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基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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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契约理论认为：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广泛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任何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因此，需要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威廉・维克里和詹姆斯・米尔利斯在对该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引入 “激励相容”的概念，从而建立了委托理论。委托理论认为：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人，其目的都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由于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人可能做出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的行为，而委托人受不对称信息的制约，无法进行有效监督与约束，从而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在面对人问题的情况下，委托人需要做的是如何根据能够观测到的不完全信息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此时，委托人面临着人的两个约束：一是参与约束，即委托人提供给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能低于后者不接受合同时的水平，也就是说，只有人“做”的期望效用要大于“不做”的期望效用，人才会“做”；二是激励相容约束，即给定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人的私人信息，在任何激励合同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因此，任何委托人希望人所采取的行动，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人“这么做”的期望效用要大于“不这么做”的期望效用，人才会“这么做”。

委托―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情形的存在。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可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一方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即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另一方可能做出令自己利益受损的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因此，资源配置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需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

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监管者（监管当局）与被监管者（金融机构）之间始终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监管当局不可能及时、全面地了解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同样存在人问题。因此，需要通过设计合适的制度安排来实施有效监管，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目标融合进监管目标中，在实施监管行动时融合银行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充分发挥这两者的作用，使监管者的目标函数与被监管者的目标函数达到最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实现监管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相容。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历史沿革

西方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经历了由行政命令式监管―――标准化方法监管―――现行采用的内部模型法监管的历程。（1）传统的银行监管是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被监管银行的业务范围，即对于特定的银行，政府规定其可以经营哪些业务，不可以经营哪些业务；如果银行违背了政府的规定，将受到处罚。（2）标准化方法监管则沿袭了行政命令方法的一般原理，并进一步将资产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级别，对不同风险级别的资产确定不同的固定资本要求。（3）上述这两种监管模式是比较粗放的，没有考虑银行和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评价经验的不对称问题。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1996年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允许各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方法来替代以前的标准方法；内部模型法允许各银行采用自己设计的风险评价模型，以决定其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因此解决了经验不对称问题；但是它规定了银行所采用的内部模型的有关的参数标准，这可能诱使银行为了符合监管程序而不是为了更精确的确定自身的风险水平而设计自身的风险评价模型，因而制约了风险管理模型的技术创新，同时在监管者和银行之间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从本质上讲，仍然没有办法使监管者完全能够证实被监管者上报监管当局的风险价值是否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所确定的风险价值一致。因此，内部模型方法仍然需要改进，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激励相容的监管方案，即事先承诺方法。

事先承诺制本是激励机制理论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它的基本特征是当事人做出承诺后，原先在没有承诺情况下的一些最优选择在事后变得不再是最优，这就使当事人自己在事后的选择余地减少，而剔除事先最优的某些选择，也迫使对手重新考虑你的策略，从而使做出承诺的一方得到利益。将其运用到银行监管中，就是指银行或金融机构对自身的风险控制水平事先向监管者承诺，承诺在一定时期内的累积损失不超过一个最大限额，从而依据事先预测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留有充足的资本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在事先承诺制下，银行的最佳选择是如实告知监管者他对未来最大损失的真实估计，因为，如果他低估了损失，他就冒着违背事先承诺而经常被惩罚的风险，这样做的成本很大，而且会使监管机构干涉自身的业务；而高估损失则意味着要求更高的资本充足性要求。这对银行同样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这样就满足了激励制度的激励相容要求。同时，由于规制合同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风险控制状况主动向规制者提交的，其所得效用也必然大于其保留效用和机会收益。因此，监管者只需设计或选择出一种合适的激励惩罚机制来涵盖监管对象任一水平的风险暴露，分析问题机构风险损失的起因（是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造成损失的发生还是由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整个行业都面临损失的风险），对于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和整个行业面临的风险导致的损失给予惩罚（区别对待），对于执行规制合同较好的机构给予奖励。应用这种方法，银行会受到改进内部控制制度的激励。

关于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措施安排，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有若干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及时校正措施”（PCA, Prompt Corrective Action）就是其中之一，它设计的初衷是从外部力量的角度出发，制定一些措施能够使得金融机构在风险加大或资产质量变差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压力尽快加以纠正。Fg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是，已于2004年6月正式公布并将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强调有条件的大银行建立内部风险评估体系（Internal Rating Based Approaches,简称IRB），倡导国际活跃银行基于内部数据和管理标准，建立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的两维评价体系，以增强银行风险计量的精确性、敏感性和标准化。

三、激励相容理念下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进的初步分析：制度环境的建设与具体措施的安排

西方国家关于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制度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确有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但是也要看到，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环境背景下运行成功的制度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国。一种制度安排是否能够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取得成功，不仅取决于该制度本身，同时取决于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条件或者说该制度实施的初始条件；不具备初始条件，金融监管的约束目标就会发生错位，就不能产生预期的监管效率。

就金融监管的国际趋势而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被西方国家监管当局认为是成本最小的金融监管制度。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金融环境和金融机构成熟程度之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即便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也未必都能满足该执行条件，更不用说处于金融制度转轨中的我国商业银行。应该说，我国原金融监管体系尽管是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兼收并蓄、双“管”齐下，但它在亚洲国家或地区陷入严重金融危机时依然能够保持金融稳定（虽然不乏其它因素的贡献），说明该种方式的金融监管制度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金融稳定运行具有监管方面的独到之处。问题是：在新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及金融混业经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WTO,2006年后要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外资金融机构的全面进入必对我国金融业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因此，对原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以适应金融业务的演变趋势和新的金融业存在格局是必然的选择。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一）加紧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能够有风险约束和资本约束的成熟的市场微观主体

目前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定位不清，治理与管理一身二任，外派监事会制度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与约束；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样缺乏良好公司治理的基本素质，董事会因问题不可能形成保护股东权益的激励。因此，要以产权变革为先导，重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和制度。通过股份制改革，一方面可以落实股权多元化结构，建立起明晰的金融产权结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形成责权明确、相互制衡的约束机制，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产状况良好并且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商业银行。

（二）强化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重视银行信息披露尤其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增强社会公众和市场对金融机构及监管者的监督

只有金融机构进行良好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监管当局才能准确了解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运行情况，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成为有效金融监管的重要基础。首先，要规范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形式和内容。其次，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评价体系，培育市场化的专业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级，减少金融机构与社会公众、监管当局的信息不对称，增强市场监督。第三，建立以内部控制信息为核心的公开信息披露制度。

（三）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建立合理的监管制度安排以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实现金融监管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相容

第2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激励机制；探讨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我国对金融监管治理的激励机制研究成果较少，大部分将理论分析作为研究的重点，缺少对理论模型的系统推演。下面在研究风险中性委托人以及风险规避人的特征基础上，对监管者的激励机制的设计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监管治理激励模型

西方经济理论中明确地介绍了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委托模型，参考该模型可以认为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是委托关系。政府部门是社会利益主体的代表者，拥有监管金融行业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其并不直接参与监管工作，而监管者则是依照委托人的意愿对金融领域进行监管，是监管权利的行使着。从中能够明确的看出政府与监管者的角色分配。这里所说的监管人员广义上讲为行使监管权利的机构，狭义上指行使监管权利的个人。政府部门会参考监管人员的具体表现给予一定的报酬奖励或者提升监管者的职位。下面对监管者所能获得的收益进行阐述。

金融监管者的收益用字母y代替，根据公式y=（m+θ）e-N（e）就能算出其收益情况，公式中m+θ代表因为出现金融违规行为交纳的处罚金，m代表一个常数，θ～N（0，σ2）指代市场上无法预知的各类因素。e是金融违规事件的总和，N（e）指查处违规案件的成本，它的计算公式为N（e）=（n+ε）e，公式中的n指单位查获的监管成本，ε是无法确定的随机取值，如果ε～N（0，σ2），设ε和θ之间的关系数为r，其关系符合正太分布，即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的委托人政府期望获得的收益满足下列公式

E（y）=E【（m+θ）e-（n+ε）e】=（m-n）e.............（1）

方差计算公式为

Var（y）=（σ2+δ2-2rσδ）e2=φ2e2..................（2）

其中φ2=（σ2+δ2-2rσδ）

下面针对人和委托的不同情况进行讨论：

1.风险规避人

人属于事业单位，因此具有有意规避风险的意识，其规避效用函数为U（x）=-e-ρx，公式中的ρ代表风险规避程度，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它的取值应大于零，式中的x代表其收入，则金融监管人员激励合同满足下列公式：

w（y）=γ+ky.........................（3）

公式中的γ是发放给监管人员的基本工资，k（0

2.风险中性的委托人

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是公共利益，因此对风险的关注程度不高，在这里将其看做是中性的，即E（U（π））=U（E（π）），其效用函数使用公式U（π）=π则委托人政府部门的期望收益满足公式E（π）=E（y-w（y）），参考公式（1）、（2）得E（π）=-γ+（m-n）e-k（（m-n）e），那么监管人的收入为w（y）-ψ（e）=γ+ky-1/2λe2，又因为EU（x）=u（CE），综合以上各公式整理化简得CE=γ+k（（m-n）e）-1/2λe2-1/ρk2φ2e2。

二、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激励契约分析

所谓的完全信息指政府部门能够观察出金融监管人员的努力，很显然它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则在最优条件，即必须满足下列约束公式

