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古代文学研究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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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另外，古代文学的研究大部分是个人行为，但是也与社会现实、文化风尚等因素有关，所以古代文学的研究是个人性与社会性是不可分割的，不过从研究者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可分为个人性研究和社会性研究，个人性研究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完全属于研究者自己的兴趣爱好，只是自娱自适，仅仅是追求纯学术上的价值；而社会性研究指的是以社会的需要、文化的变革以及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直接或者间接的带有某种社会群体的功利性。社会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有益于现世，而个人性研究则追求的是“传世”。
而古代文学不单单是一个学科，还是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舞台，与此同时，它还担负着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责任。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是现如今素质教育的核心，人文素质教育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使人的人格品质逐步完善，逐渐具有积极乐观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从而促使全面素质教育的提高。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凝集了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几点下来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就是那些传统文化，而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传统的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方式，直接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模式，并成为了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与人文素质教育之间的纽带。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用其语言艺术生动形象的重现了我国的历史历程，还蕴含着祖辈先进的文化思想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还有丰富的民族精神。为后代蕴藏了无尽的精神源泉，值得我们学习并传承。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一座被美所充斥的圣殿，有别致的诗词、骈俪的辞赋、曲折的小说、优美的散文，从《离骚》的语言美到李白诗歌的韵律美，从《红楼梦》的人性美到韩愈散文的格调美……使我们在美德殿堂中穿梭，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人格并提高审美价值取向。
第3篇
[关键词]大数据；小李杜；全数据模式；相关关系
大数据的应用为社会带来了根本性改变，它可以在多个领域上进行更快更大规模的数据处理，以此来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和结果。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脉络久远，积淀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资料等多种文学信息。由于时间跨度长，历史深厚，在研究上也有着一些阻碍，很多问题难以获得解决突破。大数据作为一种新观念和新方法，我们应该积极将其利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寻找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向。
1大数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关联性
大数据作为新的概念应用于社会，我们应该对其有基本的认知。“2008年9月《自然》杂志刊发《BigData:ScienceinthePetahyteEra》一文，将大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式推出，使其超越于数据在“量”上的单方面描述，指向了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对待数据的全新的态度、理念与处理方法。”[1]也就是说，大数据从表面上理解，即指大量的数据，但它并不只是指庞大的数量，还包括对数据的利用，以及对其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等等。大数据所带来的改变会涉及到每个大领域上，更重要的是还会体现在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信息上，这些独立的个体信息会让我们获得与之前大为不同的认知和体验。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带来了社会的大变革，也为我们带来了认识世界的新的观念和探索方法。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累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宝库。古代文学发展的时间跨度大，资料多样，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还包括很多相关的艺术审美，历史背景，社会现实等等多个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中需要综合考察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作家、作品、文学创作、接受、批评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都可以称之为变量。”[2]大数据就是这些所有量的集合，并且这些数据也会随着古代文学的研究发展而进行实时更新，为我们提供最新和最客观的数据资料。我们不必再费时费力地对各种繁杂的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大数据会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这样不仅会提升我们文学研究工作的效率，还便于我们对古代文学基本的文学信息和研究情况有一个全方面的了解。古代文学的文学艺术价值就好比是等待人们开发的巨型宝藏，大数据就是挖掘的工具，大数据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就目前来说，很多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去进行研究论述，而从细微方面的论述研究又过于分散独立，没有一个很好而又完整的体系。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固有的研究理论或成果来进行“为什么”式的追问论述，无法摆脱固有思想的阻碍进行角度创新。笔者认为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从作家的个人角度切入，进行深度的研究和解析，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体系。高中甫说:“一部作家的接受史，它一方面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家，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鉴赏能力，期待视野，社会思潮以及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变化。”[3]从作家本体出发，对其作品和所处时代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对当时文学的审美倾向和文人们的艺术水平，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等多个问题有一个进一步的整体感知。我们在立足作家个体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个体剖析，用多数据型的立体思维来思考问题，解析当时的大环境。数据的客观庞大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充足的论据和可信度。
2全数据分析模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一切都可以量化的时代，关于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献材料等多方面资源都可以被数据化，成为庞大数据库中的部分存在。全数据分析模式是基于所有样本数据而言，与传统的随机分析法相对。全数据分析模式抛弃了随机性的样本研究，而是贯彻样本即是总体的整体观念，强调充分利用每一个数据，并将每个数据集结成一个整体，重在对整体的分析研究。全数据分析模式不仅重视对事情的整体感知，有一个宏观的掌控，更强调基于全数据实现信息的细节化，提高认知的精确度。可以说，“全数据模式是一种理想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以保证资料占有的全面性，又可以避免资料的片面性带来的误区。”[4]全数据分析模式的优势在于它能在所有数据的基础上，为研究者提供研究依据和考量，并且能够毫无遗漏地反映该研究问题的方方面面。傅漩琼先生在《唐诗有了排行榜之后……》一文中说到:“依据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否科学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采样的全面与否和具体分析过程的科学与否。”[5]全数据分析模式重在一个“全”字。比如关于“小李杜”的信息，数据化的相关信息资源都会被大数据搜集成一个数据总集供我们分析研究。这就解决了数据采样全面的问题。而具体分析过程的科学与否则在于我们能否对信息进行有效利用。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我们可以对小李杜进行全面性的对比研究。二人并称为“小李杜”必有其中的原因。李商隐和杜牧作为晚唐的杰出诗人，都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和文坛地位，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不分伯仲，但两人的文学理念却存在个体认知上的差异性。这些问题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数据整合，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整体的认知，比较二者的异同优劣。在所有资料的基础上实现研究的精确性，并将之前笼统的大概念加之细节化。对于小李杜的争论颇多，对于二人的并称说法有着很多不同的见解和认识。基于这种理论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对这些研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会反映每个观点的比例，从比例中看出各个观点达到什么样的认知程度。我们也会在数据分析中发现各个观点之间具体的不同点和矛盾所在。大数据讲究的是事实，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意愿。因此，我们在全数据分析模式下可以看出当下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性认知，在这种认知下，我们可以实现怎样的观点创新。我们可以基于全部资料的基础上，对“小李杜”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无论是诗歌领域还是骈文领域都要给予关注，还可以从宏观视角上对两个人进行深度的个体剖析。将两个人分开研究分析后，我们会得到完整而又立体的李商隐和杜牧的形象，再对得到的信息进行整合，抛开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成果，以全新的立体视角来进行两人的对比分析。这种全视角的立体思维会让我们看到平时无法注意到，甚至是没办法去想到的信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找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切入点，在全数据的基础上实现认知上的全面提升。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动因复杂，我们应该综合多种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在我们的研究中构建一个立体的“小李杜”时代。我们可以将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个性品行及其艺术追求等等多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模拟构建出一个他们生活的时代。李商隐和杜牧虽然都处于晚唐时期，处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下，但是由于自身的个体经历不同，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差异性。在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二人又同受杜甫的影响，但两个人对杜甫的吸收和继承却不尽相同。我们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立体式的整体分析可以清楚地掌握他们的发展脉络，并能够清晰地了解每个方面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基于大数据对两个人的发展变化和创作走向有一个整体把握，然后将对“小李杜”的研究朝向更细节化的方面发展。
3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是基于对相关联的数据的应用，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数据的相关关系追求现象结果的认知，重在预测事情的发展。数据的相关关系强调事情“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与我们现在追求因果关系的观念正好相反，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有这样的思维转变，才会为我们的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角度，开拓新的视野。这种逆向思维可以让我们不再局限于原有的文献资料和已成形的研究结果之中，而是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开拓新的天地，征服更广阔的领域。大数据不追求因果而是让数据发声，这种客观认知会让我们避免在研究上产生偏差。笔者可以通过搜集与研究相关联的各种数据，在联系中分析问题，预测结果。我们对大数据相关性利用重在预测，同样，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预测也是大数据的核心。从相关关系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文化继承与接受的发展情况，并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李商隐和杜牧都对杜甫的文学创作理念都有所继承和发展，但对于杜甫的继承两个人又有不同的选择。两个人在同受杜甫的影响下，李商隐又融合了李贺的创作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想象丰富，注重艺术审美；而杜牧则又受到韩愈等人的影响形成自己雄壮沉郁的诗风，关注现实，注重文学的思想性。两个人在这种继承和自我吸收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发展了诗文创作，并且也影响了后代诗人的文学创作和发展。由于信息的独立分散，在对于“小李杜”的研究上很难全面兼顾到这些纷繁复杂的关联，而且也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时可以利用“大数据对于数据化的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具有的绝对优势，深入文本将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抽调出来。”[4]193我们可以先对这些抽调出来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在理解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将数据进行串联，整合成一个合理完整的体系。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阻碍就是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很多事情无法找到原始记录，只能靠我们的猜测和推敲。因为诸多问题长时间无法解决就导致很多相关的文学研究无法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进程。这种因为时间的跨度太大和历史信息记载的残缺造成很多文学信息难以追溯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来解决，在合理的分析研究中进行有效的推理和估测。我们可以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搜集整合，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在这种关系的延伸中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可利用信息，而且在这种信息辐射中，我们常常会发掘到平时无法寻找到的关联信息。这样的数据网络会将数据间所有的联系客观具体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去研究探索它们的内在关联，找出事情的关键要点。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事情的整体构建有一个深刻的认知，还有利于我们的思维延伸。数据是我们研究的依据，数据的相关关系不仅会告诉我们古代文学之前的发展轨迹，还会告诉我们古代文学未来的研究走向。
