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理论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古代诗歌理论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高中古代诗歌教学现状

1.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古代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成形的文学体裁，韵律优美、内涵丰富、语言简练、意境深邃，但如果对古诗中蕴含的情感、表达的内涵了解不深，就很难进入诗歌意境中，学习兴趣自然无法提升。就当前学生的学习现状来看，高中学生对古代诗歌的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对诗歌内涵无法准确把握，缺乏诗歌鉴赏能力。从对诗歌的课外阅读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阅读时间较短，且不能坚持阅读，或选择杂志、小说等其他题材的阅读材料。

2.教师的文学素养有待提升

高中古代诗歌教学不仅要求教师掌握传统的教学技能，更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注重对学生鉴赏能力、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对诗歌意蕴的深入讲解。但是在高中古代诗歌的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文学素养不高，缺乏创新意识与发展眼光，只是死板地按照教辅书与教材内容讲解，对涉及诗歌创作背景、作者经历及思想内涵等方面的内容做不到适当拓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古代诗歌的教学效果。

3.教学方法陈旧

古代诗歌内蕴丰富、思想深远，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很容易产生厌烦心理。因此，教师应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尝试新型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但就当前现状而言，在古代诗歌的教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仍然采用以往陈旧落后的教学方法，课堂教学仍然是粉笔+黑板+教材，将诗歌作为简单的背诵材料，要求学生学会背诵即可，至于诗歌的内涵、韵律、情感等重点内容只是一扫而过，使学生无法真正体会到古代诗歌的美，更谈不上诗歌鉴赏能力的培养了。

二、高中古代诗歌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路径

1.重视诗歌意象，理清情感思路

与现代文相比，诗歌并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且语言描述简短、跳跃，表情达意内敛含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诗歌本意难以准确把握，也就难以做到对诗歌的正确理解。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所在，是诗人情感与客观物象的融合体，因此，在古代诗歌教学中，要想让学生准确掌握诗歌的思想内蕴，首先要做的是指导学生从诗歌意象着手，通过对诗歌结构的分析，理清诗歌脉络，明确诗人感情思路，进而加深对古代诗歌的理解。久而久之，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诗歌分析习惯，进而培养其诗歌鉴赏能力。

2.增加诗歌诵读量，灵活掌握诵读技巧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要想培养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大量的诗歌诵读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除了向学生教授教材上的诗歌篇目外，还应指导学生在课外时间适当多诵读一些古代诗歌。例如，在教授完李白的《蜀道难》以后，教师向学生推荐李白的其他诗歌，如《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感受李白超然的英雄性格与高瞻远瞩的人生理想，进而加深对李白的认识，对今后理解李白的诗歌内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另外，在诗歌诵读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苦于诗歌背诵，一遇到需要背诵的诗歌就苦不堪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未掌握诵读技巧所导致的。因此，教师在讲授诗歌时，应注重对学生诵读技巧的培养，引导学生在掌握诗歌内涵的基础上进行背诵，同时要了解遗忘规律即先快后慢，多加复习，巩固记忆，以此提升记忆效果。

3.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习兴趣

第2篇

关键词：阅读心向；阅读期待；高中古典诗歌

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语文教学以培养学生审美、探究能力为目标，偏重于对基础知识的运用。教学大纲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语文提高整体把握文本内容，归纳总结文章要点，独立进行阅读材料分析、判断的能力。在高中语文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除了引导学生朗诵、理解、记忆、运用古典诗歌外，还应加强对学生鉴赏、联想等能力的培养。这对高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擅长开发、利用教学资源，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古典诗歌知识的深度、广度。

一、解读“阅读心向”“阅读期待”的内涵

笔者根据文献资料，并结合教学实践，对“阅读心向”“阅读期待”的内涵进行了整理、内化。

（一）阅读心向

阅读心向，即阅读心理的倾向，主要包括阅读愿望、阅读动机、阅读心境、阅读兴趣四个部分。积极向上的阅读心向是提高阅读效率的必要条件。学生在进行语文阅读之前，做好“主动接受”的心理准备，是促进语文教学的关键点。语文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积极阅读心向，进而使其养成主动阅读的习惯、态度。

（二）阅读期待

阅读期待从心理学角度属于迫切求知，阅读者开始阅读之前就已经在内心深处对情景、期望进行了预设。读者的知识水平、个人喜好、鉴赏水平等能够在阅读期待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阅读期待蕴含了拟定期待、实现期待两个过程。教师可以通过设置悬念、提出问题等环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进而促使学生主动参与阅读。

二、“阅读心向”“阅读期待”理论优化高中古典诗歌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

（一）“阅读心向”的应用策略

1.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引起学生的心理需求

学生的心理需求一般受认知、写作、审美等因素的影响，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刺激学生。

（1）认知欲。认知在心理学中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功能。高中语文教师可以抓住学生的认知心理开展教学。例如，在教学屈原的《离骚》时，教师可以播放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的视频，从而调动学生的认知兴趣，接着引入屈原与端午节的渊源故事。

（2）引导学生创作的欲望。在进行古诗学习前，教师可以设置一个主题供学生自行创作。然后，学生将自己的创作与已有的古典诗歌进行比较。这种做法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3）审美欲。审美能力的培养是高中语文教学的目标之一。教师应该合理利用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审美动机，进而促进学习。笔者在《观沧海》的教学活动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开始诗歌学习前，首先播放了风平浪静时大海的波浪声音、海鸥的叫声、游轮的汽笛声，为学生营造了幽静、安逸的氛围，促使学生心中对大海产生神往之情，进而引导学生鉴赏《观沧海》。

2.培养学生的参与感

学生消极学习的状态一直得不到改善，归根结底，都是“填鸭式”教学模式造成的结果。“阅读心向”的建立，离不开学生积极主动的心态。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转变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例如，在教学杜甫诗歌《望岳》时，我先让学生分享了爬山（最好是泰山）的趣事及感受。当他们沉浸在分享的热闹氛围里时，我适时引导：“今天老师带领大家学习杜甫的《望岳》，看看大诗人杜甫爬山时会有怎样的领悟。”

（二）“阅读期待”的应用策略

1.提高学生对阅读期待表述的能力

学生可以不同程度地构建阅读期待，但不一定能顺畅、完整地表述出来。教师在课堂上应尊重学生设立阅读情景的能力，并为他们提供交流的平台。比如，在教学《蒹葭》时，可以要求学生对这种诗歌的意境进行描绘，而后进行深入学习，进一步体会《蒹葭》的语境美。

2.为学生精选课外学习资料，提高阅读期待的开放性

经研究表明，学生的知识水平决定着其阅读期待的层次高低。学生通过扩大阅读范围，可以深化原有的阅读期待。比如，在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教学实践中，笔者做了一个实验：将学生分为两组，第一组只能参考教材产生阅读期待，第二组还可参考我给他们配备的关于钱塘湖美景的图册。结果证明，第二组的阅读期待要比第一组的更加生动、翔实。

“阅读心向”“阅读期待”理论在高中古典诗歌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希望广大高中语文教师加大对学生积极阅读心向的培养力度，进而提高学生阅读的深度、广度。

第3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批评法 诗歌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自然辩证法理论知识对于诗歌研究、诗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科。

辩证法即对立统一法则，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文学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形成文学艺术的辩证法。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反映于作家笔端，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的辩证法。批评方法则是文学艺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更是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古代诗论家根据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等重要批评方法，这些方法自成系统，不但对古代诗歌的创作、批评及鉴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一）客观分析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以诗解诗”是王夫之提出的诗歌批评方法，它要求评诗者按照诗歌本身的特点、规律去客观地评论诗歌。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帖垫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这样解诗评诗，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势必曲解诗意。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若忽视这一特点，而拘泥于诗之字句形迹，则无法理解诗的真正意蕴。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若“泥其迹”，只能割裂诗之本义精神。古代“不以诗解诗”者常有之，这种错误的评诗方法多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黄锡磺《汉诗总说》云：“世之说汉诗者，好取其诗，牵合本传，曲勘隐微，……执词指事，多流穿凿。又好举一诗，以为此为君臣而作，此为朋友而作，此被谗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拟度，失本诗面目。”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诗歌具有言简意丰、言外有意等审美特点。［2］古代诗歌贵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强解”，甚至考据式地解诗，不但无法把握这些诗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诗“皆宜细参，不得强解”。

“以诗解诗”，一是要求解诗者不能局限于诗歌的表面文字，而应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为主，以韵为次，对于诗中“韵变而意不变者”，不能以韵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拟度”、“强解”、“穿凿附会”等方式解诗。而应入乎诗内，把握诗歌之本义、诗人之本义。这样才能对诗歌作出正确评价。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说是一种十分科学的评诗方法，它体现了评诗应从诗歌本身特征出发的客观精神，它是根据古代诗歌自身审美特征及古代诗歌批评的常见错误而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不但对于批评古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知人论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批评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状况等；“论世”就是要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知人论世”要求批评家必须对诗人及所处时代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作品与作者及时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受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时代社会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诗歌作品，即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受时代社会背景和诗人思想感情的制约，因而，只有把诗歌与诗人的身世及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将诗歌批评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古今学者在研究、评论具体作品时，都离不开对作者身世遭遇历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诗歌只有“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其本义内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写寒江独钓的渔翁，若不了解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处境、背景，就很难能理解此诗的真义。不知其人、论其事，对诗歌就无法“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3］“知人论世”不但是诗歌批评方法，也是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方法，不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在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横向比较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选诗是古人表述自己诗歌审美态度的一种方式，如徐陵选《玉台新咏》、殷选《河岳英灵集》、方回选《瀛奎律髓》等，选诗也是一种诗歌批评，体现着一定的批评标准。选家选诗须“识足以兼诸家”，这样才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选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诸家而进行横向比较，以显示出优劣高下，也是古人进行诗歌批评的常用方法。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的诗歌分为三品，主要就是用横向比较法。《文心雕龙》中多处运用比较法，陈子昂、杜甫、苏轼、严羽、张戒等也多用此法评前人作品。横向比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较，不同诗人的成就、风格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之比较等。

诗歌作品之比较。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在对比中见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特点等，是最常见的比较法。较早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诗歌批评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子厚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这也是将不同诗人进行广泛比较。此外，严羽、张戒、刘熙载等也都屡用此法。

不同时代诗歌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而能见出不同时代诗歌的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将西晋诗歌与建安、正始诗歌进行对比，云：“晋世群才，稍入轻靡，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通过对这三个时代诗歌的对比，指出了西晋诗歌有“轻靡”、“采缛”、“力柔”等毛病，无法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严羽将诗歌分为词理意兴等要素，通过对比，而指出了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各有毛病，而汉魏盛唐诗才词理意兴俱佳。［5］不同时代诗歌的比较，更具有宏观比较批评的特点，其概括性也更强。

这三种批评方法内涵不同，各有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种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涵盖了从诗歌生成的社会背景到诗歌文本及横向比较的多维度批评的宏观视野，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张丰.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387.

