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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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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研究

第1篇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2.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2.1回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陈垣据泰定时平章政事乌伯都刺为高克恭之婿,又据程拒夫《雪楼集》卷2乌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为益福的哈鲁丁,系至元时回回国子学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为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润又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陈垣认为:“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画家史料》认为“高克恭按其族源,属于色目人”。又说:“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可知其祖先应是伊斯兰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为据。

润确实在十几岁时见过高克恭,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子敬与高克恭的关系非常好,“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同时润在大都任职过四五年的时间。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儿”两词使用广泛,润对于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称“回回”应该是清楚的。虽然有人认为“回纥”其实是“回回”一种比较高雅的写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回纥”也是“回鹘”的古称。

2.2维吾儿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上“古画论”中载云:“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览,喜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画也。”曹昭认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鉴赏家张丑(青夫)也沿袭曹昭的说法。从“回鹘”推断高克恭是畏吾儿,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辞海》沿袭此说认为他是畏吾儿人,后来的书籍也亦多以此为据。当然,也有人认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马明达先生在《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中通过对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据昆仲间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断高克恭原名为高士安。此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们仅根据“回纥”、“回鹘”二字,来推断高克恭是“回族”还是“维吾儿族”显然是武断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要考虑到地理位置、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等多个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而不要拘泥于个别的字句。

2.3民族问题的分析与推断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时谈到,其祖父高乐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时就可能已经来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将自己称为“其先西域人”,否则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儿”岂不更好。同时“其先”是西域人,我们不仅要问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实在元代只有完全汉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汉人”,大多数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虽已高度汉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显然还是色目人。所以《四库总目》中的称其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其一,从高克恭的姓氏来看,高克恭祖孙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汉族习惯,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样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语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乌巴都刺,可见高氏家族汉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归隐是否可以解读为一臣不侍二主,否则与关心“经世要务”又要“归老房山”的行为相矛盾。但这显然不是高克恭族属的终结,而是其华化过程的演绎。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鹘,还是高昌回鹘。首先要解开“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断裂源于高昌回鹘的归顺,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将西域分割为察合台汗国与高昌回鹘国(畏吾儿)。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北使记》来看,在当地伊斯兰教徒与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鹘的统治者奉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中亚原有的许多宗教,如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别派景教、袄教,甚至伊斯兰教,还有中国传统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鹘地区的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国范围内,西辽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统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兰教一统。在元初“回鹘”、“回纥”只是对原西辽地区两种不同信仰人群的称呼,而非地理区域的划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权的割裂,改“回鹘”为“畏吾儿”,改“回纥”为“回回”,而“畏吾儿”、“回回”在很大层面上转化为地理区域的划分,因此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区分是不一样的。同时,改“回纥”为“回回”又使得他们与真正的“回回”混淆起来,这是元代统治者的另一种误解。

从当时的角度来看,高克恭的祖先应该是西辽国人,其后入金入元;西辽的民族有回鹘、吐蕃、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不过回鹘占多数。高克恭是广义回鹘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纥”还是“回鹘”,即有没有伊斯兰教背景,无从考证;润的“回纥长髯客”只是孤证,而且“回纥”一词语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兰教背景,与高克恭的伊斯兰教身份亦无关系。曹昭的“回鹘人”的考证也应该被看成是民族的统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鹘(畏吾儿)人。高克恭的祖先离开西域的时间早于元初,在西辽的统治下并无“回纥”与“回鹘”概念的区分,所以这样的研究是徒劳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属于广义的回鹘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鹘专指“畏吾儿”,而高克恭并不能确定自己是畏吾儿人,为了避免误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划分来看,回族与回纥、回鹘均无关系。回族虽然是回回族的简称,但“宋人的《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指的是回鹘。《元史》和《元典章》,指的是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明清的文献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3]可见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维吾尔族产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推断。

维吾尔族形成的地域主线是:漠北回鹘喀喇回鹘、高昌回鹘等西辽察合台汗国、高昌回鹘(畏吾儿)察合台汗国维吾尔族。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从察合台汗国传向畏吾儿(高昌回鹘)地区。虽然在维吾尔族的形成上史学界还有争论,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喀喇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广义的回鹘人;在上信奉伊斯兰教;在名称上源于畏吾儿,即明代对元代高昌回鹘的称谓的进一步演化。

综上所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而逐渐形成的民族。维吾尔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将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黎东方.细说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764.

注释: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缉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元別集类》,(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传舆砺文集·巴西邓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简称为《行状》。

[元]润:题高彦敬《房山图》,载《存复斋集》卷10。

[元]张雨:高尚书山水,仲川弟请题横幅上,载《贞居先生诗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被称为“回回”,如:钦察人也信奉伊斯兰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时亦将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称,如称犹太教徒为“术忽回回”,称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为“爱薛回回”,称信仰东正教的阿速人为“绿眼回回”。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画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告诉他,“艺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画事,适值高克恭至,观其画转而告诉姚曰:“是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转引自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参见[元]邓文原:《行状》。

第2篇

快速的城市化,使城市的人口数量与构成、城市建设、行政区划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冲击着原本就和谐与问题相伴的城市民族关系,使城市民族关系变得更加的复杂、敏感,与城市化进程联系紧密的民族关系新问题不断涌现。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立足与融入城市生活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少数民族在交往紧密的同时,民族间的差异性、竞争性与矛盾有所增强,突出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就业、子女上学、医疗保障、居住条件等问题。1.就业与培训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外出工作是出于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在昆明的谷律地区,由于其距昆明较远,特别是团结镇最为边缘的乐苗村,村内无矿产或特色农业,因此外出打工,摆脱贫困生活成为此类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不二选择。外出务工者多为年轻人,据统计,全村1400人中,长期在外打工的有240人,主要从事建筑业、汽车修理和做小生意。打工地多集中在昆明;全村还有短期工和季节性打工者300多人,其中苗族有10多个人,从事的职业依然是建筑工人。从统计数据来看,除去老人和小孩,1400人中,有近550个年轻劳动力,几乎是全村所有的主力劳动在外打工,可见外出务工对民族流动人口的意义。但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始终是以技术含量低、收入低、工作量大而辛苦的工作为主,且这种工作具有非稳定性、随意性与低层次性的特点。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在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约了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及收入水平,他们是需要提供就业教育培训帮助的弱势群体。据2012年统计数据,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没上过学的约占10%、小学文化水平约占20%、中学文化水平约占60%、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约占40%、大专文化以上约占10%。从现有的职业培训来看,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培训主要是技术含量低的手工技能培训,具有培训时间短、内容简单、见效快的特点,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快速实现非农就业。但是,这些低层次的技能培训无法真正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素质,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实际情况来看,昆明的船房社区曾举办过以“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电脑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妈妈学校”,在报名初期参与者的热情程度很高,但实际全程坚持的人寥寥无几。该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联系了西山区职业技校,针对青少年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三年学费全免,每个月还有500元的生活补助,保证就业,结果发出去4000多份招生传单,只有两个人愿意去技校参加培训。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注重眼前利益,且生计繁重,参加培训和接受教育的时间有限,所以此类活动的效果不显著。2.婚姻与家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很少有人在本地选择配偶结婚。因为工作在异地,且生活在城市,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导致与汉族普遍通婚。在昆明团结镇谷律村,全村30余对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配偶几乎全是外地来的汉族。另外据昆明市民宗委2012年统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家庭出现问题的相关数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情况开始变得普遍,这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是,由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使其在不同的家庭角色与关系中出现了因常年外出而产生的家庭矛盾问题。使本应该有利于民族关系的普遍通婚,与家庭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夫妻两地分居、家庭矛盾、夫妻感情平淡等问题不断出现,破坏了家庭的稳定。3.创业与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创业相对较少,最简单的创业形式就是常见的流动摊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为普遍缺乏资金来源以及担保人脉,因而限制了其创业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自身的管理能力差,以及缺乏创业技能,也是导致其创业难的因素。

少数起步较早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从创业步入到了发展期,他们需求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大。例如回族作为具有丰富的经商意识和抱团取暖思想的民族,进入城市后的发展步伐以及在某一领域的掌控能力强于其他少数民族,昆明的牛羊屠宰市场、粮油加工市场、废旧物品收购市场、二手车市场基本都由回族掌握,他们需要的支持与发展就会体现在经营地点的选择与扩大、内部员工的管理等方面。4.交往与融入城市少数民族,由于其选择的职业工作时间长且负荷重,下班后几乎没有过多空闲的时间,简单枯燥的业余生活使大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缺乏与外界沟通。(见表3)以上数据,说明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外界的交往不多,缺乏获得外界信息的能力。由于城中村拆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规模聚居的城市居住模式己被打破,其安全感变低,且主要居住在未改造的城中村、老旧小区、城郊结合地区。迫于收入,他们只能租住在环境相对较差、租金相对低廉的破旧小区,如位于昆明市北部二环一带的工厂家属区、佳园小区等。据统计,像佳园小区一类的社区,下岗工人在工厂资产的处置上和收入上一直有不满意的情绪,自身享受的公共服务资源又受到外来者的分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不安全感、无归属感和缺乏认同感的情绪也存在,二者的矛盾或者情绪有同性,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困境,同时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潜在因素。

(二)城市建设超前性与少数民族失地人群的利益冲突问题城市的规划往往仅从城市自身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却常常忽略的是人的利益与发展空间。因此,个人的发展在城市发展面前往往是弱势的、是妥协与牺牲的。2010年昆明市区待改造的城中村多达233个,为城市建设而暂时妥协的民族流动人口,他们的城市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城市行政区划的改变也造成了“二元户籍”与失地农民问题的尴尬局面,同时城市世居民族对撤乡建镇所引发的强烈反弹对快速城市化建设时期的昆明城市民族关系提出挑战。1.“二元”户籍制度城市化进程中以城中村问题为背景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与“二元”户籍制度问题以及因城中村拆迁给城市民族关系造成矛盾的趋势不断增加。城中村的出现是由于昆明快速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政府仅给每户农民保留一定量的住宅用地,少数民族农民失去土地后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但其户籍、土地权属、经济组织形式和管理特征等仍然保留原有农村形态。少数民族失地农民一方面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在昆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沦为看客。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农民只能通过“种地”来维持生存,违法建私房屡禁不止。昆明呈贡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作为现代新昆明建设的突破口、主战场,出现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而呈贡新区拥有世居少数民族近1.4万人,占全区人口的7%。这里的世居少数民族在沦为失地农民后,出现了失业与再就业、二元户籍与生活保障之间的矛盾等等。可以说城市化使世居少数民族农民由农业生产者变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因失地外出打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成为二元户籍制度下的“黑户”,生活保障无从谈起。2.“撤乡建镇”“撤乡建镇”而引起的民族关系矛盾是伴随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一大事件。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谷律乡与团结乡的撤并。在这场撤并过程中,争论围绕着保留民族乡与直接撤乡建镇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世居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保留民族乡有利于向上级政府争取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扶持;党委政府则认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之所以仍然保留农业人口身份,就是因为城市化滞后造成的,撤乡建镇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结果党委政府的主张占了上风,团结镇于2005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团结镇的彝族群众认为建镇是强行推行的结果,弊大于利。白族群众则担心撤乡建镇后谁来扶持团结镇的少数民族。而苗族群众则认为撤并是好事,为国家节约开支。上述意见,无疑给撤并后团结镇的民族关系带来了考验。撤乡建镇后的团结镇,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原来的两个行政单位合为一个,这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以谷律地区与团结地区的合并为例,由于谷律地区的苗族没有矿砂资源,因此苗族被团结地区的彝族和白族排除在石英砂产业之外,苗族在该地区的民族交往中受到了显性或隐性的歧视。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管身处城市的中心区域,但实际是被城市生活边缘化的。由于就业层次低,且就业咨询多以“亲代亲,老乡带老乡”的模式,决定了其生活半径的有限性和单一性。民族交往尚未扩展到城市生活的大范围。长此以往会出现“微型民族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分“扎堆抱团”,加大了昆明城市民族问题突发事件的爆发机率。世居少数民族在面对身份转变时,出现情绪的波动。由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失地农民,由受政策照顾的民族地区群众转变为撤乡建镇后的普通地区群众等等一系列转变,使民族群众在心理上无法迅速接受。谁来照顾扶持撤乡建镇后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谁来管?诸多疑问深入世居少数民族的内心,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不适。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对新环境,求生存、谋发展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都很重,面对城乡差别往往心理失衡,遇事容易浮躁。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他们在享受农村医保和城市医保上出现尴尬局面,其子女求学考试方面的阻碍重重,诸因素易造成他们心理上较大的波动与不满。

