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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记谱法 精确性 模糊性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也是声音的艺术。在时间中的流逝和“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①的存在,正是其基本属性的反映。因此,人们不断尝试用各种手段来“固化”音乐,期望通过特定的方式记录音乐的各种要素,使之具象化,以达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中,传播、交流、学习、欣赏、分析和研究音乐的需要。记谱法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这一愿望而不断努力的过程。记谱法是认知和重复音乐的一种手段,使人能够间接感知音乐。自1887年爱迪生发明录音技术以来,人类能够直接感知所记录的音乐,录音技术也被看作是另一意义的“记谱法”。但时至今日,数字音乐与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并不能取代记谱法的功能和作用,各类记谱法仍在音乐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任何一种记谱法都不能详尽地记录音乐,但1000多年来的不断实践和变革,记谱法的系统性、规范性、科学性以及普适性和简明性等方面得到极大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音乐的基因和命运。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克雷格·莱特(Craig Wright)所说的“西方古典音乐是在世界各种音乐中唯一一种几乎完全依赖记谱系统的音乐”。②因此,研究记谱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记谱法体系中精确性与模糊性特征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记谱法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不断渐进的过程,走过了一条与大多数方法体系相类似的曲折历程:从无到有,从模糊到精确,从单一到多样性。并且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记谱法,都是与当时的音乐实践相适应的,也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音乐实践服务的。如我们熟知的五线谱,从17世纪基本定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它所提供的“信息量”可满足当时音乐家们的需求,成为“共同写法时期”最理想的记谱体系。以五线谱记谱法为基础,构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丰富的音乐资料,极大地促进了欧洲音乐和世界音乐的发展和交流。同样,伴随着20世纪以来现代音乐对于以统一和共性为特征的传统音乐的探索与突破,和声、节奏关系的日趋复杂、自由,作曲家对音高与节奏两个要素之外的力度、音色、奏法等难以测定其精确“数据”的日益重视,出现了许多新的符号体系和记谱法体系。其中一些记谱法体系突破了传统记谱法音高、时值的严格限定,向着多维及模糊发展,甚至在某些流派的作品走向了记谱法的自我否定。这些新符号和记谱法体系记录了新风格的音乐,同时也是新的音乐风格的写照。记谱法的变革充分体现了音乐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进程。
一、记谱法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
我们的音乐生活中不仅存在着有乐谱的音乐,同时还有无乐谱音乐。口头音乐和即兴音乐都是没有乐谱或不依赖乐谱而存在的音乐。无乐谱的音乐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纵观世界各地的音乐及记谱法的起源,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限制,早期的音乐形式结构简单,数量较少。如无文字时代的史前人类音乐、印度古老的吠陀音乐、非洲帕巫尔族的音乐、中国某些民间吹打乐等。其中大多是以声乐为主的单声音乐,如古希腊音乐、我国的《诗经》,都是以诗歌格律为依据的声乐作品。欧洲音乐中,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歌唱都是完全靠记忆,到了查理大帝时期,为了有利于推广格里高利圣咏的发展而促成了记谱法的发展。口耳相传、口传心授的形式是这一时期音乐传播传承的特征,也是能够满足和适应此类音乐传播传承需要的方式。
其次,由于人们对音乐的不同认识和追求。演奏、演唱者无须通过乐谱中介,而直接将赋予审美意义的音响从心中宣泄出来,成为即兴音乐。这种情况从古到今,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如欧洲巴洛克时期的即兴演奏的音乐、美国的乡村爵士乐、世界各地的民歌等。即兴音乐的存在表达了人与音乐最直接的关系,“聆听者所感受的音乐也是生命信息毫无散失的真正原声”。③
无乐谱状态的音乐的传播和传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和随机性,受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生活多重因素的影响。这种传承的不确定性和音乐本身的模糊性的强化,促进了乐谱的产生和发展。当然,无乐谱音乐带来的人性的真实,形式的自由,即兴和个性化的表达对音乐诠释的魅力,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人追求的艺术理念之一,也是记谱法模糊性特征最早的思想来源。无乐谱音乐,在音乐整体中所占的比例较少,不是音乐发展和存在的主流。
有乐谱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的主流,因其适应了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需求和变化。我们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
记谱法作为一种备忘和记录音乐的工具,能够给予人们必要的提示。这种提示与备忘的需求在音乐教育和传承中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欧洲宗教音乐,还是我国古代文人音乐中,教育(或传承)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记谱法的产生和发展。如大约公元1025年,来自意大利阿莱佐的僧侣圭多所发明的一种六音体系以及我们熟知的唱名的原型Ut、Re、Mi、Fa、Sol、La六个唱名,都源自宗教的传承和教育。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和专业化教育的发展,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的统一和精确是现代教育广泛性和平等性的体现。记谱法及其精确性特征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精神实质与需求。
虽然不同的民族、地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哲学思想的引领下,记谱法的发展走向不同。但追求音乐记录手段的不断提高,音乐从模糊到清晰的这一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如我国西汉时期的“声曲折”到文字谱、欧洲中世纪的纽姆谱到五线谱的过程等。而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记谱法,有时也有惊人的相似。如相传14世纪出现的藏传佛教寺庙中使用的“央移谱”与11—12世纪的欧洲宗教音乐中使用的“纽姆谱”,均使用不同颜色的平行线条来表示不同的音高。这一相似现象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特征的体现。
二、记谱法的发展是音乐自身发展的体现
早期的音乐形式结构简单,数量较少,主要是以声乐为主的单声音乐。随着历史的发展,音乐本身的复杂性、音乐作品的数量在增加,依靠大脑记忆的口传心授式传播传承就显得非常困难了。于是各种类型的记谱法应运而生,并随着音乐复杂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发展。
音乐主要存在于两个维度中,即音高的轴和时间持续的轴。现代五线谱就是这两个轴的完美体现。在欧洲音乐中,音高体系与节奏体系的精确性发展有着清晰的历程。
音高体系的发展,促进了纽姆谱的符号的完善,11世纪,纽姆谱出现了具有革命性的第一条线,标志着纽姆谱从无音高体系到有音高体系的转变。随后圭多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四线谱,为五线谱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单声音乐向多声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复调音乐的出现客观上推动了乐谱精确性的发展。复调在时间上的音高差别,必然要求记谱法在符号体系上做出相应改变。不同形状的纽姆谱符号的使用,体现了节奏体系开始由定性节奏向定量节奏的过渡。音高的标记比节奏的记谱早出现250年④,但节奏体系较之音高体系更显理性思维的光辉。“有量记谱法”(mensyral notation)开始了记谱法体系由模糊性向精确性的历史转变,即更注重定量法和逻辑思维。“有量记谱法”处于当时其他领域有关测量法和定量法发展的最前沿。以音高的轴和时间持续的轴,成为西方文化中的第一张图表。⑤因此,有人认为节奏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记谱法的发展史。到17世纪五线谱基本得以定性,记谱法的精确性达到一个高峰。
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些,中国古代使用最为广泛,且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记谱法——工尺谱也到达了繁荣时期。“我国工尺谱是明清以来在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记谱工具,它的前身是宋代的俗字谱。”⑥我国明朝为14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公元1368—1644年)。
以上述表格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欧洲音乐的发展历程与记谱法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十二平均律和节拍器的使用将音高体系和节奏体系推向了精确化高峰,虽然节拍器的使用一直被人所争议,如贝多芬的部分速度标记。
三、记谱法的发展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体现
科学技术发展对音乐的影响无处不在。科技的变革,促进了记谱法的发展。如现代音分值与十二平均律的计算依赖于对数的产生。记谱法中节奏因素的精确化,很显然与计时技术、工具的精确化密不可分。“有量记谱法”得益于当时其他领域有关测量法和定量法的发展。节拍器的使用带来音乐速度的精确化。1450年左右,“白色有量记谱法”(white mensural notation)取代了“黑色有量记谱法”,恰恰印证着15世纪中国造纸技术在欧洲的推广,即便宜的容易洇墨的纸张取代了昂贵羊皮纸。同样白符头到最终黑符头的转变,依赖于造纸技术的发展。微分音的使用离不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更不用论述电子音乐、随机音乐等20世纪音乐流派与科技的关系了。
四、记谱法的发展受多元文化发展的影响
人类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民族、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19世纪以来,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世界交流、开放和互融的程度不断加强,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种沟通和交流变得日益普遍和快捷。但族群矛盾、族群身份、族群性、国家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族群冲突成为许多地区动乱的根本原因。音乐文化也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无论是欧洲音乐解构,还是世界音乐观念的确立,都带来了新的思想理念和音乐形式的飞速发展。记谱法也由五线谱为主体的状态向着多元化发展。记谱法精确性的特征,受到多种思潮的挑战,向着多元化发展。
各种新的音乐流派、作曲手法以及记谱法、符号体系的出现到20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如大量微分音、各种极限的节奏、速度、力度和新音色的使用,有时甚至超越了人耳和思维的接受能力。而以电子音乐乐谱与图形化乐谱的使用为代表,则体现了记谱法精确性与模糊化的极致追求。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浪漫主义、新表现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流派的崛起,以及机遇音乐等“激进”流派的“淡出”,特别是电子音乐、电子乐谱的兴起,精确记谱法又呈现出更加鲜活的面容。这些理论方式的改变,带来了艺术创作空间的自由性与丰富的变异性,在特定的文化发展背景下,展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同时,随着民族意识的崛起,世界民族音乐不断得到重视和繁荣。在不同的文化传统、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传统音乐文化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如我国,在认识和学习传统音乐及记谱法的时候,精确性特征与模糊性特征的争论一直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以杜亚雄先生为代表的民族音乐学家,围绕中国乐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阐述,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争论。学术争论的主要焦点就是关于“中活西死”的辩论,即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模糊性与欧洲音乐中的精确性的差异和关系的辨别。这场辩论推动了民族音乐在文化思想层面的研究;促进了民族音乐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将民族音乐理论和欧洲音乐理论放在同一个研究平台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记谱法的发展承载了社会、文化与音乐发展的历程。欧洲音乐记谱法的主体是精确化的充分体现。我们需要树立历史和多元文化的观念,了解认识音乐及记谱法的发展,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本质特征以及教育发展,才能有科学和理性的认识。
注释:
①于润洋.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J].文艺研究,1996(5).
②⑤⑦克雷格·莱特.早期记谱法和西方音乐的测量法[J].余志刚,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2).
③臧艺兵.记谱法的变更对中国音乐传承传播的影响[J].中国音乐,2000(3).
④“音高出现于公元 900 年前后,但是节奏的指示直到公元 1150 年才在西方音乐中第一次出现。”克雷格·莱特.早期记谱法和西方音乐的测量法[J].余志刚,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2).