（1）

很显然

（2）

将上述公式带入目标函数，进行化简得出

（3）

因为其满足凸函数要求，则k*=0，e*=（m-n）/λ，将该公式带入公式1得金融监管人员的收入公式为γ*=t+（m-n）2/2λ。当k*=0时为最优，即满足w（y）*=γ*因此得出最优报酬激励契约公式为

w（y）*=γ*=t+（m-n）2/2λ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部门能够观察出人的努力程度，所以金融管理活动中监管人员不会承担风险，此时委托人给予监管人员的费用为人努力成本和参与收入的综合。另外，如果政府部门发现人选择e*

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激励契约分析

在该条件下政府部门并不知道监管人员的努力水平，即满足下列等值收入

（4）

则一阶条件为e**=k（m-n）/（λ+ρk2φ2）

从中能够看出e**

（5）

将上述公式进行求导得出

（6）

从公式中能够看出k**是委托人为金融管理人员设计的有关最优风险激励系数，该值很显然大于零，在在不完全条件下，人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综合考虑完全信息条件的情况可知，为了保证委托人的收益大于零当人的努力水平有所下降，其基本工资没有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高。

四、总结

本文对金融监管人员和政府部门在不同条件下的委托进行分析，得出监管者是否尽较大努力和委托人制定的风险激励系数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委托人想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使监管人员付出较大的努力，则应合理的调整相关系数。

参考文献：

第3篇

1．20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技术进步的显著特征——化与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技术与世界全球化趋势迅猛，对传统金融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并引发了其根本性变革。世界范围内以金融变革和创新为特征的金融技术进步不断深化，使得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发展势头。

金融业通过信息技术的提高了竞争能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信息化水平的提高，金融业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开发新的金融工具，更好地满足客户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提高金融资本效率和金融竞争力。(2)信息技术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营销理念，促使其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向高要效益。(3)面对信息技术引发的金融创新浪潮，银行开始转变经营方式，从存放款的中介机构变成投资理财机构，从产品导向转变为客户导向。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机网络技术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金融电子化朝着网络化方向快速发展。1995年以后，网络银行的出现，标志着当代金融技术进入了网络金融。

2．我国金融技术进步发展历程及现状

我国金融技术进步的发展历程是与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进入金融领域，改变金融行业落后、过时的结算手段的努力紧密相关的。70年代中期引进国外小型机进行银行电子化试点，拉开了我国银行电子化的序幕。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建设按照“六五”作准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电子化的发展战略，金融电子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总体上看，我国金融技术进步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57年起到70年代末期的单机处理阶段；80年代的联机实时处理阶段；80年代末期至今的金融电子化联机网络阶段。

我国金融技术进步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基本实现了业务操作自动化、信息处理网络化、服务多元化、客户结算电子化。

3．我国金融技术进步发展中存在的主要

我国金融电子化、网络化建设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与迅速发展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相比，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金融事业的要求相比，与金融业务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而带来的对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缺乏总体规划和标准的约束。我国金融电子化是在一无规划、二无标准的情况下起步的。由于缺乏对大规模事务处理系统开发的经验，标准化意识不强，开发的各类业务系统缺乏统一的业务规范和信息格式标准，造成社会劳动的浪费。

(2)内控机制不健全或执行不严带来的风险。一是在金融业务电子化的推广过程中，因没有严格的内控配套措施及时出台，为风险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二是在电子化程序的运行过程中，违章操作和违章维护也为风险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3)网络安全防范不力带来的风险。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我国金融系统绝大部分涉及资金的重要网络都缺少完备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如有的没有专职的网络管理人员；局域网络未设置防火墙；在无完备的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资金清算等重要业务处理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共用一个网络；内部局域网的工作站可随意访问互联网站点；远程客户机可通过拨号方式无限制地访问主机系统等。

(4)缺乏整个信息系统安全审计体系。与传统银行业务相比，网上银行业务的最大特点在于其风险的非行业性和外生性。而由于缺乏安全审计系统，所以很难发现各种潜在的安全漏洞，特别是因系统配置的不断变化造成的漏洞和操作系统本身的漏洞。

(5)金融装备落后，国产化程度低形成金融安全重大隐患。我国金融电子化的平台软件和电子设备的核心技术大都是从国外进口，在金融设备引进过程中，主要是以消费行为方式引进，金融机构关注较多的是消费技术，而非研制开发和设计技术。造成金融系统核心技术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导致我国金融安全的基础极为脆弱。

(6)缺乏复合型高级金融管理人才。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金融数学和金融工程设计、开发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开拓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金融电子化发展的新方向。而在我国金融系统中，缺乏既有组织建设大型金融计算机信息系统工程实践经历，又熟悉金融业务运行和管理决策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二、金融网络化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挑战以及网络化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

1．金融网络化对各国金融监管提出的挑战

金融网络化的发展对各国金融监管产生了显著影响，使各国监管机构的业务及功能发生了变化。

(1)网络化将使金融业经营环境发生根本性变革，比如经营方式、业务、竞争力等。特别是网上银行突破了时空局限，引发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传统银行一部分业务转向依托无边界的互联网，网络银行能够获准在其注册的地区以外经营业务，世界各地的居民都是其潜在客户。如果缺乏完善的监管制度，一旦该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则会因网络的普遍性与连动性，将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产生积聚效应。不难发现，网络化对传统金融业的监管带来的挑战日显突出。

(2)网络化对金融监管方式与手段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网络化对金融监管的挑战，必须实行金融监管电子化即电子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实现对网络银行的有效监管。电子化监管，是指中央银行将监管内容量化为系统的、分层次的指标体系，运用计算机对报送资料和稽核情况进行对比，归纳整理，并依此监督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及其风险程度。与传统监管方式相比，电子化监管具有突出的优势。有关部门应在“保护竞争、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就市场准入、通讯安全、控制权的责任、存款保险等保护措施和争端解决的适用程序等问题加以立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配合金融体系因科技发展而出现的转变。

(3)网络化使金融监管体制面临严峻挑战。网络银行能够融合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业务，减少各类金融机构针对相同客户的重复劳动，提供全能型的金融服务，从而使金融业朝着证券、保险、支付结算等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网络银行从事的金融业务日益多样化、混业化，对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严峻挑战。

(4)监管当局需加以适当引导以化解金融网络化带来的风险。金融网络化带来的风险，包括网络技术形成的新的风险，以及经营金融业务所固有的风险，比如投资战略风险、体系风险、法律风险和业务运营风险。投资战略性风险源于网络银行的投资时机、投资规模、投资方式等选择的不确定性；体系风险产生于网络安全、体系完善、信誉和消费者信心等；法律风险是网络银行开展业务时所面临的法律法规上的不确定；业务运营风险，既有技术、安全方面的风险，也有传统的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外汇风险等。为此，金融监管当局需要对网络银行的发展实施适当的宏观引导。

2．网络化金融监管国际经验

(1)国际金融组织方面。巴塞尔委员会的监管性指引一直受到各国监管当局的重视，1998年3月，该委员会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形成了《关于电子银行和电子货币交易的风险管理》初步报告，报告仅就对私银行业务领域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了。报告的总体结论有3个，一是肯定电子银行和电子货币交易的良好前景和对传统银行业产生的巨大影响；二是指出新业务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建议银行业应该审慎、积极从事，从制度和技术上使传统银行业务和新兴市场手段结合起来；三是建议监管当局在加强关注的同时，其所采取的措施应该能够保证银行业在电子银行和电子货币交易方面的创造性和审慎性的平衡。

(2)发达国家及地区监管政策与体制的调整。国外经验表明，给予适当的金融监管，不仅有利于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而且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在网上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方面，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将其视同其他银行业务进行监管。一般做法是：对有组织机构框架下开展网上银行业务的不进行审批，由银行自行发展；对设立独立的开展存贷款的网上银行法人机构，则需要审批。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大都针对网上银行业务制定了系统的监管法规、风险监管指引和监管手册。一般来说，这些法规、指引都是在网上银行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制定的。

香港金融管理局认为：与传统银行相比，网上银行在吸纳存款及发行信用卡时面临较高风险，但要实施网上监管非常困难。而且，要评估网上银行的价值与可信度，就更无一套标准。因此，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防范网上欺诈及风险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香港金管局针对网上银行业务的监管了专门的法规和指引，要求网上银行详细列明其面对的各种风险及保安措施；网上银行的设立，要求必须在香港相应设有实体办事处；对于香港银行设立独立的网上银行，要求需事先咨询金管局；与外资合作设立的网上银行，需得到金管局许可；欲在香港设立旨在吸纳存款的新银行，须遵守香港银行业条例。

三、我国化监管及相关政策建议

1．我国网络化金融监管的难点

我国的网络银行是在相关法规几乎空白的情况下，迅速出现并不断演进。监管部门面对快速变化的情况，在保持慎重态度的前提下出台新的管理措施。，虽然各商业银行对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各自制定了一些办法，但监管部门对网络银行的管理规则仍然较少，管理体系也不明确①。为此，很有必要加强对网络银行的监管。原因在于：①网络银行的概念、范围及方向等，需要监管部门有较明确的规定或表示，特别是关于是否允许银行经营证券交易平台、券商和保险公司在网上开展类似储贷的业务等；②规范网络银行的基本服务行为，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扩大市场，避免交易摩擦；③适当的监管规则有利于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中小银行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一个机会，降低金融体系的总体风险。

目前，我国对网络银行进行监管还面临以下难点：

(1)金融业竞争力提升与监管抑制。我国实行分业监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到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面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如何提升竞争力，是金融机构面临的紧迫课题。对网络银行实施较为严格的监管，虽然可以有效降低网络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但却会对网络银行的发展以及银行业务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2)金融创新与标准统一。监管的“公平性”要求被监管者遵守同一规范和标准，但因各个网络银行本身发展方向和阶段的差异，强制执行某一规范，会使一些网络银行丧失创新的主动性和热情，同时还可能加大竞争者的进入成本，导致市场竞争的减弱。