4结语
大数据时代就是一个变革时代。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大数据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6]在文学量化的进程上，古代文学研究的形式与方法有必要与时俱进，不仅要更新我们的文学研究理念，还要积极引进和发展新技术来推动古代文学的研究进程。古代文学因为其独特深厚的文学艺术价值成为文学界里璀璨的瑰宝，我们应该重视对它的研究，挖掘古代文学的潜在价值，开拓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宋学清，刘雨．大数据: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的一次变革[J]．情报科学，2014（9）：15．
[2]张三夕，张世敏．古代文学研究中计量分析的应用与限度——由唐诗宋词排行榜引起的思考[J]．社会科学，2013（2）：176．
[3]高中甫．《歌德接受史》“引言”，转引自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前言[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7．
[4]丁莉，宋学清．大数据对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影响[J]．作家，2015（2）：192．
[5]傅漩琼．唐诗有了排行榜之后……[N]．光明日报，2012-02-05（5）．
第4篇
关键词：大学语文 古文 注解 教学
由于我国的历史悠久，文学遗产丰富，教材中古代文学的作品占较大的比重。因此，教好这一部分，对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非常重要。尤其是许多邻国如日本、朝鲜、新加坡、泰国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崇仰备致，更增加了我们古代文学教学者的肩头重任。笔者根据长期实践所得，想就古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近代学者黄侃云：“训话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又云：“话，故也，即本来之谓；训，顺也，即引申之谓。”这是说，话是推求词的本义，训是说明词的引申义。如不明古代文学中词义，又不能掌握古词义的引申应用，那就完全失去了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针对这一问题略述数端草见于后：
一、 古代文学要不要讲古音古义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交际的工具，社会不断发展，语言适应交际的需要，也不断发展变化。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当然不会一成不变。不但语言内部要素词义、语音、语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语言所反映的外部事物如生活习惯、文物制度等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后人读前人的书，会碰到语言文字的障碍，产生隔阂。这种隔阂不消除，对古今音义乏差别不加以沟通，则今人该如何了解古人，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又从何谈起？
在《大学语文》古典文学的注释中，常遇到一些问题：教材中有的篇目某些字注古音，有的则不注。例如《诗经・氓》“将子无怒”的“将”字，教材注音为“qiang（枪）”；“其水汤汤”的“汤”字，教材注音为“shang（商）”。老师在教学中若讲古音，一些学生迷惑不解，认为若读古音，书上为何不注？若不讲古音，读来不顺口，不协韵。有不少学生问：“为什么先秦的一些作品（特别是《诗经》）字难读，音拗口？”这固然有学生不熟悉作品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这是古今音的不同所造成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雅俗，因而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是必然的现象。作为古典文学的教师，有责任消除学生这些疑惑。在教授古代作品时，我们不能把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套在古人的头上。古人已矣，套之何用？教古文就是要使今人知古。学生“知古不知今”不好，“知今不知古”也不好。学习古文，不明古音，就不明古义，就失去了学习古代文化的意义。因此，笔者主张，教学以现代规范的语言为主，同时还兼教学生些古音古义知识，以提高学生掌握古今字源词性的衍变，以及组词成句和分析词义句义的能力。语言学家吕淑湘、王力等，在教学中非常注意此类问题。
二、教学时注意上下文
凡从上下文察看，照旧注有矛盾或重复之处，不可轻易放过，其中很可能存在问题。如《诗经・氓》中“言笑晏晏”与“信誓旦旦”。前句朱东润本注：“晏晏，和柔貌。”《大学语文》注：“晏晏：柔和的样子。”
古文“晏、宴、晏”声象义统一，都源于“晏”形，都含“安”义。“和柔”、“柔和”、“温和”是引申义。朱注与徐注虽有根据，但并未与上下文的语境尽合。“言笑”已是欢乐、和悦之意，“晏晏”又是柔和之意，这岂不是重复了吗？《尔雅・广言》云：“晏，晚也。”《淮南子・夭文》曰：“日至于桑野是谓晏食。”《秦策》：“‘一口晏驾。’注：日暮而驾归太阴也。”可见“晏”字还可作时间词，与“晚、迟”同义。“信誓旦旦”，“旦旦”朱东润注“诚恳貌”，《大学语文》注“明白”。“信誓”亦为“诚恳”之意，“旦旦”若也是“诚恳”，此句不就成了“诚恳加诚恳”吗？这显然与上句一样，犯了重复的毛病。
《甲骨文字典》：“旦，从日从口，口即日之影。……以日与影相接之形表初升之时。”即日出之时也。日出为一天之始，故引申为“天”。《孟子・告子上》：“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这里“旦旦”为“天天”。由此推论，“信誓旦旦，天天申誓（信作申解），也就是天天发誓。与上句“言笑晏晏”合在一起解释，是说氓与女主人公恋爱之时，天天寻欢作乐，甜言蜜语，山盟海誓，都是女主人公婚变后回忆悔恨之词。这样解释既符合上下文意，语言与竟境，毫无牵强之感，学生也容易接受。
注解古人之文，切忌就字论字，拘泥一义。这种注法，以一字之义而言，虽然可通；但纵观上下文与全篇之义，则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故不可不审慎从事。
三、与“大义”相违背者要多多推敲
古文的注有利于今人的阅读，又为初学者入门之阶。但注者毕竟不是作者，审义核实，合者固多，而推己及人，间有不合原作之意，也势所必然。因此难免盲从犯跟别人一样的毛病。类注文之病，在于从一句看，似觉可通，但追索一家之学说大义，则矛盾显然可见，故不宜轻信。
如《论语・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的“春服既成”。宋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释“春服”为“单拾之衣”，对“既成”未言及。宋人邢在《十三经・论语注疏》中云：“春服既成，衣单拾之时也。”今人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云：“成”，“定也”。“春服既成”，即“春天的衣服都穿定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亦云：“初春时寒暖无常，故衣服亦须常换，至暮春三月，气候稳定，所以说‘拾衣服已经穿得住了’。”古今注释基本大同小异。笔者认为此解与孔子立言之旨“微言大义”学风相去甚远。一是穿拾衣与下文的修楔之事没有必然的联系；二是穿单衣或拾衣，纯属个人穿衣小事。孔子以礼治天下，主张定名分，明等级来评论世事。曾子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所言“春服既成”之事，深得先生青睐，可见“春服既成”一事放在修楔之事之前，其中定有缘由，决非偶然掇合之作。
“服”字在甲骨文和《尚书》中是“事”的意思。或与祭祀的大事有关，或与服事天子有关。“春服”即“祭服”。古代社会的头等大事是春祈秋报的祭祀。天子在一年当中，不仅每季甚至每月都有相应的祭祀活动，而且春祈秋报之祭都有专门的祭服。《礼说・月令》记载：春季“载青，衣青衣，服仓玉”；夏季“载赤，衣朱衣，服赤玉”；秋季“载白，衣白衣，服白玉”；冬季“载玄，衣黑衣，服玄玉”。由于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服饰要求，故春天一到，缝制春祭服的事，便成了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在任务未完成之时，朝延内外之人绝对不可懈怠。《周礼注疏》上云：“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岁终则会内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文中的祭服，指的就是祭祀时所穿的衣服。暮春时节，春夭祭服的制作任务已完成，曾子才“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孔子因而为之赞叹。因为君主春祭求一国之福，青年人春楔求一身之福，先言国事、大事，再言个人小事，等级次序井然，这正是孔子“微言大义”的一贯学风。
又如《论语・学而篇》中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古今不少注家作“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不了解别人。”杨伯峻先生还增字以就注面成其说，“别人不了解我，我不急；我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殊不知这样解释与孔门“君子反求诸己，然后求诸人”的大旨相违背，与儒家“诚意正心”的一贯原则相违背，实不足取。
其实此语根据杨树达的《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施受同词例》，已早揭明此文本义。
“施受同词例”夕云：古人美恶不嫌同辞，……乃同一事也，一为主事，一为受事，且又同时连用，此宜有别白矣。而古人亦不加区别，读者往往以此迷惑，则读古书者所不可不知也。……《史记・范唯蔡泽列传》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人固不易知者，谓贤者不易见知于人，此“知”字受事之辞也；知人固不易也之“知”，则主事之辞。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的“知”字与“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的“知”字一样，有受事与主事之分。前“知”为受事之词，后“知”为主事词。全句的意思应为：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应担心自己没有东西让别人了解。孔子一贯主张“克己复礼”即克制、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也就是要修身修己，加强自身的修养。从这个观点来看，孔子认为了解别人不是最重要最难的事，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最难的是“但患己之无能知也。”（王肃语）自己没有东西值得别人来了解，这种思想与孔子的“内圣外王”精神才是一致的。
孟柯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一代传人，史称亚圣，他在《离娄章句上》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把君子一切应映“求诸己”的精神说得斩钉截铁。哪有半点“患不知道别人”的思想存在。由此观之，我们在学习古人的文章时，既要注意对字、词、句的推敲理解，又要总观大义所在。由于古汉字比较复杂，有些字在某篇某段中可以这样解释，但总体来看却又与大义相去甚远，则应加以怀疑和探究。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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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第5篇
一、扩大读者群、为读者提供网上开放阅读
它不单纯依靠文字，而是打破了传播载体的界限，视听结合、图文结合，可以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使读者群也从纸媒读者扩大到习惯网络阅读的读者，而这些读者更多是年轻群体，有利于把中国古代文学与青年读者衔接起来，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年轻化、时尚化。如现今流行的网络漫画电子版，以《三国演义》为例，改编成漫画版后，其精髓也不减少，依然能见当年英雄本色，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观赏。漫画是视觉艺术的一个画种，既给读者一种形象直观、快畅淋漓的审美感受，同样可以使读者在轻松阅读间，能领略到这部经典名著的博大精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果拒绝网络这一日益强大的媒体，无疑是自绝于读者。因此，充分运用网络传播来争取消费者以拓宽自己的空间是文学当然的选择，从而打开一个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新局面。
二、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优质的服务
