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辩护法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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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已于2000年11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

二一年四月四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惩罚和教育未成年罪犯，保障无罪的未成年人不受刑事追究，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本规定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四条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联系，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以保证公正、及时地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第五条人民法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有关社会团体的联系，共同做好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挽救工作。

第六条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由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统称少年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指导小组，指导少年法庭的工作，总结和推广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应当有专人或者设立办公室负责具体指导工作。

第七条审判第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可以由审判员或者由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依照法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除外。

第八条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并且应当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性。

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

第九条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依法准确、及时地查明起诉指控的案件事实；对于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帮助其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寓教于审，惩教结合。

第十条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

（一）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

（二）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并被指控为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的共同犯罪案件。

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被告人的，或者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审理，由人民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

第十一条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

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果有必要公开审理的，必须经过本院院长批准，并且应适当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

第十二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人是未成年人的，除法律规定外，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

第十三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前，审判人员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案卷材料，除依法查阅、摘抄、复制以外，未经本院院长批准，不得查询和摘录，并不得公开和传播。

第十四条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在诉讼中享有申请回避、辩护、发问、提出新的证据、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在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经审判长许可，法定人可以发表意见。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被告人获得辩护。

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在审判过程中，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以拒绝辩护人为他辩护。

第二章开庭前的准备工作

第十六条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法院除依照《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外，还应当查明是否附有被告人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对于没有附送被告人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内补送。

第十七条人民法院向未成年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向其讲明被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条款；并告知诉讼的程序及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紧张情绪。

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在向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诉讼权利、义务和在开庭审判中应当注意的有关事项。

第十九条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庭。法定人无法出庭或者确实不适宜出庭的，应另行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经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成年近亲属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卷。

第二十条开庭审理前，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安排法定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教师等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会见。

第二十一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

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以及同在押未成年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提供便利条件。经人民法院许可，其他辩护人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未成年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第二十三条少年法庭应当将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和活动记录存卷。

第三章审判

第二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席位。

第二十五条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可以坐着接受法庭调查、询问，在回答审判人员的提问、宣判时应当起立。

第二十六条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人当庭拒绝委托的辩护人进行辩护，要求另行委托或者人民法院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辩护律师的，合议庭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

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人当庭拒绝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进行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合议庭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人当庭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如确有正当理由，合议庭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人民法院应当为未成年被告人另行指定辩护律师。

重新开庭后，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人再次当庭拒绝重新委托的辩护人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进行辩护的，一般不予准许。如果重新开庭时被告人已满十八周岁的，应当准许，但不得再行委托或者由人民法院再行指定辩护人、辩护律师。上述情况应当记录在卷。

第二十七条法庭审理时，审判人员应当注意未成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态，要态度严肃、和蔼，用语准确、通俗易懂。发现有对未成年被告人诱供、训斥、讽刺或者威胁的情形时，应当及时制止。

第二十八条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年龄。同时还应当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第二十九条法庭审理时，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从轻判处未成年被告人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适用刑罚建议的，应当提供有关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

第三十条休庭时，可以允许法定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教师等人员会见被告人。

第三十一条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但不得采取召开大会等形式。

第三十二条定期宣告判决的，合议庭应当通知公诉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

法定人不到庭或者确实无法到庭的，也可以通知其他成年近亲属到庭，并在宣判后向其送达判决书副本。

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判决未成年被告人有罪的，宣判后，由合议庭组织到庭的诉讼参与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如果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以外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或者教师、公诉人等参加有利于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的，合议庭可以邀请其参加宣判后的教育。

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可以围绕下列内容进行：

（一）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和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必要性；

（二）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三）正确对待人民法院的裁判。

第三十四条开庭审理的上诉和抗诉案件，参照上述规定进行。

第四章简易程序

第三十五条少年法庭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及《解释》的有关规定，确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

第三十六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辩护人出庭。

第三十七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适用本《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第五章执行

第三十八条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应当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犯，少年法庭应当填写结案登记表并附送有关未成年罪犯的调查材料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表现材料，连同起诉书副本、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

第三十九条少年法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未成年犯管教所等未成年罪犯服刑场所建立联系，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改造情况，协助做好帮教、改造工作；并可以对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罪犯进行回访考察。

第四十条少年法庭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敦促被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犯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时探视，以使未成年罪犯获得家庭和社会的关怀，增强改造的信心。

第四十一条对于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的未成年罪犯，少年法庭可以协助公安机关同其所在学校、单位、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监护人等制定帮教措施。

第四十二条少年法庭可以适时走访被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的未成年罪犯及其家庭，了解对未成年罪犯的管理和教育情况，以引导未成年罪犯的家庭正确地承担管教责任，为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2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是从形式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关键，由于未成年人年龄上、心理上的特点，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有许多不同于成年人案件的情况，我国刑法有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也有特殊的规定。特别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规的颁布以及200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解释。对于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在诉讼上如何把握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诉讼就是打官司，就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纷争。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处理刑事案件的全部活动。犯罪作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违法行为，必须通过法定途径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就是司法机关在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的刑事司法活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的特点是：（一）、必须由国家专门机关主持进行，是属于国家的司法活动。国家专门机关主要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二）刑事诉讼是公安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通过刑罚权的行使，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进行确定。以便作出处罚。（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任何简化、弱化甚至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四）、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是在未成年人和有关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解决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过程。所以，必须保护未成年人在诉讼中的合法权利，任何限制、剥夺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二、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

十分清楚，对于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处罚只是手段，教育保护才是目的，而对不同性质的案件适用专门的诉讼程序，则是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有效方法。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有别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立案、侦察、起诉、审判和执行的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并没有做专章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我国于1991年9月4日通过，1992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五章“司法保护”中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作了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1月26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对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开庭前的准备工作、法庭审判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1995年10月23日公安部通过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该规定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调查、强制措施、处理等问题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成为公安机关办案的主要依据。1999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必将使我国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2006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这些都是我们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重要的立法和司法依据。

三、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方针和原则

（一）、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是指司法机关应当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中对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确定有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既是诉讼的主要目的、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上升的形势下，对其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是十分必要的。另外，由于未成年人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外界事物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的自我评价具有叫大的可塑性，因而对其教育、感化和挽救是可能的。（二）、分案处理原则。分案处理的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案件分开处理，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健全，易受外界环境和他人的影响，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于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从该原则的内容上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使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关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开看管；二是在处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或者有牵连的案件时，尽量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在不妨碍审理的前提下，坚持分按处理；三是在未成年人案件处理完毕交付执行阶段，不得与成年人同住一个监所。（三）、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该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确立该项原则的目的是督促司法机关履行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尽职尽责地排除诉讼过程中阻碍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障碍，确保未成年人案件的公正审理。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享有成年被告人的一切诉讼权利外，还享有下列特殊的诉讼权利：一是法定的辩护权利；二是法定人参加诉讼的权利。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对于没有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这是对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的特殊保护。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在询问和审判时可以同志其发到场。并且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座位。应向未成年人的法定人送大起诉状副本，并告知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和义务。（四）、审理不公开原则。该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不允许群众旁听，不允许记者采访，报纸等印刷品不得抗等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情况。被指控实施犯罪时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被指控实施犯罪时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弱国有必要公开审理，应当经过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并限制旁听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规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法律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了不公开审理的原则，是为了加强对未成年被告人身心的特殊保护，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五）、迅速简易原则。迅速是指在诉讼进行的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迅速侦察、起诉和审判。在时间的要求上，尽可能要快于对成年人案件的处理；简易则是指整个诉讼程序尽可能从简进行。迅速和简易是互相联系的，简易是迅速的前提，迅速是简易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实行迅速简易原则是为了从速办案，尽力缩短未成年人在诉讼中所停留的时间，以解除未成年人进入诉讼后产生的紧张、抵触等思想障碍，