(3)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率。如果建立不适当的规范和标准，有可能造成高昂的监管成本甚至无效监管。

(4)国内银行保护与福利损失。有表明：网络银行的模糊疆界性和相对较低的转移成本，使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比如，网络银行中的资金和客户，会向“软”规则国家或地区迁移，侧重于保护本国市场的监管政策会造成一定社会资源和福利的损失。

2．我国网络金融监管的基本要求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金融业发展状况和互联网使用现状、发展速度等客观条件，网络银行监管的基本应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制度框架。对于网络银行的监管，应根据网络银行的不同方面制定不同的规则或条例，这是国际上较通行的做法。我国监管部门对新机构或业务，通常习惯于制定一个包含各个主要方面的全面条例或规则，这种做法可能不适合于网络银行的监管方式。

(2)市场准入。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对分支型网络银行的设立，按新设分支行或营业部的管理规则进行管理，一般不要求重新注册或审批。纯网络银行的设立需要审批注册，并要满足其他一些特定要求。由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着银行业的主导地位，且对风险、利润的敏感性要远低于对“创新”的追求，不难预见，如果没有相对严格的审批制度，有可能导致盲目性发展。对于使用同一交易平台的金融机构，某一分支机构技术和管理上的薄弱，会转化成系统患，进而增大整个体系的风险。但是，较严格的审批制度会提高市场的进入成本，使得已设立的网络银行可能利用先发优势形成市场垄断，影响业务创新与技术进步，最终降低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3)日常监管。我国网络银行因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对于技术相关风险的监管应成为日常检查的一个主要内容。由于中间业务在网络银行的总体业务和盈利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并对网络银行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对这类业务的监管是网络银行日常监管的主要内容。

(4)市场退出。目前发达国家对网络银行的退出设计非常谨慎，一般要求网络银行要参加储蓄保险计划，制定可靠的信息备份方案，以市场兼并作为主要的退出措施。这是考虑到网络银行的市场退出，不仅涉及存贷款等金融资产的损失或转移，而且积累的客户交易资料、消费信息、个人理财方式等，也面临着重新整理、分类和转移。当出现意外时，还有可能发生损失。

3．关于我国网络金融监管的政策建议

网络金融的迅速发展，向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对此，戴相龙行长提出：网络金融的监管要纳入网络、商务整体管理框架中考虑；网络银行监管的国际性标准、国际化合作日益重要，过分强调一国金融业的特殊性，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一体化外的“孤岛”而在竞争中失败；在存款人利益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适当降低银行开展网络业务的市场准入要求，将有利于金融机构降低成本；严格控制网络银行已办业务的终止和市场退出。为此，我国网络金融监管应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网络银行监管的法规框架。我国银行开展网上银行业务已有6年多，但国内法律法规还未给网上银行业务发展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目前除了《安全法》、《保密法》以及近期出台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外，有关的法律法规非常有限，如不及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无疑会妨碍网上银行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包括：①管理条例。用以界定网络银行的要领和范围，市场进入的基本要求，交易行为的基本规范，一般的风险管理和站点管理、客户保护措施、信息报告制度等。②指引公告。对已基本认定但仍未成熟，或者可推广的技术操作系统、标准、系统设置、风险管理手段等，或有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的业务流程、项目和规范，以及计划的检查项目、检查手段等，以指引公告的方式，随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③风险警示。对于一些偶然性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一些潜在的、有可能扩展但不确定的风险因素，以警示的方式向网络银行输送必要的信息。

(2)强化网上银行业务审批制度。审批制度对提高银行业整体风险管理能力、防止盲目扩张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银行开办的网上银行业务，大部分是在网上提供传统银行业务，但因业务载体发生了变化，风险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似应视为新业务品种。因此，商业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应获得人行的批准，在审批中应予以优先考虑：①遵循审慎性原则。必须严格监督网络银行公示、信息、交易风险揭示、系统安全机制设计等制度性安排。对于设备装备、技术投入、系统等技术性标准，宜采用较为灵活、宽松的策略。②要求网络银行具有较为完备的风险识别、鉴定、管理、处置方案和计划，应急处理措施及辅助替代手段等。③严格跨境业务管理。这既与我国目前的监管水平、外汇制度相适应，也为网络银行将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4篇

一、宏观金融监管功能匮乏和不到位

美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在宏观审慎方面，不管是分业监管模式还是统一监管模式都存在不到位的缺点。拿发生危机的美国来说，对于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品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管，并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在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发放抵押贷款给贷款人时，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并没有对贷款人的信用、还款能力、收入高低等进行严格的审查，不考虑由此带来的后果，只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不停的为贷款人发放贷款。此时，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宏观上并没有对住房抵押贷款机构给次级贷款人发放贷款的行为进行制止，没有对其实施适当有效的监管。当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时，会有评级机构对特殊目的公司SPV发行的债券进行评级，因为评级机构是商业性质的，况且美国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对评级机构进行监管。因此评级机构对发行的债券基本上评级在当时良好的经济条件下的评级都是优等级的，这样投资者会认为这种债券的风险很低，从而放心购买。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之所以能够广泛流通，还有信用增级机构对发行债券的机构进行信用担保，如果一旦住房贷款人没有办法偿还住房贷款时，投资者购买的债券就会因此跌价，而此时信用增级机构就会对投资者进行补偿。因此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认为这种债券还是值得购买的。但是评级机构以及信用增级机构在美国并没有机会对其进行严格的金融监管，因此美国的分业监管模式出现了空白，造成了宏观金融监管的不到位。

二、金融衍生品过度创新增加系统性风险

全球化的过程中，金融行业越来越趋向于融合更趋于一体化，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强。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金融创新是不容忽视的，由此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同样也不容忽视。我们知道从住房抵押贷款发展成为住房抵押贷款债券MBS，再后来衍生出来的资产支持债券ABS，由MBS和ABS发展而来的担保债券凭证CDO，再到后来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从这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产品创新越具有规模。规模越来越大，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越来越大，一方面就会增加金融机构本身的操作风险，同时产生了增加了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在2001年到2007年期间，全球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务担保凭证CDO和信用违约掉期CDS的规模分别扩大了2.4倍、98倍和300倍。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发展是不断增长的，规模也壮大了很多，但也无限增加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许多这些金融衍生品是由少数几个大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的，使机构的风险集中在少数这些大机构，这又进一步的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三、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

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资本充足率及以上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计算，金融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将在经济繁荣时期放松，在资本充足率体现上面，繁荣时资本充足率的制定会相对低点，银行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来进行信贷方面等有所作为，而银行投资扩大行为和信贷供给扩大行为又会进一步拉动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无形中又放大了经济的波动，使得经济更趋向于繁荣；反之，经济衰退时就提高资本充足率，就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衰退。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还体现在公允价值会计上面：具体可以表现为，当金融机构所拥有的资产价格在市场上的价格下跌时，而作为公允价值会计方面，就会引起这个金融机构的整个市场价值也跟着下跌，对于投资这个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来说，投资者就会抛售持有的这个金融机构的股票，而投资者的大量抛售行为又会进一步使得股票的价格下跌，同样在公允价值会计上面，又会进一步使得资产的价格更进一步下跌，如此一来就会形成恶性的循环，造成经济的大波动；反之当金融机构持有的某项资产价格上涨时，公允价值会计也会使得金融机构的整个市场价值上涨，同时也会形成良性的循环，经济的波动在无形中被放大。此外，我国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在文章中提到过信用评级问题、定价模型等制度也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这些具有顺周期性的金融监管制度与资本充足率和公允价值会计计算一起扩大了经济和金融的原有的波动性。从这个方面来看，在表面看来非常繁荣的美国经济来说，因为存在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所以在金融监管方面过于放松。

四、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不足

第5篇

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监管，首先要考察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风险。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主要从事对汽车经销商的贷款和最终消费者的购车贷款、汽车租赁业务等资产业务，同时可以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商业票据，接受股东单位和贷款购车3个月以上定期存款以及向金融机构借款、同业拆借等办理负债业务。其经营活动具有高负债特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经营风险主要表现为三类：

一是客户违约的信用风险。当前我国信用整体环境较差，公民诚信守法的意识不强，包括个人信用登记制度在内的个人信用制度尚未建立，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个人的资产负债状况、信用记录等情况的了解缺乏有效的渠道，信用审查往往只能根据个人身份证明、收入证明等，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消费者信用状况。对个人信用违约缺乏有力的制约和惩罚机制。

二是流动性风险。这里所谓的流动性风险，是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因各种原因导致无力偿付到期债务的可能性。流动性风险实质是其他各类风险长期积聚、潜藏的结果，最终以流动性风险形式爆发出来。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一般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商业票据以及向金融机构借款等方式获得资金，开展购车贷款和租赁业务。一旦负债链条上的某一环节发生，就有可能发生流动性风险。

三是违规经营的风险。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作为商业性经营企业，其经营目标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在这一目标驱动下，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存在违规经营风险，如超范围发放贷款，即发放与汽车销售以及经销商无关的贷款；超范围借款或负债，即吸收无关企业的存款、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等；超范围办理其他资产或中间业务，如投资业务等。

当然，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还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信誉风险等其他风险。

二、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探讨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实现风险性监管的主要，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来说可遵循“资本充足、期限匹配、风险分散、拨备有余”的原则。

“资本充足”，是指为了使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具有最起码的承担风险和消化损失的能力，公司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8％。

