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殖建设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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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殖建设

第1篇

1推进生态养殖，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

在我国畜牧养殖发展过程中，部分饲养主随意排放污水，缺乏对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识，饲养习惯落后，饲养方法不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水质、空气和土壤等污染，使生态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破坏。新农村建设中，在发展畜牧生产，提高养殖业效益的同时，必须做好生态保护工作，推进生态化养殖模式。如，在养殖小区或者规模养殖场内，要健全基础设施，配建污水处理设施、沼气池和储气罐设备，利用沼气池，将畜禽粪便、污水发酵转化生成沼气，进而满足生产、生活对燃料的需求。而沼渣作为有机肥，用于果蔬和农作物成长养料，不断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地生产力。实行‘集中建池，统一沼气’的环保养殖模式，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效益实现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养殖业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了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的生态化发展。

2实施规模养殖，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

我国规模化、标准化的畜牧养殖模式与美国、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发展历程有限。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养殖模式，仍旧沿袭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散养形式。这种小农式的养殖模式，不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且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极为脆弱，在养殖资金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不具备规模化养殖的优势。因此，我国养殖业发展要积极做好战略部署，向规模化、标准化的方向迈进。如当地政府合理、科学的选择一块适宜养殖的农业用地，将其建设成为养殖小区或者规模养殖场，并配备齐全相应的基础设施，将饲养主集中在一起，进行养殖技术、疫情防控的指导和管理。基于区域养殖业发展现状，每年应从当地财政收入中划出专项发展扶持基金，加大对养殖小区的投入等，出台规模化养殖发展的优惠政策等。

3健全一体化养殖模式，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

畜牧养殖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多位于农村偏远山区。但农村区域信息来源渠道单一，信息闭塞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户不能及时获悉养殖动态，了解养殖市场产品需求信息和产品价格变动，导致盲目生产、严重跟风等现象发生。某些饲养主的文化素质水平有限，不会合理调整和控制生产规模，缺乏品牌意识，产品结构单一，造成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不足，经济效益低下的局面。因此，对于我国养殖业发展，在紧密结合以上养殖现状的基础上，要引入一体化的养殖模式，建设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结合市场需求，合理调整畜禽养殖的品种及其规模，成立屠宰场、畜禽加工企业，保证销售渠道的稳定，提升产品附加值，根据区域优势，创建产品形象，增强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英明决策,是新阶段“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发展与升华。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是体现其“新”的主要方面。但是不少农村地区为片面发展工、农、旅游业而过度使用生态资源,破坏环境。新农村建设不能以牺牲农村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为代价,新农村建设应该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从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关系以及协调模式的研究是很少的。

4结语

第2篇

（1）局部地区的疫情严重。相比较于城镇，农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农村地区的很多养殖户都缺乏养殖经验，养殖知识不够专业，防疫观念淡泊，加上养殖环境差和养殖设施落后，导致养殖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动物疫病，影响养殖效益的提高。据统计，我国农村地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禽畜因为患病而死亡。

（2）畜牧养殖加工业发展缓慢。城市畜牧养殖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和加工业有了紧密的合作，初步形成一体的生产供应体系。但是，我国农村地区的养殖加工业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在技术和设备上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养殖加工业，畜牧养殖加工业发展缓慢，直接导致了农村难以形成一体化的生产和销售服务体系。这也是未来农村地区畜牧养殖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3）缺乏准确的市场信息。目前散养户和小型养殖户除了留下极少一部分禽畜产品供自己食用外，绝大多数的禽畜类产品都卖给了中间商，中间商的收购价格和市场出售价格有很大的落差，收购价格偏低是目前的主要现状。

2畜牧养殖新农村建设的未来发展模式

（1）建设科学和完善的疫情防御体系。长效防控和应急防控应当是疫情防疫的两种方式，在目前动物疫情十分频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以长效防控为主，应急防控为辅，努力建设和完善农村动物疫病防控机制。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动物疾病防控责任体系建设，在免疫评估和建议规范上加以完善，落实动物防疫责任到人制度。还要强化畜牧业主体、官方兽医及执业兽医和畜牧管理部门的防疫责任体系，做好协同防疫工作。引进先进的防疫经验和设备，消毒水的配备一定要符合相关规定。这样才能建立起科学、完善的疫情防御体系，保障畜禽养殖的健康发展。

（2）建设安全、优质的饲料生产体系。饲料是畜牧业得以稳固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把好饲料安全关口对于农村畜牧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地政府可以鼓励和辅助一些饲料生产企业进入农村，为农村地区养殖户提供安全和高品质的饲料，同时提升产业的集中度。除此之外，还可以加大优质饲料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加大秸秆和下脚料的生产力度，保障畜牧业健康、绿色地发展。

（3）改善畜牧业的饲养方式。国内农村地区目前的养殖方式还是以散养为主，家庭院落养殖一种或多种禽畜类的养殖模式依然还占据着养殖的半壁江山。想要推动农村养殖业发展，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应当引导养殖者改善养殖方式，推广集约化和规模化养殖，使养殖业成为当地一个颇具规模和规范性的行业，推广养殖小区和大中型养殖场建设是解决之道。应当帮助农村地区养殖业实现设施环境、免疫程序、营养水平、品种标准、饲养方式、生产规模，以及加工出售等方面的提高，通过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聘请专业人员进行知识讲座的方式来提升农村养殖人员的专业知识和饲养水平，改良养殖手段，帮助养殖户提升管理和生产水平。

第3篇

我国养殖户大多都是农村人，缺乏养殖的具体知识，再加上养殖场的环境卫生差，使得畜禽发病率高。产业链落后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支持，可我们国家的畜禽业大多出售的都是屠宰后的白条肉，不仅附加值比较低而且在竞争力等方面也制约着畜牧业的发展。

2新农村建设中的畜牧业的发展模式

2.1科技使畜牧业进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需要我们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的理念，做好新农村畜牧业发展的计划，充分利用国家颁布的政策，做好科技研究、科技投入等储备力量。再用市场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强化研究应用技术，加强推广作用，提高整体畜牧业发展的水平。

2.2完善的繁育使家禽健康

在繁殖方面我们应该提高产品的质量，选择本地产品和外地产品进行有机的结合，不断地提高产品的，做到优质产品，不但能为农民增收，而且产品质量好可以创造自身品牌，提高名声和收入。

2.3生产培育优质饲料

吃得好才能长得壮，为保证产品质量，为了提高收入，应该选择安全系数高的优质饲料，重点扩大产品的种植，比如采用三元种植的结构种植，畜牧业中，优质的饲料是保证畜牧产品安全的重要一关[4]。

2.4改善饲养方式

人工养殖，分散养殖是我国农民惯有的养殖方式，这些方法非常落后，是制约我国畜牧业的因素。采用机械化、规模生产等方式才是现代新型农村需要考虑的问题。

2.5建立全面的防疫管理

疾病不光是畜牧业中畜禽需要考虑的问题，更是人需要考虑的问题，甲型H1N1另一个称呼叫作“猪流感”，就是从猪身上感染到的病菌。如何防疫使畜牧业中又一大问题。在下面我几点建议：①应该对长效防控和应急防控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到正确的处理，应该以长效防控为主[5]；②建设防疫站这种长效防疫机制；③应该加强研究，讲究科学防治；④消毒等手段，从早期就防止滋生疾病，从根源上防治。

3结束语

第4篇

1.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农村实用人才现状不容乐观：农村实用人才匮乏、总量不足；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农村人才中种养型所占比例较高，而种养之外的农产品加工方面人才比例较低，加上中老年劳动力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经营方式的认同和接受较慢，对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大、收益低，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农村剩余人才素质较低，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多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体力较好的青壮年农民，而留下来的多是老弱妇孺，性别年龄比例失衡；人才外流严重，大量的优秀人才涌入城市，使得农村人才存量降低。由于高素质农村劳动力单向流出，使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内在动力不断弱化，制约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发展水平的提高。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村实用人才认识不高。一部分农民并不以当农民为荣，而以跳出农村为荣，总是想洗掉农民的身份，争当城里人、知识份子、白领等等，时刻告诫子女脱离农村，不做农民，导致许多农业技术后继无人。二是管理滞后。许多部门在想方设法为农村实用人才建设出力，但由于牵头部门不明确，导致谁都管，而谁都管得不深、不细，政出多门，难以形成合力；现有的农村实用人才专业（行业）协会以及民间组织大多还不成熟，而且跨村屯、跨乡（镇）的较少，也没有得到认可和备案，多数处于“自发散打”状态。三是资金和政策扶持没有完全到位。资金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发展环境欠佳。农村实用人才在创业和经营过程中难免存在不规范的做法，一些管理部门不是给予政策扶持和引导帮助，而是一罚了之，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四是服务机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目前，绝大多数农村实用人才没有受过专业教育或系统培训，基本上是靠自己的经验积累和实践摸索成长起来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不多，在扩大生产、带动群众致富方面后劲不足。

