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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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环境规制；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2-0096-04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经贸往来中的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国政府与理论界的普遍关注。环境成本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是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根源,为此各国政府纷纷采用一定的环境规制来控制污染,与此同时,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遭遇的环境壁垒也成了本国政府与产业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国际大趋势之下,如何通过环境规制的调整来实现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成了当前需紧迫解决的重大课题。

针对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及综合学派的观点各不相同。那么,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到底存在怎样的影响机制？应该如何消除环境规制对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如何通过环境规制刺激技术创新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文献回顾进行初步思索,试图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1概述

从比较角度来看,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产业内企业能力的差异、产业资源条件的差异和产业发展环境的差异的综合反映；从产业自身来看,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产业组织结构、产业整体素质、市场竞争结构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全面体现。

在传统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实证中均没有考虑环境因素,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禀赋差异是比较优势产生的基础及国际贸易的根源。如果将环境要素作为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要素之一,拥有较丰富的环境资源的国家将倾向于出口环境密集型产品或高污染型产品,而环境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将出口非污染密集型产品或清洁产品。发展中国家对环境资源的估价和偏好相比发达国家要更低,而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定义自然资源的财产权上也存在显著差距,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普遍较低,从而使其在环境资源禀赋方面拥有了建立在低环保标准之上的所谓“虚假”比较优势。这些现实情况导致了环境标准差异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关系的争论,使得国际竞争力的决定从传统研究体系逐步转向“环境竞争力”研究方法的深刻变化。

目前的研究中,关于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上,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流派：传统学派认为环境政策的实施会降低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因为较高的环境标准将导致国内厂商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损害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严厉的环境管制所产生的环境收益有可能低于将本国市场让给国外竞争者所遭受的损失,这必然会使政府部门及产业面临环境收益与竞争力之间的权衡取舍。修正学派认为较严格的环境政策的实施将会带来更多的企业创新活动。因为如果把新的严格环境管制标准建立在设计恰当的激励机制之上,且大多数受管制的企业能够适应新的环境标准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必将会引起生产成本的普遍下降,那么环境管制就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诱因,进而达到双赢的局面。综合学派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大多数情况下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往往有利有弊,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要根据该产业所处的具体约束环境、产业自身特性、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及时期的长短而定,而不能一概而论。

2传统学派的主要观点

传统学派运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从静态分析的角度研究表明：如果企业在环境规制实施前是有效运转的,规制的推行会降低包括生产效率、利润率等在内的产业绩效。因此,环境规制的实施必将导致企业成本的普遍上升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显著下降,从而造成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低环境标准的国家转移(“环境避难所”效应),所以环境政策的实施会降低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该学派主要的分析思路为：第一,环境规制要求企业投资于污染防治或缴纳污染税费等,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如Slater和Angel(2000)认为在实施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国家,企业因规制的要求必须配置高标准的污染控制设施,或需支付较高的环境清洁费用,因此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往往能够获得竞争优势。Gray和Shadbegian(2005)对美国1979―1990年造纸、钢铁和石油产业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生产率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第二,环境投资对传统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即环境投资会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性与营利性投资,从而对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如Knutsen(1995)，Leonard(1998)认为受严格环境规制影响越大的企业失去市场份额的可能性越大,并且由于环境规制引起成本增加,这些企业倾向于选择规制较低的地区投资,或转向受环境规制影响小的生产领域。第三,环境政策对企业的“约束效应”,即环境政策给企业的生产决策施加了一个新的约束条件,这种新增的约束无疑缩小了企业生产的决策集,并加大了企业运营各环节的难度。如Lanoie和Tanguay(1998)认为环境规制不但限制了企业的生产决策空间,也限制了企业所拥有的包括创新在内的其他机会,而且如果环境规制延长了企业创新所需的时间,就会更加削弱企业的竞争力。第四,对环境规制的服从会带来企业生产过程与管理过程的一些不确定性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

3修正学派的理论和主要观点

31修正学派的理论基础：“波特假说”

20世纪90年代,Michael Porter(1991,1995)等学者提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产业绩效和国际竞争力。这一观点被称为修正观点或“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开辟了对环境规制与国际竞争力关系分析的另一途径。“波特假说”的两个核心理论是“创新补偿理论”和“先动优势理论”。

311创新补偿理论

该理论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通过积极的环境管理来实现创新,从而部分或近乎全部地弥补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甚至可由此比不受规制的企业更具“绝对竞争优势”,从而最终获得“创新补偿”。

