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经营模式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公司的经营模式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1、我国证券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和存在的问题分析

1.1、我国证券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我国证券公司的主要的经营模式一般是通过经纪业务和自己营销的业务来盈利的，经营的周期比较显著，而且波动比较大。从经营模式的角度来分析，我国证券行业的外部结构是我国证券公司能够获利的主要途径，我国证券公司是依靠经纪业务和自己营销的业务来获得利润的，而这两种业务与市场交投的活跃程度是密切相关的。我国的证券市场会有一定的周期性，是繁荣与低沉交替进行的，当证券市场没有其他的业务往来时，就会导致经营模式的周期性波动。

1.2、我国证券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公司经营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外部的商业结构具有较为明显的周期性，证券公司的大型的业务呈现出剧烈的波动现象，其波动与股票市场的波动是密切相关的，我国的证券市场没有自身的业务模式。我国的财富管理模式还有待深化，低迷周期的资金管理几乎不存在。我国证券公司自身存在行业与外界的结构不能有机的统一，制约了证券公司的盈利水平，导致我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模式存在不稳定性。

2、我国证券公司经营模式的完善措施

2.1、我国证券公司要积极完善弱周期的经营模式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深化，证券公司的经营模式出现了扩展的现象，出现了一批弱周期的经营模式，在对资金进行管理时，是向期货公司收取一定的费用，直接的投资带来的利润和发行上市带来的收益不多。向期货公司收费中介费的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对证券公司的经营模式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证券商家都想要按照自身的经营模式，向弱化的周期经营模式扩张，实现经营的强周期和弱周期的平衡发展。

2.2、我国证券公司要对不同的外部结构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积极调节内部的结构，实现各种经营模式的发展

经纪业务是给投资者提供便利的交易模式，提供投资的咨询，对经纪业务的经营模式进行分析，可以通过具有差异化的服务获得一定利润，经纪业务的核心在于合理的控制成本实现大规模的销售，在经纪业务上要降低成本，调节内部结构，创造出新的运营模式，建立与客户挂钩的模式。投资的业务指的是证券的销售和兼并等，这种方式的经营模式体现在优秀的投研能力上，我国证券公司要提高自身的投研能力，在管理方面采取创新的理念，实行岗位定薪的方法，实现投研人员的薪水与其能力挂钩。强化投行业务的发展，其经营模式是实现提供服务来收取费用，盈利的主要因素在于要有大量的业务，要开展交叉式的经营。我国证券公司要开展投行业务，对于那些已经占有较大市场规模的证券商家可以继续保持其份额，提高公司的公关水平，强化资源的利用能力，积极拓展业务，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证券商家，可以进行高投入，将大量的人才引进，努力扩大市场的份额。

2.3、我国证券公司要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资金的有效调控

证券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仅仅要受到业务开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上，因此，我国的证券公司要加强资金的调动能力，证券公司要建立抵御风险的政策，正确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有效地提升公司的盈利的可能性，确保证券公司经营模式的稳定性。

第2篇

关键词：保险公司；经营模式；企业边界理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80-05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当前对金融危机形成机制的研究引发了金融综合经营背景下保险业专业化与多元化经营战略的重新思考。本文研究金融综合经营背景下中国保险业的不同经营模式问题，比较各种经营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并探讨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及其变动的主要因素，为保险公司选择合适的经营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二、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内涵

从横向看，保险市场主体的经营模式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第一，专业经营模式。选择专业经营模式的公司着重经营产险或寿险的某一个领域。目前专业保险公司普遍采纳这种经营模式。第二，单一经营模式。选择单一经营模式的公司将经营领域局限在财产保险或者人身保险业务，而不是同时兼营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这是目前我国保险公司所采取的最普遍的经营模式。第三，保险集团经营模式。选择保险集团经营模式的公司在集团架构内横跨产寿险，业务范围涉及产险、寿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等多个领域。第四，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选择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公司除了保险业务外，还同时涉足银行、证券等多种金融业务。

从金融综合经营的背景看，这些不同的经营模式体现了“专业化”与“多元化”经营战略之间的差别。专业经营模式和单一经营模式侧重于“专业化”经营，而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则侧重于“多元化”经营。

三、保险公司不同经营模式的比较

根据对金融综合经营的经典理论分析，我们选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风险分散和利益冲突四个角度对保险公司不同经营模式的优势和劣势作比较分析。

(一)规模经济效应分析

从根本上说，专业化战略与规模经济是直接对应的，而多元化战略追求的则是范围经济。但两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绝对专业化的公司相对较少，而范围经济在大多数公司中都发挥着作用。同样的道理，在多元化过程中，规模经济也在发挥作用。因此，企业选择的理想状态是使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

本文认为，专业化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多元化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范围经济效应。从这样的界定出发，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专业经营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最大，单一经营模式次之，保险集团模式再次之，金融控股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最小。

对于专业经营模式的公司而言，理论上可以集中公司的资源，形成专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进而可以降低公司单位产品的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则并不一定能迅速地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即便是专业经营模式的公司也不例外。

另外，专业经营模式的保险公司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专业化优势，还取决于外部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制约是一个共性问题，对于综合性经营的公司和专业经营的公司都存在影响，但由于专业经营模式公司的业务领域单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可能更大。比如，农业保险的政策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了专业农险公司的发展，企业年金在养老保障体制中的定位以及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等问题制约了专业养老金公司的发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医疗保障制度尚未定型、税收支持政策尚不完善等政策环境问题制约了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发展。

同样的道理，和专业经营模式的公司相比，单一经营模式、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逐渐递减。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对于实行多元化战略的保险公司来说，其主要目的是追求范围经济，但也要同时考虑规模经济。对于绝大多数保险公司而言，其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往往并不会减少既有的存量资源配置，这样就可以在保持规模经济的同时实现范围经济。因此，在实践中，实行多元化战略的保险公司往往可以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二)范围经济效应分析

如前所述，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公司主要追求范围经济效应。比如，保险集团经营模式在集团架构内横跨产寿险，其主要出发点是谋求范围经济效应。从理论上说，实现销售渠道、信息资源共享，实行产寿险交叉销售，实现产寿险联动，有利于保险公司获取范围经济效应。同样，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公司可以发挥金融资产专用性程度低的优势，发挥协同效应和信誉溢出效应，从而实现理论上的范围经济效应。

当然，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公司要实现范围经济效应也应该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要利用金融资产专用性程度低的优势，创造综合经营带来的协同效应，就必须有效地整合集团内各金融机构之间的资源，将集团的金融资产在各行业之间进行统一的、科学合理的配置，以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综合经营最重要的是能在集团架构内有效地整合资源。

同样，公司在综合经营过程中要利用信誉溢出效应产生范围经济效应，就必须以强化核心竞争力为前提，不断提高其传统优势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强化其市场形象，提高企业信誉度。

与保险集团和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相比，单一经营模式和专业经营模式的公司就难以获得范围经济效应。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对于实行专业化战略的保险公司，主要目的是追求规模经济，但同样也要考虑范围经济效应的问题。

(三)风险分散效应

金融综合经营的风险分散效应是指在业务多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利于降低金融企业风险的效应。在金融综合经营过程中，通过资产和业务的多元化组合能够有效降低金融企业风险，而随着金融企业规模的扩大，也能够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这种风险分散效应包括资产组合的风险分散效应、业务组合的风险分散效应以及规模扩张导致抗风险能力增强。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而言，各种金融业务的风险和收益特性不同，通过经营多种金融业务，能够使业务收入来源多元化，同时能够根据金融市场环境变化及时对业务组合进行调整，这些都将有利于分散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促进经营的稳定。对于保险集团公司而言，与经营单一类型的业务相比，实施产寿险联动，可以通过资产和业务的多元化组合有效降低保险公司风险，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也能够提高其抗风险能力，这些都有利于降低保险

集团公司的整体风险。

当然，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公司获得风险分散效应，是以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为前提的，如果风险防范不当，多元经营也可能会导致风险扩散，即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传递效应。

与综合化经营相比，专业化经营的对象单一，风险相对集中，难以实现不同险种之间风险的有效分散。

(四)利益冲突风险

在保险集团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过程中，由于各利益主体存在利益冲突，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谈判地位的不对等而导致了“欺诈”产生的可能性；由于集团利益的存在而导致了“合谋”产生的可能性，这些都可能导致利益冲突风险的产生。子公司之间可能会合谋以牺牲客户利益为前提谋求集团的整体利益。比如保险集团的搭售行为：集团利用其在与客户谈判中的优势地位，搭配销售集团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又比如不当利用客户信息资源问题：集团的某一子公司将其掌握的客户信息泄漏给其他子公司，以谋求不当利益。

而对于专业经营模式和单一经营模式的公司来说，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则较小。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对于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公司而言，如果针对综合经营中利益冲突风险产生的前提条件，通过建立“防火墙”制度，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对垄断经营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等措施，建立利益冲突的防范机制，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利益冲突风险。

综上所述，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能够产生范围经济效应和风险分散效应，但这些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在前提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时候建立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模式，则有可能带来范围不经济、风险扩散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容易产生利益冲突。而专业经营模式和单一经营模式则可能比较容易获得规模经济，虽不能如金融集团一样获取一体化利益，但也避免了综合经营的一些弊端，如利益冲突、客户资料的滥用、不够专业导致的服务品质下降和“大企业病”等。

因此，多元化与专业化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保险公司经营发展战略。保险公司应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公司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适合的经营发展战略。无论保险公司实行专业化战略还是多元化战略，其理想状态均是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帕累托最优”。

四、保险公司不同经营模式的选择与变动

企业的边界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由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边界”，另一方面是由知识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边界”。对企业而言，无形的能力边界更为重要。正如伊迪丝，彭罗斯所言，限制企业成长的瓶颈不是劳动力、资金或设备，而是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企业的核心能力决定了它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一)保险公司的规模边界及其选择

企业的规模边界体现了一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问题，又可分为纵向边界和横向边界两部分。保险企业的纵向边界主要涉及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不予讨论。以下着重探讨保险企业的横向边界问题。

企业的横向边界是指其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看成是技术上的生产函数：当企业规模小于市场规模(需求)时，企业将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选择本企业的规模，也即经济规模或最佳规模，即最佳产品种类和数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会存在一个能够使企业的效率最高或平均成本最低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即所谓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它们决定了企业的最优横向边界。

在上述各种保险经营模式中，从专业经营模式到单一经营模式再到保险集团模式，体现的是保险产品种类的逐步扩展；而从保险集团模式到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则是从保险产品到银行和证券产品的逐步扩展，保险公司的横向边界进一步拓宽。

由于经济系统的根本不确定性，那些专业经营、单一经营、保险集团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保险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市场竞争。正如阿尔钦(1950)的经典文献”所描述的一样，适度的竞争可以作为决定各种制度形式存在的动态选择机制。竞争方式的多样性或竞争策略集选择空间，是企业理，也是市场效率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尊重保险公司对不同经营边界的选择，以维护其竞争方式的多样性。在竞争压力下，保险公司的经营边界是动态调整与不断演化的，不应当受政府部门人为确定的企业经营模式的限制。但是，从我国保险公司的发展历程看，其经营边界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部门的制度约束，甚至是行政干预。

2003年以后陆续成立的专业性公司就是如此。从公司成立时开始，其经营边界就被人为限定了。根据上述企业有形边界的理论分析，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与特定时期的发展战略，基于竞争的动态选择机制，自主地确定经营边界，监管部门不应该人为加以限制。否则，一旦保险公司有扩展经营边界的需求和能力，则面临监管带来的困境。比如，监管部门要求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在总业务中不能低于一定的比例，但随着一些农业保险公司非农险业务的快速发展，这样的比例面临挑战。又比如，有的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与寿险公司和财险公司所经营的健康险业务相比，在价格和渠道方面都没有明显优势，从而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综上所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系统中，保险公司对不同经营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在竞争机制下演进的结果，而不应该由人为的政策约束来限制其选择集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专业公司的提法及其经营范围的限定，需要重新考虑，应该适时允许其扩大经营边界，即便这样有可能会使“专业公司”名不副实，也要充分尊重单一经营公司和集团化公司扩大经营边界的诉求，为其扩大经营边界提供相应的选择空间。

(二)保险公司的能力边界及其选择

企业边界的第二重属性也是其核心形式，是由无形资源(如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所确定的能力边界。演化经济学关于“基于能力”的企业理论认为，归根结底，企业所能够开展的活动以及可以达到的规模是由其拥有的核心能力决定的。企业的实体、结构和边界是由结合个体或团体的能力――比如技能和默示的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实体来解释的，这些能力在某些方面是由组织来培育和维持的。比如，伊迪丝，彭罗斯把企业看做是能力的组织化结合，提出了一种建立在能力增进基础上的企业成长理论：企业是建立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的各类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的成长“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能力”。从能力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企业的成长就是不断挖掘未利用能力的过程。”纳尔逊和温特提出了一种演化模型，用于企业的内部惯例，他们把这些惯例看做是企业内部的一种存储知识，保持其一致性和效率的DNA。并认为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默示的、异质的以及依赖于环境的。他们还在企业生物相似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模拟生物的企业研究模型，该模型特别强调

“惯例”(知识遗传和继承)、“搜寻”(企业适应和惯例变异)和“市场选择”在企业演化过程中的作用。”

可见，与科斯一威廉姆森式的“契约理论”不同，“基于能力”的理论强调企业自身内部的资源和组织惯例的增进，强调企业内部知识的增长和学习。正是具有异质性企业的能力边界最终决定了其经营边界。在企业的异质性假设条件下，企业的成长是内生性的，这种内生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当前的知识存量与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能否把握潜在的市场机会。知识存量对企业新知识的积累及其创新活动也有制约作用。”新知识的形成和积累与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和结构之间存在着路径依赖关系，相关的知识背景是知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第二，企业的规模和范围决定于企业核心知识的积累、扩散和转移过程。企业的扩张和多元化是核心知识基础上的扩展过程。第三，核心知识具有非竞争，并且难以模仿与替代，

在“基于能力”的理论看来，专业化的视角是双重的，即“科学技术”意义上的专业化和“企业惯例”意义上的专业化。多元化经营，意味着一种企业惯例可以施加于完全不同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其背后是企业内部的“惯例”。当这种惯例的适用范围扩张到其能力所不及的程度时，也就是交易成本理论所谓企业内组织成本在边际上等于市场交易成本的时点，企业扩张将会停止。因此，如果政府监管部门按照自己的偏好代替企业家做出决策，来决定其扩张边界，则可能留下能力剩余，而这无疑是一种资源闲置。

企业的能力边界存在着深度和广度。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扩张能力边界：一是增加能力边界的深度，二是拓宽能力边界的广度；前者可以采取专业化的方式，而后者则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方式来达成。现实中，企业正是通过采取有效方式来扩张其能力边界，从而引起其规模的外在变化，最终导致企业边界多样化变动趋势的。

显然，专业化经营是相对而言的，目的都是增加能力边界的深度。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获取的是与现有知识互补的外界新知识，目的是强化现有核心能力，突出现有竞争优势。为此，保险公司应该舍弃与核心能力关联度低的业务，将资源集中在最具优势的核心业务上，相应地，规模边界随之缩小。

多样化经营也是相对而言的，目的都是增加能力边界的广度。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获取的是外界的新知识，自身的能力范围得到拓展。为了使基于这些新知识的核心能力发挥作用，保险公司必须增加与之相匹配的业务活动。因此，随着能力边界广度的拓宽，保险公司应该发展新业务乃至采取多元化战略，规模边界也随之扩大。

我们注意到，大多数保险集团在从单一经营模式向集团化模式转化的过程中，仍然以原来经营的保险业务为主，并以此为依托向其他保险领域扩展。在大型保险企业的扩张过程中，依托主业主要体现在以最初的经营实体作为出资方或者控股单位，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进行业务领域的扩张，并且在集团化扩张的同时始终保持对核心业务领域的投入，巩固并扩大其市场竞争能力。