(三)城市化水平不均衡与少数民族收入差距问题经济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制约了个体发展的水平与层次,直接体现在收入的差距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整个昆明的城市化水平不协调。其中昆明最发达的五华区2010年的生产总值是540.8亿元,最不发达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10年生产总值仅为32.62亿元,两者相差近17倍,而其中两者的第二产业更惊人的相差近38倍,城市化率相差近12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昆明城市少数民族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较昆明市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据2012年统计数据,昆明市年人均收入1.89万元,发展水平较高的盘龙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3万元;发展水平较低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45万元。两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0.58万元。另外从年收入水平统计区间来看,昆明城市少数民族年收入在1.8万以下的占41.8%;年收入在1.8万~2.4万之间的占34.8%;年收入在2.7万元的是以在昆明时间长且已经有一定事业的个体经营者为主。以上的数据说明了无论是世居少数民族的年收入,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年收入,较昆明市的平均水平都有差距,那么较昆明最发达的地区,则差距更加明显。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性不仅反映在民族地区与一般中心城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民族地区内部。在合并后的团结镇各村镇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清晰可见。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团结镇发展水平最高的龙潭村,年农业生产总值2329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24074万元;团结镇发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年农业生产总值仅为586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仅为350万元。发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委会和水平最高的龙潭村委会之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1倍多,农业生产总值相差近4倍,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相差68倍。如此巨大的差距是昆明城市民族关系的问题和隐患。

(四)民族问题城市化与突发事件问题目前,国内出现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80%以上发生在城市,民族问题城市化的特点日趋突出。昆明市近几年所发生的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治安的大小事件,80%涉及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其中属于管理不当而引发事端的占20%,属于不服管理而引发事端的占47%,属于利益纠纷引发事端的占15%,属于社会治安及刑事犯罪的占8%,属于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引发事端的占7%,因新闻和文艺作品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事端的占3%。这些问题由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而且相互交织,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直接与间接影响并存。

二、和谐城市民族关系构建的现实策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可见,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的现实策略是解决城市民族问题和调处城市民族关系的途径。它既有自身的目标价值取向,又具有多位一体和不同层次的体系结构,是调控方式的综合运用。它是动态发展的,但又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在矛盾不断地变化发展中得到完善,使其适应民族关系调控过程的需要。民族关系调控体系建设的成败直接反映了政党的执政水平和科学的社会治理能力。

(一)不断提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水平在就业与发展方面,对于已经落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重点是积极引导他们就业,畅通就业渠道,建立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指导,鼓励和支持相关单位、学校、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举办单独面向他们的培训班,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求职能力,城市公益性岗位和国有企业,尽可能的划定比列、单设岗位、放宽条件招收他们。对于已经站稳并寻求发展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获得相关发展政策的支持、赢得尊重和融入社会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对招收一定比列的少数民族员工的企业按现行的优惠政策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优惠。在婚姻家庭与交往融入方面,昆明市目前已经建立“少数民族婚姻服务所”,开展婚姻关系维护、家庭沟通技巧、家庭教育理念培育等利于家庭建设的培训。同时,引导外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积极主动参与所居住社区各项工作和活动,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和社区意识,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城市社区的发展相协调。同时充分利用社区各项资源,通过提供培训、教育、保障等项目的服务,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知识和法律意识,为保障其合法权益,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和帮助。

(二)不断提高对城市少数民族失地人群的保障与再就业平台建设着力解决城市民族失地人群、撤乡建镇地区城市世居少数民族的持续发展问题。城市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问题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必须站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角度从长远利益出发,进行系统规划和统筹兼顾,解决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的生活和生存问题。要将其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建立少数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制度,继续对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完善各项补贴政策,将生活困难且没有就业的少数民族失地人群和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要按照各级财政每年拨付一部分,街道、社区两级从征地补偿费、民族地区的各项扶持经费中拿出专项资金予以补助的方式,安排专项少数民族失地人群就业经费,加强其就业培训,建立创业基金,提高其就业率和创业率。要搭建发展平台,帮助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利用自身资源投资或发展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世居少数民族的持续发展问题。

(三)不断提高对城市少数民族弱势群体扶持政策的针对性针对昆明城市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首要任务是制定适应城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最好是“一村一策”,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政策扶持细则,动用更多的财政资金解决生产生活、教育、收入、就业的差距和不平衡问题。

第3篇

关键词:民族社会工作;民族地区;经济问题

一、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特点及相关问题的影响

我国的社会工作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较快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在发展工作对象方面有如下特点:第一,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第二,民族地区社区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沟通和服务能力不足。多民族地区有相当一部分社区社会工作者存在以下问题:缺乏对不同民族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价值和文化的了解;对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缺乏从服务对象所属民族(族群)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缺乏跨文化的沟通、交流、合作的能力。解决民族社会工作者的能力问题,是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任务,这是关系多民族社会工作成败的关键之一。

1.文化的敏感对多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影响

社会工作强调服务对象的生活处境,其中包括后者的文化因素。文化的敏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宏观上来说,文化敏感是在开展跨民族社会工作时,社会工作者要切实懂得服务对象的文化模式及其含义,能够理解和尊重服务对象的基于其民族文化或价值观的切实需要,并用其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去处理问题。从微观上来说,文化的敏感就是要在具体服务的过程中,在与服务对象的互动中,要时时理解服务对象的行为举止的含义,以做到社会工作中的相互配合。民族社会工作者有了文化的敏感性,社会工作才会取得成功。

2.族群的优势对民族社会工作的帮助

民族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不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的情况可能会经常发生,这是由他们不同的身份、经济和社会地位、生活经验、知识背景等因素决定的。在我国的社区社会工作中,工作人员要了解区情、民情,深入到服务群众之中,这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价值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语言沟通又存在障碍,弥合相互理解上的差异需要花更多的功夫。由同一族群的社会工作人员对属于本族群的服务对象开展专业服务更具有优势。由本民族成员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之间出现理解差异的可能性和程度应该小得多,这种差异要比民族间差异要小一些,更容易跨越一些。因为作为同一民族,其成员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生活方式的相似性、价值观念的共同性,他们之间有更多的族群认同。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会发育程度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

社会发育程度代表着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的发育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逐渐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允许和鼓励自发市场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市场经济发展基础和传统的沿海地区,很快适应了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并执中国经济发展之牛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众,不能适应新体制发展的要求,也不能按市场规律组织经济活动,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还没有达到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而东部地区已经积累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即社会发育程度已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2.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西南、西北地区,特殊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大部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而且由于长期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相当尖锐。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仍以一定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为基础。民族地区基本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化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

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政策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有些是逆市场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主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很少考虑环境效益。同时西部大部分地区群众的生活还处于温饱阶段,有些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西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的淘金、采挖中草药等行为就说明这种微观主体利益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矛盾。

3.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在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为此在不破坏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应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资源所在地各民族的利益。在过去40多年的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采取的国家主导型的资源开发模式,主要考虑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很少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他们只能享受资源开发带来的外在利益,而不能参与其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今后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过程中,在劳动就业、利益分配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农业不仅是其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是其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因此,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还基本停留在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过渡的时期,也有部分地区是由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同时还存在着少量的现代农业。因此,自然经济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与此相联系的是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农产品的商品率也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没有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没有基础的。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的地区,社会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为此,要保障民族地区长期稳定发展就要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5.小生产与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

大部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滞后,尤其是广大农牧区具有明显的自然经济的特点,还处于小生产的发展阶段。因而就出现了小生产和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依靠这些小生产自身的力量与大市场衔接,难度相当大。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已经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尤其是家电生产领域居于有利地位,他们具有明显的规模和技术优势。西部地区企业进入这些领域与其竞争,并取得部分市场份额,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差距。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形成了买方市场,绝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企业找不到新的市场亮点,一些商品投入市场就很快过剩。在这种市场格局下,进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区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

6.教育、人才结构与社会需求的矛盾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教育结构直接决定了人才分布的状况,在民族地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相对集中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而在各级经济领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则为数过少。这种人才结构和分布,对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与西部开发中对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民族地区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的流失问题严重,从民族地区到发达地区读书的大学生也成为人才流失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将影响到民族地区长远的发展。

三、做好民族社会工作,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1.进一步重视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少数民族群体走出生存困境的期望和要求,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问题解决的主体性再确认,要求我们积极发展民族社会工作。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需要社会工作的参与,少数民族群体生计问题、生活问题的解决和发展能力的增强,也需要社会工作的支持和协助。前文初步指出了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说明了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视角,最后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性特征。所谓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性是指在民族地区、面对民族群体的社会工作,始终要把发展的理念融入其中。要树立民族群体的主体性意识,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服务中张扬他们的主体性,要注意发展服务对象的内在能力,以更好地应对挑战、走向发展。

2.树立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缩小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文化差异

在民族地区民族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不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的情况可能会经常发生,这是由他们不同的身份、经济和社会地位、生活经验、知识背景等因素决定的。动态差异理论指出了不同背景、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相互理解上的困难,以及由此给社会工作带来的可能偏误,警示社会工作者要了解这种差异的客观性,并设法缩小民族间相互理解的差距。文化取向或注重文化脉络的社会工作力图通过文化敏感性训练、实景实习等方法解决动态差异带来的问题。在我国的社区社会工作中,工作人员要了解区情、民情,深入到服务群众之中,这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当然,在民族关系不甚和谐的情况下,这种缩小理解差异的方法就可能受到某些挑战。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价值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语言沟通又存在障碍,弥合相互理解上的差异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3.加强民族社会工作队伍建设,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一支专业队伍。培养一大批训练有素、熟悉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将是解决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民生问题、促进其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民族社会工作仍然是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和学科。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和发展,各种与少数民族人士、群体、社区相关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需要民族社会工作有一个较快发展。在解决上述问题,改善民生,促进民族进步和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我国的民族社会工作也会得到较快发展。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有多种路径,其中一个重要的是对现有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转化。专业化就是使他们较快地具备社会工作的价值,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这些人员有面对基层民众开展工作的基础,现在需要改变他们中某些人的的行政惯性,变管理理念为服务理念,增加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在民族地区还要增强他们真正服务少数民族的能力。用民族专业要求去发展社会工作,有利于培养一批能与少数民族的服务对象良好沟通、相互理解、有效服务的专业人才,能更有效地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总体来说也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当一个地区或社区有相当数量少数民族成员、而且这些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时,用族群优势的观点培养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工作人员就是必要的。很明显,在族群优势视角指导下,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由不同民族( 族群) 成员组成的,他们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多民族、跨民族复杂问题的解决。

总之,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对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展作用是强大的,我国应该大力扶植和发展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培养,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佩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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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农村

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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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思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与文化的视角[J].民族

研究,2012,(4).

[4]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6.

第4篇

1民族文化的社会作用

在民族文化与文化关系基础上,民族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民族发展的关键,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提高民族素质和构建民族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都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主要作用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目标,是教育发展主题之一,教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象征,是人类发展和壮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教育在整个文化发展中不仅对文化传递和文化构成起着主体作用,还是促使人类将物质财富转化为精神财富的关键,因此在文化教育中培养和造就学生与文化发展相关的创造力,进而促进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同时通过民族理论文化教育使青年不断提高民族意识,增添其民族自豪感,对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第二,加强民族文化教育为各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加注重培养人们道德、智慧和文艺修养等方面的教育,在对这些综合素质进行培养的同时还要保护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整理和研究,推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理论教育还是开启青年学生心智的重要手段,加强民族文化理论教学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爱国精神、人文素养、民族精神等,民族文化理论教育正符合学生的心理成长需求,它可以将学生代入民族文化发展艺术空间中,以此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奠定基础.第三,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关键动力,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就需要不断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发展民族文化是要建立在和谐民族社会关系基础上,只有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才能使政治环境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不同文化,诸如艺术、歌舞、医药、饮食、信仰等,这些民族传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很多民族经济的发展大多是依靠这些传统历史文化,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是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

2民族理论教学中民族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

2.1民族文化意识薄弱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发展趋势,这极大的开阔了学生眼界,拉近了学生与全球文明的距离,为提高学生世界认知能力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正由多元化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对学生的思想观念存在一定影响,同时由于学生思想意志比较怕薄弱,容易受其他国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学习意识淡化、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退化,青年学生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漠视,将导致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在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缺乏自强自律意识,而青年学生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未来,解决他们存在的这些问题有尤为重要,如果不解决学生这些问题,任之发展最终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存造成利影响,国家民族凝聚力会越来越薄弱,未来我国国民综合素质也会越来越差,这将严重阻碍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2.2少数民族出现断代现象

我国少数民族发展历史久远,但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我国偏远地区,同时少数民族人口较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部分年青一代少数民族居民开始离开原居地,涌入城市,这就使该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少,加之远在异乡的少数民族青年已经开始与其他民族通婚,久而久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无法继承和发扬出去,同时不断的通婚使原留有本少数民族血统的传统少数民族居民越来越少,甚至出现断代现象,断代少数民族文化无法追寻其根源,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开展[2].其次,由于部分少数民族坚持原有固守的文化传统观念,一些陈旧的民族传统阻碍了民族的发展,与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不适应,这种单纯固执的保留原始民族传统文化,使民族文化的发展观念扭曲,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创新、同时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通常这部分民族将自己孤立起来,不能接受本民族以外的文化,使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实际生活环境脱节,出现封闭、传统、落后现象,这将加重该民族文化断代现象.

