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案例及分析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诈骗案例及分析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

（一）诈骗形式新颖、易得手

诈骗人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冒充公安、电信、银行、邮政等部门工作人员，虚构被害人涉嫌洗钱、电话欠费、信用卡欠费、家属被绑架、中奖等事实，利用事先取得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资料信息，诱骗被害人将钱款打入提前设置好的所谓的“安全账户”内。由于犯罪形式新颖，被害人对此类诈骗方式鲜有耳闻，防范心理不强，犯罪极易得手。

（二）诈骗手段先进、侦破难

犯罪分子利用网络技术平台，通过voip网关的改号功能，拨打出去的电话在被害人手机上显示的确实是其所冒充的国家机关办公电话，被害人更容易相信犯罪分子的身份。另外，电信诈骗大多数属于远程的、非接触式的犯罪行为，没有犯罪现场、也没有痕迹物证，而且电信诈骗案件的犯罪空间复杂，犯罪行为的实施地、案件发生地、结果地大多不相同，并且其所操作的服务器和IP地址大多在境外，跨区作案，隐蔽性强，侦破难。

（三）诈骗团伙隐蔽、组织性强

电信诈骗组织者承租居民住宅房作为行骗地点，隐蔽性较强大，不易被外界发现。同时，诈骗团伙成员有五到十人甚至更多，他们分工明确细致。所有的诈骗行为都由组织者掌控全局，事先拟定好诈骗台词，对诈骗人员进行培训，诈骗得手后，按照诈骗金额给成员提成工资，内部组织结构紧密、关系稳定。

（四）诈骗后果严重、涉众广

电信诈骗团伙是针对全国范围实施诈骗，犯罪波及面非常广，诈骗对象宽泛且非特定，诈骗数额大，被告人退赔能力差，社会危害性非常大。

二、电信诈骗犯罪的防范措施

（一）加强银行和通信行业的监管，打破作案平台

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利用银行和通信部门的漏洞，假借他人的身份证到银行开设账户，到通信部门购买电话号码不需要身份认证，而且能够通过网关等非法软件任意改变主叫号码，使银行和通信部门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不良作用。要想从根源上治理此类犯罪，需要这些部门的大力配合，采取相关的政策支持，加强行业监管，严把银行账户开设关口，推进落实通信号码实名登记制度，保护个人信息不泄露，同时要与公安机关加强配合，建立日常会商机制，从源头上遏制电信诈骗的发生。

（二）开展打击电信诈骗专项活动，遏制犯罪势头

针对电信诈骗日益猖獗的情况，公安机关要加强社会治安整治的力度，开展专项行动，通过宣传、发动形成良好的、严厉的打击氛围，震慑犯罪。在专项行动中综合利用各种侦查手段，主动发现和打击犯罪的黑窝点，加强治理犯罪突出的原籍地，派工作组进村入户，注意发现高危人员。同时，通过专项行动的方式，提出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使有关部门加强重视，推进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从根本上遏制电信诈骗发展蔓延的势头。

（三）拓宽宣传覆盖面，提高群众防范意识

要通过开展法律咨询、案例直击、风险提示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进行相关司法宣传，让民众了解电信诈骗犯罪的手段特点，增强防范意识，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短信和电话，不轻易泄露身份信息和银行卡号及密码，遇事要同家人、朋友商量，一旦掉进诈骗陷阱，立即报警，以求最大限度挽回损失。

（四）加大惩处力度，威慑犯罪分子

第2篇

关键词：高校 电信诈骗 安全教育

在如今的信息时代，手机、固话、网络等通信工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然而在给予人们便利的同时，频发的诈骗案件也随之而来。诈骗犯罪来势汹汹，2016年8月，即将成为大一新生的临沂女生徐某在被犯罪分子以发放助学金为名骗取了近万元辛苦攒下的钱后不幸猝死身亡，在令人为之痛心的同时，引发了社会对于诈骗案件的空前关注和对犯罪分子的强烈谴责。学生群体因其单纯性越发地被列为犯罪分子的诈骗目标，校园诈骗案件频发，且案值趋于增大，极大地造成了学生财产的损失，影响了校园的安全稳定，高校诈骗案的控制形势不容乐观。