网络环境的出现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虽然只是当今社会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部分，却对现代教育教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肯定的说，数字化资源的利用必将成为学习与教学中的必要途径和手段。随着教学环境的变化，在教学方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必须不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教学模式。目前，全国所有大学及大部分的中小学校都能够上网，使广大师生能够共享网上资源和学习资料，提高教育质量和学习效果。网络技术可以直接运用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而言，中国许多高等院校利用网络技术为辅助手段，建设了跟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相关的网站或者建立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古代文学数据库，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古籍资料和文献作为教学与研究的参考。在建设的过程中，将不同版本中收录的中国古代文学尽数录入，并且予以有序和系统的分类。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数据库，引起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的认知和思考能力，从而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有论者曾指出，在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上，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坚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其中的“直观演示法”是采用数字技术为辅助的教学方法。“直观演示法适合于演示比较复杂的事件或介绍相关的背景材料。如《晋楚城濮之战》叙述晋楚双方的作战态势、作战过程，叙述颇为复杂，但运用电脑课件将其绘制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有效地节约了教学时间。在介绍曹雪芹时，通过曹雪芹画像、曹雪芹故居、《红楼梦》手稿的演示，使学生对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现今，很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完成数字化转换，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信息资源。古典书籍的数字化使读者可以快速方便地检索到所需内容，甚至是在传统古籍中很难查找到的内容。只要了解相关的网络资料，计算机网络可以在几秒钟内提供出所有上网相关文章，并且有的还能够全文复制下来。对于查找资料者来说，这些数字资源更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黄灵庆在《信息时代的古文献研究感言》一文中用自己的亲身体验阐述了古籍数字化为学术研究带来的影响。他经历了从手工抄书———电脑抄书制作电子数据———购买古籍数据库的过程。黄先生原有手工抄书的习惯，仅古今注释《楚辞》的书，抄了四十多种。翻阅材料时，得一迭一迭搬出来，很费功夫。他在电脑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在电子稿中查找某个词语的便利。于是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将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在电脑上又抄写了一通。通过对电子数据的查找，任何一个字、词、次数等，都快速而准确地显示出来。黄先生后来购买了《国学宝典》，运用电子数据库的技术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可见，古代文学研究者只要懂得应用这些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这样就不用在研究工作花费漫长的时间。大多数数字化的古籍都可以速快准确地为研究员及学者提供古典文献资料，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很大的作用。三、使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范围更加广阔利用信息技术，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数字化，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便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普及和弘扬。文学作品进行数字化将打破了传统文学传播方式。以前的传统文学传播，无论是口头传播还是印刷传播，都要符合“物质、时间、空间”这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往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对外传播的最大障碍。可是现在的数字技术解决了时空的制约、消除了距离上的局限。现今所谓的“数字图书馆”(DigitalLibrary)就是最佳的例子。数字图书馆是通过多媒体方式，将图像、事件与背景材料展现于世界每一个角落。数字图书馆可以提供电子出版物、数据库、网络上的各种信息。用户从数字图书馆中不仅可以查找文献，还可以得到文献全文以及多媒体信息。在服务方式上，读者只要有互联网，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能享受到图书馆的服务。各国的研究者不再需要出国去查找资料，文献资料共享的范围大大扩展。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图书馆2002年建立了开放馆藏计划(OCP)，由WilliamandFloraHewlett基金会赞助。后来又推出在线阅读计划，这一计划是开放馆藏计划的延伸，由阿卡迪亚基金(ArcadiaFunds)提供赞助，全球用户可通过网站在线阅读由25万个网页构成的1200本图书和手稿。至于中国的数字图书馆，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是目前最大的公益性图书馆之一。由中美两国计算机科学家共同发起的合作计划。其总体目标是构建拥有多学科、多类型、多语种海量数字资源的，由国内外图书馆、学术组织、学科专业人员广泛参与建设与服务，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学术数字图书馆。在项目一期建设面向教育和科研的百万册图书。在二期建设中(2010年起)，CADAL的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将与美国哈佛大学、伊州大学香槟分校(UIUC)图书馆、德国柏林中央图书馆、瑞典皇家工学院图书馆等等展开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促使中国在大规模数字图书馆建设和信息服务领域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这种数字图书馆为全球各地的学者提供了优质、便捷的信息服务。全球性虚拟图书馆服务将打破地域限制，将全人类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学赢得前所未有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不过，文学的数字化也有其负面的影响。一个影响可能是文学书籍的大量消失。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文学的基本载体就是书籍，而在数字技术产生以后，书籍的印刷与出版将被改变。作品可以直接置于网络服务器，所有的人可以通过网络去阅读，而不必买传统的文本。一张小小的光盘就可以容纳几十本书的内容，而且还可以有声、像的配合。这一点是目前最直观的变化。此外，我们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如果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者对计算机了解不深，会制约了计算机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应用。比如说，中国文字存在着多样式、多种类型的复杂情况，在古典文学数字化过程中怎么处理与规范语言文字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在整理古典文学上不够专业，仍有很多冷僻字不能输入，会使文学作品的内容、语言出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规范古典文学数字化过程中的字库问题，包括简繁字处理、异体字处理、字量不足等等，仍然是IT业者和文学研究者需要共同面对的事项。中国古代文学的数字化虽然还处于初步的阶段，但却为中国文学的传播、教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数字化健康稳步发展，大家应该更加关注相关的工作方面，比如国家与政府对古代文学数字化项目投入的资金;古代文学专家和电脑专家必须进一步紧密结合;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古籍数据库;加强中外、两岸的三地的学者交流互动，有利于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数字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作者：许玉敏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第6篇
1.地方文化资源的调查
地方文化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做有针对性的调查活动，选择适宜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进行调查。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古迹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文化古迹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也是古代文人足迹留存之地，许多诗词作品都和文化古迹分不开，有些诗词成就了一方名胜古迹，而文化古迹又孕育了诗词。考察这些文化古迹，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环境与氛围，不再停留于书本文字之间。此种实践教学一是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由老师组织学生去本地有名的文化古迹考察，二则可布置学生在寒暑假等节假日在自己家乡或者旅游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内容可以包含了解这些文化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搜集整理与其相关的诗词，探讨历朝历代往来文人足迹，分析积淀下来的文化蕴含，并进而结合考察的亲身感受来鉴赏与之相关的诗词，从而感受与文本分析不一样的诗词魅力。其次，地方特色文化也是调查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共同的孕育下每个地方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会显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如湖南衡阳的大雁文化、南岳文化；广东肇庆的端砚文化、龙母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现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宣传名片，成为特色旅游品牌文化，从而具有当代特色。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让学生调查了解这些特色文化，查找相关资料，调查其在城市各处之运用，让学生感受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和探寻了古代文学作品在今天之运用和古代文化在当今之显现。如可组织学生调查了解城市街道命名、楼盘命名、小学校名等等有什么地域特色，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不但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地地方文化，也可以接触到古代诗词在今天之运用。再次，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内容。地方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地域风情，与地方风物、特产、古迹联系在一起，往往成为传奇、小说的母题，折射当地民间信仰。对他们的搜集宜采取田野调查，故而在实践教学中多布置给学生在寒暑假以自由组织的形式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民间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地方戏曲是以艺术形式流传地方传统文化，现在面临发展传播的困境，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戏曲的了解、传播中去，既培养了学生对家乡传统文艺的认同，又从表演层面让他们体会到古代戏曲的魅力，这是对书本戏曲文本的有力补充。并且也有利于地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最后，地方节庆风俗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开展的内容。节庆风俗，有着显著的时间性特点，每到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佳节，则可布置学生搜集家乡相关节庆风俗，就不同地区的差异可探讨原因，同时查找有关节俗的民谣民歌，比较其与传统节庆诗词的异同。
2.地方文学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有着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色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那么与之对应的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则是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之基础。而这自然也应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留存的方式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碑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地域文学文献搜集，主要让学生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找出相关地方文学资料，同时让学生利用文献查找知识，使用文学电子软件，用地方特色词汇搜索出地域文学作品。出土文献的地方特色文献搜集，主要是搜罗整理地方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文物古迹、碑刻等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文体有楹联、诗歌、碑刻、墓志等。搜集工作可以与文化资源调查共同进行，如组织学生在考察文化古迹、调查地方特色文化与调查地方民间传说、戏曲等时同时进行搜集文学资料，把参观走访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手记录下来。在搜集工作完成后，让学生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搜集的文学作品汇总，分文体、分内容整理。这些搜集与整理锻炼了学生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发现的眼睛，让他们感觉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参与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来，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学生在对地方文化进行课外考察和文献搜集整理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教师鼓励学生以此作一个选题，几位同学组成兴趣小组，把相关问题探讨清楚，弄清来龙去脉。如学生在调查某个古迹时发现在此题咏的古代文人有不少，教师据此鼓励学生探讨古代曾经到过此地的共有多少文人，因何而过此，在此题咏的诗词主题有哪些等等。这类学习研究无论选题大小，都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也让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从学习深入到研究的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选题是学生在课外实践中自己发生疑问而产生的，对学生而言有研究兴趣和动力，故而在完成一些研究后可鼓励学生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汇总，继而可以向开发地方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等方向进一步深入。
4.地域文化的宣传与承继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目标之一。课外考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承继，青年学子必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地域文化进行宣传，一方面固然提升其人文知识底蕴，另外也在宣传活动中加强其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同时也将古典文学知识运用到宣传写作中。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组织学生课外考察的时候以地域文化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古文游记写作等。同时鼓励学生以此为基础，参加一些社会宣传和服务活动。
二、地域文化与实践教学方式
1.课外考察
课外考察是了解、利用、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一是组织参观地方文化古迹，这类考察可以事先做好相关知识准备，如布置学生查阅文物古迹的历史地理资料，检索与此相关的古代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外出参观的时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感受其历史人文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故而可以在参观完后鼓励学生创作相关的诗词作品。二是调查搜集地方特色文化，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当地地域特色，从建筑、街道、饮食各个方面留心其地方特色之所在，在观察与积累中让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当地特色文化。三是走访民间艺人、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记录那些还存留在口头的故事、戏曲，对一些演出以图片、录像等形式拍摄记录下来。总之，课外考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开展的基本方式，是学生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和掌握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