第4篇

一、小学语文古代诗歌阅读应以感悟和品位为主

现代阅读观认为，以现代对话理论为基础重视学生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古代诗歌启蒙教育注重“过程和方法”，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体现了课程改革中注重学生的经验性和情趣性。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年龄较小，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以及逻辑判断水平都较低，有一个渐进的成长过程，因此古代诗歌的启蒙也应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古代诗歌离现实有一定的时代距离，古代社会的时代背景消失了，诗人的写作线索模糊了，古人的生活状态及其生活情趣、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与现代人有许多差别，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感悟”继而“品味”、并逐步实现“有个性和情感的解读”，使学生缩短欣赏古诗时的心理距离。感悟是第一、二学段的基本要求。其特点是感性、直接、初步。从现代阅读理论观点看，由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局限，感悟是实现阅读教学中的理解这一环节的初级阶段，是读者与文本相互对话、构建意义的动态过程中的第一步，其特点是整体感知。“阅读首先是整体感知，由整体到局部；然后，按照语言单位的扩展，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循环往复，达到全部掌握全文。”古代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又是形象的艺术。诗歌主要是抒情的，但情感的抒发往往不是直抒胸臆的，而是采用融情于境、借景抒情的方式，直接扑入读者眼帘的是“景”，读者通过对景的感受和体味才会进一步感受和体味诗歌的情；诗歌也是说理的，但纯概念的说理是枯燥乏味的，“理”是被包容在形象之中，通过形象来表现。这个形象在诗歌理论上被称为意象。“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色彩。”古代诗歌的阅读教学在一、二学段特别强调整体感知，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结合学生实际及兴趣，才便于学生运用生活的经验帮助读懂，能读懂就有收获，就有成功的快乐，表现出感性的特点。以讲授孟浩然《春晓》一课为例，在进入课文学习时，老师引导学生“你在早上是怎样醒来的？是妈妈叫醒的还是别的？”转入对词语“不觉”、“晓”、“处处”等的理解以及对诗意的理解；引导学生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体会情感并通过朗读来表达。后两句类似，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去思考：“你看到过春天花落的情景吗？你有什么感受？与你的父母或其他人的感受是否一样？诗人的感受是什么？”把握语调的升降所表达的惋惜无奈之情。教学中，老师没有把自己对诗歌的理解灌输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从感受形象出发，去体会去感悟诗歌形象中所蕴涵的隐微情感，激发起珍惜时光的感情，达成工具性和人文性完美统一。课标要求第三学段“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其特点是：理性色彩更浓，结合诗歌选篇对声调节奏有所了解，对作品的内容和情感的理解应该深入，并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解。随着学生认知水平和心理水平的发展提高，第三学段的古代诗歌启蒙教育应从生活经验出发逐步引导学生自己深入到诗歌的字词句的理解并获得整体的情感态度的较理性的认识，有时还鼓励学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袁雪菲老师在教学《望庐山瀑布》时，就注意引导学生去领悟诗人描写的美景，并适时地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理解融入朗读，进行朗读的理论指导。最后老师说：“下边我们比一比，看谁能更快地转变为小李白。把你欣赏到的庐山瀑布的美景用你喜欢的方式，比如唱歌、跳舞、吟诗、画画、讲故事等多种方式告诉你的小伙伴。”“让孩子主动去思考、探究，发现古诗不仅诵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味十足，而且读诗犹如赏画，往往几行诗几十个字，就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和极为优美的意境。心灵的东西，联想的东西很多，让人情不自禁陶醉其中。孩子们自然对文字运用的精巧之处、对炼字遣词的技巧有所领悟，进而体会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字美、意境美、音韵美和节奏美。”

二、初高中古代诗歌阅读应以有个性和独特情感的解读为主

有个性和独特情感的解读符合初、高中阶段青少年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特点。初高中学生社会阅历逐渐增加，知识的积累逐渐增加，情感世界不断丰富，思辨能力不断提高，对古代诗歌的理解已经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语文课程标准在第四学段要求学生“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第五学段还要求养成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增强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和批判性。因此，初、高中学生学习古代诗歌的特点是：富有个性和独特情感。这体现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培养学生的个性。美国密苏里州的《语文教育课程草案》的九项原则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语言学习是个人化的”，“语言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提出“激发学生自身的兴趣和天赋，他们的语言技巧就能得到更好的拓展和开发”；在“听说读写”的具体要求中“鼓励学生作出富有想象力的机智的反映”，“对文学作品作出个人的反映”，“理解文章含义，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能选择有特色的表达方式”，“充满自信地听和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义务教育课程应适应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让绝大多数学生经过努力都能够达到，体现国家对公民素质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这些论述都表达了同样的道理。有个性和独特情感的解读符合古代诗歌自身的特点。从文学的共同本质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生活的角度看，古代诗歌的主要特点是表情达义的丰富性、含蓄性，古诗的解读给学生提供了充分展示个性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实际上，诗人在用词语表达情感时，不仅要用词语本身的意义（即语义学上的词的概念意义，为社会所公认的）来写景状物，而且要用语言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联想和想象，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感彩。因而当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联想、想象和情感，以及呈现在头脑中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不同，于是就有著名的论断“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也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可见，诗歌的欣赏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诗无达诂”就是这个道理。比兴手法在诗歌中的广泛运用形成了古代诗歌含蓄隽永的特点，它的形成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诗经》开始到屈原建立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反映了古代人民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成为后世诗人用自然意象和男女爱情关系的描写曲折寄托隐微情感，或在政治上全身远祸的工具和手段，也形成了人们在欣赏评论古代诗歌时总要探究诗人在自然意象和男女关系的描写中的微妙情感或政治关系的审美心理。古典诗歌特别是近体诗和词里，有些起连接作用的虚词，如连词、介词可以省略，因而两个意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很确定，也造成了诗歌含蓄隽永的特点。由于初、高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特点及古代诗歌的特点，古代诗歌的阅读教学在第四、五学段尤其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在欣赏时体现主体性，让学生有充分的创新思维的空间，保护学生的创造性，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欣赏品位和情感，并学会理智地用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思考、比较鉴别、评价古代诗歌。陈凤娟老师高中语文第一册（人教版试用教材）的教学中，有个学生发现诗歌单元中至少有一半是送别诗，于是围绕送别诗开展了“诗路花雨——古代送别诗品读”主题教学活动。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收集、汇总并分类送别诗；第二阶段分阅读层面、情感层面和艺术鉴赏层面来展开。阅读层面的教学由每位同学精选自己喜爱的送别诗10首左右，查阅资料、结合自己的体会在理解的基础上反复诵读，读出诗歌的节奏韵味，读出送别诗的内在感情。情感层面的教学要求对送别诗“传于乐”、“显于画”、“表于行”、“诉于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自由选择。总之，对送别诗的情感体验可以诉诸不同的形式。老师在同学们对同一首诗的感悟出现不同时，如《别董大》有的学生读得昂扬，也有学生读得忧伤，都认为这是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据，都给予肯定。最后是上升到艺术鉴赏的层面。老师导入意象、意境、空白艺术等术语，让学生从艺术层面上领会诗歌遣词的千锤百炼，表现手法的千变万化，意境的优美深远。还可向学有余力“吃不饱”的学生推荐有关的阅读书目，如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宗白华的《美学漫步》等，甚至还可建议学生去浏览中国诗词网。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试着写诗歌鉴赏的小论文。经过长时间的对送别诗的浸染下，在对一个诗群的整体把握和比较鉴赏中，学生满载丰收的喜悦，学习时间的长度，学习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使他们对送别诗的情感体验变得“刻骨铭心”。这些课例都深刻贯彻了新课标的先进理念，在欣赏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主体性，让学生有充分的创新思维的空间，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欣赏品位和情感，并学会理智地用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思考、比较鉴别、评价古代诗歌。语文学科古代诗歌启蒙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的最终目标是为新的时代培养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又富有开拓创新精神，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一代新人，使我们的民族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

作者：谢峰 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第5篇

在古代诗歌阅读题中，“选择题”是不是最佳选择，这当然可以再讨论，但分析质疑者、反对者的声音却不难发现，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不少教师关于古代诗歌阅读教学的两大认识误区：一是认为诗歌鉴赏就是读懂诗意，二是把诗歌鉴赏等同于个性化欣赏。

事实上，古代诗歌阅读作为高考试题，它不能只有“懂”和“赏”，还应当有体现逻辑思维的“鉴”和“析”。因此，抛开古代诗歌阅读考查能否用“选择题”的争议不说，我认为，要真正提高诗歌鉴赏的能力，就应当理性解读考纲中的“鉴赏”要求，抓住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就应当在古代诗歌阅读教学中恰当引入逻辑思维，以切实提升古代诗歌阅读教学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一、理性解读考纲，抓住考查核心

1.对古代诗歌阅读考查要求的解读

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要求，耳熟能详的是这么一段：

鉴赏评价D：（1）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2）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事实上，仅仅拿《考试大纲》中的这一段文字来作为古代诗歌阅读的教学指导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可能带来对古代诗歌阅读考查要求的误读。因为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考查的内容要求，而关于“鉴赏评价”这一考查能力层级的解读，还应当往前翻到《考试大纲》的第一部分“考核目标与要求”，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表述：

D.鉴赏评价：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解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三条重要结论：一是“鉴赏评价”是一种阅读能力，其研究的对象是试卷提供的阅读材料；二是“鉴赏评价”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能力要求，而是依存于“识记（A）”“理解（B）”“分析综合（C）”之上，是以上三种能力要求的综合提高和水到渠成的结果；三是“鉴赏评价”是一种统称，它包括理性客观的“鉴别”“析”和“评”，也包括有感性色彩的“赏”和“说”。

因此，在古代诗歌阅读教学中，将“诗歌鉴赏”等同于“读懂诗意”，拉低了“诗歌鉴赏”的能力要求，仅完成了“理解（B）”的阅读任务；而将“诗歌鉴赏”误作“个性化欣赏”则忽略了古代诗歌阅读作为高校选拔性考试试题所应有的“基础性、综合性”要求，是把“诗歌鉴赏”当作自娱自乐的诗歌欣赏，最终可能导致阅读测试中鉴别、分析、评价无法完成任务。

2.对古代诗歌阅读考查核心的理解

根据以上对《考试大纲》有关要求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古代诗歌阅读考查核心的理解与判断，其实应立足于两个层面：一是诗歌的层面，二是阅读考查的层面。

从诗歌的层面去理解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即要求我们要根据古代诗歌的文体特征，如言志抒怀、寓情于象、含蓄隽永等，去理解古代诗歌阅读应当“考什么”。在这一层面上，“读懂诗意”是考查的核心，考生的任务是调动平时的学习积累，准确理解古代诗歌中的语言、形象和作者的情感、观点等。

从阅读考查的层面去理解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即要求我们根据语文阅读考核目标与要求，对试卷提供的古代诗歌阅读材料进行分解剖析，并在读懂诗意的基础上，指出这一首诗的具体特点。在这一层面上，理性的“分析”和“鉴别”是古代诗歌读的考查核心。

综合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只是试题材料，“鉴赏”才是关系考生得分的能力要求，孰主孰次一目了然。更何况，“读懂诗意”对应的是“理解（B）”这一能力层级，是“分析”“鉴别”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要想抓住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关键还是对古代诗歌的理性的“分析”和“鉴别”。

二、运用理性思维，提升古诗教学效率

作为文学类文本的古代诗歌，是否适用“理性思维”？运用“理性思维”阅读古代诗歌会不会肢解诗歌、破坏美感？这是许多教师的担忧和拒绝理性思维的理由。事实上，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理性思维从来不是“美感”的敌人。

