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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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变译；伦理；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五、结语

第2篇

关键词： 《高等教育哲学》 “高深学问” “以人为本”

一

“高深学问”贯穿于《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始终，并围绕“高深学问”形成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布鲁贝克立足于“高深学问”这一基点，提出：“在二十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然而，这种对知识的探究不仅是闲逸的好奇了，只有越来越精确地知识验证才能使人们得到满足。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量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是它的客观性或独立性、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教授们依据这一原则力求得出“不受价值影响”的结论，尽力排除所有的感彩［1］。强调政治论的人则认为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即政治论哲学强调“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这两种哲学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冲突不断，或此消彼长或“并驾齐驱”［2］。

二

尽管这两种教育哲学观在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上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忽视高等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作用，远离了教育最根本的对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领域。这不可避免地淡化了长远的责任意识。这种对人的忽视，并不是说高等教育完全不重视人，而是说它所重视的是“经济人”、“政治人”，却不是“完整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高等教育要超越社会现实文化，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根本的还是取决于高等教育能否超越自身，追寻被工具理性文化所遮蔽的本质和本体价值，使高等教育真正是属于人的教育，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完美的人的教育［3］。

高等教育何以存在？人是生命存在物，但人的生命存在和动物的生命存在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4］“人是一种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自然生命，又具有超自然的价值生命，是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的统一体。”人的价值生命的获得，不能通过基因遗传，而是通过社会遗传、文化遗传。而社会、文化的遗传是由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来完成的。康德在其著作《论教育》中写道：“动物终身为本能所支配，只有人是需要教育的生物，而人因为教育而成为人，发展人，人的目的是‘做人’。”人的这种生命特性在高等教育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高等教育的主体是有一定思想，并已形成一定价值观的人，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将是一种和他们未来生活一体的、内在的东西，是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对生命的一种更高程度和层次的提高，是生命的一种升华，是获得超自然价值生命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所以，高等教育的几点只在于生命本身，因生命而发生，生命才是高等教育的“家”。高等教育当以人的生命为基点来展开，任何偏离这个基点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或是多教育的异化。

高等教育因人的生命而发生，离开了生命及其活动，就没有了教育。人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体现自己的生命，完善自己的生命。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理解生命的内涵，尊重生命的逻辑，倾听生命的律动，不断地创造条件，促进生命的发展，提升生命的意义，增大生命的价值，创造新的精神生命。高等教育关注的就是人的这种自我创生的超越性发展，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应然”为理由的不断超越的过程，是生命自组织的过程。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高等教育从各个方面充分印证和展示了人的生命特性。所以，只有把追求自由、幸福、公平和生命质量的不断提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动力［5］。

三

理解高等教育，不能离开生命，不能离开人。高等教育对人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高等教育立足于人生命的视角，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教育。人的生命特性和教育的关系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基础［6］。

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指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存在时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后者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史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十至六十年代、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目的”。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二十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6］。

四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对人的关怀和塑造，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探索高深学问、促进政治文明、提高经济效益的高等教育功能。这就意味着必须自觉地重新思考和认识高顿成教育价值观上可能有的偏颇和片面化，平衡地看待经济成就、民主和公民意识、生活的自主豁达等重要的人生目标，力求使自己平衡全面地获得所有这些人生意义的取向。因此，现代高等教育哲学应“以人为本”，即不仅要始终关注当代大学生当下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且要关注其未来发展潜力。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做到“人文见长”，亦即培养的学生，既要有谋生技能，又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懂得何以为人，为何而生。总之，哲学为学，现实为实，哲学与现实总存在差距，教育则是解决二者难题的方法。只有当魅力的教育与智慧的人结合时，教育才会更具魅力，人才会更加智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是将人具体地塑造成某种工具，而是使人成为存在的人、不断发展和超越的人。高等教育要引导人走出自我中心和欲望的藩篱，将他们的兴趣引向更宽广的社会、生活和创造的领域。因此，高等教育哲学应“以人为本”［8］。

参考文献：

［1］姜国钧.《高等教育哲学》镜诠［J］.大学教育科学，2009，（06）.

［2］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李仙飞.再论高等教育哲学以何为本――基于高等教育哲学“内在紧张”的思考［J］.高教探索，2008，（0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6］［8］郭芳芳.高等教育哲学应走向人――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质疑［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第3篇

尽管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其中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淮南子》的“万物有以相连”;程颢的“人与天地一物”(《遗书》卷十一);直至戴震的“人物与天地,犹然合如一体”(《答彭进士允初书》),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至于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易大传》提出的见解最为精湛。作者一方面主张“先天而天弗违”(《文言》),即根据自然规律去引导、开发、调整自然;另一方面又提倡“后天而奉天时”,即努力去适应自然。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作用,又强调了人的一切作为都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而必须建立在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

哲学领域关于天人关系的上述见解势必会对传统养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养生学直接以人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则在于传统养生文化是以古代哲学作为自己的深厚底蕴。事实上,天人关系也确实在中国养生文化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传统养生文化赖以生成的哲学基础。

早在中国传统养生理论的奠基作《黄帝内经》中就明确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经水》)又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可见古代养生家在天人关系学说的影响下,已经直观地感觉到人类处在天地之间,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只能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既然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也就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一种相通相应的关系。所谓“人与天地相参”,强调的正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在传统养生文化中,至少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得到充分印证。

1.人体的生理过程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存在同步关系。《灵枢》提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这就是说,人体的生理活动会随着四季的交替而发生生长、收藏的相应变化。《素问・金匮真言》还认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意思是说,人的内脏的生理功能分别与四季不同的风向相联系,不同季节的风向往往会引起相应的内脏器管发生一定的病理反应。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人体的生理过程是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相同步的。

(2)人体与自然万物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并遵循同样的运动变化规律,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人身法天象地,悉与天地造化同途。《素问》:‘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已闭。’又云:‘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故天地有昼夜晨昏,人身亦有昼夜晨昏:天地有晦朔弦望,人身亦有晦朔弦望。其间寒暑之推迁,阴阳之代谢,悉与天地胥似。’”上述观点的核心,就是把天地视为一个大宇宙,把人体当一个小宇宙,大小宇宙之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的对应关系。

(3)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构成物质。我国古代哲学家大多认为“元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物质。《老子》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指阴阳二气冲荡而化合成万物。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万物之一,同样也是由“元气”化生而成的。《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正强调了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天地之气合乎规律的产物。事实上,在传统养生理论,特别是《黄帝内经》中,人的生命过程,包括生、长、壮、老、死等各个阶段,都被归结为“气”的发生和聚散的必然结果。

也许正是因为古代养生家充分认识到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统一关系,所以无论在养生理论或实践方面,他们都极力主张把研究人体与探讨自然统一起来。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举痛》),正是上述主张的典型概括。

科学发展史曾经一再告诉人们,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都必然采用一定的认识方法,而所采用的哲学认识方法的性质又会对该学科的理论及实践产生深刻影响。考察中国养生文化史可以发现,“天人合一”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其中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事是相通、相类和统一的。也就是说“天人合一”论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天人相通,皆以“天道”,为“人道”之根本,天人是相互贯通的;二是天人相类,认为天人在形体性质上都是相似的。如《吕氏春秋・知分》曰:“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人既是天之阴阳所化生,故天人同类而相应。这便是古代养生家探讨人体奥秘的理论武器。如前所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在养生领域一般转化成一种关于天地与人体各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对应的所谓“天人大小宇宙”理论。古代养生家往往依据这种理论,从观察宏观的外在大宇宙入手,来指导探索人体的内在微观“小宇宙”。俞琰在《周易参同契发挥》中就指出“古之修丹者,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以稽于人心;于是虚吾心,运吾神,回天关,转地轴,上应河汉之昭回,下应海潮之升降,天地虽大,造化虽妙,而其曰月星辰之著明,五行八卦之环列,皆为吾摄入一身之中,或为吾之鼎器,或为吾之药物,或为吾之火候。反身而观,三才(日、月、星)皆备于我,盖未尝外吾身而求之他也”。至于《黄帝内经》对人体构造的认识,更是明显地带有“天人合一”哲学观念影响的烙印。《灵枢・邪客》称:“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总之,在《黄帝内经》作者看来,自然界这个大宇宙有什么,人体小宇宙也就必然会有一个部分或一种机能与其对应。这种对人体奥秘的认识,今天看来尽管包含了不少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测成份,但它的产生对于传统养生理论和实践方法的确立,无疑提供了一种直观的理论依据。

其次,“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传统养生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哲学依据。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养生理论中,阴阳五行学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种学说的产生,恰恰是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作为自己的哲学依据的。《类经・阴阳类》称:“道者,阴阳之理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故阴阳为天地之道。”意思是说,阴阳是自然界的总规律,是世间万物的纲领。既然自然界这个大宇宙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根据“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自然会推导出人体这个“小宇宙”也必然要受阴阳法则支配的养生观点。所谓“天以阴阳而化生万物,人以阴阳而营养一身”,实质正是“天人合一”哲学理论在人体阴阳学说中的具体展现。阴阳学说如此,五行理论更不例外。《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这里的“五运”即“五行”。作者明确把“五行”当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提了出来。“五行”即然是自然万物的普遍规律,依据“天人合一”理论,也就自然适用于人体。于是《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进而推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素问・天元纪大沦》则讲得更为透彻:“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这就表明,无论“阴阳”或是“五行”学说,“天人合一”观念均在它们的产生过程中起了哲学依据的重要作用。

第4篇

【关键词】中医；基础课程；现代教学模式

所谓中医基础课程的现代教学方法，是指在在教授中医基础课程的过程中，不完全按照传统教学方法，即所谓按照教师既有的中医知识和理论去解释课本上的理论，而是采用现代医学理论，也就是西医理论，最大限度的去解释中医的各种理论。

1.用现代医学理论讲解中医理论的必要性

中医理论比较抽象、难懂，很多理论对于初学中医的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未接触过中医文化的人来说，中医尤为难学。中医学是一门涉及古代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方面的学科。尤其和古代哲学密不可分，中医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学说、天干地支等无一不是古代哲学的体现。而刚刚跨入中医药大学门槛的学子，在进入大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知识几乎和古代哲学无关，所学习的知识更多的是偏向现代科学，如数理化、生物、自然等学科。这些学科主要发展于西方，所采用的思维模式也是西方思维模式，这和我国古人的思维模式有着比较大的差距，这也就决定了一个从小更多接受西方思维模式的人进入中医领域后突然要按照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去思考和学习中医，是有比较大的困难。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虽然学医很困难，但比较起来，西医比中医学起来要容易。主要是因为西医所教授的知识更加直观，更加易于让人接受。以普通感冒引起发热为例，西医对此的解释是，发热是人体在发热激活物的作用下产生内生致热源细胞，从而产生和释放内生致热源，作用与体温调节中枢，使体温调节点上移，进而产热增加和散热减少，最终引起体温升高。中医对此的解释是是外邪（主要是寒邪）郁闭毛孔，卫阳不能达于肌表温分肉导致恶寒，卫阳不能宣发，郁而化热，故发热。同样是一件事情，中西医解释完全不同，相比来看，西医的解释更加客观、明了、直接，对于接受西式思维惯了的人来说更易于接受和理解。而中医的解释则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因此初学中医的大一学生往往课下反应听不懂，学了一个学期之后，依然对中医感到很迷茫。甚至很多人学习中医几年，仍然觉得对中医还是一知半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中医难学的因素在里面，笔者认为更多的还是教学方法的问题。如果能够用比较容易接受，更加直观的西医理论去讲解中医理论，把抽象的中医理论转化成形象的、具体的现代知识，应该能够使学生更好的掌握中医知识，中医院校的教师教授中医课程的效果也会提高。

