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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社会调查； 职业编码； 数据质量

Methods and Quality of Occupational Coding in Social Surveys

Ren Liying1 Qiu Zeqi2 Li Li1 Yan Jie3

(1.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ccupation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t mistakes in the coding process of occupations in survey research are.unavoidable. Coding operations can take various forms. They are distinguished as centralized coding and decentralized coding based on their work sites, or as manual cod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coding based on their coding tools. Thus, combining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re are four coding methods: manual centralized coding, manual decentralized coding, computerassisted centralized cod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decentralized coding. Computerassisted coding has not been well developed in China, so most Chinese surveys employed the first two coding methods: interviewers carrying out coding during the interviewing process; or experienced coders performing the coding within the survey organization after data collection.

When choosing coding methods, survey practitioners usually have three factors in mind: cost, time efficiency, and coding quality.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onsite coding by interviewers is cheaper and quicker than coders centralized coding.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towards the quality of these two coding methods, and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a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0,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existing coding method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core factors that affect coding quality.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ding results from these two methods differ greatly. Regarding the most detailed coding with 595 categories, only about onethird of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methods are identical. Even for simple coding with only eight categories, the proportion of identification still makes up only threefourths.

Interviewers text recording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coding quality. In addition, interviewers background and coding experiences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e discrepancies in the detailed coding results. It is also shown in this study that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coding difficulty which also have an effect on coding results.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over interviewers onsite occupational coding is difficult in practice. Therefore, in rigorous social surveys, especially when detailed coding results are needed,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o use the method of centralized coding. Moreover, since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viewers text recording is so important to the collection of accurate and complet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recommended: establish a standard for interviewers text recoding,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interviewers, and check their performance on a regular basi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nhance quality control in the coding process, such a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of the cod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ders work. These suggestions can be effectively put into practice in 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 surveys.

Key words：social survey; occupational coding; data quality

职业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广为应用的重要变量，对于研究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变迁尤为关键。在国内许多重要研究项目中，如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公民素质等，职业变量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构成或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对社会经济信息的重视使社会调查业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个人职业状况几乎是每个调查中必定要采集的信息。这些调查或采用访员分散编码，或采用编码员集中编码，对职业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然而对于职业编码的质量却鲜有报告或经验性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年初访调查中收集的受访人职业信息，对访员手工分散编码和编码员手工集中编码两种方式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期望能为职业编码方式的选择提供经验性依据，并寻求计算机辅助调查(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CAI)模式下提高职业编码质量的途径。

一、 职业问题的编码方式

在严谨的社会调查中，为了采集到详实的职业信息，一般都采用开放式提问，要求访员如实地记录受访人的回答，并在数据采集完毕后，再根据权威或普遍的职业分类标准创建编码列表，培训并组织编码员将文本信息转化为数值型的职业代码，提供给研究者使用。这种编码方式由于使用了专业的编码员，且进行统一指导和及时管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编码质量，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这种编码方式的缺点是成本较高，且时效性差。与之对应的另一种编码方式是在数据采集过程中由访员在采访现场或在完成单个采访任务后按照调查机构事先提供的编码表，对问卷中开放问题的回答进行及时分类。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编码成本，增强了时效性，然而由于缺少有效的质控措施，不得不以降低编码质量为代价。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总是期待可以使用计算机自动编码。一套设计完善的编码系统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减少用时和提高编码信度。计算机自动编码方式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计算机辅助编码(ComputerAssisted Coding, CAC)，这种方式需和编码员手工编码结合使用。当编码员遇到编码困难时可以向CAC系统求助，CAC系统会根据编码员输入的信息给出一系列编码建议。另一类方式可以称为全自动编码。编码员将受访者的应答信息直接输入系统中，软件会自动对其分配编码，对于无法匹配编码的信息则由系统退出，转为人工编码。计算机自动编码方式已广泛应用在美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口普查职业信息编码中。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中职业问题的编码方式有两种分类方法： 一种是根据编码的地点及时间分为集中编码和分散编码。一般来说，集中编码都发生在调查结束后，由专业编码员来完成；而分散编码则发生在调查进行中，多由访员来完成。另一种是根据编码工具的使用分为手工编码和自动编码。手工编码中，编码员主要依据自己对职业的理解和对编码列表的掌握情况来选择职业编码；而自动编码则是借助职业编码软件进行全自动或辅编码。于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形成了四种基本的编码方式(见图1)，即手工集中编码、手工分散编码、计算机辅助集中编码和计算机辅助分散编码。

计算机辅助编码技术目前在中国尚未得到开发和应用。由于中国当前职业特征多样，职业分类复杂，更是增添了该项技术开发的难度，在短时间内很难应用到实践中来。因此，目前国内社会调查中职业问题编码主要采用的是编码员手工集中编码和访员手工分散编码。

二、 职业问题的编码质量

对于职业问题的编码质量早在社会调查兴起之时就引起了西方研究者们的注意。

首先，一系列研究显示，职业变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编码误差。例如，瑞典1970年人口普查中关于职业问题的编码误差为13.5%，同一年美国人口普查对职业问题的编码误差也高达13.3%。针对这一问题，两国都采用了新的编码质控程序。在瑞典1975年的人口普查和美国1980年的人口普查预调查中，都成功地将误差降低了约8个百分点［1］238。近几十年来，尽管有多种编码方式的混合使用，但关于职业信息编码质量的评估报告却较少，目前只发现在美国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 (RTI) 1991年的一项研究中报告职业信息的编码误差为21%［2］315。

研究者们对职业信息编码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后果进行了探讨。基于传统的编码员手工集中编码，一些研究发现职业信息编码信度(reliability)会受到编码员自身的影响。为了评估瑞典1970年人口普查中开放性问题的编码质量，研究者们抽取了一部分样本，邀请5名经验丰富的编码专家对这些样本涉及的8个开放式问题(其中包括职业问题)进行编码，并计划将其编码结果作为标准，用来评估此次人口普查的编码质量。然而，在对5名编码专家的编码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编码结果不仅因编码员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同一编码员的编码也有较大的变异性。如职业编码，编码员间的变异比例(betweencoder variability)为28.4%，而编码员自身的变异比例(withincoder variability)在7.1%至10.9%之间不等。而且职业问题的编码结果在测试的11个问题中变异性最高［3］。

访员实地(采访进程中或采访结束后)对职业问题进行编码的方式也比较常用。研究者们对两种方式的编码质量进行了比较研究，然而意见却很不一致。有研究发现，在职业问题编码上，专业编码员比实地采访员更容易达成一致标准，但总体来说两者的差别不大［4］。有研究证明，在降低编码员关联方差(correlated coder variance)上，使用访员编码要优于使用专业编码员，同时，两种方式的编码精确度没有明显区别［5］。另有研究发现，访员实地编码的变异性平均占应答总体方差的3%，而编码员编码则只有0.6%［6］，因此采用访员实地编码方式要谨慎。此外，也有证据显示访员实地编码会对采访行为产生负面影响［7 8］。

国内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商业和学术的调查机构对于职业信息的编码都设立了一定的规范，但尚未有任何一项研究对编码误差进行公开报告，也没有发现其他有关编码质量的实证研究。可以说，国内对职业编码质量的研究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三、 数据来源及职业编码方案

(一) 数据来源

以往关于问卷调查中职业编码质量的研究多采用实验方法。这种设计虽然可以很好地控制目的，但却很难将结果推论到真实的调查实践中。同时,实验结果也常常会受到小样本量的限制，致使一些必要的统计分析无法正常进行。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全国概率样本跟踪调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CFPS是国内首次应用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技术(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CAPI)的全国性综合跟踪调查数据平台，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实施的一项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实证数据的重大社会科学项目。作为探索性的尝试，该调查在2010年初访调查中对职业问题的编码采用了记录详细职业信息和访员分散编码的双重保障方式；在调查结束后，还对收集到的职业问题数据(文字描述)组织编码员进行手工集中编码。

CFPS实地采访问卷中对于目前有工作的成年受访人共设计了5道有关职业的问题：

G303您现在主要是在哪个机构工作？

G304 您现在工作单位的名称？

G305 请问，您现在主要工作的机构属于？

G306 您的职业是 。

G307 您的职业属于哪一类？

其中，G303和G305为封闭式选择题，G304和G306为开放式问题，G307则是访员在CAPI系统下根据CFPS职业代码字典进行查询，对受访人的职业和行业进行现场编码。访员在记述G306的回答时，采访系统会给出提示： (1) 如果受访者有多份工作，请询问占用时间最多的工作；(2) 请详细记录受访者的主要工作，填写具体内容： 工作部门＋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种名称。

CFPS进行初访调查问卷的设计时，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布最新的职业分类体系(GB/T 6565 2009)，而当时的职业分类体系(GB/T 6565 1999)已不能完全体现近十年来我国职业发展的状况。所以,CFPS初访调查的职业代码借鉴了“中国社会跟踪调查”

中国社会跟踪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自2003年开始的全国性综合社会调查项目。 的职业分类标准，在GB/T 6565 1999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包括8大类共计595个职业代码。

(二) 访员实地编码

CFPS在2010年度的初访调查共使用了438名访员，这些访员大多数来自本次调查的目标区县，并且都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为期6天的集中培训，其中包括关于职业代码分类的专门培训。在职业代码分类培训中不仅详细讲解了职业代码的分类框架，还传授了在CAPI系统中快速查找职业代码的技巧，并对一些分类的难点进行了举例说明和现场演示。

作为CAPI环境下访员实地编码方式的首次尝试，这次调查对编码系统的设计采用了简单的查询法，在采访界面上呈现为树形结构(见图2)。访员编码时本着“先大类、后细类”的原则，首先确认受访人的职业属于哪一大类，然后可以逐级点击，最后确认四级代码为最终代码。此外，在访员培训中强调访员在编码感到含糊时要“多追问，问细节”，以获取足够的编码信息。同时也建议访员使用键盘而非鼠标的方式进行操作，以减少错误点击，并加快操作速度。

(三) 编码员集中编码

编码员集中编码工作开始于数据采集完毕后。编码员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编码流程上采用了双向独立验证并判定(Twoway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with Adjudication)的质控方式［1］240。

在第一轮编码中，两个编码员(A和B)根据具体的职业描述、工作单位名称和工作机构属性信息，采用背对背的方式，对每一个受访者的职业信息进行编码。在这一轮编码中，如果两人编码结果一致，则确定为最终职业代码（OC1）；如果不一致，则将这些条目提取出来，进入下一轮编码。

第二个阶段选用经验较为丰富的编码员(C)，由其一人对这些不一致的条目进行独立编码，如果其编码结果与前一轮编码结果中的一个保持一致，则确定该编码为最终职业代码（OC2）；如果三人编码结果均不一致，则由专业的研究人员(D)根据编码员编码、访员实地编码以及相关的辅助信息进行判定，从而形成最终的职业代码（OC3）。因此，对于每一个职业问题条目，其最终代码的确定要经过2―4个编码员的判断，从而达到对编码质量进行控制的目的。

四、 访员实地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比较

不出所料，编码员集中编码表现出了较好的编码信度。在第一轮编码结束后，两个编码员有76.4%的结果达成一致，经过第三个编码员的确认编码，一致率提高到91.4%，最后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职业编码需要由研究人员进行最终判定。

然而，编码员的编码结果与访员实地采访时的编码结果却有较大的分歧。我们将所有编码结果根据职业分类标准分为一到四级编码(一级码为最基本的分类，四级码为最精细的分类)，并且以编码员达成一致的一级编码

职业编码所采用的分类标准共有类，但军人和无职业者不适用于该问题，因此没有列入在此项分析中。 为分类标准来计算各级编码的一致比例，结果见表1。

总体来看，两种编码方式在四级码上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结果是一致的，随着编码类别的减少，一致的比例也逐渐加大。如在二级和三级码上，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结果相同，而在职业大类的一级码上，一致率可以达到四分之三。

分职业类别来看，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的生产人员在各类有职业信息记录的受访者中人数最多，约占一半。同时，这一类别内职业详细情况的编码一致率也最高。尤其在一级的大类编码上两种方式的编码结果一致率高达99.35%，在最为精细的四级编码上也有一半以上的相同比例。

与之相比，人数比例占第二位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对其具体职业的编码结果则不甚乐观。在四级码上只有6.05%的编码结果相同，即使在一级的大类码上一致率也只有38.02%。对于其他职业大类内的四级精细具体编码，其结果的一致率也大多低于50%。

虽然有经验的调查人员对访员实地编码方式可以列举出诸多缺点，但却很少能够如此直观地发现访员实地编码结果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两种方式的结果不同？我们是否可以认定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要优于访员分散编码呢？

五、 影响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因素

影响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因素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影响因素来自于访问过程，如访员所记录下的职业信息量、访员编码时的态度以及访员编码的经验等。无论是编码员集中编码还是访员实地编码，其编码质量都会受到访员记录下来的职业信息的影响。一方面，这反映了访员了解受访人职业状况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也是编码员集中编码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凭据。因此,职业信息越丰富，两者的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本项研究对访员记录职业信息的字数进行了统计，并以此来测量职业信息的丰富程度。数据显示,访员记录职业信息的平均字数为5.76，最大值为24，最小值为1。

访员编码时的态度可以用访员编码的时间来测量，我们假定工作认真的访员所用的编码时间会相对较长。这项指标在传统的纸笔方式的问卷采访中很难获得数据，然而由于CFPS采用计算机辅助采访系统，系统可以自动记录下每道问题的采访用时。本次调查中，访员对职业问题进行实地编码的平均用时为26秒。我们认为访员在编码时所用的时间越长，其编码结果和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越有可能取得一致。