2.解决问题的对策

农村实用人才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农业向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的生力军。加强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建设一支具有专业知识、留得住、用得上、素质高、技能强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既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现代农业、推进杜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2.1整合各方资源，拓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渠道目前，应采用三种模式，破解农村实用人才培养难题。一是依托协会辐射模式。抓住地方农业产业优势，逐步成立各类种植、养殖协会，协会运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向周边农户传授技术。同时，将市场动态、市场发展趋势等信息与农户共享，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二是院校深造模式。采取对掌握了一定使用技术、有一定产业基础并且有发展潜力的农村实用人才送出去，将农、林、水、医、教等领域的各类专家请进来培训的模式。三是异地参观模式。要定期组织部分村干部和优秀农村青年到外地的种养殖大户、村办企业参观学习，使他们拓宽致富思路，把外地的先进经验和本村实际结合起来，创业致富。

2.2加大扶持力度，发展壮大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从财政预算上保证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基金，建设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改善办学条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土地向种养大户集中，让更多的实用人才脱颖而出，带动更多的农户致富；要加大对农村实用人才创办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对领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类农民专业协会的农村实用人才，在工商、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5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培养

0 引言

大学生村官政策实行以来，取得了很大成效，为农村干部队伍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但与此同时，当前大学生村官也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与问题，致使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无法实现角色转换从而融入当地农村生活，不能为农村和村干部接受，无法顺利开展工作。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大学生村官基层创业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出现了离职离岗现象，流失严重。据报道，一些地方，大学生村官的流失率高达70％，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有效推进。为真正使大学生村官能够“下得来、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在强化制度与政策创新，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完善选派机制、日常管理与考核，增强激励机制的同时，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培养，是保障和促进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聪明才智，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1 重视高校培养

高校不仅仅是大学生“村官”的培养者和输送者，更是大学生“村官”的“娘家”和坚强的后盾，切实地帮助大学生“村官”安心在农村扎根并服务农村，在服务农村的过程中逐渐实现自身价值，这是高校在新时期的社会责任，高校理应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

1.1 加强就业指导，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树立科学的职业观和服务基层的理念高校要利用就业指导课程，加强对大学生就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农林类高校，要多形式、多渠道积极引导大学生认清就业形式，更新就业观念。农林类高校要利用专业优势，对农学、林学、畜牧养殖、城乡规划、农林经济管理等专业的学生进行重点宣传，引导这部分具有专业知识的学生去农村基层就业。

1.2 创新课程设置，改革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高校可以在调查的基础上增设与农村发展紧密相关的选修课程，与农村基层管理、农村政策研究和新农村建设相关课程，培养具备各方面素质的大学生村官。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能脱离，高校通过已经建立的实习基地，安排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可以通过暑期社会实践安排学生下乡锻炼，多了解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实际情况，加深其对农民的了解；可以通过播放纪录片和优秀典型事例汇报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学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

1.3 高校要主动做好大学生村官就业后续服务延伸工作学校要对已经工作的村官进行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现状。跟踪调查的目的主要是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为大学生村官提供技术、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专业2006年毕业生郭碧玉，毕业后任村官，她通过政策鼓励、示范带动、技术培训等方式，鼓励、引导村民发展中小型蛋鸡养殖项目，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回学校向专家教授请求技术支持，全力为养殖户服务，仅养鸡一项，为全村农户新增收入120多万元。

2 积极开展培训工作

从大学生成长的角度看，由于他们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学习，接受较多的是理论知识，而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必须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引导工作，为他们开展全方位的指导，使他们能够很快完成角色转换，这是做好大学生“村官”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2.1 实行导师帮带制所谓“导师帮带制”，就是以村支书以第一帮带负责人，同时选配几个阅历广、作风实、口碑好的村委、老党员、村民代表担当“师傅”，以传、帮、带的形式，帮助大学生“村官”尽快进入角色。乡镇服务站抽出人手每周一次指导他们了解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惠农政策，各村村支书辅导他们处理农村实际工作问题。同时，为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专业优势，镇相关科室还派出专业对口的负责人，在开展重要工作协调、处理突发事件时，都把“徒弟”打在身边。

2.2 递进培养转变角色为使新任职大学生村官尽快适应环境，进入角色，可将大学生村官纳入全县干部培训规划，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科学设置培训内容，进行履岗培训，优化大学生村官知识结构，增强大学生村官履岗能力，使他们由一名“大学生”向“合格型”村官转变。邀请创业成功人士、专家教授举办专题培训班、开展在线培训等形式，为大学生村官提供创业理论知识、实用技能、扶持政策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增强大学生村官创业技能，使“合格型”村官向“创业型”村官转变。对大学生村官实行“压担子”锻炼，要求每个乡镇每年至少重点培养推荐1名大学生村官作为村（居）正职干部后备人选，将创业有成的大学生村官选拔到村书记、主任岗位上，从而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村官带领群众致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创业型”村官向“双强型”村官转变。

2.3 拓宽培训渠道可依托各级党校、行政院校、高等院校、干部学院、干部培训基地、远程教育站点、团校等，大力加强大学生“村官”的系统培训。通过优秀大学生“村官”介绍体会、乡村干部传授经验、组织大学生“村官”实地考察学习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强化大学生“村官”的技能培训。教育、科技、农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扶贫等部门要发挥优势，整合资源，积极开展大学生“村官”专项培训。高等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要结合大学生“村官”特点和工作需要，开展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同等学力教育。

参考文献：

第6篇

论文摘要：中学地理教育在社会上急功近利思潮和学校中应试教育思想的双重冲击下，教学水平处在低谷状态。初中地理教学是目前中学地理教育中最需要突破的薄弱环节。在素质教育的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初中地理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多年来为当地农村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在新形势下如何确定培养目标、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职业学校新的课题。

一、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来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紧跟社会发展的需求，向第二、三产业方向倾斜，第一产业的农林牧专业呈现逐渐萎缩的趋势甚至被裁掉。有的学校虽然保留了部分农业类专业，但学生的目标是升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将来有利于谋求一个好的职业，没有把服务农业放在首要的人生目标。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不足130万人(包括农民技术员)，与农业人口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己超过千分之四，这与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农业科技人才的大量短缺与培养科技人才过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即便这样，很多中职学校仍把重点放在对初中毕业生的培养上，这就加大了培养的局限性，培养的数量捉襟见肘。由于学生的学习动机或者说学习目的的偏离，培养的质量更值得怀疑。

二、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优势

(一)地里位置的优势。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大都地处农业生产前沿，与农业生产能近距离接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职业学校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农业生产的动态，可以有目的的进行指导和服务。在遇到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典型的、普遍的、共性的问题时，可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综合治理，还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办学经验的优势。

职业学校基本上是从农业技术中学转轨而来，有着多年的办学经验。在对农业人才培养上，可以采取灵活的办学模式，既可以培养初中毕业生成为中等职业技术人才，还可以培养生产一线的农民，使其掌握先进的科学生产知识。

(三)师资力盆的优势。

就目前而言，很多农村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教师占专业教师的20-25%，有的学校这个比例还大。他们大都是八十年代为职业学校定向培养的师资力量，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农业科技知识比较扎实。

三、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措施

(一)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

针对目前农业发展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的现状，职业学校要构建多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农村留得住、能创新、有作为的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不但对所学的专业知识精通，还要熟知相关专业知识，要成为农业生产中的多面手。在实施教学上，要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性教学。可以把教室搬到田间地头甚至鸡舍猪圈，让学生亲自动手去做，从感性认识上强化训练。与此同时，更新旧观念，不断传播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使学生置身于农业科技前沿，用先进的知识武装头脑。加强学生的继续教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优良品质，鼓励学生敢于创新，敢于实践。

农村中职校在培养初中毕业生的同时，还应把培养人才目标对准农业生产一线的农民。这些农民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渴望知识，学习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在职业学校深感农业类专业招生难、在校生少的同时，有一个庞大的农民队伍急需培训和学习。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经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苦于无门，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请教，职业学校恰恰是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桥梁，完全可以利用专业知识服务农民。

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学校也只有重新对培养目标定位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在职业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农业类专业逐渐萎缩、招生困难、办学特色不明显等都制约了农业类专业的发展，从而失去了农村中职校生存的根基。将培养人才目标定位在农民这个群体上，学校将在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会使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

职业学校沿袭普通中学的办学模式显然背离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真谛，职业教育不能把学生禁锢在课堂上，不能把学生埋在书本里，实行开放式教学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培养目的的定位为多种多样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可能。培养在校生时可以采取动态的教学过程，根据不同学生的爱好，让他们自己制定农业生产的一个小环节，并付诸实施，教师则针对每一个生产环节进行有目的的指导，这样以来学生就可以通过实践掌握理论知识。

针对农民的培养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进行，农业类专业包涵了农林牧等专业，不同的行业生产也各不相同，比如从事种植生产季节性较强，而从事养殖生产的季节性就差一些。随着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行业的细化程度也越来越强，这就要求农民培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既要从基础知识上强化，又要在专业技能上提高。从培训时间上看，种植类专业可以在农闲时集中进行培训，而养殖类专业可以利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间进行。从培训层次上看，可以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后经考试合格后发培训证书:可以注册中职学籍，采取学分制的形式，修满学分即可毕业，享受中职生待遇;可以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工程，按照中央电大学习包的要求，有步骤、系统地进行学习，最后按课程所修学分毕业。

