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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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传统文化 生命力 现代化

一、文化自身塑造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大地，，与西方被摧毁和沉睡的文化相比，五千多年的历史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与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从历史中走来，历经坎坷，走向未来，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离不开的，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绵延至今的奥秘所在。

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样性就能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统一性则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的根本内核因素；延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存之道，能做到坚持和创新是一种智慧，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和变革性并不冲突，文化的延续性就是保留自己的精神内核并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需求的延续性，变革是不中断的变革；独立性和包容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特性，独立性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是自己独立创造的，是对长期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自然人文的思考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心理特征、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性既是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实现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根据。

二、保留传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推动现代化弘扬时代价值

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是21世纪的时代主题，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理性的亮光总能带我们冲出迷雾，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高度发达，它还需要有精神文化方面与之相对应的构建。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不仅包括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同时也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实现文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经济的片面发展不是社会主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的协同并进才是经济发展时代自身对文化内涵的需求。

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在道德失落感和价值选择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尤其是在开放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受西方文化消极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像一样在蔓延，这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来拯救。对于“义”“利”的选择，对于付出并得到相应的报酬，古人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和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国的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部部经典，更多的是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正确选择和判断，让我们不要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丢掉自己最原始的纯真。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上其他文化无可取代的重要意义，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比德国的伦理更加完善和立身处世之道更先进的民族存在，因为中国的发现，他们觉醒了。社会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全球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对文化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把中国特色的文化打造成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化，这就是时代给传统文化的客观现实课题。

三、推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推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呼唤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需要，更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要为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铺好路，我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结合现阶段的国情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发展状况，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赋予文化发展新的内涵，用文化来深刻撰写着经济基础现状，使文化的发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第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从传统出发，注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已经内化成为中华儿女的特有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深藏在每一代人的深层次意识中，不是说消失就能消失的东西，相对于西方外来文化而言，还是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民族认同价值，传统文化只有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才能使传统文化更加接地气，才会被人们普遍接受和主动这传承，也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再造的一个有效途径。

第三，在继承传统文化原创性的基础上，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到“剔除糟粕”“吸收精华”，“提高民族自信心”，用批判的眼光“兼收并蓄”。这种批判式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既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我们现代化文化建设可以借鉴和引用的经验。

第四，在开放的国际背景下，学会辨识外来文化，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和成功的管理经验，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曾经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我们要在弘扬传统文化合理因素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强大包容性，也会丰富文化以时代性内涵，为世界文化贡献自己的精神内涵，同时用理性的眼光加强同世界文化的交流，并在学习的过程中保持中国特色。

第2篇

一、传统音乐研究专家主旨发言

赵宋光的《有关岭南文化的若干思考》从岭南音乐文化研究现象出发，观照岭南自然地理、文化地理，清晰地勾勒出岭南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田青的《民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当下民歌挖掘、传承、保护中的种种现象为切入点，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冯明洋的《流行文化风潮中的岭南音乐》回顾了多元一体的岭南音乐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提出在现阶段全球性流行文化风潮中的岭南音乐文化建设，需要大音乐观、大文化观、大岭南观等理念引领。周凯模的《岭南音乐研究的方法学探索与实践》提出了音乐人类学视角的岭南音乐研究方法学理论。蓝雪霏的《地缘亲缘剪不断，闽粤音乐理还乱》从闽粤地理关系到闽粤历史民俗关系，以丰富详实的田野工作资料，分析论证了闽粤传统民歌的内在关系。李幼平的《广州南越王墓的音乐考古学观察》提出了“将音乐文化遗物归置于相关遗迹中进行综合考证研究”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基本原则。罗艺峰的《“汉藏——南岛文化丛”与华南玎族乐器起源的拟测》以人类学对“汉藏——南岛文化丛”的研究成果为理论认识基点，考证了由这种乐器演奏的萨佩音乐与中国疍民疍歌的内在关系。陈雅先的《探索中前行——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的岭南传统音乐舞蹈研究》阐述了以地域传统音乐舞蹈研究为切入点，树立高校服务地方文化引领学科发展理念，并形成了学科研究特色及教育特色。