分析发现，访员对职业信息的编码数目从1个到271个不等，但平均下来每个访员大约会对36个受访人的职业信息进行编码。我们假定访员编码的经验会随着编码次数的增加而上升，为此我们对每个访员所完成的需对职业进行编码的问卷依据完成时间进行排序并赋予序号，序号越大意味着该访员的编码经验越丰富，从而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

第二类影响因素与访员自身的背景有关，我们主要选取了访员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本次调查中，有28.2%的访员是女性。访员的平均年龄是28.2岁，最小为18岁，最大为51岁。其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占36%，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9%，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仅占15%。经验上认为年龄大的访员、男性访员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访员在职业方面的知识较为丰富，编码质量也会相对较高。

第三类影响因素与职业本身的编码难度有关。表1展示了不同职业大类下编码结果的一致率有较大差异，这意味着这些职业大类下的具体编码难度不尽相同。例如对于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编码一致率最高，这可能是因为这类职业编码相对容易。因此，在分析中以第五职业大类(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为参照组，对不同的职业分类进行控制。

为了考察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级别的职业编码上的表现，我们控制了职业类别的影响，分别对每一级别下两种方式的编码是否一致的结果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在第一类影响因素中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字数至关重要。访员记录下的字数越多，两种方式的编码质量越好，结果一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访员多记录一个字，在二级编码上结果一致的可能性会提高10个百分点，一级编码上会提高5.5个百分点，三级编码上会提高8个百分点。然而这个变量在四级编码上则效果不太明显，这意味着在精细的职业编码中，除职业信息的详实程度外，其他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访员职业编码经验在进行初级的职业编码时虽然没有什么作用，但在高级别的职业编码上显示了显著的影响，证明访员编码经验越丰富，在进行精细的职业编码时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越接近。但由于访员接触到的职业编码条目较少，编码经验在访员身上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然而在本次调查集中编码时，平均每个编码员会对大约3 000条职业信息进行编码，编码员丰富的编码经验意味着更好的编码质量。

相比之下，访员实地编码用时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后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影响

我们怀疑访员实地编码用时过长，可能会在记录职业描述信息时偷工减料，从而间接影响到两种方式编码结果的一致性，然而附加分析发现这种猜测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因此没有反映在模型建构中。 。

对访员自身背景因素的分析显示，性别和年龄两个变量的作用基本与预期的相同，尤其是在进行精细的高级别的职业编码上，男性访员确实比女性访员表现出更好的编码质量，在精细的四级编码上，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男性访员的编码结果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要比女性访员高出27个百分点。同时,年龄较大的访员也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四级编码上，访员每年长一岁，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会增长3.4个百分点。

然而，访员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并非像我们预料得那样简单。在较粗略的低级别的职业编码上，教育差别并没有明显地反映在编码数据质量的差异上，甚至在三级编码上，受教育程度高的访员反而更容易出现与编码员集中编码不一致的情形，但在进行精细的四级编码上，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访员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与集中编码结果取得一致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访员。

职业类别在分析中既是影响因素，也是控制变量。与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职业相比，其他类别的职业确实显示出较高的编码难度，从而导致两种方式编码结果不一致的可能性较高(结果未报告)。同时，在控制了职业类别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访员的编码信息、编码经验以及自身素质对编码质量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概括，信息、经验和素质是影响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重要因素，三方面因素对于精细或粗略编码上的作用不尽相同。对于粗略的职业编码，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最为关键，信息越多，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然而在进行精细的职业编码时，访员自身因素也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编码经验和访员素质都会直接影响编码结果的一致性。

六、 结论及提高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设想

采用访员分散编码的方式对社会调查研究人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方面，这种方式成本低，时效强；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使用专业编码员时所遇到的信息不足及编码员关联方差的问题。

然而，本研究显示，该种编码方式的数据质量令人担忧。和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相比，在精细的四级职业分类编码上，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结果相同，即使在最为粗略的一级职业分类编码上，结果相同的比例也只有四分之三。

在精细编码上出现的差异，主要受到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量、访员编码经验及访员自身素质的影响；在粗略编码上的不同，则主要与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量有关。分析也显示，不同的职业类别也显示出不同的编码难度，造成两种方式的编码结果不一致。

由于没有判断所有职业编码对错的绝对标准，我们不能直接判断哪种编码方式的数据质量更好。然而，研究发现访员的素质和编码经验对于精细的四级编码数据质量非常重要。但在访问实施过程中，对访员因素的控制难度较大，提高访员实地编码质量不易实现。相比之下，采用集中编码的方式可以对编码员进行筛选，编码员不仅会受到编码工作的专业培训，并且可以接触大量的编码条目，从而积累丰富的编码经验，加上编码过程的集中管理和有效的质控手段，我们可以推断编码员集中编码的数据质量要更可靠。因此，在严谨的社会调查中，特别是在精细的职业编码上，建议采用编码员集中编码来获取更好的职业编码数据。

研究结果还肯定了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对于职业编码的重要性，因此应该加强对访员记录职业信息的行为规范，尽量采集到准确编码所需的重要信息。同时，在编码员编码过程中也要加强质量控制，从而在信息输入和处理过程两方面来保证编码数据的质量。

在计算机辅助调查中，这些建议可以得到有效实现。具体地说，可以考虑从三个角度来改进职业编码： (1) 调查前对访员加强职业编码的培训，使访员明白编码所需的重要信息，确立访员对职业信息的记述规范。(2) 在调查执行的同时组织编码员进行集中编码。计算机辅助调查的优势之一就是调查数据可以在采访当天传送到总部，这样可以及时将职业描述信息提取出来，组织编码员开始编码。实时的集中编码有两个目的： 一是可以及时发现职业信息记述含混及难以归类的条目，并请访员协助补充信息；二是作为数据质量监控的手段，可以提醒或干预访员遵守职业信息的记述规范。(3) 除了采用双向独立验证并判定的编码流程外，还要加强编码员集中编码的质量监控，对编码效率和质量进行定期评估。较为简单的做法就是借用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将职业分类说明作为帮助文件，以方便编码员查询，然后利用下拉菜单选择代码或直接输入代码的方式进行编码。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可以记录下编码员每个条目的编码用时，同时也可以及时导出数据进行编码结果的比较和判定，从而为定期的质量和效率评估提供数据基础。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职业问题编码的数据质量，还可以加强编码员集中编码的时效性，并且提升编码效率，降低编码成本。

［参 考 文 献］

［1］ P.Biemer & L.Lyberg,Introduction to Survey Quality,New York： Willey & Sons,Inc.,2003.

［2］ P.Biemer & R.Caspar,″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Survey Operations：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 Vol.10,No.3(1994), pp.307 326.

［3］ L.Lyberg,Control of the Coding Operation in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s―Some Contributions, Stockholm： Statistics Sweden,1981.

［4］ P.Campanelli, K.Thomson & N.Moon,et al,″The Quality of Occupational Cod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in L.Lyberg, P.Biemer & M.Collins,et al(eds.),Survey Measurement and Process Quality,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1997,pp.437 453.

［5］ J.Martin, D.Bushnell & P.Campanelli,et al,″A Comparison of Interviewer and Office Coding of Occupations,″http：//省略/sections/srms/Proceedings/papers/1995_195.pdf,2011 09 20.

［6］ M.Collins & G.Courtenay,″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eld and Office Coding,″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Vol.1,No.2(1985), pp.221 227.

第2篇

关键词：大四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223-03

一、问题的提出

处在社会转型加剧的今天，我们青年群体面对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挑战，升学、就业、婚姻、房价车贷等等，特别是我们高校大四学生群体，我们如何选择以后的人生，我们如何经营以后的人生等一系列现实而亟须解决的困惑问题接踵而至，这些选择和问题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压力和负重。心理压力已经成为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不利因素的重要方面之一。面对压力我们大学生群体有不同的社会支持，所谓社会支持，是指个体身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使用物质的或者精神的手段对需要帮助的个体给予帮助的行为的总和。我们大学生群体主要得到来自学校、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在应对压力时社会支持可以帮助我们缓和排解压力，保持心灵的健康与轻松。面对压力我们大学生选择应对方式的倾向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这种选择是不是受到社会支持状况的影响，这些问题都给我们面临毕业选择人生道路的大四学生以无穷的启示。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长江师范学院大四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77份，有效率为88.5％。在177份有效问卷中，男生48名，女生129名；文史类79名，理工类59名，艺术类39名。

（二）研究工具

1.应付方式问卷

该问卷共有62个项目，其中有4个反向计分的题目，除此之外，各个量表的分值均为：选择“是”得1分，选择否得0分。问卷由6个分量表组成，分别是问题解决、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各题的因素负荷值均在0.35以上，6个应付因子重测相关系数分别是：r1=0.72，r2=0.62，r3=0.69，r4=0.72，r5=0.67，r1=0.72。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该量表属于整体功能测量，分为三个纬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共十个项目，其中第6、7、10项反映的是客观支持，第1、2、3、5项反映的是主观支持，第4、8、9项则是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该量表信度0.80，效度0.89，得到广泛的应用。经过近三十项的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证明，重测一致性为0.76－0.89。三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受试者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的程度就越好。客观支持是指客观的或实际的支持,即实际物质帮助的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参与；主观支持是主观的或者个体体验到的支持，主要指身处社会的个体感知到的、被尊重、被理解的程度；对支持的利用度是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

（三）数据处理

对所收集到的问卷，进行整理、编码，剔除无效问卷。然后运用SPSS18.0，进行数据分析，对数据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以及相关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一）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差异性研究

1.社会支持在专业维度上的差异和在性别维度上的差异

由表2所知，客观支持在专业维度上差异显著，经过事后检验，文科和艺体差异显著，理科和艺体、文科和理科均无显著差异，其中文科明显高于艺体，而客观支持在性别维度上差异不显著。主观支持在专业维度上差异显著，而主观支持在性别维度上差异不显著，通过事后检验发现主观支持在专业维度上的主要差异表现在：文科和艺体专业、理科和艺体专业的同学差异显著且文科和理科专业的同学主观支持得分明显高于艺体，文科和理科之间则无显著差异。对支持的利用度在专业和性别维度上差异均不显著。

2.应对方式在专业维度和性别维度上的差异

由表3所知，解决问题在专业维度上差异显著，经过事后检验，发现文科和艺体差异显著，理科和艺体差异显著，文科和理科无显著差异，且文科和理科均高于艺体，其他应对方式（包括求助、幻想、自责、退避、合理化）在专业维度上差异不显著。合理化在性别维度上差异显著，男生要高于女生，其他应对方式（包括求助、幻想、自责、退避、合理化）在性别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二）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的研究

由表4所知，客观支持和求助的相关系数是0.176，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主观支持和解决问题的相关系数是0.162，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主观支持和求助的相关系数是0.212，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主观支持和自责的相关系数是0.164，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主观支持和退避的相关系数是0.151，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对支持的利用度与求助的相关系数为0.452，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四、分析与讨论

（一）社会支持的专业和性别维度上的差异及成因分析

社会支持在专业维度上的差异原因是：从客观支持的角度来说，因为客观支持是指客观的或实际的支持,即实际物质帮助的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参与，联系数据可能是因为师范类的文科学生获得奖励和援助的政策要比较多加之要求和期望较艺体生低；从主观支持角度来说，因为主观支持主要指身处社会的个体感知到的、被尊重、被理解的程度，个体差异和成绩是两个主导因素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性别维度上无显著差异，究其原因首先是教育背景差异较小，其次是个体差异影响数据变化，最后是对主客观支持的倾向和利用程度受到的是社会、家庭、个体特性等因素综合影响。

（二）应对方式在专业和性别维度上差异显著的成因分析

文科和理科之所以与艺体有显著差异，应该要从学生自身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方式上的差异来探讨：非艺术类的学生的学习目标非常明确且学习方式一般比较单一枯燥，而艺术类学生一般家境较宽裕，可以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多。合理化在性别维度上差异显著，男生要高于女生，其他五种应对方式（解决问题、求助、幻想、自责、退避）在性别维度上差异不显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男生的压力普遍要高于女生，所以在这种高压下男生积极应对的方式可能效果不是很明显，可能有些就会转而去运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从而会产生一种混合型的应对方式。

（三）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及其成因分析

在当今社会，讲究的是合作共赢，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网对一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借助他人的或者团体的力量就是对社会支持利用的一个方面，因此对支持的利用度和求助的显著正相关是合理的；主观支持与解决问题呈显著相关是因为主观支持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体验，对于解决问题这个积极应对方式来说，受到这种情感上的支持或者说精神上的鼓励和认同的人更偏向于运用这种应对方式；客观支持与解决问题的相关性则不显著是因为客观支持主要是物质上的实际的援助和支持，对一个人的对待应激事件的态度没有直接的关联，物质支持容易让人依赖，所以遇到应激事件了他不会思考怎么妥善处理或者解决而是习惯性依赖。

五、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及其在专业、性别维度上的差异，得出了一些对我们大四学生这个群体起到引导和启发意义的结论，通过这些结论的总结和分析，笔者想对大四学生群体提一些合理化建议：积极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无论从以后的发展做长远的打算还是在近期营造一种和谐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同样也是一种能力，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能力。在压力非常大时要学会寻求适合自己的排解方法，也要积极求助同学或者老师，寻求学校提供的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为自己的问题找解决办法。不要自我设限，好像性别、专业、家庭的这些标签真能让自己处于竞争的劣势，关键要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要会找到精神上的大后方，要适应着去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问题。

六、小结

对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研究，本文最大的创新意义在于对大四学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状况和关系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一些正面的结论去引导我们大四毕业生这个特殊的群体更好地应对转型压力和现实压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但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主要有：一是本研究的被试样本的数量以及地域有一定的限制，只选择了长江师范学院的学生，很难把研究结果推广。二是研究中随机误差很难控制，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加强随机误差的控制。三是在专业变量上没有很好的研究，有待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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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论文摘 要】大学生社会实践自开展以来便受到了高校以及社会的普遍认可，且大学生也纷纷表示在社会实践中获益匪浅。但是，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选择实践方式上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在整理浙江师范大学各年级在校大学生的问卷以及访谈记录的基础上，同时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调查目的