转贴于 四、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

（一）、立案程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是有区别的：第一在进行立案审查时，除需要查明是否具备立案条件外，还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确切的出生时间，进一步调查其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犯罪前的生活居住环境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性格特征，还要查明有无教唆犯罪的人；第二，制作立案报告，除写明立案材料的来源、发案的时间、地点、犯罪事实、现有的证据材料、立案的法律依据和初步的意见外，还应当着重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确切出生时间、生活居住环境、心理特征、等有关情况。（二）、侦查程序。与成年人诉讼相比，未成年人的侦查有如下特点：1、侦查范围比较广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与成年人犯罪案件一样要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获得犯罪人外，还应当坚持全面调查的原则，查明未成年人的准确年龄、生活教育条件、作案动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生理、心理素质，特别应该注意查明那些能全面地说明未成年人违法者个性的材料，使起诉能够作到有的放矢。2、不用或少用强制措施。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时，要慎重对待，尽量不采用或者少采用强制措施，针对问成年人的特点可以交由父母、老师或者监护人看管。对于必须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采取严格的限制条件，并与成年人案犯分押分管。（三）、起诉程序。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起诉时应该注意贯彻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审查起诉除查明《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的情况外，还要对侦查时确定犯罪嫌疑人出生时间、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犯罪原因等一一审查核实。2、凡是决定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案件，一律应坚持公开宣判的原则，宣告以后要落实帮教措施，继续作好善后工作，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定期考察。3、指定专人或专门的起诉科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起诉工作。负责未成年人案件起诉工作的检查人员，应当具备比较全面的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四）、审判程序。1、审判组织。中级以下的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与其他审判庭同等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也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有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审判庭内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未成年刑事审判庭和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统称“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少年法庭可以邀请熟悉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心理特征、热心与教育、挽救青少年工作的人员担任少年法庭的人民陪审员；也可以特别邀请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少年法庭的审判人员中应当有女审判员或者女人民陪审员。2、受案范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被指控为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或者主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及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审理，由人民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3、审判程序。（1）、开庭前的准备工作。首先，少年法庭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查明是否附有被告人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如果没有，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3日内补送。符合开庭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被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条款，讲解有关政策；并告知诉讼的程序和有关的权利义务，指明在接受审判时应当实事求是的回答法庭的提问。少年法庭应当针对被告人的思想顾虑、畏惧心理、抵触情绪进行疏导和教育；其次，少年法庭在向被告人的法定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在开庭审判时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在开庭审判前，少年法庭认为必要时，可以安排被告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监护人与被告人见面。第三，控辩双方可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的表现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报告，在开庭审理前提交合议庭。少年法庭应当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必要时也可以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第四、少年法庭应当为辩护律师提供阅卷的便利和会见少年被告人的时间。审判人员还可以向辩护人介绍审判未成年人形式案件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2）、第一，少年法庭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席位，开庭前，少年法庭应当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法定人在法庭上享有申请回避、发问、辩护等诉讼权利。开庭审理时，已满18周岁被告人的法定人行使上述诉讼权利时必须正德被告人的同意。第二，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可以坐着回答问题。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审判人员要注意不失严肃，用语准确并应该易懂。足以注意防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诱供行为。在庭审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立即制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讽刺、训斥和威胁的行为。第三，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要准确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案件发生时的年龄。在查明案件事实核实证据的同时，还应当注意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行为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法庭审理中，如果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缓刑、官职、免于刑事处罚的建议的，审判人员应当要求建议方向法庭提供未成年被告人家庭监护条件或者其所在社区帮教措施的书面材料。第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人是未成年人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第五，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对于可以当庭宣判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在宣布有罪判决结果后，当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对于定期宣告判决的案件，如果经合议庭评议，确定未成年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又未作无罪辩护的，应当在宣告判决时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第六，未成年犯罪案件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但是不得召开群众大会。宣告判决时，应当明确告知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并且讲明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定。不满18周岁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均享有上诉权；第审程序应一律采用直接审理的方式，严格禁止书面审理。对于维持或改变原判决、裁定的二审法院应当向上诉人讲明维持或改判的理由和根据。（3）、简易程序。少年法庭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应当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辩护人出庭。公诉人出庭的辩护人应当出庭。公诉人不出庭，被告人湖者法定人要求辩护人出庭的辩护人应当出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应当在宣告判决以后，对判决有罪的未成年犯罪人，进行认罪、悔过自新的教育。（五）、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后，应认真详细的填写结案登记表，并附送有关未成年罪犯的社会调查报告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表现等方面的材料，连同生效的判决书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应贯彻“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方针，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6条的规定：“未成年犯在被执行刑罚期间，执行机关应当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法制教育，对未成年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公安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判处管制和拘役宣告缓刑，有期徒刑缓刑的未成年罪犯，应当加强考察的组织和实施工作。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未成年犯监所的监督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各个部门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管理，使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降到最低水平。同时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抱着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办案，严格程序，杜绝漏洞，切实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3篇

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理，但对于诸如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时难以确定，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庭等情况的案件，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过分迟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对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这一审理情况作了规定，而对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为了确保案件及时审判，根据刑事诉讼法这一规定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二审案件的审理情况也作了相应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五十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只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人提出上诉的，第一审刑事部分的判决在上诉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应当送监执行的第一审刑事被告人是第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在第二审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结前，可以暂缓送监执行。”这一规定对一审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分开审判的时候比较好理解，分开审判，刑事部分就有一个《刑事判决书》，在法定期限内，公诉机关不抗诉，被告人不提出上诉，在上诉、抗诉期届满后，刑事判决当然生效。附带民事诉讼单独审理后有一份《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如果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只需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出处理。但解释的这一规定对一审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全案只有一份《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上诉的此类二审案件在适用时就与刑事诉讼法及解释的其他规定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笔者认为此解释不论从法理还是从司法实践均不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一并审判的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被告人罗某故意伤害（轻伤）及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被告人罗某对伤害事实供认不讳，且其他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建议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后，以被告人罗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一并判处被告人罗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828元。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送达后，在法定的上诉、抗诉期内，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公诉机关未提出抗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受害人）以原判判赔数额过低提出上诉。如果依《解释》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上诉、抗诉期满，本案的刑事部分应当生效且可以交付执行，但本案在二审中发现被告人罗某的一审辩护人以被告人罗某的行为属正当防卫而作无罪辩护，依《解释》第二百二十条之规定，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如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情形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而原审法院仍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本案，显然一审审判组织及审判程序均违反法律规定，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之规定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不论其实体处理是否正确，均应撤销原判，全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如果依《解释》第二百五十条本案刑事部分的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就出现了已被撤销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的刑事部分又发生法律效力，可交付执行的现象。依《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不受上诉、抗诉范围的限制，必须全案审查，《解释》规定的刑事部分先行生效的情况，在二审发回重审等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案件中，就会出现与刑事诉讼法及《解释》中的其他规定相互矛盾的情况。

该条规定如果适用刑事与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判的案件，有悖于法理和诉讼法关于期间规定的基本原理。裁判文书的生效期间是以当事人签收裁判文书之次日起法定期限内不上诉、不抗诉，裁判文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有多个当事人，以最后一个当事人签收时间为准。对于刑事与附带民事诉讼分别判决来看，刑事判决的控辩双方为公诉机关及被告人，由于受害人无权对刑事判决提出上诉，如其不服，一审刑事判决，只能在收到判决书后五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只要在法定期限内被告人不上诉人，公诉机关不抗诉，刑事判决当然发生法律效力，当然适用这一解释。如果是刑事与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判的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为被告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公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只要任何一方提出上诉或抗诉，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均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全案进入二审程序，又何以如《解释》第二百五十条所说的刑事判决先行生效呢？否则就会出现尚未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关于刑事部分的判项发生法律效力的现象。

另外，如果说《解释》第二百五十条所规定的情形适用于刑事与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判的案件就很容易产生歧义。笔者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提起上诉的案件的实践中就遇到了二审法院以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或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组合议庭重新审理，通知公诉机关出庭支持公诉时，出现公诉机关以一审判决送达后，其没有提出抗诉，被告人也没有上诉，依《解释》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刑事部分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可以交付执行为由，拒不出庭支持公诉的尴尬。综上，笔者认为该条规定仅适用于刑事与附带民事诉讼分别审判的案件，而不适用于刑事与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的案件，由于该条解释在逻辑上内涵不周延而造成了理解歧义，实践中不便于操作。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和严肃性，便于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对该条有必要通过相应的手段予以适当修改，使其符合立法的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将该条第一分句“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修改为“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诉讼分别审判的案件”，全条完整地表述为“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诉讼分别审判的案件，只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人提出上诉的，第一审刑事部分的判决，在上诉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应当送监执行的第一审刑事被告人是第二审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的，在第二审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结前，可以暂缓送监执行。”

第4篇

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该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应当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对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定有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该原则在整个未成年人案件诉讼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主导思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其他诉讼原则基本上都围绕此原则展开。根据这个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的各个阶段，司法机关都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对未成年人不失时机的进行教育、挽救。

二、分案处理原则

该原则是指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在时间上和地点上都与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分开进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规定，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高检规定》第2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起诉。

（一）分案处理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1、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关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开看管；2、在处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或者牵连的案件时，尽量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在不妨碍审理的前提下，坚持分案处理；3、在未成年人案件处理完毕交付执行阶段，不得与成年犯人同处一个监所。