“期限匹配”，是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在资产负债期限上应保持匹配，即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相匹配、长期资产与长期负债相匹配，流动性比例应控制在80％以上，同业拆入余额不能超过资本总额。考虑到现阶段尚未将非银行金融机构列入同业借款范畴，从资本市场筹资的条件又不具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可以担保方式向金融机构借款，借款比例可暂不作限制，其总体负债规模可通过资本充足率指标控制。

“风险分散”，是指对单一法人机构的融资比例、风险贷款比例、表外资产比例等均应适当控制。对单一机构的融资比例(包括贷款、融资租赁和担保等)一般应控制在资本总额的15呖以下；问题贷款(含融资租赁)不超过贷款(含融资租赁)总额的10%；对外担保应限制在其业务对象范围内，且担保比例应控制在资本总额的20％以下。

“拨备有余”，是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要根据自身的资产风险系数和资产质量，分类提足各项准备金，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

三、监管重点与监管方式

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将经历从起步、规范到成熟阶段，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资产安全性、流动适度性、资本充足性、收益合理性、管理健全性、经营合规性都是监管的主要。当然，不同阶段，监管重点应有所侧重。

起步、规范阶段。这一阶段，公司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借款，而经营管理层主观上做大业务的欲望较强，公司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尚不成熟，公司与经销商、银行之间的关系及具体操作尚处于磨合期，可能存在资产质量不高、流动性不足、违规经营以及内控薄弱、设置分支机构冲动等问题。因此，监管的重点是风险控制体系、账务处理系统、各种收费标准等。监管的具体内容是，内控制度是否完善，制度执行是否到位，尤其在风险控制方面是否存在漏洞；内、外部审计监督是否有效；业务经营是否在会计处理上得到正确反映；各项收费标准是否公开、统一；与经销商和银行之间的协议的内容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操作程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业务发展初期，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业务规模有限、风险控制能力有待完善，不宜设立分支机构，其异地业务可通过异地经销商或银行代为受理。在监管方式上应以现场检查为主，通过现场检查，能够较全面地掌握公司的业务经营和内控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要求，规范公司行为。非现场监管的重点是其业务是否在会计账表上得到准确的反映。

在外汇管理方面，央行(外管局)对汽车服务公司的监管既不能完全比照中、外资银行，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外资，而应针对这类公司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差异性。如果政策允许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接受股东单位3个月以上定期存款(包括外汇存款)，而且公司股东有外国机构，公司接受股东单位的存款，就可能是国外股东(非居民)的外汇存款，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势必涉及本外币的转换。如果是结汇成人民币发放贷款或者直接贷款给经销商用于进口支付，均对我国构成了事实上的外债，因此在监管上应将其纳入外债统计监测范围。按照现行外债管理办法，外债结汇实行核准制，接受国家宏观政策制约。考虑到公司的运作和央行的监管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公司境外股东外汇存款结售汇管理上，应采取审慎原则，实行核准制，即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公司的业务规模和资金来源等状况，核准股东外汇存款结售汇规模，这样便于随时进行调控。但在审核程序和外债登记上应予以简化。

第6篇

关键词：金融海外战略 支持体系 政策措施 基本思路

中图分类号:F83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1-034-04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 “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 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 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六）政府部门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资助等方式加强对海外投资的扶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咨询、培训、业务指导等方面的服务

在财税政策上，为了减轻境外企业的税收负担，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实行海外投资等损失准备金制度和国外纳税额免抵制度。对于企业的海外投资、资源开发投资、海外工程承包，允许将投资的部分金额计入“投资损失准备金”内，以免缴企业所得税；如投资受损，则可从“投资损失准备金”中得到补偿。为了鼓励更多优势企业“走出去”，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国家还可以对海外企业提供财政资助，例如企业组团赴海外调查、对境外资源项目进行初步勘探、对其海外员工进行培训时，国家可提供一定比例的补助金。在对外关系上，我国可通过经济外交，打开东道国的投资市场，不断拓展我国海外投资的多种渠道。为了保证海外企业的权益，确保最惠国待遇以及促进与缔约国的资金、技术交流，我国可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充分保护。在信息服务上，为了解决海外投资信息不足的问题，我国应当构筑由政府和民间、专业团体与综合团体组成的信息收集、研究、咨询网络，使企业在“走出去”之前能够充分了解投资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动向、金融、税收、外汇等经济制度以及拟合作企业的基本材料和有关行业在对方国家的发展现状及前景等背景材料，避免投资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经营的成功率。

第7篇

关键词：CEPA；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法律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40-05

一、引言

本文认为CEPA金融领域合作沿用GATS模式，在伊始及合作的初始期，有其审慎性的一面，但随着CEPA金融合作融合的加深及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GATS模式有其局限性。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经验可以成为CEPA金融融合进程的借鉴；欧盟经验的借鉴，必须考虑“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区域金融融合的独特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在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下继续推进，促成了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潮流，同时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首先，《基本法》遵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构筑了处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框架，即“一国两制”，并在第五章就香港经济、金融制度予以明确规定。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外汇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规定，港元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地位、现行发钞机制保持不变，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不实行外汇管制等等。规定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的“法律基础与政策框架”，奠定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需求的制度基础。

其次，CEPA沿用GATS模式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相互”开放的双边框架。尽管学者对CEPA的性质意见并不统一，但CEPA沿用GATS模式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特征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主体文件中，如同GATS一样，CEPA亦先就金融服务领域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概述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义务，而将双方金融服务领域的具体开放承诺以附件的形式予以明确①。2004年10月27日CEPAⅡ在香港签订，并同样以附件3的形式对金融服务承诺予以修订。2005年10月18日CEPAⅢ的签订亦采用相同方式。如同世界贸易组织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离不开对市场准入金融监管法律、成员方国内审慎监管法律等的协调，沿用GATS模式的CEPA进程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潜在需求。

其三，两地金融主管当局在《基本法》、CEPA框架下对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关系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成为两地金融融合的具体指导，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实践可能。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在“英伦银行研讨会”上，在阐释“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础上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概括为：“一个国家内，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下的两种货币、两个货币制度以及两个全融当局之间的关系。”①并进一步提出处理两地金融关系的“七项原则”。②199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九周年‘认识一国，体现两制’研讨会”进一步就“一国两制”及香港的金融自进行了阐释。2003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与内地银监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就加强双方监管合作、信息交流进行初步规定。

三、CEPA金融融合制度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局限性

1．GATS是WTO框架下旨在促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多边协议，其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作用仅在于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关的领域，如市场准入监管法律方面，对于准入之后的持续性监管法律制度较少涉及。CEPA在金融服务领域同样更多的关注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局限性使得持续性监管的合作仍然停留在签署备忘录的层次上，未能与CEPA实施区域金融进一步融合的目标相适应。

2．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是GATS处理多边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基于推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多边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现实考虑，两项原则及其例外规定是适当的。但国民待遇原则强调“内外一致”，最惠国待遇强调的“外外一致”，并未能协调消除合作国家间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对于区域金融融合的合作而言，差异的金融监管法律仍然会阻碍合作目标的实现。如欧盟金融融合实践中，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颁布前，采用的即是国民待遇的作法，该作法并未能有效的实现银行业“设立提供服务的自由”。因为“即使每个成员国能非歧视地适用法律，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差异性并没有消除，从而共同体内市场的分离性仍然存在，即有多少成员国就有多少市场，而这与建立欧共体内共同金融市场的目标是相违背的”。③

3．处理多边关系的GATS模式是多边讨价还价的结果，其固然可成为处理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参照。但多边关系中的讨价还价，由于利益的多样性与难与调和性，往往使得各自约束承诺的作出并未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而仅仅是出于“商人本性的讨价还价”。④因此多边自由化的措施，是否反映真实的区域金融融合及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值得商榷，尤其是对于香港与内地而言，一国两制的框架、地域的毗邻及其天然的亲缘关系等等。

显然，CEPA下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沿用GATS金融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的模式并非尽善尽美，随着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的深化，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日益成为深化合作的迫切需求时，CEPA进一步促进金融融合的目标、手段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区域金融融合典范的欧盟，其借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推进金融融合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四、欧盟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欧盟在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通过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单一内部市场的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以银行监管法律协调为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指令，对资本充足、并表监管、大额暴露等金融监管法律进行了协调。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欧盟金融融合建设进程相得益彰。一方面，内部单一市场的建设不断拓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另一方面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又促进了单一市场的建设。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植根于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设计了良好的协调保障机制。

(一)欧盟基础条约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石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由欧盟基础条约予以保证。首先，《欧共体条约》①对四大自由的规定，尤其是对设立与提供服务自由的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保障四大自由及后来单一内部市场目标的约束下，对有可能阻碍目标实现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进行协调，是协调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欧共体条约》第二编第三章对法律近似化专章予以规定，特别是第94条依据共同市场的要求明确“理事会应根据委员会的提案以全体一致同意通过指令，以使各成员国的对共同市场的建立或运转发生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的各项规定趋于接近”，从而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良好的依据。《欧共体条约》第3条亦明确规定，为了达到本条约所确立的目标，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表，共同体的活动应包括“在共同市场运行所需限度内，使成员法律近似化”。将法律近似化作为欧洲共同体的重要活动之一。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以目标指引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并对其进行具体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机制保证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在于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精巧设计。欧盟金融(银行)监管法律协调最初采用“全面协调”的原则，追求的是“通过对各成员国银行业法规的‘完全的统一’来实现共同体银行业一体化”。这一协调原则集中体现在欧盟银行业法律协调的早期成果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由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及其各国银行业法律的差异，追求“完全的统一”式的全面协调，并未能很好地推进欧盟金融融合的建设。1985年《关于建立内部市场白皮书》在描绘欧洲单一市场蓝图，列举建立单一市场所必需的指令时，摒弃了“完全统一”的一体化主张，确认了在关键领域，如金融监管等方面，运用“相互承认”、“最低限度协调”二项原则来促进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1989年的《第二银行指令》在银行业法律协调中确认以上两项原则，并成为了欧盟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以尊重成员国法律为前提，每个东道国把其他成员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视同于本国的规定，从而避免了东道国通过适用本国法的不同规定而限制成员国、信贷机构的准入，扩大了银行业的开放。单一银行执照和母国监管原则是相互承认原则的具体体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对银行业的“重要规则(essentiall rules)”进行协调。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以单一执照、母国控制原则为具体体现，辅之以欧盟立法的两项基本原则――附从原则(subsidarity)与适当原则(proportionality)，构筑了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完整体系。自《第二银行指令》以来，欧盟依托精巧的协调原则，客观上降低了对成员国国内法的协调需求，从而加速了金融业的一体化进程。