Porter(1995)将其进一步分为“产品补偿”与“过程补偿”。产品补偿是指环境规制不仅减少了污染,而且形成了更为环境友好的产品,这将增加企业的收益。比如,由于原材料的替代、包装减少等原因可能会使得产品成本降低,或是由于易于再拆分或循环而具有更高的再出售或废料价值,对用户来说产品具有更低的处置成本等。过程补偿是指环境规制不仅减少了污染,而且导致更高的资源生产率,进而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比如,更谨慎的生产管理促使停工期减少,生产投入品的循环利用导致原材料费用降低,副产品得到充分利用,能源消费降低,废弃物处置成本下降等。

此外,Porter还认为,严厉的规制比宽松的规制会产生更大的创新。宽松的规制标准可以通过渐进创新或非创新途径,采用末端治理或者其他的治理措施就能达到。严厉的规制则促使企业关注排污水平,同时要求更加本质的解决方法如产品或过程的重组等。尽管遵循成本会随规制严厉程度的提高而上升,但创新补偿会提升得更快,从而净遵循成本会随规制严厉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甚至变为净收益。Gore(1992)指出,改进环境质量是企业提高效率和利润率的最佳途径。

5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述评51造成三个学派分歧的原因分析

截至目前,学者们对环境规制和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因此无法通过文献研究来判断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通过对学派之间分歧原因的探究和反思,可以更全面地来把握研究的体系和方法。

511各学派研究的角度不一样

传统学派多从静态上分析环境规制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所以得出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是起消极作用的结论。修正学派则多是从动态上分析两者的关系,从而得出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是起积极作用的结论。而综合学派则主要偏向于对固定国家或固定行业的分析。所以,研究角度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512各学派对数据的不同选择

在实证研究中,使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和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从国际经贸现实来看,环境规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所以要在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研究的基础上,对两者从研究方法、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才能够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结论的可行性。

513各学派选用的实证手段不同

学者们用于测度环境规制严格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及数量模型有所不同。由于相关的测量指标与数量模型有很多,每一种多从严格度或竞争力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来度量,而使用不同的测量标准难免会造成结果的差异。而现有相关的微观实证研究手段相差太远,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选择一个相对适当的指标体系是得出正确结论的保证。

52研究的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521针对国外环境规制对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不足

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关注于本国环境规制对自身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当今国际经贸现实中,国际社会及贸易对象国的环境规制对本国的经贸实践及产业未来发展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而目前仅仅可以查阅到欧盟环境规制对本国少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即欧盟规制对我国纺织与服装、家电、玩具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针对国外环境规制给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方向、范围及程度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522环境规制严度测量指标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在以往文献的实证研究中,选取了不同的指标或数量模型来测算环境规制的严格度以及产业国际竞争力。而由于这些指标与模型所包含的经济内涵较为偏狭,所以指标与模型的不同往往造成研究结论的不同和偏颇。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选用及完善一套适当的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的严格度以及产业国际竞争力,是能否正确诠释环境规制和国际竞争力关系问题的关键。

523针对环境规制研究的方法论需要进一步的整合与完善

早期文献大多认为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很小或者呈负面影响,后期研究显示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不一定为负,环境规制有可能刺激企业创新进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这些分歧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不同研究方法的影响,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从静态分析转向准静态及动态分析、从对短期的分析转向对中长期的持续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科学的研究体系。

524在环境规制与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对产业类型的选择较为狭窄研究表明,环境管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受到被管制行业具体特点的特殊影响,同一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对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中,一般是针对制造业或污染密集型工业等。但在现实情形中,环境规制对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影响也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针对涉及国际经贸的国民经济主要产业分别开展细致分析,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参考文献:

［1］许冬兰,董博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6):91-96

［2］郭红燕,刘民权,李行舟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进展［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8-33

［3］解垩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08(1):19-25

［4］董敏杰,梁泳梅,李钢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1(3):57-67

［5］Gray WB，RJShadbegian RJ，Plant Vintage，Technology，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3(46)：384-402

［6］Gray WB，RJShadbegian RJ，Pollution Abatement Expenditure and Plant-level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5：54(2):196-208

［7］Porter ME，Americas Green Strategy ［J］. Scientific American，1991(4):168

［8］Porter ME，Van Der Linde，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4):97-118

［9］Hamamoto M，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6:28(4):299-312

［10］Square R，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A Literature Review ［R］. Working Paper，2005(6):7-8