大学生社会实践形式多样、目的各异，通过调查研究各年级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不同方式、倾向，比较不同年级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的差异，分析不同年级大学生开展不同社会实践的原因，从而针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提出相关建议，正确引导各年级大学生参与适合并能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丰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形式、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水平。

二、调查结果

对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可得，在选取实践内容上，65.35％的低年级学生选择了兴趣方面，而选择了专业方面的只有34.65％。由此可知低年级在选取实践课题时，往往会更关注自身兴趣方面的内容。反观高年级的同学，在实践内容上有58.68％的同学更倾向于专业，而41.32％的同学则偏向于兴趣。可以看出，高年级的同学在实践课题的选取中更关注专业方面的内容。由此可知，不同年级大学生在社会实践的专业相关性方面具有差异性，且随着年级的升高，同学们对于实践内容的选取逐步从自身兴趣向专业方面过渡。

三、结果原因分析

（1）参与社会实践的必要性。大学生对实践的态度是造成实践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为此，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的态度，结果如下：绝大多数同学认为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十分必要，能锻炼个人能力。但锻炼个人能力的出发点在高低年级当中存在不同，低年级的同学更加关注自身兴趣爱好的发展，而高年级的同学则更加侧重专业技能方面的锻炼。（2）参加社会实践所需的条件。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中普遍认为“经验积累”比较重要，高年级占24.34％，远高于低年级的19.23％比例。其次是“专业素质”，高年级群体比例达25.12％，低年级只占17.78％。而对于“参与积极度”，低年级的同学以24.41％的比例远高于高年级的12.48％。由此可知，高年级群体更注重专业素质培养和经验累积，而低年级学生对社会实践具有较大积极性。（3）社会实践的收获。高低年级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都有各自收获，而其中有较明显区别的是“专业需要锻炼”这一选项。高年级大学生认为专业需要锻炼的占了25.19％，而低年级则只占了4.23％。可以看出，高年级大学生较低年级大学生更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专业技能的锻炼，从而获得经验的积累。这与高年级大学生即将步入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有着紧密联系。因此，高低年级大学生由于在社会实践中收获不同将会影响其社会实践方式的选择。

四、关于改善不同年级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建议

（1）从不同年级大学生个人角度出发。低年级学生可以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广泛尝试各种类型的工作，为以后就业岗位明确方向。但在注意形式多样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活动的计划性。高年级学生应注意实践内容的针对性，明确目标，在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安排上，既要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和专业学习的特长，又要针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地方的特点，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以增强针对性，取得较好效果，为自己以后就业积累经验。（2）从学校角度出发。鉴于低年级学生普遍缺乏实践经验，又对实践抱有极大热情，学校应对其提供实践指导。同时，低年级学生人脉关系薄弱、实践经验缺乏，学校应尽可能帮忙指导组建实践团队，提供实践基地，帮助其走向实践岗位。同时学校应充分意识到社会实践对于不同时期大学生成长的不同意义，通过开展各类实践比赛等鼓励高年级学生主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高自我。（3）从社会角度出发。希望社会方面能够贡献出更多力量扶持大学生的就业实践，通过增加一些培训以及临时工作岗位，让学生充分体验到工作岗位的真实环境，培养其工作能力，让其提前适应工作环境。当然，社会各界应多为低年级学生提供锻炼舞台，以提高其社会实践能力。

参 考 文 献

第4篇

专业调研类社会实践是高校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学术能力应用于实践的重要方式。对专业调研类社会实践的组织管理进行探索，提高调研实践管理的科学性，有利于提升实践成果，促进学生更好的在实践中成长成材。

关键词：

专业调研；社会实践；育人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内容，“社会实践活动体现了实践育人的教育理念，有助于大学生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增长才干、锻炼毅力，……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一课。”[1]刘同国认为目前大学生社会实践基本上是教学实践、服务实践、科研实践、调查实践和公益实践五种主要形式。[2]其中社会调查类实践越来越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中青联发〔2005〕3号）特别指出“把实践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巩固理论教学成果的重要环节，使大学生在参与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011年湖南师范大学周彩姣等对湖南六所高校的500多位学生进行了调查，经分析有41.56%的学生选择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实践的形式。[3]而在社会调查实践中，基于学生专业背景专业调研类实践比重逐年上升。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坚持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纲要提出调查实践不仅要满足走进社会、调查社会、了解社会，更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学生专业能力与实践的结合。专业调研类社会实践是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平台，对它的管理和育人作用进行探讨，能有效提升专业调研实践的科学管理水平，强化其育人功能。

一、定义与内涵

根据目前的文献检索，专业调研实践尚没有明确的科学定义，主要还是经验主义的总结，以“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或“结合专业开展社会实践”等形式描述。本研究把专业调研实践确定为“以学科专业为基础，社会现象为观察目标，团队为组织力量，利用科学的调查方式、统计知识对社会某一现象进行调研分析，并形成符合学术规范的调查报告”的一种实践方式。上述定义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专业基础，即该类实践必须以学科的专业背景为基础，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基于统计调查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报告文学；二是社会调查，即调查对象面向社会现象，在调查方式上必须经过实地走访。当然由于专业的多样性，专业调研实践的具体形式是多元的，但学科为基础、社会为对象，成果有科学性必须是必备的要素。

二、专业调研实践的功能性

专业调研实践是社会调查实践的重要形式，不仅具有社会调查实践本身推动学生投入实践、了解社会、锻炼自身的重要作用，更因其以专业学术背景为支撑而具有特殊的功能性。强化社会调查实践的育人效果。专业调研非常注重对社会的深入和分析，尤其对社会的热点问题、民生问题有高度的问题意识。通过参与专业调研，根据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让学生用更科学的视角分析社会现象，克服简单的经验主义认知，从而强化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有效沟通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社会调研能力是人文学科学生必需的专业素质。学生调研能力的获得与提高将是其受益一生的能力培养，同时在培养其调研能力的过程中，还能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4]社会调研实践可以作为课堂实践教学的重要方法，既可以检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教学质量评价提供参考；也可以激发学生的自我认知，明确专业改进的方向。成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持续培养的平台。专业调研实践的完成并不是学生该项实践的终结，调研成果更应当视作学生继续学习、参加后续科学训练的起点和基础。在各高校都注重通过大学生学科竞赛培养人才的现状下，学生可以在此基础上持续完善，通过持续进行调研的深入、分析，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能力、专业素养，并为学科竞赛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

三、专业调研实践存在的主要困难

专业调研实践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课堂实践教学，学生根据课程要求开展实践调查。二是暑期社会实践，在暑期实践中专门组织专业调研类团队。这两种类型的专业调研实践为课堂教学的改革、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实际组织中仍然存在不少困难。第一，师资力量匮乏。专业调研实践的核心是专业素养，最主要的资源是教师的指导。但是由于教师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于学生课外实践指导的主动性降低。即使部分教师出于奉献精神或教学需要指导学生，也难以照顾到众多学生的需求。因此，能持续指导学生开展专业调研实践的教师资源相对较少。第二，学生主动性的缺失。专业调研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相比，难度大、时间长、能力要求高，导致学生主动性不够。许多学生即使因为课程需要参与了该项实践，也较多以完成任务的态度开展，缺乏积极性。第三，缺乏持续性。专业调研实践要产生高质量的调研结果、实现培养学生专业能力、调研能力的目的，需要研究能有持续性。然而无论是课堂实践教学还是暑期实践调研，绝大多数都只能局限于短时期内。因为缺乏教师的持续跟进、学生的主动参与，随着作业的上交、实践评比的结束，专业调研实践也告一段落。而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前期的实践才刚刚为学生培养铺下了基础而已，远未到收获的时候。第四，过程管理工作量大。专业调研实践以团队形式开展，人员众多，调研范围广、时间跨度大，再加上各种安全因素考虑，对调研实践的过程管理就存在滞后性。两头到位，中间缺失，造成对调研团队跟踪的脱节，在安全性和关键节点上难以实现有效管理。专业调研实践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学生参与人数逐年增加，但同时阻碍育人效果的困难也始终没有有效解决。如何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克服这些弊病，提升专业调研实践的育人效果，是高校学生创新实践工作管理人员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建议和改进措施

上述专业调研实践存在的困难涉及到了教师资源、学生激励、实践引导和管理体制四个方面，任意一个因素的忽视都会影响实践的育人质量。因此对专业调研实践管理的改进应该是多维度的立体设计，实现各方资源的有效整合。第一，从专业调研实践管理改进的横向维度考虑，要充分加强专业调研实践的项目化管理。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调研竞赛的方法进行组织，明确奖励制度、经费支持、竞赛规则等，调研实践的成果最终进行公开评比展示。以此为平台吸引学生加入，并进而通过参赛学生引入指导教师。第二，从纵向维度考虑，要实现课程教学与专业调研实践的衔接以及多层次学科竞赛与专项调研竞赛的衔接。专业调研实践的基础是教学课程，因此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环节可以与专业调研实践互通，认可参加专业调研实践的学生完成了相关课程的实践环节。同时实践成果的评比也应该反馈到日常的教学中，作为教学改进的线索。学科竞赛目前是学生参加创新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专项调研竞赛的成果应该被纳入不同等级的学科竞赛项目，即鼓励调研成果参加校级、省级竞赛或申报各类学生创新实践项目，通过逐级提高的平台来逐渐强化调研实践成果质量的提高，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学生能力素养的提升，由此达到持续培养学生的效果。第三，要搭建第三维度平台。建立由课程教师、指导教师、管理教师联合组成的指导委员会，统筹管理专业调研实践及以调研实践成果为平台的学科竞赛。课程教师团队面向全体学生，通过讲座等形式负责软件、问卷设计等统一指导；指导教师团队负责调研项目的立项指导和过程中期意见引导；管理教师负责团队安全保障、过程管理和社会实践与调研实践的互认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个教师实际承担的工作量减少而学生个体获得的指导却可以增加，教师的积极性也被发动起来。指导委员会之下应设置专门的学生社团负责具体工作的开展和联络。学生社团受众广、学生接受度高，可以在学生群体中广泛宣传、发动，正面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营造良好的参加氛围。学生社团还能够充分发挥人力优势，建立对调研团队的直接点对点联系，有效加强调研过程中的意见交流和安全管理。通过横向的项目化管理、纵向的课堂衔接、竞赛衔接和第三维度的竞赛指导委员会、学生社团，可以有效解决专业调研实践存在的问题，为专业调研实践的“育人”效果提供了支持和力量。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近年来采用上述的管理方法开展暑期专业调研实践，每年均组织实践团队超过60支，社会影响明显，成果丰硕，有多项调研报告在后续的省级竞赛中获奖或立项省级学生科研项目支持，并与课堂教学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果，成为我校通过创新实践活动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

五、结束语

专业调研实践是培养学生调研能力、实现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结合的有效形式，是“实践育人”理念指导下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的重要平台。采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合理的操作流程能够有效整合各种资源，为专业调研实践的开展提供支持和激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来进行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更好、更科学、更有促进作用的管理制度。

作者：吴旭东 林韬琦 单位:中国计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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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Investigation Ability

――Analysis based on Practice Teaching Activity Week

LI Ling， PANG He

（School of Economics，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Shaanxi 71010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investigation ability in the current social practice teaching activity week， and mak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some college students. The survey shows： the practice week of all kinds of social survey activiti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limited. Theref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of social survey related cour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teaching departments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other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urvey ability.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e teaching week； social investigation ability

1 部分国内院校实践教学周中大学生社会调查能力培养情况

在北京大学，校团委在社会实践教学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个暑假都校团委都举行不同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以团队或个人形式申报，申报成功者就可以依托实践基地展开包括社会调研在内的各类实践活动。校团委多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依托学校实践基地开展的实践活动，校团委会协助学生与实践基地的联系。二是校团委还集中负责组织社会调研技能方面的培训。除校团委，北京大学各二级学院也会在暑假期间组织学生赴实习基地进行调研，这类调研主题会有明确的专业导向。

山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在实践教学周活动中采取集中实践与学生个人分散实践两种方式，组织学生进行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结合专业特色的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受到鼓励和支持。实践周中，由校内本科生导师对实践活动进行指导，也邀请各界人士对学生进行辅导。在2015年寒假的实践周中，学院组织了“消费者满意品牌调查”、“珠宝文化品牌调查”、“投资倾向调查”、“社区服务现状”等六个生源地调研项目，安排学生按照“就近、就地”原则展开调查活动。

从以上学校的实践周运行情况看，高等学校实践周中对学生社会调查能力的培养具有以下特征：（1）实践周中学生社会调研活动的规划和管理涉及到多个部门，团委、学生会、教务管理部门、二级学院和系等；（2）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能力和专业水平，确定不同的调研主题，结合专业特色；（3）充分发挥在职教师的作用，主要以在职教师作为调研活动指导教师；（4）主要以学生提交的调研报告作为考核依据，对优秀报告进行奖励实现对学生的激励。

2 实践教学周中高等学校大学生社会调查能力培养效果的调查分析

2.1 调查说明

为考察实践周中大学生社会调查能力的培养效果，课题组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对学生的访谈，调查对象为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的部分学生。调查中，在经济学院四个系参加过实践教学周活动的三个年级中随机各抽取一个班，共抽取12个班；然后，在抽中的每个班内随机抽取25人，样本容量为300人，收回有效问卷280份。280个有效样本中，参加过1次（含1次）以上由教师带队指导的小组调研活动的有36人，约占有效样本的12.9%；其余只参加过个人分散的社会调研活动，约占有效样本总数的87.1%。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资料整理。

