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评估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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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society,the change of growth patter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the importance of value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esources is more and more obvious, by dint of property assessment theoryto do the value assessment,which can analyse and mas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s,which will offer data decision-making refrence.

关键词:环境生态资源;资产评估;价值计量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esources;property assessment;value measurement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7-0073-02

0引言

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地域和国别,影响着世界每个角落。应对全球环境危机,保证环境与生产、贸易、消费等协调发展已成为重要议题。另外,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及其发展速度是国家决策最主要的信息依据,如果它里面没有充分体现环境的价值,那么指标就是不完善的。联合国制定的《21世纪议程》和我国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都明确提出要扩展和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便建立起环境与经济的综合核算体系。将环境资源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措施之一,也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要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理论付诸实践,那么揭示环境生态资源的成本概念和价值信息,以提高经济活动和环境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就成为了一条值得研究的方向。

1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的重要性

1.1 经济社会进步的结果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一是无序规划、盲目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环境破坏,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二是消耗过大、日益脆弱的生态基础不能承载经济的高速增长,制约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另外,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一方面应该把环境标准的提高看成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契机,保护环境意味着提高经济单位的环境生产力,意味着有效地利用资源,降低单位产出所制造的污染量;从另一方面来说,环境保护的实施和治污义务的承担也已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环境生态与经济发展结合更为紧密,联系越发突出,两者之间的平衡很脆弱,也容易被打破,这就需要相对精确地对其定量预测和深入研究。

1.2 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对环境和经济的认识要客观、动态;既不能不计后果地发展经济,也不能不计成本地保护环境。社会进步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集约式发展和科学发展。转变以往粗放式的增长方式,除了要求观念上的更新之外,还需要将环境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当中,最好能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梳理和调和环境问题,发挥环境通过经济手段施加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以价格运行机制和经济调节杠杆来抵制和扭转人们无偿或低代价损害环境的观念和行为。

1.3 环境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以往,环境生态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被排除在经济学的主流视野之外,更谈不上专门考察环境生态资源的价值。随着当前环境经济学、环境会计分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不断发展和研究,也为环境生态资源的价值计量提供了可能。

2环境生态资源的经济特征属性和分类

环境与资源的概念存在着纷争,联合国环境署在1972年给环境(资源)下的定义是:环境(资源)是在一定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因素的总称。这一概念突出了环境生态资源的经济属性,促成了环境和资源在认识上的统一,二者的结合使环境有了实际的物化途径,也使资源有了具体的量化指标。另外,环境系统是由生态资源系统和社会系统所组成的开放系统。其中生态资源系统能够提供四种服务:原材料输入来源、维持生命系统、分解和容纳生产与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提供舒适。同时,环境生态资源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还存在三种经济联系:社会发展为环境改善提供经济条件,而环境生态保持可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保障,两者的不协调将造成削减行动或环境恢复。资源―社会的经济联系,也决定了环境价值的存在,而且这种价值是可以随着经济活动的进行而发生交换和传递的。环境生态资源被赋予经济属性、服务功能和传递价值后,也就具有了资产的特征,以至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联合国统计署在1993年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将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实际或潜在影响的自然资源归为自然环境资产。应该注意的是,环境生态资源又不同于一般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它的特征有:

2.1 整体增值性和长期受益性合理利用环境生态资源,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将不会缺失,甚至可自主积累,自动增值,长期受益。

2.2 自然选择性和市场竞争性。环境生态系统各因子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竞争规律。同时,环境生态资源又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

2.3 开放性和融合性。环境生态资源既具有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和扩张性,它的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题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

2.4 固定性与逃逸性。环境生态资源既具有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环境会造成环境生态资源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资本功能性逃逸。

2.5 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环境生态资源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转化。

2.6 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地域性。不同区域的环境生态资源与社会关系的组合和匹配都是不一样的,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环境生态资源的一项基本原则。

对环境生态资源经济特征属性的认识和总结,为其计量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可能。

3环境生态资源的价值计量

环境生态资源的计量包括实物计量和价值计量两类。实物计量主要利用环境资源统计方法,直观地核算出环境生态的现有当量;价值计量以实物计量为基础,是环境生态资源的计量重点和难点。价值计量根据有关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和公认准则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生态环境的价值运动,即生态环境的价值、成本、耗费、损失、经营开发、绿色收入和利润等,确定出环境生态的绩效。

3.1 环境生态资源实物量确认与计量环境生态资源的实物量,受资源的质量品位、资源的赋存利用条件和地域因素制约。以森林资源为例,如果确认森林的实物量,应该具体核查林地和林木的权属、数量、质量和空间位置等,实践中通常采用抽样控制法、小班抽查法和全面核查法进行。要核查的具体项目有:①林地:所有权、使用权、地类、面积、立地质量等级、地利等级等。②林木:树种权属、树种组成、林龄、平均胸径、平均树高、幼龄林的单位面积株数、中龄林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近、成、过熟林的立木蓄积,材种出材率等级、经济林的单位面积产量、薪炭林的单位面积立木蓄积量,未成林造林地上的幼树的造林成活率、造树保存率、竹林的立竹度、均匀度、整齐度、产笋量等。

3.2 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的思路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较实物量计量复杂。我国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研究工始于1988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1994年以来,许多部门相继开展了此领域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成果有:原国家科委牵头开展的中国自然资源核算研究、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牵头并与世行合作开展的城市环境与真实储蓄及绿色GDP核算研究、北京大学进行的可持续发展下绿色国民核算研究等。不少学者也对环境的实例进行了研究实践。

我国目前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如环境影响评价所涉及的各种方法名目繁多,提供了计量的很好条件,但是可以发现,各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应用范围不尽相同,对它们的研究、比较和探讨还不够深入,方法很多,但是应用起来却往往难于下手;各自之间的联系也缺乏细致的甄别,选用不同方法,得出的价值往往出入很大,又往往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过硬依据,权威性、公正性、中立性受到质疑,不利于普遍理解和广泛推广。如前文所述,作为一种资产,环境生态资源利用资产评估的理论来进行分类和评估,有利于整体把握和更加公允。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资产评估作为国际通行的中介服务,理论研究深入,学科体系健全,并且对于资源资产的评估已拥有一套成形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工作结果受到各方认可;②资产评估以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为基础进行分类和衍生,便于理解、掌握和应用,使工作方法更系统科学,能够计量和区分种类繁多的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为制定经济政策、自然资源政策、环境政策及其他政策提供客观、系统、轻重有序的基础数据;③资产评估行业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专业服务行业之一,目前执业注册资产评估师几万名,具有广泛的实践群体,活跃在市场经济一线,并且环境资产评估的中介性和环境影响评价的专业性可以有机结合,更有利于环境生态工程的构建。④资产评估是涉及有关生态环境价值资产的产权转让、抵押、担保等经济行为所必要的程序和标定公允价值的主要依据。

3.3 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方法

3.3.1 成本法是指在计量环境生态资源时首先估测被评估资源的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源业已存在的各种贬值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而得到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称。方法举例如下:①重置成本法。如探矿权在现行技术条件下,采用新的价格费用标准,获得与被评估的探矿权具有相同勘探效果的探矿权重置价格,扣除技术贬值来估算探矿权净值的方法。②复原成本法。如重新营造一块与被评估林木资产相类似的林分所需要的成本费用,作为被评估林木资源价值的方法。

3.3.2 市场法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环境生态资源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测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方法的总称。方法举例如下:①享用效益估价法。指享受某种资源由于环境的不同产生的差价,记为环境差别的价值。如景观好的地段房价高,高出基准价格的部分被认为是享用该地段景观的超额收益,可以通过平均价格乘以调整系数算得。②资源交换估价法。采用替代的方法评估资源交换的意愿价格,如调查某地“能否用A元作为交换而禁止商业捕鱼?”通过对A的设定和变化,将结果作为对此地渔资源价值的一种衡量。

3.3.3 收益法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被评估环境生态资源未来预期收益折现或者本金化处理,来判断资源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称。方法举例如下:①现金收益法。如企业排污权交易、二氧化碳交易可以获得现金收益,那么相应的资源和设备就拥有减排价值,选取折现率或资本化率予以折现或者资本化,评定出价值。②权益收益法。如某些风景区被评定为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4A级景区等称号会带来更多的收益,这种权益价值应该进行核算,增加到资源价值当中。

3.3.4 综合法即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两种或三种方法的综合。

3.4 环境生态资源集合价值计量的步骤环境生态资源的利用通常是通过对多个环境资源要素的集合,以系统的形象出现。对这个集合进行计量、评定价值,需要在进行实物计量、价值叠加之后,还要累加收益,核销损失,抵减支出。其中,收益主要体现在排污权交易、CDM交易、生态补偿收益、生态以奖代补收益等现金收益和通过环保认证、质量认证等权利收益。环境系统损失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如森林增长速度减缓、工厂单位产值耗能增多等;另一方面包括因环境破坏而付出的罚款和超额税收。在此基础上就能核算出环境生态资源集合的价值。

4结语

基于资产评估理论的价值计量方法只是环境生态资源计量的一条思路,目前在实务中结合起来应用还不多,但是随着人们的逐步认可和有关业务的不断开展,并通过加强与环境工程传统领域的交叉、渗透和融合,这种方法应该能为环境和谐与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支持。

不可否认,目前任何一种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方法基本上都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只能计量那些可以商品化的环境资源,而对其他一些环境资源由于认识上、技术上的一些局限而无法实现价值量化;或者当环境资源与传统资产之间的替代关系比较复杂时,往往容易造成计量结果与环境实践的出入很大;此外,资产评估方法更多的时候还是给出资源的标定价格,对于内在的价值会因各种条件的局限而与实务有所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基于资产评估理论的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方法应该可以成为能够依托的重要工具,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生态,推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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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雷明.可持续发展下绿色核算[M].地质出版社,1999.

第2篇

【关键词】棕地；评估方法；清理成本

一、问题提出

棕色土地是指在人类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受到污染的土地，这类土地的再利用由于污染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价值贬损严重。棕色土地的治理和再开发是一项复杂工程，涉及到生态环境、地理等系统，蕴含许多不确定性和高风险，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棕色土地污染问题，其中棕地评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影响因素、评估方法和污名。Mundy（1992）认为，受污染不动产收益的影响成分包括环境污染引起收益的减少和可销售性影响两部分，Wilson（1994）把受污染不动产的损失分为内部损失、外部损失和间接损失，Ch？琢lmers（1993）、Webber（1997）、Kinn？琢rd（1999）、J？琢ckson（2005）等对市场法、成本逼近法、折现现金流法、抵押权益法、内涵资产定价法、蒙特卡洛模型、调查法、市场访谈法的应用问题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对棕地价值评估问题也进行了尝试研究。其中，赵玉杰（2004）等人通过对农业环境污染事故进行分析，运用市场价值法和机会成本法对其带来的损失进行评估；纪益成等（2007）翻译了美国Roger M.G roves等人著作，并对棕地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介绍；陈燕（2010）、艾东（2010）、张琳（2012）、桂荣芳（2014）等从污染物属性、棕地价值损失的不确定性、案例研究等方面入手，对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法和内涵定价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姚尚丽（2013）、方盛水（2014）结合企业决策和棕色土地再开发项目的特点，研究了模糊实物期权法、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污名价值的计量问题等。

由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除了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三大评估方法，它们还衍生出一些更为实用的方法，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过来的。而我国对棕地价值的评估方法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方法中，对其他方法的研究很少。这有待于国内学者共同努力，强化棕地价值评估方法的系统研究，以满足实务的要求。

二、棕地价值评估方法

在查阅棕地价值评估及其他污染评估文献基础上，笔者归纳提炼了六种可使用的方法，并对这些方法使用中的注意事项、技术难点进行了分析，希望对评估师评估工作有所裨益。

意愿评价法的难点是调查问卷的设计，问卷设计时可参考国外一些设计较成熟的问卷，但是还需结合本身的事故特点，且应在问卷上表明土地污染情况、其对人体健康及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等信息，确保结果的合理真实性。

在实务中，土地价值评估运用最多的是市场法，因为污染土地的污染程度、污染源等不一样，涉及治理成本、污名的修正时需要特别注意。

除了上述的几种方法外，国外学者还提出了环境资产平衡法、调查法、期权选择法、抵押资本分析法等等。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对传统方法进行污染因素修正，或借鉴空气、噪音等方面的价值评估方法和自然资源定价方法，研究一些适用于污染土地的评估方法。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我国对土地价值评估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棕地的价值评估，要走的路还很长。针对评估方法，我们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准则体系，为评估提供理论基础；一个全面完整的数据库，为评估方法提供数据基础；一个经验丰富的评估团队，保障评估的质量。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欠缺的，因此提出几点建议：

（1）增加和完善环境方面立法，出台相关政策。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与受污染不动产评估问题相关的准则，实务中都是依照国际评估准则。及早出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土地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才能预防土地污染和降低其造成的环境风险，及推动受污染土地价值评估工作的开展，为评估方法的应用提供依据。

（2）进一步完善技术标准，公开环境数据，为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价值评估方法的应用都是以大量数据为基础的，由此专家和学者需在数据搜集的方法和技巧上进行研究探讨。我国环境调查起步晚，数据缺乏，且很多具体的环境数据并未对公众开放，对评估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限制，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所以数据的积累搜集事关重要，需要专家和各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探讨，为评估方法的运用提供数据支撑。

（3）促进学科的相互交流。很多关于环境、地理、健康等的专业问题评估师都无法全面的了解，这就必须寻求相关学科专家的帮助。评估师之间，擅长的领域可能也不一样，如土地评估师、房地产评估师与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等等。这也要求评估师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提供便捷，保证评估工作顺利进行。

（4）发挥行业组织的主导作用。土地评估师协会、房地产评估师协会作为我国土地、房地产价值评估领域的专业组织，应起到带头作用，提高评估队伍的整体素质，规范评估机构和评估师的行为，积极组织受污染土地评估相关问题的研究，填补空白，开创新的行业方向。

（5）积累和借鉴经验，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度。评估师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虽然方法的研究日益成熟，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很多细节都不能很好地把握，这是需要经验为基础的，所以在借鉴方法的同时，总结和借鉴实践经验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在评估领域需要研究和探讨的方面还很多，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美英等国家不管是对准则的研究，还是对传统方法、模型的改善创新，一直都走在队伍前列，为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依据和可行的评估方法，这都需要我们不断吸收内化再创新，才能推进我国评估行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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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ultiple Regression ？琢n？琢lysis[J].？琢ppr？琢is？琢l Journ？琢l，2005，73（4）：36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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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希哲，田文华.上海市空气污染疾病经济损失的意愿支付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03，（2）.