一、高校电信网络诈骗的特点

（一）犯案手段多样化

犯罪分子以电信和网络为载体设下花样百出的诈骗陷阱，令人防不胜防。比价常见的有如下形式：1、“恐吓式”，冒充银行、邮政、公检法等官方机构通过“恐吓”的方式诱骗其转移金钱到所谓的“安全账户”；2、“熟人型”，假扮校领导、老师获得学生的信任，再进一步骗取金钱；3、“中奖型”，通过手机短信或者网络平台谎称学生中了大奖，以手续费为名骗取金钱；4、“赚钱型”，利用学生想兼职赚钱的心理，向受害者收取中介费、费、押金、进货费；5、“病毒型”，犯罪分子通过改号器等技术手段扮演银行客服、支付宝等商家，向学生发送带有病毒的链接，进而盗取银行卡信息。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社会经验不足的学生极易上当受骗，落入陷阱。

（二）破案难度大

本文探讨的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是非接触式的诈骗，犯罪分子通常隐藏在一个个手机号和QQ号背后，为破案带来了极大的难度。2013年，为进一步促进移动通信市场竞争，工信部向民间资本开放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并划分了170号段、171号段供移动转售企业使用。这些转售企业也被称为虚拟运营商，但因为监管措施跟进不到位，无需实名登记即可购买，这些号段俨然成为了诈骗电话和短信的犯罪温床。一旦罪案发生，嫌疑人弃用号码，公安部门便无法通过号码追查，想要抓捕嫌犯无疑大海捞针。

（三）经济损失难以挽回

由于监管不力等多方原因，许多犯罪分子通过网络等途径获得他人的身份证信息，再冒用他人信息办理银行卡，因此诈骗案中常常存在“人卡不一”的现象。一旦钱已汇入犯罪分子的银行卡，即便公安部门成功阻止了正在进行中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但因为银行卡户主并非犯罪分子本人，银行卡里的钱仍旧无法取出。更因为作案与破案之间时间跨度较长，被诈骗的金钱往往在犯罪分子被抓获前就已经被花费掉，无法追回。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特点使得未雨绸缪，让学生避免陷入犯罪分子的陷阱就更加重要。要想减少校园诈骗案的发生，除了依靠公安部门的重拳出击以及银行、电信等行业的通力合作之外，更需要发挥高校传道授业的重要作用，在校园中做好防诈骗的安全教育工作。

二、如何开展校园防诈骗安全教育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感情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1]。安全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同时也是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基础[2]。频频发生的诈骗案件不仅侵害了师生的财产安全，更破坏了受害人的安全需求，只有提高学生的安全素质才能够有效地防患于未然，减少校园诈骗案的发生，而大力加强校园安全教育至关重要。

（一）多方面统筹教育

提高学生的防诈骗意识是减少校园诈骗案发生的基础。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学校应当在学生入校的各个阶段加强培养学生的防诈骗意识，可以通过充分利用新生安全教育、日常安全教育课程以及专题安全活动等机会将防诈骗意识传递给学生，真正做到将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向学生传授有效的防诈骗知识是减少校园诈骗案发生的保障。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培养学生防诈骗意识的基础上，学校应当承担起向学生传授时下“流行”的诈骗手段相关知识的职责，让学生做到有所知，有防备。随着科技的进步，犯罪分子的诈骗手段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常常让人防不胜防。因此在安全教育中，学校相关部门更应当注重“时事”的不断更新，利用网络平台等手段在第一时间将新的诈骗案例转达给师生知晓，让犯罪分子无可趁之机。

培养学生的防诈骗技能是减少校园诈骗案发生的助力。“知之”与“行之”之间往往存在差距，相对于防诈骗意识和防诈骗知识，防诈骗技能的获得通常需要一定的实践。如与警方合作组织安排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可通过诈骗模拟演练等方式锻炼学生的防诈骗技能[3]。

