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近代文化交流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侨刊；期刊；经营
中图分类号：Z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330-01
福建省目前有《闽南》、《环球客家》、《中华妈祖》等90多家侨刊乡讯[1]，自创办以来，在传递乡情、联络乡谊，团结海外乡亲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福建省作为中国的著名侨乡之一，是侨刊乡讯发展的良好土壤，新时代侨刊乡讯应该在更高的起点上，创新性地改革规划，使之真正成为侨务部门联系海外乡亲的桥梁纽带，成为外宣工作有力的阵地平台。
一．海西区独特背景和新时代侨刊定位
海西区以福建为主体涵盖周边区域，对应台湾海峡，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区域经济综合体。因此，当前福建本土侨刊乡讯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海西区域经济文化的进行全面的报道，介绍家乡投资环境、会展和产品信息，对海西优良的投资环境进行宣传促进交流、促进投资。
此外，当前海外侨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浓厚爱乡情结的老一辈华侨华人减少，新移民增多并且力量增大，华裔新生代成为华社的主体。现今侨刊乡讯的作用已经不只局限于简单的讯息传达，而是要成为促进交流、带动经济、促进投资的纽带。致力于将侨刊办成促进交流、促进投资的重要载体。
二．侨刊侨报网络化和经营市场化
互联网的出现，使地球变成一个“平面”。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也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侨刊乡讯如能与互联网结合起来，长期存在的读者面窄、时效性差的软肋都将得到较好改善。如《福清侨报》《鹭风报》等都创建了自己的网站，实现了报纸的网络化，其中属《鹭风报》做的作为精美，可以点击仿真版报纸，还可以自由切换简繁体字，并有新闻搜索等完善的功能。[2]
目前侨刊普遍存在经费不足、人员老化、稿件质量不高、编辑手法老套、未能跟上网络时代步伐、不能适应海外读者新的需求等一系列问题。许多百年侨刊都纷纷面临着生存的大考验。而经营的问题首先是内容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广告形式，增加和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加强刊物内容的选题策划工作，在杂志的版面设计上做足功夫。
三．加强选题策划工作，做足版面设计功夫――以《时代列车》为例
《时代列车》杂志公开发行于海西区域、全国铁路系统及港澳台地区，是一本发行量大、受众数量较多的渠道媒体刊物。作为福建本土侨刊其定位为宣传海西和铁路文化，引导消费与休闲，力求为港澳台同胞提供一个了解家乡的窗口。
(一)报道新鲜资讯，促进两岸多方交流
《时代列车》杂志开辟“闽台资讯”版块，专门报道该月内闽台两地的重大新闻，以及两地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交流活动。如《时代列车》2011年10月刊中针对2011年厦门9・8投洽会的专题系列报道、2011年11月刊中国庆闽台欢乐游的报道等。这些报道都客观生动地反映了福建与港澳台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闽台两地的经贸往来。
（二）展现两岸经济文化，促进旅游产业
《时代列车》的宣传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台湾经济、文化的宣传；二是对福建本省各项资源的宣传。《时代列车》杂志中的“深度报道”、“旅游”等栏目都是基于这一定位进行选题。如2011年10月刊旅游版块中的《洗汤，很快活》，“洗汤”是福州方言直译而来，有舒服、惬意的成分。文章用乡土平实的语言将“温泉古都”――福州的特色用生动、极富乡情的语言表达出来，向海外同胞推介福州，希望能带动更多的港澳台同胞来闽旅游探亲。
（三）溯源闽台民俗，推广华人文化
侨刊乡讯的文化功能最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的功能上。以福建为例，虽然台湾同胞祖籍多数来自福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的华侨、华人对家乡的了解和情感都远不及上一代移民。[3]因此寻根溯源的华文教育、华人文化普及不可或缺。《时代列车》2011年11月刊中对湄洲祖庙举行的海峡两岸海上祭妈祖大典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湄洲岛作为妈祖的故乡代表着独特的民俗文化，能够唤起华人对文化、民族的认同感，对普及华文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增进海峡乡情，发挥“五缘”优势
乡情功能是侨刊乡讯特有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沟通乡亲、维系乡情、联络乡谊。台湾同胞中80%祖籍来自福建，闽台关系源远流长，闽台之间还具有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关系。
《时代列车》2011年6月至9月刊中的《忆龙岩》《话武夷》《品厦门》就是针对福建城市所进行的一系列策划报道。报道中所提及的客家风情、闽南语歌、蚝仔煎、沙茶面……这些地域风情、传统美食是福建与台湾居民熟悉的“共同话题”。系列报道立足于“日常生活”，报道普通但却亲近，最能引发认同感，打动人心。
（五）以图说话，充分发挥设计功能
“读图时代”受众阅读习惯已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文字与图片的比例上应加大图片所占的比重。使用更加活泼、明快的主色调，改变侨刊一贯太过沉重的黑白形象。《时代列车》在旅游、美食等栏目中刊载了大量精美的配图，增加刊物的时尚感、设计感，以求给予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觉体验。旅游版块中采用的大幅图片，能够更加直观的展现海峡两岸城市的迷人风貌。
侨刊乡讯类刊物，缘起于海外侨胞怀乡思亲的情感需要，这种产生与特殊时代的刊物想要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必然要走上创新的变革之路。但革新不意味着放弃自身的“侨”味。“乡情”永远是侨刊乡讯最鲜明最动人的特色。以务实、创新的姿态，积极探索健康发展新路，应当是侨刊乡讯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朱清.侨刊乡讯是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J].福建理论学习,2009,02.