第3篇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status of the assessment of library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mature assessment methods for the social values in various fields， sets out purpose and premise of the assessment for the social value of library in China， and concludes the specialized research methods.

关键词： 图书馆；社会价值评估；方法体系

Key words： library；assessment of social value；methodology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7—0266—03

0 引言

图书馆评估是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理论热点分别是图书馆绩效评估、成效评估和价值评估。国外图书馆界积极探索计量、货币化图书馆价值的方法体系，借鉴其他领域如教育、生态领域的价值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的测评方法和工具，衡量图书馆的价值，主要方法有成本效益分析法、条件价值评估法、二次经济影响分析等。我国图书馆界对于图书馆价值评估还比较陌生，尚处在个别著作和少数论文的初步推介阶段。我国图书馆社会价值评估研究还没有建立起系统、完善的本土化理论体系和方法。

1 图书馆社会价值评估目的和逻辑前提

图书馆社会价值评估的总体目的是面向图书馆终极关怀，强调通过价值导向和价值取向的评估以影响图书馆社会价值选择，着眼提高图书馆活动的价值含量，满足用户需要，追求卓越状态，达成合理目标。进行图书馆社会价值评估，一方面可以明确图书馆的社会价值，计算出总投入和总产出的比值，进行明确的成本收益分析，从而提高改善图书馆自身的工作效率，达到以评促建；另一方面，明确了图书馆的价值，就能采取相关措施有效维持图书馆的正常运作，使图书馆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比如资金，设备，社会地位等，同时使用户感受到价值生成。

图书馆社会价值评估符合经济学意义的效率与公平的内涵要求。经济学上的效率要求人们对各种社会资源有效地利用、配置，更多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收益，提高效率是增加社会财富的根本途径。公平就是指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就是平衡不同阶层之间的资源分配，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代际公平要求目前的资源使用要保证资源质量不能发生退化，在数量上保障资源的稳定，从而保证后代的发展空间[1]。

对于图书馆来说，只能对同一个馆进行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比较，不能进行横向比较。将一段时期的总投入量视为对图书馆整体的影响，最后导致这段时期的总产出，结果是增量比，总产出/总投入，通过数值分析，可发现整个价值分布呈动态曲线分布。

2 各类型社会价值评估方法介绍

2.1 生态系统价值评估 运用非市场价值评估方法对环境价值和健康影响价值评估源于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的评估活动。国内起步较晚，正处于引进国外理论和模仿评估过程阶段。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评估经常运用的方法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消费者产品函数方法；二是享乐价格分析法；三是引导偏好的一些经验方法，主要是条件价值评估（CVM法）。前2种方法是揭示偏好技术，CVM法是声明偏好技术。只有声明偏好技术可以评估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总经济价值，包括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存在价值或被动价值）[2]。这种方法通过调查时创建或模拟市场，直接引导出环境的被动利用价值或非利用价值以及直接利用价值。

2.2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 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是传统的企业估值方法。

成本法从投入角度进行评估，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从投资人及企业的角度看，收益法是企业估值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市场法在西方国家是评估行业普遍采用的方法。市场法中常用的两种方法是参考企业比较法和并购案例比较法[3]。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以对同一评估对象综合采用三种评估方法，对形成的初步价值结论及所使用的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形成合理评估结论。

2.3 资本价值评估方法 资本包括无形资本和有形资本。无形资本包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比如图书馆对社会的影响反映为用户对图书馆的忠诚度。有形资本指货币资本和固定资产投入，比如：馆舍，设备等。

资本价值评估有4类基本方法：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无形资产评估方法。

无形资产是不具备实体形态而能给企业或个人带来收益的权利或资源。对有依附性或独立性的无形资产，可分别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4].图书馆无形资产的评估，应包括无形资产和社会无形资产两部分，分别对应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以社会效益分析为主。具体地主要包括图书馆特许经营权、网络使用权、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资源专有权、馆誉等内容[5]。

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比较复杂。需要先完成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潜力和价值提取能力的评估，最后将二者的结果进行合并。

资本总量=价值创造潜力*价值提取能力。

智力资本价值提取能力评估值=指标权重向量*加权后的评价矩阵=评估向量值[6]

第4篇

    流域生态系统是由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组成的巨型复合生态系统,由于地域分布差异,各子生态系统的大小、形状、数量、类型、构型也存在不同,这些都将影响流域能量流动、物质输送和物种变化。流域生态系统通过水与碳、氧、氮、磷等物质的循环过程得以维系,其中水文过程(水资源、水环境)是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与水资源有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由于大部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无法在常规的商品市场得到反映,因此在经济发展决策中得到的权重或关注度通常较小。如果能够量化这些价值,可促使人们全面认识流域生态系统在支撑经济建设、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和保障生态安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利于帮助决策者寻求合理的流域资源配置和生态系统管理方法[5]。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评估也是制定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生态修复的重要依据和科学基础[6-8]。

    笔者在总结国内外有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归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和评估方法,重点阐述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特点和内涵,总结分析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以期为流域生态补偿、生态修复和流域综合管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国内外研究动态

    当前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已经成为生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9-10]。特别是1997年COSTANZA等[11]在《Nature》上发表的有关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文章,掀起了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热潮,在全球、国家、市、县、区域、流域等不同空间尺度上,针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海洋等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研究广泛开展。中国当前处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最为突出的特殊时期,近年来该研究领域发展较快,但总体处于概算式研究和模仿研究的初步阶段[12-18]。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近年来该领域逐渐兴起的研究方向。国际上(主要是欧洲、非洲和美洲),大多基于流域管理、土地/水资源利用、经济政策制定、公众教育等目的,评估流域水资源、水土保持、减轻灾害等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9-21],权衡分析经济服务和生态服务、流域上游保护与下游经济的关系[4],探讨农业发展、土地利用变化和不同政策措施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2,20,22-24],并尝试采用直观的分类描述和评估结果以使公众更容易认识和理解所处生态系统的价值[25]。国内方面,已有关于黑河、海河、淮河、黄河、太湖、洞庭湖、延河下游、玛纳斯河、石羊河、鄱阳湖和九龙江等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报道[21,26-29],当前的研究重点是评估各种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变化、农业措施、水力发电等)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并与流域上下游补偿机制相联系[7]。目前,国内流域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主要套用全球或区域尺度的研究方法,其相关评估方法、指标体系和赋值标准各不相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特点和内涵也未见明确阐述。

    2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和评估方法

    2.1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

    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生态系统向人类福利传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者从不同学科或跨学科视角,基于不同目的和研究尺度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各种分类方法,整体上以Costanza、De Groot以及MEA(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小组)的分类体系最具代表性[30]。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时空异质性以及评估目的不同,目前所有分类体系都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和局限性[31-32]。由表1可见,随研究目的不同(如通过评估影响公众选择和政策制定、平衡上下游的保护与发展、加强流域资源管理、提高公众认知、构建绿色GDP、揭示人类活动影响机制等),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或指标体系也呈现多样化特征,但主要包括水资源、农产品和原材料、水和气候调节、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以及文化娱乐这6大类。其中,水资源包括工农业用水、生活用水和船舶运输等;水或气候调节包括水体自净、防洪、基流、固碳作用和固氮作用等;水土保持包括维持土壤肥力、减少土地废弃和减轻泥沙淤积等;生物多样性包括生物栖息地、珍禽特有越冬地和植被生产力等;文化娱乐包括狩猎和捕鱼、湿地景观、水鸟景观、科考旅游等。据案例统计,水资源、农林牧副渔产品、水调节、水土保持和文化娱乐是目前流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最为关注的内容。由于目前对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与价值评估方法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赋值标准也不一致,导致评估结果难以直接比较。

    2.2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国内外对全球、区域、流域等不同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方法可分为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3大类,具体包括市场价格法、生产率变动法、享乐价格法、旅行费用法、支付意愿法、成本费用法和收益转移法等。采用这些方法计算获得的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反映人类的需求,但并不能完全体现它对整个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对流域生态系统“隐性”的生态功能(比服务功能更重要,是提供生态服务的基础)还很少也很难进行定量估算。对于流域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虽然可以借鉴全球或区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方法,但无法完全反映流域生态系统的特性。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流域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作了改进和探索,主要包括3个方面:

    (1)在评估中融入社会因素,考虑流域利益相关者的支付意愿。将自然、经济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评估中考虑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社会价值[37];考虑流域居民和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和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或补偿意愿[38-41]。通过公众调查(包括流域居民、专家和管理者),可以对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25]。支付意愿调查法可以广泛用于那些间接的或不可见的生态服务评估,但缺点是受限于调查者的主观意识和对相关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25],还受到家庭年收入、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环境保护意识等因素的影响[42],易造成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此外,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因子的权重[36,43],也可以反映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对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

    (2)强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的表达,运用GIS技术建立相应的评估模型。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存在高度的时空异质性,运用GIS技术能够实现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22]。而且基于GIS建立的各种评估模型可用于模拟和分析整个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分布情况[33,44],使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化表达成为可能[45],可视化的评估结果更直观,对实践的指导也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3)强调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评估应基于长期的生态系统监测。试验监测结果能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评估提供基础数据[35]。由于我国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尚不健全,流域研究成果零散,不足以支持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动态变化评估。针对数据缺乏问题,唐增等[46]应用最小数据法,通过分析土地利用收益的空间分布计算生态系统服务机会成本,进而推导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曲线,该方法对数据要求低,计算简单,可以满足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生态补偿)政策分析的需要。

    目前,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从生态学和经济学2个角度进行计算[47]。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学价值通过生产成本理论估算,未考虑消费者偏好。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学价值主要源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交换价值,以消费者偏好为基础,未充分考虑生态系统内部的生态学机制和公共服务性。这些评估方法通过量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引导人们有效使用自然资源,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失衡问题,但很少考虑人文心理和社会经济因素[33,48]。此外,受技术限制,现有评估方法大多没有考虑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状况,如未将森林生态系统的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区分对待,使得最后的评估结果往往偏差较大,难以直接应用于流域管理、生态补偿或生态修复相关政策的制定。因此,在当前大力实施生态工程的背景下,如何在评价体系中将生态系统结构进行细化是今后生态系统服务量化研究的一个重点。

    3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特点和内涵

第5篇

关键词：城市化；农用地转用；生态价值；评估体系

中图分类号：F3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14－2979-04

Farmland Based on Balanc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ANG Bing1，SUN Yi－hui2，LI Pei3

（1． Chinese Academy of Land＆Resources 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1149，China； 2．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China； 3．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influence indices were set up based on the CAS’ecological influence indices， which was created by the research on evaluat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value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Based on the further classification of major economic crop and creating balance urbanization process coefficient as a factor controlling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a new farm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value evaluation model was designed． Relative to the previous assessment model， this model considered more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factors， could enhance government efforts 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uld make assessment accurate and operational．

Key words： urbanization； farmland conversion； ecological value； assessment system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源环境约束也会更加突出。如何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已成为当前发展的重点问题。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是发展的根本保障，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农用地的保护，重视农用地转用的生态价值损失已经愈发凸显出其重要意义。

吕萍等［1］关于农用地转用价值的研究停留在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即经济价值指标和社会保障价值指标，国土资源部的《农用地估价规程》（TD／T 1006—2003）［2］也未将生态价值纳入补偿范围。然而，农用地的资源特性使其在利用过程中体现出了明显的外部性，其提供公共物品，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休闲娱乐、生物多样性维持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难以体现［2］。因此，将农用地转用的生态价值评估纳入农用地转用价值评估体系中是非常合理且必要的。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农用地转用的生态价值日益受到关注，如何将农用地转用的生态价值量化，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朱晓刚等［3］、胡蓉等［4］、陈涛［5］在原有农用地转用价值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加入了景观生态价值指标，建立了不同的生态价值估算模型，但大都缺乏严格的理论依据，从而使得生态价值估算结果的实际操作指导性不强。

中国科学院在青藏高原生态价值评估研究中得到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6］。该文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引用了其对生态价值评估的生态指标，进而计算农用地转用损失的“绝对生态价值”，同时，为了降低城市化进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还引入了平衡城市化进程的相应指标。通过对转用地主要农作物的细分，汇总不同作物的“绝对生态价值”与平衡城市化进程系数乘积即得到最终的生态价值。这种计算方式的优点一方面是科学地选取了更为全面的生态指标，另一方面是通过平衡城市化进程系数的作用，能够体现不同时期生态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提高城市管理者进行生态保护的主观决策力度。

第6篇

[关键词] 城市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1973年由Holdren和Ehrlich[1]提出，逐渐得到环境科学、生态学、经济学及其它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重视[2-7]。

城市是一个高度复合的人工化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存在明显差别。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早期，研究重点一直局限在森林、湖泊、湿地等生态系统类型。直到20世纪末，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才开始广泛开展，其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法逐渐深入[8-12]。

1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

1.1评估方法原理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方法主要分为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模拟市场价值法三类。国内外有多种价值估算模型，Costanza等[3]的方法模型在国内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首先对研究区域内的生态系统进行分类，并划分不同生态服务功能；其次，应用多种价值评估方法，计算单位面积下各种类型生态系统的不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最后汇总得到不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结构表。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元/a；

――第i种类型生态系统的第j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单位价值，元/hm2；

――第i种类型生态系统的总面积，hm2。

1.2服务功能划分及参数取值

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及其价值估算等至今尚未形成共识，本文在对比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三大类：①提供生活和生产物质的功能，包括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②与人类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相关的生命支持的功能，包括：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固碳释氧、土壤形成与保护、净化空气、生物多样性保护、减轻噪声；③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求的功能，包括娱乐文化。本文在谢高地等[6]制定的生态服务价值表基础上增添了固碳释氧、净化空气、减轻噪声等属于城市生态系统中较为重要的功能，其参数取值及计算如下：

1.2.1 固碳释氧的价值

分别采用造林成本法和碳税法进行固碳价值计算（中国造林成本每吨C为260.90元，瑞典税率每吨C为150美元，换算为1020元人民币[13]），用造林成本法和工业制氧法估算植被释放氧气的价值（中国造林成本每吨O2为352.93元，制氧工业成本每吨O2为400元[13]）。每公顷林地每天吸收CO21000kg、释放O2 750kg，每公顷草地每天吸收0.36kg CO2、释放0.01kg O2。