［11］Schmutzler A，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Managerial Myopia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2001(18):87-100

［12］Lee M，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Market Power: The Case of the Kore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8(68):205-209

第2篇

>> 科学的影响力：美国环境外交中的认知共同体因素研究 深刻的影响力 中国的影响力 母亲的影响力 父母的影响力 金钱的影响力 沃尔玛的影响力 “疯子”的影响力 爸爸的影响力 韩寒的影响力 教师的影响力 父亲的影响力 蔓延的影响力 音乐的影响力 影响力的境界 品牌的影响力 小事的影响力 真实的影响力 集群中认知共同体的涌现及其进化过程研究 微博主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这个定义的涵盖范围虽然非常广泛，但基本指出了环境外交政策聚焦的领域。至于环境外交的参与主体，王之佳认为，环境外交是“一种官方行为，其主体是国家，由正式代表国家的人员和机构通过访问、交涉、谈判、缔结条约，发出外交文件、参加或发起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多种多样的外交方式，处理和调整环境领域国际关系所进行的对外活动。”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随着外交定义的拓宽，环境外交也不例外。黄全胜认为各种行为体、政党、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外交行为，都属于环境外交领域。黄全胜：《环境外交综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本文即在此领域中展开对认知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界定。

在美国环境领域中，来自于政府系统、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国际组织等等的专业人士群体，基于对环境问题的共同认知，对如何应对环境问题的共同判断以及对于人类环境未来发展的共同信仰，组成了相应的共同体网络，并且试图影响到政策制订过程。

以气候政策为例，美国国内的科学界人士基于各自对于科学事实的认知分成了两大派别，一大派别承认并且迫切要求政府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危害，并采取相应行动；另一派别科学家则认为气候变化本身即是一个未得到论证的命题，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它真的存在。两派成员都通过各种交流活动、公众活动，宣传自己的观点。例如2015年10月笔者先后参加了两次学术活动，29日参加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和卡内基科学研究院（Carnegie Institution for Science）联合举办的题为“50年之后的气候变化”大型学术研讨会，在会上现任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出席发言，分享了他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表达了他对于奥巴马总统气候政策的支持。而10月30日知名智库加图研究所举办的“为巴黎做准备：对联合国2015气候变化大会能期待什么”的会议上，到会的几位科学家却表达了对于气候变化本身这一科学事实的质疑。

本文以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家团体为例，来分析美国环境外交领域中认知共同体的特点。

首先，这些在环境领域有着权威知识的专家们，基于共同知识的基础而组成的共同体网络，他们有着共同的伦理观，即认为保护人类的生存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而表达并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同时基于他们所掌握的科学事实，他们坚信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而有效的应对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政策选择，国际合作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必然途径，而只有积极正视气候变化才能够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些符合前文中彼得・哈斯对认知共同体特征的归纳：共有的原则和信仰，气候变化危及人类生存；共有的因果信念或专业知识，科学证据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共同的效度观念，必须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有共同的政策志业，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以及其他更深入有效的政策。

其次，认知共同体成员可能隶属于不同的机构，但彼此间拥有相对稳定的交流平台，例如共同的学术组织等等。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即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一组织创建于1848年9月20日，是世界最大的非营利科学组织，它的主旨目标在于“为促进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科学、工程和创新研究”，参见AAAS官方网站介绍，http：///about-aaas， 2016-06-23.它的成员皆认可这一基本目标，并都具有不同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美国科学促进会的职能目标包括加深科学界和大众之间的沟通，为社会事务提供科学观点，推进公共政策中的科学，促进国际科学合作等等。现任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主任、哈佛大学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在成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科学幕僚前，就曾是AAAS的主席，他曾经代表前文提到的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登上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而在美国国内，AAAS无疑成了美国科学家们交流并达成共识的代表性组织，AAAS的科学家们来自不同机构，他们聚集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在气候变化领域，以AAAS为平台，组成了一个科学家网络，宣传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策制定。2009年8月初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法案受到了来自参议院的阻碍，十位参议员联名给奥巴马写信，表示不支持该法案，因为该法案会损害美国工业集团的利益。当年10月以AAAS为首的美国18家顶尖的科学组织联名向参议员们写公开信，表示共同认可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如果要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必须被减少。Climate letter， available at http：///sites/default/files/migrate/uploads/1021climate_letter.pdf.