1.正确认识古代诗歌与理性思维的关联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文学作品的古代诗歌固然具有感情充沛、想象丰富、富有形象性的鲜明特点，是诗人对生活的艺术而又感性的认识，但这不等于古代诗歌创作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理性思维。事实上，感性认识相对于理性思维而言，往往是断续的、跳跃的、模糊的，具备一定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诗歌创作的过程如果少了理性思维的参与，诗人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很可能是混乱无序的，不要说给读者带来“美感”，连读懂都会有困难。概而言之，诗歌创作作为一种艺术活动，是一个多维的开放的心理流程。在这个流程中，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其实是相互交错、相互征服、相互表现的。

其次，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读者对于一首古代诗歌的欣赏，不可能仅仅依靠以感觉和表象为主要特征的感性认识。因为读者在感受诗歌形象之初，所获得的只是个别的、具体的表象，依靠这些表象，读者并不足以理解一首诗的全意，也不可能有“喜爱”的判断。只有当读者透过形象，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的方法全面理解诗歌时，诗歌所要展现的思想内容、诗人所要传达的复杂情愫，才有可能进入读者的脑海，进而才能使读者产生共鸣，产生审美体验。

因此，无论从诗歌创作还是从诗歌欣赏的角度看，古代诗歌都应当是感性与理性的综合体。鉴赏古代诗歌时，理性思维的参与不但不会破坏美感，而且有益于审美的实现。

2.理性思维在诗歌鉴赏中的应用

（1）结合推理论证，辅助读懂诗意

由于考生对古代诗歌形象的知识储备往往不是那么丰富，也由于古代诗歌形象往往具有内容的多义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因此，如果仅仅抓住诗歌的形象来解读诗意，就容易出现诗歌形象的误读，进而使诗意理解出现偏差，甚至南辕北辙。这时，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能讲一点逻辑知识，引导学生从推理论证的角度来认识古代诗歌的内容结构，对于考生正确解读诗意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古代诗歌中符合逻辑学意义上的论证结构的篇章并不在少数。元代范德玑在《诗格》中提出的诗歌创作讲求“起承转合”的说法恰恰可以成为古代诗歌在内容上富有逻辑性的一个明证。运用推理论证的有关知识来辅助解读诗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诗歌形象多义性、多样性的困扰，可以帮助考生理清一首诗的内容思路，从而更准确地读懂诗意。

（2）借助概念比较，突破审题关口

为了适当降低阅读难度，古代诗歌阅读的命题设问往往比较具体，切入口较小，因此题目中起限制作用的关键性概念往往比较多。考生审读题目时，常常会忽略这些关键性概念而审错题意。那么，如何纠正考生的审题偏差呢？一味强调“认真”显然于事无补，而让考生习惯于圈画出题目中的重要概念，并借助类似概念的比较来确定答题重点，不失为一种值得一试的好办法。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

【例1】诗的前四句描写了什么样的景象？这样写有什么用意？（6分）（2016年全国课标Ⅰ卷第8题）

在这一题目中，对于答题起到限制、提示作用的重要概念有“前四句”“景象”“用意”“什么样”“什么”等。孤立地看，有时候我们很难认识到它们的限制、提示作用，但如果在审题时引入一些类似概念来比较，问题可能一下子就清晰多了：“前四句”不是“全诗”，它限制了答题的对象范围，概括内容时要注意不能超出前四句的范围；“景象”不是“意象”，它要求答案应是一个综合叙述的意境特点，而不是罗列意象；“用意”不是“意思”，它要求不但要答出前四句的内容，而且要分析前四句内容对于全诗主旨、诗人情感的作用；“什么样”“什么”不是“哪些”，这说明答案要点相对唯一，答题的重点不是要点的简单罗列，而是答题点的内容逻辑。

（3）学会分析综合，提升答案逻辑性

“分析综合”指的是分解剖析和归纳整合。在古代诗歌阅读题的答案组织中，强调“分析”可以使答案结合具体的诗歌内容，避免套话、空话答题，也可以使答案本身更有逻辑性，更照应题目设问；强调“综合”，则可以使答案更有概括性，表达更加简洁有力。为了让考生的答案组织显现出应有的逻辑性，我们一方面要拿高考真题的权威答案给学生作示例，另一方面也可以要求考生每次组织答案时，都参照因果推理的思维模式去检查，看看答案组织是否能自圆其说，形成一个闭合的逻辑链条。下面我们剖析一道高考真题的参考答案。

【例2】与《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相比，本诗描写塞外景物的角度有何不同？请简要分析。（6分）（2015年全国课标Ⅰ卷第8题）

参考答案：本诗描写的边塞风光并非作者亲眼所见，而是出于想象。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尚处于前往边塞的途中；开头“闻说”二字也表明后面的描写是凭听闻所得。

在这一参考答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答案组织呈现鲜明的总分结构：“并非作者亲眼所见，而是出于想象”属于扣题的总说，而且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从标题……”“开头……”则是对总说的具体分析说明，它们紧紧扣住了“非作者亲眼所见”“出于想象”，体现出极强的因果呼应性，与总说形成了闭合的逻辑链条，而且它们的语言既紧密结合了诗歌的具体内容，也有较强的综合性。

以这样的参考答案为标尺去衡量考生的答案，用这样的分析去指导考生的答案组织，考生的答案将会变得更有条理，更有逻辑，其得分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第6篇

关键词：《说“木叶”》，“木叶”，“诗歌语言的暗示性”

林庚先生的《说“木叶”》是在谈“木叶”还是在谈“诗歌语言的暗示性”？教参在“问题探究”部分设定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谈论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为什么把“说‘木叶’”作为标题？

教参上的参考答案是这样的：

把标题定为“说‘木叶’”，就可以把古诗中的意象“木叶”作为论题，围绕它展开全文，作者先排除古代诗人考虑文字洗练的因素，再探寻它用于秋天的情景中蕴含有落叶的因素，最后从中得出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并加以阐发。从现象谈到本质，从个别谈到一般，从具体谈到抽象，既深入浅出地阐发了理论，又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如果把题目定为“谈谈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也无不可，但那势必是另一种行文思路，大概是摆起架子大讲理论，不大容易写得深入浅出。

显然，教参上的观点是认为“诗歌语言的暗示性”是本文的主旨，“木叶”只是论题，作者在这里说“木叶”只是为了用来证明诗歌语言是富于暗示性的。但笔者却对此持完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本文的主旨就是在探讨我国古代诗歌中“木叶”这一特定意象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从行文思路来看高中语文教学论文，本文主要是在说“木叶”。作者先以“木叶”在古代诗歌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指出：“木叶”是诗人们笔下所钟爱的形象。接下来作者又以大量的诗句说明“木叶”不等于它的字面意义“树叶”，因为在古代诗歌中“树叶”这一单纯的意义往往用“叶”来指代，而“木叶”中的“木”却不可以省略。古代的诗人们不但钟爱“木叶”，而且还由此发展出了相关的另一意象——“落木”。作者认为，从“木叶”发展到“落木”，关键在“木”字上。接下来诗人分析了“木”字在诗歌中出现的场合——秋风叶落的季节，并就此得出了“木”字的第一个艺术特征——本身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再接下来作者以诗歌语言的暗示性说明了“木”何以会有这个特征——“木”暗示着“木头”“木料”“木板”，更多地让人想起树干。最后，作者由“木”的暗示性得出了它的第二个艺术特征——透着黄色，在触觉上是干燥的。最后一段，作者仍旧回到“木叶”上来：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由此看来，全文由“木叶”始，以“木叶”终，中间的论述以分析“木”的暗示性为主，目的在于说明“木叶”这一意象的独特艺术特征。

而“诗歌语言的暗示性”只集中出现在文中的第五自然段：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毕业论文格式。

并且接下来作者仍旧回到了“木”的艺术特征的探讨上来，并没有就此大谈诗歌语言的暗示性。

显然，此处作者是用“诗歌语言的暗示性”来说明“木”何以会有这个特征，“诗歌语言的暗示性”只是用来分析具体问题的理论依据，而不是相反。就像朱光潜先生在《咬文嚼字》中提到的“套板反应”这一文艺理论一样，它只是用来说明滥用联想意义带来的流弊，而不是要说明“套板反应”这一文艺理论。

其次，如果本文的主旨是谈论“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那么只用“木叶”这一个例证显然证据不够充分。因为“木叶”因“木”的暗示性具有了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表达效果，这并不能说明诗歌语言富于暗示性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如果要证明诗歌语言的暗示性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还需要引入其他大量的例子来进行说明论证，只有这样的论证才能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诗歌语言的暗示性”是一个理论问题，理论问题的研究一般采取由个别到一般的方法，但个别不是一个，而应以众多的个别为研究对象。林庚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显然不会只用“木叶”这一个例子来说明整个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

再次，教参中本问题的编者认为：

如果把题目定为“谈谈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也无不可，但那势必是另一种行文思路高中语文教学论文，大概是摆起架子大讲理论，不大容易写得深入浅出。

可笔者认为，文章是否能写得深入浅出，与作者的学养、文风有关，与文章的题目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即使以“谈谈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为题，也不一定就“摆起架子大讲理论”，而可以通过引入丰富的相关例证来进行说明，从而使文章变得深入浅出起来。其实，很多大家写的“小书”就是这种深入浅出的风格，如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书简》，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等。就是本单元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也并没有因为题目的严肃而使得文章内容高深莫测起来。

最后，文章以“说木叶”为题，阐明“木叶”这一意象在古代诗歌中何以成为诗人笔下所钟爱的形象，是有其必要性的。诗歌中的每一个意象有其产生的动因，有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与表达效果，阐明与意象有关的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鉴赏诗歌，同时这也是诗歌研究者的责任。“木叶”虽只是我国古代诗歌中众多意象中的一个，也有必要对其进行透彻的研究，使我们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第7篇

关键词：诗歌创作；意境；儒道释；中国传统哲学

一、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内涵及发展

“诗者，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1]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亮点就是其独具的意境美，正如宗白华所言“诗歌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2]意境是中国美学史上特有的美学范畴，对于意境就是情与景的交融这一解释可追溯至清代，而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到“意境”一词，其解释亦是如此“何以谓之意境？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其口出。”

若要对“意境”的内涵溯本求源，那则要追溯到老子的哲学思想。在老子的哲学中有两大基本思想对于后世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生发的根源和生命的本体，即《老子》说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二，“道”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是构成万物的统一，它包含“象”并且产生“象”。正是在老子这两大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人大都不过分注重于对一个具象的刻画与描写，而追求能够体现其万物之源的“道”之所在。为了更加真实的把握“道”便要突破“象”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在《周易・系辞》中，“然则圣人之象，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最早明确提出了“意”和“象”的关系问题。而后，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恩》中首次将“意象”概念化，即“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可以说刘勰为意境的文学范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盛唐时期，诗歌发展尤为繁盛无疑推动了对于诗歌审美形象的探究和分析，唐人最早将“境”引入诗歌领域，作为美学范畴提出，标志着意境理论的正式诞生。“意境”一词最早出现于王昌龄的《诗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他提出诗歌的“三境之说”，即物境、情境和意境，强调作品应以意为主，以意传情，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关于意境的理论，自王昌龄之后便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核心。晚唐时期诗歌意境理论的代表人物――司空图，他集刘勰、皎然以及刘禹锡的思想于一体，博采众家之长，提出“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理论观点。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从作品论、风格论、鉴赏论、接受论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形象生动地阐释了诗歌艺术风格和不同的诗境风貌。所例举的各“品”也都涉及到诗歌境界之中的独特品质，并以“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作为诗境的内在精神。司空图对于意境理论的贡献在于其对意境层次的深刻感悟与探索研究。如果说司空图使意境理论更为完善，那么其成熟定型则主要在于宋朝的严羽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二人。严羽的《沧浪诗话》主要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个部分构成，分别从作家论、创作论等诸方面对意境理论作出了较为系统且全面的研究。论及中国诗歌意境理论集大成者，当属王夫之，他通过“情境关系”对意境美学进行阐述，围绕情与景的关系，分别从情景互相生发关系、诗歌意境以实质表现空灵和意境构成的主客观之间偶然妙合，三个方面分析了诗歌意境的各层次审美特点。