第2篇
关键词：交通运输；实体经济；发展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eal economy, but also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a clear station of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Twelfth five-year" planning is presented. In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modern logistics,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to modern industry provide guarantee and ser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D922.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落实“十二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总体要求，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组织推进。
1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适度超前，继续保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规模和速度，确保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建和续建项目顺利建成并发挥效益，完善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
公路方面：以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为龙头，加强省际连接线（“断头路”）建设。修订国家公路网规划，强化国省道改造，力争“十二五”末路网整体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水运方面：有序推进沿海港口建设，完善煤油矿箱等主要货种港口布局，加强资源整合，推进以临港工业为依托的沿海港口新港区开发建设。
民航方面：优化机场布局，增强机场保障能力。
邮政方面：加强邮政基础网络建设和增强快递发展能力，基本完成空白乡镇邮政所补建。
2加快推进结构调整。2010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一条主线、五个努力”的总体思路，明确了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十二五”要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推进，务求实效。
（1）深化综合运输体系建设。
（2）深化现代物流发展。
（3）深化科技进步和信息化建设。
（4）是深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行业建设。
（5）深化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3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深入实施“科技强交”战略，统筹推进创新能力建设、重大科技研发、成果推广应用和标准化建设。围绕交通运输建设、管理的共性和核心技术，继续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注重消化吸收前沿技术，加强基础性、引领性重点项目研发，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
4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交通运输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重要领域和民生工程。要加快构建衔接顺畅、方便快捷、经济可靠的运输服务体系，保障重点物资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运输畅通。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发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在城市交通运输系统中的骨干作用，建设“公交都市”示范工程，缓解中心城市交通拥堵。加强和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
农村公路是农村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坚持扩大成果、完善设施、提升能力、统筹城乡的原则，着力改善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农村交通运输设施条件，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交通运输基础，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织实施以西部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为重点的全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建设工程，进一步改善农村公路网络结构，增强整体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公路抗灾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加大农村公路桥梁新改建、渡改桥、安保工程等专项工程的实施力度，强化质量管理。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着力推进长期稳定的农村公路养护公共财政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现管养规范化、常态化。统筹城乡客运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稳步提高农村客运班车通达率，鼓励城市公交向城市周边延伸覆盖。
5深入推进交通运输改革开放。按照中央大部制改革的部署要求，继续积极落实好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职责，加快职能转变，推进综合运输法制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交通运输行政管理体制，努力消除制约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体制机制。
6持续推进行业文明和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和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开展好“学树建创”活动。
二、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交通运输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构成，又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在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中，要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为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1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是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
现代物流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新兴复合型服务产业。交通运输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关键环节和主要载体，在现代物流链条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增强实体经济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交通运输连接采购、仓储、包装、装卸、配送等现代物流诸多环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率。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有利于适应国际产业分工的新变化新特点，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促进我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等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运输企业由传统的运输生产向全面提供运输增值服务的现代物流拓展转型，做强做大物流企业，增强实体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服务和支撑其他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制造业和商贸业优化内部分工，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实体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
第3篇
关键词： 近代 中国 日本 文化 关系
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古代的时候，主要表现为日本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当历史步入近代以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渐地强大起来，这种交流的形式和意义也随之发生逆转，而且这种交流自始至终是在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
近代东北与日本的文化关系问题，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主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涉及这一领域的都不多。目前学术界更多的把目光集中在日本对东北的文化侵略方面，从文化侵略的角度加以研究，而关于文化交流的层面则关注较少，成果不足。
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近代日本与中国东北的文化关系可以说主流是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文化侵略，但是这一时期近代东北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是依然存在的。本文仅从教育层面来考察，阐述这一时期中国东北与日本教育交流的状况。近代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步入总体转型时期，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变革。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日益频繁，中日两国1972年恢复邦交后，也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我认为，这段历史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会使我们认识到国与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是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交流的目的，从而促进各国友好发展。
文化交流是国与国之间关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各国联系的一个纽带，在中国和各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规模大，影响深远。在古代时期，中日两国就进行了比较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国高度发展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曾是日本学习的榜样，可以说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这一时期两国文化交流的主流。1840年发生的，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给日本朝野以巨大的冲击，中日两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摧毁了日本的华夷序列观，日本逐渐把学习的目光转向了西方，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确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而中国却日益没落，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出现了逆转。