2.2 调查结果分析

（1）大学生参与社会调查的意愿。问卷设计了“您是自愿进行社会调查”问题，并提供三个选项：“是，自愿进行社会调查”、“一般、无所谓”以及“非自愿，为完成学校要求”。三个选项对应的样本数分别为62人、101人及117人。样本中，参加过由团委等组织、并且由老师集中带队指导的调研活动的有36名学生，其中34人对社会调查有兴趣并自愿参与，2人选择了“一般、无所谓”；而分散进行社会调查的244个样本中，仅有28人有兴趣自愿进行社会调查，99人选择了“一般、无所谓”，117人选择“没兴趣，为完成学校要求”。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资料整理。

（2）社会调查参与意愿形成的原因。自愿参加社会调查的62名同学中，39.3%的学生认为参与社会调查有利于提高专业知识运用能力，32.4%的同学认为可以提高对现实的判断能力， 19.5%的同学认为有利于提高组织协调能力。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学生更加希望能够通过社会调查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能力。

非自愿参与社会调查的117名同学中，担心安全问题的占 37.6 %；认为社会调查“没用，不感兴趣”的占40.0%；时间安排受限制的占22.4%。这也说明在社会调查的组织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宣传不到位、安排不合理等。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应多关注安全控制、组织协调等环节，并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学生社会实践的积极性。

（3）对社会调查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作用的认可度。对于“社会调查是否提升您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这一问题，有 123 人认为有明显的提升；87人认为有提升；70人认为有提升，但不明显。与部分进行分散调研学生的访谈中发现，他们的调研常常流于形式，调查范围小，样本少，甚至存在没有调查而复制他人调查成果的现象。

（4）社会调查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对于问题“社会调查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和困难是什么”，280个有效样本中，有98人认为是调查方案和问卷的设计，占比35%；有72人认为是运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和整理，占比25.7%；有85人认为是与受访者或与调研组中其他成员的交流和沟通，占比30.4%；15人认为是撰写调研报告，占比5.4%。这说明一半多的学生还没有掌握现代调查统计的理论和方法，学生的人际交往、写作能力等还需提升。

2.3 调查总结

对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学生的调查显示：从总体上看，实践教学周中的社会调研活动对学生调查能力的培养作用有限，对学生调查能力培养的作用不显著，其原因如下：

（1）分散调研的学生常常缺乏有效的指导。目前，以团队形式参与社会调查的学生在学生总数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学生是回乡分散调研，学生积极性不够，调研往往流于形式，与指导教师的联系较为松散，能力提升也就有限。

（2）考核机制对学生的激励不够。目前主要是通过调研报告对学生社会调研进行评价，考核体系中忽略了学生在调研过程中的态度与执行过程的考察。一些学生并不是出于增加社会认知、培养实践能力的角度进行社会调研，他们更多关注怎样把报告写好，而不是怎样优质地完成调研。

（3）社会调查相关课程设置不合理。受访同学在在一年级暑假进行社会调研时，多数还未学习过“社会调查方法”、“统计学”等课程，调研缺乏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另外，学生在选题时准备并不充分，缺乏相关社会知识的积累，调研方案设计时还没有明确自己的调查目的和问题。

（4）专业的社会实践及社会调查指导师资不足。不少社会调查指导教师自己并未在实际单位工作过，也未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实践或调查的相关训练。这样的教师对学生的辅导显然难以“接地气”。

3 提升高等学校大学生社会调查能力培养效果的对策

（1）优化课程设置。首先，各高校应在全校范围内开设社会调查课程，且应尽量安排在一年级第2学期。其次，加强通识课教育，促进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通过通识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培养良好道德水平及社会责任意识。

（2）建立高校团社组织与教学部门的协同机制。教学部门应该与学生会、团委等组织建立学生社会调查能力的联合培养机制，在社会调查选题、团社活动对学生能力培育的侧重点等方面积极沟通。实践教学周期间，教学部门与团委密切合作，尽量吸纳更多的同学在老师集中带队指导下进行调查。

（3）对外搭建社会化服务平台。高校教学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团委等间应该通力合作，整合资源，取长补短，发挥集聚优势，多渠道开拓和构建社会调查平台，特别是能提供小组调研活动的企业、社区、政府部门性质的实践平台。

（4）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大学生社会调查成绩的评定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对社会调查课程考试成绩与调查活动研究成果的评价，还应反映出调查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参与度、主动性等。

第6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迎接湖南省第十次党代会的召开，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湖南省“四化两型”建设,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当好突击队和生力军，实现“十二五”良好开局、为加快富民强省贡献智慧。校团委决定，在全校各级团组织开展宣传四化两型知识，为湖南发展出谋划策的团日活动。为配合校团委完成此次在同学中宣传“四化两型”知识的任务，为使四化两型建设进校园，为了建设和谐型校园，我支部特开展“我与湖南同发展 四化两型进校园”主题团日活动。

二、活动主题：

我与湖南同发展，四化两型进校园。通过发放调查问卷，针对同学们在四化两型知识方面的薄弱部分进行宣传和教育，同时加强同学们的参与程度，在活动中进行四化两型知识问答，加强同学们的理论知识。同时在橘子洲进行环保义工，收集垃圾废品，向路人宣传四化两型知识，以此来加强同学们四化两型知识的认识程度和加强保护母亲河湘江的意识，并且举办论坛，就如何打造东方莱茵河而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活动目的：

四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了使同学们了解“四化两型”的内容，为了使四化两型的思想进入校园，使同学们更加了解时政，亲身参与到社会调查，社会服务，当环境保护的志愿者等愿望，同时加强班级的学术氛围，发扬本专业优势及特点，使同学们发挥特长，增长见识。特开展“我与湖南同发展 四化两型进校园”主题团日活动。以达到一下目的：

1、让更多的大学生了解时事，深入了解中国国情 ，加大对民生的关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进行社会调查，培养同学们社会实践能力和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

3、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迎接湖南省第十次党代会的召开；

4、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湖南省“四化两型”建设,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当好突击队和生力军，实现“十二五”良好开局、为加快富民强省贡献智慧；

5、加强学院各专业的专业知识、学术交流和加强思想交锋；为湖南省向四化两型社会转变做出自己的贡献；

6、扩宽当代大学生的视野，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以身作则，将湖南的发展视为己任；

7、了解我们的母亲河湘江，共同为湘江的发展出谋划策，为湘江打造“中国莱茵河”出谋划策。

四、活动可行性分析

这次活动采取社会调研与现场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社会调研是我们必修的一门课，可以利用此次活动锻炼我们的能力，同样可以激发同学们对于社会调研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湘江距离我校较近，橘子洲风景区交通方便，同学们采用自行车这种低碳节能的方式从集结点湖师大桃子湖路口骑到橘子洲头，路程适中，沿途有优美的风景，并且道路宽阔车辆稀少，安全问题可以保障，所以这次活动是具有可行性的。

五、活动参与者：

2011级思想政治教育团支部全体成员

六、活动时间：

2011年11月30日

七、活动地点：

院113教室、橘子洲风景区

八、活动过程：

1 、主持人开场词，工作人员分发活动意见表

2、展示会前进行的社会调查照片及其资料，从而引出问题

3、由调研组成员代表进行调研成果汇报演讲

第7篇

论文关键词：老娘舅 社会调解 人才队伍

一、“老娘舅式”社会调解在当前基层矛盾化解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严格意义上说，“老娘舅”不是指代某一位具体的人，而是一种职业称谓，指的是一些热心于社会调解、在地方有一定影响力的调解人员，其类似的称呼还有“和事佬”、“老舅妈”、“大阿姐”等等。“老娘舅”身份的确定，有现行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调解员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第二十条规定，“人民调解员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邀请当事人的亲属、邻里、同事等参与调解，也可以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支持当地公道正派、热心调解、群众认可的社会人士参与调解。”基于我们的调查，在江浙范围内，“老娘舅”虽然是一种民间称谓，但是，他（她）们往往也有另外一种身份，也即基层人民调解员。

在性质上来说，“老娘舅式”社会调解人才队伍属于民间的调解力量，但在当前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浙江宁海县的西店和解工作室，从2010年5月成立到2011年4月的11个月间，共接收案件272起，成功调解200起，几乎每天要成功调解1起。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宁波市海曙区西门街道的“和好屋”仅2011年即调处各类矛盾纠纷689起，社区内各类纠纷参与调解率到达100%，成功率99.6%。再如，2012年1月丈亭镇挂牌成立的余姚市首家民间调解室“三江老娘舅”成立3个月来，共受理免费咨询20余次，成功调处民间赔偿纠纷4起，涉及金额1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此外，该工作室还吸引了周边河姆渡镇、三七市真的村民前来咨询。数据说明，当前“老娘舅式”社会调解在当前基层矛盾调解中主力军作用的趋势明显。

通过对一些典型“老娘舅式”社会调解调解组织的调研，课题组曾得出结论认为，“老娘舅式”社会调解在基层矛盾化解中扮演的角色之所以越来越重要，同当前基层矛盾化解的现实需求、缓解目前基层司法诉讼困境和创新社会管理，以及充分实现当事人纠纷自决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从法律层面来看，相较于一般司法诉讼活动，“老娘舅式”社会调解机制更加灵活、主动和贴近百姓。2011年1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

二、当前“老娘舅式”社会调解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职业稳定性问题

作为基层调解人员，“老娘舅”们的威信来源于他（她）们对所在街道社区或村镇街道的现实了解和被所在地区民众的熟知。“老娘舅”们本身只有成为具有本土性特色鲜明的民众，同所在基层民众打成一片，才可能成功利用群众力量解决群众矛盾。这种本土性特色往往需要“老娘舅”们在某一地区长期生活，相应地，保持“老娘舅式”调解人才队伍的职业稳定性也成为必要条件。

从课题组的调研结果看，当前“老娘舅式”调解人才队伍的职业稳定性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总体上看，目前浙江省内“老娘舅式”调解人才队伍多为热心公益、发挥余热的离退休人员为主，形成了专兼职相结合的格局。以宁波市海曙区西门街道“和好屋”为例，街道层面有调解人员20人，其中在编专职调解人员10人，其他兼职人员10人，专职和兼职的比例约为1:1。这些离退休的“老娘舅”们年龄多为60-65岁之间，具有丰富的基层矛盾调解经验，但很明显，能持续稳定地工作于某一基层地区的时间往往短短几年时间，这种状况对“老娘舅式”调解人才队伍的职业稳定性提出了现实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老娘舅”们所参与调解处理的纠纷多发生于周边地区，免去了这些年龄偏大的“老娘舅”们的路途辛劳。但从实际来看，纠纷何时发生并不一定，虽然多数社区规定了这些基础“老娘舅”们的正常工作作息时间，而这些“老娘舅”往往需不定时地处理各类突发纠纷，这无疑给多数高龄“老娘舅”们带来了诸多精力、身体健康等方面的考验。

（二）职业素养提升问题

不同于同一般司法诉讼活动的是，“老娘舅式”社会调解不需遵循司法诉讼活动的“不告不理”等原则的限制，对于一般社会纠纷“老娘舅”们甚至可以主动介入调解处理，以尽早、及时解决各类矛盾，这对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因为“老娘舅”们的调解活动无一般司法诉讼活动的严格程序设置，实践中，应当对“老娘舅”们的调解活动提出更高的规范化、合法化的要求，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调解结果的社会效果和正确司法之间的统一。

课题组通过问卷形式对70位“老娘舅”们进行调研，在回答“您认为所从事的调解工作未来是否有职业发展前景？”，有65份问卷的选项填“有前景”，所占比例达到93%。而在问及“您认为案件调解结果的公平公正、合情合理性如何？”时候，有近30%“老娘舅”认为还有待提高。在问及“您认为自己法律法规知识素养如何？”时候，有近30位认为自己的法律法规知识有待不断充电完善。在调查接受法律知识培训问题时候，“老娘舅”们普遍认为各区（县）司法局每年组织的定期法律知识培训很有用，但至少有30%的“老娘舅”们认为，目前的培训还不够，应当加大培训密度和延长培训的时间。

既要接受基层民意的近距离“审判”，又要接受严格正确司法的严格检验，相对来说，“老娘舅”们的职业素养面临着多重考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活跃于基层的“老娘舅”调解员们往往以村镇或社区街道为单位分布，各自处理辖区内的各类纠纷，相对较为分散，“老娘舅”们相互之间能聚集在一起交流学习的机会并不多，对相关司法信息资源也很少能共享。

（三）“老娘舅”职业保障难问题

“老娘舅”们的职业保障难首先体现在待遇偏低问题上。从课题组的调研看，社区专职青年干部作专职“老娘舅式”调解员的不多，比例只有10%左右。社区专职青年干部做“老娘舅式”调解员不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待遇偏低。问卷调研结果表明，多数“老娘舅”们的月收入为一千多元左右，年总收入不超过两万元，有近45%的“老娘舅”认为待遇偏低。从收入来源上看，“老娘舅”们因为多数系退休返聘人员，属于劳动法律规定中的“特殊劳动者”群体。他们的收入也被视为非一般劳动者意义上的工资，相应地，这些收入的经费来源多属于一些专项拨款，一般未纳入人事工资的经费拨款范围。

“老娘舅式”调解人员职业保障难问题还可以从人身安全保险上反映出来。主要由离退休老人构成的“老娘舅”们，除工作收入方面同一般劳动者有区别外，另外在工伤保险待遇等方面同一般劳动者有较大区别——既不能参加社会保险，也不能参加意外伤害保险。所谓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其保障对象为一般为男60周岁内、女55周岁内的劳动者。社会上企业或个人自行投保的意外伤害险多对投保年龄范围上限规定为不超过60周岁或65周岁。如此看来，这样一大批仍在为社会发光发热的退休人员，就面临了劳动安全保障困惑。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均寿命不断延长，退休后仍被返聘的老年人将越来越多，这类退休返聘人员的职业安全保障问题可能会日趋突出。