(三)欧盟的区域立法工具体系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工具保证

欧盟的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基本渊源和派生渊源。基本渊源由欧盟的基础条约及后续条约组成，如《罗马条约》等。派生渊源由条例、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构成。条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可以在所有成员国中直接使用，无需经各成员国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转换程序或批准方式使其成为其国内法。指令对特定成员国有约束力，要通过成员国国内立法程序转换成为本国国内法。建议和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上，尤其是欧共体立法程序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决定对其指明的对象有约束力，既可以对成员国作出，也可以对公民或个人作出。欧盟基础条约提供协调的总体框架与目标指引，作为基本法律渊源，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前述)，欧盟的派生渊源，则以其完善的、多样化的工具体系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主导作用。与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结合，指令最终成了实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的首选。根据《欧共同体条约》第249条第3款规定：指令对与其所指称的成员国，就其所欲达到的目标具有约束力，但采用何种形式与方法达到指令目标则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因此，指令的方式是一种体现“软法”“软法（soft law）是用来指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实际影响的规则，是与“硬法（hard law）”相对的一个概念。本处用来表示欧盟在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中协调效力架构及注重灵活性的考虑。方式的协调，较好的平衡了金融融合与成员国间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及利益所在。以银行业为例，欧盟建立制定了大量的指令，涉及设立和经营业务、资本充足与清偿比率、并表监管等多方面，通过该指令确立了银行监管法律协调。

(四)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组织保障

莱姆法路西框架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新系统，是以亚历山大・莱姆法路西为首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哲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所倡导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协调立法框架推广至银行、保险业监管立法协调的成果，是对原有协调机构的整合、改造与突破。莱姆法路西框架包括四个层次的协调机构，第一层次包括欧洲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N)、欧洲议会(EP)、欧洲委员会(EC)，主要是进行框架原则性立法，仍由EC提出立法建议。第二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委员会、欧洲证券委员会、欧洲金融集团委员会，委员会由成员国财政部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确定、建议和决定有关对第一层次指令和条例的实施细则”。第三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监管者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者委员会、欧洲证券监管者委员会，各委员会由成员国各监管当局、欧盟相关机构等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加强成员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保证统一实施第一、二层次立法。第四层次即执行层次，为各成员国包括成员国监管者具体实施欧盟指令、条例，欧洲委员会也担当监督、促进实施的责任。

莱姆法路西框架四个层次的架构，奠定了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的莱姆法路西程式(Lamfalussy：Process)，即四层决策法(A Four-level Approach)。由第一层进行框架性立法，协调立法原则，第二层次关注技术性问题，制定第一层次协调立法的实施细则，第三层主要是“在准备实施欧盟指令的技术性措施，及准备促进欧盟监管合作和监管趋同的措施中为欧盟委员会提供专家意见”。第四层次由欧洲委员会协同成员国、成员国监管当局等实施欧盟立法。四层次立法中，主要是以欧洲理事会或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颁布指令的方式进行协调立法。

(五)欧洲法院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司法保障

欧洲法院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重要作用，在欧盟基础条约对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作初步规定后，欧洲法院不仅在实施中起到了统一解释、促进实施的作用，而且通过法院的判例，进一步拓展、完善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原则。如欧洲法院在Van Gend en Ioosep案中，第一次阐述了欧盟法直接效力的含义，而相互承认原则即源自于欧洲法院1979年对Cassis de Diion一案所作的判决。①欧洲法院对欧盟法的阐释与发展是由其自成体系的司法程序予以保障的，如《欧共体条约》第230条规定的合法性之诉，第232条规定的不作为之诉以及第234条规定的预先裁决程序等等。由欧洲法院根据《共同体条约》的基本精神，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解决欧盟法与欧盟成员国法两种法律制度冲突的基本的框架原则，以及部分调和了欧盟成员国法之间的冲突，从而扫除了共同体法直接适用于成员的障碍，为法律协调奠定了基础。

在推进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既是作为金融融合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体化的客体之一，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特征了是明显的。欧盟以基础条约规定的建立欧盟共同体内部市场的目标为指引，以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约束，借助良好设计的协调原则，以超国家性的欧盟次级立法为主要协调工具，辅之以协调机构、程序的优化及其司法保障体系的构建构筑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推进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中的成功作用。欧盟的成功经验值得CEPA进程中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一体化)的借鉴。

五、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一)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

其一，欧盟成功经验的保证在于欧盟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规定的效力上。欧盟基础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成员国创设了国际条约上的义务。这是欧盟成功协调的源泉所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应该选择怎样的“基础条约”，显然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一。

其二，《基本法》为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规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框架，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是否是对此基本制度的侵蚀。即如何处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一国两制”的基本关系，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二。

以上两点难点，其实质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深化的基础所在。《基本法》及其CEPA所构筑的基本框架，从国内法、“国际法”的层面规定了两主体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法律地位。《基本法》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主体地位及政治、经济、金融、司法等基本制度；尽管CEPA国际法层面的意义仍有异议，但内地与香港同为W'TO成员，其遵循WTO原则规定是符合逻辑的。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从某种程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双重保证。源于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一体化)需求强烈，建立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的共同市场，是一个国家内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其完善

内地与香港政治经济关系的独特性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选择的约束。因此，以《基本法》构筑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为依据，考虑如何以CEPA阐释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独特性，以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促进共同市场建设，应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基础条约”之所在。显然，从CEPA的原则规定可以看出CEPA考虑到了这种独特性。但如本文前述，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在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进程中存在局限性。考虑内地与香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应着重考虑的是以下五个方面的改进加强：

其一，考虑CEPA目标的扩展，将金融融合或建设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列为其目标之一。诚如前述，目前CEPA的目标仅限于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未能考虑到同为一国家、地域、文化等毗邻及天然亲缘下，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广泛的适当的目标不仅是指导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依据，而且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最大功效亦在于以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建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CEPA的目标，以便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效的取得，尤其是CEPA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①金融融合的一种示范作用。

其二，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结合GATS模式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构筑适合内地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逐步推进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一国两制”是实施最低限度协调与相互承认原则的天然基石，是一个之下构筑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的需要。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的最低协调可以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的监管规则为考虑的基础之一，适当考虑内地与香港的特殊性。在诸如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等金融监管法律中首先实现最低限度的协调与相互承认。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较大的领域，可暂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处理。香港金融监管法律较为完善，内地自加入WTO后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更加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特别是在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对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监管规则的借鉴日益加速。内地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将会促进内地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

其三，考虑改善争端解决机制，建立比较正式的，能就两地实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事项进行裁决，享有一定司法裁决权的争端机构，确保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施。当前至少可以考虑参照WTO争端解决机制，完善CEPA“联合指导委员会”的地位、职能、组成程序、所作决定的效力等等。争端解决机构应仅就涉及两地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实施的有关争议事项作出裁决，在人员组成上确保公平。参照WTO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强调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处理“两制”的适当性，而非仅仅是“一国”下的行政命令解决。

第8篇

内容摘要：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是会计准则改革的新特点。而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对金融工具减值使用预期损失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做出妥协，这破坏了准则本身的独立性。本文以预期损失模型为研究对象，对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互分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协调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若干途径。

关键词：预期损失模型 会计准则 金融监管

预期损失模型的提出及含义分析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2009年11月5日， IASB 了 IFRS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建议对金融工具减值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取代原《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规定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的初始账面金额，应在初始确认时即估计其未来存续期间的预计信用损失，并计提减值准备。而在后续的资产负债表日，需要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由此产生的金融工具账面差额计入损益。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为基础，以金融资产整个存续期间为时限，在相关减值迹象发生之前，预先估计并确认损失提取减值准备，因此称为预期损失模型。

预期损失模型与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之处，因此在应用中不但可能因过于复杂和主观而缺乏可行性，更有可能造成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混乱，甚至导致对信息操纵的纵容。这一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对以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妥协，因此该模型在理论上立足于金融监管逻辑框架而非会计概念框架，这意味着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原则受到破坏，一旦采用将会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体系造成冲击。

预期损失模型引发的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分离的理论分析

（一）强调金融监管的需要而背离会计的客观真实性目标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其核心在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会计信息应真实公允、客观公正。而金融监管尽管也考虑保护投资者利益，但其侧重点与会计目标明显不同。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其目标强调存款人利益至上，把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作为监管的基本要求。会计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势必影响到相关会计规定或者监管规定，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二者需要分离。从这个意义上，预期损失模型明显背离了会计目标的客观真实性要求，而为服从金融监管需要导致的这种背离，可能使会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引起会计理论的混乱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

