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当代文学一体化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本辑三篇文章，一是对于“文学经典化”的学术理念、研究路径的阐释，一是对于写作中心学术活动的学术论评，一是2012年11月喻家山文学论坛“故事与经典”学术讨论会纪要。（本专辑主持人 李俊国）

重提“当代文学（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我们自知，仍然冒着一定的学术风险。因为，十年前国内有少数学者刚刚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经典化”话题，当即遭到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乃至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的质疑；而后，又有德国学者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说”的学术观点而且影响颇盛；还有，传统的文学阅读，已经被当下阅读的功利性和全媒体自媒体阅读的性所遗弃；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文学处在极度的“边缘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坚持“当代文学经典化”，似乎文不对题，或者，逆势而为。

即便如此，我们觉得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该而且必须得以正视和重新申论。

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路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

从社会文化层面考量，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有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更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如恩格斯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这类状态恰恰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网状“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并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 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前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在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着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谲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腴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等人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提逻辑，是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或许，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

二

正是基于上述文学判断，我们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宗旨。

2011年10月，湖北省作家协会与华中科技大学决定联手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文学教授李俊国、文艺学教授蒋济永、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晓晖任副主任。中心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10余位教师组成。 经过反复论证，中国当作中心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分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这两大系列，体现在文学活动方面，是以“文学春讲”、“文学秋讲”为题的立体性的文学活动计划。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为，每年春秋两季各聘请一位著名文学家和一位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为驻校作家，进驻华科，为期半月。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讲授最前沿性的文学专题；与中文系研究生、中心老师座谈，聚焦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症结性课题；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素质基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堂”、华中师范大学的“桂子山讲堂”、武汉市图书馆的“市民大讲堂”和我们读书会作文学专题讲演。让著名作家和文学经典“进驻华科，影响高校，汇入武汉”，是中心的文学经典化活动的目标话语和形式概括。

当代文学经典化，体现在研究中心的学术层面，是以“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工作。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和显现方式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和再度阐释。

三

有鉴于此，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工作上。

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问题症结。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在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等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or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量，他们的确是“革命or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 ，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的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默默地探索着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很显然，如何“从故事型叙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的创作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它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举办4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4卷。它们依次为：《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or游戏――2012文学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文学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文学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

四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被当代所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也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那么，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显然，这是一项多学科交汇性的学术工作。一般用以拿来衡量文学经典的说法，诸如审美原创性、精神超越性、内涵的多义性、影响的恒久性等等，只能作为参照，不能用作标准。

正因如此，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深度分析，特别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提炼、解读、阐释，成为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实际的具体的路径。像“经验与原创”（实际上，更接近于张炜一类创作的，应为“游荡与抵抗”）、“革命or游戏”；像“边缘与颓废”、“故事与审美”；当然，还有像王朔、刘震云一路的“日常与荒诞”等等，都是用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特殊话语和有效路径。我们相信，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和“实际路径”的发现与寻找，或许是比较切实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理路。因为，这一类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既是文学创作的“问题”的揭示，也是文学审美和文化情态的概括，当然更是“当代的”、“中国的”、“文学经典”的多种形态和多种品性的形象指认和有效阐释。相信，假以时日，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当作中心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会出现一系列的坚实的学术成果。当然，中心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我们一直期望国内外学术专家的共同参与，协同研究。

第2篇

尽管教育异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变动所带来的教育环境的变化频繁，使得教育异化问题必然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如为了配合精英教育目标向大众教育目标的转变，在我国高校和中学进行了诸如课程设置等的改革，其结果不仅中学的“应试教育”没有消灭，还出现了高校的“应业教育”（即应付就业教育）。教育改革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意，但为什么会出现此类问题，导致人们对当前教育改革的诸多非议呢？