两国文化关系的逆转表现在各个领域。在教育领域，日本自从走向文明以来始终处在东亚文明之中，由于长期受其影响特别是受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思想的影响，因此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明治政府实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日本旧的教育体制崩溃，日本统治者认为教育是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重要手段，而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必须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措施和政策，其中的“文明开化”就是以教育改革为中心进行的。“日本在1872年（明治5年）公布学制之后，就于次年建立了第一个高等学府东京大学，而早在安政二年（1855年）就设立了培养洋务人才的洋学所”。①日本的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并站在了世界的前列，同时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比日本晚得多，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日本却已在教育领域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且有一套自己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逐渐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领土辽阔，而且资源非常丰富。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及清王朝的衰落，明治政府以侵略为目的的大陆政策开始酝酿。而对于此时的中国人而言，经过之后，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日本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强大起来，是因为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结果，中国也应该效仿日本输入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以改变中国日益衰落的局面，而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的捷径就是积极的学习日本的经验，同时向日本学习也有许多便利之处，除了路近、文字风俗相似等便利条件外，日本已经把西方文化进行了消化吸收，中国直接拿来利用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深知向日本学习最根本的在于学习日本的教育，因为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只有振兴教育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富国强兵。于是在近代的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中国向日本大量的派遣留学生和聘请日本教习来中国，而日本方面也在中国设立了各种性质的学校，中日两国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两国之间的交流应是表现为一种双向性和互动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国与国之间通过各个领域的交流，学习吸收对方先进的东西，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然而交流不一定就是完全对等的，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也会出现不同的格局和特点。在两国的文化交流方面，教育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近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变得复杂化，中日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关系也呈现出这一时期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注 释：
①杨孝臣主编.中日关系史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19.
参考文献：
［1］周德昌.近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教育交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1.
［2］［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三联书店，1983.
［3］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史料［G］.东京：龙溪书舍，1976.
［4］阿部洋著.日中と文化摩擦［M］.东京：严南堂书店，1982.
［5］北山康夫著.近代にぉける中国と日本［M］.京都：法律文化出版社，1958.
第4篇
一、中西文化交流发展历程
我们对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做一横向的比较的话，第一阶段是古典时期，就西方而言，古希腊时代还算不上真正的中西交流，而罗马时期也只是个开端，就中国而言，秦朝和两汉时期，中西真正的交流也是刚刚起步，以后的隋唐宋元是中西交流的主要时期。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全新的交流时代，是中西方文化碰撞摩擦之始，最终西方列强进入亚洲引发武力侵略，这就是的来临。第三阶段后的半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时期，也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单向输入时期，总的来说，184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水岭。1840年的百余年，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向中国强行输入时期，尽管也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但他们的呼声在当时是如此的微弱，就我国的回应和挑战来说，接下来1919年的，可以说是空前的文化撕裂的转折时期。第四阶段是20世纪末到现在，这几十年中国人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西文化又达到了发展与繁荣、自由与平等的双向交往程度。纵观中西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经历了“交流—撞击—单向输入—交流”的过程，如果说，明末清初以前中西是一种双向平等的文化交流的话，那么，1840年前后，有一个西方文华碰撞并单相输入的过程，那么状况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甚至说“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想用这种强行输入的方式，只不过时代不同了。
中西文化的交融，既有物质文化内容的交流，也有精神文化诸如、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且不说四大发明对于西方世界的持续性作用，即便是在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科学逐渐影响的近代初期，我国的科学技术包括科学思想仍然在西方世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如：明朝的宋应星、李时珍的著作也传到了欧洲。当然，西方的科技尤其是生活用品大量流入中国宫廷的官僚家庭之中，比如：钟表、望远镜等，更不用说机械枪炮了。中西精神文化的影响也是相互的。自17世纪以后，中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和传播越来越明显，而19世纪以前，除了以外，西方人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标准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后，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进化论、民主思想到全面影响，西方思潮对我国知识界继而对广大民众，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将极大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高我国文化生产力，打造文化软实力增添强大的动力。
二、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发展
第5篇
【关键词】王韬 跨文化传播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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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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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⒇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0（3）
第6篇
一、绪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友好交流历史，在古代，中日两国间有辉煌的文化交流史，在近代，中日两国间也不乏丰富的文化交流史。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候，日本也积极学习西方经验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而尚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却因为闭关锁国政策几乎割断了与外国的通商渠道，也阻碍了外国的科技文明向中国的输入。中清政府的失败与丧权辱国的《》的签订，使得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遭到了严重侵犯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不得不一改“闭关锁国”状态而“睁眼看世界”背景下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中国，认识世界。
本文当中，笔者希望以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璀璨一笔，并极大促进了中日交流的黄遵宪和《日本国志》作为研究对象，从引入和译介法律的角度探讨其对中国近代法律所作出的贡献。
二、《日本国志》与其编撰背景
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同时，清政府却在继续着其腐败统治，1840年震惊世界的使得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土和主权遭到了严重侵犯。
1871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订立了通商条约，并设立了公使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此具备了较为有利的条件。1877年，黄遵宪作为第一任驻日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深知作为一个参赞需架起中日文化交流桥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感，他尤其关注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过程，“采风问俗”，广泛搜集各种相关史料和文献，并开始了编撰《日本国志》的准备工作。黄遵宪极力主张同文同洲的中国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引进明治维新的经验，并期许《日本国志》能“期适用也”而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日本国志》从国统、邻交、天文、地理、官职、食货、兵制、刑法等方面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分为12类，40卷，全书50万言，是一部“通志”体裁的历史巨著。
三、黄遵宪与《日本国志》对近代中国法律的贡献
(一)对近代中国关于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影响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曾感叹垂危的清政府在治外法权问题上所面临的局面：“外史氏曰：泰西诸国互相往来，凡此国商民寓彼国者悉归彼国地方官管辖，其领事官不过约束之照料之而已。唯在亚细亚，理事得以己国法审断己民，西人谓之“治外法权”，谓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权也。……余考南京旧约，犹不过曰设领事官管理商贾事宜与地方官公文往来而已，未尝曰有犯事者归彼惩办也。……夫天下万国，无论强弱，无论大小，苟为自主，则践我之土即应守我之令。今乃举十数国之法律并行于开港市场一隅之地，明明为我管辖之土，有化外之民干犯禁令，掉臂游行，是岂徒卧榻之侧容人鼾睡乎!”①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境地，而明治政府通过“明治四年，特命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及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专议改约，兼察各国政事、法律、商法、教养、兵制等事。”②等维新措施，最终“气象一新”、“慕效西法”，取得了“可与西国争衡之势”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 对于收回治外法权的问题，清政府曾以修订法律为由来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而英国亦是以此为条件来接受的。但事实上，中国提出换回领事裁判权的撤销，既是籍西人之口，亦是看到了自己法律的落后和受到日本的启发。③大清启动法律修订之后，沈家本也曾指出如果不进行法律改革，就无法收回领事裁判权，对此，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当中就早已以日本为例提及了领事裁判权收回的问题：“……此皆幕府末年所定之约。……每改约一次，则外人愈得利，日本愈受损。而当时君臣上下挟全力以争约者固未之知也。”④
从1905年开始，在沈家本、伍庭芳主持下，经多方协力，大清法律修订经年累月，传统的中国法整体上已经瓦解，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仍然未动，但是清朝法律的大部分内容亦与世界相同。⑤
早在1890年黄遵宪提出向日本学习的倡议时虽然还没有人响应，但是对东亚文明大国的沉重创伤使得朝廷上下开始有了危机感，黄遵宪的维新思想和《日本国志》也从此引起了重视。虽然从上述史料并不能看出黄遵宪对于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收回大清治外法权，和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时认识到收回“领事审判权”之间是否存在前者影响后者，或者后者源于前者的相互关系，但是，“修律与最后收回领事裁判权毕竟有着某种联系，而且亦必定是一个过程”⑥因此，我们无法完全否定沈家本与黄遵宪的收回治外法权的认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并且，也无法否认黄遵宪维新思想和《日本国志》对沈家本的治外法权问题认识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对近代中国法律的输入产生了影响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记载了日本三千多年的历史，而关于明治维新的历史和维新举措，则做了重点介绍。黄遵宪曾在《日本国志》中感叹“欧美大小诸国”“以法治国”，且日本“学习西法如此之祥”，“朝令夕改以时颁布”，更详细考察到日本：“日本政府遂一意改用西律，敕元老院依拟佛律、略参国制，以纂定诸律。至十四年二月，遂告成颁行，曰治罪法，曰刑法。”⑦