⑥陈泽民,编.曲广义,译.工尺谱入门[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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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足球;特征变异;规则演变;辩证关系
足球运动的起源
足球运动是一项古老而又源远流长的体育活动,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一种球类游戏“蹴鞠”。现代足球起源地是在英国,是来源于12世纪前后他们和丹麦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结束后英国人看到地上有丹麦士兵的人头,当时,由于英国对丹麦士兵非常痛恨,便踢起了那人头。到19世纪初叶,足球运动在当时欧洲及拉美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已经相当盛行。
足球运动的特征变异与规则演变的辩证关系
2.1足球技战术与足球规则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
足球比赛中,球队技战术的运用是根据双方的客观情况而采用个人的行动和集体配合的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战胜对手。而规则制定的目的就是保证足球比赛合理顺序的进行。如果比赛中出现不平衡的情况,赛后,就需要通过修改规则、附加条件使之平衡。规则中“越位”的产生,就是随着场上球队使用的战术而产生的。1862年,对采用“九锋一卫”之阵型,也就是进攻队员大大多于防守人数,造成攻守的不平衡,严重阻碍了足球技战术的健康发展。为了达到攻守的平衡,限制进攻队员的进攻,这样“越位”规则应运而生。
足球比赛中点球规则的制定和金银球制胜规则的实施也都是为了有效的实施足球技战术,而进行的规则演变。
2.2裁判员与足球规则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
足球裁判是足球规则在绿茵场上的解释者和执行者,在比赛中,判罚的结果一般具有不可逆性,是足球场上的“法官”。从起源阶段的简单控制比赛时间、是否进球,一直发展到现在,对足球规则精神的体现与规则发展方向的指导,体现的是一种公平,公正,合理的判罚尺度。
现在足球比赛中误判、漏判会时常发生,这些判罚的出现会扭转整个战局,甚至还会造成球迷暴乱发生流血事件,如在比赛中,领先一方会采用拖延时间战术,若此时裁判放宽判罚尺度就会造成比赛的索然无味,而如果此时裁判能够果断警告领先方,就会使比赛更加精彩激烈。另外伤停补时规则的出现也是对裁判的一种控制,以免造成裁判无休止的延长比赛。
现在足球比赛中增补了比赛监督和第四官员,就是为了适当的控制裁判的执法尺度的水平,维持公平,公正,合理的执法原则。另外国际足联又规定执法国际A级比赛的裁判必须在45周岁以下,就是考虑到足球是一项体能消耗很大的运动,执法一场好的比赛需要强大的体能作保证,这样可以减少误判和漏判的产生机率。
2.3运动员的体能与足球规则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
足球比赛产生之初并没有对比赛时间进行特别的规定,一般是比赛进行到双方队员没有体力再继续踢球为止,这样做的结果是:比赛既不精彩,又使运动员在长时间的剧烈运动中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根据现代运动生理研究表明,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进行剧烈运动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时间是大约在120~130分钟之间,而持续过渡的超负荷运动,则会有害于身体。因此,现行规则规定,全场比赛为90分钟,分为上、下各半场(45分钟/半场),中场休息15分钟,如果90分钟内(实际上,足球比赛中的有效时间远低于90分钟)。没有决出胜负,则须再进行30分钟加时赛。虽然,除去受伤倒地进行治疗、发球、捡球的时间,实际比赛时间不足120分钟,但据研究表明:一个足球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场上的跑动距离是将近万米,这是其它运动项目难以相提并论的。
足球规则还规定,足球比赛时,每队只能更换三名队员(除友谊赛,特殊比赛外)。在第14届意大利世界杯赛上,由于许多场次进入了加时赛,最后又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这样国际足联又作出了一项新规则:规定互罚点球的队员,只能是在加时赛结束时还在场上的球员,其中包括守门员。这样对运动员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4科学技术发展与足球规则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
当今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与足球相关的器材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也使规则对运动器械的规定,不得不提出更高的要求
足球比赛中最主要的用具就是足球,起初的足球比赛对球的重量、大小、材质等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只要是能充气的囊就可以,但是随着足球比赛的不断发展,球已经成为比赛的焦点。因此,在规则中规定足球的规格也就成为必然。所以,为了适应比赛的需要,就必须对球的重量、周长、压强进行有效的规定。目前,比赛的用球具备了不吸水,能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不易变形的特点,更能使球产生强烈的旋转有利于进攻。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运动员的自身装备也不断发展,比如:球鞋、球袜、护腿板等,这些物件既能有利于运动员技术的发挥,又能对运动员起到保护作用,但同时也对对手形成了一定威胁。
同样现代的高科技产品也用到了裁判的执法当中,比如:裁判的耳朵上戴有耳机,其主要目的就是可以及时与边裁交流,对于一些主裁看不到的“盲区”,边裁可以给予提醒,有利于主裁的正确判罚。
结论
任何一项运动都有其特有的规则和运动特征,只有遵循了它的比赛规则和运动特征,才能使此项运动得到长久发展。足球就是遵循了它自己独特的专项特征和游戏规则,才成为“世界第一运动”,为世人所爱戴,所崇尚。从古代“蹴鞠”运动是为宫廷官员享乐,而组织的活动,到现在为全球人类都带来欢乐和激情的比赛,足球无不把其自有的特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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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是指不动产物权的得丧变更需符合何种法律要件方能发生效力的规范模式。虽然各国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各异,但公示原则和公信原则始终是各国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国外立法模式
1. 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以萨维尼物权行为为基础理论,形成了形式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该模式认为在不动产转让中,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不动产交易合同仅使双方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不动产物权必须经过登记方能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经过登记后的物权行为即使债权契约无效,买受人仍可享有对不动产的所有权,也就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彼此独立,互不影响。
2. 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实行意思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法国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价金尚未交付,买卖即告成立,标的物所有权即依法由出卖人转移于买受人。因此,此种立法模式认为不动产物权全凭当事人的债权意思而发生变动,无须以登记作为其成立或生效的要件。
3. 以《瑞士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实行折中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该立法模式一方面将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另一方面认为如果不动产交易债权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物权变动行为原则上也是无效的。
(二)我国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
我国法律虽未明确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但学界一般认为我国不动产的物权变动更偏向于折中主义模式。不动产物权变动并非当事人合意的直接效果,即当事人的合意只能发生债权效力。要实现不动产的物权变动效果,必须要通过登记这种特定的公示形式方能实现。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可看出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同时也是不动产物权依法获得承认和保护的法律依据。
(三)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公示原则和公信原则
公示原则是指物权变动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可从外部查知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通过公示将物权变动表现出来,那么该变动就很容易给第三人带来损害,影响公平合理的交易秩序。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登记是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即不动产物权变动必须在专门的登记机关进行法定登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保证第三人通过法定登记了解物权变动的事实,对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具有积极的意义。
公信原则是指当事人信赖公示的正确性而为一定行为,即使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相符合,也不能对物权变动效力产生影响。因此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人被推定为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凡善意信赖登记的表象而受让不动产所有权的,即使不动产登记存在瑕疵,善意受让人的权利仍可得到法律的保护。
公示原则的作用是使人“知”,公信原则的作用是使人“信”,如果当事人进行房屋买卖交易,但却未进行过户登记,在法律上并不承认发生了不动产物权变动效力;如果当事人已经在形式上进行了过户登记,但因临时改变让与的意思表示而未发生买卖行为,在法律上却仍然承认发生了物权变动效力。
二、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
不动产物权登记,是指经登记人申请,国家有关登记部门将有关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事实。不动产物权登记具有公示力强、规范度高、查阅方便等特点,因此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物权效力
不动产登记制度具有一定的物权效力,不动产权利经过登记被赋予了法律效力,受到国家的确认和保护,可以对抗权利人以外的不特定主体的侵犯。由于各国法律实践和社会发展不同,其对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物权效力的规范也不尽相同,主要分为登记要件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地券交付主义三种模式。
而我国在不动产登记物权效力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统一的模式,现行《物权法》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采用登记要件模式和登记对抗模式相结合的原则。我国坚持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在不动产物权变动对第三人效力的问题上,我国坚持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原则。
(二)不动产登记机关
国外立法体例大多规定在一国之内或一个统一的司法区域内实行统一的不动产机构登记,这样可起到管理交易信息、维护交易秩序等作用。如英国由政府下属的管理全国的土地管理局负责土地登记事务,德国把地方法院下属的土地登记局作为不动产登记机关。
目前我国除上海、广州等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仍实行分散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主要由不动产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登记部门负责。有些地方房屋和土地分别由房产和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和登记;有些地方房屋和土地虽然实现统一,但在管理机构合并前,房屋和土地登记机构分别进行了房屋登记和土地登记,由于整合信息有较大难度,因此仍采用房屋和土地分别登记制。
不动产分散登记模式具有诸多弊端:第一,登记机关不统一,容易造成各登记部门职责不明,协调工作困难迟缓,受各自利益的驱动,部门之间容易出现扯皮闹矛盾的情况;第二,不动产登记机关的分散无形中增加了不动产权利人的负担,针对一项不动产可能需要去很多部门进行分别登记,妨害了不动产物权交易秩序的顺利、快捷发展;第三,不动产交易当事人在分散登记模式下获取信息相对困难,其必须到不同的不动产登记部门方能全面掌握不动产的交易信息,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地不便。
正是介于不动产分散登记的诸多弊端,我国正逐步尝试进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由国土资源部门作为不动产的统一登记机关,通过统一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等信息,从而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以期推动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良性发展。
(三)不动产登记赔偿制度
不动产登记赔偿,是指因不动产登记错误,即登记的权利状况与真实状况不一致,导致不动产权利人或善意第三人权利受损时,由相关主体进行赔偿。采用不同的不动产登记模式的国家在不动产赔偿方面也有所不同,德国的赔偿制度分为国家赔偿和公证员职业责任保险 两个部分,而法国则根据过错责任由不同主体进行赔偿,登记员只对其登记过错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应承担登记错误给权利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但由于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具体的不动产赔偿程序和赔偿费用来源,因此关于不动产的赔偿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地适用。
三、不动产交易合同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关系
(一)我国立法现状
《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不动产物权转移不仅需要双方签订书面协议,而且须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如仅有双方书面协议,即使已交付给买受人不动产,也不能发生物权变动效力。
不动产交易合同基于出卖人和买受人转移所有权的合意而订立,并不必然和登记效力联系在一起。登记不是针对合同的行为,而是针对物权变动所采取的公示方法,因此如果未去办理登记的当事人就物权变动达成交易合同,则此合同在法律上仍具有效力。
(二)不动产交易合同纠纷的处理
1. 当不动产交易合同不具有《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而当然无效时,应将不动产予以返还,造成损失的,由过错方承担责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应追缴所得不动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损害他人利益的应给予赔偿。
2. 当不动产交易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时,若未办理过户登记的不动产被卖给已办理过户登记的第三方时,合同违约一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当事人双方订立买卖合同后,合同就已生效,如果未办理登记手续,从法律上看房屋所有权并未发生移转,但买受人基于有效合同而享有的占有权依然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当合同一方当事人发生违约行为时,应赔偿另一方损失,或办理不动产移转登记。
四、对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制度的建构与思考
(一)制定统一的不动产法
我国目前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规制不甚统一,法律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之间存在不少冲突和矛盾,这对正确适用不动产物权变动制度非常不利。因此需制定统一的不动产法,加强程序规则的修订完善,使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则和原则具体化、规范化、科学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权利人利益,更好地维护不动产的交易安全。
(二)丰富不动产统一登记规定
虽然我国已确定以国土资源部门为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但对登记程序、职责整合、信息查询等规定尚不完善。因此应不断丰富统一登记的具体规定,通过制定规范化的不动产登记标准,将不动产“多头登记”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整合。同时还要确立完善的不动产信息查询机制,公民可对不动产登记信息进行全面、快捷地查询,从而实现对不动产交易风险的有效管理。
(三)完善不动产登记赔偿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对不动产登记赔偿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在具体实践中很难操作,这必然导致实务中产生较多的法律纠纷。因此需进一步完善赔偿制度,将国家财政资金引入不动产登记赔偿机制中来。同时可尝试在登记机关内部建立专门的不动产登记赔偿部门,设立专门的赔偿基金,规范赔偿受理程序,从而更好地维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利益。
五、结语
不动产规制管理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要建构完善科学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制度,就应采百家之长,兼收并蓄,汲取各国立法体例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应结合我国国情,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推动不动产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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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故事新编》;历史书写;特征
关于《故事新编》的文体归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是关于历史书写的小说,早已公论。所谓“故”事“新”编,就是指对经典文本的再次创作,在鲁迅的笔下这种再创有着独特特征,突出表现在强烈的现实关怀,古今杂糅、时空交错,对圣贤、先哲、权威们的消解与否定。
一、《故事新编》具有的独特特征
1.强烈的现实关怀
《故事新编》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不是一时冲动、空穴来风,都有一定的现实考量,凝聚了鲁迅对许多问题深入、持续的思考,充满了浓烈的现实战斗激情。如,《补天》中的“小东西”满嘴仁义道德,却从事着男盗女的勾当,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却是肮脏龌龊;《铸剑》中的国王凶残毒辣,群臣无能无聊,看客麻木愚昧;《理水》中文化山上“学者”卖弄学问,丑态百出,所谓“大员”在大灾面前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搞“品尝宴会”;《非公》中所谓的募捐救国队,以救国为名,大肆搜刮;《采薇》中的小穷奇实为强盗,却美其名曰“恭行天搜”,流氓无赖相十足;《出关》中所谓“优待”老作家和“提拔新作家”,实为剥削者常用的一种欺骗宣传手段;《起死》中出现的“保甲”“上流文章”都有所指,这些现象都有现实依据,加入这些现实因素,既实现了对时弊的针砭,又增强了文本的杂文味和现实战斗性。
2.古今杂糅,时空交错
《故事新编》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没有完全忠实历史,也没有按照历史事件本身及其过程作表面上的铺陈,而是深入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精神深处,通过古人古事的“重演”,折射出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若干“影子”,让“现在”与“过去”浑然一体,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循环往复。这种处理历史与现实的方法,既高于历史又高于现实,自由地穿梭于“过去”与“现在”,在历史中审视现实,在现实中体验历史,从而达到对历史全新的理解和阐释。
3.对圣贤、先哲、权威们的消解与否定
鲁迅对历史典籍中的英雄、圣贤和权威们持否定态度,眼光是俯视的,这根源于其对中国历史、历史书写者以及历史文本的怀疑和深刻认识。《故事新编》中所描写的人物不是历史上的先贤与圣哲,就是传说中民族精神的化身和典型,但是在鲁迅“俯视”的视域内,他们风光不再,脱去神圣衣冠,着陆现实人间,经历常人才有的无聊、无奈、寂寞、悲伤、屈辱、尴尬和伤害。
《故事新编》中八篇小说的取材都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审慎选择、精心设计的,在精神内涵上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脱冕”,让这些圣贤、先哲、权威们平凡化、凡俗化,让他们在人间遭尽洋相,神圣形象消解殆尽。这种“脱冕”,在完成了对他们消解与否定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文本、中国历史的消解与否定,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所代表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历史文本的正统,是中国历史的根源,对前者的否定与消解,也就是对后者的否定与消解。
虽然把《故事新编》归档为历史小说遭到很多人反对,但毋庸置疑的是《故事新编》书写历史的方式对我国现代历史小说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追求历史精神的神似、借古人之事浇心中块垒、以古讽今,还是艺术手法上的油滑、反讽、戏拟等都让后起者群起模仿借鉴。
很多作家开始从事历史小说创作都是受《故事新编》启发,比如,郭沫若、矛盾、郁达夫、冯至、王独清、废名、聂弩、秦牧等。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受《故事新编》启发所创作的历史小说,难以尽数,就是当代文坛风光一时的“新历史小说”也不能说和《故事新编》没有干系,《故事新编》的影响可见一斑。
二、故事新编带有的局限性
《故事新编》为现代历史小说的繁荣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也遗留了一些“祸根”,这些“祸根”在现代历史小说中迅速蔓延,使其带有很多局限。主要表现在:
1.功利观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故事新编》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文本中摄入很多现实事件和人事纠纷,这是创作《故事新编》的原动力之一。这种功利观在后来的历史小说中得到过度的发挥,为了讽今,随意篡改历史,盲目比附,牵强附会,甚至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和无理谩骂,既侮辱了历史,又糟蹋了现实。
2.消解历史
从《故事新编》文本叙事中可以发现,鲁迅有意改写历史文本和历史人物,把这些人物彻底现实化,退去他们身上的神圣光环,消解他们的神圣性,从而达到对历史的解构和否定。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是解构中有建构,可惜后继者没有做到这一点,对历史完全否定,过分偏激,让我们无本可依,最终导致民族精神的
涣散。
《故事新编》只是包含了“祸根”因素,在文本里不是很突出,只是后继者把这些弊端突出化了,瑕不掩瑜,《故事新编》在现代历史小说史上的地位无法撼动。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富华.历史的消解与重构:略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07(02).
