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基本特征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风险的基本特征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1　技术创新风险是可管理的投机风险

风险理论把风险分为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纯粹风险是指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机会的风险，如火灾、地震等。其后果只有两种可能，即有损失或无损失。投机风险是指既有损失机会又有获利机会的风险，其后果有三种可能:盈利、损失、不盈不亏，如股票投资、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风险。投机风险因有利可图而具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使人们为求得利益而甘冒风险。

1　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创新主体希望通过成功的技术创新获取期望的利益。但是技术创新系统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创新活动最终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创新成功，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二是创新失败，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甚至无法回收前期投入的资金;三是技术创新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仅使投入与收益基本持平。所以在风险类型上，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

2　技术创新风险是一种动态风险，有其复杂性。即由技术创新系统的外部因素或内部因素的变动，如经济、社会、技术、政策、市场等因素的变动，研究开发、市场调研、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管理不到位，均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而所谓的静态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力的非常变动或人类行为的错误导致损失发生的风险，如地震、火灾等。

3　技术创新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技术经济活动。通过对技术创新系统的组织管理，尤其是树立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管理，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控制风险损失的发生和发展，使受控的技术创新活动向预期目标发展。

4　技术创新风险导致的失败结果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例如，电视机、电子表在美国公司经历失败之后，却在日本企业手中经过完善和市场开拓，最终获得了成功。事实上，影响技术创新的风险因素有一些是可以控制的。在改变某些可控因素之后，能够改变原来失败的结果。

5　技术创新风险是可管理风险。虽然技术创新风险不可能完全灭除，但总的来说，技术创新管理比较完善的创新主体，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某些风险因素，其技术创新成功的可能性相对就会高一些。因此，要取得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在完善技术创新管理的同时，还要加强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杜拉克说过:许许多多成功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有‘冒险癖’。……，他们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确定有什么风险并把风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系统地分析创新机会的来源，然后准确地找出机会在哪里并加以利用，他们不是专注风险，而是专注机会。”

2　技术创新风险是一个理性过程中的风险

在技术创新这一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许多可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使技术创新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但技术创新过程是创新主体理性行为主导的过程，并不是人们所想象或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强的随机过程。因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有的工作都是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的，其中每个阶段都包含有分析、评价、决策和实施等符合逻辑的理性行为。创新设想调研开发中试生产市场销售技术创新过程的技术创新风险分析矩阵〔3〕表明，在技术创新整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均可能存在技术风险、资金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决策风险、政策风险，或者说不同特征的风险，如技术、市场、管理、决策等风险，在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布，其发生变化的规律存在显著的差别。技术创新风险分析矩阵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生产风险管理风险政策风险创新设想调研评估研究开发中间试验批量生产市场销售创新主体需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事前、事中分析。一方面可以采取风险管理措施，使风险处于受监测状态，防范风险，降低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的技术创新管理，如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对创新设想进行评估，切实按照目标顾客的需求和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开发新产品，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使技术创新活动实现其目标。事实上，技术创新综合能力不同的企业，他们所面临的创新风险有着明显的区别。创新综合能力强的企业，相对而言创新的成功率要高得多。一些技术创新调查项目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1，2〕。有的研究认为〔4〕:新产品失败率25年来保持稳定的原因，是对新产品管理能力的长期改进，要保持这种稳定，可能意味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此，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技术创新风险进行理性的分析，始终致力于完善技术创新管理和风险管理，是防范和控制创新风险的基本措施。

3　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步递减

美国布兹·阿伦和哈米尔顿咨询公司根据51家公司的经验，归纳出新产品设想衰退曲线〔5〕。从新产品的设想到产业化成功，平均每40项新产品设想约有14项能通过筛选进入经营效益分析;符合有利可图的条件，得以进入实体开发设计的只有12项;经试制试验成功的只有2项;最后能通过试销和上市而进入市场的只有1项。事实上，在衰减过程中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被逐步排除，或者说可能导致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过程的进展而逐步减少。衰减比率会因产品不同、技术的复杂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别。而越保守的公司，其衰减率越高。但衰减曲线的形状具有典型性。

这一衰减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获取经验的过程。在创新设想阶段，重点是要明确技术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在调研评估阶段，重点研究顾客是否存在这种需求，企业有无能力利用这一环境机会;在取得进展后，要尽量明确在可靠程度方面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但即使到研究开发的后期，甚至产品投放市场后，不确定因素还会存在，还是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新的风险。

一些资料表明，有些创新活动，对创新项目估计不足，有时甚至不存在技术可行性或市场接受能力;对研究开发费用、设备调整费用和批量生产费

用估计不足，特别是常常低估后者，致使投资超过预算，甚至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而承受过大的风险。因此，在考虑创新项目的评价时，不仅要进行事前研究，而且还要进行事中研究，对各个阶段都要进行评价，即由一次性评估转变为多阶段的评估，有一次性决策转变为多阶段决策。

4　技术创新的风险随创新过程的推进而具有积累性

国外的研究表明，应用研究阶段的成功率一般低于25%，开发研究阶段成功的可能性为25—50%，产业化或商品化阶段的成功率一般为50—70%，三个阶段的投资大体为1∶10∶100。上海对7个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查，其投资的比例为1∶103∶1055。1980年美国全国工业会议的调查结果，新产品开发各阶段的费用和时间的占用比例如表1所示〔5〕。显然产品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是资金投入最大的两个阶段。表2　新产品开发的时间和费用分布概念开发样品开发试销商品化合计时间(%)14402323100费用(%)10301644100(注:根据〔5〕整理。)

为准确描述风险的大小，我们设I为创新项目的投资费用，P为该创新项目失败的概率，V为风险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V=I×P(1)技术创新项目从概念开发到市场实现要经历的阶段设为n个，则各阶段的风险Vi与该阶段的累积投资额I0i和失败概率Pi之间的关系为:Vi=I0i×Pii=1，2，…，n.(2)其中I0i=∑Ii，Ii为各阶段的投资额。显然，由于投资具有积累性，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尽管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的淘汰率最高，但是由于该阶段投资费用和投资累积量较低，由(2)表示的风险Vi还是比较小的;而在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的投资比较高，累积投资量逐步扩大，其失败率虽然不像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那么高，但由(2)式计算的风险V是很大的。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在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淘汰率不高，不尽早放弃那些没有成功希望的设想方案，就会使一些不可能取得技术成功或市场成功的开发项目进入创新的后期阶段，将使风险沉淀和积累下来，最终导致风险的增加或进一步扩大，甚至导致企业的经营危机。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①进行多阶段评价;②谋划多种可行备选方案;③将风险的控制点尽可能设置在创新过程的初期阶段，尽早释放可能存在的风险;④采取有效的管理，控制费用。

第2篇

论文关键词：风险投资,本质特征

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目前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仍然相当有限。2007年，我国本土风险投资机构主导的投资总量仅为95.542亿元，风险投资孵育创新企业成功的例子也是屈指可数。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到它的特点，在风险投资发展的过程中也没有完全遵循风险投资发展的规律。

一、风险投资的两个主要性质

对于风险投资的定义和特点，有很多的不同的表述。按照我国风险投资的首倡者和权威之一的成思危的观点，是指将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其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其实质是通过投资于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群，将其成功后项目通过出售和上市，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变现（蜕资），这时不仅能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还可以使投资者获得较高的回报。

根据本人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归纳，此领域的学者尽管表述不一，但一般对风险投资定义和特点的界定与成思危基本相同。成思危认为风险投资具有五个特点：（一）它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二）它是一种组合性的投资。（三）它是一种长期投资。（四）它是一种权益投资。（五）它是一种专业投资。

但是，单就主要特点五项归结性提示而言，我发现前四个特点说的都是风险投资的外在表现特征。而（五）“它是一种专业投资”，虽然指出了作为合格的风险资本家必须是高标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但没有指出风险资本家与其他投资决策管理者相比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这五种特点的描述并未切中风险投资特异性的深度，并没有指出风险投资与其他投资方式的本质区别。

例如，“它是一种高风险投资”，涵盖范围似乎过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的风险也很高，但并不是风险投资。一些并非投向技术创新领域的投资的风险也很高，也并非风险投资。

又如“它是一种组合投资”，涵盖范围同样太宽。。组合投资的早期概念是指以多元化投资形成投资组合，投资者以此来分散证券投资市场上的系统风险。但在美国学者亨利×马科维茨创立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之前，人们只是凭经验直觉对一笔投资分散到什么程度、每一投资组合包含几种证券、怎样选定这些证券、每种证券占多大比重等组合进行设计和修订。自1952年马科维茨发表了创立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标志性论文之后，投资者找到了在有效集即那些不同风险水平下提供最大期望收益率和在不同期望收益水平下提供最小风险的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确定最佳组合的计量方法，从此以后，组合投资即进入理性分析的阶段。由此可见，早已在证券市场广为人知和广为应用的组合投资并不能作为风险投资的专有技术存在。因此它就不能作为风险投资区别于普通投资的特异性而加以列示的理由。

关于风险投资主要特点的其余三项列示，也存在于上述讨论中所指出的相同的问题。债权人从带有从投放资金到带有一个增长额的资金回流的意愿满足之间的期限，多长时间为长期？多长时间为短期？只能是相对而言。《中国大百科全书（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卷）》将一年期以内的信用工具的发行与转让市场的总和界定为货币市场即短期金融市场，而将经营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借贷和证券业务统称为资本市场即中长期市场。可见以短期、长期来界定风险投资与于普通金融的区别，仍然难以做到泾渭分明。

至于“权益投资”它涵盖着所有非借贷资金所形成的投融资关系，并非是风险资本领域里所建构的权益资本架构的专属。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新的目的是获取经济中实际存在却非人人都能看到和得到的潜在利润。例如，采用新技术，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开辟新产品、新市场等。那么以投资开发新技术和对于新技术的市场开拓无疑是一种创新，但风险投资要获得并不是熊彼特所指的“潜在利润”即超额垄断的创新收益，而是因风险企业处于垄断阶段初期的远大前景而获得的高倍风险资本增值。“并非人人都能看到和得到”是因为风险投资是一艰难而充满风险的过程，具有高风险性。风险投资所支持的技术创新一般要经过技术研究开发阶段（开发设计、研制、中试、扩大试验）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等多个过程。据统计，RD计划在技术上成功的概率为60%。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技术上获得成功的高技术只有30%能够推向市场，而在推向市场的高技术产品中只有12%是成功的。据美国一些有丰富经验的风险投资家介绍，在他们投资的项目中只有三分之一相当成功，三分之一持平，还有三分之一血本无归。而这个过程本身有一定期限，一般需要3~7年时间，这就使得投向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具有长期性，只好选择长期的股权投资。而为了分散风险，不得不使投资具有组合性。一旦成功就能因为技术垄断而产生的壁垒而在市场获得垄断地位，取得垄断利润，此时风险企业发展的良好前景足以让许多投资者心动，当然此时也就是风险投资以高倍的资本增值退出的时候了。也就是它企图从高风险中获得高收益。于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它的第一个本质特征:投向技术创新领域并企望从技术创新带来的市场垄断中获得高度资本增值的的权益资本。

