鹰扬关等古道；有封阳古城、临贺古城、庆坪古城、东坪古城、独柱山古堡、富川古明城等古城；分布着数百座古老的村庄，二十多座古风雨桥，十八座古戏台和部分石龙桥；保存有众多的寺、庙、祠、楼、馆、观、坛、塔、阁、宫、社、亭等宗教文化建筑物。现存古民居、古建筑存量丰富，这些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设计独特，颇具匠心，别具风格。考古方面，有孝穆皇太后先茔、国宝青铜麒麟樽、沙田古墓群、贺街古墓群、铺门古墓群、富川城北西汉墓群。自然风光方面，有姑婆山和大桂山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贺州玉石林、路花温泉、大汤温泉、钟山碧水岩、十里荷塘，还有昭平七村、南乡滑水冲等南方原始森林。

这里居住的十八个民族的二十多个族群，民俗文化多姿多采。各民族、族群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信仰崇拜，构成不同的文化特征。各族群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有多达二十种的方言土语。民族风情古老而多姿，如瑶族的盘王节、情人节；壮族的三月三、庙会、炮期和歌节；讲古梧州话的山歌、傩面舞、小龙舞（蛇舞）；瑶族的蝴蝶歌、长鼓舞；壮族的舞火猫、耍歌堂；土瑶的酒歌、情歌；苗族的芦笙、踏歌堂等等古朴奇异的多民族原生态文化。此外，还有各族群的节庆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丧葬文化、婚庆文化、宗教文化等。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1.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人才。相应的文化主体是文化传承的根本力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措施就是要保护传承人和培养新的传承者。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承人保护制度，明确传承人的地位，除了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资助和扶持外，还可以赋予其一定的社会地位，给杰出的传承人创造适宜传承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合理可行的传承机制，帮助建立培训基地或师徒关系，通过授课、带徒授业等方式培养接班人，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和文化自觉，使其技艺能够得到完好地传承。

2.投入资金，加强对传统文化进行物化载体的保护。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要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物化载体实行保护，使其发挥传承文化的功能。保护的途径多样，如：依靠科技，借助数字信息和网络技术，实现对现有原生态文化的存在形式进行保存和保护；建立图文声像等相应数据库，完成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的数字化保存与存档；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系统，实现对工艺流程的详细表达、工艺存在的文化状态、物品的选择展示、民间艺人档案、传播传承方式、民艺品原材料及当地各民族、族群生活方式等文化存在方式的再现交互功能；开发虚拟修复与演变模拟技术，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技术，数字化图案、工艺品辅助设计系统等，这些技术的运用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扬。

贺州相当一部分学者都认识到这点，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利用现代化工具，长期深入到各民族各族群来了解、记录、宣传相应专业领域中的文化，为当地原生态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尽自己绵帛之力。

3.转变观念，加强宣传和教育。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也只有真正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和参与才能取得成功。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与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中来，让人民群众认识到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宣传上，加大力度，明确舆论导向，对民间艺人要作好一对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上，其一，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引入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在大、中、小学设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课程，将民族文化等引入课堂，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聘请传承人深入学生传授民间文化等。通过学校教育，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打下基础。其二，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教育、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居民的教育，利用各种文化场所、宣传栏、论坛、讲座开展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知识讲座和鉴赏活动，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民族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通过这一途径使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知识得到有效的普及与推广。

第8篇

【关键词】农村；初中；传统文化；现状调查；调查报告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自己的话语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人文科学、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蕴含着丰厚的民族精神和道德理念，尤其在诚信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指明了方向。

一、调查的目的和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她论述了先民对诚信的理解和要求，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农村初中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现状，了解农村初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搜集、累积农村初中学生这一目标族群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现状的基本资料，并将调查的统计结果量化出来，归类整理，用以指导课题组开展各项研究和教育活动，探索传统文化对农村初中学生诚信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力求通过一系列的教育践活动，使学生精神受到圣哲前贤思想的滋养，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养成良好的诚信道德行为习惯，有效地提高农村中学生诚信的道德素质，让学生学传统文化，讲诚信，会做人，进一步促进良好班风、校风的形成这一最终目的达成。