2.中医理论体系与现代医学理论体系差别巨大的原因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物理学，紧接着几乎合它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它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由此可见，中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是类似的，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宏观走向微观。中国在古代取得了灿烂的文明，当时较之世界也处于领先，然而现代科学却产生于西方。同时，也产生了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即现代医学。而中医理论在从宏观走向微观的时期，受当时科学水平以及其他政治原因与西医从此分道扬镳。因此，造就了今天中医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理论体系。今天看来，中医理论的知识构架和西医表面看起来差别巨大，中医理论非常抽象、难懂，但因为中医临床治疗的效果卓越，而且这种效果具有可重复性，所以造成了中医一直被有些人诟病不科学，经验主义的同时又长期和西医并存，屹立不倒，并愈加繁荣的这样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医并不缺乏令人信服的客观病例，缺乏的只是更加科学、更加现代，更加通俗易懂的解释手段。而现代医学的理论恰恰可以为解释中医理论而服务。

3.用现代医学理论讲解中医理论的可行性

笔者认为用现代医学理论讲解中医理论具有很好的可行性。因为尽管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表面看去差别很大，但中西医研究的问题是一致的。古人也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产生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只是限于当时的哲学水平、科学水平并未给予准确的、微观的，直观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中医所表达的对象和西医是一致的，都是人，说明的问题也是一致的，只不过解释不同。因此我们在课堂上要做的，是用西医更加直观，准确的理论去解释中医。或者说，让学生明白中医所说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医学中是什么样的问题，古人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在课堂上加上一个“中医理论转化成西医理论”的这样一个“翻译”工作。

笔者在课堂上曾做过实验，比如解释“伤寒”时，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是根据中医理论来阐述，认为寒邪通过人体肌表进入人体，从而引起人体生病。此种解释抽象、牵强，当学生问起古人如何观察到寒邪进入人体肌表时，教师往往无言以对，只能说这是古人的一种猜测。这样不但不能给学生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也会发现学生多数表示不可理解，或者难以信服。而用现论去解释，如现代医学认为，伤寒并不是真正被寒所伤，只是在温度低的情况下，自身免疫力下降，平时潜伏在人体的对人体不构成伤害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此时成为致病因素，侵犯人体而致病，寒邪不过是一种诱因。古人由于观察不到微生物，只看到了“天寒”人体易致病的现象，从而把现象误当成了一种本质。按照此种解释，发现多数学生很容易就明白其中道理。又如中医提到“肝克脾”时，传统解释方法是根据中医五行理论来进行推理，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所以肝克脾。此种解释固然看上去很有中医特色，但学生掌握起来也仅仅是死记硬背，强迫自己接受木克土的事实。而笔者用西医知识，告诉学生，现代医学的情绪刺激，会引起应激性的胃炎、胃溃疡，也就是中医所谓的“肝克脾”的其中一种情况时，学生会很容易地接受，并很自然的把中医和西医知识串联在一起。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们普遍表示在没学中医之前，总认为中医特别难学，而现在觉得中医并不难学。学生们也逐步认识到，中医理论很多是古人对正确的现象用错误的理论进行了错误的解释。而这种错误的理论却成了我们当今特有的一种理论体系。这样学生们既不会抱怨中医难理解，甚至是玄学，也不会苛责古人，反而会古人在当时的理论水平、科技水平下能创造出如此逻辑缜密的中医理论而感到自豪。

第5篇

【摘要】 中医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上，立足于中医学自身的思维规律，探讨了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指出中医学发展必须在保持传统思维特色的基础上，改革现有中医思维方式，建立现代中医思维体系。

【关键词】 中医学 思维方式 中医学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纽带。但随着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现代医学医疗手段的进步，尤其是诊疗技术的日益提高，使传统中医药受到严峻的挑战。如何发扬中医药学，使之融入时展的洪流，并走向世界，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是广大中医药同仁和所有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林立，各有千秋，在此笔者略抒几点建议，与同道探讨。

1 立足中医自身思维

李政道博士说: “生命是宏观的，但20 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用微观层次的规律不能解释宏观现象。两个层次之间的差异是由自组织机制造成的”［1］。中医与西医一样，正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但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2］。

1.1 教育方面 根据目前中医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设想如下。第一，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课程。遵从中医学理论体系，改变现有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体系是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第二，调整中西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中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为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第三，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积极开设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或讲座， 学习和掌握有关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古代哲学、古代文学、琴棋书画等知识。中医教师授课除了传授中医的基础知识外， 还应将中医的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特色贯穿于始终。第四，加强中医经典著作学习。第五，提高学生中医临床实践技能。

1.2 科研方面 首先，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中医思维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目前，无论是中医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大多采用现代医学的实验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运用现代医学思维方式，主要从微观角度寻找中医理论的客观依据，验证中医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就忽略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从而偏离了中医思维，最终导致中医研究西医化，研究成果西医化，不能真正应用于中医临床。比如，从1958年开始阴虚证、阳虚证的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建立一种被中西医界都认可的证候模型，更没有从微观上得到公认的、作为某证诊断辨证的 “金指标”，中医基础研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这可能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其次，应着重采用具中医特色的临床实践研究，通过临床实践的验证，不断地校正相关的理论和认识思路。中医实践思维应贯穿于中医科学研究的始终。中医学自古就重视人体实验， 临床医学是中医学的核心， 理论升华来源于临床， 新药开发来源于临床， 所以人体实验应当是未来中医研究的重要手段。再次，从哲学方法角度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其影响包含着许多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整体观为其主线。它不同于西方医学，不具备西方还原论的基础，因此不适合用还原法对其进行研究，只能考虑运用中医自身的方法来研究，这就离不开对中医方法论的研究。现代的人们大多致力于中医生命现象的研究，如组织、结构、细胞、分子、基因等微观物质结构，忽略了中医思想方法的研究。

1.3 临床方面 运用中医思维诊治疾病。以中医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完成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现今，中医临床中采用的主要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还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中医的传统思维，偏向了现代医学的还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诊疗西医化，影响了中医的临床疗效。应积极培养中医师运用中医临床思维的能力，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对疾病进行诊治。

2 变革创新，构建现代中医思维

2.1 建立现代中医系统论思维 现代医学模式已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现代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甚至有人提出现代的医学模式应当是生物-自然-社会-心理的医学模式。医学的性质已不再仅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种科学。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必须转变原有的医学思维方式。中医学现代化是中医发展的趋势，如何使中医学既顺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又不背离中医学自身的轨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继承、发扬自身优势和特色基础上，勇于创新，建立现代中医系统论思维。

中医学从其诞生就 “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8］因此，传统中医思维方式，本质上属于一种系统论思维，只不过那时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现代科学的介入，是一种朴素的系统论思维。传统中医思维与现代系统论思维存在时代差距。现代系统论思维是以还原论思维为基础，在对还原论思维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吸收了还原论思维的合理因素，用全新的内容弥补了还原论思维的缺陷，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没有经过还原论思维的发展阶段，缺乏对人的还原研究的必要基础，虽然没有陷入还原论思维的局限，但是也没有得到还原研究的支持，难以冲破整体论思维的束缚，因此，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虽然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不清楚，达不到现代系统科学的精确、严格程度。因此很难被现代人接受，从而限制了中医学的发展。

从传统中医的朴素系统论思维， 转变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式， 是中医现代化的需要。运用现代系统的思维方式， 在宏观层次实现中医现代化。中医宏观层次现代化，就是运用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式， 采用电脑技术， 在临床模拟实验中， 对传统中医整理、重组，使其达到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法水准能进行逻辑实证的判决性实验的宏观中医学。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

2.2 发展系统分析方法 把整体研究与分解研究统一起来，全面认识和处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是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现代系统论的系统分析方法实现了这种发展。中医学由于其自身思维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医学的发展，更应建立中医系统分析方法。所谓系统分析，是把研究对象作为系统，按照系统观点，立足于整体，在不分解整体的前提下，对系统的环境、结构、功能及其各个部分、方面、要素、关系进行分析，全面揭示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找到有效地调节整体和整体内各部分的机制和规律。它的特点是：不分解系统整体，保持系统整体的完整性；对系统整体及其各部分的属性、功能、特征、关系等进行分析，认清细节；获得的是透视式的全面认识，整体是完整的，细节是清楚的。

中医学没有发展西医学那样的分解研究，但发展了 “在思维中” 把人的疾病的属性、功能、特征的各个部分、方面、要素、关系进行分析的研究，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例如，“辨证” 是对证候的分析，从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不同系列进行，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分为67门、1739种病候。事实证明，中医学发展了自己的分析研究，说中医学没有分析研究的论点不符合实际。

中医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体系的最大差距，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还原思维基础上。因而中医理论在上述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还必须吸收先进的分析思维方式，为中医理论发展的控制因素中注入新的基因，即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寻找中医理论在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指导下，对人体整体功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人体不同层次的对立统一关系把握的实验科学依据，进一步完善其辩证逻辑体系。这是中医理论既要发展又要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必须抉择的道路——整体思维、辨证思维控制下的分析思维。如此才能促进中医的繁荣与发展。

中医学还应该在系统论思想指导下进行还原分析。因为真正的系统分析需要还原方法提供的信息积累，以及初始条件计算参数的有益提示，更重要的是系统的研究策略远离不开还原分析研究的内涵。［12］这样分析后的科学综合整体是清晰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分析前的原初的模糊整体。建立在系统科学基础之上的这种新型思维方式与古代朴素的整体思维方式有共同之处，但它并不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判断、推理阶段，而是运用模型来模拟、检验推理，扩展、深化人们的认识；它也不是在尚未搞清楚研究对象整体的各组成部分、细节的基础上，凭借想象、思辨、猜测去探求复杂现象的奥秘，对整体做出模糊的、混沌的描述，而是对部分和整体作严谨细密的考察之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把握事物。因而，它是一种更严谨、更精细的整体思维方式［13］。