因为这种本质特征，风险投资必然具有上述前四种特点即高风险、组合性、权益投资、长期性的表现。

而第五个特征“它是一种专业投资”。“专业投资”是指那一方面的专业？是指投资者对自身专业的熟悉和精通，抑或是融资者那一方的相关产业和行业专业性知识的了解？成思危在“风险投资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风险投资不仅要为创业者提供资金，其管理者还提供所学的知识经验以及广泛的社会联系，并积极参加风险企业的管理，在改造企业组织结构、制定业务方向、加强财务管理、配备成员等方面出谋划策，尽力帮助创业者取得成功”。从成思危关于“专业投资”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风险资本家要取得高收益的艰难性，所需要的并不是一般的单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是集金融、管理、市场运作等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与一体。因此仅以“专业投资”便过于泛泛而论。证券投资作为一种投资也需要投资者具有投资领域的财务及技术分析专业知识等。银行借贷作为一种投资需要投资者熟悉该投资企业的财务状况，具有财务专业知识。可见专业投资并不能说明它与其它投资的区别。当然成思危在这篇文章中的解释也没有触及到风险投资参与风险企业的深度。风险投资家并不只是尽力帮助，实际上，按照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创业者签订的投资协议，为了保障风险资本的利益，风险资本家甚至有权在经理层未达到合约规定时，更换企业经理或选择撤资。风险资本家还需要帮助企业联系后续投资、及成功后上市蜕资的资本运作等。

因此风险投资与其他投资方式另一个迥异之处或本质区别实际上在于风险资本家的人力资本的特殊性。风险资本家首先需要评价风险企业研发中的新技术的成熟度，要对新技术发展前景作出预测，能不能届时在该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形成技术屏障，这就要求风险资本家具有相关领域的知识。他（他们）还需对创业者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品质进行综合评价，看是否具备带领企业克服重重险阻，过关斩将，使企业由弱小发展到强大的魄力和才能。风险资本家每发现一个具有远大市场前景的风险企业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经过严格筛选后，一般签约的只占其中的0.1%。签订投资协议之后，风险资本家不断对对企业管理层进行帮助，包括财务管理、技术支持、市场运作、上市规划等各个方面，力促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成功及风险资本的高度增值。按照熊彼特的定义，企业家是指将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起来进行生产的人，是具有特殊才能的，勇于创新的并能承担决策风险的技术创新的组织者。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以投资将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结合的具有开拓品质的人实际上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是极少数人才可能具有的人力资本，它是一种稀缺资源。风险资本家和风险创业者一起便进行了完整的创新活动，是风险投资成功的最重要两个因素。也就是说风险投资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是，风险资本家是以输入资本将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连接起来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

二、风险投资两个性质的实践印证、启示

（一）第一个本质特点的实践印证、启示

从第一个本质特点出发我们知道，既然垄断利润和风险企业发展的美好前景是风险投资成功的关键，那就必须给技术创新以一定期限专利权，当专利保护期结束专利再成为整个世界所共享，以保障其垄断地位，最大化其私人利益。而且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虽能起到禁止侵犯知识产权的模仿的出现，但并不能消除在模仿基础上创新的出现，况且专利保护期结束专利就成为整个世界所共享。风险投资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成功因为其他企业的模仿创新，将增加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投资具有某种公共品性质。但不可否认，技术的这种外溢性必然加大它的风险性，使得靠追求高收益驱动的风险投资的预期利润下降，从而使风险投资有效供给出现不足，因此需要政府政策的制度扶持以保障风险资本的有效供给。

由于风险投资具有公共产品这个重要性质，所以各国都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予以支持。除知识产权保护外，在财政金融方面的支持政策有：财政支持，税收减免、贷款贴息、贷款担保。也有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如风险投资退出提供渠道开设发展二板市场，完善信用制度及专门服务机构的建设等。美国是风险投资最发达的国家，这与美国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发达的二板市场，高效的具有独立性的为风险投资服务的中介组织这些因素密不可分。

我国当前对于风险投资的政策中也有财政金融支持，税收减免、贷款贴息、贷款担保。也已经经开设了有利于风险投资退出的创业板市场。但是与美国相比，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仍有不少缺陷。首先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薄弱降低了风险投资的预期利润，其次相关法规和法律执行力度的缺乏常常不能保障风险资本投资成功后获得应得利润，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还不存在独立高效的为风险投资提供专门服务中介组织，这也阻碍着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所谓风险投资的中介机构是指通过设计、创立及运用各种金融投资的工具和手段，起到沟通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为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工程技术、科研、融资、财务和法律咨询服务的独立性中介组织。

这些中介组织的存在可以降低风险投资企业与寻求风险投资的创新企业、与风险投资的潜在合作者、与接替风险投资的普通投资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风险投资的运行效率。这些中介组织包括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司、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经公关公司、券商等。它包括技术鉴定、技术支持机构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也包括通过独立公正的提供信息，从而连接风险投资家和普通投资者，使创业板市场的投资者做出有利的选择，完成风险投资的退出的如券商和法律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由于相关专业人才的缺乏人才，法律对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监督和制裁经常处于缺位状态，以及我国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和政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风险投资中介组织很不发达。例如当前，我国券商、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机构为了获得更多的承销费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夸大创新企业的盈利，提供假信息的事件层出不穷，这就伤害了创业板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心。所有这些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制度基础我们仍不具备，需要我们弥补在这些方面的缺陷。

（二）第二个本质特点的实践印证、启示

由于风险资本具有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所体现出来的高人力资本性质，所以必须由市场配置评价人力资本资源，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吸引高水平的风险投资人才不断进入风险资本家行列。这就要求风险资本的人力资源配置具有最少的外部干预性质，完全由市场决定谁优谁劣。

政府必须正视风险投资的这种高人力资本性质要求。美国曾经有过这一方面的的教训。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中小企业法案，其目的是通过政府设立政府风险投资资金引导带动民间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只要选定的项目符合政府的标准，每投资1美元即可得到4美元的政府低息优惠贷款。在此政策激励下到1962年，政府管理的风险投资公司占整个投资的75%。但是，这种政府提供风险贷款做法并不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规律。首先政府提供4倍于私人投资规模的贷款，由政府决定应该向什么项目投资表明投资的主体已经是政府。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取得贷款后由于风险投资的风险大、投资周期长，许多投资人和管理者并没有真正用于支持创新者创业，而是以高利率贷给工商企业以稳赚利率差。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由于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又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培养和吸引高素质的投资管理者，从而因管理不善造成亏损。到1967年，共有237家中小企业出现问题，但政府还坚持认为这是监管不够所致，而不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因而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立法，赋予中小企业管理局以更大的执法和监督权，加强对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审计和监管。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衰落，1978年这些公司管理的资产只占全美资产总额的21%。到1989年则降至只占1%。这种按“政府意志”兴办的风险投资公司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2001年，政府投入占风险投资65%，但我国风险投资对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生产的贡献仅为2.3%。这一切证明了一方面政府不能介入风险投资的直接管理，另一方面表明风险资本家作为一种企业家人才，应在市场中优胜劣汰，大浪淘沙，不应由政府行政任命产生。

其实风险投资公司是由一批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运营，不仅政府不能参与，其他任何不具有这一领域特殊才能的个人和组织也不宜直接参与。因此风险投资公司不以一般公司组织形式设立。最适宜它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在这两种制度中，一般投资者（无论其出资份额多大）都不参与风险投资公司的直接运营，只因为是资金的投入者具有利润分配权和一定期限的投资参与和撤回权力。在这两种组织形式里，由风险资本家（有限合伙制里的一般合伙人和信托机构里的信托基金管理者）管理日常事务。而美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表明，有限合伙制里对普通合伙人的激励约束机制更为有效。一方面是巨大的利润分配刺激，（普通合伙人出资一般占风险资本总额的1%左右，盈利后一般可获20%左右的利润分配。）另一方面是日常投资管理开支的严格限制和亏损后的无限清偿责任。在强有力的激励和约束压力下，经营业绩差的因难以取得投资者的信任而自动退出，经营业绩好的风险资本家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更易筹集到风险资本。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不断优胜劣汰，另一方面不断吸引高素质的普通合伙人。

由于风险投资一方面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政府予以扶持，另一方面却拒绝任何外来的对其经营活动的影响。政府只能为其建立一整套的支持制度。联系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初期必需政府出资引导的实际，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容易理解我国风险投资学界共识：政府在风险投资的作用定位应是“引导而不干涉，支持而不控股”。当前我国也已经立法允许以有限合伙的方式成立企业，但是当前我国缺乏合格的普通合伙人，而且当前我国的信用体制和法律效力是否能支撑有限合伙制这一企业组织形式尚待观察。

第3篇

[关键词] 低速发展时期 融资 风险

1975年～1989年日本处于低速发展时期，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下降，而银行已形成了较大的规模，企业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结余，资本供给过剩。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规模效益发展。这使日本企业的融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不同于高速增长时期的融资特征。

一、日本企业在低速发展时期融资的经济环境

1.国债的大量发行促进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和自由化

随着国债发行量的增大，1977年政府不得不缓和对金融机构出售国债的限制，以此为契机，国债流通市场急速扩大。由于国债的大量发行和流通、使大量资金流向利率更高的证券市场，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同时，在国债流通市场日趋活跃的情况下，政府发行新债时就不能不考虑国债流通市场的利率，因为当流通市场利率高于新债发行时的利率时，人们就不会买“新发债”而到流通市场买“已发债”。这样，国债发行条件越来越趋于灵活化，接近市场的实际，并进而推动整个债券市场(包括国债、地方债与公司债等)利率体系的自由化。其结果，国债的大量发行与流通成为促进日本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2.金融市场的不断国际化

日本经济以高于欧美国家的速度增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了10％，1982年进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与西德，居世界第三位。1984年日本的对外债权达到近500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企业的活动日益向国外扩展，与之对应，日本的银行、证券公司等在国外的活动也迅速扩大。与日本企业日益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同时，西方各国的银行、证券公司也纷纷进入日本开展业务，致使日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十分充裕。

3.资金从短缺转为过剩

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日本金融的主要特征是资金不足，而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很难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当时的金融体制正是为适应这种特征而确立的，其主要目标就是努力将有限的资金融通到需要资金的各个产业部门去，以保证产业和经济的顺利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低增长时期，一方面是企业的设备投资趋于减少，部分企业的剩余资金增加，从而导致整个企业界的资金需求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是国民储蓄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个人、家庭的资金大幅度增加。整个经济从资金不足、储蓄不足状态日益转向资金过剩、储蓄过剩状态。这种变化为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从而导致对适应资金不足时期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

4.日元持续升值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因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美元升值等问题一筹莫展，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召开了“广场会议”。会议决定，五国共同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这次联合干预非常成功，特别是日元兑美元的汇价大幅度的急剧上升，1985年9月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50日元，在年底上升到1美元兑200日元以上。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1987年底，从1987年到1988年初，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的水平，在两年中，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上升了1倍。由于日元兑美元汇价的上升，日本银行持续买进美元卖出日元，造成了货币供应量膨胀，1987年，货币供应量增加率达到10％以上。

二、日本企业在低速发展时期的融资特征

1.企业筹资总额增长迅速，自筹资金比例不断增加

进入20世纪年代后，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改变了过去严重依赖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企业的自筹资金比例开始不断增加，尤其是通过证券市场的融资逐渐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

20世纪80年代企业筹资总额增长迅速，仅1989年筹资总额达81.4万亿日元，比1975年～1979年五年之和74.8万亿日元还要多，从筹资的构成来看，借款占的比例在不断缩小，1975年～1985年借款占筹资总额维持在（年均）80%以上，而1987年～1989年借款比例却下降到60%左右，与此对应，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融资的比例在逐年上升，1987年后已达30%以上。

2.大企业资金充裕，减少了银行信贷，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增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大企业严重依赖间接融资的情况有所改观，融资的渠道多样化，大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增资的方式，可从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至1987年，随着商业票据（CP）市场的启动，通过货币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成为可能。而且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不但可从国内的证券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筹措资金，还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银行认为这体现出“大企业的脱媒倾向”，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使银行不得不继续维持低利率而大量开发一些中小企业的客户。（在此，设定资本金10亿日元以上的企业为大企业，资本金在200万日元以上10亿日元以下的企业为“中小企业”）。另一方面，由于银行拥有大量的剩余资金而又缺乏资金的使用渠道，因此纷纷通过自己设立的住专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渠道等拓宽借方渠道，从而导致大量贷出的资金流向股票和房地产。