2.3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中变异

纵观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历史都经历了不断的创新,也是不断地融入新的文化形式的历程,因此民族文化在与现代文化结合中变异是我国民族文化能够不断发展和得以保留的关键,是我国民族文化不断适应历史变迁的重要基础,正常的民族文化变异是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而在民族理论教学中,一些非正常的民族文化变异将会逐渐淡化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特点,一些民族文化盲目结合外来文化,将外来文化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这意味着我国民族文化被一点点吞噬掉,并没有达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过程中,汲取现代文化精华发展民族文化的目的,而是使民族文化变得越来越不完整,使民族文化失去了本民族历史成长痕迹,失去了本民族特色,由此可见这种外来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严重影响了民族理论教育和发展,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存在较大阻力.

3民族理论教学中强化民族文化教育的策略

3.1增强民族文化意识

增强民族文化意识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的关键,只有使年轻学生认同民族发展历史,树立正确民族团结意识和民族精神,才能使民族文化教育深入学生内心.增强民族意识,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将我国有特色、有趣的民族文化发展历程普及给学生,使学生对民族文化有初步了解,同时教师还要从历史方面向学生普及,我国56个民族的由来和发展,以及少数民族为我国统一作出的贡献,使学生具有民族团结意识,使学生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以此增强学生民族文化意识[3].此外,在教育方式上增强学生民族文化意识,需要家庭教育中也要注重对学生加强民族文化启蒙教育,社会要加大媒体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诸多方面的启发,引起学生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视和关注,提高学生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意识.最关键的民族文化教育还是在学校,学校教师要营造民族教育氛围,使学生在民族文化氛围下,加深对民族文化的好感,以此提高学生主动学习民族文化的意识.

3.2尊重多样化文化教育

增强民族文化教育,并不是要单纯的学习和发扬某个少数民族文化,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汲取我国各个民族文化精华,尊重多样化文化教育,以此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发展,这主要是指不仅要体现各个民族的特色,还要将这些民族文化都围绕着中华民族文化进行统一,达到我国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国民族文化教育中尊重多样化文化教育的观念,近年来受到不少外国留学者的追崇,一些国外留学者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化特征选择到我国进修中国民族文化,将56个民族融入到一起,将多元化民族文化统一共同发展正是增强我国民族文化教育的关键.此外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也正说明了我国以人为本,尊重少数民族发展的民主政治,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观[4].

3.3改善民族文化教育环境

改善民族文化教育环境是强化民族文化教育的关键,教育环境主要包括教师队伍、民族文化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等,我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其中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是促进我国整体教育发展的关键,因此应营造教育环境氛围,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民族文化教育环境,提高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在高教育水平教师指导下,提高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审美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5].此外教育部门要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重视对民族文化课程内容的设置和安排,民族文化教育内容要涉及民族发展的历史、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特色等方面,加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全面了解,以此增强学生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只有使学生对民族文化有了正确认识,才能促进学生将我国民族文化知识不断发扬光大,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4结论

综上所述,在民族理论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向学生普及民族文化知识,使学生对民族文化知识有进一步了解和正确认识,以此激发学生对民族文化学习的兴趣,使学生不断的学习和了解民族文化发展历程,培养学生民族精神,以此解决民族理论教学中民族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发扬和继承奠定有利基础,同时也促进学生长远发展.

作者:高云峰 单位:赤峰学院

参考文献:

〔1〕熊锡元,王希恩.民族理论书简———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特色的讨论[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13(04):104-105.

〔2〕张谋.二十年,中国民族理论之路蜿蜒而辉煌———1998年冬季首都民族理论研讨会综述[J].民族团结,2015,10(01):190-191.

〔3〕苏祖勤.近年来民族区域建制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述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3(03):189-190.

第5篇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转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概念与特征、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以及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及路径进行研究,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必要性;路径探析

一、相关概念综述

1.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一直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说法。不同学者对政治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国内外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内涵与外延:

(1)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行为主体的主观心理层面,如态度、价值、信仰、情感等,是一种狭义的政治文化观。阿尔蒙德是政治文化概念研究的鼻祖,他认为政治文化应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内容,强调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罗金斯认为政治文化因国别而异,一国的政治文化应包含信念、价值等内容。可以说,“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

受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界定的影响,国内学者中从一个民族的主观心理层面出发来界定政治文化概念的主要有燕继荣、王浦劬等。燕继荣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内容主要包括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体系的情感、态度等方面。王浦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是人们在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生活的感受、认知等,是政治关系在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反映。

(2)第二种观点则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政治文化,认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等也属于政治文化的内容。美国学者穆迪认为政治文化不应只集中在思想和态度上,应该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关联中探讨政治文化,不能仅把它们看作为一套意见或价值观。亨廷顿认为政治文化的内容除了信仰与价值外还应包括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等的其他取向。

我国的很多学者也从广义角度界定了政治文化。如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活动的主观认知,包括一系列的内容,如民族政治意识、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气质等等。孙正甲认为政治文化是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具体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行为这几个层面,每一层面又都含有丰富的内容。

总之,学者们对于政治文化的概念还存在许多争议,但综合国内外学者观点,我们可以从较为中性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做出理解: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主体相一致,有团体性的和个体性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与一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等是政治文化的对象;政治文化的内容则可包括政治认知、情感、态度、理想等等方面。

2.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特征

除去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特征,每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是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历史与现状密切相关。现将学者们的主流观点归纳如下:

(1)传统性: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各领域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相对封闭,社会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对民众的政治行为仍具有较大影响力,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为:“人们习惯于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方式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具有浓厚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政治信任和政治宽容不足,容易结成各种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自主参与意识不强,疏远和逃避政治,易产生过激的政治行为等。”

(2)宗教性:众所周知,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群众性现象。有资料表明,在我国的55 个少数民族中,有50%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甚至有的民族全民都有宗教信仰,如藏族、回族等,使得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宗教烙印。王宗礼认为:“要了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不了解西部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则难见其真。宗教至今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大影响,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

(3)地域性: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地区分布差异密切相关。杜军林认为“: 少数民族地区大都交通闭塞、信息封闭、思想保守和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与发达地区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性特点,使得不同民族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且政治文化在传播、维持和延续的方式和途径上,也不相同。

也有学者在以上几种主要特性基础上做了阐发,比如,丁志刚、韩作珍认为少数民主政治文化还具有回避政治、远离政治的疏离性特征;王肃元则认为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迎合与服从主导型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刘海霞则认为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具有逐渐向自主、开放的现代政治文化形态转变的变迁性特征等等。

二、研究内容综述

1.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

(1)目前学术界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民族地区是整个国家系统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可带来多方面的益处,比如:减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生活质量,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2)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是保证民族地区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谭卫国、邓薇等学者从此出发,提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可以为民族地区各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政治稳定基础,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工程。

(3)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李乐为、邓薇等学者则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存在着特殊性和复杂性出发,指出:“政治文化的建设客观上有助于解决民族地区目前普遍存在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现实难题。”

此外,还有学者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民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和法制建设的角度,对加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2.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现状

有很多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目前的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述,在这些观点中,学者杜军林的剖析最为系统、最具有代表性,他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1)政治认同角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政治认同如宗教认同、家族认同等在少数民族地区正慢慢消解,而现代政治认同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正在逐渐加强,少数民族公民的现代政治认同趋于成熟。

(2)政治态度角度: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及生产方式等影响,政治态度有明显的多层次性。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对政府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政府的认同度也由弱变强。

(3)政治人格角度:随着社会的转型,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政治组织化程度明显增强,政治人格多重交织、相互影响,既有传统政治人格,也有现代政治人格。

(4)政治价值观角度: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法制观念有所增强,自觉追求政治上的民主、平等,依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公民逐渐形成了“依法治国”、“科教兴国”等基本政治共识。

3.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者们首先普遍从政治心理的角度指出了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指出民族地区的民众存在政治心理欠成熟, 政治情感易偏执的现象, 无法产生有效的政治参与, 带来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制约了政治文化的建设。

(2)也有学者以政治意识为视角研究该问题。如邓薇、谭卫国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等级观念和人治意识顽固,政治意识形态无法带来有效的权威,不重视民主与法治的建设。这些因素给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

(3)众所周知,由于地理环境封闭等因素,少数民族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相对滞后,许多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价值观念比较落后,政治思维相对保守,不发达的经济还使得民众的政治兴趣和热情不高;且政策价值取向无法与社会政治变化同步,导致了制度供给缺位和制度创新不足。

(4)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在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学者尹毅、杜军林认为: 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保持着较大的渗透力,传统政治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缺乏政治参与意识。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自然地理因素所导致的政治信息渠道失衡、宗教习俗的影响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的冲击等方面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4.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归纳总结:

(1)学术界普遍认为,坚定地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了民族政治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要改变这一现象,国家应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途径。”

(2)也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要强化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 培养“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要做到这一点,“客观上要求对各族群众进行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把民族角色与公民角色有机地协调起来, 将民族意识从属于国家意识, 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民族团结高于一切的意识, 自觉地把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统一起来。”

(3)大力培养和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把参与政治实践作为传播民主政治文化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众多学者所积极提倡的。民族地区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感知和了解政治是如何运作的, 还能获得所需的政治知识与信息。“在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地开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热情,增强政治使命感,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和本地区本民族的政治生活。”

(4)有学者认为,促使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的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其融合程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程度。因此,有学者认为要努力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先进因素与主流政治文化进行衔接与融合。还应“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促进民族政治文化交流, 在文化交流和冲突中”。

(5)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等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的功能,也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渠道之一。李乐为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政治教育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应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和传播的实效性”;谭卫国认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普及率低、传播技术水平落后的实际状况, 应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大众传媒对传播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意义,并加大资金设备的投入,加快发展和普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传媒, 提高对公民进行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传播的覆盖率,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6)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建设还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转型也有赖于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民族保护主义、经济本位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作逐渐被淡化,因此,加强和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迫在眉睫了。学者们认为要“强化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 培养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有的学者认为要“加大政治知识、政治信息的含量, 加强对公民民主法制的教育”。

学者们还从其他一些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如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促进民主法治建设意识的提高,“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向往和追求, 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 树立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和法制观,养成运用民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习惯”,等等。这些观点也丰富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研究。

三、评述

在各地学者的不断努力下,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专著和论文的出版数量也在逐步增长。在学者们众多的研究中,比较完善的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方法的研究,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的成因等方面的剖析还有所不足。

在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相关理论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目前学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研究总体上还相对薄弱,还未形成专门研究民族政治文化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对这一课题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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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增收;农业;畜牧业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十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增幅加快,农牧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底子薄,所以总体增速依然落后于国民经济增速及全国平均水平,与其它地区的差距依然在扩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其关键在于增加农牧民收入,“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农牧民收入的增加,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尤其是在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增收问题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的收入,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是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是解决内需不足,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西部民族地区乃至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基石。因此,必须努力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的收入,走各民族共同团结发展、共同繁荣之路。

一、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增收不稳固,农牧民增收难度仍然很大

西部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自然环境较恶劣,农业基础条件较差,抗风险力弱,农业“靠天吃饭”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农业方面,西部民族地区干旱频繁,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率低,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造成了农业减产、歉收。另一方面,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不断上涨,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给农民带来的利益被增幅更猛的农业生产成本所抵消,影响了农民的既得利益,农民增收受到了影响。畜牧业方面,西部民族地区畜牧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主要依靠天然放牧,不少地区仍未摆脱靠天养畜的状态,畜牧业发展速度低而不稳,生产水平较低。而且近年来由于超载过牧、开垦农田以及人们对草原缺乏深刻的认识,只利用不保护,致使草场退化、沙化、荒漠化十分严重,草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进而影响牧业的良好发展和牧民的增收。

(二)农牧民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观念比较落后

农牧民知识水平有限。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文化教育条件差,农牧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掌握并应用现代科技的能力普遍较差,这不仅不能适应现代农牧业的要求,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牧民向二、三产业的转移。知识的匮乏加上西部民族地区长期普遍贫困,在边远贫困地区的农牧民的视野范围内缺乏发财致富的示范力量,致使部分农牧民仍坚持保守小农意识,“故土难离”“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认为走老路保险,这些严重影响了农牧民的增收。

(三)地方特色经济发展缓慢

特色经济是一种差别经济,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区域优势资源为依托,依靠科学技术和资源的差异性,形成具有规模化、异质化的特色产业和独特产品。西部民族地区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有的地区原有的优势产业确没有优起来,新兴的产业没有兴起来,特色资源优势没有形成产业优势,更没有形成龙头产业和特色产业群,品牌知名度还不够高。就如青海互助的青稞酒,小西牛乳业,虽然在省内有了发展并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市场中却没一席之地。

(四)政府财政支农力度不够,信贷投入不足

西部民族地区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当地政府财政比较匮乏,仅仅依靠中央财政补贴是不能解决农牧民增收慢这一问题。此外,当前农村资金的供求矛盾比较突出,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民间金融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使农牧民的贷款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目前,西部农业投资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企业资金不足,个人拥有的资金也十分缺乏,农业信贷资金所占比重较小。资金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西部生态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那么,资金供给不足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二、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增收措施