二、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主题交流

（一）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陈天国、苏妙筝的《潮州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宝库》介绍了多年潜心研究“潮州音乐”的成果，认为潮州音乐不只是地方性乐种，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宝库。仲立斌的《“延续传统”还是“开拓创新”——粤剧“申遗”后的思考》，刘泽梅的《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等，均对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遗产传承中关于“延续传统”或“开拓创新”的问题进行反思。

（二）岭南传统民间音乐田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在探索岭南音乐田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显示出近年来岭南传统民间音乐研究者扎实有效的田野工作方法，陈雅先的《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声音景观探究——基于景观生态学视野的田野与案头》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学科交叉的思维方式，解读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提出建立于潮汕民间民俗活动所形成的音乐声音景观是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珍贵声音景观。潘妍娜的《民俗空间中的当代潮州大锣鼓——对于潮州市意溪镇下地段和磷溪镇埔涵村“营老爷”活动的比较性考察》，李萍的《潮州民间音乐“传统”与“传承”一瞥——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2012潮州民间音乐考察纪行》，黄燕的《民间客家山歌主体音乐行为的考察与分析》等田野调研报告，蕴藏了丰富的岭南民间音乐活态存在信息，不仅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资料，还提出了岭南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的有益见解。

（三）岭南传统音乐美学研究

刘瑾的《世俗与超越——论广东音乐的休闲文化特征与价值》从休闲文化理论的视角，提出广东音乐所具有的诗性文化特质。万钟如的《论广东音乐的非民间音乐属性》研究表明，成熟期的广东音乐具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所有特征，即它的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巫宇军的《“客家筝”美学思想探微》通过对罗九香等老一辈“客家筝”演奏家的演奏意识分析中，得出了“客家筝”由演奏向审美意境进行理论归纳和提升，并反过来用以指导实践的客家筝派风格。郭永青的《泷州歌艺术特征略论》解析了泷州歌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四）岭南传统音乐历史及其流变研究

孔义龙、曾美英的《从单件青铜乐器看岭南早期文化传播》从岭南青铜乐钟的编制和性能上对岭南地区早期乐钟展开研究，认为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礼乐文化至少经历了岭外传入、吸收融合与独立发展三个阶段，并初步探索了先秦时期岭南、岭北的文化异步的发展态势。李英的《外江戏在粤东的生发与演进》，刘德波的《广东传统乐舞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范晓君、李琳的《赣南传统采茶戏音乐对现代粤东采茶戏的影响——以〈乌云下的歌声〉为例》，董学民的《潮剧音乐的融合及变异——以对高腔的吸收为例》，杨艳的《东莞沙田疍民与咸水歌探究》，李维路的《沙湾广东音乐发源地的历史渊源及保护措施》，均通过对岭南传统音乐不同乐种发源的历史渊源考证、音乐特点分析，解析岭南传统音乐结构的发生变化，由此引申出岭南传统音乐融合、变异的特点。

（五）岭南传统音乐资源的课程转换研究

居文郁的《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开拓粤乐文化空间——回顾开设〈广东音乐〉选修课25周年》提出“传承”的核心和关键在于选择有代表性的乐种传承人，并根据传承人的演奏，整理出科学、准确、简便、实用的专业演奏谱。同时，将“无形化”的活态遗产通过“有形化”的方式记录保存下来，使之成为不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依据。邓兰的《职业院校与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刘宏伟、陈秀清的《中小学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实践研究报告》，施绍春的《潮州大锣鼓锣鼓经鼓垒教学探索》，魏石成的《广西艺术学院本土民歌传承人培养机制考察》均立足音乐课堂，以提高民族民间音乐课堂教学的实效为出发点，在探索课堂教学实践如何渗透传统音乐文化方面做出有益尝试。

