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整合资金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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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农田建设；经验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2)042-0193-01
今年以来，在区、市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有关厅局的大力支持下，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区、市《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和水利工作会议精神，严格按照市委、政府及市农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本着“规模更大、投入更多、质量更高、效果更好”的要求，抢抓机遇，千方百计整合项目资金，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责任落实，广泛发动群众，高标准、高质量实施田、林、路、渠综合整治。全县累计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各类资金6.78亿元，投入义务工163.2万人次，出动机械1.75万台班，完成土石方793.12万立方米；秋季植树10.2万株；秋覆膜7万亩；整治村社84个（其中重点整治40个）。主要做法如下。
1紧盯目标，加大力度，全面超额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任务
1）坚持不懈地狠抓扬黄灌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改造提升。围绕扬黄灌区节水灌溉总要求，突出抓好砌护渠道、平田整地和修农路、打小畦等工作，累计完成玉米秸秆清收27.43万吨，机深翻28.9万亩；畦田建设16.8万亩，占吴忠市下达计划的112%；清淤支斗农渠453条1 015公里，占吴忠市下达计划的166.3%；整修农路675条705.1公里，占吴忠市下达计划的149%；砌护渠道296条328公里，占吴忠市下达计划的105.8%；完成配套建筑物7845座，占吴忠市下达计划的234.7%。
2）千方百计用重点水利骨干工程支撑起同心治水、治土和民生水利的主框架。一是投资9 444.16万元，完成东部引水扩建工程，解决了东部6个乡镇12.85万人的饮水困难（其中今年完成1.1万户4.95万人的自来水入户）。投资10 380万元、铺设输水管道800公里、新建泵站4座和净化水厂1处的西部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工程全面开工建设。目前，泵站主体工程已完工，支管线开挖112公里，安装管道16公里，入户1万多户。工程完成后，可有效解决扬黄灌区6个乡镇57个行政村175个自然社9.7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二是投资1 633万元，全面完成了固海扬水七干渠改造工程，砌护渠道16.52公里、翻建及加固各类建筑物45座。此项工程极大地改善了我县及周边地区20万亩的农田灌溉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作为县一级，首次实施干渠改造工程，得到了自治区水利厅和吴忠市的大力支持和认可；三是投资1 697.17万元，实施了“三个万亩”坡改梯工程，目前，下马关镇郑儿庄项目区和申家滩项目区分别完成坡改梯面积9 600亩和8 750亩，石狮开发区余家梁项目区完成坡改梯面积12 000亩，工程完成后，可新增旱作基本农田3.055万亩。四是投资3 893万元，实施了清水河二期治理工程，完成土方190万立方米，形成景观水面2 000亩。
3）举全县之力，唱响中部干旱带高效节水主旋律。继下马关以色列高效节水补灌工程发挥效益后，我县依托土地整理项目及靠近水源地实施的坡改梯项目，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为特色种植提供支撑。一是投资1.15亿元，实施重大土地整理工程下马关项目区（7.8万亩），目前已完成7.35万亩，新增高效节灌面积7.35万亩，已发挥效益5.7万亩；二是投资1 111万元的兴隆乡王大套高效节水补灌工程全面完工，新建泵站2座、高位调蓄池2座，配套首部枢纽系统6套，铺设输水管道32.85公里，配套建设各类建筑物131座，修建道路3.3公里，发展高效节灌面积1万亩；三是开工建设投资1 312万元的余家梁高效节水补灌工程，发展高效节灌面积1万亩；四是自筹资金500万元，聘请新疆建设兵团水利设计院，对下马关一期节水工程进行改造，覆盖4.8万亩节灌土地。项目一次性设计到位，争取资金分步实施；五是引进中石化宁夏易捷庄园枸杞开发公司，在下马关生态移民村通过反租倒包的形式，发展节水有机枸杞2万亩，目前已完成节水、整地、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2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确保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进度和质量
1）明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思路，突出主题，制定全面建设方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是事关全县农业经济发展的大事、要事，9月初，全市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动员会召开后，我县把农建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一是明确全县水利工作思路，即扬黄灌区以中低产田改造为主，节灌区以节水增效为主，旱作区以覆膜保墒增产为主，水土流失区坚持小流域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做到“一次性谋划到位”。今年抽调涉农部门专业技术人员200余人组成农建技术组，在深入各乡镇了解农田水利设施现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实事求是地制定了工作方案，制定了全县2011年秋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总体规划、重点治理区域、重点工程布置、田林路渠治理规划及乡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片区规划；二是确定了“三个突出”、“六看”和“两个不让步”的工作思路。即：在总的方向上，突出节水，突出区域特点，突出发动群众；在具体工作上，看规模，看进度，看质量，看内业资料，看机制及产生的成效，看人力、机械投入；在目标要求上，不按时完成任务的不让步，达不到区、市、县验收标准的不让步，为统筹今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掌好舵。
2）抓住要害，全面发动群众。一是以宣传促发动。坚持把宣传作为壮大声势、凝心聚力的重要手段，专门制定今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宣传方案，在县广播电视台开辟了“农建专栏”，广泛宣传中央和区、市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决定、中央和自治区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及加快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召开县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部署今秋农建工作。同时利用报刊、电视、简报、标语、传单等形式加大农建宣传力度。制作了农田水利建设宣传册，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万余份，宁夏广播电视总台和吴忠电视台报道3次，吴忠日报报道6次（其中专版1次），地方电视台报道40余次，编写农建简报50期，在各乡镇制作农田水利建设永久性标语110条。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精心的准备、周密的部署，彻底打破了过去“干部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在全社会营造了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的良好氛围；二是以行政问责促发动。由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对各乡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进度实地督查、统计进度，并对进展情况通过县电视台“农建专栏”每3天通报一次。对进度快，质量好的乡镇由县委、政府给予通报表扬，并以以奖代补的形式兑现了奖励资金。各乡镇出台了发动义务工与村干部业绩挂钩制度，对出工不力的村干部给予诫勉谈话、警告及免职的处罚措施，全县共对5名村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发挥了警示作用，推动了工作；三是以政策促发动。出台了《同心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筹资筹劳实施意见》，对筹资筹劳的范围、对象、标准、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支持各村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今年群众出义务工、筹资筹劳的形势明显好于往年。义务劳动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已逐步在群众中树立，经过几年的扭转，群众出义务工正走上了正规渠道。
3）捆绑项目，整合资金，加大投入。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将水利、扶贫、农牧、“一事一议”、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资金捆绑使用，围绕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总体规划，在确保项目资金渠道不变、使用途径不变的情况下，统揽全县水利工程，全面推进农建工作上台阶。今年以来，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累计投入资金6.78亿元。其中：“一事一议”项目21个，完成投资0.16亿元；农业综合开发项目4个，完成投资0.34亿元；农村公路项目9个，完成投资0.55亿元；土地整理项目2个，完成投资1.96亿元；水利工程12个，完成投资2.31亿元；农牧项目7个，完成投资0.6亿元；林业项目13个，完成投资0.85亿元；县政府投资2 000万元，主要用于以奖代补及基础设施改造。是历年投入资金最大、实施项目最多的一年。
3结论
通过几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不但锻炼了干部，也锻炼了群众，使全县上下从不会干到学着干、从学着干到创新干。要想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断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必须在各级领导层面不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大工作力度；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动干部群众；必须着力突出改善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必须整合涉农项目，捆绑资金，加大投入力度；必须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必须着眼长远，建立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同心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总结.
