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诉讼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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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新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132-01

原有的刑事诉讼法仅在第152条、第34条和第14条中对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进行了明文规定，还未能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切实有效的特殊程序。新刑事诉讼法对此进行了完善，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原则和方针进行了明确

在诉讼中原则和方针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为挽救、感化、教育。公安司法机关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说服教育，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原则有3个方面：1.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是应该坚持的矫治和教育，要使用非刑罚化的方式进行处理。2.保障其诉讼权利。未成年人不仅与成年犯罪嫌疑人享有同样的各项权利，而且还享有特殊诉讼权利。3.专业化原则，要指派专业公安司法人员处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

（二）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特有权利进行了完善

首先，未成年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具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根据原刑事诉讼法只有未成年被告人才能够获得法律援助，而且仅限于审判阶段，未成年人接受由人民法院直接指定的律师为其进行辩护。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有权利获得法律援助，并将辩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审前阶段。

其次，对未成年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适用逮捕措施应该受到严格限制。为了避免羁押对未成年人的正常成长造成伤害，甚至造成交叉感染的现象，在决定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对逮捕的必要进行综合衡量，根据其犯罪的社会危险性、主观恶性、情节和性质进行考虑，对适用逮捕措施进行严格的限制。

第三，在处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时应该进行分案处理，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进行分别羁押，并使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工作，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进行维护，避免其受到成年人的感染。

第四，法定人和其他有关组织代表应该在讯问和审判时到场，代表未成年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同时履行监督、教育、沟通、抚慰的职责。如果法定人为共犯或者不能到场，也应该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成年亲属，或者当地的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代表，如果在询问和审判过程中发现办案人员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法定人还可以进行补充陈述。

第五，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实行不公开审理制度。由于在原刑事诉讼法中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由于做法不一很容易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犯。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通过不公开审理的方式来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和尊重。

（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制度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的效力、监督考察、适用条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适用条件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犯财产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以及可能判处刑罚为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等案件，并具有悔罪表现。适用程序方面，被害人和公安机关的意见不作为适用前提。在监督考察程序方面，犯罪嫌疑人在附条件不考察期内的表现应该由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考察，要求其监护人履行管教职责。

其次，确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应用。社会调查的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也可以委托其他组织或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监护教育、犯罪原因和成长经历以及与安全有关的其他情况进行调查，为未成年犯罪人的惩治和教育工作提供必要的依据，提高教育和矫治的效果。

第三，实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制度。根据新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在刑满释放之后面临就业和入户问题是无须向有关单位进行告知，尽量消除未成年人在升学和就业过程中面临的犯罪记录的负面影响。不得向任何个人和单位提供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

二、新刑事诉讼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价值

（一）体现对未成年人诉讼利益的特殊保护

由于未成年人缺乏对社会和法律的充分了解，防御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较低，往往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劣势。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了第三大世界公害，社会、学校和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新刑事诉讼法从宏观层面制定了相应的原则方针，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应该对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进行保障。

（二）刑事政策应该宽严相济

我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就是区别地对待刑事犯罪，体现当轻则轻、当重则重的原则，在震慑和打击犯罪的基础上减少社会对抗。鉴于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模仿欲和好奇心，辨别是非的能力较低，社会危险性较轻，犯罪后的悔过愿望较强。因此应该尽量通过教育感化使未成年人能够回归社会。因此应该给未成年人更多的改过自新的机会，达到减少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三、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符合国际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充分发挥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第2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00

[摘要]近期出台了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相关刑事诉讼制度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该法明确了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并规定了未成年人特有的权利，确立了三种特殊的制度，给未成年人以更好的保护。本文阐述了旧刑事诉讼中关于未成年人的相关规定中的不足，并解读了新刑事诉讼的完善措施。

[

关键词 ]未成年人；新刑事诉讼制度；完善措施

引言

近年来，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出现了很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屡禁不止。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为办理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案件而制定的一系列合理的诉讼制度。未成年人具有其自身的年龄特点，其生活阅历还不够丰富，在心理承受能力和生理方面都与成年人存在很大的不同。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本身的特点，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教育意义，使未成年人能够从本质上意识到自身所犯下的错误，并在以后的生活中有意避免出现相同的错误。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给未成年年人以最大的保护，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旧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意味着国家开始从法律上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逐步增多，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指出要从源头上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中，要充分确保其诉讼权利，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法律援助，充分根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建立规范的法律文件，建立相应的检查制度等。虽然，我国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政策基本上形成了未成年人司法框架，但始终没有将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到刑事诉讼上，没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制度，大大降低了对未成年人诉讼保护的法律效力，严重阻碍了我国诉讼理论制度的发展。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方法和原则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也应当区别对待。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因未成年人自身的年龄特点，他们具有很好的可塑性，因此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更应当坚持教育为主的原则，尽可能采用非刑罚化的处理方式，情节相对较轻的尽量不罚。新刑事诉讼为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提供了更好的保障，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要保障未成年人享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并保障其应当享有的特殊诉讼权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受理人还应当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充分发挥自身的指导作用，使未成年人能从根本上意识到自己应走的正确的道路。

（二）完善未成年人特有的权利

首先，未成年人有权获得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一种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公益性事业，在维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作为法律援助对象，增加了制定辩护的义务主体，能够确保未成年人获得法律援助，更好的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严格限制使用逮捕措施。逮捕是在一定时间内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并将其送到制定场所的强制性措施。实行逮捕后，犯罪嫌疑人就会被羁押在特定场所，而不太可能取保候审。如果对未成年人实行逮捕，就是将未成年人与社会隔离，将会对未成年人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影响其健康成长。由于未成年人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很容易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在羁押过程中与其他犯罪者的交流，很有可能会使未成年人向惯犯或累犯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严格限制使用逮捕措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切实根据犯罪事实，及该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危险性，尽可能不实行逮捕措施，并对未成年人从轻处理。

再次，坚持分案处理原则。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在处理案件时，也应当分开处理，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进行分别关押、分别教育。一般情况下，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且其可塑性比较强。坚持分案处理的原则就是为了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不良成年人的影响，更好得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做好教育工作，使他们能够早日重返社会，重新做人。

最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采取不公开审理政策。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这样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和隐私，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尊重，保护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度的三种制度

首先，对于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认为暂时不起诉较为合理的可以附加一些条件或期限暂时不起诉，以便于未成年人日后顺利回归社会。其次，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个别对待，实施社会调查制度，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仅要查明案件本身情况，还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相关信息做全面分析和调查，从中确定更为恰当的处理方式。最后，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未成年人犯罪很可能是因为一时糊涂，冲动而犯下错误，如果将其犯罪历史公开化，不利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

结语

未成年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未来建设的接班人，承担着祖国建设的重担。一旦发生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仅意味着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还会影响到对未成年人的培养，甚至影响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为未成年人提供了更多的诉讼权利，可以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未来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赵秉志,王鹏祥.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05:40-47+59.

[2]王鹏祥.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2,08:22-24.

[3]潘杰.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思考[ J ].法制博览(中旬刊),2012,08:188+160.

[4]冀祥德,齐蕊.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制度的完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01:6-9.

[5]邱日新.浅析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3,06:234.

[ 6 ] 吴献萍.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J ] .行政与法,2008,07:94-97.

第3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97-02

我国并没有制定专门的刑事案件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与未成年人案件相关的法律规范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义务规定、轻责任追究。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给对未成年人保护带来新的希望，但是笔者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解读以及对司法实践的反思，认为该法以及上述的法律规范依然存在不足。目前，留守儿童、父母离异儿童、贫困地区儿童犯罪的增多，必须引起法律工作者和整个社会的重视，更亟须各方合力将国家法律明确要求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坚持“少捕慎诉”的办案态度、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法原则以及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实。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立法保护的状况及不足

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保护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新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三项制度：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1.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有个人法制观念差、家庭成长环境恶劣、社会治安环境较差等多种因素造成。通过分析其成长的经历、犯罪的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由此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进而确定量刑的长短，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以及国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尊重和爱护。对于如此重要的制度，如果只依靠辩护律师的一己之力去调查，显得十分单薄。立法者通过这一规定的设置，意图强化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的责任，敦促司法机关收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但是，该法上述规定实施起来可能会被司法机关因为“人手不足，财力不厚”等借口或确实存在的理由推脱，抑或是司法机关受“有罪推定”的传统观念影响使其为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缺乏动力。更何况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是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而不是“应该”或“必须”对其调查。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个机关的权力。上述规定缺乏刚性，实施后各个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将无法避免。

2.附条件不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附条件不的处理后果有两种：其一，继续移送；其二，作无罪处理。