其实，在这些表面问题的背后蕴藏的依然是如何处理教育改革的理想图景和教育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异化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物质尚未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追求物质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判别自由与否的标志，但同时，这种单纯的物性追求也导致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人沦为物欲的奴隶，从而走向“异化”。这反映到教育上就是教育的异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教育行为本身必然会产生出与自己的本质属性相敌对的对立物，这种敌对物又反过来支配人的合理欲求，使教育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背叛教育的完善人性的初衷。实际上，理想中的使人全面发展并从中获得人性自由的教育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应然状态，教育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才是当前教育的一种实然状态。它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第一，个人对教育的需求。第二，社会对教育的使用。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时代，无论为了个人需求还是社会需求，都需要把前人总结的知识、经验、技能等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下一代，这就导致了教育的功利性。只要人还存在着对自然界的敬畏，教育的这种功利追求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实践证明，资源越是缺乏，生存压力越大，教育的异化就越严重。教育异化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受教育者急功近利，受教育目标偏移。作为物化的人，受教育者追求的更多的是短期就能够被量化的结果，所以只重视可以直接应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忽视与人未来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很难被量化和在短期起效用的基础理论。在笔者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就有深刻的体味，一方面是教师们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一方面是有些在基础理论课上很认真的学生却对老师发出这样的疑问：我很喜欢听这门课，但是学习它有什么用呢？出现以上的情况，很多人认为是目前高校课程设置老化问题严重，不能适合受教育者的需要所致。但笔者认为，所谓的课程设置老化未必全是课程本身的问题，这里的老化有一个相对性。就中国而言，在毕业生还不存在普遍的就业压力的时期，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大学的课程设置坚持了“高度的延续性”，长期沿袭着苏联的模式，且不论那时的课程设置合理与否，至少鲜有人提出课程设置老化的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的压力的时候，人们才高呼课程设置老化，应进行课程改革。现在，课程改革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但是受教育者却并不见得比原来更加满意。这说明课程设置老化并不单纯源起于课程内容本身，它更是受制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就业情况。

其次，社会看重教育的货币效益价值，衡量人才标准偏移。“教育的问题,根子不在教育, 而在社会之中。同理, 人才的培养, 根子不在培养, 而在使用之中。” [1]我国制定的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虽有力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导致了用生产力标准裁剪一切的偏差：个人价值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它对GDP等经济指标增长的贡献程度。而当这些衡量个人价值的指标又和受教育者的收入关联起来时，受教育者自然倾向于偏重那些在短期内就能带来效益的学科，而忽视了对于道德的诉求和能带来长期效益的基础学科，成为异化教育的需求者。

最后，教育者屈从于社会压力，教育目标偏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者应该追求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在就业的压力下，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短期目标上（就中学而言，是进行“应试教育"，就大学而言，是进行“应业教育”）而忽视了对于道德和精神信仰的诉求。笔者认为，教育者之所以成为在理论上提倡素质教育而事实上支持“应试教育”或者“应业教育”的异化教育供给者，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教育者本身，大规模失业的存在才是加剧当代教育异化倾向的罪魁祸首，教育的异化问题的具体症结也是在处理当代教育与就业的二元关系中凸现出来的。所以，必须跳出就教育谈教育的怪圈，把就业与教育的关系作为纠正教育异化问题的关键点。

二、实现充分就业是纠正教育异化倾向的前提

就业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是经济收入之源，是地位、身份、社会认同感等得以确立的关键和通道，一旦这个通道上出现障碍，就会影响到整个个体的生存质量。所以，失业是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最主要压力之一。而受教育是增强就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首选途径，这就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多的功利性的需求。所以，笔者认为，在（岗位）资源稀缺的社会，教育的异化是不能根除的，只能想法纠正这种异化的倾向，而要想最大程度的纠正教育的异化倾向，只能从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上入手，减少失业以求充分就业。

首先，充分就业有利于缓解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异化问题。教育异化，譬如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但为什么受教育者还要争先恐后的争取考试中的名次呢？无非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同。这种认同主要就是以就业并获得相应收入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目前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使得人们时时处在一种危机感中，不得不屈从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下。而充分就业恰恰使学生不再为了就业而学，而是为了完善自身而学，纠正其教育需求异化的倾向。

其次，充分就业有利于缓解教育者的教育供给异化问题。前面提过，由于社会评价体系的偏差和受教育者的现实要求，教育者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他必须在教育理想和教育现实需求之间进行选择。由于教育者也同样处在失业的重压下，为了保住岗位，教育者可能屈从于社会的现实和功利性的要求，使教育内容偏离教育的本质目标。而如果岗位资源是充足的，教育者无后顾之忧，他就会关注教育的终极目的，纠正其教育供给异化的倾向。