第2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安吉县；政府职能
乡村旅游是指以具有乡村型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依托农村区域的优美景观、自然环境、建筑和文化等资源，在传统农村休闲游和农业体验游的基础上，拓展开发会务度假、休闲娱乐等项目的新兴旅游方式。农家乐是乡村旅游的一种新式，不过当前大部分地方搞的乡村旅游事实上是农家乐，农家乐是个本土概念，未有学者准确定义过，这两个概念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替代，所以在这里我们混用一下。
一、安吉县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安吉县位于浙江省西北部，是全国著名的竹乡、生态县。区域面积1886平方公里，人口45万。近年来，安吉县委、县政府坚持实施“生态立县”战略，以打造“中国美丽乡村”、“中国大竹海”两大县域旅游品牌为抓手，全力推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全县休闲旅游产业呈现出强劲发展态势。
作为休闲旅游业与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吉“农家乐”的发展经历了培育、发展、规范、提升几个重要阶段，至今已年逾十载。十余年来，安吉“农家乐”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日趋规范，质量稳步提升，品牌逐步打响。目前，全县共完成创建省级“农家乐”精品村2个，省级“农家乐”特色村8个，省级“农家乐”特色点3个。全县共有“农家乐”600余户，床位10000余张。2009年安吉被国家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首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2010年1月至10月，安吉“农家乐”共接待游客18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近2亿元。
二、安吉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安吉乡村旅游的发展已渐趋成熟，基本形成产业化，无论是从产业集聚度上，还是从产业成熟度上，都远超城市。安吉乡村旅游发展的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也给考察团带来了很深的触动和启示。
（一）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监管有力
首先，在管理体制上进行纵向分工，明确各级主管部门的具体职责。早在2005年，安吉就成立了由旅游、公安、工商、卫生等11个相关部门组成的县“农家乐”规范管理协调小组，并陆续在条件成熟的14个乡镇建立了“农家乐”服务中心，在村一级建立“农家乐”服务站，形成结构完整的三级管理体制。三级管理机构职责明确，并各司其职，通过实行逐级考核的办法强化责任落实。
其次，是在横向上密切配合，实行部门联动。县“农家乐”规范管理协调小组的成立，大大地提高了部门联动的效率。安吉充分发挥部门联动优势，依靠安吉县“农家乐”经营服务准则和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另外，在人员培训上也实行部门协作，县“农家乐”规范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结合年度农村劳动力转移计划，制定每年的培训方案，然后由各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农家乐”从业人员的素质和经营水平。
再次，为加强市场监管，安吉县还先后出台了《安吉县农家乐服务质量通用要求》、《安吉县农家乐消防、治安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安吉县农家乐生活污水处理办法》等一系列新的规范和政策，并定期开展“农家乐”集中整治活动。另外，安吉还非常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协会监督，倡导行业自律。通过行业协会协调处理游客投诉、调解经营户纠纷、统一市场价格、推行抱团经营等，进一步有效促进了“农家乐”经营户在客源安排、处理纠纷、礼仪接待、市场营销方面进行自我管理，已经形成了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互为补充、有机结合的良好局面。
（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有效保障
安吉一直坚持农家乐发展规划先行的原则，加快建立“农家乐”乡村旅游规划体系，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农户分散经营可能带来的市场混乱、重复建设和资源破坏。目前，《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规划》、《乡村旅游目的地规划》已基本完成。安吉乡村旅游紧紧围绕“中国大竹海”和“中国美丽乡村”两大品牌定位，明确“一村一品、一型一策”的工作方针，为每个地区和每种类型的“农家乐”量身打造具体的开发方案，设计多条特色精品线路，为“农家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推进乡村旅游的快速稳步发展，安吉县还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和保障措施。为鼓励乡村旅游的发展，安吉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休闲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安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乐通”贷款管理办法》，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农家乐”经营户给予税收优惠和贴息贷款，并明确从2010年起，县财政农发金每年增长20%，主要用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每年整合各类涉农资金3000万元以上，重点扶持县级以上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和开发休闲旅游产品。另外，为提供更好的人才保障，安吉十分重视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开发，并在浙江省率先开展“农家乐”经营管理人员的中级职称评定，努力吸引并留住人才。
（三）打造品牌，整合资源，创新营销
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业态，“农家乐”与传统的依托景区景点招徕游客的旅游发展方式有着一定的区别，单个的“农家乐”一般规模较小，市场影响力有限。“农家乐”旅游要想很好地发展，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产业集聚度，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营销手段，将区域内“农家乐”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区域性品牌。
第3篇
关键词：信息融合；农业信息化；信息服务；
一、引言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业信息化是信息时代农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使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有机结合，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综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现代媒体，构建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服务［1］是构建农业信息化平台的基本要求。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是开展农业信息服务的前提，通过系统的方法，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将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相关的信息进行分类、重组和整合，从而形成一个能全面、准确、及时提供农业信息的农业信息系统［2］。通过这样一个农业信息系统有效地提高农业信息资源的质量，从而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中国农谷发展研究中心从信息需求出发，深入调查荆门全域农业合作社、农业大户对农业信息资源的需求，从信息服务出发，调查荆门全域农业信息化服务的现状。总结信息需求，分析现存信息服务问题，围绕本地的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将现有资源合理重组，通过网络架构设计搭建区域性农业信息服务综合平台，为推进中国农谷核心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
二、荆门全域农业信息化现状
农业信息化平台整合的基础是对现状的了解和把握。为深入了解农业信息从需求、采集、处理到服务的整个流程是否合理流畅，本研究中心在市农办、经管局的指导协同下，以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专业大户为主要调研对象，深入农业生产、经营一线，按照分区聚类取样原则在荆门全域选取有代表性的农业合作社、专业大户，通过实地参观、问题访谈、座谈、问卷等多种形式，收集整理他们对农业生产、经营等环节的信息需求，对于农业信息化服务提供易于接受的方式（即信息的获取）。调查结果显示，荆门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明显，“中国农谷”核心区水、电、公路、电信等基础性公共服务较齐全，初步建成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客观地认识到，农业信息化程度依然比较低，与企业信息化、政府信息化、教育信息化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体上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有很多不足。
（一）网络覆盖区域不全
乡村一级的网络覆盖面不够，网络不畅通直接导致信息渠道的不畅通，与市、县农业部门之间网络传输的断层明显。广大合作社、农户在生产资料筹集，技术支持获取，市场行情掌握等方面均处于落后被动局面，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发展。以仙居乡为例，因为网络覆盖不到位，普遍存在着合作社难以及时获取所需要的资讯信息和技术支持的问题。大多数乡村缺乏有效的网络传输手段，使得信息资源难以及时有效地到达乡、村、农户。网络设施成本高，总体规模小，网站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且各站点之间缺乏有效地连通，乡村基本上是一个个信息孤岛。
（二）信息资源质量不高
农业信息资源结构不合理，质量不高。信息采集比较片面，采集的信息缺乏准确性和权威性；信息内容缺乏产前预测、产中加工与流通等有效信息；信息分析浮于表面，没有一套系统的信息整理体系，难以满足生产者、经营者与管理者的信息需求。农业信息传输效率低，导致信息资源利用率较低。从调研情况来看，同类农业机构之间缺乏全局观念和共享意识，一些合作社凭借多年的经验各干各的，信息分散，没有将有效信息资源按照统一的规划和标准信息化、网络化。以大金龙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漳河镇固老六家禽养殖合作社为例，在禽流感暴发期间，前者因为修建了大型冷库，将养殖的家禽在未感染病毒之前大量宰杀冷藏，从而减少了禽流感带来的损失，而后者则因为缺乏这一有效信息而在此期间损失惨重。
（三）信息服务能力不足
农业信息服务涉及各组织机构、企业、合作社和普通农户，而存在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农业信息服务能力不足，信息服务中介组织严重缺乏，信息来源可靠性差。非法份子利用假科技信息甚至利用假化肥、假种子、假农药等坑骗农户，让农户遭受巨大损失［3］。漳河镇京河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发展初期因采用未实地考察的葡萄种苗栽种技术指导，导致种苗大面积坏死，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广大农户对于新的信息化手段的接受和掌握有限。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在提高农民普遍素质上狠下工夫，但从提供服务的角度而言，如何提高服务能力和质量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农业信息服务全方位多角度的工作，不仅要提供公共信息服务，还要为不同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针对性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公共信息服务要建立起市场信息主导机制，能够让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种植结构与产品产量，从而避免农产品供给短缺和过剩现象交替出现；要建立政策信息的全方位覆盖机制，能够让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的解读有效传递到农户，同时及时了解农民需求。个性化信息服务则应根据实地环境和气候的不同、产业的不同，解决农户在生产资料购买、生产加工过程技术指导等方面信息服务有效性的问题。
三、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方法
信息资源整合是指将某一区域内原本分散的、多元的、异构的信息资源通过逻辑手段和物理方式组织为一个整体，使之有利于管理、利用和服务［4］，可以理解为把分散的信息资源集中起来，把多元的信息资源归整列序起来，把处于异构的信息资源统一起来，方便用户及时剔除无效错误的信息，获取有效信息。信息资源整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了信息收集、组合、加工以及服务等过程，需要考虑相应特性的前提，使信息资源的整合效果达到最优。农业信息资源包括一切有关农业信息采集、处理、传播、提供和利用等的各种资源，其主要类型有反映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农业自然资源信息和社会经济信息两大类。自然资源信息包括气候信息、土壤信息、水分信息、作物生长分布信息等自然方面的内容，为农业生产提供资源环境方面的信息支持。社会经济信息包括生产资料供需信息、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科技信息、农业政策与管理信息等，为农业生产提供社会经济信息支持。在确定整合方法，实施整合方案的过程中，必须客观地考虑到农业信息资源自身的特点。
（一）完备性
完备性是指在信息资源整合过程中要保持信息资源的全面和完整。1．保证整合资源内容的完备性要明确信息服务的主要对象和服务目标，本公益性信息化平台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从事农业生产加工经营的农民、合作社、企业，向他们提供在农业生产加工经营整个过程中所需要的信息资源服务。以上功能的实现，是一个难点，因为不同服务对象对信息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种植与养殖不同、水产与家禽不同、粮食与蔬菜不同……而且即使都是在荆门地区，也会因具体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信息需求，所以，在进行资源整合的时候必须系统全面地保证资源内容的完备。2．保证信息资源间内在关联的完备性整合的资源并不一定要求在物理上成为一个整体，但资源间的联系在逻辑上应形成一个整体。在进行整合的时候，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把所有需要的资源整合为一个物理上的整体，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分布式功能和数据共享功能，通过计算机技术从逻辑角度将物理上分散的信息资源联合成一个整体。3．用户界面的完备性即面对多用户不同需求能够实现一站式检索。必须充分考虑到服务对象普遍存在文化素质不高，对网络信息技术的理解和掌握不够的现实。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进行过于复杂的操作，而应该从用户需求出发，设计用户界面，要提供友好易于简单操作的界面，让用户能够通过简单的操作即可检索到需要的信息资源。当然，这在平台内部则需要通过数据的组织、转换技术，信息的索引、自动化处理技术等，将各种整合的资源有效地联合起来，从而完成一站式检索。
（二）合理性
合理性主要是指对信息资源整合进行整体规划，科学论证，保证整合的合理性和规范性。1．资源选择的合理性根据本公益性信息化平台的服务对象和和服务目标，合理地规划、购买和自建资源，既不能盲目求多，也不能滥竽充数。农业信息资源涉及多部门，政府必须重视此项工程，并充分发挥组织领导作用，保证在既有信息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最大程度的整合。2．资源组织的合理性建立各类资源间的多重联系，合理地组织它们，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分析，组织出最大的知识和信息量。围绕公益性信息化平台的宗旨，利用信息处理技术将各级农业信息资源，按照服务对象和服务过程的不同需求进行多重联系、交叉，有效地将资源组织应用起来。3．交互接口的合理性这里的交互包括信息处理过程的后台交互，也包括用户和平台的交互。交互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处理接口无缝连接，处理过程简洁快速，检索界面方便有效。
（三）目标性
目标性是指根据公益性信息化平台信息资源整合的目标，有针对性地选择信息资源、挑选恰当的整合工具和整合方法。要根据用户的特定需求来整合与组织信息资源，使整合后的资源既符合总目标，又满足用户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当然，这种个性化服务的实现还要求系统功能的扩充，如：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推送服务。为大众用户提供丰富、综合、有效的农业信息资源，这是本平台的基本功能。除此以外，考虑到用户信息意识薄弱，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的特点，要实现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从而将传统的被动等待式服务转变为主动的推送式服务。只有让用户充分感受到信息资源服务所带来的便利，才能逐渐建立他们的信息意识，最终达到化被动为主动的目的，从而让广大农户成为信息化的主要受益者，让信息化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四）适合性