通过解读上述法律规定的含义，检察院似乎越权行使了人民法院的定罪量刑权，有违宪法、行政法立法者对权力设置的本意。但这项制度设计对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也意味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阶段便有可能提前重获人身自由。该法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若要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必须审查未成年人是否具备以下四个硬性条件：一是罪名条件，触犯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第五章侵犯财产权利，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规定的犯罪罪名。二是刑期条件，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三是客观条件，行为上必须有悔罪表现。四是程序条件，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在肯定新《刑事诉讼法》确立附条件不制度的进步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附条件不制度适用的范围偏窄，适用条件过于苛刻的缺陷。笔者认为，诸如刑法分则第二章的过失犯罪罪名以及第三章诈骗类罪名，在刑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少，但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有可能比侵犯人身权利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更轻微，主观恶性更轻，但却没有列入附条件不的范围，有违重罪重判，轻罪轻判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精神。

再者，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若过于强调听取被害人意见，使得附条件不这项制度将难以实施，虽然法律未对听取被害人意见之后该如何处理做规定，但这势必会引起被害人的心理不服，而立法上又是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具备上述条件时，是“可以”而非“应该”做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实务中，若被害人得知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附条件不的最后结果是作无罪处理的决定，会引起大多数被害人的不满，进而不断申诉、上访。人民检察院迫于压力可能选择，这会使得附条件不的法律规定成为形同虚设。

3.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上述法律规定将产生的积极效果不言而喻，但规定得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开展和操作，且该项立法留有很大的裁量余地，诸如缺乏记录封存的主体、封存的程序、解封程序、保密规定、责任等相关规定。对于违法泄露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未规定相应法律后果，缺乏执法主体。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能会流于形式。

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建议

1.制定刑事未成年人保护单行法

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规范过于散乱、宽泛，不便于遵守和执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刑事案件未成年人保护单行法尤为重要。刑事案件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比其他任何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措施更加迫切。只有整合多种法律资源，才能将刑事案件审判中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犯罪事前预防和未成年人犯罪后回归社会的法律防治体系建立起来。

2.加强执法者的法制观念，严格执行社会调查制度

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第2条第5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依法少捕慎诉。”“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以批捕率、率等情况作为工作考核指标。”但部分司法机关违背上述规定，仍以批捕率等作为办案效果的考核指标。办理未成年案件的部分公安人员不熟悉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有的甚至不具有执法权。个别落后地区的公安人员、检察官法治观念有待提高，把有些依法可以从轻、减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将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执行的制度，并需提高执法者的素质。

3.缩小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的自由裁量权

立法上应明确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符合附条件不的条件下规定为“应当”而不是“可以”做出不的决定。缩小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厘清了各权力机关依法行事的界限，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且免于人民检察院承担被害人长期上访困扰的思想包袱。

4.扩大适用附条件不的范围

根据“罪刑法定相一致原则”，触犯了特定的罪名，便需要承担相应的刑罚。而犯了什么样的罪，实质是由侵犯所属性质的法益来认定的。纵观刑法分则罪名的篇章设置顺序，也不完全由法益侵害的大小排列的，况且在刑法里有设置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侵犯刑法分则第二、三章的类罪名所造成的法益损害完全有可能比侵犯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的类罪名所造成的法益轻。依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既然重罪能够适用附条件不制度，轻罪就更应该适用。为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笔者建议把刑法分则第二、三章也列入可适用附条件不制度的范畴。

5.细化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法律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性，应细化法律条文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以下方面的规定：执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主体仅限于审判机关；封存期间应有具体的监督管理部门；解除封存犯罪记录需要符合特定的法定情形和程序；依法查询单位泄露秘密后责任的承担。

三、结语

法谚有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在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便是完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法条中用较大篇幅设置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篇章，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凝聚了立法者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理念和较高的立法技术，有利于通过新的诉讼程序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公正的司法待遇和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条件。只有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其不足之处，才能把纸上的法律条文变成活生生的，可以被人们遵守和信仰的法律。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小组.中国少年司法[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2]刘浪，景孝杰.附条件不制度的构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5）.

[3]朱丽群，赵宁.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践探索和程序构想[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S1）.

第4篇

    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除保障其享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作为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外，还要注意认真落实其作为未成年人所享有的一些特别权利。从有关规定来看，主要有两点：

    1.法定人的在场权。我国刑事诉讼法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未成年人心理尚未成熟，法定人在讯问、审判时到场，有利于未成人的情绪稳定，也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从这一点来看，法律虽然规定是可以，但为保障诉讼目的实现，司法机关在没有妨碍诉讼进行的例外情况时，一般应通知法定人到场。

    2.获得辩护人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法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时，不但其诉讼地位决定了其行使辩护权的困难，而且未成年人本身这一主体的特点就决定了获得辩护人帮助的迫切性。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对于保障未成年人被告诉讼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第5篇

【关键词】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立法保护；司法保护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相应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框架都已经初步构建，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设计相关制度的同时却对未成年被害人缺乏相应的关怀。各大媒体报纸上出现的诸如伤害无辜儿童，驾车冲撞学生，校园门口捅刺学生，教师、养父猥亵、未成年女童等案件早已屡见不鲜，以校园暴力为题材的影片《少年的你》上映后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良好的法律不应当仅仅保护少部分人的利益，而应保障所有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如今未成年人受到犯罪行为侵犯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加，未成年人屡屡被害，司法作为其报复的唯一合法手段，其诉讼权利的享有、实施、保障和救济乃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法律保护的不足之处

从当前我国立法的实际状况来看，《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相关权利设置了参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条款，在立法层面享有被害人共有的诉讼权利和未成年被害人特有的诉讼权利。然而，面对存在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案件，我国针对诉讼权利保护的水准和力度存在诸多不足，在立法与实践中也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一）立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诉讼权利立法保护总体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内容大多是参照被害人的有关规定，未针对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的特点做出适合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规定。具体权利分散在《刑事诉讼法》的各处条文之中，没有形成相应的体系。诉讼权利的相关内容不够系统，针对不同类型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也没有特别的规定。有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不同于普通的刑事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应当有能够体现对其特殊保护的细化制度，但我国在立法层面相较于日本、德国等地区而言都是空白的。2．具体诉讼权利存在的不足之处被害人知情权呈现分散化的特点，《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都需要对被害人进行程序性的告知，但对未成年被害人停留于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未成年被害人应当对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进行全面告知，并充分尊重其表达权，对于不履行告知义务也缺乏相应的救济，对于诉讼权利的简单告知并无法使未成年被害人有效地行使权利，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当中。关键节点如鉴定结论的告知、退回补充侦查、附条件不起诉、解除强制措施、起诉罪名和内容等也没有适当地强化，案件进展情况不能及时告知未成年被害人无疑是对其的二次伤害。传统的刑事诉讼中，重刑轻民的现象严重。未成年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往往容易产生“恶逆变”，转身成为新的加害人。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健康精神抚慰的不足往往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当今《刑事诉讼法》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被害人也是求偿无门。民事案件中的一些侵权案件往往能够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然而性质较之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却无法获得，仅仅依据被告人贫困等原因似乎并不足以抵消这层逻辑上和现实上的矛盾。2013年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对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条件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关于未成年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规定更多地表现为宣誓性的特点，对于申请程序、救济方式等还未进一步细化。且相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的强制法律援助，未成年被害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需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和经济困难。基于这两层限制，十分容易导致虽然在规范性文件中赋予未成年被害人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为一纸空文。公、检、法、司虽然在2013年联合出台了两部司法解释填补立法空白，针对性地规定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的基本制度，但由于效力位阶较低，还需法律的进一步跟进。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知情权与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从知情权来看，司法机关对被害人负有对最终处理结果的程序性告知义务，但对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对被害人有重大影响的内容，往往就不告知被害方，导致被害人对案件侦查进展、案件审理信息的获得较为滞后。在案件信息获得上不充分及时，不但知情权严重受损，参与权也在无形之中被侵犯和剥夺。从参与权来看，未成年人被侵害以后往往不懂得保存证据，加上案发地点较为隐蔽导致很少有目击者在场等客观原因，往往在立案过程中因提不出有力证据证明有案件事实发生，因而难以达到立案标准，公安机关不予以及时立案，实践中常常出现公安机关不主动侦查搜集而让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形，未成年被害人报案控告权行使时的司法反应有待进一步完善。2．民事赔偿请求权和获得司法救助权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刑事司法过程中“重刑轻民”的危害性在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中更甚其他，对于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法院一笔带过，在执行中也往往难以执行到位，并且精神损害赔偿也不被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所认同。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刑事和解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但对于大多数案件被害人没有获得合理的赔偿，使被害人的境况十分凄惨，被害人流血又流泪，导致长期上访、行凶报复，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司法救助本身在立法制度上就不完善，一方面，在民事赔偿上国家司法救助不能及时跟进；另一方面，及时给予补偿也仅限于经济补偿，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疏导、评估、跟进也处于缺位状态。3．法律援助权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之处未成年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人，但我国尚未建立指定制度。未成年被害人虽然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赋予了未成年被害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形式化的书面告知，程序和内容都过于简单，申请门槛又高，流于形式的倾向十分明显，未成年被害人受到法律援助的比例非常之低。申请后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情况也存在时间不确定的问题，未成年被害人这边对进展情况一无所知。虽然未成年被害人享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在立法上是一重大进步，但在司法的落实中还有诸多有待完善之处。4．合适成年人在场权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之处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需要合适成年人在场对其进行监护，未成年被害人受到侵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监护人监护不力所致，一些父母缺乏专业知识，不知如何维护权利，担任未成年被害人的合适成年人往往是不太合适的。然而，合适成年人选任范围和备选范围都十分有限，选任程序也不够科学，该类人群缺乏法学或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往往不了解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状况，往往难以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达到设计此制度的初衷，甚至流于形式，单纯为了完成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交给自己的任务，并未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专业程度明显不足。