（二）多部门联动教育

校园诈骗案一旦发生，涉及到的往往有个人、家庭、学校、公安乃至银行及电信部门，每一个环节的合作联动都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联动教育应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校园各个部门之间的联动教育，另一个则是校园、家庭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合作。第一层面，在学校里面的各相关部门如保卫处、学生处、教务处、辅导员之间建立联动合作机制，从防诈骗安全教育的内容设计、课程安排、效果考察以及诈骗案发生后的处理等各个环节开展联动模式教育。在这一层面，应当注意各部门的分工合作，统筹兼顾，在建立领导责任制的基础上，真正将防诈骗教育落实到位。第二层面，要加强学校与家长及社会相关部门的联系，校园诈骗案的受害者不一定是学生本人，也有可能涉及到学生家长，因此加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联系，提高家长的防诈骗意识和能力，及时制止诈骗行为也可以有效降低诈骗案的发生率。

（三）多平台整合教育

进行防诈骗安全教育应当注意教育的模式创新。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课堂，而应通过课堂、网络、主题活动、社会实践等各个平台铺展开来。课堂是目前高校开展安全教育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渠道，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的优点。微信公众号、微博都是现今学生当中非常流行的网络互动工具，通过这些平台开展网络教育能够很好地达到吸引学生参与学习的目的。笔者认为网络上诈骗案例的实时分享分析，安全知识的自测自评，公众号一对多的在线答疑等等都是很好的网络教学方法，具有实时性、趣味性、服务性的优点，能为课堂安全教育扮演好“助手”的角色。安全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还应当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参与学校的安全主题活动，通过警校合作加入到公安部门的防诈骗宣传工作中，到社区组织开展防诈骗小调研等等都是不错的实践活动。

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案是建设平安校园不容忽视的隐患，控制案件的蔓延，维护校园稳定刻不容缓，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对于高校来说，在外依托公安部门，对内大力推进安全教育，强化师生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思想防线，防患于未然才能更好地减少校园诈骗案的发生，为师生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参考文献

[1] 陈志沛.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运用[J].教育与职业，2007{20}：37-38.

[2] 程诗敏.风险社会视域下大学生安全素质提升研究[D].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2014.

[3]安春元.新时期增强高校安全教育实效性的几个关键点[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02）：44-46.

第3篇

【关键词】高等学校 盗窃 诈骗 分析 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5-0124-02

高等学校校园安全，是全社会十分关注的焦点，虽然各高校领导、老师非常关注，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是，大学校园盗窃、诈骗案件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近几年，侵害大学生的财产安全的案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类案件的频发，严重危害了大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及合法利益，严重扰乱了高校正常的管理秩序。如何有效防范大学校园盗窃、诈骗案件的发生，保证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保护大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是全体高校教师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大学校园发案较为突出的盗窃、诈骗案件的作案手段和特点入手进行分析，寻找此类案件的规律，并提出防范的措施与对策。本文探讨的对大学生安全警示教育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 盗窃案件分析

在大学校园发生的刑事案件中盗窃案件占到了其中的60%～70%，且还有不断蔓延上升的趋势，其中，入室盗窃是盗窃的一种，而且又是大学校园中最为普遍的盗窃形式之一。它报案率之高、牵扯的学生数量之多、影响范围之大，历来都是高校广大师生诟病的焦点。为什么在大学的象牙塔中偷盗案件会如此猖獗？这些偷盗案件又有什么共同的规律呢？大学生们又该怎么样去防范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探讨大学校园盗窃案件的规律和特点：

1.盗窃时间比较固定

犯罪分子一般选择在白天作案。大学生的生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一般学生白天上课，晚上上网。这就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他们正是利用白天学生都去上课宿舍空无一人的机会下手，轻松得手。