二、调查的方法及过程

课题组成员阅读了大量书籍，查阅相关文献，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采用调查法，随机整群抽取了本校八年级三个班的学生（共计135人）做为实验对象，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在2016年4月8日，课题组成员深入班级，深入学生个体，与学生交流沟通，发放了问卷调查表。此次问卷共有20道相关问题，内容涉及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态度、未来发展及学校教育等方面，调查结束时共收回有效问卷132份。随后，课题组成员采用统计法，把得到的大量原始数据材料进行统计整理，并对统计结果缜密分析，反复研究，找准问题所在，寻找解决办法，在分析思考研究的基础上整理成文。

三、各项调查数据统计结果及分析

通过调查和对各项数据的整理，我们发现农村初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还是较高的，有近80%的学生认为自己对传统文化是有所了解的，有75%的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对自己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和促进社会的文明是有着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多数的学生对传统节日、民族音乐或乐器较感兴趣，但对古典文学著作、诸子百家的著作和思想等传统文化了解不深，大部分农村初中学生有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意愿，想要进一步学习了解。

农村初中学生的长辈中也有77.28%的是支持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这说明这些年来，尽管外来文化不断“袭来”，但传统文化还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在农村，家长对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的。有99.24%的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对自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96.97%的学生认为传统文化与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有关联，90.15%的学生认为，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能提升农村初中学生的诚信意识。他们最希望参加的活动要求形式丰富，不仅要有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还要结合网络开展系列活动，表现出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兴趣。对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提了很多建议，如积极举办关于传统文化的活动；办传统文化黑板报；每天播放30～40分钟的历史剧；参加传统节日纪念活动；开展音乐、小品、演讲等活动宣传传统文化；多参观、旅游；校园广播每天下午播放以传统文化为主的内容；开设传统文化课，布置传统文化作业；开展各种比赛、知识问答等活动；开展网络教育活动；开设传统文化社团；请专家讲座。在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诚信教育方面建议课堂上提供相关案例，教育要结合学生实际；多开展比赛等活动；让家庭重视；树立榜样；搜集古人讲诚信的故事、诗歌；开主题班会，举行社会实践活动；教科书上增加传统文化、诚信的内容；自编自演课本剧、历史剧；让不诚信的人受到惩罚；设立诚信讲堂；编写图文并茂的校本教材等。这与我们的预期完全符合，也说明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来提升学生的诚信意识是一条非常有效地途径。

四、调查报告的学术价值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青少年的诚信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次调查，为课题的研究和实施奠定了基础，便于课题组进一步改进研究的策略，安排调整今后的研究工作。并且使课题组成员进一步明确了做为初中阶段的学校使命，即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肩负起“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伟大使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扎根，培养更多的“有传统文化之魂”的社会建设人才。

五、调查问卷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们为本次问卷调查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不可否认的是问卷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例如条理不够清晰，内容有些杂乱、重复；问题太多，导致完成问卷的时间太长；有些用词过于专业化，晦涩难懂，有些问题脱离学生的认知实际，让学生难以回答等等。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将不断汲取经验教训，力求做得更加完美。

参考文献：

[1] 薛红梅.刍议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培养的途径[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 2010（01）

[2] 陈光明.让学生在自我教育中提升能力[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9（36）

[3] 安秋玲.论班级同伴群体交往的自我生成价值[J].全球教育展望. 2009（09）

第9篇

[关键词]德育班级文化礼仪

[中图分类号]G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360106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初中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时期，还在校园学习，思想意识也比较幼稚肤浅。因此，初中阶段教育效果的好坏，对初中生将来道德素质水平提高、道德观念形成、人生未来发展状况都有重要的影响。可以看到，初中德育比其他时期的德育工作更为重要。传统文化具有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特征，有利于对学生开展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主法制意识教育、创新精神、社会感、世界观、人生观等各个方面教育，这也是初中生所具备的优秀道德品质与基本文化素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建设德育文化，建构和谐健康的人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就在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论述传统文化在农村初中德育工作之渗透。

一、凭借礼仪教育，开展传统文化德育

中国是文明古国，素称礼仪之邦。在春秋时期，大哲学家孔子编撰了《周礼》一书，向百姓推行礼仪，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就是说，人一旦克制自己，根据礼的规范要求去行事，这是仁，天下一切就自然归顺在你身上了。它说出了礼仪的力量。通过礼仪，能规范人的活动，达到协调人际关系之目的。