关键词:水边恋歌;水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01-01
水作为一种古典意象,代表阻隔和相会,分别体现了禁忌生命和表现生命的内在矛盾,水意象分别指向两种不同的水边恋歌,即:
阻隔―水与原始的两性隔离―禁忌生命―礼―思念之苦
水与生命―水与原始的性放荡―表现生命―恋之欢愉
从水意象所指向的两个方面出发,笔者将国风中出现的水边恋歌抽离出来,进行比较,从这个角度来探寻《郑风》水边恋歌的独特之处,从而窥视郑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并试探究其形成原因。
一、《郑风》水边恋歌的独特之处
(一)从水――禁忌生命角度出发
在人类社会初期,为了避免狩猎集团内部为争夺女性而发生纠纷,上古人类实行过生产季节的两性禁忌与隔离制度,他们意识到水的阻隔性,便以水作为性禁忌。加之原始经验的不断重复,作为一种顽固的礼俗积淀下来。在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影响下,水甚至成了礼的象征。《白虎通》云:“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黄永武先生说《周南・汉广》:“汉水太广,不能潜泳而渡;江水太长,不能乘筏而达。这茫茫的长江,荡荡的汉水,暗比着情爱追求的鸿沟天堑,这鸿沟天堑就是男女交际间的自我约束的礼。”在这些水边恋歌中,男女几乎都只是隔岸相望,互诉衷肠。
楚国的云梦泽、汉水之滨,卫地的桑间濮上、淇水岸边,都是男女恋爱集会的地方。《周南》里写水边恋歌的诗篇,都是从男子口中诉说爱慕与思念,且多用起兴,含蓄内敛,而各个诸侯国采集的诗篇中多有侧重女子视角与心理,如《{风・柏舟》、《卫风・有狐》,较为开放,受礼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然而其中《郑风》又有不同。首先,《郑风》中的女子有让人眼前一亮之感,她们率真,活泼,勇敢而不受拘束,不再只是“心之忧矣,之子无裳”的哀伤软弱。女子甚至会略显泼辣对男子说道:“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其次,《郑风》的水边恋歌多用赋的手法,直接坦白,有“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的大方,有“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的嗔怒,十分生动,清新,打破了一种哀愁的基调和含蓄的风格。
(二)从水――表现生命角度出发
水一方面作为禁忌,一方面又是生命的象征。人破羊水而出,水与生命繁衍联系在一起,自然也和联系起来。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水生神话如《拾遗记》中“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在《吕氏春秋・古乐》里还有“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的记载。上古人类在长期性隔离后有性放荡节日,一般是在过了狩猎期的春天水边。在《周礼・媒氏》里还有对此放荡节日的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二、形成原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
郑国地处中原,土壤疏松,易于耕种,位于黄河下游,是河流、湖泊、丘洲分布的集中地之一。广阔的平原易使人心胸开阔,而河流众多利于灌溉和农业生产,生活上能够丰衣足食,而追求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与愉悦。“和伏羲帝殷商东周以来累世据为重要都会的河南接近,因此民俗也就和其他各国不同了。男子好骑马试剑,女子好游乐社交,这是他们民族底共同之点。”
(二)政治环境
东迁后的郑国藐视礼法,周礼王化在这里已经弱化。郑庄公时期“射王中肩”,公然挑战周王朝的权威。《国语》里也记载:“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郑人受到周代的礼法影响较小,民风更为开放。
(三)经济环境
郑国位于济、洛、河、颍四水之间,为往来商贾必经之途,有利于经济和商业的发展。然而又由于地处于大国夹缝之间,商业对于郑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郑国对商业十分重视。《左传・昭公十六年》:“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毋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商人获得了自由的地位,有了特定的保障,利于商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的发展还带来了郑地新兴音乐的发展,郑声作为一种地方曲调,其特点激越活泼,周王朝雅乐不同。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保暖则思欲,《郑风》中作品多“”。
尽管《郑风》中多诗,却更透着一股原始的朴实与真挚,折射出人类心灵深处本质的东西,如一股清新畅快的风,呼啸而来。
【关键词】河流泥沙 水文方法 Mann-Kendall检验法 小波分析
1我国河流泥沙现状
我国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积占我国总面积的38%以上,大量的水土流失不仅造成土壤退化严重,而且也使得河流泥沙含量变大,全球多年平均输沙量大于100×106t的河流有25条,中国就有9条。这些泥沙在中下游江河湖泊的淤积与近年来频发的大范围洪涝有直接关系。
近年来.我国各流域洪水灾害普遍出现“小流量高水位”的现象,同流量下水位不断抬升,并呈逐年加重趋势。小水大灾、灾害频率加剧,损失重大。事实说明,除人类活动影响及防洪意识、防洪工程建设和防洪管理等方面依然欠缺外,泥沙问题是加剧洪水灾害的直接原因。河流具有输沙能力,水流、泥沙交织在一起,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突出表现为大区域内泥沙输移规律改变引起不适当位置的累积性冲淤。人们通常只认识到洪水灾害的严重性,却常常忽视泥沙对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其实,泥沙输移是造成河道行洪能力恶化的主要因素。河流是一个动态的反馈系统,河床和水流以泥沙为中介互相作用,河流局部水沙条件变化时,容易导致泥沙输移状态的改变,从而引起河流内更大范围水沙状态的调整,甚至促成和加剧洪水灾害。而且,泥沙具有累积效应,由于近年来植被破坏、气候变化等影响,流域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使得泥沙输移状态更容易诱发并加剧洪灾。从目前来看,河道、水库泥沙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难题之一,是我们面临的一大科学难题,因此,要更近一步的揭示水沙关系的特征以及求相应的解决方法是泥沙研究的第一步。对水沙的时空演变特征的研究,对有效应对区域、流域水沙带来的灾害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2水文学研究水流沙的方法
水沙关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涉及到水文学、水力学、地理地貌学及社会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问题。由于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近年来因泥沙输移变化引起江河水沙灾害加剧的现象也越发严重,开展水沙相关规律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中,对保护生态环境、防洪减灾及河道科学利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气候变化、大型水利工程修建、城市工农业生活用水的增加及水土保持措施等因素影响,对水资源利用迅速增加使得许多河道来水来沙变化过程更加复杂。研究河段水沙变化特征及原因,对于揭示该河段水沙变异和河床演变机理十分必要。
首先,使用Mann-Kendall检验法分析各站点水沙变化趋势及突变点,Mann-Kendall检验法是世界气象组织推荐并已广泛使用的非参数检验方法,该检验方法不需要样本遵从一定的分布,也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扰,适用于水文、气象等非正态分布的数据,计算简便,可分析径流、输沙量等要素的趋势变化;利用线性回归法进行趋势分析,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然后,对于变化周期的研究中,水文学研究的对象一般是与时间序列紧密相关的实际观测资料,如降雨、径流、蒸发等。水文资料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同时水文又是一种自然现象,所能观测搜集到的资料相对较少,信息量十分有限。常规方法很难对其发展变化规律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小波分析的出现,以其多分辨率的特性,扩展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不仅可以大体上把握数据系列的变化趋势,而且能够对其细节进行深入分析,充分挖掘其蕴含的信息与规律。2005年,王文圣、黄伟军、丁晶提出水文时间序列分维数的估计方法,该方法以连续小波变换的理论基础,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是可行的。
总之,小波分析的出现及其与各种现论和方法的结合,从多方面揭示水文系统的变化规律,从而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水库的运行调度、水文分析计算、水文循环规律等提供了更多的指导和依据。
3两种方法取得的成果
河流水沙关系的变化是反映流域的生态环境特征、水土流失的程度及人类活动变化的指标,河流水沙变化对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Mann-Kendall检验法可以针对某一条河流分析出输沙率较大的地段,然后进行调整使水沙关系相协调以及输沙量的突变时间节点,小波分析方法的应用可以判断出河流是否有多时间尺度特,输沙量的长周期比径流量周期相比较,判断出水、沙周期的规律和关系,从而科学的处理径流和泥沙的关系。
总之,河道泥沙也需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研究,综合性的对河道进行科学有效分析,对水沙的时空演变特征的研究,对河道的治理开发意义重大。使河道实现可持续管理,使河道防洪、排涝、灌溉、供水等功能正常发挥,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将是不可估量的,人们的生产条件和居住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李义天,邓金运,孙昭华,等.河流水沙灾害及其防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
[2]王文圣,黄伟军,丁晶.基于连续小波变换的径流分维研究[J].水利学报,2005.