3 实践中发展中医思维

从中医学的发展史来看，其理论的每一次发展与飞跃，都是以临床实践的需要为动力而引发的。历代医著都是医理和临床紧密结合的产物，中医学的理论大家也必然是临床大师。中医理论与中医临床学科也没有截然的学科界限，它们之间的联系很难割裂开来，中医理论源于临床，临床实践是中医理论发展的重要依据。

第一，加强实践教学的环节。实践教学是医学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中医教育中显得尤为突出，中医学作为一门经验医学，是几千年中华民族与疾病抗争的经验总结，我们今天学习和继承这一传统医学，就是要遵循中医实践思维的特点。实践教学是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而设定的教学环节。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医学人才。因此，研究实践教学，加强实践教学是十分重要的。中医院校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除了课堂上学好理论课之外，还应走进中医临床，及早接触中医的诊疗过程。让年轻的 “中医人” 有机会实践中医，感悟中医，强化中医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中医产生学习的兴趣。

第二，重视临床实践，使理论创新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中医学对人体与疾病的研究皆以临床需要为前提，离开了临床，中医学理论便失去了实用价值。因此，中医学理论的现代研究，必须以为中医临床服务为前提，以阐释和发展中医学基本理论为目标，注意做到 “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要通过中医学的现代研究，不断总结中医诊治疾病的规律，提高运用中医诊疗方法诊断疾病的能力和治疗疾病的疗效，不断开拓中医中药的临床应用领域。2003 年春夏之交的中西医结合抗击 “非典” 以及辨证论治、因人调理在航天医学中的应用，即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 “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 及 “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的研修项目选拔” 也充分体现了加强中医临床工作的重要性。

可见，实践不但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始终、体现于该理论的各个知识层面，而且是中医理论的必然归宿。正因为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全过程及其必然指归都是建立在实践这个坚实牢固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学习、研究中医理论时，必须以实践作为切入点，将其中所论述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否则非但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医相关理论，也不能将中医理论的研究落到实处，这样的研究最终也只能束之高阁而失去应有的价值［15］。

【参考文献】

［1］ 王新陆.中医药发展态势之我见［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8(1)：34.

［2］ 邓铁涛.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J］.中医药通报，2005，4(1):4.

［3］ 张养生.浅析温病学学科还应继续分化的历史要求［J］.中医药学刊，2003，21(12)：2127.

［4］ 张登本，孙理军，张景明.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发展［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1(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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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永炎.为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开展读经典做临床的读书活动［J］.中医杂志，2007，48(1):19.

［7］ 印会河.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1.

［8］ 王新陆.中医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路与构想［J］.中医教育， 2005，24（5)：1.

［9］ 徐木林，王秋琴.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更新思维方式［J］.医学与哲学，1996，17(9)：484485.

［10］徐木林，王秋琴.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更新思维方式［J］.医学与哲学，1996，17(9)：484485.

［11］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369.

［12］王永炎，张启明.中医研究应进行系统论指导下的还原分析［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7，30(7)：439.

［13］陈济海.21世纪思维方式变革分析［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5， 25(2)：191.

第6篇

1西医学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1．1西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医学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同步，西方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有赖于17世纪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法国医生拉美特里（Lamettrie）著作《人是机器》就是把人体医学研究纳入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还原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方法论，主张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于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形而上学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本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断的医学实践逐步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等学科，为现代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促使医学研究日益向微细方向深入，从大体水平、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甚至到达基因水平［2］。迄今为止，以还原论为哲学指导的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重组DNA理论和技术更是引起了生物学、医学的革命性变化，分子生物学将各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引入到分子水平，使人们对生物学原理和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本质［3］。可见西医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西方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西医学研究的方法论倾向于还原论。

1．2中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医学理论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其理论基础，注重整体观、联系观、平衡观是其主要的特点。系统论作为一门学科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其指导观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全过程。阴阳学说代表着人体与环境，机体内部、脏腑间、气血津液间的动态平衡观，五行学说代表着机体内部的多系统、多层次相互间的联系观，因此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联系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融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整体性、系统性性、联系性，其研究方法完全符合系统论思想。可见中医学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中医学研究的方法论符合系统论。

2中医学理论与西医学各自的理论特点及不足

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主体，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5］。由研究的主体、内容可以知道西医学和中医学是可以相通的。由于两个医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理论也各具特点和不足。从两者特点可见，他们的世界观是可以互通的，方法论是可以互补的。

2．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1．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西医理论是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他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发展同步，从医学的形式看西医学遵循着现代科学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它以客观、具体、形象的实物证据为基础，重视人体细微结构的分析研究，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就成了西医学纵向思维方式的基础［6］。西医学把单元结构作为其理论基础，把单元结构局部微观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研究依据，善于抓住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起始因素，主张对疾病的一元化的解释，根据西医学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把以还原论为指导的以单元结构为基础的西医学简单理解为“元”医学。西医这种纯技术的还原论的研究方式促进了人类医学健康事业的快速发展，多数传染病被有效控制、多数疾病找到了诊断治疗的方法，人类平均寿命得到了很大提高。

2．1．2西医学理论的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医学这种过于依赖于实验科学，过于强调对人体微观结构的研究，把生命视为一个线性的系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推导生命活动、推导生理病理、推导治疗手段的还原论方法日见其局限性。有时单纯的还原分析难以导出由一些随机、综合因素所引发的变化和产生结果的机制［7］。例如，生物体活性的理解，按线性关系从无活性不能得出活性；没有组成要素的非线性关系、复杂系统的概念，则难以理解活性［8］。由于还原论过于强调新发现、新技术，新的技术常常以市场为导向而忘记了医学研究的人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技术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的现象。其片面性、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例如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医学虽然对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因、病理、防治方法的认识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诊断治疗方法不断增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并有不断升高的趋势，给患者、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负担。创新技术产生的成果被快速产业化运用于临床，为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提供了理论庇护。其产生的后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这种非人性化的局限性是以单纯的技术至上的还原论的哲学观指导下的西医自身无法解决的。

2．2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2．1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中医学以阴阳平衡观为指导，以五行相关学说为联系，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疾病的诊治，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过程，脏腑、气血津液学说代表某一脏器的结构单元的动态平衡观，五行生克代表着多个脏器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层次平衡关系，天地人的平衡观代表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状态，因此动态平衡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以阴阳平衡为指导的，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人体健康和对疾病总的看法是以平衡观、联系观为基础的。因此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以动态平衡为基本线索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衡”医学。

2．2．2中医学理论的不足中医理论系统观思维是其最大的特点，但我们必须看到系统论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核心内涵是需要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在中医理论的构建中，由于中医理论对还原论思想有着先天不足，过于依赖系统思维，对一些客观存在的结构不够重视，不重视对微观结构的研究，常常在诊断疾病过程中存在病变部位不清，治疗方法笼统的缺陷，面对蓬勃发展的西医科技，常常显示出思想性有余而技术性不足。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各个组织、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否则这种系统论的研究只能是一种“暗箱”。

2．3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与不足

从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形式看，我们不难知道，中西医结合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如用西医的方法来发展、研究、解释中医理论，用西医的方法来评价中医诊断和疗效，用西医的方法来研究中药（药理分析、组方成分分析），以中医的疗法补充西医治疗或用西医的疗法补充中医治疗，用西医的技术方法进行检查诊断，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或同一病种使用中西医两种方法进行诊治，这些中西医结合方式虽然在临床上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但基本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互补，对中医科学性论证及对中医理论的局部观点的证实，以及对中药组分分析，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较庞杂不够系统，且多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其主体指导思想仍然是把中医药处于被动从属和被检验和验证的地位用还原论方法指导中医药现代化。由于缺乏有效的医学思想和创新医学理论的指导，中医与西医在医学指导思想和医学基本理论层面上的结合非常有限，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中西医结合虽然走过了50余年，至今未能形成系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所以中西医结合目前只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远不能满足于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急需在取得前述的大量成果、经验、素材的基础上结合中西医两个学科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理论特点进行更高层面的结合研究。

3创新理论的医学哲学基础

3．1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世界观

由中西医学理论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可知，中医理论具有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的“衡”医学特点，其研究方法倾向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具有与系统论相符合的医学哲学观。西医理论具有以单元结构观的“元”医学的特点，其发展受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较大，具有与还原论思想相符的医学哲学观。从当代的哲学观看，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机械唯物主义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是的哲学理论，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在医学理论的世界观中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样可以把自然辩证法和机械唯物论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的世界观。

3．2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方法论

由前述分析可知，无论是还原论还是系统论都有着其方法论的局限性，都不具备引领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重任。我们把西医理论以解剖结构单元为基础的“元”医学特点与中医理论平衡观为基础的“衡”医学特点进行融合，形成还原论与系统论相统一的“元衡论”观点。“元”是西医理论的精髓，是结构单元的简称有形态的、结构的内涵，是以静态的、孤立角度研究人体；“衡”有阴阳平衡观的基本内涵，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有平衡的、联系的、动态的内涵，是以联系的角度研究人体。我们可以把“元衡论”简单地理解为以结构单元为研究基础的人体平衡观。包括整体单元结构、层次单元结构、单元结构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状态。用它进行医学研究就可以形成兼顾点（单元结构）、线和面（层次单元结构）、立体的（整体单元结构）多维研究思路，可以丰富阴阳平衡理论的内容，完善中医的科学内涵，弥补西医学重技术轻思想，重局部轻整体的不足。使对疾病的分析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用它来指导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本理论构建可以有效地兼顾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结构与功能等。可以作为一种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方法论。用于指导疾病预防、控制、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研究。

3．3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

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见表1。

3．4试用“元衡论”指导临床医学研究

痤疮有着复杂的病因病机，我们曾经以“元衡论”对痤疮的病因及治疗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到痤疮的发病是由于三个层次的内在平衡失调共同作用产生的，性腺雄激素循环为第一层次，皮脂腺皮脂循环为第二层次，微生态循环为第三级，当他们的循环保持平衡时，人体不会发病，当第一个循环被打破，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第二层次循环的平衡被打破，皮脂分泌增加，进而导致第三级循环的微生态的平衡被打破进而引发痤疮。这三个循环由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到第三层次分别由雄激素、皮脂参与介导，构成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发展的病理过程［9］。我们根据病因病机特点，有针对性地分解为三个层次分别针对皮肤微生态、皮脂腺分泌和雄激素分泌等进行治疗，明显提高了疗效，减少了复发。同样的道理，遇有复杂难愈的疾病，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元衡论”思维进行临床研究，例如慢性下肢静脉性溃疡，是一种慢性的、顽固的、反复不愈的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很多痛苦，医学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医学上一般认为静脉性溃疡的病因是静脉曲张后静脉机能不全，静脉长期淤血，毛细血管损伤，通透性增加，组织水肿，最后因轻微外伤或感染形成溃疡［10］。但通过我们的一组研究可知，以上情况只反映了病因的一个方面，静脉性溃疡除与下肢静脉曲张有关外，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与下肢淤积性皮炎、足癣、甲癣、反复发作的丹毒、甲沟炎、心衰、糖尿病等均有一定关系［11］。从“元衡论”观点看包括三个层次的失调：①下肢静脉曲张—静脉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②慢性足部真菌感染—反复引起丹毒—淋巴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③淤积性皮炎—外伤感染—微生态失调—皮肤溃疡。可见静脉性溃疡的发生是有多层次病因导致的，其反复不愈、顽固难治是由该病病因的多样性和病情的复杂性决定的。通过给以相应的针对各层次的综合治疗和相关的健康教育，可以大幅提高疗效，并且可以有针对性防治复发［12］。

