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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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收入 偏好

自从1974年Easterlin对美国的跨期收入变化与主观幸福感变化之间关系论述的文章发表以来,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大量出现,并大致沿着两条主线不断向前发展。第一条线索是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转向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来综合研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第二条线索是研究偏好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与差异。主要探讨偏好如何影响幸福或者影响幸福感的偏好如何形成。国内已经存在一些关于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综述,但大都是从心理学或社会学角度来介绍幸福感。因此,系统总结与评述幸福经济学的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收入、失业与主观幸福感

1、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标准的消费理论认为,越多的选择意味着越高的生活质量,消费者通过选择行为来最大化其自身福利,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高的福利与更强的幸福感。但是,大量数据统计研究表明虽然在某一时点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但从时间序列来看幸福感与收入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入增长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显著上升(Easterlin,2001)。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这种弱的关系表现在他们之间相对的系数以及系数的拟合度比较低(Rojas,2005),新古典的绝对收入效用理论不能解释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

对此,部分经济学家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角度进行了解释。Easterlin(1995,2001)和 Senik(2004)等学者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该假说认为,收入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建立在个人的预期和比较变化上。假如一个人收入增加的同时,其他人的收入也增加,那么绝对收入的增加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甚微。罗楚亮(2005)利用我国的数据研究表明,收入预期对城市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Frank(2005)提出了炫耀性消费陷阱假说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拥有炫耀性商品时,他的心理得到满足,幸福感比较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这种商品,该商品作为炫耀性商品的功能将逐渐丧失,炫耀性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正效应也逐渐消失这样。这就迫使人们将资源更多地分配到能为其带来为更高收入的活动中以获取新的炫耀性商品,而对能给他们带来更高幸福感的活动(例如休闲)往往分配较少的资源。社会的依赖性可能导致人们追逐更多的炫耀性商品,而较少的追逐非炫耀性商品。因此,使得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缺乏强相关联系的关键因素是收入分配而不是收入本身。Michalos(1985)提出渴望收入假说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其渴望得到的收入有关,渴望收入完全被满足的人将比被不完全满足的人更幸福。渴望收入并不完全外生于收入,当收入增加时渴望收入也随之增加。因此,幸福并不必然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之间也不存在强相关关系(Stutzer,2004)。

最新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Kingdon(2007)认为,收入对不同收入水平阶层的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在收入较低时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强相关,但当收入较高时两者的关系将弱化。Veenhoven (2006)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研究表明,在过去50年,富裕国家公民的主观幸福感稍有增加,而贫穷落后国家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大幅增加。

Veenhoven(2006)从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弱相关性作了解释。主观幸福感的上限值是有限的,因此它的变化范围很小。若想观察到主观幸福感在短时期内的波动需要一定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大部分可得到的时间序列数据仅有几十年,这就导致实证研究往往得出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缺乏相关性的结论。不同研究者在测度主观幸福感时所使用的调查问题和调查方法可能不完全一致,这样,即使有限的数据也可能受到测度主观幸福感方法上的限制。

2、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个人或社会的效用是失业的减函数,其理由是失业减少了社会财富以及个体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从而带来个体效用的下降。心理学认为由失业所引起的焦虑、自卑、消极心理会使个体陷于巨大的“心理落差”而不能自拔,从而会降低其主观幸福感。clark(1994)通过用死亡率、自杀和犯罪率以及离婚率等作为个体幸福感的替代变量,得出了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强的直接负相关性的结论。Winkelman(1997)利用德国数据证明,失业对个人主观幸福感有非常大的负效应,并且失业的非经济成本远大于失业的经济成本。

学术界普遍认为收入和失业是影响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但是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并没有统一的分析框架和结论。经济学和心理学关于失业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原因之争依然存在。

二、效用、偏好与主观幸福感

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的效用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定义的效用水平等同于幸福感,现代经济学定义效用水平是依据人们的实际偏好,基数效用被作为一种过时的、无用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工具被抛弃。这一处理使现代福利经济学在分析社会选择或生活评价等领域时,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

对效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以需要与偏好的分析为基点。人们渴望得到的基本需要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偏好通常是不同的。一般方法是从分析实际偏好开始到信息完备的偏好,最后用幸福感来代替偏好。Harsanyi(1997)则认为,由于存在认识或信息的不完备和虚假的偏好,使实际偏好在分析幸福感中的作用被降低。同样,由于一些内生的或已经形成的非理想的倾向(例如轻视未来的福利、最大化自身的生理适应性而不是福利),也应该降低信息完备条件下偏好在分析幸福感中的作用。

由于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具有非完美性以及个体的非完全理性和对其他人福利的关心,偏好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差异。Clark(2003)试图将幸福感纳入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他利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从而将偏好、消费、收入与幸福感联系起来。同时,他也从偏好形成与扭曲的角度解释偏好对幸福感变化的影响与作用。

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偏好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Castronova(2004)运用人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相关成果证明目前惯用的效用函数参数演化选择经济学模型的假设不具有说服力。Choudhary(2007)同样认为,偏好影响家庭进行社会比较和形成消费习惯以及影响劳动供给选择,社会成员对再分配的偏好同样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三、未来研究方向

政府都希望能提高社会的幸福感,那么如何去评价政府为了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所推行政策的绩效呢?如何进一步推动幸福感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主观幸福感。

1、测度指标的进展。主观幸福感研究一直以个体为分析对象,主要进行个体之间主观幸福感的比较。为了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大多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以及为了评价政府提高大多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政策绩效,经济学家试图建立宏观的主观幸福感数据,这些数据就像衡量国家财富的GDP一样,能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能进行比较,进而能为政府机构提供更好的参照标准。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为大多数公民创造更多幸福,那么平均幸福感则是很好的一个指标;如果目标是度量持久的幸福感,则可以用幸福生活年数指数;如果目标是为了缩小公民之间的不平等,那么则用不公平的幸福感的标准差作为度量指标。

2、研究方法的改进。在研究幸福感的方法上,早期许多研究者集中研究在具体学科内幸福感与相关变量的关系,从而在某一学科范围内尝试去理解幸福感。为了更好的研究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需要更好的理论。幸福感理论的缺乏和学科之间的分隔可能误导研究者得出表面上矛盾的结论。幸福与没有困难的生活并不必然相关,Veenhoven(2005)认为,由于演化使人类获得了适应多样性的能力,幸福并不需要天堂般的生活。因此,经济学家研究幸福感不应该仅仅依赖经济理论本身,而应该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才能更好的理解幸福感。一个人的幸福感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综合表现,应当将更多的非经济解释变量纳入到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之中。

3、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研究主观幸福感。新兴起的行为经济学是介于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主观幸福感最近的一个研究动向是探究经济生活中行为的适应性是否完全以及这种适应性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依据心理学的定点理论,人们首先对经历的事件做出反应而使幸福感发生变化,但不久后幸福感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基础水平。但是Lucasetal(2004)用纵向数据对幸福感的研究否定了完全适应性的假说。他的研究认为,在失业到再就业的过程中,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完全恢复到失业前的水平。Oswald (2005)认为,如果人们曾经罹患重大疾病,那么即便在六年后人们也不能完全地适应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

尽管国外幸福感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国外所做的研究大都是以发达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中国家的研究相对比较少。除收入和失业外,二元经济、区域分割以及社会流动性不足也是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可以推动幸福感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且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幼穗、吉楠: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新进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2] 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J].经济学,2006(3).

第2篇

Abstract: The teaching research is the teaching establishment and the reform important bas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earch, this article published to the recent years Chinese periodical studies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the literature to carry on the induction and the analysis,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s method pattern, the key difficulty, the question countermeasure carried on the summary.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proposed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research enlightenment.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教学 文献综述

key word: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literature summarizes

作者简介：周闻峥（1981- ），女，湖北武汉人，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学科教学论。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类其他专业课的基础，各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大都开设了该门课程且安排课时较多。为了完善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诸方面，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创新，但是目前关于此的文献分析在我国还非常之少。笔者旨在各位专家学者研究基础上，对近年来我国中文期刊刊发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文献资料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研究目前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热点及趋势，并以此进行思考获得启示，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和过程

1.1 研究方法

笔者拟用内容分析法主要为研究方法，采用抽样的方式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抽样，对在中文期刊刊发筛选出来的文献进行较为客观细致的分析，将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最后运用EXCEL等软件的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从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从内容上进行横向比较。

1.2 样本资料来源

本研究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标准检索，以输入检索范围控制条件中发表时间“具体时间从2001-1-1到2010-12-31”，输入目标文献内容特征中“主题”为检索项、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文献检索出来后，通过初步的内容分析进行筛选，把不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核心的期刊文献进行删除，共抽的有效样本200篇（政府宣传、新闻广告、编者按及由于名称造成的不相关文献等除外），其时间跨度为10年。

二、研究分析和结果

2.1 样本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近年来我国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研究文章在国内中文期刊上的发行数量呈上升态势。依据对样本文章的统计，可以看到中文期刊上的文献数每年上升，2007年的文献数有一个量的飞跃，文献集中于2007年到2010年，详细情况见表一。

文献的主要内容涉及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方针、方法模式、重点难点、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几个方面。依据对样本文献的统计，可以看到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教学方法模式、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大量的文献集中于对教学方法模式的研究上，教学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的研究文献数量近两年上升很快，详细情况见表二。

2.2 研究内容分析

笔者对样本文献进行了阅读、筛选、分析、归纳，试图从文献研究的内容进行梳理，综述如下：

2.2.1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模式研究

西方经济学具有概念多、理论多、流派多、图形表格多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学者们对教学的方法模式进行了大量探讨和研究，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

梁静溪（2002）提出：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借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成功经验和先进成果，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推行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在教学中重视过程学习，尝试游戏教学方法，开展个人演讲、讲演评价等活动。刘黎清（2007）认为应改变目前传统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模式,融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其将讲授式、讨论式、反馈式、启发式、探究式等各种教学模式进行融合归纳，提出了几种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联合采用的有效的教学模式――演示+讲授模式、演示+讲授+测试精讲模式、提问+讨论+评价模式和案例教学+小论文+评价模式，从而实现有效的课堂教学。

2.2.2 西方经济学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难点作出了分析。

王铁（2005）分析了如何引导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所学知识，正确理解和分析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这个教学难点，认为在教学中应：增强学生在日常生活消费和个人职业生涯设计中的理性意识；有机介绍学术前沿有关问题，深化与相关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等。

文岚（2006）提出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是人文资源养成的过程，应从大学教师、学生、环境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王洋和苏兴强(2006)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思想和技术的学习应该完美地结合起来,不可厚此薄彼。王蓉和田延(2004)介绍了商业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密切相关性，系统论证了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彰显商业伦理的现实意义，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全面阐述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课程,在教学目标的定位中必须强化商业伦理和科学技能培养并重的原则。

2.2.3西方经济学教学问题对策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与逻辑性、内容的广泛性与系统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相当的难度，同时使教学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为了提高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曾令秋和杜伟（2002）认为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要使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知道是什么，还必须让学生了解为什么，进而在此基础上得给学生进一步分析怎么样；在教学中要注重“四个分清”，即分清庸俗经济理论与其具体分析方法的界限、生产关系的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界限、生产力理论本身的是非界限、西方经济学中主张所需条件与我国是否具备这些条件的界限。韩正清（2010)提出了一些在教学中操作性较强的方法，认为应从调整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改革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入手，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工具轻思想、重讲授轻启发、重知识轻能力和重课内轻课外的问题。

