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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西方莎学研究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历经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直到后现代时期,其间的理论思潮此起彼伏。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流派都把莎士比亚当成作其理论的试金石,形成了蔚为壮观、纷扰繁复的景象。而其中现代主义的丰富解读使得莎学研究的意蕴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和延伸,所出现的专著和文章,可谓浩如烟海,令人望洋兴叹。近读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深切感受到作者对莎学研究执著的探索精神。著者文化视野宏阔,文献资料丰实,理论阐述清新,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见的厚重佳作。通观全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之。一、资料翔实,研究深入细致笔者也是莎学研究爱好者,经常拜读李伟民的文章,觉得李伟民先生不仅研究认真,而且还花大力开展莎学情报资料工作。本书的撰写也不例外,体现了他一贯的认真扎实的学术风范。在此之前,他全面搜集、分析了近年来年外国文学刊物、高等学院学报、社科院系统刊物、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物、戏剧与文化类刊物上发表的莎学文章,论述了中国莎学新时期发展的轨迹,为今后的中国莎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他先后撰写了《1993-1994年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及戏剧研究综述(1995-1996)》《、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著作与论文的引文分析和评价》、《1993-1994年高等学校学报(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引文分析与评价》《、艰难的进展与希望———近年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述评》《、二十世纪末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统计与分析》《、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等,以及朱生豪、梁实秋、张泗洋、李赋宁、杨周翰、卞之琳的莎学研究思想等系列论文。“这些系列论文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对中国莎学研究文献情报成果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计量研究;对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层结构进行了文献计量学角度的对比评价,通过对中国莎学文献引文有关数据的分析与比较,论述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趋势,客观地揭示了中国莎学学术研究的学科动向、进展以及现阶段的学术水平”。[1]27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这本著作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书后,仅主要参考数目就列了20多页,足见作者的资料搜集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当然,这不是一般莎士比亚批评的资料汇编,而是这些年来作者在莎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一部学术性著作。
二、结构模式新颖独特,富有创见和开拓精神首先,在绪论中,作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为起点,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契丹人”切入,细细梳理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入、接受和影响的历史流变。全书内容分为七章,作者从《哈姆莱特》入手,进而进入悲剧的文本与舞台,以及莎氏历史剧和戏剧的人民性与人性的关系;另外,对莎氏的传奇剧和诗歌批评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五、六两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和莎氏戏剧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还原与变形也是莎学研究者值得深入的一个领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评方式,特别是现代性的莎学批评更是值得关注的。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历来是莎学研究中的重点,四大悲剧又构成了莎氏悲剧中的重点《,哈姆莱特》研究则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没有按部就班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记下莎学研究的“流水帐”,而是从《哈姆雷特》着手,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国形象批评在中国的演进以及对哈姆雷特的形象认识辨析,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我们知道,对待哈姆雷特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众说纷纭,多棱镜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雾里看花,使人琢磨不透。李伟民从哈姆雷特强烈的自杀意识、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以及对女人的看法和行为等几个方面深入细致的论述了哈姆雷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哈姆雷特在中国的形象问题,作者提出了应该全面看待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应该从人民性、人文主义者、并非人文主义者进行研究。事实上,在哈姆雷特身上,很难看到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却存在相当多的非人文主义思想。接下来,在第二章,作者从莎氏四大悲剧出发,探讨了中国语境下文本与舞台的莎学批评演进。重点论述了作为舞台演出的莎氏戏剧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戏剧的影响以及对莎翁戏剧的改编接受情况。莎士比亚的贡献除了悲剧之外,历史剧和喜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作者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与人性的独特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了莎士比亚批评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与认识。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把他的作品誉为“世界艺术高峰之一”。历来文学研究家们都把莎士比亚当作试金石,作为检验其理论的依据。因此,对莎学批评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方式。进入20世纪,由于莎士比亚的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传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日显局限。历史学派针对浪漫主义对莎剧诗性、阅读性和不可演出性的无限扩大和盲目崇拜,研究莎士比亚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契合,包括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舞台及演员表演,揭开了对莎士比亚“现代”解读的庞大序幕。于是,种种冠以“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派”等以“现代”语词为核心的解读此起彼落,甚至一涌而上,使这一世纪的莎评既呈现出极其壮观的景象,又放射出无比怪异的光芒。其壮观固然体现出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可喜成果,其怪异却也展示了对莎士比亚的无限夸大和歪曲,并产生了对莎学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取多元化的视角对莎学研究在中国的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批评演进为出发点,从哲学上矛盾对立和美学范畴来认识这一对文学观念的深层涵义。
三、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文学批评理念第五章:从历史走向未来。主要论述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50年的发展脉络,也是本书的另一个特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苏俄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人对莎作有了更深的体会。20世纪30年代对苏俄莎学的介绍,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有了较系统的观照。这一时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深受苏联莎评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莎士比亚被中国的政治涂上了各种油彩,在中国政治的影响下不断变脸。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中国莎学中,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构成了评论、研究与演出的基础。”[2]272中国的莎学研究大都是从文本出发,但是却鲜有人对他们的翻译经验,翻译研究中的各种批评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学理的探讨。显然,这与翻译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作者对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对此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作者不仅对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翻译作了资料性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从具体译家出发,通过梁实秋和鲁迅对于莎士比亚翻译的论争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中的理论问题。