适合性就是不要盲目的追求广、大、多，要根据现有的技术力量、资金能力对信息资源进行适当的整合。因此，要求在进行整合的过程中，选择资源时要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依据平台对信息资源的整合能力，选择待整合资源。当然，农业信息化建设和发展是高技术、高投入的社会公益性工程项目，各级农业信息中心及其网站的维护不仅要有大量用于农业信息系统的多项软硬件建设基础投入，还要有充足的系统运行经费，由于目前各级农业信息中心不具备企业化经营的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的资金扶持，是很难维持的。各级政府要在已有资金投入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所谓过犹不及，无论从硬件、软件还是从资源角度，其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在进行资源整合的时候必须把握合适的尺度，以荆门为例，荆门全域为服务区域，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农业特点进行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
（五）变化性
变化性是指本公益性信息化平台能够适应信息变化和用户需求随机改变的状况。平台应该是个开放性的平台，应能够把不同类型、不同格式的数据整合到平台中，能够及时调整适应动态变化的数据。首先，数据不是固定不变的，尤其是农业数据，气候、时节、地理环境变化，市场供给、需求变化等，对应数据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不能及时地进行数据更新，不仅不能给广大农户带来有效地服务，反而会让农户因错误的信息而产生错误的导向，从而造成无法预期的损失。另外，数据本身是静止的，只有通过相关的数据处理技术，让数据流动起来以满足用户随机变化的需求。
四、公益性信息化平台建设
公益性信息化平台充分利用现有的软硬件基础环境、网络资源和数据资源，注重衔接，切实保障系统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逐步消除信息孤岛，最大程度发挥现有各类资源的效益。平台总体框架组成包括平台门户、数据交换系统、事务应用系统、数据中心、数据库、安全系统、网络系统以及标准化建设等，具体内容见图1。
（一）门户层
本公益性信息化平台广泛面向从事农业生产、加工、经营的农户、合作社、相关企业和服务人员，以农户需求为导向，提供全方位、多元化信息服务。门户层体现以服务为宗旨，提供多渠道、多样式的信息服务。
（二）事务层
本公益性信息化平台按照分大类、分层级的原则进行资源构建，从农业生产、加工、经营和政策法规四个方面进行大类划分，组织构建分层事务系统。利用检索服务技术提供各事务系统功能，方便实现资源访问，使平台具有将分布在各涉农部门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的能力。本平台的检索目录根据用户实际需求预先设置对应的功能列表，按照既定的规则接入系统并得到结果。对于其上层（门户层），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进入各事务系统，可分别进入也可以组合方式进入，通过定义功能对应列表提出自己的信息需求。对于其下层（应用支撑层），根据对应列表组织相关的信息数据反馈给用户。本层涉及到对信息的描述、组织、处理、整序、检索、服务等方面，需要通过信息自动化处理技术、索引技术等来支撑。
（三）应用支撑层
应用支撑层包括：（1）运行支撑环境，即平台软件环境的搭建。（2）身份认证管理，包括对平台用户身份的注册、认证、登录、注销等进行管理。（3）数据配置服务，根据事务层用户实际需求所对应的数据请求进行配置，提交数据交换系统；数据交换系统，是本层的核心，对上用来响应事务层所提出的数据请求，实现本层与事务层之间的数据交换功能，对下主要实现本层与数据层数据库的同步更新。（4）基础数据库同步更新的交换系统，事务数据库同步更新的交换系统，结果数据库同步更新的交换系统。
（四）数据层
数据中心是数据存储和管理中心，是本平台运行的基础。数据中心实现对各类农业资源数据进行有效存储、管理、运行和维护。数据中心主要包括数据存储管理系统和数据交换系统两部分，其中数据交换部分已在前文描述，与数据存储之间的逻辑关系见图2。数据中心建设主要包括基础数据库、事务数据库、结果数据库以及支撑这些数据库管理、动态更新和交换的软硬件基础环境。运用成熟的数据库管理技术，按照统一的标准，建立数据存储系统、数据管理系统、数据交换系统，为各类数据的集中存储、管理、运行和维护提供平台，实现数据交换和更新。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信息进行提取、分析和组合，为事务层用户的请求提供最终的数据结果。数据采集分为两种情况。对于新入库的数据，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同步入库，为保证新入库的数据质量，数据入库前须进行严格的数据检查；对于现有数据库的整合，按照结构相同标准相同、结构相同标准不同、结构不同标准相同、结构不同标准不同四种情况分别进行整合改造，符合统一的标准、规范后同步入库。数据存储和数据维护两者相辅相成，大量的数据存储入库，势必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维护。数据既然有入库自然就存在着出库问题，即数据的删除。如何根据数据的时效性来判断数据的去留，要考虑到农业信息数据自身的特点，这都需要数据库管理人员按照一定的规则通过日常维护进行处理。数据更新采用自底向上和自顶向下两种更新方式综合进行，即日常采集的数据通过增量备份的方式定期逐级向上更新。涉及到由上级部门审批的规划、指令类等数据则自顶向下通过数据增量方式进行传送。
（五）网络层
第4篇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 商业银行 资本 影响 应对策略
针对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银行资本约束机制的一系列缺陷，巴塞尔委员会于2010年正式了《巴塞尔协议Ⅲ》（以下简称“巴Ⅲ”），确立了银行资本监管标杆和新高度；中国银监会积极跟进巴Ⅲ的研究，并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以下简称为“中国巴Ⅲ”），了解其主要变化，分析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对商业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巴塞尔协议Ⅲ简介
（一）国际巴塞尔协议Ⅲ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给国际金融业带来了严重损失，充分暴露出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不足和缺陷，加强金融监管改革迫在眉睫。巴塞尔委员会自2009年起着手研究新一轮资本监管改革方案，2010年12月正式了巴Ⅲ。其重大创新：一是引入流动性监管，建立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将资本监管由资产方扩展到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要素。二是对系统性风险较大的业务以及机构提出更高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从单家银行的稳健性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三是将逆周期因子引入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框架，建立起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四是资本数量与质量并重，严格合格资本要求和提高资本充足标准。
巴Ⅲ大幅度甚至成倍提升了监管要求，超越了传统的资本监管框架，从更加宽广的视角理解风险，代表了全球银行业监管强化的新趋向，被认为是最近 30 年来全球银行业在监管方面进行的最大规模改革。
（二）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
1、出台背景及意义
2004年，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旧办法”），沿用了巴塞尔协议I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核心，陆续了巴塞尔协议Ⅱ配套的一系列风险计量和管理指引，此后一直作为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行审慎监管的主要依据。为实现国内资本监管制度与国际标准在更高水平上接轨，并助推我国商业银行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2010年以来，银监会全面吸收巴塞尔协议Ⅱ和Ⅲ，并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1]44号）、《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1]第3号）和《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1]第4号）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2012]第1号，以下简称“新资本办法”）、《中国银监会关于实施过渡期安排相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2〕57号）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2014]第2号）等新的监管法规，被称之为中国巴Ⅲ。
2、主要变化
与我国以往监管法规相比，中国巴Ⅲ主要变化如下：一是严格资本定义，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除明确了最低资本要求外，还提出了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以及针对特殊资产组合的特别资本要求和针对单家银行的特定资本要求。二是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防止单家银行乃至银行系统的过度杠杆化。三是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范围， 不仅要求对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计提资本，也要求银行评估集中度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等剩余风险大小，并根据评估情况确定是否计提资本。四是调整信用风险权重法下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提高风险敏感性。五是引入流动性风险资本监管，将资本监管由资产方扩展到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要素。六是引入了巴Ⅲ中没有的贷款拨备率指标，强化贷款损失准备监管。七是对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从严规定；八是针对不合格资本工具的退出等规定了单独过渡期；并对新监管指标明确了过渡期内分年度资本充足率达标要求（如表1-1所示），但是对于某些指标的要求高于巴Ⅲ的标准，如表1-2所示。
表1-1 我国商业银行过渡期内分年度资本充足率要求
[银行
类别＼&项目＼&2013年底＼&2014年底＼&2015年底＼&2016年底＼&2017年底＼&2018年底＼&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6.5%＼&6.9%＼&7.3%＼&7.7%＼&8.1%＼&8.5%＼&一级资本充足率＼&7.5%＼&7.9%＼&8.3%＼&8.7%＼&9.1%＼&9.5%＼&资本充足率＼&9.5%＼&9.9%＼&10.3%＼&10.7%＼&11.1%＼&11.5%＼&其他
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5.5%＼&5.9%＼&6.3%＼&6.7%＼&7.1%＼&7.5%＼&一级资本充足率＼&6.5%＼&6.9%＼&7.3%＼&7.7%＼&8.1%＼&8.5%＼&资本充足率＼&8.5%＼&8.9%＼&9.3%＼&9.7%＼&10.1%＼&10.5%＼&]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关于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过渡期安排相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2〕57号）
（表1-2所示）
中国巴Ⅲ的实施给我国银行业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深入分析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北京农商银行资本管理概况
北京农商银行成立于2005年，目前注册资本95.52亿元，是国务院首家批准组建的省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拥有694家覆盖首都城乡的营业机构，是首都银行业中网点最多、分布最广的金融机构。
（一）资本充足率稳步提升，但资本补充渠道有限
一是2005年到2012年，旧办法下北京农商银行资本净额由44.65亿元增加到306.37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7.22%，其中核心资本净额由64.13亿元增加到188.16亿元；资本充足率由8.1%提升至15.12%，呈稳步提升态势，如表2-1所示。二是作为非上市银行，北京农商银行除依靠内源性资本积累外，新资本办法实施前，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主要有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等；新资本办法实施后，目前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有增资扩股和发行合格的二级资本工具，而后者难度较大，资本补充渠道整体较窄。三是自2005年成立以来，北京农商银行依靠未分配利润留存和计提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共积累资本约160亿元；在外源资本补充方面，分别通过发行次级债和实施增资扩股补充附属资本51亿元和核心资本44.77亿元。
表2-1 2005年到2012年北京农商银行资本充足率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2012年＼&2011年＼&2010年＼&2009年＼&2008年＼&2007年＼&2006年＼&2005年＼&资本净额＼&306.37＼&253.31 ＼&198.87 ＼&117.11 ＼&111.57＼&70.39＼&56.67＼&44.65＼&其中：核心资本净额＼&188.16＼&162.09＼&127.62＼&78.42＼&74.33＼&70.29＼&67.66＼&64.13＼&附属资本＼&125.22＼&91.93 ＼&71.97 ＼&39.42 ＼&37.66＼&0.21＼&0＼&0＼&加权风险资产＼&2026.43＼&1703.45 ＼&1415.14 ＼&1056.9 ＼&1062.47＼&845.76＼&655.85＼&549.84＼&资本充足率＼&15.12%＼&14.87%＼&14.05%＼&11.08%＼&10.5%＼&8.32%＼&8.64%＼&8.1%＼&核心资本充足率＼&9.29%＼&9.52%＼&9.02%＼&7.42%＼&6.99%＼&8.3%＼&8.67%＼&8.1%＼&]
（二）初步搭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2009年，北京农商银行参照国际通行准则，借鉴国内先进银行的风险管理理念、体制架构及运行模式，初步搭建起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近几年，继续完善其框架建设，截至2012年末，形成了由董事会下风险管理委员会、高级管理层下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下信用风险管理委员会、市场风险管理委员会和操作风险管理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总行风险管理部、管辖支行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管辖支行风险管理部组成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构建了前台经营、风控、后台审计稽核监督相配合的“三道防线”。
（三）新资本协议实施取得阶段性进展
2011 年初，北京农商银行正式启动新资本协议实施准备工作，以满足监管要求及实现自身全面风险管理能力的逐步提升。一是成立新资本协议实施准备规划小组，聘请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就新资本协议实施进行差异性诊断的基础上，制定了《北京农商银行新资本协议实施准备规划》，规划内容全面涵盖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二是深入研究论证规划建议，并将其进一步整合和归类。三是2011年完成数据仓库规划并启动对公信贷管理系统（二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建设。四是截至2012年末，搭建了项目管理组织架构，明确了三大支柱建设的牵头部门；顺利投产对公信贷管理系统（二期）和资产负债管理系统；完善押品管理框架，稳步推进数据管控体系建设；着手启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农村银行合作实施新资本协议。
（四）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初步渗透到绩效考核体系中
从2010年起，北京农商银行对总行部门实行分类考核，改进支行绩效考评办法，建立“以利润贡献为基础”的分配体系，并将进一步建立健全绩效考核体系，提高资本使用绩效。
三、中国巴Ⅲ实施对北京农商银行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一）中国巴Ⅲ实施对北京农商银行的影响
1、资本充足水平下降明显，未来几年存在较大缺口