黄遵宪以敏锐的嗅觉选定了明治十三年仿照法国刑法典制定的《日本刑法》(俗称旧《刑法》)和《治罪法》，将其抄录并翻译成了汉语，以期许能够对我国法律改革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黄遵宪在引入和翻译这两部法律的时候，甚至还加上了自己的注释而使其成为《日本国志》中的《刑法志》的部分。如“第二百六十五条。被告人因为辩论，得用辩护人，此条最为本法中要旨，盖法廷之严肃自生畏慑，有不能肆辩论尽蕴奥者，故不分罪之轻重，听用辩护人以尽情实。”⑧中，不仅有原文的翻译，也有黄遵宪对法律条文的注释。由于汉字在日本的大量使用，因此黄遵宪在翻译的时候直接使用或者改造了很多日语词语，仅《治罪法》目录中编、章、节名称和《日本国志·刑法志》译文进行比较，就有以下例子。
从以上图表我们可以看出，时至今日，我国现代法律词汇中仍在沿用《日本国志·刑法志》中的部分词汇，因此，如果说黄遵宪是中国真正译介日本法律和系统地引入法律新词汇的第一人，恐怕也毫不为过。此外，从晚清法律的近代化进程来看，黄遵宪对于《治罪法》和《刑法》的抄录和译介这一举措，都对近代中国引入法律词汇和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更使得中国近代法律和西方法律能够得以衔接。
四、结语
在我国外交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璀璨一笔的“最具风度，最具教养”外交家黄遵宪，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其著作《日本国志》更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黄遵宪通过撰写《日本国志》，并译介了《日本刑法》和《治罪法》，才真正启动了中国输入外国法律的进程，也对近代中国的法律修订，乃至意识到领事裁判权撤销的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毋庸置疑，无论是从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还是从他对日本法律的译介活动来看，我们都不能否认黄遵宪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法学先驱。
第7篇
关键词：现代中国文化 传播 大众传媒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交流特性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问题。在日本的江户时期，日本社会把中国的汉学看作是其本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近代，日本的文学改良运动对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我国新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现状来看，电视剧交流和文学交流是我国与日本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对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问题的探究，可以为我国文化的海外交流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现代中国文学与日本影响关系的综述分析
基于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作为大众传播传播中的重要载体，现代中国文学已步入了“世界文学”格局的发展中，现代中国文化传播已成为世界文化传播的主流形式。在大众传播中，中外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发生了重要改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与关注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就中日文化传播而言，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近代之前，日本以受中国影响为主导；在近代以后（以为分解线），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流向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以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包括近代日本文化（陈渝，1995）。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直接就中国现代文化受日本的影响以及中国现代文化与日本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如《论近代日本戏剧对我国早期话剧创作的影响》（黄爱华，2004）、《日本影响下的创造社文学之路》（童晓薇，2011）等；《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李怡，2009）、《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王中忱，2003）等。
但是，影响是双向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在发展中经过不断创新、改造以及基于地域文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独居个性与魅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并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文学与文化对日本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笔者在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影响的研究文献时，只有在部分单篇幅的文章中略有涉及。如在《试论鲁迅文学的世界影响》中论述了中国鲁迅文学思想对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影响（吴作桥，1991）；在《“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竹内好的悖论》深刻论述了鲁迅文学对日本竹内好的影响（孙歌，2005）。近年恚随着研究深入发展，人们认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影响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总体而言，多集中与探索“鲁迅文学及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其探索范围与领域相对较小。全面综合性以及其他角度的分析与探索有待进一步研究，已成为现代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本文以大众传媒的影响为中心对“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进行了探索，为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
（一）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历程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和研究的过程。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以后，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为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在这节段，日本学界主要对鲁迅、郭沫若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较为关注。从大众传媒的所带来的影响来看，《新青年》这一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新青年第二个阶段是以后至二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但是日本学术界依然把中国作家鲁迅的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在《鲁迅全集》传入日本以后，日本学界形成了用具有本国特色的鲁学研究体系。1936年由日本学者竹内好、冈崎俊夫等人创办的《中国文学月报》和《中国文学》两大刊物成为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在这两大刊物创办以后，中国作家矛盾、吴组湘、丁玲和林语堂等人的作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第三个传播阶段是二战以后至今这一历史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运动以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这一新型学科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得到了确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没有被日本翻译过的中国文学作品也开始得到了译介。中国作家鲁迅的《故乡》《藤野先生》等作品甚至被编入了日本中学的国语教科书之中，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经典化知识化渠道的构建，可以让日本的青年学生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认识，这就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不能回避日本在历次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就是说，日本正确面对的历史是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的前提条件。
（二）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译介和研究的主要特征
在对现代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日本学者经常会将中国文学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问题与日本本国的社会现实相互联系，进而在契合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躬自省。以日本学者竹内好1948年发表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文为例，作者在对作家鲁迅的作品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主要以鲁迅所采用的文学启蒙手段为主要切入点，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同时，当中国“人民文学”在日本得到传播后，引起了众多日本学者的关注，如中野好夫、小野忍、驹田信二、饭冢郎、高仓穰以及吉川幸次郎等等。“人民文学”文化思想成为了日本学者对战后日本社会改造的重要思想精神寄托。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不仅是文学上的交流，更是思想上的沟通。而这一点在中岛健藏“就是为了不陷于对政治绝望的不幸深渊里去，我们也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有力证实（王小平，2008）。此外，受到中国汉学传统的影响，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主要以资料考据见长。《论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和《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是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三、现代中国影视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一）中国电视剧在日本的发展传播历程
电视剧是一个很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表新形势，从我国文化a业发展现状来看，大众传媒在这一产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大众传媒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现代电视剧在日本的传播，也是我国现代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一种表现。在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中日合拍电视剧的措施成为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重要措施，电视剧的拍摄工作甚至还受到了两国政府部门的关注。1985年中日两国合拍的《黄河》（日本称《大黄河》）在日本的播放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影视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一种表现。1989年老版西游记在日本全国电视网播出以后，日本也翻拍过类似题材的作品。在1991年以后，中国创作的一些历史题材电视剧（如老版《三国演义》老版《水浒传》），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题材有关的现代电视剧开始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并得到日本人们的喜爱与热议。就《三国演义》影视作品而言，无论是老版的《三国演义》，还是新版《三国演义》，其所具有的英雄情结、经典历史场面以及故事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日本群众的审美特性与思想价值链接。彰显了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有效传播，是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共同追求。进入21世纪以后，《流星花园》（台版）和《宫》《陆贞传奇》《兰陵王》等影视作品也开始销往日本文化市场。
（二）中国电视剧在日本传播的相关措施
从我国电视剧在日本文化市场的传播情况来看，缺乏振幅扶持，是电视剧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此，我国有关部门需要从国家文化战略高度层面入手，对中国电视剧在海外市场的引导工作和推广工作进行不断的完善。从大众传媒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来看，影视作品的传播是促进两国民间交流的重要手段，对此，我们也可以对韩国、日本的先进经验进行吸收。从日本的电视剧播放模式来看，周播是日本电视剧的主要播出方式，为了适应日本观众的收视习惯，我们还需要对在日本传播的电视剧进行适当的精简。