三、岭南民间乐社工作坊

“岭南民间乐社工作坊”是吸引与会代表眼球的一个亮点。

（一）岭南传统音乐三大乐种“私伙局”展示

会议邀请了岭南传统音乐三大乐种（汉乐、潮乐、粤乐）的三个“私伙局”（民间乐社）到研讨会现场，展示“私伙局”活动。这三个乐社分别是：“羊城广东汉乐团”、“黄埔区潮乐社”、“番禺区沙湾镇翠园乐社”（粤乐）。这三个乐社成员的年龄在50至70岁之间，大多是退休人员，“羊城广东汉乐团”由广东客家人组成，演奏了《迎宾客》（中军乐）、《怀古》（弦丝乐）等传统汉乐；“黄埔区潮乐社”以潮籍潮乐爱好者组成，演奏了《柳青娘》、《寒鸦戏水》等传统经典潮乐；“翠园乐社”以广州当地人为主，演奏了《娱乐升平》、《旱天雷》、《雨打芭蕉》等经典粤乐。这些乐社每周聚会，以自娱自乐为目的演奏岭南传统音乐，每个乐社均掌握了大量的岭南传统音乐曲目。工作坊演出不仅彰显岭南民间音乐的艺术魅力，也创造了使与会代表近距离接触民间乐社的机会。

（二）硕士研究生田野工作成果“潮州大锣鼓”游行锣鼓表演

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创新。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倡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应深入社会实践，积极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由该院研究生袁静静司鼓表演了潮州大锣鼓。研究生通过向潮州民间音乐传承人采集、学习锣鼓经，产生了有社会文化价值的毕业论文选题，为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承创新”做出了贡献。

结 语

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学术研讨会围绕“传承创新”的思想碰撞，产生了丰硕成果，体现在：

（一）重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历史的研究

历史是起点，其被研究和认识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待于被超越和延伸，掌握和梳理前人积累下来的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历史的研究，使我们在“传承创新”时不会忘记应立足于传统，只有在立足于传统的同时开创新意，才能使岭南传统音乐得以更广泛传承。

（二）重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现状的研究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岭南传统音乐文化，也存在着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消化和利用，对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现状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高等音乐教育应通过对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现状研究，守望民族精神，坚持自身的文化主导权，保持民族音乐文化自信。

（三）重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的高校传承研究

通过本次研讨会，建立了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师生及与会代表能够通过学术研究引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创新，并且利用岭南传统音乐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契合新的时代精神和学科要求。

（四）对岭南传统音乐文化活态存在现状采取辨析的态度

第3篇

1.以整合与超越的方式解决环境伦理学的“身份”危机，肯定环境伦理学的意义。

环境伦理学诞生伊始，就出现了“身份”的问题，由于环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一些假设提出激进的批评和挑战，致使人们怀疑环境伦理学究竟是一种应用伦理学还是一种新的道德哲学？应用伦理学依据现存的或占主导地位的伦理思想资源，去关注现实社会中一些充满争议的具体问题，通过一个公共空间和对话平台，最后对问题达成共识；道德哲学则就那些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的基础性的、宏观的、形而上的问题给予探讨，试图重新理解人的本性，重新定位人在自然和宇宙中的地位，重新勘定美好理想生活的具体内容。作者认为两种模式都要重视，并在两个模式之间保持沟通互动，通过整合与超越，建立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环境伦理学，即一种研究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问题的伦理学说，其目的是为环境保护提供一个恰当的道德根据。这是从“问题意识”与“实践取向”角度给环境伦理学下的定义，环境伦理学也就兼容了“应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两种身份，而这两点又恰是环境伦理学的生命力所在。

环境伦理学并非是对传统伦理原则的简单应用，而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与创新，具有宽广的研究范围、革命性的价值取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全球性的研究视野。

2.从儒家的视角出发整合与超越环境伦理学史上的四大理论流派，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这四大理论流派分别为人类中心主义（强、弱）、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概括起来，又可以表达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这些理论流派，观点不一，各有长处，也有不足，在环境问题的实践中既具有价值但又成为障碍。对此，作者认为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都必须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福利的环境伦理学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只把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是没有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指导方针。但以人类利益作为确定道德原则的根据，也有两个缺陷：一是人的利益欲望是复杂多样的，有高尚的也有堕落的，难以统一；二是规则是为了规范欲望、利益的，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和利益中引出的规则去规范人类的欲望和利益是不合理的。