为此，教师可以在德育过程中，开展礼仪教育。如可以在学校里开设一门专门的礼仪课程，在传承传统文化礼仪基础上，对学生讲述现代文明礼仪。在礼仪学习课程上，应该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结合，这样学生才会有学有所用、学有所获的感觉。通过学习现代文明礼仪，学生在为人处世方面经验更为丰富，人情练达，同时，学生也获得知书达理方面的熏陶，个人素质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自然会承担对自己、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未来的责任，自然为实现国富民强的中国梦去努力。

二、凭借生活实例，开展传统文化德育

德育只有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才能最终落实。农村孩子从小出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体验的也是乡村自然生活。为此，教师可以结合农村孩子生活背景，开展传统文化德育。如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的意识；对学生讲述古代田园诗人如陶渊明、王维等对乡村田园风光热爱的诗句，激发学生对农村家乡壮丽的山河、肥沃的土地、广阔的原野等自然风光的热爱之情，这也是传统文化德育的一个良好途径。

教师还可以借学生生活实例，实现传统文化与德育的互相结合。如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师可以把这句话用在学生的生活实际，就是强调自己不喜欢的，就不要强硬加到别人身上，在做事情的时候，要照顾别人的心里感受。现在的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迅速增长，家庭比较富裕，在父母溺爱的环境中长大，习惯当小公主、小皇帝，以自我角度去思考问题，以自我为中心，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懂得换位思考与体谅别人，在生活中只想所需要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时，教师更应该教育这一类学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培养他们利他、善良的道德品质。

三、凭借班级流行文化，开展传统文化德育

第10篇

关键词: 灾后重建； 聚落； 传统文化； 新农村规划

1序：灾害造成农村巨大损失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0级大地震，世界震惊。四川省汶川、北川、青川等10个县、市灾情最为严重，严重受灾村庄多达3700多个，大部分村庄90%以上的房屋倒塌，乡村自然和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生产生活设施损毁严重。

1.1农村设施损失巨大

地震造成农村建筑物与基础设施大量损毁，例如四川彭州龙门山镇宝山村，14座小水电被毁，5座度假宾馆倒塌，56位村民死亡失踪，608户房屋倒塌；四川茂县凤仪镇坪头村农民房屋全部倒塌；四川北川县东溪沟村农民房屋全部倒塌，新规划的农家乐旅游和观光农业化为泡影此次地震还波及甘肃省陇南、天水、平凉、白银、武威、定西、庆阳、甘南、临夏等9个市州，其中甘肃省距离震源相对较近的陇南市灾情最为严重

1.2传统文化损失巨大

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文化损失，物质文化中尤其以建筑文化的损失最为突出，特别是具有羌族特色的建筑——碉楼和羌寨损毁惨重。四川省汶川县古羌王遗都萝卜寨，具有4500年历史的羌族村寨文化遗产民居全部倒塌；汶川的威州地区、雁门乡、龙溪乡、克林乡、绵篪镇五个乡镇，传统的羌族民居里没有一栋完好的建筑四川理县桃坪乡桃坪羌寨，3座著名的古碉楼出现裂缝，楼尖部分垮塌，2000年历史的羌族村寨民居全部倒塌地震波及甘肃省陇南市的5个藏族乡震情非常严重，两万余名藏族人受灾非物质文化损失也非常惨重，北川县文管所保管的馆藏文物已全部被毁

1.3次生灾害损失仍在持续

地震的瞬间威力令人瞠目；而另一种容易被人忽视的威胁——次生地质灾害将长期侵蚀灾区农民的家园和生存环境。北川、汶川、理县、茂县等地的高半山地区地质灾害首当其冲，这里同时又是大量宝贵的羌族聚落的聚集区。鳞次栉比的羌房碉楼也许经历地震屹立不倒，但随着雨季的到来，难逃被泥石流、山体垮塌淹没的噩运。即使村落本身地质环境尚安全，其生产要素——土地、沟通外界的生命线等等也有遭地质灾害破坏的危险。当代技术可以加固山体、坚韧的羌人也许可以在悬崖上开辟出土地、勇敢的工程人员可以反反复复抢通道路，但在长期存在的地质灾害面前，为了几百人云中栖居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就将难以接受。这是愚公也拗不过的事实，在自然凶猛而漫长的毁灭力面前，“人定胜天”这句话完全没有意义。

2灾后重建任务势在必行

我们无法回避灾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灾难。众所周知，灾后重建工作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当然，灾后重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强调，要通过政府投入、对口支援、社会募集等方式筹集灾后重建资金，加快灾区恢复重建。