三、新形势下“老娘舅式”社会调解组织队伍建设的完善和发展

（一）构建老年与青年相结合的调解人才队伍，促进“老娘舅式”人才队伍的稳定性

从构成上看，当前“老娘舅式”调解人才队伍多以离退休人员为主。这些退休返聘的“老娘舅”们在基层矛盾调处方面确实具有实践经验的优势。但从调解队伍的长期发展来看，“老娘舅式”调解人才队伍也应当注意培养“小娘舅”，吸纳年轻人加入到调解队伍中来，以促进基层调解人才队伍的持续、稳定发展。

从实际来看，“小娘舅”参与基层调解也有自身优势，如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的“80后调解室”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调解室的调解员全部由80后的年轻人构成，该调解室自2011年5月成立至2011年7月底，短短两个月即成功调处各类纠纷一百多起。这些80后调解员有活力，法律知识相对熟悉，实践中成长的也会很快。

（二）组织多样化的培训和交流，提升“老娘舅式”调解人员的专业素养

针对“老娘舅”们职业素养提升面临的问题，县（区）级司法行政部门除了每年举办定期培训以外，还可以组织不定期的各类培训，诸如针对新法规、新司法解释的培训，特别是针对“老娘舅”们在工作中经常涉及的一些婚姻家庭、一般民事纠纷等法律知识的培训等。尽量使各类法律知识、调解技巧等方面的培训常态化、多样化，以使得“老娘舅”们能经常、及时充电，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同时，通过培训，还可以促进“老娘舅”之间的交流，交换思想，开阔视野。

除了一般法律法规和调解技巧的培训方面，“老娘舅”之间和各地街道也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加强横向的交流、沟通。这种横向的沟通、交流方式既可以实地走访交流，也可以借助电子信息资源等方式，比如建立借助网络博客、微博、qq流等方式，加强互动，整合资源，形成司法信息资源的共享。

(三)多措并举，破解“老娘舅”职业保障难问题

第8篇

作为研究社会的一种实践方法与技术手段，社会调查是社会科学界使用最多的研究方式之一，也是人们认识社会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

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大变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必然要以这些实践经验作为基础，“实践―经验―理论”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过程，经验以实践为基础，理论是经验的提炼与升华。没有对中国经验的系统研究与总结，就不可能产生为中国所需要的、反映时代精神的重要理论。我们希望构建一个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学术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关注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人民群众创造的丰富多彩的实践经验，努力做好社会调查。

记录描绘新移民的奋斗与崛起

2007年以来，我们30余位青年学者，采用自发性社会调查的方法，先后对“蚁族”、高校青年教师、“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等群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了有关当代青年群体的大量一手资料和统计数据。

六年的积淀让我们对“蚁族”、“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等当代青年群体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感受。总结发现，上述群体虽在教育背景、从事职业、生活方式等要素上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但从本质上看，又都具有一定的共同特性，即都是离开家乡，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但暂未取得城市户籍的青年人。他们心怀梦想，拼搏进取，在城市化转型的大背景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综合国内外有关流动人口及其迁移规律的研究，我们提出“城市新移民”的概念，对这一群体的共性进行高度凝练，以求深度记录和描述其在“历史三峡”中的奋斗与崛起。

课题组对这些典型青年群体的生存、发展状态的研究分析，是当下中国青年研究中所不多见的，我们采取的这种自发性社会调查，有三个特点：

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我们始终坚持研究者必须“入场”，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采取问卷填答、个案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进行社会调查，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但事实证明，感性认识是研究问题的起点，没有大量现场感性知识的积累，理性认识难以实现飞跃。

二是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加强对复杂问题的攻关。研究是分专业的，但生活是统一的，对社会现象要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复杂的、多元的，多学科交叉合力是认识中国问题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团队的力量。

三是通过组织结构扁平化提升研究效率。区别于政府部门组织的官方调研和知名学者领衔的研究团队，我们根据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和研究进程的不同阶段，确定团队成员的具体任务和分工职责。在思想相互撞击、相互交融、高度整合的过程中，资源共享、互信互学、共克难关、创出精品。

坦诚地讲，组织自发性社会调查，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多困境。与各种由权威机构发起的普查及综合性社会调查相比，我们可得到的资金支持、人力资本及行政资源少之又少，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调研的开展设置了障碍。从某种程度上看，六年的研究实践就是在科学性原则的基础上，不断超越自我、突破困境，在坚持“学术严谨性”与“现实妥协性”之间找寻最佳平衡点的过程。具体来看，我们面临并突破着三大困境。

抽样精度与调查资源间的妥协

“抽样”是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其科学性与精确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决定着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

在六年的研究实践中历次调查的抽样方案均不是教条式的照搬教科书的结果，而是不断明确调查目的、充分评估调查资源、深度理解调查场域的产物。

在2008年的初始研究中，由于我们首先发现“蚁族”现象，没有任何前期资料可以借鉴，因此对该群体仅有一些不成体系的感官印象，其特征、分层及分布状况都不甚明朗，很难按照概率抽样的原则设计抽样方案。在当时探索性的研究背景与无行政资源支持的条件下，“滚雪球”或是唯一可行的抽样方法。有了第一次调研的经验，我们在2010年针对“蚁族”群体的第二次调查中，扩大了样本量及样本覆盖范围，虽在各大城市的“蚁族”聚居村中也采用了“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抽样，但由于此次调查覆盖城市较多，且样本量也有所扩大，故较第一次调查更具代表性，结论更具推广价值和适用性。

综合历次抽样方案的选择，课题组认为，对于中国的中小型抽样调查而言，在资金支持和组织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灵活选择和不断修正抽样方案。我们不能奢求中国的社会现实去适应教课书中那些基于西方经验总结出的成型理论方法，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快速变迁、新鲜事物和新兴群体层出不穷的中国大环境下，在把握科学性原则和底线的基础上，社会现实才是指导我们抽样和研究实践的核心依据，盲目地追求所谓“科学”和“精确”，而不顾及实际操作中的具体情况，只会令调查研究停滞不前。

严谨学术与丰满社会间的平衡

社会调查绝非仅仅是一套机械化的技术，决不是只要与调查对象接触了就可以获得想要的材料。简单照搬西方实证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只能流于表层。只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才能开展真正有效的社会调查。

做社会调查，无论从精力还是体力，青年学者理应冲锋在前。当青年学者能够在头脑里建构起“经验的世界”后，经过再次总结、抽象，最后就能形成新的观点和理论。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需要在“严谨的学术”与“丰满的现实”间转换和平衡。

有人曾批评我们的这种形式类似于“报告文学”和“调研报告”的结合体，缺少学术意蕴。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不敢苟同。社会学研究，不仅包括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其他方法，像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总的来看，我们恰恰就是通过这种所谓“调研报告与报告文学结合体”的方式在探索实现严谨的学术研究和丰满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平衡。当然，我们还在探索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开展，很多方法需要完善，实证分析与质性研究的结合之路漫长而修远，我们愿在其中艰难探索，让丰满的社会现实化为“规律”，使严谨的学术研究具有“温度”。

价值中立与媒体宣传间的调适

课题组六年的研究实践，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课题组除荣获了诸多赞誉外，也承受了一些质疑和批评，“与媒体走的过近”、“有概念炒作之嫌”、“学术明星”甚至“哗众取宠”等等声音我们都有所耳闻。我们并不刻意回避这些略显尖锐的批评，而是沉下心来对其进行系统的剖析，怀着谦恭虚心的态度来反思自己，最终发现多数质疑都指向了学术研究与媒体传播之间的距离问题。

媒体与学术的关系始终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学术自身的价值中立性要求学者与媒体保持一种相对疏远的距离，同时研究的应用性与现实导向又对媒体传播提出了一种相对较强的现实需求。一项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将二者有机地协调起来，既不能过分依赖和迎合媒体，沦为大众舆论的附庸，又不能将学问做死，只写受众仅为数百人甚至数十人的象牙塔文章。

第9篇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非监禁刑 社区矫正 衔接

未成年犯罪问题，现已变成全世界需要共同去面对的严重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的好坏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甚至会影响到整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现今，未成年人犯罪已经赴、环境污染的后尘，成为了世界第三大公害。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未成年犯罪持续增长的势头丝毫不减，并且该方面的问题已变得尤为突出。

一、基本情况

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城市，在青海省也是最大的城市，城东区位于其东部，被称作是西宁市的东大门，城东区生活着二十一万多人，其是以汉族为主，以27种民族共同聚居的区域，其民族构成及民族问题十分突出，其中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也亟待解决。

未成年人因其特殊的年龄、心理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刑法将其列为一类特殊人群予以保护，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有很多优点，首先体现出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精神，其次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树立起重新做人和重新生活的信念。特别是在西宁市城东区这样一个民族聚居地区对未成年犯罪问题更需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不然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团结。

近些年来，自从2010年底开始，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处遇方式在全国31个省、市、区广泛开展以来，全国多数法院为了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对其大量适用非监禁刑。

二、调查目的与方式

为了使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有所下降、发现非监禁刑与社区矫正衔接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因此笔者对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用查档及个别访问的形式对未成年人非监禁刑与社区矫正衔接现状进行调研。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由于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对该区域的未成年人犯罪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调查数据汇总

西宁市城东区2013年1月初至2013年10月底共有41起案件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共涉及未成年犯罪人67人。其中最后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共有41人，占到总人数的61.19%。高发案件的案由依次为抢劫、盗窃、故意伤害、、贩卖、抢夺及非法拘禁七种。其中抢劫案20件，占案件总数的48.78%，盗窃案9件，占总数的21.95%，故意伤害案7起，占总数的17%，抢劫案2起，占总数的4.87%，贩卖、抢夺及非法拘禁案各1件，占总数的2.43%。

在这41起案件中，有共同犯罪案件27起，占总额的65.85%。在此其中涉及汉族人数22人，占被判处非监禁刑总人口的2.4%，涉及回族人数15人，占总人数的36.58%，涉及藏族人数3人，占总人数的7.31%，涉及回族人数1人，占总人数的2.4%。

对上述调研数据中的67个需要进行社区服刑的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不存在文盲的情况。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员有8人，占到总人数的11.94%，其中无职业7人，占总人数的10.45%，有职业的为1人，具体职业为农民，占到总人数的1.49%。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员有32人，占总人数的47.76%，其中无职业17人，占总人数的25.37%，还有15人为在读初中生，占总人数的22.39%。高中在读生或中专生共6人，占总人数的8.96%。

四、调查结果分析

（一）从上述调研得出的数据可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具有初中文化的未成年人占据犯罪主体的大多数，占到总人数67人的47.76%，可见初中阶段对于未成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二，暴力型犯罪在西宁市城东区未成年人犯罪中占多数，比例为57.14%；

其三，西宁市城东区对未成年人判处非监禁刑的比例为61.19%，与欧美等国家非监禁刑的使用率达到70%以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该适用率还有待提高；

其四，西宁市城东区适用非监禁刑的刑种过于单一，主要都是以被判处缓刑为主，对其它种类的非监刑的适用率较少，呈现出缓刑一边倒的态势。在上述调研的41起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案件中，只有1件是判处管制的，其它的全部适用缓刑，缓刑使用率达到了97.56%。

（二）从西宁市城东区未成年人被判处非监禁刑后到未成年被告人到其户籍地或社区矫正机关接受矫正的这一段过程来看，存在着以下三点问题

1.审前社会调查衔接存在的问题

审前社会调查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后，对有可能被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人，经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住地的社区矫正机关对个人、家庭等情况进行调查，从而向人民法院提出是否建议对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的意见，并提交相关社会调查报告的活动。

但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有关时间的冲突问题。即审前社会调查的时间与审结案件的时间相冲突。在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中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刑事案件后一周内，向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住所地的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发出审前社会调查函并附起诉书副本，社区矫正机关的全部审前社会调查事项必须在三周内完成。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对有可能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被告人都能够做到在规定时间内向被告人户籍地或住所地的社区矫正机关送达审前社会调查函并附起诉书副本，但问题就在于社区矫正机关经常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其工作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人民法院，因此就会影响人民法院按时开庭，使案件无法在审理期限内及时结案。有时关于有可能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案件，案件事实清楚，未成年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时，人民法院基本上都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但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只有20天，则会产生审前社会调查报告与人民法院结案相冲突的情况。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对于那些未成年被告人的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不在西宁市的，会采用邮寄的方法将审前社会调查函并附起诉书一并寄至当地的社区矫正机构。但是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不统一的机制，为社区考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西宁市城东区各司法所的人员配置及办公条件十分有限，若在一个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同时存在需要对多个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话，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考察机制没有法定的固定形式，这就对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要求很高，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边工作边学习地进行社区矫正工作。

未成年人被判处非监禁刑，去社区矫正机构接受社区矫正，但社区矫正组织由于缺乏资金，工作机制不固定等问题，对判处非监禁刑的罪犯，缺乏有力的监管条件，对于违反缓刑、假释、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等规定应当执行收监的，会导致有关机关相互推诿的现象出现。

2.各职能部门衔接存在的问题

各职能部门的衔接也可称为是入矫环节各部门的衔接，是指有关部门根据规定将与社区矫正条件相符合的罪犯及相关法律文书向社区矫正机构移交的活动。在这一环节中，需要进行衔接的部门众多，既存在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与司法局的工作衔接，又存在司法局与司法所的工作衔接，还存在着其他相关部门与派出所之间的工作衔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社区矫正规范性文件中对社区矫正各参与单位的任务进行了具体的划分安排，但对其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规定不明确，会造成有关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呈现出消极怠工的状态。而社区矫正机关又受其职能的限制，其没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其组织协调能力也无法得到有效落实，最后就演变成了由社区矫正机关单独奋斗的局面。