基于上述认识，作者提出了对四大理论流派的中国儒家式整合与超越方案，观点如下：①儒家思想与四大环境伦理流派在规范层面上都具有可比性，不具有接受上的障碍。如诺顿强调的“理性偏好”就与儒家里面孟子的“寡欲”、荀子的“节欲”和朱熹的反对“穷口腹之欲”思想相通，他所谓的“转化价值”，即大自然的道德教育功能，与孔子的“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是相类似的；以辛格和雷根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权利论，强调以功利主义的办法计算动物的痛苦和快乐以及“天赋价值”权利，儒家在这方面相对缺失，但孟子的“不忍其觳觫”的恻隐之心还是认可人对动物所负有的直接道德义务的；生物中心主义代表史怀哲提出“敬畏生命”，儒家也强调对生命怜悯与关怀，泰勒的对生命的尊重与周敦颐“绿满窗前草不除”、程颢“欲常见造物生意”、“观万物自得意”相类；生态中心主义中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提出大地共同体，这与张载的“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亦是相通的，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创造性与儒家的“生生”（包括“生物”和“成物”）相似，生物权平等主义与孟子的“仁民爱物”、“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相似，自我实现论与二程、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亦是相似的。②儒家思想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元伦理学层面上具有共识。儒家对“道德”概念的理解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天道、地道和人道只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③儒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同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也是契合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强调伦理学必须建立在合理的世界观基础上，要有人性论根基，儒家也持相同的观点。儒家有机论的世界观为当代环境伦理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世界观基础；儒家的人要继承和彰显天地的“生生之德”，完成“生物、成物”伟业，与当代环境伦理学将人类视为道德的人是相通的。④用儒家的道德境界论整合四大环境伦理学派。采用儒家的道德境界理论，将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福利运动、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分别对应于人类中心境界、动物福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态整体境界四种由低到高、逐级实现的道德境界，其中人类中心境界是最基本的、可普遍化的境界，须强制性推行，其他三个是环境伦理学的高级美德，可选择性推行。从道德境界论的角度来看，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四大流派就不再是相互矛盾和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协同共进的。

3.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环境”资源，整合与超越现代环境伦理中的种际、代际和全球正义的争论。

有人认为环境哲学或伦理学是现代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所谓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零散论述，其系统性和理论性与现代西方的环境哲学及可持续性思想相比相差太远，现代的西方环境哲学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联，从中国古代零星的“环境”思想中推导不出任何今天环境哲学的理论，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资源持肯定态度，认为在系统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同时也要全面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表达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思想的确少有，而且带有诸多歧义，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亲自然特性。要超越具体的文本意义，从学说思想体系的层面予以把握。

首先在种际伦理方面，由于近现代的主流伦理学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搁置甚至排斥在伦理学研究范围之外。现代环境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这些错误的观念。作者列举了在种际伦理方面的三个主要障碍：物种歧视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和伦理契约论，并从后果主义、道义论、美德伦理学、内在价值、共同体主义的角度进行论证。在整合环境伦理学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原则和规范之后，杨通进先生就中国古代的动物保护伦理作了论证具体阐明：①儒家“不忍其觳觫”的恻隐之心；②道家“类无贵贱”的思想；③佛教的戒杀、放生和素食思想等。

其次在代际伦理方面，作者对未来人身份是否有“同一性”作了深入的伦理和逻辑分析，并结合边沁、康德、罗尔斯等关于代际义务的证明，化解了非“同一性”的障碍，认为代际平等是可能的，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第三在全球正义方面上，作者主要是从“正义”的内涵入手，辨别了互利的正义和公平的正义，指出环境正义应是公平的全球正义，要超越现实主义的道德怀疑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障碍，立足世界主义，倡导一种全球公民的理念。

4.本书的不足。

除去种际伦理外，作者在代际伦理和全球正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汲取不够，像中国古代的“以时禁伐”、反对“涸泽而渔”的思想，“天下”的观念，都可给人以环境伦理学的启发。作者阐述儒家的思想比较多，而对其他学派发掘的不够，尤其像中国的“道”对环境伦理学的意义，基本未予阐释。中国传统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是作者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但对于它自身的环境哲学意义未予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