再次，由于共同体成员的来源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使得认知共同体的影响力也呈现多样化、分叉网状式的扩展特点。第一，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群体在日常工作中就能直接发挥影响，他们在美国政府内部任职，对于处理环境事务有着共有原则和信仰，受到普遍认可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共同政策诉求的政府职员群体。他们能够在很多政策制定环节上影响环境外交政策的制定，无论是议程的设置还是政策的选择，甚至于直接影响到政策制定者的知识结构和信念体系。最典型的代表即是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OSTP为总统及其他政府高层提供准确及时的基于科学和技术的政策建议，其战略目标包括保持与政府官员、学术界、企业界之间的专业科学关系，评估科学的进展以及挑选潜在的政策建议，以及确立世界一流的专家团队，能够提供政策相关的科学分析与建议。参见OSTP介绍，available at https：//whitehouse.gov/administration/eop/ostp/about，2016-06-23.OSTP在环境与能源领域对外交政策有着明确的诉求，认为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全球视角和国际行动，美国应该重新参与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工作中，建立基于G8+5（八国集团，加上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的全球能源论坛，专门针对全球能源和环境问题展开应对工作。Environment & Energy， available at https：//whitehouse.gov/administration/eop/ostp/divisions/energyenvironment，2016-06-23.OSTP对奥巴马政府在环境外交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上发挥了重要影响。此外还有相对应的职能部门的研究人员，例如在环境领域中发挥着无可替代作用的美国环境保护署（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等等。第二，来自美国国内的研究机构、私营机构等专业人士群体，通过间接途径，例如发表研究报告、游说、大众媒体、宣传公关等等方式影响各层级政府的决策。他们的活动层次主要在美国国内，关注焦点更多在于如何说服美国政府制定出更符合美国以及世界长远未来发展需求的政策。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常常担任政府部门的知识顾问，与政府保持着积极的互动关系。第三，活跃在国际层面的专业人士群体也在通过自身的影响力试图对一国乃至全球的政策走向发挥影响。例如通过在国际领域改变国际规则，以达到通过设定议程和改变国际规则改变国家外交的效果。最典型的代表包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臭氧层国际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the Ozone Layer，CCOL）等等。IPCC是客菲拦榔候变化的国际组织，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于1988年建立，旨在向世界提供一个清晰的有关对当前气候变化及其潜在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认知状况的科学观点。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科学家自愿以作者、撰稿作者和评审人员的身份参加IPCC的工作。IPCC不对他们支付任何薪酬。自成立以来，IPCC已编写了五套多卷册评估报告，并在2007年因在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和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分享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详见IPCC介绍：available at https：//ipcc.ch/home_languages_main_chinese.shtml，2016-06-23.而IPCC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对美国带来了压力，在国内也极大地影响了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三、认知共同体参与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建构主义外交政策理论认为外交政策中行动者的行为不是像理性主义所理解的那样，以经济人和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来行动，而是以社会人和角色扮演者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行动者的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文化）之中，其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引导。社会规范不只是规定和限制了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建构了行动者的身份，使行为合法化，并定义了行为体的利益，由此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袁正清：《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10页。而社会规范的来源，知识，或者说是得到公共承认的知识，无疑是其中之一。认知共同体能够对美国环境外交政策发挥影响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的知识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他们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规范，进而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首先，认知共同体能够促成国家重新界定国家利益。跨国认知共同体成员能够直接向政策制定者阐明国家利益，或者指出特别明显的方面以引导政策制定者推断出国家利益。研究表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内涵是在不断演变中的，而环境的善治并不在早期的国家利益范围内。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国家利益几乎就是国家安全利益的同义词，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即注重强调国家的生存和实力（尤其是工业和军事实力）。发展到1978年，国家利益的概念被认为包含国防利益、经济利益、世界秩序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环境因素并不在其中。而随着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知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来自于众多认知共同体的成员们努力告知决策者关于环境的风险与危害，例如1965年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小组向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提交了正式警告，1989年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得到美国科学院的报告《我们正在变化的星球：美国对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项战略》等等。环境安全逐渐进入国家安全，而环境也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界定时的重要考虑内容。

其次，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界定议题和行动方案为国内或国际社会提供新的规则。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参与国际臭氧层保护。1974年美国学者罗兰（Rowland）和莫利纳（Molina）发现，大气臭氧层已遭到严重破坏，世界上大量生成和使用的氯氟烃类物质（chlorofluorocarbons， CFCs）扩散入臭氧层是主要原因。1977年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成立了臭氧层国际协调委员会，协调科学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并每年提交评估报告等。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对于整个事情的起因和可能出现的结果并不清楚，于是认知共同体在促进美国积极参与国际臭氧层保护的外交行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臭氧层国际谈判框架主要是由一群大气科学家以及与科学家在环境事务上有同感的政策制定者们一起设定的。在美国国内，它的成员包括联合国环境署、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国务院的海洋、环境与科学事务局以及来自其他认知共同体的成员。他们的共同努力，促成了《蒙特利尔条约》的形成，这一条约对国际社会有约束力和规范作用。