因此，农村中职校在培养模式上要有突破、有创新，不能把眼光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上，要看的更远，只有采取多种形成是培训，才会有更多的培养对象，职业教育才有活力。

第7篇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　国家资金

一、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背景

按照国际上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0%时，就宣布该国家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现在，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5亿，全国人口有13亿，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11.5%，说明我国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在1.5亿老人中，有大约5000万在城市，他们大部分已经有了职工养老保险。剩下1亿人在农村，他们也需要实现老有所养。

而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大量年轻力壮的农民离开家乡投人到打工的潮流中，掀起了一股民工潮。这就直接导致了农村空巢家庭的出现，许多老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得不到子女的照料，甚至经济来源也仍然要靠自己挣得，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瓦解。同时，随着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独生子女的出现，4-2-1家庭结构变化使得年轻家庭的养老负担沉重，巫需社会来帮助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由此，在农村实现社会养老模式已迫在眉睫。

为顺应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养老模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开始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国务院召开常务工作会议，决定从2009年开始在10%的县(市、区)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2020年以前必须全部覆盖。实行养老保险以后，每个农民的养老保险金每月至少能拿到55元，并且上不封顶，根据地方财力而定。与以往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同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由农民个人交费、集体补贴和财政补贴来共同组成这个资金来源，其中财政补贴占大头。这就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蔽义

1.有利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在我国农民的人口比例占大部分.他们的生活好坏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民生，新农村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的惠农政策。新农保在支付结构上的设计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一部分是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与老农保靠农民自己缴费的自我储蓄方式不同的是，新农保能享受到国家财政的补贴，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渠道，大大解决了农民由于收人有限而无法参保的问题。这一举措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农民的社会养老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2.有利于加快国家城市化进程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模式存在并运行着，显著的表现就是在城乡养老模式方面。城市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了社会养老的模式，而农村的养老主要采用家庭养老模式。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以后，农民也开始从家庭养老模式过渡到社会养老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二元经济模式，开始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实现了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发展的起点。农民的生活开始与城市接轨，这一过程也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步伐。

3.有利于减轻家庭子女的负担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存1 f::力不断增强。大多数年轻人都背负着买房、看病和子女上学的新三座大山，再加上养育孩子的成本，使得他们无暇顾及老人的晚年生活。特别是农村老人，年老以后体力下降，没有任何收人来源，生活水平可想而知。建立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以后，不仅能够保证他们有个幸福的晚年，而且能够减轻家庭和子女的负担，缓和家庭矛盾。

三、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第8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家庭养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险制度；商业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5-0079-0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问题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3月底，我国养老保险覆盖率为13.5%，其中城镇为24.66%，而农村仅为0.41%。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解决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中国大部分人的基本生活问题，这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现行农村养老保障模式及其评价

在我国特定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下，我国大部分农村的养老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具体的养老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个人养老：是指农户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养老资源，通过市场和非市场手段，来解决老年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种养老方式的经济基础是个人拥有的财产和资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只能作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一个支柱，而不能完全取代其他养老方式。

2．家庭养老：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家庭或家族成员对上一辈老人提供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生活安排的养老方式。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看，家庭养老功能会逐渐弱化，但并不能忽视家庭养老在养老方面的作用。

3．土地养老保障：在我国农民社会保障的传统时期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动产品，包含着对农民老年回报的必然性――养老功能，土地保障的核心地位及其重要功能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4．国家养老：是指由国家为老人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从经济支持角度看，当前国家养老主要体现在五保户供养制度和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上，国家养老在我国农村的覆盖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5．集体养老：是指以村为基本单位，并作为资源配置主体对社区内的老年人口提供养老保障。这种养老方式往往具有区域狭隘性和排他性。

6．商业养老保险：随着农村部分农民生活日渐富裕和保险业的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可作为未来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形式，也可为将来向社会化养老制度转轨奠定基础，缓和老龄化高峰期支付养老费用的困难，但由于商业养老保险固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特点，注定其无法在目前还并不富裕的农村赢得很大市场。

7．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农村老年居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事业。它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主导模式，但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民的养老负担日趋沉重。目前中国农村平均每8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每2.5个劳动力就要供养一个老人。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土地收益下降，来自于土地的纯农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使得土地的保障作用日益削弱。从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角度出发，结合农村目前日益严重的老年化问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

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内容是在1992年民政部分发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规定的，其坚持五个原则，即“保障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原则，养老资金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原则，自助为主、互济为辅原则，社会保险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原则以及坚持农村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方向原则”。其主要内容有：

1．凡农村户口年龄在20～60周岁之间且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公民均须参加当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务工务农经商等各业农民参加统一的制度，投保人因升学农转非户口变动等需要变动保险关系时，可以办理退保或转保手续。

2．资金筹集实行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国家政策扶持从税前列支中体现，月投保标准分为2，4，6，8，10，12，14，16，18，20（单位：元）等10个档次，保险费可以按月季年交纳，经批准也可预交或补交，因灾害、在押等特殊原因可暂时停交，乡镇企业和乡镇机关事业单位由单位统一交纳保费，其他人员以村为单位交费。

3．投保人交纳的部分连同集体补贴一并计入个人名下，以个人账户的方式存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专户，并给予保值增值。投保人从60周岁起开始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的数量由投保档次和缴费年限决定。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1991年试点，1997年发展到巅峰，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达8300万人，其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统计数据显示，65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比例近67%，而养老金仅为城镇的0.37%。

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不稳定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撤销、费用的筹集、运用以及保险金的发放，不是按照严格的国家法律的程序，而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二是农村养老保险的经济基础不足，保障水平过低。目前我国正处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阶段，国家财政资金短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农民自身，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在支付再生产费用和日常消费后，真正用来积累的剩余收入较少，因此目前多数农民投保的保费很低，老年时得到的保险金就少，难以满足农民老年时的基本生活需要。三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农村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支持的原则。由于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除此之外，农村养老保险还存在着覆盖面小、缺乏法律支持、政策不能持续以及保险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差等问题。

三、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

从传统的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是养老保障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外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养老保障制度必须在老龄化高峰期到来前二三十年建立，因此，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已刻不容缓，以下是笔者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安排的一些简单构想。

（一）建立政府、集体和农民个人共同出资的三支柱模式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仅靠农民个人缴费建立其养老保险制度是不可能的，必须挖掘政府、集体及个人三方的能力。强调政府责任，对有条件的地区要充分发挥集体经济对农民的保障作用，尽可能调动农民自身积极性，由三方共同出资构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资支柱。

（二）建立分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模式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尚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分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对不同类别身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进城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的农村劳动力养老保险，应该按照其身份不同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实行分类解决。

对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体系。原则上所有的农民都有义务参加养老社会保险，实行“自助”和“补助”相结合，即养老保险基金由参加保险者交纳的投保费和政府补助金共同构成。考虑到我国农村农民的收入难以确定，农民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收入有差异的现实，对于要求农民个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应当根据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不同，同时，政府也要给予农民一定的补贴。

针对农民工不同情况建立有差别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是对在东部发达地区城镇和其它大中城市达到规定居住年限（3或5年以上）且有比较稳定的职业的农民工，给予享受所在城市居民平等权益的资格，并正式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二是对在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和所有无稳定职业且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各省市区依据企业的经济状况制定一定时期的实施办法，设定适度的农民工缴费率，并为农民工建立个人永久性帐户，同时强制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三是对于在城镇从事经营性的自雇性农民工可以参照个体工商户的保障制度安排。

建立乡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行的方案是把东部发达地区具有一定规模、效益较好的乡镇企业职工直接纳入本地强制性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中，而对中西部的乡镇企业职工依照进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执行。

（三）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制建设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作出统筹安排，有关农村养老的法律散见于《民法通则》、《继承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之中，还有一些行政性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是世界各国开展社会保险的通行做法。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或《农民养老金法》等，明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目标、范围、有关各方的责任和权利等内容。

参考文献

[1]任猛．建设新农村背景条件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构建研究[D]．江苏大学硕士论文，2007．

[2]孙丽君．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7．

第9篇

本文是2011年河南省政府招标课题《转型期河南省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编号2011B51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十七大提出，到2020 年我国将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长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养儿防老”――非制度化、家庭化的养老保障制度深入人心，被各代人视作理所当然，然而，20 世纪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家庭日益核心化，人口加速老龄化，农村家庭空巢化，农村土地工业化，子女自我中心化，孝道越来越退化等。在这个过程越来越多的农民感觉到自己“老无所依”，出现了一些不赡养老人的极端案例，老一代人感到强烈的失落和担心，年轻一代也开始担忧自己的将来，各代人都对现有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质疑，要求建立更加完善、更加制度化、更加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制度。