同样，大多数保险集团在从单一经营模式向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转化的过程中，主要辐射保险业务的其他领域，而较少进入银行、信托、证券等其他金融行业，进行金融综合化经营。这主要是由于现有的保险企业对保险业务比较熟悉，获取的主要是有关保险的新知识，因此，在保险业务领域比银行、信托、证券等领域更具有核心竞争力。当然，随着保险集团公司获取外界新知识的进一步增多，它们会进一步谋求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将经营边界向非保险金融领域扩展。

综上所述，专业化和多样化都是相对而言的，主要取决于每一家公司能力边界大小。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目的都是扩张能力边界。

(三)保险公司经营边界的变动

如前所述，企业边界变动的实质，就是企业依照战略意图并结合外部环境和自身情况与外界进行资源交换，根据不同的资源类型选择有效的交换方式，从而引起企业能力边界和规模边界的相应变动；企业边界变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核心能力与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实现最佳匹配，从而达到效率最优。

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公司进行生产和交易的主要资源是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因此，很多保险公司以粗放经营的方式追求规模扩张，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占有这些稀缺资源，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而随着社会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保险公司开展经营服务活动的关键已变成知识、技术等构成企业核心能力的无形资源，保险公司的持续竞争优势就随之转化为对这类资源掌握和有效运用的依赖。

总之，动态地看，保险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是内生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保险公司正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积累和构建自身的核心知识和能力，合理地确定经营边界，是当前我国保险公司发展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要想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保险公司必须不断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增加能力边界的深度，拓宽能力边界的广度。为此，公司要重视知识的创造、共享、转化和运用，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学习型组织，增强对外界知识的吸收能力。

第3篇

[关键词] 公司+农户 合同 利益分配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是见诸新闻报道最多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实践中，这种组织形式常被称为“龙头企业带动型”。据农业部统计：全国有66000家龙头企业，其中，约有50%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使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但近年来，公司与农户在合同履约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履约率有所下降。

一、“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运行困境

据报道，全国每年约有3000亿元～4000亿元金额的合同没有得到履行，其中农业合同占了相当比重。农业部调查表明，2000年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不足20%，八成订单“泡汤”，其中, 更多的是企业违约，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运行效率。

伴随着违约行为的发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户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这一点在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波动时，表现的尤其突出。当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价格，公司拒绝以市场价收购，以合同价格或略高于合同的价格收购农产品，农户所能得到的利润是公司给出的最低值――维持农户继续合作的最低利润；当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格，公司不愿以合同价格收购农产品，坚持以市场价格收购，农民为减少损失不得不出售农产品，独立承担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有关调查显示，在16948个存在合同关系的龙头企业中，有高达38%的龙头企业取消了保护价收购承诺，各地违约事件中，龙头企业约占七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2007年9月黑龙江肇东市养牛户兼收奶站站长代云峰，一怒之下把9吨鲜奶倒进了壕沟的“倒奶事件”（内外乳制品价格高涨情况下，当地公司仍然低价收购，当地政府也不准他们把奶卖到外地）。除此之外，公司以质量不符合要求为由拒收产品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温铁军指出：中国所谓的产业化，即公司+农户有80%的案例不成功，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司+农户”模式进行再思考。

二、现行“公司+农户”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合同的不完全性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通过契约（合同）将公司和农户连接起来，使二者的经济联系稳定化。而合同本身存在的缺陷直接导致了公司和农户履约过程中的纠纷。首先，由于合同双方的有限理性，公司与农户签订的合同通常是不完全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农产品及其生产资料的特性难以用文字准确描述。例如，企业提供给农户的种苗的抗病、虫害性能，肥料及农药的有效性都很难量化，且短期内无法检验。再如，订单中虽规定了收购农产品的等级及相应的价格，但目前我国多数农产品的等级鉴定并没有统一标准，因此，实践中，等级鉴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第二，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偏差大。农业生产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一方面，受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影响，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可控的自然因素，如温度、降水量、虫害等，它们直接影响着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进而会影响其价格。另一方面，从合同签订到合同兑现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差，企业和农户很难在签订合同时全面把握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产品市场价格。

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司有借助信息优势地位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即主观上造成合同不完全。“公司+农户”模式中的合同通常是由公司单方面起草制定的，经农户认可后签字即可生效。由于文化知识水平的局限，多数农户辨别和评价信息的能力差，在签订合同时仅仅关注收购价格，而忽视合同中的其他条款。这就给了公司“可乘之机”，它们利用其在信息获取、辨别、传递方面的优势，通过对收购条件的模糊性语言描述和增加免责条款等方式逃避应有责任，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利益，使农户权益难以保障。

2.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

一切经济联合其本质是利益的联合。“公司+农户”经营组织的利益分配包括两个方面：利益分配方式和利益分配比例。利益分配方式是指参与各方农户、加工、销售组织等实现利益分配的具体形式，目前以协议订价方式为主，即公司以合同确定的价格收购农户的农产品。其定价原理是：农户完全成本＋农户种植利润。这种定价方式降低了农户参与市场竞争的风险，使其利益得到了基本保障，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参与产业化经营的积极性。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户原料供应者的地位――农户无法分享公司在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产生的高额利润，农户与龙头企业仅是单纯的“买卖关系”,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有关研究表明，目前，农民生产经营中应得到的利益, 大体有43% 左右在加工和流通两个环节流失掉了。随着农户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入，竞争意识的增强，这种分配方式对农户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也使得农户在市场行情好时，违约的动机增强。

那么，“公司+农户”模式设计之初的利润返还分配模式（农产品加工销售组织除支付农户农产品的价格外, 还将所获利润的部分返还给农户）为什么一直未能成为主流分配方式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司和农户都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合作节约的交易费用和产生的利润一定的情况下，二者对利润的分割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在农户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公司实际掌握着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单个农户就很难争取到“二次返利”，特别是在公司经营困难时，一些公司常常不顾农户的利益，甚至有意转嫁风险，农户不仅分享不到加工、销售环节的利益，还有可能丧失自己部分应得的利益。二是，利益分摊比例难以确定。影响农业产业化利益分摊的因素复杂，从组织内部看，有贡献率、风险承受能力、各主体垄断程度、谈判力量等，外部因素有市场供求状况、产业风险、政府对产业化组织采取的优惠政策、国家对农业保护程度等，还包括与其他相关联服务部门的分配关系等，这种复杂的关系造成农业产业化利益分摊比例比较难以确定。

三、“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改进

从前文分析可看出，无论是合同的不完全性，还是利益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都与公司和农户地位的不平等、力量的悬殊紧密相关。因此，化解“公司+农户”经营运行困境应首先保证农户与公司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然后在此基础上完善合同和利益分配机制。

1.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提高农户市场地位

由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公司和农户之间充当中介组织可以大幅提高“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运行效率。首先，可以节约公司和农户的各自的交易成本。农产品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信息费用，谈判、订立合约成本，监督、执行合约成本。这些成本与经营规模关系不大，主要受交易次数所谓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多个农户的联合体，经营规模大，可大大降低单位农产品分摊的交易成本，进而降低农户的交易成本。与此同时，通过农合社与农户进行交易，由于减少了交易次数，公司的交易成本也会降低。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提高农户市场地位。契约关系是一个以双方实力决定谈判地位的博弈过程，单个农民由于自身知识、能力及经济状况的局限在谈判中往往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容易受到各方势力对自身利益的侵害。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比较强势的整体参与谈判时，既可以改变单个农户价格被动接受者这一交易角色，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提高农产品交易价格，也有能力和实力聘请专业法律人才，运用法律武器反对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不公正、不合法的行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再次，合作社作为“中介”，能减少农民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我国农村是一种典型的静态社会,农户之间不仅相互了解,而且存在着相互间的监督,道德约束有着极强的制约力。合作社能够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对分散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组织内部的有效监督和约束,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农民之间的恶性竞争。

2.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一是要正确处理公司与农户利益分配关系。在利益分配上，要能体现公司与农户利益权利的平等，即以贡献和承担风险的大小作为利益分配依据，使农户能够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司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发挥“公司+农户”的制度优势。二是要强化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的经济效益评价工作，加强整体效益的评价和分摊方面的研究，探索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在当前“二次返利”难以实行的情况下，可尝试实行股份合作制。即农民合作社以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入股企业，以按股分红的形式来分享企业利润，使公司和农户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促使双方履约，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三是要加强政府对农业产业化利益分配的协调。如前文所述，在农业产业化组织运行过程中，公司和农户的利润目标存在冲突，所以单靠公司与农户双方来协调利益分配是不大可能的，这就需要市场经济运行的调控者――政府利用政策导向以公正的立场来协调双方的利益关系，消除各行为主体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如对那些让利于农户，使农户能够分享到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公司，给以财政上的扶持和税收方面的优惠，以此来引导、规范、促进公司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3.引入期货交易模式 合理规避市场风险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中的公司与农户的交易是建立在农产品购销合同基础之上的，这种远期合约交易可以有效降低事前交易成本。但这种交易方式存在明显缺陷：远期交易的风险积分效应及中途缺乏退出机制，对公司而言，当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面对众多农户转移过来的风险累积使其无力应对或难以抵挡市场价格的诱惑；对农户而言，当市场价格存在较大的诱惑时，其违约成本在当前是比较低的。期货市场具有的四大功能，即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日清算式强制交割功能以及随时对冲了结头寸的自主退市功能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首先，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为订单农业提供公平的参考价格。期货市场有一个集中交易、公平竞争、秩序化强、信息公开的价格形成机制，所形成的价格对各种价格因素反应极为灵敏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预期性。公司和农户可以根据期货市场价格来估计现货市场价格的未来走势，然后做出生产和消费的决策。其次，期货市场集中了众多的投机者和套期保值者，市场风险可以在大量的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从根本上提高了履约订单的能力。再次，日清算式强制交割功能是通过保证金与日清算规则完成的。相对于远期交易的风险累积机制，期货交易每个交易者都清楚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和保证金余额，更易于对其自身利益及风险的监控，为提高履约率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最后，期货交易的自主退市功能使得期货交易者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及自身条件的变化随时结束期货市场头寸，从而交易者拥有高度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参考文献：

[1]李 露 伍 鹤:“公司+农户”模式的运行困境及改进[J].社会科学家,2005(10):183～184

[2]陈诗军 余 睿 陈晓军:论“公司+农户”模式的改进[J].贵州农业科学,2007(4):169～171

[3]陆 迁:“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组织运行的矛盾与对策[J].乡镇经济，2003（2）:8～10

第4篇

关键词：公私合营；特许经营；城市公共交通

一.概述            

城市公交巴士采用集团化的公私合营的特许经营模式在我国刚刚开始，由于公交运营作为社会公益性的基础交通项目，具有服务水平要求高，利润水平低，受经济环境，政府对票价的控制及政策的约束等，对于合作的私营方降低投资风险，取得合理的投资回报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为了对如何成功地运作特许运营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有必要对国际及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公私合营经验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

二.香港及我国公交特许经营的实践经验

（一）   香港公交巴士系统

香港优先发展以城市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公共交通，为700多万市民及游客提供了安全可靠、畅通便捷的交通服务。香港约90%的市民出行首先选择公交，每天有1150万人次使用各种公交工具 。

香港巴士服务采用巴士专营体制。香港目前有5家私营的巴士公司，包括九龙巴士，城巴，新世界第一巴士，龙运巴士，新大屿山巴士公司。共拥有5000多辆巴士，运营线路约600条，日载客量超过400万人次，占全港每日公交载客总量的37%。香港有近7000辆非专营巴士，主要为游客、社区居民、公司雇员、学生等提供服务。香港还有4000多辆公共小巴，以及近2000辆只提供团体服务的私人小巴。

香港的巴士专营全部由私营公司经营，即PFI的模式，私营公司承担了运营的收入，成本等方面的主要风险，特区政府不直接介入，也不提供补贴等直接资助，但坚持长期的，稳定的限制小汽车发展，鼓励使用公共交通的扶持政策与法规。

政府负责对公交工具实行总量控制与价格监管。政府通过对巴士运营线路实施经营专利权许可，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对公共小巴牌照实行定额拍卖发放。市场调节的一大作用是让社会资金能自由进入公交领域投资，使公交发展始终有充足的资金保障，政府既不用掏钱投资公交，也不用背上给公交补贴等财政包袱。巴士公司调价方案由政府审批。

政府对各公交运营公司实施有效监管。巴士公司的董事局里按规定至少必须有政府部门的两个代表，政府代表每月参加董事局会议，随时掌握公司的财政状况和经营状况，并对公司的重大决策提出政府的意见。当巴士公司服务质量低于标准影响公众利益时，政府则出手干预按巴士专营条例进行处罚。

（二）  国际城市的经验汇总

目前在城市巴士运营实现真正赢利的城市并不多，香港私营公交运营公司及新加坡的公交运营均实现了盈利，他们成功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政府对公交市场有正确的发展策略

政府保持宏观市场需求的调控

政府不直接给运营商补贴，但尽可能提供政策优惠及减免税务方面的优惠来降低运营商的运营成本

政府有一套有效的对公交运营的监控及票价控制体系

（三 ）   我国的公交特许经营的实践经验

公共交通的私营（PFI）及公私合营 (PPP)运营模式在欧洲及亚洲的一些城市已广泛采用。我国的特许经营主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最开始多集中于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项目，后来逐步扩大到公共交通领域， 特别是城市地铁，至今外资在公交巴士特许经营项目的参与仍然十分有限，但特许经营的模式已从最初的单纯为引进外资和为项目提供资金，发展到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

在我国公共交通的公私合营PPP项目规模较大的主要集中于地铁行业，已经有北京，深圳，沈阳，杭州等城市采用PPP模式邀请外资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承担地铁的运营与维护。在公交巴士运营方面，我国一些城市开始对公交运营的改革采用的经营模式实际上也是公私合营PPP模式，政府控制公交票价，并建立相应专项的基金，用于公交运营补贴，通过建立保障机制允许运营商获取合理的利润，并设有利润分享机制，当运营商获取利润高于约定范围时，部分利润上缴给政府的专项基金。

自1990年后，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了一些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用以规范迅速发展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2004年建设部以规章形式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对城市公用设施特许经营项目的建设、融资方式、经营、管理等进行了规范。并规定了境外投资者投资城市的特许公共交通服务应以合资的形式进行，而且必须以中方公司控股，也就是说境外投资者所占的合资企业的股份最多达到49%。

三.结论

通过对上述几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完善的政府对公交市场宏观控制，明确的公司合营发展策略及有效的政府监管体制是公交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其中任何要素的不完善都会导致PPP的效果下降，甚至失败，以及政府可能背上沉重的经济补贴负担。

第5篇

（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摘要：通过京瓷公司业务模型的分析，挖掘阿米巴经营模式的优势，分析企业并购后的企业的经营模式。企业的并购无非要通过顺利整合文化、技术、品牌和战略。笔者认为并购后的企业可以借鉴阿米巴的经营管理模式去经营企业，并非将被并购公司改造。只要能为企业带来利润就是成功的管理模式，现在的海外并购正需要保持原公司的企业文化等独有的特点。

关键词 ：京瓷公司；阿米巴经营；企业并购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5（2015）04-0238-01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赵泽轶（1989-），男，山东东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京瓷公司成功的一个核心经营模式

“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是由稻盛和夫为保持京瓷公司的发展活力在1964年创立的。这套管理模式，奠定了稻盛和夫四十年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成功渡过了经济危机。“阿米巴经营模式”已经在世界各大公司中推广。

阿米巴是非洲的一种单细胞的变形虫，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阿米巴的细胞分裂灵活易变。将企业分割成很多小的组织体（就像单细胞的阿米巴变形虫）是“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的本质。在这个模式中小组织体进行独立核算、经营，实行类似家庭账本式管理。

二、实现企业并购成功的主要因素及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海油并购加拿大的尼克森公司；TCL并购汤姆逊；吉利并购沃尔沃；联想并购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企业的并购成功与否无非是从文化、技术、品牌和战略上去检验，其中文化整合占有主要地位。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并以此为核心所生成的行为规范和经营风格等等[1]。德鲁克曾指出：想通过并购方式开展多远化的经营，需要的是一个团结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指“共同的文化”或者“文化上的姻缘”。如果没有这种姻缘的存在，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败。并购后的企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员工组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影响跨国公司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成功的文化差异管理[2]。Kitching指出，由于文化融合不当并购失败占三分之一[3]。Olie指出，很多公司在并购初期就出现了并购后综合症[4]。