2.作案手段呈现规律性

第一是借口误进入无人的寝室。犯罪分子常常以找人为借口，堂而皇之敲门，如遇有人时便谎称是找某某（或谎称是同学、老乡、朋友），遇无人时则放开手脚盗窃。第二就是“顺手牵羊”。犯罪分子利用学生离开寝室短暂的时间空隙进入寝室进行偷盗。第三是内盗，大学盗窃案件多发生在寝室成员内部。

3.盗窃财物对象集中

犯罪分子盗窃财物对象主要集中在金钱、衣物、手机、MP3等，同时也对价格贵重的财物如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手表、电子学习用具等物品十分垂涎。

4.盗窃案件多为内盗

作案者多为本校大学生所为，他们深受社会不良风气的毒害，虚荣、攀比心理滋生。他们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出入方便和学生的身份作掩护，大肆作案。

二 盗窃案件的防范手段

怎样防范盗窃案件的发生呢？本人认为加强大学生的防盗教育、增强大学生的防盗意识是防范的关键。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总是从思想观念转变开始的，部分大学生入学后深受社会不良风气的毒害，虚荣、攀比心理滋生，任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逐渐养成了不劳而获的心理，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剔除他们思想中的毒瘤，鼓励他们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另外，提高学生对盗窃案件的自我防范也是教育的关键，这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对贵重财物的保管观念，让学生清楚认识到贵重物品不要随意摆放。《易·原辞上》说“慢藏诲盗，冶容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寝室内不要存放大量现金，寝室较长时间无人时，不要存放贵重财物。寝室之间要相互关照，不要给犯罪分子留下作案空间。到银行自动取款机取款时，要时刻留意周围的环境，注意保护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如果发现银行卡被盗后应立即拨打银行电话挂失。寝室内不要让陌生人留宿，做到人走门关。发现形迹可疑的人时应及时向宿舍管理员或者老师报告。

三 诈骗案件分析

诈骗案是一种严重的财产性犯罪行为。在大学校园日益“社会化”的今天，犯罪分子的黑手也随之伸向了大学校园，导致大学生被骗的案件频发，有的学生被诈骗的数额之多令人咋舌。还有的学生被骗后，不仅财产上遭受到了损失，心情也变得痛苦不堪，甚至还有的学生严重抑郁。据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在大学校园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大学生被骗案件的发案率仅次于盗窃案件，如何有效地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保护大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已引起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认真分析犯罪分子的诈骗特点和规律后，本人认为诈骗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传统的诈骗方法是利用大学生的物质欲望、侥幸和贪婪的心理，设计诈骗圈套。如犯罪分子谎称被害人在电视、网络购物中奖，然后冒充“电视购物中心礼品发放处”的工作人员，给学生打电话，以其被抽中幸运者等为诱饵，免费赠送高档原装进口化妆品、手机充值卡、国外名牌产品为由，向大学生收取运费、押金、手续费用等。

第二，利用大学生与亲属朋友的空间距离，以网络、电话遥控的方式编造学生在校发生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事由骗取大学生亲属朋友钱财。

第三，利用对大学生基本情况、生活动向的了解实施诈骗。这样的诈骗手段虚实相结合易使学生陷入圈套，从而放松警惕，上当受骗，让人防不胜防。

第4篇

一、宣传预警。

综治、公安、银行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开展防范电信诈骗的日常宣传活动。各镇综治办、派出所针对电信诈骗受害人群大多不看电视不看报纸，缺少防诈骗知识的情况，入户进行防诈骗知识宣传;利用社区和农村的小广播、黑板报以及街面电子屏进行社会面宣传；公安机关在官方微博防范电信诈骗宣传语进行网上宣传。银行网点在营业大厅明显位置、自助设备旁张贴防诈骗提示，在业务办理窗口、柜台醒目位置摆放防诈骗警示牌，宣传电信诈骗犯罪手法；定期对网银用户群发公益短信，告知注意防范电信诈骗。