2．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现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一项学生活动，许多高校以学生项目申报、立项和完成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许多大一学生而言，在还没有形成系统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他们往往选择关注地方社会、地域文化做完选题，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调查了解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实施，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笔者就曾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学生以三四人为一组，以当地文化的现状调查和历史考察为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学生通过从撰写申请书到实地调查项目内容及至完成结题报告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积累和加深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实践基地的平台建设
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因此在学校周边地区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深化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也同样可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地域文化则为合作奠定基础，让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联姻。一是可在地方图书馆建立文献整理实践基地，让学生搜集整理地域文人著作、地方楹联、地方戏曲文本、地方历史文献、地理方志、当地出土的碑志拓片等；二是可把地方文化馆等作为学生文化实践基地，调研地方谣谚、地方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探讨与古代文学之关系。笔者曾让学生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调研本地街、巷、路等名称由来，并由此分析与地方历史和古代诗词作品之关联。
4.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而高校学生社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地域文化类社团，这种地域文化类社团是以对地域文化共同的兴趣而集结在一起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别的学生，其活动形式也更为自由轻松。因此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传。一方面是将地域文化引入校园生活，进行宣传介绍，这类介绍可以社团刊物为载体，刊载一些介绍地域文化的文章或相关诗词，或者开展地域文化的专题讨论，举办一些以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古典诗词吟诵比赛，邀请当地艺人进入校园进行传统戏曲的表演。另外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如以社团活动的方式组织社员搜集整理一些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制作一些地域文化的宣传资料，组织学生到市区一些地方进行宣讲、传发。或者撰写相关作品在校报、地方媒体、网络进行刊发宣传。这些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活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文学、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
5.学生学术沙龙
今天的大学生已是自主独立、个性张扬的一代，学生学术沙龙已在高校普遍开展，这种把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合起来的交流方式让学生的探索和讨论更为自由、自主。学术沙龙大多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开展，而地域文学、地域文化易成为这种专题讨论的重要选题，故学术沙龙也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以地域性视角来探讨古代文学的选题，结合了古代文学的学习，同时又观照了本地特色，让讨论者更容易找到共同兴趣。因此以学生学术沙龙方式开展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在开放、轻松的学术交流氛围中培养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对有地域性特色的古代文学作品的喜爱。
第7篇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第8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 课程教学 研究要点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或名“选读”，下文统称为“阅读”）课程，是在尊重文本固有的内容——作者及作品的情感基础上，以关注学生阅读个性的养成为出发点，通过构建广阔的阅读空间和组织多样的阅读活动，最终培养大学生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相应的人文素质。通常来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和“中国文学史”两部分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后者是中文系甚至其他相关院系传统的必修课，其地位的重要性自不必言。然而，长期以来，后者的独立性甚至课程存在的必要性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对当下的大学生而言，课程的吸引力不大。本文围绕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及其产生的原因与相应的对策三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研究要点举隅如下。
一、面临的挑战
1.社会大环境：文学边缘化
从外部的社会大环境来看，文学日益边缘化。当今社会，人心浮躁，熙熙攘攘，多为利往。在这重功利与实用心态的影响下，由于文学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故其重要性日益为人所忽视。目前是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商品经济的实行不但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悄然改变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及其学习动机。高额的薪酬、丰厚的福利、稳定的工作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追求目标。即使是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也在考虑学以致用的问题。考量所学知识对将来毕业找工作有没有用处、有多大用处，并以此来权衡和规划自己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多少。结果很多文科学生，甚至低年级的大一、大二学生，就已经把精力更多地投入考研、考证、培训班甚至驾照的学习中去。只是由于学校教学计划的安排，为了完成学分顺利毕业，学生才来到教室，心不在焉地听课，甚至有的同学通堂在玩手机、打游戏、网络聊天。这一点背后的尴尬和无奈，在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
2.学校小环境：课程被压缩
在市场化和功利化专业设置的影响下，学校的许多基础课程，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这样相对似乎更为冷僻的课程，在大多数大学里更加变得似乎可有可无。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教学的重要性普遍受到严重消解，以至不得不让出部分教学时间，甚至被直接砍掉，以保证那些市场反应灵敏、应用性强的时兴课程。如前几年的高级文秘、现在的播音主持等热门课程的开设。
3.文学教育自身的断层和割裂
现在的大学生，虽然从入小学起就开始接触古代文学作品，但是在其后直至步入大学后的十数年学习过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考试，因此在学习时采取的学习方式侧重字词翻译和作品背诵，而忽视文学的审美愉悦作用。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被动灌输，导致不小比例的学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当步入高校再次面对古代文学作品时，积久成习的学习方式和惯性思维使得学生往往只是被动听讲，放弃了能动思考，更谈不上对作品所蕴含的美学价值、人文精神的学术钻研意识，因此对于作品的认识和理解非常肤浅、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
二、困境产生的原因
1.教育指导思想的制约：中文系培养的是学者而非作家
1925年，立志当作家的李健吾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时任中文系教授的朱自清先生对其说：“你是要学创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还是转到外文系去吧。”三十年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接1955级新生入学大会上，系主任杨晦教授的迎新辞语惊四座：“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两处典故的语出文献虽不可一一确证。但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似乎已经成了大家今天的共识。虽然有的大学有这方面的努力，但或已经偃旗息鼓。如前几年，浙江大学聘请金庸做博导，后来无疾而终。近年来，上海大学有“美男作家”之称的葛红兵教授开设的“创意写作课”，其吸引力和能否改变中文系课程教学多年积习的具体效果也有待观察。
2.教育实践中的误区：颠倒了“治学”和“教学”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甚至颠倒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与“教学”的关系，侧重对“治学”的努力，忽略了“教学”的要件，也很少考虑现在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水平。现在这些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之前所读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仅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大多数人不能独立阅读古文，不少人甚至即使参看现代注释也看不懂古代诗文。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以“治学”为中心，海阔天空地讲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只是泛泛地讲什么意境优美语言清新，那么学生即使把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次次考试都得满分，也无法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髓和内涵。
2.教育实施者的刻意缺位：为了实现趋利避害的最大化
如今，教师在课堂上讲文学史可以尽情挥洒，给学生以知识渊博、角度新颖、新见迭出、气场十足的深刻印象；讲作品选则受文本限制不得随意发挥，没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深厚的功底只能老生常谈，令人生厌，甚至捉襟见肘、发言惟艰。所以讲文学史容易出彩叫座，而讲作品阅读课程很难弄巧藏拙。同样的两极分化也体现在课堂下，体现在学术研究和教材编撰上。从事文学史研究可以名利双收，选注或解析作品选则吃力不讨好，成了明日黄花。在学言学，除去经济利益的巨大驱动力不谈，单纯从做学术、培养学术交往圈来看，一套教材的编选，凸显了主编者自己在主流学界的泰斗地位，大有登高一呼，从者云集的感觉。被邀编写者或是主编认可其成就，或是被接纳，也有蒙受知遇之恩，自感通过教材的编写，从而进入掌握学术话语的阶层。而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的研究者，由于人文学科凸显个性化的自身固有特征和需求，你认为好，但很难得到别人的共鸣。更严重的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你越是说好，别人越是唱反调，最后孤芳自赏，斯人憔悴，或主动或被动地远离了主流学术圈子。
三、对策及建议
1.结合时代特点，把握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对症下药。
当代大学生最需要的不仅是开启学术殿堂的钥匙，还有照亮人生旅途的烛光。在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堂讲授实践中，只有通过智慧的启迪，才能有效地穿透“时光燧道”，使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中重新点燃生命的火光，也使当代读者同古代贤哲直接发生心灵的碰撞。笔者认为，仅就这一点而言，以五千年文化为积淀、富含丰厚营养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精神大餐，无论实际的益处，还是吸引力，肯定超过社会上“心灵鸡汤”快餐式的阅读。“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打破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无用之见，树立其有用之貌。当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了长远的期许后，其学习兴趣就会被大大激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结合时代的特点，把握学生的实际需求，并对症下药。
大学生多是90后的独生子女，一方面他们被认为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生力军，身上承载的责任不可谓不重，然而与重任相对的则是个体能力和素质的不足，甚至低下。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具体表现为眼高手低、不能很好地融入团体、抗压能力差、不愿吃苦。有的学生，毕业两年换了数十份工作，严重影响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和自信心的树立。有的一蹶不振，闭门不出。更有甚者，因为一时受挫，就想不开，寻短见。此类事件，屡见报端和网络，不胜枚举。
在面对重大挑战如何树立正确的态度和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途径，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中，可以针对这一点有侧重地进行教学。苏轼《定风波》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之所以为苏轼，正是因为他能从苦难中超脱出来，更乐观从容地面对生活。从中可以学习到得出在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时，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坦然面对。