失败的例子在企业并购中屡见不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7年德国戴姆勒—奔驰与美国克莱斯勒的合并。这桩工业界有史以来最引人瞩目的并购案件在人们寄予厚望当中却最终悄然无息的倒下了，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反思。由于发展理念和文化的不同注定了两家没有“姻缘”只能“分手”。众所周知两家企业都是“自视甚高”的企业，一家是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而另一家则是美国人的骄傲；在发展理念和目标上存在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的孤傲与德国人的古板是无法进行沟通的；也就意味着这段“婚姻”的结束。

三、阿米巴管理经营植入企业并购企业

企业并购企业只有很好的融合文化、品牌、战略、技术才能从并购中获利，其中文化的融合是四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企业并购的案例中因为文化的不行融合导致失败的例子并不少见。在2000年时代华纳并购美国在线，一个看似很兴奋的企业并购最终却是一个失败的结果。这两家公司的规模加和达到1160亿美元。在并购之前有人就提出了疑问，两家公司的文化可能是不相融合的，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当时并购心切，没有人在乎文化的不相容。到后来，两家融合的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为使企业保持活力，员工保持斗志，企业必须进行管理模式的变革。这种管理变革不是原有两个企业经营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员工活力的持续创造。那么如何创造这种活力？海尔张瑞敏提出自主经营体，人人成为利润的创造者；华为任正非提出流程再造、组织变迁；联想柳传志要把联想打造成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这些都是新时期中国企业管理变革的先行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张瑞敏提出的自主经营体有类似于阿米巴经营管理之处。阿米巴管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如若并购后的企业能让企业保持本土化，作为一个经济体，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可以使员工消除抵触心理。

在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中：一个80年历史的沃尔沃汽车的安全性高，并有严格的工会组织，被称为瑞典国宝。沃尔沃隐含的文化远不止这些。吉利，一个中国新兴的年轻民营企业怎么去管理沃尔沃呢？

李书福说：“吉利就是吉利，沃尔沃就是沃尔沃。吉利不生产沃尔沃，沃尔沃不生产吉利，吉利与沃尔沃是兄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

李书福说道，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不是强制的融合。如果强迫融合，不但达不到正面的效果，反而形成负面的阴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采取的是非常简单的方法，根本不考虑或者说根本不急于研究文化融合的问题。

一个企业首先有利润才能担当社会责任，并购一个企业并非要把自己的文化还有其他因素强加给被并购企业，我们可以从阿米巴管理经营之道中获得启示，并非要作为子公司对待，可以让其自主经营发展本土化。

参考文献：

[1]顾卫平，薛求知.论企业并购中的文化整合.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4.

[2]赵曙明，张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差异整合策略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2005.5.

[3]J．Kitching．AcquisitioninEurope：CausesofCorporateSuccessandFailure[J]．BusinessInternational，1973，（2）．

第6篇

关键词：经营模式；思想工作；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02-0003-02

随着国际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需要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较以前有明显增多，许多企业都在进行企业发展创新的布局，力求使企业在竞争中能够战胜困难，客服挑战。经营模式的转变就是企业进行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经营模式的创新和改变，从而获得新的资金和技术来源，增长企业的经济实力。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合同一种经营模式的转变，经营模式的转变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考虑，从而取得实质上的成功。企业的思想灵魂就是企业经营模式转变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加强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促进企业思想工作的创新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必要。

1 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所谓企业的经营模式，就是企业通过一定方式，获得利润，即企业经营模式就是企业获取利润的方式，通过各种各样的企业经营模式能够有效的促进企业内部在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以及其他现有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最终促进企业达到利润最大化。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经营模式的选择十分重要。从目前来看，以生产为中心的企业经营模式已经逐步被其他种类的经营模式所替代，但是在企业内部，以生产为中心的企业经营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他在企业内部依旧呈现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其重要作用依然呈显性状态。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企业的经营模式也在发生一些转变，具体来看，分工协作经营模式和特许权经营模式，以及利基经营模式，还有虚拟经营模式都在企业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是企业经营模式的创新。

首先，随着一些大规模企业在市场上的占有额不断提升，许多小企业很难在同样业的市场中立足，与大型企业之间形成一种正面的竞争毫无取胜的把握，面对这种现实情况，许多小企业便产生了与大中型企业进行合作的模式，通过大中型企业为自己的发展谋求更多的空间，从而使那些小企业获得一定的市场占有额。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说，这种将一部分工作分配给小企业去完成的一种经营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减少了许多生产上的压力。这种经营模式我们通常称其为“分工协作式”。

其次，在我国的许多城市中，都会出现连锁店，或者是连锁厂家，这些厂家和企业对于总部来说，都是下属的连锁厂和连锁企业，他们可以共同拥有同一个品牌，享有同等的品牌效应，其中下属的一些企业通过总公司的支持能够增强其经营力度，而总公司通过下属的连锁机构能够促进企业扩展发展空间，在不同的地区建立分部，减少了其发展的压力。这种经营模式就是“特许权式”。通过对权力的使用而转嫁压力，减少竞争，为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第三，虚拟经营模式在当今社会中影响广泛。虚拟经营模式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利用的是企业的资源，通过资源的共享而实现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同时，通过虚拟经营模式，能够使企业掌握核心竞争力，掌握竞争的资本，促进企业经济的增长。

2 企业经营模式转变的必要性

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不是无稽之谈，而是有一定事实根据，企业在经营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承担着很大的风险，需要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面对如此多的困难，企业依旧在进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和创新，就证明企业有必要去进行改革和创新，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有着其必要性，能够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1 有利于明确产品定位

清晰明确的产品定位对于企业来说十分必要，只有企业明确自己需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之后，才能够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对于企业来说，转变企业的经营模式就有利于企业明确自身产品的定位，使企业在生产产品的时候能够有消费群体，并能够满足消费群体的需求。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企业内部的经济模式和经济营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转变，企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经营模式的转变，同样，企业产品的定位也需要经营模式的转变。比如说，海尔企业所采用的“安营扎寨”的经营模式，海尔集团为了推广自己的品牌，在海外市场中建立符合海尔自身发展的生产基地，从而更好的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使海尔在产品定位上更加清晰，同时也为海尔获取更多的外部市场提供了可能。

2.2 有利于减少压力

当今的企业所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企业外部，来自国内外同行业的竞争压力，同时还来有来自企业自身发展的压力。企业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自身问题越来越多，大中型企业需要面对国内和国外的双从压力，而小企业则还需要面对大企业所带来的压力，面对这些无形和有形的压力，企业就需要不断的进行改革，创新经营模式，以减少企业发展的压力。比如说联想经营模式中所提及的“借船出海”的经营模式，联想收购IBM对于联想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更是一个机遇，联想集团以“借船出海”的模式通过收购IBM获得了海外市场，获得了更多的销售渠道，这就减少了联想拓展市场的压力。这种模式对于联想来说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联想收购IBM后的联想发展情况就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同样的模式并非在任何企业来说都是具有切实意义的，因此，在进行经营模式改变的时候，要斟酌进行。但无论怎样，成功的经营模式转变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减少压力。

2.3 有利于促进企业资源优势的互补

从目前的经营模式出发，许多企业的经营模式的转变都不是某一个企业单独进行的，而是在不同的企业间进行的，需要在不同企业相互配合下才能完成。所以，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企业资源优势的互补，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率。中石油和中海石油在经营模式上就实现了资源的互补。资源上的优势是企业获得更好发展的机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最优的方式利用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情况，促进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3 企业经营模式转变中的思政工作创新

通过前文对企业经营模式的详细分析，可知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离不开企业财力的支持，更离不开企业的人力支持，促进企业的经营模式的转变需要强有力的人力支持。加强企业思想工作的创新是企业获得更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的保障，在企业内部，加强思政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转变。因此，在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企业思想工作需要进行如下方面的创新。

3.1 提高思想工作者的文化水平

文化的积淀对于企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企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进步和企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在企业经营模式转变中创新思想工作，也需要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思想工作人才，提升人才的水平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企业思想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文化水平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来说十分必要，充实的文化知识不仅能够使思想工作者的工作变得简单易行，更能够提高其工作的效率，为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提供原动力。

3.2 加强企业思政工作的抗压能力

企业进行经营模式的转变过程中，还需要企业的思想工作经受得住压力和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下给企业提供的必然选择，面对重重的压力，许多员工的思想承受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再加之企业经营模式为企业员工所带来的压力，他们随时有可能打退堂鼓，思想工作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要打破常规，对其进行思想承受力上的教育，提高其抗压能力。那么，增强企业员工的思想抗压力之前，要做到的就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抗压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理性的面对企业经营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3.3 改革思想工作方式

传统的企业思想工作大多集中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对企业的员工进行相对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具有统一的思想。面对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一味的进行常规的思想工作是不够的，同时企业的思想工作方式也需要发生转变，比如要将思想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小环节中，同时，也要将这些在进行企业变动的时候进行统一的培训。这样，不仅使企业员工在平时能够形成一定的思想积累和思想沉淀，在经营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也能够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使企业员工在面对变动的时候能够统一思想，形成合力。

3.4 提升思想工作的适应能力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无论是任何一种规模的企业，都会形成一种属于自身发展的经营模式，但是市场随时随地都在变化，面对变化，企业需要提高企业员工对这种变化的适应能力，使企业员工在面对变化的时候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去思考问题。企业的经营模式转变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为了适应变化而产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需要领导者去适应，更加需要企业的员工去适应，适应经营模式转变后为企业带来的改变，其中不乏机遇，也会存在一定的挑战。因此，在企业进行经营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企业思想工作要着重对企业员工进行适应能力的培养，并且将这项工作落实到日常的工作中去，在日常的思想工作中要为员工培养“求变”的意识，让这种意识在员工的心中得到普及和深入。

加强企业思想工作创新，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创新，既需要对思想工作方式的创新，还需要有思维理念的创新，通过对企业思想工作进行创新，能够促进企业在经营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更有动力，促进企业成功的进行经营模式的转变，提高企业应对国内外竞争的能力，提高企业的抗压能力，最终使企业获得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 欧阳利平.新形式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探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1，（18）.

第7篇

（一）变量选取DEA分析法是一种效率评价模型，以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资料为衡量要素。对于企业层面而言，投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劳动力投入、资本服务要素投入以及中间投入，经过产品销售或服务提供过程，企业的要素投入形成的产出以收入的形式回流企业。因此，如表（1）所示，本文以企业的收入作为产出指标，以劳动力投入、资本服务投入和中间投入作为对投入要素的划分，另外由于光伏产业的产品具有高科技的因素，结合光伏上市公司的高成长性、高技术含量等特点融入创新能力投入指标。（1）劳动力投入指标。由于企业内职工所在部门与工作性质的不同，不同员工对企业的贡献能力也存在差异，选取员工人数或者工作时间就会忽视了劳动力投入结构的差异。在市场条件下，贡献能力的差异可以通过员工薪酬合理反映出来，员工所得报酬包括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以及各种奖金、补贴等，因此本文选取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一项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2）资本服务投入指标。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服务投入数据，其公式为：Ct=Ct-1•（1-δ）+It。其中Ct与Ct-1分别表示时期t和t-1期的资本存量，δ为企业的折旧率，It为t时期新增资本。由于缺乏相应资本存量数据，本文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资本存量数据，以固定资产原值两年之差作为新增资本数据，以财务报表披露的t-1期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额表示Ct-1•δ值。（3）中间投入指标。可以通过生产法和收入法对企业的中间投入要素进行衡量，实际操作过程中两种方法可能会存在结果偏差，为避免随意性选择误差，本文根据袁堂军（2006）提出的取两者平均数的方法进行衡量。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沪深两市中从2010年之前实现光伏相关产品或服务营业收入的上市公司，剔除数据不全企业，采用了2010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涉及太阳能光伏领域的28家企业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巨潮资讯。

二、实证检验分析

（一）综合效率分析综合效率由两方面构成：从产出角度看，是指现有的生产技术、设备及人员既定的情况下，光伏企业可以增加营业收入的潜能；从投入角度来看，是指以当前的技术条件和产出水平，厂商可以节约资源消耗的能力。综合效率可以综合的反映出光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由表（2）可知，3年均为投入产出效率DEA有效状态的为序号为1、2、6、8、14、18、23、27等8家公司，占决策单元总数的28.6%，即这些公司经营投入产出比例合理，效率达到了相对最优，其余为非DEA有效。从这8家公司的经营状况可以看出，其共同特点表现为3个方面：进入光伏行业较早，对行业特点认识深入；生产具有规模，其主要产品在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创新能力强，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以特变电工为例，该公司是我国最大的从事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企业之一，太阳能核心控制部件研发和生产基地，能生产5-150kw的模块式大功率太阳能光伏电站系统、太阳能扬水照明综合应用系统、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硅片等核心技术产品，建成了全国目前容量最大的150kw独立式光伏电站。总体而言，28个决策单元3年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914，表示在这28个光伏企业中，就经营绩效而言，有8.6%的投入要素未产生任何贡献而形成浪费，即在技术水平不变下，所投入的资源未达到有效运用的程度。

（二）技术效率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把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等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从纯技术效率来看，2010年至2012年平均水平为0.94，最大的为1，最小的是航天机电2012年值0.528，这意味着我国光伏企业技术水平与设备的先进程度处于较高的水平。航天机电的纯技术效率值相对低下是其技术效率差的主要原因，可以考虑增加科研投入或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提高技术和日常管理水平来提高其绩效。宏发股份2010与2011两年纯技术效率为1，而其规模效率却小于1，属于非DEA有效，与纯技术效率相比，规模效率对其影响更大。从其规模效益来看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即产出量的增长比例大于投入量的增长比例，说明宏发股份应当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适当增加科研、资金、生产要素的投入，缩减单位固定成本，获得规模效益。从规模效率角度来看，规模效率都超过了0.8，3年平均值为0.97，说明我国光伏企业经营投入产出总体上是规模有效的。其中2010年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有8家，规模报酬递减的有4家公司；到2012年时有46%的公司处于规模最优状态，而经营投入产出规模效率递减的比例较大，达到39%，处于该阶段的企业如果继续扩大规模会降低现有的投资回报率，说明应充分利用和合理分配现有的生产要素资源，提高投资回报率。从以上分析看出，我国光伏企业规模效率水平0.97优于纯技术效率水平0.94，纯技术效率不佳是造成我国光伏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不佳的主要原因，说明光伏企业应当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加大科研投入增强技术创新程度，争取获得核心先进技术，另外管理水平偏低可能是由于多数企业在原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逐渐涉及光伏业务，伴随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管理制度、现有管理理念、方法可能不能适应其规模水平。

（三）投影分析投入方面研发费用投入冗余较大，均值为20.38%，各企业之间差距较大，最大值为有研硅股的90.17%，最小值为安泰科技的3.57%；技术人员投入数量的平均冗余度为14.46%；劳动力投入指标冗余度为8.57%。投入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费用偏高，同比例费用的增加超过其所能带来的收益，成本没有得以有效控制；二是科研技术人员的质量亟需优化和提高利用率、；三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所投入的研发费用存在重投入轻吸收的现象，从而影响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新产品的研发、核心技术的研究进程，进而影响企业营业收入。产出方面，航天机电营业收入的增长潜力为28个样本中的最大值，产出不足率为28.72%，可能是其产品竞争力不足，市场占有率偏低的问题，出现产品过剩，其所生产的产品不能销售出去转化为营业收入，固定资产、人员、资金未能的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有效利用。

三、结论和建议

第8篇

关键词：农民公司；龙头公司；农业产品公司；公司+公司

中图分类号：F3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067－06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方向。要实现农业产业化需要一种有效的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组织模式，以有利于对农民的有效组织和对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在支持重庆市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探索出的“公司+公司”模式，经过初步实践已收到了良好效果。对这种模式加以总结和评估，无论对于加强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实践进程，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及其局限性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在稳定的基础上，依靠各类龙头公司和中介组织的带动，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经营机制。从目前我国各地的实践经验来看，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主要有“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三种模式。