（二）分案处理的原因主要在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健全，易受外界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当其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拘押，作为刑事被告人被讯问、审判时，其所能承受的心理压力有限，此时的未成年人更渴望来自周围人的关心和指点。初入监所的未成年人多数是涉世未深的初犯、偶犯。确立分案处理原则的目的，正是为了充分保护进入诉讼阶段的未成年人，使其免受来自成年犯罪人的不良影响。另外，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关押在一起，还可能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安全。

三、不公开审理原则

该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时，不允许群众旁听，不允许记者采访，报纸等印刷品不得刊登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及照片等。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此都作了规定。

（一）不公开审理原则内容一般包括：1、被指控实施犯罪时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2、被指控实施犯罪时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果有必要公开审理的，应当经过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并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3、未成年被告人的成年近亲属和教师等人到庭有利于审判工作和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的，经审判庭庭长批准，可允许或邀请到庭，但必须加强保密工作，不得向外界传播或者提供案件审理情况。4、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宣告判决仍将公开进行。5、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6、不公开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被告人的形象。

（二）不公开审理的原因在于：为了有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名誉、自尊心和人格尊严，防止公开诉讼给他们造成的不必要的心灵创伤和无穷大的精神压力，有助于他们接受教育和挽救，重新做人。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未成年被告人身心的特殊保护，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那种当众“曝光”或自尊心受挫不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从未成年人今后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法律作出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不公开进行的规定，这同样也是一种诉讼的文明。

四、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

该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

（一）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享有成年被告人的一切诉讼权利外，还享有以下特殊的诉讼权利：1、法定的辩护权利。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这是对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的特别保障。2、法定人参加诉讼的权利。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开庭审判时，少年法庭应在辩护台靠边旁听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座位；应向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并告知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考虑上述因素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消除未成年人进入诉讼程序后的紧张恐惧心理，保证对案件的顺利调查审理；另一方面，加强法定人对被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并且能够督促司法机关加强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特别保护及自身工作的不断完善。

（二）确立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的目的在于：督促司法机关履行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义务，尽职尽责地排除诉讼过程中阻碍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障碍，确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公正审理。

五、及时简易原则

及时，是指在诉讼进行的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迅速侦查、起诉和审判。在时间的要求上，尽可能要快于对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即在诉讼进行的每个阶段，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都应当及时对案件作出处理，不拖拉、不延误。简易，是指整个诉讼程序尽可能从简进行。

（一）所谓及时，并不是从快。诉讼及时要求刑事诉讼的进行不能过快或太慢。诉讼进行得过快，控辩双方就难以充分地收集材料和证据，难以充分地提出主张和举证，案件事实的查明和法律的正确适用就会受到影响。但诉讼进行得太慢，容易造成诉讼延误，不仅可能造成证据灭失、毁损等，更会使当事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同时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大部分是属于初犯、偶犯或者冲动型犯罪，未成年人生理、心理上都还不尽成熟，诉讼时间过长，特别是羁押时间过长将会给其未来带来长期不利影响。所以，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更应当及时进行。事实上，诉讼及时本来是任何诉讼都应当遵循的原则，但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故对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及时性更需强调。

（二）此处的及时与简易，只是相对于成年人来说的，而不是超越法定的诉讼程序另搞一套，必须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期限，确保未成年人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办结，切实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六、和缓原则

该原则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定要注意结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特点，尽量不采用激烈、严厉的诉讼方式。如尽量不用或者少用强制措施，在传唤、讯问以及审判的时候，应当尽可能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必要的时候，可以邀请其老师参加等。（一）在讯问时，应注意以教育式、启发式进行耐心细致地开导，语气尽量温和。（二）在审判时，应当采用少年法庭的形式，注意给法庭创设温情、和缓的气氛。实践中，有些地方法院采取“圆桌法庭”的形式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七、全面调查原则

该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除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审查外，还应就导致未成年人犯罪之主客观因素及其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和事件的详细情况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全面调查的范围因案而异，不宜太宽，以免延误诉讼，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

（一）全面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1、能够证明未成年被告人是否有罪及犯罪轻重的一切事实情况，如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情节、犯罪未成年人个人情况及犯罪后的表现等证据，其中查清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目的至为重要；2、调查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和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如家庭情况、父母管教方式、在校学习情况、社交往来等；3、重点调查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对其步入犯罪泥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和事件的详细情况，主要指案件事实以外的其他相关的因素及社会关系；4、重点调查未成年人的兴起爱好、智力能力、身心发育成熟程度、情感类型等个性特征；5、查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上有无畸形变态等情况，以及是否属于医学上的病态或思想认识上的偏激、反常等。

（二）确立全面调查原则目的主要在于：找出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根源，并予以拆除，确保未成年人得到彻底的矫治，不再犯罪。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田永东

联系电话 0456—6421683

第5篇

关键词：涉罪未成年人；辩护；法律援助；监督；司法救助

一、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理论基础

根据法律规定，涉罪未成年人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这一年龄段人绝大多数尚未具备完全辨认和控制能力，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或因素的影响，行为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群体更需要得到外部尤其是公权力的支持。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1]也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结论。

（一）保障诉讼主体权利、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要求

控辩平衡、平等对抗，成为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程序正义的主要内容。在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承担了指控犯罪的控诉职能，而未成年人则要承担辩护职能，且刑事辩护权成为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所言，“没有律师，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如何做无罪辩护”。[2]未成年人又因其生理、心理特点，缺乏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加之自身能力有限，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若没有律师的介入或帮助，控辩双方力量悬殊，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程序正义更是难以实现。

（二）法律援助双重审查标准存在弊端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双重标准：一是犯罪嫌疑人（包含未成年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二是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以上两种标准在法律援助的条件上存在较大差异，即后者无须对其未成年人经济状况的审查，同一刑事诉讼主体在不同诉讼环节可能得到不同对待，这种差异性规定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辩护权，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冲击。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法律依据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其原则性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有两条直接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培养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分别是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纳入其中，并用十一个法律条文的形式从处理原则、社会调查、附条件不等方面进行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尤其是该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了对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依据。

另外，我国还制定了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即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性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在第五章司法保护中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少年犯管教所，应当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从刑罚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重新犯罪进行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与此同时，2003年国务院颁行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该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检察监督

法律监督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是法治不可缺少的特殊组成部分，其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统一，此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而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特殊地位，这也成为检察机关依法办事、发挥监督职能的基本依据。为保障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其职权，我国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针对不同的诉讼阶段或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涵盖了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程序前置，但对辩护权利如何实现以及对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形如何解决未予以明示。笔者从检察监督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审查、审判环节，对如何有效的保障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的实现提出个人的见解。

（一）立案侦查环节监督

未成年人因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有关的刑事犯罪案件成为公安机关立案管辖的范围。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涉罪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二百七十条的规定，若涉罪未成年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如留守少年无人监管、其法定人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聘请律师的）没有委托律师的，公安机关应当在立案侦查后确定的期限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如三日或五日。因而，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因特殊原因监护人不能到场的，应当通知通知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到场。通过指定辩护律师的介入，可以告知未成年人享有的具体法律权利，缓解其紧张恐惧的情绪，有利于教育涉案未成年人能如实陈述，积极配合认真悔过。同时，法律援助律师能及时了解案情，发现疑点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与此同时，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做出移送审查或撤销案件的决定时，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及指定辩护的律师。

对于社会影响较大或疑难、复杂的未成年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若发现涉罪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机关亦未为其指定辩护时，检察机关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将纠正情况及时回复。在多地区试行“捕诉一体化”的今天，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在将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及移送审查时，应当将涉罪未成年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及是否获得指定辩护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一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

然而，对于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时没有指定辩护人的情形，立法未能就此种情况进行明确，致使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工作全部转移到检察机关，不仅加大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极易成为公安机关推卸责任的说辞，客观上造成法律规定的名不副实。

（二）审查环节

案件进入审查环节后，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办案人员首先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指定辩护的书面材料。如果没有委托，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确定的期限以内（比如三日内），告知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为其指定辩护的情形，书面提出纠正通知并要求公安机关作出说明。如果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已经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但是涉罪未成年人在审查环节提出更换指定辩护人要求的，检察机关应当查明更换的理由。如果理由正当，比如指定辩护人有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应当予以准许，但是未成年人应当另行委托辩护人；因其他原因没有自行委托的，检察机关同样应当帮助其进行指定辩护。同理，审查案件在做出、不决定时，检察机关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承担法律援助的机构及指定辩护人。

实践中应当注意，个别涉罪未成年人主动提出不需要辩护人的，笔者认为，案件承办人应查清不需要辩护的理由，若是因为经济困难等客观原因，及时为其指定辩护；若既未委托辩护，又不同意指定辩护的，承办人应结合法律规定，做好说服工作，对于态度坚决执意不同意的未成年人应当予以尊重，并将承办人所做的劝说工作、理由予以记录说明。