再如，讲到大学生感兴趣的爱情诗词时，如晏殊《鹊踏枝》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可以联系到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还能够联想到辛弃疾词作《青玉案·元夕》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最后可以引申到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三种境界”，并引导学生就这三句话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理解。通过交流，让学生认识到，任何成功都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人定好目标，坚持不懈，绝不轻易放弃，最终希望的曙光会在前方出现。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语句，让学生感受到意气风发的恢弘气势，从而形成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2.注意专业差异性的客观存在
在进行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的讲授时，要注意他们专业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有的放矢，进行有意识的教学调整。在授课内容的选择上灵活机动，结合他们未来工作的需要，激发其主动探索的精神。
比如在给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讲授《诗经》中的爱情诗歌时，教师可以有意识地截取电视中常出现的钻石广告，分析其中广告语诸如“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中包含的那种至死不渝的爱情寓意。并进一步指出，广告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心灵深处的渴求与呼唤。古人那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其实正是现代人所不相信但又渴望得到的。好的广告语的产生，是建立在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以及对人类共性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度阅读。
再如给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上课时，讲授一些古代山水游记的同时，就可以展示一些电视上的游览录像，或者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来分析景点介绍词编撰的优劣。由于编撰者的能力有限，景点介绍内容错别字满篇、常识性的错误屡见不鲜，这极大影响了景区的吸引力，可谓是“面目可憎”“大煞风景”。如果是教育基地，则非常严重地削弱了其教育意义。而相反，古人的山水游记名篇则言简意赅，韵味无穷，咏之能歌，可品可赏，故能够流传千古，成为旅游胜地广而告之的招牌语言。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是无可替代的。
3.对诵读本位的回归与改革
现在的大学校园，大多时候只能听到朗朗的阅读外文书籍的声音，而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传统经典诵读不经意间已经成了“绝响”。即使是校园广播里，除了卿卿我我的情歌，就是英语听力广播。可以说，古代文学的诵读氛围就整体而言，已经所剩无几，而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要顺利展开，诵读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诵读是积累的捷径，是把知识储存起来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读得多，积累得自然丰厚。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许多知识是需要记诵的。学生如果在阅读中能记诵大量的古诗文精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辞畅意达、文从字顺、精思于胸、下笔成章，从而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良性循环，让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的教学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
4.教师要动口也要动手，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一些博士生，数年间，可以写出多达几十万字的厚厚专人或专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然而实际上，他可能从来没有读完任何一种研究对象的作品注本，更不要说是全本、善本。不能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文学作品，却写出了号称煌煌大作的博士学位论文，这让人觉得几分滑稽和无奈，但却反映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现实。多年来，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完成的，教师只在课堂上天花乱坠地向学生讲授一长串线索、一大堆概念、一大批作家，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名篇却很少通读过，也很难读懂。更不要说古代诗、文、词习作了。有些教师表面看来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事实上，古代文学的精髓是什么，在哪里，他们自己很难知道，更谈不上准确掌握并以之育人。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自己没有受到过诗词写作方面的训练，成天被论文级别、课题经费折磨得心浮气躁，致使他们没有写这些东西的心境，也就很难具备写作古文旧诗的能力。大学中文系很多教古代文学的教师一辈子没有写过文言文和旧体诗，甚至一辈子没有写过一幅对联，这对中国古代文学阅读教学是非常不利的。高校提供给教师一个发展的平台和空间，时间和精力的安排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教师在动口讲授的同时，还要动手写作。只有这样，才能讲得深，讲得透，讲得好！
第9篇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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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作为二十一世纪最具活力的产业，广告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尤其是高端的广告专业人才更是求贤若渴。然而，由于快餐文化和经济市场的影响，众多高校开设的广告学专业偏重应用设计而忽略了广告学人才创意和策划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市场上广告学人才虽然能迅速适应广告行业的工作，但是后劲不足。因此，广告人才市场的现状倒逼高校专业人才能力培养的调整，必须从源头夯实广告学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必须开设《中国文化通论》《西方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美学》等文学文化课程。其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涵盖内容丰富，尤其是古典诗词既能熏陶学生的人文情怀，也能培养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是广告学专业文学类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除此之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广告宣传自然而然地嵌在作品当中。有学者称:“它们的亲密关系则更多地表现为古代文学对广告不经意地呈现上。虽然在古代，广告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甚至人们对广告还没有明显的意识，但古代文学中却散见着让人拍案叫绝的广告案例，隐约记录着中国广告的发展、变迁、变调或变局。”［6］209－210古代文学作品中自然嵌入广告宣传，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广告的发展及特定时期广告业的特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佐证。鉴于广告市场人才能力培养的文化需求，文学文化类课程成为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必不可少，同时古代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迫切需要对广告学专业古代文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研究。因此，以意象教学和广告语教学为中心的改革模式进入我们的广告学古代文学实践课堂当中。
二、古典诗词的教学改革:以意象(群)为中心
广告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中内容太过丰富，鉴于广告人才能力的文化需求，我们选取古典诗词的意象教学为突破。古代诗词意象教学主要包括意象(群)的选取与内涵解析。古典诗词意象(群)的选取可以从题材上加入分类，以便充实学生的人文情怀。如先秦诗歌《诗经》中的黍离到姜夔《扬州慢》词作中的青青荠麦;从屈原《离骚》中的美人到曹植诗文中的《洛神赋》，再到晚唐五代温庭筠词作《菩萨蛮》中的慵懒等等;从陶渊明诗歌中的到孟浩然诗歌中的赏菊再到李清照词作中的残菊等等;从林逋诗歌的《山园小梅》到陆游词作的《卜算子•咏梅》等等;从苏轼的农材题村词作到辛弃疾的山水田园词，等等。如何准确地传授意象所蕴含的内涵是培养学生人文情怀的重要环节。如同为吟咏梅花，林逋的《山园小梅》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表现形式不一。前者云:“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以梅花与众芳的对比叙写梅花的清高。后者云:“驿外断桥边，寂莫开无主。已为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同样是叙写梅花的清高与气节，陆游更多地融入自己的人生感受。这两首诗词的意象教学过程要注意将梅花的品质与诗人的人生经历结合在一起。如何将古典诗词的意象教学与广告学专业人才能力紧密结合在一起，需要在古典诗词的教学过程中增加一个环节，即古典诗词意象(群)的符号化。如上图所示，广告学专业古代文学文化课程主要为广告创意储蓄知识，具体到古典诗词的意象(群)的学习对应广告创意之后的符号、图形与图像表达，最后的共性是意象(群)与符号、图像等皆是为了传达某种情绪而形成一定的意境(境界)。如果广告学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速写能力，那么每篇古典诗词的意象学习之后，可以尝试以速写的方式运用符号将诗词中的意象简单勾勒出来，形成具有一定意境的画面。如此一来，广告学专业古代文学的学习很好地广告人才能力培养结合在一起，文化学习与广告速写巧妙融合，不会产生枯燥无味之感。
三、小说文体教学改革:以广告语为中心
第11篇
教材是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和思想的材料，是教师教学的依据，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依据。教材的呈现方式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有着内在的规定性，往往决定着教师的执教方式，决定学生的学习方式，因而有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对于民族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由于生源地域文化与基础知识背景的不同，不光要选择适合学生知识结构的基础教材，同时更需要编订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针对性、实用性的教材。钱穆说:“一民族文字文学之成绩，每与其民族之文化造诣，如影随形，不啻一体之两面。……欲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之独特与优美，莫如以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为之证。”［1］强调了文学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作用。尽管目前已有的各类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逐步将文化与历史渗透到文学发展的历程当中，但对于反映民族习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文学现象并没有明确而又形象的突显。事实上，不同时代、时期的文学史都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印迹。如古代神话中黄帝与蚩尤之间战争的记述，正是中国民族文化起始;《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篇诗史记述了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屈原的《离骚》带有浓厚的古代南方的历史文化与地域风情;中国各民族自古代就有演唱民歌的习俗，汉代的乐府民歌中浓厚的生活气息均来自于民间，并将南北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习俗融合在一起，从而透显出真率诚挚的情感;唐代的边塞诗展现了雄奇壮阔的边塞风光，以及由民族战争而激发出来的民族精神，从而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交融得以客观真实的展现;宋代更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时代，在宋王朝统治的329年的历史过程中，其始终与西夏、辽、金、蒙古相对峙，并最终被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所取代，宋代的诗词、散文均对此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记述;元朝建立以后，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内地和边疆各民族之间多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学在此期也呈现繁荣的景象，产生了许多少数民族散曲家、诗人和词人，萨都剌、马九皋、贯云石就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期，民族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同奉行“文化多元”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回族文人李贽、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晶———《红楼梦》，都是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杰出产物。由上可见，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是增强文学时代感的重要因素，文学史的演进正是伴随着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与成熟过程;从作家的个性风貌与时代、民族风貌之间的关系来看，时代与民族风貌的共性是寓于作家风格的个性之中的。正如有学者说的那样:“文学的民族特点与作家创作个性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关系。离开整个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来评论作家作品，作家风格就成为一些孤立的、零星的文学现象，无助于说明它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受到民族心理习惯和文学传统制约的本质特征。每一个时代的文人的个性中都渗透着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最终必然会折射到文学创作中。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李商隐、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陆游、文天祥、曹雪芹、罗贯中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家，他们的创作无不是时代民族风貌的展现，民族地理、民族心理、民族观念、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的特点均能在历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连贯性的印记。总之，在统一的多民族并存的社会形态中，文学创作与民族关系始终处在一种互动关系中。正是由于民族间的交往，文学反映的内容范畴扩大了，文学的地域民族特征加强了，风格更加多样化了，情感类型也更为丰富了，文学自身为了适应民族融合的需要而不断创建新的表现领域与表达方式的要求。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民族高校也和其他综合性院校一样选用“权威”教材(现在比较通用的是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然而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为了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学习，应该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从而让民族文学回到课堂中，使学生树立多民族的文化观与文学观，以此去认识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并担负起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的重任。