二、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法律保护的完善

（一）加强诉讼权利立法上的系统化与专门化

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如今分散性明显，在立法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章规定显然还不足以实现现实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未成年人司法特别程序依据国外的学说理论和实践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且在一定程度上汇成了某种世界性的潮流。我国在未成年人特别司法程序的构建中，应当将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纳入立法的讨论范围之内，并专门构建一章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规定，当中应当包含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案件的处理原则，诉讼权利内容、救济途径、特殊保护制度等内容。以此弥补当下系统性的立法不足。

（二）加强知情权和参与权的保障

1．扩大知情权的范围作为参与案件的前提性权利，知情权的保障往往决定了未成年被害人能否有效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简单的程序性告知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司法的要求，知情权对未成年人被害人应当达到的标准应当不仅“知道自己有权”，而且应当“知道这些权利的意义和如何使用”，对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应当给予未成年被害人足够的耐心，进一步加强释法说理。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未成年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不应该被忽视，立案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不立案、撤销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都应当在第一时间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听取其理由并说明做出决定的原因。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决定也要立即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并且告知权利的救济渠道，附条件不起诉的应当充分尊重其表达权，仔细考量其意见最终做出综合认定，决定是否起诉。审判阶段，起诉书内容和量刑建议等法律文书也应当及时送交未成年被害人。在案件进展过程中，凡涉及程序进展且对未成年被害人可能有重大影响的，都应当与未成年被害人及时联系，不应让其诉讼主体的地位被忽视和旁置。2．设置特殊的参与权行使方式首先，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报案、控告的案件设置更为宽松的立案标准，立案后侦查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取证、固定证据；对于侦查机关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的复议、复核、申诉时间可以相较于其他案件适当缩短。其次，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与成年被害人案件程序进行区别处理，设置专门的程序、专门的专业工作人员进行专门地对未成年被害人专有的询问方式，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有效参与，还可配套设置心理疏导等司法救助。最后，建立询问制度，在询问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对于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给予适当的提高，设置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允许不出庭做证也能够对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进行采纳，融入自由新证的内容，建立特殊的证据证明标准。

（三）加强民事赔偿请求权和获得司法救助权的保障

我国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也没有设置例外，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同样仅仅包括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无论是精神损害赔偿金，还是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都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民事案件中的一些侵权案件往往能够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性质较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却无法获得。在今后的立法中有望完善的是给予未成年被害人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赔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可由国家出面代为赔偿而获得向被告人的代位追偿权，保证赔偿金额能够及时、足额到位。

（四）加强法律援助权的保障

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甚至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范围也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扩大援助范围，减少经济困难的前置条件，申请程序进一步细化落实，保证及时告知，设置程序瑕疵的补救措施和程序惩罚。对于侦查阶段对未成年被害人也应当提供法律援助，可探索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指定制度。对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拒绝法律援助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有权申请复议，对于法律援助所需的大量资金也可设置基金补充财政的单方支持。对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的律师也应当专业化，由熟悉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的律师进行援助，对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尽可能指派女性律师。

（五）加强合适成年人在场权的保障

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不宜到场的，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合适成年人的选任和参与却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内容，笔者认为应当将合适成年人在场作为未成年被害人案件的必经程序，给予一段合适成年人和未成年被害人单独沟通的时间，并给予未成年被害人拒绝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具体制度可以参考未成年人强制辩护中拒绝辩护的制度。在立法上合适成年人参与的程序及其享有的权利（知情权、异议权、参与权等）和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到场义务、保密义务、回避义务、不干扰司法义务等），需要立法上进一步明确，合适成年人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的过程中如何参与、发挥什么样的职责及相关制度的衔接也应当进一步完善。

三、结论

在未成年人遭遇刑事犯罪侵害的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加强诉讼权利的法律保护，是杜绝未成年被害人走向“恶逆变”而恶性循环滋生犯罪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保障人权价值的深刻体现，更是维护家庭、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受到摧残的花朵更需要精心的维护，笔者基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最大化的初衷，提出些许不成熟的建议。尽管研究肤浅和单薄，但希望在相应制度的完善和诉讼权利保护力度加强的条件下，法律能够在伤害发生前有效预防未成年人遭受刑事伤害案件的发生，在伤害发生后有充分合理的权利保障帮助未成年人早日从遭受伤害的痛苦中走出来，以此守护好未成年人自由、快乐、健康的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1］李春红．论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保障［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8．

［2］胡胜．未成年人犯罪民事赔偿问题反思与重构［J］．法律适用，2017（23）：97-103．

［3］杨阳．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D］．济南：山东大学，2017．

［4］苑霞，谢殊曼．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9（35）：216-218．

第6篇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主要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所采用的一系列诉讼制度。与成年人不同，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尚不成熟，无法按照统一的刑事诉讼制度。区别开来，能够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且有利于防治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特别是在新刑事诉讼法的提出，结合以往实践经验，考虑未成年人群体特点，设置了专门诉讼程序，以此来加强对未成年人诉讼权益的有效保护。

一、原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滞后性分析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一直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没有松懈，出台了很多相关法律法规。1991年，正式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等方针，对其进行保护。1999年，出台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样坚持教育为主原则，明确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中要保障未成年人群体的诉讼权利。虽然我国出台了规范性法律文件，但深入到细则当中发现，我国始终没有构建完善的司法制度框架。加上各个部门协调和沟通力度不够，无法实现统一。原《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诉讼程序的规定，能够反映对此类群体权利特殊保障的条文仅有三处。其中第14条件来看，在审判现场，可以通知嫌疑人、被告法定人到场。第34条，规定如果被告人不具备到场条件，且没有辩护人，人民法院应为其提供辩护人。可见，原诉讼程序只进行了一般性规定，存在条文少、规定散等特点，无法形成独立的程序，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外部环境变化日新月异，对未成年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加上家庭、学校教育的疏漏，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持续上涨态势。对刑事诉讼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加强对制度的调整势在必行。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保留原有制度中的先进部分，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强调了加强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决心。

（一）明确案件方针

与一般刑事案件不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有特殊性，故在办理中要区别对待。新刑事诉讼法强调在司法实务中，审理人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并提出三个处理原则。具体来说：首先，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强调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如果出现可罚可不罚情况，要尽量以不罚为主。其次，保障主体诉讼权利原则，即依法保障其享有的特殊诉讼权利。最后，专业原则，即参与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要具有专业性，充分掌握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按照上述三个原则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二）完善诉讼特有权利

首先，嫌疑人、被告人能够获取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强调公平、公正，在维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原有的法律仅强调对被告人的援助、且限于审判阶段。而新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范围扩大，法院、检察机关等都需要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义务。同时，将辩护扩展到审判之前，以此来提高法律援助有效性，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其次，限制适用逮捕措施。逮捕属于强制，一旦实施逮捕，嫌疑人将在特定场所被羁押，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可能性变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逮捕等同于羁押。如若采取逮捕，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危害较大。同时，羁押也可能出现“交叉感染”，导致未成年人向惯犯、累犯转变。因此，针对此类案件，要严格限制逮捕措施，针对犯罪嫌疑人来说，要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综合衡量各项行为产生的社会危险性，如果存在可捕可不捕的情况，可以选择不捕。同时，在逮捕前，人民法院还要参考辩护律师的意见，切实保障嫌疑人。最后，分案处理原则。该项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处理案件时要与成年人犯罪案件分开处理，并对未成年人进行分别关押、管理和教育。采取该项措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未成年人免受不良影响。同时，还能够维护好未成年人隐私，通过合理的教育和引导，避免其再次犯罪，早日回归到社会当中。除此之外，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一律不公开。不公开原则的执行能够保障未成年人的名誉和隐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挽救未成年人。