再次，认知共同体能够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推进规则的社会化过程。所谓社会化的过程，即是规则内化的过程。国际层面上内化是把由国家间所共享的国际规范让外交决策者接受的过程，而国内层面上内化是国家内部公民所共享的社会规范让外交决策者接受的过程。国际社会层次上的社会化行为体主要有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倡议联盟（transnational advocacy coalitions） 。国内层次的社会化行为体主要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及其各种组织，它们把适当行为的预期赋予政治决策者。袁正清：《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12页。国际认知共同体无疑是非常有力的跨国倡议联盟团体，基于科学知识提出的政策倡议具有很强的合法性，这些知识的传播无疑能够在很多国家得到认可，推进该国对相关规则的接受。国内的认知共同体起到的最重要作用无疑是对国家内部公民的宣传与教育作用，民众因接受相关理念而产生对政府政策的相应期望，这在美国这一类非常注重公众舆论的国家非常重要。例如1968年来自美国、德国、挪威等10个国家的30多名学者组成了罗马俱乐部，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国际认知共同体。1972年，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L.Meadows）为代表的俱乐部成员，发表了轰动世界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这份报告早已成槿死嗷肪潮；な飞系木典作品，直接影响了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而在美国，环境保护成为贯穿70年代的主题，环境理念开始深入影响人们的行为以及对于政府政策的预期。在美国历史上的主要环境立法及条约，在70年代数量达到了16个，相比之下，60年代仅有6个，80年代只有9个。Christopher M. Klyza， and David J. Sousa， American Environmental Policy，1990―2006，Cambridge， Mass.：MIT Press，2008， pp.36-37.

以上分析从理论角度剖析了认知共同体是如何参与美国环境外交政策决策并发挥一定影响力的，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重新界定国家利益、设定议程，还是推进规则的社会化过程，归根结底都源于认知共同体所具有的共有知识，这使得它在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中，能够成为与利益集团、大众媒体等并列的独立因素。

相较于利益集团参与决策主要依靠游说和竞选资助等方式，认知共同体并不相同。具体分析其政策实践过程，能够看出科学家团体也会进行游说，但并不具备利益集团拥有的资金及资源，无法通过出席国会听证会以及利用各种资助和企业平台接近相关官员，所以其游说形式更多还是专家咨询、学术报告等。此外，虽然认知共同体不具备雄厚资金来进行竞选资助等活动，但可通过其他形式表达对符合其政策诉求的候选人的支持。因此，通过下文的实践分析，能够看出认知共同体所采取的参与方式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第一，通过倡议或者说服，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者进行游说。美国的外交决策机构主要指总统和国会。而目前认知共同体最常使用的倡议或说服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首先，认知共同体成员有渠道与决策机构或决策者进行直接交流。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专家学者成为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决策班子时。例如之前提到的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美国前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局长简・卢布琴科（Jane Lubchenco），现局长苏珊・苏利文，环保署署长吉娜麦卡锡、前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等。他们都有着非常专业的知识背景以及对于环境事务重要性的共同认识。另外前文提到的最早发出气候变化警告的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成员，也有能够直接与总统交流的机会。这一委员会由不超过21位美国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其中一位担任总统的科学顾问，而另外20位则并不担任政府职务，但可定期与总统进行会晤，为总统提供政策建议。

其次，通过完成科研项目，提交科技报告的形式，向政策决策者提出建议。这种形式是目前认知共同体最常采用的形式，例如IPCC的定期评估报告、PCAST提交给总统和国会的研究报告，以及多项由美国其他学术研究团体提交的研究报告。例如1977年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和国务院主持开展《公元2000年的地球》（The Global 2000 Report to the President），这一研究于1980年完成，研究成果主要是关于世界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到20世纪末期时可能发生的变化，报告部分验证了《增长的极限》的观点，为卡特总统采取积极的环境外交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针对这份报告，卡特总统在1981年推出《全球未来：该行动了》（Global Future： Time To Act）的报告，明确了行动议程。“Global Future： Time To Act”， available at http：//lawdigitalcommons.b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744&context=ealr， 2015-11-24.