(一)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的投入,增加农业收入

农业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效益,进而影响农牧民增收。西部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经济等原因,致使农业基础设施更为落后,因此更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力度和进度,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水利工程、排灌工程、棚圈、青贮窖、储草棚等的建设,以应对干旱、洪涝、雪灾等对农业的影响。如在青海农业区就迫切需要加大农业灌溉工程的建设,以应对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此外还应当强化科技支撑,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农业进程,切实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努力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农业重大技术攻关和科研成果转化,提高农牧民科技应用能力。地方政府应组织科技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生产一线,示范推广优良品种和配套技术,重视和发挥示范户的带头作用,夯实农牧民增收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提高农牧民自身素质,倡导和鼓励农牧民自主谋业、创业

要增收关键还是要靠农牧民自身,西部民族地区的农牧民科学文化素质总体来说比较低,有些偏僻地方文盲率还比较高。因此,想要富口袋就必须先要富脑袋。

首先,要大力进行科学文化教育,比如在农闲时节在各村开办扫盲班,对村里不识字的人员进行基本的文化教育。此外要真正办好义务教育,使处于义务教育年龄阶段的孩子都能进入学校学习,让农村的未来不输在文化的起跑线上。其次,要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使农牧民拥有一技之长。当然,这种对农牧民的培训还应更纵深、更普及,并且建立起培训的长效机制,坚持此项工作的长期开展。

(三)发展特色经济,打造地方品牌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森林面积占全国的39.3%,草场面积286亿公顷,占全国的89.6%,各类矿产资源丰富,其中煤炭约占60%左右,石油、天然气储量可观,金属矿产种类繁多,储量巨大。同时民族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别具一格,具特色性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特点。因此有着发展特色经济的有利条件。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坚持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建设和发展农业特色基地。同时在农牧产品生产和加工方面要进行规范化生产,特别是在优质名牌上下功夫,靠市场的推动力量做强做大特色农业,形成特色鲜明、独具优势的支柱产业,打造地方品牌。如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适宜果树、蔬菜、花卉的生长发育,较强的价格优势,有利于国内外市场的开拓;畜牧产品也是西北的资源优势,近年来西部奶业迅速崛起,并创下了“伊利、蒙牛”等全国著名品牌。

西部民族地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有着丰富的民族特色的人文景观和恢宏、壮丽的自然景观,又有浓郁的宗教色彩,神秘的民间文化,别致的建筑式样,瑰丽的歌舞艺术和古朴的风土人情,这些多元的旅游要素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使西部民族地区有了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如青海具有独特的高原生态风光资源、少数民族风情资源等,当地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发展旅游业。在青海可以发草展草原风情游、少数民族农家乐、三江源生态游、新玉树风情游,广泛吸引国内外各个层次的游人,使旅游业成为青海的特色经济、支柱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积极完善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等多种服务体系

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建立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机制,完善农产品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格制度。各地区要按规定落实好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对中央已经提前拨付的各项补贴资金,要及时足额落实到位、兑现到户。除了增加对农业的各项补贴支持外,要推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优化农牧民增收的外部环境。

各类金融机构也要加大金融信贷支持。鼓励、支持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发展,把发展小额贷款作为信用社的业务重点,采取措施逐步扩大无抵押贷款,鼓励政府、企业和社会资金合作社建立针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多种担保组织和基金。建立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农业保障制度,分担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切实解决贷款难问题。另外应加强服务保障,加快建立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西部民族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提供专业化、优质化、系列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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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教育、传承、凝聚的社会功能,是少数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力量。但是这些功能被利益的驱使,逐渐转向由经济价值、商业价值来衡量。可以看到,今天的“花儿”已并非死守“莲花山”“老爷山”,她们也潇洒地来到了兰州市的滨河马路、东方红广场,以及省会的舞台、北京的媒体上[4]。花儿的专业歌手也纷纷登台表演,“花儿”乐曲也被广大的音乐爱好者改编成电子音乐、摇滚乐等传唱在大街小巷。但是此时的花儿,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底蕴,换来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文化”。

二、甘肃少数民族文化流失的原因分析

1.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的变化使甘肃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不能满足甘肃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需求,或者说,甘肃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变化后的生活方式不适应。在这样的一种作用下,甘肃的少数民族人民就会选择抛弃和现有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的文化,接收或汲取适应现在生活方式的文化。在部分甘肃的少数民族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会出现偏离甚至消亡。

2.经济利益的驱使。从2008年到2013年,甘肃在全国的省市自治区中的地区生产总值一直处于后5名的位置,整个甘肃的经济落后使甘肃少数民族的经济状况处在堪忧的情况。2010年全省民族自治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5.9%,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3.9%,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74%。要想促进经济发展,就不得不以放弃一些本民族的文化。道路建设、农田改建,势必会拆掉一些古老破旧的村落宅子。拆掉它们,不仅能加速乡村现代化建设,还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让村民看到收益效果,改变经济落后的状态。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大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学习一些汉语、英语和现代的技术,以便能够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立足(见表3)。

3.外来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必然造成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影响的加速。在文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仅占全国总人口的8.49%,各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就可想而知,甘肃虽然是一个民族大省,也逃不过这个大趋势。人口占据少数的现实就必然预示着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不可能享有主流地位,这个问题对于甘肃的少数民族文化亦然。在现代文化处于强势的背景下,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的免疫力微乎其微,很容易向文化一元化的方向变迁。

4.保存、整理的困难。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民间的自然继承,还需要相应的文字记录。从大约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甘肃就留下了人类民族文化活动的踪影,在夏、商、周时期,甘肃的境内就有了西戎、氐、羌族人活动。这些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的生活,出现的文字作品就少,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了解,大都是根据当时汉族人的记录得知。但是留下的文字记录少之又少,被保存下来的更是寥寥无几,许多民间艺术也只是靠代代相传所保留。解放后,国家和当地政府提高了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视,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由于甘肃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导致了记录、整理、保存、传承所必须配备的设施和专业人员的匮乏,可供查阅的资料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甘肃少数民族分布广而散,占据了甘肃大量的土地与其他资源,高原、山地、沟壑居多,穿插着部分沙漠、戈壁、草原,海拔最高可高达5000米以上,最低也在1000米左右。地势偏远、交通闭塞、气候恶劣,调查研究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与精力。语言不通需要昂贵的翻译费用,遥远的路途颠簸和艰苦的居住环境都增加了深入研究的难度,致使现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研究方法单一,研究程度较浅等问题。

5.政策实施的不彻底。国家对于甘肃省的少数民族建设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一些优惠政策落实还不到位。比如,在资金补贴上,由于耗费资源巨大,对民族自治地区的资源支持力度不够;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配套资金没有完全免除;对民族企业的资金优惠政策不到位,企业贷款的利息补贴种类不全面,优惠企业范围也偏窄。由于资金的匮乏,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为了显示业绩,往往会对大地方、收益快的少数民族地区提供更多的资源,而小地方、收益少的少数民族地区资源支持明显处于劣势。

三、甘肃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对策措施

1.以民族语言传承为核心内容。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是人类思想的直观表现。少数民族语言更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的使用关系着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也决定着他们参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程度。它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承载着民族发展的未来。民族语言能否传承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延续[5],因此,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极其重要。保护这些语言的重点在于将该民族语言的语法、词汇、句法以及一些民间文学形式完整记录下来,并增加使用人数和使用范围,这一过程需要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的结合,鼓励更多人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使语言这个民族精神的基因能够传承下去。

2.以学校教育的培养为根本途径。从本质上看,文化传承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青少年和儿童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是民族文化基因的承载体,承担着民族文化血脉继承的责任。然而,目前甘肃的少数民族学校对于青少年的本民族教育情况令人担忧,双语教学政策没有得到广泛实施,双语类教师极缺,结构不合理;民族学校信息化设备奇缺;双语教材内容设置陈旧,错漏较多。民族大学调查的数据证明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基本接受的是普通话教学。面对这种现实,在今后的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推行双语教育,更多的是推行双文化教育。双文化教育就是在初级文化教育的课程中,不仅包含汉文化教育,还涉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比如民族语言、民族工艺、民族历史、民族音乐、民族体育等课程。可以设立民族文化陈列室,条件不足的乡村学校可在学校走廊厅堂陈列少数民族的服饰、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民族手工艺制品等;利用校园广播播放一些民族歌曲。

3.以保护为有效手段。对于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离不开宗教这一途径。甘肃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据甘肃省少数民族青年现状调查,309名青年父母信仰藏传佛教的占65.1%,本人信仰藏传佛教的占74.7%。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占全省信教群众的58%。现有的大部分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与传播都是通过宗教实现的。因此尊重和保护甘肃少数民族群众的就显得至关重要。

4.以法律法规的健全为重要保障。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国家及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国家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知识产权法《文物保护法》(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中做出了相关规定,甘肃省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但这些对于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还远远不够,还显得笼统,在立法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只有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给执法者提供明确的法律支持和实际的可操作性,才能使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落到实处。

第8篇

关键词: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文化传承

一、四平市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现状

叶赫满族镇位于吉林省四平市,是满族聚居区之一。叶赫镇距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逐渐成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地。

(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满族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叶赫镇始终保留着满族生活习俗。餐桌上经常出现满族碗,住宿上还习惯于土磕楞热炕,旗装、满绣等文化遗产众多,传统的萨满宗教也延续至今。此外,叶赫镇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随着叶赫镇众多古代遗址文物被挖掘珍藏,遗址游逐渐成为旅游热门项目。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叶赫地区共有242处历史遗迹,距今约为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最先在此被挖掘。

(二)优美的人文旅游景观

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度假区是当前叶赫满族镇两大主要景区。叶赫那拉城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三面环水,一面临山,主要景点有叶赫驿站、议事堂、公主楼、皇后馆、慈禧太后展厅、努尔哈赤展馆、城隍庙、祭神殿、观音堂、三圣殿、南城楼、五角亭等。转山湖风景区作为娱乐度假区,夏季是天然滑草场,冬季则成为冰雪天堂,将古城与山水相结合,浑然一体。

(三)合理的旅游区域规划

从2009年举办第一届“中国•叶赫满族民俗旅游节”开始,四平市加大了对民族文化活动的重视。2009年编写的《叶赫满族镇旅游发展规划》指出,要将叶赫镇打造成“一带、一核、二区、十二景”格局,即,叶赫河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作为一个旅游带,满族风情小镇作为“一核”,叶赫那拉湖生态休闲度假区、现代农业观光区作为“二区”,内设叶赫“十二景”,将叶赫镇旅游区进行区域整合,形成较为完整的旅游景区。

二、四平市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满族文化特点模糊,对满族文化的认知度较低

少数民族文化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民族文化具有异质性。各民族都有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但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经常出现将“本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概念混淆的情况,认为只要具有少数民族特征的文化就是本民族的文化,使得各民族文化特点模糊。例如在满族文化区内所见到的挂饰,在其他民族文化区内也比比皆是,有些商贩甚至将带有其他民族文字的挂饰说成是满族饰品,过于迫切地将民族文化纪念品商业化,追求经济利益,使得满族文化步步式微。此外,叶赫镇旅游景区中多数景点都是基于经济效益而建,满族文化特征体现并不明显,没有专门介绍叶赫满族文化的场所,使得游客对叶赫镇旅游主题模糊,对满族文化更是知之甚少。例如,叶赫镇曾举办过多次民族文化活动,但是活动多以舞台性和商业性为主,过于追求商业价值,而叶赫满族自身的特色文化没有体现出来。

(二)缺少线路规划,产品整合度较低

当前许多民族地区打着“民族文化旅游”的旗号进行“观光旅游”和“遗址旅游”活动,虽然投入少、效益大,但是这种方式忽略了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使得后续产品开发薄弱,游客不能体会到当地的民族文脉,丧失了民族文化旅游的最初意图。叶赫镇景点多以观光旅游为主要形式,旅游景点空间跨度较大,没有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产品。由于缺少完整的线路,多数游客在叶赫镇停留时间有限,且景区内具有一定规模的酒店十分稀少,只有当地村民的民宿,而且卫生条件较差,无安全保障,多数游客都选择返回四平市内住宿,极不方便。旅游产品整合薄弱导致酒店业等其他相关产业无法享受到旅游带来的乘数效应,盈利能力较低。

(三)旅游纪念品开发层次低,管理松散

满族文化源远流长,特色工艺品居多。诸如,萨满文化中的嬷嬷神等神偶,体现了浓郁的满族宗教文化;满族剪纸作为传统满族文化,具有很好的纪念意义;萨满轧染等世代相传的传统满族绣艺,体现了满族人民的智慧;龙江陶瓷储物罐等传统器具物件,充分展示了满族历史,体现了满族文化。如此多的文化产品却无法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旅游纪念品开发层次较低,质量较差,使得景区内纪念品辨识度较低,未能将传统工艺延续传承下来,极大地削弱了顾客对纪念品的购买欲。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产品应该强调文化的传承性,并通过多种文化活动实现对民族文化的真实再现。只有将民族地区旅游真正上升到民族文化旅游,才能增强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形成系统的旅游文化品牌。