“公司+农户”模式，即公司通过与农户签订订单或合同，组织农民生产，并回购、销售农产品，这是目前比较普遍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在当前普遍存在的小规模、分散农业生产的情况下，通过龙头公司的带动和连接，以订单或合同的形式来整合分散的农户小规模生产，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解决农户生产的规模不经济问题，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

“公司+基地”模式，即龙头公司投入一定量的人力、物力，筹建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由基地带动农户加盟生产经营。龙头公司负责培育和供应正规种苗，负责产前、产中、产后生产技术服务，按合同价回收基地加盟农户的农产品和销售。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有利于保障农户利益，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即在第一种模式的基础上加入农民专业社，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和依托把公司与农户连接起来，这样缓解了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农民和龙头公司都有好处。农民的好处是，合作显示了集体的力量，提高了农户在企业和市场面前讨价还价的能力，形成农户利益的自我保护机制。龙头公司的好处是，通过合作社进行技术培训、推广实施农业标准、生产资料发放、产品收购验级等，管理成本降低了，产品质量也可以更有保证，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也提高了。

但是，现有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就“公司+农户”模式而言，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公司+农户”模式中的龙头公司，在收益分配上遵循资本增值最大化原则，并不承担将利润返还给农户的义务，公司不可能与农民分享利益，因此农民会处于不利地位。即使有些龙头公司对农户实行利润返还策略，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稳定客户，真正的利润返还额在公司总利润中只占一小部分。公司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完全取决于公司本身的资本积累和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与农户基本上没有关系，因此龙头公司的经营行为和发展方向也不受农户的约束。二是公司利益的保障问题。龙头公司面对众多分散的农户，难以保证农产品的品质和数量，如果龙头公司把握不好农业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必将影响到它的销售环节，甚至影响公司的生存。三是公司与农户仅仅是一种产销关系，公司不参与生产环节，不利于推广实施农业标准，保证农产品质量，也不利于促进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生产。

就“公司+基地”模式而言，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这种模式中，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在龙头公司，基地农民与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弱，仍处于利益分配的不利地位。二是龙头公司与基地农户之间的信用关系比较脆弱，当遇到市场风险时，基地农户可能是最终的损失承担者。三是基地只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不具有法律地位和法人资格，不能作为一种平台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不利于把国家扶持政策有效地落到实处。

就“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而言，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仅仅是一种生产、销售过程中的松散合作，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联合体，难以对农户发挥应有的调控功能。而且，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社员没有监督、管理和进行利益分配的权利或权利极为薄弱，对内缺乏调控手段、制约机制，对外服务功能发挥不出来，当合作社发展中出现问题时，无法体现合作社和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二是成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识程度不同，生产中的投入也就不同，这种管理参差不齐的格局，合作社无法调控。

二、“公司+公司”模式的基本内容

“公司+公司”制，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其内容涉及两个公司，前一个“公司”是指龙头企业的公司；后一个“公司”是指农民公司，即农民组建的或以农民为主要股东的公司，如重庆市的仁伟果业公司、江东生猪养殖公司等。这些公司都是按公司法组建的企业，均是市场主体。

这种组织形式中的“+”号示意两个公司是互相关联的公司，这种关联属于产业的关联，并非只是一般市场主体的交易关联。他们是同一产业链上的两个主体，相互依存，形成有机的整体。

农民公司，顾名思义，是指农民组建的或以农民为主要股东的公司。农民组建公司，主要以土地经营权作为权益资产入股。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使农民对土地权利与其它实物资产和现金资产一样，变成了可量化、可变现、可交易的股权。由此，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也悄然发生变化，由一块土地的部分占有者变成了自己股份的所有者，由一个捆在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了自由之身的股东。

实践中，主要采用了两种公司制形式：一种是农民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即参股农民持有的总股份占农民公司股份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如重庆市的仁伟公司；另一种是龙头公司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即农民公司主要由龙头公司出资组建，农民参股并占有一定数量的股权，如重庆市的江东公司。

由于农民公司规模较小，又缺乏雄厚的资金和必要的市场信息、管理人才，因此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独立站稳脚跟。为了帮助农民公司的发展，还有必要引进一些大企业作为龙头，以带动农民公司的发展，这些企业被称为龙头公司。

所谓龙头公司，是指在农业产业中，以农副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服务为主，规模较大、辐射带动力 较强，与农民有机结合，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机制，能够带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流通的企业或企业集团。龙头公司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姓农。它必须是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根据《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公司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暂行办法》，龙头公司农产品加工、流通的增加值必须占其总增加值70％以上。

第二，属“龙”。它必须与农民、农业基地相关联，建立起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体系，形成农业产业链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体化经营机制和利益机制。

第三，为“头”。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是农业产业链上的主要经济主体，在所在产业和区域中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能够带动农业产业的扩张与升级。

这就要求龙头公司，不仅要具备较大的经营规模，而且应有较强的盈利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从经济、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带动农业基地及农业产业的发展。

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的关系主要是：

(一)上下游关系

龙头公司和农民公司是农业产业链上的两大经济主体，自然具有关联性。充分认识这种关联性，并依此建立有效的关联机制，形成有机的整体，是“公司+公司”模式成功的保障，且直接关系到农业产业化的成功与否。从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发展和主体发展分析，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应构建成以下关系：

在农业产业链中，农民公司和龙头公司是上下游关系。农民公司负责农业基地建设，生产初级农业产品，处在上游；龙头公司负责农产品的加工与销售，处在下游。上游和下游共同构成产业链条，没有上游就不会有下游，没有下游的带动，上游就很难规模化发展。

例如重庆柑橘产业。仁伟公司等农民公司从恒河公司购买优良柑橘苗木，并种植柑橘林，生产柑橘；恒河公司统一收购柑橘并加工。没有柑橘的生产，就不会有恒河公司；没有恒河公司，农民公司就无从获得优良的柑橘品种，尽管也能直接销售鲜柑橘，但是无法获得附加值，难以组织规模化种植。

基于这种相互依存的上下游关系，首先必须认识到两个主体在农业产业化中的同等重要性。其次要重视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包括生产上的协同、规模上的协同以及经营上的协同。只有两者协同发展，才能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二)利益共享关系农民公司与龙头公司利益相关。龙头公司靠经营、加工农民公司的产品而获得利益，没有农民公司的利益，就没有龙头公司的利益。农民公司的产品通过龙头公司而进入市场，同样，没有龙头公司的利益，就不会有农民公司长期、稳定的高收益。

龙头公司和农民公司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基于利益的共享关系，二者必须同心协力，只有产业效益提升了，同一产业链上的两个主体才能增益。从这个意义上讲，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属于利益共同体，应该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从实际情况和农业产业化角度看，龙头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其有机构成比农民公司强，盈利空间大。在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中，龙头公司应该保护农民公司利益，利益分配应适当向农民公司倾斜。这既是追求共同利益的必要举措，也是龙头公司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保障。如重庆恒河公司在与仁伟公司等农民公司签订的柑橘购销协议中承诺，对农民公司实行最低保护价(现定为1.1元公斤)，且保护价不低于(2006年实际高于)重庆柑橘市场平均价格。这是明智之举，其结果是“双赢”。

(三)风险共担关系

风险是市场的常态。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存在风险，农业产业化更不例外，除了作为企业所面临的生产风险、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外，还存在自然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是一个高风险产业。作为农业产业链上的两个主体，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风险共担，一方的损失必然殃及另一方。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这是农业产业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公司+公司”模式需要研究的问题。

相对而言，农民公司面临的风险比龙头公司大，而农民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却比龙头公司弱。农民及其组织起来的市场主体都是弱势群体，需要龙头公司、政府及社会各界保护和支持。在国家开行重庆市分行推进的农业产业化实践中，各方对农民公司防范风险给予以下几方面的具体支持：

一是最低保护价。即对农民公司生产的产品，由龙头公司统购，并实行最低保护价，防范和控制农民公司的市场风险。国家开行重庆市分行推进并初步打造成型的八条农业产业链，均实行了最低保护价。

二是收益保障。农业风险较大，龙头公司需要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农民收益，防止风险给农民造成损失。如重庆桂楼公司在与江东公司农民股东签订的人股协议中承诺，土地经营权入股股权的每亩收益每年不低于800斤谷子收入，现金入股股东的分红每年不低于10％。这就切实保护了农民利益，防范了因农民公司遭遇经营风险给农民带来损失。

三是融资担保。农民公司融资，政府和龙头公司提供担保，以防止农民公司债务风险。如江津的农民公司融资，由江津绿丰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绿丰公司是由江津市政府、重庆市农业局、恒河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出资比例分别为60％、20％和20％。并且，如果贷款农民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本息，担保公司清盘后仍不足以偿还负债，造成最终损失时，国家开行重庆市分行承担80％，江津市政府承担16％，恒河公司承担4％。为此，江津市政府和恒河公司还建立了风险准备金，市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列支10万元，恒河公司每年提供2万元，以绿丰担保公司名义专户存储，防范风险。

四是保险支持。当地政府与龙头公司共同协助农民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以防自然灾害。如涪陵区政府协同桂楼公司，帮助江东公司参与生猪保险，每头猪保费7元，区政府资助5元，江东公司自己仅承担2元。

此外，龙头公司和当地政府为农民公司提供技术、信息等各种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公司防范风险。

(四)资本关系

所谓资本关系，是指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相互参股而形成的股权关系。这不是一种必然的关系，也非“公司+公司”组织形成的必要条件，而是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两个经济主体为进一步密切相互关系而作出的共同选择。毫无疑问，通过相互参股，形成资本纽带，可以使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两个企业关系更加紧密，目标更趋一致，生产经营更加协调，因而更有利于农业产业发展。

重庆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这种关系。如桂楼公司与江东公司，桂楼公司是江东公司的控股股东，江东公司是桂楼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这种关系的形成，除上述原因外，还因为江东公司的建设需要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目前农民积累十分有限，无法在乡村有限的范围内筹足这笔建设资本金，需要引入投资者，当然桂楼公司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对象。桂楼 公司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商品猪养殖基础。这样双方一拍即合，结成资本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虽然也有资金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密切双方的关系，构成一种经济联盟。实践证明，出于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彼此都会用心关注和支持对方的发展。

除上述关系外，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还在技术、原材料供应、劳动力、信息等方面具有合作关系。正是这些关系的建立和完善，使龙头公司和农民公司在尊重各自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结成新型的、稳定的、和谐的合作关系，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三、“公司+公司”模式的创新点及其优越性

现阶段，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普遍采用的经营组织形式是“公司+农户”和“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后者是前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公司+公司”模式与“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比较，两者虽然都是建立在农业产业链上，均具有龙头公司，且都有一套相互关联的机制，但却存在以下明显差异：一是主体不同。“公司+公司”模式的主体都是公司，而“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主体之一是农户。前者是企业，后者是个体农户，很显然，两者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发展潜能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二是关联机制不同。“公司+公司”模式是两个市场主体，通过契约(如仁伟公司)和资本纽带(如江东公司)而构筑的关联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刚性的制度约束关系，受法律保护。因此，他们是一种组织化程度高的紧密型合作关系。而“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是多个市场主体(龙头公司与千家万户)，通过专业合作社这一松散型组织而建立的一种关联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松散的以道德约束为主的关系，实际上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他们是一种组织化程度低的松散型合作关系。三是生产经营方式不同。“公司+公司”模式，无论是龙头公司还是农民公司，都是企业化生产和经营管理，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从而产生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提高农业生产率。“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则是基于传统的“一家一户制”，这种单家独户耕作方式既无法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又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正是以上三点不同，形成了“公司+公司”模式的鲜明特点，也是“公司+公司”模式的主要创新之点。这种模式的出现，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优越性。

从农民公司来看，采用公司制的组织模式，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对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引导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有着明显的优越性。

第一，公司制的组织模式能够帮助农民实现对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交易费用。在人类生活中，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迫使人们寻找其资源的合理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下，按市场需求配置资源。股份制公司的治理结构实行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并相互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当有合适的项目时，通过股份公司的方式可以迅速地聚集生产中所需的稀缺资源，如土地、资金、技术、人才，从而节约交易成本，使得企业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第二，公司制的组织模式采取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有助于农民公司吸收高素质人才管理公司，通过这些高素质的人才，能够促进农民公司吸收利用先进的农业科技，促进公司的发展，进而推进农业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式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组织降低成本，在劳动力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加速技术进步降低生产中的成本或开发新产品占领市场，企业才能成长。在股份制农民公司中，在企业资本、技术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在农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推进农业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践已经证明农业科技的进步和推广对农业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公司制的组织模式对提高农业效益，增强农业与其它产业的竞争力方面也有重要作用。股份制公司更多的是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在传统农业中由于仅从事传统的种植业，由于其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大，投入大、风险高、收益低，同时农业中的剪刀差的存在，使农业始终处于弱质地位。而在采用了现代股份制治理结构的农民公司中，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必然要采用了先进的工艺和科学技术，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收益，特别是进行农业新产品生产的组织其收益还高过社会平均利润率。

总之，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采用农民公司制，有助于合理配置资源，利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提高整个农业的比较效益，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另一方面，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引进龙头企业，使之与农民公司结合起来，对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引导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同样有着明显的优越性。

第一，龙头企业发挥着推动产业链形成的作用。“公司+公司”模式中，龙头企业使农业产业链有效并合理地延长，农业生产成本明显下降，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农业的整体效益大幅提高，农业结构也更趋合理。通过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把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三个环节有机地连接起来，使农民分享到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利润，增加就业，增加收入。

例如，在重庆丰都试点，农民公司大方双路相当于青蒿产业链中的一个生产基地，在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支持下进行原材料的生产提供，这不仅完善了龙头企业的青蒿产业链，同时也促进了丰都县青蒿产业的发展。目前，大方双路公司已形成从种植到提取、合成完整的产业链。该产业链由10万亩种植基地24个蒿叶粗加工厂、30吨／年提取生产线、20吨／年合成生产线组成，预计可实现销售值3亿元以上(其中可创汇3000万美元)，实现利税5000万元以上。

第二，龙头企业发挥着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作用。由于目前小规模的、兼业的、一家一户的小农式生产难以容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科技创新又是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支撑，只有通过龙头企业最大程度地吸收、集成和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动农民形成群体规模，才能使高新技术成果大量进入商品化农业生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不断增加高附加值农产品在销售中的比例，从而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

例如，重庆恒河公司2003年起在江津成立技术部，成为公司聘员最多的部门，除负责建立国外技术的承接平台，还承担品种和栽培技术以及采后处理的实验试验，田间技术推广和培训工作。2005年起每月组织一次技术培训会，并由技术推广组每十天一次巡回到各种植单位作田间检查、技术指导和推广。可见在这个过程中，龙头企业以其自身的资金、规模、人才、管理、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与农业产业相结合，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有力 支撑。

第三，龙头企业发挥着开拓市场、赢得市场的作用。龙头企业通过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的有形市场和不断开拓无形市场，切实解决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促进商品大流通、生产大发展，从而提高农民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

一方面龙头企业发挥着桥梁作用，它上联市场，下联农户，把农民小规模的生产与大市场对接，通过龙头企业的引擎，为农产品走向市场打开了一个又一个通道。从一定意义上讲，龙头企业对于农民公司就是市场，农民公司找到了龙头企业就找到了市场。

另一方面，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完善和畅通的销售和信息采集渠道，它们通过自己的信息网络了解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的品种、品质、规格等的需求，然后将这些信息传达到农民公司中，从而引导其确定合理的产品结构和生产规模。

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在“公司+公司”模式的各个改革试点中，龙头企业都将分散的农户经营与市场需求有机的联系起来，引导农户按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按照市场信号要求所带动的农户种多少或养多少，改变了农民先种养，后找市场的传统习惯，避免了生产的大起大落和分散的农户信息闭塞及自发调整结构所带来的盲目性和趋同性。