2.1物质环境建设势在必行

在灾后重建的工作中，农村物质环境的重建是必须首先考虑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民居建筑与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保障灾区民众在最快的时间内安定生活与恢复生产，是需要并重的物质环境建设目标。在针对农村居民安定生活的民居建筑恢复重建过程中，活动板房的建设对于他们来说既不适用也不经济，在原有村落或者原有民居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加固、维护、改造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途径。当然，对于那些被彻底摧毁的村寨，可能还要涉及到村寨新址的选择与新型村寨的规划设计，同时涉及到民居建筑的设计与建设。在针对恢复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道路交通与电力供应等是需要从区域的角度进行统筹安排的，而农业机械与生产工具等设施则需要因地制宜，逐村逐户分别对待。

2.2精神家园建设势在必行

在物质环境建设的同时，受灾区域精神家园的建设必须同步进行。一方面，灾区民众在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创伤，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抚慰。另一方面，灾区农村多为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羌族与藏族，他们的与生活习俗是需要关注的，诸如村寨宗教活动场所与装备的恢复重建、民居建筑中佛龛与祭祀设施的恢复重建等。这样，不仅可以让灾区村民重归原来的生活传统，同时让他们可以重建生活的信念，进一步重振民族文化。

3传统文化保护非常迫切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无论是物质环境的建设，还是精神家园的建设，都必须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物质文化的保护也许是非常显见的和具有共识的，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可能不容易落实，所以更需要加以关注。

3.1物质文化保护非常迫切

羌族传统村落与农宅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包括在村落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聚落形态体系与建筑体系。村落从组织肌理、空间结构到建筑的布局形体、装饰细节往往具有完美的和谐感，并与所处环境有机共生。这种体系是村民长期文化认同的载体，是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最适应环境最安全的人居形态。此外，羌族建筑特色鲜明，特别是羌族碉楼与石砌民居，充分体现了羌族人民的智慧，是值得保护的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村寨的保护可能面临两种挑战：一是无意识的影响——即指各种社会力量为了帮助灾区农民尽快安居，而建设脱离原来村落与原有传统的村寨及民宅，或者在原来村寨中置入大量异质性内容，导致建设性破坏。二是价值观的扰动——即村民自己在外来文化与外来资金的影响下，不满足于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且盲目引进外来的建筑类型进行建设，导致村落体系的破坏。上述两个方面，都是造成物质文化方面的“次生灾害”。通过长期深入研究，试图把握地方聚落的结构和部分文化内容，并在新的建设中予以继承，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如何在体现灾后重建迫切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对传统体系的扰动是值得思考、而且非常迫切的任务。

3.2非物质文化保护非常迫切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先生在《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座谈会》上讲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大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大部分又不在城市里。物质性的东西受到损毁可以进行修复，甚至可以重建，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消失了，比如传承人没有了，文化的根脉就断绝了，就永远没有办法衔接 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羌族宗教文化、礼俗文化、服饰文化、传统节日、民间艺术、生活方式等等。同时，由于羌族没有文字，羌族语言、文化均靠年长者口授身传来传承。会羌语的长者、通晓羌族历史文化的“端公”等对羌文化的记述和传承至关重要，所以，羌族文化的保护，首先是人的保护。

3.3传统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

第11篇

教师是教育中的主体，也是学前教育课程组织与开发的最主要承担者。贵州省共分布有54个少数民族，人口1255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36. 11%，是我国典型的民族地区。为了能充分了解当前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现状，本课题组编制了贵州省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现状调查问卷(教师版)，选取黔东南州、黔南州、安顺、毕节等有代表性的民族地区农村幼教机构进行了广泛的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1060份，收回有效问卷992份。通过使用数据统计软件SPSS17. 0，初步归纳出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在课程组织与开发中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现状。

保教活动是幼教机构的主要工作，而保教活动内容也是幼教机构课程内容的最主要部分。因此，本土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整个保教活动内容中占有多大比例，是判断农村幼儿教师利用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现状的总体依据。经过调查发现，有47. 6%的教师认为本土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保教活动内容中占有一定比例，而认为占有较大比重的只有4%，更有16. 9%的教师认为没有任何体现。这一统计结果告诉我们，当前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幼教机构的课程内容，占主导地位的是现代的汉族主流文化，本土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所占比例有限。