（三）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
在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研究过程中，中医历史共同研究的问题已经开始得到了日本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读卖新闻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情况来看，《朝日新闻》认为这一过程需要耐心和努力，但是在《读卖新闻》中，相关媒体对中国的做法有所指责，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之前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随着中胛幕的不断发展，两国在历史文化领域的共同研究工作的开展，可以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在日本得到传播。
四、结语
现代中国文化涵盖了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中国现代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塑造，是我国当前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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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罗伯特的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若是不曾引进食物，欧洲人大概每天都吃着不变的老三样；同理，若是没有文化的交流，任何民族都将变成一潭死水，泛不起半点儿波澜。
文化交流是国家进步的阶梯。近代，日本虚心向西方学习，不断革新，成为亚洲最早崛起的国家；反观清朝，妄自尊大，闭关锁国，错过了绝佳的变革时机，从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惨痛的历史教训，如何不令人警醒？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认识他人的智慧，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取他人之长，使自己进步。
文化交流是多彩生活的来源。今日之中国，美剧日漫拥有大批粉丝，韩食泰餐聚集众多拥趸。大众的口味不再单一，人们的眼界日益开阔，外国文化正在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圣诞节与春节同贺，耶稣和孔圣共尊。在国内，喜欢西方文化的人到处都有；在国外，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也不在少数。世界大同正在逐步形成。
文化交流是文明兴盛的保证。一种文明不应脱离其他文明而孤立存在，孤立会使文明保持某种意义上的纯洁，却也会使其走向没落。试想，如果中华文明去掉印度骼吹奈幕会怎样？敦煌壁画没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没有了，寒山拾得也没有了，这样的中华文明还是我们所认可的中华文明吗？
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源远流长，不交流，文化就会变成闭门造车，就会成为故纸堆中的历史研究项目，这断然不是文化的意义之所在，这样的文化又怎能称为文化？
第9篇
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视角
第10篇
一、城镇、城镇网络的文化交流功能
城镇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是不断变化的，它不仅因城镇的大小和功能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还随时间的迁移而变化。在创造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方面，某些城镇远较其它城镇成功。然而，特定城市有利于文化交流的条件却不能一直存在下去。在欧洲，很少有城镇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同等地重要性。在1400-1700年的三个世纪中，主要城镇的特性随着国际贸易路线、商业组织和政治组织等发生的重要变化而变化。15世纪的布鲁日、日内瓦和威尼斯，16世纪西班牙城市塞维利亚和安特卫普，17世纪的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的起落沉浮，便是很好的说明。即使每个城市都曾有过黄金时期，但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它便会因新中心的出现而黯然失色。例如，安特卫普在15世纪末取代了布鲁日作为低地国家主要商业中心的地位，但随着斯海尔德河在1585年开始受到封锁，它也丧失了这一地位。(2)
城镇的经济职能有利于为其在某一段时间内作为文化交流中心而繁荣创造有利的环境，因为贸易是促使人员、货物和观念流动的重要原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特定的城市职能必然促进文化交流，并且这些交流仅限于有限的重要的城市中心，或者认为这些文化交流一旦发生，它们的文化影响力就会完全保留在城镇之内，那么这种看法便是愚蠢的。相反，尽管在欧洲的个别地区，某些重要的城镇中心确实较其它一些中心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中的许多成为个案研究的基础，但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却发生在更为广阔的环境中。(3)
城镇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其它城镇和地区一起，形成了一个网络，从而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环境。每一个城镇中心文化交流的个别环境都得益于将它是更广阔的网络中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事实。各种城镇和都市都属于许多不同类别的网络的节点。欧洲范围的城市网络包括：水上国际贸易网络；路上国际贸易网络；行政中心间的主要交通路线；宗教中心间的主要交通路线；教育中心间的路线。很明显，其中的许多城镇是重叠的，特别是在城市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时，如当城市集贸易这一主要职能与行政、教育和宗教中心等于一身时，情况更是如此。巴黎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16世纪初起，它既是法国的首都和皇室宫廷所在地，也是水路和陆上贸易的重要场所，同时还是宗教和文化中心。巴黎圣母院是朝圣者的目的地。索邦神学院则吸引着欧各地的学者。外部的文化刺激和多功能性结合在一起，让巴黎人充满了新鲜事物，也就不足为怪了。(4)
作为全欧城镇网络节点的城镇对次一级的城镇网络来说同样是关键，小一些的城镇作为供应者和消费者而这些节点密切相连，因而在一个地区、甚至在一个国家发挥补充作用。虽然这些地位较低一些的城镇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确认为文化交流的场所是可以探讨的，但它们确实在传播文化新事物和文化调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报纸及欧陆文学小册子的译本沿着主要的贸易通道——沿途散布着喜欢读书刊报的人们得以碰面并发挥着教育功能的客栈——从伦敦向更小一些的中心的发行便是左证。(5)
二、城镇传播文化的模式
文化从大都市中心向外传播也遵循其它的模式，这即是城镇与它的乡村腹地间的互动。通常，这种关系包括了超越了城镇间逐级联系的观念和物品的双向交流。乡绅和低级贵族有着较其它居住在城镇中的商人、学生、行政官员、朝圣者、士兵以及海员更多的其它旅行机会。他们在庄园中进行互访，为了自身教育和娱乐而进行旅行，最重要的是与君主的宫廷和朝臣建立关系，这些朝臣通常代表着一种与城镇文化重心所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关注。(6)
第11篇
关键词： 陶瓷装饰；新彩；创新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第12篇
[关键词]中日经典小说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初步构想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经典”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作为典范的经书”。由此看来，“经典”是指经过时间检验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指导意义的权威性文本，不过。“经典”也是相对的，它也有时代性和区域性。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是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小说。通过对这些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和传播史的梳理，笔者认为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
1、文学交流史的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文化在日本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不仅中国的诗文被视为“经典”，中国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也先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中国的经典小说不仅被翻译、改编，而且还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日本作家的笔下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即使中日经济、文化地位发生转变后，鲁迅的作品也在日本产生了“国民作家”的影响。以后的留日，使中国近现代作家认识到了日本经典小说的魅力，从而催生了日本经典小说的译介，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地位的提升更为这一推波助澜。经典小说本身的魅力以及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因素，造就了这一文学交流史。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中日双方的角度出发，整体地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传播情况，以便于更宏观地考察这一文学交流史的轨迹。
2、文化交流史的意义
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不只是作者与译者的问题，它和教育的普及、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贸易、电子网络媒介的发达、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大背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文学交流史的意义，还有文化交流史的意义。通过考察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等文化原因，我们可以从经典小说这一视角，透视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状态，从而进一步了解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与文学、文化交流的关系。
3、译介学研究的意义
目前，学界对译介学的认识还比较混乱。经常把译介学等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其实，译介学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翻译研究不同，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具体转换问题。而是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笔者通过整体比较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力图初步探索一下译介学的一般规律，以促进学界对译介学的性质、内容、研究方法有进一步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中日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出色的探索，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了“三多三少”的特色。笔者将吸收前辈学者的已有成果，在“三多”的基础上，重点对“三少”展开研究。
1、局部、单方研究多而整体、双方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部作品以及单方作品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与接受史方面，而从中日双方出发的、涉及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与传播方面的研究较少，这就忽视了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译介与传播方面的共性。据笔者调查，单行本主要有宋柏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王丽娜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马兴国著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德田武著的《日本近世小说と中国小说》、胡文彬著的《(红楼梦)在国外》、邱岭著的《三国演义在日本》、李平著的《日本鲁迅受容史》、高岛俊男著的《水浒传と日本人－江户と昭和圭と》、雄喉润著的《三国志と日本人》等，论文主要有王向远《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一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王成《夏目漱石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邢灵君《村上春树在中国－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下的村上热初探》、陈凤川《大江文学在中国的遭遇》、王志松《川端康成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学者都对中国四大名著等经典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做了深入的研究，而日本经典小说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及少数论文上。笔者以为这一方面与日本小说传入中国时间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学者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关系。