二、汇款提示。

银行柜台抓住银行汇款这一关键核心环节，增加汇款提示电信诈骗服务，有针对性的向汇款人询问为什么汇款、是否认识收款人，提示可以现场给收款人打电话确认或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商量等，填写《汇款风险提示单》确认后再操作，守好防范电信诈骗最后一道防线。

三、教育培训。

县级各金融机构对营业部大堂经理和保安进行培训，及时通报当前金融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治安形势和典型电信诈骗案例，让相关人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注意发现可疑人员和疑似被诈骗人员，及时提醒客户防范诈骗。

四、联手协作。

县综治办牵头每季度召开一次防范打击电信诈骗联席会议，通报前一阶段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公安局和各银行各选配2名联络员开展防范堵截电信培训、查询涉案银行卡工作。公安巡防队在夜间巡逻时对辖区内ATM机进行巡查，注意发现可疑人员，力争抓获现行。

五、劝阻联动。

各银行营业网点的大堂经理、柜面员工及大堂保安，关注转账或汇款的客户，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提示和劝阻。对自助服务区上机操作人员主动做好防范电信诈骗的宣传提醒。对确认客户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且执意转账、汇款的，反复劝阻制止，并迅速通知公安机关，由民警迅速到场甄别、劝阻、拦截，并由大堂经理和保安帮助对诈骗帐号进行紧急输密码冻结和止付。

六、开户审核。

银行严把开户关，认真审核是否本人，并对持有本人身份证开户的人按规定限定在本网点的开户数量，防止犯罪分子收购银行卡用作诈骗犯罪的工具，发现可疑及时报警。

第5篇

针对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本文论述了信用卡诈骗案件侦查中在立案前应当重点审查的内容、侦查策略和应当建立、完善的侦查机制。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案件侦查

信用卡诈骗案件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信用卡或恶意透支的行为进行诈骗的案件，直接对应的犯罪是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犯罪依托信用卡这一新兴的金融工具，在犯罪手法、侦查策略上都有别于传统刑事犯罪，本文拟就该类案件的侦查作一探讨。

一、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发案数逐年增多，案值大，案件损失惊人

九十年代之前，我国信用卡业务尚不具有普及条件，当时以信用卡为工具实施的诈骗案件属于少数，仅局限在为数不多的能够使用信用卡的高档消费场所中。近年来，随着信用卡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普及，信用卡犯罪也不断增多，可以预计，这一增长趋势将随着信用卡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还将持续。犯罪分子多为连续实施犯罪，针对的主要是透支额度较高的境外信用卡，所以，案件的数值和造成的损失也相当惊人。广东省公安厅和珠海市公安局2001年破获的“JK1号”的特大信用卡诈骗案中，缴获伪造的假卡17，126张，经有关国际组织鉴定，这批假卡可造成经济损失约3.2亿元人民币。

（二）犯罪手段多样，流动性大，隐蔽性强，呈现面广、线长的趋势

以往的犯罪手段较多的是使用伪卡、恶意透支进行诈骗，当前出现了通过发送短信、利用电子邮件、网上支付、截获电话银行资料等方式，这些同其他新兴的金融、通讯工具结合起来的新的犯罪形式，难以防范。犯罪分子实施犯罪不需要固定的窝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随着实施环节的增加，这种犯罪还呈现出面广、线长的趋势，犯罪分工细致，涉及的人数多。

（三）犯罪主体成分复杂，境外机构的渗透在加强，中外犯罪分子联手勾结作案的现象有所加强

过去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多是一些个人，利用当时防范意识不强、防范能力有限，进行蒙蔽诈骗；近年来出现的信用卡诈骗案件，犯罪主体身份多样，有些还具有正当的职业，出现了一些银行机构、宾馆、酒店的工作人员和计算机从业人员实施本罪的现象。如上海破获的“305”专案中，犯罪嫌疑人曾以菲为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工作人员，唆使其他三人，半年内通过制作假卡诈骗资金高达73.565万元。同时，近年来破获的信用卡诈骗案件，多数都具有涉外因素，由境外犯罪人员和国内犯罪分子联手、分工实施犯罪有增多的趋势。