教师是保教活动的组织者与执行者，作为保教活动的主体，教师个体对本土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使用频率，自然也是衡量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对本土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程度的另一个依据。从调查中得知，经常使用本土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教师只有11.3%，绝大多数教师是有时使用，而有8. 1%的教师则从不使用。这一数据基本上对应了前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保教活动内容中的比例分析，说明了当前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的积极性不高，使用的频率较低。

利用频率体现的是教师对本土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的数量问题，而教师对本土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方式，则反映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程度。从问卷调查后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当前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尚处于低层次阶段。大多数幼儿教师注重物质性的民族文化资源，共有87. 1%的教师以简单的可感知的物质形态方式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如当作教具，或者作为环境创设的材料，或者作为幼儿的探索对象等。能够把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作为保教活动材料，并进行再开发的教师只有12.9% 。

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涉及几个方而的问题: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态度问题，即愿不愿意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供应问题，即有没有资源可以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方式问题，即如何去利用。这三个方而，都会影响幼儿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实际利用情况。

对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意义认识不到位。观念决定行动，教师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如何，或者说他们怎样认识幼教机构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意义，决定了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积极程度。从调查中得知，有75. 8%的教师认为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意义重大，非常有必要，但有四分之一的教师认为意义一般或没意义。由此可知，目前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幼教机构中，尚有一部分教师没有正确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学前教育发展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情况势必会影响他们在工作中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积极性。同时，在那些利用过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教师中，只有49. 2%的人的出发点是为了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另外一大半的人之所以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是因为自身的兴趣驱使或为了满足幼儿的好奇心。这种情况同样表明，一些教师没有真正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对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自然就不会有太大的热情。

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供应渠道不畅。保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专门机构一般在城市，在农村地区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大多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存在，这加大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的难度，如果没有相应的利用渠道，势必会影响幼儿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的实际效果。通过调查发现，有76. 6%的教师靠自己搜集整理来获取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只有16. 2%的教师能借鉴其他老师的资源。正因为要靠教师单枪匹马地去获得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所以在利用时给教师带来了困难。有69. 4%的教师认为，在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时花费时间最多的是准备获得材料。由此可知，搜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不便，导致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这已经成为影响教师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不利因素之一。

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能力不强。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认识，以及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供应渠道，会影响幼儿教师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积极性，而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能力，则直接决定了教师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程度及效果。经过调查发现，65. 4%的教师在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动设计时，最有挑战性的工作是活动过程、方法策略的设计。这表明，当前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能力不强，一些教师之所以偏向于把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当成教玩具，根源在于他们难以找到更好的利用方法。经调查，在活动实施过程中能经常对已有的活动方案进行及时调整的教师只有31.5%，大部分教师只是有时调整，极少数教师更是从不调整。总之，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课程资源的设计能力不强，以及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及时调整能力不够，正是导致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方式单一的重要因素。

(一)改变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方而，要让教师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激发教师在保教活动中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心与担当意识。另一方而，必须让幼儿教师认同本土民族文化，激发其民族情感，并能在教育实践中主动传承本土民族文化，以此实现民族文化在幼儿身上的代际传承。②

改变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认识。在幼儿教师的职前培养及职后培训中，应该通过专门的课程或讲座，让教师知晓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尤其是作为农村幼教机构课程资源的教育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是增强教师对学前教育性质的正确了解，帮助教师对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教育特征加以全而把握，知道本土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与农村幼儿教育课程开发之间的内在联系。

帮助教师形成对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意义的正确认识。在幼儿教师的职前培养及职后培训中，加大有关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等方而的知识教育，让教师深切认识到多元文化共存的必要性，明白保护本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重大意义。

激发教师对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意识。在幼儿教师的职前培养及职后培训中，应向教师阐明农村幼教机构对于本土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让教师明晰农村幼教机构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农村幼教机构的工作人员，作为农村幼教机构课程开发的主体，教师应该明白自身的文化传承者角色，明晰自身所肩负的文化传承的任务。

(二)建立与完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供应体系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发挥统筹资源的服务功能。要让洒落民间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转化为幼教机构的课程资源，必须搜集整理这些资源，让这些资源在幼教机构中得以共享，这涉及了资源的统筹工作。从现实情况看，这一工作只有地方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才能胜任。首先，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以官方身份，通过与相关管理机构的协调合作，实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共享，即保证资源从其他部门向教育部门顺利流动。其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发挥好资源的分享协调功能，建立与完善幼教机构之间的课程资源共享机制，保证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完善园本课程资源整合机制。在幼教机构层而，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需要一个完善的园本课程资源整合机制来支撑。各个农村幼教机构应根据自身实际，建立以主管园领导或保教主任为首的课程开发机制，集合全园课程资源，按照学前教育的五大目标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归类整合，做到各班级教师之间的自由共享。