2、译介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及单部作品的翻译研究，中日学者都不遗余力地做了整理和研究，例如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马祖毅著的《汉籍外译史》、秦弓《选择与理解一五四时期译介日本文学的一种现象》、张铁荣《关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和《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田埸智子《日本二ぅころゎ西游记ゎ翻识――儿童害ゎ中心ゎLろ》、小野忍《中国小说ゎ翻欹――西游记]ろUぅころゎ》、林鼗《竹内好ろ鲁迅一翻U[藤野先生ぅころゎ》、林文月《源氏物语ゎ中国语言ぅころゎ》、康东元《清末ぅころゎ否日本近代文学作品ゎ翻识ろ绍介――日本文芸ゎ中国ぅころゎ入方》等。可是。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传播研究却很少见，仅有少数专著涉及到了中国小说的传播，而且这几本专著研究的多是中国小说的文本媒介传播，而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传播则很少被提及。
3、接受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中日许多学者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四大名著、日本近现代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影响与接受，做了卓有成效的细致研究。例如，张杰著《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李平著《日本鲁迅受容史》、磷部彰著《『西游记受容史ゎ研究》、大庭修著《江户时代二ぅころゎ中国文化受容ゎ研究》、靳丛林《热情的选择：近代日本文学在中国》、夏定冠《日本文学在中国(上、下)》、饭田吉郎《明治期中国文学－水浒传聊斋志异》、胡凯《江户文ぅころゎ水浒传受容ゎ形跻》、汉野邦子《江户文学匕水浒传》、山田博光《聊斋志异日本近代文学》等。可以说，这些研究主要以接受者、受众为中心进行了研究，但对传播者、媒介、材料、传播效果、社会背景等传播要素重视不够，这就不能全面了解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传播的全过程。
三、研究方法
1、译介学
鉴于中日学者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研究进行了较多探索，所以本研究重心将放在传播研究方面。但是，译介是外国小说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而且以往的研究多是对翻译史的整理，所以本文也将运用译介学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
译介学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它注重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 化因素。译介学的提倡者之一谢天振认为：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地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关于译介学的内容，他认为应该包括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包括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传递、误译等问题的研究。因此，笔者在研究不同译本以及译本的删改、增添、有意误译等现象时，将不单纯停留在一字一词如何翻译的语言层面。而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揭示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和影响。
2、文艺传播学
文艺传播学是一种研究文艺信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们所属的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传递、接受、反馈的学问。传播模式虽然种类繁多，描述各异，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线型模式，即将传播过程确定为以传播者为起点，经过媒介，以受众为终点的单向、直线运动。一类是新型系统论、控制论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在传播过程中建立反馈系统，即不仅要求传播者把信息单向传递给受众，而且要把受众的反应通过种种途径接收回来，同时这一传播、反馈过程是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下进行的。笔者将采用第二种模式，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下，从双向来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传播者、受众、媒介等因素作用下的传播。译介是本国小说在外国传播的最主要方式，所以笔者将从传播学角度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予以重视，但同时也不忽视原作以源语方式在掌握源语的外国读者之间的传播。
3、文学社会学
文学社会学是介于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原则来探讨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它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是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问题，即文学的社会过程问题。法国学者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不仅提出了“创造性的背叛”理论，还注意研究文学事实的物质条件。
笔者将运用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具体分析中日经典小说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即作者生产原作，译者生产译作，原作与译作都可以在外国被传播、消费的这一过程，同时充分重视这一过程中的物质条件和“创造性背叛”现象。
四、研究构想
由于经典本身的相对性，本研究选取了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中日小说，将运用译介学、文艺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理论，从中日双方的视角出发，整体地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和传播情况进行研究，所以该研究有着将中日双方、译介与传播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的综合、立体特色。鉴于译介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本研究将把研究重点放在传播研究方面，并作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研究将采用“总分总”的三段式结构，先整体后具体地对这一课题进行多角度研究。
总论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将研究作为传播者的原作者和译者的创作与经典小说、经典译本的关系，以及受众的接受心理和对同时代作家、翻译家的反馈情况。第二章将分别探讨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介、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网络媒介与小说原作、译作的传播关系，以及中日之间的图书贸易情况。第三章将考察国语教育与小说传播、外语教育与小说译介阅读、图书馆与小说传播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将研究民族文学、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与经典小说译介、传播的关系。
第13篇
[论文摘要]在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幼儿园的双语教学，运用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主要原则来对幼儿园的双语教学进行文化反思，并针对当前的幼儿园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语言学习的过程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学习。在语言的交流过程，文化在背后也潜在的发挥着它应有的影响。在双语教学的过程中，语言本身所隐含的文化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双语教学的过程，其实也是文化交流和传递的过程。从世界各国不同形态文化教育地发展演变历史看，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文化创造，占尽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
当今世界英语是通用的国际语言，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人们不仅需要与英语本族语者打交道，还需要用英语和其他非英语本族语者群体的人进行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教学自然不能局限于少数英语国家的文化。克拉姆申认为，外语教学从本质上讲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那就是人类只要共享同一语言代码，相互理解就很容易，人们要做的是学会这样一种语言，并正确而恰当的使用它。外语教学遭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化，文化意味着差别，变异，文化是不同群体相互交往时发生冲突的主要根源。任继愈先生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提出文化势差理论，他认为，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所以称之为“文化势差”。我国幼儿园的双语教学实际上也在这样的规律中前行。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在幼儿园的双语教学。
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幼儿园双语教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必须去考虑文化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视野下，幼儿园双语教学中，文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怎么样起作用的，应该去怎么样扬长避短，运用文化更好的教育幼儿，实现幼儿园的教育目的。近代以来，我们的幼儿园教育相继受到了日本、美国、苏联等模式的影响，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幼儿园教育理论和实践。我们的文化在近代以来基本都处于低层次的落后的那一端。这就注定了在文化教育的创造上失去了优先权，在文化的继承上缺少了优越感，在文化的引进和在文化的吸收上又显示出极端的功利性，而在文化的碰撞中迷失了自我的方向，当然在文化的交流上也就不免有一些自欺欺人的国粹。在寻求自身文化教育强大的同时，失去的恰恰是对于文化自身的审视，这里不仅仅包括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也包含了对于自身文化的一种不自觉。在幼儿园双语教学中，师生的互动依然是一问一答的典型模式，依然是教师对答案的确定性指导，依然是集体性的表现压过个人的自我表现，依然是评价中的集体无意识的主体缺失。但是与实质相反的是内容上的紧跟时代，多媒体的运用，以及评价形式的改变。
21世纪是一个创新的世纪，是一个倡导文化多元的世纪。而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教育交流和传播中我们扮演的角色确实是站在文化势差的下端。文化上的不自信在教育中也时常显现。搬出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来显示自身文化的曾经辉煌，就如同鲁迅笔下的阿Q，实际上是不自信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在这样的前提下去进行我们的幼儿园双语教育，显然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也深深地渗入了课堂中，尽管不是很明显，但是潜在的影响更让我们难以去捉摸。我试图从文化的影响来阐释自己的见解。
下面从权力分离、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不确定性回避这三个方面的文化差异来分析和解释幼儿园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课堂教学的参与者一教师和幼儿之间通常存在较大的权力距离。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非常强调等级关系的重要性，对于年长的、地位高的和有权势的人应该表示尊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教育也不例外。师生关系趋向于儒家所倡导的等级关系，老师在课堂上较有权威性，对课堂的教学内容和进程有很大的决定权。此外家庭可以说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原型。家庭中孩子对于父母的依赖和遵从被带进了课堂，教师在很多时候是父母的化身，扮演着父母的角色。幼儿依赖于教师给予指导，希望教师帮助自己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教师也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课堂上，幼儿习惯跟着教师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说出正确的答案，并对教师所传输的知识深信不疑。因此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中儿童不具备独立思维的习惯和能力，当然效率可能是较高的，教育效果能顺利地显现出来，家长也比较认同这样的结果。但是实质却没有真正的体现。这也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对上课的感觉习以为常。中国有句俗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持久的师生关系历来被中国人所推崇，随之产生的是课堂内的等级观念。教师具有鲜明的榜样和权威的形象，而学生有义务去维护教师的权威。通常情况下，对儿童来说，在于教师的交流过程中要按照教师的话题去进行听讲，要引入自己的话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幼儿在师生交往中多处于服从的地位，在课堂上应该接受教师的知识传授，打断教师的思路，和对教师提出相反的意见被认为是对教师的不尊重。在课堂上应该尽量避免与教师产生正面冲突，以维护教师的面子。因此，幼儿即使对教师的讲解产生疑问，也很少当着全体幼儿的面提出。