3.实物资产融资比例下降，金融资产融资比例增加

金融资产投资在总体投资中的比率，1986年增加42.3%,1987年、1988年、198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0%、35.2%和41.4%，而往年大多数年份为20%～30%，相比之下，1986年～1989年的增长非常迅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企业把从金融市场等外部筹集的资金重新投资于金融资产，积极开展金融负债和金融资产的套利交易，加大了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规模。泡沫经济时投资于金融资产的资金占融资总量的比重高达40%左右，远远高于通常情况下25%～30%的平均水平。筹资总额增加量大，大企业的设备投资总量的增加不大。筹资总额的增加并不是为了增加实物投资的增加，而是把大量的融资用于金融资产及土地的投资。

从1983年以来,设备投资所占筹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土地及其他实物投资比重不断升高，尤其是金融资产的投资比重日渐增加，最高达到42.3%。总体来看，虽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筹资总额增加很快，但大企业的设备投资规模并没有等比例的增加，企业筹来的资金更多的使用在土地投资和金融资产的投资，造成了泡沫经济的不断膨胀。净增运营资金（金融资产及土地的增加额）与设备投资额（有形固定资产增加值，含建筑投资，不含土地）的比值，在1983年～1986年为50.8%,1987年～1990年上升到86.1%。与实体经济活动相比，大企业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规模异常扩张。1987年～1990年现金存款增加额为26.0万亿日元，与1983年～1986年的7.0万亿日元相比，增长了近4倍，其规模几乎相当于从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增加额。对于存款与借款的比例看，企业的一贯做法是保持存款和借款规模相适应。尤其应该一提的是从1987年11月开始发行CP到1990年为止，大额定期存款利率一直高于CP发行利率，由此企业发行CP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存款进行套利。

4.长期融资比例增加，流动性下降，风险增加

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转入稳定增长阶段，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加上金融自由化后筹资渠道增加，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从1970年的80.5%降到71.1%，1989年更降到65.7%。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构成，利率较高的自由利率商品比重逐渐上升，结果提高了银行的资金成本，银行为消化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不是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将其进行转嫁，而是采取一贯以来的扩大规模战略，通过调整和转移融资对象的方式而转向高利息率的贷款对象、增加长期贷款，抵补筹资成本的上升。其结果，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与不动产有关的贷款大量增加，最终推动了不动产价格的上涨。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贷款占贷款余额的比重从1979年未的32.9%上升至1989年的69.7%；在贷款期限结构上，较短期贷款相比，长期贷款比重从1979年末的19.9%上升到1989年末的52.7%。

三、日本企业融资特征的风.险评价

1.直接金融向间接金融转变银行面临生存危机

20世纪80年代前后，由于证券市场的大力发展，在日本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资源，而企业在筹资时总是趋于低成本的考虑和选择，这就使银行部分丧失了多年来坚固稳定的对产业资本具有的绝对支配性优势，银企之间的地位开始发生置换，间接金融压倒性优势开始丧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企业设备投资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企业通过在日本国内外发行证券融进的资金已经没有足够的投资对象了。于是，企业开始把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即使如此，仍有大量剩余的资金。而银行由于企业大量偿还贷款，剩余资金急剧扩大。传统的银行是要靠获取存贷利差来牟利的，但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后，总体资金需求下降，而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的转变，更使得银行丧失了重要的贷款对象。银行必须为剩余的资金找到出路，否则，银行就将面临生存的危机。此时银行的生存出路应该是把业务间接金融转向直接金融，也就是说，运用集团投资者的资金，实行贷款债券证券化，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等。但是，长期以来，银行被禁止从事国债、公债以外的证券业务，在海外的证券业务也受到严格限制。这样，在金融自由化、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转变的过程中，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2.过剩资金投向股票和地产经济开始产生泡沫

一方面，随着日本的经济国际化，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要扩大用地规模，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要在日本的大城市建立亚洲总部，土地需求必然增加。又由于日本企业相互持股十分普遍，上市流通的股票比较少。另一方面，在低速发展时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的金融政策，但随着直接金融的限制取消，自由市场的不断形成，日本企业的资金需求增长率却在下降，导致日本资金流动性过剩。两个方面的作用下，过剩资金不断投向股票和地产，生存基础发生动摇的银行以及拥有巨额剩余资金的企业都把资金投向了房地产和股票。在资金供应充裕的情况下，日本的地价和股票价格飞速上涨，最终导致日本经济产生泡沫。

参考文献：

[1] Bradshear，Keith.Another Asian nation battling a crisis in its banking systems [N].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吴献忠:日本重化工业时期的企业融资方式对中国企业融资方式的启示[J].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2

[3]铃木淑夫现代日本金融论 [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1

第4篇

【关键词】β系数；宏观经济；影响因素

理论上，β系数的大小取决于两类因素：一类是与市场相关联的各类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及其程度，另一类是各类股票收益对经济变量的反应程度。比如说当企业改变其资本结构，增大财务杠杆时，该企业对各类经济变量的反应程度就将提高，其β系数值也将增大。因此，可以预期，在同一时期的不同证券的β系数及同一证券在不同时期的β系数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也己为许多研究所证实。总的来看，研究普遍认同导致β系数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大类：宏观经济因素（如经济周期、利率、通货膨胀等）、公司的基本特征（如公司的规模、财务结构等）和公司的行业类别及所归属的经济部门。

1、宏观经济因素对β系数的影响

影响β系数的宏观经济因素主要有经济周期、利率、通货膨胀等因素。Robichek和Cohn在1974年的研究发现通胀率和收入增长率会影响证券的系统性风险；Francis和Fabozzi（1979）用哑变量模型分析经济扩张和缩减对证券β系数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支持了经济周期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的观点。但Robichek和Cohn的研究与Francis和Fabozzi的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他们的模型都用离散型的虚拟变量而非连续型变量来度量经济条件的变化，这使得他们的研究无法分析影响因素对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

Carl.Chen（1982）建立了一个因素模型对公用事业企业的β系数和几种影响因素的相关性作时间序列分析，他将β系数设为模型中的因变量，模型的独立变量包括微观和宏观指标，分别为资产的变动、财务杠杆、股利变化、通胀率、实际收入增长率，结果也发现实际收入增长率对β系数有较强的影响作用。

2、公司基本特征对β系数的影响

理论上，公司规模的大小、资本结构、经营收入的周期性及公司的负债比例等基本特征的变化将改变公司的风险特性，从而影响公司所发行股票的风险。因此，学术界对公司的基本特征变量是否会影响其股票的系统性风险系数展开研究。鉴于公司的会计资料能传递与公司基本特征有关的风险信息，在实证研究中，通常用会计变量作为反映公司基本特征的量化指标。

Lev（1974）选取电力行业的75家公司、钢铁行业的21家公司及石油行业的26家公司为样本，就公司经营杠杆与β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经营杠杆与β系数显著正相关。

Bildersee在1975年研究了1956年至1966年间纽约证券市场制造业和零售业的71家公司的系统性风险与n个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他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筛选出对β系数有重要解释能力的6个会计变量：负债比例、流动比率、优先股与普通股的比例、销售与权益资本的比例、市盈率的标准差、会计β系数，并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Rosenberg和Mekibben（1973）考察了基于会计变量和市场变量的风险因素与β系数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32个变量与β系数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因变量（β系数）和独立变量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大多数变量与β系数的相关关系与预期方向相同，有13个变量与目系数有显著的关系，但作用方向与事先预计的有所不同。Rosenberg和Mckibben还发现不同行业股票的β系数存在持续的差异。随后，Rosenberg和Marathe（1975）进一步把39个行业哑变量加入模型中来解释股票β系数的差异，并构造了著名的“罗森伯格系统”（Rosenberg System），该系统将个股的市场特征、公司基本因素和行业性质综合于一个模型中，较好地显示了β系数变动的各种可能原因。罗森伯格系统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为代表市场变动性的14个描述变量，包括历史β系数及股票的市场特征如交易量、股价的波动范围等；

为代表盈利变动性的7个描述变量，包括盈利变动性的度量、会计β系数以及不可预测盈利的度量如非正常盈利的数量等；

为代表公司经营成功性的8个描述变量，包括盈利的成长性、股票面值与股价之比、公司的相对优势及其它经营成功性的度量指标等；

为代表成熟性的9个描述变量，包括总资产、市场份额以及规模和经营时间的度量指标等；

为代表成长性的9个描述变量，包括股利发放率、市盈率和其它历史与预期成长性的度量指标等；

为代表财务风险的9个描述变量，包括财务杠杆、利息杠杆和流动性的度量指标等；

为代表公司特征的6个描述变量，包括股票的发行量和产业类别的反映指标等；

-为代表行业特征的虚拟变量。

Rosenberg和Marathe对该模型的首次检验表明模型对未来β系数的预测能力好于其它的预测模型。由于理论上的吸引力和检验结果的支持，用罗森伯格系统生成的β系数预测值得到广泛的认可，著名的BARRA咨询机构（由Rosenberg创建）就采用了这一系统。

Bowman（1979）分析了β系数与会计变量之间在理论上的相关性，他在一系列的假设前提下，证明了公司的财务杠杆与β系数存在着理论上的相关性，而β系数与盈利变动性、股利、公司规模和公司成长性之间不存在理论上的直接相关性。

Mandelker和Rhee（1984）选取255家生产型企业在1957年至1976年20的数据，分析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与市场β系数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市场β系数与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显著正相关。

Rosenberg和Rudd（1987）的研究发现对β系数最具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的4个会计变量是成长性、盈利变动性、财务杠杆和规模。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不同行业类公司的β系数存在显著且持续的差异性。

相比于国外的研究而言，国内关于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吴世农、冉孟顺等（1999）根据财务理论，在总结和借鉴Beaver等人（1970）和Bildersee（1975）所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提出七个假设的前提下对我国上市公司系统风险与会计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经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增长率、财务杠杆、股利支付率这3个会计变量对个股的系统风险均有显著影响，此外他们从组合后的回归分析来分析，发现流通规模对股票组合的β值具有显著影响，虽然这与个股β值的回归分析结果不一致，但一般认为组合修匀了数据，消除了一些偶然现象，其结果更具有稳定性。

李旭升（2002）对1996年至2000年间沪深市场中292家上市公司的β系数进行预测性研究，研究发现经营杠杆、现金股利支付率、盈利变动性、主营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年振幅和历史β系数是影响β系数的主要指标。

钟琳琳（2006年）对1997年至2004年间沪深市场中293家上市公司的A股股票的β系数进行研究，经研究发现个股β系数与会计变量的相关系数比较小，相关关系较弱，组合后的β系数与会计变量的相关系数普遍提高，相关关系显著增强。

张甲宇（2008）以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计算样本公司2005年的β系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β系数与32个相关财务变量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β系数只与其中的活动性比率、主营业务成本率、盈利变动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流通比例、总股本赫菲德尔系数、销售现金比率、市盈率和销售成本率显著相关，最后他还建议今后的研究考虑上市公司的行业特性和宏观经济因素对系统风险的影响。

总的来看，研究虽然发现β系数与某些因素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实证研究的结果仍存在较大的差别，究竟是哪些因素对β系数有持续稳定的影响作用尚无法定论。

3、公司的行业类别及所归属的经济部门对β系数的影响

Rosenberg和Mckibben（1973）的研究发现不同行业股票的β系数之间存在持续的差异。Farrell（1974）计算了几个不同经济部门的β系数，其中增长型和周期型部门的β系数分别为1.24和1.11，高于平均值水平，而稳定型和能源型部门的β系数分别为0.9和0.85，低于平均值水平。

应该指出，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揭示了除市场因素之外，宏观经济条件、公司的基本特征等也是潜在影响β系数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人们对β系数之所以不稳定及其变动特征的探究有了更为明确及合理的解释。同时，对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还能区分不同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确认其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因此也为β系数的可预测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1]钟琳琳.我国股票β系数与会计变量关系的实证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6.