第7篇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 思路

一门科学任何方面的发展皆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或现象，反过来完善、修正原有的理论或发现新的理论，这是科学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发展也应符合这个规律。然而，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存在很多困惑，出现了很多问题，科学性受到广泛质疑。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现从中医学本身和中医理论的应用者两个方面对现存的一些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1 中医学本身存在的问题

1.1 懒惰的中医理论内核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人都认为中医学是早熟的科学，已经足够完善。出现困惑的原因是现今科学发展的程度使得这门早熟的科学还不能被大家理解。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任何一门科学都要与时俱进，没有一门科学可以断言自己已经发展完美，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像物理学发展的历史，19世纪时就声称物理学这座大厦已建好了，可一直到现在，物理学家们还在不断地对过去的一些理论进行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物理学这座大厦几次被翻修或重建，不断有着新的突破。任何学科的发展只能是越来越接近真理，但不能代表已经成为了真理。 中医学同样如此，否则便是研究者的妄自菲薄，或者学科本身陷入诡辩的怪圈。

中医学发展缓慢，存在缺陷的理论内核是一个原因，即中医学理论具有懒惰性。太极图代表了中医理论的特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生活状态，自给自足，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一个“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就能解决和解释所有的问题。即使简单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层层推理、相互援引论证也能找出各种现象的关联。只追求推论合理，不追求事物现象的本质。满足于知其然，不管其所以然。中医理论发展到现在，还没有一次真正的思想变革，也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原因。

当然这一理论内核一直没有突破和变革，也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医学起源于经验医学，在完整的中医理论形成之前，受其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只能借助古代朴素的哲学，形成“黑箱理论”。在中医学理论发展初期，它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期的西医学理论不能与之媲美。等到中医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了发展的瓶颈期，想借鉴其他科学理论时，西方的科学思潮已走向了还原论，与传统的中医理论思想完全相反。短时间内无法吸纳，为己所用。

1.2 中医学缺乏技术支撑具有思辨特色的中医学过分强调理论上的自我推导。满足于“知其然”现状，阻碍了主动寻找外部技术支撑的历史进程。历史上，麻醉和外科手术技术曾有过发展的萌芽，但没有被很好地普及和继承发展，唯一继承下来并对中医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只有针灸技术。即便如此，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灸技术并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大的变革。

2 中医理论学者存在的问题

2.1 中医理论的继承问题发展中医，需要首先继承古人的思想精华，“辨证论治”是精华，讲求治病因人而异。但这个理论精华在继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现阶段的中医学教育，从大学阶段刚开始接触“中医”这个概念始，教材内容皆是以“病”统“证”，每一个章节内容后面，对“病”附加了西医学概念上的解释，使得初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病”即是西医学概念上的“病”“证”，中医学只是对它的解释和限定。这就给中医理论的学习带来概念上的混乱，以“西医”统“中医”，对中医学的理解便会越来越表浅和狭窄，最终连中医学的思维方式都不能继承下来，何谈发展［1］。如果按“辨病论治”（“病”即西医学概念上的病）思维方式，“六味地黄丸”便不会存在，因为六味地黄丸并没有其相对应治疗的“病”，只有相对应的“证”。可见思维方式是很关键的。有正确思维方式引导，才能有正确的发展方向。

2.2 中医理论的发展问题

2.2.1 发展的意识1948年贝塔朗菲提出系统论，很多人就宣称中医是系统论，用系统论的特点来论证中医学的科学性。众所周知，中医理论的一大特色即整体观。整体观等同于系统论吗？二者一致吗？笔者一直认为，中医理论应该不是系统论完美的代表。整体论、系统论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差异［2］。比如系统论没讲“黑箱理论”，没讲“模糊性”。把精力放在拿现代科学理论来解释自己，只想着解释，不想着客观评价自己的缺点，在比较中找出自己的不足，并用别处的知识体系来弥补这些不足。这也是受中医理论内核的影响，只思辨不行动。

2.2.2 发展的定位中医现代化包括的范围很多：中医理论现代化、中医药现代化、中医方法论现代化等等。只要在任何一方面有所突破，都能对整个中医的现代化发展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论体系的支架。但事实上， 中医发展了数千年，无数的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来探讨中医各种发展的可能，但它理论和技术上还是没得到很可观的进步，这是个客观现实。

很久以来有一种思潮，过分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也是中医现代化一个有益的尝试，能结合最好，不能结合也不能说明中医不科学，不能把西医当成判定中医科学与否的标准。中医、西医二者是医学领域中的两个学派［2］。各有优缺点，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又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没有一个医学学派可以完美到作其他医学学派科学与否的标准。不能把精力和眼光单纯放在中西医结合这一个点上。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交叉的圆，人们只看到西医有很多内容是中医没有的，没看到在中医、西医两个圆之外还有很大的空间是中医和西医都没有探求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那个未知的大空间里发展中医，加深对中医理论的认识，解决临床医学中更多的疑问，将中医学这个圆向未知的领域无限扩大，自然也能达到发展的目的。

3 中医现代化思路

发展中医，把其内在的科学性和临床优势展现出来是关键。

3.1 在哲学思想层面上现代科学包括现代西医学，它的发展伴随着漫长的科学思想史。现代科学的进步很多是以哲学思想的变革为突破点的，并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有更多现实意义上的创新。哲学和科学是一个良性的相互促进。中医学理论来源于中国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并且从产生到现在，过分依赖这种朴素的哲学，缺乏更深刻的创新，也没有和其他科学理论有过成功的结合。

一切事物都是在否定之否定的线路上螺旋式发展的。西方科学在近几百年的还原论发展后，转而走向了宏观、系统论的路子。现代很多科学思潮的出现，正是反映了这一回归路线。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混沌学理论等，更符合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拿来的过程中，不断相互碰撞和摸索，找出中医理论发展的突破点，从哲学思想层面上进行有意义的探索或尝试。

3.2 在科学技术层面上西医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能迅速接纳、吸收现有的任何对它来说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它的实验室技术如各种试剂，诊断技术如CT 、X线、 B超， 治疗技术如支架、肢具等都帮助西医学迅速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迅猛发展，西医学紧接着提出了循证医学概念，Cochrane系统评价手册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3］。这些都给中医的发展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如何将现有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或发明、制造出符合中医特色的技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参考文献

［1］何足道.中医存亡论，第1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95.

第8篇

[关键词] 中医学基础理论；学术争鸣；综述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19-42-03

近20年来，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据报道，仅国家“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5年共投入近3亿元科研经费，171个参研单位、超过2000名参研人员携手攻关，在中医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展开深入研究[1]。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学学术争鸣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本研究就近20年的学术争鸣进行了归纳整理，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基本资料

1.1 时间

文献资料搜集时间从1990年1月1日起，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

1.2 文献来源

公开发表的期刊、报纸、硕士、博士论文和会议资料。

1.3 文献检索工具

知网、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检索系统。

2 入选标准

只要涉及中医学理论的唯心与唯物、科学与伪科学、解构与反解构、继承与创新、标准化与泛化、中西医结合与纯中医争鸣的论点都纳入本综述。

3 方法

运用关键词搜索法及主题搜索法。关键词或主题有但不限于词语：唯心、唯物、科学、伪科学、解构、反解构，搜集相关文献进行分类处理，将作者的观点按照争鸣的归类，不限文章出处和内容。同类文献选取有代表性的文献摘录，观点涉及到多个争鸣分类的，分别纳入相关类别。

4 结果

本研究共检索了300篇相关文献，引用文献18篇次，涉

及中医学理论的唯心与唯物、科学与伪科学、解构与反解构争鸣的主要论点。三个方面引文观点分布均匀，观点明确。结果如下。

4.1 中医学理论的唯心与唯物之争

近20年来，关于中医学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争鸣始终是中医学学术的核心问题。在这个争鸣的过程中，主张中医学是唯物主义的占大多数，主张唯心的占少数。典型的唯物主义的主张集中观点是：有学者[2]主张“用哲学思维方式，点击五行学说，脉象、经络、六、七情、疫毒学说、心主神明等，其中的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审视中医学。提出了中医也要充分利用现代设备，注重微观辨证。”有学者认为[3]：“中医学理论以实践为基础，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阴阳五行学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规律性的认识；中医研究具有可复制性、规范性，对疾病的解释是有量化的倾向；中医是辨证法和实践论的最好体现。中医学是唯物主义的形象已经确定了下来，是进行时而不是将来时，是客观迈进而不是主观迈进。”有学者认为[4]：“明末大医张介宾的太极命门论，在历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把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太极说转化为医学中的唯物主义太极说，对中医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发展都起过积极影响。也有当时难以避免的迷误和不足。值得今人再认识。”在宋明时期，中医学的确得到了长足发展，涌现了一批中医学名家。这些名家对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成就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但具体到中医学本身，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逻辑和说理工具没有改变，中医学仍然在认识疾病的工具上没有大的突破。为此，有学者[5]认为，“中医学是治病救人的科学。属应用科学范畴，是具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特点的自然科学。”这种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定位，也是一种认识中医学的思路。还有学者[6]认为，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思想，包括“实践第一”“辨证地看问题”“整体地看问题”“实事求是”等都是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由于其思想和方法正确，就确保了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经久不衰及必然昌盛。但是，在唯心和唯物的争鸣中，有学者认为[7]，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客观唯心思辨的基础上学科，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特征。客观认识和评价中医学理论基础体系，不仅不会伤害到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会促进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现代化。有学者认为[8]：中医学之所以发展缓慢，原因之一就是“崇古遵经、求同排异抑遏着实事求是、勇于批判、大胆创新的探索精神”，同时，“认识不能超越历史。最初的有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中医理论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同时代的成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掺进了封建、迷信、宗教和唯心主义思想，理应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更新或弃之。”有学者[9]认为：“哲学式中医理论如一口双刃剑，其强大的解释能力和取类比象的推演能力迅速地丰富了中医理论，使中医理论能够脱离实际自成一体，后来的医者可以完全不懂生理解剖，也能游刃有余地看病；另一方面，过度推演使中医学最终演变成为神秘莫测的玄学，反而阻碍了人们掌握它。中医是哲学，讲述普遍原理，因此具有高瞻远瞩的指导能力，但缺乏现代科学的精确，需要用现代科学从新解释、形成全新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医学理论的唯心唯物之争，重点放在应用和实践上，在理论基础不易分辨的情况下，在实践过程中的唯物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在理论基础上，客观唯心思辨的观点值得引起关注。