二、加强记忆理解，重视学生基本功的培养
目前，包括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民族高校已经实现了面向全国各个省市、各个民族的招生，由于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生的知识基础与能力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尤其是来自于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基础也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以上因素，语言基础是民族院校学生的必备工具。如果汉语言的基础不足，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而古代文学又是一门融语言、文化、历史、审美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如若没有良好的语言与文学功底，那么由文学现象而延伸出来的文化内涵就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对于民族高校的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必须在全面讲解本课程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能够突出重点、难点，狠抓学生的基本功(例如背诵作品、字词句讲解、古文翻译等)训练，从而打下牢固的专业基础。在解决字、词、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文献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以诗、词为主的韵文文体是古代文学的重要讲解内容，古代诗人常用双声、叠韵、叠字、比喻、对偶等修辞方法，以及炼句、炼字、构造意境等艺术手段，以此增强诗词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对于生僻字句、篇章格式、声韵句律的掌握是学生学习诗词内涵的基本途径。清人吴乔在其《围炉诗话》卷四中云:“读诗与作诗，用心各别。读诗心须细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辞如何。如织者机梭，一丝不紊，而后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无益也。作诗须将古今人诗一帚扫却，空旷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后成篇，定有可观。”这其中涉及到了创作与阅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每一部作品的产生都有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旨，但作品一旦产生，最终的解读权利就交给了读者，读者也就占据了解读过程的主导地位。如若把握创作者的真实意图，以及作品本身所折射出的审美特性，就必须“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辞如何”，其中“措辞”无疑是理解作者“布局”、“用意”的基础，同时也是避免读者误读甚至曲解作者创作思想的基本要义。诗词作品是作者感情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语言则恰恰是情感表现的最重要载体，诗词语言不仅精练含蓄，富有形象性和暗示性，而且讲究音韵、节奏，诗人的情感气质和诗歌的意境韵味都是通过特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正因如此，反复的吟咏、诵读也就成为我们解读诗词的的重要途径之一。然后再联系作者当时的创作情境，体验作品的审美意境，通过潜心体验将作者的艺术创造力内化为自己的审美修养，最终获得超越字句音律之上的美感体验和情感共鸣。在此基础之上，加强学生对所理解作品的记忆背诵，增加知识储备，以此培养他们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从而实现从诵读—理解—记忆—运用的有效的学习过程。因此说，对于民族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来讲，应采取由夯实基础到能力培养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这是符合民族高校自身实际情况的。
三、重视人格培养，发挥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
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全球化、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大众娱乐消费文化急剧膨胀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人文学科受到严重冲击，渐次退出社会需求的主流地位，甚至出现边缘化的危机。与此同时，经济大潮、文化危机也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价值迷茫、精神空虚、心灵浮躁等现实问题，民族高校的学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惑。作为蕴涵丰富精神内涵与情感体验的古代文学，应该充分发挥其美育与德育作用，将文化感知、情感体验、境界提升等人文精神融贯到文学史的讲解过程中，从而在精神层面起到现实的引导作用。这既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从内部激发古代文学学科活力的有效途径。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历史思考、心灵感悟、价值思索、人生智慧等精神理念对当代的大学生有着现实的教育、启发和借鉴意义。所谓文学即人学。在以历史背景为依托的前提下，古代文学作品最终向后人展现的是文人的价值取向、心灵历程、人生追求等内心情感世界。尽管古今时境不同，但对于生存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追寻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皈依。文人们创作品味的界定往往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并由此呈现出光耀千古的个性风采。为理想而殉身的屈原为我们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信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以他淡定平和的心态，在与自然界相亲相合之中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狂放中不失天真的的李白在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打击后，依然高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豪迈之音;被封建社会遗弃的落拓词人柳永，毅然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人生宣言昭示后人，其理路与现代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说法如出一辙;历经人生坎坷险些失去生命的一代文豪苏轼，在面临人生坎坷挫折与困境时，永远都保持着一颗平常心态，直面人生的风风雨雨。被贬岭南，他却高吟“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历经自然界的生死荣枯，他并没有象大多数文士那样流露伤春悲秋的感伤情怀，而是以“花退残红青杏小”、“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生命力量取代了毫无意义的无声叹息;当和亲人长时间离别不能相见时，苏轼却能够超越一己之感伤，而上升到对人类普遍情感的哲理性思考，从而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消解了后人内心中的离别感伤。应该说苏轼以其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旷达乐观的人格精神战胜了人生中的挫折与困境，而这正是感发后人的生命力量所在。有鉴于此，教师在因循文学史客观发展线索的基础之上，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应该着重于对这种生命力量的传达，让学生本着与古人进行心灵对话的目的走入到作品中，在感悟生命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生存智慧，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中，民族高校的的大学生和其他综合性高校的学生一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除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外，拥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心理状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无疑是破解人生种种难题的制胜法宝。而古代文学中蕴藏的文人的精神境界与人生态度，则为大学生在气质品格的塑造，自我人格的完善，心理素质的提升，以及人生智慧的积累等方面会起到积极有效的现实引导作用。
四、力求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在通识教育培养的基础之上，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最终目标。在竞争力日益激烈的今天，民族高校的大学生也和其他高校的学生一样站在同一起点上，共同接受社会的考验。因此，具备实际的应用能力也是民族高校古代文学专业所要思考和面临的根本问题。所谓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能力无外乎表现在听、说、读、写等方面，即表达、写作、理解、沟通等与社会要求相关的层面。当下社会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民族高校的学生缺乏汉语言的表达、理解和书写能力，当面对社会的公平竞争和选择时，必然会承受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有鉴于此，古代文学在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思考能力、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的同时，也应该与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做到知古通今、古为今用，从而实现对知识的实际运用。笔者认为古代文学的实际应运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积累语言材料，提高写作水平不论是表达还是写作，都需要拥有丰富的语言材料，而古代诗词散文中的一些优美语句、经典句意都会成为学生藉以表达的丰富语汇。如表达友情时，就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表达爱情的词句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民歌《上邪》)、“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玉楼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等;表达亲情的则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游子吟》)等等;表达时间易逝，光阴不再的诗句有“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朱熹《偶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园》)等等。此外，诸如“博观而约取，后积而薄发”(苏轼《送张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李白《长歌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等具有人生启示作用的名言警句更是比比皆是。除了这些警句外，象“雨雪霏霏”、“绿肥红瘦”、“骤雨初歇”、“山抹微云”、“金风玉露”、“烟柳画桥”、“绿杨芳草”、“红藕香残”等等以写景状物来表达内心情感的优美词句俯仰皆是，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审美感受，同时也成为启发创作灵感，丰富艺术表现力的绝佳语言材料。学生通过理解背诵，不仅可以增加文学素养，积累文化底蕴，而且在表达和写作时可以信手拈来，大大提高了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因而具有积极的现实应运作用。
(二)引导多元问题意识，培养创新思维方式古代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感性、审美的外在艺术形式，同时也包涵着理性、逻辑化的关照方式。它体现着内部与外部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感悟与思辨结合的多重思维模式。所谓内部与外部体现在作品本身的审美内涵与其外在的现实意义之关系上;历史与逻辑结合则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与客观时代历史的同步与错位之关系;宏观与微观结合是文学整体的发展线索与断代文学，以及个体作家作品之间的包容关系;感悟与思辨结合则是指作品的感官审美形式与理性关照之间彼此渗透的关系。学生在围绕这几层关系在把握文学史的内部与外部规律时，就会通过认识某一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不断追问为什么，如“为什么每个时代的文流不一样”、“为什么边塞诗会在唐代而兴盛”、“为什么李白一生都在愤懑当中”、“为什么诗歌和词体所承担的功能不一样”等等诸如此类上升到理性思考层面的问题。学生有了敏感的多元问题意识，并形成一种思维习惯的话，那么当他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就会从多个层面进行思考，且自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能够立体化、多层面的看待问题，也就具备了创新思维的基础。
五、结语
第12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浅论