意境是诗歌创作与诗歌鉴赏的核心所在，受到当时政治背景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人对于意境的理解都不尽相同。

二、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

意境是我国古典诗歌美学所独创的概念，它集诗歌创作者的理想、情趣、审美经验于一体，通过词句的提炼将其生活形象实体与创作者的情感融为一体，并用虚实相生的手法，能够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力，是诗歌意象的高级形态。“它是一个伟大心灵和伟襟的想象，它用图画般的明确的感性表象去了解以及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4]所以，情景交融、形神统一、虚实相生便是古典诗歌美学特征的主要表现。

（一）情景交融

诗歌意境，“意”便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境”就是作品中所描绘的图景。因此，意境在某个侧面而言就是“情”与“景”的胶合。古代诗人多以诗言志，其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客观景物与诗人主观情感的统一。我国古典诗歌早至《诗经》便已广泛采用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作品不仅措辞优美更具有一唱三叹之审美效果。面对同样的景色，不同生活背景的诗人去描绘，其风格则可能截然相反，甚至同一位诗人，由于创作时的情绪不同，其笔下景色也会随之改变。

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畅当的《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这两首诗都出自唐代，均为诗人登鹳雀楼时所见之景而抒情创作，但两首诗所表达的意境并不相同。前者着重表现了诗人登楼远眺的勃勃兴致和心胸开阔之豪情，所描绘的景致也大多壮阔辉煌，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后者则表现的是登楼高耸入云的感觉和俯视时的愉悦。因此，诗人在创作诗词时，将自身的情感注入文字之中，做到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二）形神统一

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与中国古典哲学类似，讲究点化。重形似更重神似，往往追求审美的形神兼备，和谐统一，而中国古典诗歌更是在神形统一这方面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钟嵘《诗品序》释“兴”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有感发、联想之意。又如梅尧臣所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故而是个贵在以有限之文字表达无限之情思，尤其是对于律诗绝句而言，至于有的词，如“十六字令”全诗才十六个字，则文字少得不能再少，更要求诗人言简意赅，用极少的字词，创造贴切的意境，从而形神兼备，向读者诠释自己内心的情感。显而易见，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诗歌也不容诗人对审美对象进行精细的描绘与刻画。

（三）虚实相生

中国古典诗歌在注重写实的同时也十分讲求对于虚写的艺术，可以说中国古典是各种的佳篇名著无不在虚写上颇有造诣。“清代笪重光在《画笙》里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只要‘虚实相生’，就可达到‘无画处皆成妙境’”。[5]过于实写，作品灵性全无，过于虚写又厚重实在，因此，只有二者达到完美契合，才能算是精品。虚实相生，是指通过逼真地描写景、情、境，将客观事物再现，用有限的意象表达无限的情感，形成一定意蕴，引发读者的思维想象空间，产生无限的意境。袁枚曾说“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便是将虚实相结合，达到以少见多，以小见大，化虚为实，虚实相生的效果。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是构建于情景交融、形神统一、虚实结合的基础之上的，三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古典诗歌意境“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审美特点。

三、儒道释哲学思想对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影响

受不同时期主流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诗人通过诗歌所表现的意境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意境范型和诗词审美风格。从传统的儒、道、释三家的哲学和文化思想角度切入，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审美风格大致可以分为：儒家思想文化意境、道家思想文化意境和释家思想文化意境。

（一）儒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儒、道两家，儒家创始人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都相继沿袭了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其中“天人合一”思想对后代诗歌意境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强调人成熟的标志在于人与天的合一，唯有如此，才能在顺应自然之中获得自由。毋庸置疑，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从入世济世的立场出发，其基础在于“仁”。它为后世儒家文学者提供了一种观照自然山水的方法，同时也为儒家文艺的取象造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向导，由此奠定了儒家比德的审美意境金额风格范型。

儒家文化思想意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形态：一是“比德意境”，这是在孔子的自然比德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诗歌意境类型。如郑板桥的《咏竹》和于谦的《石灰吟》就是此类型之典范；二是“情景交融”，这是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诗歌意境类型；三是“有我之境”，这是在儒家凸显人的主体地位思想下所形成的诗歌意境类型。蔡报文先生说：“‘有我之境’就是一种‘儒学之意境’。”[6]

（二）道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道家文化创始人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在道家看来，“道”是一种最高宇宙本体的存在。“象、物、精”都是由“道”派生而来。道家思想继承人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虽然道家也有“天人合一”思想，但与儒家有本质上的不同，儒家看来，天与人的关系式父与子的关系，而道家看来，天与人的关系则是兄弟关系。儒家讲究伦理道德，道家则追求平等祥和，强调“情”。因此道家的思想更具有艺术气息，更接近于近代的美学思维。林语堂先生说：“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7]

道家文化思想意境有两种基本形态，即“物我不分”和“无我之境”。前者如“庄周梦蝶”，是一种澄心观物的超然态度，将物我真正融为一体，在道家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式双向交流的，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湖山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诗人与自然宛若一体，就是道家意境。后者“无我之境”是顺承了道家贵在无的思想，中国古典诗歌中不乏此类作品，陶渊明、李白等人的诗画作品也多属此类意境。

（三）释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释家即佛家的一个分支，与道家相融合。尚静悟，贵解脱，以入定为工夫，以参证为法门，能于此而有所悟入，而后性静心空，脱离一切挂碍。无挂碍斯无恐怖矣，无恐怖则神清，神清则气足，气足则应变无方、随机生巧。如是而后，明于法而不拘于法，沉其心而不动其气。

作为外来文化的释家文化受到东方文化共性的影响，因此也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后，经过儒家、道家文化的影响，产生了派系众多的中国佛教，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禅宗。在佛教徒看来，自然风景就是佛的象征、佛的境界。佛经中常谈及“境”与“人”的关系，“境”多指代俊秀的自然风光，是佛教禅师的人格象征和佛性境界。金圣叹评《西厢记・赖简》时，曾借用释家关于“人与境”的说法：“是好园亭，是好夜色，是好女儿，是境中人，是人中境，是镜中情。”释家文化说法各异，但其公认的最高境界就是“空”，“空”不同于道家的“无”，因为“空”中含“有”，而且是包含万物之有。

在释家精神文化的影响下，皎然、司空图、苏轼等人，将释家思想引入诗歌领域，极大的丰富了文学艺术意境理论。

概而言之，儒、道、释三家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古典诗歌意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对形成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不同的文化心态和行文风格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赵缺.无咎诗三百序.

[2]杨匡汉.中国现代诗论（上）[M].花城出版社，1985：29.

[3]陈良运.古代文论名篇选读[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黑格尔.美学[M].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

[5]赵连元.文学理论的美学阐释[M].昆仑出版社，2007：267.

第8篇

摘要：中华文学、文化、文明历史悠久且灿烂辉煌，作为文学基本表现形式的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经历了一个自觉、不自觉的自身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同时也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文化特点，并由此反映出某一时代、某一群体独特的文化内涵。本文按时间顺序梳理一下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进一步概括古代诗歌的特点并探讨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古代诗歌；发展；特点；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文学一直被视为美的“语言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报告文学、影视文学等都是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可以看作是个体的喜怒哀乐情绪的宣泄或表达，可以看作是代表某一群体发出的呼声或控诉，也可以看作是一时代的缩影或聚焦，它与人们和那一个时代一起存在着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有悠久的诗歌传统，从远古时代的最初萌芽到唐代的成长巅峰到近现代的改革创新再到当代艰难的发展，它不断变化自己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与大时代相适应的特点，同时也坚守着固有的诗歌表达传统，这让一代代人们感受到诗歌精彩纷呈的表现力。

一、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历程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曰：“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这既可以看出诗歌产生年代的古老久远，又可以感受到作为具有审美功能的样式之一的诗歌与人类和时代紧密相连。

周王朝为制作礼乐，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大约五百年的诗歌305篇，这就是《诗经》，它被看作是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战国时期，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后由西汉刘向编集《楚辞》，而它被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浪漫主义的起源。秦汉朝，朝廷的音乐机构“乐府”把所有采集来的民歌进行集中编集，这就是《乐府诗》，多以五言为主，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如《十五从军行》、《东门行》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古诗十九首》，这被看作是早期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典范，汉朝末年的三曹、“竹林七贤”的创作风格等更是曾被后世当作诗风革新的一个榜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山水田园诗派，陶渊明被作为田园诗派的开创祖师，谢灵运被作为山水诗派的鼻祖，南北朝的诗歌艺术集大成者庾信在声律、结构上更加接近律诗、绝句等近体诗，被作为唐诗发展的先锋。

唐代可谓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唐为分界线，以前称为古体诗，以后为近体诗。初唐四杰的斗志昂扬，并且在诗歌理论上也有所发展，盛唐被誉为“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斐然文坛，中唐“韩孟”、“元白”、“刘柳”的诗歌创新和改革，晚唐“小李杜”的明丽清婉等都为诗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宋代与唐比起来，诗风更加的平时，这时期豪放派代表“苏辛”和婉约派的李清照、柳永诗风各有自己特色，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

二、中国古代诗歌的特征

纵观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把诗歌分成抒情诗和叙事诗，格律诗与自由诗，近体诗与古体诗等等。不同时代，诗歌也在悄然的发生着改变，作为语词简练、结构紧凑跳跃、富有韵律性和节奏感的能够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并表达思想情感的诗歌，它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的，主要概括为：凝练性、跳跃性、节奏韵律性。

凝练就是要用最少的字词表达出最全面的意义，这就需要诗人有功底，反复锤炼语言，如宋祁在《玉春楼》中对“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极具斟酌，最终敲定“闹”字，使得简单的景物深化为满目的春色，顿时境界全盘而出。

跳跃性主要表现在诗歌的结构上，它没有严格遵守传统的思维模式、理性逻辑，经常会穿越时间和空间，造成一种朴素迷离、无法把握的神秘境界。如唐诗人李白在《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写到“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想象没有规律可循，变幻莫测，给人一种新奇之感。

节奏韵律性这是诗歌最为强调的一点，诗歌节奏性主要指长短强弱不同的音要有规律的起伏变化，使得诗歌能够抑扬顿挫，更加淋漓的表达感情。我国古代诗歌停顿有严格的限定，并且讲究平仄押韵。如五言律诗的平仄，有四个基本句式：（一）仄仄平平仄；（二）平平仄仄平；（三）平平平仄仄；（四）仄仄仄平平。像杜甫的《旅夜书怀》就严格遵守平仄要求。

三、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诗歌最初起源于远古时代，早期的诗歌的创作不难发现应该是人民性、集体性的，正如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给我们做的通俗化的解释，即那个叫“杭育杭育派”的诗派，这里诗歌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行动，减缓疲倦，交流情感和信息。当然，作品中大都描写了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的内容，如《击壤歌》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真实而具体的写出了早期人们的农耕生活，正是因为有了诗歌做最早的记录，当代人依旧可以看到很久之前先民们的生产、生活。