第9篇

关键词：中医；哲学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1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Wang Songjun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of Chinese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releva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hich includ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TCM can be Translated in modern manner， whether Physical Ontology can be replaced by Relation Realism， whether the TCM theory can be reconstructed by systemic science or interpreted by complicated systemic science， whethe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can serve as straws for TCM， whether Molecular TCM and Pharmacology can save it， what is the real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of TCM and Pharmacology and which is the way for TCM study. It i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s still unclear and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TCM； philosophy

中医科学性争鸣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医的科学规律，更是为了遵循科学规律发展中医。

1 中医的“观念”是否能够被现代“转译”

其一是中医的“整体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整体地考察人的生命与疾病，无疑也是一种可取的认识方法。就像以信息论的方法来认识某个事物一样，同样可以忽略事物的结构性质，而仅以信息的产生、传播、存储、加工、分发、接收、应用、反馈等等环节为主要认识指针，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去认识事物，都必须以他人能够理解和接收的方式来加以阐释，并得到认同，才能成为共识。也就是说，科学的知识特征，可能具有独特性；但是，科学的认识特征，不应具有孤立和排他性。无论对于现代科学，还是对待中医而言，现代科学知识的丰富程度都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古代，以现代通用的科学语言将中医阐释为可为科学共同体理

和接受的概念、原理，为什么如此困难。到底是中医自身的问题，还是这个“转译”过程的问题，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转译”？

其二是中医的“自然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强调宇宙万物的共性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强调认识人的生命与疾病时需要联系天文和地文，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相互联系的哲学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其比附方式和语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现代有些“中医”，还在为证明这种比附的“正确性”而辩护，则是极为荒唐的。如果我们对经典甚至已经失去考究的态度、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而将经典教条化，成为本本主义者、唯古唯经者，那么中医也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其三是中医的“实用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的丰富临证经验和大量医药实践，之所以没有成为集理论、方法、技术于一身，融基础、应用、标准于一体的学问，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有关，也与近代中国的科学落后有关，更与中医接受近代和现代科学的程度有关。中医确怀“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但“通今之变”严重不足。 其四是中医的“直觉观念”是中医学这座“大厦”在地基上的严重缺陷。只有当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五行”、“八纲”、“三焦”、“四诊”能够被现代科学所阐明并被证明科学理性，中医才能真正地科学化，也才能现代化和国际化[1]。

2 “关系实在论”是否能够替代“实体本体论”

有中医学者从哲学基础和物质科学的层次，深入探讨了物质的“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以“关系实在论”代替“实体本体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暗示了“关系实在论”是对中医“关系”理论的哲学理论支持。这个问题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值得认真研究。

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我们认识中医的中心或“焦点”是应该放在“实体”还是“关系”，甚至决定中医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重心”。其复杂性在于上述论述中有不少问题还没有理清。一是，“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关系实在论”与中国古代形成的中医的所谓“关系”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既不同质，也不同类，也就是说，从逻辑学上讲，既不可比较，也不可类比。现代的所谓“关系实在论”是能够通过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而中医理论的“关系论”则是不能够通过现代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二是，“关系实在论”强调“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变化，肯定“关系实在”的同时并不否认所有“关系”都是物质的属性，也就是说，并非因为重视“关系”而忽视“实体”，相反，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能够认识实体的应该、也必然是首先认识实体，而只有当不能认识实体或者实体模糊时，才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去“认识”这种存在的“关系”，从而推论可能潜在存在的物质。三是，作者将“系统中心论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作为“科学研究的重心从实体转向关系”的一条重要论据，值得商榷。因为科学系统论在强调“系统”的关系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系统的结构，即所谓“部分”。科学系统论强调，必须至少从系统特征、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以及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方面去认识系统，才能算是“系统”地认识。因此，第四，“以关系为立足点，破实体本体论，贯彻非实体主义，的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到了东方”的立论不能成立。“关系实在论”并非出于东方，其“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也完全不同于东方思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回归”。

现代所谓的“关系实在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借鉴的思想方法；“关系实在论”可以作为“实体本体论”的认识论层面上的重要补充，但绝不是取代。就像认识西瓜可以直接认识和解剖认识，而没有必要从种子、土壤、气候、水分等去推想、猜测，但是目前认识宇宙爆炸却只能根据有限的科学观察和“关系”去推测一样。不可能离开“实体”去表述“关系”。“实体本体论”与“关系实在论”并不矛盾，而且必须共存、互为补充。

那种所谓的“西医就是将人看成机器”的认识，与将江湖骗子看成中医代表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同样可怕的偏见。现代医学从来也没有将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细胞、不同的基因、不同的功能大分子、不同的电解质和元素等，看成是毫不相干的孤立存在，即使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医学也一直坦然承认认识的局限性，并不否认相互联系以及潜在联系的可能，从不认为探索已经到头，而是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

3 能否以系统科学重构中医理论

不少知名学者提出用系统科学思想重构中医理论体系的设想。未来构建的所谓中医系统论体系很可能是，中医概念意义上的心、肝、脾、肺、肾等“藏象”似乎是系统的模糊结构，相生相克似乎是系统的结构功能关系，风、寒、暑、湿、燥、火等似乎是系统的环境影响因素，卫、气、营、血等似乎是系统的层次，天时明晦、七情六欲等似乎是系统的状态，如此等等。

但是，在哲学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即系统科学所谓的“系统结构”是否也还包括所谓还原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结构”概念呢？如果是，那么“系统结构”仍然难以描述清晰，系统结构与系统功能的关系也就描述不清楚，所谓系统论也仍然无法系统地论，也就不是系统论。看来，要真正从理论上构建起完善的、经得起推敲的中医学系统论体系，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探索，包括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结构与功能关系、系统特征、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

4 能否用复杂系统科学解释中医理论

朱清时院士于2006年11月提出“复杂系统科学与中医学可以交汇”，“可以运用复杂系统科学和耗散结构理论证明中医不仅是科学，而且其治病的有效性也是必然的”。朱先生对“五行”的比附和解释都是极为牵强的猜测。

朱先生点准了中医存废之争的穴位，即中医以其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去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其前提就是已经默认了五行学说的正确性。而中医存废之争的关键恰恰是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五行学说自身是否有科学依据的问题。先生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四个条件或五个要素可以理解，但中医的五行说为什么是五行，不是六行？有形部分为什么就单是金、木、水、土，没有石？无形部分为什么偏是火，不是气？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现频度和地位恐怕都远超过火，难道气不重要？朱先生的这种论证，与他上面所批评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明其科学性”所犯错误相同，即以承认五行学说为前提，而不是论证为什么有五行学说。因此，朱先生所论证的命题仍然是一个假命题。至于称“五个要素”与“五行说”和“五个器官”（应是“五脏”）的对应“这是科学的必然”，更是值得慎重考虑，似乎太过轻率。人体符合耗散结构的系统特征和复杂性的系统特征，并不等于“五脏”、“五行”和耗散系统“五要素”的类比正确，更不能说明“这是科学的必然”。将或然说成必然，不是科学精神所提倡的。

虽然用耗散结构理论和复杂系统科学来论证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可能可行，也可能有效，既有助于我们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医，并有可能因此而清晰并巩固中医理论基础，为中医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途径，但是，定论还为时过早。

5 中医药的救命稻草是否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

自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以来，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确实对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基因-表达产物-疾病之间的线性相关研究，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复杂相关性研究的方法论的进步。中医药研究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基因芯片技术等之间的结合也已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热点领域。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样的相结合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否还符合我们对中医药科学研究发展方向的初衷，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理论或其科学性的证实，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科学理论的丰富，是否有助于中医所谓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真正的中药组方”的确证？还是在此结合中，中医药只是配角，仅仅起到提供一个最初的线索、一个初步的可能、一个大致范围，而后来的研究指针、观察指标、研究结果、结果阐释、研究结论、结论应用、应用成果、产品方式、理论丰富等等，均与中医药无关，充其量是“受中国传统中医药的某经典验方的启示，通过基因组学和蛋白质学等研究，精取其中若干种有效成分，研制成功治疗何病的新药，取得如何的经济效益，甚至打入国际主流市场等等”。实际上，这样的新药已经不是中医意义的中药，也不能说明相关中医临证理论。至于相关的中医理论是否正确，相关的辨证施治是否合理，相关的处方组合是否科学等等事关中医的理论是否科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均无人关心，也无人回答，充其量“对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还只是“验药”。如果如此，这还叫不叫中医药现代化？还能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研究的方向？

当然，对于从事新药研发的药学家和找药人而言，从中医药传统医学宝库中寻求灵感以发现新药，这种药学科学研究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应该积极鼓励的。但是对于以发展中医药为历史使命的中医药仁人而言，则思考问题的角度并不能如此。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医学与基因组学相结合”这样一个结合点和出发点，我们也还需要以中医药自身发展为使命来定好期望目标，以期结果与初衷的一致。

中医与中药的确可以分而研之。事实上，中药学应该也可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必遥遥无期地等待中医得到科学化的实证后再开展中药现代化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认为，这样的中药学研究就代表了中医药现代化，更不能说这就代表了中医的现代化。

当然我们采取“首先实证中医药的实践效果，然后再逐步阐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这样的策略也是完全可以的。中医药的实践效果对于实证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而言确是必要条件，问题是中医药的实践效果能否成为反推中医药理论科学性的充分的逻辑需求？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效果良好并不是证明方法正确、理论科学的充分逻辑。那么，如何才能“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呢？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呢？是我们阐明了中医药治疗某些重大疾病的机制，即为中医药现代化，还是证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才算是中医药现代化呢？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药所面临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到底是，在中医药的支流上去寻找其与现代生命科学的共同交汇点，以“证明”中医药某些实践效果的科学性；还是要从中医药的根本、起源、主流上去证明其科学性呢？

6 “分子中医药学”能否救中医

仔细推敲“中药作用的分子网络调节理论”，存在太多疑问。根据已有中药药理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知识，“中药的药效物质是有效分子组合”，“疾病和证候是分子网络紊乱的结果和表现”，“中药治疗疾病和病证的作用机制是分子网络调节”，即该研究的所谓三大支柱性的理论基础并不玄乎。问题不在于这三点能否成立，而在于按照此技术路线和方法设想，能否真正揭示出哪些是有效分子组合？哪些则是无效分子？分子网络到底是如何紊乱？紊乱成什么样了？应该如何调节？而中药的所谓有效分子组合又是如何调节的？这样的调节是不是就是最佳调节？如何证明它就是最佳调节？……这样一项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我们能够弄清并证明某复方的有效分子组合，也能够证明其所谓有效分子组合确实能够起到所谓的网络调节作用，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明这些有效分子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就是并且都是治疗所需要和期望的？有什么样的调节是根本没有必要的？还有什么样的调节是必须的而又是有效组合所不具备的？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那么研究结果除了能够证明某中药复方确实存在一组分子，它们有些在体内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一些是有治疗作用的有效分子，它们在调节机体紊乱状态中发挥了作用之外，对于此方是否科学，是否合理，不合理的原因是否是临证辨证的医理问题？即研究者所期望的所谓“以药带医”，似乎并无太大帮助。