在案件移送前，检察机关亦应将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随同卷宗一并移送法院。同样，审查结束后，检察机关也可能出现未能指定辩护的情形，如此审判机关就成为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审判环节监督

从立法规定来看，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置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之前，凸显了其在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基于旧法中人民法院是享有指定辩护权的唯一主体这一规定，其特殊性不言而喻。立案侦查或审查环节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审判环节则不涉及指定辩护的情况，但是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履行职责，行使诉讼权利，比如查阅、摘抄、复制与诉讼有关的文书或诉讼材料等，积极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审判环节以前指定辩护人，从而使辩护人有充足的时间会见、阅卷、开展社会调查、准备辩护提纲等，既是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一种负责，也使法律援助制度不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依法进行监督，尤其是对于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是否切实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进行监督，必要时通过书面通知纠正不当行为。对于审判环节出现要求更换辩护人的情形，如同审查环节，应听取涉罪未成年人及辩护人的意见，要求合理的情况下，进行委托辩护或更换辩护。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对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如何处理，案件进入审判环节，人民法院因疏忽或重视程度不够，也可能出现没有为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情形，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主动提出审判活动违法，并监督审判机关为其指定辩护人后重新开庭审理。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限定于涉罪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但笔者在司法实务中发现，某些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附带民事领域同样需要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帮助其实现诉讼权利，因缺少立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指定诉讼人缺少依据。笔者曾遇到这样一则真实案例，被害人是一名未满十八周岁的初中女生，被一名成年被告人，其父欲在审查环节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不懂得如何去维护其女儿的合法权益。因针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缺乏法律援助的依据，只有在符合经济困难条件下方可有法律援助的可能，但案中被害人父亲常年打工，家中房子待拆迁，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考虑未成年被害人情况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会同控申部门对该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以司法救助金的形式提供法律帮助。笔者认为，司法救助虽是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一种救济途径，但相比较法律援助而言，救助形式、内容较为单一、片面，刑事诉讼权利尚不能得到完全实现，且完全依靠个体力量也是极为有限。另外，从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角度来看，前者主要从国家宏观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进行特殊预防，恢复国家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从个人微观利益出发指控犯罪，目的是惩罚罪犯，平复受伤的心灵。[3]因而，笔者认为，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虽有一定重合，但相对独立。基于此，笔者认为亟需填补当前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上的立法空白。完整意义上的刑事诉讼过程，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阶段，还包含了执行程序，也是检察监督的内容之一。涉罪未成年人在执行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如刑事案件的申诉、控告等，同样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提供帮助。

注释：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参考文献：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4]彭东.刑事司法指南[J].法律出版社，2012，（12）.

[5]魏红.论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之完善[J].人民司法，2011，（17）.

[6]郑仁武.重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审查标准[J].中国司法，2011，（9）.

第6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

一、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的不足之处

未成年人的权益能否被更好地维护，与审判阶段中的每一道程序都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对未成年权益的保护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在审判制度、对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未成年人的定罪量刑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在审判制度的不足之处

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世界各国大多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审判组织，由专门机关或者人员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我国，虽然在少数大城市法院也建立了少年法庭，遗憾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在基层法院很少设立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是由所谓的“少年专审法庭”审理，其实这种少年法庭名义上是专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质上只是普通法庭的“变体”。普通法庭的审判组织原封不动，只是被冠以“少年法庭”的名号而已。[1]这样的审判主体制度安排并不能对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权益的特殊保护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保护不足之处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末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在侦察阶段律师不是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的，而只有进入审判阶段的时候，律师才可以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在审判阶段才能作为辩护人，这会使律师没有充足的时间阅卷、了解案情，为辩护做准备，而且也不利于监督侦查机关的行为。[2]这样使得辩护人不能为未成年人争取最有利的判决结果，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三）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规定的不足之处

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不判处死刑，最多判处无期徒刑，我国刑法中的无期徒刑是有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但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违背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法规定。另外自首与立功制度，特别是缓刑制度中，没有关于未成年人从宽量刑的规定，把未成年人等同于成年人对待，这对未成年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完善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措施

（一）完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建设

首先，应加强少年法庭和少年法院的建设。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它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但还需从法律上明确少年法庭的法律地位，条件成熟可以设立独立的少年法院，其具体的设置可作如下设计：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3]其次，可以由普通刑事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但对法官要有特殊的限制。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设置方面，可以由一名女法官担任审判长，会同两位人民陪审员专门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因为女法官善于发挥女性特有的缜密、细致、耐心的长处及敏锐的观察力，易发现被忽视的细微枝节问题或事实，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而消除法官与未成年被告人间的隔阂。且女法官的母性本质，更富教育感化能力，其丰富的感情、温和的言谈更易博得未成年被告人的信任和敬爱，从而使他们能向女法官主动倾诉真言。[4]另外，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议庭可以吸收心理辅导专家、教师作为人民陪审员，对未成年被告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紧张情绪，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而且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帮扶作用很大，把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伤害降到最低。

（二）将指定辩护提前到侦查阶段

由于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识别能力相对较弱，对法律的了解较少，也有可能存在对司法机关的畏惧心理，所以更易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律师的加入可以有效防止刑讯逼供或其它的侵犯未成年人权利的行为。律师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其成长经历，分析案情，更早地为辩护做准备，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另外，律师也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以避免犯罪污染。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保护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将为未成年人指定律师提前到侦查阶段，能够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权益。

（三）正确使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措施

对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措施，向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发展，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替代刑制度。自由刑是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刑罚。针对各国刑罚发展、青少年犯罪特点及中国特色，建议在传统的刑罚体系基础上，建立替代刑制度。比如暂缓判决制度，暂缓判决是指刑事诉讼活动中，经过开庭审理，对构成犯罪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确定罪名，暂不判处刑罚，同时设置适当的考察期予以帮教矫治，让其在社会上继续学习或工作，考察期结束后，再结合悔罪表现予以判决的一种审判方法。[5]按照现行的审判制度，对那些经开庭审理已经查明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审判期限内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实行暂缓判决，法官就有时间区别和判断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未成年人，开辟了一条教育矫治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新途径。

尽可能大量适用自首与立功制度、缓刑制度。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及配套的调查、监督和社会帮教制度，促使未成年人犯再社会化。严格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适用缓刑制度的标准。对未成年人犯尽可能大量适用缓刑制度是未成年人犯恢复性司法的有效措施，对促进未成年人犯回归社会有良好效果和重要意义。

三、结语

少年时期是人生成长经历中十分关键又十分脆弱的时期，需要我们特别的照顾和保护。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防治青少年犯罪，更为深度的价值诉求是彰显成人社会对未成年人的重视、尊重与关爱。在刑事诉讼领域，我们应当以开阔的视野、创新的理念为指导，使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走向科学化、理性化。

[参考文献]

[1]马柳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高素.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保护问题微探.科教文汇。2008.01上旬刊

[3]姚建龙.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一对我国目前创设少年法院的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1，(6)．

第7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

一、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的不足之处

未成年人的权益能否被更好地维护，与审判阶段中的每一道程序都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对未成年权益的保护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在审判制度、对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未成年人的定罪量刑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在审判制度的不足之处

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世界各国大多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审判组织，由专门机关或者人员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我国，虽然在少数大城市法院也建立了少年法庭，遗憾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在基层法院很少设立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是由所谓的“少年专审法庭”审理，其实这种少年法庭名义上是专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质上只是普通法庭的“变体”。普通法庭的审判组织原封不动，只是被冠以“少年法庭”的名号而已。[1]这样的审判主体制度安排并不能对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权益的特殊保护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保护不足之处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末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在侦察阶段律师不是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的，而只有进入审判阶段的时候，律师才可以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在审判阶段才能作为辩护人，这会使律师没有充足的时间阅卷、了解案情，为辩护做准备，而且也不利于监督侦查机关的行为。[2]这样使得辩护人不能为未成年人争取最有利的判决结果，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三）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规定的不足之处

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不判处死刑，最多判处无期徒刑，我国刑法中的无期徒刑是有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但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违背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法规定。另外自首与立功制度，特别是缓刑制度中，没有关于未成年人从宽量刑的规定，把未成年人等同于成年人对待，这对未成年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 完善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措施

（一）完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建设

首先，应加强少年法庭和少年法院的建设。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它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但还需从法律上明确少年法庭的法律地位，条件成熟可以设立独立的少年法院，其具体的设置可作如下设计：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3]其次，可以由普通刑事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但对法官要有特殊的限制。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设置方面，可以由一名女法官担任审判长，会同两位人民陪审员专门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因为女法官善于发挥女性特有的缜密、细致、耐心的长处及敏锐的观察力，易发现被忽视的细微枝节问题或事实，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而消除法官与未成年被告人间的隔阂。且女法官的母性本质，更富教育感化能力，其丰富的感情、温和的言谈更易博得未成年被告人的信任和敬爱，从而使他们能向女法官主动倾诉真言。[4]另外，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议庭可以吸收心理辅导专家、教师作为人民陪审员，对未成年被告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紧张情绪，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而且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帮扶作用很大，把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伤害降到最低。