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句，既描绘了诗人登上楼的情感体验，同时也给读者平添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一个“更”子让人回味无穷，它可以是主观的希望自己在某一时刻再一次的登上鹳雀楼，可以是登楼的的动作从低向高的增加，也可以是无论从动作还是数量都要不断地向上攀登。这里有了很多可以挖掘的意义，让人们体味到诗歌的魅力。杜甫《江汉》中“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这句仔细品读也可以有多重的理解，一句中的正反，意义可以相似却相反、完全相反或者本身只是在表一中存在的时空关系，总之也给读者多了多种解读，其中独特的文化内涵含蕴其中。

结语

诗是记载人类生命文化最早的文学形式，它给人类巨大的精神支持，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强大的一种文化精神，它本身经历的变迁和发展，始终都在记录着时代的面目，它本身固有的内容的凝练性、结构性跳跃性和本身字词的韵律节奏性，让它区别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而其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让古代诗歌更加的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教学参考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黄涛编.中国民间文学概论〔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五）〔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王光文.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D]、南京师范大学，2004.4；

第9篇

一

在中国古代，诗力常常用来表示作者的诗歌功力。东汉王充曾在《论衡・效力》中写道：“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极言不讳，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王充所谓的“笔力”指的就是文章有功力。人们对文学特点的认识是随着历史逐步发展的，在先秦时期，“文学”一词指整个文化学术，含义非常广泛；在两汉时期，“文章”的概念包括了辞赋和其他作品，文学概念逐渐明确；到六朝时期，文学理论家们更注重文学体制的辨析和文学性质的探讨，于是“文”和“笔”概念的分野逐渐明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①王充所谓的“笔力”，固然不同于有韵的诗歌的“诗力”，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具有潜在联系。

作为诗歌功力概念的“诗力”，在后来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得到了广泛使用。唐代诗人郑谷“暮年诗力在，新句更幽微”（《寄题方干处士》），宋代诗人方岳“老去极知诗力退，只将日历记山川”（《入闽》），宋元间诗人陈允平“病怜诗力减，老觉世缘轻”（《寄模上人》），元代诗人戴表元“流落谁相忆，山林蔚讲师。玄机魂梦接，诗力鬓毛知”（《次韵蔚上人见寄》）等，都使用了“诗力”这一术语，但是其含义无一例外都是指作家写诗的功夫、水平和能力。

“诗力”的形成，与个人先天气质有关，但是后天的学养也不可忽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②，才能写出有功力的作品。反之，“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③要写出富有功力的作品，则不大可能。

二

诗歌功力意义上的“诗力”，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诗歌美学范畴。作为诗歌美学范畴意义上的“诗力”，最早是刘勰提出来的。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刘勰指出：“故练于骨者，析词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子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建，圭璋乃聘。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刘勰所谓的“风骨之力”，指的是作品所具有的力量，也是作品内在的审美特点。所谓“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指文学作品感动人的气势和力量。所谓“骨”，是指文章对构辞的要求，“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有了“骨”，文辞才有了结构上的依附，才能立得起来，否则“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对柔靡无力的诗作，刘勰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在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梳理后指出：“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④生活在崇尚辞藻雕彩的时代，刘勰却能摆脱习见，看到当时诗歌骨力的柔弱，激发起对“直而不野”、“慷慨任气”诗歌的追求，这是刘勰的过人之处。

延续了这种“诗力”概念，并加以发展的是钟嵘。在《诗品》中，钟嵘多次用“力”来指代诗歌所具有的力量和审美特点。在《诗品・序》中，钟嵘写道：“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有赋、比、兴三义，而“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具体品评陶潜的诗歌时又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不但分析了陶潜诗歌的渊源，同时也指出了其所具有的艺术特征。所谓“建安风力”，指的是建安诗歌在继承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反映社会动荡和民生疾苦，表现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志向时，所呈现出来的遒劲刚健、悲凉慷慨、感情炽烈充沛的文风。所谓“左思风力”，指的是左思诗歌中蕴涵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左思的《咏史》诗，借古讽今，名为咏史，实则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懑，表达了庶族寒士对门阀士族制度的不平和反抗。诗歌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气势昂扬，是对“建安风力”的继承与发扬。钟嵘认为陶潜“又协左思风力”，指的是陶潜融化和吸收了左思诗歌的特点，具有和左思诗歌相近的审美特征。

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认为“理”、“事”、“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而“才”、“胆”、“识”、“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所谓“力”指的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有“力”则“神旺气足，径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而“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前不必有所承，后不必有所继，而各胜任愉快”。孔子认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在叶燮看来，则是言之无力，行而不远。“远”既是空间上的概念，也是时间上的概念。在空间上，“力足以盖一乡，则为一乡之才；力足以盖一国，则为一国之才；力足以盖天下，则为天下之才”；在时间上，“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终古；则其立言不朽之业，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终古，悉如其力以报之”。

三

鲁迅在1907年写成了《摩罗诗力说》，在阐释“诗力”这一审美范畴时，他打破了孤立地考察作品从而把“诗力”理解为诗歌力量的局限，更多地把诗歌作品与读者接受联系起来，把“诗力”与启蒙精神联系起来，从行动美学的角度赋予“诗力”以全新的意义，破除了古代诗歌理论的藩篱，做到了传统理论的现代性转化，极大地拓展了现代诗学的视野。

此前中国诗论多注重取法自然，模拟古人，而从鲁迅开始，中国文论“别求新声于异邦”，从本土语境出发系统地介绍欧洲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的盗火者。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介绍了西方摩罗诗派――世人眼中的恶魔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从文明比较和文化批判的视角谈到了诗歌的功用，谈到了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诗歌，以及可以从摩罗诗人中学习什么等问题。就“诗力”范畴而言，这篇文章也极大地赋予了“诗力”这一审美范畴以全新的内涵，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⑤。

与以往从诗歌本体出发来论述诗歌的力量不同，鲁迅是从诗歌效果来进行论述的。在鲁迅看来，“诗力”是指诗歌作品对读者所具有的巨大的感染力。由于诗歌感染力与受众密切相关，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鲁迅总是联系到具体社会实际，特别是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进行深入阐释。“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在鲁迅看来，诗歌能传之久远，就在于能够深入人心，具有巨大的感染效果。而诗歌虽是个人心声，却与种族命运紧密相连，当民族衰微时，“亡国之音哀以思”，读诗也能体会到萧条之感。

另一种情况是当民族衰微时，诗歌凭借感人的力量还可以激起人们的勇气和斗志。在普鲁士被拿破仑占领之后，诗人爱伦德（今译阿恩特）和台陀开纳（今译特沃多・柯尔纳）以诗歌成功地激励德国民众反抗拿破仑的统治，鲁迅指出：“此亦仅譬诗力于米盐，聊以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在这里，所谓“诗力于米盐”，即意味着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比物质性的米盐更具有激励人心的力量，对于斤斤计较实利的中国人而言，暗含着对其实用理性的针砭，对其崇实精神的批判。

中国古代诗教，注重温柔敦厚的传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毛诗序》中也说“发乎情，止乎礼义”，目的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针对这种注重政治教诲的道德主义诗学，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批判地指出：“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这种“不撄人心”的价值取向，于统治阶级而言，有着维稳的政治目的；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深契中国人的懦弱和苟安，“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意即智慧、天才――引者注）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

正因为鲁迅反对“不撄”的诗学主张，所以对朱光潜提出“静穆”为诗歌美学最高境界说颇不以为然。朱光潜曾著文称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诗歌堪称中国诗歌美学的最高典范。鲁迅反对朱光潜为了抬高自己的美学主张而不顾及全篇和全人的“摘句”作风，更反对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社会里，独尊“静穆”的诗学主张，因为这种诗学主张可以泯灭中国人的个性和精神，把国人变成顺民，甚至变成待宰的羔羊。所以鲁迅欣赏蔡邕“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认为陶潜“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⑥。而“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⑦。联系当时的历史语境，鲁迅对于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的论述中潜藏着爱国的精神实质，是为民族图自新和发展的一种努力。

对于中国古代那种束缚心灵、扼杀自由、违反人性的道德诗学，鲁迅给予了猛烈的批判，主张行动的美学，并且提出了一种动态的诗学主张。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八位恶魔诗人的激赏，首先在于他们勇敢的行动，其次才是他们才华横溢的作品。富有战斗精神反对“平和”主义的鲁迅，看重的是这些诗人“撄人心”的价值，诸位摩罗诗人国别不同，但是却有一个相同点：“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使命感和“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的摩罗诗力，就是他们作品最好的注释，也是潜隐于他们作品背后的行动的美学。这种行动的美学，是对中国古代“诗力”概念的全新超越。

在传统诗学氛围之中，“万物静观皆自得”，诗人总是抱着一种静观的不介入的态度，置身于事物之外，细细品味个中人情物理。这种情形固然不失闲适和优雅，但是却缺少震撼人心的崇高美感，且与当时风云激荡、壮怀激烈、烽烟四起的时代语境不相符，因而有悖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有悖于现代诗学对中国诗歌的审美期待。

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随着时世的推移变化，已经不适应于当代社会了，鲁迅的“诗力”论，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为中国诗歌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鲁迅在精神气质上酷似摩罗诗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与摩罗诗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一脉相承，所以鲁迅不只是在理论上提出观点而已，更是在实际创作中身体力行。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鲁迅写出了许多批判国民性弱点的振聋发聩的小说和匕首投枪一样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具有摩罗诗人的精神血脉，“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就是鲁迅创作具有摩罗精神最好的写照和证明。可以说，鲁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为中国文坛注入了异质的摩罗诗力，使衰疲的中国文化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型，出现了新的生机。

注 释：

①②④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第249页，第61页。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⑤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9（3）。

⑥鲁迅：《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第10篇

关键词: 中国古代诗歌 意境 空白 未定性

一、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理论

何谓意境?通常认为“情与景统一,意与象统一,形成意境”。这是用作家的思想感情和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来界定意境。也有人从典型化角度将意境表述为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化与典型化的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和深情或深意的完美统一。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对诗歌的意境有过很深刻的分析与总结,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认为诗的最高境界在于无极之味,无极之所乃非字面所在,有余之意常在空白之中。刘勰认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2]强调诗文余味曲包的含蓄之美。司空图也引用戴叙伦的话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3]推崇“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提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诗歌理论。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进一步对诗歌意境进行阐述,他评价唐人之诗:“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4]

这些文论家对诗歌意境的诠释虽然各有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中国古代诗歌讲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一重要特征。朱光潜则将之概括为:“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这就是本文所谓无言之美。”[5]用“无言之美”总结了意境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古代诗歌在表达上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

从作品层次上看,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首先表现为言与意、形与神、显与隐、情与景、明朗与含蓄等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运动,是感兴的发端、虚实的转化、幽深的寓意、曲折的妙着,而未定性和意义空白就是中国古代诗歌意境最本质的构素之一,它是可感的,又是写意的;它是形象的,又是传神的;它是明确的,又是未定的;它是写实的,又是空灵的。它既具有特定形象的直观性、确定性、可感性,又具有想象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创造性。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商隐的诗歌词旨隐约而意象丰美,自成一体,充分体现了诗歌意境的未定性,可称之为古代的朦胧诗。如他的《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此诗是借景抒情之作,后两句尤为传世名句,夕阳好,而且又是“无限好”,试想红日西沉,霞光满天,这是一幅多么绚丽的景色。“只是”二字却又蓦然一转,“近黄昏”三字,则说好景不长,转瞬即逝。尽管该诗明显地有所寄托,但很难明白其寄托的是什么,是“感吾生之行休”?是感国祚之将覆?是想及时行乐?还是想力挽狂澜?读者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人周汝昌先生则认为:“只是”意即“止是”、“仅是”,因而乃有“就是”、“正是”之意,如按此理解,则末句就有哀叹感伤之意了。