关键词:智能变电站; 技术要点; 应用特征
中图分类号:TM76 文献标识码 :A
1智能变电站的系统构成
在智能变电站之中,主要采用了GIS的控制设备,并对计算机网络监控系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同时,为了有效提高电流与电压的控制能力,智能变电站对传统的互感器进行了替换,取而代之的是目前状况下具有一定先进性的新型传感器。在信息的传输方面,它主要采用了光纤端口传统的线路保护装置和回路装置。智能变电站主要是有三层结构组成,这三层结构分别是站控层、间隔层以及设备层,在着三层结构当中,都采取了不同的技术设备,通过这些技术设备,有效的实现变电过程中的信息收集、设备连接以及电能的输入与输出。
1.1 站控层
站控层在智能变电站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为它控制着整个智能变电站的运行。站控层主要是由三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分别是计算器、路由器以及其他的人机交互设备。一般情况下,站控层的主要功能有三项,第一,对变电站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监测;第二,对变电站进行有效的控制;第三,如果变电站出现异常情况,可以通过站控层进行异常情况警报。在站控层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计算机以及人机交互设备的主要作用是对因变电站出现技术问题二导致的电能交换异常进行记录,并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将所处理的结果向远程控制中心进行反馈。这样一来,上级变电站就能够及时而有效的获取相关信息,并针对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应对与整改。
1.2 间隔层
间隔层在智能变电站中起到一个重要的过塑作用,它是站控层以及设备层之间的中间设备层。间隔层主要是由三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分别是继电器、测控设备单元以及母线保护设备共同组成的。连接层在整个智能变电站系统之中主要起到三个作用,分别是连接作用、监控作用以及保护作用。电能在转换过程中经过间隔层时,它所产生的信息都会被测控单元进行一定程度的记录,然后,再将记录的信息进行有效的传输,使之转向站控层当中。间隔层的主要功能有三项,分别是对系统故障进行一定程度的初步检测、对继电保护操作进行有效的实现以及实现操作闭锁。相对于其他两层来说,间隔层的元件与设备具有较高的复杂度,而其中的电力设备的主要功能是对电能传输进行有效的保护与监控。
1.3 设备层
从本质上来看,智能变电站的设备层其实是电能的摄入以及接收设备,它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一次设备以及LCP就地控制柜,而在这两部分当中,又存在着诸多的设备,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TA、VD以及复合传感器等。在智能变电站中主要应用Rogowski电流互感器,即Rogowski TA,通过其环形磁线,可以在高阻抗环境下实现对电压的测量和信号输出的数字化。而在这其中,VD装置主要指的是高压电显示闭锁装置,它的主要作用是对高压电路进行一定程度的检测,以此来判别高压电路是否带电。如果高压线路带电,VD装置就可以对电器设备进行锁闭,这样一来,就可以对线路安全事故进行有效的防止。而对于复合传感器来说,它具有较高的智能化,通过对复合传感器进行有效的使用,能够实现对一次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有效的监控。在智能变电站的一次设备当中,存在着一次设备,它主要是由断路器、电流电压互感器以及变压器等共同组成的。
2智能变电站的应用特征
智能变电站技术是对多项技术的有效融合,主要包含有计算机监控技术、信息监控技术以及信息处理技术。这几项技术相互融合,实现了智能变电站的各项功能。对于智能变电站来说,他最主要的特点便是信息的高度共享和控制的智能化以及设备装置的集成化。下面我们对智能变电站的应用特征进行详细分析。
2.1 运用终端控制系统
终端控制系统对于智能变电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变电站之中引入了终端控制系统,无异于给变电站装上一个聪明的大脑。这样一来,终端控制系统可以对电能在变电站中的运行状况进行充分的考虑,并据此及时对其做出有效的判断与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对因突发事故处理不当或不及时造成的变电站故障和输变电事故进行减少。
2.2 采取分级控制技术
对符合通用应力安全标准的分布式控制技术进行有效的使用,在智能变电站中的三层结构当中都安装相应的分级控制设备,这些设备具有较高的智能控制能力以及处理能力。这样一来,智能变电站当中的站控层、间隔层以及设备层都具备了相对独立的分级调控功能,并对中央处理设备的负荷进行了有效的减轻与缓解,在很大程度上对设备的工作效率进行了提高,并促使潜在的安全风险也因分级调控而分散和降低。
2.3 发挥光线技术作用
在智能变电站当中引入了光纤技术,有效的促进了智能变电站当中各控制层局域网管理功能的实现。它可以促进信息的流畅传播,即使是在一次设备层和二次设备层到控制中心之间,信息的传播也是无比畅通与自由。除此之外,各个层级之间相关数据的传输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光纤技术的有效利用,使得智能变电站具备了先进的计算机数字技术,这一技术有效的促进了电能进行检测和管理的设备更加集成化,只需要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就能够对相关设备的配置进行有效的完成。因此,光纤技术的应用,对设备的占地空间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节约,有效的缩短了施工周期,并使得安装成本得到一定的减少,对设备可以在预定时间内进入工作状态进行了有效的保证。
2.4 智能控制策略
智能变电站之所以是智能的,是因为其控制设备具有较高的智能性,因此,在对控制设备进行选择时,一定满足相关的智能化要求。光电技术的应用有效的实现了这一要求。通过在一次设备的控制设备中采用光电技术,促使就地控制柜成为一个微型的GIS。而在二次设备中添加有自动控制功能和漏电锁闭功能的智能电流互感器和高压电流锁闭装置,对小故障不易排查的问题进行了有效的解决,实现了局部设备无人职守。这样一来,在整个智能变电站当中,有效的实现了对电力设备和电能传输的局部和全局智能的控制。
3.智能变电站技术要点
3.1 硬件集成技术
硬件设备的继承主要指的是一次设备与二次设备的集成,它包含了智能变电站中的多个元件,主要有变压器、输配电线路、开关设备及各种相关的配套设备、还有新型柔性电气设备(装置)这些电力系统的各种一次设备与保护、控制以及状态诊断等相关二次设备的智能化集成技术。一旦这些设备有效的实现了智能化集成,电网将会成为一个面向自身具备完善保护、控制、诊断等功能,同时对面向整个系统具有标准化、数字化信息接口并在电网中发挥着不同功能作用的智能体的有机结合。同时,这些智能化设备在电网控制调控系统的同意控制之下,相互协调与合作,能够对电网的运行目标进行有效的完成与实现。
3.2 软件构件技术
软件的构件技术包含了多个方面的内容,它主要包含了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中的一些智能装置的自我描述和规范;也包括基于以太网技术的智能装置的即插即用技术:即对变电站自动化监控系统对智能装置的识别技术、自动建模技术进行的研究与分析;研究当智能装置模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时的系统自适应和系统模型重构技术;研究自动化系统对智能装置的模型进行校验,对智能装置的功能及其模件进行测试、检查的交互技术;研究在变电站运行方式变化时,智能测控和保护装置在线自动重构运行模型的方法,后台系统自动修改智能装置的功能配置和参数整定的技术;研究自动化系统在智能装置故障时对故障节点的快速定位、切除和模型自适应技术。
3.3 分布式电源控制技术
目前状况下,很多新能源得到发展,尤其是太阳能、风能这些清洁能源,受到人们的大力提倡与广泛好评。然而,这些能源所处的地理位置往往较为偏僻,资源分布较为分散。除此之外,这些资源受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大,能量波动十分明显。如果运用这些能源来进行发电将会出现间歇性的波动特性。针对这种情况,在智能变电站当中引入了分布式电源控制技术,发展对应的柔性并网技术,对这些能源进行有效的实时监控、功率预测、并能做到灵活控制,尽量的减轻间歇性电源对电网冲击和影响,对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与稳定性进行提高。
结语
本文主要针对智能变电站的应用特征与技术要点进行研究与分析。首先对智能变电站的智能变电站的系统构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介绍,分别从站控层、间隔层以及设备层展开论述。然后在此基础之从运用终端控制系统、采取分级控制技术、发挥光线技术作用以及智能控制策略四个方面分析了智能变电站的应用特征。最后,对智能变电站的技术要点进行研究。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给读者提供参考并带来帮助。
参考文献
[1] 张晓林,肖云波,范秋风. 智能变电站在线监测系统架构的研究与探[A]. 2010国际计算机科学技术与应用论坛论文集[C].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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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网经济运行分析与研究[J]. 电网技术 ,2009(20).
[3] 曾春来,张亦非. 基于Karush -Tucker最优条件的电网可疑参数辨识与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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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卢文强,甘自霖,JohnN.JIANG. 美国智能电网和分布式发电重点方向的调研
与分析[J]. 电力系统自动化,2010(9).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同劳动群众有致富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之间的矛盾。”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由此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介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二战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和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局势,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新形势、新条件之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是否还适用?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所以也必然是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
二、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一直都是广受学界关注的议题。林金忠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的学说史,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某些论述,后来逐渐被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所依据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推演存在逻辑漏洞。”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是必然没有前途的。张雷声在《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看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一文中总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认识资本主义历史走向的关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机制在当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新机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在挑战促使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自我更新,但是毕竟从根本上说它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所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中显露的资本主义弊端,表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新特征新发展,也是学界的关注点之一。吴茜总结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三大动因:“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全球性扩展;经济全球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和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三大表现形式:“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波动和全球性经济的危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针对基本矛盾作出过自我调整,但是金尚培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仅仅是局部缓和,而不是总体上的全面缓和,而且基本矛盾从总体上讲,走向激化的总趋势根本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除此之外,李建松、包宗羲的《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变化及其最终解决》、刘昀献的《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现及发展趋势》、张雷声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演化及在当代的深化》也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深化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
理论联系实际,不少学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探讨世界金融危机。张俊山认为世界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仅仅源于技术或监管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结果。“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张雷声也认为:“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新变化和新特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观点,在《反杜林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包含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两方面,从而导致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正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深刻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发生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第一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此后资本主义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实际上印证了马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科学性。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私人垄断阶段,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国家宏观调控的介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当代,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深刻改变了世界形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诚如金尚培所言:“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和新特点,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如何正确认识,既是理论上的难点,又是教学上的难点。科学地阐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对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有何新变化?我认为,要研究变化,首先要看到其不变之处。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客观存在促使资本主义制度要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调整;而另一方面,无论资本主义制度怎样自我完善,基本矛盾都是无法克服的痼疾,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关键因素。
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也必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与世界形势相联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呈现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是关系整个世界经济形势的问题,将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牵涉其中,无一能够幸免;其二,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为促进私人垄断资本积累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服务,但同时,它又具有了归全社会所有的形式并未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全体居民服务的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其三,资本主义集团所有制的发展,“随着资本的集中、垄断的发展、新技术的发现和使用,企业和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资本家个人或家族已经无力独揽企业、公司的经营,而只能由资本家集体经营,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管理体制。”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激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在最近十多年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一种进程。这一进程是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取得的进展(如信息技术的创新所带来的信息传递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快捷,以及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作用的增强等)既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另一方面却是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的基本动因。而“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和集中体现。”
经济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缓解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加深了矛盾。“经济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又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导致以金融体系崩溃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而联系当今实际,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妨看作经济全球化的代价的体现之一。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为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是解决基本矛盾的途径,反而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加深。技术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当资源又一次趋于贫乏时,资本主义又会爆发新一轮的危机,比如金融危机。从历史动向看,虽然当今现状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大大不同,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是资本制度无法避免的痼疾,资本主义走向衰亡依然是大趋势。
【关键词】变换分析 语义特征分析 歧义句式
The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al Theory And Semantic Theory In Analyzing Chinese Sentences Of Ambiguity
Gui Shufang
【Abstract】With linguists studying of Chinese grammar further, the methods of analyzing it have continually developed, too.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methods, linguists make Chinese grammar more perfect according to Chinese facts and overseas linguistics, such as Transformational Theory and Semantic Feature’s Theory, etc. This thesis simply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formational Theory and Semantic Features Theory and elaborates comparably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analyzing Chinese ambiguous sentences, and explains briefly the reasons resulting in these sentences by the theories.