积极挖掘家长资源，建立班级课程资源库。家长既是幼教机构课程资源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持有者。因此，如何调动家长参与幼教机构课程开发的积极性，充分挖掘家长手上的课程资源，是民族地区农村幼教机构教师而对的一大任务。具体做法为:教师通过家访、家园互动等方式了解家长持有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并进行登记以做到心中有数;制定家园互动等活动计划，为家长参与幼教机构课程开发提供机会与平台。因此，幼儿园要诚恳地邀请家长对幼儿园的管理出谋划策，并参加力所能及的教育教学活动(如传授民间技术等)。③

(三)提升教师开发课程的专业素养

第12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价值取向 阶段要求 内容方法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9.116

“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体表现为世代相传的具有延续性、稳定性和独自特色的道德观念、民风民俗以及语言艺术等，包括：古诗文、曲赋、书画、武术等。

传统文化教育要按照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分阶段有序推进。

一、传统文化教育的阶段要求

小学低年级阶段（1―3年级），诵读浅显的古诗，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优美的语言;了解一些爱国志士的故事，知道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了解家乡的生活习俗;初步了解传统礼仪，学会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

小学高年级阶段（4―6年级），诵读古代诗文经典篇目，感知内容，理解大意，体会其意境和情感;了解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团结作出的牺牲和贡献;知道重要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家乡生活习俗变迁;尝试运用喜爱的艺术形式表达情感。

初中阶段（7―9年级），要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为重点，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诵读古代诗词，初步了解古诗词格律特点;阅读浅易的文言文，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欣赏品位;知道中华民族的重要史实和发展的基本线索，理解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学习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法的美感与意境;欣赏传统音乐、戏曲、美术等艺术作品;了解家乡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

小学低年级主要以诵读了解为主，小学高年级主要以理解体会为主，初中阶段主要以感悟欣赏和体验为主。为了达到不同阶段的教育目标，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

中小学阶段的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3年级;第二阶段，4-6年级;第三阶段，7-9年级。

具体来说，小学阶段应该以传统启蒙教材和浅近的古诗词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在小学低年级，以养成儿童良好的习惯为目标，学习内容主要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为主，另外可适当选修适合学生身体发育特点的武术（其中必学“五步拳”）、绘画（折纸艺术）和音乐、书法等。在小学高年级，以掌握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感受祖国语言的优美和精致、增强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为目标。学习内容主要以“四书”为主，选择其中一些篇幅短小、比较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篇目。技能方面则以培养简单的动手模仿为主，如武术中必学“初级三路长拳”和“八式太极拳”，绘画方面以初级剪纸艺术为主，音乐方面以中国古典名曲欣赏与器乐演奏为主，以及简单的书法入门教育等。

初中阶段可以继续选读“四书”和诸子，尤其是一些古诗文名篇，如《道德经》《礼记》《庄子》《楚辞》《唐诗》等，让学生在诵读的基础上体味传统经典所具有的跨越时代的生命力，感受传统文化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感悟并了解传统的审美精神、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等，从而热爱经典，热爱经典诵读。技能方面也相应地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由模仿到初步的创新为主，强调协调、力度、准确性和美感。

三、方法措施

由于不同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而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应是分层推进、一脉相承的，因此，作为起始和衔接过渡阶段的小学一年级、三年级、六年级，初中七年级、九年级，就成为相应阶段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些时期的引导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口诵心惟，知行合一

传统文化的教育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最主要就是引导帮助学生口诵心惟，学以致用，以实现修身养德、完善人格的教育目标。

以经典文本（即通常所说的古诗文）的教学为例。古诗文教学的主要方法就是引导学生口诵心惟，学以致用，也就是知行合一。诵就是把书背下来，诵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吟咏以声节之”，经典古诗皆能“和乐歌之”，这就是吟诵。而心惟就是思考，就是慎思明辨，切己省察。读了、背了、思考了，然后再去“笃行”，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经典教学要克服语文化倾向，即用教语文的方法教经典――以文本分析为主，强调字、词、句、段、篇的概括与理解，强调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否则必使经典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要与学校德育、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