[2]张甲宇.财务变量与预期贝塔系数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务月刊,2008(Nov.),13-14.

[3]许年行.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厦门大学,2007.

第5篇

[关键词]风险资本高技术创业企业融资机制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从要素资源这一价值创造的基础层次来看，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事实：所有具体的价值创造过程，都共同地包含着不同要素资源的结合过程，也都共同地表现为价值创造需要将不同的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方可进行的条件性特征。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能够结合在一起而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以上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论的假说中。

第6篇

[关键词]风险资本高技术创业企业融资机制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从要素资源这一价值创造的基础层次来看，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事实：所有具体的价值创造过程，都共同地包含着不同要素资源的结合过程，也都共同地表现为价值创造需要将不同的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方可进行的条件性特征。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能够结合在一起而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以上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论的假说中。

第7篇

衍生金融工具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传统金融工具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产品。其自从产生以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投资者保值、获利，同时也使投资者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加强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管理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的支持。如何在财务报表中有效地进行衍生金融工具风险披露，已成为会计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衍生金融工具

（一） 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与特性

金融衍生产品是指从传统的基础金融工具，如货币、利率、股票等交易过程中，衍生发展出来的新金融产品，其主要形式有期货、期权和掉期等。

金融衍生产品具有以下的特点：

1．价值受制于基础商品的价值变动

金融衍生产品既然“衍生”于基础商品，其价值自然受基础商品价值变动的影响。因为它的价格是基础商品价格变动的函数，故可以用来规避、转移风险。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由于潜在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即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对价格变动更为敏感，波幅也比传统市场大，所以加大了风险系数。

2．具有财务杠杆作用

衍生产品的交易多采用保证金方式，参与者只须动用少量的资金(甚至不用资金调拨)即可进行数额巨大的交易，由于绝大多数交易没有以现货作为基础，所以极易产生信用风险，若某一交易方违约，可能会引发整个市场的履约风险。此外，保证金的杠杆作用把市场风险成倍地放大，从而微小的基础价格变动也会掀起轩然大波。

3．产品特性复杂

“火箭科学家”(开发衍生产品的金融工程师的别称)像玩魔方一样，把基础商品、利率、汇率、期限、合约规格等予以各种组合、分解、复合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日趋艰涩、精致。金融衍生产品灾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特性缺乏深层了解，无法对交易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运作风险在所难免。

4．产品设计颇具灵活性

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繁多，可以根据客户所要求的时间、金额、杠杆比率、价格、风险级别等参数进行设计，让其达到充分保值避险等目的。但是，由此也造成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难以在市场上转让，流动性风险极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法律及各国法律的协调赶不上金融衍生产品发展的步伐，因此，某些合约及其参与者的法律地位往往不明确，其合法性难以得到保证，而要承受很大的法律风险。

（二） 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

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主要有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两类。

1．宏观风险

（1）金融自由化。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创新，模糊了各金融机构的界限，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使资产的流动性增强，各种金融工具类别的区分越来越困难，用来测量和监管货币层次的传统手段逐渐失效。

（2）银行业务的表外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属于银行的表外业务，不仅可以绕过巴塞尔协议对银行最低资本的要求，不必增加资本即可提高银行的盈利性，并且不会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出于盈利目的进行的投机交易越来越多，不但使整个市场的潜在风险增大了，而且使传统的财务报表变得不准确，许多与金融衍生产品相关的业务没有得到真实的反映，经营透明度下降。

（3）金融技术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现代化的金融技术理论层出不穷，使风险控制得到长足发展；另一方面是电脑设备及信息处理技术的升级换代，使这些金融理论在日常的交易中大显身手。但从整个市场来看，风险依然存在，随着交易量的剧增，偶发的支付和信用风险，随时都可能导致一场巨大的危机。

（4）金融市场的全球化。随着发达国家对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的取消、各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高收益、高流动性，并由此实现投资风险的分散化。但是，与此同时，也增大了金融监管难度。

2．微观风险

（1）管理层的认识不足。金融衍生产品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复杂的风险管理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而这通常不为一般企业的高层领导所了解，他们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潜在风险估计不足，难以准确地把握交易时的具体细节，不能对交易的具体事宜做出明确的规定。

（2）内部控制薄弱。内部控制不严密，对交易员缺乏有效的监督，是造成金融衍生产品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3）激励机制的过度使用。许多公司把交易员的业绩与薪水联系起来，有的还实行利润分成，这对调动交易员的积极性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冒险精神。

（4）越权交易。虽然有的决策者对进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交易赚取巨额利润时，并不一定会检查交易过程中是否有越权行为，违规盈利的交易员反而会受到表彰，以致风险意识逐渐淡薄，逐步加大交易金额，调高风险系数，使交易与原来决定运用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相背离。

二、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与会计确认和计量

会计报表的基本目标是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传统会计要素确认的三个标准，即定义性，可计量性和可靠性，一直以来主要以表外业务形式存在。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

首先分析会计要素确认的定义性。国际会计准则对资产和负债的定义都强调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而衍生金融工具是衍生于金融资产、商品、指数的一种金融契约，一种承诺。在合约签订日，交易并未实际发生，也不能保证将来一定发生，即使发生，交易也是在未来日期结算。显然，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会计要素的传统定义，因而无法在财务报表上反映。

国际会计准则中与金融工具有关的准则有：IAS32和IAS39。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C）原本想制定一项统一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但在IAS第 3 2号准则出台后，迫于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急于建立一套核心准则的压力，暂出台了IOSCO第39号准则作为lAS第32号准则的继续。IAS第32号准则对金融工具下的定义强调了金融资源及权益工具的转移，对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定义也避开“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不谈。在IAS第32号准则中给出了初始确认和终止确认的标准：当且仅当企业成为合同缔约方时，企业都应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这使所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都能在会计报表中以会计要素的合法身份得到确认。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98年6月颁布的 SFASI33中，将资产与负债定义为代表着一定的未来经济利益或损失，从而绕开了“过去交易和事项”的规定。该准则还认为，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只要这种变动能可靠计量，企业就应于期末确认其价值变动带来的损益，以真实反映企业当前的财务状况。

关于这一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义的条件，使之能容纳衍生金融工具；将资产的条件扩充为“两个固定的基本特征+一个可选择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就是将“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这一基本特征扩充成平行的四个“相当的”可选择的基本特征，使经济业务在满足“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和“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两个基本特征下，再满足扩充后可以选择的四个基本特征中的任意一个即可确认，即：“资产是可能的未来利益，它是通过下列条件之一由特定主体取得或加以控制的：一是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包括产权交易）；二是由于签订了不可更改的合约，其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三是由于其市场价值(有公开标价或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评估)长期高于账面价值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在已取得或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上的增值部分；四是由于环境和自然原因，在可靠计量并极可能实现的前提下，未来经济利益的增值。”

即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后，资产不仅包括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资产，还包括合约产生的资产。衍生金融工具因满足基本特征的第2条，从而能够确认衍生金融工具。

（二）会计计量

会计计量是指在会计核算中对资金运动的内在数量关系加以衡量、计算或确定，使之转化为定量化数据或会计信息的专门方法。主要是要保证可计量性和可靠性。

计量属性即计量基础。对于发生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计量，由于利率或汇率的频繁变动，其价值不断发生变化，可能与初始确认的价值差异很大。为了真实地反映和监督各种衍生金融工具所引起的未来现金流入量的变化，就势必要扬弃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原则。

FASB在所通过的115号准则中，突破了传统的计量原则，允许按公允价值计量在交易中和可供销售两类证券价值，即采用现行会计模式中很少使用的“公允价值”。然而， 衍生金融工具又并非所有的类别都可能按统一的确认标准加以确认，如果需要确认，也不可能完全按公允价值去计量。考虑到我国已加入WTO，使用“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分阶段地客观地反映企业所持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是值得借鉴的。

“公允价值”。按照FASB针对金融工具给出的定义：“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是在双方自愿、非由于强迫性的清算销售而在当前交易中达成的该工具可予以交换的金额。如果一项金融工具具有可应用的公开标价，那么，金融工具应予以披露的公允价值就是此项工具在交换中的产品单位数乘以其市场价格。”（FASN0107）按照FASB的定义， 公允价值的具体代表还是市场价格、现行价值及现值。值得注意的是，计量属性的并用仍是一个方向。例如，初始计量可采用历史成本， 而后续计量则可采用公允价值。

在我国的会计实务操作中，采用“混合计量”，对衍生金融工具分为初始确认时的计量、终止确认时和再确认时的计量，并根据扩展后的计量原则，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计量并用。在初始确认时，以实际交付的金额计价，采用的是历史成本计量方式，而在再确认和终止确认时的计量则体现了公允价值的计量方式。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取得可以直接从市场上可观察到的价格或参考类似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来获取，由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缺乏活跃性、不够健全，而且交易规模较小，在市价的公允性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加以估计确定。

具体的说，可以采取分类的方法。第一，对于衍生金融工具所占比例较大或对经营业绩影响较大的银行和其它机构可以采取公允价值作为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第二，对于一般的银行和企业，我们应按所持有衍生金融工具的目的和意图，在结合所持有的时间来选择计量属性。

三、总结

如果要对衍生金融工具予以确认，并列示于报表，首先要把握以下三个基本会计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审慎性原则和重要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需要我们在定义资产和负债时能摆脱时间、形式的束缚，把握其风险与报酬实质转移的标准。审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在不确定情况下少列资产多列负债，该原则对风险极高的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显得尤为重要。重要性原则要求企业对单个高风险的、涉及金额较大的衍生金融工具务必要进行单项确认与列示，并在附注中详细披露其相关情况。

第8篇

[关键词]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大审计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015

[中图分类号]F23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2-00-01

大型国有企业是我国现代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常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获取的经济收益以及纳税贡献，促进了我国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从这一角度分析，做好大型国有企业的审计工作，对我国现代国民经济的综合性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大审计”理念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内涵

经历持续多年且连续不断的研究和理论阐释，国内审计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学者以及高校相关专业教学工作者，已经逐步形成了对“大审计”理念基本内涵以及基本特征的“公认性”认知结论。

在“大审计”理念的思想指导条件下，审计事业应当积极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整体发展进程，以及国有企业经营发展进程中的目标和路径规划，切实实现对我国国有企业现有的全部审计资源的统筹性应用，逐步引导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宏观收益，与企业内部微观审计工作之间形成有机统一，并以此实现审计工作成果以及相关信息的共享化应用。

实现审计工作成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是“大审计”理念指导下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追求的基本目标。要逐步实现企业内部效益性审计工作与合规性审计工作的有机结合，促使企业内部审计在切实改善和提升企业基本生产经营效益、降低和规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填补企业现有业务开展流程中的漏洞、规范企业日常管理工作的实务开展流程等方面发挥最大作用，并以此为国有资产项目保值增值发展运作目标的实现提供基本支持条件。在现有研究背景下，通常可以将“大审计”理念的主要特征阐释为如下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应切实建构形成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全局化理念，基于微观性和宏观性双重工作切入角度，促进企业内部现有审计资源的高效整合，切实发挥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对企业生产经营事业发展进程的促进作用。第二，实现企业审计工作内容体系的发展扩充，在切实关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财务收支状况的基础上，逐步将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扩展到企业经营管理事业的效益取得状态，以及企业经营管理风险因素的防范处置等方面，促进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效益性、合规性以及真实性等基础属性，实现有机统一。第三，加快破除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存在的“条块分割”状态，逐步促进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资源的高效化利用。