三、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各位专家和学者应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在研究的广度上和深度上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分析总结出能为一线教师教学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指南，并探索出一套即涵盖西方经济学核心思想理念、又符合我国具体国情能为我国经济社会服务的教学内容，和使学生充分理解、掌握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学模式，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经济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丁堡骏.必须加强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指导[J].当代经济研究,2006,(1):54

[2]徐则荣.加强指导地位?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研讨会综述[J].当代经济研究,2007,(7):70

[3]梁静溪.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2,(6):79

[4]王铁.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强化应用能力的培养[J].商场现代化,2005,(29):365

第3篇

关键词：大学科技园；区域创新体系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一个国家的强弱已经越来越依赖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高低。9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借鉴国外对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成果和实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远大目标，为此提出了配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以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大学科技园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日益在我们国家开始建设起来。

2001年6月科技部、教育部在《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五”发展规划纲要》中，为了指导和推动我国大学科技园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明确指出了“十五”期间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方向、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2006年12月科技部、教育部又发出《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其中指出大学科技园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是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技术进步以及高新区二次创业的主要创新源泉之一，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产学研结合、为社会服务、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平台。一流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并进一步指出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现状与形势、指导思想与发展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及相关措施。自从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部、教育部首批认定22所大学科技园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就一直蒸蒸日上的开展着，至2008年已发展六批共69所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依托全国数百所研究型大学。

大学科技园的出现是从上世纪5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即现在的硅谷)开始的，历史不是很久。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我国的大学科技园起步就更晚了，并且普遍存在以下问题:(l)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还不明确，如何结合地方产业建设有特色的大学科技园，推动区域创新与行业技术发展，并充分利用高校己有资源环境仍需研究;(2)国家大学科技园现行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仍需完善，目前的大学科技园有政府主导型、企业组织型、高校管理型各种方式的管理模式，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充分发挥科技园在创新成果转化、高新企业的孵化、创新人才的引进的优势;(3)多元化投融资方式的不足，大学科技园依托于没有主要营业收入的大学，必需依靠政府资金、金融部门融资、社会融资渠道等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如何建立有效的投融资渠道并制定相关政策仍是问题;(4)大学科技园基础设施建设与构建创新服务体系的问题，为了实现建园目标，一套与之协调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与环境是不可缺少的，在工商注册、法律咨询、财务服务、产权交易、人才引进与高新企业创业咨询等服务项目上要一应俱全;(5)大学科技园创新绩效的测度问题，建立绩效指标体系来评价大学科技园的运行效率是前提，绩效的测度有很多种方式如:数据包络方法(DEA)、灰色系统理论、神经网络理论等，选择一种高效的测度方法至关重要。

1.2.1国外研究综述

大学科技园作为创新的载体，自从世界第一个大学科技园―斯坦福大学研究园(现在的硅谷)于1951年诞生以来，就被学者们广泛关注。围绕着大学科技园和创新的相关理论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这些理论。

(l)产业集群理论。20年代50世纪左右，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工厂和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域进行集中生产、采购和经营的现象，这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并逐渐研究形成了产业集群理论。产业集群是一种相关的产业活动在地理上或特定地点的集中现象。1990年，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相当成功的全球性产业正朝着集群化的方向发展，并存在着集群地域上的企业、政府、教育机构之间互动现象。2000年，伍得活德指出集群现象不仅在发达国家有，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大量存在。

(2)增长极理论。法国学者佩鲁(Perlloux)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指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会形成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自身成长迅速、并能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此种增长极具有极化与扩散两种效应。其中极化效应是指极点能够吸引区外的资源，并迅速增强经济实力;扩散效应是指极点通过资源外流，向外输出创新成果与创新动力，因而促进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随着园区增长极的集聚，极化效应将向扩散效应转变 。

徐小钦，陶星洁，王永宁(2004)把层次分析法和动态聚类法结合起来对大学科技园进行了评价，他们共利用了31个指标对我国的22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评价分析[30l。董秋玲，都英，常玉(2006)利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法对我国西部13家科技园区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为西部区域创新系统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帮助。文中采用了创新主体能力、研发孵化能力、技术创新扩散能力、商业化能力四个一级指标。肖健华(2005)通过人工智能最新的研究成果与聚类方法的相结合，对中国科技园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并获得较好的效果。他把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描述方法，推广应用到样本数据的聚类中，形成一种新的聚类方法，并应用到国家级科技园区的绩效评价。

参考文献

1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压[EB/OL]. most.省略.

2李文石，赵树宽.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J].商场现代化，2008(8):203.

3陈颐.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福州:福州大学，2004.

4洪广欣.国内外大学科技园理论研究综述[J].比较教育研究，2008[12]:67一68.

第4篇

【关键词】口算教学 重要性 问题和对策

在1992年，我国颁发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数学教学大纲（试用）》，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精神的。该教学大纲体现在中国教育思想的转变，以提高国民素质打下良好的基础，重点强调学生的不同特点，为所有的学生服务。该教学大纲提出：“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要重视基本的口算训练。”口算是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基础，也是小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计算技能之一。《新课程标准》指出：“应重视口算，加强估算，提倡算法多样化。”培养学生的口算能力，在某一程度上可以开发学生的大脑，增强其灵活性。我国学者对小学口算教学也有一定的研究。在中国知网（2000-2014）上以“口算教学”为主题可以搜索到190篇文献。而以“口算教学研究”为全文进行搜索仅仅找到12篇文章。通过对已查到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我们将以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的重要性、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策略加以说明。

一、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的重要性

庄慧芬指出口算的最一般基础是数意义上的“凑整”，学生在口算时而简化的前提是数据上的“凑整”，以日常基本口算作为基础在头脑中快速搜索整合；其次，口算是建立在学生理解并熟记常用的一些运算定律的基础上，如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减法运算性质，乘法分配律等；三是直接提取的基础如最基础的20以内的加减法和表内乘、除法学生熟记了这些最基础的最常用的运算结果。【1】

每个小学生的数学学习，都是从最基础的认识数字开始的，逐步推进。口算作为小学数学学习的重要手段，对学生能否学好数学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中高年级中，对学生口算能力的要求有所提高。在这一阶段中，学生开始接触四则运算和简单的应用题，这都为学生计算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学生学习四则运算的同时，除了掌握计算法则之外，还要对运算结果及运算顺序综合考虑。学生要想得出正确结果，口算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学生口算能力的训练，可以让学生熟练掌握四则运算，从而保证做题速度的同时，提高其准确率，让学生对简单应用题的学习得心应手。【2】

总之，口算是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基础，在学生认识数的初始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未来潜在的小学老师，我们必须把口算教学重视起来。

二、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的现状

口算是一切其他计算的基础，中国小学教育历来重视口算教学。但是，由于口算任务往往较为简单，不少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对口算教学不够重视，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存在着不少问题。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问题的现状：

王建华在对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的问题作了总结：（1）不教也会的错误观点深入人心；（2）教学过程流于形式；（3）把错因都归为学生“粗心”；（4）一味机械的巩固练习。[3]

曹小兰在研究中也做了大量分析，认为影响小学高年级学生口算教学的因素有主、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有学生的心理发展不完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有差异、学习态度和习惯等，客观因素有教师对口算价值的理解偏差、算法多样化的整合与选择不够合理、缺乏合理训练等。[4]

李志云在《小学数学口算教学中的问题和应对策略》中谈到了学生在口算中存在的缺陷主要有：学生只知结果，而不知其所以然；练习单一、机械，而没有练习的实效；过度偏向于问题的解决，而忽略了口算的练习。[5]

屠天源和沈燕认为当前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有以下几大方面需要引起重视：（1）口算方法把握不准；（2）口算训练操作不当，方式单一、练习要求不明确、只注重量的积累、过分注重口算方法多样化等。[6]

张艳梅指出当前口算教学存在的问题就是，当前很多教师认为就整个小学数学教学体系而言“口算教学并不重要”，所以在实际教学中不重视口算教学的现象普遍存在，原因如下：教师对口算教学的价值认识不深刻；口算训练的内容与形式单一；缺乏能体现口算教学价值的评价体系。[7]

像在实际教学中一般都是利用实物投影或卡片以及书本中的现有练习或自行印制的练习纸进行训练，这样比较呆板的呈现方式必然会给学生带来厌烦、失去对口算学习的兴趣。而有些老师则为了寻求课堂的趣味性，在课堂上插入一些自认为有趣的小游戏，但由于没有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及内心真正的需求，所以并不能引起学生丝毫的兴趣。在口算练习方面，教师几乎全是一种形式，即视算，这种练习形式只利用了感官中的眼睛，长此以往，学生不免产生疲劳感与厌烦感，这不利于学生口算能力的训练。

三、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中出现问题的解决策略

陈静在《小学数学口算教学的有效策略》一文中指出小学数学口算应坚持如下策略：持之以恒的有效策略；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有效策略；提高小学生口算兴趣的教学策略；培养小学生养成良好口算习惯的教学策略。【8】

郭霞《小学数学口算能力的培养》中认为口算能力培养策略如下：重视让学生通过学具的亲手操作，获得数的概念，领会计算方法；生活实际引出计算教学，理解算理是提高计算能力的关键；从实际出发选择练习形式，提高课堂练习效率；练习要有针对性，更要帮助学生发现计算中的规律；开展竞争，形成技能。提高学生计算能力一定要先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9】

陈洪斌《小学低段口算教学探究》中提出提高口算能力有以下措施： 结合具体情景，强化算理教学；借助学具操作，获得口算方法；巧设计算练习，提高口算能力；运用评价机制，培养口算兴趣。【10】

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说：“数学学习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与游泳、骑自行车一样，不经过亲身体验，仅仅从看书

第5篇

关键词：产业协同集聚；空间外部性；机制与效应；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

中图分类号：F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47-007

产业集聚不仅是单一产业在空间上的不断集中，更伴随着相关产业的协同集聚。[1]-[11]Ellison & Glaeser（1997）[1]最早对差异化产业之间的空间集聚现象进行了关注，并提出产业协同集聚（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的概念（也有译者称为产业共同集聚），即不仅单一产业在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不同产业也倾向于在空间上彼此邻近。产业协同集聚中的差异化产业之间通常具有某些关联关系，例如投入产出关联（垂直关联）、技术关联（水平关联）等，通过集聚产生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等空间外部性，以及协同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1）相比，产业协同集聚更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的空间邻近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

作为现实世界中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组织现象，学界对产业协同集聚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12]-[16]近二十年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尚未有文献系统梳理和总结产业协同集聚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特别是产业协同集聚的理论基础、机制与效应以及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等。因此，本文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从上述三个主要方面出发，首次回顾并归纳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对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研究成果及最新进展。