第四，龙头企业发挥着扶持农民公司的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龙头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在农民公司组建之初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从而保证了公司的顺利运作和发展壮大。比如，涪陵的桂楼公司在和江东街道营盘村10组26户村民组建东江生猪养殖有限公司时，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万元，其中桂楼公司就出资人民币70万元，占总股份的70％，农民以23．235亩土地的22年租金和现金人股共计人民币30万元，占总股份的30％，同时还自筹436.75万元用于项目固定增产建设。可见，没有龙头企业的前期投资，农民公司的组建是不现实的。

(2)龙头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如前所述，小农式的生产难以容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龙头企业凭借着自己的技术优势，向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大量引入了高新科技成果，对公司农民免费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这样就提高了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帮助农民公司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比如恒河公司2003年起在江津成立技术部，成为公司聘员最多的部门，除负责建立国外技术的承接平台，还承担品种和栽培技术以及采后处理的实验试验，田间技术推广和培训工作。2005年起每月组织一次技术培训会，并由技术推广组每十天一次巡回到各种植单位作田间检查、技术指导和推广。恒河公司认为，如果没有果农的技术进步和素质提高，就不可能产出企业需求的材料果，这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一环。

(3)龙头企业对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农民公司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自动自觉地按照市场导向和需求，组织标准化、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提高了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同时，龙头企业还主动组织农民接受有关的技术培训。通过培训，农民的科技素养和科学意识得到提高，增加了他们由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带动了农民增收。

比如在重庆东江公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桂楼公司通过“公司+农户”，实行圈舍统一规划、技术统一培训、种猪和仔猪统一提供、饲料统一配方、疫病统一防治、生产统一保险、产品统一销售等“七统一”的标准化养猪模式，扶持股东农户通过规模化、生态化，推广现代养猪技术，打造绿色生态养殖基地，发展壮大生猪养殖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东江公司在运转中能通过规范管理扩大效益。

第9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竞争优势；供应链

中图分类号：F7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05-0067-02

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价值链”概念基础上提出“供应链”以来，跨国公司始终是SCM（Supply Chain Management，供应链管理）的前沿实践者。SCM的实质是使供应链节点上的相关企业充分发挥各自的核心能力，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更有效地实现最终客户价值。跨国公司的自有优势使其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以下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跨国公司SCM的竞争优势。

一、跨国公司SCM的合作博弈

在企业的传统贸易关系中，企业之间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理往往并没有实现最好的利益结果，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例如，制造商为了自身利益极力压低中间产品的进货价格，利润空间的缩小迫使供应商使用性能较差的低价原材料，结果导致最终产品市场需求下降；经销商不愿与制造商分担广告费用，却享受到了广告所带来的利益，在广告费用开支过大的情况下，制造商被迫削减广告，导致经销商销售数量减少；经销商拖欠制造商货款，影响制造商正常的生产进度，不能及时向经销商供货，进而影响最终产品利润的实现。

而在跨国公司的SCM实践中，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博弈具有重复博弈的性质，在这种博弈情况下，由于采用针锋相对策略，即参与者在第一个回合选择合作策略，此后则选择与对方在前一个回合所选择的策略相同的策略，对方未来不合作的威胁具有可信的威胁性质，从而影响各参与者采取合作行动，不合作行为被合作行为所取代。另外，跨国公司SCM的有效信息沟通有助于其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各参与方就对彼此有利的行为过程或策略组合达成有约束力的承诺，实现合作博弈，在一次博弈结束时再重新分配所得支付的总和，以协调到对各个参与方都

有较好福利性质的均衡点。

二、跨国公司SCM的正和博弈

以跨国公司为核心所组建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具有垄断竞争的性质，高于其他竞争者供应链的平均效率，以此为前提来分析其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正和博弈的实现。分析过程如图1所示：

在图1a中，实施供应链管理之前，最终产品的制造商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MR=MC）的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为Q0，此时由需求曲线D，同时也是平均收益曲线 AR所决定的价格为P0，平均成本曲线AC与平均收益曲线AR相切于E0点，因此不存在超额利润。

在图1b中，实施供应链管理后，由于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合作带来的交易费用的节约使得生产最终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AC线下移，边际成本线MC也相应移动，由 MR=MC 所确定的新的均衡产量为Q1，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1，与实施供应链管理前相比，Q1>Q0，P1

三、跨国公司SCM的帕累托改进

如图2所示，在实施供应链管理前，设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条的某上游企业 A与下游企业 B总体收益水平效用曲线Ⅰ，Ⅰ上的每一点代表所获收益在上下游企业间的不同分配方案。设 R点为实际执行的分配方案，则A收益为OM，B收益为ON。

实施供应链管理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和利用，A和B的总体获益水平得以提高，效用曲线为II，此时，使A获益水平不下降的分配方案在T点及其以上，使B获益水平不下降的分配方案在S点及其以下。因此，曲线II上的ST段为实施供应链管理帕累托改进的闭区间，位于此区间段里的任何一个分配方案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其A的最高获益水平可以提高至OU，而B的最高获益水平则可以提高至OW。

对于由 n 个节点企业构成的供应链来说，供应链管理的帕累托改进可以采用数学表达式来进行量化描述：

其中Π为实施供应链管理后的总体获益水平， wi为实施供应链管理后第i个企业的获益水平，xi为实施供应链管理前的第i个企业的获益水平。

由以上分析可知，跨国公司在供应链管理中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这对于跨国公司自身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其他经济体而言，有助于优化行为决策，对提高整个供应链体系的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刚．企业竞争优势的内涵界定及其相关理论评述[J]．经济评论，2006，（1）．

第10篇

关键词：精英教育；官产学合作；实训基地；软件工程

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为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和软件产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实现我国软件人才培养的跨越式发展，2001年12月，国家批准建立了35所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人才培养的定位是培养一大批精英型软件工程人才，即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层次工程型软件人才。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加强对学生国际化视野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了四位一体的实训模式，在精英型软件工程人才培养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1 培养精英型软件工程人才是软件产业发展的需要

2008年1月，教育部张尧学司长在北京大学软微学院调研时提出：“示范性软件学院的定位是精英式工程教育，是培养精英型软件工程人才。我们培养的这些人才经过5年左右的发展，要在某一领域起到领导作用，要能较好地与国际交流，要能预测软件工程事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这就明确了精英型软件工程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这种类型的人才也恰恰是企业急需的中高端软件人才。目前，软件企业需要三类人才：第一类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国际化软件高级人才；第二类是系统分析及设计人员中级人才；第三类是熟练的程序员和操作员，人才需求模型呈“金字塔”型。据IDC公司2008年数据分析，中国软件及服务市场未来5年复合增长率都将超过15%，至2012年总体产值将至少翻一番，人才需求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近2倍。按照三类人才需求数量的比例为1:2:7计算，中高端人才数量应该占30%，但目前仅为10%，难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

印度的软件产业在近十年内得到了飞速发展，目前从业人员达到了41万人，拥有近3000家的软件企业，预计2008年印度信息服务业的总产值将达到780亿美元。充足的人力资本对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支持高等院校培养中高级软件人才，印度政府增加了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印度理工学院的财政投入，并计划将全国43所地区性工程学院提升到印度理工学院的水平。印度软件教育的突出特色是与产业互动，重视应用培训，学校课程的设置围绕软件企业的需求，讲授的是最新的技术发展动向。加上英语教育的优势，使得印度的软件毕业生一出学校就已经具备了较全面的实际工作能力，这也是硅谷特别偏爱印度工程师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我国的软件产业要想赶超印度，就必须加大对精英型软件工程人才培养的力度。

2 四位一体的实训模式框架

2.1 四位一体实训模式的角色分工

“四位一体”即“官、产、学、生”四位一体。四位角色不同，但目标相同，共同推动实训模式的建立和发展。

“官”即政府，政府起行政推动作用。国发办《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国家商务部“千百十工程”、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工作的通知》等政策都为建立实训基地起到了政策支撑作用。辽宁省、大连市高度重视软件人才培养工作，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实训基地也获批辽宁省软件与服务外包人才实训基地和大连市软件人才(大连理工大学)实训基地。

“产”即企业，企业是实训模式的关键角色。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实训基地引进IBM、微软、RENESAS国际知名企业，坚持“强强联合”的原则，将国际大企业的管理经验、项目经理和实训项目引进学校。企业提供项目经理、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实训项目，让学生不出校门就能完全感受到企业环境、企业文化、职业素养、项目管理、时间管理等，企业随时提出对人才的需求，加强学生就业技巧和就业能力的培养。

“学”即学校，学校是实训模式的主体。学校将企业引入到校园，提供专门的场地，建立虚拟公司，投入设备和管理力量，建立模拟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实训基地拥有完全企业化的管理系统、考勤系统、安全系统，与企业一起选拔可塑性强、基础好的学生到实训基地完成3到9个月的实训，结合实训项目完成团队式毕业论文。

“生”即学生，学生是实训模式的主要受益者。实训模式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良好的外语基础，要通过企业和学校联合组织的初试方可进入实训基地学习。实训过程中学生分组分工，协同合作，扮演不同的角色，全面提升就业竞争力。

四位一体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学校聘请企业老总、政府官员、教授、高年级学生代表成立教育教学咨询组，共同指导课程设置、专业方向、实训模式等。

2.2 实训模式的主要内容

(1) 培养目标精英化

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通过实训模式，使学生在校期间即掌握外语技能、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制度、项目规范和流程等实践技能。通过真实的环境，让学生体验跨国大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流程，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通过仿真的商业案例，让学生完全掌握软件项目的生命周期，培养学生对项目的掌控能力；通过学生在实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实训模式最终要考核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职业素质能力、应用开发的流程和方法论，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国际化、应用型高端软件人才。这些人才进入公司工作5年以后，能够成为项目经理、系统分析师、系统架构师等行业精英。

(2) 实训内容系统化

实训学生经过前期的专业基础课和语言强化学习后，经过企业和学校的联合选拔，进入实训基地。如图1所示，项目开工之前先对学生进行团队建设训练，项目经理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将学生分成各个项目组，每组成员5-10人不等。启动实训项目后，各组学生按照分工不同，均须完成业务理解、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编码、测试直至项目验收等完整一套软件项目开发流程。在此期间穿插对学生沟通技巧、时间管理、演示技巧的强化训练，并进行企业文化、团队合作等模拟职场氛围的熏陶。仿真商业项目案例均为可替代模块，根据社会和产业需求调整案例内容，保证实训结果的实用化。

(3) 管理模式企业化

实训过程对学生采用模拟企业化管理，如图2所示。实训项目的总经理由企业指派高级项目经理担任，项目经理由企业指派工作经验丰富的员工和学校指派具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担任。人事、财物、IT支持、安全、后勤、工会等部门人员分别由参训学生担任，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模式进行系统的岗前培训。学生角色与公司员工角色一致，参训学生佩戴胸卡，刷卡考勤管理，每天填写工作日志，每周进行项目进度交流，足不出校门就能感受国际大公司的工作方式。

(4) 实训过程规范化

实训的整个过程采用规范化管理，制定完善的《实训基地学员规章制度》、《学员考核办法》。实训中的所有文档均参照IBM、Microsoft等公司的标准模版执行，参训学生能真实接触到宏观设计规范、界面设计规范、微观设计规范、类图设计规范、编码规范、测试用例书写规范等。在完全掌握技术方面的规范以外，还要掌握演示技巧、面试技巧、沟通技巧、着装要求等软技能。

(5) 实训师资队伍专家化

实训模式不仅培养了一批高端工程型软件人才，也建立了一批专家化的师资队伍。我校实训师资队伍结构为校企联动、专兼结合，既有来自企业的项目经理长期驻扎在学校，也有来自学校的具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教师指导学生实训的同时，能充分了解企业的业务走向，结合实训开展很多研发工作和教学改革的探索；企业在参与实训的同时也能了解人才的结构和现状。

3 实训模式一举多赢的效果

四位一体的实训模式试办2年多的实践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首先，从教与学的角度看，强化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培养的实训模式突破了传统的教学体系，构建了一个科学的精英化、工程型人才培养模式，是研究型大学在培养工程型人才上的一个有益尝试，推动了学院的教学改革。在实训课程建设上充分体现了创新性、实用性的特点，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从就业角度看，采用实训模式培养出来的高端实用型软件人才深受企业欢迎。据统计，我院通过实训模式培养出来的软件人才就业率为100%，近65%的学生留在了大连企业，近30%的学生去了世界500强企业，有些企业因为学生参加了实训而取消了入职试用期，即毕业就拿全额工资。97.5%的学生都认为，在实训工程中，自身素养和技能都得到提高。实训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学生“就业难”和企业的“选材难”问题。

再次，从政府角度看，实训模式为中高端软件人才的培养搭建了一个平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大连市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将软件与服务外包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中高端人才短缺成了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政府不惜斥重资去引进人才，但效果不明显。实训模式及其辐射作用培养了一批实用的软件人才，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实践证明，四位一体的精英型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是研究型大学培养工程型人才教学改革的有益探索，对发展软件产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受政府、企业、学校、学生欢迎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 吴爱华. 适应时展 推进高等理工科教育改革[C]. 全国高校软件工程专业教育年会论文集(2007)[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第11篇

关键词：股票回报 规模 市净率 市盈率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假设股票预期报酬率和其风险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但后来研究表明:存在着一些其它的对普通股报酬率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Banz（1981）在《金融经济学刊》发表“普通股市值与报酬率的关系”一文，他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股票按公司规模大小分为5组，发现最小规模组公司股票平均报酬率比最大规模组公司平均报酬率高至19.8%，小市值公司的股票报酬率显著地高于大市值公司。从而提出了“小公司效应”的研究结论。Reinganum（1981）发现基于AMEX-NYSE数据，规模效应应包含E/P（盈余价格比，即市盈率的倒数）效应，也就是说这两种效应对应的是几乎相同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与公司规模的相关性更强，指出如果要检验市场反应或者有效性只需要控制公司规模。Basu（1983）运用1963年至1980年间纽约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的回报数据，研究了E/P、规模与股票回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E/P值的公司会得到高于低E/P值公司的风险调整超额回报。而且这种效应即使在控制了规模因素之后还是显著的。相反，如果控制了E/P等因素之后，原本的小公司能得到较高回报的异象就消失了。Fama and French（1992、1993）提出了著名的Fama-French三因素资产定价模型。这两篇文章通过实证方法，提出除了风险系数β之外，市场规模SIZE和账面市值比BE/ME（即市净率的倒数）都显著解释了股票回报变动现象。研究发现市场规模、账面市值比、负债率等变量单独使用能解释股价回报，而这些变量联合使用时，市场规模和账面市值比对于回报仍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且可吸纳盈余价格比与负债率所能解释的股票回报。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也对股票回报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陈信元、张田余和陈冬华（2001）对预期股票回报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横截面分析，结果发现规模和B/ P 表现出显著的解释力，并且这样的结论在不同模型中始终成立；而在不同模型中，β、账面财务杠杆和市盈率始终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汪炜、周宇（2002）以沪市为对象考察了中国股市的“规模效应”和“时间效应”。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西方国家股市普遍出现的“小公司1 月份效应”，但小公司“规模效应”表现显著。苏宝通、陈炜、陈浪南（2004）对公开信息与股票回报率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现金红利率和流通股比例对中国股票回报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资本结构、股票价格、市盈率和前一年持股回报率对中国股票回报率影响不显著。