一是受贷款损失准备计入条件变更、次级债合格认定标准变更以及风险覆盖范围扩大等影响，新资本办法下2012年末北京农商银行核心一级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降至8%左右，较旧办法下下降约1.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降至11%左右，较旧办法下下降约4个百分点，下降显著。二是根据北京农商行2005年到2012年核心资本增长情况、风险加权资产及信贷资产增长情况，并考虑利率市场化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对内源资本积累能力以及信贷规模的影响，按照10.5%的监管达标要求测算，在不考虑达标过渡期内北京农商银行进行外源资本补充情况下，预计未来几年其资本需求缺口约为60-70亿元，缺口较大。
2、资本补充压力显著上升
一是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和杠杆率指标的实施将制约北京农商银行表内外资产的过快增长，从而影响利息和非利息收入；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实施，迫使北京农商银行持有更多收益低、流动性强的资产；监管新规中的拨备率指标将使北京农商银行计提更多的一般风险准备；此外，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银行业息差呈收窄趋势， 同业之间竞争日益加剧，北京农商银行地处北京，面对的竞争对手都是国内竞争力最强的商业银行及其优秀营销团队，北京农商银行明显处于劣势，这些必将削弱其内源性资本积累能力。二是新资本办法实施后，在银监会牵头下，陆续推出了二级资本债券、资本性公司债和优先股，前两者均为二级资本工具，后者为一级资本工具。其中，二级资本债券要求必须具有减记或转股条款、资本性公司债仅面向正在申请上市或已上市的企业、优先股要求非上市企业必须为公众公司且只能非公开定向发行，对于未上市的北京农商银行来说，合格资本限定条件大幅降低了其资本融资操作空间。总体看，北京农商银行资本补充压力较大。
3、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将被削弱
北京农商银行作为肩负北京地区金融服务全覆盖且网点最多的一家本地银行，在肩负政策性使命的同时，应是市属重点项目的主要支持力量，中国巴Ⅲ的实施对其资本规模增长所产生的冲击将进一步影响其集中度指标，最终影响其服务本地实体经济的能力。以2012年6月末为例，因新旧制度转换，北京农商银行资本净额下降约51亿元，导致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和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分别上升约3.22和2.14个百分点，分别高出监管标准约1.79和1.16个百分点。在资本增长受限的情况下，仅有通过压降授信规模使集中度指标达标，而授信规模的压降实际上相当于削弱了北京农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4、助推全面风险管理建设进程
一是新资本办法规定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均计提资本占用，体现了资本约束机制的理念，这将进一步增强北京农商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意识。二是由于北京农商行风险管理基础比较薄弱、风险计量技术水平不高、业务数据积累不足等，虽然搭建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且新资本协议实施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是距离中国巴Ⅲ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全面风险管理建设尤显迫切。
5、促进深化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助推改进绩效考评体系
北京农商银行已经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初步融入了经济资本管理理念，随着中国巴Ⅲ对资本有限性和高成本性的强调以及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监管力度的加强和股东对资本回报率的不断提高，北京农商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不但要考虑资产扩张的速度、业务发展的规模和预期能带来的收益，而且要充分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和资本占用情况，因此，中国巴Ⅲ的实施将促使北京农商银行进一步深化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并将其更好的应用到绩效考评体系中。
（二）应对策略
面对中国巴Ⅲ实施所带来的影响及挑战，北京农商银行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以增强资本集约化管理能力，尽早达到新规要求，为自身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具体应对策略建议如下：
1、从思想理念入手，提升全员风险管控和资本节约意识
一是中国巴Ⅲ的贯彻执行需要全体员工的积极参与，作为风险管理比较薄弱的农商行，需要大力宣传监管新规，不断提高全体员工的风险管控理念，推动全员风险管理文化形成，确保监管新规的全面执行。二是商业银行要想走出一条资本节约型的发展新路，应坚持“全员、全面、全过程”的原则，做到理念先行，从被动的风险规避向积极主动的风险经营转变。因此，北京农商银行应该先在银行内部树立起全员追求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为实现经济资本管理铺平道路。
2、调整经营战略，增强内源性资本积累能力
一是积极调整信贷结构，注重发展具有较强议价能力的涉农、小微企业贷和个贷等低资本消耗、高收益业务；在稳步推进传统业务的同时，提高中间业务的战略地位，提升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推进盈利模式转型。二是积极优化财务结构，提升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规模。三是通过控制成本支出、股东分红等措施，提高内源资本留存率。
3、拓宽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提升资本实力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银行业监管将逐步向混业监管转变，其间将为银行业经营转型提供多种机遇，特别是对中小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实力越强，机遇越多。作为非上市银行，为解决北京农商银行目前资本补充压力问题，一是应积极推动股权融资，不仅可以解决其资本缺口问题、提升资本质量，而且还可以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二是积极关注银监会推出的二级资本工具，并结合自身实际和市场情况，在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况下，考虑适时发行。三是从长远看，北京农商银行应全面提升经营质态，强化内控建设，争取尽早上市，以获得资本性公司债和优先股发行资格，进一步拓宽资本补充路径。通过多渠道补充资本，在资本实力得到增强的同时，也提升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为自身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潜力需要夯实基础。
4、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全面风险管理，提升风险管理及计量水平
全面风险管理是一种可以有效整合各种风险管理的综合性风险管理方法，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建立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己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改革的新标准。虽然北京农商银行在全面风险管理上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是与监管新规要求相距甚远，为了更好地实施中国巴Ⅲ，提升自身风险管理和计量水平，应该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全面风险管理。一是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加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类风险管理，并高度关注各类风险之间的联动性和相关性，以实现对所有实质性风险的有效管理，确保所面临的风险类型实现全部范围的覆盖。二是建立涵盖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处置及补偿等在内的一整套全面的风险管理流程体系， 实现对所有机构、所有人员、所有业务、所有过程、所有种类风险的管理。三是加快推进风险计量模型建设，实现对主要风险的准确计量，不仅可以更合理的估计自身风险状况、计提更合理的资本，还是实施资本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四是充分执行审计委员会及其下设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职能，建立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监督机制。五是引进精通风险理论和风险计量技术的专业人才， 以满足自身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运作机制的要求。
5、加强数据信息系统建设，为风险计量夯实基础
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以及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运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缺乏完备的数据库以及信息系统的落后严重阻碍了中国银行业对先进风险计量方法与技术的运用，北京农商银行当然也不例外。虽然近几年北京农商行在数据库建设和系统建设上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仍远远不够，因此，为了尽早实现风险计量精细化，北京农商银行应该全面加强数据管理工作，提升数据质量，并加大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开发更有效的管理系统。
6、拓宽经济资本应用领域，提高资本使用绩效
北京农商银行目前仅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引入了经济资本的理念，且比较初级，这还远远不够。随着风险计量技术的提升，北京农商银行应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资本预算机制，加强资本统筹管理，拓宽经济资本应用领域，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除更深层次的建立以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经济附加值为核心的资本考核体系外，还应尝试将经济资本指标逐步应用于经营费用分配、人力费用分配等方面，控制全年营业费用列支额度；并将产品和客户的经济增加值、经济资本回报率作为信贷评估、授信、审批的重要指标和决策依据，加强对信贷业务风险及回报的平衡分析；还可以将资本回报率引入定价管理，根据实际承担的风险和资本占用情况合理定价产品，以确保合理的收益和资本回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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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债券信息网.北京农商银行发行2012年次级债公告相关材料，2012
第5篇
关键词：首都经济圈；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Granger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1-0090-08
2011年1月，《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首次提出首都经济圈作为我国少数几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圈之一，该区域坐拥北京、天津两个超级大城市和环绕在周围的河北省的十一个地级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首都经济圈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在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的作用下，京津冀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并在这一基础上确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定位。三地在优势工业行业选择和发展方面形成了大致的产业分工轮廓，初步实现了以产业转移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联动调整，这反映了彼此的内在需要与客观需求。但从总体上看，首都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并没有达到合理状态，产业协作程度不高、企业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依然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区域竞争力的提高。特别是随着首都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已经变得尤为迫切。
目前，从政府层面、研究层面到企业层面，推动首都经济圈经济联合起飞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思路和规划举措正陆续出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支持机制能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关键是看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政策的制定是否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因而，我们应该慎重考虑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问题。
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梳理已有的经济、金融、产业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了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概念，理顺了二者的关系，这是以往文献中少有涉及的。在后续的实证分析部分，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从金融总量、效率和结构三个方面，探讨了金融发展对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机制问题。实证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检验金融发展对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效果，探寻金融支持首都经济圈产业优化升级的政策着力点。
一、文献综述
（一）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开始广泛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理论研究层面，学者们多从信息甄别、产权结构、资金监管、风险控制、产业特性等角度，探讨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金融发展模式对产业发展及结构调整的影响；在实证研究层面，学者们一般选取金融总量、金融效率、金融结构和金融生态等多组指标，利用历史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关系进行考察。
国外大多数学者肯定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但具体观点存在争议。一派观点认为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其理由如下：第一，传统产业多为资本密集型，有较多固定资产可用来抵押，此时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更为有效（Rajan & Zingales，1999）。第二，银行在规范信息披露、监督还款等方面比证券市场更有效，它们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和内部规则，为处于技术创新阶段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Gerschenkron，1962）。第三，产权结构决定了国有银行可以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承担较大责任（Hellmann & Marco Da Rin，2002），德国全能银行制度和日本银行制度都曾经在本国产业成长过程中作出过贡献（青木昌彦，2001）。另一派观点则认为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会降低资本配置效率，阻碍新兴产业发展。其理由如下：第一，银行系统存在层级过多、委托链条过长的问题，导致其不易识别和处理有关技术方面的信息。因此银行通常会排斥高新技术企业，而对传统产业表现出天然的保守型偏好（Morck & Nakamura，1999）。第二，银行多以国有产权为主导。国有银行必须首先满足政府对保障就业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因此多倾向于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而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吸纳就业有限不容易得到银行关注（La Porta et al，2002）。此时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侧重于应用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对于金融结构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实证结果存在一定的分歧：Carlin & Mayor（2003）和Binh，park & shin（2005）得出结果认为金融对产业结构影响显著。Beck & Levine（2002）和Apergis，Antzoulatos，Tsoumas（2007）得出结果认为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