（四）伪卡制作技术更新快，呈现与高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

科技的发展带给信用卡制作、防伪技术的不断提高，然而，与伪卡制作的较量却没有停止过；伪卡的制作也在不断采用新的科技成果，制作设备、技术不断更新，目前很多假卡在外观上与真卡并无二异。未来的信用卡将以芯片智能卡取代当前的磁性卡，这种以电脑芯片存储资料信息的信用卡具有更高的防伪特性，但是，对于如何更加有效地防范假卡的研究却不能作丝毫松懈。

二、立案前应当重点审查的问题

（一）信用卡诈骗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

规范信用卡的法律体系，包括《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其中刑法的管辖只适用于构成犯罪的严重违法行为，区别一般违法行为和信用卡诈骗犯罪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实施主体上的差异，一般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既包括单位也包括自然人，而信用卡诈骗犯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所以，单位实施的信用卡违法行为，可以排除适用信用卡诈骗罪。

第二，主观罪过上的区别，信用卡诈骗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而一般违法行为可以是直接故意行为，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行为，甚至可以由过失构成。如持卡人透支后由于疏忽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偿还透支额，应当接受有关的经济处罚，负担逾期罚息。

第三，客观行为表现不同，根据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客观行为表现有四种，即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和恶意透支行为；这四种行为之外的违法行为可以构成一般违法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第四，违法数额不同，构成犯罪、适用刑罚处罚，应当具备诈骗的“数额较大”的要件，根据《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6条，这一数额为5000元以上；诈骗数额未达到5000元的，可以构成一般违法行为。

（二）恶意透支的诈骗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

信用卡透支是信用卡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透支”是指在银行设立帐户的客户在帐户上已无资金或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经过银行批准，允许客户以超过其帐上资金的额度支用款项的行为，其实质上是发卡银行或公司向持卡人提供的一种消费信贷。根据刑法第196条第2款的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只有为目的，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规定的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的行为，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据此，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要件如下：

在主观上，必须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基于放任的目的实施恶意透支行为的，不构成恶意透支的犯罪。在客观上，首先其行为表现有两种：一种是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一种是超过规定的期限透支。二者是选择要件，而非同时具备的要件。所谓超过规定限额透支是指违反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章程规定，在允许透支的最高限额以外进行透支使用信用卡的行为，所谓超过规定期限透支。这是指持卡人虽然在规定限额内透支但超过了允许的期限仍不予偿还的透支行为。其次，在程序上必须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对于“催收不还”的认定，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为“恶意透支”行为。最后，恶意透支构成犯罪须达到数额较大，根据《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的标准为5000元以上。

同时具备上述主、客观要件的，构成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否则，为一般恶意透支的一般违法行为。

（三）诈骗消费卡内资金的行为的认定

除了金融机构发行的银行卡，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还有非金融机构发行的消费卡。消费卡和信用卡在外观上相似，都具有一定的消费、结算功能，容易发生混淆。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除了发行主体的区别，更主要的是，消费卡没有专属性，在消费卡的磁条内没有持卡人的资料记载，只有金额记载，只要购买，就可以获得，可以转给他人使用，若有遗失不能挂失；而信用卡则具有专属性，需要通过银行履行一定手续才能获得，持卡人就是所有人，不能转给他人使用，遗失可以挂失止付。消费卡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储存一定金额代替现金结算的消费卡，一般是消费者事先通过现金或者支票购买，在消费时，只要将卡插入专用机器，就可以代替现金使用，如地铁公司发行的电磁卡，电讯公司的电话卡，油气公司发行的加油卡等。另一类是有累计购物价值进行折扣计算的优惠卡、积分卡、贵宾卡等，一般是消费者在购买了一定金额的商品后获得，并在今后购物中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