再次，通过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等间接游说形式，向政策决策者施加压力，例如前文提及的美国18家顶尖的科学组织联名向参议员写公开信。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76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一份公开信上签名，公开支持奥巴马并呼吁选民投票支持他，因为他正视科学的事实基础，重视科学在政策上发挥的作用。2013年11月3日，全球变化的顶尖研究者又发表了公开信，承认气候变化，并呼吁使用核能来应对能源问题。Top climate change scientists' letter to policy influencers，available at http：///2013/11/03/world/nuclear-energy-climate-change-scientists-letter/，2013-11-03.公开信形式更多是通过媒体宣传渠道来发出倡议，希望能够影响公众舆论，进而间接向决策者施加压力。

第二，为外交政策的执行机构提供服务。在环境外交领域中，认知共同体能够为外交政策的执行机构提供服务与帮助，因为环境外交领域是一个高度依赖于科学知识的领域，一旦失去了科技支持，很多外交任务是无法顺利完成的。数十年来，美国国务院派驻全世界各地的分管科学技术事务的外交人员（现在被称为环境、科学、技术和健康，ESTH外交人员），一直是从研究机构和大学中招募的资深科学研究人员。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available at http：//nap.edu/read/21730/chapter/1， 2016-06-23.

在与环境外交紧密联系的行政机构中，认知共同体也常常行使着顾问团、知识库等类型的职能。然而这似乎还不够，认知共同体的专家们开始亲自从事外交工作，并且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2011年，由总统发起成立了科学大使项目（Science Envoys），这一项目挑选学者前往其他国家，进行一至四周的访问，在这期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寻求与所访问国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流机会，也为发展新的科学项目做积累，截至2014年，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9位不同领域的学者，其中就有伯纳德・阿麦戴博士（Bernard Amadei），他是市政工程工程师、无国界工程师组织的创立者，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工程设计，他前往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在当地办工作坊与当地的技术人员进行交流，促进了两国间的环境交流。

第三，对民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影响民意。作为专业知识的提供者，认知共同体在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上有着独特的优势，他们具有知识权威，因此他们对某些公共事务发表看法时，能够吸引民众的关注，并具有说服力。2011年密歇根大学发起了一项对美国民众有关气候变化看法的调查，2010年春季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是什么因素导致你认为气温在上升”这一问题的时候，排在首位的是“冰层在融化”（22%），紧随其后的即是“媒体报道”（16%）、“个人对于气温变暖的观察”（15%）、“个人对极端天气的观察”（15%），以及科学研究（10%）。在问及“是什么因素影响到你的看法”时，有13%的民众选择了IPCC的报道。Christopher Borickand Barry Rabe ， Fall 2011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available at http：//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2/2/climate-change-rabe-borick/02_climate_change_rabe_borick.pdf，2016-06-23.认知共同体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问题的认知，而民意能够为外交政策设定参数表，即指民意为总统在广阔范围的政策选择上设定限制，总统的政策建议者会对政策进行评估，看哪些政策能够迎合民意，哪些则不能。Bruce W. Jentel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10， p.65.民众的认知受到了科学教育的影响，而许多认知共同体一直将推进科学知识与公民的交流视为自身组织的主要职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认知共同体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途径对美国环境外交政策发挥影响。虽然目前的研究尚无法确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科学家们能够影响政策决策，然而在外交领域中重视科学的作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在以环境问题为代表的外交议题中，认知共同体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已成为能够与利益集团、大众舆论等几大传统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因素相并列的因素。

四、 结论

认知共同w理论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知识在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能帮助人们理解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帮助决策者进行问题界定与议程界定，并影响到政策制定过程。认知共同体在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中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通过对它的分析能更清楚了解哪些因素在影响美国环境外交政策选择。

虽然用该理论分析外交政策存在着不少局限性，但是将它引入外交政策分析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外交政策中的知识因素提供一个分析视角。当世界越来越专业化，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将需要越来越多的科学建议，而环境领域只是其中之一。

当今世界，科技蓬勃发展，改变着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国家行为的方方面面。科学的不断发展，为世界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毋庸置疑，科学早已经进入传统的政治领域，并将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外交与科学的结合也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对于认知共同体在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中发挥影响的分析，希望能够引发更多关于科学和外交、科学和政治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德]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Ⅱ-Ⅲ.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3 .

[3]黄全胜. 环境外交综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12-13.