（二）与现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基础相冲突

预期损失模型以对未来信用损失的预计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显然与会计普遍应用的“权责发生制”基本原则相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影响的并不仅限于金融工具，而是构成对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冲击，从而产生财务会计究竟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的问题，传统的会计概念将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以金融资产在存续期内的预计未来信用损失来实现减值的提前确认，也可以在后续期间改变预期，这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可靠性原则不符。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以确定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企业对减值损失的确认时点是在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之后。然而，预期损失模型中减值准备计提自由度过大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对内外部环境要求较高带来更多的实施成本

金融机构对预期损失的估计是建立在同类或类似贷款的现金流量和信用损失历史数据基础之上的。目前多数金融机构面临着用以预计损失的历史数据是否真实可靠的问题，所以其预估值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同时，由于采用预期损失模型不再需要减值证据的支持，而是要求主体根据自身会计职业判断预估信用损失，这也会增加金融机构通过调整和管理预期来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此外， 尽管预期损失模型主要是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设计，但模型的可操作性还依赖于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靠的软件系统，能够获取必要数据以应用预期损失模型，然而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尚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估算预计损失对其软件系统和数据基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因素增加了模型的实施成本，阻碍了模型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四）增强了会计准则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

预期损失模型要求报告主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估计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在需要修订时计入利得或损失，这会增加报告主体的工作量。该模型还要求披露大量的会计信息，包含金融资产信用质量、压力测试等敏感信息，提高了报告主体的操作难度，这与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对预计损失进行估计、现值计算等程序，以及涉及的各种利率、汇率等专业金融知识，远远超出了其理解能力和使用需求，使其很难明白财务报告中相应数字的含义，更难以增强投资者自身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 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基础

金融监管者不仅利用会计准则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监管需要借助依据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信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仅仅依赖金融监管的力量，难以维持金融稳定，而高质量会计准则为市场约束力量的发挥提供了基础条件和重要标准。此外，无论是在金融稳定期还是金融危机时期，会计准则都是金融监管者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市场信心的重要工具，这也间接地促进了会计准则的完善。因此，对于金融监管来说，会计准则既是金融监管的标准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条件，是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二）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统一性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一致性，这使得两者之间具有了统一性。首先，两者有着相似的理论基础。两者都是源于解决市场失灵而产生并发展起来，都是促进市场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尽管会计准则作为一门科学有着严密的理论基础，但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决金融市场失灵、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次，两者都具有政府管制的性质。两者都是政府对市场实施监管的方式，都是为了弥补公共产品市场失灵而采取的措施。第三，两者目标具有统一性。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金融监管，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较高的统一性，并且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稳定影响程度的提高，这种统一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若干途径

（一）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

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来自于会计所固有的基本概念框架。会计准则制定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客观公正，具有较强的专业独立性。在现有条件下，以投资者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会计目标最接近这一要求，满足这一框架的信息可以满足大多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尽管受到了来自银行业和监管者的大量质疑，但最终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没有被废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求的。因此，必须在尊重会计准则独立性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政策维护金融稳定。

（二）利用会计准则加强金融监管

会计监管规定具有基础性和权威性，在认可这一前提的基础上，金融监管可以与会计监管彼此支持、相互配合，同时金融监管可以根据自身的监管特性，在通用会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包括要求商业银行增加特定风险信息的披露要求，或者在会计减值准备的基础上增加相应的拨备计提等，不仅可以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还可以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一般准备，从而体现其特殊的审慎性和前瞻性要求，同时又不与会计监管出现矛盾。具体到金融资产减值方面，会计准则以发生资产减值迹象为依据，针对已发生的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既不推迟也不预计，可以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而金融监管出于资本充足的要求，可能认为已发生损失模型审慎性不足且容易导致顺周期性，因此可以采用预期损失模型，预期未来损失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而确定监管资本。

（三）积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

首先，监管机构应当强化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力度，提高运用会计准则提升信息透明度的水平。其次，应当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通过规范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提高外部审计的有效性。第三，根据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从金融危机的产生的根源来看，复杂衍生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落后于金融创新，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针对金融创新及时改进金融监管，建立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至关重要。

（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加强合作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两者具有较高程度的统一性，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应加强合作，共同促进金融稳定。两者应加强合作提高信息透明度。会计准则专于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披露，而金融监管关注于所有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的信息。两者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互补性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提升市场约束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两者应加强合作发展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尤其是在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方面加强合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实施非常复杂，公允价值的确定、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等存在较大差异，在审慎性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尺度。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就这些重大问题同会计准则制定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合作。

结论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统一性。IASB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金融监管的需要，立足于使监管主体提前估计损失、多提准备以保证资本充足，体现了金融监管的“审慎性”要求。然而，这很可能会造成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使投资者难以了解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质量，无法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需要适度分离，才能既维护投资者利益，又保护存款人权益。另一方面，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协调的基础，能够保证兼顾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监管影响程度的提高，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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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龚玉姣，马广奇.引入预期损失模型对我国银行资产计量的影响[J].财会月刊，2011(11)

第9篇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全球化发展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波及全球范围的几次大型金融危机中就可以看出，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能够有效的发现和防范金融风险。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

(l)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金融监管者需要利用会计准则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将会不断发展壮大金融市场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者必须借助会计准则来提高金融监管的力度。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上仅仅依靠金融监管是不够的是需要会计准则来约束企业的金融活动的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金融监管内容的制定是依靠会计准则来进行的，因为是先有会计准则接着才有金融监督和管理。所以说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2)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工具之一。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一种工具，比如说会计准则有对金融资产减值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于企业金融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和计提都有着详细的规定那么企业在会计准则的要求下做好金融资产的减值计提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大量的减值准备，以抵御在经济衰退时资产价值降低带来的损失媛解金融风险。

(3)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相似性。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虽然有着不同的目标，有着不同的监管层次和内容，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产生的背景是相同的沛场经济的盲目性带来的市场混乱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正常运作就需要对市场上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就应运而生了。其次二者都有着政府管制的强制性这两者是以一定的法律规范而存在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再次启们的最终目的是相似的，虽然说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社会公平捉进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捉进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是相辅相成的是市场经济健康运作的重要工具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快并且能够快速的发现金融风险并采取一定的措施防范金融风险。

二、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

(l)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将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结合起来不是说要将二者合二为一而是让两者协调发展。首先就要充分肯定会计准则的地位肯定会计准则在金融市场上的监管地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是独立存在的。会计准则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它具有专业独立性。所以说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在企业的发展各个环节力求实现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捉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启是具有独立性的。

(2)发挥会计准则对金融监督的基石作用。从前文中可知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是金融监管制定的理论依据，金融监管是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监管的，所以说要让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需要会计准则发挥基石作用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金融监管务必做到对金融市场上每一个细节的监督和管理，让金融监管能够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方面。在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客观性时要将所有涉及到的内容以非常明确的形式制定出来能够将企业的经营活动都纳入到一定的监管体制中来。会计准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启是需要在市场经济中与时俱进的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所以说要看到市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进行会计准则的更正完善。

(3)积极完善金融监督。会计准则要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监管也是如此金融监管需要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庄要是从以下一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制度逐渐提高信息的透明度第二将金融监管与外部审计结合起来赴外部审计对金融监管进行监督捉进金融监管实施的到位和有效性第三完善金融监管机制沛场经济的日新月异使得金融监管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并没有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有效兼顾所以需要及时的完善和创新。

(4)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督加强合作。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要加强合作从不同的方面实现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捉进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又有着高度的内在同一性所以有合作的基础两者从不同的方面逐渐提高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加强对市场的约束力，使得市场运转更加审慎，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捉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总结

第10篇

【关键词】会计准则；金融监督；关系；协调发展；会计监督

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其实是维持市场竞争公平和有序化的两个方面，但是又有所交叉。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中，为了促进市场经济运转的有序性，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促进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有机结合起来，让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规范管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会计准则概述

会计准则是规范会计帐目核算、会计报告的一套文件。它的目的在于把会计处理建立在公允、合理的基础之上，并使不同时期、不同主体之间的会计结果的比较成为可能。按其使用单位的经营性质，会计准则可分为营利组织的会计准则和非营利组织的会计准则。我国相关部门在会计准则上于2006年颁发出台了新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施行，并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新会计准则是对旧会计准则的完善和改革，对旧会计准则中的很多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更加明确系统的规定，比如说在资产减值的完善上，新会计准则提出了更多具体的资产减值计量方法。新会计准则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下，已经实现了新旧转换和平稳实施，目前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主要规范和准则。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会计准则将会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的市场环境，将会不断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二、金融监管概述

金融监管就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金融监管是为了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监管是为了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防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三、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分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全球化发展，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波及全球范围的几次大型金融危机中就可以看出，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能够有效的发现和防范金融风险。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1）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金融监管者需要利用会计准则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将会不断发展壮大，金融市场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者必须借助会计准则来提高金融监管的力度。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上，仅仅依靠金融监管是不够的，是需要会计准则来约束企业的金融活动的，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金融监管内容的制定是依靠会计准则来进行的，因为是先有会计准则，接着才有金融监督和管理。所以说，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2）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工具之一。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一种工具，比如说会计准则有对金融资产减值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于企业金融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和计提都有着详细的规定，那么企业在会计准则的要求下做好金融资产的减值计提，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大量的减值准备，以抵御在经济衰退时资产价值降低带来的损失，缓解金融风险。（3）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相似性。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虽然有着不同的目标，有着不同的监管层次和内容，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产生的背景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带来的市场混乱，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正常运作，就需要对市场上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就应运而生了。其次，二者都有着政府管制的强制性，这两者是以一定的法律规范而存在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再次，它们的最终目的是相似的，虽然说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促进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是相辅相成的，是市场经济健康运作的重要工具，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快，并且能够快速的发现金融风险，并采取一定的措施防范金融风险。