2 “大审计”理念在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中的应用

“大审计”理念基于系统学角度切入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根据审计事业的可控性、重要性以及全面性等属性要求，重点把握国有企业内部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与控制环节，促进企业内部审计管理工作体系逐步展现审计工作人员管理体系、审计工作质量监督体系，以及审计工作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相互结合的有机化和系统性特征。

2.1 审计工作人员管理体系

作为国有企业审计工作具体开展过程中的主体要素，审计人员不仅要具备审计工作专业实务技能、基础职业道德素养，以及在具体开展企业审计实务活动过程中的业务性组织协调能力，还应当具备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宏观大局把控能力，具备一定的前瞻性业务开展思维，能够结合具体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基本发展路径，对“大审计”理念的基本内涵进行丰富和完善。要在具体参与审计实务工作过程中，逐步养成勤于思考和开展工作创新活动的实务能力，实现基本知识经验的有效积累，促进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沿着良好有序的路径不断成长发展。

2.2 审计工作质量监督体系

切实加强对风险管理理念的认知。在企业审计工作的实际开展过程中，将难以避免地面对审计风险及审计评估风险两种基本风险形态，而所谓审计评估风险，其实际指的是不同审计工作人员，在具体应用差别化设计工作开展手段的过程中，给企业实际化的生产经营路径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相关的业务风险。审计风险，通常是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者因在日常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实施违规操作而导致的风险。鉴于上述风险因素的客观存在以及不良影响，要求审计工作者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风险因素或事件的发生概率。逐步推广应用企业审计工作组长责任制度。审计组长是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团队的核心领导者，只有切实建构并推广应用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组长责任制度，才能为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质量保证目标的实现提供充足的支持性条件。

2.3 审计工作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为充分发挥企业审计工作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最佳效能状态，应当在审计立项、审计实施及审计整改等多重化具体工作环节的开展过程中，切实做好相关工作细节及进程性影响因素的控制和把握工作。

在具体开展审计立项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要合理开展企业内部审计资源的调配工作，制订并实施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长期性计划，通过对审计工作基本风险评估信息的引入和运用，切实提升企业审计工作长期发展计划制定工作的科学水平，切实提升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在具体开展过程中的效率和水平。

3 结 语

本文针对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中“大审计”理念的应用问题，从“大审计”理念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内涵以及“大审计”理念在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中的应用两个具体方面展开了简要论述，旨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第9篇

1.1电气化工程施工具有不稳定因素。

这种不稳定因素主要是根据施工环境，技术差异、施工线路的不同造成的。在施工过程中每条线路都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之内，而这些千差万别的地理条件使得施工工程经常要面临不同的施工环境和困难，因此施工没有统一的标准，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1.2施工力量分散。

施工力量分散是铁路电气化施工中又一特征。由于铁路线直线分布的基本特征，因此施工人员必须沿铁路线直线分布，这也就导致了施工人员必须分散开来，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所需的技术设备也具有很强的分散性特征。这对于人员和设备的安全管理带来极大不便，也是导致施工安全风险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1.3施工项目受行车干扰因素较大。

铁路电气化改造的施工一般都是对既有线路的改造。而这些线路大都是正常运行的线路，施工中随时会有过往车辆，因此电气化改在项目中的电力改造、接触网、通信改造项目时常需要注意行车过往，随时停工让行。这种施工模式不仅对铁路运输造成一定影响，而且也大大增加了施工项目开展中的人员安全风险。

2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特点

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施工存在诸多安全风险，这是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由于铁路施工中的基本特征决定的。

2.1风险不可避免的特点。

铁路电气化改造过程中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任何时候施工人员都可能面临这样那样的分享，这是开展该项工作无可避免的一个客观现实。我们在工作中会通过各种先进的理念分析风险、预测风险，同时也会发明各种先进的技术规避风险。但是这些因素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风险。尤其是在对既有铁路线的电气化改造中，工作人员对原有设备设施的了解程度不深，对于复杂的铁路线环境在较短的时间内无法完全熟悉。而且施工过程中经常受到行车干扰，这些都会导致改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临风险。

2.2安全风险因素众多。

铁路电气化改造的对象范围十分复杂、丰富。例如通信、电力、接触网、变电设备等等。每一个项目的技术特征都不仅相同，因此每个项目产生的风险特征也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风险因素呈现出复杂性、不稳定性、众多性的基本特征。而且在这些项目改造过程中大都是野外作业，施工人员要到完全不熟悉的野外环境中去，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例如崇山峻岭、大漠荒野等。这里的气候条件、生态状况等都会造成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风险。

2.3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

电气化改造中的风险往往会造成重大财产和人身安全损失。随着我国铁路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原有线路的改造任务越来越繁重，这不仅是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铁路事业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是各种先进电气技术不断出现，为铁路运输提升效率的内在要求。这些先进技术往往操作施工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同时潜在的风险威胁也相应增大。因此，风险一旦产生不仅会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也会带来难以预测的人身安全风险。

3增强改造项目安全风险管理的措施

3.1树立科学严谨的安全保障理念。

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施工中面临的风险复杂多样，而且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特征。面对这些风险威胁首先需要施工单位和管理人员以及每一个参与人员都应当具备安全意识。应当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工作中每一个细节，时刻将安全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具体而言增强人员的安全风险管理意识应当及时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通过引入典型案例，详细剖析违规操作、疏忽大意等以上存在的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通过深刻的教育培训让施工人员在思想中树立牢固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风险管理理念。另外，还应当结合铁路电气化的新技术和施工特点向大家分析风险产生的根源，以便在工作中更加有针对性的规避。

3.2为安全风险管理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施工安全应当成立一个具体的组织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教育。为此施工单位应当建立一个健全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该组织部门应当以增强风险分析、安全教育、风险预警、风险规避等职能为主要工作原则，具体负责整个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在内部机构和岗位设置上应当明确责任分工，每一项工作都应当由具体的人员承担，工作中应当加强与施工部门和相关人员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工程进展状况，及时分析预测各种风险的特征。当前在安全风险管理这方面，一些施工单位建立了自己的现场安全管理机构，将国家安全生产法作为指导，对本单位的安全施工进行统一整理。这一做法使得施工单位在应对和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大增强。

3.3为安全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

第10篇

从2010年开始就有消息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在加入一项新的法令，即由“非固定场所”销售方式购买的商品30天内可以退货。也就是说，网购商品今后有望为买家增设“后悔权”。这一举措引起各界人士的争议，认为这项举措有限制商家权利，偏向消费者的嫌疑，很难真正的实施下去。但是这种网购后悔权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利，缓解一部分冲动性网购者的后悔情绪。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如何在做出网购决策之前将容易影响后悔情绪的因素考虑清楚则更为可行。无论是从网购商家角度还是网购消费者角度，尽量降低会导致后悔的因素的影响，都对减少因网购后不满意而造成的纠纷有重要的意义。

网购中的影响因素

以往对网购影响因素的研究，涉猎范围较广，本文中将其概括为影响网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我们将消费者的个体因素方面概括为影响消费者网购的主观因素，这些因素为消费者个体所有，较大程度上受消费者个体主观程度影响；影响网购的客观因素因其为客观形成，不易因消费者个体心态影响而产生变化。

一、影响网购的主观因素（消费者的个体特征）

本文将以往研究中影响消费者网购的一些个体特征归纳为主观因素，因其比较容易受消费者个体的主观影响。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包括消费者的个体基本特征及个体心理特征。

个体基本特征：以往对消费者的个体基本特征与网购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消费者的年龄、学历及收入几个方面着手。

研究显示，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对网络购物的态度会有所不同，但是年龄不是网络购买行为的显著决定因素，却显著影响网络购物行为（范晓屏，2007）。受到不同教育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个体对同一事物或现象所持的判断和评价会有所不同，对所能够接受和排斥的内容也会有所差异。许多来自国外的调查结果显示，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采用网购可能性越大。董大海等(2005)指出不同收入的消费者在“网络零售商核心服务风险”上的感知呈显著差异。崔艳红(2006)在研究中指出，家庭收入与感知风险存在负相关，收入相对较低的消费者比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更容易知觉到财务风险。

个体心理特征：包括消费者的网购经验、风险偏好及性格。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网购相关经验越丰富，对网络购物风险的掌握操控和防范规避能力越强，对网络购物感知风险程度越低，就越容易接受和采纳网上购物的方式。风险决策过程中众多因素会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更有学者发现，风险偏好是直接影响个体风险决策心理及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风险偏好不同，消费者在面对同一风险事物或对象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及行为表现。另有相关研究发现，外倾性格的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内倾性格的人则要相对保守，不容易接受网购。

二、影响网购的客观因素

影响网购的客观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即网购商品的特点、网站的特点、服务因素及评价因素。

网购商品的特点：以往研究中所涉及的网购商品的特点主要包括网购商品的安全性、价格及商品的品牌。

网购商品安全性是指避免商品可能对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健康及环境带来危害。产品安全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因此备受社会各界及消费者个体的关注。价值是产品基本属性之一，价格则是商品价值的一种客观体现。产品价值越大，价格可能就会越高，越容易影响消费者的风险感知，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Jaeob and kaplan，1972；史有春等，2006）。这种观点在网购决策中同样成立。

Erdemandswait（1998）指出，品牌对指示产品内在特点具有信号的作用，并认为通过明确可信的品牌信号可以降低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其与品牌相关的效用也随着感知风险水平的降低而有所提高。Berry（2000）在相关研究中也指出好的品牌印象可以帮助消费者减低感知风险程度。

网站特点：国外有研究发现，高质量水平的网站能够有效的降低消费者的网购感知风险程度从而更好的刺激网购意愿及行为的发生。具体而言，购物网站质量水平可以体现在网站界面设计、互动服务及声誉等三个方面。

网站的界面设计能够直观的将商品的相关属性呈现给消费者，能够影响消费者对网购模式的认同感，进而影响消费者对网站的喜爱程度及访问次数。有研究显示，购物网站界面的信息越丰富，消费者就越喜欢网购。另有研究指出，网页设计风格是影响消费者网购的因素之一。网站互动性对网购买卖双方能否成功交易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顾姝姝，2008）。众多研究发现，如果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能够体验到网络商家提供的优质服务，可以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次数和网站浏览量，并有助于提高其网购的满意度降低网购感知风险。网站声誉通常可以被看作是网站的各种行为是否诚信、是否被消费者所认可及信任的标志。国内外众多学者纷纷在降低网上消费感知风险研究中提到了网站声誉。可见，网站声誉确实是影响网购消费者感知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

服务因素：网购店铺提供的支付方式，售后服务情况及配送服务等也能够影响消费者的网络购物。

网购店铺所提供的支付方式是否便捷能够影响消费者是否愿意做出购买决定。而网店的售后服务主要包括退换货服务和投诉规定等内容，这些内容的优化和完善能够有效降低消费者的网购感知风险。网购店家提供的快递服务因为是直接连接商家、产品和消费者的枢纽，对消费者网购满意度和感知风险会产生直观的影响，尤其是快递的送货时间，服务质量等更是关键的影响因素。

评价因素：由于很多人存在从众心理，在网购中又没办法像实体店购物那样亲身体验，消费者就倾向去参考以往买家的评价，来为自己的决策提供参考。这种评价因素主要包括周围人的评价及网购其他买家的评价。

中国消费者的社会化程度较高，人们的人际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参照群体评价情况的影响也更大。特别是当消费主体犹豫不定时，参照群体的建议能够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及感知价值 。参照群体会影响到个人对网购态度和自人概念，甚至能够产生某种趋于一致性的压力，影响个人网购意向和行为。

第11篇

关键字：网络购物；消费者基本特征；网络购物困境；网购频率

一、研究背景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官方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5.64亿，年内新增网民数量为7330万人。手机网民规模突破4.2亿，占整体网民数量的74.5%。其中，网络购物用户数量已突破2.42亿，较2011年的网购用户数量增长了4807万人，增幅达到24.8%。与此同时，网上支付用户人数也比上一年度同期增长了32.3%。网络购物已经一跃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网络应用。