一、产业协同集聚的理论基础：集聚与空间外部性

（一）集聚与空间外部性的基本表述

自Marshall（1920）[17]起，空间外部性就被认为是经济集聚的关键因素。空间经济学中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从区域和城市尺度分别对集聚机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二者的讨论均以马歇尔关于外部性的思想作为研究的起点。马歇尔外部性思想包括三个方面：（1）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2）劳动力的可获得性；（3）基于知识交换和“面对面”交流而产生的新思想（知识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规模外部经济。Scitovsky（1954）[18]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

集聚与空间外部性的研究主要以制造业和生产业为研究对象。Krugman（1991）[19]发现美国大量制造业的生产集聚度都很大，并不囿于人们传统观念中固有的高科技产业。Rosenthal & Strange（2001）[20]利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的可获得性、知识溢出均对制造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但在不同空间尺度（编码区、郡县和州）作用大小存异。Duranton & Overman（2005）[3]考虑空间连续性下的产业区位，在K-density指数的基础上以英国制造业的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大部分的产业集聚倾向于发生在小于50km的空间范围里。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集聚现象同样得到了大量关注[21]-[24]，他们聚焦于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成因和空间经济绩效，还就如何缩小地区差距提出了诸多建议。

随着生产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生产业集聚问题也成为研究热点。Keeble et al.（1991）[25]考察发现了生产业的集聚发展特征。Kolko（2007）[26]试图揭示生产业与制造业不同的产业区位选择模式，通过多个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角度分析，认为这种协同集聚的动力源于知识外溢和直接贸易关系。Keeble & Nachum（2002）[27]认为生产业集聚源于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频繁的知识交流和互相学习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传导是形成生产业集聚的关键。Richard & Christel（2002）[28]以法国巴黎为例，研究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模式，发现每个细分行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模式各异，但都是产业集聚和扩散的综合结果。

由于空间尺度的差异，新经济地理理论与城市经济理论对于空间外部性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新经济地理理论在区域尺度上关于集聚形成机制的解释更加倚重金钱外部性。他们虽然也认同非市场行为的P联效应（知识溢出）导致的技术外部性在集聚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但出于种种考虑（主要是技术上的），技术外部性在区域尺度上的集聚机制研究仅代表了未来需要发展的方向。城市经济学理论则更加侧重技术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中的重要作用。Duranton & Puga（2004）[29]将城市尺度的空间外部性进一步归纳为共享、匹配和学习。城市经济学者认为，城市中充满了技术外部性[30]，这是由于人和企业作为“信息接收者”或“信息传送者”具有交流互动的需求。

需要指出，集聚经济并不总是带来这些好处，过度集聚同样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下的拥挤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使产业要素在空间上分布趋于离散化，这造成了产业集聚发展的挑战。Ke（2010）[31]和陈建军等（2016）[11]以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的实证考察发现中国城市存在明显的拥挤效应。

（二）异质关联视角的空间外部性再整合

产业关联在集聚中的作用非常关键，上下游产业的垂直关联（包括前后向关联）在市场机制主导下加强生产的空间集中，形成金钱外部性，并与集聚之间构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同时，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是普遍存在的，处于相同或相近的产业链条上的产业，具有前向、后向和水平的联系。[10]水平关联是指临近产业链条上的产业之间无形的交往和联系，例如管理技巧和经验的分享、劳动力或人力资本之间的交流以及知识技能的共享，也可产生集聚[32]，形成非市场作用下的技术外部性。

然而，学术界虽然从马歇尔空间外部性出发均认识到了异质关联的存在性，但分类角度不尽相同。目前，形成了市场作用角度和产业关联角度两个主流观点（表1）。市场作用角度，将异质关联分为经济关联和知识关联，经济关联在市场机制下发挥作用，与空间外部性中的金钱外部性对应；知识关联在非市场机制下发挥作用，与空间外部性中的技术外部性对应。产业关联角度，按照上下游产业间的有形交往与相同或相近产业间的无形交往分为垂直关联和水平关联，同样分别对应空间外部性中的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显然，两种分类只是切入角度有异但无实质区别。

二、产业协同集聚机制与效应研究

（一）产业协同集聚机制研究

产业的协同集聚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一个城市是完全专业化（只有单一产业）或者完全多样化（拥有所有产业）的，而是介于二者的中间情形，几乎所有城市的产业集聚都呈现出中性结构特点。[14]然而，现象上观察到的制造业与生产业协同集聚事实上只是呈现在眼前的结果，而如何形成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内在微观机制仍然是个“黑箱”。为寻求现实中多产业协同集聚的来源，诸多学者进行了微观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

产业间协同集聚形成机制研究同样围绕马歇尔空间外部性的思想展开。Ellison et al.（2010）[6]奠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础，在构建产业协同集聚指数（E-G指数）基础上，利用美国的数据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微观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探讨，研究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同样源于马歇尔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共享劳动力市场、增加信息交换和创新机会，从结果来看三种因素的作用基本相同，并且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中马歇尔因素作用均远大于自然优势形成的地理“第一性”。Stephen & Erik（2016）[33]研究了城市内部的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进一步印证了Ellison et al.（2010）[6]的观点，区别仅在于各因素的系数相对大小不同，而这可能是由于在较小空间尺度考察下的结果。Gallagher（2013）[34]在研究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时将运输成本细分为物理和信息运输成本，分析了异质运输成本下的马歇尔因素是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来源。Gabe & Abel（2013）[35]侧重于考察马歇尔第三因素的关键作用，发现具备相似知识的职业劳动力倾向于协同集聚，并且这种协同集聚导致的知识分享的重要性在都市尺度要大于州级尺度；行业层面的拓展分析表明，工程和技术、艺术与人文、制造和生产、数学和科学、工商管理、信息通讯等制造业和生产业行业由于知识分享，在都市尺度更加倾向于协同集聚。个案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的是Mukim（2015）[36]和Rusche et al.（2011）[37]，分别以印度正式和非正式制造业、德国家具内部产业间为样本进行了产业协同集聚形成机制方面的补充研究。

（二）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部分学者的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依然局限于“产业”到“产业”的集聚互动影响。例如，陆剑宝（2013）[38]进行了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生产业协同效应研究，主要关注和测度了制造业集聚对生产业集聚的影响，发现无论在省级还是市级层面，制造业集聚显著影响生产业集聚，制造业集聚是导致生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即存在制造业对生产业的集聚带动效应。盛丰（2014）[39]分析了生产业空间聚集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发现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对本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而且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对周边区域制造业升级有明显的促进。

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效应研究是关系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议题。高峰和刘志彪（2008）[5]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产业升级，通过相关产业和支援性产业的集聚，以及产业间的外部经济而与集聚产业之间产生的协同效应，不断强化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和“外部经济”，提升产业集群内在的“知识含量”和竞争水平。陈晓峰和陈昭锋（2014）[9]研究了东部沿海地区十省市生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演进关系及其效应，发现两者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专业化水平及产业优化升级有促进作用，但其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度量方法有待商榷。胡艳和朱文霞（2015）[16]发现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明显，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生产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未能显现。

不难发现，目前关于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的研究仍停留在不同产业间集聚互动影响的方面，而对于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绩效方面大多尚处于现象观察和定性分析阶段，仅有的研究也只考察了产业协同集聚对于区域（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解释产业集聚互动所导致的城市（空间）的诸如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增进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等关键议题。

（三）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

产业集聚发展与空间结构演化之间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产业集聚发展需要空间载体，产业要素的集聚会改变空间结构形态；另一方面，决定这种空间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空间外部性，而这三者都与距离相关，故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会降低运输成本和便于经济主体“面对面”接触，缩短时空距离、加速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又促进产业的集聚。

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方面，陈国亮（2010）[40]、陈菁菁（2011）[41]研究发现不同产业（包括制造业与生产业以及细分行业层面）在空间上存在“互补”和“挤出”，无论是城市尺度还是城市群尺度。陈国亮（2010）[40]认为生产I与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双重集聚在时间序列上来看是动态推进的过程，二者作用强度的相对大小决定了体现出来的到底是“互补”还是“挤出”。此外，运输成本和“面对面”接触是主导制造业与生产业空间上协同集聚的关键：制造业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动制造业靠近生产业发达的地区以实现“互补性”的空间协同集聚；而生产业方面，运输成本的降低（“面对面”交流的可得性提高）可以推动生产业向城市中心的集聚来形成“挤出性”的空间协同集聚。[41]

产业协同集聚具有产业和空间二重属性，产业区位选择可以影响城市（群）空间格局，而城市（群）空间格局的优化又进一步促进产业协同集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的产城互动发展模式。[11]然而，现有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研究虽然加入了空间思维，但依然囿于产业间的互动对彼此造成的“互补性”和“挤出性”及其形成的空间形态，对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机制的阐述也仅限于定性的或者经验的讨论，并没有将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问题纳入统一的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系统解释。

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

关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量化测度指标的选取和构建，不少学者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需要进行了诸多尝试。例如，国外方面，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构建的E-G指数、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构建的D-O指数、Stephen & Erik（2016）[33]构建的Colocalization指数等；国内方面，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42]、陈建军等（2016）[11]构建的？酌指数和？专指数等。

（一）E-G指数

最早提出并构造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指标的是Ellison & Glaeser（1997）[1]，其计算方法为：

其中，G表示产业i的空间基尼系数，X表示地区r的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HHI为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包含了产业、企业两个维度，因此，能够避免计算出来的产业协同聚集水平即使在同一空间的不同产业（行业）之间进行对比也存在偏差的缺陷。[23]

同时，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还构建了产业层面的E-G指数，用以测度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根据该E-G指数，衡量产业i和j协同集聚度的计算公式为：

E-G指数的应用非常广泛。Rosenthal & Strange（2001）[20]、Barrios & Strobl（2004）[43]利用E-G指数分别以美国、欧盟成员国的制造业样本数据考察了产业集聚状况。罗勇和曹丽莉（2005）[22]、路江涌和陶志刚（2006）[23]等利用E-G指数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状况。然而，目前并没有文献利用E-G指数进行制造业与生产业、生产业细分行业之间协同集聚方面的测度和研究。

（二）D-O指数

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基于非参数密度估计模型分析构造了D-O指数来衡量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一般性的表达式为：

D-O指数需要利用较为精确的厂商空间位置数据，并假设厂商的空间分布具有连续性突破了区域边际限制[23]；同时，该指数的计算可以设置任意形式回归函数，具有评价偏离随机性的显著性统计特征，可以规避与规模和边界相关的问题。虽然D-O指数较为精确，但在我国的实践性并不强，尚未有文献利用D-O指数进行基于中国实践的产业协同集聚方面的研究。

（三）Colocalization指数

Colocalization指数（简称Coloc指数）是由Stephen & Erik（2016）[33]在借鉴瓦_斯坦度量（Wasserstein metric）的思想基础上所构建的用以测度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指数。Coloc指数的大小由Wasserstein距离决定。具体而言，指数的数值代表了产业J位移到产业K空间相似性的统计显著性大小。

利用上式，就可以定义Wasserstein距离为：

Coloc指数贡献在于一方面克服了E-G指数只能衡量行政空间单元的产业协同集聚而导致的遗漏相邻地区厂商信息的缺点，另一方面克服了D-O指数由于依赖厂商的成对距离而导致移除特定地区的信息后厂商与就业中心信息不一致的缺点。另外，由于Coloc指数解决了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适用于对城市内部产业协同集聚的分析。