（三）确立诉讼程序特殊制度

一是不制度。附条件不制度适用于审前分流案件，针对不需要的案件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处理，以此来减少审判负担，且能够有效提高审判质量。将该项制度应用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中，能够实现对其进行非犯罪化、非刑法化的处理，为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如新刑事诉讼法职工的第271条明确了附条件不适用条件，在做出附条件不前，要参考公安机关等方面的意见，如果存在异议，检察院要做出决定。二是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是办理机关针对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时，除了要查明案件自身的情况，还需要了解相关信息，根据此进行针对性处理，突出刑罚个别化特点。采取该方法，能够将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降至最小。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要根据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动机等情况进行充分把握。可见，社会调查主体是公安机关，调查内容涉及更多，为教育和矫治提供更多支持。三是记录封存制度。该项制度是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要进行密封保存在有关机关，除法律规定外，任何人不得查询。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身心发展不够完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刑事责任人，可能因一时失足误入歧途，一旦贴上犯罪标签，他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对待他，将会伴随其一生，对其未来升学、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为此，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此基础上，不仅能够弱化对未成年人犯罪标签效应，且有利于引导未成年人在日后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三、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思考

针对新刑事诉讼法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虽然通过专章刑事对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仍然宏观和粗放，为此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丰富。

（一）增强立法模式独立性

现如今，世界范围内，对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立法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宪法、特殊程序及单独制定。其中前两者都存在一定弊端，如对宪法形式来说，司法人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观意识干涉过多，针对同一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别。而特殊程序会受到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无法对案件作出全面、系统的裁决。因此通过单独立法模式，能够对诉讼具体内容进行专门、针对性设计，能够加快制度协调发展。如美国的《少年法院法》等是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专门性刑事立法，我国可以在恰当的时候进行独立立法。

（二）适度放宽不条件

附条件不应适用于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主要原因是三年是划分重罪与轻罪的分界线。针对轻罪可以实施附条件不，这一做法在其他国家也非常普遍，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目前，在国内，对于上述情况我国也采取了缓刑措施，如拘役、管制等，适度放宽不条件，给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细化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为实施教育和矫治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但在规定过于笼统，还需要在一些方面加以明确。如根据规定，社会调查主体仅限于公安机关等，但具体以哪个主体为主没有规定。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原则上应以公安机关或者其委托的组织进行社会调查，为侦查案件提供参考依据，且能够为后续审判奠定基础。对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调整，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该项制度设置根本目的，即明确未成年人犯罪基本情况，使得案件处理更具权威性。而针对社会调查方式来看，要以实地调查为主、书面为补充方式，具体要以实际情况为依据，选取灵活的调查方式。在实践中，深入到学校、家庭等进行实地调查，以此来提高调查报告的客观性和合法性。

四、结论

第7篇

一、强化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司法理念。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各地对未成年刑事案件采取不尽一致的做法，有的注重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有的却较为淡化。各地思想认识还不一致，司法理念有所差异。因此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的理念。一是始终坚持一个方针、一个原则，即“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方针和原则是指导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的标准，在出现法律规定不具体，法律条文解释有分歧时，按照以上的方针和原则进行解释或处理，处处体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的司法理念。二是特别注重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认识问题的能力还不足，尚不能完全以自身的能力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独立的行使诉讼权利，所以要特别注重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如，在讯问未成年人时及时通知其法定人到场等，有利于未成年人减少对抗，悔过自新，回归社会。三是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尽量实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处理，注重亲情关怀。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坚持少捕、慎诉，对未成年人实行分案审理、分别羁押、分别教育、分案等特殊程序，体现社会的人文关怀；实行亲情会见，文明、规范、人性化讯问，缓减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释放亲情关怀；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当中尽量不穿制服、庭审中使用“检察寄语”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等。对未成年实行特殊的司法保护，也是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四是注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犯罪预防。办案过程中，认真走访未成年人家庭、所在社区和学校，了解其性格特点、生活现状、成长经历及走上犯罪的原因，宣讲法律及犯罪的危害性，避免再次误入歧途；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拓宽检校共建范围，指派经验丰富的干警深入校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活泼的法制教育活动，结合案情为在校青少年上法制课，以案释法，营造青少年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二、强化专业性，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业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新刑事诉讼法设专章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并适用了特殊程序，这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不同之处，强调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重视，对检察机关适应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检察机关建立专业机构提供了基础。

因为，一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要求熟悉未成年人特点、掌握其心理特征的专人办理。以前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案件的专门机构大多设置在对未成年人保护重视的地区，机构设置不尽统一，如上海三级检察院均设置有专门的机构和编制。有的是在地市级所在基层院指定一个基层院专门办理辖区内的未成年人案件，如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设立未成年人公诉局办理市区4个基层检察院的未成年人公诉案件。大多数检察院尤其是基层检察院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有的也只是指定专门的人员成立办案小组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这些不适应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特殊刑事诉讼程序的更高要求。成立专门机构可以保证未成年人案件分案审理、分别、分别羁押，能够加快案件办理进程，缩短办案周期，避免和减少交叉感染。二是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对附条件不考察的客观要求。由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的帮教考察由检察机关完成，而目前检察机关案多人少，很难抽出人员或很难专业性地对附条件不的未成年人的活动进行有效地跟踪考察，由一般的案件承办人员进行考察，由于缺乏专门性，很难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在学校、社会、家庭中的各种表现，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可以更专业地由专人进行考察，提出考察报告，不至于使考察流于形式，保证这一检察环节的特殊制度落到实处。只有稳定的队伍，专门的机构，才更能适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程序要求。三是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内在客观需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普通刑事程序区别较大，如卷宗材料要标注未成年人字样，由专人保管，分案诉讼，分别讯问，分别羁押，分别审理等特殊要求，由专业的机构和人员办理，更能体现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符合司法工作专业化、精细化发展趋势和方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特殊性也要求有专业的机构与人员进行办理，从而提高办理效率，保证办理质量，所以检察机关有必要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机构，配备专业的未成年人办理人员。四是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已经有较好的经验和外部条件。据《检察日报》报道，目前，全国成立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构298个，没有独立编制的303个、专门办案组1434个，这为下一步在其它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积累了良好的经验。同时，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外部条件适宜，2010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的建设。这为成立专门的未成年刑事检察机构提供了强力政策支持。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未成年的关爱，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也有利于党委政府对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认可和支持。所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汇报，积极争取，顺应形势，及早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为提高未成年刑事案件质量打好扎实的基础。

因此，除个别人员稀少、地处偏僻的基层检察院外，一般在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同时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以加强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监督，适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殊需要，顺应社会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时代潮流。

三、强化制度完善性，加紧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制度的完善和修改。新刑事诉讼法设立未成年特殊诉讼程序，是刑事诉讼的较大修改，许多程序的设计都是以往刑事诉讼程序中所没有的，虽然这些制度的设计都是在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来的，但相对于一个检察院来说，更多的是新生的诉讼程序，即使以往已有的制度，相对于新的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也要进行调整和完善，所以结合新的特殊程序，加紧修改或完善各种制度，以适应其特殊要求。一是制订完善讯问未成年人通知法定人制度。细化对法定人身份核查、讯问过程、监督保障等环节进行具体规范。明确将讯问情况作为案件卷宗的必备内容。二是对附条件不制度进行完善。现有的规定与以往工作实践有较大差别，如，汝州市检察院在2010年办理了河南省首例附条件不案件，刑事诉讼法专家樊崇义教授参加并进行了指导，汝州市检察院出台了附条件不制度办法，但是以往的实践与现行法律的规定出入较大，如附条件不的适用范围为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考察期为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等，这些都与新刑事诉讼的规定有较大出入，需要进行完善和修改，严格按现在新规定操作，防止突破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是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考核机制的完善。由于附条件不案件，程序繁杂，办案人员责任大，考察帮教工作量大，办案人员顾虑较多，如果还按以往的考核办法，很多办案人员不会主动去适用附条件不，而是走一般的渠道，以减少工作量，减轻责任，从而使这一检察机关多年探索出来的较好制度在实践中搁浅。因此，针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案件，要改变或完善相应的考核制度，提高办案人员的主动性，减少他们办案的顾虑和担心，为这一制度下一步的推开积累实践经验。四是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特别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但是对于封存的主体、封存的程序，以及查询的程序都需要检察机关内部的相关制度进行明确与细化。