现代分子生物学已经阐明了多个分子针对一个靶点，以及一个分子针对多个靶点的现象存在，因此，“分子网络调节的理论体系”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内涵。分子网络调节水平的药物，主要依赖于分子生物学阐明分子水平的生命科学机制。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其思想和理论的科学性得以证明，而非“分子中医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一切分支、演化和派生学科存在的前提，离开中医理论科学性的所有分支学科都是无本之末和空中楼阁。

7 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

中医药的“国际化”与中医药“现代化”，在时间轴上是同步的，只是在空间轴上有不同。中医药的现代化更加强调首先解决科学性问题，而中医药的国际化则更加看重经济性问题。当然，中医药的国际化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因此，在中医药现代化的辩证中，更多的是定性的问题，而在中医药国际化的辩证中，更多地需要定量的说明。中医药的现代化是基础、是前提，必须首先解决现代化问题，然后才能真正地走向国际化，否则仍然不是真正的国际化，而是被国际边缘化、另类化。

中医药国际化涉及的问题不仅是产业规模和邻国挑战。何谓“国际化”，是国际市场货架上拥有中药即视为国际化，还是中药出口比例达到多少才为国际化？是仅仅中药能够国际化，还是中医科学必须国际化？还是不管你属于中医药的哪个行当，谁能“国际”谁就“国际”？到底是中医药文化国际化，中医药消费者国际化，还是中药标准国际化，中药产品国际市场化？还是不管是啥，走出国门就都是国际化？

对于日本等国的研究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它关系到市场和经济效益；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中医”是更大的事，它关系到传统、文化、情感，并影响科学、社会、政治。

中药毒性是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对于中药毒性，既不应该是因噎废食的全否定，也不应该是我行我素的无所谓。从普遍意义上讲，需要加强中药的毒理研究，阐明有毒中药的毒性成分及其应用控制；需要将有关毒性中药的知识充实到中医院校教育和中医师继续教育中去，以提高中医临证处方的安全性；需要将中药毒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实到中国药典中去，使其成为一种对中医临证处方的法律约束；需要加强中成药的毒副作用的毒理学研究和质量稳定性控制和标准化控制，以提高市场中成药商品的安全性；需要加强中药和中成药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及时发现问题以中止更大范围的伤害事件发生；需要提高公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和相关知识素养，正确规范用药。

“中药基因组计划”是新药研发的一条现代化的可行途径。但是，它是不是“中药”现代化的“转折点”、“里程碑”、“革命”和“重大战略措施”，都还很值得商榷。“中药现代化”的定义还很值得商榷，就连这一提法目前也仍然还存在许多争议。首先，必须明确，虽然中药也有单味药治病，但它有别于植化单体药。其次，中药是指基于中医理论临证基础上的方药，而不是指中国的药。再次，中药的现代化，也不仅是几个经典验方的现代化。因此，中药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医的临证理论都不能成立，中药的现代化也就不是中医的中药现代化。也就是说，真正的中药现代化，必须首先是作为其基础的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当然，中医理论的现代化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在此之前，中药也并非只能坐等，可以、也完全应该、甚至必须尝试开辟新的道路，但是，那只可以称之为基于中药材的新药研发，而不是中药现代化。

“本草物质组计划”可以从现代生物学的组学角度去研究中药、尤其是中药复方的有效成分与治病的物质基础，无疑是以现代方法证明中药方剂科学性的有效途径。对此，我是完全赞成的，但也许正是传统中医药者所反对的。如果这一重大科学计划的研究结果能够证明某些方剂是符合现代科学的也还罢了，传统中医药坚持者肯定会欢迎并以此证明自己的一套中医科学如何有理有据。但是，如果证明某些方剂含有大量相反作用的成分，甚至毒性药物成分，我们又当如何？你可以将其中的有效物质成分做成符合现代科学技术规范的药物，叫一个新的名字，成为一个新药，甚至打入国际市场，为国家的所谓新药研发的原始科技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做出贡献，难道你还能否定中医药方剂不成？你是能改造中医药经典的“六味地黄”，还是能改造“附桂八味”？那是经典，那是不容染指改造、甚至口头批评的。“我中医药是按中医的一套科学理论辨证施治的，你凭什么用你那所谓的科学来验证或者改造我？”既然如此，那“本草物质组计划”庞大的工程对于中医理论的作用就需要认真思考了。虽然“本草物质组计划”高举中医药理论大旗，但其中并没有一句真正涉及中医理论。

从中医药传统经典方剂中去寻找“新药”的思路，是找药人的一条可选的正确道路，但并不是中医药科学的出路。虽然中药可以离开中医而独立存在，那样的中药也仍然是“中药”，但已不再是“中医的药”，而是“中国的药”。

中药现代化研究，“本草物质组计划”是一种选择。中医药现代化何往？“本草物质组计划”并非答案。中医药同仁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2008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出台的目的是从政策层面给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现行药品严格监管的法制体系上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使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国家监管体系内合法化，从而保护和鼓励民族医药发展。该补充规定特别强调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主治为症候”、“疑难病症”等，坦然承认了民族医药区别于现代科学技术范畴下医药研发的自身特殊性，重点鼓励民族医药在疑难杂症和尚无有效现代医药治疗手段的疾病防治方面进行探索，提示了所给出的政策“方便”缺口的有限性。该补充规定并没有、也不能就其政策的科学性做出说明，也无法得到国际医药界的认同，也就是说，无助于其科学性和国际化进程。

8 中医科学研究何去何从

既然中医不能孤立于现代科学的“道”之外孤芳自赏，那么，中医和现代医学如何才能沟通并走向融合？必须寻找到能够考量其理论、方法、技术、实践、效果等的共同准则，而这个共同准则的基础恰恰只能是科学观。

中医存废之争，实为中医是不是科学之争。要回答中医是不是科学，必须首先回答科学是什么？什么才是科学？要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必须重新检视科学观。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对于中医而言，还很难以说清是福是祸。中医是医药卫生资源获取的自由竞争中的弱者，但同时也是行政保护转化资源的享有者。

中医药体系是含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混和体，其中有科学成分，有文化成分，也不必讳言有迷信成分。中医药体系的这种多元性，也必然地决定了其走向多向化，即一支走向科学，一支走向文化，而迷信则自生自灭。

与其将中医药作为一个大包裹，说文化不全文化，说科学不全科学，说迷信不全迷信，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将这个巨大的“混和体”进行分离、萃取，将科学的成分划归科学，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将其科学化、现代化，甚至于国际化，不断发展、发扬、光大；将文化的成分划归文化，并且系统化，加以继承；将迷信的成分，作为一种曾经的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影响巨大的历史存在，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加以保护，成为记忆。这也许才是中医药的最后归宿，也是我们对于中医药的带有强烈民族感情和现代科学精神的理性选择。但是，更多的担心是，这种看似理性的想法会不会因此而解构了中医特有的所谓整体性和文化特性。

中医药现代化应该是让现代人能够理解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认同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接受中医药。那么，如何才能让现代人能够理解、认同、接受中医药呢？首先，要面向现代人，用现代人能够听懂、看懂、理解的语汇来诠释中医的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其次，要面向而不是回避现代科学技术，证明中医药的科学性特征。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证明，任何医药都不仅具有科学特征，还同时具有文化特征。但是，任何医学形式，仅有文化特征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被认同和接受的，必须同时具有科学特征。

目前的中医药现代化口号很响，决心很大，热情很高，行动很乱。中医药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命、任务、方向、目标、重点、课题、途径、手段、技术、工具、成果、应用、效益、科学价值、人文精神、哲学贡献到底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成果才算得上是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国家应该鼓励、支持、奖励、导向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和成果？如此等等，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9 中医发展的道路仍需继续求索

中医的发展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是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本体，才不致在发展中迷失自己，才能保证中医体系不被解构。另一方面是在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未能达成共识之前，中医的临床实践与临床研究还得继续，中药的发展也不能停步。而这些不同方向的突破，事实上已经证明，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将中医现代研究的方向，导向中医理论体系本体的科学性研究。而中医学发展最艰巨的任务恰恰就是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问题。以振兴中医、弘扬中医为己任的广大中医药仁人志士，是绝对不会仅仅因为从中医药“宝库”中拿来一件宝贝而沾沾自喜的。也就是说，尽管受中医经典验方的启示可以从组方的若干种成分中提取出有限的几种有效成分研制成治疗药物，甚至“走向世界”，但是，像这样的“中药”并非中医理论意义上的中药，这样的研究也无助于中医理论本体科学性的证明，这样的发展还不是中医的发展。

中医的发展必须开放。中医的整体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还原性，中医的模糊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清晰性，中医的主观经验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客观理据。开放就是从不拒绝到接纳、吸收，再到融合。中医的病机、病理、病因、药理等现代研究，都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无论是现代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免疫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还是现代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基因组学，都可以为中医、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所用。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处理好“坚持中医理论的本体性”与“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又要不背弃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这也恰恰是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所在。

现代医学应该、也需要给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传统医学以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本着科学的精神，向着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共同目标，循着科学的道路，继续在探索中发展。

中医的科学发展，还需要继续求索。

参考文献

第10篇

1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夯实中医理论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体生命认识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医学理论，理解好中国文化系统思维的精髓，是领悟中医学理论精神实质的根本和必然途径。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理论，没有认识论作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中医学的思想、理论、思路、原则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黎志钟同志曾经在《中国医药学报》对中医学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把中医药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传统的文化与科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为其本，临床医学为其主干，方药与疗效则是其花、叶与果实”。为此，我认为要想让学生长成“参天大树”就只有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要让学生成才，就要加强对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夯实其中医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教好《中医内科学》。

1.1加强古代人文文化教育明张介宾《类经》中提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易，指的就是《易经》，熟知《易经》的人都知道其实《易经》卦象实际上是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记载。而《内经》里对中医的要求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也就是说作为一名中医就必须要掌握好各个自然学科的知识以及了解人世间的凡人俗事。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就应当加强古代人文文化知识的教育，学生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医的实质内涵，进而当好一名中医。