Stephen & Erik（2016）[33]利用Coloc指数实证检验了产业在城市内部协同集聚的微观形成机制，与E-G指数、D-O指数相比，各因素（自然优势、投入产出关联、消费者外部性以及知识溢出）对城市内部产业协同集聚的显著正效应，差别在于相关系数大小不同。Coloc指数对数据的要求更高，囿于中国数据限制其现实可操作性同样较低。

（四）？酌指数和？专指数

国内方面，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实践，开始尝试构建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指标。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42]认为E-G指数只能从产业层面反应国家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不能反映地区（城市）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因此，构建了？酌指数：

其中， k为地区（城市）；η为单个产业（i或j）的集聚水平，以区位商衡量。那么，？酌指数的数值越大，表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陈建军等（2016）[11]借鉴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的思想，构建了新的适用于考察城市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专指数：

陈建军等（2016）[11]通过比较E-G指数与之构建的？酌指数，在样本范围内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409。（3）他们认为，？专指数相对于以上产业协同集聚指数的好处在于，不仅能够反映“协同质量”，还能够反映“协同高度”，因为高度集聚的城市产业通常是优势主导产业，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因此，考虑“协同高度”能够全面反映产业协同集聚水平。

四、研究评述

产业协同集聚是不同产业间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具有“产业-空间”二重属性。自Ellison & Glaeser（1997）[1]以来，已有大量国内外文献开始对这一典型的空间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已经处于“现象机制”分析阶段。

空间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分别从区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系统阐述了产业集聚和扩散的机制，在主导机制上新经济地理理论较依赖于垂直关联（前后向关联）的作用，而城市经济理论更为侧重水平关联（“面对面”接触下的知识溢出）的作用，通过异质关联的传导形成了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并且二者构成的空间外部性与集聚之间又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互相强化。当然，这一过程也并不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集聚经济并不总是带来这些好处，过度集聚同样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下的拥挤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使产业要素在空间上分布趋于离散化。另外，学术界虽然从马歇尔的空间外部性理论出发均认识到了异质关联的存在性，但是角度不同产生了不同分类，本文对其进行了重新整合。

诸多学者围绕空间外部性的思想展开产业协同集聚微观形成机制的研究，验证了Marshall（1920）[17]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共享劳动力市场、增加信息交换和创新机会对于制造业与生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制造业和生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之间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然而，产业协同集聚内在微观形成机制仅是机制研究的一个方面，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的互动机制作为机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的成果却非常单薄。效应研究，依然局限于“产业”到“产业”的集聚互动影响，对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绩效大多尚处于现象观察和定性分析阶段，并没有解释产业集聚互动所导致的城市（空间）的经济绩效，例如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增进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等，亦即现有关于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现象机制效应”这一完整分析脉络，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产业协同集聚经济绩效及其空间效应研究也构成了未来研究重点，对于指导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本文还全面总结了国内外现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的不同方法，并客观比较了不同方法的适用性。

注释：

（1）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同样是指产业在特定空间聚集的一种地缘经济现象，既包括受自然资源禀赋的吸引而集中（第一属性），亦包括在集聚空间的自我强化过程（第二属性）。

（2）详细介绍可参考Wasserstein L.Markov processes over denumerable products of spaces describing large systems of automata.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5，1969：47-52。

（3）陈建军等（2016）利用E-G指数和？专指数，对2003―2011年中国2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生产业与制造业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通过进行相关关系检验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均值为0.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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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一、引言：范式及其演进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paradigm），按照科学哲学家kuhn（1962：第9页）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1kuhn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lakatos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之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lakatos（1978：第7、66、67页）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范式的演进有两类：一是范式进步，即内核不变，通过对保护带作出适当的调整，包括取消、修改、完善或增加辅假设，以增强该范式的解释力；其二是范式革命，即抛弃既有范式的内核，用一种新的内核取代原有的内核，由此形成了一种新范式。范式演进的现实形态，首先是通过保护带的调整，以适应事物的新变化、新发展，从而提升解释力和预见力，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进步。否则，就要寻找和确立一种新内核，发生范式革命，最终促使一种新范式的形成。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范式进步与范式革命这两种类型交替出现即范式演进的过程。

上述分析表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范式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门学科解释力与预见力提升的过程。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综观经济学发展史，范式演进的脉络清晰可见。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知识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伴随范式的演进，经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认识不断深入。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知识的逻辑起点与动力泉源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命题的某些涵义。

（一）古典经济学范式

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smith（1776）的阐释，这其中的逻辑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沿着smith的分工思想，经济学家们进一步作出了深入的探究。2

综观smith及其承继者对古典范式的发展，与古典范式内核相适应的保护带可以表述为：人类自身得以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持续进行，及其伴随的社会生产力的内生演进势态，也即人类社会劳动分工内生发展假说（smith，1776；marx，1876；marshall，1890；young，1928；杨小凯、张永生，2000）。这个保护带囊括了以下两个重要命题：其一，分工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伴随的，分工的层次与内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其二，分工的演进是与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息息相关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必然要从浅层次的低级分工演变为人类共有的知识要素的高度专业化分工。这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工。3

（二）古典经济学所蕴涵的知识命题

古典分工思想为知识分工范畴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知识分工范畴是根植于分工思想之中的。因为正是分工的深化才最终产生了知识分工，并引起了后来经济学家的关注。hayek（1937）在20世纪30年代与兰格（oscar lange）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工范畴，正式地把知识问题纳入经济学的视野。hayek（1937：第50页）指出：“……显然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becker & murphy在1992年的《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所作的均衡分析首次引进了“知识”变量；4汪丁丁（1997）试图以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以drucker（1971、1998）为代表的管理学家更是浓墨重彩地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范畴。5

对知识的研究，古典范式的贡献有两点：其一，古典范式的分工内核为知识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为后来者研究知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源流；其二，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涵又是经济学家研究知识问题的动力源。正是由于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所推动的物质财富创造机制的变革，才最终提出和突出了知识这一要素的重要地位。知识之所以能够独立地走上当今社会经济舞台，并成为一种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归根到底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必然要求。

但是，古典经济学只不过为知识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线光。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知识的认识是间接的、浅层的、表面的、模糊的，是很不深入的。

古典经济学中没有直接论及知识问题，并非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是不一样的。古典经济学时代可以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那时，资本是一种最为稀缺的要素，知识还是浅层的、低附加值的，还远不是一个独立的要素，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机制尚未成熟，知识只能附着在其他要素上发挥作用。由此，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稀缺的“注意力”配置在研究知识问题上是很自然的。此外，19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学家还缺乏研究知识问题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析工具。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会作出说明。

三、“纯粹”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的漠视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切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最具代表性的debreu 完全竞争模型中，该模型通过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和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来解释经济行为。6从debreu完全竞争模型可见，稳定性偏好、理性最优化以及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内核，而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则是：完全理性、充分信息与完全竞争。显然，这三个保护带所指向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笔者在本文中把具有这样保护带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之为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下文将要论及的经过修正了保护带的新古典范式。

认真研读marshall（1890）、edgeworth（1881）、walras（1874）、debreu（1972）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学，我们很难看到有关知识范畴的论述。7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在地消解了对知识范畴的研究。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设意味着经济行为者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中拥有实现其效用的完备的知识和预见，也即经济行为主体的知识是完备的。在主体关于目标和手段的知识已经是给定的世界中，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发现和学习。只需确保主体进行选择的价格本身是合理的，就能实现一般均衡。由此，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中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价格理论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而“知识”在这里已经不是“问题”。同时，由于一般均衡理论和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排斥了要素使用过程中的行为层面的内生演进与效能层面的持续递增状态，关于知识自身的性质与特征的揭密，在确定性的新古典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经济学与知识的联系在纯粹新古典范式里内在地被割裂开来了，知识范畴无法进入也无需进入纯粹新古典范式的视野之中，这就是纯粹新古典范式对知识的漠视。

四、“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研究的进展

难能可贵的是，在marshall等人所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学蒸蒸日上之际，新古典阵营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并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作出了适当地调整。

首先是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knight（1921）认为，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不同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可概率化、不可保险化的客观存在，不确定性意味着人们难以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对事件进行预见和定量分析。8knight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直接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备知识及其完全理性的假设，引发了经济学界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现实性、合理性的审慎思考与认真对待。

其次是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在knight以批评性眼光看待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年轻的coase（1937）也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coase通过放松新古典经济学充分信息的假设，引入了交易成本范畴来解释企业的性质与边界问题，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9在coase开创性工作的推动下，以交易成本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第三是有限理性范畴的提出。coase之后，simon（1957）把人类的认知结构引入经济人的行为分析之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simon认为，经济行为主体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大大拓宽了经济学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视野。

经过以上保护带调整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种范式进步，我们可称之为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中，知识范畴就逐渐进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天然地是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等认知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保护带的调整，大大开拓和启动了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配置问题进行了极有学术价值的探索。

（一）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

1．知识不完备性。得益于knight的启发， hayek（1937，1945，1952）把自己的心智理论与经济理论联接起来，从主体心智的局限性层面阐释了主体知识内在的局限性，提出了知识不完备性假设，10进而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首先，知识不完备性意味着，我们所应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不是以一种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个人分散持有的，因此，经济学就不仅应该研究给定的知识能否利用问题，而且应该研究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机制问题。其次，知识不完备性还意味着，对经济行为主体而言，存在着某种完全无法意识到的东西，经济学必须探寻经济行为主体发现和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必须构建有利于主体学习和交流的制度安排。hayek正是基于知识不完备性假设，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内开了知识的经济学分析之先河。可以说，关于知识不完备性特征的揭示，是经济学中对知识“黑箱”的第一次真正触及。

2．知识互补性。在hayek的知识不完备性基础上，我国学者汪丁丁（1997）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对知识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知识的互补性特征。在汪丁丁（1997）看来，知识互补性包括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前者是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沿着空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后者是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段沿着时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其实，早在汪丁丁之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知识的这两类互补性，只是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归总而已。hayek（1937）和becker（1992）等人的知识分工范畴就隐含着知识空间互补性的特征，因为知识分工也是生产者知识结构的专业化，其结果是生产者之间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知识物化品的生产只能由不同知识传统的生产者来共同完成。而arrow（1962）、romer（1990）关于知识积累过程的研究，becker（1964）、lucas（1988）等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都表明了知识与能力的获得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连续过程，在时间上具有互补性特征。grossman & helpman（1991：第67页）在研究知识资本的累积特征时更是直接提到“知识互补性”范畴，他们指出，科学知识的生产函数并非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当知识之间的互补性非常重要时，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时，如果有更多的可以获得的信息，某一部分知识的有用性增加。这里，grossman & helpman的“知识互补性”正是汪丁丁所指的知识的时间互补性。承认汪丁丁的知识互补性假设，对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就无法回避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知识分工或不同知识传统的配置、协调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问题；二是关于知识的演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问题。如前文所提及，汪丁丁正是试图以这两种形式的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汪丁丁，1997：第77页）。