第8篇

经过认真总结多年来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实践经验和改革探索,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有80%的少年犯被判处监禁刑,在德国,只有4%的少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则更低,仅为1%,因此,我国法律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是对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一次重要推进和完善。回顾历史,我国古代先有矜老恤幼的传统法律,后取西方司法人道主义传统之精华,由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发展到加入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公约,从出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三非化(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政策到建立社会观护体系,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特别程序博采众长,中西并蓄,体现了鲜明的司法人道主义与恢复性司法的价值追求。

一、附条件不起诉的概念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共存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如德国《刑事诉讼法》153条a、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253条对此就有所规定。德国明确规定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轻罪案件,我国台湾地区则规定为被告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都兼顾了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充分考察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害性及公共利益,但德国要求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法定刑时不能侵犯法院的独有审判权。日本刑事诉讼没有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具体适用的法定刑范围,但公诉机关可以自由裁量,台湾地区亦然。可见三者的具体规定存在细微差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概念有所不同,有暂缓起诉、暂缓不起诉、起诉犹豫等,笔者认为,基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初衷,定义为附条件不起诉更为适宜。我国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针对的主体是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以这么界定: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而又符合起诉条件的特定案件,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附加一定考察期限和条件暂时不予起诉,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考察结果来决定是否终止诉讼程序。

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价值

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特别程序所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贯彻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是建设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又一举措,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需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以下价值:

(一)理论方面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起诉便宜主义是与起诉法定主义相对应的范畴,又称起诉合理主义、起诉裁量主义,是指检察官对于存有足够的犯罪嫌疑,并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斟酌决定是否起诉的原则。罪行法定原则主导下的刑事诉讼制度以起诉法定主义作为刑罚适用标准,通过检察官的积极起诉行为将有罪必罚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但其施行效果不尽人意,未能有效遏制、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与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人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驰。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裁量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丰富了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格局,也是我国积极拓展不起诉适用范围的有益探索。

(二)政策方面

1.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未成年人身心未臻成熟,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群体特性,制定刑事司法政策和设计具体的诉讼制度、程序和规则应当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有利于其未来发展为基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呼应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中宽的一面。通过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起诉,可以给予他们真诚悔罪、改过自新的机会,使他们在宽容的氛围中得以改过自新,重回社会怀抱。

第9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

检察院审查，目前我国大部分检察机关都是通过未成年人犯罪监察处来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工作的。在审查程序的环节中，值得一提的是，新近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从“小宪法”的高度确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也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中的一个亮点。

一、 适用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即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侵犯财产罪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三个类罪名，如果满足①罪行较轻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②罪行符合刑诉法规定的条件；③未成年犯罪人有悔罪表现 这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享有裁量权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

二、 适用程序

首先，在审查程序上，根据我国刑诉法第271条第二款以及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49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复议复核。

其次，在启动方式上，可以由未成年人的法定人申请提出附条件不，如果法定人对附条件不持有异议，那么检察院应当做出的决定。检察机关的具体承办人如果经审查认为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符合附条件不的条件，应当提出对其适用附条件不的意见并层报检察委员会批准。

再次，在宣告程序上，办案人员应当在考验期届满之后制作附条件不考察意见书，提出或者不的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请检察长决定。

三、 附条件不的考察内容及考验期

根据我国刑诉法272条规定，附条件不的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之日起计算。并且应当从四个方面接受考察：

（一）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四）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四、 撤销程序

刑诉法第273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的撤销程序。一方面，对在考验期内发现之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的，这时很有可能已经超出了附条件不本身对轻罪、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的决定，提起公诉。另一方面，对在考验期内违反考察内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也应当撤销决定，提起公诉。

（一）审判程序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审判程序中也重申和新确立了一系列制度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利益。如不公开审理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指定辩护制度、社会调查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等。不公开审理制度以及指定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就有规定，这里着重介绍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以及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法律规定。

1.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以及审判阶段的全过程。在审判阶段，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刑诉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到场。大部分情况下，合适成年人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即便法定人无法到场的，也会有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所派代表等合适成年人到场。

其次，在审判阶段这一环节中，合适成年人如果认为诉讼过程有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均可向检察部门提出意见。

最后，审判时记录的法庭笔录以及各项文书均由合适成年人签收、阅读。概括而言，合适成年人享有了知晓案情、会见未成年人、查阅笔录、监督司法机关等等权利，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中，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诉法第275条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它是指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之外，不得公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以免影响未成年人就学、就业等正常生活的特殊保护制度。犯罪封存的主要工作是在审判阶段完成的，主要由法院进行封锁保存。具体规定如下：

首先，适用条件上，我国新刑诉法第275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并且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相关司法机关均应对其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其次，封存主体上，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接触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要符合封存适用条件的均有义务进行保密。但是应当明确的是，法院是犯罪记录封存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未成年被告人的卷宗以及犯罪记录存档最终均由法院来具体进行。

再次，适用对象上，犯罪记录封存的对象应当是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但是如果行为人在年满18周岁前后实施数个行为，构成一罪或者数罪的，其犯罪记录则不应当封存。

最后，法律后果上，除法律明确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从事的职业和不得担任的职务之外，未成年人的就业不应当受到影响。因此，如果有关教育部门、学校以就学政审、录取为由或者在该未成年被告人就学期间要求查询的，一律不得提供查询。

参考文献：

[1]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创建[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05）.

第10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 刑事诉讼 制度构建 成本效益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与刑诉法再修改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组成的有效体系。它是以刑事诉讼基本法为中心,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尽管其他一些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部分规定,但是专门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的刑诉基本法却缺乏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全面规定。《刑诉法》仅在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相关事项进行规定,无论从量还是质的方面来看,现行刑诉法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在刑诉法再修改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增加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但是存在两种主要立法模式选择:一种是通过刑诉法的再修改,在《刑诉法》中增设专章的“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程序”。“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的问题也非常重视。因此,这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也应当将未成年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①“基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刑诉法》再次修改时,应当设立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同时应当从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两个方面,体现未成年人诉讼的个性和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要性。”②另一种是在立法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单独制定一部未成年人刑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必须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法规;只有一部未成年法规也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完备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③这两种理论选择都看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特别立法的必要性,但在采取何种立法模式上存在分歧。

基于对我国法律惯例的尊重、现实情况的综合考虑,制定专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在我国并不可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应当采用在刑诉法中增设专章的模式。一方面,我国立法实际中采用法律、法规、规章、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等多位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立法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先通过具有相对灵活性的法规、规章、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弥补法律的滞后性,然后在法治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法规、规章、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中的制度升格为国家正式法律。另一方面,法律体系的要义不在于法律文件的多与少、法律形式的法典化还是单行化,而在于法律是否能够有效地、全面地、系统化地调整社会实际。无论是在刑诉法中增设专章未成年人诉讼制度,还是制定单行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只是形式价值的体现,关键还在于实质的法律内容。再者,从法律调整内容上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的内在构成,二者密不可分。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法中分割出来,必然割裂了刑事诉讼的整体价值和完整性。

此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应当以实现正当程序、社会实效目的为中心,正确处理好国家监护权、当事人救济权、未成年人诉讼权之间的关系。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应当体现人性化设计理念,既要保障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又要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解释》第三条和第九条都确立了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惩罚权时负有对少年犯教育、感化、挽救的法定义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惩罚权与国家监护权、未成年人诉讼权之间的对当关系。刑诉法再修改应当体现这一理念。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与司法机制建构

要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首先应当建立少年司法机制。根据社会经济条件,各级法院可以选择设立少年合议庭、少年法庭、未成年案件制定管辖审判庭或少年法院。《解释》第六条规定已对在基层、中级、高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庭做了指导性意见。自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设立少年法庭的试点实践以来,少年法庭模式在全国得到了推广及应用。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 检察院 未成年人 执法理念

新刑诉法新设一个章节，专门就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充分说明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问题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有关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司法理念有了较大的转变，新法修改部分与新增内容对指导今后的法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作为检察工作人员，非常欣喜地看到，经过多年司法实践，呼唤有年的，对未成年人实行特别刑事政策，终于在立法层面予以确认并系统化、制度化。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研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明确何为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之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该条规定明确了未成人的认定标准，不以身高、体重、智力水平、占有财产、思想素质等为条件，而是只以年龄为唯一认定要素。在我国民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内，均对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做了相应的特别规定。尤其是刑法对未成年人依据不同年龄段，对未成年人可能判处的刑法作了几项特别规定，即未满十四周的未成年人一切犯罪均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只对八种刑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则绝对不被判处死刑。之所以做出这些特别的规定，是因为未成年人相对成年人而言，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是未成年人普遍身心未臻成熟，社会阅历浅薄，知识储备不足，对自身和社会的认知存在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局限性。根据人的正常发展规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都未达到足够的成熟程度，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应对能力。加上未成年人主要的生活经历在关爱他的父母、朋友身边，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家庭或者学校等熟人社会，缺乏必要的社会阅历，对生活缺乏足够的认知，对社会现实缺少深入的了解，因此，他的整个认知水平是极为有限的，因而决定了未成年人对自身行为的性质不能够做出符合成年人正常认知水平的判断，使得未成年人有极大的可能性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无法估计到后果的严重性，更不用说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可能触犯法律。