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学者开始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1]）。而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关系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且成果较为分散。整体上看，国内现有理论研究多从金融发展整体的角度和金融结构的视角进行分析。国内部分学者将金融发展视作一个整体考察，认为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为产业优化升级提供金融支持。刘世锦（1996），伍海华丽、张旭（2001），傅进、吴小平（2005），杨胜刚（2007）均得出相关观点。国内许多学者还有针对性地从金融结构的视角，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支大林、祝晓波，2005；江曙霞、严玉华，2006；林毅夫，2009）。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研究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对象多为国家层面，部分为省（市）及区域，结果发现各地（区域）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但作用程度存在差异，相关研究结果对中国（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变革实践起到了较好的解释作用。
（二）归纳与启示
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方面，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产业结构优化表现为经济体内部各产业数量比例的协调合理，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逐步提升，第一产业比重越来越小。国内学者在实证研究中一般选取比率来表示产业结构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优化率（毛定祥，2006[2]；马智利、周翔宇，2008[3]）。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选取较为复杂，国内部分学者存在将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混同使用的情况。另有部分学者采用产业的变化幅度指标来测度产业结构升级。例如马正兵（2004）[4]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长率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江曙霞等（2006）用第二、第三产业合计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存量指标，用上述比值的变化幅度作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目前，国内学者对应该采用何种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尚没有一致的观点。
参考江曙霞等学者的指标选取方式，本文将在后续实证研究中直接使用第二、三产业比率作为基数，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变化幅度。这种改进后的指标选取方法，既考虑到所研究对象的特质，也保留了变化幅度这一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特性。
此外，国内学者较多遵循国外学者定义金融发展评价指标的方法，选取M2、存贷款余额、债券与股票市值、GDP、直接间接融资等统计资料，进行运算处理后得到的结果作为衡量金融总量、金融效率和融资结构的指标。
二、实证研究
（一）实证分析思路
为进一步探寻首都经济圈金融发展指标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两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将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金融发展变量组（包括金融总量、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变量组（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每个变量一一进行因果检验。考虑到采集到的数据全部是时间序列，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本文将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ADF检验。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 产业结构调整评价指标的建立。研究区域产业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常见的有两大领域、两大部类（物质资料生产与非物质资料生产）分类法，三次产业分类法，资源密集程度（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分类法，地区主导产业与辅助产业分类法，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法等。其中，三次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结构，其演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为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产业调整与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本文构造了两个变量分别衡量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S，secondary industry）与第三产业增加值（T，tertiary industry）之和与GDP的比值（ISOR，optimization rate of an industrial structure）作为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ISUR，upgrading rate of an industrial structure）作为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即有：
ISOR=（S+T）/GDP
ISUR=T/S
选取这两个指标的意义在于：首先，从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看，产业结构优化表现为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里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第一产业比重不断降低，即ISOR数值应该是逐渐变大的。其次，针对首都经济圈重工业集群的特征，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以生产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比例的提升，表明首都经济圈遵循工业结构高度转换规律，实现了产业部门有序转换，产业结构正逐渐走出“后工业化”阶段，即伴随着ISUR数值的升高。
2. 金融发展评价指标的建立。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演绎和诠释。因此，简单选取某一个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的情况并不妥当。考虑到京津冀三地的实际情况与数据的可得性，借鉴前人研究经验，本文从金融总量、金融效率、金融结构三个角度选取各地的金融业规模、金融资产规模、金融中介效率、投资生产率和融资结构五个指标来衡量三个地区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
金融总量（Financial scale）指一个国家（地区）金融业创造财富的总水平或金融资产总量。在之前的研究中，人们多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或麦金农的货币化水平指标来衡量。前者被定义为“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成分）与国民财富，即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5]，后者被定义为M2与名义GDP的比值。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是测度金融深化程度最重要的指标，较适宜作为解释变量。但由于我国缺乏各地区M2和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这两个指标，而只能代之以调整后的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业规模比率（FISR，Financial industry scale ratio）来作为金融总量的衡量指标。即有：
FIR=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名义GDP
FISR=金融业增加值/名义GDP
金融效率（Financial efficiency）指金融资源供给以及配置运作的效率，即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本文选取存贷款比率（LDR，Loan-to-deposit ratio）和投资生产率（IP，Investment productivity）这两个指标来测度金融效率。存贷款比率体现的是金融中介将存款（储蓄）转化为贷款（投资）的能力，转化能力的高低可以从整体上反映出金融中介的效率。投资生产率测度的是单位金融投资能得到多少产出，体现投资的效率。即有：
LDR=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仅指人民币部分）
IP=名义GDP/资本形成总额（指以盈利为目的的全部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
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本文的金融结构侧重于融资结构（Financing Structure），它是指企业在筹集资金时，由不同渠道取得的资金之间的有机构成及其比重关系，选取的指标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率（DIFR，Financing ratio of direct to indirect）。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其中直接融资主要指非金融机构通过股票、债券等形式获得的融资，间接融资主要指非金融机构获得的银行信贷。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率的变化能较好地反映地区融资结构的变迁。该指标值的提升，说明资本市场在资金融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综上，本文选取ISOR，ISUR，FIR，FISR，LDR，IP，DIFR七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力度。各指标含义详见表1。
3. 数据来源。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上述变量的时间跨度不统一。其中，ISOR、ISUR、FIR、LDR、IP选用的是1978—2012年数据；FISR，河北选取的是1994—2012年数据，北京与天津选取的是1978—2012年数据；DIFR，北京与河北选取的是2001—2012年数据，天津选用的是1992—2012年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及各地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金融运行报告和金融稳定报告，其余系原始数据加工整理而得。
（三）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证研究
1.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各指标的ADF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数据必须是平稳或协整的。利用Eviews5.0，我们用ADF检验方法对各变量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首轮检验，在AIC最小原则下，发现在全部21组指标中只有北京产业结构优化率、河北金融业规模比率、天津与河北的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比率4组是平稳的（I（0）），其余17组均为一阶单整（I（1））。考虑到I（0）变量组可以跳过协整检验步骤直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对一阶单整的数据进一步进行差分处理，使其也转化为平稳序列，然后对经过处理的新变量再次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经差分处理后的变量全部都为平稳性数列，可以进行接下来的Granger因果检验。
2.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需要确定滞后阶数，其方法是使AIC最小的情况下同时保证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我们先后选取北京、天津与河北，利用Eviews5.0分别对代表金融总量变化的变量（FIR、FISR）、代表金融效率变化的变量（LDR、IP）、代表金融结构变化的变量（DIFR）与产业结构优化率和升级率变化指标（ISOR、ISUR）进行了因果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表2归纳出了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总体上看，在10%的置信水平下，金融发展各项指标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率的变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率和升级率的变化又会影响金融业规模的变化（天津）、金融资产规模的变化（北京）以及投入产出效率的变化（天津、河北），进而影响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从这个角度讲，金融发展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副产品。
（四）实证分析结果的解释
1. 金融总量和金融效率，对于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而融资结构的影响则不明显。1978—2012年，北京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北京的金融发展模式为供给领先型。
（1）金融业规模的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北京金融业规模的扩大对第三产业产值的贡献度要高于第二产业，而对第二产业产值的贡献度又高于第一产业。从实际情况来看，北京是首都经济圈的金融中心。一行三会、各类商业银行总部和投资银行总部都落户于此。在金融业的大力推动下，北京市产业结构优化已处于较高水平，其第二、三产业发展较为成熟，未来发展目标在于加快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2011年开始，北京市力促以文化创意产业和生产业为引擎的第三产业向更高水平发展，现已出备的文化创意、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旅游、设计产业发展规划。
（2）金融深化和存贷款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方面源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北京，已经形成了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主体，证券、保险和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辅的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这些金融机构资金运作效率普遍较高，且其金融资产一直在持续高速增长，这对北京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表明近些年在我国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的宏观政策背景下，银行执行国家产业宏观调控的能力比较突出，在首都地区产业升级改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外，北京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深化也具有积极影响，二者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3）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推动了北京产业结构的优化。反映出北京的金融生态环境逐步优化，金融系统能够充分发挥资金引导的作用，实现资源在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有效地促进了第二、三产业发展及在经济总量中比例的提升。