【Keywords】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Feature’s analysis Chinese ambiguous sentences
1.绪论。
1.1 汉语歧义句式的类型。在汉语里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个语言格式可以有两种或多种的理解,即它的含义往往不止一个,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歧义现象。例如,“他在汽车上画画。”,在没有任何语言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汽车上,把画儿也画在汽车上。”;可以理解为“他在汽车上,把画儿画在别处。”;还可以理解为“他不在汽车上,把画儿画在汽车上。”;甚至可以理解为“汽车是画儿,他在汽车画儿上画画。”(无论他在汽车上或不在汽车上)。又如,“开刀的是我父亲。”,我们既可以理解为“我父亲给病人开刀。”;也可以理解为“医生给我父亲开刀”。为什么这些句子有歧义呢?如果从汉语使用的实际出发,根据汉语的语法结构、语义关系来进行归纳,我们可以发现汉语歧义句式有语法结构歧义和语义关系歧义两大类。
1.1.1 由于语法结构而产生的歧义有:
(1)由于句法层次不同(句法关系相同)而产生的歧义。如,“中东石油价格、新职工宿舍”。
(2)由于句法关系不同(句法层次相同)而产生的歧义。如,“出租汽车(述宾/偏正)、学生家长(联合/偏正)”。
(3)由于句法关系、句法层次都不同而产生的歧义。如,“我们三个一组、对他的意见”。
(4)由于句法成分多功能或者由于同音语法成分(兼类词)而产生的歧义。如,“写得好(可能/状态)、饭不热了(动词/形容词)、爬过雪山(趋向动词/时态助词)”。
1.1.2 由于语义关系而产生的歧义有:
(1)由于语义关系不同而产生的歧义。如,“母亲的回忆(施事/受事)、送的人(施事/与事)、这些书他们都买了(语义指向“他们”/语义指向“书”)”。
(2)由于强调点不同或背景蕴含不同而产生的歧义。如,“除了妈妈,他最怕爷爷。”(分别表示为:①强调“爷爷”,蕴含“他”怕的不只一人,意思是“他”最怕妈妈,其次怕爷爷。②强调“他”,蕴含不止一人怕爷爷,意思是“妈妈”最怕爷爷,其次是“他”怕爷爷。)。
这类歧义多有语音上的差别(主要是重音的位置),因此仅限于书面语。
1.2 层次分析法的局限性。层次分析法可以分化由于语法结构关系不同而产生的歧义句式,不能分化由于语义关系不同而产生的歧义句式。因为层次分析法揭示的是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语法结构关系,不能揭示的是句法结构内部的语义结构关系。[1]这种语义结构关系实际上是指隐藏在表层结构后面的深层结构关系,一般是指动词和名词在进入句法结构之后形成的那种动作与施事、受事、与事、工具、结果、处所、时间等语义关系,[2]如上面所列的由于语义关系不同而产生的歧义例句。
由于层次分析法在这方面的局限性最终导致了变换分析法的产生。
2.变换理论分析汉语歧义句式的作用。
2.1 什么是变换分析理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由于层次分析法的局限,自然地引进了变换分析法。关于变换的思想,早在1942年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化要略》一书就有了,书中讨论了变次、转换、句法的变化等问题。[3]但变换作为汉语语法分析的一种方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明确下来的。国内运用“变换分析”大大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向纵深发展。因为变换分析着眼于句法结构的外部分析,即着眼于考察所分析的句法结构和与之有内在语义联系的句法结构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达到分化歧义句式的目的。[1]变换分析还需要考虑变换关系。变换关系是指由相同词类构成的相关句式之间的对应法则。它的根本特点是变换前后句子的基本语义关系要保持不变。假设A、B是由相同的词类构成的相关句式,如果按照某个对应法则,句式A中的每一个例句,在句式B中都有一个明确的例句与A相对应,那么这个对应法则就称之为从A到B的变换,写作AB。[3]
2.2 变换分析理论分析汉语歧义句式的作用。我们在汉语研究中重视变换分析方法主要是基于汉语使用的现实。相对于英欧语而言,汉语是一种缺少形态标记的语言,句子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隐含的,缺乏暴露在外的形态标记。根据这一特点,变换分析方法便成为非常有用的分析手段了。本文暂不讨论由于语法结构关系不同造成的歧义句式,而着重讨论由于语义关系不同而造成的歧义句式。这主要是指由于句子的施受关系含糊不明而导致的歧义句式。施受关系含糊不明是指处于主语位置上的名词,既可以看作是谓语动词动作的发出者(施事),又可以看作是谓语动词动作的承受者(受事);或者处于宾语位置上的名词,既可能是谓语动词支配的对象,也可能是谓语动词产生的结果。如:
(1)弟弟打破了我的玻璃杯。
(2)弟弟把我的玻璃杯打破了。
(3)我的玻璃杯被弟弟打破了。
(4)我的玻璃杯给弟弟打破了。
(5)我的玻璃杯弟弟打破了。
例(1)-(5)是一组同义句式。(1)是一般所谓的“主语―述语―宾语”的句式;(2)是一般所说的表示处置意义的“把”字句;(3)则是一般所说的表示被动意义的“被”字句;(4)类似(3),也表示被动意义,但用的是“给”;而(5)一般称为“主谓谓语句”。“我的玻璃杯”是全句的主语,“弟弟打破了”这个主谓词组作全句的谓语。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句式,这些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都是相同的:“打”是行为动作,“弟弟”是“打”的施事,“我的玻璃杯”是“打”的受事,同时又是“破”的主体。由此可见,包含相同语义关系的不同句法结构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变换分析正是利用这种内在的结构联系来揭示歧义句式各自所联系的同义格式,以达到分化歧义句式的目的。如:
2.2.1 “主语+述语”。
(1)王老师已经通知了。
王老师已经通知了他(施事)。
王老师已经被通知了(受事)。
(2)科长已经检查了。
科长已经检查工作了(施事)。
科长已经被检查了(受事)。
(3)妈妈已经忘记了。
妈妈已经忘记这孩子了(施事)。
妈妈已经被忘记了(受事)。
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语表示施事时,“主语+述语”可以变换成“主语+述语+宾语”,我们记作A;当主语表示受事时,“主语+述语”可以变换成“主语+被+述语”,我们记作B。它们的变换式如下:
A式:主语+述语+宾语 B式:主语+被+述语
王老师已经通知了他。 王老师已被通知了。
科长已经检查工作了。 科长已经被检查了。
妈妈都忘记这孩子了。 妈妈都被忘记了。
2.2.2 “名词/代词/动词+的+名词”。
(1)学校有鲁迅的书。
学校有鲁迅写的书(施事)。
学校有关于鲁迅的书(受事)。
(2)他的笑话讲不完。
他说的笑话讲不完(施事)。
关于他的笑话讲不完(受事)。
(3)批评的作家很多。
他批评的作家很多(施事)。
关于批评的作家很多(受事)。
通过变换我们发现:当句中的人物表示施事时,“名词/代词+的+名词”可以变换成“名词/代词+动词+的+名词”我们记作A1;“动词+的+名词”可以变换成“动词+名词/代词+的+名词”,我们记作A2;当句中的人物表示受事时,“名词/代词/动词+的+名词”可以变换成“关于+名词/代词/动词+的+名词”我们记作B。它们的变换式如下:
A1式:名词/代词+的+名词 B式:关于+名词/代词+的+名词
学校有鲁迅写的书(施事)。 学校有关于鲁迅的书(受事)。
他说的笑话讲不完(施事)。 关于他的笑话讲不完(受事)。
A2式:动词+名词/代词+的+名词 B式:关于+动词+的+名词
他批评的作家很多(施事)。 关于批评的作家很多(受事)。
2.2.3 “动词(词组)+的+是”。
(1)支持的是大家。
支持张三的是大家(施事)。
张三支持的是大家(受事)。
(2)喜欢的是他弟弟。
喜欢她的是他弟弟(施事)。
妈妈喜欢的是弟弟(受事)。
(3)开刀的是他父亲。
开刀的医生是他父亲(施事)。
需要开刀的是他父亲(受事)。
(4)修车的是他邻居。
修车的师傅是他邻居(施事)。
需要修车的是他邻居(受事)。
通过变换我们发现:当句中的人物表示施事时,“动词+的+是”可以变换成“动词+名词/代词+的+是”,我们记作A1;“动词词组+的+是”可以变换成“动词词组+的+名词+是”,我们记作A2;当句中的人物表示受事时,“动词+的+是”可以变换成“名词/代词+动词+的+是”,我们记作B1;“动词词组+的+是”可以变换成“需要+动词词组+的+是”,我们记作B2。它们的变换式如下:
A1式:动词+名词/代词+的+是 B1式:名词/代词+动词+的+是
支持张三的是大家(施事)。 张三支持的是大家(受事)。
喜欢她的是他弟弟(施事)。 妈妈喜欢的是弟弟(受事)。
A2式:动词词组+的+名词+是 B2式:需要+动词词组+的+是
开刀的医生是他父亲(施事)。 需要开刀的是他父亲(受事)。
修车的师傅是他邻居(施事)。 需要修车的是他邻居(受事)。
需要说明的是,“动词(词组)+的”本身可以有歧义,它的歧义和句子中动词(词组)的“向”有关,与“动词(词组)+的”中“的”的句法功能也有关。如果动词(词组)是双向的,“动词(词组)+的”就可能有施事、受事两种解释,而表示专指的“的”就有名词化标记和提取主语、宾语两种句法功能。这样,当“动词(词组)+的”中的“的”和双向动词(词组)组成一个指称形式时,也就既能代替充当主语的名词性成分表示施事,又能代替充当宾语的名词性成分表示受事。如果动词(词组)是单向的,“动词(词组)+的”就只能表示施事,“的”只能起到名词化标志和提取主语的功能。例如,“承认的是傻瓜。”、“说谎的是张三。”,动词(词组)“承认、说谎”只能是单向的,“承认的”、“说谎的”只能起到充当主语表示施事的作用。
以上由于施受关系含糊不明而产生的歧义句,可以采用改变语序、添加词语、限定语境等方法来排除歧义。如,“赵大姐许多人还不认得。”,可改变语序,“许多人还不认识赵大姐。”;可添加词语,“赵大姐许多人还不认得她。”;可限定语境,“赵大姐这人默默无闻,许多人还不认得她。”(赵大姐是受事),或改成,“赵大姐这人实在是默默无闻,有许多人,她还不认得。”(赵大姐是施事)。
2.3 变换分析理论的实质和局限性。变换分析理论的实质是着眼于句法结构的外部分析,即着眼于考察所分析的句法结构和与之有内在语义联系的句法结构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达到分化歧义句式的目的。[4]因此它的最直接的作用是可以有效分化由于语义关系不同造成的歧义句式。但是变换分析理论本身也有一些局限。因为和层次分析法一样,变换分析所关联的是句子表层结构的依存关系,局限于句法分析平面,所以它只能证明句法结构的不同,不能回答为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它只能用来分化歧义句式,不能解释造成歧义句式的原因。如,“山上架着炮。”,利用变换分析可以分化为表示存在的“炮架在山上。”;表示活动的“山上正在架炮。”,从而达到了分化歧义句式的目的。[1]但如果追问,同样的句式“名词+动词+着+名词”,为什么“街上修着路。”、“水里游着鱼。”,没有歧义,变换分析就不能回答了。此外,句子能否变换,不只受句法规则的制约,也要受语义、音节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变换不同的不一定是不同的结构。如,“栽树”、“觉得满意”都是述宾结构,但变换形式不同:
栽树*栽树不栽
觉得满意觉得满意不满意
要回答它们为什么不同,就需要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
3.语义特征理论分析汉语歧义句式的作用。
3.1 什么是语义特征理论。语义特征是指在相同句法位置上出现的一组实词所具有的与实词的词义密切相关的、且对这些实词的语法形式或对这些实词所在的句法结构的形式有制约作用的语义因素。[1]语义特征分析法是从语义学中引进的方法。在语义学中是通过对同一语义场中不同词语的语义特征(即“义素”)的分析来比较词义的异同。国外较早把语义特征分析法运用在语法学中的是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该学派发展到后期,将词语的语义特征也作为词语搭配的限制规则。如,动词“喝”要求主语和宾语具有如下语义特征:
“喝”的主语:[+名词,+有生命,+动物]
“喝”的宾语:[+名词,+液体]
所以“人喝水”符合语义特征限制的搭配,而“人喝饼”、“桌子喝水”不符合语义特征限制的搭配,是不成立的。
需要强调的是,语法学所讲的某一小类实词的语义特征是指该类实词所特有的,能对其所在的句法格式起制约作用的,并足以区别于其他小类实词的“语义要素”。因此,实词的某种语义特征都是结合具体的句法格式概括得到的,而不是离开具体的句法格式单纯从词义的角度分析概括得到的,这也是语义特征这一概念在语义学和语法学中的不同之处。[1]
3.2 语义特征理论分析汉语歧义句式的作用。语法研究中使用语义特征分析,主要着眼于分析、概括同一句法格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关键位置上的实词所共有的语义特征,用来解释、说明代表这些实例的句法格式之所以独具某种特点,之所以能将这种句法格式和与之同形的句法格式加以分化的原因。[1]所以,语义特征分析使我们对歧义句式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
如,“我买了。”有歧义,“他买了。”没有歧义;“我饿了。”、“他饿了。”都没有歧义。
我们知道,从指称的角度看,“我”是自指代词,“他”是他指代词,如果单看语法结构,“我”和“他”表面上组成的是相同的结构,似乎在用法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例如:(1)我饿了。他饿了。(2)我走了。他走了。(3)我买了。他买了。
例(1)都表示已然的事实;例(2)“我走了。”表示未然的事实,“他走了。”表示已然的事实;例(3)“我走了。”有歧义,“他走了。”表示已然的事实。
我和他都是指人代词,因此后面的动词都具有[+述人]的特征。有些动词可以进入“他V了”而不能进入“我V了”,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动词一般是自觉无意识动词,如“死、昏迷、睡着、休克”。我们称能进入例(1)表示已然的动词为A;能进入(2)表示“我V了”未然,“他V了”已然的动词为B,能进入例句(3)表示“他V了”已然,“我V了”有歧义的动词为C。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能进入A:
①不可控性生理动词:饿、渴、累、饱、馋、醒、哭、笑、痒。
②心理动词:后悔、害怕、满足、明白、失望、感动、同意。
③朝向性趋向动词:上来、下来、进来、回来、起来。
能进入B:
④背离性趋向动词:走去、上去、下去、进去、出去、回去。
能进入C:
⑤可控性生理动词:睡觉、休息。
⑥动作动词:拔、搬、穿、拆、打、干、搞、还、画、买、寄。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
③中的朝向性趋向动词表示向着说话人所在的位置移动,而当说话人用朝向性趋向动词来表述自己的行为时,显然他已经完成了位置移动的过程。
④中的背离性趋向动词表示背着说话人所在的位置,而当说话人用背离性趋向动词表述自己的行为时,显然他还没有完成位置移动的过程。
⑤中的可控性生理动词既然是可控性的,说话人完全可以用来提醒听话人,所以“我V了”能够表示未然。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向听话人陈述,这时“我V了”表示已然。因此当可控的生理动词进入“我V了”句式时,“我V了”就有了歧义。
⑥中的动作动词都是非常具体的动作,可控性强,既可用于提醒说话人,表示未然事实,又可用于陈述客观事实,表示已然事实,因此在进入“我V了”句式后就有了歧义。[6]
又如,“VA了”述补结构(如,“洗干净了、晾干了、锯长了、买大了、挖深了、剪短了”),可以表示两种语法意义:(a)表示某种结果的实现,如,“洗干净了、晾干了”;(b)表示某种预期结果的偏离,如,“锯长了、买大了”。有的“VA了”述补结构,如,“挖深了、剪短了”,可以兼表(a)、(b)两种意义。[4]
(1)你要我挖的坑儿我已经挖深了,你看这样行吗?