二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往往相对简单，犯罪行为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多是由于意志薄弱或者是情感冲动造成的，主观恶性不深。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时往往没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有些只是出于好奇心理，有些可能出于一时冲动，还有些可能出于好玩取乐，逞英雄实现自我满足。这些都决定了未成年人对外界事物的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的自我评价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二、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新理念

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必须充分理解新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转变固有的执法理念，全面拥抱新刑诉法的精神和思想，把自身的工作推向新的进步。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相关工作需要有较大的改进，首要的是体现在执法理念的转变上。

（一）必须树立起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性理念

新刑事诉讼法专门就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设立一个章节，本身就是彰显了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新法修订之前，我国已在多部法律中零星散乱地规定了一些未成年人保护的条文，这些条文散见于宪法、刑法及其修正案、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或部门规定当中，但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专门性的法律规定。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定，彻底改变了这种不利的局面，使对未成年犯罪问题的处理走上发展的正轨。

因此，我们作为检察工作人员，在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时，首先树立的执法理念就是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正是由于未成年人的这些特殊性，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采取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执法理念，专门就此设立了两项特别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一项特殊制度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也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到犯罪四要素基本问题，更需要全方位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综合性因素。进行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不仅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同时还是侦查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采取取保候审，检察机关决定逮捕、，法院定罪量刑以及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的考量依据。

第二项特殊制度是设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充分考虑到许多未成年人犯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该制度的实行有利于消除未成年时的犯罪对成年后生活和工作的不良影响，尽最大可能给犯罪的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重新做人的机会，可以及大地消除未成年人对社会的对立情绪，有利于社会长久稳定。

（二）必须树立起保护未成人理念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我国此前在多部法律中阐述了相关精神，但是新刑诉法首次明确将此作为原则性规定确立在法律中，仍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该条款的规定，从根本上要求我们检察工作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必须树立起保护未成年人的执法理念。也就是意味着，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当将未成年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上，而不是放在惩戒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从社会层面上讲是，是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都努力坚守的理念，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从个人层面上讲，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每一个人应负的基本责任。未成年人犯罪，从某种意义上说讲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参与犯罪的未成年人本身也应当是受害者之一。对他们实行教育、感化、挽救，避免社会对他们进行贴标签，是司法文明的必然要求，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的谦抑性原则。就此，新刑诉法以大量条文作了专门性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269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是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量不适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一般不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则是本条的强制性规定，指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时，不仅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意见。而把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也作为强制性规定予以规定，是因为考虑到未成年人既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也不具备相应的社会阅历，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在接受讯问时将绝对处于弱势地位。同时本条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成年人分别处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就是在案件需要的情况下不得不对未成年人进行关押的时候，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分别处理，有利于减少关押带来的弊端，防止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关押场所对未成人造成不利的影响或伤害。应当指出的是，对未成年人分别处理不仅体现在对未成年人适用强制措施上，而是应当作为一项处理原则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三）要树立起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有限惩罚理念

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最低限度惩罚理念，突出地体现为新刑诉法用在271条、272条及273条中详细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附条件不制度。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4章、第5章、第6章规定的犯罪，即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适用本法第175条、第176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的决定。该条规定了对未成人犯罪不决定适用的范围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案件，适用的条件是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且未成年犯罪嫌人必须有悔罪的表现。第272条及273条进一步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决定的有关条件进行详细的规定。第272规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的考验期，监督机关及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需要遵守的具体规定。第273条则规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违反有关考验规定和遵守考验规定的不同结果，将两种结果明确区分开来，充分体现了对未成人犯罪的有限惩罚理念。

第12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审查批捕；程序；改善

目前我国拥有将近4亿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素质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兴亡。但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日益突出，数量急剧增加，审查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这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和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前景令人堪忧，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国家的重视。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查批捕工作的现状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批捕工作机制各地差别明显，先进发达地区不断推陈出新，落后地区墨守成规、无法贯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在法律规定上，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的尺度不明确

一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部分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缺乏配套机制，在实践中易引起争议。

（二）办案理念的陈旧，不适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查批捕工作的发展趋势

1.重严惩，轻预防。在实践中，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审查批捕工作时，过于强调案件的有罪批捕率，往往是构罪即捕，忽视了刑罚的预防和教育功能。

2.重配合、轻调查。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只重视了对法定从重、从轻情节的审查认定，往往以公安提交的卷宗材料上的文字为主，强调以批捕来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

3.重案中，轻案后。很多办案的检察人员认为结案就是完事，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来的情况没有跟踪，对他们的感化作用微乎其微。

（三）基层院及其办案人员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查批捕工作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工作开展不到位

（四）未成年人犯罪审查批捕与成年人没有严格区分

虽然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等相关法律和制度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程序和方法作了相关规定，但由于主观认识的滞后，和客观上部分规定实践中缺少可操作性，以及对执行规定缺少有效的考评监督制度等因素，造成对未成年人犯罪审查批捕等同于一般案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部分保护未成年人权利规定没有得到很好执行，流于形式。

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少捕”、“慎捕”轻缓刑事政策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教育、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有有别成年人的特征决定了坚持“少捕”、“慎捕”，加强教育引导，实行非监禁管理，可以防止与在押人员“交叉感染”，避免心理阴影和仇视社会的心理，有利于有过错的未成年人悔过自新，自觉接受帮教和改造，也有利于家庭和社会及时有效进行教育。

（二）有助于解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增多的问题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群体越来越壮大，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所占比例居高不下，对大量出现的未成年人犯罪，本着“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打击面”的原则，对罪行较轻和对社会危害不大的未成人犯罪嫌疑人实行“少捕”、“慎捕”和有条件地不起诉，一方面可以减少诉讼成本，节约诉讼资源，另一方面通过非监禁非刑罚的适当处理方式，在达到到教育挽救目的同时，缓解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增多的现状。

（三）符合国际上未成年人立法的发展趋势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尽量减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一直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并规定在联合国的有关文件中。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明确规定“尽可能减少未成年人的监禁机会，采取更多的替代措施”， “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规定：“被逮捕扣押的少年或待审讯的少年应假定是无罪的，应尽可能避免审前的拘留状况”。在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代，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审理未成年犯罪方法，改革相关刑事诉讼制度，对未成人犯罪慎用逮捕强制措施，符合注重人权、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等的先进立法理念。

三、对审查批捕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保护的不足之处

上述现象有主观上的因素，更主要是制度上存在不足造成的。表现在诉讼程序方面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未成年犯罪刑事诉讼程序没有形成体系

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罪刑事法律法规还不完备，现行的刑事诉讼完全是以成年人为基准构建的，容易导致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忽视，对未成年犯罪刑事诉讼程序没有专门立法，而是分散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章节中。

（二）批捕条件成人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法定的逮捕条件为：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是有逮捕必要。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在逮捕条件上没有作出明显区别的规定。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方式进行改善

（一）建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调查制度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批捕要求有更为广泛的证明对象，坚持全面调查原则。不仅对犯罪事实进行调查，还要调查未成年人的生活教育环境，如父母和监护人情况，教师、同学或单位的有关情况；心理性格特征；促成犯罪的动机、原因；犯罪后的思想状况等等。并收集相应的证据材料加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情况是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以及再犯可能性判断的重要依据，也是是否作出审查逮捕决定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建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的听证制度

通过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有利于做好不捕风险的评估，减少不捕的诉讼风险。另外，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角度而言，逮捕犯罪嫌疑人进行听证是一种权利维护形式。而对于未成年犯罪的案件而言，应当在确保对其心理不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充分吸收其法定 人、学校、单位、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根据情况实行社会影响面较小的听证形式，尽量不公开进行。

（三）实行有条件的审前非监禁

贯彻“少捕”、“慎捕”政策，对符合不捕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审前非监禁。建立社会矫正和监管观护体系，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较为轻缓化的非羁押方式。

（四）实行分案受理制度

在侦查监督部门内部试行“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案件分别受理” 制度，即“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刑事案件统一受理后，根据案件情况，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分开，由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主办检察官来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五）确保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1.提前指定辩护的时间