另外,莎剧翻译中的版本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版本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早期的莎作翻译中,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早期的莎剧译者或限于条件或考虑不够,一般不大讲究版本。朱生豪、梁实秋采用的是牛津版,而牛津版在19世纪的莎学版本中,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选择上或因条件限制,或因认识不足,因而对版本问题注意不够;那么在对莎氏时代的语言的性质、语音、拼法和词汇的研究就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一些莎作的翻译受到了批评。顾绶昌认为,粱实秋译的莎剧,在文字上显得干燥乏味,每句似乎都通顺,合起来整段却不像舞台上的对话,并且译文语气很少变化,原文诗意也很少保存,这是译文最大的缺点。朱生豪译文虽做到“明白晓畅”,然而喜欢重组原句,损益原文,不是太罗嗦,就是太简,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又过于渲染铺张,它的最大缺点是任意漏译,并且译文中还时常夹杂些不必要的诠释。[2]285本书在研究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基础上进而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思考,不仅总结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的成果,也提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如对莎氏翻译家比较系统、全面的翻译思想的探讨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中有些批评的目的并不在翻译批评本身,而是为了思想和文学论争的需要。这样的批评虽然也涉及到对莎作的翻译批评,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莎作批评,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翻译观点的论战。[2]304-305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生死、战争与和平、人与宗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和谐问题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因此,阅读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目的是从文化、文学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艺术精髓,结合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点进行阐释,为我们今后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批评以及对这种批评的梳理,或许我们会在现代意义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2]505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但同时他又是属于世界的。约翰逊曾这样称赞莎士比亚作品的永恒性“: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冲刷其他诗人们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像花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3]125李伟民莎学研究的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在这本专著中,读者可以看到伟民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有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辞书研究,也有莎学传记研究、莎学批评研究和莎学家的研究,还有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论结合,以中国当代莎学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总之,研究角度丰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富有创见的莎学学者思想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总的来看,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正如著者在绪言中所说,中国莎学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规模宏大声音色彩鲜明响亮的长篇巨制交响乐,而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则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色。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李伟民先生对这种特色加以梳理,勾勒其历史的痕迹,研究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的本质和特色,掌握文艺批评规律,提高对莎作的鉴赏水平和批评的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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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18 移动的边界: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定位
19 学科调整与理论重构——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 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评——兼论比较文学介入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21 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22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视域及文学理论研究性质
23 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24 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论向度分析
25 比较文学的诉求:全球文学史观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26 重新规范比较文学学科领域
27 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2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
29 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
30 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
31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
32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
33 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
34 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
3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建构建设性的跨学科关系
36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和价值
37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
38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
39 跨学科:比较文学成功的对策之一
40 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再探讨——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反思
41 第二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推荐书目
42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
43 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44 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格局
45 比什么?不比什么?——比较文学的差异性研究范式通论
46 比较文学的互文性与创造性文本的生成
47 比较文学危机及出路之我见
48 比较文学:在退守中求得生机
49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50 中国比较文学30年的主题学研究
51 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52 比较文学、传统与创新:马歇尔·布朗访谈录(英文)
53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
54 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
55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56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
57 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与再论“比较文学”的定位
58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争——论20世纪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危机及其化解
59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60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30年
61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五大难题
62 文学间性: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
63 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九个命题和三条建议
64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再生”与发展
65 比较文学和比较美学生态范式的发展
66 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
67 跨族群对话:中国比较文学的双重路径
68 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
69 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上)——一个现代方法论的考察与古代“哲学对话”的实例分析