(2)你的头发,剪短了好看。
(3)你这个坑儿挖深了,得回填些土。
(4)我觉得你的头发剪短了,留长一点儿好看。
(1)、(2)里的“挖深了、剪短了”表示(a)义;(3)、(4)里的“挖深了、剪短了”表示(b)义。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同属于“VA了”述补结构,为什么有的表示(a)义,有的表示(b)义,而有的能兼表(a)义和(b)义呢?这当然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首先与A的性质有关。当A为表示褒贬义的形容词时,“VA1了”都只表示(a)义,不能表示(b)义,如,“洗干净了”、“搞糟了”;当A为不表示褒贬义的形容词时,“VA2了”都能表示(b)义,而能不能表示(a)义,这就跟“VA2了”中A2的语义指向有关了。汉语语言事实告诉我们,当A2在语义上指向V本身时(如,“走快了、跑慢了、来晚了、来早了、等久了”等),或者当A2在语义上指向V的施事或受事位移的距离时(如,“走远了、坐近了、踢远了、搬近了”等),都能表示(a)义。试以“来早了”、“走远了”为例:
(5)你来早了。现在牙科挂号不紧张,用不着那么早来。
(6)这次你又走远了,再往这里走几步。
(7)过去他老迟到,经大家批评后,最近他来早了。
(8)她慢慢地走远了,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5)、(6)里的“来早了”、“走远了”都表示(b)义,(7)、(8)里的“来早了”、“走远了”都表示(a)义。而当A2在语义上指向V的施事或受事时(前者如“长高了、养胖了”,后者如“锯短了、锯长了、买贵了”),能不能表示(a)义就不一定了(将要受到另外的因素制约)。如,“锯短了”能表示(b)义,也能表示(a)义。例如:
(9)这一根竹竿儿锯短了,只好报废了。(表示(b)义)
(10)那几根竹竿儿已按你的要求锯短了。(表示(a)义)
可是像“锯长了、买贵了”就只能表示(b)义,不能表示(a)义。例如:
(11)那根竹竿儿锯长了,还得锯掉三公分。
(12)你的衣服买贵了。
3.3 语义特征理论的实质和局限性。语义特征理论的实质在于通过对某些句法格式中处于关键位置上的动词在该句法格式内所呈现的互有差异的不同小类的词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来达到说明造成歧义句法格式的原因的目的。也就是说,语义特征分析是通过分析某句法格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关键位置上的实词所具有的共同的语义特征,来解释、说明代表这些实例的句法格式之所以独具特色、之所以能与其他同形句法格式相区别、之所以只允许这一部分词语进入而不允许那一部分词语进入的原因。[7]但是,关于语义特征分析目前尚缺乏理论总结。比如语义特征的性质、语义特征分析的客观基础、语义特征分析的特点、语义特征分析的局限等问题还不清楚。现阶段更多的是一些语言学家结合汉语的某些具体实例作出的个人判断,而不是对汉语语法规律的全面的把握,缺少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4.两种理论的比较。
4.1 两种理论的优点。虽然歧义现象在汉语实际语言运用中并不多见,但人们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去寻找汉语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所以在分化方法上的探索导致了变换方法的产生。变换分析理论着眼于从形式上分化歧义句式,可以解释很多语法现象,把语法研究引向深入,也有利于揭示更多的语法规律。语义特征理论着眼于从意义上解释造成歧义的原因,使我们对歧义句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这两种方法常结合起来使用,先用变换分析法发现结构的异同,再用语义特征分析法说明异同的原因,并总结出规律,最终使我们的语法研究进一步实现形式和意义的结合。
4.2 两种理论的局限性。变换分析法虽然可以用来分化歧义句式,但是不能用来解释造成歧义句式的原因。一些歧义结构,我们可以通过变换来分化它,如,“县里来了一位大夫。”,这个句子里的“县里”可以作不同的理解,既可以说是“从县里来了一位大夫。”,也可以说是“有一位大夫来到了县里。”。但是,同样的结构和关系,为什么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呢?变换分析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现代汉语词典》对“来”的解释是:“从别的地方到说话人所在的地方。”。这就是说,“来”表示从起点到终点的位移。因为我们不清楚说话人在说这句话时所在的具置,他既可能在“县里”,也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所以这句话在理解上就有了歧义。因此,通过语义特征分析法就可以解释相同结构不同语义的原因。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种解释主要是建立在主观判断的基础之上。我们说“来”具有位移性,主要是根据我们的常识和逻辑判断,并不具备分析的客观性。因此,语义特征分析缺少一定的可操纵性。
4.3 对汉语歧义句的认识。汉语的歧义研究在语法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汉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错综复杂,歧义现象比形态发达的语言更具普遍性,以歧义研究为突破口能揭示许多掩盖在同形的表层结构下精细微妙的语法规律,增强汉语语法理论的可论证性和解释力。目前汉语歧义研究主要集中在语法歧义研究上,其中句法平面歧义研究最为全面深入,语义平面歧义研究则次之,语义平面歧义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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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宗守云.“我V了”和“他V了”[A].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43~446
3.幼儿教师几种重要人格特质的培养。尽管目前关于健全人格的一些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和差异,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研究中寻找到一些共同的东西,也就是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幼儿教师应该具备的一些人格特质:高乐群性、高敏感性、高稳定性、高有恒性和高创新性。如果仔细对这几个积极人格特质作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格特质其实就是包含了认知、情感、意志这3个方面,也即是辨证认知一平衡控制人格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1)乐群性。幼儿教育是一个人际交往的过程,教师要充分挖掘教育资源,建立有效的交往,因此,乐群性是幼儿教师一项重要的人格特质。首先,与幼儿交往。幼儿教师要做每一位孩子的朋友,是幼儿学习的合作者、支持者、引导者。其次,与同事交往。良好的集体将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幼儿园尤其是协作性很强的集体,教师、保育员、后勤工作人员密切配合,才能真正落实“保教结合”的要求。最后,与家长及社区人员的交往。幼儿教师应与家庭、社区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才能真正倡导“通过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主动学习、有效学习”。
(2)敏感性。敏感性是指一个人对环境事件及其变化能够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反应。这种反应能力是有效教育的一个主要因素。首先,教师的职业敏感性表现在她们对幼儿的心理活动(如需要、情感、冲突与困惑)发生变化时,能对其产生的原因与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与预测,从而帮助幼儿对之做出有效的反应。其次,这种敏感性还表现在教师能时刻清醒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与行为对幼儿产生的心理影响,因而能常常以温暖的、支持的、尊重的、耐心的、鼓励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幼儿,以实现积极的心理教育效果,促进幼儿心理健康成长。
(3)稳定性。指教师成熟、持续、保持一致性的情绪特质。国内外研究表明:教师热情饱满而振奋的、真诚、亲切、同情、温和的、耐心的、幽默的情绪特质是学生所喜欢的。他们分别从不同侧面对学生心理产生积极影响。幼儿教师情绪的稳定能防止幼儿看教师脸色行事,避免畏惧和不信任感。首先,幼儿教师的稳定性情绪特质源于自尊与自信。其次,它还在于实施有效的控制与调节。目前,教师将社会期望转化成自己的心理需要,坚信自己对教师职业的认识,形成幼儿教师特有的自尊心和荣誉感,达到兴趣、动机、情感的统一是稳定幼儿教师队伍的前提。
(4)有恒性。教师的高有恒性主要指做事尽职尽责、细心周到、有始有终。幼儿教育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求教师有充沛的精力和百折不挠的毅力。首先,有恒性表现在目的明确。幼儿教师要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做好教育工作。其次,有恒性表现在一贯坚毅性。由于幼儿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等品质的养成具有反复性,所以,教育要做到持之以恒,善始善终。
(5)创新性。创新有两层意思:一是创造新的事物,二是改变事物各要素的位置而使事物出现新的性质。幼儿教师在师范学校接受的艺术教育有解冻思维僵化、拓展思维方式、激发创造灵感的作用。幼儿园的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没有固定的模式,这就使教师可根据班级实际情况,结合季节、主题、幼儿的兴趣来选择教学内容,创造性地设计教学活动。
幼儿教师的创新性表现为教师完全成为“自由人”: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敢于异想天开,精于新的组合,善于独辟蹊径。有创新性的教师能有意识地反思和重建自己的教师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使自己成为自觉创造教师职业生命和职业内在尊严的主体。这样,创造才真正成为幼儿教育快乐之源,生命之源。
[论文关键词]积极人格特质;幼儿教师;辨证认知一平衡控制
[论文摘要]在分析已有幼儿教师人格特质研究基础上,选择几种积极人格特质,运用辨证认知一平衡控制人格理论,尝试分析了培养人格健全的幼儿教师的策略。
人格培养应成为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应是以促进幼儿人格的健康成长为核心的教育,而在幼儿人格的发展过程中,教师的影响尤其是教师自身人格的影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但在当今幼儿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对幼儿教师人格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认为,对幼儿教师的人格进行研究是优化幼儿教师队伍的一条必由之路。 1.关于人格特质及国内幼儿教师人格特质的研究。人格特质最早是美国心理学界提出来的一个描述人格的概念,指构成独特人格的一些相对稳定的要素。幼儿教师的人格特质即指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对幼儿、同事、家长、对幼教工作及对自己乃至其生存的整体环境适应时所显示的那些相对稳定的独特个性。
一般认为特质构成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结构,由此引发人的行为和思想。现在更有学者认为,人格特质除了反映相关的刺激而产生行为之外,它还能主动引导产生某些自主性行为。自从阿尔波特提出人格特质这一概念之后,人们就认识到人格特质是人格的一个最有效分析单元。国内一些学者运用卡特尔16PF对幼儿教师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1)与一般女性相比,幼儿教师有7种特质存在显著差异,她们乐观外向、轻松兴奋、冒险敢为、感情用事、幻想性高、谦逊顺从、紧张性低。(2)幼儿教师中大部分属于适应型、外向性和感情用事型;(3)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成就希望超过一般的普通人群,但她们中缺乏高创造能力的人才,在新环境中的自我成长能力较低。川另有研究证实优秀幼儿教师在人格特征上与普通幼儿教师有相似之处:高乐群性、高兴奋性、高敢为性、高敏感性、低忧虑性、低世故性、低怀疑性。但关于优秀幼儿教师与普通幼儿教师人格特质差异性方面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性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优秀幼儿教师与普通幼儿教师相比,具有高聪慧性、高有恒性、高独立性特点,在专业成就能力、创造能力和在新环境中成长能力均高于普通幼儿教师。川另一种结论认为优秀幼儿教师在稳定性、特强性、有恒性、自律性、世故性方面得分高,在幻想性、忧虑性方面低于一般幼儿教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用语词来确定幼儿教师应该具备哪些积极人格特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研究幼儿教师人格形成的相关因素,特别是研究人类积极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即研究幼儿教师的积极人格。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对幼儿教师人格形成因素的分析来唤起人们对积极人格特质的关注,同时强调以自身的积极力量来帮助幼儿教师形成良好人格,使他们获得“高峰体验”,以便能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
初中生开展辩论会,从陌生到熟悉要有一个过程,往往需经历一定时间的训练才成;他们辩论的气质和技巧跟大学生相比自然不可同论,但也常有绚丽的色彩令人注目。笔者曾经多次开展班级辩论会,教学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教师在辩论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课程学家多尔认为,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作为平等中的首席”,新课程要求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参与者。
语文教师是整个语文课堂教学的“首席”,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他们是“职位最高者”,又是学生的“平等者”。达此目的,语文教师必须具有鲜明的人格魅力和充分的个性特征,广博的知识与丰厚的文化素养。在此基础上语文教师应该认真履行下列职责:1、提供预备性知识,做好前期准备。2、创设和谐、真诚的学习氛围。3、促进学生的共同参与和发展。