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可得城市生态系统中，单位面积林地的固碳释氧功能价值为336821.5元/hm2，单位面积草地的固碳释氧功能价值为85.5元/hm2。

1.2.2 净化空气的价值

净化环境空气功能包括吸收SO2、吸收NOx、滞留过滤降尘和飘尘，采用代替花费法进行计算。每公顷林地平均每年可吸收SO2152.05kg，以SO2治理代价为3000元/t，则每公顷林地吸收SO2所提供的服务价值为456.15元；每公顷林地每年可吸收NOx 380kg，汽车尾气脱氮治理的代价为16000元/t，则每公顷林地吸收NOx 所提供的服务价值为6080元；每公顷林地平均滞尘能力为21.65t，削减粉尘成本以170元/t计算，则每公顷林地滞尘的经济价值为3680.5元。

计算所得，城市单位面积林地可创造净化空气价值为10216.7元/hm2。

1.2.3 减轻噪声的价值

目前对森林生态系统降低噪声价值的估算方法是以造林成本的15%计，以平均造林成本240.03元/m3，成熟林每公顷蓄养量80m3计算：

每公顷林地减少噪音功能的价值

=240.03元/m3×15%×80m3=2880.36元。

1.3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城市生态系统在平均状态下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如表1所示。

注： （1）荒漠在城市系统中可对应其它类型用地。

（2）根据耕地所发挥生态服务功能的实际效果，在进行固碳释氧、净化空气、减轻噪声三项价值计算时，将耕地单位面积价值折算成有效林地价值，折算系数为0.2。

（3）园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取林地与耕地价值的均值。

（4）城市建设用地（包括城镇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参考Coslanza等的思路，不估算其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2 案例研究

2.1案例概况

厦门市同安区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闽南厦、漳、泉“金三角”的中间前沿地带，厦门市域的北部，境内地形复杂多样，有山地、丘陵、平原和海岛。同安区常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暖晴雨多变，秋凉气爽宜人。全区总面积约690km2， 2009年全区总人口49.5万人。

本文所涉及同安区不同生态类型用地面积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厦门市同安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为计算同安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这里将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划分为耕地、林地、园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它用地，具体见表2。

2.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

根据城市生态系统中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表以及2005年、2009年同安区不同生态类型用地面积，计算同安区2005年、2009年的生态体统服务功能总价值分别为137.6亿元和134.1亿元。具体详见表3和表4。

就同安区而言，2005年～2009年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并没有很明显的增减，2009年比2005年下降了3.5亿元，主要原因是同安区的林地、园地和草地面积都有所减少，而面积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没有贡献。6类生态用地中，只有水体的服务功能价值呈现增长，2009年比2005年增加价值约1亿元，水体的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文化娱乐等方面。

从生态类型来看，同安区林地生态系统产生的服务功能价值最高，2005年、2009年分别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73.6%、75.0%；园地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占第二位，2005年、2009年分别占总价值比重的20.4%、18.8%；耕地生态型在2005年、2009年占比为5.7%、5.3%，排名第三。荒漠（包括其它类型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最低。林地和园地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实行退耕还林政策的必要性。同时，林地在评价的10项服务功能中都有突出的贡献值，这也表明了在城市生态系统保持一定比例的森林面积是十分必要的。

从服务功能上看，城市生态系统提供的10项功能中，固碳释氧产生的价值最为显著，占总价值的90%以上，提供这一功能的主要有林地、园地、耕地以及草地生态系统；另外，净化空气功能的服务价值也较为突出，占总价值的3%；而其余8项功能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过低。

3 结论与分析

本文构建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表，并以厦门市同安区为例，定量反映出城市生态类型用地面积的变化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计算结果表明，同安区具有显著的生态经济效益，2005年、2009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分别为137.63亿元、134.06亿元，其中林地生态系统在城市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同安区而言，固碳释氧的服务功能产生的经济价值远大于其它服务功能，但也从中反映出水源涵养、娱乐文化、生物多样性等服务功能还有待加强。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研究还是建立在Costanza等人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体价值等于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简单加和，这一技术路线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即忽略了空间中各种生态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及空间异质性，这需要更加复杂、严谨的模型以及庞杂和精确的参数来计算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内外实践工作的广泛开展，相信必能不断充实和丰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探索更符合实际情况的价值评估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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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ily G C．Nature’s Service：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M]．Washington DC：Ialand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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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夏丽华，宋梦．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生态服务功能的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3（1）：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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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镜，张健，曾维忠．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以雅安市为例[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7，（24）：114-119．

[12] 梁治平，周兴．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服务价值损益分析――以广西贵港市为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24）：67-70．

第7篇

关键词: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评估

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产业型态,是推动现代农业向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发展的有效形式。近年来,休闲农业悄然兴起,并逐步成为各地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之一。现阶段,已有不少成功的实例,但是该领域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与国外相比,特别是在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估方法研究方面差距还很大,尚不能完全胜任指导实践的重任。

一、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的一般特征

与传统大众旅游资源不同,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突出休闲农业旅游环境质量的重要性。从经济和社会、自然生态发展的角度分析,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外部性。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的外部性体现在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功能上,这种外部经济的公益效能是其外部特征。二是社会性。部分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可以直接产生生物产品,具有经济价值和个体性,但是在其实现个体价值的过程中发挥的生态环境效益远远大于前者,而且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目的是对其资源和环境效能的可持续利用,可视其为社会价值。三是生态敏感性。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敏感和脆弱的生态系统,特有的生境养育着珍稀动植物资源,是自然遗产存留和科学研究、环境教育的重要区域。其生态系统内部物质流和能量流的运移对生态系统退化恢复意义重大。四公共物品属性。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侧重的是独特的生态系统和环境,其生态和环境服务属于人类共有的公共财产,无法通过市场确定其经济价值。

二、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研究的意义

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决定了休闲农业旅游的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地核算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有利于旅游开发投资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有利于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开发的保护、规范与可持续发展。目前,国际上资源与环境价值货币化核算的理论和评价方法多建立在效用理论、资源稀缺论、福利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基础之上。国内对旅游价值经济价值的研究也已有所深入,多是将可供游憩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环境物品,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通过替代价值或间接评估得到,而且以森林资源的游憩价值研究较多,对休闲农业旅游资源货币化核算方法尚未涉及。主要原因是休闲农业旅游资源评估核算理论和社会需求的相对滞后。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并非独立存在的,确切地说是自然资源和环境所具有的一种游憩功能,很难将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从区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或环境中单独剥离出来。由于休闲农业旅游资源至少在形态上是一种环境资源,具有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以排他消费的公共物品特征。因此,不宜用传统的商业资产评估方法,进行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估。随着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体系的倡导以及世界性休闲农业旅游的潮流,对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与环境的货币化核算有必要进行全面的研究。

三、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分析的理论基础

第一,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界定。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从形态上与区域景观类型及其环境,是休闲农业旅游景观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综合体,从本质上休闲农业旅游景观资源是其环境资源的组成部分,休闲农业旅游资源提供游憩功能的同时,无形中提供了环境享受功能。因此,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的价值包含了其游憩价值(经营性)和环境价值(非经营性)。非经营性的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属于社会公共财产,具有无排他险和不可分割性。它需要通过可经营性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产生旅游吸引力,要依靠社会资金维持发展。经营性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为社会准公共财产,在提供公共生态功能同时,提供旅游服务功能,包括有形的景观、无形的环境,具有无排他性。由于经营权一经营大众有偿分享使用权的权利可以分离,因此其具有部分可分割性。如可进行旅游观光活动的试验区,国家、集体的经济林,农业用地、荒山的承包权等。无论休闲农业旅游资源是否可经营,都具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option value)。使用价值可理解为有差别,有人指的是直接服务价值,这里指的是直接使用资源的实物生产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指的是不消耗资源,间接使用资源的服务价值,包括了旅游等多功能使用价值;选择价值指为确保未来仍可使用的一种保险支出,意指消费者对某种游憩资源的未来需求不太确定。非使用价值,包括遗赠价值、存在价值。人们对于某一游憩资源,愿意支付若干代价以保护该资源,让未来世代也得享有资源所产生的各种劳务,则民众为此一目的而愿付出之代价总和可称为遗赠价值;某些游憩资源具有独特的景观,或为许多野生动物之庇护和栖息之所,或因该资源具有国际性或民族性的特殊意义,所以,民众如果知道此一资源获得适当保护而存在,便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民众因此心理的满足而愿意付出之代价总和称为存在价值。

第二,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评估理论。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货币化理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环境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与环境影响评价理论(EIA: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并随公共产品理论、福利经济学中的消费者剩余和个人偏好等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RFF)、伦敦环境经济中心(LEE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CED)等为该领域研究其做出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以前,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理论的一部分,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货币化理论主要是成本效益分析理论(Cost-Benefit Analysis,CBA),其思想来源于Julse Dupuit在《论公共工程效益的衡量》(1984)中提出的“消费者剩余”的概念。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旅游与环境冲突问题的日益严重,John Krutilla在《美国经济评论》(1967)上发表了自然保护的再认识,提出了“舒适性资源的经济价值理论”,认为出于科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不确定性等原因,需要对一些稀有的珍奇的景观和生态等舒适性资源进行保护,在可再生限度内严格控制使用,特别是提出了舒适性资源的“唯一性”、“真实性”、“不确定性”、“不可逆”等重要概念,这为后来旅游资源的货币价值评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70年代以后,随着福利经济学对消费者剩余、机会成本、非市场化商品与环境等公共产品价值的思考,旅游资源货币价值评价逐步形成理论体系。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approach,TCA)在旅游资源货币价值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后,享乐定价法(hedonic price approach,HPA)得到广泛应用。90年代以来,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在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货币化评价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受到不同方面的冲击和责难,主要集中在CVM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等方面。

四、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的评价方法选择

目前,旅游资源货币价值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替代市场技术评价法。它用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旅游资源的货币价值,具体有旅行费用法、机会成本法、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享乐定价法等,主要适合无市场交换但有市场价格部分的评价。二是模拟市场技术评价法。它以支付意愿来表达旅游资源的货币价值,目前主要是条件价值法。休闲农业旅游与生态系统和环境密切相关,通常休闲农业旅游资源被作为一种环境物品进行价值评估,通过将生态资源作为一种资产进行评估,并纳入旅游资源开发的成本一效益体系,避免对资源的无序开发、无偿使用和资源浪费。但无论是对生态资源的游憩功能进行经济价值评估核算还是对基于生态资源环境的生态系统功能评估核算,目前国内外其代表性的评估方法有以下几类:政策性评估、生产性评估、消费性评估、替代性评估、间接性评估、直接性评估。评估方法为实际市场评估法、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法、影子价格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从本质上是通过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的影子价格、公众(包括游客等)的支付意愿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的,从方法上也是上述几种方法的变种或组合。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的直接价值可以通过估计生物生产量计算得到,包括游憩价值环境享受价值在内的间接使用价值可以采用上述评估方法或者上述方法的组合估算,非使用价值可以根据其表现形式,如珍稀动植物生境、科学研究、生态系统永续等与其直接价值融合评估,因为,资源与环境的价值不是独立的几部分,而是互有重叠的。以下是对游憩价值的两种主要评估方法:

第一,旅行费用法。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Method),是基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理论和消费者剩余理论的一个方法,旅行费用法是利用游客与旅行目的地之间相关行业的市场消费行为来评估风景区(旅行目的地)的旅游价值,同时考虑旅行时间的机会成本,建立需求函数测算消费者剩余。但是旅行费用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需求函数自变量的范围界定,费用是旅行总费用、区域费用还是游憩费用,由什么组成;二是时间的机会成本的比例选取,休闲农业旅游区别于大众化旅游,其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加;三是游客的当前支付意愿与资源价值的关系,不同游客的支付意愿和资源价值的关系;四是对于没有游客的风景秀丽之地,就没有旅行费用,但肯定有支付意愿,采用该方法时需要变通;五是计算结果代表的消费者剩余,往往是旅游价值总量的一部分,造成实际价值偏低。一般适用于短途旅行或游憩目的地评估。

第二,条件价值法。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CVM),属于直接性经济评价方法,从消费者的角度通过一系列的条件假设,通过问卷、调查、投标等方式获得消费者的WTP(Willingness To Pay),通过数据处理综合得到所有消费者的WTP,即该区域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的游憩值。常见的方法有:自愿支付法(Willingness To Pay)、调查法(Survey Method)、直接询问法或假定价值法(Hypothetical Valuation Metho)。该方法是基于自愿支付是商品价值的唯一合理表达这一认识的。该方法存在的问题:如何确定所有游客或者潜在游客的支付意愿;资源环境价值的支付意愿的游客范围如何确定;现在评估价值与未来评估价值、资源环境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等等;对CVM理论和应用的有效性问题,用个人意愿偏好的直接调查法易出现阿罗“不可能定理”描述的公共产品投票悖论现象,因为个人在无法影响他人意愿偏好的情况下,受决策退出自由和无须承担责任的影响,易出现“搭便车”行为,有意夸大或减少对某种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因而难以显示整体的真实支付意愿,旅游资源的货币价值也就难以评估。

综上,任何方法都只是在当前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对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的一种估价,多是通过支付意愿、心理价格、旅游费用、游客调查等基础数据实现的。目前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经济价值评价有三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一是数据基础问题: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评价需要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人口、资源、发展等在内的大量数据,数据的现实性、准确性、可用性甚至选用什么样的数据都会影响评价核算的结果;二是未来的价值的评价问题:采用未来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价值核算可能比较准确;三是包括3S在内的新技术应用问题:所有的模型中都需要大量的空间数据支撑,通过空间拓扑分析、属性分析可以较好的展示景点、景区、景域之间的空间关系,叠合社会经济生活等基础数据,利于大量游客各种数据的分析与处理。随着计算机数理统计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日益成熟,在其他领域已经有不少成功应用范例。在旅游资源评价与核算中,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综合分析与利用,对旅游资源价值核算与评价的准确度将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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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翟辅东,肖曾艳.隐性旅游资源显性化的概念和应用[J].旅游学刊,2004(6).