3．知识的非竞争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应。arrow（1962）在《干中学的经济涵义》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识的积累过程及其经济学涵义外，还指出了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识的溢出效应特征。11romer（1986、1990）进一步发挥了arrow的这些思想，明确提出了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证明正是知识的这种特质，才产生了溢出效应。lucas（1988）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研究也确证了这一命题。很显然，承认知识的溢出效应，也就承认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知识溢出效应命题为基石，arrow（1962）提出了第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形成了 romer（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以及becker & murphy（1992）的内生专业化模型等。

（二）关于知识配置问题的研究

以上对知识性质的探索，为建立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提供了理论铺垫。基于以上知识性质的理解，经济学家们在关于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以及知识主体的激励等知识配置问题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这里，有大量的文献可供攫取与归纳，由于文献零碎，条分缕析的工作颇为棘手，下文只能作个简要的梳理。

1．知识的传递与利用。作为一个知识的经济学拓荒者，hayek立意鲜明地向人们指出，分散化知识的利用乃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并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在hayek看来，经济协调的难题在于如何最好地发现和利用经济主体中多样而零碎的“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12hayek给出的答案是——利用价格体系。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作为信息交流机制，通过竞争为个体提供了发现知识并采取行动的机会，是一种传递、利用分散知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企业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物也是一种利用分散知识的制度安排。demsetz（1988）认为，获得、维持和使用知识是要付出成本的，但企业的分工可以节约这些成本，而且企业的边界由维持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成本所决定。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代表人物williamson（1985）等人也注意到，企业能促进知识的分享与转移，在一体化企业中，研发部门与企业里实施新技术的人员之间的信息流动比市场上优越得多。demsetz、williamson等人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时附带地提及知识问题的，并没有直接对企业组织中的分散知识的传递、利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2．获取知识的学习过程及其效应。我们不难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不仅是一个存量，也是一个流量。存量表明，现在的知识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果；流量表明，任何主体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处于不断更新势态。另外，现代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主体是以各自所拥有的要素来获取收入的，而不管是使用哪种要素于生产实践之中，都是各要素所有者使用某种或某些知识的过程与结果，这当中同时也是各经济主体获取知识的学习行为。以上的分析集中为一点，就是经济主体获取知识的过程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前面我们所指出的知识的不完备性与互补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这个命题。而对于知识获取的学习过程的具体描述，新古典经济学家业已提出和形成了不少模型和理论。

有限理性学习模型（simon, 1957; winter, 1971; kreps, 1990; ellison & fudenberg, 1993; conlisk, 1996）与不确定性学习模型（alchian, 1950; stigler, 1961; akerlof, 1970）探索了在认知限制以及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行为人的学习模式与机制；社会学习（banerjee, 1992; blonski,1999）和路径依赖性（arthur, 1989;north, 1990）等概念的提出既阐明了学习的特性，也说明了学习过程不是发生在一个无摩擦的环境中，而是一个行为互动的延续过程；作为研究互动理性决策行为的一门学问，博弈论中有大量关于学习的文献（bernheim, 1984; milgrom & roberts, 1991; knight，1996），研究了行为者如何从过去的行为进行学习、行为者如何通过对环境结构以及他人行为的理解来学习以及调整信念的贝叶斯学习等。这些博弈学习理论有别于行为者被假定为在已知他人行为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作的传统模型，考察了经济行为者在不知道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和制度环境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作用并学习从而理解对手的过程；arrow（1962）的“干中学”学习模型考察了工作实践中知识的积累对生产力的影响，验证了smith的分工原理，同时也表明了个人和组织所获得的经验会滞后于改进行为，进而又修正了纯粹新古典范式所持的经济行为人即时性反馈机制的假设。

3．知识产权主体的激励。当知识以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时，知识本身就成为一种产权。知识产权主体需要相应的激励以促进知识的持续利用与进步。这样，对知识产权主体激励的研究自然要进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汪丁丁（2002：第91页）从知识的“代数格”表达方式和知识的互补性原理来研究知识产权的博弈均衡。汪认为，通过买方叫价的竞争机制，产权博弈将自动找到均衡的知识价格，一个经济的知识产权均衡价格与该经济体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正相关。另外，汪丁丁还就知识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作出一个很好的文献综述。根据汪（2002：第83页）的概括，人们对知识产权研究的重心在于“在动态经济过程中确定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最佳适用范围和最佳适用时段”。这些文献的主旨是：①长远看，知识属于全人类，应实行共享制；②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为促进知识进步，应当保护知识产权；③知识互补性特征决定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容易压抑知识的自由发展与知识进步；④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探寻特定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度”。

随着知识要素作用的日益凸显，知识产权的资本化现象也就随之产生。schultz（1971）、becker（1964）、lucas（1988）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周其仁（1996）、杨瑞龙（2000）等人的人力资本产权理论深入探讨了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激励问题。在高科技产业中，创业者以及高科技人员一般都能凭借创意知识或技术能力而拥有一定份额的股权。在当代高科技经济中，人力资本股、创业股、创意股等范畴早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了。rajan & zingales（1998）等人的企业进入权命题以及willax（2000）、singh（2001）等人的创业企业观也从不同的视点对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激励作出了理论上的阐释。

除了知识要素所有者之外，高科技企业也是一个知识产权主体。对高科技企业激励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知识产品的定价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coase（1972）的《耐久性与垄断》一文，对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策略以及知识产品的定价策略具有指导性的意义。friedman、laffont、tirole、fudenberg、varian、shapiro以及汪丁丁等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契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shapiro & varian（1999）对高科技企业竞争规则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分析。shapiro等认为，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网络外在性是知识产品两个最为突出的特性，二者的结合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基本竞争策略，如差别定价、标准竞争、捆绑销售和锁定等。

以上经济学家关于知识产权主体激励的研究，奠定了知识经济中的契约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总的来看，新古典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理解是聚焦于成文的、可标准化的显性知识层面，对知识产权理论的研究大多拘囿于成文的专利保护问题。而对于隐性知识及其产权主体激励则很少涉及。

第7篇

关键词药物经济学 研究设计 方法学要点

中图分类号：R956；R9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1)06-0285-04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 DVT)是指血液在深静脉腔内不正常凝结，从而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常继发于外伤、手术和肿瘤等疾病，其中骨科大手术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极高危因素。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导致致死性肺栓塞和血栓形成后综合征等严重临床后果，造成患者劳动力丧失、生活质量下降和疾病负担增加。笔者以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的治疗为例，通过对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药物治疗的经济学评价文献进行方法学综述，从而归纳出药物经济学评价设计阶段需要考虑的方法学要点，同时也为其它药物经济学研究提供借鉴。

1材料与方法

1.1文献来源

通过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三大医药数据库检索骨科大手术后防治DVT的药物经济学文献。为了研究最新进展，将时限设定为最近10年（2000-2010年）。排除单独的成本研究、临床试验报告和综述以及经济学评价方法描述不完整的文献。

1.2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以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的药物治疗为例，对药物经济学研究设计的方法学要点进行讨论。Avorn等[1] 指出，在静脉血栓预防药物的经济学研究文献中，方法学上的设计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药物防治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为例，许多要点如经济学分析的研究角度（全社会角度还是医保支付方）、试验数据的限制（如研究时限的长短）、结果的定义（治疗失败的临床后果以及不良反应）和成本的测量方法等都会影响经济学评价结果。因此，在描述药物的临床和经济性的评价研究中，一些方法学要点需要纳入考虑，见表1。

2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了20篇药物经济学文献[2～21]。其中有15篇选择不同药物进行比较，其余5篇是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比较。20篇文献全部采用了决策分析模型，研究时限分为短期（90 d）和长期（5年）。研究结果均出自西欧和北美国家，且主要采用社会/国家卫生服务角度（6篇）和医保支付方的角度（14篇）。按照上文所述的各方法学要点，作具体论述如下。

2.1对照方案的选择

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对照方案的选择十分关键，对照药物不同，结果可能出现差异。对照方案的选择包括标准方案（最有效的药物或方法）、常规方案（最常用的药物或方法）、最小成本方案、安慰剂和空白对照等形式。临床试验是为了验证试验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与安慰剂比较是其最理想的对照选择。然而，药物经济学评价则不同，它是基于适应证相同的不同药物或者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比较，因此，选择常规方案和标准治疗更具有经济性的意义。例如，在深静脉血栓的抗凝治疗方案中，依诺肝素是临床医疗实践中应用广泛的一种低分子肝素，在与华法林、肝素比较的众多文献分析中都显示具有经济性，是美国胸内科医师学会推荐的标准治疗方案。因此，在设计治疗深静脉血栓的新的药物经济学方案时最好采用依诺肝素这一标准治疗药物为对照方案。在本研究纳入的15篇比较不同药物经济性的文献中，有13篇都采用了依诺肝素为对照方案。

药物经济学研究也可以使用安慰剂对照或者空白对照，此时试验药物或方案往往是作为现有治疗的一种补充治疗手段，或者所针对的疾病仍无有效的治疗干预措施。例如，在深静脉血栓的抗凝治疗方案中，在常规治疗期后选择继续延长一段时期服用抗凝药物，这种治疗方案属于新的治疗方案的尝试，不是完全替代现有的方案。因此，在这段延长期内可以采取空白对照。

2.2研究时限

一项临床研究的研究时限往往可以设定为患者的住院期间、临件的发作期或是患者的整个生命周期，它取决于研究疾病的种类、治疗目标和预期产出。临床试验数据所描述的时间范围常常比患者、医师和卫生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时间范围要短一些。在治疗深静脉血栓的研究中，由于人为地规定了较短的研究时限，只能收集在给定住院治疗期间所发生的临床数据，要想获得试验后数月或数年的可能受益和风险，就要通过决策分析模型外推获得。当用模型法评价治疗期后某一严重疾病状态（如肺栓塞、血栓后综合征）在长期的发作和影响时，除了列出长期治疗的模拟时限，还要列出短期的原始数据和研究时限。

2.3试验场所

试验场所的差异对试验结果的外推有很大影响。外推包括两种情形：1）将药物在一国的试验数据应用到另一国的研究中。由于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如不同的人群种族、医疗环境和健康水平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使药物的治疗效果发生变化。因此，在本国的研究中引用药物在他国的临床数据时需要谨慎。2）将理想环境下的数据推广到实际医疗环境中。 与实际医疗环境相比，在理想环境下患者会得到更高水平的监测和护理，能更好地发现和控制不良事件的发生。因此，理想条件下的“疗效”应谨慎地推广为实际环境中的“效果”。比如，Capri 等[2]在比较依诺肝素和磺达肝素的经济性时，药物的安全、有效性数据来自美国和北欧的文献数据，这时就需假定意大利的环境背景与文献发表国家相同，该药物在意大利具有相同的安全性、有效性，再将文献数据应用到意大利的医疗环境中进行研究。