1.2加强古代哲学思想的教育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下，人类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际观察中，不断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中医学又是属于宏观整体医学，其辨证思维如整体恒动、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直觉体悟、取象比类等都与古代哲学朴素辨证法是同一的，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应在教学上加强古代哲学思想内容的教育，这样才能让学生触类旁通，领悟好中医辨证思维，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

1.3加强“咬文嚼字”的教育“咬文嚼字”是获取知识、启迪智慧、提高语言文字水平的重要基本功。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仅存的象形字之一，然而国家政府为了书写简便，使得很多简体字都已无法如古代汉字般，体现出更深、更多的内涵。但是中医这门古老而传统的医学，它的每一个字、词和术语都有特定的含义，只要深挖细掘、逐字逐句推敲就能够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揭示其深刻内涵，阐明其深奥道理。中医中“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与古代汉字的形成是一致的，因此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咬文嚼字”，便能使学生对中医理论做到易学易懂易记，并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受益终生。

2转课堂为病房加强实践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现在《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填鸭式教学，学生被动学习，动机不够，兴趣和注意力都随着时间而减退。目前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教学方法是案例式教学，但都是“纸上谈病”，学生并没有实际参与辨证思考及临床操作，真正的临床思维模式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在教学中转变思想，把课堂模拟成病房，创建良好的情境，更有利于学生转变角色，增加实践操作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临床思维和操作能力。

2.1合理使用多媒体将模糊化转具体化提高教学效果将典型的病例的资料用DV或数码相机拍下影像，并根据这些资料进行案例式教学。如拍下医生接诊及问诊经过的影像资料，要求学生针对影像给出的症状体征、主诉、发病经过、病史等资料，写出完整的病历。这种将文字转化为声音、图像、动画的形式，把模糊转为具体的方法，更容易让学生消化和运用课堂理论知识，提高学习的质量。

2.2虚拟案例场境精心设计变量提高学生灵活性根据经典案例或老中医的案例，由老师或学生扮演患者、医生，虚拟案例，并以此进行研讨。在此过程中授课老师需精心设计问答，如老师扮演风热犯肺的咳嗽患者，除回答一般症状外，还应精心设计各种变量条件，如有咽痛，如何处理？痰多、胸闷，苔腻，又如何处理？或者气粗、痰多质稠伴身热口干，舌红苔黄腻，又如何处理等等，层层递进，不断增加变量条件，逐渐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及诊治的应变能力。

第11篇

关键词：中医思维方式，中国哲学，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N04；R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5—0050—03

医疗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保障体系，成为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领域之一。近年来，针对中医与现代医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呈现出更深入、更理性、更追本溯源的发展趋势，很多研究者开始从其产生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哲学思想方面来考虑中西医学的差异。于是便出现了“中医思维方式”“西医思维方式”等在意识思维层面体现二者对比特点的新词。

笔者从中医思维方式的产生谈起，详细介绍中医思维方式的特征，旨在将“中医思维方式”一词的内涵解释清楚，从而方便行业内外的研究者了解到，一种医学的思维方式并非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存在，其产生与发展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物质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试以此文抛砖引玉，与其他同人共同探讨研究，为中西方医学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一中医药理论具有典型的东方式思维模式

实践方式是思维方式的基础与源泉，实践方式决定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依赖于实践方式。系统化的中医理论是古代医家在当时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哲学、地理、天文等诸多学科的先进成果，对当时临床实践的一次大的理论总结，它归根结底是实践的产物，同时又经过了几千年实践的检验。

中医药理论具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特有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中国哲学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哲学几千年来是一脉相承的，先秦文化的异常繁荣基本确立了中华文化的基调。后来的独尊儒术，道家和道教的兴起，印传佛教的中国本土化改造，以及宋明理学的兴盛……凡此种种，俱不离经。可以发现，秦汉之后的哲学发展，只是对先秦哲学的交融整合，即使作为外来的佛教也不可避免地被本土哲学改造为中国特色的“禅”。但正是这些漫不经心的融合交织，产生了哲学上的重大创新。

中医学的发展也是这样，理论的诞生推进了临床的发展，而每一次重大理论的创新都是在同哲学思想的整合中带动的。中医学的生物医学属性是在天人合一观念、整体辨证理念、自然中和思想、自稳自律和机转规律、混沌思维、意象思维的中国哲学思想指导下，结合了对人体病理生理的生物学认识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种思维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哲学思维模式基础上的。天人合一、整体辩证观念、意象思维、混沌思维……这些中国哲学思想的观点都能在中医药理论中得到体现。中医学每一个理论的产生大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如藏象理论、肾命理论、枢机理论、四气五味理论、君臣佐使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形神理论、五运六气理论、灵龟八法理论、针灸补泻理论，以及治则治法理论、预防养生理论等，难怪乎先人径直把《黄帝内经》当作先秦哲学著作1。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还原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几乎所有中医理论的根源。也就是说，在哲学中，我们总能够在后者身上觅到前者的影子，而在中医理论的每一次突破中，我们也总能寻到一脉相承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中医学发展的轨迹。

二中医思维方式特点

1.中医思维方式具有情感思维的升华

情感思维是在人类与自身生存“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思维方式。在思维的过程方面，情感思维并不具有逻辑思维那样明确的思维规则、思维程序和思维方法；在思维的结果方面也不具有逻辑思维那样的清晰性、准确性和可传达性，而是体悟式的、隐晦的，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在情感思维中，主体与客体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交融，彼此渗透的。主体从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出发，将自己的体验、情感不自觉地赋予并加在客体上。

由于中医理论形成初期所在的社会环境没有发达的科技水平和文明，先人所感知到的现象、形式也就是事物的全部。“由于现象或形式就是事物的全部，任何符号、标记与那一实在的事物相等同”，所以“任何画像、任何再现都是与其原型的本性、属性、生命‘互渗’。……由于原型和肖像之间的神秘结合，由于那种用互渗来表现的结合，肖像就是原型。”2

中医药理论产生于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古人通过自身与环境间的沟通体悟，产生了粗疏的哲学理论和世界观，并将此推演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朴素的阴阳五行哲学将古人的生活环境归纳为几个方面，同时古人将对自身的认识与朴素的哲学相结合，如在掌握了简单知识的基础上，将脏腑器官、季节气候、昼夜晨昏、时间方位等与五行相对应，从而出现五脏六腑、五时、五方、五运六气等等。这类知识具有浓厚的本民族文化特点，如果缺乏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中医药理论中的相当部分内容都会给人晦涩、神秘甚至难以理解的感觉。

2.中医思维方式体现经验思维的总结

第12篇

中医学的发展，始终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不断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比如适时吸取了天文历法、地理物候、阴阳五行及人文清理等，将这些知识和理论与人体的调控与认知巧妙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这套理论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离开了传统文化，中医就成了无源之水。因此，在当前的中医本科生教育中，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1.1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本科生的中医思维方式

对于中医本科生教育来说，教学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提高其运用中医理论的能力。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医理论的形成根植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文化之中，尤其是深受古代哲学理论的影响，在中医理论中经常可见到阴阳五行等理论，比如《黄帝内经》就充分吸收了哲学学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种强调宏观整体、平衡和谐及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如果在中医本科生教育中不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则学生无法培养成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在西医学理论不断冲击中医学的背景下，更需要加强对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其真正了解并掌握传统中医理论的内涵、思维方式和运用方法。

1.2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打牢学生的中医根底

中医本科生教育的总体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并掌握中医学理论知识，逐步打牢学生的中医学理论功底。由于中医学是从传统文化中发展而来的，所以中医课程的内容就显得晦涩难懂，尤其是刚刚接触中医学课程的学生，往往提不起学习兴趣，甚至望而却步。为此，在教学中，就需要教师根据中医理论的特点，并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两者相互融合，以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和有效性，并在这样的中医教学中，逐步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学生只有了解和熟悉了传统文化，才能对中医的深刻内涵加深了解。

1.3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医德风尚

在中医本科生教育中，不仅要重视中医学理论的培养，而且更要重视学生医德风尚的培养，将医技与医德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当前，市场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医患关系日渐紧张，加强学生医德教育势在必行。我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主张“仁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中医理论受其影响，同样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理论，认为“医乃仁术”，对医德的重视，可见一斑。因此，在当前的中医学本科教育中，必须加强对学生医德的教育，将“术”与“德”充分结合起来。由于学习中医学的本科生大都是理科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比较少，所以更加需要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其了解古代社会的民族心理、道德观念等，然后更深刻地理解“医乃仁术”的含义，逐步提高自己的医德风尚。

2加强对中医本科生传统文化教育的策略

在中医学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在上文中主要介绍了加强中医本科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而为了更好在本科生教育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笔者认为可遵循“激发兴趣打牢基础促进学习”的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校园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具有广泛内涵的隐性课程，对于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兴趣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采取的方式有雕塑，并配以文字说明，通过的雕塑和文字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著名的悬壶济世的名医，可将这些医德高尚名医的经典名句展示出来；打造中医传统文化历史长廊，集中展示我国古代中医学的成就，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建立中医传统文化网站，将有关中医理论的古典书籍、文化常识和视频资料等上传共享，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和途径。通过上述方式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2优化课程设置，逐步打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中医本科生从小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很少接触传统文化教育，因此对于本科生传统文化的教育，必须优化课程设置，逐步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和模式，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读懂深奥晦涩的中医学理论知识典籍。当前，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各个中医院校均加大了传统文化教育力度，开设了经典名著、古代散文等课程，但是从专业课程设置来说，传统文化课程仍然相对较少。传统文化教育包括古典文学、哲学、训诂及音律等方面，根据中医学理论的特点，应着重加强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古典哲学思维的培养，逐步提高文史哲课程比例，使学生了解古代的道德伦理、逻辑及人文素养，充分了解和领会中医学理论的精华和精髓。

2.3在专业课程中渗透传统文化，提高专业课的教授效果

加强对中医本科生传统文化教育，除了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优化传统文化课程设置之外，还需要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也就是将专业课程教学与传统文化的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比如在讲解阴阳五行、精气等学说时，教师应向学生详细讲解“取象思维”模式，引导学生逐步领悟“远取诸物体，近取诸身”的认识方法，学会从千奇百态和变化莫测的现象、事物中思考事物的发展。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可向学生讲述一些名家名医的事迹，主要是他们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经历，使学生逐步了解自己的一言一行均干系重大。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可提高学生学习中医学的热情，而且还能够提高其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

3结语

第13篇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民族一直有自己的医学科学，它珍藏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指导下，通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对中医科学性持否定态度者，坚持狭隘的科学观――科学实在论。认为自然科学是唯一的科学，而哲学、社会和人文等知识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科学研究的惟一方法就是理性分析方法，只有经得起逻辑、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方法检验的理论体系才是科学。据此而论，有人认为中医学作为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体系，具有人文性、社会性的学科，不能得到科学主义实证方法的检验。