70 “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71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72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
73 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
74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75 对中国比较文学教材观的反思——兼及王向远与夏景之争
76 当代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挑战与彼此的互补
77 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78 论比较文学研究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
79 当前比较文学的危机与出路
80 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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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比较文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83 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以荣格与卫礼贤的立场为例
84 超越“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变迁
85 戴望舒翻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的缘由及意义
86 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再探讨
87 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
88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批评:学理、范例和批评
89 “宏观比较文学”与本科生比较文学课程内容的全面更新
90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体系化与本土化
91 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之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变异学
92 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
93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人文之道
94 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新范式
95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96 再论杨周翰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
97 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
98 全球化、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99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
100 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理念(笔谈)
101 比较文学变异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102 “比较”的超越性与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103 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978-2008)——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总结报告
104 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105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
106 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机理及联结
107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108 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的贡献
109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三十年——寻找文学性原点
110 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
111 四川比较文学三十年
112 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113 学科交叉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
114 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教学改革的可行性刍议——兼论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存空间
115 从方法论看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116 跨越性与比较文学学科定义的界定
117 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
118 从“比较文学”定义之争看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119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120 “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121 跨类还是在分类系统中言说——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另一种陈述
122 比较文学:理论、界限和研究方法
123 2013年中美比较文学学术期刊评介
关键字行业收入差距 垄断性行业 政府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过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对行业自身的发展、人们的择业观念、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带来不良影响。
一、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1.1市场发育的不完善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
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劳动者不能自由流动,造成了劳动者收入的非市场化,劳动者的工资背离其所做出的劳动贡献,导致劳动收入的不均衡。而同时资本市场发育也不完善,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特别是一些国家垄断部门限制个人资本的进入,使某些行业的利润十分高。
1.2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
在我国,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电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石油石化行业等垄断性行业是高收入行业的主体。这些垄断行业都是通过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形成的行政性垄断,具有政企不分的特征。2005―2008年,林业、农业、畜牧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纺织业、渔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七个行业一直处在平均工资最低的十个行业之中,而证券业、软件业、计算机服务业、航空运输业、其他金融活动、烟草制品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银行业等八个行业长期雄居平均工资最高的十个行业之列,这八个行业中除软件业和计算机服务业外,其他六个行业均为通常所说的“垄断性行业。
1.2.1 行政性垄断是垄断行业高收入产生的根本原因
行政性垄断以形成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性垄断主要集中在原来是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后来由于转型、特别是体制改革而被取消后新组建的企业。这种从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面的、唯一的行政性垄断转变过来的企业,今天仍然霸占着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限制了竞争或者根本不允许竞争。经营利润和收益全部留置本行业内部,不许其他企业分享,这是垄断性行业高收入产生的根本原因。
1.2.2 不合理定价机制是产生垄断性行业高收入的直接原因
我国的垄断企业有的是凭借自然资源的条件形成自然垄断,有的是凭借提供关系国计民生的极为重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必须实行比较严格的市场准入控制制度而形成行政垄断。我国国有垄断企业较多考虑自身利益,对垄断产品和服务盲目提价,将本企业过高的劳务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1.2.3政府职能与管理错位、越位、缺位是造成垄断暴利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垄断企业大都是 “政企合一”部门,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保护垄断企业的暴利实现并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在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的情况下,我国对自然垄断价格一直实行严格的政策管制,垄断企业只有价格建议权而没有价格决定权,这就忽略了市场供求关系,使垄断企业一直处于卖方市场地位。这也是垄断性行业高利润、高收入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
1.3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因素
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带有倾斜性的政策以及政府权力的经济化导致了行政垄断,使那些受益的垄断行业享受着国家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增加了企业或个人的收入。而一些相关的政府机关凭借其权力也在不断地强化本部门的经济利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分配不公平。
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对策及建议