第8篇

摘 要 企业的价值是投资者和管理者密切关注的问题，随着价值管理理念的广泛认同和新经济的兴起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价值评估的需求愈加迫切。尤其是当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迅猛，其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研究是价值评估领域有益的探讨。本文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揭示了高新技术企业与一般企业存在的区别，分析研究企业价值的内涵、来源及特征；由此总结出高新技术整体企业价值评估难点，并对现有方法作应用研究和局限性分析；根据综合的分析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做出了合理选择：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的价值构成及其特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应采用财务指标及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办法。

关键词 价值评估 高新技术企业

一、高新技术企业的涵义

高新技术是由高新技术的概念延伸而来的,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以微电子技术与信息技术、空间科学与航空航天技术、光电子科学与光电一体化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技术、材料科学与新材料技术、生态科学与环境保护技术以及其他在传统学科和传统技术基础上产生的新工艺新技术等一批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目前国际上对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认同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

1.产品的销售额中RGD(研究与开发)支出所占的比重；

2.科学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

3.产品的主导技术必须是所确定的高技术领域；

4.产品主要技术必须包括领域中处于技术前沿的工艺或技术突破。

二、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

1.高新技术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它多半是先有研究成果，而后再建立企业以实现技术的商品化。因此，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往往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开拓者。

2.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一般是中小型企业或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公司。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用新技术、新发明他们可以很快开发出新产品。由于起步阶段规模小、投资少、风险有限,所以很多风险投资家愿意投资这种尚未成熟的公司。

三、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难点

1.一部分高新技术公司（包括大部分网络公司）以前乃至目前没有盈利或是盈利甚微。这对评估师来说，意味着无法根据现在的盈利来计算盈利增长率；同时也无法采用基本公式计算增长率：期望的增长率（EBIT）= 资本回报率×再投资率。

2.大部分新成立的高新技术公司缺乏历史数据。也就是说：缺乏一定数量的经营信息，这对评估来说，预测和推断将缺乏有说服力的依据。

四、传统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是成本法，市场法

成本法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相对于市场法和收益法，成本法的评估结果客观依据较强。但由于运用成本法无法把握一个持续经营企业价值的整体性，也难衡量企业各个单项资产间的工艺匹配以及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因而，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不宜单独运用成本法进行价值评估。但是运用市场法评估企业价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因为评估对象和参考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往往不尽相同，因而要找到与评估对象绝对相同或者类似的可比企业难度较大；其次，对价值比率的调整是运用市场法及为关键的一步，这需要评估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技术能力。

五、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实践情况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整体企业价值评估用的最多的是折现现金流量法。折现现金流量法在长期评估实践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已经日趋完善和成熟，成为企业价值评估中的一些经典的计算模型。但是需要认识到，企业价值评估虽然可以采用各种数量化的模型，但是这些模型的输入变量是对具体待评估企业具体情况的综合分析和了解，所以，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主观的色彩。

六、高新技术企业整体价值评估方法的合理选择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特殊性，传统的成本法，市场法，已远远不能满足高新技术企业整体企业价值评估的要求，根据以上的对传统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分析以及对高新技术整体企业评估的要求，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的价值构成及其特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应采用财务指标及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办法，即从行业环境、公司管理层背景、等方面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进行综合评估。 具体而言，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应包括如下方面：

1.行业环境评估指标。由于高新技术千差万别，在评估价值时会出现不少难点问题，因此，评估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对于目前仍是负盈利的公司，可采用盈利正常化、预测收入与利润率以及降 低财务杠杆等几种办法。而对于无经营历史或无比较对象的公司,可采用公司历史经营数据与可比公司的同步数据相互替代方法。

2.公司管理层背景评估指标。因此，在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评估时，因为人力资本、顾客资本等许多重要无形资产都无法在财务报表上反映出来，所以必须将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要对企业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力量对比情况作深入了解，了解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情况，了解企业法律边界与经济边界的契合程度，并作适当处理，如调整贴现率等，再在此基础上，运用适当的方法，评估企业的真正价值。

参考文献：

[1]刘平.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特点和方法选.择投资与合作.2000(4):50－51.

第9篇

不同方法的具体实践应用，筛选出有代表性的国外案例进行探讨，以期为国内的棕地价值评估提供方法与实践的参考。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就学术界的争论对棕地价值评估方法中的污名、清理期间和风险评估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讨论，提出棕地价值评估对我国四个方面的启示和借鉴：重视环境因素，为促进和激励土地环境整治提供依据；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土地用途转换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评估；公开环境数据，为棕地价值评估提供数据支撑;积累和借鉴经验，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 土地污染；棕地；价值评估；综述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4-013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4.022

棕地（Brownfield）又被称为褐地，其概念早在1980年美国出台的《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CERCLA)中就已经提出，之后美国环保署将其定义为“已废弃、闲置或未被完全利用的土地，其扩展或再开发受已存在的或潜在的环境污染而变得复杂”。欧洲的CAEBRNET（Concerted Action on Economic and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Network）也有类似定义：棕地是那些由于之前土地使用者带来了不良影响，已经受到或将要受到污染的土地，包括被废弃或仍在使用的。由此可见，棕地主要指在人类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受到污染的土地，而这类土地的再利用则由于污染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价值也受到很大贬损。在我国，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也遗留了大量的棕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土地资源稀缺所推动的土地置换也越来越频繁。在土地再利用过程中，由于忽视土地污染而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威胁日益增大，也使得棕地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污染对于土地价值造成的贬损也开始受到有关部门和业内学者的关注。北美和欧洲国家的工业发展较早，因此，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污染问题就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为了更好地为修复土地和保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奠定基础，专家和学者对棕地价值评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评估师们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在我国，棕地价值评估领域的研究则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方法还不成熟，甚至很多评估中未将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而笔者认为，只有将环境因素充分纳入到土地价值评估领域，将“棕地”与健康土地区分开来，才能防止棕地不适宜地再利用，并且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地促进棕地修复。因此，为了提高公众认识和推动我国棕地价值评估领域的发展，本文基于大量的国外文献研究，筛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外棕地价值评估案例，总结其方法和经验，以期为国内研究提供具体的方法和案例实践参考。

1 国外棕地价值评估方法

早在1984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杂志社就兴起了对于已知或疑似被污染的资产将如何进行评估的讨论。但是只有少数的杂志发表了作者推荐的方法――即以真实的市场数据为基础的案例法的应用［1］。从国外文献中不难发现，多数学者和评估师更倾向于使用收益还原法和市场比较法（也有学者称作案例法），原因是这些方法简便易行，能直接对污染房产进行评估。但是这两种直接评估方法需要有充足的市场数据作为基础，因此，在污染房产估价的早期，市场数据尚未充足的情况下，评估师多采用成本逼近法，即从未污染的房产价值中扣除污染所带来的价值损失，从而间接得到污染后的房产总值。随后，在实践和应用中，不断积累的市场数据为评估师们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于是，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建立在多元回归分析基础之上的内涵定价法也因其精确性和可靠性开始得到估价师们的青睐。因此，本文将基于这四种主要方法，分别介绍国外相关的案例实践和研究。

1.1 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Sales comparison approach或者Market comparison approach）是指与在估价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不动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2］。市场比较法是在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不动产评估方法之一。在将市场比较法用于棕地的市场价值评估时，比较实例一般采用污染条件比较接近的棕地地块，然后根据污染类别、程度、影响范围、风险等因素进行调整。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棕地的污染因素较为复杂，有些评估师更倾向于使用未污染土地作为比较实例［3］，然后再根据污染清理费用、污名等影响因素进行E系数的调整。市场比较法要求评估者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以充足的交易实例作为依托，其操作简单，易于实施，适用于各种包含环境因素的不动产的评估。因此，在Kinnard对北美地区估价师调查的结果中发现：如果有足够的市场交易数据、市场租金数据、市场资本化率和折扣率作为依托的话，80%的估价师愿意选择市场比较法［1,3］。

市场比较法于1984年由Campanella首次用于探讨棕地价值评估，但因其在应用过程中缺乏令人满意的可比案例而并未得到推广［4］。1995年9月刀锋会议（Cutting Edge Conference）提出了市场比较法应用的“三步法”：①假设资产尚未受到污染，评估其价值；②扣除所有可以计量的土地修复或其他利用成本；③扣除污名所引起的价值减损［5］。其方法过程是以棕地自身污染前的价值作为对比实例，其原理已经接近于成本逼近法。并且，在Kinnard和Worzola后来的研究中发现，虽然收益还原法以及还原率调整被认为是估价最恰当的方法，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估价师开始频繁的应用市场比较法［1,6］。

Jackson搜集了加州南部的8套工业棕地的交易数据以及特征信息（原始数据是为做房地产环境投资分析所搜集的），用被污染后的土地交易数据同原始未污染的土地价格进行比较，得出污染给棕地带来的价值损失［7］。由于市场比较法需要以大量的数据作为基础，因此Patchin在如何搜集污染土地的市场数据方面提供了经验参考，他在文中提到以下可能获得数据的途径［8］：

（1） 留心其交易数据及附近类似土地的交易情况，如果交易历史暗示该土地存在交易的可能性，那么可以留下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调查；

（2） 当土地污染问题存在争议时，该记录可作为依据；

（3） 如果交易成功，留存报价或者协议书；

（4） 从当地环境机构获得污染名单（里面包含土地的多种属性）；

（5） 关注销售价格极低的地块，因为该地块可能存在污染情况；

（6） 若怀疑有类似污染情况，可以询问当地环境机构确认。

当然，市场比较法的应用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Patchin、Dixon、Richards、Wilbourn和Syms等都承认市场比较法的问题存在于难以寻找可比实例［5,8-12］。但是随着棕地估价应用的进展，市场比较法也正在发展，充足的中轻度污染棕地的市场交易数据可以为污名提供一个估值的范围。在市场数据尚未完备的情况下，这样的地块可以作为对比实例。但多数情况下，这些数据已经作为一种参照。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数据的完备，该方法将得到普遍应用。

1.2 收益还原法

收益还原法（Present earning value method）又称收益现值法，即以理性预期理论为基础，按照不动产的未来收益来估计土地价格的做法。按照资本化方式不同，收益还原法又分为直接资本化法和报酬资本化法［2］。当收益还原法用于棕地市场价值评估时，一般是以全风险产出（AllRiskYield，ARY即考虑到土地受污染之后，对土地未来收益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为前提，求取棕地未来各期净收益的现值之和。随后，可以根据修复成本等进行因素修正［13］。目前，收益还原法的应用仍然集中于对收益性房地产价格评估，对该方法的研究重点也集中于对还原利率的确定上。在Kinnard和Worzala的调查中发现，79%的估价师在评估污染土地时，都采用了收益还原法，而且，最通用的方法是在直接资本化模型中增加收益还原率来反映污染所带来的影响［1,14］。

收益还原法早在1890年经济学家Alfred Marshall的估价技术论述中就有用到，并明确给出了表明估价基本原理的公式V=I/R。但是直到1990-1992年的早期文献中，才有学者强调将其应用于未修复的污染房产［15］。Chalmers在分析受污染的房产估值问题时，通过基本框架建立一般估值模型，并列举了具体事例演示了收益还原法的应用［16］。1998年，Jackson提出了在污染房产评估中抵押债券分析法的应用框架［17］。后来，Jackson对污染房产评估方法和技术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在收益还原法的应用中，抵押股票分析、投资工具、贴现现金流分析、贷款率（loantovalue）和其他还原率组件等都可以用来辅助资本化率的调整［17］。在收益还原法里最常用的方法是在直接资本化模型中增加资本化率来反映污染所带来的影响。由于缺少收益的影响因素，因此，调整后的利率(Ro)将因为环境风险的影响而使房产估值减少［14］。

1.3 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Cost Approach），在美国被称为成本积算法，在英国被称为成本替换法，而在澳大利亚被直接称为积算法。成本逼近法是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所有权收益来确定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成本逼近法是早期环境污染评估中应用较多的估价方法。1997年，William提到成本逼近法的应用原理是用未被污染资产的市场价值扣除以下四方面因素所造成的费用和价值损失：补救成本（从环境工程师或技术人员那里获得）；由污染引起的租借或居住减少而导致的收入的减少部分；增加的营业费用，包括增加的保险费、债务利息以及修复后预期的监督成本；修复期间的持有成本［15］。该方法的一般表达公式为：

Vc=Vu-L-Cr-S(l)

式中：Vc―棕地价值；Vu―未污染时的价值；L―产出减损、生产力减损或者需承担的法律责任；Cr―调查和修复费用、检验成本；S(l)―污名的影响

成本逼近法在污染土地和财产的评估实践中是发展较早的评估污染影响的方法。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后，Richard认为，Wilson等人验证的市场比较法的适用性以及Patchin和Mundy用收入法模型来评估污染的做法即是早期的成本逼近法：应用投资法或者比较法将其与未污染的土地作比较，得出未污染价值，然后扣除修复费用，即为污染后的费用［10,18-23］。在对成本逼近法早期的研究中，一般都忽略了污名的影响。英国的Sheard认为，残值法或者说是事前事后比较法更适用于污染房产的评估，其应用方法和成本修正法如出一辙。但他随后又承认，他并未将污名计算在内［24-25］。同时，在Imoh对瑞典评估师以及Chan对澳大利亚评估师的常用棕地估价方法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叫法不太一样，但是二者都更倾向于使用成本逼近法来对棕地进行估价［26-27］。其中关于修复成本的部分，Kinnard指出，它不应该用矫正（即完全修复）费用，因为不存在土地的完全修复。因此，这里的修复成本应该被称为整治费用，即将棕地修复到当前可以利用的地步［28］。这种观点正好同1999年澳大利亚国家环保局（棕地评估部门）的决议是一致的，该文件称，决定（已整理的土地）是否适用于特定土地的价值评估，取决于该土地是否存在不可接受的健康危险以及环境风险程度的确定，而不是取决于实际清理和相应的评估［26］。

1.4 内涵定价法

内涵定价法（Hedonic property pricing method），又称为内涵价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享乐价格法、特征价格法，是根据人们为优质环境的享受所支付的价格来推算环境质量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即将享受某种产品由于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差价，作为环境差别的价值［2］。该方法是将环境因素视为和其他商品一样拥有市场价格，然后采用多元回归来研究不动产价格和环境属性之间的变量关系。该方法作为一种行为揭示型的间接评估方法，可以利用住宅的成交价格和住宅的环境特征数据来研究环境资源的价值，在国际上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29］。在棕地估价应用中，内涵定价法的函数方程与正常土地估价的函数方程类似，一般表示如下［30］：