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善健全的人格。在具体操作中要克服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德育化倾向，防止将经典教育变成空洞的说教，从而导致说与做相互脱节。

（三）注重学科渗透

经典教学还要倡导“学科牵手”，即将传统文化经典渗透在各学科之中，注重学科互相配合，牵手合作。比如，经典名句诠释政治哲理，古典名题丰富数学课堂，书法课引导学生拿起毛笔抄写他们最喜欢的经典内容，美术课引领学生用画笔再现经典诗词的意境（意象与情境）等。这一切，都将对中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要根据学校实际，做到因时、因地制宜

1.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学校集体活动结合起来。根据学校实际开展“庆国庆经典诵读”“师生太极拳比赛”“学生汉字听写大赛”“课前经典诵读”等活动，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个别领导和部分家长、教师固有的“把时间用在无谓的活动上，难怪成绩上不去”的思想。学生快乐了、阳光了，学习上更有动力了，成绩自然就提高了;集体意识强了，凝聚力高了，自制力相应就好了，就不愁打架滋事违反纪律了。

2.利用校园广播传播传统文化经典。学校“校园广播”可设立“每日一歌”“经典诵读”“评书欣赏”等版块，其中“经典诵读”部分的内容与学生每天15分钟专门的经典诵读课内容、进度相一致，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又使经典诵读落到实处。

3.还可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开设相应的地方课程，如劳动技术课中对农具的认识、园艺及传统编织技艺的学习等。

总之，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虽然来自过去，但对象却在当下，从所要实现的目标来说，则更是要面向未来。因此，找准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节点，高效利用其对农村中小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就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J].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10）.

[2]张鹏举.应当正视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问题[J].中国教育报，2014（10）.

第13篇

[论文内容提要]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1][2][6]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

[3][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8]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9]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0]杨孝容.“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第14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新农村；建设；策略

群众文化对于新农村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的群众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

一、满足广大农民精神文化需求

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对精神文明有所要求。群众文化的建设需要以乡镇文化为依托，发挥乡镇文化的辐射、示范作用，采用多种群众文化活动方式，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承，人们在物质文明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对精神文明有所要求。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按照惯例政府会在村里安排几场戏，节后便再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冷冷清清，无法满足农民渴望文化的需求。近年来，随着新农村的建设，群众文化活动得到了重视，建立文化激励机制，促使文化站由过去的被动送文化，转变为今天的主动送文化，并且培育与本地文化特色相结合的群众文化。文化站的干部每年都要下村巡演，除此之外，还举办培训班，科学指导群众文化活动，让群众文化活动充斥整个农闲时节。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灵感都是来源于生活，民间舞蹈的挖掘与编印不仅丰富了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充分体现公益性的主导地位。乡镇文化站举行的各种公益活动具有特殊作用，其不仅可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同时也有利于人的思想、素质以及意识等各个方面的进步。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据中国绝大多数，因此农村的群众文化活动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提高了，社会也就进步了，那么文化站的公益性主导地位自然也就显示出来了。

二、农村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群众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满足不同农民对于群众文化的需求，这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一定可以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多样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可以繁荣农村文化市场，同时践行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一举两得。以山西祁县为例，当地农民在乡镇文化站的引导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成为广大农村精神文化建设学习的楷模。其收藏了大量的图书、画册、电影等，将群众的文化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来借书的农民络绎不绝，以前特别爱玩牌、打麻将的农民也经常来这里参加活动，改变了农村文化气象，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民间剧团作为传统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其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大约有7000多民间剧团长期活跃在乡村，其对丰富农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业余的文艺团体这种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虽然很好，但是与我国农村整体文化水平不相符，只是满足于一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文化特色来“种植”文化，例如：赠送图书、输送文艺干部、组建文艺队伍等。以四川省德阳市的杂技团为例，其巡回表演多达2万场，获得的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有的甚至出国进行表演，这不但拉动了农村的经济，同时让外国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强大的凝聚力。以前农村地区基本上以村为单位进行交流，有的地方甚至以大队为单位，大家除了本村的事情外，对其他事情好像都漠不关心。但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那就是唱戏，农民三五一伙儿，成群结队纷纷赶来，积极参与其中。除此之外，每次开会之后，村长都会组织村民表演节目，村民踊跃参与表演，这样不仅可以活跃会议气氛，保证村务工作的开展，同时又可以联络村民之间的感情，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三、发掘人才、打造人才