3.矫正对象衔接存在的问题

矫正对象的交接包括两种方式，即直接交接和间接交接。直接交接是指人民法院在对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且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犯进行当庭交接工作，对已羁押的未成年犯在看守所内进行交接工作。但是在实践中，人民法院不会通知社区矫正机关到法庭或者到看守所内进行直接交接工作。在间接交接的过程中，西宁市城东区的未成年矫正对象主动到司法所报到的情况还是不错的，一般不会导致脱管或是漏管的情形发生。

五、完善紧密联系西宁市城东区未成年人非监禁刑与社区矫正衔接工作的建议

（一）适当放宽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的标准

西宁市城东区对未成年人判处非监禁刑的适用率达到61.19%，与欧美国家的70%以上适用率的标准还是存在着差距。我国刑法并没有把未成年和成年人判处非监禁刑的标准有所区别，但是笔者认为，由于未成年人的年龄较小，心理发育不成熟、较容易得到矫正等原因，对未成年人予以适当地放宽适用非监禁的标准，使其在矫正后能够更好的回归社会，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加快有关社区矫正方面的立法，从法律方面直接解决后顾之忧

社区矫正作为是一种惩罚犯罪的处遇制度，必须要有法律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支持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的正式建立。但是对于公、检、法等其他部门如何积极参与到社区矫正的工作中去，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完善相关的立法时，需要把各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规定到其中。

（三）加强建设网络，从技术上解决衔接问题

针对审前社会调查难，异地调查不方便等问题，应加强建设网络，建立起社区矫正的信息网络，使得数据能够形成资源共享、高效传输。在这其中尤其要重视各职能部门的网络连接问题，用网络化的手段来防止一些不必要的疏忽。

（四）加强队伍建设，从人事上解决衔接问题

要进一步加强各个职能部门的社区矫正队伍的建设，做到相关单位都有专门的社区矫正队伍，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地稳定。不断提高社区矫正的水平，决不能使其流于形式，造成未成年矫正对象得不到应有的矫正。同时社区矫正人员要加强知识培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第10篇

提起当代大学生，你的脑海里会浮现什么样的情景?是在以人潮拥挤的招聘市场为背景的镜头前，向记者讲述着应当如何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端正心态的青年；还是每日为学分和疲于奔命、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形象；抑或是把“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挂在嘴边的另一极端?如果你的想法与上述相近，也许《调研中国――南风窗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调研报告选集(2005～2008)》(以下简称《选集》)这本书能给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本书的作者几乎来自全国各省的普通高校，学历层次从本科一年级到博士研究生皆有分布，他们以调研报告和调研心得的形式，丰富且具代表性地向读者展示当代大学生对现今社会所知所虑的同时，也在以独特的视角和最为纪实的方式呈现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遇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三农问题、产业转型、民族宗教、热点政改……一一进入这些学子的视野，并总能被淘浣出一个足够典型和足够小的切入口，使其得以通过亲眼观察、亲身走访，来被认识、被了解、被探讨。

正如书中一位作者所提到的那样。“世俗社会已经习惯了大张旗鼓、有摄像机跟随的调研……真实的信息只能来自于和风细雨的渗透，切不能暴风骤雨地动员……只有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深层肌理才能展现出它最真实的一面。”也许作为一群学历来丰的在校学生，他们调研成果的学术价值还无法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媲比，但是这种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不满足于从前人著述、媒体报道或者官方宣传中寻找支点，而是选择深入调查、真实呈现的精神却如此地打动读者；同时他们学生的身份，可以不受过多固有知识结构限制、不受相关利害群体的影响，又是如此不可多得。报告文体虽然没有过多的情感流露，但是字里行间，当代大学生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对社会问题的殷切关注乃至致力改良现状的担当已清晰可辨。

在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了解社会现状也许不仅限于实地调研一种途径，作为一名开始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形成独立观点的在校大学生，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必然早已发生并逐渐升级；但是，海量资讯无法替代的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只有直面现实才能让人产生最深的震动和思考，才能让人在安逸的生活环境中时刻感到惴惴不安，才能让人真正获得改变自己和改变周遭的动力与勇气。

“调研中国”是中国唯一一个由媒体设立的面向在校大学生的社会调查奖学金项目，其由南风窗杂志社于2005年创立、逐年开设并持续至今，这也是本书得名的原因；书中所载调研报告即是从过去4年受资助团队的报告中甄选所得。“调研中国”项目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命，《选集》封面所书“深入中国社会肌理”便是项目对受资助调研团队的核心要求。无论是阅读书中的报告文选还是调研心得，许多的语句和细节都在无意间与这句话相照应着。

第11篇

本次社会调研共设计两份问卷，通过对家长和学生分别进行调研的形式，了解掌握当地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和受关注状况，为当地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数据和资料。

家长问卷主要调研家长对孩子的交流沟通情况以及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关注情况，共发放家长问卷20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183份。从问卷统计结果中，我们发现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对子女的心理健康关注程度不同，和孩子进行沟通交流的方法和谈论的话题也不同，但主要集中在学习、生活这两方面。

从总体上看，75.2%的家长认为自己和孩子交流沟通中偶尔会存在障碍，16.6%的家长认为自己和孩子交流沟通中没有障碍，8.2%的家长认为自己和孩子交流沟通中存在障碍，而且对于家长和孩子经常谈论的话题（多项选择）统计显示，93.4%集中在学习问题，46.1%集中在生活问题，只有4%涉及情感问题；从家长的年龄上看，其中38岁及以下年龄的大部分家长对于社会上一些心理辅导教育持鼓励子女参与态度，38岁以上年龄的大部分家长则处于观望状态，问及原因大多认为自己子女心理很健康没有必要去参与这类活动；从家长的文化程度上看，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中有45%的家长对于孩子对他给予的教育的态度说不清楚，没有把握，40%的家长认为孩子对他给予的教育抱认真态度，15%的家长认为孩子抱不在乎的态度，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家长中有52.5%的家长认为孩子对他给予的教育抱认真态度，40.3%的家长认为对这一点说不清楚，没有把握，只有7.2%的家长认为孩子抱不在乎的态度。从家长职业上看，从事机关工作的大部分家长对为孩子营造较好的心理发展环境方面关注程度较高，但从事个体经营的大部分家长对这方面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

调研中部分家长谈论到他们也非常希望能与孩子多交流沟通，但似乎时代不同了，他们很难琢磨自己的孩子在想些什么，有时也想找孩子聊聊，但老是一开口就起分歧，谈话很难持续。有位开百货店的老板告诉我们说：“我也很知道现在的孩子自己的想法很多，做大人的要尊重他们的意愿，但是都由着他怎么行啊，现在他在上初中马上要考高中了，现在竞争那么激烈，都由着他上不了好的高中怎么办，这辈子就没好前途了。”还有位当村委主任家长告诉我们说：“我也经常和孩子聊天，但是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比较好，每次一提到学习方面的事情，孩子就不吭声或者就很激动似的。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的问关于学习方面的事情，无非是想多了解下他的学习情况，希望多给他点帮助和督促作用，但是孩子就是不能理解，我们也觉得很为难，感觉提也不是，不提也不是。”

第12篇

一、《市场调查统计》创新实践模式的设计与实施

本文提出的创新实践模式特指贯穿于《市场调查统计》课程教学全过程的以农村社会调查为平台，兼具情景教学与实践教学特征的一种特殊实践教学模式。该模式首次在河北农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2008级中应用，通过该课程实践环节要求学生把课程中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农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选取感兴趣、熟悉或受相关组织委托的农村市场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采用多种调查方式，并撰写调查报告。

1.模型设计。模型设计主要以农村社会调查为平台，进行问卷设计、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及整理和调研报告的撰写，从而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设计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调查方案设计。自选调研课题，主题选择以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的农村社会调查问题为主，运用文献调查法收集所选调查主题相关的资料，设计调查方案，写出市场调查方案报告。

（2）市场调查问卷设计。根据调研课题的需要，运用问卷设计的技术和技巧，设计市场调查问卷。

（3）市场调查方法模拟。设计观察表格、观察内容，记录观察过程，同时撰写观察报告。设计访谈提纲，记录访谈内容，同时撰写访谈报告。运用文献调查法、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市场调查方法进行模拟实验。

（4）市场调查问卷数据处理。用SPSS软件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5）市场调查报告的撰写。报告包括调研背景、调研目的、调研内容、抽样设计、调研方法、调研数据分析及结论等内容。

2.具体实施。在开放式实践教学实施实训或调研项目的过程中，在农村社会调查这个环节，采用学生项目组制的形式加以完成，它是实现教师跟踪指导模式的基本要素和必要条件。将该专业学生分为九个小组，所选主题分别为：农村新民居建设、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户金融需求、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农产品保险市场、农村环境卫生、新型农民培训、农村文化[2]。从组织构成上来讲，学生项目组制需要确立小组成员的不同分工和地位，明确各自在实训项目中的职能。这项工作可由教师负责，或者由小组成员自行讨论决定。充分考虑不同学生的特长和兴趣，不同的调研项目让小组成员轮换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时，注意学生之间的协同和配合，教师积极倡导和鼓励学生充分发扬团结和协作精神，以小组的形式共同完成实训。学生项目组制在实训过程中，除了教师的组织和指导外，学生也要参与一些组织工作，其组织能力得到了锻炼。

3.课程考核。《市场调查统计》课程有自己的特点，不仅要懂得理论、方法和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会实际操作运用市场调研的方法和技巧。在课程考核上，加大实践环节的考核力度，以调研报告作为项目组每个成员考核成绩，该项成绩占总成绩的60%；项目组每个成员写出一份项目实施评价，包括每个成员具体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参与农村社会调查达到的效果及感受，该项成绩占总成绩的30%；在农村社会调查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问卷设计、问卷的发放以及数据统计分析过程的考核作为平时成绩，该项成绩占总成绩的10%。

二、《市场调查统计》创新实践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

《市场调查统计》创新实践模式，可以提升学生实际动手及应用能力，与传统教学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为了能对这种创新实践模式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现将两种模式做一比较（见表1）。通过对比，《市场调查统计》创新实践模式比传统教学模式有着更大的优势，其实质是如何摆正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位置，确定合理的比例问题。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两个基本途径，传统教学模式偏重理论教学，创新实践模式注重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与理论教学相对应的一种教学形式，它是理论与实践、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抽象概念和具体思维相结合的教学过程，既是理论学习的继续、补充和深化，也是传授学习方法、技能与经验的教与学的过程。学生通过实践与思考，接受各种信息，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使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市场调查统计》创新实践模式的效果评价

《市场调查统计》课程创新实践模式以提升学生应用能力为目标，坚持理论以必须够用为度，注重技能培养。实践性教学应从基础性、示范性、典型性、启发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等诸多视角设计实训内容，从听、看、读到说、写、用，实现从认识、设计、实施、运用的一体化训练，突出实用性、操作性与可评价性。通过实施该实践模式，达到了以下效果：

1.找到了理论知识与社会调查的结合点。以农村社会调查为平台的市场调查不仅教会学生如何设计调研计划书、编制问卷、处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更加重要的是使学生能够实际操作，确实完成市场调研任务。使理论知识得到应用，通过学生切实地操作一个市场调研的全过程，使其找到理论知识与农村社会调查的结合点，并且能够恰当地同农民进行沟通，深入接触社会，制定合理的调查计划书，正确地解释调查结果，真正为农村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

第13篇

关键词： 青年志愿者 短期支教 活动模式 管理策略

支教助学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类别，不仅为高校学生提供了体验农村生活、锻炼协作能力、树立人生信念的平台，而且开辟了让农村青少年学习知识、结交朋友、健康成长的新渠道。虽然以青年志愿者队伍为载体的短期支教活动对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减少教育歧视，倡导教育公平，帮助留守儿童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在实施过程中，短期支教问题颇多，效果难以持续。因此，立足短期支教的特点，优化管理策略，是培养高素质青年志愿者，落实农村支教助学的必由之路。

一、青年志愿者短期支教活动的三种模式

高校现行的以青年志愿者队伍为载体的支教与助学活动大多采取短期形式，一般是高校在读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走进农村贫困地区从事支教助学工作，在支教地点不超过一个月。短期支教有三种活动模式，各有优点，在提升志愿者积极性的同时，也保证了支教地受助学生的参与热情。

1.社会调研式

短期支教源于大学生体验农村生活、关怀农村儿童的意愿，可是由于时间限制和志愿者自身授课能力的制约，很难真正起到学科教学的作用。即便如此，短期支教仍受到青年志愿者的欢迎，原因在于其突出的社会调研作用。在社会调研式短期支教中，高校青年志愿者四人以上自发组队，在听取指导老师意见后，与结对学校沟通相关事宜。志愿者后续的支教活动主要基于结对学校，围绕农村教育现状、农村学校考察、留守儿童心理观察等展开，造成短期支教的“三步法”流程。第一步，通过献爱心、送温暖等方式接触农村儿童;第二步，在几天的磨合中加深情感，取得信任;第三步，有针对性地进行问卷调查、上门走访，从而完成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上述目的和方式使很多人对短期支教心存质疑，但是本人认为短期支教的重点不仅在“教”，更在于“支”，即支援与帮助，落实在青年志愿者的行动中，便是主动的接触、了解和陪伴。短期支教的志愿者是老师，是研究者，更是受助学生的朋友。这和中长期支教一样，志愿者都寄托了深厚的情感，甚至因为时间短暂，他们会更加珍惜与农村学生的友谊。此外，社会调研式短期支教具备极强的可操作性。支教团体自选领队，协调分工，很好地锻炼团队的协作能力。社会调研任务则要求志愿者控制时间、场地、教学活动，强调组织纪律性，减少不安全的因素，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社会调研模式的反馈结果以直观的数据和文字为主，能清晰地反映农村教育问题，为长期支教活动提供依据。