一、传统养老观念面临挑战

在我国广大农村，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养儿防老”、“孝敬老人”的观念深入人心，长期以来，各种政策和文化宣传也都大力倡导这一点。如果不孝敬父母会被周围的邻人指责嘲笑，也会有家族中有话语权的老人出面干涉、解决这一问题，甚至我国法律也规定了赡养老人是每一个成年子女的法定责任。这是一种长期实施的养老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称其为家庭养老。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有相当数量的农村老人面临如何养老、防老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的“养儿防老”的家庭保障体系已难以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诸多：如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家庭拥有的子女人数逐渐减少，在我国农村，独生子女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家庭逐渐小型化；为了增加收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空巢”家庭增多，非农忙、非过年时期，大多数农村是看不到青壮年的，只剩下为数众多的“留守老人”；子女在外打工，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的生活照顾，还要负责照顾第三代的生活，“留守老人”照顾“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另外农村老年人积蓄少，自养能力较低。农村老年人在劳动年龄阶段创造的财产收入大多数来源于土地资源，基本上都用于子女婚嫁及家庭投资，等他们老去的时候，积蓄已经花销殆尽，同时也没有劳动能力再从土地上获得收入，因此无法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养老。

二、长期以来形成的养老文化根深蒂固，影响新型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

文化特征的差异，对社会治理，对养老习惯、养老保障制度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文化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并成为一个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无形变量，可以对制度建设和体制选择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此，喀麦隆学者丹尼尔・埃通加一曼格尔曾指出：“文化为体制之母’’，一语道破了文化对体制的决定作用。显而易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无疑也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性影响。养老文化依托是影响中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是否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这一文化因素，严重影响着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创新。在儒家文化居主流地位的中国，当前人们普遍存在着“养儿防老”和“孝敬父母”的文化信念，即父母将未来养老问题更多地寄托在子女身上，而子女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法律上也有赡养义务，从而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养老模式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这种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又会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即父母为了获取更好的养老保障，便有强烈动机加大对子女的教育力度，从而形成一种人力资本内生积累机制，进而有助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正是这种中国当前文化信念影响下的个人(家庭)行为特征，决定了当前我国在致力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培育与利用。迄今为止，国家对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单独立法，代而行之的是各种政策、暂行条例、通知、规定、决定等位阶较低的行政法规，同时，这些政策经常变动，缺乏权威性、稳定性以及延续性。在笔者看来，阻碍这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的诸多因素中，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文化的消极影响。即“深藏于人们头脑中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在阻碍制度创新，以及正在运行或实施的一些制度虽然能够有助于合理规范和调控人们的行为，但还没有完全获得相应文化的有效支持。”

三、当前我国农民家庭养老负担过重

建国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普及，不仅在城市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农村家庭规模也是在逐渐缩小，这样家庭中的子女长大后负担是比较重的。1 999年农村家

庭规模为3.80人，2005年农村家庭规模为3 58人，下降了5.8％。家庭规模的缩小，必然伴随着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在65岁以上老人户中有76．21％的户是一个老人或两个老人与其子女或亲属在一起生活，只有一对老夫妇生活的户占11 .27％，有10.73％的户为单身老人户，老年人与未成年生活在一起的为1 5％。此外，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在大幅增长，家庭结构呈现“4―2―1'，或“8―4―2―1” 的趋势，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不论是目前的家庭收入，还是夫妇用于赡养的时间和精力，都难于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四、农民社会养老保障意识差异较大

当前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意识，受到年龄、接触新事物层次、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几种比较突出的观念：第一种观念，相当一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收入水平偏低，头脑中的“养儿防老”观念仍然很重，同时由于过多地强调国家和集体对被保障对象的给予和帮助，致使农民养成了对国家、集体的依赖心理，削弱了自身的保障意识，使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比较薄弱。

第二种观念，由于历史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有“四怕”思想，即怕钱贬值、怕政策变、怕干部换、怕不兑现，对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持怀疑态度。

第三种观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社会改革的发展，大批农民进城务工，接触新的社会网络和养老文化，这些新观念对农民工的养老观念产生影响，从而导致观念的变迁，人们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五、农村养老保障缺乏法律规范

目前，指导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法规文件有《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和1995年1O月19日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而与此相关的法律文件并没有出台，这样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各地方的农村养老保险管理机构无所适从，找不到介入的法律依据，致使该制度运行中难免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农村养老保险的健康有序地发展。

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未确立，养老保障法规不成体系，使农村养老保障工作无法可依。目前，各地有关农民的社会保障的改革措施层出不穷，但法规政策大多由地方政府各自制定，国家缺乏统一权威的法律安排。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进程。

有的地区将养老保障基金征缴、管理、使用集于一身，有悖于国际上将征、管、用分离的通行做法，致使基金的安全性难以得到保障。这致使农村养老保障基金管理缺乏约束，资金使用存在风险大。通过行政性文件的具体实施办法缺乏法律权威，导致资金被挤占、挪用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导致了农民更加不信任当前“个人缴纳为主，集体次之，国家补充” 的养老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 D・盖尔・约翰逊．中国老年人的社会保障[J]．中国人口科学，1999(5)．

[2]李明珠.关于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考[J].商场现代化,2010(4):84-85[3]郑秉文．人口老龄化推动社保改革席卷全球[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一O4―13．

第10篇

关键词：培养；农村；社会交往能力；幼儿

如今，农村的幼儿在社会交往方面还存在很多的不足，比如，有的幼儿害怕见到陌生人，一见到生人就表现出木讷或者逃避的现象，更不要说积极主动地和别人打招呼了，还有一部分幼儿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时表现出唯我独尊、霸道横行的状况，不懂得谦让和互助的道理，这些都不是正常的交往所应该具备的心态，这将对幼儿今后的发展带来非常严峻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地措施，促进农村幼儿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和提高，下面我就此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创设良好的交往环境，给幼儿提供交往的机会

（一）创造更多的交往空间

在幼儿园中幼儿和幼儿以及教师的交往是最频繁的，而交往也是一种相互作用的活动，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为他们之间交往创造更多的空间。幼儿的社会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活动空间特性的影响。因此，在创造活动空间时，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分隔活动空间。我们可把班级里面幼儿的活动区进行分隔，比如，菜市场、游乐园等。第二，还要考虑活动空间的密度。如果同一空间的人数太多，则会造成拥挤，这很容易出现矛盾，不利于幼儿之间的交往。另外，在安排幼儿进行活动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要尽量让幼儿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空间进行活动，坚决反对那种只允许幼儿在自己规定空间内活动的现象，因为幼儿自主选择的活动空间，可以为幼儿的交往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从而提高幼儿交往的主动性并逐步消除幼儿的胆怯心理，有利于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提高。

（二）提供更多的交往机会

针对农村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现状，教师要寻找合适的教材内容，并根据幼儿的性格特色，利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为幼儿提供更多交往的机会。比如，在教学时，教师可以设置一些适合幼儿回答的问题，鼓励幼儿勇敢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者所感表达出来，以此来鼓励他们敢于在多人面前表达自己，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幼儿表达的机会，促使幼儿进行大胆表述，还有利于幼儿表达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三）培养幼儿的服务与协作的意识

幼儿在幼儿园有一整天的时间和教师及其他幼儿在一起，在幼儿活动的时候，教师只要用心组织，一定可以找到很多机会鼓励幼儿主动参与和大胆表述，并要抓住时机对幼儿进行服务与协作意识的教育。

二、家庭和学校进行同步教育，加强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幼儿教育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仅仅在幼儿园对幼儿进行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的社会家庭共同参与。

现今，农村幼儿父母对待孩子的现状大多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十分重视孩子智力方面的培养和发展，对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没有一个科学地认识。因此，作为幼儿教师，我们就应该想法设法改变幼儿父母的这种错误思想，使幼儿父母能够充分认识到社会交往能力对幼儿今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和幼儿园一起为幼儿创设良好的交往氛围，帮助幼儿逐步学会交往。比如，鼓励幼儿邀请自己的玩伴到家里来玩，当然也可以鼓励幼儿去自己的朋友家玩，这是互相的，当幼儿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家长不过多地进行干涉，鼓励幼儿自己解决这些矛盾。还有，在节假日的时候，家长要多带孩子走亲访友，多去公共场所进行参观活动等，要多为孩子提供锻炼交往能力的机会。

（一）发挥幼儿家长的带动作用

每个幼儿的父母所具备的文化知识以及对幼儿的教育方法都是不同的，我们可以选择在育儿方面有成功经验的又比较热心的幼儿父母把自己的成功的经验介绍给其他对幼儿的家庭教育不够重视或者在这方面存在偏差的幼儿家长，幼儿家长之间一般具备共同的话题，交流的效果相对来说会更好。作为教师，我们只要给予相应的组织和指导就可以了。

（二）教给幼儿父母科学的培养方式和方法

社会交往是一种需要进行实际操作的综合能力，要想培养幼儿良好的交往能力，家长就要想方设法为幼儿创设良好的交往环境。在农村，一般的家庭相对城市来说具有更为宽敞的居住空间，因此，家长完全可以创建一块完全属于幼儿自己的活动场所，让孩子在自己的空间里尽情地以自己的方式展开活动，另外，多让孩子和周围的同龄人一起玩耍也可以增加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三、尽可能地为幼儿提供学习和展示的机会

家庭和幼儿园是幼儿所处时间最长的地方，我们可以适当地让幼儿走进社会，融入大自然，开阔他们交往的空间，让幼儿不仅仅局限在和家人以及统领小朋友和教师的交往，而且，和成年人进行交往，可以提高幼儿在各个环境中的交往能力。