未成年人诉讼程序应通过确保监护人或法定人到场，或及时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来严格实行讯问未年犯罪嫌疑人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被告人只有在审判阶段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才“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未成年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中承受的心理压力更大，为了消除或减少未成年人对侦查起诉中的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在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为其提供律师进行法律帮助也是必要的。因此，对未成年人的指定辩护或律师介入应提前到侦查阶段。

2.缩短讯问时间和诉讼时限

将及时诉讼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都应迅速进行，简化诉讼程序，缩短羁押时间，缩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法律后果不明状态的时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终结刑事诉讼。对未成年人的讯问时间和诉讼时限规定要严格有别于现行程序法的规定，立法应严格确定讯问时间和办案时限。与成年人相比较，对未成年人的讯问时间应适当缩短，在刑事拘留、批捕、起诉、审判等方面时限应当适度减少。

第13篇

一、未检队伍配备应当实现专业化、职业化

按照高检院的要求，我院在设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独立机构的基础上，实行了捕、诉、监、防一体化的工作模式，确保了承办人能够从诉讼程序初期接触、了解涉案未成年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使涉案未成年人产生信任，从而达到预防其再犯罪的最终目的，同时，针对这一工作模式，我院也提出了“提讯必做法制教育，出庭必做法制宣传”的工作方针。目前，我院未成年人侦查监督科、未成年人公诉科共有干警6名，法律职称为助理检察员以上，学历均为本科以上，其中3名干警为硕士研究生，而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却刚满30岁。在这支队伍里，有初为人母、心思细腻的女干警，也有充满阳光、熟悉网络语言的大男孩，还有正在备考全国心理咨询师、准备做“知心姐姐”的小女生。

二、全面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1.落实强制辩护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何诉讼阶段由哪一机构为其指派律师提供辩护，导致在检察机关接收案件前仅有数量不多的案件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派了律师。但由于现在应用了全国统一的业务软件，该软件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监督工作流程中没有法律援助的程序项，而仅在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设置了法律援助的程序项，同时，南明区司法局对同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只同意接收检察机关所制作的一份法律援助通知书，重复的不再接受，故今年1至4月，我们未成年人侦查监督科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未再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制作法律援助通知书，而是将法律援助通知书统一在审查环节制作。

2.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

在我院办理的大部分案件中，绝大多数未成年人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或者附近县、乡的辍学少年，其父母、亲属在贵阳无固定住所，很难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时赶到现场。公安机关通常以无法通知或者当事人不愿意通知为由，未落实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对此，我科的具体做法是：（1）与区司法局建立相应协调机制，由司法局从我区律协和法律自愿者中选出一批适格人员作为讯问时在场参与讯问的合适成年人。（2）制定了《南明区人民检察院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暂行办法》，依据该办法为法定人无法到场参加讯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3）对公安机关在讯问时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参加讯问的违法情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合适人员到场，确保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3.稳步推进社会调查工作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内容即为社会调查制度的内容。社会调查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贯彻刑罚个别化和全面调查原则的具体表现。进行社会调查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还可以促使其认罪悔改。社会调查报告还是侦查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采取取保候审，检察机关决定逮捕、，法院定罪量刑以及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的考量依据。

4.落实审查逮捕案件公安机关应当提供社会危险性证明材料的规定

我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与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法制部门经过沟通协调，确立了对涉罪未成年人提请逮捕案件必须提供 “社会危险性”证明的工作机制。要求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时，需一并移送能够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和“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受案后将认真审查相关证据材料是否移送，对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要求公安机关予以补充提供。

5.积极开展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2013年以来，我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办理了两件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并得到采纳。我院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方面，体会有二：一是加强与监所部门协调、沟通，全面、及时了解在押未成年嫌疑人诉求。二是畅通信息渠道，积极与公安等部门联系、沟通，全面跟进案件情况，以便作出诉讼调整。

6.积极开展附条件不工作

我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针对辖区外来务工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较多的实际，根据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实施附条件不制度的范围、条件和期限，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在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中，我们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工作理念，最大限度地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使他们远离犯罪重归社会。

7.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第14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诉讼权利；保障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设立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确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及四个方面的制度以体现未成年人诉讼的个性和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要性。然虽如此，在近六个月的司法实践中，对未年人诉讼权利保障仍存有困惑，本文试谈笔者在办理审查未成年人案件中的一些体会与设想，供与同行探讨。

一、审查中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遇存在的困惑

当前，新刑诉法全面实施，落实法律援助制度、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附条件不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四个方面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护，是审查阶段尤为重要内容，然在司法实践中实施上述制度保护时仍存有困惑，具体如下：

（一）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强调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应当何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定辩护人，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以致在司法实践中，通知的时间具有随意性，难以保证指定的辩护人在审查期间有充分阅卷时间并提出辩护意见，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困惑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审查过程中，适用上述规定存在以下几点困惑：（1）原则性较强、操作性不足。该条虽规定应当通知未法定人、成年近亲属或者未成人保护组织代表到场，但在内容上既没有监督措施，也没有违反这一规定的制裁措施。（2）仅程序性要求。从该条的内容上来看，司法机关仅是履行通知的义务，没有规定合适成年人未到场的法律后果。这不符合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必须到场”的要求。（3）未成年人保护性组织建设不足、专业性不强。实践中，出现未成年人流窜作案等司法机关无法通知或24小时内其法定人、近亲属不能到场的情形，在大多数基层检察院所属辖区，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尚未全面建立，受专业性限制，并不能代表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4）对合适成年人拒不到场，无救济措施。在实践中还存在有的法定人拒不到场或其本身素质较差，根本无法起到实际作用的情形，也没有对出该情况进行有效的补救措施。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的困惑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明确了未成年人涉轻微刑事案件的不诉权，然《刑法》规定刑期大多数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未有“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如何适用，存有困惑。目前，高检察未出台相关量刑规范化的意见，在审查中难以界定什么样的犯罪情形属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可能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就允许适用，以致适用附条件不过于宽泛。另外，悔罪表现过于主观化，未列举具体表现形式，适用中靠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

二、审查中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之完善

（一）完善指定辩护制度

明确通知指定辩护的时间。《刑诉法》规定未委托辩护人的，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定辩护，何时确定其未委托辩护人？司法实践中，在提起公诉向法院移送案卷时，才通知律援助机构为其指定辩护，致使许多辩护人到检察院阅卷时，案卷已移送法院，无法起到辩护人在审查阶段应起到的辩护作用，使得未成年人在审查期间丧失了应有的获得辩护权。对于何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辩护，《刑诉法》或相关司法解释应当予以明确。个人认为，在受理案件后三内之内告知有权委托辩护人的同时，以笔录的形式记录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是否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给予5日期限作出是否委托辩护人的考虑，如未委托辩护人的，检察机关将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定辩护人，确保指定的辩护人有足够的时阅卷并提供辩护意见，在审查阶段从而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二）完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的立法、司法状况以及该项制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初衷，在我国建立“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制度还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1]：一是法定化。使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成为必须履行的程序、而不仅是通知的义务。一个制度真正产生效用，立足于如果对该制度的违反可能会产生的后果。法定化的必然结果是使没有合适成年人参与而取得的未成年人供述能够作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这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该制度的顺利实施。二是专门化。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该项制度，必须设置专门的合适成年人机构，由它来管理合适成年人，并由它来统筹安排合适成年人在讯问现场的出席，形成规范化、效率化的合适成年人管理体系。同时明确该机构必须得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支持，可以行使一定的国家权力。在具体的设置上，可以考虑由青保委或社工站等组织来管理合适成年人机构。三是专业化。英国在三十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支能在24 小时内随叫随到的合适成年人队伍。这样一支队伍对于确保警察机构的讯问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应借鉴其成功经验，努力培养一支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和阅历、品格良好、具有一定沟通能力、具备相关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等知识的专业化合适成年人队伍。四是全程化。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合适成年人的在场不仅在警察讯问阶段需要，在审查时也同样存在。在我国构建该项制度，应贯彻全程化的理念，使之成为连贯配套的工作体系。

（三）制定附条件不相关司法解释

从国外的立法看，在日本，为了确保暂缓的质量，日本检察机关依照刑诉法第248条，拟定了犯罪行为人的因素、犯罪的因素、犯罪后的因素三类考虑因素作为适用犹豫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附条件不在扩大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同时，避免了将未成年人过分犯罪化，再次给予未成年人机会，使其尽快、顺利地回归社会，保障了未成年人不受刑事追究的权利。但如何判断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附条件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1）明确“有悔罪表现”的具体情形。悔罪是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外化表现，必须借助较为明确、客观的判断标准。在刑诉法或刑诉规则中应当规定“有悔罪表现”的具体情形，比如：如实供述、积极退赃退赔、向被害人道歉、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等等。（2）高检察院应当制定量刑规范。量刑建议是高检院一直所倡导的，并要求公诉人在出庭支持公诉时应提出量刑建议，然而在实践中，公诉人对量刑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参考标准，高检院应当研究制定关于量刑方面的规范，对量刑进行指导，在适用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时“有法可依”。