[4][美]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

[5]孙嘉明，王勋：全球社会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78-79.

[6]王希.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J].美国研究.2003（2）.

[7]王之佳. 中国环境外交[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1-2 .

[8]袁正清. 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9）.

[9]Emanuel Adler. The Emergence of Cooperation： Nation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Nuclear Arms Control[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1）.

[10]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75（3）.

[11]Mai’a K Davis Cross. Re-thinking Epistemic Communities Twenty Years Later[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3（1）.

[12]Neil J Mitchell， Kerry G Herron， Elite Belief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the Atlantic Divide： Scientists’ Nuclear Policy Pre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7（4）.

第3篇

[中图分类号] R473.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5）12-0134-03

Effect of long cotton branch instead of cotton ball in postoperative oral nursing of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HU Qunling1 ZHANG Jufang1 WENG Yuying1 QIU Xiamin2

1.Department of Women Orthopedics， Dongyang City People's Hospital， Zhejiang Province， Dongyang 322100，China；2.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Daguan Shangtang Area of Gongshu District in Hangzhou， Hangzhou 31001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ong cotton branch instead of cotton ball in postoperative oral nursing of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Methods All 72 cases of coma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4 were used long cotton branches in postoperative oral nursing（observation group）， 72 cases of coma from December 2011 to December 2011 were used cotton ball in postoperative oral nursing（control group）， the effect of nursing care， oral cavity cleaning degree， nurse fatigue degree score and complica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efficient， oral cavity cleaning degree and nurse fatigue degre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 Cotton ball； Long cotton branch；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Oral nursing

在神经外科中，诱发患者昏迷的疾病有多种，包括颅脑外伤、蛛网膜下隙出血及颅脑肿瘤等。昏迷患者因无法自主进食，且咀嚼功能、吞咽功能衰退，导致口腔存留大量分泌物，并逐渐成为菌群繁殖基地[1]。口腔属于消化道的起始部位，由牙齿、上下颌骨、舌、颊等构成，具有呼吸功能、表情功能、感觉功能、摄食功能、言语功能、咀嚼及吞咽功能等[2]。同时，口腔也是病原微生物进入人体的主要入口，由于口腔温湿度适宜，且接触菌群的机会多，因此极易繁殖大量的微生物，诱发口腔感染等疾病[3]。为了降低口腔疾病的发生率，促进昏迷患者早日康复，必须加强口腔护理。以往临床中常用棉球对患者口腔黏膜、牙齿等进行擦拭，但发现棉球接触面小，需要使用大量棉球进行反复擦拭才可将咽喉部分泌物、口腔残留食物等擦拭干净，操作复杂，使护士劳累程度显著提升，且擦拭效果不理想。基于此，在对神经外科的昏迷患者实施口腔护理时，为了提升口腔护理效果、实现口腔健康的目的，2013年1月～2014年1月我院用长棉枝代替棉球对神经外科收治的72例昏迷患者进行口腔护理，取得了满意的护理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2014年1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采用长棉枝进行口腔护理的72例昏迷患者为研究组；另选取2011年12月～2012年12月我院收治的采取传统口腔护理法（用棉球护理）的72例昏迷患者为对照组。研究组男44例，女28例；年龄20～73岁，平均（51.34±4.26）岁；30例颅脑外伤，12例缺氧性脑病，13例右基底出血，5例左基底出血，7例蛛网膜下隙出血，5例颅脑肿瘤；52例意识清楚合并失语、吞咽障碍，20例意识障碍；其中21例需留置鼻饲管。对照组男46例，女26例；年龄19～74岁，平均（51.28±4.31）岁；32例颅脑外伤，10例缺氧性脑病，11例右基底出血，6例左基底出血，8例蛛网膜下隙出血，5例颅脑肿瘤；55例意识清楚合并失语、吞咽障碍，17例意识障碍；其中20例需留置鼻饲管。两组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长棉枝进行口腔护理，用生理盐水对患者口腔进行清洁后，用消过毒的长棉枝轻巧地对其牙齿进行擦洗，之后依次将患者舌下、硬腭及颊部的残留食物或分泌物、咽喉部痰液等异物清除，并予以擦洗。同时，还要密切观察患者口腔融膜的变化，如发现有充血、糜烂等现象，应及时予以处理。对照组患者采取传统口腔护理法（用棉球护理），用血管钳夹棉球对患者的牙齿、舌下及舌面、硬腭、颊部进行擦洗，擦洗后要防止将棉球遗留在患者口腔中，同时还要注意棉球不可过湿，以防溶液进入患者呼吸道。