从营销学角度来看，网络购物简化了繁冗的中间销售环节，大幅压缩了商品的销售成本，为商家和消费者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空间。随着中国快速步入互联网经济时代，信息的传递与共享变得无处不在，人们获取商品信息的渠道也逐渐从柜台转移到了屏幕。近几年，网络购物已经逐渐取代传统的购物渠道，成为了最受大众推崇的购物方式。商界和学界对网络购物方式的研究已颇具成效，甚至还由此诞生了网络营销学来对网络购物的各个环节进行整理剖析，并将其理论化、学术化。但在我国网络购物人数猛增，电子商务交易迅猛发展的同时，仍有很多网络购物困境和瓶颈问题亟待解决，在维护网络购物平台有序健康发展、保护网购消费者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网络消费安全规范等方面，我们距离成熟健康的网络消费时代尚有很大差距。因此，对网络购物困境的研究，深入探讨网购主体（既网购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担忧，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关注点。

二、理论依据与研究方向

以往针对网络购物困境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社会心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的分析角度，通过“感知风险模型”（Qnne—Sophie CQses 2002）和“信任模型”（KomiQk BenbQsQt 2004）测评网民对于网络购物的偏好程度和担忧。国内学者通过沿用上述理论及中国网络购物的调查数据，对网络购物进行了本土化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网络购物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感知网络购物风险”和“感知网络购物信任缺失”。此外，国内一部分学者，通过“使用——满足”模型，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网络购物者的消费需求和情感满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网络传播载体的创造性和感官冲击为网络购物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无论是“感知风险模型”、“信任模型”，还是“使用——满足”模型，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都是网络购物情景中的消费者体验。这类分析能够比较充分的说明网络媒介在网购消费者购物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解释网络消费的体验特征。但是，这类研究存在两点问题：第一，信任和风险作为直接评测的变量具有模糊性，难以对网购消费者行为的信用担忧和风险担忧做出量化评测，而且随着获取网络商品信息的便捷性和可对比性增强，网络购物在社会中的认可度不断提升，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已经被唤醒，心里层面的不确定性和不信任度正在减弱；第二，在网购消费者和网络购物媒体的互动中，网络购物消费者这一主体的基本特征，在这类研究中被忽视了，造成这类研究难以从网络购物的真正主体特征出发，分析当前我国网络购物平台发展的现状。目前，学界有限的涉及网民基本特征与网络购物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某一特定群体属性，分析特定群体对于网络购物的选择。这类研究多数将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看作网络购物消费的重要受众，认为大学生创造性强、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特征使得这一群体容易接受网络购物的消费方式作为购物渠道。还有的学者，通过对网民购物热情和依赖性进行分析，探讨网络购物者的热情延续，认为新兴购物方式的新鲜感和时尚感对消费者产生了购物刺激，并借助方便的购物流程，使购物变得更加简约，从而使上班族对网络购物产生了心理依赖。这两部分学者比较关注网络购物的广告效应，通过对网络购物有积极作用的变量进行分析，对网络购物的发展前景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但是，当前的这类研究存在两点缺陷：第一，过于关注某一特定群体，难以通过全方位、统筹性和比较性的研究视角，解释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与其对网络购物担忧的关系；第二，缺乏对网络购物的问题分析，只关注群体特征对网络购物的易用性，而忽略了网络购物作为消费方式的一种对所有消费者的普遍意义，故难以深度解读当前网络购物发展的困境。综上所述，在当前的网络购物的研究中，比较缺乏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与其对网络购物困境认知的系统定量研究。为此，很有必要从网络购物的感知主体即网购消费者的角度，探讨其基本特征与网购困境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概括当前影响中国成年网购消费者对网络购物担忧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将是网络购物媒介发展方向的重要借鉴，将会提升我们对于网络购物市场细分和客户维护的理论建构，从而促进网络购物平台的良性发展。

三、研究模型

本研究通过网购消费者的网购频率分析，将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和网络购物困境担忧联系起来。其中，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选取年龄、职业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水平作为研究变量。网络购物困境担忧则选取受关注度较高的网络商品信息真实性、网购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银行资金安全，以及在网络购物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维权作为网购消费者在网络购物过程中的主要担忧进行研究。而网购频率作为影响两者相关性的重要因素，被用作模型中的桥接将两组变量关联起来。

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网络购物困境研究模型

四、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在对1000位网络购物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后，使用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做出整理和分析，并进行严格的定量研究操作。其中，应用了频率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偏相关分析等分析方法。

五、数据分析

频率分析。从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的基本特征来看，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90.3%，其中18-30周岁的年龄阶段占总数的79.4%。这一人群是接受网络技术变化最快，对全新的网络购物渠道敢于尝试，也是在今后仍有很大的年龄空间继续使用网络购物这一方式的人群。其次，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大多集中在学生和在职的人群中，分别占全部受访者的34%和62%。一方面，学生作为正在接受先进教育、容易受先进和时尚理念感染、有对新鲜事物的热情和好奇等特性，决定了这一职业分层一定会成为网络购物的主力军。而且，由于其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对商品的价格会非常敏感，这正迎合了网络购物价格低廉、货比三家的优势；另一方面，在职的人群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在网购资金上有充分保障，而且由于受全日制工作的限制，无法抽出大量时间采取传统购物的方式进行购物，所以网络购物可以使其足不出户的选取心仪的商品。此外，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91.9%。这说明，越是接受良好教育的成年人，越能够接受网络购物这一全新的购物方式，而且在对网络购物流程有充分认识后，这一部分容易形成理性消费观念的人群会对采取网络购物的方式持之以恒，这是成年网购人群中最稳固的层级。月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但对于网络购物而言，由于其在终端技术操作、消费理念培育和支付手段完善等方面尚需时日，而且普通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任然维持使用传统的消费方式，所以在此调查数据中显示的结果，并非呈现收入越高，网购越多的层次构架，说明网络购物仍然属于普通工薪阶层的购物方式。从网络购物困境角度出发，消费者对于网络购物商品信息的真实性仍存在很大顾虑，有68.7%的受访者对此持担忧态度。由于网络购物过程中涉及商品属性和功能基本信息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使得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的信任度也随之降低。从消费感知和体验层面来说，网络购物对于消费者的心理不确定性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是网购消费者对网络购物非常重要的担忧因素。而消费者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顾虑则不那么显著，说明随着网络信息安全监管力度的加强，以及网络电商对网络购物营销策略中用户安全性的考量在不断深化，网购消费者逐渐在排除这一顾虑，这对网络购物的前景发展是利好的一面。此外，受访者对网络购物过程中个人银行账户资金安全持忧虑态度在逐渐趋缓，这与目前在网络购物的支付环节中引入了第三方支付平台有关。购物流程中，只有消费者在确认收货后交易方可完成，在收不到货、货物缺损或不满意需退还的情况下，货款将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予以冻结，这大大加强了网络购物过程中消费者资金的安全性，而在调查问卷中，认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取代传统支付方式的受访者占82%。对网络购物有可能产生的商业纠纷和维权，多数网购消费者还是持担忧态度，这也是网购消费者担忧度第二高的因素。说明在网络购物消费者维权方面，有关方面还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对商家可能采取的投机和诈骗行为尚未出台有效的预防措施，导致了消费者在这一方面的顾虑很多，这为今后网络购物平台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提供了依据。相关性分析。在对两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得出的明显相关关系包括：年龄越大，对资金安全的重视度越高；处于各种职业状况的网购消费者都对网上银行账户的资金安全比较担忧；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网络购物的困境担忧越少，对于虚假网络商品信息也有更强的防范意识；而收入越高，对网络购物资金安全的担忧越明显。购物行为本身就是用货币获取等价商品的过程，其中资金安全和商品价值是构成这一行为的根本因素。网络购物商品信息的真实性决定了商品价值，而个人信息和银行资金安全则代表了作为买方的消费者能否通过安全渠道对商品进行支付，只有行为两端都得到保障，消费行为才能顺利进行。网购频率变量体现了受访者使用网络购物的连续性，是消费行为积累的最直接体现。调查数据显示，对网络购物已经形成稳定消费习惯的消费者已达到71.4%。这对于总结目前网络购物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余受访者大部分也已经有过网购经历，随着网络购物环境和规则的不断完善，这一部分人群会很快将网络购物作为日常消费习惯来对待。将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的这四个基本特征变量与网购频率的关系整合到一起，得出的数据显示：网购消费者年龄越大，网购频率越低；学历越高、网购频率越高；而在学生人群和固定工作月收入在6000～10000的消费者中，网购频率相对较高。随着消费者网络购物频率越来越高，对商品信息真实性、个人信息安全性、银行资金安全性和网络纠纷维权的担忧会逐渐减弱，消费习惯的养成会有助于消费者更加放心的网络上选购商品。在对上述两个类别的变量分别与网购频率做相关性分析以后，结果显示网购频率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的网购习惯，而且对网络购物担忧因素的影响非常大。偏相关分析。通过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网购频率变量的出现，带动了年龄变量与商品信息安全的相关性关系发生改变，并完全抵消了单纯两个变量间的相关性。也就是说，网购频率越大，对网络商品信息真实性的顾虑就越小，与年龄的关系在减弱。而相比网购消费者职业状况，网购频率也更能影响其对商品信息真实性的担忧，而且带动了职业状况与商品信息安全性变量的相关性发生了很大改变，并基本抵消了原有相关性系数。也就是说，网购频率越大，对商品信息真实性的担忧度越小，与职业状况关系不大。通过以上数据和说明不难看出，网购频率作为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进行消费行为的习惯性指标，最能够体现目前网络购物发展的现状。该变量与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的相关性、与网络购物困境的相关性，以及在起作用之下对两组变量相关性产生的影响，都说明购物习惯能够影响购物行为，从而进一步巩固购物习惯。在购物频率的作用下，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与网络购物困境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相对年龄越小、受教育水平越高、月收入水平越高的网购消费者购物频率越高，其对网络购物困境的担忧越低，同时使得中国成年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与困境担忧的相关性逐渐减弱。

六、结论

结合上述对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与网络购物困境变量间的相关性，以及在网购频率作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性研究可以看出，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人群的基数很大，占网民总数的比例在逐年增大。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分析角度来看，呈现出年轻化和高教育程度的分布形式和发展方向，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接受网络购物的消费方式，而且将其视为经常性购物方式的比例越高，基本已经在该人群范围内形成了购物习惯，这部分消费者是北京网络购物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带动其他特征人群的重要力量。网络购物在简化中间销售环节、降低成本价格，从而对低收入人群产生诱惑力方面作用显著，网络购物对于对消费者的易用性方面也更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的层次分布状况既层级分明，又均匀制衡。网络购物的总体发展趋势向好，而且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基础稳固，发展后劲十足。不同网络购物频率的网购者，其年龄、受教育程度与网络购物担忧的关系，体现不同的特征。通过对网络购物频率和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以及网络购物困境研究发现，网购频率对于消除网购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担忧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网购频率越高的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担忧就越小。

综合而言，网络购物作为一种崭新的消费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自身的缺陷，从而完全排除消费者对其信用和安全性方面的担忧。在消减缺陷和排除担忧的过程中，必须关注网购消费者的基本特征，在有效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发展，才能将网络社会的文明推向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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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晓萍，刘红霞. 感知风险、信任对网络购物意愿影响的模型研究[J]. 市场经纬，2008-15

[3] 严语. 网络购物中的“使用与满足”研究 [J]. 财富，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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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崔艳红. 感知风险模型在网上购物中的应用[J].电子商务，2007.10

[7] 于振，毛艳婷. 网络购物情境下的感知风险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2011.12