首先，我们可以带领幼儿去参观一些社会机构，比如，去超市购物，和营业员的交往，去医院和医生进行交往等。这样的参观活动可以提高幼儿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也可以促使幼儿树立参与社会活动进行社会交往的信心。

其次，我们可以带领幼儿去田间地头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幼儿不仅可以在劳动中学到丰富的知识，还可以获得劳动的喜悦，并且还可以提升幼儿和成人的交往能力。

最后，我们可以组织幼儿排练一些节目，进行演出。幼儿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能，可以提升幼儿进行社会交往的主动性。

第11篇

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着青壮年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再加上养老保障制度残缺不全，老年农民老无所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农民的最基本的保障问题上下功夫，使农民老有所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首先是农村老龄化加快。虽然我国在城乡执行了不同的生育政策，但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农村的年龄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农村的养老赡养系数明显提高。据统计，2000年我国农村8.33亿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7.36%，到2030年6.64亿农村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7.39%为1.29亿。

一、农村养老保障需求持续高涨

其次是农村传统养老功能弱化。主要体现在传统农村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土地保障功能“虚化”、家庭保障功能弱化上。随着农村的实行，农村集体经济大为削弱，资金缺失使五保制度名存实亡；同时土地收益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而农民生活保障实际能力逐步下降。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产品价格不合理，导致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农村土地负担越来越重，单纯依靠土地已无法对农民提供保障作用，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也越来越低，甚至下降到绝对亏本状态。再者由于生育政策的实行，家庭小型化成为农村家庭的发展趋势，小型家庭也就意味着家庭成员面临的风险不易分散，在养老问题上表现为赡养系数大大提高，加上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也大大削弱了家庭保障的功能。

再次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所面临的老年风险越来越突出，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风险，如由于社会流动，城市化加快，青壮年农民群体大量进城务工，成为农村中的非农业群体或农民工，因此留居农村的农民因年

老无力经营承包土地，面临收入大幅减少，基本生活失去保障的风险；而最终未被城市吸纳的农民工，由于工作时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又无足够的个人储蓄，年老时也同样面临着这一风险。老年风险的增加使农民对未来特别是老年预期极低，从而加大边际储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前农村消费需求不旺的原因。从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农民权益方面考虑，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很是紧迫。

二、农村养老保障近期建设

我们构建农村养老保障，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国情。目前，地区发展的极不平衡，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不能搞“一刀切”。由于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们对社会保险的需求和缴费能力也有不同，因而应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方案，先东部后中西部，逐步推进。

同时近几年来，我国农村群体也发生分化，他们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缴费能力各有不同，在现阶段应将其按不同的群体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群体设计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险方案，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目前农村社会群体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农村中的非农业群体，如乡镇企业职工；二是外出务工经商群体，即我们所说的农民工；三是留居农村经营承包土地的农民，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在近期制度建设中，应按分层分类原则，按不同的群体，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推进，逐步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首先，针对农村中的非农业群体，即居住在农村，但从事的是非农业生产活动，如乡镇企业职工。他们已与城镇职工无异，对这一群体，应追求与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统一。

其次，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应再行分类处理。对在城镇有稳定职业、住所的农民工，应将其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障系统；而从中分离出来的另一部分农民工，由于流动性大，无固定职业和住所，且部分人年老时仍会返回农村经营承包土地，对这部分群体应建立个人账户，将企业和职工按适当比例的缴费存人个人账户。由于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大，因而需统一的全国性的政策，以确保个人账户可根据个人的工作所在地流动。为防止企业逃避责任，应加大劳动监察，规范用工，加大养老保险费的征缴力度，切切实实保障农民工的社会权益。

再次，针对留居农村经营土地的群体，即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由于他们缴费能力不足，若在时机成熟前强行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但会增加农民负担，而且会因该制度受到农民的抵制而无法有效执行。当前作为过渡措施，应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救助。

对于不同地域的发展水平有步骤地推进。可先在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建立社保制度，然后向中西部逐步推进，同时加大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东部发达地区支持本部不发达地区，城镇支持农村，全国性的政策安排向中西部倾斜。

三、农村养老保障中长期建设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将全体农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社会保障公平要求任何社会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论其社会地位、职业、贫富等，均被强制性地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社会保障社会化程度越高，这种机会公平性就表现得越充分；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身份特征，以是否有城镇户口为划分依据，“以这种眼光看待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观点，显然违背一个基本常识，即中国政府是全民政府而不是市民政府”。因此中长期制度建设应追求城乡养老保障制度的整合。在此有必要改革完善城镇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同时加快乡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并在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两大板块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促使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整合。

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的调整。郑功成提出，在现有基础上，将统账结合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财户部分分解并发展为普惠式的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的职业养老金(记人个人账户部份)。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国民养老金覆盖所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劳动力，以国税为基础，采取现收现付制的财务机制，显著体现国家责任和社会公平属性。差别性的职业养老年金则由企业和个人缴费，完全记人个人账户，采用完全积累的财务模式。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将城镇的“国民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中的国民年金部份扩展到农村，成为全民共享的养老保障项目。农村居民只要达到规定的年龄即自动享受国民养老金，不同群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在这一制度平台上趋于统一。

由于我国地域发展差别较大，国民养老金部分应按省直辖市级统筹，按统筹区内居民当年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给付。这体现了老年人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原则，由于各地财政力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不同，应建设省内调剂资金，其使用向中西部地区，老龄化地区倾斜。

建设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我国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包括：自我保障层次、政府负责层次、政府主导责任分担层次、单位负责层次、市场提供层次田。在农村这些保障层次被赋予了新的特色。

自我保障层次。主要包括家庭保障、个人储蓄保障、土地保障。家庭保障主要是家庭中的成年子女通过物质帮助、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情感需求，体现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反哺。在农村养老保障建设中，我们不能夸大家庭养老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其作用，家庭所发挥的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济，情感慰藉是任何社会保障制度都无法替代的。在新时期应对养老家庭给予资助，对照顾无自理能力老人的家庭提供资助。对子女和老人同住或附近居住提供方便。个人储蓄保障指个人将其在青壮年时劳动的部分收入用来储蓄，以备年老时的不时之需，它体现了个人在追求终生收入平衡。个人储蓄可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提高老年生活质量，国家应尽早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储蓄养老。土地保障虽然在农村存在虚化的现象，但土地在保障老年人的日常开支需求上有重要作用，对正式的制度起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老年人经营小块土地不但可以满足其日常吃穿用度的小额开支，而且可满足其感情需要。在构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时还应发挥土地保障的有益补充作用。

政府负责层次。这包括普惠制国民养老保险金和政府老年社会救助。“养老保险金构成整个老年保障体系的第二层次，政府是这一层次的直接责任主体，制度的出发点是向所有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收入保障，普惠制源于税收，待遇与工资脱钩但与物价水平挂钩，并随着整个社会平均收入提高而提高，体现着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成果权益”mo政府的老年社会救助作为最后一道保障线，由公共财政资助。

企业(集体)保障层次。体现个人对自己的养老负责，资金与企业(集体)共担，完全记入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与就业相关，具有差别性，体现效率原则。在农村养老保障体制建设中对不同的群体其个人账户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农村中非农业群体和在城镇具有稳定工作和住所的农民工群体，表现为职业养老金，即个人账户的缴费由企业和职工共同承担；而对于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和留居在农村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其个人账户表现为个人缴费，国家集体给予补助的形式。

市场保障层次。指商业人寿保险和从事力所能及的市场劳动。商业人寿保险的赢利性促使其更倾向于高收人群体，主要满足农村中高收人群体在保證基本生活的同时改善老年生活的愿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中也同样会不断涌现出高收入群体，可以预见，发达的商业保险会产生“福利挤出效应”，即一部分高收人群体因参加商业人寿保险，老年收入丰厚，便自愿放弃领取国发养老金，这会使国民养老金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同时老年农民从事力所能及的市场劳动，如经营小块土地获取市场报酬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生活。

四、多管齐下破解资金难题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归根结底是“钱”的问题，资金短缺成为农村养老保险的瓶颈，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农村养老保障建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将其放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全局中，多管齐下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铺路。

城市化。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城市化，大部分农民要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进入其他产业，变为城市居民，通过城市化将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剩下的农民可以提高农业的经营规模，发展农业专业化经营。最终解决城乡差距，统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还是要“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征用土地农民的“土地换保障”。将失地农民的土地转让费用于充实个人养老账户，并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中小城市的急速扩大，政府的城市规划，必然要征用大量农村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2001年第10号公告，征地农民应得到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随着土地被征用，部分农村人口也转变为城市居民，他们年轻时可参加各种就业，若未进行养老保障个人账户积累，年老时则会因缺乏保障而落入贫困。对此应将现行的土地征用一次性拨付给农民改为建立并充实个人养老账户，使他们老有所养。同时对进城已达一定年限的农村人口在家乡的承包地实行有偿转让制度，割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并把土地转让所得用于填补他们的个人养老账户，同时将其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改“农业税”为“养老保险费”。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这将在真正意义上减轻农民的负担，实现国家对农业的反哺，但仍未解决农民养老难问题，建议将“农业税”改为“养老保险费”。鉴于在农业税改革前农村乱收费现象突出，有必要为每个农民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财政专款专用，加强监督，同时加大宣传，确保真正为农民办实事，避免农民的抵触情绪。