2.4结果定义

在预防血栓的抗凝药物研究中可能存在多种结果：出血这一不良反应可能是轻微的也可能致命；药物预防失败可能导致严重的肺栓塞也可能只是无症状的远端静脉血栓。这些严重程度不同的临床结果会对患者产生不同的临床和经济影响。因此，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一定要考虑观察的临床结果是如何确定和选择的。以预防失败导致的临床后果为例，无症状的远端静脉血栓的发生对患者产生的临床影响和成本花费都远远不如肺栓塞对患者的影响，虽然前者也是一个相关的临床结果，但是其重要程度比后者小得多，因此，后者更应被指定为观察的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的指标选择与研究时限也有关系。从给药至90 d可定义为短期时限，这个时期应主要关注的临床结果是有症状的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和大出血；从91 d至5年可定义为长期时限，这个时期主要关注的临床结果是静脉血栓复发率和血栓形成后综合征。除了定义与疾病相关的临床结果，研究中还应定义或测量与患者健康相关的效用结果，如获得生命年（LYG）和生命质量调整年（QALY）。

2.5成本测量

药物经济学研究中的成本测量范围很广，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理论上一切与治疗相关的资源消耗都应计算。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成本测量范围可以适当调整，如在骨科抗凝药物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多为老年患者，已经退休或无工作的情况占大多数，不存在劳动力的损失，因此患者的间接成本不考虑在内，只测量直接医疗成本。以治疗深静脉血栓为例，成本测量范围包括预防成本、诊断和治疗深静脉血栓、诊断和治疗肺栓塞、疑似静脉血栓的诊断成本、确诊静脉血栓的治疗成本、不良反应成本和长期并发症成本等。

成本测量的方法就是将各成本项目的花费总和起来，可以用公式“总成本=单位成本（资源单位价格）×资源使用量”来计算。单位成本可以采用两种形式体现，一种是平均单位价格，如次均检查费用、日均住院费用和次均门诊费用等；一种是明细单位价格，即逐项计算各项具体医疗资源和劳务的费用。药品费用、检查费用、住院费用的单位成本可以从本国医疗卫生服务价格表或医院调研数据中获得，而管理费用（护理、给药和出诊）往往是用专家调查法或从文献中提取获得。

2.6数据来源

文中所纳入的20篇文献全部采用了决策分析模型。当大量基础数据不易得到、研究时限很长且研究预算受约束时，模型法便十分有用。利用决策分析模型进行经济学评价要利用所有相关的数据，不仅有效果数据，还应包括资源利用数据、单位成本数据、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和偏好数据等。很少出现所有数据都来自一个单一来源的情形，一般都必须从多个不同的来源获得所需要的数据。在骨科术后抗凝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决策分析模型中，效果数据就是各种临床结果的发生率（如早期DVT、PE的发生率，大出血的发生率，以及后期VTE复发率和PTS发生率），这些效果数据主要来源于随机临床试验、观察性研究、文献系统评价和流行病学调查；健康效用数据主要来自文献；资源利用和单位成本数据主要来自本国医疗卫生服务标准、本国医院调研数据或诊断调查组（DRG）以及医保数据库。当这些来源均无法获得数据时则可采用专家问卷调查和参考其它经济学文献。

3结语

除了文中所论述的各方法学要点以外，确定合适的样本量也是药物经济学研究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样本量的大小可以决定不同试验方法的成本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以及临床更优方案的成本效果比是否更显著地低于预定参考值。本研究中文献均采用模型法，样本量直接假定为1 000人的队列，避开了样本量的计算。而在以临床试验为基础的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样本量需要通过经济学样本估算公式获得。而当估算公式中的各个参数难以获得时，每组患者样本量应不得低于按临床试验或队列研究样本量估计公式计算的样本量。

目前，国内针对骨科术后DVT治疗的药物经济学文献极少，但随着抗血栓药物在我国的广泛应用，新型抗血栓药物如利伐沙班、达比加群酯等在我国的应用，治疗骨科术后DVT的药物经济学研究也会越来越多，故在设计新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时，需要像国外的药物经济学研究那样，考虑对照选择、研究时限、试验场所、成本测量、结果定义和数据来源等方法要点，并结合具体研究目的和条件对这些要点进行严谨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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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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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杨解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国加入WTO是对外开放国策的落实与深化，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则是实现法治国家方略的核心与难点。WTO法律的国内实施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有效对接，势必形成“以开放促改革”的局面，直接促成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全面升级与创新。因为从WTO法律来看，约束的主体主要是成员方的政府，而不是企业。WTO的23个协议，只有两项条款提到企业，其他都是规范政府的行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挑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以行政法制变革接轨WTO。将WTO协议与国内行政法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深入探讨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体系，才能为我国全面、迅捷和有效履行WTO协议下的国际义务，充分利用WTO协议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提供有益的指导。

本书通过比较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实施WTO协议的立法经验和实践做法，结合我国国情，从依法行政环境、行政法原则、行政体制改革、行政立法、行政程序制度、行政行为方式、行政许可、行政补贴、行政契约、行政指导、行政救济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行政法制变革的方向、制度设计与具体进路。

《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刘国光 王洛林 李京文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能不对世界经济格局――从资源到市场，乃至整个价格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我国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通过共赢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另一方面，从国内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正在建立过程中，仍不完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对体制的支撑条件要求越高。

本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几年推出的大型皮书系列之经济蓝皮书。作为总理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本书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领衔，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等数十家科研机构、国家部委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共同撰写，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分析中国当年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态势，其内容涉及宏观政策、财政金融、证券投资、工业调整、就业分配、对外贸易等一系列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资本外逃――国际趋势与中国问题》

杨海珍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国际经济中有一种特殊的要素流动现象被称为“资本外逃”。与通常寻求高回报率的国际资本流动不同，“资本外逃”往往发生在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大量的外国资本到这些发展中国家投资，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大量往外转移。可以说，“资本外逃”是本国资本防范风险损失的理，但是对于国家利益而言，这又是一种负面效应很大的经济现象， 因此也是各国政府和众多经济学家殚精竭虑研究和防范的重要经济问题之一。

本书的作者杨海珍博士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方面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在文献综述中对待其他学者的理论模型在分析的基础上又加以自己的评价，图表和数据的运用也增加了本书的说服力和可信性。对于一个兴趣广泛而时间有限的读者，想用最短的时间了解学术界对“资本外逃”问题的研究进程，本书应该是一本有所裨益的读物。

《WTO与中国行政法制改革》

信春鹰 主编冯军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WTO是基于市场经济的一整套运作机制，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和这个转型相适应，中国的行政法律体制也处在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向符合市场规律的政府规制转轨的过程中。

第10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着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着,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

第11篇

在本文的模型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如下分析手段：一是在对荆州市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优化积累路径的一些比较具有前瞻性的看法；二是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教育资金的投入做重点分析，并结合湖北省当前教育培训资源发展现状，从各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与企业单位进行人力资源对接等角度，全方位探讨了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率和拓宽有效使用方式的办法。

二、经济效应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1.国外文献综述

从西方经济学史上看，最早提出重视经济因素中的教育、知识等因素作用的学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他认为劳动技巧和其熟练程度是导致资本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环节，而这必须通过时间和经费投入才能造就；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1960年，美国经济学者舒尔茨曾详细探讨了在1927-1953这些年间美国的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术、人才和教育经费等）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度，得出的数字大约为33%，这是对传统的资本同质效应理论的有力突破；此后，阿罗提出“干中学”理论，将人获取知识的途径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另一位美国学者加里·贝克尔提出人力资本收益规律，丰富了这一理论的构架。

2.国内文献综述

张军对中国省际人力资本积累路径进行了估算，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序列值；于桂兰、袁宁提出学习能力的提高使得劳动者可以相对平时以较快的速度吸收新的工艺和操作方式，从而提高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出勤率；王金营提出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依靠一代代人的努力，其中人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本持续发展带来技术创新和扩散，这使得科技水平持续提高等。

三、湖北省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的现状调查和问题

1.荆州市人力资本存量的形成机制和路径调查

从传统的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因素来看，湖北省荆州市目前仍以公共财政支出当中的教育资金和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投入经费为主。本文在两大人力资本积累成因板块，选取了2006-2013年这8年间的关键性数据分别的形成机制进行说明。通过对荆州市的财政经费当中教育所占比例的分析，说明该市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为了简便，将卫生与健康专项经费投入绘在一张图中。

2.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中，除发现荆州市教育经费投入有着明显与财政总支出费用不相称的缺陷外，还存在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机制问题：一是相关教育部门偏重教学但比较严重地忽略了教学质量和育人效率；二是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申请基本教育经费困难，这类院校且普遍缺乏基本教学和科研思路；三是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这主要反映在资金的重复利用、教育资源的浪费和网络教学等新型模式的推广步伐较为迟滞等方面；四是为知识型人才所配备的医疗和卫生设备远不能满足这类人群的现实需求，导致科研效率低下和普遍身体素质不强；五是人力资本积累当中存在踩脚效应比较严重，企业单位的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等高技术人才集中的区域内普遍缺乏知识技术的交流和共享，使得同一种技术被反复创造，对各行业的总体运作效率带来了负面影响，不利于宏观层面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

四、对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建立建立模型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提出的新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又习惯上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在阿吉翁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和内罗毕的《长期政策分析和长期增长》中都有对其详细的论证。根据该理论，人力资本存量的形成除了取决于教育经费的投入，还取决于资金的利用率和知识外溢的程度。

2.湖北省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形成要素贡献率计量分析

另外通过人力资本存量求出各年份的流量具体数据之后，结合上表中的其他各数据分别求自然对数，并且根据，两边取对数可得：其中，H（L）为人力资本流量，A（t）为技术因素，E为教育资金投入，S为医疗和卫生健康经费投入，而为随机干扰项。分别代入求了对数之后的数据，代入Eviews5.0计量分析软件，按照菜单指示，设置方程样，年份选取2006-2013年，这样经过计算可以得出教育资金和医疗卫生健康经费投入在人力资本存量中所占份额分别为26.47%与35.10%。根据Eviews5.0软件中得出的结论，不拒绝零假设的概率为0.23，所以拒绝零假设。另外，杜宾检验和可决系数都正常。本文还针对参数的准确性进行了置信区间计算和平稳度检验，证明了上述测算结果跟实际是基本相符的。

五、有关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主要政策建议

1.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积极寻找扩大资金来源的方式

拓宽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积极寻找校企合作的有效方式；二是通过彩票、社会教育基金等形式扩大社会资金来源渠道；三是征收为兴办教育和扩建教育设施为主要目的的教育税，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资金利用状况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2.营造较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的质量

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为主要参考指标。在教学期间或者指导科研活动期间，教师可以施行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以促进学生情感交流、提高学生协作效率。

3.教育公平公正，医疗卫生要消除歧视

教育公平公正，可以使得每个学生和科研人员平等接受教育，共享人力资本积累的环境，从而避免人才流失导致的生产要素损失。相关部门应该对在科研和创新领域有着较突出能力和已经做出一定贡献的人才给予特殊的医疗照顾。

4.重视教育科研机构的师资力量建设和硬件设施完善等

第12篇

>> 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及治理 参与式反贫困：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方向*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 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政策 中国城市贫困原因综述 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研究 试析中国城市建筑风貌与城市空间治理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评估及其时空变异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中国城市贫困类型的划分与识别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政策分析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浅析中国城市雨水治理历程及研究现状 中国城市水资源现状及治理措施 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概论 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转型 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 王朝明.中国新贫困问题：城市贫困的新特征及社会影响[EB/OL].新华文摘：网络版，，2005，（24）.