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

（1）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将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结合起来，不是说要将二者合二为一，而是让两者协调发展。首先就要充分肯定会计准则的地位，肯定会计准则在金融市场上的监管地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是独立存在的。会计准则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它具有专业独立性。所以说，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在企业的发展各个环节力求实现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它是具有独立性的。（2）发挥会计准则对金融监督的基石作用。从前文中可知，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是金融监管制定的理论依据，金融监管是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监管的，所以说，要让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需要会计准则发挥基石作用，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金融监管，务必做到对金融市场上每一个细节的监督和管理，让金融监管能够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方面。在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客观性时要将所有涉及到的内容以非常明确的形式制定出来，能够将企业的经营活动都纳入到一定的监管体制中来。会计准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需要在市场经济中与时俱进的，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所以说，要看到市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进行会计准则的更正完善。（3）积极完善金融监督。会计准则要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监管也是如此，金融监管需要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主要是从以下一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制度，逐渐提高信息的透明度；第二，将金融监管与外部审计结合起来，让外部审计对金融监管进行监督，促进金融监管实施的到位和有效性；第三，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市场经济的日新月异使得金融监管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并没有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有效兼顾，所以需要及时的完善和创新。（4）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督加强合作。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要加强合作，从不同的方面实现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又有着高度的内在同一性，所以有合作的基础，两者从不同的方面逐渐提高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加强对市场的约束力，使得市场运转更加审慎，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既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又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根据市场发展的情况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促进自身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促进市场的和平稳定，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资产的合理流动，逐渐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马飞.会计准则国际化对银行监管的影响[J].南方金融.2005（10）

[2]甘文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关系问题探讨[J].河北金融.2012（（9）

[3]徐琤.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监管的新困惑[J].探索与争鸣.2002（11）

第11篇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 

第12篇

1、混业经营模式成为发展趋势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快速转变。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实行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和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两个方面。

（1）混业经营的国际竞争者大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2007年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全面对外资开放，允许外国金融企业全面加入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在中国营业的所有银行机构都将获得许可，可以在全国的所有地方经营任何货币的业务。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54家营业机构。另据统计，目前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计67家，其中银行16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19家，汽车金融公司4家。随着金融业开放的推进，在境外跨国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压力下，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会越来越被动。

（2）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

金融市场开放后，我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已成大势所趋。国内金融机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展开的竞争中，由于国外金融机构的背景是综合性金融集团，大都采用混业经营模式，具有许多综合优势，而国内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相对而言几乎都是单一资本、单一业务，几乎都存在资本单薄、互相调度资金空间有限以及专业人才分割、知识面较窄的缺陷，在竞争中肯定处于劣势。因此，在国外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受到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影响，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事实上，我国政府已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已日趋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三者之间业务渗透、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呈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例如中信集团拥有中信银行、信诚人寿、中信证券、中信基金、中信信托等子公司，业务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非常密切，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

2、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金融监管当局依然遵循着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行为，限制金融机构合并的金融管理理念。然而，在世界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国际上金融监管理念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单纯立足于安全的监管目标，发展到以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抗风险的能力，获取更高的利润，内外资金融机构将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开拓和经营非传统性的业务，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以金融安全为最终目标的金融管理理念已然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3、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内容来看，一般应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法来看，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则主要运用金融稽核手段来进行。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造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环境发展滞后。虽然目前已出台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多部法律与法规，但条款比较概括、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在现实中，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业务运营，到市场退出、违规处理等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和解决。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挑战，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提升金融监管的水平。

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要求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即在安全基础上，更注重效率与创新。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引入激励监管的观念，充分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

首先，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以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为主，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则涉及不多。在金融机构发展初期，以合规性监管为主是必要的。但是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风险监管措施强调的是发现风险后如何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追究造成风险者的责任。长期以来，金融监管机构习惯于设定一系列管理规定，进而据此检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而风险导向的监管更为强调动态性的监管，强调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市场敏感程度明显降低，促使监管机构转向风险导向性。巴塞尔委员会据此也了一系列的文件，强调和鼓励各国监管机构重视风险监管。

其次，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已有一定的发展，金融业正逐步向国际化迈进，如果仍缺乏对金融机构发展中的风险预防、保护以及最后支持的基础，将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我国，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政府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出面干预，对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做出纠正。这种被动的事后处理方式，影响了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导致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业整体运营效率的低下。所以，我国的监管机构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完善风险监管。

第三，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在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努力提高监管水平，要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原则，跟上国际金融业务和监管技术的发展；通过建立科学的评级体系和实施综合并表监管，提高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审慎监管能力；规范监管工作，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和监管效率；建立国际监管组织的合作协议与机制，在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基础上更好地实施监管。

2、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的功能和作用。

法律体系是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主要保障和归结点，把监管工作建立在严密、系统的法律法规之上，使监管工作依法进行，并以此保障监管行为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这既是金融监管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因此，面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政府应尽快适应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基础，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废除或完善相关条款，同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内部需求变动增设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此外，还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性、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3、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的结合，尤其应重视内部控制的作用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即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外部监管控制同时，强化其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因此，我国在强化国家金融监管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内控自律管理体系。只有金融机构内部形成良好、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的金融监管才能发挥效能，这既是金融监管最基本的约束机制，也是国家实行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很多金融机构的问题出在内部控制上。因此，监管机构要促进和督察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只有将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结合起来，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的运行。如果脱离了严密的内部控制机制，再完善的外部监管也会成为便的缺乏基础，无法发挥效用。

4、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需要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以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发展为契机，形成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一行三会成铁路警察金融监管各管一段》，2005年02月06日《中国经济周刊》。

2、何慧刚、张澍：《金融混业经营的冲击与对策研究》，《商业研究》2005年第02期

3、刘国玲、黄国钰：《从国际金融监管模式谈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方经贸》2005年第1期

第13篇

【关键词】 金融监管 现状 金融效率

1. 我国金融监管影响金融效率的现状

金融监管目标是根据金融监管制度设置原则而订立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也在不断作适应性的发展变化。金融稳定是金融效率的基础，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在于金融稳定本身，而在于金融稳定基础上的金融效率，是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面对全球金融业的激烈竞争和金融全球化的不可逆转趋势，只有秉承效率与安全齐兼顾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的金融监管才能在保持金融秩序安全稳定的基础上，提高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实现金融监管的现代化。

从我国的金融监管来看，我国对银行的市场准入实行严格的管制。在开业资本方面，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资本。由此导致的后果只能是限制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使我国银行组织形式显得过于呆板。央行对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使我国银行市场呈现出局部垄断或完全垄断的市场特征，垄断造成了竞争不充分，使资源难以达到最优配置，社会效率受到损失。同时银行经营资产的选择渠道相对狭小，而大多数资金都用于发放贷款，所以，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必然形成不良资产。

为了保护本国的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的发展，有关立法对外国实体的进入及其业务活动范围都规定了一定的禁止性或限制性措施。银行危机只是监管者考虑的其中一个目标，金融监管的另外一个目标是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即将资金用在最具有潜力的项目中。资本管制主要是一个国家对国际资金的移动或外汇的进出加以管制，因此又称为金融管制或外汇管制。一国如果发生大量的资本流出可能导致投资下降和济衰退，这时可对资金的流出加以限制以减少国际收支逆差的扩大;反之如果大量的资本流入，就可能带来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以及难以为继的经常项赤字，这时对资金的流入加以限制可以减少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我国是一个行资本管制的国家，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资己逐渐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资本管制有所放松，但整体而言，我国对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仍然是比较严格的。

2. 我国金融监管偏离金融效率的原因分析

2.1缺乏效率型金融监管目标。

在金融监管目标取向上，我国金融监管目标的价值取向更强调金融稳定，而较少顾及到金融效率。我国目前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放在合规性监管，这种方法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巨大的金融效率为代价的。

2.2缺乏强有力的市场约束机制。

市场约束是金融业监管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信息披露是对金融业实施监管的重要环节，因为金融业的信息充分、准确、及时、连续的披露出来，便于投资者在信息真实、可比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也就是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选择，这无疑有利于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转，以及市场各参与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发挥市场的约束作用。

2.3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由于缺乏一套监管协调机制，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造成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使被监管对象有机可乘，违法违规现象屡屡出现，这增大了金融风险，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导致金融秩序混乱。首先，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如有些金融机构违规超范围开展某些金融业务，由于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致使对一些违规行为处于想管而不能管或管不了的被动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监管措施无法落到实处，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其次，监管主体和被监管对象之间缺乏协调。由于我国的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缺乏科学的、规范的评价体系，这不仅使金融机构在对付监管当局时有机可乘，而且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严重滞后，可能使金融风险进一步蔓延和扩散。再次，监管机构内部各监管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横向协调。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并不少见，又因为是政出多门，彼此不沟通信息，造成检查缺少可比性和连续性，效果经常很差，也往往使被监管机构疲于应付和无所适从。

3. 基于金融效率的金融监管对策建议

3.1降低金融监管成本。

金融监管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金融监管机构设置，而最主要的是机构设置是否合理，高效。其标准应该是，一方面能够全面有效地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使监管领域不会出现监管“真空”，对金融机构的各项金融业务能够做到全面和动态的监控;另一方面应该能够以高效、精干的原则配备监管人员，以最少的监管人员来达到最佳的监管效益。

3.2建立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机制。

金融监管中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监管激励冲突的基本原因，监管透明度提高是形成监管激励的基础。透明度相对较高的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最高，不良贷款比率最低;透明度较低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最低，而不良贷款比率最高。因而解决监管激励冲突的关键是要通过监管当局及金融机构客观公正地向社会充分披露能够反映金融风险水平及其控制。

3.3建立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

我国金融业各监管主体之间因职责界定不清晰、监管标准不统一，沟通协调不畅通，指标诊释不一致，数据信息不共享，在市场准入、业务规范、现场检查、行政处罚等方面存在真空、重复或监管意见不一致。各家金融机构需要研究、理解、满足不同监管机构甚至是同一监管机构内部不同部门的监管意图和要求，开发不同的信息系统，将各自的信息通过不同的途径向多个监管机构报送。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金融监管框架的演变趋势与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9(1): 8-10.