第12篇

关键词：养老需求；养老供给；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在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建立和广泛覆盖的情况下，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还没有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缺失，不仅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残缺，而且对农民是极大的不公平。实际上，农村先于城镇成为老年性社会，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较城镇更加严重。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农民几千年来未曾实现的老有退休、老有所养的梦想，不仅是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农村养老保障的需求

广西农村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广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农业人口的比重比较大。2008年全区4816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为1838万人，占38．16；居住在乡村的为2978万人，占61．84。广西的生态环境比较恶劣，裸露石灰岩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38，人均耕地面积仅520m，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大部分地区非常不适合农业生产，所以广西的农民十分贫困。据广西调查总队调查显示，2008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人为3690．3元[2]，而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倒数几位。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广西和全国一样，早在2000年就进入了典型的老龄化社会，全区老年人口增长迅速，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广西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635万人，占13．31%，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442万人，占9．27%。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比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了1．96个百分点，按照国际上划分年龄结构的标准，全区人口已明显老龄化。人口的老龄化不仅存在于城市，在农村更为严重，相对于城市，全区农村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的特点。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对养老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广西广大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险情况让人忧虑，养老保险事业任重道远。

2养老供给的缺失

现有的养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目前，广西广大的农村居民和全国的农民一样，主要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辅之以少数集体养老(主要是针对农村五保户)、储蓄养老、征地补偿养老和低保养老，社会养老所占的比重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

2．1家庭养老

目前家庭养老是广西农村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就是靠子女的供给来赡养老人。由于广西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实施其他养老模式的条件不太具备，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顾和精神慰籍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正在不断削弱，家庭养老面临挑战。

首先，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家庭小型化倾向，核心家庭增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广西农村家庭平均每户为3．46人，多是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使家庭在抵御风险方面的能力下降，没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精力来照顾老人。

第13篇

基金项目：福建省2014年教育厅社科项目“需求理论视角下离退休职工的文化养老研究”（JAS14192）;漳州市2014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漳州市城乡老年人文化需求及精神养老模式探析”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黎春娴（1978-），女，湖南汉寿人，闽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社会保障问题;徐继红（1972-），女，福建漳州人，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老年社会工作、社会管理。

社会资本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社会网络理论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自提出伊始，“社会资本”概念就以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和强大的解释能力受到学者们的青睐，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论题和分析范式，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乃至历史学等等学科的专家学者纷纷用“社会资本”来解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而这一理论工具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中所强调的社会优先、个人服从集体、人际关系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等，很容易和社会资本理论相契合。故此，本文尝试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建构的社会资本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一、农村社会资本：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一种解决范式

1.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论界普遍认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最早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引进了社会学研究领域。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的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1]随后，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框架。他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2]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的概念都是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对社会资本做了这样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这样，普特南在科尔曼等人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作用。接着，托马斯?福特?布朗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逐一阐述了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整合成前后一致、理论一贯的知识体系。布朗将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主要讨论的是个体通过社会网络（包括自我在内）调动资源的潜力。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称为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的是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宏观的观点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的是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4]布朗微观层次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它以各种关系存在，包括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等;在中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以各种组织制度、组织规范、习俗规则而存在，包含个人或集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殊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在宏观层面上是指组织、社会和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包括了和谐的社会关系、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存在的信任等等。

从以上社会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来看，社会资本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内涵和外延。其在研究中国问题的适用性上，有学者提出，就中国而言，社会资本的研究势必走向西方话语与中国问题的统一，中国的研究者们在熟悉西方语境的条件下，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结合具体研究认识中国的社会资本是什么或不是什么。[5]中国社会尤其农村社会一向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利益和群体利益，村域中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乡村各种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农民对村域共同体具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这些特征使得社会资本很容易在中国农村找到理论原型和经验证据。郑传贵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因血缘、地缘和亲缘等因素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6]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农村社会资本就是在农村社区中，农民通过长期的相互交往在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等价值观背景下形成的信任、互惠的代际关系和社区关系，以及围绕这种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支持体系。因此，农村社会资本有了三个层次，即文化规范层次、社会关系网络层次和社会支持体系层次。

2.农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养老模式的逻辑关联性。“农村养老”，即对农村老年人的供养，使其能在年老时闲居休养。“农村养老模式”的内涵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谁来养老，即供养的主体是谁;其二，在哪养老，即供养的地点和住所在哪;其三，如何养老，即供养的质量和效果如何。当前中国农村养老从这三个层面上概括来说，主要是在家庭内由子女基于孝道的伦理要求进行的较低层次的供养，即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支柱。但在传统文化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的转型时期，家庭养老的质量大打折扣。“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使得家庭内部“重幼轻老”现象严重，老年人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弱，传统的农村养老方式遭遇了现代化的困境。那么，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构建以家庭养老为主、互助自我养老、社会化养老、商业养老以及政府养老为辅的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就和农村社会资本有了逻辑上的关联性。质言之，社会资本是解决养老困境、构建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重要途径。社会资本的大量存在是构建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重要前提。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文化规范资源，有助于减少和克服养老道德风险，同时有助于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互助和共济意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关系网络，有助于网络成员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支持体系，是体系内成员主动寻求与建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支持的过程，这些为构建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提供了现实选择。

二、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分析

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本不仅仅包含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体现支配着人们互动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度、价值观等文化因素，也包含了人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形成的信任互惠等行动能力，体现了人们获取资源的制度因素。农村社会资本不仅仅是农村社会的支撑制度，还是维系农村社会发展的纽带，是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伦理本位中的慈孝文化――文化规范资本。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首重家庭，因而，家庭在伦理本位社会中居于首要的位置。尊老爱幼、父慈子孝等传统道德规范制约着所有生活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的人，“慈孝”便是做人的根本。我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这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对“孝”提供了法律保障。百善孝为先，家和国昌盛。孝道是调节家庭代际关系、形成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促进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剂良药。虽然在现代转型时期，传统的孝道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敬老孝道“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融于他们的血脉里，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不可轻易改变的精神品格。事实证明，正是传统尊老文化对中国家庭养老模式发挥着强劲而有效的功能，和谐的家庭养老便成了农村老人几千年来一直固守的难解情结”。[7]家庭、家族、亲属等初级关系对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具有重要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对老人们来说，家庭是其为之付出了一生心血的情感所系，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因此，家庭以及围绕家庭形成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祖孙关系以及各种亲属关系是老年人的情感依靠。家庭养老模式在物质支持、日常照顾、情感慰藉方面具有其它养老模式无法替代的优势。虽然中国转型期以来家庭模式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内部的权威结构中家长权威旁落，但是绝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选择在家养老。现代社会的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不仅仅是要求子女在家庭养老模式中，对老人不仅有“物养”（即有地方住，有饭吃，有衣服穿）而且还要有“神养”（即要有精神供养，嘘寒问暖，聊天唠家常甚至送孙辈和父母团聚等）。笔者2012年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的调研中看到，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开支来源中，90%以上的老年人生活开支来源于子女供给，有些还有孙辈的“孝敬”。而老年人的生病照顾、日常起居和心理有不愉快后的倾诉对象大部分是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这些都足以说明作为一个历经千年的伦理社会，孝道文化的传统仍然十分强大，依然是指导和约束当下农村养老的主流意识，仍然是家庭养老这一农村养老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文化资本。当这种文化资本与其它的社会资本相互衔接和配合，即可在现实的农村养老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并极大地改善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状况。

2.民间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资本。国外的研究经验表明，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大量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发展有关，发展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有助于推动公民社会发育，进而促进社会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各种新兴的社会组织还能替代日见消失的传统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组织中，公民间的对话、商谈、组织和合作能找到有效的合作场域。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大部分的社会关系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关系网络，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的程度较高。家族、宗族、亲属关系以及邻里互助都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亲帮亲，邻帮邻，自己人帮的是自己人”。由于长期的地缘交往因素，老年人对亲属、邻里有着天然的熟悉感、依赖感和归属感。因此，以熟悉感、信任感为建立基础的农村各种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比如农村老年协会①、庙会乃至各种宗教组织）成为很多农村老年人寻找生活乐趣的主要场所。这些社会组织凑集各种社会资源组织文艺队、创办各种经济实体，把老年人的生活世界扩展至公共空间，不仅提供了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平台，而且起着集体娱乐功能、帮困救济功能、社会舆论的控制功能和文化的传承功能等等。如在政府推力下迅速发展的老年协会，以其强大的连带性吸纳功能使其在农村的权威结构和集体行动的结构中具有较大的动员能力。胡宜、魏芬在湖北洪湖的调研发现，洪湖渔村老年协会建立并开展工作后，渔村老人的生活状态有了明显的变化。老年协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让全村的老年人都参加;还凑集资金对本辖区内的重病户老人、生活困难的独女户老人进行各种救济;并且对本区域内的虐待老人事件进行舆论谴责或直接调解。这些都促进了老年协会和传统的孝道伦理相结合，践行孝道文化，使农村老年人在获得“供养”的前提下，更能达成“孝养”的结果。[8]笔者在2012年福建农村地区调研中发现，福建农村地区的一些民间组织活动非常活跃，很多村庄都有祠堂管理委员会或村庙管理委员会组织，而且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老年协会。这些群众组织或者民间组织积极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腰鼓队、大鼓凉伞队等等），还提供多样化的养老保障内容（支付老年人补助金、重阳节慰问金、高龄老人补助金等等），尤其注重农村老年人的精神保障，成为新时期农村多元化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资本的发展，又为农村养老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农村互助型自我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主要以农村老年人群体为主，在集体活动中寻找精神慰藉，它尤其适合于低龄、身体健康、子女不在身边共同居住的老年人。这种养老模式还可以挖掘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变“被动供养”为“主动供养”，为更多的老年人服务，真正形成一种在传统社会差序格局基础上的信任和合作意识，也就是一种在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发展出的相互协作和互惠规范。互惠和互助规范的发展也进一步夯实了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社会资本基础。