Ph=fh(Shi,…,Shj；Nh1,…,Nhk;Eh1,…,Ehm)

其中，h代表房屋，Ph为房屋价格，fh是和房价本身有关的临近的属性及环境属性，Sh是指房产的物理属性，Nh表示临近区位属性，Eh表示环境属性。

但是在棕地估价过程中，棕地受污染程度是评估的重点所在。因此，影响棕地价值的环境变量，如治理费用、污名等都将作为特征变量列入方程，然后求出各个污染条件的隐性边际价格，以此来估算棕地的市场价值。

内涵定价法的早期应用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方法研究以美国为主。Ridker、Anderson、Freeman、Li等采用内涵定价法分别就空气污染或者邻近环境等的变化对房产价值带来的影响做了评估，其基本方法主要是房地产价值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回归分析［31-34］。随着后期内涵定价法的不断完善，内涵定价法的模型出现了线性函数、二次函数、对数函数、半对数函数、指数函数和BOXCOX变形等多种形式。但是在对内涵定价法模型的选择上基本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因为其价格机制是由市场上众多的卖家和买家决定的［35］。虽然内涵定价法最常用的函数形式是线性函数、BOXCOX函数以及半对数函数等，但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双自然对数函数的形式［33］。后来，Cropper在研究中发现，假定内涵定价法中的若干变量可以被忽视或替换掉的话，那么，线性函数和BOXCOX线性模型是最适用的［36］。但是Loomis认为，BOXCOX变形函数使得边际价值体现的不够直观，而且各个属性的边际价值计算也更加繁重［37］。在Anish使用内涵定价法对污染房产进行估价的案例中，作者从悉尼地区的新斯科舍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SAR）的多重挂牌服务（MLS）数据库中采集了房屋的基本属性和最后的销售价格等数据信息（包含了该地区1989年到2005年8月份的2 212个住宅房屋出售信息），然后将样本的MLS数据和GIS数据一起在ArcView3和ArcGIS中建立一个新的数据库，最终得到估价所需要的描述性数据［38］。

2 棕地价值评估方法的讨论

国外的棕地价值评估方法为我国棕地价值评估提供了方法应用上的借鉴，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可以根据棕地的不同特征和所掌握的数据选用合适的评估方法。与普通资产不同的是，棕地是被污染的土地，在棕地价值评估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将污染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考虑在内。因此，棕地的评估还需要丰富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经济分析、法律体系设置的价值定义等作为评估方法本身的辅助和修正。而在评估方法的修正过程中，这些因素存在的争议使得同一种评估方法得出的结果不同。下文就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总结。

2.1 关于污名

本文所列举的四个主要棕地评估方法中都涉及到了污名，可以说，污名在棕地评估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在棕地评估方法的框架基本确立之后，为了提高棕地价值评估的准确性，学者和评估师们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污名的讨论上。关于污名，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是针对污名的存在性和计量已经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关于污名的起源有两种大致的认定：一种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即污染资产修复后，由于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产生的价值减损；另外一种是新西兰和英国的研究结果，即受邻近污染影响，认知到对健康和安全以及资产价值的影响，从而由于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产生的价值减损［1］。学者们关于污名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污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污名的影响范围（土地本身和邻近影响）；针对不同地块（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污名影响程度的大小；对棕地进行清理前后，污名所产生的影响的变化。而且，很多学者也对污名的评估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个案研究、条件价值评估法、多元回归分析、对比分析等一系列的评估技术和方法。由于对污名定义的界定不同和评估方法不同，各个学者对于污名的处理也不一样。因此，在方法日渐成熟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污名的评估的处理也还存在一定的研究和探索空间。

2.2 关于清理期间

由于棕地在清理期间不但没有任何收益，而且还会产生修复和整治成本。因此，在对棕地进行评估时，除了考虑修复和整治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到土地在清理期间的持有成本。国外学者在关于清理期间的讨论中，一部分学者倾向于使用修复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加总，因为处于清理期间的棕地除了会产生应有的修复和整治成本之外，还影响到了其潜在收益；但同时也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棕地在清理期间是不存在收益的，因此清理期间对棕地价值损失的影响部分就只有清理和修复费用。具体到我国的棕地的价值评估中，对棕地在清理期间的价值损失的计量，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块的自身特征以及其用途特征加以分析和确定。

2.3 关于风险评估

由于市场比较法和收益还原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Syms认为，评估资产不再依赖于可比实例或者产出率的调整，而是去寻求政治与该资产相关的风险。通过对棕地的风险评估，最后取得土地受污染后的价值折损。然后通过对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积累面板数据，从而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数据库，为以后的风险评估奠定基础。当然，不同学者对于棕地风险的认定都是不一样的，Syms认为风险评估应该囊括一下五个方面的数据：①寻找受到环境损害的交易数据，以便确定“污名效应”；②风险程度可能和当前或者过去当地的工业活动有关；③风险程度也与特定区位的风险的处理程度和人们对风险的感知程度有关；④根据不同用途选择的不同清理方法；⑤处理后的预期风险评估和对价值的感知。而在风险评估数据库建立的过程中，不断地更新风险对价值的影响能促进数据库更加完善。

3 棕地价值评估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总体来看，国外（尤其是北美和欧洲）对于棕地价值评估实践较为丰富，并且在方法的应用研究方面也较为深入。在国外土地价值评估中，环境因素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并且棕地的价值评估已经成为棕地恢复和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各国棕地价值评估研究进展的总结和思考，可以得出对我国的几点启示和借鉴。

3.1 重视环境因素，为促进和激励土地环境整治提供依据

随着环境问题的加重，土地的环境因素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用地的调整使得工厂搬出城区，在城市留下大量的工业用地。由于传统的土地开发对区位的过于重视，遗留的工业用地被盲目开发，从而导致了不少毒地事件的发生。因此，将环境因素充分纳入到土地价值评估中来，不仅可以为正确地使用土地提供指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地的治理和修复提供有关信息，并通过市场手段促进土地污染的修复和可持续利用。

3.2 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土地用途转换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评估

棕地的评估不仅要依托方法的借鉴和改进，还要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基础。Imoh在调查瑞典棕地评估方法的结论中提到，与新西兰相比，瑞典的评估师经验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瑞典的国家和市政部门的政策和规范不统一造成的［28］。在我国城市土地置换频繁的过程中，及早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才能预防土地污染造成的环境风险，并且会推动棕地价值评估工作的开展。

3.3 公开环境数据，为棕地价值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从各国的棕地价值评估发展来看，各种方法的应用都是以大量的数据为后备基础的，市场比较法和内涵定价法尤为明显。因此，专家和学者在搜集数据的方法和技巧上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然而，由于我国的环境调查和监测起步较晚，数据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有待提高，尤其是土地环境数据更是缺乏，使得评估过程中很难得到所需的数据。再加上我国很多具体的环境数据并未对公众公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棕地价值评估方法的灵活应用，影响了棕地价值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从而不能为土地整治和规划提供很好的参考依据。

3.4 积累和借鉴经验，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事实上，评估师的经验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虽然专家和学者对于棕地方法的研究日臻成熟，但是具体应用到实践中的时候，好多细节仍然是以评估师的经验为基准的。美、加、澳等国家都对评估师的使用方法和评估经验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以美、加两国为代表的北美地区的评估师的经验丰富程度要远在其他国家之上。所以，在借鉴理论方法的同时，总结和借鉴实践经验也是准确进行棕地评估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当然，在棕地价值评估方法应用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如关于污名、清理期间、风险评估等问题［1,3,5,15,39-40］。国外学者在这些方面也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本文由于篇幅限制未能穷尽，笔者会继续对其进行总结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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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nd Review of Foreign Methods and Practice for Brownfield Valuation

ZHANG Lin LI Ying LI Juan

第10篇

【关键词】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条件价值评估法西部山区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2）06-0057-04

一、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内涵与研究意义

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Pearce）和特纳（Turner）系统地讨论了环境资源经济价值的构成，对环境资源的价值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他们认为，资源价值的货币化是以效用主义为基础，直接或间接地建立于以满足人们的偏好所产生的价值，把环境资源的整体价值划分为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两部分。克鲁蒂拉（Krutilla，1967）最早提出资源非市场价值的概念，认为这类价值的存在源于公众对保护资源有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接受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农地价值包括农地提供农副产品可计量的市场价值和农地提供开敞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等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世界各国对环境品质改善、自然保护等没有市场价格的资源环境价值评估的研究及应用开始日益频繁。

农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且无法替代的资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复合体，具有提供粮食、蔬菜、木材等实物型产品，以及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育土壤、调节气候、提供开敞空间等维持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稳定的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然而，保护型农地的经济价值较小，非市场价值较高；农业用地机会成本较高、经济报酬较低，风险较大；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及娱乐用地经济效益较高。受比较利益驱使，每年都有大量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人地矛盾不断加剧。

山区是人类较早生活的地方，也是人地关系最为敏感和突出的区域。相对于平原地区而言，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严重的水土流失，频发的自然灾害，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以及相对落后的观念意识，导致山区农地资源流失问题尤为严重。

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处在东经100°15’～103°53’和北纬26°03’～29°27’之间，幅员面积60423平方公里，下辖17个县市、616个乡镇，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境内地貌复杂多样，高山、深谷、平原、盆地、丘陵相互交错，是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也是农地资源退化和流失非常严重的地区。以凉山州作为研究区域，通过了解山区农民农地保护的认知情况，科学评估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运用经济方法加强山区农地保护研究，采用价格手段体现农地价值或农地的保护效益，不仅能够弥补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给农地城市流转带来的影响，而且通过提高土地资源农业利用的比较效益，能够真正起到缓解山区农地资源低效率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二、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

农地非市场价值作为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而又客观存在的价值部分，不存在直接的交易市场，难以用市场价格直接衡量，只能通过非市场评估技术估算。非市场价值评估技术具有代表性的有“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CVM）、旅游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TCV）和特征价值法（Hedonie　price　Method，HPM）。与CVM相比，HPM、TCM属事后评估方法，仅能推估当期资源的使用价值，难以包含非市场价值中的选择价值。为此，衡量农地较为完整的非市场价值，CVM是当前唯一可行的评估方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方法。

CVM基于假设条件的问题安排，采用问卷调查，通过模拟市场来揭示消费者对环境物品和服务的偏好，并推导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是一种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最终得到公共物品非使用经济价值的研究方法。

三、基于农户认知程度的农地非市场价值估算

出于问卷的专业性和农民对加强农地保护、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认识基础考虑，本研究采用抽样走访的调查方式。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介绍调查背景，解释农地资源的各项功能效益和各项假设前提，了解受访者对农地保护的认知程度、支付意愿及受偿意愿。本调查主要集中在农地类型分布和利用方式颇具代表性的西昌市、会理县、宁南县、普格县、布托县、昭觉县、美姑县、德昌县、盐源县9个县市。共分发调查问卷432份，回收有效问卷406份，占调查问卷总量的93.18％。

（一）基于农户支付意愿的农地非市场价值

有效样本中有353户农户对保护农地有支付意愿，占86.95％；不愿意为保护农地捐钱、出力的家庭有53户，占13.05％。调查中关于农民参与农地保护问题，我们让受访农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捐赠货币，二是参加义务劳动。由于当地农民收入较低，货币支付能力有限，因此有支付意愿的样本中有89.52％的农户选择通过参加义务劳动保护农地。

在价值处理方面，我们将农民以劳动方式参与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按其同期的机会工资折成货币价值，根据调查结果计算得出凉山州农民日均工资14.32元。剔除年均支付意愿大于家庭年收入10％以上的异常数据样本，我们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愿意保护耕地的有289户，占71.18％；对园地、林地和水域的支付率分别为75.37％、38.91％和64.53％。根据凉山州统计年鉴，凉山州2010年有农村居民1017607户，以上述受访农民家庭对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支付率和户均最高支付意愿为参考，便可估算全州农民家庭对不同类型农地非市场价值的保护意愿及凉山州农地非市场价值（见表1）。

从受访农户参与农地保护的情况分析，农民家庭普遍对当前流失速度最快且与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耕地资源的支付意愿最高。估算结果显示，按支付意愿计算不同类型农地资源中，园地的非市场价值最高，其次是水域、耕地，林地的非市场价值最低。单位农地非市场价值的高低与资源禀赋显著相关，资源越丰富的农地类型，非市场价值愈低；反之，越稀缺的资源，非市场价值愈高。

（二）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农地非市场价值

农民作为农地保护的直接执行者，其受偿意愿直接影响农地非市场价值的高低。调查问卷设计基于以下假设，为了更好地调动农民保护农地的积极性，政府每年拿出一部分专款，按照家庭种植农地的面积、类型和保护的程度将补贴直接发放给农民。询问农户认为保护单位耕地、园地及村里公共林地和水域资源每年最低需要补贴多少钱，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保护效果。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农户保护单位耕地每年的平均受偿意愿是3366.30元／公顷，园地3109.35元／公顷，林地3468.60元／公顷，水域3077.55元／公顷。以上数据显示，凉山州农民对农地资源的受偿意愿普遍较高。一方面说明当地农民希望通过获得经济补偿的方式保护农地的愿望比较强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民对不同地类的受偿意愿差异不明显，说明农民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差异认识还比较模糊，农业经营随意性比较大。这也是造成农民在农地利用中经常转换地块利用方式的主要原因。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从农民作为农地保护执行主体接受政府补偿的角度出发，同前以22.75％的还原利率，计算全州农民的平均受偿意愿及根据受偿意愿估算的农地非市场价值结果（见表2）。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对凉山州农户进行的调查，本文分析当地农民参与农地保护的认知情况，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凉山州农地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分析表明：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农户已经意识到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存在，86.95％的家庭对保护农地有支付意愿，农地非市场价值约为4120.90元／公顷。从农民作为农地保护执行主体，保护农地接受政府补偿的受偿意愿（WTA）角度出发，农地的非市场价值约为104570.42元／公顷。基于不同假设前提所得到的农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差异显著。从保护农地得到政府补贴农民受偿意愿（WTA）角度估算出的农地非市场价值与从农民家庭支付意愿（WTP）角度估算出的农地非市场价值相差25倍之多。