[5] 梁汉媚，方创琳.中国城市贫困的基本特点与脱贫模式探讨[J].人文地理，2011，（6）：60-62.

[6]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130.

[7]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1994，（2）：47.

第13篇

关键词：市场；劳资关系；财富；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6）04-0258-03

最近，劳工社会学家潘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n1]在市场、财富、劳资关系和产业升级等问题上开展了一些争论，劳工学者在讨论中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一）市场并非神圣而是会经常处于失灵的状态，使工人会在资本市场中的利益受到损害；（二）商人能控制资本，因此能有效控制市场；（三）劳资关系的发展在现行资本市场下并无出路，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发展模式；（四）企业的产业升级会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是低技术工人的大规模下岗；（五）财富来源自劳动，而不是来自所谓的第一世界产业[n2]。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实际是劳动社会学界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长久以来的批评与怀疑。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区隔，使本应存在广阔对话空间的诸如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企业家理论与劳工社会学等理论流派彼此缺乏沟通，形成自说自话的局面，无助解决实际问题。本文尝试对上述观点进行经济社会学的思考，打开各理论流派的对话之门，为真正解决中国劳工问题提供出路及契机。

一、市场并非完全被资本所控制

在讨论中有专家认为，市场并不是神圣的，它受资本所控制，难以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目标。大家知道，市场是万能和神圣的论点，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它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脉络相辅相成，构成了经济学如何看待市场的立命之本。市场万能论在社会科学界饱受批评，就连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亦不能否认必须对市场作出一定的规管与调节，才能保障各方参与者的基本利益。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最佳资源配置？它能够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力量作出界定吗？企业家理论认为，最佳的资源配置方法是根据不同群体在市场活动中的“贡献”而厘定的[n3]。企业家在产生财富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自然能以利润的名义获取最大份额的劳动成果。企业家理论的缺陷在于，不同群体在市场活动中的贡献既难以客观厘定，亦由于商人与工人在博弈力量中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工人在产生财富过程中的贡献被刻意低估与扭曲。笔者认为，真正的最佳资源配置是商人及工人都能在各自的商业及劳动市场中公平、公正地自由竞争，并从中衍生出利益平衡的劳动供求市场，商人或工人都能根据对方的能力作出判断，寻找到彼此合适的员工或雇主。理念型的劳动供求市场的出现，前提是必须首先建立公平和公正的市场体系。它牵涉到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谁掌握和控制了现今市场？根据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市场并非自动调节的衍生物，而是被镶嵌到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并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政府与商人进行互动与利益博弈的场所[n4]。地方政府不仅担当一般意义的市场裁判者与调节者的角色，更是积极的市场活动参与者[n5]。地方政府与商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后者的博弈力量往往处于劣势[n6]。政府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市场活动产生的财富发生转移，不足以反映商人及工人在市场活动中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商人被社会舆论塑造成“掠夺之手”的刻板印象，对工人的劳动价值进行剥削[n7]。两种现象，同样制造了扭曲的市场，与真正公平及公正的市场相距甚远。资本市场的妥善资源分配，也无从谈起。

二、市场并不完全交到商人手上

政治精英作为参与资本市场的特殊群体，是精英再生产理论的具体体现[n8]。特定商人在市场活动中获取利润的多寡，并不全然视乎其拥有的经济资本所决定，同时亦受经济竞争过程中掌握的政治资本程度所影响。在真正的市场化社会中，经济资本往往占据主导性地位，而占据政治资本的群体只能对市场发挥监察、调节或规管等作用。相反，在未成熟的市场中，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不但可能大于经济资本，而前者与后者的结合亦造成商人群体内部最大的分流。一方面，部分商人同时掌握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更容易脱颖而出，继而控制资本主义市场。另一方面，并未掌握或掌握较少政治资本的“一般性商人”，不但在与其他商人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必须承受私有产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威胁。在笔者针对港商的研究中发现，商人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经常处于劣势，前者的私有财产有机会被一小部分有法不依的地方政府官员以各种方式掠取，造成维护私有财产权利的缺失[n9]。产权法律对包括中小企港商在内的商人群体而言，不是生产特权，而是庇护不足。试图通过对产权法律的质疑而维护工人的利益，不但本末倒置，同时未能明白市场利润的真实流向。富士康通过产权法律庇护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例子，可以用来审视现有的产权法律。诚然，富士康有机会获取行政力量之助，从而获取经济利益。然而，这种政治资本与行政力量，并非所有商人都能独有。作为政治资本的象征，针对企业的行政监管权与审批权无疑对商人而言是双刃刀，它一方面可以被商人利用作资本生成，另一方面亦能成为商人获取利润的重大障碍。由于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特殊作用，必然造成商人群体内部的分化，部分商人更会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向行政力量靠拢及进行利益输送，试图形成的利益集团[n10]；而无法拥有足够渠道或资本获取政治资本的商人，则在与前两者的不公平竞争中艰苦经营，时刻面临生意失败的威胁。因此“，市场真的完全交到商人手上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是劳工社会学以至经济社会学界必须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从经济行动镶嵌到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中着手，从商人分流的角度研究资本与经济权力的流动。

三、产业升级是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的前路

问题是，中国商人在全球生产经济体系中，可以获得“应得的”报酬吗？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不仅工人，商人同样堕入跨国竞争的丛林法则。正是由于绝大部分中国企业从事劳动密集的OEM生产，使中国的经济生产模式长年处于跨国产业链的低层，商品与服务产出的大部分利润，被从事ODM及OBM的外国跨国企业所掠去[n11]。劳动密集的OEM生产模式，使中国的劳资关系变成一种“零和游戏”，目标是在仅余的利润上，争夺自身最大的份额。同样地，由于劳资双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工人往往沦为彻底的输家，赚取不足以维持有尊严生活的微薄工资。因此，建立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的真正出路，在于产业升级。只有通过企业向产业上游的转型与挺进，逐渐提高生产技术、加强产品设计概念及建立著名的商业品牌，中国商人才能在跨国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获取较为合理的市场利润，从而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待遇与福利。劳工社会学界似乎亦开始明白问题的根源所在，以香港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为例，近年来针对苹果（APPLE）、优衣库（UNIQLO）、纵横二千（G2000）、沃尔玛（Walmart）、玛莎百货（Mark&Spencer）等著名跨国企业进行连串的示威抗议行动，要求相关企业妥善解决其在中国的品牌代工厂的劳资纠纷、职业安全、用工条件及工人福利待遇等问题。SACOM与其他类似志愿组织所作出的各种努力，纵使在争取工人权益的宗旨上前路崎岖，但起码逐渐引起国际社会对跨国生产模式中剥削中国工人现象的关注。问题是，仅仅呼吁大型的跨国企业履行自身的企业责任，并不能真正成为解决劳资矛盾的长久出路。企业社会责任，在最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眼中，只代表企业尽最大的努力赚取利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避免倒闭。纵使在国际社会不断呼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今天，也往往变成资本主义的“面纱”而已。企业的社会责任，沦为企业对外宣传的伎俩，在公关策略的配合下，成为企业必要资本投资的“支出”。在企业利润获得保证的前提下，它被用作装饰门面；当企业面对经济危机时，它往往被迅速搁置一角，工人的权益自然被抛诸脑后。因此，我们不能奢望通过呼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建立和谐劳资关系，唯有通过整体的产业升级，才能看到双方共赢的劳资关系的前路与曙光。

四、职业培训是工人迎接产业升级的要件

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经济行动不但镶嵌到社会结构中并形成现实市场，同时社会性的博弈亦会镶嵌到企业内部，形成企业内外复杂的社会关系。产业升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相反它首先衍生出两大难题。首先，在产业升级带来企业利润提高后，利润会在企业内部进行重新分配。作为企业内部的运作机制，必然需要约束力量“限制”商人与工人分配利润的比例，它可以是企业外部的行政力量，也可以是劳动供求市场的合理工资。外部行政力量对企业内部工资水平的影响是微弱的，最常见是根据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厘定的强制性最低工资。这里不讨论最低工资的成效，但显而易见的一个趋势是最低工资制度往往成为标准工资，亦即最高工资，以人为的方式限制特定工种的最高支付薪酬，无助于工人工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约束力量来自劳动供求市场的均衡价格，它成为工人寻找工作与雇主寻找员工的最重要准则。然而，正由于现今的大部分企业仍然以OEM生产为主导，导致产业升级企业的工人数目的基数不足，并为劳动市场工资带来不稳定性，暂未能带动工人的整体工资链的上升。在OEM企业向产业上游迈进的过程中，随着生产技术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的确会导致部分工人面临下岗再就业及被迫投入非正式劳动市场的危机。然而，问题的关键并非从劳动市场外部呼吁提高工人的工资，或试图改变资本的运作方式，而是应从职业培训入手。从事OEM生产的庞大中国工人队伍，普遍存在低生产技术与高度被替代性的特质，使他们难以面对产业升级的巨大浪潮，同时亦削弱自身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提高工人整体的工作技能实在是当务之急，而相关的讨论范围实际已经超出劳动社会学甚至经济社会学的范围，而必须从更根本的教育改革层面做起。中等职校的发展、学徒制的复兴、中考的分流等，既可减少万千考生挤进高考独门桥的悲剧，同时让众多不适合读书的孩子尽早学会真实的工作技能，提高自身在劳动供求市场的竞争能力[n12]。现今职校教育的失败之处在于学生被标签为教育竞争的失败者，学生自身亦并不情愿投入到生产性行业中，这导致整个职校培训的制度变样，既不能为新生代工人带来工作技能，同时亦无助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而成为向企业输送廉价劳工的渠道。职业教育当今的困境是严峻的，但我们不能将这种结果归咎于产业升级本身，而是应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真正的核心是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

理论界关于财富来源的讨论一直是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真正核心的是经济社会学中最为关心的财富分配问题。中国工人现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上述的第一世界产业，占据不同产业链的上游位置，垄断产业链的大部分财富，造成众多产业下游企业利润微薄，经营困难。国际分工造成的跨国经济贸易的不对等，可从大量关于国际市场产业链的研究中得以引证，亦能从比本地OEM生产更为下游位置的外发加工厂或本地品牌加工厂普遍存在的低工资水平加以佐证。OEM生产在中国的发展到达十字路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既难以进一步拉动工人工资水平的提升，同时亦面对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等劳动力更廉价国家的激烈竞争。我们试图简单批判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是容易的，而歌颂改革开放前的生产模式与经济成就亦同样无助解决中国工人现今面临的困境。中国OEM生产向产业上游的迈进，会让劳动密集的低技术工人的需求下降，同时令专业技术的生产性职位的需求提升。工人群体内部的逐渐分流既可保障职业教育甚至大学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同时亦可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从加工生产向生产业的进一步拓展。生产贸易、物流、库存、设计等行业的持续发展，有助改变中国单一的产业结构，并丰富工人在就业市场的选择。产业结构的改变加上逐步取消城市户籍制的趋势，势将成为工人真正自由择业与自主选择居住地的契机。唯有如此，中国工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才会看到真正出路的同时，中国企业家阶层亦能获取自身的合理利润，使彼此的劳资关系朝向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毅，2014，“五问茅于轼”，《中国工人》，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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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敬链，2004，“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河北学刊》，4期，3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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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沈原，2006，《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廖文伟，2014，《香港商人在大陆》，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论文.