以上分析说明，纠正教育异化倾向，首要的不是教育内部的改革，而是对失业问题的解决。虽然目前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很多，但是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笔者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缩短劳动工时，保证充分就业。

三、缩短劳动工时是纠正教育异化倾向的有力途径

对于劳动工时问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工资可以自由调整，劳动时间可以自由调整，市场的力量就能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出清，这时确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工资就是自然、合理的。这实际上是假设劳动者并不受固定的劳动工时的限制。但在现代社会，劳动工时并不是完全由劳动者和厂商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而是政府应工会等组织的要求通过制度的形式来确立的。它使得劳动工时并不能及时地得到调整和缩短，实际劳动工时常常高于满足“市场出清”的劳动工时，造成失业。所以，劳动工时的及时调整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但是，由于“效率工资”等的存在，依靠市场自身很难实现这一调整，只能在取消最低工资的前提下，由政府调控劳动工时并以法制的形式加以确定。劳动工时的确定遵从以下的公式：

Tq = Tp×Lp / La

（其中，Tp为现行的劳动工时，Tq为达充分就业的劳动工时，La是总的劳动人口，Lp是就业岗位总数，它大致等于实际就业人数，因此，Lp / La可以视为就业率）

例如，在一个小型的社会中有1000个劳动者，其中500人就业，500人失业，日劳动工时为8小时。套用上面的公式，我们可以得出实现充分就业的劳动工时：

Tq = Tp×Lp / La =8×500/1000=4（小时）

根据计算结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只须将日劳动工时缩短为4小时，这很容易。但是，如果每天要缩短的劳动时间不是整小时，而是细微到几分钟甚至几秒，会产生操作上的困难。这时，可以以提供法定假日的形式来减少年劳动工时。[2]

笔者认为，只要政府能够按照上述公式，在一个合理的时间限度内，及时调整劳动工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那么充分就业就能实现，异化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那时，学生们不是为了能够就业而学习，而是为了提高素质而学习，教师不是为了“培养经济机器”而教书，而是为了“完善人性”而育人，这样就能够实现向教育的终极目标的回归，实现教育大众化的理想初衷。

参考文献：

第3篇

关键词：“礼”;大学生;礼仪修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249-02

中国，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中国人，历代传承着古国所赋予的博大精深的文明。而文明是一种文化奠基，从古至今，不断更新。方才有了如今飞速发展的中国以及不断进步的中国人。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国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然而，作为在“礼仪之邦”美誉熏陶下成长的当代大学生。应把“礼”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并且肩负起传承“礼”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礼”文化传统中，对于“礼”的定义不胜枚举。“礼”的内涵包括礼节、礼仪、礼貌以及礼宾。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首先，礼节往往无形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交际的过程中，表现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问候、相互致意以及相互祝愿。礼节不仅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外在面貌，更能突出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其次，礼仪有形的存在于一切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它所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语言（包括书面和口头的）、行为表情、服饰器物是构成礼仪最基本的三大要素。礼仪不仅可以直接表现一个人的外在形态，更能间接折射出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再次，礼貌可以分为礼貌行为和礼貌语言。礼貌不仅可以体现一个人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所传递的友善与尊重，更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流。最后，礼宾大多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接待服务中，礼宾不仅能够体现一个人热情好客的积极态度，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们了解了“礼”的概念以及其表现形式。可以看到“礼”文化涉及的范围广、产生作用大。它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社交交流的始终。中国传统的“礼”文化对当代青年大学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中国“礼”文化传统对当代大学生思想具有积极影响