1.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口腔护理效果、口腔清洁程度及护士劳累程度评分、并发症（口腔感染、口腔黏膜出血及口臭、牙龈出血等）发生率。

1.4评价标准

①护理效果评价标准 显效：口腔清洁程度评分为4～5分，未发生或少见牙龈出血、口腔黏膜出血及口腔感染等并发症；有效：口腔清洁程度评分为1～3分，发生牙龈出血、口腔黏膜出血及口腔感染等并发症；无效：口腔清洁程度评分为0分，多有牙龈出血、口腔黏膜出血及口腔感染等并发症。②口腔清洁程度评价标准：护理后，观察患者口腔是否有臭味、软垢、食物残渣，口腔黏膜是否洁净无附着物，牙面是否光洁，一共5项指标，每项1分，结果理想则可获得1分，反之不计分。护士劳累程度评价标准：根据NRS（数字评定量表）评定护士劳累程度，分值为0～10分，不劳累为0分，劳累为5分，非常劳累为10分，具体分值由护士自行评定[4]。

1.5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计处理采用SPSS17.0软件包。计数资料用“%”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两组口腔护理效果对比

研究组显效38例，有效29例，无效5例，总有效67例。对照组显效25例，有效34例，无效13例，总有效59例。研究组口腔护理总有效率93.06%高于对照组（81.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口腔护理效果对比[n（%）]

2.2 两组口腔清洁程度及护士劳累程度评分对比

研究组口腔清洁程度评分（4.73±0.06）分高于对照组（3.58±0.1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口腔清洁程度及护士劳累程度评分对比（x±s，分）

2.3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对照组口腔感染3例，口腔黏膜出血1例，口臭6例，牙龈出血2例，共12例；研究组口腔感染1例，口腔黏膜出血0例，口臭3例，牙龈出血1例，共5例。研究组口腔感染、口腔黏膜出血及口臭等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3讨论

在本研究中，患者临床多伴随意识障碍、失语及吞咽障碍、咳嗽无力等表现。由于咳痰无力，导致大量痰液积聚于患者喉咙部位而无法排出，或口腔滞留大量食物残渣或分泌物，且口腔缓冲能力、自行清洁能力也随之衰退，口腔内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因此极易诱发口腔疾病，例如口腔感染等[5，6]。对于年老的昏迷患者，大部分牙齿已脱落，更易发生口腔滞留食物残渣等现象，因此给予此类患者有效的口腔护理对预防各种口腔疾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7]。

口腔健康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一个重要标志，WHO（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口腔健康列为衡量人体健康的一项重要标准。俗语说“病从口入”，口腔健康对人体健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Adib-Hajbaghery Mohsen等[8]研究指出，口腔作为呼吸消化道的进口，是病原菌微生物进入机体内部、干扰及侵袭机体、菌群生长繁殖的关键部位，具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例如咀嚼功能及语言表情功能、吞咽功能等。若未及时对口腔内残留食物或分泌物等进行清理，极易诱发各种口腔疾病，例如口腔念珠病、牙周炎等。Hideo Mori、Hiroyuki Hirasawa等研究指出，有效的口腔护理对提升口腔清洁程度、减少并发症有极其重要的影响[9]。为了避免人体在免疫力降低时出现内源性感染或外源性感染，必须对患者实施有效的口腔护理[10]。

临床常用长棉枝或棉球对患者口腔进行护理。口腔护理应确保长棉枝或棉球的湿度适中，以不滴水为准[11，12]。用长棉枝对患者进行口腔护理，可使口腔食物残渣或大量分泌物、咽喉部痰液等在较短时间内擦拭干净，操作简便，且效果好。用棉球对患者进行口腔护理，由于棉球与患者口腔接触面积小，若患者口腔有大量分泌物，则需用大量棉球才可擦拭干净，且需用血管钳或镊子将每个棉球拧干才可擦拭患者口腔，操作程序比较繁琐，耗费时间较长。相较于棉球，长棉枝与患者口腔接触面积较大，可以轻易地将患者口腔内残留食物或分泌物、咽喉部痰液等擦拭干净，操作简便，耗时短[13，14]。此外，用棉球对患者实施口腔护理时，需要用到镊子或血管钳等物品，但用长棉枝对患者实施口腔护理无需用到镊子或血管钳，因此用长棉枝进行口腔护理具有所需物品少、成本低的优点[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