（二） 将指定辩护提前到侦查阶段

由于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识别能力相对较弱，对法律的了解较少，也有可能存在对司法机关的畏惧心理，所以更易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律师的加入可以有效防止刑讯逼供或其它的侵犯未成年人权利的行为。律师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其成长经历，分析案情，更早地为辩护做准备，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另外，律师也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以避免犯罪污染。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保护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将为未成年人指定律师提前到侦查阶段，能够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权益。

（三）正确使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措施

对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措施，向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发展，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替代刑制度。自由刑是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刑罚。针对各国刑罚发展、青少年犯罪特点及

的审判制度，对那些经开庭审理已经查明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审判期限内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实行暂缓判决，法官就有时间区别和判断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未成年人，开辟了一条教育矫治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新途径。

尽可能大量适用自首与立功制度、缓刑制度。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及配套的调查、监督和社会帮教制度，促使未成年人犯再社会化。严格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适用缓刑制度的标准。对未成年人犯尽可能大量适用缓刑制度是未成年人犯恢复性司法的有效措施，对促进未成年人犯回归社会有良好效果和重要意义。

三、结语

少年时期是人生成长经历中十分关键又十分脆弱的时期，需要我们特别的照顾和保护。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防治青少年犯罪，更为深度的价值诉求是彰显成人社会对未成年人的重视、 尊重与关爱。在刑事诉讼领域， 我们应当以开阔的视野、创新的理念为指导，使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走向科学化、理性化。

[参考文献]

[1]马柳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第8篇

[关键词] 少年刑罚；轻缓化；程序设想

[中图分类号] D712.7 [文献标识码] A

一、少年刑罚轻缓化的适用基础

刑罚轻缓化是相对于刑罚的严厉、残酷而言的，是刑罚进化过程中的发展趋势，少年刑罚轻缓化有利于从小培养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使守法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需要。

（一）少年刑罚轻缓化――适用的法律基础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些原则性的规定为少年刑事审判的轻缓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少年刑罚轻缓化――适用的伦理学基础

社会公众在谴责犯罪的时候，他们会轻易地宽恕孩子（未满16周岁）的犯罪行为。每个人都有孩子，“子不教，父之过”儒家思想的长期渗透，形成了亘古不变的真理。这种思维必将渗透至下一代，从而少年刑事审判的轻缓化不仅不会降低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久而久之还会形成人们对良法的内心确信。

（三）少年刑罚轻缓化――适用的审判实务基础

实践中被害人参与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常会使被刑事诉讼所忽视的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未成年被告人也容易被被害人所宽容，案件处理也就有了轻缓化的基础。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当怜悯感开始在观众心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时，立法者似乎就应当对刑罚的强度作出限制”[1]。

二、实体法在保障少年刑罚轻缓化中的欠缺

（一）判决直接缓引的法律不利于保障少年刑罚的轻缓化

我国的刑法典是以成年犯罪为基准制定的，刑罚体系也是以成年人为主而设置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适用仅为细微调整，在一些刑罚制度的适用上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其余各类刑种均可适用。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无期徒刑仍属可用之刑罚，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应用。这却暗含了一个逻辑上的重大矛盾：由于法律明文规定死刑的不可适用，使得无期徒刑的适用在体现应当从轻、减轻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之处。

刑法第65条规定了累犯制度，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少年犯罪也适用累犯制度并予以从重处罚，这与累犯制度创立的立法初衷相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批判 [2]。其对少年罪犯的再社会化和一生的成长都将产生不良影响。

2006年1月出台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少年刑罚轻缓化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作为司法解释，它仅就在一些实践反映强烈的“强索类”、盗窃类以及抢劫转化等问题予以了统一明确，且仅是纲领性的涉及，用来指导层出不穷的少年审判显然力不从心。

（二）两部专门的未成年人立法属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专门的保护未成年立法，规定了少年刑事审判所要坚持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专人审判、与成年人分别关押、不受歧视等原则。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对具体的实务操作仅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审判实务的作用不大。

三、少年刑罚轻缓化的程序设想

如前所述，在现有司法框架下，实体法未能很好的保障少年刑罚轻缓化的实现，于是我们放眼于程序法，希望构建少年审判的正义程序，来实现轻缓化的判决。

（一）建立以“被告人自愿认罪”为前提的少年审判“快审制”

快速审结案件、提高办案效率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和谦和，对于少年被告而言，判决因羁押失去自由的痛苦和对未来判罚捉摸不定的猜测是折磨心灵的两把利刃。故建立相关少年审判的快审制度，除了能提高办案效率外，其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能减少少年的心灵痛苦，实现刑罚的轻缓化。

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快审制度不能牺牲被告人辩护的权利，不能牺牲法律客观真实，其在查清案件主要事实基础上应以“被告人自愿认罪”为必然条件。仅在法院审理阶段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来实现快审，对于缩短诉讼周期效果不明显，故必须将快审的观念贯穿至整个诉讼阶段。第一，从刑事侦查入手，扩大案件的范围，一开始就确定快审原则，在侦查环节我们要大胆告知未成年人如果自愿认罪，可以适用快审制，即可向法院申请从轻处罚又在程序上对案件简化审理。如果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适用，可以确立快审制，在案卷上贴“快审标签”。对于带有“快审标签”的案件，在侦查、、审判三个环节均予以简化，规定较一般程序更短的诉讼周期。第二，如果在公安侦查阶段未适用“快审制”，而未成年人在公诉阶段向公诉人认罪，公诉人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的，也可以适用快审制，在、审判环节予以简化。第三，如果仅向法官认罪的，法院可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在审判环节予以简化，缩短庭审的时间，尽早判决。

（二）将诉辩交易率先引入少年刑事案件

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是指被告人方与刑事追诉机构通过协商、妥协来决定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模式[3]。而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协商性司法当属美国的诉辩交易。诉辩交易与我国目前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框架都有较大的冲突，在现阶段不宜适用，但基于少年审判的特殊性，即少年刑审判所坚持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被告人、法定人和辩护人几乎参与了案件侦查、的全过程，有利于辩方在权衡证据后，与控方就刑罚“讨价还价”，可将诉辩交易率先引入少年审判。

少年刑事案件诉辩交易的运行程序可以作以下规范：由检察机关与辩护人在开庭前协商是否适用诉辩交易。律师在征得被告人、法定人同意后，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或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辩诉双方随后进行协商，协商时除了辩方律师外被告人、法定人均应参加，如双方达成一致，即被告人明确表示认罪，愿意接受法院的判决，检察官同意建议法院对其从轻、减轻或不反对辩护方的量刑请求，辩护人、法定人、被告人同意检察机关认定的事实、证据和罪名。诉辩双方达成协议后，由检察官在开庭前向法院提交诉辩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协议予以确认。在开庭审判时，法官仅审查协议的合法性以及事实根据，在确定少年被告人有罪答辩是出于自愿、不明显违法事实和法律的前提下，宣布法庭对于交易协议予以确认，并宣告确定刑期。对于此类案件的量刑应控制在原判刑期的60％到80％，达到最大幅度的从轻。诉辩交易应当在法庭上宣布，并记入正式的法庭记录。

（三）引入“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等私力合作模式

司法机关根据被告方和被害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从而作出终止刑事诉讼或从轻量刑的裁决，称之为私力合作模式[4]。私力合作模式，体现了刑事案件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可以通过自己真实的悔罪、经济上的付出，为自己适用刑罚的从轻作出努力，其直接后果就是得到从轻处罚，甚至免于诉讼。

私力合作模式要求被害人参与，其雏形是刑事和解制度，最初刑事和解主要在轻伤害案件中适用，但随着一些检察机关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逐渐接受，这种新刑的刑事程序逐步扩展到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在校学生涉嫌犯罪的案件之中，所涉及的刑事案件类型也从最初的轻伤害案件扩展为盗窃、抢劫、重伤、杀人等案件。对于私力合作模式在少年审制中的引入，我们建议：

第一，建立专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作为少年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模式。建立专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来调解少年刑事案件，对于某些调解成功的案件可以作非刑化的处理，是目前解决刑罚轻缓化较好的选择。具体建议如下：（1）组织机构可设立在县司法局或所属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办公室；（2）吸收一些退休干部、退休法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来担任；（3）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对少年加害人作出撤销案件、不或免除、从轻处罚的裁决。三机关对于调解协议最后予以确认，尽量适用撤销案件，也应作出不决定或免除处罚，如认为案件仍需追究刑罚的，也应最大幅度地对少年被告从轻处罚。

第二，引入 “恢复性司法”，达到少年审判最佳的社会效果。“恢复性司法”最大程度吸纳特定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司法过程，以求共同地、确定地、承认犯罪所引发的损害、由该损害所引发的需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责任，进而最终实现对损害的最大补救这一目标[5]。对于少年刑事案件“恢复性司法”，我们可以确立被害方、加害方和社区三方为当事人，通过司法机关主持，促成加害少年深刻认识自己的行为，促成加害少年向被害人进行道歉，提供经济赔偿，让被害人的愤怒之情得到宣泄，使双方的仇视得到缓解，最终使因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恢复性司法”的运作促成了少年犯的认罪悔过之情，促成了法律对其的轻判，真正做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如果在侦察或阶段撤销案件、作出不决定，就可实现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废除累犯制度，真正实现对少年刑罚的轻缓化。

[参考文献]

[1]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2.