（4）融资结构与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因果关系不显著。这一方面可能因为北京是全国第一个直接融资超过间接融资的城市，融资结构已渐趋优化，资本市场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①，融资比率的进一步提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边际影响已经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考虑到样本点时间跨度较小（n=12），这个检验结论并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更准确的结论需要增加样本点才能给出。
2. 金融总量、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对天津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1978—2012年，天津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从整体上看，天津供给领先型金融发展模式的特征较为明显。
（1）产业结构优化率提高推动了天津金融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率提高表明随着现代化滨海临港重化工业带、滨海新区的发展建设，第二、第三产业在天津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得到明显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对金融业的需求，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业在天津经济总量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2）金融深化、存贷款结构、投入产出率的变化对天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显著影响。天津、北京的金融中介和金融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不同点在于天津的银行在拉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较之北京做得更好，产业投资效率更高，通过信贷市场的筹资功能有效推动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天津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投入产出率的进一步提高。
（3）融资结构仅影响天津市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其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天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②，其作用与天津作为直辖市和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的地位不符，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第二，天津市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迈进的阶段，其辖区上市公司基本上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且第三产业上市公司规模要大于第二产业。第三，存在体制机制性的弊端使得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结构的状况，更不能满足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中国证券市场存在十分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点。股市中公有经济的成分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实体经济中公有经济的成分比例③，且很多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并没有完全用于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生产活动上。制度环境决定了股市的资金优化配置功能无法实现。
3. 金融总量、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对河北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1978—2012年，河北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河北的金融发展模式为供给领先型。
（1）金融总量对河北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积极的影响。金融业规模扩大对河北省第三产业产值的贡献度要大于第二产业，引起产业结构升级率的提升。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产业结构优化。此外，河北省拥有大量的农村金融机构，有利于资金对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进行重点配置，这可能是金融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不明显的原因。
（2）金融效率的提升对河北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不明显。其可能的原因是：金融体系中资金配置效率较低，信贷配给扭曲的现象比较严重。河北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金融中介对广大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存在信贷歧视，导致它们长期以来只能通过小规模、高利率、非正式的金融组织解决融资需求，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此外，河北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省内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较大，金融生态环境有待优化，农业与工业、轻重工业之间、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之间比例失衡的状况依然普遍存在。河北省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在下大力进行传统重工业的技术改造。
（3）融资结构仅影响河北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一方面反映出河北直接融资比例较低，企业资本运作能力不高，上市公司数量较少，资本市场资金募集、优化配置功能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④，经济发展“大”省与资本市场发展“小”省的矛盾较为突出。另一方面说明河北为优化投资环境，信贷资金在继续为传统工业化进程服务的同时，近年来已开始不断向公共领域倾斜，包括交通、通讯、教育、文体、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第三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产业升级进步取得明显效果。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供给领先型的金融发展模式主导和影响着首都经济圈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为通过金融促进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实证依据。实证结果同时反映出金融对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效应尚未完全释放，这不仅与区域金融协调合作进展缓慢有关，更主要是由于我们的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存在某种程度的扭曲，金融机构产权多元化程度较低，金融生态环境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金融业与各产业之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互利关系。如何破解这些体制机制，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金融对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针对首都经济圈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特点，要想从金融角度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深入和更主动的支持，关键在于立足首都经济圈内不同城市的产业发展特点，提高金融运作效率，优化融资结构，而非简单地扩大金融资源配置规模。
提高金融效率，优化融资结构，必须借助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组织结构体系，加强金融竞争和金融创新，形成多样化、多层次、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因此本文认为，助力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金融先行。首都经济圈要采取供给领先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加强金融调控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的协调配合，努力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区域金融协调合作的有效联动。
（一）推动首都经济圈金融协调合作，推进区域产业一体化
从目前情况来看，首都经济圈金融协调合作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⑤，但仍缺乏框架性设计，相关方案和配套措施也有待进一步细化完善。我们要从区域产业一体化战略出发，有步骤、分层次地推动首都经济圈金融协调合作，构建科学、合理的区域金融协调合作机制。
1. 应考虑由国家牵头，成立首都经济圈金融发展领导小组，根据区域经济特色和产业特点，制定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金融发展规划，在宏观上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2. 加强区域内人民银行派出（分支）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政策对话、经验交流、人员往来、联合调研等方式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有效协调区域内金融合作的各种矛盾。
3. 建立区域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行业协会、企业代表对话机制，及时、充分地了解企业的融资需求。鼓励广大金融机构在首都经济圈设立产业研究机构，以便实时对所在地区的产业发展动向和潜力企业进行考察和调研，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二）提升金融市场的容量和层次，打破国有银行金融垄断
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经营是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在体制上的关键结合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高度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造成金融活力不足和低效运营，抑制了首都经济圈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建议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改变这一格局：
1. 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丰富银行业市场竞争主体。首先，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要尽快实现企业化经营，不断调整和完善产权结构、管理机制与经营理念，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与水平。其次，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加速地级市布局，并向县域市场拓展延伸，尽快建立起覆盖首都经济圈所有地市和主要县市的机构网络，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再次，加快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适合县域经济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出台优惠的、差别化的金融政策，引导它们将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业务重点，不断调整信贷区域投向，满足以农户和小企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的融资需求。最后，政府应消除对中小金融机构的隐性歧视，积极引导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非吸储类信贷组织和民间融资，为中小需求主体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
2. 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与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的资本市场融资方式。首先，对区域内已上市优质企业，要支持其合理的再融资需求，鼓励其利用资本市场做大作强。其次，完善以创投基金、风险投资（VC）、私募基金（PE）为主体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对未上市的技术含量高、成长性良好、实力较强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采用融资担保、阶段参股、风险补助、投资保障等多种方式，吸引和调动民间资本、外资以及险资参与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调整。最后，大力发展区域债券市场，研发多样化债券品种，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和优质中小企业通过发行集合票据、集合债券、集合信托债券基金等方式实现债权融资。
此外，政府还应大力推进金融服务领域的股权多元化，逐步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重组改制和增资扩股，在使民间金融从地下野蛮成长回归地上理性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业治理结构，提升经营绩效。
（三）发展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在成长初期，较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也无法达到上市筹集资金的条件。针对这种情况，应考虑设立政府主导的首都经济圈产业投资基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破解中小企业初创和成长中遇到的资金瓶颈，扶植它们快速发展壮大，为提振首都经济圈产业革新提供动力。基金应加大对区域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植力度，重点投资于这些产业领域内还未上市的优质中小企业，并培育它们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在基金的资金来源上应广开渠道，除政府外，要鼓励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还要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加入。
（四）加快首都经济圈金融创新步伐，健全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金融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我们要努力把首都经济圈打造成为金融创新的先行先试区和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示范区，促进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成长。
1. 由政府发起设立首都经济圈科技金融集团，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包括信用担保、专利典当、专利信托、天使投资、科技保险、创业投资等多种服务在内的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的融资途径。
2. 创新完善担保体系。考虑到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成长特点，金融机构应加强对专利等无形资产的评估能力，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鼓励担保机构以信用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利用“担保分红”、“担保换股权（期权）”等投融资结合模式，与企业共享成长收益。同时，应学习借鉴重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广“三权”抵押担保的先进经验，提升首都经济圈涉农企业和农业产业的融资能力。