2.助教基地式

暑假期间，志愿者们主要从事辅导作业、协助文体、开展德育活动等助教工作。为了形成支教的长效机制，部分高校会选择在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或者乡镇社区的公益中心建立基地，每年定时派送青年志愿者队伍参与短期支教活动。助教基地模式以教学为中心，符合教育部提出“大学生扶持农村教育”的要求，并引入素质教育的理念，弥补农村教育的短板，丰富农村孩子的课余生活。

青年志愿者在教授课程时，把自己代入老师这一角色中，发挥出了极大的耐心和细心，同时在教学上勇于突破和创新，让农村学生体验“玩中学”的乐趣。例如，利用留守儿童集体住校的条件，白天排练节目，晚上举办文艺晚会;用比赛讲故事的方式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等。这些教学活动迎合了农村学生基础薄弱，好奇心强的特点，符合其学习规律，在短期教学中获得明显的成效。

助教基地模式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大部分志愿者未接受过教学培训，如果在课堂上遇到突发状况，他们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另一方面，支教地点的儿童年龄偏小，志愿者很难让他们都集中注意力，维持理想的上课状态。不过，作为“点对点”可持续的短期支教模式，建立助教基地是大学生建设农村教育的良好方式，不仅省去因不熟悉支教地区环境而损耗过多的人力、物力、经费，还能让志愿者们分享经验，消除疑虑，共同将短期支教转化成一项长期事业。

3.合作夏令营式

某些短期支教的信息来源于民间慈善组织或者公益机构，比较典型的就是合作夏令营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夏令营的形式实现城乡同龄孩子的“一加一”结对交流，而青年志愿者则以教育者、组织者、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结对孩子的活动。合作夏令营中，城市少年、儿童组团前往农村，与当地同龄学生结对，开展一系列校内外学习活动，约有50%以上的活动在户外进行，例如素质拓展、田间劳动等。夏令营中，志愿者需要帮助城乡学生尽快消除隔阂，加深了解，更要把全体营员的安全放在着重考虑的位置，因此活动常采用金字塔形层级管理和分组责任到人的方式实现看管任务。

合作夏令营式短期支教的重点是增进城乡学生共情，以思想道德、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除了考验志愿者的助教助学能力，更要求每个志愿者具备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背景孩子的领导能力。城市学生的经济条件、受教育水平、家庭环境要优于农村学生，而农村学生对当地的熟悉度、适应性还有身体素质要优于城市学生。这些差异无形中会给志愿者的教学、管理任务带来困难。例如，田间考察时，事先排好的队伍在前进过程中会被拉长，体力好、熟悉路况的农村学生会不自觉地加快速度，而部分城市学生则跟不上行进的队伍。此时，若志愿者缺乏对所负责小组的掌控力，就很容易产生人员走失、成员受伤等突发事故。

作为短期支教的新型模式，合作夏令营结合了多方力量：政府、慈善组织、高校、城市各中小学、支教地区学校。这不仅拓宽了城乡教育互助的途径，而且对青年志愿者社会实践具有借鉴作用。

二、青年志愿者短期支教活动的管理问题

短期支教活动情况多变，很难实现全面有效的活动管理，尤其是安全、教学、情感态度和活动反馈方面，因其不确定性，更难以入手。

1.安全管理问题

短期支教的安全性是志愿者及其家长考虑较多的因素。如果能够做好前期安全培训、中期安全防范、后期安全保障的管理工作，志愿者的积极性将大大提高。安全管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忽视专业的安全培训。青年志愿者支教前，大型团队会进行一定课时的安全培训，内容涉及交通、治安、疾病预防、溺水触电急救等。但在短期支教中，小型团队往往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忽视专业的安全教育，致使在外支教时安全意识不强，急救能力较弱。

第二，无法掌握支教地的安全隐患。支教地可能存在道路积水、电线等安全隐患，而志愿者事前难以察觉。支教地区学生虽熟悉环境，却缺乏安全知识教育，没有对这些隐患产生足够的重视。志愿者即使发现当地学生做出危险行为，也会疏忽大意，采取跟随而非阻止的态度。

第三，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前期准备时，志愿者要签署安全责任书，保证在支教期间遵守各项规定，这种明确划分义务的做法能有效减少因志愿者自身不当行为产生的安全事故。但除此以外，安全保障措施仍缺乏相对具体的标准。系统的安保措施应至少包含四个方面：首先，为支教队伍配备随行指导教师，负责监督和处理突发事件;其次，利用现代通讯工具，建立家、校、志愿者的沟通平台，及时将支教情况通知外部;再次，强调两人以上团体外出，保证所有成员之间联系通畅;最后，为参与短期支教的志愿者购买正规的意外伤害保险。

2.教学管理问题

教学是志愿者支教的主要任务，短期支教在教学管理上更具挑战性。在内容的选择上，短期支教多以辅导学科知识点为主，由于大部分志愿者非师范专业，容易使教学流于形式。另一种选择是实行开放度高、趣味性强的素质课程，这能有效提高支教地学生的参与度，却不容易维持较好的课堂纪律。教学方法上，除了讲授法外，更符合短期支教的方式是活动式，将知识寓于各种日常活动中，引导支教地学生自我探索和发现。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课堂活动方式会带来秩序混乱的问题，有时志愿者设计活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兼顾所有学生。性格外向、年龄较大、理解力较强的学生能与志愿者互动，完成活动，反之则无法迅速融入团体，需要特殊关注。如果志愿者人力不足，素质拓展等课程便很难展开，这是短期支教的教学局限。

3.情感态度问题

支教地区很多是留守儿童聚集的乡村，受帮助的孩子在年龄上正处于感情脆弱，情绪多变的时期。在与他们接触时，若不能进行正确的情感管理，容易出现对峙和依赖两种极端，前者表现在一些性格叛逆的孩子身上，后者则出现在从小缺乏父母关爱的孩子身上，无论是哪种，志愿者的离开都会给他们留下心灵上的伤害。究其原因，一是志愿者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支教活动中，志愿者充当许多角色，却无法取代他们的父母，过度的责备和放任都不是合理的相处方式。二是支教地学生自尊心强，同时也有自卑的一面。志愿者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却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

志愿者对短期支教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抱着功利性的目的，有的对教学敷衍了事，甚至采用不当的语言和行为。情感和态度属于细节上的管理问题，在短期支教中更重要，因为在有限相处的时间内，志愿者给支教地学生留下的印象主要来源于此。

4.活动反馈问题

青年志愿者短期支教在后期反馈上向来较为薄弱，不及时、不深刻、不到位的活动反馈致使短期支教难以成为优秀的社会实践传统。具体来说，短期支教常选在寒暑假，反馈往往不及时，要到开学后才进行。反馈内容也缺乏实质性的内涵，大多从志愿者个人成长出发进行总结，缺少对农村教育问题的透彻思考。反馈形式上，某些支教团队会利用媒体扩大社会影响，提高关注度，而大多数团队则因缺少经费忽视了后续的成果展示，所以即使在校内，短期支教活动的知晓度也不高。

三、青年志愿者短期支教活动的管理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高校需要从志愿者培训与筛选、队伍管理、长效机制、成果展示入手，系统地解决青年志愿者短期支教活动管理中的疏漏。

1.重视培训筛选工作

做好前期培训是高校短期支教活动管理的关键。对于初次参与支教活动的青年志愿者来说，他们在如何教学、如何行动、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与支教地学生相处等问题上没有确切的认识。培训能让其在活动之前调整好心态，认清自身的责任，并具备相关的知识与技能。所需培训的内容包括安全教育、专业急救、教学技巧、活动策划、志愿者精神等，可以邀请专业教师授课，也可以是志愿者前辈分享经验、小组讨论、模拟教学等形式。培训结束后，适当的筛选有利于考察志愿者的思想水平、教学功底、心理素质，挑选出更符合短期支教需求的志愿者。

2.建立分工责任制度

团队管理理论提出，打造配合默契、凝聚力强的队伍，必须建立明确的分工责任制度。各成员应划分责任范围，并承当相应的后果，避免因权责不明产生的混乱和问题推诿。短期支教中建立分工责任制度，将人员清点、经费预算、后勤补给等活动细节分摊到每个成员身上，可以有效强化志愿者的责任意识，实现合理的人才组合，也便于带队老师指导，提高整个团队的支教水平。

3.健全支教长效机制

为了增强短期支教的效果，健全其长效机制是不可缺少的。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建立助教基地的方式延续短期支教的作用。一方面，高校全面了解结对学校和学生的情况，从而制订计划，每年定期向基地派遣支教队伍。这种长期派遣相对安全，能培养出更多具备支教经验的志愿者，为宣传短期支教活动，传授支教经验提供便捷。另一方面，支教地的受助学生可以轮流接受帮助，并同志愿者保持长期联系，获得更多学习知识的机会。将高校短期支教从一次社会实践调查活动转变为持续的农村助教事业将是青年志愿者们努力的方向。

4.拓宽成果展示渠道

健全短期支教长效机制的有力措施是拓宽活动成果的展示渠道，吸引更多的高校学生成为支教活动的后备军。成果展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反馈环节，更是良好的宣传和动员平台。通过青年志愿者的分享、展板陈列或者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短期支教的现实意义将更好地为社会所接受。

青年志愿者短期支教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无论是社会调研式、助教基地式还是合作夏令营式，都提供了了解农村教育现状的良好途径。当然，短期支教也存在弊端，尤其是因为缺乏全面的组织管理产生的安全事故、教学效果不佳、资源浪费等问题。对此只有加强志愿者的培训与引导，优化团队构建，制定分工规则，推行长效机制，拓宽反馈渠道，延伸短期支教活动的教育意义，才能促进青年志愿者短期支教朝着规范、科学、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将城乡教育的公平公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高福霞，万小煌，陈丽娟，王晓春.大学生短期支教的现状及其对策[J].职业时空，2014（9）.

[2]孙燕琨.在校大学生的短期支教效果与发展模式研究[J].价值工程，2014（1）.

第14篇

一、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研究成果及不足

（一）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的现状研究

高职学生偏低的社会能力已成为其专业能力学习、高质量就业和后续发展的阻碍，这一现状已经引起部分高职教育研究者的关注。笔者曾采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统一测评》（简称 ZHPC）编制了《高职学生职业社会能力问卷》，对几十所高职院校学生的社会能力进行了抽样调查，薛小明学者采用职业核心能力测评卷对甘肃省四所高职院校 369 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一是高职学生的社会能力偏低，二是高职学生不同群体的社会能力参差不齐，三是高职师生对社会能力培养重视不够。

（二）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对策研究

大学生的社会能力很重要，其培养对策就成为研究的重点，相应的成果也很丰富。培养体系方面，要求建立自身、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培养体系。具体措施方面，强调在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中都要有培养社会能力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可以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在融合现有社会能力培养课程资源的基础上编制《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理论与实践》等教材并付诸实施。可以借鉴小组社会工作的相关思路和做法，开展团体活动培养社会能力。可以考虑在校外社会实践活动中增加培养社会能力的目的和相应的任务，并配备专业的老师进行指导。

（三）需要深思的几个问题

培养对策虽然指引了培养的方向和思路，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主体意识如何培养、政社支持系统如何建立、几个途径如何交融，等等。作为社会能力培养的对象和受益方，高职学生一方面要意识到社会能力在今后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培养活动中，另一方面根据差异化原则，积极评估自身社会能力的缺陷，不断改进和提高社会能力水平。培养体系方面，政府应创造良好的培养环境，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社会各界关心高职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从而形成家校政社共同培养的良好氛围。培养措施方面，应鼓励老师深耕社会能力培养的项目化教学改革，打通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三个途径间的壁垒，促进相互间的交融。

二、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的理论基础

（一）主体意识形成的心理学基础―核心价值观

社会能力包括与人合作、与人交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形成和运用的核心在于价值观。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本文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对周边的客观事物（包括人、物、事）和对自身行为结果的意义与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它反映人们对事物与行为是非和重要性的评价，即判断哪些是好的和哪些是重要的。“价值观”是一把“尺子”，它支配着人们衡量、评价一切人和事并做出选择，所以它是促使自我认识、自身行为的内部动力，也是形成某一行动主体意识的心理基础，即人们如认为某件事情或某项行动很有价值或很重要，他们就会自发地积极地去做，反之亦然。社会能力价值观是行动主体对社会能力的认识与评价，它在社会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发挥能动作用，即意识到社会能力的重要性并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的社会能力。学生对社会能力价值观的认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学校、家庭与用人单位对社会能力的重视程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个体因素等。诸多因素中，个体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个体只有受到外界的良性刺激，才能形成比较正确的社会能力价值观。

（二）途径间交融的哲学基础―实践的逻辑

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是认识发生的基础，对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的认识离不开实践活动，认识的产生、发展、检验和归宿都离不开实践。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性循环。教育学本身就是实践哲学，它是指向个体的具体的完整的生存能力的实践哲学，教育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的“生活世界”的需要。不管是教育者还是教育对象，他们都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的认识，再去指导实践。作为教育学的基本范畴，社会能力的培养也要遵循实践逻辑。首先，社会能力的培养智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在实践中追随社会能力不断变迁的时代内涵，在实践中选择培养的内容和形式。其次，高职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有其特殊性，应考量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现状和现有培养问题，根据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原则以及遵循职业教育内在规律性这一实践逻辑而展开研究。最后，社会能力的实践活动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能力是一种生存能力，具体水平需在实践中检测和提高，实践是唯一的检测标准。