目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并不仅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如未成年人强制措施、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监管制度、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年龄推定制度、宣判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在整个诉讼中为未成年人保密制度等，都亟待改革和完善。[2]对上述问题，审查时应严格依法对未成年人予以保护并依法进行监督，对存在的问题应纠正。另外，对上述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惑，高检院应以案例的形式对基层检察工作进行指导或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内容进行细化。

注释：

第15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是从形式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关键，由于未成年人年龄上、心理上的特点，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有许多不同于成年人案件的情况，我国刑法有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也有特殊的规定。特别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规的颁布以及200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解释。对于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在诉讼上如何把握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诉讼就是打官司，就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纷争。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处理刑事案件的全部活动。犯罪作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违法行为，必须通过法定途径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就是司法机关在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的刑事司法活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的特点是：（一）、必须由国家专门机关主持进行，是属于国家的司法活动。国家专门机关主要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二）刑事诉讼是公安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通过刑罚权的行使，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进行确定。以便作出处罚。（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任何简化、弱化甚至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四）、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是在未成年人和有关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解决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过程。所以，必须保护未成年人在诉讼中的合法权利，任何限制、剥夺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二、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

十分清楚，对于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处罚只是手段，教育保护才是目的，而对不同性质的案件适用专门的诉讼程序，则是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有效方法。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有别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立案、侦察、起诉、审判和执行的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并没有做专章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我国于1991年9月4日通过，1992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五章“司法保护”中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作了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1月26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对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开庭前的准备工作、法庭审判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1995年10月23日公安部通过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该规定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调查、强制措施、处理等问题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成为公安机关办案的主要依据。1999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必将使我国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2006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这些都是我们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重要的立法和司法依据。

三、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方针和原则

（一）、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是指司法机关应当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中对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确定有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既是诉讼的主要目的、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上升的形势下，对其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是十分必要的。另外，由于未成年人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外界事物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的自我评价具有叫大的可塑性，因而对其教育、感化和挽救是可能的。（二）、分案处理原则。分案处理的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案件分开处理，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健全，易受外界环境和他人的影响，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于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从该原则的内容上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使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关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开看管；二是在处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或者有牵连的案件时，尽量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在不妨碍审理的前提下，坚持分按处理；三是在未成年人案件处理完毕交付执行阶段，不得与成年人同住一个监所。（三）、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该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确立该项原则的目的是督促司法机关履行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尽职尽责地排除诉讼过程中阻碍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障碍，确保未成年人案件的公正审理。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享有成年被告人的一切诉讼权利外，还享有下列特殊的诉讼权利：一是法定的辩护权利；二是法定人参加诉讼的权利。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对于没有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这是对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的特殊保护。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在询问和审判时可以同志其发到场。并且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座位。应向未成年人的法定人送大起诉状副本，并告知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和义务。（四）、审理不公开原则。该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不允许群众旁听，不允许记者采访，报纸等印刷品不得抗等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情况。被指控实施犯罪时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被指控实施犯罪时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弱国有必要公开审理，应当经过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并限制旁听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规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法律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了不公开审理的原则，是为了加强对未成年被告人身心的特殊保护，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五）、迅速简易原则。迅速是指在诉讼进行的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迅速侦察、起诉和审判。在时间的要求上，尽可能要快于对成年人案件的处理；简易则是指整个诉讼程序尽可能从简进行。迅速和简易是互相联系的，简易是迅速的前提，迅速是简易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实行迅速简易原则是为了从速办案，尽力缩短未成年人在诉讼中所停留的时间，以解除未成年人进入诉讼后产生的紧张、抵触等思想障碍，

转贴于 四、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

（一）、立案程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是有区别的：第一在进行立案审查时，除需要查明是否具备立案条件外，还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确切的出生时间，进一步调查其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犯罪前的生活居住环境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性格特征，还要查明有无教唆犯罪的人；第二，制作立案报告，除写明立案材料的来源、发案的时间、地点、犯罪事实、现有的证据材料、立案的法律依据和初步的意见外，还应当着重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确切出生时间、生活居住环境、心理特征、等有关情况。（二）、侦查程序。与成年人诉讼相比，未成年人的侦查有如下特点：1、侦查范围比较广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与成年人犯罪案件一样要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获得犯罪人外，还应当坚持全面调查的原则，查明未成年人的准确年龄、生活教育条件、作案动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生理、心理素质，特别应该注意查明那些能全面地说明未成年人违法者个性的材料，使起诉能够作到有的放矢。2、不用或少用强制措施。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时，要慎重对待，尽量不采用或者少采用强制措施，针对问成年人的特点可以交由父母、老师或者监护人看管。对于必须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采取严格的限制条件，并与成年人案犯分押分管。（三）、起诉程序。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起诉时应该注意贯彻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审查起诉除查明《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的情况外，还要对侦查时确定犯罪嫌疑人出生时间、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犯罪原因等一一审查核实。2、凡是决定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案件，一律应坚持公开宣判的原则，宣告以后要落实帮教措施，继续作好善后工作，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定期考察。3、指定专人或专门的起诉科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起诉工作。负责未成年人案件起诉工作的检查人员，应当具备比较全面的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四）、审判程序。1、审判组织。中级以下的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与其他审判庭同等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也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有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审判庭内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未成年刑事审判庭和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统称“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少年法庭可以邀请熟悉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心理特征、热心与教育、挽救青少年工作的人员担任少年法庭的人民陪审员；也可以特别邀请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少年法庭的审判人员中应当有女审判员或者女人民陪审员。2、受案范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被指控为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或者主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及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审理，由人民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3、审判程序。（1）、开庭前的准备工作。首先，少年法庭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查明是否附有被告人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如果没有，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3日内补送。符合开庭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被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条款，讲解有关政策；并告知诉讼的程序和有关的权利义务，指明在接受审判时应当实事求是的回答法庭的提问。少年法庭应当针对被告人的思想顾虑、畏惧心理、抵触情绪进行疏导和教育；其次，少年法庭在向被告人的法定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在开庭审判时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在开庭审判前，少年法庭认为必要时，可以安排被告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监护人与被告人见面。第三，控辩双方可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的表现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报告，在开庭审理前提交合议庭。少年法庭应当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必要时也可以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第四、少年法庭应当为辩护律师提供阅卷的便利和会见少年被告人的时间。审判人员还可以向辩护人介绍审判未成年人形式案件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2）、第一，少年法庭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席位，开庭前，少年法庭应当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法定人在法庭上享有申请回避、发问、辩护等诉讼权利。开庭审理时，已满18周岁被告人的法定人行使上述诉讼权利时必须正德被告人的同意。第二，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可以坐着回答问题。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审判人员要注意不失严肃，用语准确并应该易懂。足以注意防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诱供行为。在庭审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立即制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讽刺、训斥和威胁的行为。第三，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要准确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案件发生时的年龄。在查明案件事实核实证据的同时，还应当注意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行为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法庭审理中，如果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缓刑、官职、免于刑事处罚的建议的，审判人员应当要求建议方向法庭提供未成年被告人家庭监护条件或者其所在社区帮教措施的书面材料。第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人是未成年人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第五，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对于可以当庭宣判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在宣布有罪判决结果后，当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对于定期宣告判决的案件，如果经合议庭评议，确定未成年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又未作无罪辩护的，应当在宣告判决时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第六，未成年犯罪案件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但是不得召开群众大会。宣告判决时，应当明确告知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并且讲明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定。不满18周岁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均享有上诉权；第审程序应一律采用直接审理的方式，严格禁止书面审理。对于维持或改变原判决、裁定的二审法院应当向上诉人讲明维持或改判的理由和根据。（3）、简易程序。少年法庭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应当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辩护人出庭。公诉人出庭的辩护人应当出庭。公诉人不出庭，被告人湖者法定人要求辩护人出庭的辩护人应当出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应当在宣告判决以后，对判决有罪的未成年犯罪人，进行认罪、悔过自新的教育。（五）、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后，应认真详细的填写结案登记表，并附送有关未成年罪犯的社会调查报告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表现等方面的材料，连同生效的判决书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应贯彻“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方针，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6条的规定：“未成年犯在被执行刑罚期间，执行机关应当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法制教育，对未成年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公安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判处管制和拘役宣告缓刑，有期徒刑缓刑的未成年罪犯，应当加强考察的组织和实施工作。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未成年犯监所的监督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各个部门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管理，使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降到最低水平。同时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抱着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办案，严格程序，杜绝漏洞，切实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