可见，在对股票回报的众多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规模、市净率、市盈率三个指标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然而由于研究数据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于股票回报与公司规模、市净率、市盈率指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结论。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运用中国A股市场上的较长时间的数据并综合借鉴前人的方法来重新验证在中国市场上规模、市净率、市盈率三个因素对股票回报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以前研究表明公司规模、市净率、市盈率与股票回报的关系并不是确定的，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拟采取较长的时间数据来进行研究。因1995年前上市公司数较少，且从1995年1月1日起，沪市和深市A股取消T+0回转交易，实行T+1交收制度，采用1995年以后的交易数据可以保持交易制度的一致性，因而本文选择1995年5月至2010年4月作为交易期间。同时由于本文采用个股t-1年的会计指标与t年5月至t+1年4月的一年的股票回报进行配比，这样，为了获得相应的公开会计数据，要求该公司在t-1年即上市，例如在研究1995年5月至1996年4月的股票回报时，要求该公司在1994年即已上市。本文以沪市和深市的所有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剔除以下公司作为样本公司：剔除在研究期内退市的股票；剔除在研究期内被特别处理（ST 或者PT）的股票，因为这些公司股票的交易制度与正常公司有较大的差异，缺少可比性。各研究区间公司数列表如（表1）所示。上述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为确保解释股票回报的会计指标能够在股票回报指标出来之前获得，又由于中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年报必须在次年4月底之前披露，本文借鉴Fama and French（1992）的做法，采用个股t-1年的会计指标与该股t年5月至t+1年4月的一年的股票回报进行配比。规模因素的计算也是借鉴上文的方法。其中股票回报为考虑分红再投资的个股区间涨跌幅。本文以起始交易日t年5月1日为基点，按照分红再投资的调整计算方法，算出t+1年4月30日的收盘价，然后用该收盘价和起始交易日前收盘价（即t年4月30日的收盘价）计算区间涨跌幅。即：股票回报=［（t+1年4月30日的收盘价-t年5月1日前收盘价）/ t年5月1日前收盘价］］*100%。公司规模，用样本公司t年4月30日的流通市值度量，即用公司t年4月30日的流通股数乘以该日的收盘价获得。市净率是用t-1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与当年年报披露的每股净资产数据进行匹配，即用公司t-1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除以t-1年年报中的每股净资产获得。市盈率也是用t-1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与当年年报披露的每股收益数据进行匹配，即用公司t-1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除以t-1年年报中的每股收益获得。

（三）模型建立从方法论上讲，研究股票回报的影响因素需要使用较长时期的数据才能得到较高可靠性的统计结论。例如在某一时期，购买小公司的股票可能有超额回报；在另一时期，购买大公司的股票可能有超额回报。若样本时限太短，将会使实证结论失去统计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速度较快，公司通过不断的增发配股，加之经营的积累，股价的提高，大量早期发行的大公司股票在当前市场中其市值水平已算不上是大公司，不同年份的公司间具有不可比性，因此本文对不同的区间分别进行研究。由于采用截面数据作为样本，为有效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研究选择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来估计模型。模型如下：

股票回报＝α+β1Ln（规模）+ β2市净率+β3市盈率+ε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15个样本研究区间的股票回报均值有正有负，其中9个研究区间的平均股票回报为正，6个为负，表明投资者并不一定绝对能获得正的股票投资收益，而且不同时间区间的股票回报均值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规模指标上看，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上市公司的市值规模在不断壮大，在标准差上也呈现一个总体上升的趋势，上市公司间的规模差距正在不断拉大。但市净率与市盈率两个指标无论是均值方面还是标准差方面并没有呈现趋势性的规律，其中市净率的各期均值在1.87及6.87间变动，市盈率的各期均值在29.85及173.33间变动，波动较大。这表明，在短短十几年内，我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每一元股东权益及每一元收益的价值的看法有着大幅度变化。这当中固然有我国上市公司群体变动迅速的影响，但同时也反映了市场上可能存在的错误定价。

（二）回归分析 在对影响各研究区间的股票回报的三因素的探寻过程中，为了正确找出各区间的显著影响因素，并消除各个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SPSS统计软件中的逐步回归法（Stepwise regression），并选择残差平方作为权重变量，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的各研究区间股票回报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规模、市净率及市盈率三个因素在不同的研究区间对股票回报均有影响，然而各指标的影响程度及稳定性并不相同。可以发现三个因素中公司规模及市净率指标对股票回报的影响较大，稳定性较强，而市盈率的影响较小，稳定性较弱。在15个研究区间内，有10个区间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且股票收益与公司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基本上是平稳的（除一个研究区间外，其余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表明中国股市也存在小公司效应，公司规模越小，股票回报越大，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可以将流通市值规模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从（表3）也可以看出市净率指标对股票回报也具有显著性影响，其平稳性也较强。在15个研究区间内有13个研究区间的市净率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其中又有11个区间的市净率的回归系数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这与Fama和French（1992）的结论是一致的。同时这一结论也告诉投资者投资于股价相对其每股净资产的较低的非热门型股票比投资于高股价的公司股票能获得更多的收益。但（表3）表明市盈率指标对股票回报的影响并不具有稳定性，在15个研究区间内，该指标有7个研究区间并不具有显著性。而从8个具有显著性影响的研究区间来看，市盈率指标的系数也较小，且其正负号也不确定。由此可知，不能仅仅利用市盈率这一指标作为投资依据。

（三）方差分析 为对各因素的影响情况做深入研究，本文以2009年5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及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两个区间作为研究区间，进一步进行了不同因素股票回报的方差分析。从研究结果可知规模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最为显著。按照规模，即流通市值的由小到大的顺序，本文将各研究区间的观测样本等分为5组。其中前一研究区间内每组277个观测值，后一研究区间内每组262（或263）个观测值。从表4可见，随着规模的增加，区间股票回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前一研究区间内规模最小组（平均流通市值为 6.22亿元）比规模最大组（平均流通市值为 178.52亿元）的股票回报率高达39.31%，后一研究区间内规模最小组（平均流通市值为 6.51亿元）与规模最大组（平均流通市值为 203.63亿元）的股票回报率差达到23.60%，这表明规模可以用来解释股票回报的变化，投资者可以利用规模这一指标作为投资依据。按照同样方法，本文也将该研究区间的市净率及市盈率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分组并做方差分析，但研究结果并未显示出显著的有规律性的结果。

四、结论

本文以1995年5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为研究区间，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A股市场上的股票回报与公司规模、市净率、市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回归分析中，规模、市净率及市盈率三个因素在不同的研究区间对股票回报均有影响，但各指标的影响程度及稳定性并不相同，公司规模及市净率指标对股票回报的影响较大，稳定性较强，市盈率的影响较小，稳定性较弱；而在单个因素股票回报的方差分析中，发现只有规模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呈显著性，而其它两个因素并未显示出显著的有规律性的结果，这说明规模因素的影响可能包含了市净率及市盈率两个因素的影响。可见，与Banz（1981）的结论一致，在中国也存在明显的“小公司”效应。小盘股持续获得高股票回报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其股价拉升所需的资金量小，而大盘股由于总市值大，所需的资金量非常大，要想将其股价拉升较为困难，所以更多的资金更青睐于小盘股，以满足其逐利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成长性较强、盈利高增长的预期，即使有些小盘股的市盈率较高，例如一只股票今年与去年可能是相同的高市盈率，但假如其盈利翻倍，其股价同样也上涨了一倍，因此正是因为小盘股高成长性的预期，也使得其股票回报率也会高于大盘股。市盈率指标虽然在方差分析中表现不显著，这说明了规模因素的影响会更重大。但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规模以后，市净率表现出对预期股票回报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因此，本文认为在预测股票回报时，市净率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而市盈率的高低没有绝对好坏之分。如果一家公司相对同行业其他公司而言连续维持较高的市盈率，说明市场较为看好其发展前景，投资愿意为高速成长的公司支付更高的价格，但过高的市盈率也会增加投资风险，如果公司的每股收益不变，市盈率越高时，则获得该种股票的价格成本就越高，其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程度就越高。因此，不能仅仅利用市盈率这一指标作为投资依据，在判断市盈率这一指标时还应结合盈利的增长情况一起来分析。

*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01）

参考文献：

［1］陈信元、张田余、陈冬华：《预期股票收益的横截面多因素分析：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01年第6期。

［2］汪炜、周宇：《中国股市“规模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实证分析――以上海股票市场为例》，《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3］苏宝通、陈炜、陈浪南：《公开信息与股票回报率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2004年第12期。

［4］Banz R. W.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urn and market value of common stock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1.

［5］Marc R. Reinganum. Misspecification of capital asset pricing : Empirical anomalies based on earnings' yields and market valu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1.

［6］Sanjoy Bas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nings' yield, market value and return for NYSE common stocks: Further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3.

第12篇

【关键词】 自由现金流量;财务危机;财务预警系统

与中小企业相比,上市公司财务制度更加健全,财务数据更加规范和透明;同时,上市公司面对的是众多投资者,这就要求上市公司应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建立一个相对准确的财务风险预警系统。为此须解决好两个问题,即模型样本的确定和模型指标的选取。

一、模型样本的确定

本文把上市公司中的ST公司作为财务危机型企业,其它企业均作为健康型企业。根据证监会对外公布的有关资料,将 2004―2005年被ST的24家上市公司选入,从时间跨度来看,包括2004年被宣布为ST的10家企业,2005年被宣布为ST的14家企业;从行业分布来看,包括九种行业,并采用同行业、同规模样本予以配对。因6家公司的数据无法取得,这样建立模型的样本共36家。

二、模型指标的选取

(一)自由现金流量

鉴于现金流量指标的局限性,本文引入自由现金流量概念。它是指在保证企业正常经营前提下,由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现金净流量,减去资本性支出和营运资本增加的合理投资后,企业能够产生的额外现金流量。

自由现金流量=经营现金净流量-资本性支出-营运资本增加额+随意性资本支出

与传统现金流量相比,自由现金流量具有如下作用:

一是能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评价企业的经营状况。

二是用于企业价值评估。企业市场价值=自由现金流量

/必要收益率。

三是用于衡量企业的举债能力。它是公司不必进行再投资以维持当前增长速度的经营现金流量,可用于支付股利,或用于偿还未来债务。

四是有利于管理当局树立持续经营观念。在评估企业时利润易受人操纵,经营现金流则未扣除资产更新和营运资本增加而需增加的投资。而自由现金流量能克服以上缺陷,使企业管理层树立长远发展观念。

为此本文引入基于该指标的一些财务指标,以增强模型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二)模型基础指标的确定

本文初步确定了6大类23个指标,作为入选模型的基础指标。

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资产负债率;权益负债比;流动比率;速动比率;速动资产占用率;营运资金占用率。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资产净利率;权益净利率;留存收益总资产比例。

反映企业资产营运能力的指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

反映企业成长能力的指标:销售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权益增长率。

反映企业筹资政策的指标:负债流动资产率;负债速动资产率;负债营运资金率;资产流动负债率。

反映企业现金流量状况的指标:自由现金流量总资产比;自由现金流量负债比;自由现金流量流动负债比;自由现金流量销售收入比。

(三)模型指标的确定

使用SPSS软件的样本显著性检验功能,对财务危机企业被宣布特别处理前1年和前2年的数据进行T检验。(见表2)

根据T检验的判别标准―T―≥2,在5%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中,带有“*”的为初次通过检验,带有“**”的为二次入选,共8个指标,考虑到现金流动状况对企业的重要影响以及对模型本身的重要程度将指标20选入。

三、模型的构建

本文采用预测准确率较高的Logistic回归模型,将前已确定的9个指标作为自变量,Y作为因变量,建立相应的模型。即:Y-判别值;X1-资产负债率;X2-流动比率;X3-速动比率;

X4-营运资金占用率;X5-资产净利率;X6-权益净利率;X7-权益增长率;X8-负债速动资产率;X9-自由现金流量总资产比。对危机发生前两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判别模型:

此模型中,Y取值范围为[0,1],以0.5作为判别分界点,当Y值>0.5时,判别为危机型企业,Y值越大,预示该企业未来一年内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当Y值

企业名称后有“”标记,表示该企业类型被错判。从表3可以看出,用逻辑回归法建立起来的模型在企业财务危机发生前两年的预测准确率达到91.67%。

四、模型的应用

建立财务预警模型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于实际,本部分随意选择了若干家企业作为检验样本,对本文确定的模型进行实际检验,包括10家ST企业和9家健康企业。(见表4)

从以上预测结果可以看出,本模型在企业财务危机发生前两年具有89.47%的预测准确率,具有较好的预警效果。

【参考文献】

[1] 刘玮,彭德辉.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方法与模型评析[J].西部财会,2008(8):24-27.

第13篇

在这些制作团体中，“北京天禾兄弟电视电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禾兄弟”)近几年成绩突出，在2008年获得了电影频道颁发的“电视电影突出贡献奖”。作为获得此表彰的唯一一家民营中小型企业，“天禾兄弟”凭借的是产品质量。虽然这个公司到2008年一共只完成了八部电视电影，但是其中有五部电视电影分别获得了“百合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和四个国际奖的奖项，为打造电视电影的品牌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个公司的代表作有《礼尚往来》、《一介平民》、《贞贞》、《为奴隶的母亲》、《血溅三岔口》、《聊斋系列》等，其中《为奴隶的母亲》获得了国际“艾美奖”女主角奖，推进了中国电视电影走向世界的步伐。“天禾兄弟”的成长历程反映了整个行业的竞争形态；其运作模式也引发了我们对这类制片公司竞争策略和发展前景的思考。

影视文化产业具有区别于传统产业的特征，但仍然遵循着产业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电视电影的生产企业要在行业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必须思考这些基本问题：

1.在该行业中竞争到底是什么样的？

2.各种竞争的力量有多大？

3.任何一个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都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竞争战略，那么“天禾兄弟”这样的企业在竞争中将采取什么策略？

一、五力模型和竞争业态

为了回答前两个问题，需要阐明：在任何产业里，无论是生产一种产品或是提供一种服务，竞争的起源、过程、结果都源于以下五种竞争力量之中，也就是说一个行业的竞争是由以下五种不同的因素构成的：一是行业内的厂商之间的竞争；二是来自行业外的替代品的攻击；三是新厂商潜在进入的威胁；四是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五是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如图1所示。

我们不妨以“天禾兄弟”为样本，结合文化产业的新特征，来描绘一下电视电影行业的竞争模型。任何一个产业的众多经济特征对于五种竞争力的强弱都是至关重要的，本简单的逐一讨论。

(一)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的竞争

作为一种内部力量，这种竞争是五种竞争力量中最强大的。衡量内部竞争力量强度有三个重要指标：

1.竞争企业数目众多，竞争可能加剧。

据对1000部电视电影承制及合作机构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五百三十来家制片机构参与其中。这数量可观的制作队伍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涵盖了大型国家级电影集团和制片厂、国家和省市电视机构、国家剧院、部队、武警、公安及高校的影视制作部门，加上大量民营企业(如“天禾兄弟”)，其中部分公司来自香港。(2)

2.市场大幅度增容，竞争可能加剧。

中国当代家庭观看电影的观众已经形成群体，这其中电影频道和电视电影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电影频道每天近二十个小时的节目播出时间、日吞量约十部影片、年吞量约三千六百余部影片的“海量”需求，仅仅靠电影提供，是杯水车薪。调查显示，电视电影的平均收视率为1.8%，这就意味着首播收看人次超过2000万，而一些全国电影票房冠军的“大片”观影总人次也只有1100—1200万左右。如果一部作品的收视率达到4%，它所带来的广告价值远远超过很多影片的票房。并且，一些电视电影的美誉度高，就可以反复播出。尽管中国电视电影投资规模为中低成本，但年计划产量一百多部，年投资七千多万元，单片成本从50万元左右提至80—110万元，个别影片由于剧情需要成本有更大上浮。截止到1000部时，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投资达十多亿元。CCTV—6的发展加上“长影”、“上影”、“西影”三大电影集团的电影频道的建设，电视电影的真正规模经济性将会随之到来，市场的增容前景看好。

3.产品差异化和转换成本低，竞争可能加剧。

应该说，电视电影的类型差异化程度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古装片、当代题材、主旋律、农村戏几种类型拍摄成本都不高，(3)并且对于制片方来说，整个行业可以合作的创作资源类型(剧本、人员、后期)也较丰富，因此我们看到，行业内有很多制片公司可以比较从容地生产各类影片，还没有产生非常完善和独特的制作企业和类型产品。“天禾兄弟”也是从最初拍摄低成本农村题材电视电影之后，逐步过渡到古装武打、需要电脑特技的《聊斋系列》；另一方面，与美国相比，既然中国当前电视电影的产品差异化、企业的品牌化仍处于较低水平，那么电视电影的观众也没有按照类型片或是出品方的不同，培养起相对固定的细分群体，观众的选择收视大都仍停留在看“电影”、“电视剧”还是看“电视电影”的层面上。