[2] 杜文俊、安文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2).

[3] 马明亮.正义的妥协－－协商性司法在中国的兴起[J].中外法学,2004,(3).

第9篇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手段。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打击犯罪中既“雷霆万钧”又“春风化雨”，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体现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充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控制犯罪、保障人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下面就如何在公诉工作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政策发表一下拙见，与同行共勉。

一、公诉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意义

作为检察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诉工作在化解矛盾、遏制犯罪，促进社会和谐中担负着重要任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公诉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促进执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教育、感化和挽救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公诉工作中准确把握宽严之度，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有效性，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如果该严不严、该诉不诉，会影响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不能有效遏制刑事犯罪上升的势头，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当宽不宽，也容易造成新的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背离。

二、公诉工作要始终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要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做到宽严有度，这是“宽严相济”的应有含义。宽不能宽大无边。严不能严厉无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首先是严格依法，在严格执行法律的前提下区别对待。坚持罪行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不是无限加重，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都要于法有据。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目的在于既要保证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又要讲求执法办案的社会效果，使执法办案活动有利于震慑严重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抗，有利于依法保障人权、维护公民权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对于几种类型的刑事案件，严格正确掌握诉与不诉的尺度，做到“宽面有节”

1，今年2月1日高检院出台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对于初犯、从犯、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未成年犯罪、老年人犯罪以及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引发的案件，符合前述条件的。一般可以尽量多适用不。对于确实需要提出公诉的，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和刑等量刑方面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上述几种情形，犯罪嫌疑人往往都是因为一时意气蒙发出犯罪欲念，在事后都有较好悔罪表现，特别是亲友、邻里纠纷等在事后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通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等方式与被害人之间答成和解，取得相互谅解，甚至有些被害人书面要求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情况，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应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精神，如果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的情况下，应当从有利于化解矛盾、减少社会对抗的角度出发，对其作出相对不处理。

但在现今工作中，相对不的总体适用率偏低，一般刑事案件不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大部分此种情形的案件都得作出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处理，法院的判罚也大都是缓刑、免予刑事处分以及单处罚金，因此。本人认为将做此类判罚的被告人作相对不处理，并不违背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相对不的规定，相反。不能提高办案效率，使犯罪嫌疑人早日获得自由。避免犯罪嫌疑人在久拖不决的诉讼过程中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

2.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微犯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或作出相对不处理。对于必须提出公诉的，尝试改革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诉方式。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两类主体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轻微犯罪，通常其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有直接关系，若仅因一次情节较轻的犯罪而对其简单地科处刑罚。将他们抛向社会，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在学校达成共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对涉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进行非刑事化处理。具体途径就是退回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或在检察机关作相对不处理。此举在政策层面上，符合“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在法律层面上，符合两高的司法解释。

四、公诉环节要建立健全宽严相济的办案方式

1.构建案件分流制，做到宽严有别。根据办案人员的专业特长、办案能力、办案经验等特征，将办案人员分成轻微刑事案件办理小组、和普通疑难案件办理小组，将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三条规定的轻微刑事案件，交由轻微刑事案件办理小组具体负责。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可以简化工作流程，缩短办案时限。

2.在审查轻微刑事案件时，对于有悔罪表现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的。且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在其缴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后可以准许家属或辩护人为其办理变更强制措施手续。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刑事案件；出庭证人；法律保护

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程序法价值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下存在的刑事案件证人不出庭、出庭证人受到打击报复、出庭证人得不到补偿、对刑事出庭证人立法的缺漏等现象，影响了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良性运行，因此必须加大对刑事出庭证人的法律保护，从立法、保护部门、保护范围等多方面完善；同时借鉴国外的制度，维护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权益，维护刑事诉讼的公正进行。

一、我国刑事出庭证人概述

（一）刑事出庭证人的定义

根据证人是否参加法庭审判可以分为出庭证人和不出庭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作证的方式之一；刑事出庭证人即在刑事案件中参加法庭审判，陈述案件事实，并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官询问的证人。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两条对证人作证做了原则性规定，依据这两条，刑事案件的证人原则上都是要参加庭审的，但我国的现状是大部分证人都不出庭。

（二）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现状

出庭证人出庭参加庭审，客观陈述自己对案件的认知，是对不对等诉讼地位的平衡，出庭证人的证词以及其回答控辩双方问题的内容直接影响法官的判断，有效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可见出庭证人在刑事案件审判中的重要地位，但反观我国的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现状，则让人较为堪忧。

1.现阶段，刑事案件一审证人出庭率不足10%，二审出庭率5%。根据调查，基层法院年每年结案的刑事案件中只有10%的证人参加法庭审判，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每年的刑事结案案件高达百起，这与不足10%的出庭率形成鲜明的对比。

2.刑事案件的出庭证人在参加庭审之后的人身和财产得不到良好的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出庭作证规定为一项强制性义务，每个证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出庭证人面临的损失却得不到任何救济。

3.刑事案件出庭证人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新刑诉法修改之前没有一条提及对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补偿条款。新的刑事诉讼法中仅仅规定了出庭证人的三类费用可以得到补偿，但没有详细的执行方案。

二、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

出庭率偏低严重影响了我国刑事案件审判的质量， 2010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的保护明显增加，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五类案件的证人可以得到保护，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的三种费用可以得到报销。但总体对证人的保护还是不够全面和细致，还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明确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的范围

对刑事出庭证人的保护应当明确主体范围、客体范围和时间范围。

1.明确法律保护的主体应当包括刑事出庭证人本人、近亲属和与之关系密切的人。刑事案件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会威胁到出庭证人本身的人身安全还会危及出庭证人的近亲属，甚至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例如商业合作关系或者是恋人关系。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类案件中的证人保护包含证人及其近亲属，没有涉及和出庭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但往往这些人最容易受到威胁。且该条只保护五类案件明显不足以应对其他恶性刑事案件对出庭证人保护的需求；此外，我国刑法仅规定打击报复证人罪，缺乏对出庭证人近亲属和关系密切人的专门保护，保护力度明显不足，应当完善刑法中关于证人保护的法律规范，使程序法与实体法在保护范围上同步。

2.明确法律保护的客体应当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人格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出庭证人的保护包括人身保护和财产保护。在人身保护措施上，必须采取人性化措施，结合出庭证人自身的意愿；对出庭证人财产的保护应当主要针对涉案财产，同时在尊重个人隐私的情况下，由出庭证人自愿申报受保护的财产范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公众普遍对自身人格权利的重视程度加强，侵犯人格权的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前提下应当重视对刑事出庭证人的人格权利保护。

3.保护阶段应分为参加刑事案件庭审前、出庭过程中和庭审结束后三个阶段。在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将案卷材料移送法院到法院决定开庭之前的这段时间，往往是危害出庭证人事件高发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对出庭证人的保护直接关系到证人能否出庭以及出庭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格权利不受侵害。

出庭过程中出庭证人进入法庭到退出法庭期间，旁听人员的行为、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询问行为，甚至庭审法官在对证人提问时都有可能出现对证人人身的侮辱和攻击，应当规范参与庭审的各方成员的行为规范，形成更为详细、严密的出庭规则，保证证人的权益。

庭审结束后，出庭证人的容貌和基本信息都被暴露，更容易遭到侵害，尤其是做出对被告的不利证言且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时，出庭证人的危险性更大。

因此，对出庭证人的保护不能简单的是庭审过程中的保护，应当扩大保护时段，让出庭证人的法律保护做到有始有终。

（二）明确刑事出庭证人的保护机关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有义务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因此，对出庭证人的保护应该根据相关机关在保护便利的条件下分情况来确定保护的机关。