(四)地区知名度不高,缺乏针对性宣传

叶赫镇作为三代皇后的故乡,文化历史十分悠久。然而,叶赫镇的知名度却远远低于其他满族文化地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宣传。叶赫镇位于重要交通枢纽四平市,但是在四平市的各大重要枢纽地却几乎没有宣传叶赫满族镇的广告牌,导致多数游客对于叶赫镇这一个充满满族文化的小镇缺乏了解,旅游形象十分模糊。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习惯于以网络形式查找景区相关信息,制定旅游攻略。但是由于叶赫镇没有专门的旅游网站,网络上关于叶赫镇的专业旅游信息介绍少之又少,且多数信息长时间没有进行更新。叶赫镇长期以来单纯依靠电视媒体进行宣传,只具有短期时效性,且游客遗忘度较高。由此可见,宣传力度较弱使得叶赫镇知名度不高,成为制约其客源市场的一大重要弊端。

三、四平市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对策

(一)建立博物馆及生态馆,突出民族文化特点

民族地区历史博物馆作为保护民族文化的社会机构,不仅是参观游览的景点,同时也肩负着保护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延续的重要作用。叶赫镇作为吉林省满族聚居区,却没有一个真正具有一定规模的民族博物馆来收藏叶赫满族历史,要想发展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必须建立民族博物馆,将叶赫镇内的古文物系统分类收藏,使游客到访叶赫镇,首先能从博物馆中了解叶赫镇的满族历史文化,不但从理论上加深对满族文化的理解,同时又能以这种方式将叶赫镇的满族文化传承下去。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不仅需要从静态文物了解民族文化,还越来越强调知识性与体验性的有机结合,因此,生态博物馆应运而生。在叶赫镇内建立叶赫镇生态馆,将叶赫镇的传统习俗、民间技艺、萨满文化等传统满族文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展示,增加游客体验项目,可以使游客在参观之余还能体验到“叶赫沙书”、满族刺绣等传统民间技艺的制作过程。此外,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叶赫古城的原始风貌,可以将叶赫古城、驿站、烽火台等遗址按照比例进行沙盘复原,通过现代技术对叶赫满族历史文化进行展示和体验,既能够保护原始遗址不会遭到破坏,又能够使游客真实感受到叶赫镇的满族传统文化和悠久的历史。

(二)推介主题旅游路线,整合相关产业

根据叶赫镇所具备的满族文化资源,可以建立满族历史文化游和满族文化风情游两大精品线路:第一条线路,历史文化游:叶赫那拉城(皇后馆-努尔哈赤展馆-琬香阁-议事堂-观音堂-财神殿-慈禧太后展厅-五角亭)-伽蓝寺-五棵松-东城-叶赫驿站-西城-青铜石器遗址。第二条线路,满族文化风情游:转山湖水库(双龟锁背)-环湖路-叶赫满族一条街。通过推介主题旅游线路,将景区游览与满族文化相融合,提供多种方案满足不同游客的旅游需求,提高线路完整性,使叶赫镇满族文化旅游能尽快融入民族文化旅游市场之中。此外,还可以进行必要的产品整合,将满族文化与现代旅游相结合,将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打造具有满族特色的产品。如在景区内建立满族主题酒店,将满族传统土炕作为酒店的床型,在房间内摆设满族特色工艺品,让游客时刻体验到满族特色;建立满族饮食主题餐厅,将满族碗等传统饮食加以改良,让游客能品尝到地道的满族饮食;充分利用满族文化街,在步行街两侧设置文字牌或利用LED屏幕播放叶赫镇满族风情视频,实现文化街店铺精简化、实用化、主题化,多层次展现满族文化生活,让游客在游览购物之余能够清晰感受满族文化。

(三)提高纪念品开发层次,加强市场管理

旅游纪念品是拉动旅游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加强纪念品制作工艺,提高管理水平,突出纪念品特色,以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求,成为叶赫镇纪念品发展的根本。纪念品在制作时不能仅仅依靠文化特色,还需要提高制作工艺,选用优良的制作材料,采用统一渠道加工销售并进行推广。如在满族人偶纪念品的设计上,服饰要尽可能选择旗装样式,使人偶充分还原其特色,在加工过程中,粘贴缝制人偶时要尽量做到细化,提高质量。此外,旅游经念品在景区内应尽量采用统一品牌进行销售,便于形成品牌效应。再好的旅游纪念品如果没有专业的管理与保护,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也会日益消退,变得愈发商业化。叶赫镇旅游相关管理部门要承担起管理与保护的责任,将不同主题的店铺统一规划在一个购物中心内,建立统一的纪念品销售中心,对景区内纪念品进行统一管理。将满族文化纪念品集中管理,一方面便于保护满族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容易形成统一销售点,降低管理成本,从而提升景区纪念品竞争力。

(四)多角度宣传满族文化旅游,提高地区知名度

叶赫满族镇作为四平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其知名度却远低于其他景区,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旅游宣传模式亟待丰富。具体方式如下:首先,利用传统宣传媒介,印制图片画册、旅游攻略手册、地图,借助报纸杂志等媒介对叶赫镇满族文化旅游形象进行推介,吸引纸媒关注者的兴趣。其次,借助电视媒体进行宣传,制作叶赫镇景区宣传片、叶赫满族生活纪录片,使大众对叶赫镇满族文化旅游形成初步认识,达到软传播效果。再次,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宣传,在微博、旅游网站等软件上提供旅游资讯,实时更新最新动态,建立电子商务网站,实现在线预订酒店、景点门票等,为游客旅游提供便利。最后,借助名人效应进行宣传。可以利用“三朝皇后故乡”这一重要资源进行深度宣传,也可以利用叶赫镇著名的历史事件进行宣传,举行庆典、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游客从人文视角了解叶赫镇的满族文化及历史沉淀。

参考文献:

[1]王洪桥,孟祥君,邱实.基于地方文脉的叶赫旅游品牌构建研究[J].商业经济,2013,(20).

[2]乌日尼乐图.内蒙古民族特色旅游纪念品开发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

[3]傅治平,于苏光,娄瑞雪.生态博物馆:民族生态与文化的活体标本[J].琼州学院学报,2012,(06).

[4]张慧.吉林市乌拉街镇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第9篇

关键词: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0-156-03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现有民族成分49个、世居民族18个。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到2010年底,贵州常住人口3474.6468万人。其中,汉族人口2219.8485万人,占63.89%;各少数民族人口1254.7983万人,占36.11%。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各族儿女在贵州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共生共荣,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民族民间文化。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盲目开发和轻率遗弃,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己处于无人传承和消亡的境况,保护和传承迫在眉睫。本文以贵州为例,探讨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的认识性问题。

一、民族民间文化的界定

民族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纽带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桥梁。民俗学家把社会文化分成两个层次,上层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或称精英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属于中下层文化,又称市井文化、乡村文化。所以,民族民间文化主要是指各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保留的文化。如民众的生产技术和仪式、衣食住行、人生礼俗、文化娱乐、民间信仰、节日文化等。民族民间文化形式多样、五彩纷呈、生动活泼,在民间有旺盛的生命力,并具有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鼓舞人们奋进的功能和效果。

目前,关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内容和范围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我国的文化实践活动中,民族民间文化只是长期以来使用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在内容上,它包括民族民间流传的诗歌、音乐、舞蹈、戏曲、绘画、说唱、谣谚、剪纸、皮影、刺绣、编织、印染、服饰、首饰、雕刻、工具、器具、建筑、标识以及特定的文化区域或场所等。在形态上,既包括大量的有形遗产,又包括丰富多样的口头无形遗产,如口传文学及语言、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能、传统民俗节庆、传统知识、特定的文化场所或空间等。因此,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构成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完整范畴。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其民族民间文化特指保留至今的贵州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根据《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2、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学、戏剧、曲艺、诗歌、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美术等;3、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传统工艺制作技术和技艺;4、集中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和历史发展的民居、服饰、器具、用具等;5、具有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建筑物、设施、标识以及在节日和庆典活动中使用的特定自然场所;6、保存比较完整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区域;7、具有学术、史料、艺术价值的手稿、经卷、典籍、文献、契约、谱牒、碑碣、楹联等;8、具有民族民间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庆典活动、民族体育和民间游艺活动以及具有研究价值的民俗活动;9、民族民间文化的其他表现形式。

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就是要采取措施确保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包括民族民间文化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为此,2002年贵州省教育厅、省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十年来,贵州民族民间文化正逐步走进全省各级各类校园。

二、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国外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北欧国家、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付诸教学实践。如日本的小学教育部就开设有乡土民俗课程,课外还组织学生到民间去采集当地的口头传承与民俗文化实物。日本冲绳的读谷村还有自己的民俗博物馆,其中部分展品就是中小学生自己收集的民俗实物。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广西、内蒙古和云南等少数民族遗产丰富的省区,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贵州省政府实施了一项政策性措施,确保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自2002年以来,以项目资助的方式,先后在23所学校试点,非项目学校也在不同程度上自觉进行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民族地区有431所中小学相继开展了此项工作。目前,贵州在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得到了国家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赵建武的肯定:“贵州省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工作,在全国开展最早,成果最丰硕。”截止2013年12月,贵州省评选了四批民族民间文化教育项目学校,共计84个。

1、三个阶段

自发阶段: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最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4年,榕江县车民小学把民族音乐引进课堂,成立侗族金蝉歌队。

第二阶段:以2002年省教育厅、省民委下发的《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为标志,全省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

第三阶段:以2008年省教育厅、省民委下发的《关于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意见》为标志,全省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工作进入了规范阶段。

自此,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的学校数量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本世纪初期,全省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学校大约有100所,2005年发展到500所左右,2007年增加到1500所左右,2009年达到4000所左右,2011年底已达到5300多所。

2、主要成果

(1)贵州省民委和省教育厅高度重视,积极培养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黎平县与贵州师范大学以及凯里学院联合举办侗族大歌班,分别培养本科生和专科生。从2008――2013年,省教育厅和省民委已连续六年,在贵州民族大学对来自市州县的300多名民族民间文化骨干教师进行集中培训。

(2)定期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项目学校评选,全面深入推动活动的开展。

2007――2011年,全省评选了三批共56所项目学校。2013年4月开始评选第四批民族民间文化教育项目学校。到“十二五”末,全省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项目学校将达到100所。

(3)很多学校的教师勤于钻研,积极编写适合当地情况的校本教材。

安顺市民族中学编写了《话说安顺》、《屯堡文化》,赫章县珠市民族初级中学编写了《乌蒙彝族音乐》、《乌蒙彝族舞蹈》,望谟民族中学编写了《民族体育运动与健康》、三都鹏城希望学校编写了《水书(初级版)》、凯里三小编写了《家乡,我成长的摇篮》等校本教材。

2010年8月,贵州首部以民族民间文化知识为专题内容的基础教育课本《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读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秋季已向全省各民族地区中小学免费发放。

3、问题分析

自2002年省教育厅、省民委联合下发《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以来,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当地民族、教育、文化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本地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尤其是对濒临失传的民间口头文化进行收集和整理,将教学、科研、传承融为一体,使这些民族民间文化有序地融入校园、走进课堂,有效地实现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弘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普遍受到经费、师资、教材、场地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整体上推进工作的步伐还比较缓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

(1)思想认识不深,教育活动流于形式,推进工作的力度不大。如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没有保证,民族民间文化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很多学校课外活动的摆设和应付上级检查的临时课程。同时,由于部分学校、教师、家长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足,严重制约了教育活动的开展。

(2)师资严重匮乏,缺乏一支专业教师队伍,推进工作的效果不好。虽然省教育厅和省民委已连续六年培训民族民间文化课骨干教师300余名,但平均到每个县市也不过3人左右。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师资严重匮乏的问题。

(3)经费投入不足,缺少场地及基本软硬件设施,推进工作的条件不够。当前,很多学校主要依靠相关职能部门财政拔款,解决一些临时性的活动经费,缺乏较为稳定的经费保障,影响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迫切需要弄清楚两个认识性的问题:为什么要把民族民间文化引进校园;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的现实意义。

三、为什么要把民族民间文化引进校园

民族民间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和积淀的文明成果,是各民族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民间文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濒临消失或失传,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通过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从小培养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逐渐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由自然引向自觉,由家庭引向学校,由分散引向集中,进一步拓展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渠道,进而从源头上解决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1、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识和灵魂。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没有了民族文化就会灭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根子,什么都能丢,文化不能丢。文化是与人种、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的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连续传承5000年而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对一个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留住了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

2、文化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文化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教育也同样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近20年来,民族民间文化之所以流失和面临冲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教育的缺失,即在传统教育模式中,只注重应试教育,忽视了民族民间文化教育,致使民族民间文化缺乏生存土壤。文化的力量在于血脉的延续,把教育作为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载体,就可以让孩子们从小耳闻目染家乡地方文化,并与之建立血肉联系,使文化传统借助教育的薪火代代相传。