第14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缺陷；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49-02

一、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有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

由于中国目前采用的监管模式主要是针对分业经营，因此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缺陷：

（一）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

依据《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的监管原则：如果想促使一个银行监管的有效执行，不仅必须要具有宏观经济政策的持续性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性，还必须具有保护机制的系统性等基本条件。我们不难看出，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既要让参与的银行机构具有明确的责任与清晰的目标，同时还必须具有执行上的自和充分的资源。但是从中国目前的监管体系上来看，虽然和之前相比更加独立，但是从总体上讲，还远远不够。它主要还是依靠于较少独立性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体系的中央银行，很难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在制定政策与履行责任上有时还要听从财政部门的指令。而且央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又负责金融监管，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金融监管服从货币政策，从而较大地影响了金融监管的独立性。

（二）金融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性

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构成上看，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个部门来承担。因为主要是针对分业经营的监管，因此这四个部门之间还没有一套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金融监管的各个部门自称体系，缺少部门之间的联动协调机制，这样必然造成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的适应差，影响到监管效率，在分业经营的业务交叉处产生监管真空，给被监管对象提供可乘之机。

二、未来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

（一）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完善这种监管体制实际上也就是由行业监管转向综合监管。近年来，中国一直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管理体制，对显露专业监管优势以及提升监管效率具有明显效果。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分业监管体制更偏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审批。这就会导致各监管之间的监管标准出现异同，这样既会重复监管，使严格更严格；也会出现监管纰漏，让松懈更松懈；更易导致员工争权夺势抑或推诿扯皮。例如，目前越来越多需要多家金融部门协调监管却始终统一不起来的“表外业务”，以及无法综合评估整个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机构等等。

随着中国金融机构混合业经营态势的发展，交叉、跨业的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日渐增多，各大金融机构的业务关系也日益密切。混业经营不但削弱了分业监管，更对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连同分析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必须将分业监管转变成统一监管，走金融统一或综合监管的道路。例如有人所说的合三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一个监管机构，并在此基础上设立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或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后便由此机构统一规划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并且监管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

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实现，应以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逐步完善监管体制，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以便更好地促使金融业蓬勃向上发展。

（二）完善金融监管模式：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完善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把专业监管转换成行为监管。传统分业监管体制中主要采取按照不同金融机构类型来划分金融监管对象的机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在相对封闭的金融市场中较为有效，但对如今的功能一体化，业务界限日渐模糊，金融机构便需要转换为功能监管。即依据体系的基本功能划分。从这种角度监管，不但可以涵盖所有金融产品及活动，还能够有效解决混业经营下的金融创新产品监管归属问题。金融监管对象从机构转为业务不但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效率，适应金融的创新需要，还能及时处理解决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中国正由分业经营到混合经营，因而可以现有的“三驾马车式”的金融监管基本组织架构为基础，科学界定和划分含金融创新产品的金融业务。以功能监管为原则来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与监管的范围，从而达到功能性监管覆盖金融经营。为更好适应新的混业经营形式，银监会可转换为银监会监管银行和信托业务，保监会监管保险业务，证监会管证券业务。

（三）完善监管工作方式：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

完善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由行政审批转向过程控制。长期以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和现场监管较受重视，但已经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金融市场和繁多的金融创新产品。因此，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是实现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并重的现代监管方式转变的重要步骤。

在中国，金融监管主要是行政审批，控制市场的准入。而风险性监管既不够完善，也缺乏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正常机制。因此，金融监管重点在于跟上金融机构商业模式的重大变化，否则，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大规模地爆发危机。

分析中国金融发展特点之后，我们认为应把风险监管方面作为工作重心，为化解和减少各种金融风险，还应协调监管制度，改变手段与方法，并且完善风险预警、风险评价、风险化解及风险隔离等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金融市场的风险，达到预期目标。

为更好地处理可能出现的危机，避免因个别突发事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各监管部分之间要建立健全灵活有效的沟通机制，加强合作与交流。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各部门要侧重非现场监管，因此健全和完善非现场监管网络、增加非现场监管的方法，加强对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还要大力加强建设金融诚信档案，全面系统地了解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以便排除隐患。我们还需完整完善风险指标的体系，多维分析非现场的监管数据，以此提高预警风险的能力水平。

三、结语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终结，全球经济复苏，金融市场必将更加活跃。加强中国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动性则需更多的扩展国际业务。因此，为使中国监管体制的完善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现有监管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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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崔晓蕾，徐龙炳.有限理性下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博弈分析[J].上海金融，2011，（1）.

[3] 高山.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9，（1）.

[4] 朱舜，沈奇，胡振斌.中国金融监管模式在新形势下的选择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2，（11）.

[5] 杨信彦.浅谈新形势下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J].决策与信息，2010，（9）.

第15篇

关键词：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金融监管体制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1

一、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概述

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管理当局运用一定的监管手段、采取一定的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及经营活动、金融市场及交易行为等内容进行监督与管理。

目前，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二是防止金融业的垄断和保持金融效率；三是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监管当局主要从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市场运作和市场退出等方面，遵从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依法监管原则、监管与自律结合原则、风险性监管原则、母国与东道国共同监管原则等进行监督与管理。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我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执行、风险控制、存款保护、支付体系安全、市场准入等。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

目前，金融监管体制主要有三种：统一监管体制、不完全统一监管体制和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采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即以中央银行为核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司其职的分业监管体制。国务院是金融监管的主体，各个金融监管部门在国务院的授权下发挥其监管职能，中央银行主要负责金融稳定和宏观调控。随着我国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逐步显现，尽管在2004年，三大监管机构公布了《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初步构建各个监管机构在混业经营领域的分工合作机制，又于2008年，国务院《中央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使“负责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被添入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之中，但是，我国分业监管体制中仍然存在着众多的缺陷。

1.分业监管使得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并存

一方面，混业经营使得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可替代性和趋同性日益加强，因而削弱了分业监管的基础，监管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的创新却日新月异。这些都使得中央银行难以及时制定有效的监管措施，会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监管的真空。同时，在“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下，不同业务的交叉又使得新的监管方式的推出需要多方面的协商，加大了监管的成本，降低监管的效率。

2.监管程序的侧重点不合理

我国监管部门对于金融的监管过分侧重于新网点，新业务，增资扩股增资等方面的严格审批，而忽视了保护投资人的权益。因此导致银行业务范围的狭窄，不能较好地分散风险。

3.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立法滞后。主要表现在：（1）我国立法通常是在成立机构、行使职权之后，并且法律、法规都是以行业为基础，针对各个专门业务层次的监管，立法层次较低，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体系。（2）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数量较多，但部分实用性差（主要是因为出现问题后相关部门才进行采取政策措施）并且重叠和矛盾多，因而金融监管的及时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阻碍。（3）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4.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行政级别无差异

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同属正部级单位，行政地位无差别，但是，从监管职能上看，银监会应当从属于中央银行，在中央银行的统一协调下开展监督管理工作。目前，在二者行政等级相同的情况下，银监会与央行因有各自独立的行政监管权限，可能导致缺少部门间的沟通协调，造成监管在某些环节的效力不足。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议

1.改革我国现有的监管体制

在我国混业经营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单层多头的分业监管模式已不再适用，对于不同金融机构的交叉性的业务，应当按统一标准进行统一监管，即采用功能监管模式，是金融监管由机构监管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转变。如可以让央行牵头，建立及时磋商协调机制，相互交换信息，待时机成熟后，再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一在一个全国性的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内，从而解决金融机构分类监管各自为政，沟通协调困难的问题，而且能够覆盖我国各类金融机构，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局面。

2.调整监管程序侧重点，借鉴美国“宽进严管”的先进理念

“宽进”指宽市场准入，“严管”指严金融监管。“宽进严管”可以使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金融市场竞争中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和创新业务的发展，同时，宽市场准入可以降低市场进入的门槛，有利于抑制寻租腐败现象的产生，降低国家审批成本，提高审批效率。

3.完善金融监管相关法制建设

人民银行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基础和保证是严格的金融立法，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基础，在我国金融监管未来发展方向的规划之上，必须科学的建立起金融监管法律体系。（1）系统清理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坚决废止已不能适应金融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重新修订不很完善的法律法规。（2）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立法、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及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立法等。

4.提升中央银行行政级别，强化中央银行权力

提升中央银行行政级别可以增强央行对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的威慑力，避免由于行政级别的无差异性而导致央行与三会监管目标不一致，引导三会在中央银行的指导下开展监管工作，提高监管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陈成.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2010（05）：105.

[2]刘小芳.金融危机下对中国金融监管的思考.金融与保险，2010（04）：84-85.

[3]曹慧，张向胜，李利华.中美金融监管模式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宏观经济观察，2010（06）：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