根据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的结果，本文提出进一步保护农地的几个建议。

首先，应建立农地资源价值评估体系，缓解农地流失。长期以来，人们对农地资源价值认识不足，更多注重农地的经济产出价值而忽视农地非市场价值的存在，必然会造成农地过度非农化及农地非农化价格扭曲。近年来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农地资源价值评估体系尚未建立。随着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增加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迫切需要建立完善农地资源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体系，将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纳入农地资源配置决策中，提高农地非农化配置的效率，缓解农地流失，弥补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给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带来的影响。

第11篇

[关键词]草原生态系统；旅游价值评估；剩余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8―0069―06

引言

要全面评估草原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很难为自然旅游资源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决策者们在旅游发展中难以完全预测到其隐含的游憩休闲价值，不可能准确地与第一、第二产业生产价值进行量化比较，在决策过程中经常性地被低估。这种忽略可能会使人们在草原旅游发展中盲目追求数量增长以及疏于游客管理，对生态系统安全造成威胁，为草原可持续发展付出代价。

草原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不是单个或部分要素对人类社会的有用性，而是各组成要素综合成生态系统之后，表现出来的有用性，王松霈认为这种资源具有整体有用性、空间固定性、用途多样性、持续有用性和负效应性等特征。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实地参观游览，而不满足于通过风光片等方式接触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草原的旅游价值是草原中植被、土壤、野生生物等综合为一个有机的草原生态系统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而绝非单个要素所能表现出来的。因此，对草原旅游价值的深入评估，能够促进人们科学理解草原旅游发展的服务价值，增强旅游环境保护意识。

1 草原生态系统旅游价值评估的方法

理论上旅游价值是满足人们心理或生理需求的精神损益，是一种虚幻的、不可度量的效用。但实践中人们根据替代花费、机会成本、支付意愿、边际效用等原理，利用相关市场的消费行为来评估景区旅游价值，这种意义上的旅游价值是一种替代价值。对于旅游价值的评估，孟永庆、陈应发介绍了森林旅游价值评估的8种方法，鲁春霞总结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评估方法，根据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进行草原旅游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3类：即常规市场评估技术，包括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有效成本法等；替代(隐含)市场技术，其中有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格法等；模拟市场技术(又称假设市场技术)，如条件价值法和选择试验法等。本文选择替代(隐含)市场技术中的旅行费用法来评估草原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

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Method)，简称TCM，是目前国内外最流行的和最重要的一种生态系统旅游价值评估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户外旅游地的价值评估。TCM的思想最早是由霍特林(HaroldHotelling)提出的，1947年在他给美国公园服务管理者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一概念(Hanley，Spash，1993)，但直到1958年才真正被引用到研究中(Clawson、Knetsch，1966)。TCM是通过观察人们的市场行为来推测他们显示的偏好，寻求利用相关市场的消费行为来评估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它通过旅行费用(如交通费用、门票和在旅游区的花费等)代替进入景区的价格，并通过这些费用资料，求出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剩余。因此，TCM最大的贡献是揭示并计算出某一生态系统旅游吸引的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可以理解为：对于一件商品或一项服务，使用者愿意为其支付的费用与实际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差额。计算消费者剩余可以将旅行实际费用作为一种“影子价格”，当影子价格增加时，游客人次将减少，这符合供给―需求曲线。

TCM可测算旅游者对某一地点的需求函数，此需求函数是指旅游吸引价格与购买数量之间的经验关系，即：

Q＝f(p，x)

这里Q指购买的数量，P是价格，z代表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如收入、年龄、文化水平等等，这些变量可使需求曲线发生改变。

2 四子王旗草原旅游发展概况

四子王旗位于我国北部边疆，地理坐标为北纬41°10’―43°20’，东经110°20’―113°00’，地处乌兰察布高原地带，海拔为1000―2000米。草原面积广大、景观壮美，是本旗的核心旅游资源，现有草原面积20843平方公里，天然草原3200多万亩，从南向北有山地草原、低山丘陵波状平原草原、高平原荒漠草原、高平原半荒漠草原，以及沙地植被草原和沙泛地湖盆低地草甸草原。旅游业是其中主导产业之一，是旗政府“畜牧业富旗、旅游业强旗、矿产业大旗”的三大发展战略之一，格根塔拉旅游中心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4A级旅游景区。

3 四子王旗草原生态系统旅游价值评估

3．1 草原旅游客源地的划分及各客源地的万人游览率

(1)草原旅游客源地的划分。传统TCM客源地的划分是以研究区为中心，按距离远近分成若干个同心圆带，每个带即为一个客源地，同一客源地的旅行费用接近，距离不断增大则意味着旅行费用不断增大。但是，这种划分法很难操作。本文将以省级行政区作为划分的依据，以各省所在的省会城市作为各客源地的所在地。

(2)确定万人游览率。在评估外国游客的旅游价值时，仅用旅行费用支出代替其旅游价值，可以不计算消费者剩余和时间花费。这是因为，境外游客的距离远，花费大，根据消费者剩余规律，距离越远，旅行支出越大，则消费者剩余越小。而且，四子王旗外国旅游者所占的比例较小。因此，草原旅游价值评估中，外国消费者剩余可以忽略不计，时间价值也可以忽略。这里只估算国内草原旅游者的剩余价值。

根据四子王旗2004年旅游统计资料，2004年到四子王旗的游客总数为47万人次，其中外国人1．3万人次，国内游客为45．7万人次。分别各省统计其旅游者数量，在统计中结合各省2004年年末总人口数和四子王旗草原旅游者来源比例(按各省划分)，计算出各省来四子王旗旅游的万人游览率(V)。计算公式如下：

V＝各省旅游者来源比例×四子王旗当年国内

旅游者总人次÷各省总人口×10000 (1)

根据公式1，计算各省的万人游览率(V)，计算结果见表1。考虑到其他省份的旅游者人次只占总人次的1．9％，受统计资料的影响，难以确定其所处的省份，所以本文将不对此类游客人次进行计算与分析。

3．2 统计各客源地旅游者的基本情况

主要统计以下数据：

(1)2004年各省(客源地)人均年收入(INC)。

(2)2004年各省(客源地)文化程度(ED)，ED指各客源地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人数占万人人口的比例，其中，除台湾人的文化程度根据网上资料获 得外，其他省市均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3)2004年各客源地旅游者到四子王旗旅游花费的旅行时间，为了计算方便，旅行时间均按各客源地旅游者从省会城市乘坐火车到呼和浩特所需的往返时间(T1)，然后再加上由呼和浩特到四子王旗旗府乌兰花所需要的往返时间(T2)。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中我们得知内蒙古的游客平均集中在距乌兰花6小时左右的车程内，对于台湾省，我们计算采用的交通工具是飞机。

(4)各客源地旅游者在四子王旗停留时间(T3)，根据旗旅游局资料，来四子王旗的旅游者平均停留时间为1．5天，我们按36小时算。

因此，各客源地旅游者到四子王旗的旅游所花费的总时间(T)就是：旅游时间(T)＝T1＋T2＋T3。统计结果见表2。

3．3 计算草原旅游者的旅游成本

旅游成本(TC)是各客源地到四子王旗的往返交通费、旅游时间机会成本、门票以及在四子王旗的消费额等等，由于四子王旗旅游景区目前还没有门票，所以不在计算之列。

(1)计算旅游交通成本。为了计算方便，2004年各客源地旅游者到四子王旗旅游往返交通费均按各客源地旅游者从省会城市乘坐火车到呼和浩特所需的往返交通费(TC1)，然后再加上由呼和浩特到乌兰花所需要的往返交通费(TC2)。由于绝大多数旅游者并不是专门来四子王旗旅游，是多目的地的旅游者，一般他们还要游览昭君墓、响沙湾、成吉思汗陵等旅游景区，所以在计算旅行成本时要把TC：除以4，然后在加上TC2，即旅游交通成本：TC1／4＋TC2，这才是四子王旗旅游者的旅游交通成本。

(2)计算旅游时间机会成本(TC3)。旅游时间机会成本(TC3)＝旅游时间(T)×单位时间机会成本(薛达元等，1999)。单位时间机会成本用人均工作时收入代替，人均工作时收入是以2004年各客源地人均收入除以12个月，再除以30天，再除以24小时获得。和计算旅游交通成本一样，计算旅游时间机会成本时也要把T1，除以4，所以四子王旗旅游者的旅游时间机会成本(TC3)＝(T1／4＋T2＋T3)×人均工作时收入。

(3)消费额。据四子王旗旅游局资料，2004年四子王旗的旅游者平均日消费额是362．9元人民币，在四子王旗平均停留1．5天，所以旅游者在四子王旗的平均消费额(TC4)为544．35元。

因此，四子王旗每个旅游者的旅游成本为＝TC1／4＋TC2＋TC3＋TC4，计算结果见表3。

在上述各项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找出游览率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式。可以采用回归分析法，从旅行成本、旅行时间等变量中找出与游览率最相关的因素。现已达到某种共识，认为采用半对数形式的关系式，即将旅游人次的对数与旅行成本等进行相关分析能得到最好的结果(OCED，1995)。所以本文在利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11．5建立数据库的基础上，将万人游览率的对数与社会经济因子进行回归拟合。采用的公式是：其中：Ig(v)是各客源地到草原旅游区的万人游览率对数；TC是全部旅行成本；INC是个人年均收入；ED是被调查者的文化水平；a、b、c、d、f是待定的常数或系数。

从公式2中可知，对某一旅游区来说，其总的旅游者的消费剩余，主要取决于费用与旅游人次。而旅游者人次的多少则受多因子制约，如各客源地总人口、各客源地的人均年收入、旅行时间、旅行成本、文化程度等等。利用SPSS11．5，分别建立各客源地万人游览率与其旅游成本、总人口(ZP)、旅行时间、文化程度等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见表4)。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旅游率与各客源地的总人口、文化程度以及到草原旅游区所花费的旅行时间和旅行成本都具有显著相关性。其实，旅行时间对旅游率的影响体现在时间机会成本上，总人口的多少决定了一定区域经济总量上的人均年收入。因此，我们再次用万人游览率对数(Ig(v))与TC、INC和ED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Ig(v)＝2．630－0．00331TC＋0．00005626INC

＋0．0003387ED其中，n＝20，F＝10．256＞F0．05(3，15)=3．29，方程的相关性显著。且四子王旗万人游览率对数与各客源地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而与旅行成本呈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旅游者人次的多少与各客源地的旅行成本、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有关。各客源地到四子王旗的旅行成本越高，则到四子王旗的旅游者人次越少，而到四子王旗旅游者人次则随着各客源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及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增加。

3．5 建构草原旅游生态系统旅游价值评估模型

由于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如一年内)各客源地的人均收入、文化程度、交通条件等因子基本不变，因此可将其视为常数，故而，到四子王旗旅游者人次的多少随旅行费用的改变而增减。这样，就可以得到各客源地的万人游览率对数与旅游成本的方程为：

将各客源地的万人游览率对数值及旅行成本代人方程，求出各客源地的a值(见表5)。

在计算出各客源地。值的基础上，通过假定门票费用的不断增加来增加旅游成本费用，依据方程(公式4)，求出包含不同门票价格的旅行费用所对应的各客源地万人游览率的修正值，进而求出不同门票价格下的2004年四子王旗旅游者总人次(见表6)。

根据所求出的旅游总人次(Y)与其对应的包含不同门票的旅行总费用(X)数据，通过对多个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分析，得知指数模型模拟最优。回归分析的结果如下：

相关指数R＝0．9999，拟合程度特别高。通过这个指数方程(模型)我们得到如下的曲线图(见图1)，这条曲线就是旅游消费需求曲线。

由于目前四子王旗草原旅游景区的门票为零，根据TCM技术特征和原理，这条曲线以下的所有面积均为四子王旗草原旅游区的消费者剩余。因为本研究的社会经济因子简化为单一因子――旅游成本(它的变动仅以门票的变动来指示)，所以，根据公式5，四子王旗各客源地旅游者消费剩余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求得：

通过表6可知，当门票为1100元人民币时，到四子王旗草原旅游区旅游的人次为102人次，这说 明随着门票价格的上升，到四子王旗旅游的人次已经很少很少，尤其是在现实中，门票达到1100元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本研究近似地取门票的上限为1100元。再结合公式6，我们得到四子王旗草原旅游区总的旅游者消费剩余为5897．67万元人民币。

4 结论

旅游价值实质是消费者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 Pay)，只有支付意愿才是“人们一切行为价值表达的自动指示器，才是一切商品和效益价值的唯一合适表达方法”。按照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观点，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也可分为两部分：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旅游的利用价值，包括旅游者支出和旅游者消费剩余。非利用价值包括：(1)选择价值。人们不仅以支付意愿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现场旅游服务，而且愿意为自己未来支付一定的费用，以便把这种旅游服务的选择留给自己，这种为自己未来旅游的意愿支付即为旅游价值的选择价值；(2)遗产价值。遗产价值是指当代人为了把旅游遗产保留给子孙后代的支付意愿，因为人们不希望生态系统的旅游遗产在后代人能利用之前就完全损失掉；(3)存在价值。旅游的存在价值是人们为后代人保护生态系统和旅游环境的支付意愿，如人们愿意支付一定的资金为后代人保护生物多样性。这种伦理上的存在价值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关注和责任感。

基于此，本文认为草原旅游价值由草原旅游利用价值和草原旅游非利用价值构成，其计算式为：

草原旅游价值＝草原旅游利用价值＋草原旅游非利用价值＝(旅游者支出＋旅游者剩余)＋(旅游选择价值＋旅游遗产价值＋旅游存在价值)

但是，草原旅游非利用价值的评估在实践中还难以实施，所以本文只研究草原旅游利用价值。故而，草原旅游价值：旅游者支出十旅游者剩余。旅游者支出就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实际支出，通过四子王旗旅游局的统计和费用支出法中的区内支出法，得知旅游者的消费支出即为目的地旅游收入，所以四子王旗的草原旅游利用价值＝514＋5897．67＝6411．67万元人民币，是四子王旗草原旅游统计收入的12．47倍。

第12篇

[关键词]生态补偿；综述；瓶颈；中国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0182

本文以已有文献成果为基础，结合相关材料，梳理分析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现状和实践情况，试图找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产生原因，并总结目前生态补偿的前沿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现阶段的研究进行总结，对不足提出建议，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我国的生态补偿改进方向。希望能对生态补偿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作用。

1生态补偿瓶颈问题分析

国内外多年的生态补偿研究中，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研究有着不同的热点与侧重。本节笔者从补偿标准制定、补偿机制建设这些生态补偿传统核心问题出发，梳理出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指出生态补偿研究热点已转向效率评估与可持续性分析。