当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较小，转换成本较低时，消费者对品牌和产品的转换比较容易，速度也比较快。如此一来，制片方会在产品的服务和价格上展开竞争，使竞争加剧。例如，各个制片公司会生产各种类型片进行激烈竞争。这样业态的好处是优胜劣汰，催生精品，如“天禾兄弟”的《为奴隶的母亲》。缺点是不乏跟风之作，同时，由于制播分离不彻底、观众收视“混沌一团”，很多制片方为了多挣制作费，想方设法尽力压低制片成本，导致产品质量和行业水准双重下降。

(二)行业外部的新进入企业威胁

这是另一个加剧竞争的因素。这种威胁大小关键看行业壁垒高低。如果壁垒高筑，则新进入者无法对现有者产生太大威胁，反之则大。传统上，决定行业壁垒的参数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资本需求、转换成本、获得销售渠道和政府政策等。从电视电影行业来看，这些壁垒参数大都是偏弱的。邓涛介绍“天禾兄弟”生产的电视电影的盈利率为15%左右，并且不需要像石油、汽车等传统制造业那样高资本投入、规模化生产才能创造利润。很多公司都是制作一两部拿到一些回报就满足于此。在政策上，电影频道鼓励民营公司参与，电视电影的产品差异和转换成本较小，这使得很多公司尤其是从事文化产业的公司都可以进入该行业。“天禾兄弟”的主创人员都是各大艺术院校毕业的人才，至今有过二十多年的影视创作经历。90年代初他们组建过“今日传播公司”(除影视制作外主要业务还涉及到拍摄今日集团各类饮品的广告片以及组织广告和传媒界的大型宣传活动)。

尽管如此，电视电影还是存在着文化产业和影视产品特定的行业障碍，如“天禾兄弟”的总经理、制片人邓涛所言，电视电影和电影、电视剧一样，尽管投资额度低，但也是需要二十多个影视相关专业共同完成产品，需要较高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最重要是，材料、技术和工具无法变成作品，必须经过高强度的智力活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而且实际对于执行操作能力要求非常高，一部作品的好坏，除投资方面的硬件因素外，编导的认知，制作团队的敬业精神都起到决定作用。一句话，拍成容易；拍好、拍出精品难。而电影频道作为电视电影的主要销售渠道，经过近十年发展和1000部作品的实践，在资金投入、制作管理和艺术质量把关等方面，已形成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电视电影管理机制，也从另一方面提升了行业壁垒。

(三)来自供应商的压力

在传统经济产业，供应商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或降低所购产品或服务质量来威胁行业中的买方厂商。强有力的供应商的压力可能使一个行业内的厂商降低其获利能力，竞争压力将会增加。如果把“天禾兄弟”这类公司作为行业内生产方(买方)来看，作品的主创人员主要以自己的导演(如艺术总监阎建钢)、自己的签约演员。那么，其拍摄电视电影所需的供应方大体来自版权购买、剧本购买、器材和场地租赁、后期制作费用等等。在这些“原材料”中，器材和场地租用、后期费用都存在着一个行业内的稳定价格；版权和剧本购买(包括编剧的劳务)，由于电视电影本身的制作规模限制决定了不会产生太大的费用。

由于硬件设备和人员劳务的价格规范化、编剧地位、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系欠缺以及影视产品的强势社会影响力等诸多原因，其实无论好莱坞还是国内影视行业，如果观察所谓的制作原材料供应方——制片方(买方)的关系，目前都处于买方市场，也就是说来自供应商的压力并不大，属于较低成本的电视电影更是如此。并且应该看到，各种供应方都在积极寻求和制片方进行合作。例如索尼公司曾和“天禾兄弟”进行合作电视电影，利用索尼的高清设备进行拍摄和后期制作；而一些城市和区域也希望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合作，如《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展现徽州祠堂文化，随着作品的获得国际艾美奖，也催生了“天禾兄弟”和安徽黄山的电视剧《大祠堂》的进一步合作。

除了这些外部原因，制片方化解供应商压力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由于影视产品的创意主动性、灵活性和操作性非常强，这是它区别于一些传统制造业的产业特征。邓涛指出：一部电视电影的成本主要依赖于产品本身的题材、类型和规模。如农村戏、现实题材相对成本低一些，各项“原材料”成本就较低(不用还原一个历史空间等)；如果是《聊斋系列》这样既是古装戏又需要一些后期电脑特技的产品，成本将随之上升。由于索尼设备的高成本问题使得《聊斋系列》的合作难以维系，制片方寻找另外一家收费较低的国内公司进行后期制作，也完成了当前国内电视电影所需的效果。所以，制片方创作班底实力雄厚、制片管理科学高效是决定项目成本和受益的核心要素，所谓“在专业管理的前提下一分钱一分货”，这也是体现买方的强势作用的重要条件。

(四)来自购买方的压力

电影频道作为电视电影购买方，其优势以及对制片公司们施加的竞争压力有多强呢？

购买者与原材料供应商不同的是：作为购买者，总是要求价格低，产品质量高，服务全面的产品或服务。他们总是以此为目标，与行业内的企业讨价还价；而行业内的企业为了赢得顾客的满意，就不得不在这几方面展开竞争。这些竞争都是以牺牲行业利润作为代价的，但购买者却从中获得了利益。购买者的谈判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购买数量大，谈判能力强。2.转换成本低，谈判能力强。如果购片方到其他影视制作公司购买电视电影的成本较低，那么购片方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可以对制片方施加压力。3.购买者相对集中，谈判能力强。制片公司一旦失去了这个购片方，就很难寻找新的买主。4.购买者掌握信息，谈判能力强。购买者对厂商的产品、价格和成本了解得越全面、充分，他们所处的谈判地位就越强。5.购买者向后整合，提高谈判能力。购买者如果有向后一体化的能力，就可以直接进入卖方厂商的生产领域，通过生产和自销自有产品来对供应商形成威胁。

为了扶持电视电影产业的初期发展，电视电影运作模式目前采用三轨制。(4)但CCTV—6自投自买仍是最主要的渠道；并且，CCTV—6掌握剧本审查和立项权，自投的电视电影的后期制作要使用电影频道的机房和设备，费用计算到投资成本里；“西影”、“长影”电影频道、音像制品、海外销售等几种购买方的市场需求远低于CCTV—6；尽管现在技术设备的革新，已经让电视电影具备了进入院线的条件，但国内的数字院线建设也是刚刚起步。因此，无论从购买数量和集中度、选择余地，还是从掌握信息、向后整合能力(进入制片领域)等各种因素上看，CCTV—6作为主要购片方，无疑具备较为强大的决策能力和优势，由此加剧了电视电影制片行业的竞争。

(五)来自替代品的压力

电视电影从诞生至今，关于它的概念、形态和美学特征的讨论一直在继续和界定，在市场上也一直经受着电影、电视剧和新媒体的竞争和生存空间的探索。学界丰富的探讨成果在这里暂不赘述，总之，替代品在制作成本、价格、受众消费体验、产品传播方式等各方面的威胁和压力始终严重存在。

二、“天禾兄弟”的竞争优势和战略

当影响产业竞争的作用力以及它们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被确定之后，公司的当务之急就是辨明自己所具备的优劣势，采取各种战略建立进退有据的市场地位，成功对付五种竞争力——这些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天禾兄弟”是一家有着雄厚资金实力，长期致力于影视产业投资和制作的股份制企业，多年以来，“天禾兄弟”作为中央戏剧学院影视制作中心的长期合作伙伴和投资人，与导演阎建钢一起拍摄了《秦始皇》、《尘埃落定》、《红顶商人胡雪岩》、《雄关遗梦》等为代表的电视剧和《贞贞》、《血溅三岔口》、《为奴隶的母亲》、《聊斋系列》等数字电影，并多次获得“飞天奖”、“金鹰奖”、“百合奖”及国际“艾美奖”等国内外奖项。2007年，中央戏剧学院影视制作中心遵照教育部精神而转轨，阎建钢导演率领其制作团队和旗下高明、赵亮、李欣凌、周野芒等三十多名签约艺员整体移师“天禾兄弟”，成为公司主要管理和创作团队。

从实际情况看，任何一个企业都在力图创造性地制定企业的竞争战略，以便赢得顾客，战胜和防御对手，确保自己的市场优势。“天禾兄弟”能够从众多制片公司杀出，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不是偶然的，这与其采取的竞争战略密不可分。

(一)垄断和管理文化产业最重要的竞争力——人和创意

文化产业相比起汽车、能源等传统产业来说，由于硬件成本的相对固定和简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集中体现在智力储备和智力转化上，并最终落实在人的主体上。这些创意和人才在知识产权的法律约束下具有难以复制的排他性，因此针对于最强烈的同行业内竞争压力，近年来，“天禾兄弟”影视公司加大了在影视制作和演艺经纪的投资力度，重点是凝聚了一大批优秀导演和制作人才。邓涛称：“天禾的导演和艺人都不是大明星，但都是具备深厚实力和踏实敬业精神的人。”公司对“人才和创意”的垄断，使得自己在行业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在公司架构和管理上，“天禾兄弟”实行“总裁—总监制”，确保在艺术、市场、制作、人力和财务上分工明晰、责任明确、管理专业、绩效考核严格科学。在上层的总裁管理上，则实现了信息双向透明通畅、监管和问责明确便捷(图2)。

除了垄断创意资源之外，由于制作电视电影基本的转换成本和进入壁垒相对较小，加剧了同行和潜在新进入者的竞争。“天禾兄弟”如果要长期生存，必须实施精品战略，培育知名品牌。为了频道生存、确保质量和培育产业队伍，电视电影的审查政策相对宽松、产销模式较为固定，这使得电视电影投资风险较小，回收周期固定和迅速。但从宏观产业发展看来，也造成了一部分公司为了吃制作费，压缩成本，粗制滥造，使得市场整体质量下降。面对竞争激烈又良莠不齐的产业现状，“天禾兄弟”在生产电视电影的初期就狠抓制作，不求规模数量，求一部一部实实在在的精品，树立起自己的品牌。阎建钢和邓涛都提出：“‘电视电影’更应该称为‘数字电影’，以‘天禾’现在的发展规模，电视剧的生产利润完全可以维持公司运营，那么拍电视电影的经济收益则不是重点，而是为了艺术精神和电影专业去拍摄。”例如阎建钢导演执导的《为奴隶的母亲》一举斩获第33届美国国际艾美奖最佳女主角奖、首届好莱坞国际电视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第17届法国汉斯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奖等国际重量级奖项，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数字电影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荣誉。《血溅三岔口》将一个传统戏曲剧目进行再创作，加入现代精神和商业元素。在京剧配乐下，采用怀柔皑皑白雪的外景地。全片既有舞台戏曲的厚重韵味，又兼具武侠动作的炫目、惊悚和悬疑。主演一真、“老顽童”赵亮都是武打明星出身，片中唯一的女主角青年演员时代美也有着十年的京剧功底，加上经验丰富的幕后制作班底齐力出击。2008年拍摄由苏童小说《强盗》改编的《一声唿哨》讲述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因此选用了活跃在80年代银幕的演员，营造极具时代特征的场景和细节，充分唤醒观众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本片不仅起用了强大的班底和演员阵容来制作这90分钟的电视电影，而且采用了全新的高端拍摄设备，技术含量非常高。《聊斋系列》也是大胆加入大量电脑特技，为电视电影能否存在特技做了实验性探索。

“天禾兄弟”的精品战略目前已经在业界建立了较高的品牌优势，2008年成为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获电影频道嘉奖的民营制作机构，体现了其在同行业中显著的竞争优势。公司明确提出“电视电影”应该尽量靠近电影，因为电视的手段更多是以语言表现，而电影的艺术性更强，更多的是使用镜头语言，镜头语言是没有国界的，而电视电影的国际市场的需求量远远大于我们国内，因此中国电视电影的目标市场应该是全世界。尽管目前无法达到美国电视电影的生产成本，但注重受众调查、精雕细琢的一周一集“顺着拍”，应该是值得参考的生产模式。

(二)差别化战略——“中华名著系列数字电影”

差别化战略是将产品或公司提供的服务差别化，树立起一些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在题材多样数字电影中，“天禾兄弟”的“中华名著系列数字电影”一直受到业内人士和普通观众的关注。紧扣“名著主题”，展现“名著内涵”，发扬“传统文化精神”是拍摄“中华名著系列”的初衷和准则。作为专业的拍摄制作团队，“天禾兄弟”已参与制作了多部数字电影，《聊斋系列》，《侠客系列》。除了《为奴隶的母亲》荣获“艾美奖”之外，《贞贞》、《血溅三岔口》、《聊斋系列》的《侠女》、《白秋练》、《连锁》等都深受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屡次揽获“电视电影百合奖”。近来，“天禾兄弟”签下了文学巨匠鲁迅的《铸剑》、人民文学家老舍的《断魂枪》、《黑白李》以及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强盗》共四部短篇小说的数字电影改编权，利用现代视听手段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公司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如果差异化战略可以实现，它可以建立起对付几种主要竞争力的防御地位：既然购买方对制片公司施加的压力较大，那么利用客户忠诚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价格的敏感性下降，使公司得以取得一定的谈判优势地位；对于竞争对手来说，“中华名著系列”工程的初步成功，使得购片方和观众的忠诚度得以建立，某一竞争对手要战胜这种“独特性”需付出较大努力，这种进入壁垒的构建使得“天禾兄弟”立于有利地位。正如此，如今“天禾兄弟”基本已经脱离电影频道的投资，转向公司自投自产，享有了更大的自由，发行渠道也较为稳定。这种自由来源于实力和成功的策略。

(三)总成本领先战略和延伸产业链的设想

成本领先战略要求积极地建立起有效规模化的生产平台，在经验基础上全力以赴降低成本，抓紧成本与管理费用的控制，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开发、推销、广告方面的成本费用。对于电视电影产业来说，较为固定的生产和发行模式，减少了制作、广告和发行费用，使得剧本成为重要的创作环节和成本因素。“天禾兄弟”在电视电影制作中，一直在强调对剧本的重视，“中华名著系列”是公司与CCTV—6长期合作的项目之一，这个庞大的文化工程也是降低总成本的有效策略。

名著改编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原创剧本要达到名著的高度更是难上加难。国内编剧没有形成团队协作模式，好编剧费用高，数量少。通过文学名著改编最基本的都会提供一个较完整的故事框架，一组符合情理的人物关系，具备当时的历史价值和文化精神等，需要投入的是提取其精髓，以创作者独特的视点让风干了的人和事都鲜活起来，具备现代人的角度和审美。“天禾兄弟”邀请专家策划和把关文学题材，聘请年轻的编剧队伍。年轻人重视自己的作品，虚心接受意见，费用低。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创意整合和剧本生产，避免了原创剧本的周期过长和成本过高，也确保了剧本质量和产品质量。

在剧本管理基础上，对于“天禾兄弟”这样的中型民营公司，也可以适度开展有效规模化生产。每次选题会，公司都会召集十几位专家，每个专家负责提供20部短篇小说供公司选择。《聊斋系列》将由10部电视电影组成，产品形态上由一个个不同单元的小故事组成，每部几十分钟，避免了电视剧版本间断性的缺陷。公司还准备专门成立主抓电视电影的一个部门，实现规模化生产，如一次性投资1000万元，根据市场反应分阶段制作10部电视电影；或是规划年产20部电视电影。这样就形成了投入和产出的伦次循环，保持资金链不断，并且从中可以选择出较合适的产品进一步制作胶片电影和手机电视，如《一声唿哨》，如果收视效果不错，公司将会再投入磁转胶成本进入数字院线，实现多渠道的产品派发。