消费卡不具有专属性，也不具有透支功能，除了在特定的场合进行消费结算之外，也不具有转帐结算、异地汇兑的功能，与银行卡的性质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不宜适用有关信用卡犯罪的刑法规定。在实践中，行为人盗窃消费卡进而使用的应当认定为盗窃罪，通过拣拾消费卡进行冒充使用的，构成侵占罪，以消费卡冒充信用卡诈骗他人钱财的，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认定为诈骗罪、合同诈骗罪。

三、信用卡诈骗案件的侦查策略

（一）根据犯罪分子伪造假卡的常用手段，从使用的假卡中发现侦查线索

犯罪分子是以信用卡为工具实施诈骗犯罪的，侦查中应当充分利用已经发现的伪卡，认真分析，研究、鉴别伪造手法，为划定嫌疑人范围提供参考，并运用信息资料进行串、并案研究，从中获取侦查突破。

1、磁性信用卡的外观特征

信用卡，从实质上，是一种支付与结算的工具；从形式上，就是一张塑料质地的卡片，所以信用卡既被称为电子货币，也被称为塑料货币。当前我国使用的信用卡均为磁性卡，磁性信用卡在外观规格、特征上具有特定的标准和内容，这是伪造信用卡的对象所在。

（1）规格

普通信用卡的尺寸大小相当于身份证，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其标准形态为卡片长85.725mm，宽为53.975mm，厚为0.762mm.一般用特制的胶制塑料制成。

（2）正面的外观特征

第一，卡的左上部是发卡银行自行设计的独特标记；第二，卡的中部是凸印出来的持卡人的帐户号码；第三，卡的中下部有一组数字或字母用以区分不同的发卡行。如万事达卡（Mastercard）是一组以“5”开头的四位数字，中国建设银行的龙卡则直接标明“CCB”（中国建设银行）；第四，在发卡行数字或字母的右恻通常为卡的失效日期；第五，下部是凸印的、以字母表明的持卡人姓名；第六，右下部是激光防伪标记、注册商标图案。如中国建行的龙卡防伪标记为反光的孔子像，并在下端显示有中国建设银行的英文缩写“CCB”；维萨卡（Visa）的激光防伪标记为飞鸽图案，环绕图案的是微型印字“VISA”。

（3）背面的外观特征

第一，上部是黑色的磁性带，磁性带是磁性信用卡的核心所在，通过这种磁性储存晶片储存卡主关键的保密信息资料；第二，是信用卡的签名栏。签名栏具有一定防伪功能，如维萨卡（Visa）、中国建行的龙卡等，签名栏的背景都是蓝、金两色的、呈45度倾斜的“VISA”字母，维萨卡的签名栏上还印有一组字母，是信用卡帐号和授权号的组合。第三，下部是发卡银行的简短申明。

2、常见的伪造手法

（1）模仿信用卡的质地、模式、图样以及磁条密码等制造信用卡。以往我国发现的伪造信用卡多是由境外犯罪集团制造，近几年在我国南方一些城市也发现有伪造信用卡的“地下窝点”，查获了犯罪分子用以伪造信用卡的模具、压板、磁带阅读器、镭射标志切割器、烫印机、丝网印刷机等现代化印刷材料和工具。

（2）在“真卡”基础上进行的伪造。即信用卡本身是合法制造的，但是未经发卡银行进行凸印或写磁，信用卡不具有身份专属特性，犯罪分子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使其貌似已经发行给用户的信用卡。这种行为是一般意义上的“变造”，由于伪造信用卡的实质和关键在于对卡内输入持卡人的有关信息和资料，使其具有个人身份特征，才有使用的可能，一张具有外观特征的信用卡，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在信用卡犯罪中“伪造”行为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变造”。

（3）非法复制他人信用卡。利用专门的技术设备，在伪造卡、空白卡、废弃卡上输入合法持卡人的密码、签名以及其他信息资料的行为，俗称“烧卡”