11补偿标准制定中的瓶颈问题

总的来看，补偿标准制定并没有成体系的框架可以参照。实际操作中，测量成本和评估生态价值时都遇到了瓶颈，难有突破。

（1）成本测量。与生态服务价值相比，成本评估相对容易。但评估成本时仍没有统一方法。机会成本的评估阻力集中在区域异质性、信息不对称、未发生经济量估计三个方面。

第一，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保护者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每个个体的成本也不完全相同。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制定出能得到普遍认同的补偿标准仍未有定论。第二，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比购买者具有更多的信息主动权，利益驱使下，生态服务提供者往往会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试图占据博弈中有利位置。第三，成本中的机会成本更多是未发生的成本。其描述的是未发生的经济流量，人类不可预知未来，估计出的数值显然也难以确定真实性。目前通用的自然实验方法是将实施保护与未实施保护的两个外生因素相近的区域进行对比，进而估计出机会成本。但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众多，难以分析得出的机会成本数值大多程度上来自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

（2）生态价值评估。能够精确测量出生态服务价值是最理想的结果。生态产品目前市场化程度低，依靠市场制定价格操作性差。目前生态价值评估方法总体分为直接市场类、替代市场类、模拟市场类三种。直接市场法和替代市场法侧重于依靠生态环境所能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产品进行估价，如提供的食物、进行大气调节等；而模拟市场侧重于对生态产品的非实物效用的测量，如美观、精神灵感、生物多样性等。

目前被最广泛使用的是基于模拟市场类的方法，如条件价值评估法（CVM）、选择实验法（CE）等。这些方法实施过程中通过问卷按受访者意愿来进行估价，但显然人们的意愿受教育、环境、习俗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且容易发生变化。即使同一个受访者在不同时期，其对同一项事物的心理估价也会有很大差异。但CVM、CE等方法仍是目前被认为最为贴合实际的生态价值估价方法。

不得不指出，自1997年Costanza在生态价值评估取得突破性进展后接近20年时间，生态价值评估领域并没有再次取得令人振奋的突破进展。多数学者只是不断套用已有的方法结合研究实际稍加改进。以成本为下限，生态价值为上线的区间来作为补偿标准大致范围，结合博弈谈判能力对补偿标准定价成为了目前国内外学者默认的做法。

12国内外补偿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机制建设研究涉及众多社会因素，若不能妥善解决，不仅实施的生态补偿效果不佳，同时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创伤。

（1）补偿者与受偿者难以划定。现实生态环境中，界定产权是十分困难的问题。一片湖泊、一条河流，如何划定产权，从而界定责任？在我国，往往将不明晰产权的生态产品产权归于国家，随之保护责任也落于国家政府。长久以往，人们观念上会将生态保护责任完全归于国家，从而有偿使用生态服务的意愿更加弱化，生态资源配置想要的优化难以实现。

（2）政府与市场如何分工。政府与市场有各自的优势。政府使用特有的行政强制手段实施项目，交易环节少，使得其主导的补偿项目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但由于项目中偿付双方中地位不等，补偿实施过程中滋生腐败、权利寻租的危险性高，导致为使生态补偿项目效果达到预期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对项目进行监督、造成资源浪费。相反，虽然市场主导的补偿项目由于交易环节多导致交易成本较高，但由于支付者与受偿者地位平等，可以相互钳制，监督成本较低。

（3）是否应在补偿项目中增加副目标。生态补偿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实际实施中也要兼顾社会问题。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少补偿项目除了解决生态问题外也考虑了当地如贫困、创造就业、讨好选民等问题。在地区实施补偿项目的过程中，增加一些副目标有助于项目更容易得到当地支持，从而项目可以顺利实施。但补偿项目主要目的在于改善生态环境，过多地考虑其他因素必然会压缩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故在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时是否加入副目标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2生态补偿研究中的最新热点问题与趋势

过往研究中，生态补偿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补偿标准制定问题展开。国内外学者都将其视为解决生态补偿课题的关键所在。但由于生态价值评估研究难以取得再突破，有关补偿标准制定问题的研究难有突破。

补偿标准研究中难有突破的前提下，现如今进行生态补偿研究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生态补偿后半段问题中，即对补偿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估、农户对生态补偿实施意愿以及项目持续性的分析。通过实地调查获取数据，并引入计量经济学方法实施定量分析。取得了很好的进展。Sierra和Russman[1]、赵雪雁[2]、邓远建[3]等进行了类似研究。

可见，学者们目前更加注重从分析补偿效果角度入手研究生态补偿问题。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从补偿实施效果来研究生态补偿使得研究更能支持实践，研究的实用价值也更高，更容易获得各参与者的支持。

3结论

总体而言，过往的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中补偿标准制定是最核心问题。围绕补偿标准问题，在理论、方法、实践、评价等方向进行了反复多次的研究。之所以补偿标准的制定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核心阻力在于仅依靠社会科学生态价值评估问题难有突破性进展。近年来，研究热点也转向了效率评估、意愿分析等生态补偿后半段的研究。然而，作为生态补偿永恒的核心议题，不能放弃对生态服务定价方面的研究。

研究是一个积累、传承的过程。笔者通过对生态补偿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梳理整合，理出此类课题中的研究进展，提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瓶颈与产生原因，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希望对以后生态补偿的研究工作提供些许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Sierra R，Russman EOn the E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 Payments：A Forest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in the Osa Peninsula，Costa Riea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6（1）：131-141

第13篇

环境效益一般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分析，经济效益包括由于由企业发生环境成本支出而改善环保措施而带来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社会效益则包括企业形象的提高、绿色产品的开发与销售、环境风险的降低、职工和附近居民发病率的减少等间接效益。

环境费用是指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或主动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费用)，目前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为达到环境保护法规所强制实施的环境标准而发生的费用，如环保设备的投入成本及营运费用；二是国家实施经济手段保护环境时企业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如超标准的排污费、环保基金等；三是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环境要求而主动付出的环境成本费用，如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环保声誉，开发绿色产品等。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环境费用效益分析中的价值评估法对环保项目及各种污染方案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进行分析计量，再结合财务管理学的有关知识，进行环境绩效审计以确定该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及效果性。

一、环境费用效益的价值评估方法

环境费用效益的价值评估是绩效审计的重点和难点，但这也是环境费用效益的评价基础。环境费用效益的价值评估方法又称环境经济评价技术，它通过一定的手段，对环境资产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进行定量评估，并且通常以货币的形式表征出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直接市场价值评价法。直接市场评价法是将环境质量视为一个生产要素，其变化会引起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变化，从而导致产品价格和产出水平的变化，通过对这种变化的观察和量度并用货币价格测算可评估环境变化的影响。主要包括生产效应法、人力资本法、机会成本法。

二是揭示偏好价值评估法(替代市场法)。揭示偏好法通过对人们表现出来的环境偏好(人们在与环境联系紧密的市场中所支付的价格或所获利益)估算环境质量变化的经济价值。该方法主要有内涵资产定价法、防护支出法、旅行费用法等。

三是意愿调查法(陈述偏好法)。意愿调查法是通过对人们表达出来的环境偏好估算环境质量变化的经济价值。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是典型的陈述偏好法。意愿调查评估法通过调查，推导出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假想变化的评价。当缺乏真实的市场数据，甚至也无法通过间接的观察市场行为来赋予环境资源以价值时，只好建立一个假想的市场来解决。意愿调查评估法试图通过直接向有关人群提问来发现人们是如何给一定的环境变化定价的，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支付意愿或接受赔偿意愿是意愿调查法的特点。如投标博弈法、比较博弈法、无费用选择法、专家调查法等就是几种常用的意愿调查法。

二、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的审计程序与方法

第一，识别环保项目的费用与效益，并进行货币计量。首先应确定分析目标及分析范围，识别主要的环境影响，在这一阶段，应充分利用环境经济专家的工作及意见，尽可能全面地考虑环境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然后通过价值评估技术对上述物理效果进行货币计量。进行正确的货币计量是费用效益分析的重点和关键。借用环境经济学的价值评估方法对环境绩效审计项目所造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计量，也是环境费用效益分析的关键所在。

第二，用财务管理学知识把发生在未来的费用与效益贴现为现值。由于项目的实施及运行通常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对环境造成影响的费用和效益也会随时间而积累。因此必须把时间因素考虑进来，从而有可能将发生在不同时间的费用和效益进行对比。

第三，通过财务指标将贴现的费用和效益进行对比。将环境影响的费用和效益的现值与其他方面的费用和效益的现值相加，求出总的费用现值和效益现值。然后利用财务管理学的投资决策指标，如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等作出决策。

第四，确定评价标准，进行综合评价。由于审计项目的复杂性，环境绩效审计采用的标准可能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具体项目进行分析。主要依据有《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规定。

第五，提出审计结论和建议。

以下通过实例，运用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进行环境绩效审计，并分析项目是否可行，是否经济有效。

1、砖瓦厂概况：占地100亩，年产粘土砖块3000万块，日产10万块，投资356万元，营运期10年。

2、费用成本估算

(1)直接费用

(2)环境成本(间接环境影响)

环境成本主要指使用资源和造成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费用。为简单起见，这里只考虑主要的环境影响，即毁田取土和氧化物污染气体对桑蚕生产的影响所带来的环境负效益。

一是毁田取土。本项目每年制砖毁田300亩，假设以耕作层40cm取土量计，采用机会成本法计算其损失。以土地原有使用功能(种植水稻)为代表，每亩年产水稻500kg计，每公斤净收益1．0元，则该项目一年毁田取土的成本为：

500×1．0×300=15(万元)

二是氟污染。一般砖瓦厂废气中氟化物的排放浓度为20～30毫克，立方米。此浓度足以对其风向1000米范围内的蚕桑生产产生严重影响。对此项环境成本难以用治理费用计算，故用氟污染对蚕桑生产的影响来评价成本。由于在蚕生产期间(一般为5月下旬到6月中旬)，地方政府均强制要求砖瓦厂停产以保护蚕生产，因此可以用停产所带来的经营损失作为砖瓦厂氟污染的环境成本：

10万块／天×30天×0．1元／块=30(万元)

3、效益估算

(1)生产效益。年产3000万块砖，按市场价格计算的生产效益为：3000万块×0．1元／块=300(万元，年)

(2)环境经济效益(间接影响效益)。砖瓦厂回收利用煤渣的问接经济效益，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煤渣的回收利用减少了毁田取土量。本项目可回收煤渣量126公斤／万块。低比例渗入粘土中制砖，每年可减少毁田2．5亩，因此产生的效益用种植水稻得的收入来表示。

2．5亩x500公斤／亩×1．0元／公斤=1250(元／年)

另一方面，煤渣回收利用可减少用地2亩，用以上相同方法计算其效益为1000／年。

两项合计为2250元／年，由于水稻种植的重复性，该项效益第二年起应累计计算。

笔者认为在成本效益分析时环境审计人员应采取抓重点的方法，先对重要事项进行处理，然后再解决次要的事项，这样在重要事项解决后，其他有关事项就会迎刃而解，从而可以省去在某些次要问题上所占用的时间，节省相关的审计成本。而分析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具有丰富审计经验的审计人员，因为在错综复杂的证据面前，有经验的审计人员知道如何抓住审计重点，如何从收

集到的审计证据中找到隐藏在证据后的问题。

4、综合评价

综合前面的分析计算，该砖瓦厂的费用一效益计算如表2所示。

净现值=-63．10(万元)

环境效益÷环境费用=0．72

5、环境绩效审计结论和建议

(1)费用效益分析表明，砖瓦厂的环境经济评价净现值小于0，效益费用比小于1，不论从长期或短期看，砖瓦厂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其中某些影响是不可恢复的。

(2)该项目的效益，第二年比第一年有所上升，其余均是逐年减少的，说明砖瓦厂是非可持续发展的。

(3)改善砖瓦厂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积极开展废物制砖机等的研究，开发新型建材，保护耕地资源。加强对砖瓦厂废气，尤其是氟化物的污染治理，以减少环境污染损失。

三、使用环境效益分析法的注意事项

环境费用价值评估法在环境绩效审计中的最主要应用就是提供量化结果。但在应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运用环境效益分析法时注意结合我国的国情。现有的研究也多数照搬环境经济学的方法，因此在借用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综合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核算体系，仅依靠现有的会计资料，对项目进行评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是不全面的，还有可能是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因此在进行环境绩效审计采用此方法时不仅注意经济上的可行性，还要从环保方面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正确计算环保成本和环保效益，要包括所有发生的直接和间接效益。

其次，在进行环境绩效审计时，要注意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是否适用。例如，意愿调查评估法评估环境资源的价值，在我国很少有实例，这主要是因为普遍缺乏进行市场调查的传统及人们对环境价值的认识偏低，很难得出真实的结果。

第14篇

【关键词】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

一、国外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环境代价评估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及对环境价值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发达国家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环境影响的代价意识较中国早。

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马歇尔首次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具体概念，庇古在其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与内容，并指出市场机制自身无法消除外部性，应该实行政府干预促使外部性内部化，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问题。庇古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促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互持平，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随后帕累托、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系列性观点，并与庇古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成为环境代价的评估的理论基础。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展了环境代价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和实践，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委托相关的研究机构就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经济影响开展了定量化的评估和计量工作。并已将由马歇尔、庇古等人形成的一系列外部性理论应用到了水、大气污染代价定量评估中。

自产业革命开始后，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而且还有比之更为严重的生态系统损害，这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和关注热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政府提出了要求环境破坏者补偿由此带来的环境代价。在这一背景环境下，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损失的评估计量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之带来的是有关的环境质量与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得以滋长生根。而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为评估环境的非使用价值或者说是不可直接计量的非使用价值（如存在、选择价值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学界逐渐完善了环境代价的评估体系。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还开展了重要污染物剂量―反应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市场价值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代价评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在不同层面逐渐开展，挪威、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研究工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组织力量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工作，制定核算办法。提出进行环境经济核算，建立环境卫星帐户，对国民经济帐户进行调整，把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统一起来，在各种案例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形成有关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原则、概念、方法，并提供了包括SEEA―1993、SEEA―2000、SEEA―2003在内的三个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的核心―――环境代价评估在计算对象的内容上，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全球系统层次，从环境资源核算扩展环境服务核算，从经济效益核算扩展到人类福利核算。形成了以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为代表的新一代环境代价评估技术。