三、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途径再思索

（一）满意度调研是树立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促建政社支持系统

1、水环境教育是形成社会能力价值观的载体

一直以来，价值观的渗透教育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开发。教育者会指导学生怎么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身边的人和事，但是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只是被动地去接受知识和技能，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能够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可想而知，价值观教育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可以借鉴国外价值观教育的一些做法，如形象教育和渗透教育。形象教育和渗透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形象”是载体，“渗透”是手段，最终达成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教育者让学生参与具体的活动，让具象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在参与活动和处理问题中，会碰到价值判断和事物取舍的问题。通过研判老师的做法，学生会自觉地去修正自身原有的价值观，自觉地形成价值认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有力地提高了学生的价值辨析、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等能力水平，进一步地会促进学生与人合作、与人交流和解决问题等社会能力的发展。当然，在实施教育活动中，要对活动载体有个选择，选择的标准就是看其有无宽泛的内涵。

水环境教育的内涵十分宽泛，从历史到现实、从知识到文化、从管理到技术、从生态到安全、从现代化到国际化都可以作为水教育的切入点。水教育的内涵结构可以作以下考虑：第一水传统和水文化，它是水教育的引导内容，指向水习惯的践行。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有关水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培育人们对于水的积极使用的集体意识，形成公众共同参与水资源共享共管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二水资源和水知识，它是水教育的基本内容，指向水伦理的践行。通过水资源的教育帮助人们客观地对待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遵循合理的伦理规则。第三水科技和水管理，它是水教育的高新内容，指向水科学的践行。加强公民对先进水设施和水技术了解的教育，开通公民体验先进水科技的渠道，提高水管理的现代化水平。第四水生态和水安全，它是水教育的深层内容，指向水保护的践行。水安全教育实际上是水问题的综合素质教育，使人们认清水安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并树立水保护的信心，引导人们严格按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实施水资源的全面保护。第五水现代化和水国际化，它是水教育的拓展内容，指向水规划的践行。水现代化的教育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同时要立足于国家和地区水资源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一些国家解决水问题的基本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高职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水环境教育，就会形成水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能力价值观。

2、满意度调研能促建政社支持系统

通过师生对水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调研，一方面可以了解水环境污染与治理的现状，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学生思考保护水环境的诸多问题：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推进各类面源的污染防治工作，如何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并做好水环境治理的保障工作，如何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并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如果这些问题的对策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那么调研活动就能够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广泛支持，从而在实践中锻炼高职学生的社会能力就成为可能。

（二）满意度调研是培养社会能力的实践平台，促进途径间的交融

1、社会调研有助于提高与人沟通能力

与人沟通能力是指在人际交往活动中，通过谈论、演讲和书面等方式，来阐述观点、增进情感、获得和共享信息的能力。在社会调研活动中，前期小组成员间要就调研方案进行充分沟通；中期收集资料过程中无论是采用问卷法还是访谈法，都需要与人沟通；后期小组成员还要就问题对策与调研报告进行深入沟通，所以整个调研活动离不开沟通。当然，在调研中也会遇到不少问题，如不讲究提问的技巧、不考虑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不会因势利导等。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增强了与人沟通的自信心，提高了自身的沟通能力。

2、社会调研有助于提高与人合作能力

与人合作能力，它是指根据工作需要，共商合作目标，彼此配合，并不断改进合作方式和改善合作关系的能力。在调研活动的各个阶段， 都需要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以及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由于受到父母行为方式的影响和父母的过分溺爱，高职学生的合作能力普遍不高。针对这一现象，可以成立若干调研小组，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考虑人员搭配和组建团队。小组成员既能独当一面，又要求彼此配合，大家通过集体合作完成小组任务并形成优秀的调研成果。通过调研活动，学生们既能体会到合作的乐趣，又能提高他们自身的组织协作能力。

3、社会调研有助于提高解决问题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是指能够精确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案，利用周边有效资源使问题得以解决的能力。社会调研是研究者针对某一社会现象选择某个角度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对策的过程与活动。调研者一方面要有问题意识，另一方面要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了解与认识。高职学生由于理论知识欠缺和知识迁移能力不够，所以他们解决问题能力偏低。通过社会调研，深刻领悟社会现象，查阅相关理论知识，并学会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分析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中去。这样，不仅可以强化他们所学的知识，而且还可以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从而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4、满意度调研促进途径间的融合

水环境治理满意度调研可以实现实践活动与第二课堂互动，能够培养大多数人的社会能力。首先，组建满意度调研小组。加入小组的成员除了能发挥专业特长，同时也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组织沟通能力，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其次，参加实践活动。将对水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调查作为实践项目，在调查过程中可以锻炼他们的沟通、组织能力，促成他们好的劳动习惯的养成和意志品质的磨练。第三，结合竞赛项目。将调研项目与省级以上的竞赛相结合，在竞赛的准备过程中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水环境治理满意度调研可以实现实践活动与第一课堂互动，共同承担起培养社会能力的重任。主要途径是项目化教学。调查结束后，及时整理水环境资源，制作成画册或视频，向社会宣传水环境保护知识。当然，要使画册或视频制作得精致，就必须有专业老师的参与和指导。传媒专业的老师可以将水环境作为摄影或摄像专题制作的教学素材，文秘专业的老师可以指导学生撰写专业画册或视频的文本，英语专业的师生可以帮忙将文字翻译成英文。

四、小结与讨论

高职学生低水平的社会能力已成为其成长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阻碍，这应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虽注意到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短缺给我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对高职学生培养给予政策支持并加以巨大的投入，但是在高职学生的素质提升方面还有很多的施展空间，关键要转变培养观念和行政管理体制，观念变化的落脚点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目前，地方政府中的劳动部门是与高职学院联系比较多的部门，主要负责高职学生的技能鉴定。政府培养观念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直接体现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参与高职学生高素质以及社会能力的培养，如文化部门。

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需要老师们观念的转变，需要老师不仅关注第一课堂，而且要关注第二课堂和实践活动，这对老师的成长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老师能通过合适的项目将几个途径加以交融，从而促进学生社会能力的发展。当然，项目的完成与学生的指导光靠一个老师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教师团队的支撑。高职院校可以在这块做大文章，出台相关奖励政策和措施。

参考文献：

[1]李小娟.高职学生素质能力评价研究[J].教育研究，2013（5）

[2]姜大源.论世界职业教育的主体脉络[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1（11）

[3]高宏，高翔.对我国职业教育中关键能力研究的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11）

[4]王同军.重视社会能力培养 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10）

第15篇

论文摘要：探索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创新模式，从教学设置、组织和管理、教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等方面论述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针对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活动教学目的性和针对性不强、实际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提出在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时要特别注意科学地组织管理，建立良性的运行机制。

1　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第二课堂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目的是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紧密结合在一起。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应联系学生思想的实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对教育目的进行分层设定：第一，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心态看待社会的发展变化；第二，引导学生正视社会发展变化给自身带来的各种影响；第三，引导学生关注、认可社会的发展变化，树立坚定的信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做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的工作，对象是现实的人，是蕴藏体力和智力、现实和未来的劳动者，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和艺术，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通过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发掘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力。从长期的教学实践来看，第二课堂教学就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

第二课堂指的是课外教学，它是第一课堂的延伸，利用课余(课外双休日、节假日、寒暑假)在校内或者校外进行教育活动，第二课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第一课堂的补充、深化、拓展和延伸，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一起构成完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从而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

2　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的方式方法

2．1教学设置。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科学计划和设置第二课堂教学内容和活动形式。针对社会现实中与主流思想理论不合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以及大学生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困惑与偏差，可以组织讨论、辩论赛、演讲会、专题论坛、对话等活动，通过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碰撞，辨明是非曲直，使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深根植于学生的头脑中；针对提高大学生学术水平的问题，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引导、支持各种大学生社团活动、科技活动、学术交流活动等，培养大学生的科研能力；针对大学生实际动手能力较薄弱的问题，可以组织、开展各种勤工俭学、社区服务、技术服务、便民服务等活动；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问题，可通过各种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和指导活动，既可帮助大学生调适心理，又可为大学生道德问题提供预防作用；为使大学生消除对第一课堂正面理论引导的疑惑，更全面地了解国情，可以组织社会调研，使大学生通过身临其境的实践调查，感受社会上积极、进步、健康的一面，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总之，要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课堂的教育教学，科学计划、精心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育教学活动内容和形式，以便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了解社会、体验生活、增长见识的机会。

2．2组织和管理。为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学效果，要对第二课堂活动进行合理安排、精心组织、科学指导和严格管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并非一分为二，各不相干，而是互相渗透、交叉进行的，因此，“第二课堂”作为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完整过程的重要环节，其活动必须置于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与第一课堂的教育教学活动互相补充，形成体系。在第二课堂的各种活动中，尤其要重视对社会实践的组织管理，为保证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效果，避免流于形式，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将部分社会实践活动安排在假期进行，依照课程的基本理论确立调研课题，让每个学生在家庭所在地深入机关、下厂、学校、街道、乡、村等围绕调研课题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写出调研报告为确保学生对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视和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制约理论教学结束后暂不给学生记考试或考查成绩，而将该课程考核成绩的评定放在下一学期，待学生提交调研报告教师批阅后，把调研报告作为评定考核成绩的主要依据这项改革有利于突破传统的政治理论课单纯进行理论讲授的教学方式，和一张试卷定成绩的考试考查方法，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不仅搞活教学，而且可以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扩大学生的政治影响。学生们在调研中对所调研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合理化建议，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大学生在政治上的成熟，促进教与学互动，开阔学生的视野，使他们更全面地了解国情，真实感受社会上积极、进步、健康的一面，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学生返校后相互交流，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学生的调研报告也可为教师提供丰富的社会实际材料，弥补课堂理论教学的不足。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活动的统筹安排和严格管理，做到有目标、有措施、有检查、有考核，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的教育教学活动落到实处。

2．3教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评估及信息反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育教学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要与教学管理部门合作，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估体系(包括评估指标、评估办法和评估程序等)，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育教学的成效进行评估；还要与学生管理部门合作，构建迅捷畅通、灵敏准确的反馈机制，以便使教师充分掌握学生在校期间思想状况及行为，以及就业后一定时期的思想状况、社会行为等有关信息。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估和把握有关信息反馈，及时调整、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的教育教学，从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最优的育人效果。

2．4“第二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第二课堂”方式、方法应该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就理论层面的问题，可以案例讨论、辩论赛、演讲会、知识竞赛、情景模拟等方式；就社会实践层面或理论与实践结合层面的问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区服务、便民服务、勤工俭学、智力扶贫、社会考察、社会调查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缩短教师与学生的心理差距、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2．4．1案例讨论。案例讨论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某个典型的事例进行分析和解答，使学生掌握某一方面的理论和知识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包括典型案例选取、案例下发、学员阅读并撰写个人分析报告、小组讨论和汇总、课堂交流，思想碰撞、教师总结等程序。在案例讨论中始终贯穿的主题是“我是如何理解的?”和“如果是我，我怎么做?为什么?”要求学生的答案必须是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其实质就是通过有效的小组讨论来引导学生的思路，逐步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使学生能够运用已学习过的概念、原理分析现实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概念、新的思路。因此，案例讨论比仅仅看教科书，听教师课堂讲，更加生动、真实，便于理解。

2．4．2情景模拟。这是一种由老师围绕教学目的，设立一定的情景，组织学生扮演事件中的角色，生动再现现实生活的具体活动。情境模拟教学的突出特点是：真实、典型，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过这种活动的开展，让学生身临其境，理解教学内容，进而展开讨论和分析。通过情景模拟，能够使学生跳出自我，看到自己认识上的偏颇与不足，解开自己认识上的疑难，矫正自身的不良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全面地看问题，实现自我教育的目的。

开展情景模拟教学时，要注意教学环节的科学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情景模拟教学，包括以下6个环节：设计情景模拟教学方案(必要情况下准备模拟器材)、公布模拟课题与背景资料、分配模拟角色与演练任务、模拟演练实施、模拟效果(结论)交流和教师讲评。

在教学准备上，要充分周密而且富有创造性。教师在课前根据相应的教学内容富有创造性地设计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的相应的模拟活动，同时要熟悉模拟事件发生的一般过程，能够预见到模拟演练展开后可能出现的思想分歧、不同结论和有关困难，对于比较复杂的模拟教学情景，还应仔细分析不同角色的地位、作用、处境及应当具有的能力。

模拟教学法不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这种教学法的实施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多变。从教学目标上看，模拟教学法可以是通过设置模拟仿真情景使学生从模拟演练活动得出结论的知识再造式，也可以是通过设置模拟仿真情景使学生在模拟演练活动中对所学知识的自觉运用(学以致用式)。从服务于教学内容的需求来看，模拟教学法可以是角色模拟法、决策模拟法等。角色模拟法是指创设一定的新情景，让学生模拟扮演情景中的角色，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练习方法。

模拟教学法的关键在于教师能够根据相应的教学内容，对教材进行深入挖掘，设计出适合学生特点的而且学生感兴趣的模拟活动，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思想政治课教师之间可以用“头脑风暴法”，发挥每一位政治教师的聪明才智，创造适应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模拟教学活动库，实现资源共享，为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时效性而努力。

2．4．3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利用假期休息时间走出学校，深入社会，了解和认识社会，从而使学生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决心。学生将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资料，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写成调查报告，交任课教师评出等级，作为学生学习成绩的一部分记入学生成绩档案。

社会调查法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等。在老师帮助下，学生掌握这些方法的含义、作用、基本原则、特点、一般过程和调查的技巧等。学生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用这些原理和方法来进行现实的调查。通过社会调查的实践环节，不仅使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调查方法，更能够使学生通过调查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提高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学校应把第二课堂提高到与第一课堂并重的地位，而不是把第二课堂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要充分认识到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系统工程中的重要部分。针对现在教师对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欠缺积极性的问题，建立激励机制，划拨专项经费，对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状况进行竞赛、评比、奖惩，教师在进行第二课堂的教学时要记入其工作量，第二课堂教学的报酬应与第一课堂的报酬保持一致，以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