[8] 张琳. 信任与网络购物——基于TAM模型的实证研究[J]. 经济论坛，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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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邓凤香. 论我国消费者维权艰难的原因及其对策[J]. Journal of HUIZHOU UN，2004-24-4

[12]殷文. 关于网络购物消费行为的传播学考察[J]. 商业时代，2008-25

第12篇

    [关键词] 衍生金融工具确认 难点 解决方案

    衍生金融工具作为防范风险的一种契约,起初并未在表内确认。我国原有会计准则体系中没有金融工具方面的准则。随着我国金融业提速发展、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冲击以及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化,相关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便应运而生。我国近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新准则中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在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方面,不但规定了确认标准,还将确认细化为初始确认与终止确认,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但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究与思考。本文以会计的基础理论为切入点,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并从经济学、哲学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财务会计理论是以权责发生制和实现原则为基础,以交易价格和历史成本为主线,强调稳健性原则,仅对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提供的是面向过去的财务信息;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签订的合约所体现的签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符合资产或负债的定义中的三个基本特征,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有着极高的风险性,一旦市场发生了不利的变动,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浮动盈亏”,会计有“反映性”的要求,如果不在报表中反映就会增加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潜在风险,而要在表内确认衍生金融工具,则会碰到两个难点:是否满足“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是否满足“该项目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可靠地计量”的问题,对传统会计要素的确认观念和确认标准产生冲击,所以在国际上无论是FASB还是IASB都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二、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的三种解决思路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所有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的争论,最终都将落脚到一些会计基本理论上,需要对会计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入研究。所以,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本文强调从理论基础方面进行归结,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解决思路:

    (一)第一种解决思路是“增设衍生金融工具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负债会计要素”,即把衍生金融工具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用会计恒等式表示:“资产+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负债+衍生金融工具负债+所有者权益”,认为衍生金融工具不能满足现有会计要素的定义,那么就把衍生金融工具分为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中。(二)第二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内涵”,使之能够包容衍生金融工具。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经济事项实质上已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与之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那么确认资产和收益中包括的不确定性就相对较小,高估收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因而,现在的问题是衍生金融工具具有未来性,在合约签订时交易并未发生,而传统会计要素则强调“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就不再是确认会计要素的必要条件,即会计要素定义中解除了“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 这一基本要素。(三)第三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义的条件,使之能容纳衍生金融工具。将资产的条件扩充为“两个固定的基本特征+一个可选择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就是将“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这一基本特征扩充成平行的四个“相当的”可选择的基本特征,使经济业务在满足“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和“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两个基本特征下,在满足扩充后可以选择的四个基本特征中的任意一个即可确认,即:“资产是可能的未来利益,它是通过下列条件之一由特定主体取得或加以控制的:1.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包括产权交易);2.由于签订了不可更改的合约,其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 3.由于其市场价值(有公开标价或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评估)长期高于账面价值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在己取得或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上的增值部分;4.由于环境和自然原因,在可靠计量并极可能实现的前提下,未来经济利益的增值”。即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后,资产不仅包括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资产,还包括合约产生的资产。衍生金融工具因满足基本特征的第2条,从而能够确认衍生金融工具。

    三、解决思路的多视角分析

    对于上述的三种基本解决思路方案,我们从经济学、哲学、会计基础理论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和对比,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济学角度:会计学从本质上看带有经济学的属性,属于统计学,这种属性决定了会计学的改进和发展目标实质上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过程。心理学家盖尔特分析:人们追求确定性较大的事物,并要维持确实可靠的防范措施。任何一门学科,它都经历从描述性到形式化再到精确化这么三个基本层次。会计随着法律、市场等环境条件的完善及计量手段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将衍生金融工具等不确定性经济业务有表外披露纳入到会计报表中也是“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要求,那么第三种解决思路以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或者视为确定性为理论基础,将不确定性有效地纳入到会计要素确认中来,有利于前瞻性的财务会计概念体系的建立。

    (二)哲学角度:哲学原理中理论具有层次性:表层理论、中层理论和深层理论。结合会计理论的层次关系表现归结如下表:

    最高理论层次 深层理论:世界观方法论理论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准则 应用层次理论:基本理论、基本结构、基本原则,深层理论的具体化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准则指南 表层理论:应用层次的理论,中层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实务 实践

    因此,一种理论不仅应能指导当前的实践,而且还应该具有前瞻性,否则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会被削弱。会计要素的定义作为会计基本理论的一部分,也应该能够适用于未来的业务。第一种解决思路仅靠增加新要素的方法,是一种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变动会计核算体系,是一种权宜之计,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具有"时滞性",对实务缺乏指导性。因此,不是理想之举。第二种解决思路中扩充后的资产和负债定义将资产与负债的边界模糊化,可能将一些不符合会计要素定义的项目纳入到会计报表中;对现有会计体系变动太大,不易为人们所接受,具有随意性,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支撑。

    (三)会计基础理论角度: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确认,起源于应否确认履行中合约的国际理论争论,结果有三种观点:1.全面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 ;2.反对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3.只应该确认符合一定条件下的履行中合约。争论的结果本质是根据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讨 “不确定性”是否符合在现实条件下满足会计确认的“确定性”。分析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确认满足FASB和IASB所强调的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可以在签约时可以进行初始确认: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是否得到履行并完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实践中人们为了避免这种交易结果的 “不确定性”,设计了有助于保证衍生金融工具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市场制度,如:市场上的间接结算制度和定期的保证金制度,以使合同履行受高信用担保的保障,使权利和义务具有会计确认条件的 “确定性”,所以第三种解决思路将衍生金融工具确认的“不确定性”纳入会计要素的定义中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四)国际借鉴角度:FASB在SFAS 133中主张衍生金融工具符合要素定义是在资产的三个基本特征中,突出预期“获取或牺牲未来经济” 和“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这两个基本特征,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基本特征;IASC也有相类似的见解。事实上,IASC从诠释负债的定义入手,把 “合约”列为导致法定义务的事项,以相当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特征。IASC明确地提出,合同是形成确定性义务(负债)的法定事项。IASC 在IAS37中提出“负债,是指企业因过去事项而承担的现时义务,这项义务的履行预期会导致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义务事项,指形成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的事项,这些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使企业别无现实的选择,只能履行该义务。法定义务,指因以下任何一项而产生的义务:1.合约;2.法规;3.法律的其他司法解释。推定义务,指因企业的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其中:1.由于以往实务中的习惯做法、公开的政策或相当明确的当前申明,企业已向其他各方表明它将承担特定的义务;2.结果,企业使其他各方形成了对企业将履行该义务的合理预期。”IASC这样定义,较“周到” 的将衍生金融工具代表的义务(和权利)代表的“确定性”纳入到会计要素的定义中,第三种解决思路的指导思想与国际做法如出一辙。

    四、结束语

    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思路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它能有效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问题,具有理论基础和哲学指引,能够“反映”经济的变化发展,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

    [参考文献]:

    1.陈小悦着,《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世界银行)格鲁宁,科恩,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组织翻译,《国际会计准则实用指南[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P 116- P 122。

    3.葛家澍、陈箭深,《略论金融工具创新及其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会计研究》,1995年,第8期.

第13篇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证券分析师作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中介,在资本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经典有效的市场中,证券分析师作出的盈余预测是完美的,其预测所依据的信息也将迅速反映到价格中去。但在现实中,由于分析师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他们做出的预测往往是有偏差的,也必然影响到资本市场配置的效率。因此,分析证券分析师在决定是否关注某家公司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们可以把公司特征分为基本特征、治理特征和财务特征三大类。其中,基本特征包括公司规模、多元化、是否交叉上市和上市年限等方面;治理特征包括股权集中度、最终控制人类型、高管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分离度等方面;财务特征包括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净利润增长率和收益波动性等方面。通过分析中国大部分A股上市公司样本,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现象:

首先,中国证券分析师普遍关注公司的基本特征。具体说,他们更关注规模较大、上市时间较短、单一市场上市的公司。公司规模大和上市时间短意味着公司风险较小,而单一市场上市则意味着证券分析师不会像关注交叉上市公司那样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来搜集信息。

其次,中国证券分析师普遍不太关注公司的治理特征,这意味着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还不明显,或者说,在目前的市场和法律环境下,公司治理对公司来说还没有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证券分析师对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却比较关注,他们对这部分公司有着比较高的盈余预测准确度。原因在于,股权集中可以使大股东具有足够的激励去有效地监督管理层,从而避免了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搭便车”问题。

再次,中国证券分析师特别关注公司的财务特征。具体说,对那些资产质量高、盈利能力好、偿债能力强的公司,证券分析师会给予相当的关注,因为这些公司的风险较小。而对那些收益波动性比较大的公司,证券分析师则不太关注,因为这些公司的风险较大。这意味着,证券分析师在选择被关注公司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有形的成本和收益外,还会考虑风险的大小,这可以被看作是证券分析师的机会成本。

从深层次来说,中国证券分析师对公司的关注度反映出以下问题:

第一,证券分析师在被关注公司的行业选择上存在“趋同效应”,更喜欢关注一些“热门”行业的公司。由于证券分析师能够引导投资者的资金流向,所以可能会使一些被过多关注的行业的公司股价偏高,而使一些被“冷落”的公司股价偏低。这也意味着投资者或许能通过观察证券分析师的关注趋向获取套利的机会。

第14篇

关键词：风险承担；公司治理；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风险承担指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具有如下特征的一类长期价值增值行为：①风险较大但收益也较高；②注重企业的长期价值，投资回收期长，短期成本高，且成功概率较低。风险承担更高表明高管更具冒险创新精神，更不会放弃那些风险高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由于高风险项目能比低风险项目带来更高的预期回报，高风险承担能够加快社会的资本积累并促进技术进步，使整个社会生产率维持在较高水平。风险承担对于企业的成功也至关重要，为了获取更高回报，必须投资更多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从本质上讲利润也就是对冒险的补偿和回报[1]。由此可见，企业通过风险承担获取较好的市场和盈利机会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2]。

然而，数千年来我国“集体主义”和“中庸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人们对待“风险”避而远之。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意识不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风险承担整体不足，阻碍了我国企业长期发展和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培育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具有特别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尽管企业风险承担在实务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已有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大多是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研究，近年来才逐渐涉及对非金融类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在诸多方面尚未达成一致共识。本文主要从企业风险承担衡量、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三个方面针对非金融机构也即普通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现有研究不足，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2 企业风险承担研究现状

2.1 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

有关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测度方法：①采用具体某项风险承担行为作为企业风险承担的替代变量。研发支出由于成功概率较低以及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通常被用作企业风险承担的变量[3～7]。与此相对，也有学者使用风险相对较小的固定资产资本支出作为反向变量[3，5，8]。除此之外，广告支出、财务杠杆度[9，10]、是否投资高新技术项目[1]等也常被用作企业风险承担的变量。②使用一段时期内企业盈余或股票收益的波动性来衡量。企业的风险性项目必然会导致企业盈余或股票收益的较大波动性。因此，如果企业盈余或股票收益波动性较大，则说明企业倾向于承担风险。常见的如ROA的标准差[10～13]、ROE的标准差[11]、Tobin’s Q的标准差[14]、股票收益的标准差[14～16]、现金流变动的标准差[2]以及一定样本期内企业盈余的变动幅度。③使用实际收益（ROA， Tobin’s Q，股票收益率等）与预期收益差额的绝对值来度量[14]。这种方法先使用大样本数据建立起企业收益的回归方程，用于计算企业预期收益，然后计算其与实际收益间的差额，该差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风险承担倾向。④学者们自行构建的企业风险承担指标。风险承担行为越多，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破产概率，部分学者借鉴财务预警研究的方法构建反映企业风险承担的指标。如Altman’s Z-score和Olson’s O-score等指数[14]。