1.公诉案件、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出庭证人的保护应当由检察机关负责。此类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检察机关对案情的熟悉程度和接触证人的频繁程度，在保护出庭证人上占有优势；同时，作为公权力机关，无论在财政支出还是保护制度上都更有保障也更为专业，充分保证出庭证人在出庭前的安全。

2.自诉案件出庭证人的保护由受理案件法院的同级公安机关负责。自诉案件是受害人、举报人主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发生后，多数情况公安机关都会出面调解。在此阶段对公安机关接触证人最多，且自诉案件的受理机关多在基层，同级的公安机关对辖区内的情况比较了解。

3.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证人的保护由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负责。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应当在其职能范围内给予出庭证人保护，主要依靠司法警察维护法庭秩序，保护出庭证人的权利；此外，出庭证人在面临危险向人民法院求助时，其应当给予临时的保护，同时及时联系相关保护机关，告知证人正确的求助方法。

4.逐级设立监督机构，实行独立的财政划拨制度，监督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保护工作，同时处理出庭证人得不到保护的情形。孟德斯鸠说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关不受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干涉，同时财政独立不受同级政府的干扰，才能起到监督效果；如果出庭证人的权利得不到救济，由监督机关进行处理，通过对实施保护机关的问责，也能充分保障出庭证人的安全得到及时保护。

三、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的主要措施

（一）建立事前预防和事后保护相结合的保护体系

目前我国证人的保护侧重事后保护，保护措施没有针对性。证人在发生危险后大多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按照一般的违法行为处理，没有依据刑事出庭证人这一身份给予特殊。因此，必须健全事后保护措施，根据危害刑事出庭证人的程度，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罚，保证对刑事出庭证人保护规范的权威性。

1.刑事出庭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掌握的出庭证人的个人信息应当保密。记录在案的个人信息由负责案件的侦查人员保管，并建立责任问责制度，出现出庭证人信息泄露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不同形式的处罚。

2.出庭证人在出庭作证期间，法官核对出庭证人的关键信息时可以在庭外进行，或者被告回避；针对重大案件的出庭证人在出庭方式上作出调整，可以采用视频通话录音、录像，不直接接触被告，对出庭证人的声音进行处理，隐藏出庭证人的一些体貌特征。明确规定参加庭审各方的言行规范，对侮辱、蔑视或者攻击出庭证人的行为给予警告、逐出法庭或者更为严厉的处罚，同时对法官进行培训，规范刑事案件庭审法官询问出庭证人的言行。

3.庭审结束后建立对重大案件出庭证人的跟踪保护制度，必要时采取对其贴身保护措施，预防危害情形的发生；对一般刑事案件的出庭证人实行出庭证人定期回执制度，由出庭证人向保护机关及时回馈自己近期情况，确保安全。

（二）扩大刑事出庭证人受法律保护的案件范围

目前的出庭证人保护明确立法的只有五类案件，其他案件都是“可以”进行保护。虽然现有的司法资源难以做到对所有的出庭证人给予最严密的保护，但是应当做到对所有的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权利给予同等的重视。由于对出庭证人的保护主要是各类刑事案件，对出庭证人保护的案件类型可以根据刑法中关于犯罪构成和量刑因素加以考量，具体可以根据案件的情节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性，以及被指控罪名的刑种和量刑情节，并结合控辩双方提出的量刑意见给予相应的保护。

（三）建立危险警报制度

借鉴110报警电话的报警模式，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针对出庭证人的求助热线，由专人负责热线服务。保证每个基层公安机关的辖区内都有热线服务，同时实行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号码，出庭证人在发生危险之后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拨打热线电话寻求帮助。一方面，可以防止公安机关只是按照一般的报警电话延误处理；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出庭证人提供更为便捷快速的救济手段。

（四）建立警民合作的保护手段

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公安机关、社区委员会、村委会以及各地方大型人才中心共同合作的保护模式。我国人口多，流动性强，个人信息的共享制度全面建立还存在一定得难度，政府部门在保护范围上很有限。公安机关可以联合居委会和村委会针对常驻居民和本区域内流动人口中的出庭证人，联合各地大型人才中心获得出庭证人的最新动向，及时反馈情况，防患于未然。

（五）细化经济补偿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补偿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的一大进步，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应当详细规定出庭证人参加庭审之后向司法机关的哪个部门申请补助、申请程序、申请补助的时间范围以及得不到补助后的救济，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出庭证人在出庭期间给予的补助还应当包含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给予相应的补助。各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台申请经济补偿细则，在询问出庭证人时，相关人员应当告知其享有申请补偿的权利，针对出庭证人提出的关于申请补偿的问题应当予以回复解答。

第11篇

 

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现状分析(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状况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主要是受国外少年法基本理念的影响。民国时期逐步建立感化院及少年监狱;1935年的刑法还规定以感化教育及未成年人保护管束等保安处分的措施，还颁行了《审理少年案件应行注意事项》，对今曰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之创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946年公布监狱行刑法，该法对少年监狱的设置、个别处遇的实行、保护教育的加强等有不同于成年受刑人的规定。

 

20世纪80年代初，25岁以下的年轻人犯罪占到了全部犯罪的60%-70%左右，学者们开始关注和研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由此，中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开始。在开展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研究的同时，中国的少年司法探索也由此开始了。从司法制度的发生顺序来看，司法反应首先是刑事司法的反应。随着未成年人司法的逐步深入,现在人们逐步认识到，未成年人司法重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二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日趋完善我国现阶段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专门法律为主体，以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同时，我国非常重视借鉴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且努力把我国的法律、政策与贯彻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紧密结合起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少年法庭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也先后制定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方面的司法解释，确立了相对统_的全国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司法尺度。

 

二、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不足分析

 

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断改革探索,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已经初具雏形，但还存在许多不足，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法律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专门的未成年人立法，但缺乏可操作性，无法和其他实体性与程序法形成有效衔接;而且未对少年司法制度做出全面而明确的法律规定。有些地方法院在少年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_些预防、减少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做法，因没有法律依据难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刑事诉讼法没有特别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几个司法性文件有所涉及。可见，我国少年审判制度的立法不能满足审判实践需要，法律依据匮乏，立法滞后已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少年审判工作的生存与发展。

 

现行立法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也存在不足，表现为：一是未成年人本位意识不足，在我国立法中存在对未成年人权益的认识误区，未能将未成年人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未能体现出“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和“未成年人参与意识”。二是对执法主体的职责缺乏规范性。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立法对未成年人权益做了全面的保护性规定，但规定的只是原则性的、抽象的条款，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法律地位、法律责任不明确，也不具体，导致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相互扯皮的现象。三是权益保护不完整、不全面。往往将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同于对未成年人身体安全、健康的保护，忽视了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尊重。

 

因此，在对现有的关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立法成果加以整理、修改、补充的基础上，制定独立、完整、统一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典，显得非常必要。

 

(二未成年人专门司法机构和组织支持体系没有形成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处理原则和处理方式上有着显著区别，因此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机关要设专门机构或专人对该类案件进行单独处理，这一点已经在立法上取得共识。在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等机关大都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机构，许多连专人办理都达不到。就未成年人审判组织机构而言，也存在指导机构的不统一和审判机构不统一的情况。案件审理后的社会矫治体系，还没有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_条龙”工作体系。由于基层看守所的监押能力有限，很难达到未成年犯与成年犯分押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罪犯的交叉感染机会。在判决以后的帮教、矫正及未成年缓刑犯、假释、保外就医等的监管上，法律规定的执法主体公安机关也没有专门机构承担相应职责,而学校、社会的责任更是模糊，因此，没有明确的未成年人专门司法机构和一定的组织支持体系，很难实现未成年人司法的目标。建设专门的司法机构和组织支持体系，显得非常迫切。

 

(三未成年人司法的现念没有树立在刑事领域，我国现行的相关司法理念中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观主要不是站在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的价值取向上，而是以成年人之于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的天然同情、怜悯的感性认识来看待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把制度上的要求视为司法者情感上的恩赐。

 

在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方面,我国成人社会未将未成年人作为享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的独立的民事主体予以尊重。因此，在制度层面上难以形成一套系统、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在生活环境层面，缺乏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环境;在社会保障机制层面，对农村留守儿童、孤儿、流浪儿童、问题少年等极弱势群体的帮助和关心没有形成长期性、制度性、规范性的机制。因此，在民事司法领域，我们需要树立未成年人权益特别保护和优先保护理念。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_)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为治理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而专门建立的一种司法制度。该制度应对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的工作体系。即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就是对规定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以及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控、审理、处罚、矫治、教育的原则，以及程序、方法等的总称，具体到我国包括社会、家庭、学校依据法律规定，实行综合治理，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制度，是_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大缺陷之一是缺少一部综合型未成年人法律，立法机关应根据少年身心尚不成熟、容易被污染、自律能力差的特点，以保护为出发点，采取刑事与行政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不同于成年人的独立的现代法律制度。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未成年人的刑事实体法内容，在刑事诉讼法典中专章规定对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内容应涵盖未成年人独立适用的诉讼程序，如对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进行规范的司法制度。因此，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完善可以分为实体法的完善和程序法的完善。