虽然不同的环境代价评估方法的得到了应用，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针对水资源开发、森林资源开发、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的估算，研究方面理论方法比较成熟、案例分析较多。而将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代价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因为国际上在注重环境代价核算时的这一、二十年来，世界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开发一般都没有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研究及其政府管制。因此，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在国际上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深度也不够。随着世界各国环境意识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控制环境代价的制度问题一般被假设由市场机制所包容，并放在环境与资源框架内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二、国内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开发和利用非再生资源，不仅会消耗资源，而且还会带来生态破坏，产生环境损失，国内有学者已开始对资源自身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的补偿进行定量研究。雷明围绕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这一主题，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从投入―产出核算出发，提出一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应用问题如绿色GDP核算、绿色税费、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广成对此一体化核算体系还进行了实证。这些成果总的来讲仍是理论太强，可操作性太低，而且对矿产资源与环境资产价格的确定、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价值帐户的设置以及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连接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徐篙龄认为中国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对环境经济损失计量的目的和用途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及这种计量缺乏充分而完备的可计算性。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进行环境损失评价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曹凤中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对污染损失的价值进行货币化，一般采用了基于成本的方法如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旅行成本法等评估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的程度。他认为这样基于成本的方法对支付意愿的估计偏低；二是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必须确定环境污染程度与健康损害间的剂量―反映关系，但我国却缺乏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源，因而使环境价值的评估缺乏真实性；三是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而他主张加强中国环境法律估算的方法学和综合研究。

此外，张金屯、黄广宇、青卫平、张坤民、陈妙江等则从区域或者城市的角度对其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估。这些研究虽然考察了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区域内生态和环境损害，但没有考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折耗和补偿问题，更没有考察跨区域的环境损失以及补偿问题，以致没有形成对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代价的全面核算。

目前，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发出了不少对环境损害进行货币化评价的方法，新的文献仍在不断出现，并且其中的一些评估结果已被决策部门作为其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进行绿色GDP核算的依据。虽然这些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都根植于传统经济学，但它们又都包含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创新。在核算环境损害价值的过程中，传统上主要有三种核算技术：即总量假设估算法、结构分析法和综合总量分析法。这一思路虽然有用，但由于它省略了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中间规模层次，无法解决物质稀缺性与经济稀缺性不一致的矛盾，再加之，它存在不能贯彻“穷尽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等问题，因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最近有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环境价值估算思路，目的是对己有研究思路进行完善。新的研究思路主要有由于江涛（1998）从宏观层次上提出的环境价值估算的索洛方程法和赵景柱等人（2004）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等中观层次提出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经济价值的评估体系。张云（2007）对非再生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价值和环境损害价值补偿进行了研究。余振国、冯春涛、赵冉（2007）对煤炭开发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我国明确尚没有出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和核算制度方面的系统、全面、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现有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从国内外环境价值评估的实践看，常用的进行环境损害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基于市场价格来确定环境价值的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包括改进的人力资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基于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物品价值的旅行费用法以及基于假设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价值的意愿调查法（CVM）等。虽然这些基本方法对准确评估环境损害价值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基本方法在进行具体评估时需要大量的数据、经费及时间等，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基于上述相关方法衡量的环境损害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估计类似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价值的方法―成果参照法或称转移效益法（（transferbenefit method）在环境价值评估中也被广泛使用，这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对我国的资源环境代价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中，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计算结果均不全面。如世界银行（1997）在研究我国环境损害经济价值时，都是围绕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而没有对生态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而且它计算的主要是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而对其他污染基本没有计算。美国东西方中心（1990）在计算中也一直强调由于数据和信息缺乏，其计算结果是高度保守的；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的环境代价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造成损失，而对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害没有综合的予以考虑；三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生产力的破坏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差距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对污染引起早死的经济损失计量方法不同。国外主要采用WTP，而国内则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四是对生态破坏的损失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且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评估的主要内容又是围绕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害进行的，对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0―2002年会同国家测绘局、国家统计局、各省人民政府、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开展的西部和中东部生态环境调查显示，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西部和中东部分别相当于其GDP的13%、5%～

12%。因此，从己有的研究结果看，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全部GDP的7%～20%。

近一两年，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1949―2004年间的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了核算，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虽然我国针对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有了一些尝试和研究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仍处于探索阶段。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编号：12120113006800）；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2 00811044）。）

【参考文献】

[1]徐嵩龄：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计量[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2]叶兆木：环境损失与环境成本评估研究进展、问题及展望[J].四川环境，2007（1）.

[3]李宏：环境经济损失评估方法体系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1.

[4]郝红彬：生态公路建设环境损失经济评价的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5]李红莉：十年经济发展对环境空气和地表水体质量的影响[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

[6]姜涛：山东省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评估[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

[7]陈葵容：煤炭企业资本补偿问题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8]郑文莉：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的经济损失评估[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

[9]田华：高速公路环境损益后评价指标体系及量化模型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

[10]刘文明：山东省沂蒙山区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评估及恢复对策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

[11]李瑞俊：山东沂沐泗流域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评估及对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12]俞林、徐立青：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纺织行业[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第15篇

关键词：旅游资源；旅游资源评估方法；桂林

本文为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旅游资源评估调查研究――以桂林旅游资源为例”阶段性成果；指导老师：李保婵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8月10日

一、旅游资源评估的内涵

（一）旅游资源的概念。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其物质基础，即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在旅游活动中充当客体的角色，是旅游者游玩观光和休闲的对象，同时也是国家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旅游资源有如下几种概念：

凡能够为人们提供旅游观赏、知识乐趣、独家疗养、娱乐休息、探险猎奇、考察研究以及人们之间友好往来和消磨闲暇时间的课题和劳务都可以称为旅游资源。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都可以视为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是指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的的人工创造物。

旅游资源分为天然形成的和投入了人工劳动的两种，都具有持续利用性和不可再生性。旅游资源可以归为资产的一类，它既有有形资产的部分，也有无形资产的部分。是资产就必定会有价值，旅游资源既有经济价值又有非经济价值。因为旅游资源它能够满足开展旅游活动需求的作用和效能如观光休闲、休闲度假，由此诱发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从而带来市场需求，创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二）旅游资源评估的概念。资产评估是指评估机构根据特定的评估目的，遵循评估原则，遵照相关程序，选择适当的价值类型，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资产进行评定和估算。评估旅游资源跟评估其他对象不一样，评估时不能像评估平常的对象一样使用一般的资产评估方法。旅游资源具有特殊性，它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即非排他性和共享性等特点，因而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支付意愿”理论（WTP）来确定经济价值以此进行评估。对旅游资源的评估既要考虑到它的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同时还要把它在社会和生态方面的价值以货币的方式表现出来。目前，国际上对旅游资源的评估方法主要有旅行费用法、支付费用法、市场比较法、收益法、条件评价法等。本文采用条件评价法进行研究。

二、条件评价法的内容、不足及改进建议

（一）定义。条件评价法采用直接调查，预测客源市场规模，应用模拟市场技术，诱导旅游者对某旅游资源的最大旅游意愿支付量的方法，来估算该项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主观消费者的满意度及效用最大化原理是条件评价法的核心原理，让被调查者在当地旅游市场环境中回答对某旅游资源的最大支付意愿，然后采用相应的数学方法评估其价值。在评估旅游资源的非经济价值方面，条件评价法可谓是十分合适的方法。利用条件评价法通过调查了解消费者愿意支付某旅游资源的最大价值、遗产价值、存在价值，从而得到该项旅游资源的价值。

条件评价法是一种直接评估的方法，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消费者愿意花多少钱来获得该资源（商品），或者希望得到多少补偿才愿意放弃该资源（商品）的消费。不过在资源（商品）不是具有独特性时，往往采用支付意愿这一指标来进行研究测算。

（二）适用范围。条件评价法可运用于所有类型（包括未开发和已开发）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评估。条件评价法又称条件价值评估法（CVM），由戴维斯1963年提出并首次应用于研究美国因州林地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40多年来，CVM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还相对滞后。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引进CVM，不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条件评价法在评估非市场价值方面的优势将会逐步显现，特别是运用在旅游资源评估领域。

（三）优缺点

1、优点

（1）适用范围广。条件评价法适用多种项目工作的评估，在公共项目、环境资源价值、专利技术价值、旅游资源价值等评估工作中广泛适用。在旅游资源价值评估方面，大多数旅游资源价值都适用该方法来评估。

（2）考虑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评估。旅游资源的价值既包括本身的价值，还包括它能创造的经济价值。旅游资源很少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属于非市场价值物品，但是它还是依然具有经济价值的。常用的一些评估方法没有将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考虑进去，而条件评价法考虑到了。

（3）考虑了旅游资源潜在的经济价值。旅游资源本身的价值和现有经济价值很好发现，很多其他常用的评估方法也都将其考虑到了。旅游现有经济价值跟资源当前的状况相关，也就是它的现有使用价值决定了其现有经济价值。而旅游资源的潜在经济价值不仅跟其现有使用价值相关，还跟未来的使用价值及消费者的消费偏好相关。通过调查收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综合分析后可以得到消费者对该旅游资源的消费意愿趋势，从而可以判断出其潜在的经济价值。

2、缺点

（1）参数的确定受主观意识影响。旅游资源规模一般都是比较庞大的，评估人员对其基本状况的掌握很多都是依靠个人主观感受和经验。在旅游资源方面，评估人员需要对旅游资源本体条件、旅游地理环境条件、旅游客源市场条件以及区域社会经济条件进行评价。而对这些条件进行评价，除了进行相应的调查外，更多地是依靠评估人员个人经验决定，因而很多评估参数的确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2）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复杂。统计分析方法的复杂程度与设计调查问卷和获取的数据情况相关。开始首先要设计一套适合本次调查的问卷，而这问卷要考虑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比如支付单位的选择、使用该旅游资源的频率、受调查者的经济状况，等等。此外，问卷调查的数据必须是具体的数字，而收集到这些数字后要把它分类成数据区间。调查完毕后要归类数据，建立模型计算并分析数据。

（3）使用不当会导致结果偏差。不管是对于调查者还是受调查者来说，条件评价法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在此总结归纳了一下，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表1）

（4）从消费角度出发，没有从生产角度出发。条件评价法的原理是个人对市场商品或其他资源消费的偏好和效用价值，是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出发而不是考虑该资源价值多少或生产成本是多少。这个缺点是条件评价法特有的、无法改变的。

（四）改进建议。上述内容点出了条件评价法具有参数确定受主观意识影响、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复杂、使用不当会导致结果偏差、从消费角度出发没有从生产角度出发四个缺点。

在参数受主观意识影响方面，需要评估人员具备较高素质和丰富的经验。如果评估人员不能胜任，可以外聘相关专家参与评估工作。总之，就是要使相关参数尽可能接近实际，尽可能的准确。

数据统计分析方面，尽量多考虑细节，采用恰当的方式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不当导致结果偏差方面，针对上述的几种偏差提出了相应策略，详细见表2。（表2）

三、改进的条件评价法案例分析

（一）评估对象（桂林旅游资源）开发状况。桂林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旅游文化名城，其“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闻名中外。桂林市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北部，在广西区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桂林地区内气候温和湿润，既少江南之酷暑，又无北方之严寒。杜甫也曾写诗“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如是称赞桂林。另外，桂林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丹霞地貌，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使得其在旅游业方面的价值和贡献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桂林旅游资源的开发还算比较早，开始于1970年初，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桂林旅游资源的无穷价值。桂林经过多年的城市发展和对自身旅游资源的开发，在公共基础设施和交通等方面已经全面完善。现在每年来桂林旅游的中外游客越来越多，桂林旅游业为当地的GDP贡献也越来越大，而桂林旅游资源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呢？这有待相关人员去评估。桂林旅游资源现状类型构成见表3。（表3）

（二）条件评价法在桂林旅游资产具体评价过程中的应用。条件评价法采用直接调查的方法让被调查者在当地旅游市场环境中回答对某旅游资源的最大支付意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更多的是对当地旅游环境的感受和精神享受，体现了旅游者的主观意愿。条件评价法考虑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评估，也考虑了旅游资源潜在的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适用范围广，条件评价法更适合对旅游资源价值的评估。

1、支付意愿率统计。因为桂林客源充足，且客源规模及市场需求大，市场消费者偏好的调查较易。就价值和评估方法的运用，需要实地的发放调查问卷，并面对面的对受访者进行相关情况的调查，相关情况包括他们的年龄、学历等基本个人信息，还包括他们对去桂林游玩的支付意愿等相关信息。通过收集回来的问卷调查得出有效率，根据收回的有效问卷得出支付意愿率（P），对调查问卷中全体样本的支付意愿值进行统计。

2、改进后的调查方式和过程。经过对常规条件评价法的改进，我们在制作调查问卷时采用匿名填制方式，题目控制在15题左右，对于上述出现偏差的原因我们尽量避免。在选择调查对象方面，我们在桂林市不同景区不同地点分别发放等量的调查问卷，以求尽量获得均衡的结果。在数据收集统计方面，我们认真细心统计筛选，总结出结果特点，并加以分析，最终形成我们用于评估的依据。

3、据样本计算人均WTP值。国内外类似研究的普遍做法是采用中位值。根据累计频度分布，根据最接近的累计频度中位值查看所对应的WTP值分别是a、b，并计算当累计频度为50%时，WTP中位值为A元。用该值（A）代表境内样本总体人均WTP值。采用中位值得出累计频度所对应的WTP值，用该值代表境内样本总体人均WTP值。（表4）

（三）根据样本估计总体。相关总体的选择要考虑具体评估对象是否适合并参照不同区域的样本数进行统计。根据2015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1月我国总人口数为136，782万人。由于桂林属于开发较成熟的旅游景区，在国际上有一定市场地位，根据桂林旅游风景区目标客源市场定位，可以将2015年全国人口数136，782万人作为相关总体的数值（B）。结合样本支付意愿率（P），得到有支付意愿的总体人数（N）为B×P万人。代入公式Vn=M（WTP）×N中计算得到2015年桂林旅游资源的非使用价值。以此来推算桂林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由此采用支付价值条件法对其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瑜，杨成.旅游资源评估的探索[J].经营论从，2007.

[2]佟玉权，龙花楼.城市旅游资源系统及质量评价[J].中国城市经济，2004.11.

[3]李向明.旅游资源资产评估及其指标体系构建[N].资源科学，2006.5.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