3、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核心是树立文化主人意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更是其精神家园,文化的力量就在于血脉的延续。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传承方式每分钟都在消亡,假如无法保留活的形态,再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也只能是一种流于形式的“文化空壳”。为此,通过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教育,可以从娃娃抓起,逐步培养孩子的文化主人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现多元民族文化和谐共存,打牢民族根基,丰富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这就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使中华特色文化走向世界。正如鲁迅所说:“有地方色彩的东西,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注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四、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的现实意义

民族民间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和积淀的文明成果,是各民族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此项活动的意义:

1、构建贵州特色文化教育的需要。贵州各级各类学校聚集了各年龄阶段的青少年,他们担当着弘扬和传承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重任,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者。通过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把当地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中小学的文化活动项目引进校园或作为教学内容引进课堂,不仅丰富了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吸引力,还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既能够熟悉、运用、传承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又具有扎实科学文化知识和强烈民族自信心的高素质人才,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模式,同时又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开辟了有效的途径。

第10篇

【关键词】壮族服饰;现状;传承;发展

1概述

我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壮族的总人口是现今我国少数民族中最多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邻近的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贵州省从江县。壮族服饰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的,在壮族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中,创造了独具风格的服饰文化,不仅体现了壮族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同时也反映出壮族的独特审美观。作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壮族服饰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扬与传承。以往对民族服饰的研究往往偏重于民族服饰文化的研究,大多以服饰变迁中的宏观历史、服饰的外显形态特征以及服饰本身的文化内涵进行阐述,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冯敏[1]认为目前关于民族服饰的研究停留在民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较少。总结我国在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过程中,学者都是在基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视角,所研究的对象中的关注点也不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尽相同。基于此,在对壮族服饰文化传承中的问题研究需要深入探讨,怎么样更好的深化壮族服饰文化思维研究,如何从不同的视觉来审视壮族服饰,在现代服饰文化的创新中怎么样体现壮族服饰文化特色,使得壮族服饰得以传承、创新与发展,这就需要采用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可从传播学的视角为研究切入点,研究壮族服饰的历史、文化、现状与未来,其目的为了让壮族服饰文化的传播在这一微观动态过程中得以传承与发展,解决壮族服饰文化应该如何传承以及怎么样传承。

2壮族服饰文化的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文献检索与分析了解现阶段我国壮族服饰文化研究现状。在文献梳理中发现,壮族服饰文化的研究也都遵循以下三个视角,这里,以研究实践历程为轴,总结了我国壮族服饰文化研究经历初期扫视、服饰关注、细节关注三个研究时期。

2.1早期对壮族社会调查、族源研究中涉及服饰的研究

最早关于壮族服饰的记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战国策赵策》《庄子逍遥游》中描述了瓯越先民“披发文身,错臂左衽”,从中可以看出壮族先民的服饰特征。东汉时期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壮族先民的服饰为“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2]到唐宋时期的朱辅、周去非、范成大等都对岭南地区的壮族服饰有较为详实的记录。明清时期谢启坤和王锡祺记载了壮族服饰的外观特征。民国时期刘锡藩的《岭表纪蛮》一书中对壮族服饰的色彩、衣长、刺绣装饰图案、服饰面料等描述的较为详细。

2.2对壮族服饰形制与文化内涵的研究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壮族服饰,但是以壮族服饰文化为主体的专著的并不多。例如,玉时阶[3]是从广西各民族服饰的起源、服饰的制作工艺、服饰的色彩分析、服饰的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并从民族的社会发展、自然环境、风俗文化、审美情感、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较为深入阐述。陈丽琴[4]的《壮族服饰文化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讲述了壮族服饰的文化,一方面讲述了壮族服饰的制作工艺、服饰形制特征与历史演变历程;另一方面探析了壮族服饰的文化内涵。李元君[5]的《美丽的锦绣:壮族服饰》一书,着重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较为直观来呈现壮族各个族群的服饰特征,属于收集整理类的专著,对壮族服饰的理论知识研究较为困乏。另外,陆续也有一些学者从多个不同的视角解读壮族服饰及其文化,从审美的角度和探讨了壮族服饰艺术,并对壮族人特有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追求进行了分析,如王杰、王朝元[6]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梳理广西的壮族服饰,认为壮族服饰并不是简答的“汉化”和“西化”的趋向,只是壮族服饰由过去传统不同族群的服饰演变成单一化、简单化,但仍然保留其壮族服饰的特色,对壮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2.3对壮族服饰细节专题的研究

除了上述对壮族服饰分地域的综述及分析以外,一些学者对壮族服饰中的部分“精华”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如壮族服饰的结构、壮族服饰的色彩等。

2.3.1服饰形制关于壮族服饰的形制的研究中,田玉玲[7]对广西那坡的黑衣壮服饰结构形制进行了较为详细表述,并对服饰的结构进行改良设计并结合到现代时尚服装设计中;何鑫[8]撰写的学位论文涉猎了黑衣壮服饰结构特征。从上述的研究看出,对服饰的结构研究仅仅只有在“黑衣壮”这一族群的服饰研究,壮族因分布广,族群多,各个族群的服饰因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气候因素、地域状况、生产水平以及审美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壮族服饰呈现出种类繁多、丰富缤纷和各具特色的服装形制。因此,“黑衣壮”服饰仅仅是壮族族群的一个族群,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壮族服装的结构形制。

2.3.2服饰色彩张爱丹[9]与罗起联[10]的文章都以色彩为关键词,由分析壮族服饰的色彩搭配,逐渐延伸到探讨其色彩选择背后的文化意义,尽可能由表及里进行文化探索。在对壮族服饰的的色彩研究,不能只研究文化意义,文化意义更多是一种符号化较为表象显现,更多的是要从服饰的色彩的成因因素来研究,研究壮族先民在地域环境和自然条件中能生产出服装染色的原材料。

3壮族服饰文化的有效出路

壮族服饰是壮族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是构建壮族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既是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同时它所蕴涵的服饰文化则属于非物质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举目的成就,在现代化的生活中,人们的衣食住行也都发生了巨变,服饰首当其冲的发生改变,如何有效的面对逐渐消失的民族服饰,是我们当务之急所需要解决的问题[11]。

3.1现代社会中壮族服饰的境遇

在现代社会中,受到多元化的影响,来自西方文化与汉文化的冲击影响下,穿西装或汉装一件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穿壮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壮族服饰仅成为壮族人民节日时所穿着,演变成为民族盛装。笔者通过对壮族地区的进行田野考察时,通过采访壮族人民为什么现在日常生活中穿着壮族服饰少的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壮族服饰制作材料缺乏。制作壮族服饰是一项复杂的过程,面料都需要自纺、自织、自染,现在壮族农村地区的农田都以甘蔗、水稻、香蕉、速生桉等经济作物为主,已经没有人愿意种植苎麻和蓝靛草,导致制作服饰的原材料匮乏。第二,壮族人民的审美发生变化。在时尚潮流服饰的服饰影响下,黑色的壮族服饰显得极为单调,色彩缤纷的潮流服饰已被壮族人民生活中首选,他们已经开始否认自己的民族服饰,不再喜欢穿民族服饰,也只是在节日时穿着,并且传统的黑色壮族服饰已经变成大红、蓝色艳丽服饰,这些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导致传统服饰的消失。第三,掌握壮族制作服饰的传承人越来越少。由于现代年轻的壮族人开始走出大山,融入现代生活中,年轻人也都不愿意学制作壮族服饰,都愿意直接从市场买现成的成衣穿着,不仅省事、省时还方便,这也导致能掌握壮族服饰制作的工艺人越来越少,传统的服饰技艺也面临失传的危险。

3.2壮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策略

壮族服饰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形成对立的矛盾体,面临这一现实的问题,我们更多的需要去抢救性保护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并传承与发展好壮族服饰的精华。然而,这需要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发展的规律,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体系,在尊敬传统民族文化,也要与时俱进,以“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来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民族服饰文化[12]。

3.2.1保护策略首先,对壮族服饰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记录壮族服饰,对壮族服饰的结构形制和制作工艺进行全面的记录,绘制出壮族服饰不同族群的服饰测绘图、裁剪图,并制作出服饰的标本,对制作工艺的过程可以采用全程录像作为图像记录的资料保护。其次,在弘扬与传承民族文化应该从小就开始,在小学生的日常教学中,鼓励壮族的小学生每周至少要有一天穿壮族服饰,从小养成以爱穿民族服饰为荣,同时也可以把壮族服饰的一些刺绣、印染等手工课融入到美术实践教育课程中,让小学生自觉的承担起保护与传承壮族民族文化。最后,加大保护壮族服饰制作的传承人,目前,壮族服饰的传承人趋于老龄化,新生代的传承人少之又少,因此对于保护这些传承人迫在眉睫,更多需要给予他们生存空间和创作时间,让传承人参与保护与开发中来,从中获得经济效益,激发传承人招徒授艺,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传承人。

3.2.2改革策略随着壮族人们的生活改变,传统的壮族服饰已不适应当代的生活方式,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创新与改革壮族服饰,使壮族人民接受、喜欢和爱上民族服饰。在对壮族服饰进行创新设计时,并不是传统民族服饰的再现,而是应注重民族服饰与时尚元素的融合创新设计,民族元素与时尚元素的有机结合,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同时也要不定期的举办壮族服饰的学术交流会、壮族服饰的创新设计大赛、壮族服饰的流行会等,让全壮族人民都参与到壮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中来,例如在这一点上可以借助蒙古族服饰的传承与创新,内蒙古每年都会举办自治区级别的蒙古族服饰设计大赛,使得蒙古族服饰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3.2.3开发策略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壮族总人口近一千七百万人,总全国总人口的1.27%,其庞大的消费人口基数,可以让壮族服饰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可以使壮族服饰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多彩服饰文化应该得以充分的开发与应用,能更好发挥好壮族服饰文化资源,并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即可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可促成壮族服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可以借助旅游资源来对民族服饰进行开发策略,广西作为旅游文化资源大省,将旅游文化与民族服饰文化的有机结合,通过壮族服饰文化提高旅游景区的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中外游客领略到壮族服饰视觉魅力,将壮族服饰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有所助益。

第11篇

关键词 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 政府管理 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征

(1)季节性流动明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农区或牧区,农忙时返乡参加农业生产活动,农闲时回到城市进行其它经济活动。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而这种往返是与季节密切相关的。季节性流动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流动的无序性,这加大了城市管理者对于该群体状况的掌握难度。

(2)对本民族人群的依赖感强烈。流动人口是弱势群体,他们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首先要寻找归宿感,这种归宿感一般来自于同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其安全感的程度更低。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的差异、长相的特别,他们很容易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排斥。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为他们带来依靠的只有同族的人群,当遇到问题时,也往往倾向于向本民族的人诉说和寻求帮助。

(3)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方式。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并不集中,呈现出大分散的特点。但是由于生活习惯、、民族认同感等原因,初到城市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常会选择聚居,这种聚居大多以血缘、地缘和族缘为纽带。由此形成的民族社区也成为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大本营”,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根本。

(4)行业上民族特色突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这限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就业,决定了其行业特点。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餐饮业以及文艺演出等方面,其中批发零售业主要指销售民族土特产品,餐饮业主要指经营民族特色饮食,文艺演出主要指民族歌舞表演等。

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

2.1城市融入困难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聚居,形成了若干民族社区。这些民族社区相对独立,有着较为完善的社会系统,其成员可以在该系统内部正常生活和工作,而不必与外界发生过多的接触,拥有强烈的“边界意味”。一方面,民族社区起到了凝聚和保护民族成员、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它阻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其他人群的交往,不利于城市融入。

2.2容易受到歧视和排斥

由于语言、服饰、长相、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隔阂。加之发生在新疆、等地的恐怖暴力事件,使不少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了恐惧和偏见。这些歧视和排斥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使用歧视性语言,不尊重他们的和生活习惯,举止粗鲁;一些出租车司机不愿搭载少数民族乘客;一些酒店拒绝少数民族旅客入住;一些招工单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就业歧视,在招录过程中及工资待遇等方面与汉族员工分别实行两套标准等等。

2.3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缺失

首先,语言培训缺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水平普遍不高,在日常交流中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障碍,这限制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而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培训还远远不够。其次,宗教活动场所数量不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的宗教活动场所面临着规模缩小甚至消失的状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宗教活动要求得不到完全满足。再次,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户籍的限制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一些城市无法顺利入学,而在那些户籍制度较为宽松的地区,也往往面临着入学后教育衔接困难、受到本地学生及家长的抵制等问题。最后,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不到位。该工作主要针对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而对于企业、社区、个体等领域并没有积极开展。事实上,后者才是接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群体。

3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对策

(1)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分布格局进行优化。政府可以以规章政策明确规定,所有居住区必须按比例包含少数民族人口,并考虑商品房配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促使各民族各阶层混合居住,以促进城市居民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交流和融合。同时利用就业、住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散居住,改变高度聚居的格局。

第12篇

关键词:大学英语;文化意识;文化教学;目的语文化;母语文化

1引言

近年来,我国英语教学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即文化教学越来越受到教育者和大学英语教师的认可。但这主要体现在学生可以较好地使用英语来表达英语国家文化,却难于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英语课堂教学中,只重视目的语文化,而忽视了母语文化教学。跨文化交际要求学生既能够了解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弘扬中国文化[1]。因此,本文主要研究问题为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和英语国家文化教学更好地衔接起来,围绕目的语的学习,同时又兼顾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学习,培养大学生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2英语教学中大学生民族文化意识现状

大学生能较为容易地使用英语来介绍西方节日,如情人节、感恩节、万圣节、圣诞节等并且熟知其英语来源。但是耳闻能详的中国传统佳节,如春节、清明、端午以及中秋等节日,学生却不能用英语熟练表达。笔者做过调查,最近几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关于节日的翻译题目,学生常常感到较为困难。学生熟知《圣经》里的故事,却不能流利地背诵一段《论语》中的语句。根据这种情况,笔者选取了济宁学院、曲阜师范大学200名大一、大二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文科生70名、理科生70名、艺术生60名。通过测试试卷及访谈的形式分析了其民族文化意识的现状。具体研究设计如下:

2.1研究问题

本研究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在词汇和书面表达方面,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如何?2)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现状是什么?3)大学生对在英语教学中加入中国文化的态度是什么?