又如李商隐有名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此诗亦真亦梦,若即若离,读之令人低回不已却又难明所以,唐以下诗家对它的解释,也都是各持己说,莫衷一是,诗人到底是凭吊早夭的恋情,感伤流逝的青春,还是嗟叹未酬的壮志,抑或聚散的无常?诗作蕴藉缠绵,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达到一种空灵而又难以言说的艺术境界。

三、读者的审美想象――对空白的艺术感知能力

诗歌中不确定的,作为空白、空无,需要读者去丰富、充实的部分,也即是所谓“言所不追,笔固知止”部分,含有空白与未定性的意境在读者的阅读复现中产生了以下特点。

一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具有间接的不确定的具象性,必须借助读者的审美想象。有些名句,很难说出作者的具体所指,然而诗歌中那些未到极点的含蓄蕴藉的描绘,正欲追求达到顶点的阅读效果,但能否实现这种效果只能取决于接受主体在何种程度上“激活”诗歌中的审美构素,在何种程度上填补意境中的意义空白。

我们试读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诗一向以“老妪都解”而著称,而这一首诗若念给老妇人听,她一定会不知所云――非花非雾,如梦似云,简直令人费解。而在有艺术想象力的读者眼里,他可能认为此诗写的是日夜渴慕的意中人,忽而出现,但只是惊鸿一瞥,留下无限怅惘;也可能认为此诗写的是诗人的愁恨事,经常萦于脑际,浮在眼前,虽已过去,但又无时或忘,从而对诗人化实为虚,委婉曲折的表达叹服不已。

正所谓诗无达诂,要欣赏诗有时很难,作者往往有所寄托,而又无诗序交代,人们无从得知。如韦应物的七绝名篇《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有人认为此诗是即景偶题,春潮夜雨,野渡横舟,多么静谧的一幅画面。这样理解,自无不可;也有人认为这是诗人感到自己未被置于“要津”,不得重用,因而有闲散之意,是诗人在借景抒情,如此分析,亦有道理。

二是由于诗歌意境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韵外之致”、“言外之旨”表现出诉诸想象的巨大容量和可塑性,想象这种意象运动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它在创造性意象中呈现为无限的广阔性,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6]。在想象中,诗歌的“味外之旨”、“言外之意”呈现出“含蓄无垠,思致微妙”、“会于心而难以名言”的特点,而且由于读者直觉的瞬间领悟和情感的流动不羁,使作品让人有“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中国东方式的文学感知,这种感受方式对诗歌中空白与未定性的感知能力有极高要求,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对读者的重视。《乐记》中就有:“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7]强调“审声以知音”,否则就没有资格欣赏艺术。贾岛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表达了对读者、鉴赏者的一种阅读期待与召唤。

严羽则提倡妙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8]用禅宗宗门“极则事”,来说明诗歌的创作与鉴赏,都需要别具会心的体验和颖悟。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激起了读者相应的艺术感悟,诗歌意境的未定性与空白才获得了审美意义。没有接受主体的呼应与共鸣,寓意再丰富的艺术空白也只能是无奈的空白,永远得不到填充。

四、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境界――无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词道:“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意、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作者也。”[9]以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来衡量能否达到第一流的创作,强调诗歌意境的未定性与空白,追求无穷之味、不尽之意,这种“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正是空白与未定性在最高审美本质上显现的意义,其最终的整体构成就是意境。意境是过程,只有在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共同建构中,在审美对象浮现出来的基础之上才能最终形成。意境将创作论和阅读体验论结合起来,“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10]。

具象意象象外之象,并没有完成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之路,严羽认为,诗有“别材”、“别趣”,它“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只有在无象之象中,意境才体现了中国诗文化、诗哲学的终极追求。

这一层次上的意境是一种审美上的空灵境界,中国哲学的庄禅一系正是将这种审美的空灵看作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最高的空白:无。老子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11]庄子则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12]

但意境又绝不等同于冥冥的虚无,韵味隽永的意境与博大精深的人生境界互为表里,在相对有限的语言、文字中,在相对的独特性和偶然性追求一种无限深广的高远境界,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未定性与意义空白将主体与客体、创作过程与欣赏过程浑然相融,文学成为一种完整的审美体验过程,而在这一体验过程中,“无”显示了无限的丰富性,意境展现了无尽无穷的意味。

参考文献:

[1]钟嵘.诗品序.

[2]刘勰.文心雕龙・隐秀.

[3]司空图.与极浦书.

[4]严羽.沧浪诗话・诗辩.

[5]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

[6]谭献.复堂词话.

[7]礼记・乐记.

[8]严羽.沧浪诗话・诗辩.

[9]王国维.人间词话.

[10]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

第11篇

【关键词】美学；三美理论；《长恨歌》；翻译

1、引言

中国古诗歌语言精练自然，意境优美高雅，韵律和节奏韵味深长、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形式一般工整对齐，是意美、音美和形美 （即本文所指的古诗歌的“三美”） 的三重凝聚。从翻译美学理论来看，译诗皆以译文是否传达原诗的美作为检验诗歌译文质量的最高标准。许渊冲关于汉语的“三美”扩展到中国古代诗词的英译与英译研究中， 他主张应先追求意美， 其次求音美， 再求形美， 并力求三者统一。从意美 、音美 、形美 角度赏析《长恨歌》的许译本和杨译本两译本， 我们发现， 杨氏夫妇和许先生以不同的翻译表达， 再现了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美， 音美， 形美。

2、关于《长恨歌》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首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诗。其精炼优美的语言， 形象生动的人物描画， 情景交融的叙事方式以及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情节让读者见证了唐玄宗和杨贵妃那段浪漫而又悲切的爱情传奇。诗人以“情”为中心，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先讽后赞，先华艳后凄婉，其中的景物与人的思想感情描绘的极其生动，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的景物、事物，通过他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情节更是婉转动人，缠绵悱恻，不愧为千古绝唱。

3、许渊冲先生的“三美理论”

“三美理论”最早由鲁迅先生提出， 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 汉语具有意美、音美、形美三大优点。许先生把鲁迅先生关于汉语的三美扩展到中国古代诗词的英译与英译研究中。

20世纪初，英国汉学家韦利认为译诗用韵会因声损义，因此他把诗译成自由诗或散体诗，这就开始了诗词翻译史上的诗体与散体之争。一般说来，散体译文重真，诗体译文重美，所以散体与诗体之争就升华为真与美的矛盾。许钧教授指出，翻译求真而诗更求美，所以译诗应该在真的基础上求美，也就是说，求真是最低标准，求美是最高标准。

诗歌是人们传情表意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古代，由于它特有的音韵便于记忆，在古代文学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国古诗语言高度含蓄、凝练，有着特别的美集中体现在音美、形美和意美三方面如何在翻译中完美地体现这“三美”，是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而颇有争议领域

诗之根本为诗，就是因为它有谐美的音韵、严整的格律，以及某些规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上的严格限制，使得诗歌翻译成为文学翻译中最难的部分。绝大多数译者都主张尽量保留诗歌的形式，以诗译诗。

许氏主张应先追求意美， 其次求音美， 再求形美， 并力求三者统一。 他也很重视从诗歌翻译的角度看“意美” ， 这与中国古代诗词的特点相契合。中国古代诗词多采用以物寓情的写作手法来抒发作者心中美的感受。因此， 他在翻译时试图尽力体现出这种“意美”。许渊冲先生在翻译中国古代诗词时也很讲求“音美”和“形美”， 此处的“音美”和“形美”是指诗词的押韵和句数。中国古代诗词对平仄、韵律以及句数的要求很严格， 就像“戴着手铐脚镣跳舞” ， 而唐诗宋词就在这种严格的诗词格式中诞生了。许氏在翻译中也自觉戴上了这副“手铐脚镣” ， 除了传达诗歌的“意美”外， 还力求译文具有严格的韵律、音步和句数， 使译文于原文拥有同样的“音美”和“形美”。从许渊冲先生的翻译作品中不难发现， 几乎他所有的译诗都韵脚工整，音步整齐， 句数与原诗相当， 很难读出自由体诗的味道来。

4、诗歌赏析

4.1对意美的体现

“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对于长恨歌的主题把握众说纷纭。诗歌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为线索，赋予了它更广泛的意义。诗歌笔触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整体上看，杨和许的译文都保留了原诗的意境之美。两人译本都为爱情诗，细腻唯美。

对于诗歌题目的翻译，好的题目翻译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对整个译本有一个统领的作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对于长恨歌的诗名翻译杨戴夫妇和许先生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译本。

Song of eternal sorro（杨戴）

The everlasting regret（许）

从意美角度分析，这两个译本都各有千秋。所侧重的不同，根据长恨歌的诗歌本意，“恨”应该是懊悔或者遗憾的意思，因此regret更能体现恨得意境和表现力度，更加符合原文。

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所形成的特有意境是不同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所以具有一定的不可译性。如“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的历史名句，其中的个中意味则是无法翻译出来的。即便是翻译出来也要面临着信息丢失的结果。从古至今，月亮成为了寄托相思的象征，唐玄宗与杨贵妃情深义厚，自然会“行宫见月伤心色”

那么这句诗的翻译有一下两个版本

In his refuge he saw the moon， even it seenmed sad and wan（杨译本）

The moon viewed from his tent shed a soul-sea-ring light（许译本）

两种译本都刻画出了见月伤心的独特意境。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白居易使用夸张手法，反衬出杨贵妃的倾国倾城之貌。此句诗的英译有两个版本，

Glancing back and similing she revealed a numbered charms. all the powdered ladies of the six palaces at once seemed dull and coreless（杨译本）

Turning her head she smiled so sewer and full of grace that she outshone in six palaces the fairs faces. （许译本）

“百媚生”的“百”字其实是古文中常用虚数用法，类同与“三”等虚数的用法。在这个字的处理上，杨坚持直译，但是目标语读者没有虚数的概念，会产生为什么不是千或者万的疑问。而许的译本中却意译为“full of grace”显得更贴切。

另一处“粉黛”，原指妃子们化妆的用品，实指后宫佳。杨的译本译为 “powdered ladies”，而许的译本翻译为“the fairest ladies” 许的译本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显得更容接受而且符合美学特点。

4.2音韵美和形美

汉语诗歌的音韵美指的是诗歌的节奏和韵式。汉诗有头韵和尾韵。尾韵的特点通常是一韵到底。《长恨歌》是古体诗，韵律变化多样。尾韵基本没有一韵到底的。这也决定了英译本中很难有保留汉语诗歌音韵美的特点。是不可译因素的作用。对比两个译本不难发现，杨译本基本没有尾韵，属于自由体诗歌。许译本则每两行压一韵。更好的传达了音韵美的特点。