3.新农保制度――支持体系的扩展。政府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9]在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乡镇是最小的一级国家政权形式。而在广大的农村社区，国家意志的贯彻是靠群体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进行的。在经济上，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为了消弭这种制度性差异，在城乡统筹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框架下，我国政府进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于2009年开始在全国10%的县（市、区、旗）试点、计划在2020年实现全国范围内全覆盖的新农保制度，让全国的农村老年人过上“有养老金拿”的日子。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披露数据，截至2012年9月底，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部开展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城乡居民参保总人数4.49亿，1.24亿城乡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养老金。[10]新农保制度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方负担的模式。相对于旧农保，新农保最大的亮点就是政府补贴，年满60岁的农村居民最低可以领取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近年来，国家财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每年都增加1万亿元以上，增幅达20%以上。如果以当前1亿农村老龄人口为基数，由政府承担基础养老金，按每人每年国家支付2400元计算，仅需2400亿元，不到当年财政增长的10%。因此国家有足够的财力保证这项制度的贯彻和实施。当然，不同地区的补贴数额可能不一样，笔者在福建省的调研中了解到，最低的55元，最高的达300元。这笔钱虽然数量较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经济困境问题，但是每个月可领的养老金形成了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有力的经济保障。据中国老龄委2002年的调查，老年人个人月平均生活费（不含饮食费）为102.10元，城市为145.13元，农村为58.14元。[11]农村老年人月消费额比较低。那么新农保中的最低55元的基础养老金在制度上能给老年人以较好的保障。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国家补贴部分还会相应的提高。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大的“利好”。在笔者进行的调研中，很多老年人表示“政府太好了，不仅不用交税，还拿钱给我们”“很满意，万一有什么急事还可以用，还可以存下来给孙儿”“每个月领的新农保金对我们的生活算是补贴，生活比较有保障”“至少买米的钱有了，不用找孩子们要了”等等。这说明新农保这个正式的制度资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比较明显。总之，新农保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体系从“家庭―社区”扩展至“家庭―社区―政府”。社会支持体系的扩展，有利于农村老年人从社会体系中获取资源，从而提高其养老质量和养老水平。

三、农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构建框架中的作用

在农村构建多支柱养老模式的过程中，社会资本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不能够为全国所有地区的每一位老人提供养老的所有资源，这需要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的“自生产”能力，社会资本无疑是最好的“生产源”;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发展也越来越依赖社会资本，对社会资本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综合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建构中具有如下作用：

1.增强互相信任的代际关系，夯实家庭养老的社会基础。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依托于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的传统文化资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道德规范，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赡养老人，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等。“百善孝为先”“父母在不远游”“厚葬久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耳熟能详的俗语警句提醒着人们要尊老、爱老、敬老。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通过家庭代际关系模式体现出来。认为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中的子女在赡养自己父母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中国，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即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给以反馈的模式，简称“反馈模式”。[12]由于传统的孝道，父母抚育子女，同时父母信任子女，相信子女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安顿好父母的晚年生活。信任是人们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个人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信任的作用就像一种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13]传统社会资本的血缘亲缘信任，能让老年人感到欣慰和安心，从而有利于和睦家庭关系的建立，也有利于夯实农村家庭养老这一主要养老模式的社会基础。

2.培育农村老年人的互助互惠意识，促进互助自我养老模式生发机制。人是社会的人。人要在社会交往中体现自身价值。在农村社区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农民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它是建立在某种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力为特征的联系状态，正是靠着这种联系，能够形成一种互惠机制，产生出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将之融入资源管理中，从而达成一种非正式的制约手段。[14]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精神资源，有助于促进社区成员的认同，互助和共济意识。在邻里和社区交往过程中，由于有了一些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老年协会、宗族组织等），村民尤其是老人通过社会组织所蕴含的参与网络参与各种集体活动实现良性社会互动，从而对整个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这种社会组织具有强化社会联系的凝聚功能。由于它们来自于农民群体，又服务于农民群体，为老年人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和渠道，促进了和谐邻里关系和社区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天然的“地缘亲和力”在老年人与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中得到升华，形成一种互助互惠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在农村形成互助自我养老型的养老模式。

3.增强老年人经济独立性，提高社会养老、商业养老模式的可行性。经济福利是公民个体最基本的利益需求。在家庭养老还是国家养老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上，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剩余性社会福利”政策。历史上的很长时间，老人养老被视为是家庭的责任，因为家庭生活是一个纯私人领域，政府不应该侵犯。只有当家庭生活受到破坏，无法实行家庭养老时，才会通过政府或者非政府的机构介入。因此在农民千百年的集体记忆中，国家一直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即使有农村“五保制度”但也是村集体的力量，而且保障对象是农村里面的特殊老年群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尤其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后，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被纳入了国家福利体系中，成为了“每月有养老金可领”的公民。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务农”是其一辈子的职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机能的衰退，老年人只能慢慢地退出劳动领域。对子女和家人的依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新农保实施以后，年满60岁的老年人均可按月领取55元的基础养老金。55元的养老金让老年人有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经济独立性，减少了对子女的依赖性。“经济独立才是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条件”。[15]社会养老保险是提高老年人经济自立能力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农村养老问题的缓解和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早日达到联合国提出的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实现与尊严的老年人生活目标。特别是老年人有了一定的固定经济来源，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符合自己情况的养老模式，或者进入养老机构养老或者社区养老或者商业养老。

结语

社会资本是一种需要积累和培育、也可以积累和培育的资本。在农村社会中，我们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培育一种充分信任、公平公正、互惠合作的规范理念，从而提高农村社会资本的存量;加快和推进农村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建设，构建农村老年人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新载体;切实落实国家旨在改善农村现状、提高农民福祉的社会政策，扩展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在这样的社会资本结构中，老年人作为一个行动者，不仅能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中寻找支持的力量，从参与、交往中提升自己获取资源的能力，而且能从互惠、合作中赢取养老的精神支援，从而促进农村家庭养老、互助自我养老型养老、社会养老和商业养老的多支柱养老模式的建构。

第14篇

*县是农业大县，农村妇女占农村总人口的一半，她们是农村改革和三个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新农村之新，不仅要有新环境、新房舍、新道路、新设施、新制度、新风貌，而且最核心、最关键还是新农民。没有新农民，新农村就失去了根本和基础。农村妇女的整体素质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必须引起我们各级妇联的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妇女的参与、妇女的智慧和妇女的创新，妇女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按照市妇联要求，我们于四月下旬围绕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培养素质高、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女农民的这个课题，对当前农村妇女的素质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针对目前的现状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举措和思考。

一、农村妇女的基本现状

这次农村妇女基本素质的调查发现，农村妇女在社会进步的影响下，整体素质较前几年有新的发展和变化，突出表现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参与经济建设的能力等三个方面。

（一）思想观念发生新变化。

随着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深化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与落实，农村妇女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完善，自身素质对人的生存发展状况起决定作用，这一现象和理念越来越被大部分农村妇女认识和重视，学文化、学科技、学致富，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成为当前农村妇女的新时尚。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受到了挑战，大部分农村妇女树立了以经济收入奠定家庭地位、证实自身价值的新观念，参与经济建设的愿望空前强烈。调查的100名妇女中，32名妇女愿依靠土地资源从事种植、养殖业，7名妇女愿进城务工经商，43名妇女愿在农闲时节开辟第二条收入渠道。与经济观念变化同步，农村妇女参与改革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参政意识、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她们积极关注当前社会变革中的热点问题和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针政策，经常性看新闻节目的妇女占20%，能说出几件国家大事的青壮年妇女占所调查人数的33%，认为国家兴衰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妇女占98%。农村妇女的思想境界有了新的提高。