2 科学的基本特征

辞海中关于“科学”的定义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并具有以下特征：

2.1 理论指导

任何合理理论体系都是遵循着一定的具有普适性的逻辑方法而构建起来的，基本的逻辑方法主要包括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类比与想象、抽象与理想化、观察与实验、归纳与演绎等等，而且每一种方法在理论的构建中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2.2 客观性

科学对客观事实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探索的是客观世界的真实面目，这就决定了真正的科学必定是面向客观事实、立足于客观事实的。同时，一切科学理论是否正确，也只有在实践中与客观事实相对照，接受客观事实的检验，才能加以判别。

2.3 重复性、可验证性

科学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规矩是：任何一个实验事实，至少也应该被另一位研究者重复实现，否则就不予承认。可重复性特色是可检验原则的具体化，它在行为和功能方面，对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能性原则做出保证。

3中医的科学性

中医是不是科学这个争论，主要源自于东西方传统科学在生成论与构成论上的争议上。中医是东方意义上的科学。中医学集中体现了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科学的特征。我们应该敢于承认中医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即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不能数学描述，不能实验检验。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医是一种宽泛意义的科学，是一种模型论科学。“模型论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新概念，用这个新观念来审视中医学，我们可以得出中医学是科学且是模型论科学的结论。中医的科学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中医是基于哲学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指导）

中医学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以中国古代哲学、古代医疗技术为理论和方法，以《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说为核心形成基本的理论体系，以辨证论治为基本的诊断、治疗体系，以中药、方剂、针灸、气功等为主要治疗手段，有自己独立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之上。

3.2 中医是具有科学的客观性的特点

中医理论的客观性在于它的实践性，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古代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源自于《黄帝内经》。

《内经》一书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R床实践。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素问・经脉别论》）以及“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的记载，是对人体水液代谢过程的形象描述，成为后世治疗水肿病从肺、脾、肾三脏入手的理论基础。现代治疗肾源性水肿、心源性水肿多从调治肺、脾、肾入手，其理论来源显然出自《内经》。再如，“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素问・生气通天论》），是指过食梁厚味容易使人罹患疔疮类疾病。从现代临床来看，糖尿病足的发生、痛风病的关节肿痛，其发病无一不与过食肥甘厚味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素问・五脏别论》中“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的观点，即为后世“诊脉独取寸口”的来源。

3.3 中医是经受检验的有效医学（重复性、可验证）

中医的理论自古以来都基于气、阴阳、五行学说，通过五行、脏腑经络学说，从人与自然界的整体观、人体自身的整体观看运动的规律性问题，施行辨证论治。例如，疾病中运用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收集资料，以得出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及病机给出相应治疗。如对于失眠患者，失眠在中医上称作不寐，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一类病症，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汉代张仲景把不寐分为内伤与外感，中医认为肾阴不足不能上济于心，心火独旺，故心烦不寐，心悸多梦，肾精亏耗，髓海失养，则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方用六味地黄丸合交泰丸滋阴降火，交通心肾。在中医治疗疗效显著。再如从1700多年前张仲景的《伤寒论》开始，中医就已经有了防治流行性外感疾病的经验。后来随着中医对外感疾病认识的逐渐深入，到了明清，又有了吴又可的《瘟疫论》和吴瑭的《温病条辨》，形成了中医独特的温病理论。中医诊治的关键在于辨证论治，而这些辨证论治的理论及方法历传两千多年，的确是中医战胜非典的有利武器。这些就是中医在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实验经验不断总结保存下来的可重复验证的一个个例子。

第14篇

关键词：中医 思维模式 中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5 （A）-0000-00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中医思维模式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点。中医传统思维模式和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同，作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它的理论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运用取类比象、知觉体悟等研究方法，研究世间万物的互动规律，从而形成了天人一体观、整体恒动观、辨证论治观等【1】。中医思维体现的临床诊断和施治的技巧，是系统理论和配套技术的结合，是形象思维与人文、哲学等多学科交融中并经历数千年的实践而形成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只有充分建立中医思维模式，才能学好中医。

1. 影响中医思维模式建立的不利因素

中医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想学好中医必须要有“悟性”。这种“悟性”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而是源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知识的积累。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没有为学生们创造一片学习和掌握中医药理论的沃土：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我们就过分重视数理化练习，重视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并没有很好地将中国传统的“国学”文化引入课程之中。学生们长期缺乏“形象思维”训练，缺乏对建立在直观体验之上“悟性”的培养；进入大学之后，课程设置上除医古文外，其他人文知识课程种类也偏少。在没有充分接触的情况下，学生们难免对中医的取象类比等思维方法存在先天排斥心理。

在课程设置上，目前高等中医院校和西医高等院校趋于一致，采用了中医、西医课同开的方法，这种课程结构也妨碍了中医思维模式的建立。出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考虑，中医院校学生有必要充分学习西医学知识，以便拥有合理的知识结构。但在什么阶段的学习，如何在学习中突出中医课程的优势地位，却是现代中医教育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教育评价学中有两点需要我们借鉴的教学目标要求：第一是“教学目标之间以及目标与其他积极的非预期效应的相容性”【2】，即在设计教学目标的时候，要考虑到保持目标之间一致， 多个目标之间不应该出现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势必引起教育活动的紊乱。第二是“正确分配目标的权重和优先顺序”，即教学需要设置重点， 要优先考虑把教学资源中的优势部分分派给教学重点目标。目前，大部分中医高等院校在课程设置上，把中西医课程安排为大约6：4比例， 西医课占得比重大，特别是在西医和中医课不分先后，往往同开，直接把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灌输给了学生们。这样做容易导致学生们思维方法的混乱，使学生们既无法很好的掌握建立在“三理一剖”基础上的，趋于微观化的西医技术，更无法从本质上领悟艰深的中医理论知识，对中医传统方法理论的思维方法产生理解上的距离感。其最终结果就是既不能做纯粹的“西医”，离真正的“中医”也相距甚远。从临床技术上看，不仅常比不上传统“师带徒”出身的中医师，也往往无法和西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相提并论，中医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大幅度滑坡。

中医经典课教学的匮乏，也是学生难以把握中医理论内涵的原因之一。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四大经典， 在历代医家研习中医的道路上，都是最重要的指引，是解疑答惑、指点迷津的金钥匙。但随着时间流逝，现代人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医经典年代久远，对现代人来说，文意艰涩，难以参透，无论是教还是学，均有不小的难度。而且，中医学的很多知识都是通过抽象文字、文献加以传承的，对学生们来说，有很多经典条文、方剂歌诀需要熟读乃至背诵。在见到实际的临床疗效之前，这种较为单调而枯燥的学习形式，对于已习惯享受视听等多维效果的学生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些困难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中医的兴趣和信心，使得他们在中医入门的关口裹足不前，使其中医思维方式难以建立。

2. 深化教学改革，培养中医思维模式

2.1 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

中医学深深的植根于中医传统文化，其本质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哲学辩证法的思想贯穿在中医思维之中，影响到中医理论的方方面面。人文知识在中医学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阴阳、悟性、道、儒、佛、易等，与中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文知识和天文、地理、药物等传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互相交融，构成了中医学特殊的理论体系。古代很多举世闻名的大医家同时也是大儒，这是不无道理的。想学好中医，必须看到中医学身兼自然和人文学科双重性质的特殊性，要重视对中医高等院校的医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3】。培养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开设讲座、课程，组织兴趣小组、研修会等等，内容可以涉及古代哲学、古代文学等多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在讲授中注意结合中医相关内容，创造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理论知识学习的氛围，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们建立中医思维模式，引导他们用中医的视角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理论博大精深，要掌握并向世界推广中医理论，就要尽可能准确地解读中医，使学生掌握中医理论的精髓，而想实现这些目标，前提是学生们拥有牢固的中医思维模式【4】。

2.2 改进现有的课程体系

高等中医药院校要正视目前中西医课程比例失调的问题，

要突出中医传统文化课程的重要地位，坚持不懈地深化课程体系改革。中医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改革均应围绕中医思维的训练进行安排。对中西医课程结构，要突破传统的5：5或6：4等限制，在课程内涵上体现以中为主的地位，增加培养学生中医思维方法的课程设置，减少或避免西医思维模式对学生思维产生的过度影响。在中医教育中， 应针对中西医学不同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学生思维混杂的问题， 结合中医自身的思维特点制定教学计划， 优化课程设置， 提高教学的效果【5】。在课程设置的先后顺序上，可以尝试先开设中医课程， 待中医思维形成和稳固之后， 再继续学习西医课程。这样做的益处在于使学生不容易被西医分析还原思维混淆干扰。同时，中医授课教师除对学生进行中医的基础教育外，也要增加自身中医药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知识的积累，将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认识论，贯穿在教学当中，这也有利于学生中医思维模式形成的重要途径。

2.3 注重中医经典学习，加强临床实践能力

历朝历代的医家学习中医，都是从学习典籍开始的， 学习

中医经典医籍是是掌握中医理论体系和中医思维特点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书读万遍，其义自现。通过引导学生对中国传统医籍的深层次的、原汁原味的学习，增加学生们自身对历史文化氛围的“代入感”，防止对中医概念、理论“割裂化”的认知。在中医的四大经典中， 最需要学生们重视的是《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这两本经典一方面奠定了中医学科独到的方法论：如中医的基础理论，即认识生命和疾病的宏观、系统的方法源自《黄帝内经》，中医临床方法论，即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 也就是“辨证论治”源自于《伤寒论》【6】；另一方面，这两本书中蕴涵着大量有关整体观念、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和社会人文知识。所以， 想培养中医思维，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对经典的精读和思考。

3 结语

亲身“验证实效”，对学生来说是激发兴趣、增强学习信心最好的方法。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在加强理论教育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努力为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创造条件，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所学。在临床实践中，要尽量消除西医思维模式的干扰，以中医学四诊八纲为基础，辨证论治。观察中医中药在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疑难重症等方面的疗效， 把中医的理、法、方、药渗透到对疾病认知的各个环节中去， 从而进一步强化中医学思维方法。

参考文献

[1] 陈蓓，李艳，等. 培养中医思维方式 促进中医教学改革[J].辽宁医学院学报，2012，10，（4）：39 -41.

[2] 陈玉琨.教育评价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3] 周仲瑛.加强中医传统文化研究保持中医的优势和特色[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8（2） ： 63.

[4] 黄学武，高海利，等. 在中医教学中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的必要性探讨[J].时珍国医国药，2009，20，（5）：1272-1273.

第15篇

关键词：  中医学 发展 创新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阅读了刘力红教授的著作《思考中医》，并有幸聆听了刘教授的讲座，独自静思，对刘教授的观点及中医现状感触良多，对中医的发展有所想法。

1  正确认识中医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2  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  中医需要创新

   

学科的灵魂是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终止，中医理论必须创新。其实古时的中医医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尽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的道理，“变则通，通则久”中医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务功能只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时代进步的大潮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