各种企业风险担当衡量方法评价如表1所示：

目前，学者们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方法莫衷一是，因为这些衡量方法各有优劣。上述企业风险承担衡量方法都有其固有局限，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衡量方法可能会导致差异甚至相反的结论。特别是我国存在特殊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如上述指标中的研发支出披露很不规范、不完整；在我国，财务杠杆究竟体现更多的是融资方面的因素还是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企业的风险承担很难说清；会计收益更容易受到管理层的操控，股票收益具有很大的投机性等，这些都限制了上述衡量方法在我国的使用。因此，如何借鉴发达资本市场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方法，在深刻理解企业风险承担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构建适合我国上市企业的风险承担指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2.2 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

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基本特征、公司治理因素以及宏观制度环境等几个方面来阐述的。

2.2.1企业基本特征的影响

企业基本特征是影响风险承担的重要因素，先前关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机会和行业类别等企业基本特征上[16]。

2.2.2 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从公司治理视角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方兴未艾。理论认为相对能够进行多元化投资而表现为风险中性的广大股东而言，管理层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和个人财富往往高度集中于其所供职企业，缺乏相对多元化的投资，由于经理层个人声誉和职业关注等原因，经理层比股东更厌恶风险，他们可能出于私利考虑而放弃一些投资风险高但净现值为正的风险承担项目，从而损害价值[17]。Hu等[18]发现由于职业关注，绩效相对很好和很差的基金经理都会采取相对更多的风险承担行为，基金公司风险承担与过去的绩效呈U型关系。Chen和Zheng[19]发现随着CEO任期的延长，其职业关注会降低，从而增加了企业风险承担。Li和Tang[1]研究了管理者的心理特征――骄傲自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CEO的骄傲自大情绪与企业风险承担正相关，并且当管理者自较大时，这种关系更为强烈。Faccio等[10]发现女性CEO管理的企业具有相对较低的财务杠杆和盈余挥发性以及较高的生存机会，说明女性CEO管理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

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系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实现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风险偏好相一致，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在激励机制方面，权益基础上的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股票期权是常用的手段[15]，这些措施能够促使管理层克服风险规避倾向，导致较优的风险承担水平。Shivaram等[20]发现股票期权能够促使经理层扩大对风险高但收益也相对较高项目的投资，促进企业风险承担。Wright等[15]系统研究了高管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高管薪酬中固定部分比例越高，企业风险承担越低，而授予经理层股票期权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一种曲线关系。Low[21]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特拉华收购热潮后，企业风险降低了6%，而这主要集中于经理层具有较少股权激励的企业中，特别是当CEO的财富相对于股票收益的挥发性（Vega）不敏感时，上述效应更为明显。较高的Vega（CEO财富相对股价变化敏感性）会促使企业采纳风险性政策，包括更多的研发支出、较少的资本支出（PPE）、经营业务更为集中以及较高的财务杠杆[3]。Dong[22]发现当持有股票期权的CEO财富相对股票收益挥发性更敏感时，他们更可能发行负债而不是权益融资，且即使在资本结构较高的企业也是如此。Kim和Lu[4]进一步发现当外部治理较弱时，CEO所有权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倒U型关系，而当外部治理较强时，CEO所有权与企业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关系。

约束机制也是协调经理层与股东风险偏好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大股东所有权集中、机构投资者和多个大股东的出现等。随着所有权的增加，大股东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增加风险性项目来提高企业收益，部分学者也发现所有权集中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正相关[23]。但另一方面，大股东也有追求私有收益的强烈动机，可能采取更稳健的投资项目来确保这些收益[2]。Faccio等[11]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当大股东具有多元化投资时，大股东所有权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正向关系才成立，具有多元化投资的大股东控制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也相对更高。Mishra[24]发现大股东有能力和动机采取稳健的投资政策以获取私有收益，主导股东的出现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而多个大股东的出现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Koerniadi等[25]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出现便利了企业风险承担。

Wright等[26]发现机构投资者具有通过促进企业风险活动来提升企业价值的动机。大股东身份对企业风险承担也具有重要影响。国有股东追求社会稳定和员工失业率的降低[27]，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而外国投资者则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并且这一关系受到国家制度的影响[13]。Su和Lee[7]发现家族企业为了保存他们的财富，家族所有权和家族参与程度都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而外部董事能够减弱上述影响。而Nguyen[23]则发现日本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增加企业价值，能够促进风险承担，而银行控制的企业则倾向于降低风险承担。在以银行治理为中心的日本经济里，外国投资者所有权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风险承担。

其它治理机制，如董事会对企业风险承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5]。Wang[5]发现较小规模董事会更能促使CEO承担风险，进行更多的风险性投资。Nakano和Nguyen[14]发现企业董事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纳非极端的投资决策，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并且这种关系受成长机会的影响。Ferrero等[16]全面研究了董事会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费用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而独立董事、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状况对企业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影响。Koerniadi等[25]使用新西兰企业也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风险承担负相关，董事会的所有权对企业风险承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2.2.3 宏观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

较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够促使企业增加对具有较高风险但能够增加企业价值项目的投资，投资者权利保护越好，越容易接受“高风险高收益”类型的投资项目，从而提高企业价值[2]。而较好的债权人保护会导致破产成本更高，降低企业风险承担[12]。King和Wen[8]发现国家整体公司治理水平会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较强的债权人治理水平导致较高的资本支出和较低的研发投入，而较高的股东治理水平会导致较高的研发费用（风险承担较高）。Li等[6]进一步检验了国家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个人主义的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价值观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上述关系受管理层自的影响。

2.3 企业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

现有文献对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企业风险承担对融资、现金持有、成长性、资本配置效率和绩效等少数几个方面的影响上。Dong[22]发现股票期权能够增大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导致发行更多的负债而非采用权益融资，由此造成了次优的资本结构。Liu和Mauer[28]研究发现风险承担较高的企业需要相对较强的资产流动性，现金持有水平也就较高。Faccio等[10]认为女性CEO管理的企业风险承担相对较低，并降低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Nguyen[23]发现异质性风险能够保持企业竞争优势，日本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相对较大，进而提高企业绩效，而银行控制企业风险承担较低，企业绩效也相对较低。

2.4 企业风险承担的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有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研究上，而对非金融类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还未引起重视。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零散见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少数方面。张瑞君等[29]研究发现货币薪酬激励的增加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程惠霞和赵敏[30]研究了女性性别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李文贵和余明桂[31]发现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低，且这种效应主要存在于中小规模企业。解维敏和唐清泉[32]研究了公司治理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可见，仅有的几篇研究还都停留在对企业基本特征和少数公司治理因素的研究上。而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则更少，李文贵和余明桂[31]发现风险承担能显著提高市场价值。

3 现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随着企业风险承担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开展，风险承担已经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衡量、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我国企业深入认识风险承担的内涵和价值、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现有研究的梳理也可发现，目前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归纳起来，目前企业风险承担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在企业风险承担衡量方面，至今仍没有一种权威、公认的衡量方法。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仍然是当前研究中的难题之一，尤其是如何基于中国特殊制度背景，融入中国元素测度企业风险承担仍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难题，也是未来应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之一。

（2）在企业风险承担主体方面，研究内容呈现一边倒的局面，主要侧重于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研究，对非金融类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国外研究，且大多是追随或效仿国外已有研究，忽视了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集中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对普通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尤为匮乏。而普通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实现价值增值的支柱，未来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普通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

（3）在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企业基本特征上，最近才开始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企业风险承担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管理层、董事会特征、机构投资者、集团附属或大股东直接持股等方面，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且没有结合我国的资本市场背景来研究。而在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背景方面，普遍存在着双重问题，在所有权结构方面对终极产权的研究也是公司治理的研究前沿。目前，没有出现文献从终极产权的视角来研究企业风险承担问题，尤其是没有将我国特殊的双重问题同时纳入到企业风险承担同一框架的系统研究，这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4）在企业风险承担宏观制度环境影响因素方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制度环境差异下的企业风险承担国际横向比较上。目前，没有出现文献从一国内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视角研究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而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这为我们研究一国内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5）在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方面，现有文献集中体现在企业融资、现金持有、成长性、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绩效等企业内部少数几个方面，没有涉及到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而企业风险承担不仅对企业自身，而且对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都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未来有关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的研究也应该将视角从企业内部拓展到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上来，以便深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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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在信息系统项目的实施中，风险管理已经被普遍认为是避免项目失败的一种重要手段。当不能清晰地预测信息系统项目的发展趋势时，可以采用风险管理的方法来发现计划中的缺陷，并采取对应的措施来减少潜在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本文对项目中的风险分析和管理进行了一些总结，并提出一种简单量化的风险估计方法。

一、风险的特性

所谓“风险”，从主观的角度看，风险是损失的不确定性；从客观的角度看，风险是给定情况下一定时期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间的差异。风险的两个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和损失。

根据风险的基本特征，在处理项目的风险时，量化不确定的程度和每个风险相当的损失程度。量化的重点，可以放在信息系统项目发展方向、指标选择和风险类项等几个方面。

二、风险管理

信息系统项目的风险管理是贯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管理步骤，使项目的风险得到合理的控制。风险管理的步骤主要包括风险识别、风险估计、制定风险管理策略和风险监控四个阶段。

试图规避所有风险会造成项目资源的严重浪费，而忽视风险的存在，则大大增加了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就是风险管理的目标。

三、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就是通过系统化的方法，分析出可能发生的问题。在识别风险的过程中，应注意区分直接风险和间接风险。直接风险是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的风险，而间接风险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风险。信息系统项目的风险一般有资源风险、规模风险、相关性风险、管理风险和技术风险几大类。

四、风险估计

风险估计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估计风险发生的概率，另一个是估计风险发生时所产生的影响。在信息系统项目中，如果对风险进行准确的定量估计很困难时，可以对风险的各种情况设定权值，再以权值进行定量的计算分析。风险估计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 建立风险清单

风险清单是关键的风险预测管理工具，风险清单中应列出风险名称、类别、概率及该风险所产生的影响。举例如下：

风险发生的概率可以按以下标准进行量化：

(1) 高可能性P>=70%

(2) 中可能性30%

(3) 不可能P

风险的影响是指当预料的结果发生时可能会对项目产生的冲击，其量化评价可以从性质、范围和时间等方面考虑，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低度影响I=1，轻微的，项目可以承受；

(2) 中度影响I=2，严重的，影响项目的成本、进度；

(3) 高度影响I=4，灾难性的，直接影响项目的成败。

按照上面的假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风险清单：

第二步 风险评估

在获得了风险的基本数据后，需要为每个风险计算风险值，对风险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风险值 ＝ 概率 × 影响值。风险值越大，风险的等级就越高。通过进一步完善上面的表格，可以得到下表：

将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结合起来，可以得到风险值矩阵。

高影响并且中高可能性的风险以及中度影响且有高度可能性的风险（阴影部分），则应当引起更多注意。将计算的风险值与风险矩阵对比，可以判断风险是否需要管理。

第三步 风险划分

量化分析后，对已经确定需要进行管理的风险进行优先级的划分。可以定义一个高优先级列表，从1级风险中选择一个子集。风险管理必须把精力集中在这种最重要的风险子集上。同时，可以把风险进行分类，同类的风险可能需要相似的处理方法。

五、风险管理策略

风险管理策略包括损失控制、风险规避、风险转移三种。

损失控制就是有意识地采取行动防止或减少风险的发生以及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可以分为防损和减损两种方法。防损是指在风险发生之前为了减少可能引发损失的各种因素而采取的措施。减损是指在风险发生之后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

风险规避就是把风险置于信息系统项目范围之外，比如缩小项目目标的范围，减少系统功能，或者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方案。

风险转移就是有意识地将风险损失或与风险损失有关的后果转嫁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例如，可以把一个具有高风险的功能转移到一个能够成功实现它的相关项目或系统中。风险转移主要包括外包、分割风险单位和复制风险单位三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