辩论会课堂,登台是学生,幕后凭教师,教师台前幕后工作的多少决定了辩论会的成败。
1、策划与导演
辩前,教师需把握辩论契机、谋划辩论会内容及精心挑选辩论骨干和调配学生组合等。例如,学习七年级上册《羚羊木雕》时,对于课文思想感情的理解,不管学生是倾向“我”还是父母,都会受其年龄特征的限制,他们的思想认识总是不成熟、易过激,因此,就这一场家庭矛盾冲突的是非开展一次辩论,就很及时和必要。再如,有关辩论基本知识和流程,教师不仅要做到自己胸中有数,还要悉数将其传授给学生,这是辩论的前提和基础。
2、主持与客串
此主持非彼主持。辩论会中学生是活动的主体,辩论主持人理应由学生承当,然而,教师并非因此就能轻闲旁观;教师在课堂中的主导作用,就体现在对辩论会的主持上。即在辩论过程中,教师自始至终都要注意对辩论话题中心的掌控。于不动声色中,教师每一次无言的微笑,每一声清脆的鼓掌,都将能成为一个辩论的开启;一句简短的收束,一个清醒的提示,均能使辩论不至于旁落和游离……这些要求教师具备优秀主持人的素质和出色的临时客串表演能力。
3、演说与评论
有时,遇到众生“万马齐喑”无措、观望的局面,还需要教师勇于出头,善于倾力旁征博引、势如滔滔的经典示范,课堂才会呈现“不尽后浪滚滚来”的壮观。也就是说,教师应具备一定的演讲实力,以辩论的美悦来感染学生、吸引学生、提升学生。
阅读教学中的口语交际训练,较有难度的综合性训练当推开展辩论会。它既能促进阅读又能有效地进行口语交际训练。
初中生开展辩论会,从陌生到熟悉要有一个过程,往往需经历一定时间的训练才成;他们辩论的气质和技巧跟大学生相比自然不可同论,但也常有绚丽的色彩令人注目。笔者曾经多次开展班级辩论会,教学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教师在辩论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课程学家多尔认为,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作为平等中的首席”,新课程要求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参与者。
语文教师是整个语文课堂教学的“首席”,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他们是“职位最高者”,又是学生的“平等者”。达此目的,语文教师必须具有鲜明的人格魅力和充分的个性特征,广博的知识与丰厚的文化素养。在此基础上语文教师应该认真履行下列职责:1、提供预备性知识,做好前期准备。2、创设和谐、真诚的学习氛围。3、促进学生的共同参与和发展。
辩论会课堂,登台是学生,幕后凭教师,教师台前幕后工作的多少决定了辩论会的成败。
1、策划与导演
辩前,教师需把握辩论契机、谋划辩论会内容及精心挑选辩论骨干和调配学生组合等。例如,学习七年级上册《羚羊木雕》时,对于课文思想感情的理解,不管学生是倾向“我”还是父母,都会受其年龄特征的限制,他们的思想认识总是不成熟、易过激,因此,就这一场家庭矛盾冲突的是非开展一次辩论,就很及时和必要。再如,有关辩论基本知识和流程,教师不仅要做到自己胸中有数,还要悉数将其传授给学生,这是辩论的前提和基础。
2、主持与客串
此主持非彼主持。辩论会中学生是活动的主体,辩论主持人理应由学生承当,然而,教师并非因此就能轻闲旁观;教师在课堂中的主导作用,就体现在对辩论会的主持上。即在辩论过程中,教师自始至终都要注意对辩论话题中心的掌控。于不动声色中,教师每一次无言的微笑,每一声清脆的鼓掌,都将能成为一个辩论的开启;一句简短的收束,一个清醒的提示,均能使辩论不至于旁落和游离……这些要求教师具备优秀主持人的素质和出色的临时客串表演能力。
3、演说与评论
有时,遇到众生“万马齐喑”无措、观望的局面,还需要教师勇于出头,善于倾力旁征博引、势如滔滔的经典示范,课堂才会呈现“不尽后浪滚滚来”的壮观。也就是说,教师应具备一定的演讲实力,以辩论的美悦来感染学生、吸引学生、提升学生。
有了语言就有了辩论,人类就是在辩论中发展的。无论是对事物的认识,问题的解决,还是对社会的推动,都是在辩论中实现的。适应课堂教学改革,体现互动、自主、开放、建构合作精神的课堂辩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问题解决能力”,让学生在辩论中深化思维品质、学会表达自我、共同合作解决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课堂辩论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课堂辩论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课堂辩论采取了学生自主思考和合作学习的形式,各抒己见,互相学习, 通过辩论,能使学生在亲身感悟中掌握知识,形成正确的价值情感体验。课堂辩论能使学生充分表现自身情感、意志、个性和能力,亲临参与的境界,历经求知的艰辛,承受意志的磨练,体验成功的欢愉。让学生在成功的愉悦中感受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的重要性,让他们在成功的愉悦中自觉转变原来的那种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在愉悦中学习,在学习中体验愉悦,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 课堂辩论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其一、有利于学生全面正确的理解和把握知识内容。围绕课本知识,通过辩论,能使学生在亲身感悟中掌握知识,形成正确的价值情感体验,全面正确的掌握知识。
其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论证能力和创新意识。辩论是以反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为特征。在课堂中,学生们的辩论,有利于学生思维水平的提升。学生都能够透过申论、质询、资料搜集与辩论稿撰写等训练,达到思辨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和论证能力的提升。同时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求异思维也会得到发展。一些新观点、新想法的产生会促使创新意识的逐步形成。
其三、有利于学生在掌握课本知识的基础上拓展知识面,提高他们人文素质。为了说明己方观点,学生要翻阅大量的图书和资料,这些内容,可以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在辩论中,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得以整合,有利于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关键词:协商民主治理 大学互动教学模式 优化路径
互动教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模式,日益得到高校教师更为广泛的运用,但是其理论支撑在实际上并没得到足够的建构,从而使得高校互动教学在许多情形下变得简单化、平庸化和形式化。协商治理具有的话语权民主涵义及其多元价值与特征,可以为大学互动教学模式注入新元素,提供动能和资源。如何发掘和有效运用协商治理理论,对大学互动教学模式的优化具有显性价值和意义。本文旨在阐明协商治理的关键价值,发现协商治理与高校互动教学的契合性,嫁接协商治理提出对高校互动教学模式的优化路径。
一、协商民主治理的内涵与特征
什么是协商民主治理?阿道夫・G・冈德森认为协商民主是旨在鼓励和尊重异议,重在提供多样选择的可能,而非达成共识的民主理论[1]詹姆斯・博曼认为“协商是一个话语过程,并且具有公共性――所有公民都参与的共同性的社会活动。”[2]俞可平也认为,协商民主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3]。可见,协商民主治理是一种民主理论,也是一种社会治理理论,可简称为协商治理,实质是一种话语权尊重的直接民主治理理论,其以尊重参与者利益和意见表达资格和权利为核心追求。协商治理强调协商和反复协商,辩论和反复辩论,也提倡妥协和宽容,强调大众对公共决策的直接参与性,主张大主体性和平等性。作为一种治理理论和民主理论,协商治理具有多元价值与特征,主要包括:直接民主性、大众主体性、主体间平等性、法治性、体制性、程序性、规范性、公共理性、协商性、合作性、妥协精神与包容性、辩论与反复辩论。协商治理的核心目标是话语权尊重,旨在实现偏好转向而非利益聚合。协商治理的价值是多元的,其应用的领域也是广泛的,但是基于本文关注的是其品性在高校互动教学模式中的应用,这里主要选择若干与互动教学情景具有相关性的协商价值与特征阐述如下:
(一)话语权尊重
哈贝马斯对协商民主持有的话语民主观具有典型性,其认为协商民主是公民通过审议、讨论、对话,交换意见和看法影响公共决策的一种话语表达权的保障理论与制度。约翰・S.德雷泽克也认为协商民主治理是一种“话语民主”,强调协商是公共领域中的话语参与[4]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协商治理主张互动协商并不是为了利益聚合,不是为利益和意见成为决策,而是获得利益和意见表达的机会,通过这种表达资格和权利的尊重,尽可能说服其他参与者接受自己的看法,其中也包括决策者看法的转变。话语权的尊重,自由表达的尊重,表达机会的赋予成为协商治理的基本目的。可见,协商民主的目的不是要达成共识,而是得到话语表达的尊重。倾听与被倾听是协商民主对每个参与者的要求也是权利。“在协商民主中,公民们通过交换他们的公共理性在自由而开放的谈话中坦言相见,即使他们的理由没有说服对方,只要他们认真对待和回应对方关切的事情和所持看法,他们也就能够得到对方对他们看法的合理领会与思考。”[5]
(二)大众主体性
协商治理是普通民众为主体的大众民众治理模式,这与精英治理相区分。主体的公民性、大众性、普通民众性,体现普通民众的参与主体性。协商治理将普通民众置于参与主体的地位,实现了民主治理的去身份化。公民是协商民主的主体。普通大众主体性是协商民主的最基本的特征。协商民主治理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公共讨论的结果[6]。协商民主治理是公民个体参与公共决策的一种特殊民主形式。
(三)主体平等性
陈家刚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参与公共协商的公民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相关的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最终达到共识,从而在审视各种相关理由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7]。主体平等性是大众主体性的体现,也是大众主体性的保障,主体平等还涉及系列的制度设计。
(四)妥协与包容
协商民主治理主张所有人的看法和意见都应得到尊重,对于他人的利益和意见诉求需采取妥协和包容的态度。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所有公民都包容在协商之内,并将外在的或内生的影响,如权力、财富和已有的社会不平等排除在外的地步。[8]。显然,协商民主治理强调了对公民参与互动决策的资格和权利的包容性,公民有权出席公共决策场所并发言,有同等权力提出或质疑某个主张、陈述理由、表达和挑战各种需求、价值观和利益。任何声音都不应该被排斥,各方都有被倾听的同等权利[9]。
(五)公共理性
协商民主治理防范非理性和走极端,不为争论而争论,重在说服而非压服其他参与者,讲究协商讨论的理性,控制协商的适度性。“协商是一种联合性社会活动,嵌入在对话性社会活动中――相互交换理性。”[10]。协商民主强调参与者话语表达的被信服性。协商的过程就是要使得用于决策的理由让所有人信服,在“作出决策之前,要在公共论坛中检验他们的利益与理性。协商过程促使公民通以在公共辩论中‘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性话语,来证明他们的决定和看法的正当性[11]。
(六)协商和反复协商,辩论与反复辩论
埃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是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讨论作出决策的过程[12]。协商民主治理主张,互动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多次完成的,在互动这个过程中,需要辩论和反复辩论,以便确定意见和看法的更优性。正如有学者说的,对话协商并不意味着协商参与者们将彼此同意,而是他们愿意以辩论而不是其他的方式解决冲突[13]。
(七)互动协商的程序性与规范性
协商民主治理是一种有序参与的互动模式,其对有序性追求极高,确立了严格的协商程序制度,并将程序过程的各个参与环节予以规范化。协商民主治理通过程序性和规范化的严格设计确保话语权得到尊重和参与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二、协商民主治理与大学互动教学模式的契合性分析
互动教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模式,日益得到高校教师更为广泛的运用,但是其理论支撑在实际上并没得到足够的建构,从而使得高校互动教学在许多情形下变得简单化、平庸化 和形式化。协商民主治理作为一种互动框架,与大学互动教学具有契合性,其具有的价值和特征适用于大学互动教学模式,为大学互动教学模式注入理论支持,提供动能和资源,从而提升大学互动教学模式的深度和厚度,提高大学互动教学的品质和效率。
(一)契合大学互动教学的话语权尊重取向
大学互动教学模式采取在课堂内外,围绕教学目标和培育人才的需要,针对教学内容和议题,展开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以便发现教学与人才培育过程中存在的效果与问题,从而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大学互动教学模式的安排是基于交流主体间的共生共享性而创制的,认为师生都可以通过互动过程获得各自需要的东西,实现各自的目的,主张互动模式可以帮助教师发现教学教育问题,也能够帮助学生检验自己学习的不足,在互动教学中师生实现互助共进和互助共济。实际上,这种共生共享性的互动模式核心是师生之间在教学上的话语权尊重,教师尊重学生的话语权,学生尊重教师的话语权,尊重双方在教学上的利益表达和话语表达。特别是对学生而言,教学中的话语权不但是种需要,而且是一种资格,尊重这种话语权表达的需要和资格对于互动教学而言,不仅仅是手段而且本身就是重要的目标。协商民主治理本质上以话语权尊重作为其目标,是话语权尊重的一种治理制度创新,在互动交流模式中确立了尊重话语权的成熟规范制度,不但可以为高校互动教学走向尊重话语权取向提供正当性的理论支撑,而且能够为高校互动教学实现话语权尊重目标提供规范化引导,赋予其成熟的技能与程序支持。
(二)契合大学互动教学的学生主体化塑造