其次，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维度上，中国文化是归于“集体意识”较高，“自我意识”较低的文化群落，对于中国学生而言，群体概念和归属意识较为强烈。为避免被孤立于群体之外，常常会有从众心理和行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维护自身利益和不伤害他人面子以保持和谐的气氛，所以保持沉默、不主动表态或者随大流是经常采取的保护自己的方法。而不与人发生公开、正面冲突则是保持和谐的手段。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我们在幼儿园的双语教学上所采取的策略和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显现。当然这样的方式也表现在我们对于课程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中国的课堂从总体上讲，还是处于集体主义文化氛围中，任何过于突出个人的行为都有可能引起别人的反感。据此，教师和幼儿更愿意采用稳妥、隐蔽的课堂参与方式。
再次，中国文化比较强调对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回避，不鼓励冒险或偏离常规，凡事倾向于按既定的规矩进行，较多依赖有形的、书面的材料，重视准确性。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非常注重对于故事整体的掌握和故事所蕴含意义的准确理解。而对于这些的准确理解就影响了幼儿在课堂中的主动参与，他总是在课堂上花大量时间来想正确答案是什么，不确定性因素会带给幼儿诸多的疑虑和不安。在这样的环境下，幼儿用来思考“为什么”的时间很少，更多的是思考“是什么”，同时对于“是什么”的思考也仅仅是对老师所想要的答案是什么的思考，而不是对事物本质的探索和研究。
综上所述，这三个方面的文化差异，导致我们的幼儿园双语教学中引进国外的教育理论并用于中国的课堂教学时，有时候会水土不服，甚至破坏了原有的秩序。教师和学生、家长对于教育本身失去了话语权，在理论面前变得无所适从。问题的逻辑起点恰恰是我们忽视了语言本身所带有的除了工具性以外，还有文化潜在的发挥作用。基于这样的思考前提，我们在整个文化教育的交流和传播中去审视幼儿园双语教学，就更能深刻的理解我们应重视文化自身的包容性和独立性。在文化教育的交流和传播中，其主要原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考虑。虽然我们在文化教育的创造上失去了优先权，但也省却了新试验所固有的弯曲路程，在别人的肩膀上看的更远；在文化的继承上缺少了优越感，同时也给了我们去除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机会，在精华中更进一步；在文化的引进和在文化的吸收上显示出极端的功利性的同时，也正好体现了我们对于先进文化的一种执着追求，积极向上的精神可嘉；在文化的碰撞中迷失了自我的方向，也启发我们更好的回头去反思我们自身的立场。在寻求自身文化教育强大的时候首先应该对自身文化进行审视。了解自己是理解别人的前提。赫拉克利特曾说：
“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如弓和六弦琴。”我们在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教育理论的同时，要首先考虑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立场。没有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没有真正的师生充分理解和互动，幼儿园的双语教学也难以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在幼儿园的双语教学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在教学中重视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于国外文化的一种理解，还要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教师和幼儿的潜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同时要考虑外语的教学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工具习得，还有国外文化对教师和幼儿的一种潜在渗透，在后现代文化殖民的今天，多元化并不能掩饰其固有的矛盾和冲突。
其次，在幼儿园双语教学中，师生关系需要更进一步的主体性参与，在教学中重视对不确定性回避的干预。在课堂的互动中，教师和幼儿都应该突破传统文化固有的藩篱，质疑和反思应该得到提倡和鼓励，对话的形式和内容都应该体现真正的主体性，培养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教师要注意提问的方式，以其问题的开放性和思维的独特性来吸引学生的探究，学生以其对不确定的扩展来回应教师的提问，形成螺旋式上升的问答模式，以改变原有的线形问答模式。
[参考文献]
[1]栗洪武，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潮[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
[2]许力生，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237。
第14篇
关键词:国际传播 开眼看世界 社会思潮 近代中国 外报
国际传播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在中国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它与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之风是一脉相承的。从西方传教士在华译介西学、创办报刊,到晚清士大夫主动翻译外报、采阅夷情,再到国人自办报刊、发展实务,国际传播所推动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冲撞,为近代国人带来了新信息、新知识、新思想,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
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国际传播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人开始具备“万国并峙”的国际意识,走出天朝上国、夷夏之防的中国中心观念,主动地开眼看世界,参与并介入到这种国际传播活动中去。因此,本文试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考察和分析近代中国出现的“开眼看世界”这一具体行为,探讨近代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
在之前,国人是很难想象并谈论关于西方或者世界的概念或图景的。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时,他发现“中国人想象自己的国家那么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①到了1757年,清政府更是下令防夷、闭关,并把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书籍视为外国异端,一概排斥。直至中英第一次开打以后,道光皇帝还在向朝中大臣打听英国的具体地理位置。一向自诩为“典章器物举世无双”的天朝大国,根本没有胸怀世界的国际意识,也没有跟这些“夷狄”之邦互通有无的外交概念,许多人对于西方和世界的认识非常模糊。
被后人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广东收缴鸦片、整顿海防时,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武器装备先进,因此深感“了解夷情”的重要性。于是开始派人刺探西事,设馆翻译西文书刊,了解西方国家的史地和政事,并派人将英国人慕瑞撰写的《世界地理大全》译成《四洲志》。林则徐被罢黜后,将自己搜集的资料转交魏源,希望他编纂一部全面介绍西方世界的图书。魏源搜罗更多世界地理等方面的资料,于1842年著成《》一书。其后梁廷楠、徐继畲、姚莹相继撰写了一批研究、介绍边疆和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书籍,提出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初期最早开始具备国际意识,并尝试用世界的眼光去看待当时新兴的国际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但从各种记载和叙述中不难发现,这些以资料汇总、个人撰述、笔记、札记形式出现的“开眼看世界”成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和重视。林则徐在广州翻译外报、采阅夷情、编撰书籍都是个人行为,并不愿在朝堂上加以公开,他留下的奏折、日记和书信中都很少言及。《》被赞誉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描述天朝之外的世界状况的图书”,问世后却少人问津。康有为为讲授西学而收集包括《》与《瀛寰志略》在内的西学之书时,已是1885年了。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后才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此时距这两本书出版,已近半个世纪了。②
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民族危机,但是清王朝并没有认真反思这次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而是将战败的责任归结到了琦善等几个所谓的“卖国贼”头上。由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姚莹等人所引领的“开眼看世界”行为,虽然是中国近代初期开展国际传播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中间并未引起共鸣。因此,“开眼看世界”的著书立说,只是士大夫个人之间交换关于时局、政见的个体意见和思考,并不能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更不能说是一种社会思潮。反倒是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外报,随着这些个体的编译、著述过程,逐渐被国人接受,甚至参与学习与模仿。这种以新的知识结构和国际传播媒介所推动的中西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为近代中国更好地了解西方、认识世界,进一步融入现代化的潮流提供了契机。
那么,“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是如何在长期闭关自守、昧于外情的形势下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最新知识呢?有人考证,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澳门新闻纸》等,其资料主要来自广州、澳门和南洋等地的外文报刊。《》和《瀛环志略》也都参考了传教士的书籍与报刊。③可见,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外出版发行的各种报刊和个人著述,成为近代早期国人“开眼看世界”时的信息来源。
西方传教士认为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茫然无知是中国闭关自守的思想根源,因此他们要用“知识之炮”轰开中国紧闭的国门,而在华办报则成为其在中国开展宣传的主要武器。外报对西学的介绍和传播也恰好符合了当时少数开明士大夫在“开眼看世界”过程中“夷情采阅”的需求,林则徐就组织人员通过翻译外报来搜集敌情,魏源也认为采阅新闻纸的建议是驭夷的要策,他的《》就参照了大量西方书报,其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被征引次数多达26处。④译报虽属情报工作, 重点内容是“禁烟和兵事”,附带介绍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情况, 但外报这一近代媒介毕竟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并逐渐为之熟悉和重视。1857年,魏源去世后,中国中上层官员学者关注外报这一线索并未中断。在现存吴煦(当时任松江府海防同知)的档案中可查到1858年的译报。1868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拥有专门的翻译机构和大批人才来从事西洋书报的翻译工作。⑤国人开始注意到报刊在消息、沟通信息方面的作用,也逐渐开始认识到外报是在西方列强控制下的对外宣传工具,带有强烈的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意识形态,从而蒙发了自办民族报刊的思想。王韬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在华报刊“其所立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⑥因此,郑观应才有“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的感叹,陈衍才有《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一书的出版。王韬更是主张要创办外文报纸,“散布五大洲,令西人见之,知中国实有自强之策”,“不敢视吾为病夫也”,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开展对外传播的想法。⑦作为一种新的国际传播方式,外报这一近代出版形式开启了中国近代国人自办报刊的新阶段。