2.2数据收集

此次调查共发放200份测试卷,进行了3次访谈。测试后收回有效测试卷191份,回收率为95.5%,代表性好。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定量研究的调查工具是“对大学生中国文化知识了解的测试卷”。定性研究采用了和学生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定量研究中,笔者设计的“测试卷”主要测试的是学生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该测试包含16个中国文化词汇翻译及7个中国文化的翻译解释题目。内容涉及较为广泛,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多个方面,如政治、经济、饮食、节日以及文学和名胜古迹等。任意找词汇,随机考学生,要求学生不参考资料,45分钟内独立完成。运用SPSS11.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2]。在定性研究中,50名同学被分类型选出,对他们进行了每人10分钟左右的访谈,采用汉语交流,使用笔录,不进行录音,这种半结构化的访谈形式,也打消了学生的紧张和焦虑情绪。在实施过程中,一是让被访者自由表达对于中国文化学习的看法,并评价大学英语教学。二是就事先设定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方面的问题对学生进行访谈,记录学生答案。

2.3结果与讨论

2.3.1对母语文化知识了解程度测试试卷的分析

表1是“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中国文化知识了解的测试卷”,笔者收集的数据如下。在传统文化的测试中,排在前四位测试正确的词语分别是饺子、孔子、功夫和中秋节,学生的正确率分别为85.9%、81.7%、62.3%和50.3%。遗憾的是,虽然在山东曲阜,数据显示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学可以正确翻译出“三孔”,即孔府、孔庙、孔林。能正确无误地翻译出测试的16个中国文化词汇的同学没有一个,只有20%的同学能正确地翻译其中5个词汇。在7个中国文化的翻译解释题目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就像翻译软件一样按照汉语顺序直接进行了翻译,更有意思的是,部分被测学生在翻译时还使用了拼音。这种翻译,根本不能体现我们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数据表明,学生运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非常薄弱,在跨文化交际中,这种对于母语文化积累的缺失势必造成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的薄弱。

2.3.2访谈结果分析

经过前期的测试问卷之后,笔者选取了50名学生进行了访谈。该访谈的目的是了解学生对于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掌握程度以及将中国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态度。在访谈中,笔者设定了一些开放性问题,学生们做了解答。就访谈结果,笔者进行了如下分析:第一,必要性。大部分学生都认为非常有必要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以迎合全球化发展的要求。我们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进而逐步提高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第二,局限性。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工具—英语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虽然有一定的语言基础,但长期以来受到中国传统教学影响,重视书面,而在表达上还存在很大的不足。特别是跟外国人交流时,常常感觉不知所措,总会“大脑一片空白”、“找不到英语中合适的单词和汉语相对应”、“自己也存在对中国文化不是很清楚的情况”。这些回答一方面说明学生对于对外交流的心理准备还不足,另一方面,语言交际能力相对较为薄弱。

3大学生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策略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西方文化教学是必要的。但在汉语语境下,介入中国文化教学和学习,这种双向文化同时进行更是一种必须[3]。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在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中通过中国文化教学来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保持学生稳定的文化身份。跨文化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对于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更好地弘扬和融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英语教材中增加关于中国文化元素的内容

据了解,目前本科院校的大学英语教材主要有以下几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新标准大学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新世纪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等几种。笔者通过认真分析这几部教材的特点,得出结论:这些教材在传统上还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虽然各种教材会有不同的侧重角度,但教材中涉及到的大部分还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内容非常少。为此,笔者建议,在内容上,大学英语教材应该每隔一两个单元适当编排含有中国文化内容的课文,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一是有课文学习的新鲜感,二是有一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在教学方式上,教师在讲授西方文化时,要采用对比教学法,例如在讲解西方的圣诞节,可以对比中国的春节;讲解感恩节可以对比中国的中秋节。这样,学生在学好西方文化以及英语的同时,又能够较好地用英语掌握中国文化方面的内容。两种文化的介入,有利于学生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

3.2增设用英文讲解的中国传统文化选修课

目前,本科院校中普遍开设了选修课程,在这些选修课程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选修课也不乏少数。但是这些课程都以汉语为讲解语言,几乎没有用英语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此类双语课程对老师的语言要求较高,开设起来难度较大。笔者认为,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在精通英语的基础之上,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争取把这类双语课程开设起来。这样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丰富了选修课的内容。在高校中用英语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选修课是可行的,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大胆实践,不断创新。

3.3在学生校园文化生活中增添中西文化体验活动

课堂学习是学习中国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作为隐性课程的校园更能够起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当前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大学生社团多种多样。在这些课外活动和组织中适当添加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体验活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之一。例如在特定的节日,像中秋节,学生社团可以组织相应的英语活动,让参与者用英语介绍中秋节的来历、意义以及通过品尝月饼等形式来增加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同时,学生在训练英语表达能力时可以更好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

3.4加强含有民族文化内容的英语考试

长期以来,听力、阅读、写作和翻译等内容一直为英语考试等主要测试题型,目的在于考察学生的基础能力。可喜的是,笔者在进行最近几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辅导中看到在四六级翻译题型中,多次考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涉及的内容主要有火药、中秋节、端午节、茶叶等传统文化话题[4]。这种考试很好地引导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同时在大学英语教学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基于这种新变化,大学英语教师一方面在课堂上应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另一方面,应引导学生积极准备四六级翻译新题型的考试。学生要首先掌握好相关传统文化词汇,然后了解内涵,多做此方面练习。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可以意识到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我们在平时口语测试、期末考试中也应该增加中国传统文化测试内容。这样,学生会自觉加强民族文化学习,无形中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也间接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3.5培养学生用英语传播民族文化的意识

跨文化交际是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掌握不同文化内涵是提高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基本条件。当前,学生英语表达能力逐步得到了提高,英语基础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对英语国家的文化也越来越熟悉。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愈来愈高,并且愈来愈强。这样,学生这一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运用英语来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是十分必要的。英语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因此,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手段去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也会接触许多与英语相关的工作,如接待外籍客户,签署涉外合同,甚至是做英语导游等等。这些活动都会涉及到许多中国文化内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本质就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志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5]的一系列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为大学英语教学指明了方向,中国文化是瑰宝,既要继承,又要传承。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我们的英语教学中,是我们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们要在英语教学中把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植入英语课堂,让学生既能学好英语,又能学好中国文化,进而通过英语这一媒介把中国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传向世界。

4结语

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目的语文化教学,而忽视母语文化,只能片面地学习英语,缺乏英语学习的完整性,容易导致大学生习得目的语时的母语文化基础的缺失。中国文化教学在当前英语教学中已经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加强中国文化教学对英语学习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面对全球化以及国家间交流的日益兴盛,高校作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基地,更应该担当起培养拥有较高水平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独立文化人格以及怀有深厚民族文化的复合型、全方位、高层次人才的重任[6]。因此,传统的教学理念即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单纯培养学生的基础语言技能的老观念应该彻底改变。通过在课堂上交互讲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使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得到平衡,逐渐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一方面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另一方面,应更好地促进英语和汉语的融合。在多元化的文化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应从课堂做起,从自身做起,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

作者:陈静 单位:济宁学院

参考文献:

[1]LuoDM.AphasiaofChineseCultureinSeniorHighSchoolEng-lishTeaching-TakenaKeyMiddleSchoolinKunmingastheExample[J].ScientificResearch,2011,2(3):279-287.

[2]邵翠红,高山林,孙素霞.SPSS11.0软件用于方差分析中的数据转换[J].电脑开发与应用.2005,(2):60.

[3]郭燕,徐锦芬.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焦虑多维度研究[J].外语界.2014,(4):2-11.

[4]师嘉林.大学英语四、六级改革后的大学英语教学—以2013年12月改革后的三次考试为例[J].大学英语.2015,(1):190-194.

第13篇

关键词:汉语;课堂提问;问题;对策

教师在课堂中起着主导作用,而教师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课堂语言来实现的。因此在各类课堂研究中,教师话语一直以来都是中心问题。教师话语“不仅对课堂教学的组织而且对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Nunan,1991)。由于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的相当部分时间都花在教师提问和学生回答这一环节上,因此课堂中教师提问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甚至决定课堂教学的成败。在初中汉语课堂中,师生互动第一步就是提问,其在有效启动交际、引起学生话语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初中汉语教学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通过话题去进行有效的课堂提问对于汉语教师来说也就变得更难了。

一、初中汉语课堂上进行有效可以提问的重要性分析

当前新疆地区大部分的初中汉语课堂学习环境是较差的,学生普遍性的缺少汉语习得的有效环境,所以为了对汉语语言学习环境所存在的不足进行有效的弥补,课堂教学就有了更多的责任,其中提问则是有效进行课堂提问的一种方式,也是进行课堂有效教学的核心,所以汉语课堂提问是否有效,是可以教学质量、汉语教学有效促进的关键。

二、新疆地区汉语课堂提问现状及问题

本研究的调研对象为新疆地区随机抽取的10所初中50名汉语教师,通过访谈的方式开展研究,对课堂是否预设问题、问题目标、问题内容有效性等进行了调研,具体的调研结果如下:

1.教师是否在n堂上进行问题的预设:在随机抽取出的50名教师当中,所有的教师都在新课导入、新课学习的阶段进行了问题的预设,而在课文运用、汉语交际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任何的预设,总体上来看,教师预设问题的数量并不多。

2.教师所预设的问题目标性并不强:所预设的问题并需要对学生身心发展充分的进行考虑,并且保证学生可以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其中,但是在访谈和课堂观察中笔者发现很多教师并未考虑到初中生的身心发展水平,所预设的问题无法有效的提高学生汉语思维水平。

3.教师所预设的问题内容有效性并不强:教师所预设的问题包括和一方面和教学目标有需要有很好的关联、另外一方面还需要对学生具有很很好的挑战性和启发性。但是通过调研笔者发现教师作预设的问题覆盖的面并不全、并且没有突出重点、对于学生汉语学习有效性是较差的。

4.教师课堂问题数量及问题的表述都不够理想:从课堂提问观察来看,教师课堂提问的数量是较多的,基本上每个两分钟就会有一个,过多的问题数量使得学生显然应付不来。

三、导致初中汉语课堂提问存在各种问题的原因分析

导致当前初中汉语课堂提问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教师自身观念对其不够重视,无法和当前的有效教学实现结合,而由于教师对其的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在备课的阶段是没有办法进行问题有效设计的,也没有办法做好后续的反思。第二,教师对汉语课程标准把握的还不够,没有办法建立起合适的教师观、教学观、学生观和评价观。第三,教师课堂提问策略不足,虽然教师的课堂疑问数量较多,但是却无法将手势、声调变化、面部表情等充分的运用起来去有效的提高疑问的有效性,这就说明了教师的教学策略相对较为单一,没有将多种教学策略充分的、灵活的运用起来,无法做到适时的、有效的提问。第四,学生汉语基础较差,汉语课堂提问中学生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而学生的汉语基础较差则直接导致了教师没有办法抓住机会和同伴进行汉语交流,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对汉语语言知识做到更好的掌握及汉语能力的有效提高。

四、提高初中汉语课堂提问有效性的措施

(一)通过改变教师观念提高教师对课堂提问的重视程度。

课堂提问是较为传统的一种教学手段,那么要想有效的提高汉语课堂效率,作为教师则需要首先去转变观念提高教师对课堂提问的重视程度,去自觉的提高提问能力和提问策略,使其能主动的去进行汉语知识的学习、更为的注重课题提问预设及课堂提问,实现提问提问策略知识的灵活运用。

(二)教师应该更为准确的去把握汉语课程标准。

当前新颁布的课程标准对汉语课程的地位、性质、总目标、理念等都给予了明确,并给出了实施的建议及措施,这对汉语教学中的课堂提问有着非常中铁的指导作用。所以作为汉语教师则应该尽快的将汉语课程标准吃透、吃准,并能够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教学指导方针,用其指导自己的汉语课堂提问教学。