国家教育部早在2001年9月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4号文件，要求全国各高等院校积极推广使用外语进行专业课教学，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其后又出台了其他积极推动高校双语教学的政策，使得我国高校的双语教学持续升温，西部地区的一些高校也逐步开展了双语教学的课程。国内高校理工科类的双语教学实践及理论建设已初见规模。参照国外（如加拿大等国）双语教学的具体实践以及理论，广大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对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目标定位、课程设置、师资培训、学生外语水平、教材选用、具体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与此同时，汉语言文学类双语教学却是地位不明。“双语教学是指教师在课堂上用两种语言进行的非语言类的学科教学活动”的界定，将语言类教学活动排除在外，虽然有个别高校（如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过古代汉语的双语课，但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否可以使用双语授课界定显得模糊。双语教学研究对中国文学类双语教学更是鲜有涉及。在很少的开设双语教学的汉语言文学系部，双语课针对的课程一般为“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西方文论”等，其他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使用双语授课的非常少。当然，非常少与没有是完全不同的情况，至少表明有这样的计划及实践存在着。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可以以双语授课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本文拟以高校中国古代文学为切入点，谈谈高校古代文学双语教学的相关问题。从目前很少的中国文学双语教学实践情况来看，主要存在教学目标定位狭窄、教学课程设置不合理、没有适合的教材、适任授课教师缺乏以及教学方法落后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双语教学的认识，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在双语教学中，要始终坚持知识传授为主，语言能力培养为辅，学科知识的获取是主要目的。通过双语这样的一种教学模式，获取学科知识时所使用的媒介不局限于母语，而包括母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这样，从各个方面给学习者创造更多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的条件，使他们在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能尽可能多地使用需要他们掌握的第二语言。而对于中文专业学习双语课程（多如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同学来说，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双语课的学习，可以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史和作家、作品，了解相关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并且掌握一定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双语教学的所提供的学习环境，补充外语课的知识与语言能力结合的不足，更好地将自己塑造成为新型的复合型人才，满足对外汉语教学或者国际文化交流等的实际需要。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双语教学的课程设置问题，仅就课时问题略谈几句：一般情况下，如果古代文学的某一阶段的一门课程需要耗时54课时的话，理想的双语教学学时应该在此基础之上增加20%左右，即65课时左右（视各个学校教学时数要求及学生英语水平而定）。虽然实际授课时数不大可能计划的非常精确，但适当增加课时确实是必要的。之所以要在基本课时之外增加授课时数，一方面因为与课程内容有关的某些英语词汇的学习解释需要占用额外的时间，另一方面因为双语教学中为了同步提高学生的口语及听力水平，需要组织师生互动这样的环节。所以说，只有适当增加授课时数，才能保证完成正常的授课内容，达到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的目的。此外，还需要注意每堂课中使用英文（或其他外语）讲授的时数比例问题。
目前双语授课有全英文讲授或者部分英文讲授，因为文学类学科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文学不大可能用全英文讲授，或者说全英文讲授的效果反而不一定好。按照目前的教学实践效果来看，英文讲授的比例不宜超过50%。实际上，如果把握得当，用30%-50%的英文授课有比超过50%更好的授课效果，这当然是指对学科内容的掌握以及对英文的学习两方面情况综合而言。笔者曾经在所授课的班级做过调查，超过60%的学生认为双语教学中英文讲授比例最好不要超过中文，即英文讲授的比例不要超过50%。当然，英语讲授的比例绝对不是固定的，一般都存在一个由少到多，最后大致固定的模式。双语教学的备课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备课的方式和内容，首先取决于上课方式。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授课，备课过程中，都需要搜集大量的英文资料。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几乎可以说没有一本合适的英文教科书作为参考，市面上或者说网上书店能找的英文中国古代文学类书籍寥寥无几，可供参考的有冯沅君的Ashorthistoryof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外文出版社出版）和姚丹的ChineseLiter-ature（九州出版社出版），可惜都太简短，参考作用有限。另外一个原因是价格昂贵，九州出版社出版的ChineseLiterature，一本157页的书，码洋达到90元，能不能买到还不一定。所以说，为得到更全面细致的帮助，就只能参考某方面特定内容而非文学通史的书籍，比如贾福相译著《诗经•国风》英文白话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道德经》（TAOTECH-ING）、《论语》（THEANALECTS），冯友兰的《庄子》（CHUNAG-TZU）以及许渊冲译《汉魏六朝诗（汉英对照）》等等。互联网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是Victor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Columbi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这当然只是参考作用，比之内容与观点，个人认为大量的可供借鉴的专业词汇更加重要。一般而言，国外教材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注重学术前沿的发展及最新的科研成果。但是文史类的教材却更重视已成公论的观点和逻辑清晰的事实陈述。在没有更好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教材之前，还是应该以中文的文学史课本为主。现在所采用的文学史课本系统性强、叙述严谨、知识体系清晰，整个编写思路及难度也符合我国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同时也已经为广大的教师及学生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相应的或者说配套的作品选教材以及其他的专业课教材，比如古代汉语、文学理论等等，都与古代文学课本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及思想理论方面的统一性。
在双语教学实践过程中，许多其他学科的双语教学会优先考虑PPT，因为使用多媒体授课，可以节省在黑板上书写较长的英文专业词汇所耗费的时间。另外，也可以避免书写中的错误或者习惯了中文板书而看不清楚英文单词的问题。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双语授课中，个人认为使用多媒体与否各有优劣。使用多媒体的好处无庸赘述：清晰、准确，一目了然，节省时间。但同样也有不足之处：在PPT上使用大量的英文，包括章、节标题及主要授课内容，那么学生的注意力比之平时更多地集中在PPT上面的英文单词上，对老师所讲解的内容的注意力大为下降。如果PPT上面英文生词较多时，学生们往往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理解PPT上面的英文内容，而不是跟随老师的思路及其所讲授的内容。在调查中，少数学生还提到这样的问题：夏天日光强烈时，多媒体的屏幕看不清楚。长时间盯着屏幕看，还会导致眼睛疲劳不适。所以，如果使用多媒体的话，PPT上的内容不宜过多，字体不宜过小，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要使用较深的颜色，一般不宜使用明黄、浅绿或者蓝色等不常用的字体颜色。同时要尽可能地使用浅色的、比较亮的模板背景。PPT上面的内容，学生都能听明白教师讲授的英文意思，比如某一章、某一节，可以使用中文；诗、词等作品一般都只用中文，如上古歌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等。当有些专有名词或重点词汇则尽量在中文之后标出醒目的英文单词。以上大致是使用多媒体的情况。当然，如果不使用多媒体，也是完全可行的。黑板板书中章、节语句以英文为主，而关键词及重点词汇以中文写出，同时辅以清晰的英文。
其他的板书组织与中文授课没有太大的差别。而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对黑板上或者课本中的学习内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英文讲授的。学生在看黑板的同时，不用转移目光，同时就可以注视教师，理解教师的英文讲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注意力不会很容易被分散。实际上，无论使用多媒体与否。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双语授课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双语的授。简而言之，在引导学生掌握主要的词汇的英文翻译的基础之上，用英文营造出氛围。在此过程中，包括组织教学在内的大量的课堂语言要使用英语。每节上课，教师用英文简要回顾复习上节课所讲内容，重点词汇要强调。这样习惯之后，当老师说到“lastclass（lasttime）wehavelearned……”时，学生已经非常熟悉这些每节课都出现的程式化的英文，而听力或者说注意力会自然会集中在learned后面的内容上。一段时间之后，学生们应该习惯于这样的授课方式：黑板或者PPT上，中文是第一章第一节，但老师都只会说英文chapterone（firstchapter），sec-tionone（firstsection），theBookofsongs，而不必费心费力地再去用中文重复：第一章，第一节，《诗经》等。在新内容的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摒弃逐句翻译的授课方式。英语在授课中的作用是理解课程内容的另外一座桥梁，而不是课程内容的英文翻版。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与教学内容关联较少的英文，比如：well,so,asweknow,asyouknow,pleasewritedown（指着板书或者PPT中某些内容），Bequiet,order（如果有噪杂声的话）；在讲解作品或者需要学生们翻书（比如袁行霈高教版）看某个注释时，说openyourtextbook,turntopageXX或者pageXXplease.要学生们回答问题:whowouldliketoan-swerthisquestioninEnglish?或者whovolunteers?上课过程中，当老师完成一段内容讲解，问“youun-derstand?”“Youclear?”学生习惯性地回答yeah（当然指的是学生真的明白的情况下）。始终要让学生感受这样的英文氛围，培养习惯于英文氛围的意识。这样的英文氛围的营造实际上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旦学生了解经常使用的套语，熟悉了授课教师的英语发音，应该会很快熟悉并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因为除了教师英文口语语音或许存有的个体差异及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词汇的障碍之外，古代文学双语授课与一趟英文课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有些同学在中学英语课上就已经领教了，只不过对英文基础好的同学而言困难更小而已。因为涉及到学生的英语能力培养，还有个学生参与互动的问题。如果是一般的用母语讲授的古代文学课，提问对学生没有更多的意味。但在双语课上，提问并不要求学生提供自己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领域的独特见解和看法，而只是需要听懂老师就某个问题的英语发问后，尽量用英语完整地回答。这个问答的过程中，问题的深度一般不大，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英文语言组织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就算知道答案，而且也有能力用英语讲出，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用英文回答还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完整地或者至少能够正确而又让老师和其他同学听懂地回答问题对同学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另外，对古代文学具体内容的英文讲解，需要尽可能多地参照英文资料，这样可以更全面更准确。
以《诗经》为例，theBookofSongs没有任何问题，诸本皆同。但是国风就不一样了，有的本子是folksongs，（民歌，民谣），有的本子是air,“Air”means“wind”or“educating”,Theairsmovepeopleandmakethembetter.意思就是“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大序）。还有的本子是拼音feng;再如，“雅”的翻译除了拼音之外，有的本子翻作festalsongs,小雅为minorfestalsongs,大雅为majorfestalsongs,有的本子则把“雅”翻作oads;“颂”有hymnsandeulogies与拼音song，这都需要教师仔细地各个甄别，确定使用哪种翻译。如果有些专有名词有多种译法，有时也可以一一列出，选择最佳的英文翻译。如楚辞的翻译有Chuci,PoetryofChu或者PoetryoftheSouth，而《尚书》有DocumentsoftheElder，Shujing，BookofDocuments，TextsoftheOld等好几种。同样需要教师选择最恰当的翻译。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有些经典名句，最好也应该把英文写出来，方便学生学习体味。如：《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notdotootherswhatyouwouldnotlikeyourself”[1]。钟嵘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asinglewordisworthathousandpiecesofgold”等等。此外，对于中西文化差异引起的翻译问题，有时也可以适当加以探讨。比如：《秦风•蒹葭》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伊人”应该是女性，但在一些英文版本中，“伊人”却以男性的面貌出现，WilliamJennings的版本：“Onewhomtheyspeakofas‘thatman’，Somewheretheriverranged.”理雅各翻译作：“Him,themanIhaveinmind,BythiswaterIshouldfind.”[2]另一国外版本翻译作：“Mybelovedsodeartome/Issomewherebeyondthewa-ters.”后面紧接着点明了是他：“UpriverIsearchforhim,Thewayisarduousandlong.”但是国内的翻译，比如贾福湘的毫无疑问地是：“atthewater’sedge,aladywhomIlove.”[3]这个现象可以作为一个较特殊的例子，以提问的方式去引导学生思考，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话题，可以从《诗经》的接受史角度去探讨，也可以向中西文化的差异，中西情爱心理的不同延伸。
一般我们理解此处翻译的不同鉴于这样的理解：此处国外版本的翻译一般还是比较重视传统的解释，比如说毛诗和郑笺。而国内的《诗经》研究、接受以及英译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已经从汉儒的解经发展到今天的依据文本内容而阐释《诗经》（当然不能忽略历史背景）。《毛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从政治说教着眼，汉郑玄笺注云：“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更加确定“伊人”为“知周礼的贤人”。到宋代解释就比较灵活宽泛了，朱熹认为“言秋雨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没有明说伊人指的是谁。到清代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继承毛诗郑笺注，都说这是一首招贤诗，“伊人”即“贤才”：“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或谓：“征求逸隐不以其道，隐者避而不见。”今天虽有学者仍力主此说，认为“伊人”就是“贤人”，但一般认为“伊人”实际上就是“恋人”，如高亨、程俊英等学者对“蒹葭”的看法均持“恋歌”之说。在这种情境下，依据一般的男女情爱心理及表现，“伊人”自然就是女性形象了。有些翻译则尽量忠实还原人物身份，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理雅各翻译作：“Youstudent,withthecollarblue,Longpinesmyheartwithanxiouspain.”再翻回中文大致为：“你这蓝（青）领子的学生，让我焦渴的心长久地憔悴痛苦。”远没有诗的含蓄悠长的情致和兴味，但是student这个词从中可以引导学生理解“子衿”，一下子记住主人公所思所恋者的学生身份。
参考文献：
[1]ArthurWaley.TheAnalects[M].Beijin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1998：145.
[2]贾福湘译著.诗经•国风英文白话新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2.