[12]黄晓哗，2005，《企业家寻租行为探析》，《现代管理科学》，2期，101-102页.

[13]森特诺、科恩，2013，《全球资本主义》，郑方、徐菲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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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2010，《珠三角经营前景问卷调查》.

[17]郑也夫，2013，《吾国教育病理》，北京：中信出版社.

第14篇

【关键词】民间公益组织；研究综述

一、国外的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掀起了一场被称为“全球性结社革命”的浪潮。在这一时期，非营利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莱特斯・M・萨拉蒙教授是对此研究比较早的一位学者，他在著作《非营利部门的兴起》一书中提到：“我们正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于20世纪后期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在书中，它主要对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分类、功能和特性等方面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他提出非政府组织具有以下特征：某种程度的制度化，是民间团体而不是官方机构，组织不以获取利益为优先；组织有不受外部控制的管理权，体现一定的志愿性；组织服务于公共利益等。这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非政府组织。

国外各类学者对民间组织的研究比较早，他们是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对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家和管理学界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对民间公益组织研究所做的贡献也是极其突出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民间公益组织进行研究的有经济学者韦斯布罗德和汉斯曼，他们分别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与合约失灵理论，他们对民间公益组织自身的特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研究，但是他们没有对民间公益组织自身的特点、运行制度和规模大小等作出更加全面、细致的分析。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最初是从社会科学和公共管理两个角度对民间组织展开研究，学者们分别以市场营销管理的角度和跨国管理研究的角度研究民间组织的发展。

（二）在19世纪末的时候，国外的社会学家就开始对民间公益组织的研究。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是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过民间组织这一组织形态的，他指出：“西方社会经历的结构变迁削弱并摧毁了由手艺人和工人组成的社团协会，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使社会团结精神面临崩溃的威胁。为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社会结构，他建议建立一种职业行会体系，因为这种行会体系可以发展出比家庭更加有效和更加持久的互助功能.”而他在这里所说的行会体系即民间组织形态。

（三）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们倾向于从理论研究转为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访谈及其他一些方式收集有关非政府组织本身或从事活动的典型案例，并总结共性，研究特性，为非政府组织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实证。例如，日本的学者川口清史在他的著作《非营利组织与合作社》一书中，将日本的农业合作社作为例子，阐述了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及非营利性。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典型的还有美国学者里贾纳・E・赫兹琳杰等人，赫兹琳杰在其著作《非营利组织管理》中，重点探讨了现代民间组织在发展中管理方面的核心问题，从多个方面为民间公益组织组织的经营与管理者提供了指导性理论和实践性经验。

（四）除了上述的研究视角外，学者们还从非政府组织产生的背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组织结构和功能、面临的问题等视角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分析和研究，例如，美国学者保罗・C・莱特的著作《持续创新――打造自发创新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一书对非政府组织的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

伴随着国外民间组织的不断发展成熟，国外学者对民间组织的研究也进展到了比较深入的阶段，这也为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二、国内的研究

我国对民间组织的研究起步比较晚，随着研究的不断增多，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对民间组织的研究不断增多是在1998年10月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颁布之后，尤其是在2004年以后，更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民间组织的相关问题，对民间公益组织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热衷的课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对民间组织进行研究的：

（一）国内学者从国内民间组织发展考察和国外民间组织的介绍出发，对民间组织进行基础性的理论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学者郭国庆、贾西津、王绍光、何增科、王建芹等人。郭国庆研究民间组织的代表作品为《现代非营利组织研究》，他在书中对国外民间组织的界定与分类、管理体制、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等问题做出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与阐述，并结合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更加有利于当前民间组织发展的建议。贾西津在她的《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书中，从国外民间组织分类、民间组织内外部监督管理体制及其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西方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做出探讨与分析，来探讨我国民间组织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寻找符合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最佳途径。还有王绍光的《多元与统一》（1999），何增科主编的《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2000）；中国社团研究会编著的《中国社团发展史》（2001）；王建芹等著《非营利组织理论阐释》（2005）等著作的研究内容都是从这一角度着手对民间组织进行研究的。

（二）比较研究与关系研究等方法也是我国一些学者较为经常运用的，例如王绍光在其作品《多元与统――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中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讨论了“非营利部门”的概念，分析了不同国家民间组织的特点与发展状况，将各个国家非营利部门的发展作比较。除此之外，还有秦晖著的《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史比较研究》一书也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探讨的。吴锦良的《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与赵黎青主编的《非营利部门与中国发展》等则是运用关系研究的方法来研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三）除了上述研究方法之外，我国学者还将民间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做总体研究，从整体与宏观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民间组织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对民间公益组织进行研究的比较典型的学者是孙炳耀与邓胜国，他们分别在《社会中间阶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1993）与《非营利组织评估》中详细阐述了自身的观点。

孙立平教授的《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1999），王名等人的《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2001）等则以个案研究为主对民间组织进行研究，但是通过研究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国内学者从某些或某类民间组织入手来探讨民间组织发展情况的研究并不多，从个案研究这一角度对民间组织进行研究还存在着不足。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们关于民间组织的研究大致上是从这一些方面进行的。综合来看，比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对民间组织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国内的学者对民间组织的理论研究比较多，但是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未达成共识的。比如民间组织概念的界定、分类及特征、研究方法的统一等。（2）研究视角单一。我国学者对民间组织的研究，大都以经济管理学、政治学领域研究和从整体角度研究的居多，对于民间公益组织的个案研究虽有涉及，但还是比较缺乏。本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采用实证调查、个案访谈、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以淄博市“绿丝带”公益组织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探寻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路径具有很大理论及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名.中国民间组织三十年――走向公民社会[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 黄晓勇.中国民间组织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 马庆珏.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与管理[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年版，2007.

[4] 莱斯特・M.萨拉蒙等著，贾西津，魏玉等译.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第15篇

【关键词】古诺；伯川德；综述

博弈论，是系统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经济学文献中对博弈论最早研究的是Cournot，和Bertrand，古诺在1838提出以产量竞争的古诺模型，伯川德在1883年提出以价格竞争的伯川德模型，这是博弈论中经典的两大博弈模型。

对寡头垄断的研究开始于Cournot，和Bertrand。古诺模型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古斯丁？库尔诺（古诺）于1838年提出的，是纳什均衡应用的最早版本。古诺模型是一个只有两个寡头厂商的简单模型，该模型也被称为“双头模型”。 古诺模型的假定是：（1）市场上只有A、B两个厂商生产和销售相同的产品，生产成本为零（2）他们共同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线性的，A、B两个厂商都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曲线（3）A、B两个厂商都是在已知对方产量情况下，各自确定最大利润的产量。

伯川德模型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约瑟夫？伯川德（Joseph Bertrand）于1883年建立的。古诺模型和斯塔克尔伯格模型都是把厂商的产量作为竞争手段，是一种产量竞争模型，而伯川德模型是价格竞争模型，伯川德模型的假设为：（1）各寡头厂商通过选择价格进行竞争；（2）各寡头厂商生产的产品是同质的；（3）寡头厂商之间也没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串谋行为 。

寡头竞争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讨论在何种情况下寡头才能取得行动优势。Dowrick（ 1986） 通过对寡头模型分析， 指出只要寡头在市场竞争中的反应函数不同， 寡头将会争取相应的先动优势或后动优势，而Muceller （ 1997） 研究了在特定产业周期中， 领先寡头先动优势的路径依赖问题。Vander Werf 等（ 1997）则对研究先动优势的实验方法论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不同的实验方法对结果有显著影响。Kuguchi（ 1999） 通过双寡头模型的分析， 指出反应函数的不同， 不仅造成博弈均衡的不同， 也导致斯塔尔博格模型和古诺模型下利润和总产量的不同。Atsumura（ 1999） 通过对有限多阶段古诺双寡头博弈模型的分析， 研究存量在多阶段博弈中的作用，以及成为斯塔尔博格领先者的条件。Huck 等（ 2001） 研究了古诺竞争博弈中的学习模型， 并对双寡头斯塔尔博格模型和古诺模型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对不同模型下的产出总量和效率进行比较。接着， Huck 等（ 2002） 又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双寡头斯塔尔博格模型中外生条件对博弈结果的影响。以上的研究主要关注双寡头经典竞争博弈模型现在已经有学者针对多寡头竞争的情形进行深入探讨。最近对双寡头垄断的研究开始集中于“Cournot-Bertrand”模型，即为垄断者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不同的战略，一些垄断者可以选择产量竞争，另外一些垄断者可以选择价格竞争。具体的研究成果如下：Singh and Vives（1984）分析了Cournot，Bertrand，Cournot-Bertrand 寡头垄断模型，得出结论：结论一：可替代品的古诺（伯川德）竞争是互补品的伯川德（古诺）竞争的完美对偶。结论二：在线性需求结构下，不论产品的性质如何，伯川德竞争都比古诺竞争更有效率。结论三：在两阶段博弈中，对企业i来说，当产品是可替代的产品时，其占优策略为选择产量合同进行古诺竞争；当产品是互补时，其占优策略为选择价格合同进行伯川德竞争。

Hackner（2000） 指出如果两个以上的企业，在价格竞争条件下会比在产量竞争条件下价格更高，发生的在产品差异化程度较大并且产品又是互补的情况下。如果产品是相互替代的，高质量的企业在价格竞争下会比产量竞争下赚取更多的利润。最终文章得出结论：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哪种竞争更为有效。Zanchettin（2006），在文章中，比较了在线性需求和成本函数有差异的寡头垄断模型，Cournot和Bertrand模型下的区别。进一步的延伸了Singh and Vives（1984）的模型，证明了公司的产品差异化大大减少了公司和行业的利润。

Horton（2011），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了一个双寡头垄断模型，一个Cournot类型的企业，一个Bertrand类型的企业，得出了以下结论：在产品差异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两种类型的企业都能达到稳定的均衡；如果两种产品无差异，那么仅仅有Cournot类型的企业在竞争中可以幸存，均衡的结果类似完全竞争市场。文章在Singh and Vives （1984）的模型的基础上又得到了两个有趣的结论，结论一：只有在两种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足够大时，才能确保一个稳定的均衡。结论二：当产品是完全同质时，Bertrand类型的企业的产量为零。Tremblay（2009），指出古诺在产量竞争条件下建立了一个纳什均衡，而伯川德在另外的一种条件下建立的一个纳什均衡，对于两种战略选择：产量竞争还是价格竞争，通过研究Cournot-Bertrand模型发现，在动态和静态两种条件下，一个企业选择产量竞争，另外一个企业选择价格竞争，通过建立一个模型来证明Cournot-Bertrand模型是可以达到一个纳什均衡的。Kreps and Scheinkman（1983）指出，企业是选择价格竞争还是产量竞争最终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在现实的社会当中，Cournot和Bertrand的行为时可以被观察到的，举个例子，农民会在当地的农产品市场上设定产量，而餐馆则通过设定价格，混合的Cournot-Bertrand行为还可以发生在小汽车市场上，在Saturn 和Scion零售商会设定价格进行竞争，而在Honda，零售商们则会通过设定产量进行竞争Trembla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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