高校互动教学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民主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现代教学的民主模式,其创制是同权威主义教学模式相区分的,是对传统主义教学模式的超越。作为一种民主的现代教学模式,其主体不是教师,而是学生,学生在主体性上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互动教学无论其制度创制的前提还是其绩效的获取,缺乏学生主体性的确立就不可能存在。但是现实中虽然大学教师承认并采取互动教学模式,并没有彻底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许多情形下表现为教师主导的权威主义下的互动交流,而非学生主体性下的互动教学。在现实教学中,即使是权威化教学很强的教师也会认为其采取了互动教学模式,互动教学变得平庸化、形式化和简单化。学生主体性无疑是互动教学的基础和前提。协商民主治理作为代议制民主的创新和发展,改变代议制以精英为主体的传统,强调公民大众为主体,直接参与公共决策。以公民为主体是协商治理的根本特征,是其创新当代民主治理模式的核心之处。公民大众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使得大众参与与政府决策者的互动成为可能,也是互动得以有效的基础条件。协商民主治理是在制度上最为前卫和规范地确立大众参与主体性的安排和理论证明。将协商民主确立大众主体性的原则和具体制度安排引入高校互动教学,能够从制度化和规范化上推动学生作为互动教学主体地位的确立,从而从理论上赋予学生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最终有效激活学生在高校互动教学模式中的互动参与能量。权威主义教学模式不认同学生的主体地位却搞形式化互动,将互动教学形式化、简单化,则协商民主治理以大众为主体的取向,与其构成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刻区分。将协商民主治理嵌入大学互动教学模式,可以弱化、分离、冲击权威主义教学对互动教学的混淆,确立学生的主体化地位,提升互动教学模式的形象与品质。将协商民主治理引入高校互动教学模式,实现学生的主体化塑造,将对高校互动教学带来巨大的创新,诸如教面对学生不是面对从属对象,而是面对课堂主体对象;学生的互动不是权宜设计而是基本环节;学生的互动不是偶尔的某一环节的参与,而是全程的参与;学生的参与不是课堂的次要部分,而是重要部分;学生互动是对教师教学活动绩效的重要投射。
(三)契合大学互动教学的平等化建构
高校互动教学要有效必须建立在师生平等的关系中,学生作为学习者和教师作为教学者,相互之间都是教学的平等参与者,不能从地位上确立其中一方比另一方优越。而互动要有效和真实地进行,必须确认师生都是对方的目的,也是手段,相互之间是各取所需地共存共生共赢的关系,教师通过学生反射自己的成绩与不足,学生通过教师反映自己的长处与局限,这种互为目的的互动模式完全需要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关系安排中。可以说,平等化是高校互动教学的基础保障。而现实的所谓互动教学中,无论是实质上的平等还是形式上的平等,都存在较为显明的建构不足。现实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教学的输出方,学生作为教学的接受方被绝对化,教师往往不会将学生置于平等地位,学生也往往不认同自己与教师是平等的,互动教学常常是在一种并不真实平等的模式中进行着。就互动教学作为一种话语民主而言,教师往往占据话语表达的主导与主体,师生之间的互动是不对称的,教师具有互动议题权和能力,也占据互动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环节,师生互动严重失衡。高校互动教学模式无疑需要深刻的平等化建构,协商民主治理作为一种平等的治理框架,可以为高校互动教学实现平等化建构提供动能。协商民主治理对平等价值的追求,对话语权平等建构做出规范而严谨的设计,不但确立参与者的身份与地位的平等,而且从机制上确立实现平等的诸多安排,对协商互动过程的机会平等、时间平等、动议平等等等都做出相当精当的规范。协商民主治理的平等品格及其制度化、规范化机制,契合了高校互动教学模式对平等化的建构需求,可有效引导其深刻、精细和规范化地建构自身的平等化品质。
三、大学互动教学模式的优化路径:从协商民主治理视角
基于协商民主治理对高校互动教学模式具有的契合性,可以嫁接协商民主治理的价值品质优化当前的大学互动教学模式,从技术层面看,主要路径如下:
(一)发展辩论化互动,提升互动深度
协商民主治理框架下,互动目标:话语权的尊重的实现主要依靠协商和反复协商,辩论和反复辩论达到的。互动本质上是一个话语权的尊重,而话语权的尊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体现在反复协商,反复辩论的过程中;简单的、一次性的协商,无论如何无法表明话语权得到尊重,也无法确认互动的有效性。协商民主治理的话语表达尊重与话语表达的有效性主要通过反复协商、反复辩论予以体现和实现的,这可以为高校互动教学模式互动深度的提高提供示范价值。高校互动教学的话语权尊重和话语表达的有效性,可以参照协商民主治理,强化协商和反复协商,辩论和反复辩论的价值和功能,经过多次的互动交流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协商和反复协商,辩论和反复辩论,在高校互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称之为辩论化互动或辩论式互动。辩论化互动或辩论式互动重在突出反复辩论对于互动模式的价值和意义,是其与普通互动相区分,也是高校互动得以提升品格的基本切入维度,对提高高校互动教学的深度作用显著。无疑,发展辩论化互动,提高互动的深度,是健全和优化高校互动教学模式的重要路径。辩论化互动确立了辩论和反复辩论对于高校互动教学模式的重要价值,也提供了高校互动教学模式得以优化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路径。
(二)注重情景创设,发展互动体验性
协商民主治理实现互动目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情景创设,在情景创设中设定一个互动的环境和场景,让互动具体化和鲜活化,以此较好地动员参与者参与的热情、激情和感情,发展互动的体验性。例如,温岭民主恳谈会作为协商民主治理的典型案例,其互动过程就创设诸多具体的场景或情景,这些情景创设对温岭协商民主的成熟和成功极为关键。无疑,从协商民主治理来看,注重情景创设,通过互动体验来实现互动目标和价值是一种有效的互动路径。协商民主治理对情景创设的注重,可以应用于高校互动教学模式,以优化高校互动教学模式。当前高校互动教学存在简单化、平庸化和形式化,一个重要方面是互动缺乏注重情景创设,互动过于随便和随意的现象,要么是漠视互动教学的价值,不愿意组织互动教学,要么滥用互动教学,无论什么情形都进行互动,将互动理解为向学生提问,学生回答提问。不注重互动情景的创设来推动和实现互动。注重情景创设推动互动教学,其主要机理为:情景激活师生的互动动能和需求,让师生可以在具体化、逼真化的环境和过程中认识到尊重双方话语权和表达权的重要性,并在具体的场景互动中得到对这样的话语权尊重的真实体验,进而强化尊重话语权和表达权的互动行为。
(三)涵养理性品格,建构适度互动
协商民主治理的遵从理性展开,互动中参与者尊重话语权和表达权,弱化共识追求,主张辩论和反复辩论,主张任何人的话语权和意见表达权都必须得到尊重。协商民主治理下,参与者不看重利益聚合和决策,不看重参与者的地位和身份,高度看重言语表达权和表达机会的平等提供,强调以辩论和反复辩论,协商和反复协商的方式说服他人而不是压服对方。而整个互动协商过程建立在理性的范围内,将辩论和协商控制在理性的正当中,确保协商和辩论的有序性、非攻击性、非侵犯性。理性品格无疑是协商民主治理的突出优点,也是互动的重要保障。协商民主治理的理性品格对于高校当前互动教学来极为重要。当前高校互动存在互动形式化和简单化以及平庸化的现象,互动缺乏理性把握,往往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到哪里结束,进行到哪里算哪里,缺乏适度控制。更糟糕的是,互动出现为互动而互动,认为互动有总比没有好,将互动意识形态化,互动总要分出个高低强弱与输赢,偏离互动的话语权尊重取向。参照协商民主治理,涵养高校互动教学模式的理性品格,不神圣化互动教学模式,也不忽视互动教学,建构适度互动教学以完善和优化高校的互动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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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M.Scanlon. “ Contractualis and utilitarianism ”, in Utilitarianism a n d B e y o n d , e d . A . S e n a n d B.Willia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关键词:凤凰卫视;访谈类节目;采访特征
一、访谈类节目采访特征分析
采访,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具体要求,自觉认识客观事物的活动。这是一个特殊的调查研究过程,目的是为了进行大众传播。访谈类节目的采访与一般的新闻采访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必然要遵循新闻采访的基本原则,拥有新闻采访的特征:新闻性,时效性,广泛性等。但是,电子传媒的特性把作为采访者的主持人与采访对象直接推到了接受者的面前,使受众能够耳闻目睹采访的现场过程,由此也就形成了谈话方式中的采访特征。
(一)谈话方式中的采访特征
阮次山所主持的《风云对话》是一档新闻类的访谈节目。观众对此节目的评价是:“政治本是很枯燥的东西,但阮次山却能把它们讲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读起来就像在看武侠小说一样精彩。”阮次山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以“轻松式”的话题解读方式,把政治上的严肃与沉重消解在轻松活跃的聊天气氛之中。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森指出的:“快乐的交流是没有目的的,非功利性的。游戏式的语言交流往往是一种精神需要。”[2]这就是他的采访特征。而相对于这种“轻松式”的解读方式,《一虎一席谈》则采用“辩论式”的访谈方式。
《一虎一席谈》关注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众生百态,给予了观众更多的发言权。不少电视从业者在看完《一虎一席谈》之后,突然发现访谈节目原来还可以这么办。虽然访谈节目未必一定要采用辩论的形式,但毋庸置疑的是,辩论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形式。《一虎一席谈》的选题都是一些社会上的新现象和新观点,话题本身的丰富性就决定各方必是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其次,辩论设置好了对峙,话语必然要交锋,在这个过程中,嘉宾被激发出无穷的潜力,从而出现了热烈的辩论氛围。电视机前的观众注意力会大大增强,寻找和自己立场呼应的一方,也与和自己观点相悖的一方进行辩驳,这些设置都增加了节目的戏剧性。
除了《风云对话》的“轻松式”访谈方式和《一虎一席谈》“辩论式”的访谈方式,还有一种“漫谈式”的访谈方式。比如以情感、人物、娱乐为话题的《鲁豫有约》。正如这个节目打出的口号“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鲁豫有约》每期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不管是从寻访昔日的英雄和特殊经历的人物,一起见证历史、思索人生的角度,还是曾经接受过《鲁豫有约》访谈的嘉宾人物,都需要让被访问者可以让自己的思绪在很平缓的状态下,在与主持人交谈的过程中,对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进行很好的回忆,给观众一种对人性的思考。因此,《鲁豫有约》很注重访谈环境的萦绕,经常选择一些环境优雅的地方,要求主持人给被访问者营造一种轻松的谈话方式,鲁豫便以这种清新自然的“漫谈式”姿态打动被访问者,走入嘉宾的内心世界。
不管是阮次山的“轻松式”,胡一虎的“辩论式”,还是陈鲁豫的“漫谈式”,他们都有一个相似点,就是随性。根据自己所主持节目的定位,以及话题和嘉宾,将访谈尽量做到随意、通俗、简单,这也许就是凤凰卫视所有访谈类节目的采访中都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另外,凤凰卫视所有访谈类节目都蕴含了每位主持人自己的风格特征,主持人的主持和主持人对话题的引领对一档节目来说是必不可缺、必不可少的。因此凤凰卫视访谈类节目的采访特征也必然受到主持人风格的影响。
(二)主持风格中的采访特征
人物访谈是一种对话式的人际交流。访谈要能够自然流畅、深入地进行,双方必须有“共同感兴趣的信息符号”。由于即兴谈话的不可预知性,主持人在谈话中的引导、控制作用,无不清楚的说明主持人在谈话节目中的核心地位和灵魂作用。因此有人说“谈话节目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节目”。[2]所以主持人本身所具有的风格特征也影响着访谈节目中的采访。
凤凰卫视的访谈节目,都是为各主持人量身打造的。《一虎一席谈》中,胡一虎用他的真诚,创造了真诚的谈话气氛;他的激情,也有效感染了现场参与的人。“好的倾听意味着:有效的思考,有效的解释,有效的评价他人的意义”。[2]除了这些之外,胡一虎最重要的能力在于现场控制力,能够在倾听中寻找亮点,并且有合适的表达技巧。胡一虎说:“我觉得把一个火爆的话题炒热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持人,而是在一个冷僻的话题中如何煽风点火,如何帮助观众点燃热情,还要让观众觉得这个冷僻话题背后是有含义的,这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持人。”[3]正是这种能力,把现场变成了一个热烈的客厅式谈话场。
真实的情感演绎真实的故事,要使访谈对象说出心里话,需要访谈者推诚相见,以心换心,创设自然、真诚、融洽的话语环境。《鲁豫有约》始终秉承人文关怀的精神,以平视的角度和每位嘉宾真诚交流,尤其在与有争议的人物谈话时,主持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哪怕提及无法回避的往事,也尽量用委婉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这也是发自内心的对人的尊重和关怀。[4]另外,作为主持人的鲁豫在节目中大量的时间是倾听。这与时下不少谈话节目主持人的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形成了鲜明对照。鲁豫正是通过她倾听的艺术和恰到好处的追问使被访者畅所欲言,推动谈话的深入开展使受众为被访者的肺腑之言所打动。
同样是凤凰卫视的访谈节目,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则更注重人文主义的理念。它零距离地走进弱势群体,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探询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呼唤公平与公正,很好地担负起了“媒介构建社会”的责任,具有强烈的现代人文意识和平民情结。陈晓楠就像是被访者的知心朋友,为他们分担忧愁。嘉宾就像找到了最佳的倾听者,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内心的惆怅说出来,让自己的朋友分担。
不管是胡一虎的《一虎一席谈》,陈鲁豫的《鲁豫有约》,还是陈晓楠的《冷暖人生》,都有其共同的一个重要特征:倾听。他们每一个主持人在采访过程中都很会“倾听”,主持人的耐心倾听使其得以提出精彩的问题,精彩的问题又引出了同样精彩的回答,从而形成一种互动局面,达到一种良性循环,使其节目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