除了音韵美的特点，汉语诗歌具有独特的固定格式和建行形式。长恨歌是七言乐府诗，共120行。许译本与原文一致共120行，每行12个音节；而杨译本却有208行，单行音节数不一。一般来说，七言诗在英译中可处理为12或者13个音节。英译文的行数会大大超过原文，因为在英诗中每行不必为完整的话，意义可在下一行完成。杨译本208行虽说正常但是比起许译本还是显得有些臃肿。但是12个音节虽然比7个字臃肿，但是读起来抑扬顿挫，节奏感很强烈。

5、总结

中诗英译时，由于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尤其诗歌用词的高度凝练及其丰富的意韵，对诗歌的翻译可以说是难中之难。因此，才有了“诗无达估”及诗歌可译不可译之争。纵观两个译本的风格，杨译本多使用直译方式，重视保持对原词的忠实。字字相对却有失音韵之美。而许译本通过意译“以创补失”把音形意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更讲求意蕴上的对等，体现了诗词的整体美。“音、形、意”三美兼备，不但保留了原词的意境，而且无论是诗歌措辞上的细腻唯美，还是格式押韵上的恰到好处，都给人以美的享受。达到了茅盾先生所提出的水准，即“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参考文献】

[1]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2]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第12篇

一、开设本校本课程的价值思考

（一）由于新课程改革，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有了新的变化，根据新时期高中语文教育的任务和学生的需求，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出发设计了课程目标。同时为了适应高中教育发展的趋势，适应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和学生对语文教育的不同期待，高中语文课程必须体现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既要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使学生的语文素养普遍获得进一步提高，同时也要为具有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此，高中语文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这是属于“国家课程”的范畴。而校本课程应该是对“国家课程”的补充和完善，它更多的是体现在学校层面上的课程开发和设置。

（二）中国古代诗歌鉴赏校本课程是相对于语文课堂教学而言的。毋庸置疑，语文课堂教学成功的历史和不可否认的优越性，使它在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教学的主要形式。要求学生掌握比较系统的语文知识，离不开课堂教学；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语文能力，也离不开课堂教学的示范和引路。但是它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高中语文课本中的课文和有限的语文知识，对处在信息社会的高中学生显然是不够的。另外，由于受课堂时空的限制，学生无法获取更多的需要，仅限于课堂学习而要求学生有较高的语文素养，显然是难以实现的。相对于课堂教学的这些局限，开设中国古代诗歌鉴赏校本课程就具有了不可或缺的价值。

首先，中国古代诗歌鉴赏校本课程为学生的语文素养的培养提供了实践的广阔天地。其次，中国古代诗歌鉴赏校本课程为因材施教提供了更多的余地。第三，本校本课程有益于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校本课程的学习和课堂学习相得益彰，提高了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培养了语文能力。

（三）开设中国古代诗歌鉴赏校本课程还源于古代诗歌鉴赏是各类大型考试包括高考的重要内容，与之相关联的对联之类的试题也屡屡出现。如前所述，目前语文课本选取的古代诗歌比较少、比较散，学生很难在有限的篇幅和时间里达到对古代诗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认识，而且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局限于课本，很难把握古代诗歌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大多处在就诗论诗的层面。本校本课程的开设，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能更实际解决学生在古代诗歌鉴赏方面的问题。

二、本校本课程的简介

《唐诗宋词选读》选编了唐宋两代诗人的二百首诗歌及其鉴赏资料，资料来源于《唐诗（宋词）鉴赏词典》等此方面通行的权威辞书。因为《唐诗（宋词）鉴赏词典》这些大型工具书内容庞杂繁多，不适合中学生阅读，也脱离当前阅读教学的实践，所以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中学生阅读的实际情况，对原有的资料进行了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调整、删减，适当补充的资料都依据有据可查和不增加阅读难度的原则。

为了扩大学生的阅读面，选编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回避耳熟能详的名家名篇；二是每位作者一般以选一首作品为限，以题材新颖有特色为特别要素；三是作品体裁以绝句、律诗、小令为主，以能读懂、容易记为依据，也考虑作品风格特点和高考古代诗歌鉴赏题选读诗歌接近。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发现《唐诗（宋词）鉴赏词典》等工具书原文也有疏漏，赏析文字也不是每篇都是佳制精华，但不满意之外并没有妄加增删，是为才力所不逮者也，这也是编选的依据之一。

所选每首诗歌设计了六个阅读环节：作者其人、其诗、相关掌故、选讲理由、亮点赏析、高考命题模拟。

其中核心内容是“相关掌故、选讲理由、亮点赏析”三个环节——“相关掌故”一节中所谓的掌故选材不拘一格，目的在于提升阅读兴趣，使阅读者在文学、文化、文史方面得到陶冶；“选讲理由”一节侧重推介题材体裁方面的特色；“亮点赏析”一节则侧重技巧、表现手法、具体内容的赏析。

另外，每首诗后面的“高考命题模拟”部分，设计了1-2道思考题，设计的依据是“相关掌故”“选讲理由”“亮点赏析”三部分的内容，不求和中高考命题接近，但求对读者有所警策。

三、本校本课程的反思

中国古代诗歌鉴赏校本课程，为师生提供了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空间。对必修和选修课程是一个很好的充实。但校本课程毕竟是独立于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它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开发本校本课程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反思：

（一）校本课程的开发需要理论指导

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的不同在于国家课程都是由专家学者研究和编制的，而校本课程既不是学者专家，也不是学校领导干部说了算，而是由教师说了算。但是作为开发校本课程的主体----教师不能过分独立，不能迷信自己，这就需要教师在开发校本课程中要有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减少随意性。

（二）校本课程的开发需要注重实效

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以促进学生有个性、有创建地成长为宗旨，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因此，课程的开发，必须注重实际效果。从编写的内容上讲，既要考虑面向全体又要考虑个体差异，使学生能够感受到在课堂学习之外的拓展提高；在引入课堂的过程中，必须做到时时有反思、常常有改进，最终形成受学生欢迎的校本课程。

第13篇

关键词：古诗；悲秋；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24-01

古诗人以悲秋为主题的诗歌，一般是借秋色、秋景、秋物、秋风、秋声、秋叶等一些具体意象来表达羁旅怀思、感世伤生、老病之哀、家国之痛的感喟。本来秋天是一个秋高气爽，五谷丰登，万物成熟的季节，这个季节带给人丰收的喜悦以及成熟的饱满感。那为什么秋天总是引起古代诗人的悲愁？以下将作简要分析。

一、心理因素

诗歌是文学作品基本体裁之一，一切样式的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诗歌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它吟咏的是使人最激动的生活事件。它要求精选生活材料，抓住感受最深、表现力最强的自然景物和生活现象，用极概括的艺术形象达到对现实的审美反映。”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必须要一积累获取一定量存在在生活中诸多材料为基础。外来刺激被眼、耳、鼻、舌、身等感官所接收，作为信息进入记忆。有的刺激强烈，或与本人某种需要、某种经历密切相关的内容的信息不经处理就作为精神材料直接流入长期记忆。这些会经常不经意地被诗人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同时，人们在快乐悲伤两种不同感受中常常对悲伤消极的事物情绪反而感受更深刻，能形成强烈的刺激。秋天季节里的景物多呈现出成熟即将凋零的状态，从一年四季节的范围来看，从小范围来说古代诗人以伤春为主题的诗作多是以暮春为创作材料，而非初春。从大的范围来说古代诗人以悲愁为主题的诗作就会多以秋天为创作背景和材料，而非春夏冬。这是一种心理意愿自然选择。

所谓“秋日凄凄，百卉具腓”秋天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萧瑟凋零，古诗人生活的时代往往征战不断，又交通不便，也不像现在有通信工具，离别之后难以联系。每到秋天，自然景物中由于自然规律纷纷开始归向自己该归向的地方，有道是：“落叶归根”、“大雁南飞”。看着这些自然景物诗人联系自身或想起离别的亲人朋友便会形成心理失衡形成易感点，从而情景交融便形成了 “燕支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沙塞合，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蕙草摧”。

二、文化因素

比较外国诗歌以及现代诗歌可知悲秋感秋的诗歌创作多数出现在中国古诗中，外国诗歌情感抒发很少集中在某个季节时段，在无论哪个季节里只要心里有想宣泄的东西他们多半就会通过文艺创作表现出来。两者的不同说明民族文化差异是造成中国古诗人多作悲秋之诗的又一重要原因。

我国古代主要是儒家文化为主导，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范式以及思想精神。儒家的敦厚内敛影响了几乎每个中国诗人或文人的创作；同时，中国古代长期封建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的熏染使中国人形成了内敛含蓄的性格特征。中医讲究“因天之序”，这里的天之序即生发、生长、收敛、收藏这个顺序，这天之序相对着季节便是春天即生发、夏天即生长、秋天即收敛、冬天即收藏。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特征正好对应天之序中的收敛即秋季，这样的契合和对应容易引发诗人的悲秋之情。从这几点可看出，中国文化错综复杂地对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文人的熏陶，塑造出中国文人特有的东方文化性格，这种性格与中国文化对秋的理解和阐释正好相契合，于是使得中国古诗人总悲秋。

三、生理因素

人的情感一方面会受生理身体因素的影响，中国诗人多是男子，悲秋主题的诗歌多为中年男子所作。孔子道：“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中年对生活已经有足够的认识积累，开始思考生活生命思考身边的事物。同样人的生命过程大致分为儿童、青年、中年、老年四个阶段，这四个生理年龄阶段也对应着上面提到过的天之序，因此中年对应着秋。由于人的趋同心理，人生活在地球上和其他自然生物一样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所以中年人对秋天的各种自然景物表现出来的自然规律现象能有同感，同感的触发易引起情景交融的情感体验进而引发诗人的情感宣泄，如白居易的秋思中写到：“病眠夜少梦，闲立秋多思。寂寞余雨晴，萧条早寒至。鸟栖红叶树，月照青苔地。何况镜中年，又过三十二。”

经过以上的原因略析可见有关这种现象的原因分析很复杂，需要了解文学艺术创作的过程及基本心理机制等的理论知识，上面提到的生理因素也需要了解中医的精神，而中医又与中国的文化密切联系，所以这种原因的分析由于涉及面广泛而艰难繁杂。本文只作简略分析。

在我国古诗诗歌创作史上悲秋诗歌是其中的一个亮点，不可否认它们的中国诗歌贡献，而有关这种现象原因的分析也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研究。

第14篇

一音韵美

诗歌本来就是是一种具有音韵节奏的语言文字，我国的古代诗歌，也素来讲究音韵之美。优秀的诗歌作品，读起来抑扬顿挫，听起来韵味无穷，就是因为它具备了音韵之美。构成音韵美的方法丰富多彩，如句式(节奏)、平仄、押韵、重叠等。自先秦至汉魏六朝，古诗的节奏句式有它的一般特点，如在四言诗中，一般是一句两顿的二二句式，如初中课文曹操的《观沧海》中的诗句:“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在五言诗中，一般是一句三顿的二二一或二一二句式，如陶渊明《饮酒》中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等，这种句式和节奏就形成了一种抑扬顿挫的音韵美［3］。而在近体诗中，由于汉字四声的发现，平仄交错产生了一种特别悦耳的音调效果，所以近体诗又称格律诗。五言或七言格律诗的句式与古体诗节奏句式基本相同，最大的区别是词语平仄交错。如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平仄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这样的平仄既要对仗，押韵也有严格的限制，形成一种独特的音韵美。古代诗歌基本押韵，如汉乐府民歌《木兰诗》，文中押韵之处极多，使得整首诗有一种回环往复的音韵美。除诗之外，词作为诗歌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音韵美自然不在话下，李清照的《醉花阴》词首“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就鲜明地体现了叠字形成的音韵美。