第13篇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第14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第15篇
一、旧文献新利用，对前人在一些文献材料上的不当看法进行大胆纠正
譬如在对诗言志观念产生时代这一论题的探讨上，对于《今文尚书虞书舜典》里的诗言志的记载: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有不少学者都认为《尧典》、《舜典》皆系后世伪托，产生的时代较晚，因而诗言志观念的产生时代也应是较晚的。针对这一看法，笔者认为: 诗言志这一观念出现的早晚，与《尧典》《舜典》的写作时间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即使《尧典》《舜典》真为西汉人所作，诗言志这一观念也应早就存在，只不过直到《尧典》《舜典》成书时，才得以诗言志这一规范表述明确记载下来罢了。说诗言志这段文字定形于战国或战国以后则可，说诗言志这一诗学观念产生于战国或战国以后就不恰当了。十分明显，经过这一辨析，那种根据《尧典》《舜典》的产生时间来确定诗言志观念的产生时间的做法自然也就无从立足了。
再譬如在对兴观群怨究系何指这一论题的探讨中，对于《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这句话，有很多学者都喜把它读为: 以乐语教国子: 兴、道、讽、诵、言、语。这样，就把兴道讽诵言语看作了六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句话的真正句读应该是: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 讽诵、言语。再具体说，也就是所谓乐语即配乐的歌词，也即诗。兴即兴托，也即托诗言志。道即道说、谈论。以乐语教国子兴道，其意即以乐曲所配之诗教授国子，使他们学会以托诗言志的方式进行交际。讽诵即断章赋诗。言语即论述引诗，也即托诗而言、托诗而语。二者在表现形式上虽有不同，但是不管是言语引诗还是断章赋诗，两者都是托诗而道，在这一点上二者则又是完全相通的。正因如此，所以《周礼》的作者才将兴道一分为二，划分为讽诵言语两种形式。十分明显，作这样的解释，不仅可以避免前人将兴道讽诵言语一分为六的烦琐和无据，而且也与孔子的兴观群怨联系了起来，使我们由此对孔子的兴观群怨理论的具体含蕴又获得了一个更深切的认识。
再譬如在对孔子是否有删诗之举这一论题的探讨中，面对《论语》中也出现有逸诗的现象，有不少学者都认为如果《诗经》由孔子删定，《论语》之中就不会出现逸诗。对此，笔者认为《论语》之中虽有逸诗，但是只有1 首，并且从这首逸诗所在的原文看: 棠棣之花，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孔子对这首诗完全持的是批判态度。这不仅不能说明孔子未曾删诗，而且还恰恰证明由于孔子对这首诗所表述的观点有异议，于是遂把它删除了。十分明显，以《论语》之中出现了1 首孔子所否定的逸诗为据，就从而认定孔子未曾删诗，这样的论证逻辑也显然太片面了。
再譬如在对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及其心路历程这一论题的探讨中，对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这一阶段在扬雄、班固等士人身上所出现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明哲保身心理，有不少学者都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受儒家忠君、中庸思想的影响而导致的怯于反抗、懦弱苟且的卑微人格的表现。而笔者认为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明哲保身心理，乃是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这一阶段儒学真正获得独尊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因为受儒家尊重知识、尊重经典的思想指向的鼓舞而导致的对于自我角色、自我地位重新反思的结果。更准确地说，也就是这乃是知识分子人格觉醒，重视自我，敢于与最高统治者分庭抗礼的精神风貌的体现，将其视为两汉知识分子人格理想处于低谷的反映，这显然也是很不明智的。
二、积极发掘新的材料，对一些前人所忽视或重视不够的材料进行大胆采用
举例来说，如在对诗言志的本义这一论题的探讨中，对于《说文》有关志字从心之声的字形分析，尽管有不少学者也已看出这乃是从心从之之亦声的简略说法，志的本义乃是心有所之，心有所往，可是却皆未能循此思路深入下去。而笔者则认为我们应当抓住志字另外还有记忆记载之意的特点，进而分析: 所谓心有所之心有所往也就是心有牵挂、念念不忘的意思。因为心有牵挂、念念不忘，所以再加引申才有记忆记载的意思。这样，通过对志的字形结构与其具有记忆记载之意两者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就把志的念念不忘，情感强烈的突出特征凸出来了。毫无疑义，如果不是情感强烈，念念不忘，从志的本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引申出记忆记载的含义的。老子《道德经》第55 章、33 章说: 心使气曰强，强行者有志，与此也同样是可以相互佐证的。
再譬如在对赋比兴的本义这一论题的探讨中，由于刘勰对比的理论阐说很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理应把注意力转移到他所列举的大量例子上。可是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刘勰比兴观的研究，却很少有学者对他所举文例一一核对过。笔者通过对刘勰所举之例的原始出处的一一检索，发现他所举的例子几乎全部都是带有比喻词的，或者为如，或者为似，或者为若。举例来说，如《诗经大雅荡》咨尔殷商，如蜩如螗，《卫风淇奥》有匪( 彼) 君子，如金如锡，《曹风蜉蝣》蜉蝣掘阅，麻衣如雪，《郑风大叔于田》大叔于田，两骖如舞，宋玉《高唐赋》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枚乘《菟园赋》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日等等。两相比较，这与唐人孔颖达所说的诸言如者皆比辞也显然是高度一致的。如此，通过对刘、孔二家在对比的理解上的高度一致性的确认，我们对何为比兴的认识自然也就更为深入了。
再譬如在对先秦两汉的辞体特征这一论题的探讨中，对于《周易系辞传上》的这一说法: 书不尽言，圣人系辞焉以尽其言，两千多年来对它有所接触乃至有所研究的学者可谓不计其数，可是却从未有哪位学者注意到书辞言三者作为三种不同的表意形式，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区别。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表述自身的逻辑，大胆提出辞在上古乃指一种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但又能把言的丰富蕴含充分表达出来的特殊语体。如果确定了这一认识，这无疑为我们有关辞在上古的特殊含义的探索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将这一表述与《周易》卦爻辞、春秋行人辞令、战国纵横之辞和屈宋楚辞结合起来，我们对辞在上古的语体特征、文体特征的探索，是一定会产生一个崭新的看法的。
再譬如在对孔子是否有删诗之举这一论题的探讨中，学者们一般都会用到《左传》襄二十九年有关季札观乐的文献记载: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为之歌《郑》，曰: 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 美哉，泱泱乎! 大风也哉! 表东海者，其大公乎! 国未可量也。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 桧) 》以下无讥焉。对于这则材料中季札对于《郑风》《陈风》的贬评: 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国无主，其能久乎，应当说无论是孔子删诗的肯定论者还是否定论者都应看到了，可是千百年来也同样未有哪位学者把它与孔子是否删诗联系起来。笔者认为从《论语》中孔子的相关言论看，如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子不语怪力乱神、《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等，《诗》三百在孔子看来必定是无一不善的。可是众所周知，季札观乐时孔子已8岁。孔子8 岁时，当时的诗歌文本还良莠不齐，而在孔子成年后，《诗》三百却已俨然变成篇篇合礼、语语无邪的经典了，这其中的差别我们究竟应怎样看呢? 毫无疑问，如果否定孔子删诗，对这一现象我们也同样是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
再譬如在对《孔雀东南飞》的思想主题这一论题的探讨中，对于《毛诗序》的下面这段话，应当说五四之后绝大多数研究《孔雀东南飞》的学者也都应看到了: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可是遗憾的是在解释《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时，学者们却也同样把这则材料忽略了。否则，所谓反封建反礼教反家长制反包办婚姻恋儿情结抱孙情结，乃至更年期综合征等等解释也就不会出现了。笔者认为对于《孔雀东南飞》主题的重新确立，当然靠的并不是这一则材料，但是毋庸置疑，这则材料对于《孔雀东南飞》主题的重获确立，无疑也是有举足轻重的价值的。
三、注重相关概念原始关联的探索，力避潜心枝叶，不顾本源
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十分突出，那就是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对个别概念、个别称谓具体含义的探索，而对相关概念、相关称谓之间的本源联系则缺乏重视。这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论题研究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举例来说，如兴字，它在先秦两汉文学中就至少有两种用法，一是赋比兴之兴，二是兴观群怨之兴。对于这两种用法的解释，可以说长期以来学者们也都是分别进行的。讲赋比兴的时候只讲赋比兴，讲兴观群怨的时候只讲兴观群怨，很少有谈到二者的统一性的。而笔者认为兴字古文原作四手抬物之状，它的本义就是托起、托举的意思。无论是兴观群怨之兴，还是赋比兴之兴，它们的含蕴都与此有密切的联系。再具体说，也就是无论是兴观群怨之兴，还是赋比兴之兴，二者都是指对他者的依托。兴观群怨之兴是指依托于《诗》，托《诗》而论; 赋比兴之兴是指依托于物，托物兴起。前者反映了上古先民对经典的取法，后者反映了上古先民对自然的仿效。十分明显，通过对二者统一性的挖掘，我们不仅可以使它们彼此互证，而且也使它们各自的含义变得更为明确了。
再譬如辞字，在先秦两汉文学里也有多重用法。如《周易》卦爻辞之辞，行人辞令纵横之辞之辞，楚辞辞赋之辞，以及辞达而已修辞立诚不以文害辞之辞等。对于辞的这些不同用法之间的联系，前代学者虽也有所探索，但是他们的探索也同样都是很不充分的。笔者认为辞的用法虽然很多，但是它们都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辞在上古乃是一种特殊的语体，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曲托假借、长于文饰。如果我们能紧紧把握这一点，那么无论对于辞的何种用法的认识，无疑都会由此变得更加通畅、更加透彻。比如孔子说辞达而已，前人一般都把它理解为: 言辞，就是为了要把人的思想明确表达出来啊! 这样认识大而言之固然也不算错，但是总让人感到有失笼统。现在弄明了辞在上古的特殊含义，再来看孔子这句话就显豁多了。原来孔子虽然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是对于辞的过分修饰、刻意雕琢，他也同样是持反对态度的。
再譬如赋字，在先秦两汉文学中它的用法也同样有很多。如赋比兴之赋，断章赋诗之赋，古诗之赋，以及辞赋之赋等。对于赋的这些不同用法背后的联系，前人的论释也同样很薄弱。笔者认为对于赋的各种用法的探索，也应紧紧扣住它的本义。赋的本义虽为赋敛，但是上古赋敛之制却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只敛其本土所生，而不假外求。如果能把握赋的不假于外的特征，那么也就同样可以把赋的各种不同用法间的内在关联打通了。再明确说，也即是赋比兴之赋指不假于物，也即不假比兴，断章赋诗之赋指不假音乐，古诗之赋指可以配乐，但没有配乐的诗，辞赋之赋指篇幅太长，无法配乐的诗，或者介于散文与诗之间的一种无法咏唱的新的文体。如此，各种用法都与赋的本义相联系，我们对赋的认识自然也就变得更为全面了。
再譬如前人在解释《离骚》之中的女媭中正与求女时，对于它们三者的含义也往往是各自为释的。由于未能将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就使我们在读《离骚》的后半部分时总是感到颇多疑惑。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离骚》这三者的解释，应该将它们全都放在《离骚》一诗以男女喻君臣的大背景下来认识。首先，根据楚人以姊为媭的旧俗，以及女媭对于屈原不无关爱的詈语，笔者认为我们应将女媭定位为一位年事较高、涉世较深、做事圆滑，而又良心未泯，对屈原不乏关切之意的楚国老臣。而中正则是指屈原在受到女媭不无善意的规讽责骂后，通过向重华陈辞，而从重华那里得到的求女自助的建议。由于屈原对大舜十分崇敬，因此对大舜的建议才以中正称之。而所谓求女则应如王逸所说，乃是求贤臣，即通过寻求其他贤臣的理解、帮助而改变自己在政治上孤立无援的危局。很显然，由于把三者都放在了《离骚》以男女喻君臣的背景下，使它们得以互为贯通，互为映衬，这就使我们不仅加深了对三者的理解，而且也使整个《离骚》的后半部分因为三者的彼此呼应而变得更加意畅词顺。
四、对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言语活动的复杂性给予高度重视，力避机械武断，简单从事
众所周知，人类不仅是理性动物，也是一种感性动物，因此可以说人的所有社会活动都不可能是严格按照客观的理性、科学的逻辑进行的，语言活动更是如此。因此在理解与先秦两汉文学相关的文献材料时，笔者认为对于这些历史文献所承载信息的复杂性也必须予以特别的关注，力避前人研究的不周延性。举例来说，如对兴的认识，有不少学者都喜把赋比兴之兴理解为触景生情，这显然是带有望文生义之嫌的。因为触景生情固然是先写外物，然后再说人事，但师法自然、假托于物也同样是先写外物，然后再说人事。先物后人的表述形式与触景生情显然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仅凭直觉就武断地认为这种先物后人的语言形式就是触景生情的体现，这样的结论显然太草率了。
再譬如对于赋的探讨，有不少学者都认为汉大赋的曲终奏雅乃是志在讽谏，或者也可能是作家内心矛盾的反映。志在讽谏或作家内心有矛盾，固然都可呈现为曲终奏雅的形态，但骋才宣情，炫示藻采，追求淋漓尽致、登峰造极的超越性宣泄也同样可以以曲终奏雅为掩护，为自己的合法性披上一件有效的外衣。表象虽只一个，但形成这种表象的原因却很多，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显然也是不能轻下结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