赢得总成本最低的地位，除了要求产品最初设计上便于制造生产，还应开辟新的蓝海市场，建立一个较宽相关产品链以分散成本，同时也化解了替代品的威胁。“天禾兄弟”为了让电视电影进入数字院线，已经全部采用高清和5.1环绕立体声技术进行摄制，最重要的是公司管理层已经明确了完全以市场需求和产业链思路去启动创意和选题。《贞贞》、《为奴隶的母亲》的立项就是因为小说中的“慰安妇”、“典妻”、“借腹生子”都是极具国际化的人性主题，影片也取得了海外市场收益。对于电视电影的替代压力，邓涛认为：“无论是面对电影，还是新媒体，天禾都是以合作共赢大于你争我夺的思路来进行跨媒体整合的。”阎建钢、邓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制作今日集团“反斗星奶”广告片的时候，就考虑拍摄100集“反斗奇星”系列动画片来进行产品和品牌推广，但因为当时动漫市场不大以及成本过高的问题仅完成10集就没有进行下去。“天禾兄弟”的《为奴隶的母亲》获“艾美奖”之后，拓展了一定的海外影响，但是公司所拍摄的电视电影，尽管品质较高、发行稳定，可除了电影频道收购之外，网络、音像、院线、海外市场以及衍生产品远远没有开发出来，这反映了国内电视电影当前“准市场化”的初期产业特征，国内民营制片公司具备了跨媒体营销观念，但多元资本结构和市场占有最大化的目标远没有实现，这需要产业体制、政策、电影频道和制片企业多方共同努力。

第14篇

【关键词】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上市公司； 经营业绩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求广泛运用公允价值，以充分体现相关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为了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2006年我国出台的新会计准则广泛地引入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从而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保持了较高的协调性。同时，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公允价值的应用采取了适度和谨慎的态度，其使用范围比国际会计准则更窄一些，限制更严一些，即在坚持历史成本原则的同时，引入公允价值。在现阶段有些资产和负债缺乏成熟的活跃市场，尽管会计信息相关性非常重要也必须以可靠性为前提，但如果不加限制地引入公允价值可能出现偏差或人为操纵利润现象。我国准则中关于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规定，原则上要求，只有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够获得可靠计量的情况下才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经过几年的实践，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核算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研究推广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会计改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基本概念界定

（一）公允价值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都对公允价值下过定义。广义的公允价值是一种理念，是历史成本的延伸，是衡量所有计量属性内在统一性的质量特征。即是否公允地表达了计量对象的价值特征，因为会计必须反映经济真实，特别是交易或事项的实质，所以公允价值可以满足企业外界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大多数的决策者对于会计信息的要求。本文采纳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公允价值计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产权秩序的必要手段，也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它代表了会计计量体系变革的总体趋势。

（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质上强调的是资产、负债的客观计量和真实反映。一是资产计价必须坚持客观价值计量，价格要能真正反映资产的客观价值；二是资产计价必须立足于现在的时点，坚持动态的反映观。对一个具体企业而言，人们更关注的是它持有或消耗资产的现时价值。因此，公允价值概念的指导思想是要求真实和公允。公允价值最大的特点是来自于公平交易的市场，参与市场交易的理性双方充分考虑了市场信息后所达成的共识，这种达成共识后的市场交易价格即为公允价值。

1.公允价值建立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

公允价值对交易环境要求严格，要求公平交易，从而有利于更真实地反映资产或负债的价值，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与决策更加相关的信息，更有利于维护市场的有序运行。

2.公允价值具有动态性

随着时间的变化，公允价值的公允性也会发生变化，今天的公允价值到明天就成了历史成本。也就是说，公允价值是反映现行经济情况对资产或负债的影响在市场上的评价，它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动态的价值指标。也正因为如此，公允价值才能够时刻保持“公允”。

（三）上市公司经营业绩

经营业绩即经营成果，是指经济实体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其有限资源从事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指标体系有价值指标和非价值指标，价值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率、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已获利息倍数、总资产周转率、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和发展能力定性指标；非价值指标包括经营者的素质能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及应变能力评价、技术资源状况、公司激励制度等。

新旧会计准则的不同运用，对于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不同的体现。以中石化2005年年度报告为例：中石化分别在上海、香港、纽约、伦敦等地上市，按规定应编制两套财务报告，一套为中国标准，即“原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一套为国际会计标准，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2005年的年报中，按照中国标准编制的报表，2005年净利润为395亿元人民币；按照国际会计标准编制的报告，当年利润为438亿元人民币。2006年在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新准则规定，以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年初股东权益，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引起股东权益变动的上市公司有454家，调增年初股东权益795.04亿元。

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公允价值的引入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最大影响就是接近市场价格信息，但是，资产信息和所有者权益信息的不稳定性会导致信息使用者的使用发生偏差，影响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具体来说，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核算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公允价值相关规定不完善

我国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规定尚不完善，缺乏统领全局的会计准则框架。理论界对于公允价值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公允价值确认和计量的方法和要求的规定和阐述分散于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中，既不详尽也不统一，且各个具体准则之间存在计量属性矛盾及计量口径不一致的问题，无法有效指导实践。我国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规定的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而相关制度不健全，又给会计舞弊提供了便利。

（二）公允价值获取困难

实践中，公允价值的确认会受到会计环境的影响，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由于市场环境是复杂多变的，有些会计事项可以确认或寻找到相似的市场交易价格，有的却难以寻找到只能估计。比如，当某项资产或负债的现行成本或现行市价无法确定时，就会采用现值计量估计公允价值，需要估计与资产或负债相关的未来现金流量。但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会计人员凭借专业知识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受主观因素影响大，其可靠性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目前，公允价值获取困难已成为我国公允价值应用的难点所在。

（三）公允价值应用的成本过高

公允价值最可靠的获取途径通常是参考活跃市场的报价。然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尚属于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交易不活跃，金融工具的使用不普遍。在这种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取得公允价值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且取得公允价值的收益难以抵补其成本，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同时，由于公允价值具有动态计量的属性，会计人员需要在每个会计期末对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新的认定，必然会增加企业的信息成本，提高会计计量和账务管理的操作成本，而公允价值的使用也增加了财务报告的风险，加之为了防止出现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企业的监管成本也会相应提高。

（四）存在利润操纵行为

公允价值计量在很多方面留下的弹性空间，很可能成为管理层操纵利润的工具。比如，对所取得的配股，管理层可以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时按公允价值计量，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净利润，直接影响利润表数额；也可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资本公积，改变股东权益。上市公司管理层可以利用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权，通过利润操纵，使盈余达到期望水平，从而实现其利益需求。利润操纵行为的存在，导致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透明度降低，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不符合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真实、公允的质量要求。

（五）缺乏监督约束机制

政府审计和社会审计对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的监督力度不够，监督机制不完善。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发展较晚，独立性比较差，同时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竞争激烈，为了自身利益难以保持应有的公允与客观，加之会计队伍整体素质有限，道德操守不高，面对上市公司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压力和利诱，执业质量难以保证。另外，我国的会计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对一些违规行为相应的处罚措施还缺乏威慑力，使得一些企业敢于以身试法，这也直接影响到公允价值的推广使用。

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中应用的对策

虽然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核算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国际应用来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广泛应用不可避免，有发展成为未来主要价值计量模式的趋势。为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使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健全，使信息使用者更透彻更有效地分析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相关规定，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

应当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研究，完善我国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体系。在总结现有公允价值计量经验的基础上，着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允价值计量的统一框架。对公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以及相关细节问题应加以明确规定和详尽说明，以指导公允价值在实际中的应用，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同时，应当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税法》等法规制度，实现会计准则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为公允价值的实施提供一个协调的法律环境。

（二）建立信息数据网络，降低公允价值的获取难度

为了切实解决我国公允价值获取困难的问题，应当不断深化改革，加强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信息资源公开化，建立与市场化程度相适应的信息数据网络，形成市场价格信息数据库，提供容量大、时效性强的数据信息，快速传递公允价值计量所需的公共信息，以方便职业人员在资产定价时选取适当的参考数据。同时，上市公司也应当加大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力度；还可以指定专人负责公允价值变动的核算、定时按既定途径收集数据，加快对公允价值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处理。

（三）完善公允价值应用的市场条件，降低公允价值应用的成本

一方面，应当不断深化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打破行业垄断，引入充分的竞争机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创建活跃的交易市场。同时，积极培育各级市场，不断完善资本证券市场和其他专业市场，为公允价值的采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降低公允价值的获取成本。另一方面，应对上市公司会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帮助其熟悉和掌握新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提高职业判断能力，准确处理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事项，切实降低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应用的成本。

（四）编制全面收益表，防范利润操纵

建议通过编制全面收益表对已实现收益与未实现收益分别考核。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递延收益处理，不计入当期利润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剔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规定任何公允价值方法不仅应反映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及产生的收益，而且应根据相关项目进一步细分各种收益的来源和变动，从而有效防范上市公司通过公允价值计量进行的利润操纵行为。

（五）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推动财政、税务、审计等管理机构强化监督，发挥监管合力，同时强化社会监督，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加快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改善执业环境，在审计准则中明确、细化有关公允价值的执业标准和措施；注重培养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加强守法意识和诚信道德意识，大力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素质和独立性，提高其对公允价值估计的审计能力。同时，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注册会计师惩戒制度，加大其违法违规成本，遏制违法违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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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仇娴.当前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1（1）：67-68，74.

[3] 曹建新，龚练.基于金融危机的我国公允价值计量思考[J].财会通讯：综合（下），2010（12）：110-112.

第15篇

股权结构与促进公司经营运作的治理机制间存在着重要关系，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国有股普遍存在“一股独大”、严重内部人控制、股权分置等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这些问题是造成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下滑的主要原因，并从理论上分析了这种股权结构对目前经营绩效的影响。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一般要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是否是因为民营上市公司具有自身特点的股权结构？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绩效是否受到股权结构的影响？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二、文献回顾

近些年来，我国的学者通过对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公司价值等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了几种不同的结论：线性相关（孙永祥、黄祖辉，1999；谭韵清、伍中信，2005，徐莉萍等2006；刘星、刘伟，2007）、曲线相关（陈德萍、陈永圣，2011；杜莹、刘立国，2002）、部分相关（吴淑琨2002）和不相关。在公司业绩的指标选择上，大多数学者都是选择了会计利润率指标ROE作为因变量（陈小悦、徐晓东，2001；陈晓、江东，2000；陈德萍、陈永圣，2011），也有部分学者选择Tobin's Q比率来衡量企业绩效（孙永祥、黄祖辉，1999；张，2004）。另外，还有学者选择多个变量来衡量企业财务业绩，如杜莹、刘立国（2002）选择ROA和AMBR，谭韵清、伍中信（2005）选择ROE、CROA和MBR三个指标。但是，即使部分学者选择多个变量来作为因变量，他们的研究也只是通过分别针对每个因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并没有将多个业绩指标进行综合。只有徐莉萍等（2006）通过主成分分析，对多个绩效指标进行调整来综合反映企业绩效。在研究过程中，部分学者还考虑加入了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财务杠杆、行业虚拟变量等（吴淑琨，2002；杜莹、刘立国，2002，谭韵清、伍中信，2005，刘星、刘伟，2007）。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是通过比较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另外，选择截面数据还是时间序列数据，对研究结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来综合评价企业绩效，加入控制变量，采用时间序列的平行数据，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国外学者研究认为，大股东的存在有助于克服股权分散情况下的小股东搭便车现象。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由于大股东一般占有较大份额的股份，如果企业经营业绩好，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种协同效应会激励大股东去监督企业的经营，对公司价值有正效应。民营企业、自然人或职工持股会是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国有上市公司国家控股的情况相比较，产权主体较清晰，自我监督机制较健全，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紧密联系，因此有较强的动力去监督公司的经营，可以认为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对经营绩效有积极作用。

假设：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有较强的动力去监督公司的经营，对经营绩效有积极的作用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深市2004年（含2004年）以前上市、至2009年12月31日仍然挂牌交易的所有满足条件的民营上市公司共107家作为样本进行研究，样本数据为2007年～2009年连续三年的相关数据。

（三）指标选取 本文研究选取的指标如表1所示：

（四）模型构建 根据理论假设我们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Y=α0+α1X1+α2X2+α3X3+α4X4+ε

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包括：

（1）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现状分析。本文通过借鉴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分为三个等级：20%以下；20%至50%；50%以上。根据这三个等级，将样本公司进行了分类，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深市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指标（CRI）集中在20%～50%这一区间内的比例每年都在60%以上，有较强的分布集中度。这说明大股东对企业拥有绝对控制权，实际上体现的也就是法人股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从民营企业上市后的实际情况来看，民营公司想通过上市来降低股权集中度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

（2）民营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现状分析。一是盈利能力分析。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来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对ROE划分区间来评价公司绩效：绩优（ROE>20%），较好（10%≤ROE20%），一般（0%≤ROE<10%），亏损（ROE<0%）。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分析可知，我国样本公司中绩优公司不多，从2007年的25家到2009年的21家，基本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三年间经营绩效较好的民营上市公司数量成略微减少的态势，由2007年的34家降低到2009年的24家；经营绩效一般的民营上市公司数量三年间基本保持不变，均占到了样本总数的43%左右；三年间亏损公司的数量经历了一个曲线变动的过程，先增后减，2008年亏损企业数量达到最大值20家，占样本总数的18.69%。笔者认为这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有着一定的联系。总体来说，深市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基本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态势，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民营上市公司将会仍然以这种比较稳健的步伐向前发展。二是发展能力分析。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和股本的扩张，是公司实力增强的表现，营业收入的增长和税后利润的增加，是公司经营绩效不断上升、股东财富不断增大的表现，这两方面都可以体现出公司的成长性。本文选择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等四个财务指标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发展能力进行分析。

由表4可见，2007—2009年间，我国深市民营上市公司除了营业利润增长率逐年上升，并最终表现为正增长外，其他三个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经历了一个曲线变化的过程。2008年这三项指标在2007年数据的基础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营业收入增长率由47.08%下降到了11.49%，减少了35.59%；总资产增长率由25.81%降到了6.01%，下降了19.8%；净利润增长率由214.17%降至-67.05%。笔者认为这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同样有着必然的联系。到了2009年，随着经济复苏，三项指标又都有所回升，并且都变成了正数，说明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性有所改善，民营上市公司总体规模在逐年扩张，总资产净资产增长率还是相对稳定的，民营上市公司 的成长性还是基本良好的。

（3）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由表5数据可以看出，从第一大股东控股情况看来，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最大值为74.96%，平均值高达29.49%，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也存在“一股独大”现象。另外，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比较高，从样本公司描述性统计数据来看，平均值高达52.69%。

（二）主成分分析 大部分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都是选择某一个单一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上市公司的绩效，这显然是比较片面的。本文利用SPSS统计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剔除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和每股收益四个指标中的重叠信息，构造出业绩指数来综合评价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这样可以更加全面、科学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普遍适用性。本文选择样本公司四年间的相关数据来构造上市公司业绩指数，表6显示分析结果：

数据显示，第一、第二和第三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50.83%、23.765和17.275，总贡献率为91.855。结合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或等于85%的原则，这三个主成分可以代表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所有信息量。计算出上市公司业绩指数后，关于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研究就转化为股权结构与绩效指数之间的研究。这个绩效指数就是本文建立模型当中的被解释变量Y。

F=（0.50828*F1+0.23758*F2+0.17268*F3）/0.91854

其中，F1、F2、F3分别是3个因子的得分

（三）回归分析 如表7所示：

根据表7数据可得如下回归模型：

Y=-2.5630+0.7380X1-0.0596X2+0.1150X3+0.3560X4

其中：决定系数R2为0.218， F统计量为22.077。

回归模型显示，F值不显著的概率为0，说明该模型比较显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X1的t值为2.932，大于临界值，说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受到股权结构的显著影响，结合股权结构的系数为正，说明二者变动方向相同，研究假设成立；X2的t检验绝对值为1.058，小于临界值，说明资产负债率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影响；X3的t值为2.817，大于临界值，说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受到公司规模的显著影响，再加上系数为正，说明二者变动方向相同；X4的系数为0.356，t值为6.332，说明上期绩效与下年绩效之间确实存在同向变动的趋势。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影响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只选择股权结构一个因素进行研究，控制变量也只选择了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和上期绩效三项，使得模型中决定系数R2偏小，回归分析存在一定误差。

五、结论

综上所述：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多样化、集中化的特点，且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显著，二者存在一定相关关系。这个结果与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结论一致。另外，公司规模和上期经营绩效都和本期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公司的规模效益会对经营绩效产生影响，在上年业绩较好的情况下，公司本期会参照上期的经营思路、策略继续经营，一般会取得较好的本期业绩。但公司偿债能力与经营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