二意境美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对于意境的研究与探讨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童庆炳先生在《文艺理论教程》一书中对其作了如下界定:“意境是指抒情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可见文学意境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特点［4］。根据这些特点，在中学语文教材的古代诗歌中也能找到诗歌独特的意境美。具有代表性的如高中语文教材中柳永的词，柳永作为婉约派的代表作家，其词风缠绵悱恻，哀婉凄美，已经达到意境创造的最高境界，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如《雨霖铃》创造的缠绵悱恻，哀婉凄美的意境;陶渊明的田园诗《饮酒》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淡泊的意境;苏轼《明月几时有》“起舞弄清影”般婉转优美的意境;李清照《醉花阴》中“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婉约凄清的意境;王维《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奇瑰丽的壮美意境等等。在这些诗歌的意境营造中，不能忽略诗歌的意象，意象是构成诗歌意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诗歌中常用一种反复出现的意象来表达特定的情趣和意味，例如，古代诗歌中的月亮是思乡的代名词。诗中的月亮不再是纯客观的物象，而是浸染了诗人感情的意象了，诗人往往对月思亲思友，借描述明月寄寓离愁别绪，思乡之愁，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又如草木的意象，诗人以草木繁盛反衬荒凉，以抒发盛衰兴亡的感慨，姜夔的《扬州慢》中有“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词句，便是用野草的繁盛反衬如今扬州的荒凉。因为诗人选取特定的意象，创设了恰如其分的意境，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诗歌的审美价值，因此给读者以美的享受［5］。

三形象美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是审美主体对客体的直观感受。它主要是指人物形象，其次也包括社会的、自然的环境和景物。中学语文古代诗歌中的形象是丰富多彩的。诗歌中的形象美主要包括人物美和景物美。人物美主要表现在诗歌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既有诗人自指，也有诗人的想象创造。中学语文教材中常见的诗歌人物形象各具特色，如李白《蜀道难》中刻画了一个不慕权贵、豪放洒脱、傲岸不羁的诗人自我形象;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展现出一个怀抱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陶渊明在《归园田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中，刻画了一个闲适悠然“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隐者形象;柳永的《雨霖铃》写与所爱女子离别时的无限忧伤和别后相思的绵绵情意，塑造了一个爱恨情长的艺术形象;《孔雀东南飞》中塑造了勤劳善良、美丽聪明的刘兰芝和痴情软弱的焦仲卿;《诗经•氓》中可以看到一个坚强勇敢的女子形象;《离骚》中有不慕权贵、高洁傲岸、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等等。古代诗歌中的人物形象美主要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完整和伟大。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鉴赏，学生可以感受到不同人物形象的美，从而受到美的感染，有意识地发展美的思想和品德，形成美的个性。除了人物形象美，古代诗歌中所描写的景与物也是美的。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描绘了一幅“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数万树梨花开”的壮美边地雪景;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描绘了一幅早春的西湖胜景，透出清新气息，生意盎然;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描绘的是宁静美好的农村夏夜景色;曹操《观沧海》中展现的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波涛浩淼的壮阔海景;李白的《渡荆门送别》中“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船出三峡、渡过荆门山后长江两岸的特有景色。这些景物美可以触动学生的审美体验，形成一种美感，获得美的愉悦。中学语文古代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和景物形象都蕴含着诗人们的情感，形象是情感的外衣，体会诗歌中的形象美能更好地把握诗歌中的情感美。

四情感美

“诗缘情”是我国古典美学关于诗歌审美本质的一种理论概括，强调诗是作者感情的抒发，古代诗歌的情感是诗歌的灵魂，情感美是诗美的内容本质。在优秀的古代诗歌中，积极、蓬勃、昂扬的情感和感情基调，激励着学生永远追求真、善、美，培养完整的、高尚的人格。

第15篇

关键词：严羽 《沧浪诗话》 诗歌意境论

严羽字仪卿，号沧浪逋客，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及诗歌评论家。他的诗论专著《沧浪诗话》包括《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篇，涉及诗歌创作论、诗歌风格论、作家作品论等诗歌理论范畴，并阐释了历代诗歌体制的流变和分类，对某些作家作品的真伪、讹误作了一些考证[1]（P322）。他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的基础上，“以禅喻诗，以悟论诗”[2]，在推崇唐诗的同时对宋代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对其以后明清的诗歌创作及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历来对严羽诗学的研究既多且深，本文拟对严羽诗学中的诗歌意境论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严羽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古代诗歌意境论的丰富与发展。意境是中国古典诗论独有的一个概念。关于意境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先秦老庄和《易经》等对言与象、象与意等关系的阐释，如《庄子·齐物论》中就有关于“自由之境”的讨论。汉代佛学传入后，佛家修炼达到的境界也称意境[3]。魏晋时期，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中开始将“境”的概念用于诗歌理论。到盛唐以后，文学意境论开始全面形成，首次正式提出“意境”概念并将之用于诗歌理论的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不过，他提出的“意境”只是诗歌境界中的一种，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意境是有区别的[4]（P216）。王昌龄之后，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观点，发展了意境论。中唐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晚唐司空图在《诗品》中进一步发展了意境论，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观点[4] （P217）。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为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重要范畴。严羽把诗歌意境概括为“气象”、“兴趣”，强调了诗歌意境的重要性，并对他所推崇的几种诗歌意境作了深入的分析，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论。

一、强调诗歌意境的重要性

他在《沧浪诗话·诗辩》中指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1]（P316），认为诗歌创作的方法是体裁、格调、风貌、形象和意境、音韵，这也是学诗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气象”是指风貌、仪态，近似于风格，“兴趣”则指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物相结合而构成的鲜明生动的形象和意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情趣[1]（P316），二者都涉及到了诗歌意境的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所以，“气象”与“兴趣”可以看作是严羽对诗歌意境的精炼概括。

在极力推崇唐代诗歌的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时，他强调了诗歌意境的重要性：“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1]（P320），认为诗歌重在表现出意在言外、含蓄蕴藉、难以言传的“兴趣”。他进一步指出，盛唐诗歌的妙处便是创造出了“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P320）的意境，这是一种空明超脱、不可捉摸、语言凝练而韵味隽永的优美、深远、浓郁的意境和境界。他认为，盛唐诗歌正是因了对这一“兴趣”的一唱三叹的创造、对诗人真实情性的表现，才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盛世。由盛唐而反观宋代，严羽指出，盛唐诗歌的这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般的“兴趣”（即意境），正是宋代诗歌所缺少的。所以，他反对宋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这种引经据典、抽象说教、卖弄文辞的诗歌，让人反复诵读也不知其用意何在，他感叹说：“诗而至此，可谓一厄”[1]（P320-321）。

严羽关于“兴趣”的论述，既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的优秀经验，也是对前人诗歌理论中的意境说的发展与完善。

二、论述诗歌意境的类别

唐人司空图在其《诗品》中详细论述了诗歌的二十四种艺术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对蕴涵着“韵外之致”的诗“味”（意境）的体悟，认为不同的诗歌风格也就蕴藏着不同的诗歌意境与诗美境界。严羽继承和发展了司空图的诗歌风格与诗歌意境观点，对于司空图分类过细的二十四诗品作了适当的归类与全新的诠释。他指出：“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1]（P316-317）。从严羽对诗歌风格与意境的这九种类别的论述来看，高、古、深、远、长、雄浑、悲壮均为雄壮浑厚、空旷深远的诗歌意境，其他诗歌风格与意境仅涉及飘逸、凄婉，可见他的分类并未涵盖诗歌所有的意境、风格。

不过，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的诗歌审美倾向与审美标准——推崇深厚、博大、浑然天成的境界。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进一步指出，“汉魏古诗，气象馄沌”，“建安之作，全在气象”，“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在气象不同”[1]（P316-317）。在他看来，汉魏古诗的混沌、建安的风骨、陶潜的自然、唐诗的气象，都达到了深厚、博大从而浑然天成的境界，这是宋代人的诗歌无法企及的。他指出，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雄浑壮阔而不锋芒毕露、含蓄深妙而不雕琢奥僻、质朴自然而不浅俗浮薄的诗才是值得欣赏和学习的。

三、提出诗歌意境的最高境界——“入神”

严羽在对诗歌意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的最高境界——“入神”，这也是他的诗歌评价的最高标准。

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指出：“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诗歌的最高造诣便是抒情、写物能达到神妙的境界，而此境界只有唐代的李白、杜甫能达到[1]（P317）。这种“入神”的境界既包含了空明超然、含蓄蕴籍的“兴趣”，也涵盖了雄壮浑厚的“气象”，是他对意境的最高要求。

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出“入神”的境界呢？他提出“妙悟”、“熟参”的方法。

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1]（P318）。“妙悟”本是佛家语，意即敏慧善悟。严羽认为，诗歌创作要能敏锐善悟，要能敏锐地观察生活，善于体会、领悟其意义，捕捉其中有价值的素材，才能在诗歌中创造优美的意境。只有“悟”才是诗歌创作的内行，才是诗歌创作的本色。这种将禅理的“妙悟”用于诗歌理论并将其推至如此重要的地位的观点，是前人未曾提到的，当是严羽的独创。

他还指出，对于前人作品，只有经过“熟参”才能“悟”出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并从中学习前人写作的特点和经验。“参”本也是佛家语，指集人坐禅、说法、念诵。他认为，前人诗歌亦有高下之分，汉、魏、晋的古诗和盛唐诗歌气象博大、形象鲜明，当属诗歌中的上品，要求年轻人学诗应把学习汉、魏、晋、盛唐当成正路[1]（P323）。他指出，江西诗派推崇黄庭坚，讲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这影响了宋代的诗歌创作，以致出现了剽窃模拟的作法；四灵派专师贾岛、姚合，诗风纤仄、清苦。在严羽看来，这两派师古门径不对，不仅气象不足，而且形象苍白贫弱，意境不足，这对宋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1]（P323）。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要“熟参”前人诗歌，即仔细研究、比较思考，分出其优劣高下，进而悟出优秀作品的妙处并加以吸收。

四、佛教禅理对严羽诗歌意境论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禅理对严羽的诗歌意境论有一定的影响。

严羽自恃才高，但却一生际遇不佳，流浪江湖。故其诗作中颇多怀才不遇、感时伤世之作。悲观失意的他对佛教有了较多较深入的研究，佛家教义于他当然不仅仅是安慰。而禅理的影响也深入到他的诗歌评论之中。

在《沧浪诗话》中，他认为禅理与诗理是相通的。《诗辨》中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1]（P318）。“第一义”是佛家语，指至上至深之理。他认为汉、魏、晋与盛唐之诗是属“第一义”的好诗，而唐大历以来的诗歌则属于不及“第一义”的“小乘禅”。又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提出“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这里的“妙悟”、“熟参”都是严羽取佛家禅理以论诗，可见禅理对严羽诗学的影响颇深。在论述诗歌意境时，他所推崇的空灵超然的意境也有佛教禅理的印迹。可以说，佛家禅理在他思想中的影响太深，以至论诗也以它为思想基础。

严羽以禅喻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艺术的某些本质，但也使他的观点失于虚幻，显得“迷离恍惚”，这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1]（P325）。

尽管如此，严羽的诗歌意境论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黄昌年.试论严羽诗论的主旨[J].船山学刊，2006（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