“开眼看世界”是近代国人主动参与的一次国际传播活动,新的世界概念得以被重新建构,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启蒙和解放。梁启超感叹之后的中国志士“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智识,与清初启蒙时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⑧而当我们以今天国际传播的眼光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再去谈论林魏等人的“开眼看世界”行为时,它无疑是具有划时代的思想解放意义的。无论是关于西方各国的情报搜集,还是历史地理人文知识的翻译介绍,至少他们开始走出中国中心的观念,以一种胸怀世界的国际意识参与到新兴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去。在拥有国际意识的前提下,各类西学东渐、各种改良维新才有了实际推动力。因此,“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刺激下部分士大夫所拥有的一种政治眼光,也是重新开启中国对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新起点。
随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报纸这一新的传播媒介的接纳和参与,一方面西方近代的新闻传播观念、报纸编辑方式和先进的印刷设备进入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推动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发展;另一方面,国人的知识结构随着封闭的空间和时间观念被逐渐打破而发生变化,认知空间进一步拓展,这种思想的解放又为中国能更主动地参与国际传播活动,加快融入现代化的潮流奠定了基础。因此,“开眼看世界”在近代中国初期的国际传播活动中,虽然只是少数士大夫的一种个体行为,并不能改变整个中国社会对待西方和世界的意识形态,也无法汇聚成一股思想潮流,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
注 释:
①周宁:《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书屋》,2004(4)。
②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三十自述》,见《(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转引自周宁:《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书屋》,2004(6)。
③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潮》,《美国研究》,1997(2)。
④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61 页。
⑤周光明:《中国近代报业的文化传播背景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⑥徐新平:《重评王韬的新闻思想》,《湖南大学学报》,2002(5)。
⑦马文丽:《中国境内外文报刊的历史演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第15篇
［关键词］明代；耶稣会士； 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2-0059-02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在欧亚两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精神文化成果，直到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出于宗教热忱和献身宗教的精神，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他们来到了中国。为了在传教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消除中国人对西方宗教的疑惑，他们往往以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军事技术等近代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从而在客观上承担起西学东传的文化大使的历史使命。
一、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处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迫切需要发展海外贸易进行殖民掠夺，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东方成为其重要目标，欧洲殖民者纷纷东来，一大批西方传教士也来到中国。明代来华的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天主教耶稣会是西班牙人伊格纳修・罗耀拉1534年在巴黎创立的，1540年，该修会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确认，从此，它很快在欧洲发展起来，并开始了传教活动。当时，欧洲正经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面临危机的教延正想利用耶稣会来收复失去的利益。耶稣会亦称“耶稣连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传教队伍，由于它要担当起为教皇效忠的职责，其成员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这就使得它具有不凡的素质。事实证明，来华的耶稣会士绝大多数都是饱学之士，在文学、哲学、天文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实无愧于“西儒”之雅称。而他们来华之后，皆研习中文，钻研儒理，如马诺瑟对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并对治中国儒学独具见解：“盖理学也，固由经学而立，而经学也，必由字学而通。舍经斯理缪，舍字斯经郁矣。”①耶稣会士们来华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传教目标，它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的科学甚至治学方法等，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二、明代中西文化交流及其影响
在耶稣会士中影响最大的是利玛窦，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对明代西学东渐局面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582～1610年，利玛窦在中国的28年岁月中，携带西洋文化进入宫廷和士大夫群，在中国的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并能立足于中国上流社会，主要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他意识到他所接近的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已经具备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政治制度和学术名艺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②要想使西方的宗教思想被崇尚权威和正统思想的中国士人所接纳和理解，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他一方面尽力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的社会习惯，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尊重学问和知识的国度。因此，他在传教时尤其注重数理科学知识的传播，往往将西方的天文、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作为与中国官员结交的晋身之阶。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最初印象，与他们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密切相联，然而科学的卓越成就还具有另外一个效果，导致他们接受一个外国人新信仰所必须的谦恭，以便使这个傲慢的民族减轻其心理优越感的枷锁。”③基于以上认识和策略，使得他在西学东传方面能够取得很大成功。科学知识成为西方传教士开启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钥匙，也成为西学东传的引子。他与徐光启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被梁启超称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的佳译。梁启超认为，随着西学的东渐，“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明代传教士所传之西学，“在我国学术界上，其影响不限于局部，而为整体者也”。可以说，近代西方的几乎所有学科，基本上都已介绍到了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西方传教士虽然是要播福音的种子，但最终开出来的却是文化交流的花朵。明代的文士当中，有不少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延筠。导致士大夫信教的重要根源是西方科学的吸引力，从16世纪利玛窦来华开始，耶稣会士在传布宗教神学的同时，译介了相当数量的有关天文、舆地、数学、物理、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著作。有中文可考者，约计370种，属科学120种左右。“西学”这个词，正是伴随着这一活动而来的，从传教士一开始译介西学的同时，中国奉教的士大夫出于经世的考虑即予以积极合作。由于朝中保守势力的排斥和阻挠，这股西学东渐之风渐渐消失了，但却真实地反映出明清之际先进的中国士人，从华夷之见中探出头来接纳新知识的开明和勇气，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新的生机。
三、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从认同到融通
明代，中西文化就是在彼此有差异的情况下相遇并发生冲突，逐渐由冲突走向包容与发展。明代中西接触的最大成就是它为中国和西方这两大文明的对话开了一个好头，使得很多问题，包括双方的差异，都凸现出来了。同时，明代的那种互动对话模式本身，也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遗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去探索：
（一）认同
所谓“认同”就是认为别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并因此而感到亲切；另一层意思就是“承认”、“认可”。文化认同可以是局部的认同，也可以是全面的认同。只有认同，才有可能交流。明代来华的传教士当中，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是持认同的态度的。当然，认同也可以表现为“虚假认同”。随人变样的耶稣会士便常常采取这种虚假认同。利玛窦初到中国时，闭口不提传教之事，初以“西僧”自居，后以“西儒”自居，目的就是要证明，“我”跟“你”是同类，“我们”之间可以交往。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利氏的求同意识。所以，在异质文化交往中，就像误读不应被摈斥那样，虚假认同同样有它独特的作用。认同跟认可相关，认同之后才能接受，才能赞赏，才能去借鉴。
（二）融合
融合是异质文化交流的一种较高境界。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最典型的、最成功的文化融合之一当数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之间的融合。基督教在与希腊罗马文化砥砺了几百年后最后也相安无事了，我们决不能用“泾渭分明”来形容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已经流着希腊哲学的血液。所以，一般认为，不懂得基督教，就无法认识西方文化。同样，“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前者说明基督教跟欧洲文化已紧密结合；后者说明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已经契入（主要是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的肌理。而且佛教已经演化到“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④的地步。佛教跟中国文化之间的结合，不仅是在哲学、伦理、艺术等层面，甚至汉语中若剔除了佛教语言，它恐怕也会残缺不全。赵朴初先生甚至说：“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而“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佛教跟中国儒家文化融合，基督教与希腊―罗马传统的融合，可以看作人类文化史上异质文化融合的典范。
（三）借鉴
借鉴就是将自身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即以他者为一面镜子。明代以基督教为媒介的中西交往，一方面使《几何原本》传到中国；同时，中国的“四书”、“五经”也远渡重洋出现在西方文化的地平线上。中国本是一个善于“借”的民族，连建园林时也忘不了“借”，故有“借景”之说。中国文学从佛教那里借来的东西很多，中国文学的想象力、中国文学作品的布局，甚至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兴起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发轫，都与佛经的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借鉴，毋需赘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有中国文化的推力。
（四）融通
融通即一种比融合更高的境界。融通并不是要各种文明相互学习、吸收时牺牲自己的个性。犹太作家赞格威尔认为，融通即是各种文化在一个熔炉中融化而使得各种文化变成一种新的合金，即各种文化经融合而失去了它原有的形态和特性。但我们更赞成多元格局的世界文化像一个“色拉拼盘”。“在这个拼盘中，不同的成分保留其独特风味和形态，但这道菜作为一个整体有其被认可的自成一类的东西，它作为一种特别的混合物有其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在这个拼盘中，每样水果、蔬菜呈现出各异的形态、色泽、味道，只挑其中的一两样果腹，未必有益于健康，但它们合在一起则构成一道健康的佳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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