（二）生活方式体现时代新要求。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妇女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她们已不满足物质上的富有，转而关注自身的生命健康和精神需求，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少生优生成为农村妇女的共识，仅××镇龙王庙村就有4名妇女自愿放弃二胎指标办了独生子女证。科学教育子女，越来越被更多的农村家庭所认识，78%的农村妇女愿不惜投入培养子女成才。农村妇女依法维权的意识比前几年普遍有所提高，67%的妇女了解一定的法律知识，她们比较关注那些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诸如土地承包、宅基地划分、费税改革、义务教育等法律法规。农村妇女逐渐向追求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方面转变，在吃、穿、住、行方面逐步抛弃了一些旧的生活习惯。近几年，各级妇女组织与有关部门配合，开展了“十星级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创评活动，大部分农村妇女在树立典型、宣传典型的舆论引导下，注重树立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参与经济建设的能力有新提高。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对农业生产者的要求由过去单纯的体力付出转向思想观念、科技信息、身体素质的综合运用，为妇女参与农村经济提供了更好的机遇和条件。各级妇女组织配合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开展，积极举办各类新技术培训班，发展农村妇女经济协作组织，培养各个领域的带头人。农村妇女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逐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几年来全县已有十万名妇女参加了十项新技术培训，213名妇女取得绿色证书，1802名妇女获得农民技术员职称，98%的妇女劳动力掌握了2—3门实用技术和1—2门高新技术；被调查的100户家庭中，妇女的经济收入占家庭收入一半的达63、5%。全县还涌现出很多大胆闯市场，带领妇女发家致富的女能人。汀流河镇的李述静靠收购牛奶走上了致富路，创办了机械化挤奶中心，带动周边村妇女通过奶牛养殖脱贫致富，05年被唐山市政府授予劳动模范光荣称号。××镇的甜瓜种植女能人李维莹，勇于探索新路子，大胆引进甜瓜新品种，并积极组织全村妇女种植甜瓜，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被评为唐山市双学双比女能人。海水养殖女能人陈杰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新路子，并被评为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唐山市政协委员。

二、农村妇女素质存在的问题

农村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下，自身素质与男性相比、与其他女性群体相比，在一些方面发展滞后，一定程度上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

（一）思想解放程度与经济发展形势不适应。

受旧的“三从四德”观念的影响，一部分妇女仍具有依附思想，生活范围局限于家庭之内，满足于温饱的生活，不敢到外面闯闯。有的妇女对周围一部分勇敢尝试并取得成功的女能人非常羡慕，却缩手缩脚，不敢尝试，不从自身素质方面找差距，而是过多地强调资金、技术、信息、资源等外在因素的不足。从调查的情况看，妇女思想解放的程度呈地域性分布，一些经济强村、产业特色村，妇女的思想在经济拉动、能人带动、舆论推动下得到解放；一些以粮食为主要经济收入的村，妇女的思想也相对保守，在农闲时节，尤其是冬季多是聚在一起做针线活、扯闲话，与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大好形势格格不入。

（二）道德观念与全民道德建设要求不适应。

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的社会伦理观念出现逐渐退化的趋势。部分妇女个人主义思想较严重，只看到个人利益，不顾全大局；只看眼前，不顾长远，不利于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有些妇女崇尚金钱至上，在处理家庭、邻里关系方面，利重于情，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风气。在部分少数农民的意识中依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现象，这些都在不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三）科技文化素质与其担负的责任不适应。

近几年，随着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人数的增多，农村妇女逐步成为发展农村经济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农村妇女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农村的经济形势。但部分农村妇女的科技文化素质偏低，不能适应当前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产业化经营方式和高科技营销手段的需要。据调查，农村妇女的学历低，妇女劳动力中，初中以上学历的仅占78%。受文化水平制约，妇女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差，学到2—3门实用技术的妇女，仅限于机械地运用，而不能结合实践经验，进行有效的总结归纳。大部分妇女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都较差。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受文化水平和教育经验的制约，大部分农村母亲空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在开发孩子智力方面力不从心。

三、创新思路，努力实现农村妇女素质的新突破

如何找准提高农村妇女素质的着力点，如何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及长效性。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开拓思路、寻求新径，即明确一个标准、抓好两大重点、寻求三个突破。

（一）明确新型女农民的标准

新型女农民的标准是“思想观念新、文明诚信好、致富技能高、经营能力强”。要按照全国妇联提出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要求，增加观念新、讲文明、重参与。

（二）抓好基地建设和妇女培训两大工作重点

1、整合资源，抓好基地建设。

根据市场的需求，按照农家女+基地+市场的生态农业格局，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引导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巾帼科技致富工程，进一步作为推动“双学双比”活动的深入开展。通过发展妇女技能培训基地：一是呼吁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建立一批，为广大的农村妇女参加正规技能培训提供保障。二是依托各类学校及企业建立一批，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和企业的培训资源优势，到乡镇建立技能培训点，开展实用技能培训、定向培训、岗前培训。三是壮大现有妇联技能培训基地的基础上，使其规范化，能够成为“阳关工程”定点培训基地，增强为妇女培训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同时，借助各种条件，再发展一批。四是加强与女农民企业家、女能手、女经纪人和返乡务工妇女的联系，建立各类就业技能培训基地、致富项目示范推广基地、创业培训实践基地。

2、围绕妇女需要，切实抓好培训。

农村妇女数量的庞大、分布的广泛和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满足培育新型女农民需求的方式和手段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开展，在实际操作中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要做到培训内容与妇女需求相结合。要开展调研，明确妇女的培训需求，开展分类培训、分层培训，提高妇女培训的参与度。重点开展六类培训，一是开展创业培训，引导妇女发展壮大，提升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二是开展务工技能培训，促进妇女转移就业；三是开展种养加实用技术培训，增强妇女发展现代农业的本领；四是开展营销知识培训，帮助妇女掌握现代营销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增强网上销售的能力；五是开展基层妇联干部培训，让她们更好地发挥“双带”的作用。六是开展文明教育培训，新型女农民不仅要有新技能，更要有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样妇女才能全面参与新农村建设，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是做到培训形式与妇女实际情况结合。一是重心下移、服务妇女。把培训地点设在乡村，以方便妇女参加培训，降低培训成本。二把课堂讲授与田头指导相结合，把抽象的理论变为具体的技术，使妇女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学了能用，切实提高培训的实效。三是要培育典型、示范引导，长期以来，农村妇女有很强的从众心理，更容易相信身边人、身边事，用妇女身边的典型来教育妇女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来向广大妇女宣传创业典型、致富典型，通过典型户的示范带动，变“要妇女学”为“妇女要学”，提高妇女参与培训的自觉性、主动性。

三是做到培训目的与创业增收相结合。通过开展定单培训、定向培训、致富项目培训及农业新技术培训等，使妇女培训后能直接受益。我们要确立转移也是培训的理念，继续深化劳动力转移工作。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妇女通过劳务实践，经历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更新了观念，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学会了各种实用技术，具备了在城市创业定居的条件，同时也可带动更多的人外出务工；另一方面，一部分务工妇女还学到了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掌握了技术，积累了资金，并返乡创办经济实体，带动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开拓思路寻求三个突破

1、实现培训与发证同步进行的突破。

县妇联在开展妇女技能培训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农业、劳动、教育等有关部门联合，按照部门要求开展规范培训，使妇女培训后能够达到相关技能标准，拿到社会认可的技能培训证书，增强学员的社会竞争力，也增强妇联培训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建立职能部门定点培训基地，不断增强妇联培训的综合实力。

2、实现培训与支农、惠农政策靠拢的突破。

目前，各级党委、政府出台实施了各类农民教育的项目、工程和计划，妇联组织要积极了解政策内容，按照要求组织实施好妇女的教育培训，促进妇女教育培训工作的全面展开。结合劳动部门开展的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积极对接，加强联络，为农村妇女提高素质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

3、实现培训与城市资源对接的突破。

农村各类资源不足，我们要采取“内引外培”的形式积极寻求与城市资源的对接。在内引方面，要积极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各类企业加强联系与合作，引进人才、技术和项目，开展妇女的教育培训，同时，有重点的组织妇女参加外出培训，如：科技项目培训、实用技能培训等，带动更多的妇女提高技能和收入。

四、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的新举措

（一）抓好组织建设，完善村级妇联组织

目前，村级班子换届选举基本完成，有大部分女干部没有进入村两委班子。为此，我们在王滩镇八家子村召开了村妇代会主任直选现场观摩会，并以此为契机，将妇代会直选工作在各村全面推开。五月中旬开始，各试点村将陆续进行妇代会直选工作，拟在五月底前全部完成。通过直选公平竞争，使一批年富力强、文化水平高、德高望重的女领导干部脱颖而出，使她们真正成为带领本村妇女发家致富奔小康的女带头人。

（二）加强各项考核、奖励制度。

首先，妇联组织要加强培育新型女农民工作的重视，建立目标考核体系，明确培训任务和要求，加强督促检查，确保任务到村、目标到人。其次，要建立培育新型女农民的激励机制，建议争取一部分专门用于培育新型女农民的专项经费，用于乡、村的妇女培训基地建设和奖励。

（三）输送网络技术，全面提高科学水平

配合农业部九亿公司送科技下乡扶贫工作，在全县开展送网络技术到农村活动。通过免费送电脑，使一些致富女能手掌握网络技术，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从网上学到新的农村科技知识，把握科技信息，增加种养殖技术的科技含量。通过网络学习、网上交流，掌握信息、开拓视野、更新观念，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驾驭市场的能力，真正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女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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