2.1 完善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培育并健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要加快培育劳动力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全面开放垄断性行业内外部劳动力市场,清除国有垄断性行业在使用劳动力方面的壁垒,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把扭曲了的劳动力价格机制转变过来。
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尽快实现资源配置无行业特权或行业歧视,使各行业在资源配置上具有平等的权利,既不享受特惠,也不遭受歧视。
2.2 引入竞争,打破自然垄断,实现各行业公平竞争
首先要科学界定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电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都算自然垄断行业,但这不等于这些行业的所有业务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一方面,对自然垄断性行业,业务职能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应由政府加强管制;但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除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和国家安全所必要的垄断外,应当尽可能地解除某些不必要的垄断,从而缩小行业之间的过大的收入差别。
另一方面,对非自然垄断业务,政府要放松管制,交由市场竞争。政府要尽快清除各种市场准入壁垒,要最大限度地引进竞争机制,改变独家经营和部门内单一所有制的局面,实行多家企业竞争经营,允许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地进入、退出,以取得竞争活力。
2.3 限制行政垄断
政府重建规制结构应从本国实际出发,从放松规制入手,松紧结合进行结构重建。政府应努力促成垄断性城市公共事业价格构成体系的完善,鼓励社会竞争机制和非对称规制政策的实施调整,建立独立、公平、公正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
规范政府监管的配套措施,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准确界定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鼓励企业从自身出发深化企业改革,做好规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垄断性行业的救济与制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充分培育和发展民间协会中介组织等社会团体组织。
2.4 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市场缺陷
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离,切断某些行业、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特殊联系,从体制上彻底消除行政性垄断的基础。对垄断性行业的工资加强管理和控制。全面改革现行工资制度。国家应加大对垄断性企业工资外收入的管理力度,规范企业支付给职工的福利标准,规范管理账外收入;加强对垄断性行业收费的监督检;制定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指导线。
2.5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行业收入较低的从业人员应该加以社会保障。加强对困难企业、困难行业的监控,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困难企业困难职工的基本生活。帮助困难企业和下岗职工克服生活困难,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环节。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在全国实行最低工资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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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仁慈、博爱”是基督教世界从《圣经》中引伸出来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观念。这里所谓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对应于世俗的人道主义,即抛开上帝而言的人道主义。然而,西方世俗的人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基督教人道主义。文艺复兴以后的上帝已不同于中世纪时代的上帝。这个时代的人所关注的人道主义是基于上帝的名义而对人类进行关爱的人道主义,即“以上帝的名义关注人、关怀人,以消除人类的苦难,促进道德完善为己任”。这里所讲的完善的道德就是基督教教义所倡导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观念。
宗教与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意识的产物,但从根本上来讲,两者都关注“人的本质、人的处境和人的归宿问题,都是努力让人的心灵得到慰藉”。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宗教意义范畴,成为一种对西方世界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现象,即使是文学也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英美文学更是如此。文艺复兴帮助人类从中世纪的宗教压制中苏醒过来,摆脱了套在人类身上的基督教精神枷锁。但是摆脱了基督教桎梏的人类很快便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空虚。日夜困扰着哈姆雷特的生与死的问题实质上是人文主义的危机,是上帝缺失后的精神危机,是理性完全取代了基督教信仰的危机。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的人类又试图回到他的怀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自以为已经摆脱了基督教和上帝统治的人们所经历的狂喜、狂妄、放纵、在满足人类自身自然需求的同时,其实也是对“宽恕”、“仁慈”、“博爱”的世俗化阐释。
无独有偶,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也同样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批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基督教思想也被作为封建权威的帮凶受到攻击。英美感伤文学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主张对个性的尊重,宣扬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但这其实也是对基督教所宣传得“宽恕”、“仁慈”、“博爱”的一种世俗化的阐释。
到了二十世纪的英美,随着尼采发出的那一声“上帝死了”的呐喊,尤其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全面崩解。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讲,没有了善恶之分,没有上帝与魔鬼之分。没有上帝,一切都成了虚无,人的自身价值也开始受到了怀疑。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那个空荡、阴暗、凄凉的世界,那种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的人生;乔伊斯笔下的那种孱弱无能、平庸俗浅、孤独、失望、忧郁的生命形式;艾略特的《荒原》中那令人沮丧的精神荒原都是对“宽恕”、“仁慈”、“博爱”这种传统的基督教观念缺失后的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
因此,人类尝试着借助文艺复兴或思想启蒙运动打碎精神领域枷锁的同时,又试图回到基督教统治一切的时代。莎士比亚呼唤理性的到来;班扬倡导了基督教世界的“天路之旅”;弥尔顿奢望“复得”失去的乐园;艾略特则企图借助种种神秘的意象重新唤起现代荒原世界对基督教王国的复归。此时的“基督教从外向内在深化,上帝不再是一种强加,也不具有具象的、实体的意义,而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与顿悟,一种内化的、使自我通向彼岸的理”(肖四新 56)。基督教观念的这种内向转化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乃至二战以后的当代英美文学当中。“人认为上帝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灵魂,而人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宗教是人的隐秘宝藏的庄严揭幕,是人最内在的思想的自白,是对自己的爱情秘密的公开承认”(费尔巴哈43)。人对自己声音的关注,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关注主要是由于失去了上帝。现当代英美文学中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关注正是这一变化的深刻体现。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应该算作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都试图逃脱基督教的束缚,却又在无意识之中不断地回到它身边来。福克纳对基督教也没有太多的信任,他的作品没有描绘上帝和上帝身边的众神,而刻画了许多像神一样的实实在在的人。但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基督教情结。《在我弥留之际》中的死去的母亲就像上帝一样一直左右着她的家人,就连《喧嚣与骚动》的结构模式也效仿《圣经•新约》中福音书的结构模式。这几个例子最后再一次证明,“即便是与基督教文化针锋相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不能摆脱其影响和制约,作为一种文化背景现代主义文学始终被笼罩在它的阴影和迷雾中,我们也只有将它还原到这一背景中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认识它”(曾艳兵 19)。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如此,当代文学如此、近代文学如此,古代文学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国文.英国文学中的基督教情结[J].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肖四新.伦理建构与神性启示[J].三峡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5卷第4期.
肖四新.论基督教观念在西方文学中的嬗变{J].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
夏茵英.试论基督教伦理在西方文学中的演变{J].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作者简介:郭永卫,(1971-)男,山东莱芜,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
邮寄地址:山东省莱芜职业技术学院英语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