朱平的《“礼”的再认识及其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之要义》一文中提到了“礼”的教化问题。论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身体教育、行为教养是人类文化的最基本开端，人们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都是从最初的言谈举止、体态行为等“礼貌”培养走进人类文化生活的。”古有《弟子规》，“规”字即是准则，准则即是“礼”的教化。“冠必正、纽必结”，告诉我们衣冠必须整洁，纽扣必须系上。这是从“礼貌”的角度所提出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不仅体现着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的态度，更能彰显出一个人所受的“礼”的教化。然而，不同的场合又要求穿着不同的衣服，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礼仪”。“步从容、立端正”，告诉我们走路步伐应从容稳重，站立要端正。这是从体态行为的角度所提出的要求。良好的体态行为不仅能够促进自身的全方面发展，更能体现对他人所给予的尊重感。然而，对于长辈、晚辈以及同辈，我们又将表现不同的体态行为，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礼仪”。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在学府如饥似渴的汲取着老师授予我们的知识，却逐渐对中国“礼”文化传统越来淡化。往往只懂其思想，而忽略其精髓。

二、大学生是中国“礼”文化传统的必然传承者

“礼仪之邦”这四个字，是每个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然而，它是否仅仅适用于三纲五常的古代社会？它是否仅仅是一纸空文？它是否已经渐渐淡出我们的思想？王兰芳的《“明礼诚信”―大学生道德建设的永恒主题》强调“礼”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该文主要讨论大学生应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还提出了如何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礼”文化作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一部分，它所反映的是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而这种思想道德素质与我们自身的礼仪修养息息相关。修养，是从内而外所形成的。然而“礼仪”就是提升自我们修养的途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然而，这种传承需要从每个人的自身做起。从自我形象做起，从自我管理做起，从自我行为做起。当代大学生要主动肩负起传承中国“礼”文化的重任，让“礼仪之邦”这四个大字变得更加有意义。

三、学习传承“礼”文化传统对大学生具有多方面的现实作用

徐红的《知书亦须达礼――论开展大学生形象礼仪教育的重要性》一文中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大学生形象礼仪是增强个人竞争力的必备砝码。在当前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大学生的个人形象就是自己的名片。它包括内在修养和外在形象。”[3]而其中所提到的内在修养是与“礼”文化密不可分的。通过此观点可以得出，注重个人的礼仪修养，是大学生今后步入社会、适应社会、发展自我的必备技能。由此可见，中国“礼”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自身的礼仪修养以及个人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正处于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我们即将面临面试、求职的种种考验。重视自身的礼仪修养以及个人形象往往可以另我们出类拔萃。在面试中，“形象礼仪”往往可以影响我们求职的成功与否。（1）面试时所穿着的服装有着一定的要求，需要大方得体，并且需要符合所面试的环境。倘若穿着生活装或者居家装，会显得稍显随便。同时，也会给面试官留下消极的印象。（2）面试时的体态行为同样有着一定的要求，正如《弟子规》中所提到的“立端正”，它往往能体现出一个人积极的精神面貌。倘若弓背、站立不正，则会为自己的礼仪形象大打折扣。（3）面试时需注意自己的言谈，既不能太过夸赞自己，也不能保持缄默。由此可见，良好的个人礼仪修养能够在激烈竞争的当代社会提升自我形象。另外，大学生即将步入社会，社会交往的礼仪同样影响着我们的个人形象。步入社会，我们将会接触形形的人，而良好的礼仪修养的体现则是区别于他人的象征。然而，言谈举止则是个人礼仪修养的体现。我们应时刻把“文明”二字牢记于心、应把“礼”文化给予我们的要求牢记于心、应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牢记于心。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当代大学生，“礼”文化将使我们受益匪浅。首先，它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规范我们的行为礼仪。其次，它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社会道德观，升华我们的思想礼仪。最后，它影响我们的礼仪修养和个人形象，促进我们个人的发展。因此，良好的礼仪修养将会成为我们个人发展中的风帆，引导我们诠释个人的精彩。

中国，享有美誉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礼”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礼仪修养。它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象征、作为一个人衡量其道德素质的标尺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当代大学生，对于个人而言，良好的礼仪修养将成为我们个人发展道路上的垫脚石。反之，则会阻碍个人的发展。对于国家而言，传承“礼”文化是我们年青一代义不容辞的使命

本文是南昌航空大学第九届大学生科技创新研究项目：“从中国“礼”文化传统看当代大学生的礼仪修养问题”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朱平.“礼”的再认识及其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之要义[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