每个地区的农村文化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很多农民都并非等闲之辈，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当地的特色文化都着独到的见解。农村的“艺术家”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其对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大力挖掘、培养这些优秀的人才，使其活跃于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中，推动新农村的建设。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应当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整合当地文化，做好“特色文化户”的工作。这种方式激励农民积极参与群众文化活动，投身农村文化事业，为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贡献一份力量，实现农村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缩小城乡差距，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我国的新农村文化建设，需求群众文化的支持，我们希望在满足人民精神文明需求的同时，发展与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提高农村的经济，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早日实现整体小康。

作者:马晓娟 单位:方正县会发镇人民政府文化站

参考文献：

第15篇

一、观变观念，提高农村文化建设重视程度

文化建设不像经济建设，一些地方为了功绩，偏重于经济建设，忽视对文化的建设，这种做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农村的文化建设必须转变观念，把文化建设纳入政绩考核的范围。

（一）确定文化扶贫对象，提高农民知识水平

农村文化建设的精准扶贫要求我们首先要确认扶贫对象，对需要扶贫的村加大扶贫力度。首先，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扶贫，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文化建设程度也就越高，这个规律同样适用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政府可以根据各乡镇的水平进行排序，确定扶贫顺序，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要加大扶贫力度；其次，根据发展情况制定政策，经济困难的地区要注重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加大资金的投入，通过提高设施硬件来带动素质的提高，对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一般基层设施也到位，因此，扶贫工作要注重村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

（二）转变农村传统文化观念

文化扶贫工作要想有实质性的进展，首先要在思想上提高重视，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受到文化和素质的影响，这是因为很多贫困地区村民的思想受到阻塞，受传统观念影响深，让他们不能对现实困难用一个发展的眼光看待。其次是扶贫要先扶智，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通过扶智带动脱贫，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的同时，注重科学技术的灌输，掌握使用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提高种植水平，增加产量、改善品种、优化发展结构，最终实现经济脱贫。

二、加大投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基层设施是农村文化的载体，完善的设施才可以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娱乐休闲活动，提供场所，加强农村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文化扶贫的基本的要求。

（一）全面摸底，把握农民需求

农村的文化建设如果脱离了农民的生活和需求，那么不及时投入的在多资金，设备在完善，也不能真正的激起农民的兴趣，造成资金上的浪费，设备的闲置，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要以农民的实际需求为突破口，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形式，征求村民的意见，根据农民需求开展文化建设，首先要在政策宣传时，重视对土地确权补贴、农产品补贴等各种惠农政策进行宣传，让人民不仅了解政策，也能激发加快发展，二是开展科教卫生知识的宣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科教卫生也就越来越重视，要进行疾病防治的普及，进行优生优育。

（二）增加投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投入不足是农村建设的一个问题，要加快农村文化脱贫，就要扩宽渠道，增加文化建设投入，首先国家要加大投入机制，政府可以每年都安排一定的专额资金用到对农村的文化建设中，其次要整合社会力量，进行多方筹资，发动和利用社会带动文化建设，共同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企业可以进行赞助、冠名，提供无偿公益服务，为文化困难的村争取资金和项目，利用文化带动农村脱贫。

三、建立农村文化管理机制，助推精准扶贫

文化的扶贫要一句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根据本地的特色，开展有利于农民接受的，特色鲜明的文化建设活动。

（一）文化扶贫与本地文化特色结合

文化扶贫要与本地文化特色进行融合，因地制宜不仅更容易得到群?认可，也能形成自己的特色，打造有品牌价值的文化产业，首先以传统节日为节点，开展特色文化活动，通过这些传统文化活动，激起群众的民族意识，其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剪纸等活动，不仅承载着传统文化，也可为农民带来收入，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二）文化扶贫与下乡结合

深化文化下乡活动，利用农闲时间，组织社团到农村开展文艺演出，组织艺术展览。免费体检等活动，为农民送去文化、知识、健康，二是开展果冻，让文化在农村生根发芽，可以让一些先进工作者到农村，通过培训、结对的形势，为农村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文化队伍，三是要注重农村题材的扶持，鼓励农民自己通过拍摄电视剧、微电影的形式，通过新媒体、新形势开展农民生活，进行文化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