3. 支持金融机构跨地区开展金融服务，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鼓励与新产品、新技术相结合的金融衍生品的开发推广，进一步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科技创新企业的信贷配给方式。
4. 利用天津建设“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的机遇，加快发展东疆保税港区离岸金融业务，对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的进口，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提供优质外汇服务。
5. 为更好地实现京津冀三地的融通与合作，应继续以推介会等形式，定期向社会公众宣传区域金融方针政策，推广金融新产品，从而引导社会公众形成正确的政策预期，提高其正确使用金融新产品的能力。
（五）加强首都经济圈金融生态建设，打造健康诚信金融软环境
产业的转型升级依赖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我们要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首都经济圈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机结合，积极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软环境，吸引更多的经济主体入驻。
1. 道德风险是金融业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难题，防范金融道德风险、推动金融业道德自觉建设，对首都经济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革新具有重要意义。应制定适合的道德评价标准⑥，督促金融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注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时，要建全金融业的自律管理机制，建立金融道德自律管理协会，及时监督、考评和反馈各金融企业及从业人员的道德自觉建设效果，以期不断推动金融主体提升效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2. 要加强金融法律规范建设，在政策和法规上对投资者利益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打造平等、公正、透明的投资环境。区域内一行三会的派出机构和分支机构应密切协调合作，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首都经济圈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维护区域金融安全稳定。此外，还可参考上海浦东新区成立金融仲裁院的成功做法，在首都经济圈筹建专门解决区域金融商事争议的仲裁机构。
3. 诚信是金融业立业之本。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和完善的企业信用评估体系，可以降低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运作效率。首都经济圈应积极倡导和培育信用文化，全面推进以信用征集、评价和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运用经济、法律、信息披露、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在全社会形成失信惩罚和守信激励机制，提高失信者的违约成本。
4. 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对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应充分利用首都经济圈高校和国家级研究院所云集的教育培训优势，加强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产学研结合。另外，首都经济圈应立足自身金融建设和产业发展实际，面向国内、国际引进一批高级金融人才。政府应从现金补贴、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注释：
①截至2012年底，北京市上市公司（A股）数量为212家，为全国第3位；另据CVSource数据统计，2010年北京市IPO融资总额353.24亿美元，为全国（含港、澳地区）第1位。http：//.cn。
②截至2012年底，天津市上市公司（A股）数量为38家，为全国第17位；另据CVSource数据统计，2010年天津市IPO融资总额13.51亿美元，为全国（含港、澳地区）第18位。http：//.cn。
③证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2 400家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到了953家；股票市场总市值为26.67万亿元，国有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值为13.71万亿，即股市80%的股权为国有股和法人股。
④截至2012年底，河北省上市公司（A股）数量为47家，为全国第14位。另据CVSouree数据统计，2010年河北IPC融资总额15.43亿美元，为全国（含香港地区）第17位。http：//China .cn。
⑤2000年以来，北京、天津、河北部分城市的人民银行加强合作，建设了京津冀区域票据交换系统。该系统突破了同城票据清算的传统模式，成为连接京津冀经济往来的重要资金清算系统；2005年8月，建设银行总行在系统内建立了环渤海区域服务联动机制，通过区域联动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整合资源，集约经营，加强了环渤海地区建设银行各分行之间的合作。
⑥2001年7月31日，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把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股东关系和人道主义作为衡量标准，编制了金融新指数（FTSE4GOOD），以此督促金融公司重视社会效益的创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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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定祥.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运筹与管理，2006，（5）：122-127.
[3]马智利，周翔宇.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08，（2）：18-21.
第6篇
关键词：农民创业；创业成功；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东、中、西部区域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3-0041-08
一、引言
创业活动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激发民间活动的重要形式。在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容量有限的条件下，农民创业是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是破解“三农”难题的有效途径，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战略举措。农民创业的过程是社会总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是对传统的农民――农村――农业生产方式的否定，是对原有的城乡二元化体制的挑战和创新。然而，农民创业的发展进程和地区资源状况、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区资源状况、地区发展状况的差异导致了地区之间农民创业的差异。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民创业的调查样本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农民的创业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东部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中部资金获取困难，创业技术匮乏；西部农民创业意识薄弱，基础设施不到位等。因此，本文的研究拟回答以下问题：农民创业成功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别？同一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别？
二、文献回顾
回顾以往学者们对农民创业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把握问题的实质。汪三贵对265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研究得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在人力资本中，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更大和更显著的影响。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龄、专业技能、婚姻状况、外出打工年限、技能培训、管理能力、亲友借贷、正规金融借贷、自然资源的可获取性、创业目的和对待风险的态度；近郊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集聚较多，专业市场集中，交易费用较低，因而农民创业机会较多，创业成功率较大Ⅲ；创业农民的素质比较高、头脑灵活、追求发展。农民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时间越长，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平均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民创业发生比将增加37.1%。在社会资本中，同质性社会网络更有利于农民工的创业，和谐的社会环境也能促进农民工创业行为的产生；农民创业者的初始社会资本对机会创新性有影响。弱连带数量越多、先前自我雇佣经验越丰富的农民创业者，其创业机会的创新性越高；朱红根基于1145份返乡农民工数据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年龄、文化程度及职业技能状况等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获取政府支持的重要因素，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人数和可借款人数等“弱关系网络”对农民工获取政府支持有重要影响，而配偶及兄弟姐妹等“强关系网络”反而影响不大，家庭人均纯收入的高低也是影响农民工获取政府支持的主要因素；农民创业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这一创业群体的创业心理与创业技能。
纵观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大多是对企业和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而对不同地区农民创业成功影响因素的对比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民的创业成功的影响因素进行样本实证研究。一方面，在借鉴其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本研究的特点，归纳出影响农民创业成功行为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利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民创业成功行为的因素及不同地区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希望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模型的选择和变量的确定
（一）模型的选择
本文基于302个样本数据，一共考虑了9个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创业是否成功”，若成功其值为1，否则为0，鉴于此变量为不连续的二分离散选择变量，并且所有变量的数据为截面数据，因此引入Binary Probit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对于农民创业成功的界定，本文从农户创业研究的初衷出发，考察创业产业的生存能力和可持续性发展，对农民创业成功与否的界定为：采用单纯的经济活动生存时间来衡量。凡是连续3年时间都有比较明显经济效益的创业活动，可以界定为创业成功。
给定农民创业成功衡量标准之后，农民创业成功与否属客观事实。为分析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因素，设定如下函数形式：
式中，Y表示农民创业成功与否的概率，它只有2个值（O或1）。Xi表示影响农民创业成功的因素，εi表示随机干扰项。鉴于直接使用线性回归方法存在异方差问题，本研究选择Binary Probit回归模型。
（二）变量的确定
创业是创业者识别机会、整合内外部资源以向社会提品或服务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创业者要实现创业成功，创业机会选择、自身资源与能力禀赋、外部环境支持等因素至关重要。作为创业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创业受产业属性、资源禀赋与知识技能、外部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制约。同时，不同经济区域，农民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知识技能、社会经济环境、创业机会选择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选取创业农民个体特征、农民创业环境、农民创业特征等三方面因素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进行分析。
（1）农民个体特征。它包括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创业培训状况。农民企业家的个人特质对其成功有很大影响，包括受教育程度、创业心理和创业技能、社会资本以及性别等。一般而言，男性农民对外社交能力、抗压能力、抗挫能力等强于女性农民，创业成功概率可能高于女性农民。农民创业的阅历以及经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创业实践经验的丰富无疑增加了创业成功的筹码。教育和培训是创业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条件，良好教育和高技能培训是创业取得成功的必要保证。农民的学历越高，越能获得成功。农民的文化水平越高，就越容易掌握与创业相关的知识，识别、把握创业机会，减少创业的盲目性。创业培训可以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技能，促使创业者了解创业的制度政策、注意事项与环节，降低创业成本、失败相对几率。
（2）农民创业环境。良好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是创业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创业环境管理能够激励农民创业的积极性，降低其创业成本，提高其创业成功的概率。政府支持力度、创业氛围作为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农民创业与创业成功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数创业者强调与政府部门、社区和客户等构建良好网络关系有利于其成功创业。在政策导向型的经济环境里，政府的支持力度无疑是影响农民创业的重要因素。农民创业者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创业氛围是一个地区所有族群成员关于创业的心智能力、价值观念和习俗惯例的集体和外在的表现。创业氛围与创业活动之间存在一个以知识累积和报酬激励为动力的正反馈演化路径，创业氛围通过提升创业平均收益率、改变族群成员创业风险偏好，来提高创业惯例复制频率，进而提高地区创业活动水平。
（3）农民创业特征。主要包括农民的创业目的、创业行业、创业形式。创业目的是指引起和维持个体从事创业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些目标的内部动力，是鼓励和引导个体为实现创业成功而行动的内在力量。创业目的往往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行业、创业形式、经营活动决策等。同时，实现创业成功，正确选择创业行业不可或缺，创业行业选择反映创业者创业机会的选择，决定着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容量、需求。人对行、准确识别和把握市场机会，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创业风险，而且可以有效提高创业成功率；同样，创业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创业目的、创业机会选择，不同的资源禀赋与知识技能，决定着不同的创业形式，进而影响创业的成功率。本研究选择9个影响农民创业成功的具体因素进行分析。变量定义见表1，相关变量统计的基本情况见表2。
四、模型的参数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样本情况
本课题组于2011年对东部的浙江省、中部的河南省、西部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创业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经过调查员与农民直接面对面访谈完成问卷。问卷分别从农民的特征变量调查、户主禀赋变量调查、创业环境评价调查、创业特征与创业需求调查、创业农民分类调查这5个方面设计。结合研究目标，本文选取浙江省99个样本、河南省99个样本、四川和重庆104个样本分别代表东、中、西部农民创业成功的情况。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