 

(二)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机构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机构完善依赖于未成年人专门保护机构的建立。首先，我国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1/4,他们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且承载着_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其次，我国有义务落实《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这就需要有专门的国家机构来协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再次,成立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可以协调教育、福利、司法等不同部门，避免不必要的拖延。早在1991年我国就了《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通知要求检察院应逐步建立专门机构,法院应建立少年法庭。客观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对健全少年法庭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可操作性强。通知还对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行了规定。比如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热爱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和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法官，负责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以多种形式定期开展少年法庭法官的业务培训等，这些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不流于形式，必然对我国未成年人审判机构的建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公安部、省级和地市级公安机关应当指定相应机构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区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派出所和刑侦部门设立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小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应设立指导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地市级人民检察院和区县级人民检察院应设立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小组;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应建立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司法部和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成立机关工作指导小组,地市级和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应成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事务部门。

第12篇

    【关键词】控辩平衡;对立协作;和谐司法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和律师的角色定位

    (一)检察官的角色定位

    1.控辩平衡中的一方—公诉人

    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在控辩审三方组合的架构下,检察院、公安机关和被害人、自诉人是从事追诉犯罪的主动角色,是控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是接受追诉和审判的被动角色,是辩方;辩护律师接受刑事被告人的委托,为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无罪、罪轻的辩护,是辩方;法院则是超脱于控辩之外的负责依法审理和裁判案件的审判方。通过对被告人依法进行追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中所承担的此项任务使其角色被定为与辩方平等对抗的一方,即公诉人。

    2.法律监督者

    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检察官的另一重要角色便是对刑事侦查、审判、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在刑事审判中,我国检察官的公诉人及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是统一的,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审判中的法律监督对被告人来说是中性的,因为在法庭上,检察官不仅负有指控犯罪之责,而且还负有根据事实和法律公正地阐述被告人罪轻的事实情节,以及对法官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问题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检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诉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对被告人犯罪活动和审判活动的监督。检察官的法律监督者定位使得其地位相当于司法官或准司法官。

    (二)律师的角色定位

    刑事辩护权是律师作为辩护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律师的角色经历了不同的变化,由之前“国家法律工作者”到后来“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再到现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理念在不断的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新《律师法》首次将律师定位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执业人员。该条规定准确地界定了律师的职业性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反映了律师职业的公正性和中立性。该定位与联合国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特别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两点所蕴含的意义尤为深远,从法律的角度对律师职业的社会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对增强律师执业的责任感、使命感大有裨益,同时对提高社会对律师社会角色的认识和尊重有很大帮助,充分体现了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的真正价值。

    (三)两者的职责内涵

    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承担着控诉犯罪和法律监督的职能,通过检察权的行使,一方面代表着国家,以国家的名义追诉犯罪;另一方面,对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实施监督。律师则是依法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律工作者。律师一方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首要的是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不得歪曲法律和捏造事实;另一方面,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证明材料和辩护意见,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两者的职业分工不同,但是在诉讼地位、诉讼权利、职业目的上具有一致性。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与律师关系的现状分析及改善措施

    (一)立法现状

    从立法角度来看,我国刑诉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立法模式,在庭审中确立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诉讼模式,形成控辩审判方式。据此,控辩平衡得到较大加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控方与辩方的诉讼权利不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原则通过对公安、检察院、法院三机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界定,通过立法确定了“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模式{1}。该条规定了控审双方互相配合的义务,但辩护方被列于控审格局之外。刑事诉讼中控辩审形成的“等腰三角形”结构被打破,控辩平衡也就无从谈起。

    2.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不平等

    检察官在行使控诉职能的同时,又是国家法律的监督者。这种法律监督权可适用于法官,也可适用于辩护人。从控审两者关系来看,鉴于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判方更倾向于听取控方意见,而对辩方很难给予平等对待,审判的公正性和中立性无法得到保障。从控辩两者关系来看,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形成的对抗体系中,辩方从心理及能力上均受到更多束缚,难以展开有效的防御,更难以实现平等对话。

    (二)双方职能的运作现状

    1.控诉职能实际运作状况

    由于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在追诉目的、打击犯罪上的一致性,以至于侦查机关只注重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导致公诉人未能充分了解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对被告人的正当权益无法进行保障。具体而言,在公诉权行使过程中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公诉权的行使缺乏规范性

    公诉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权能,在具体的司法运行中,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相对性、威摄性和封闭性的实践误区。所谓相对性,是指检察官在行使公诉权的过程中,有罪必究异化成有罪必诉,或者重罪轻诉,无罪起诉。所谓威摄性,是指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比,检察机关具备更高的法律地位及明显的权力优势。所谓封闭性,是指检察机关在作出审查起诉决定后,被告人或律师没有力量对该决定予以制约,而有限的内部监督又不能完全保障该起诉决定的正确性。

    (2)公诉权的行使缺乏有效制约

    为了保证公诉权目的的实现,各国往往都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中规定了对公诉权的制约机制,如社会公众力量的制约、被追诉人的制约、辩护律师的制约、被害人的制约以及法院的制约等。但我国在这几个方面对公诉权的制约严重缺失,导致公诉权容易恣意行使,从而给控辩平衡的实现造成了极大障碍。

    2.辩护职能实际运作状况

    辩护职能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并最终影响了辩护职能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1)辩护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虚化现象”

    即立法虽对辩护权的范围、行使的方式及时间做了规定,但对具体程序设计粗疏,辩护权实际无法行使或很难行使。证据的控制权、调取权的不平衡,也使律师无法及时全面地履行辩护职责。

    (2)法律援助力度不够,被告人人权保障有待加强

    作为被控诉对象的被告人,其诉讼权利的保护、辩护职能的有效行使,较大程度上取决于辩护人的辩护职能能否得到充分行使。在我国目前的庭审过程中,5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审理的,即使在有律师辩护的案件中,由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也只占到1/6。 {2}法律援助的范围、力度均不能到位,大多数被告人的权利由于得不到律师的法律帮助而不能很好的行使,其基本人权和诉讼主体地位均难以得到有效充分的保护。

    (三)改善措施

    对于上述问题,必须平衡检察官和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促使检察官与律师的互相监督、互相协助,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公正。

    1.构建检察官、律师职业共同体

    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已基本形成,检察官和律师都是法律职业共同组织部分。在这个职业共同体内,检察官和律师可以相互尊重并信任,且进行自由交流。“为维护这个共同体的荣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都会保持各自高贵的品德,都会自觉地不使共同体的名誉受到损害。”{3}2002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构建了检察官、法官、律师的共同准入条件,但是我们还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变革法学教育模式,创建检察官与律师共同培养的模式。另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并建立检察官与律师这两种法律职业的互换规则,特别是考虑从优秀的律师中遴选检察官和法官。

    2.平衡两者权力(权利),促使检察官—律师平等对抗

    新《律师法》颁行后,律师的地位得到一定的提高,权利也得到了扩大,但在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及职业豁免权等方面仍显不足,笔者建议:

    一方面,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我国律师的职业豁免权。(1)扩大律师职业豁免权的范围。应当明确律师对其在法庭上的言论享有豁免权,而且律师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发表的与本案相关的言论、观点也应当享有豁免权。(2)需要严格解释律师享有豁免权的例外情形,通过法律规定及律师职业规范来确定律师职业豁免权适用的标准。另外,对律师的执业惩戒应该主要由律师协会进行,慎启司法程序。

    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完善律师阅卷权。(1)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侦查阶段最接近案发时间,是证据保全最完整最真实的阶段,在此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方可实现彼此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真正对抗。(2)对于律师自行申请调取的与本案有关的证据,人民法院不应当评价其是否对案件有益,而应当对其进行调查收集。(3)立法上应规定律师之间可以委托调查。此可节省办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办案费用。

第13篇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 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 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 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 年7 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 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 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 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 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 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 条第二款规定：“14 岁以上不满16 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一律不公开审理；16 岁以上不满18 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 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 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 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 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 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 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 条第2 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 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 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 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 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 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 年；被判处3年以上5 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 年；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 年;被判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 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 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 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 卷第8 期.

［2］ 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 期.

第14篇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超级秘书网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

第15篇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

［3］康树华.《论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