(三)教师应提高自身课堂提问策略。

首先教师应所预设的问题的目的性要明确,作为教师则应该对问题能够为学生所带来的知识、思维能力等有足够的重视,从而去有效的唤起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那么所预设的问题就应该来源学生、来自文本、来自生活。第二,所设计的问题应该注重难易程度适宜,所以教师应该对教学重点、教学内容吃透,并以此作为基础开展有效的课堂提问。第三,教师还应该注重问题的梯度性,问题要做到由浅入深的呈现给学生,从而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够体会到成功。

总结

当前新疆地区初中汉语教学存在着问题预设不足、问题目标性不强、问题表述不清、问题内容有效性不强几大问题,而要改善这些问题则需要通过改变教师观念提高教师对课堂提问的重视程度、应该更为准确的去把握汉语课程标准、教师应提高自身课堂提问策略。

第14篇

民族传统体育独特的民族文化既是被传承的,也是不断发展创造的,是传统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太极的养生保健功效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太极运动已经传播到西方许多国家与地区。太极拳成为东方文化的一种符号象征,成为促进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一种文化心理,留下了深刻的民族文化痕迹。一种民族体育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逐渐延续,代代相传。这种传承性对于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具有很大的影响。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

2.1民族传统体育的“走出去”与“引进来”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世界是一个一体化的地方,处在有限但却强有力的文化元素的猛攻之下[3]。在全球文化的融合背景下,一些优秀的与传播较快的文化往往占据国际文化的主导地位,引导文化的发展。而一些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与传播的文化,就会出于劣势地位。失去竞争力出于文化的边缘区。因此民族传统体育要想得到很好的发展就必须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把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不断扩大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力。同时借鉴其他西方民族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经验,在学习中不断创新发展,更好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2.2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一体”与“去粗取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中的数十个少数兄弟族,是不同层次的民族共同体辩证统一的民族结构[4]。”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正是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它既有特色的中国文化风格,又有在这统一的民族实体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同时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过程中去除封建落后的迷信色彩,最大化地保护民族文化的精华内容,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放在发展的首位,创造性地吸收、消化、传承传统的民俗项目,使民族传统体育在继承与发展中得到更好地提升。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空间

3.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加法与减法民族传统体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非一陈不变。只有用变化发展的眼光对待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才能其不断完善。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化,民族传统体育产生至今不断的推陈出新各种项目。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萌芽于生产劳动,人们为了采集与狩猎进行了各种尝试。比如一些投掷石球,弓箭,垂钓,游水等。在部落的战争期间,人们为了获取水源,领地,开始对战斗人员进行身体与军事技能的训练,蹴鞠最早便是为了训练将士的。以弓箭为例,原始人是通过桑拓一类树木的弹力而制成弓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汉族内部为争夺地盘、战事不断,北方多游牧民族骑马作战,弓箭始终成为战争的主要武器,射箭成为主要的军事技艺之一。春秋以来,射箭逐渐从军事训练项目分化出来朝竞技、表演方向发展。宋元明清时期,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都以畜牧狩猎为生,牧放、狩猎离不开骑射,射箭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技能。为了推动其发展,辽金元朝都设有专门的骑射节日。时至今日,射箭已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射击并列入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具有广泛的传播意义。经过不断发展创新逐步完善并进行推广这种历史渊源的发展即可以称为“加法”,它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在适应时展的同时能够保留自己文化特色。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给许多民族传统体育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又如:民族传统体育中的花样跳绳、龙舟竞渡、放风筝、踢毽球、脚斗士等项目由单一无趣地体育项目经过创新改变转化为人们喜爱的健身娱乐活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民族传统体育中,并不只有加法,有时也存在减法。所谓的“减法”就是在历史过程被理智与道德逐渐减掉或删去的项目。它在产生与发展,有时也会随着一个时代的变化直至消失。沿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兴盛、繁荣、完善、转型及发展这一条整体的脉络来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在不断适应人们生活的各种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观念的转变,一些被斥为野蛮、落后、荒唐、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今天只能透过文字的记载去了解。比如怒族的“盖房舞”、郝哲族的“叉草球”、祭祀中的舞蹈等。“加法”就是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不断涌现的东西,而“减法”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消失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都是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中不断适应的结果。当现代化在各种生活领域以“新”获得理所应当时,“野蛮”或“迷信的”就只能作为“旧”,民族传统体育只有最大化的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精髓,科学有效地纠正其不合理的地方,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3.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函化与叠合“多重时空的层叠整合”是文化变迁的规律,主要表现为:一个地区的由于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变异的积累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旧文化现象并不以消亡于破产为基本特征,而是经过选择、转换、与重新解释以后,依然被一层层的重叠与整合在新的文化结构[5]。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是一条双轨路线方向,一方面有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叠,另一方面又有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叠。要采取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体育文化开放的战略[6]。追溯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越往史前时期,人们的文化交流就越是融聚为一体。德国哲学家卡希尔认为:简单文化中的思维在空间上一切事物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在时间上“现在,过去,将来彼此混成一团而没有任何明确的分界线。”而民族传统体育正处于这样的局面。长期以来多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生活环境,多种文化共存于同一社会环境里。不同民族通过共同的劳动,共同生活,为文化提供了函化的平台。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又高于生活,人们经过不同形式的表达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融合与交流。它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样代表着人们的某种信仰习俗。一个真正能够传承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一定具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文化的传播便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文化像树根一样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心理,即使时空的推移转变,它仍然可以在厚重的历史、文化、娱乐,包括艺术中展现出来。在不断地渗透,融合到各个领域为别人所接受。它所具备的文化传统特征将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融合共进。

3.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传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关系。现代的民族传统体育存在多样的地域性,个性的民族心理,不同的文化特征,以及多彩的表现形式。追溯历史的长河,道德与信仰使民族传统体育带有鲜明的民族烙印。它身后的文化底蕴,是在个性文化的形式上所传达出的几代人拥有其共同的信仰与文化习俗的特征。这也成为当代社会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面临困境的根结。我们既要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要融合当今全球文化共享下各民族共同发展,不断融合的潮流,在保持个性的同时融合多民族的共性,只有这样,民族传统体育才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演变,文化的整合而被人们淡化、失真或遗忘[7]。将“个性张力”变“共性张力”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求大同,存小异是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民族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只有将民族文化的特色真正的走进人们的生活,走进人们的视野,才能得到更好的认同与普及。一些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文化底蕴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在消失或已消失。民族传统体育正面临传统项目趋向于竞技化,民族项目的日益减少,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的种种困境。民族传统体育在今天的发展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如果不加以重视,势必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大损失,历史文化中的一大遗憾。要想得到很好地发展就应该注重将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和世界性特征融合起来。

4结论

第15篇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长期的传承与演化,由于文化空间场域环境的变迁,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悄然失去了得以传承的文化路径,使我国各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着传承发展危机的“焦虑”,一些优秀的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和消亡的威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1]。面对休闲时代的到来,对于丰富多样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如何去传承和保护,已成为21世纪体育学术界所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国内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工作在传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的制约瓶颈,如:数字化技术问题、数据的可编撰性问题、碎片式保护问题等[2],因此,本研究尝试运用数字化采集、存储技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像、视频档案加以保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提供新的方法和路径。

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现状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近700项,如:春秋北方山戎秋千、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汉代的连骑击鞠壤、西域乐舞、清代冰嬉等等,但是,这些中国民族特有的体育文化项目在传承的过程中,对遗留的一些档案信息由于缺乏足够的重视,很多档案信息亦是难窥一见,也正面临着永远消失的可能[3]。早在1986年,国家文化部门就组织专门人员对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料进行整理。1990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调查走访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这也是较早进行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工作。2001年,国家开始组织了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整理、抢救和翻译了大量各民族民间体育、杂技、游艺等地域性体育文化,各地域也均出版编辑了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档案,如:《新疆游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概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史》《陕西红拳十年》《学校民族传统体育》。2005年,中国武术博物馆的完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整理与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拓展平台。2004年国家开始了加大对民族体育文化档案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做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2005年,国务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并对一些珍贵、濒临灭绝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得到得以保护与传承的制度环境[4]。2006年至2011年,国家完成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护工作。2011年12月25日,国家“非遗法”的颁布与实施,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支撑,2015年,我国已经成立了较为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5]。

2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与传承困境主要是源自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演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话语的变迁,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一些原初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已渐渐褪色,这也是当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档案保护工作的必要性。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本质原因在于失去了得以生存的文化空间环境,因为,多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表演多是集中在节日习俗、庆典活动、劳作之余、祭祀民俗中,这些文化空间环境的变异成为了民族传统体育消失的本源[6]。针对这一问题,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整理与保护,尝试从还原文化空间的角度,模拟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空间,这种类似“动物园”式的保护工作,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传承效应。在这种形势之下,需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利用数字技术的无破坏性、辐射强、传播范围广泛的优势,对现有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数字化保护,特别是对现代传承人的一些音像,现存的一些实物档案、文字档案加以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保护技术

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护主要是借用数字化采集、存储和数字化展示技术,这些保护性工作的开展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境,如:缺乏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传承与保护的技术体系,主要是针对某个项目进行数字化的简单描述、讲解,而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数字化保护系统,数字化保护的一些技术措施进一步加以挖掘,以更好地推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3.1数字化技术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数字化保护技术主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现存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字档案、实物档案、传承人档案、活动实践档案等,借助图片、视频、音频、电子书、交互展示等途径来加以存储,借助数字化共享平台实现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传播[6]。但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采集、存储、维护、管理、传播、消费等,都需要开发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建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数据库,利用新的保护与传播介质,实现从单一的部门管理走向多部门(从国家到地方)共建共享管理,从单一的文字、图片档案遗产数字化到声像立体化。3.2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分析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专门的民族传统体育数字化资源库,并且对于文字档案、实物档案、视频、音频档案等存在整理的“碎片化”状态[7]。在建设数字化资源库的过程中,设立国家数据采集管理中心、各省市数据采集中心、各县区数据采集管理中心,由此形成三级数字化资源库管理网络,并且采用集中建设的方式,地方文化部、科研单位相互联合,共同搜集和整理一切可整理的、现存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并将所搜集到的所有现存资源统一入库管理,国家数据采集管理中心主要负责搜集和整理国家历史档案中所载录的有关某个具体项目的文化信息,各省市、县区单位通过各省、市、县民族志的整理,深入到民族传统体育发源地,当前民族传统体育遗留,以及对传承人档案的整理,特别是剪辑整理一些有价值的音频、视频档案。Web2.0技术的发展应当说改变了以往单向传播模式难以适应网络建设的需要,这就需要采用分布式架构的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发挥多方资源开发的合力作用,由此形成由文化创意企业,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文化保护部门,以及一些研究院所、通讯、广电等单位,共同合作开发完成数据库建设,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源挖掘与资源运营的协调统一,构建“整理、监管、开放”于一体的传播模式与服务模式,完成由单向共享到双向互动传播方式的转变。3.3数字化产品开发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产品的开发建设包括文字、传承人音像、传承地音像、三维模型等,这些素材性档案资源的保护与传播借助传统的广播、电视等媒介渠道。这种单向被动的信息传递范式压制了社会群体的主观判断,这就需要借助新媒体时代的数字化产品共建开发技术,虚拟现实和人机交互技术,开发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方位、立体呈现数字化产品[8]。具体的步骤可以采用:对现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档案借助三维扫描技术,对当前遗留的档案、不完整的实物档案进行数字化复原,可以借助虚拟引擎技术对数字化产品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人们可以通过点击数字化产品画面,给人更为直观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地解读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发展与演化历程。3.4数字化技术开发流程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的数字化技术开发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各项技术的融入相对比较分散,数字化技术体系的开发建设,档案数字化、程序化、规范化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这需要完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流程,完善数字化全生命周期,具体的步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步,数据采集技术。通过整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史料,以及现存档案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进行全面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其中,所涉及的数据采集技术包括文本技术数字化、音乐技术数字化、三维扫描技术、立体成像技术等。第二步,数据存储技术开发。主要是搜集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资源数字化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和元数据录入处理,具体的分类方式可以采用不同地域或不同民族两种方式进行分类建设资源库。第三步,数字化管理技术。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存储档案的管理是防范信息安全风险,防止数据库的非法侵入与篡改,同时,提供便捷的信息查询与检索服务,包括注册权限、检索服务、分发、下载等方面的技术。第四步,数字生产技术。运用技术算计数字化技术手段进行图像处理、动画制作、三维渲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内容产品进行处理。第五步,数字化传播技术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档案数字化建设的目的就在于实现更广域范围内的传播,借助信息化空间环境,如:IPTV、无线通讯和卫星网络等渠道,突破了传统传播介质时空的局限,实现了信息传递的即时性。第六步,终端服务技术。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数字电视、手机网络等服务终端,把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档案信息以人机交互、数字化展示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完成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档案数字化的开发保护流程。

4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