（二）模型参数估计
利用调查样本数据，应用Eviews6.0软件，分别将东部、中部、西部模型中所有可能影响农民创业成功的因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依次剔除多个最不显著的变量，直到模型中所有变量都达到显著为止。东部模型中依次剔除变量为性别、文化水平、创业培训、创业氛围、创业行业、创业形式；中部模型中依次剔除变量为性别、年龄、创业培训、政府支持力度、创业氛围、创业目的；西部模型中依次剔除变量为性别、年龄、文化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创业氛围、创业目的、创业行业、创业形式。最终确定3个变量在东部模型中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显著，3个变量在中部模型中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显著，1个变量在西部模型中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显著。估计结果见表4。
（1）农民户主特征选取四项变量中只有年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显著性水平达到了1%，系数符号为正，与上述预测结果一致，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越大。合理的解释为，年龄越大，农民创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也会越丰富；性别对农民创业成功影响不显著，应该是由于样本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在浙江的99个样本中，85%以上的农民都是男性，女性占很少的数量，因此，样本性别差别并不能反映农民创业是否成功；文化水平对农民创业成功影响不显著，这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的创业环境有关，浙江地区一直因自主创业而出名，具有浓厚的创业氛围，相比较而言，创业成功与创业者其他资源和能力禀赋相关性更大；创业培训对农民创业成功影响不明显，这主要与当地良好创业氛围有关，浙江创业者、创业企业多：农民创业主要通过自己亲身实践获取直接经验，或通过父辈相传或是与亲朋好友交流获取间接经验，因而创业培训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2）农民创业环境选取的两个变量中只有政府支持力度达到了显著（显著性水平为5%）且系数符号为正，即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与政府支持力度呈正相关，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越大。虽然浙江地区自主创业氛围浓厚，但农民创业仍然面临着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制约，影响了新生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正向相关关系也反映出浙江省地方政府的扶持性政策对农民创业企业生存、发展作用明显。创业氛围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不显著，主要与浙江省浓厚的创业氛围有关，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有着浓厚创业氛围，创业活动是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人们关注各种创业活动的进展，热衷于评价、讨论他人的创业经验与得失，主动搜寻各种潜在创业机会并积极地采取行动。调查样本反映，创业农民均处于这样一个创业氛围比较浓厚的环境中，因此，创业氛围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不显著。
（3）农民创业特征因素中创业目的变量达到显著（7.49%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符号为负，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农民的创业目的是为了满足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即农民的创业目的为当老板实现自我价值、带领乡村共同致富等），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会下降。当农民的创业目的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即农民的创业目的为解决温饱问题、解决看病需要等），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会提高。合理的解释为，农民为解决温饱问题、解决看病需要而创业的压力要比为当老板实现自我价值、带领乡村共同致富而创业的压力大，压力大的同时动力大、干劲也大，故创业成功的概率也相对较大；创业行业和创业形式两个变量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不显著，大概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里，见多识广，熟知自己创业应该选择哪个行业以及选择了某一行业后应该选择哪种创业形式。
2.中部地区样本结果分析
（1）农民户主特征选取因素中只有文化水平达到显著且符号为正（显著性水平为9.64%），说明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随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本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农民的文化水平为初中及以上的水平，农民的文化水平越高头脑越灵活，就越容易通过各种渠道捕捉创业相关信息及门路，他们追求发展求上进，更容易取得创业的成功。性别、年龄、创业培训三个变量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均不显著。性别对农民创业成功影响不显著，应该是由于样本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统计结果显示，年龄的标准差为1.63，反应出年龄分布的波动比较大，可能对数据的显著性检验会有一定的影响。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接受创业培训的农民还是占少数，培训对创业成功产生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
（2）农民创业环境选取的政府支持力度、创业氛围两个变量均不显著，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政府的支持力度较小、创业氛围较差，这两个因素影响均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政府一直对农民创业的支持力度比较小，农民创业基本上不依靠政府的支持，政府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比较小；我国中部省份大多数地区比较缺少创业氛围，创业活动远离社会生活中心及人们的视线，公众对于创业多持淡漠、甚至怀疑的态度，在面对潜在的市场机会时消极回避，因此，创业氛围对农民的创业成功影响不显著。
（3）农民创业特征因素中创业行业变量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符号为负，即农民创业若选择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户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来达到增加收入，如大规模种值粮食、蔬菜、水果等；大规模养殖猪、牛、鸡等），则他们创业成功的概率会提高。若农民创业选择专业化生产（农户进行专门化投资、从事某种产品、某种产业的专业化生产，如农产品加工等）、开展新业务（农户基于专门化的农事活动分工，进行专门化投资从事专门化活动，如购买收割机从事产品收割服务、农资经销等）、建立新组织（农户围绕农业生产服务、农产品加工和流通而成立的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资供应中心、农产品加工组织、农产品运销企业等涉农新组织），则他们创业成功的概率会下降。合理的解释是，农民由于自身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影响，他们更擅长于从事传统农业相关的行业，相对于从事专业化生产、开展新业务、建立新组织这些比较陌生的行业而言，他们更有经验、更专业、更有把握做好传统行业，减少风险性、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创业形式变量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也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符号为正，即农民创业选择承包、租赁的形式会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而选择个体、私营的形式会降低其创业成功的概率。因为以承包、租赁的形式来创业相对于个体、私营而言，可以有效整合资源，会减少交易成本，容易获得规模效益。也可能是因为个体和私营企业对个人资源禀赋和知识技能要求更高，现有农民达不到要求；创业目的变量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研究所选取样本农民创业的目的性不强，由于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创业有可能仅仅是出于跟风的行为。
3.西部地区样本结果分析
在所选取的九个变量中，只有创业培训变量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符号为正，即对农民进行了创业培训就会提高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而性别、年龄、文化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创业氛围、创业目的、创业行业、创业形式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均不显著。由于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实施西部农民创业促进工程，落实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使农民具备了良好的创业客观环境，故其他因素对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不明显。只要农民有创业的想法，只要农民敢于尝试，政府就会对农民进行创业培训，对于本来就已具备良好“创业硬件”的农民，创业培训无疑是加强了农民的“创业软件”。
4.东中西部样本比较分析
首先，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因素存在共同之处，即农民的户主特征因素均对农民创业成功有显著的影响；其次，农民的创业特征因素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创业成功存在显著影响。再次，性别和创业氛围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均不显著。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之处：
（1）农民户主特征因素中，年龄对东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显著且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文化水平对中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显著且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创业培训对西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显著且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年龄因素对东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最显著，创业培训对西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比较显著，文化水平对中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一般显著，即农民户主特征因素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程度是存在明显的差别的。本文觉得合理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创业氛围浓厚、非农产业发达，农民市场化意识强，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创业意识相对较弱，所以东部地区农民随着年龄增长，创业经验、技能更加丰富，而中、西部农民随着年龄增长，创业经验、技能没有明显的提高；创业培训方面，东部地区由于具有良好的创业氛围，创业者获取创业经验、知识相对容易，所以创业培训对创业成功影响有限，中部地区创业培训开展少，导致了影响不显著；重庆、成都地区深处内陆，政府为促进创业型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创业培训，一方面反映了创业者对创业知识、经验的需求，一方面凸显了创业培训对创业成功的重要性。
（2）农民创业特征因素中，创业目的对东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符号为负，创业行业对中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符号为负，创业形式对中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符号为负，说明创业行业对中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创业形式，而创业目的对东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一般显著，即农民的创业特征因素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要强于对东部地区的影响。
（3）农民创业环境因素中，只有政府支持力度对东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显著且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创业成功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创业环境因素对东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程度要强于中、西部地区。合理的解释是东部形成了良好的创业氛围，政府也有能力、意愿对农民创业进行大力支持，东部地区政府支持对农民创业影响显著也反映了政府支持对企业的差异性，具有良好社会资本的农民创业成功几率相对较大。而中、西部农村地区创业氛围相对较差，政府支持因资源有限性、目标多样性等原因相对东部较小，所以创业氛围、政府支持对中、西部农民创业成功影响不显著，这也凸显了中、西部创业氛围营造、政府支持力度加大的必要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模型结果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农民的年龄、农民的创业目的、政府的支持力度三个因素对东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具有显著的影响；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民的创业行业、农民的创业形式三个因素对中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具有显著的影响；创业培训对西部地区农创业成功具有显著的影响。
（2）农民的户主特征因素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均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的具有明显的差别；农民的创业特征因素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要强于东部地区；性别和创业氛围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均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政府应根据不同因素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影响程度来制定相应的政策，有的放矢、差别对待，有重点地实施相应的政策。具体建议如下：
（1）对于东部地区，政府应主要根据创业者的户主特征来进行政策扶持。采取措施，有重点地提高创业农民的资源禀赋、知识技能，提高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基于户主特征因素对于不同地区农民创业成功的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因此，农民创业者的户主特征因素是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鉴于年龄越大的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越高，故应重点帮扶年轻的农民创业者，对其进行政策鼓励，如引进创业门路，对创业绩效进行奖励，分担初次创业的风险，减少创业的后顾之忧；自身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要高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但他们创业的动力大、干劲大。故政府应积极为农民创业者争取贷款，并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提供廉价的厂房、设备等，优化他们的创业客观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