（4）使用盗码机等方式盗取他人信息资料进行伪卡的制造。盗码机也叫读码机、猫崽机、测录机，是从真付款卡上复制磁条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转移到假卡的磁条上的器材。这种器材用电池操作，体积如手掌大小，最小的形似BP机状，设计有卡槽，将信用卡磁性带划过卡槽时，盗码机就可以将卡上磁性带中的信息资料盗取并存储在机内，一般的盗码机可以盗取200-300组资料，最多的可以达到800-1000组。由于其体积小巧，携带、运输方便，存储量大，成为信用卡犯罪的常见工具。将盗码机装在POS机上或是利用接近信用卡的机会刷卡，可以将他人信息轻松盗窃到手，通过写磁输入磁性带，即完成伪造。其他盗取信息的方式还有通过窥视、截获网上消费的信息、购买小偷偷得的个人信息等。

3、在侦查中的运用

以模仿真实信用卡伪造并进行诈骗的，侦查中应当鉴别其伪造的手法，分析作案人是否具备自己制作的条件，广泛收集同类案件的信息，掌握重点人口，分析是否可以实行并案侦查。

以“真卡”基础上进行伪造、诈骗的，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银行或发卡机构内部，多为其内部人员所为，应当把嫌疑人摸排的范围重点划定在银行或发卡机构的内部人员的范围，尤其是有机会接触到发行信用卡业务的人员之中。如上海侦办的“315”专案，犯罪分子通过破解发卡程序，将掌握的信用卡序号输入电脑，就得到了信用卡的帐号、密码，通过这种方式疯狂伪造了外地的信用卡，进行异地取现，即为从事信用卡业务部门的内部工作人员作的案，这类案件外部人员基本不具备作案条件。

以非法复制的方式进行伪造、诈骗的，应当结合作案所使用的设备、实施诈骗的方式等进行综合分析，刻画嫌疑人应当具备的条件，收集有关信息情报，寻找侦查突破。

办理使用盗码机伪造信用卡的案件中，如果在现场或人身搜查中发现有盗码机的，应当注意：第一，不要操作或要求其他人示范、操作该仪器，由于盗码机多设定有自动清洗程序，不当操作使用，可能导致资料被自动清洗掉，从而丧失定罪证据；第二，不要按动盗码机上的按钮，不要当场尝试用卡划过盗码机卡槽，应当保持原状带回，以免破坏盗窃的资料信息；第三，将现场相关物品都作为证据予以查获，包括电线、插头、制作信用卡用的卡片原料、解码用的电脑、传真机等等；最后，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制作检查笔录，写明查获的物品、检查的时间、地点，请现场嫌疑人和两名侦查人员签名。

（二）根据信用卡的使用流程，结合犯罪分子诈骗手法，摸清犯罪行动规律，有针对地采取侦查措施

信用卡的使用流程相当于持卡人先消费后支付，这种有别于传统交易流程的方式客观上使得发卡银行为持卡人垫付消费资金，为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同时，信用卡的应用需要完备、先进的计算机联网系统的支持，银行和特约商户通过各种直接、间接网络，使远距离的信用卡交易信息处理能在数十秒内迅速完成；由于我国信用卡业务开展时间不长，计算机联网、通讯、管理系统不够完备，存在一些传递上的“时间差”，如银行传递挂失信息到特约商户需要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管理上的漏洞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可能。实践中常见的诈骗手法主要有：

1、使用伪卡在特约商户高额消费。犯罪分子利用信用卡先消费后支付的特点，使用伪造的假卡进行高档消费，通过变卖获取非法所得；或是通过给付收银人员手续费等诱饵现场兑换现金，最终让发卡机构承担巨额损失。

2、冒用作废的信用卡。多数是由银行或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利用挂失信用卡的时间差，持他人已经作废的信用卡进行消费的。

3、冒领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人在申领信用卡时就具有通过信用卡的透支功能实施诈骗犯罪的目的，所以虚构身份或以他人的身份进行申请，获得信用卡即实施诈骗犯罪。

4、使用信用卡并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人违反信用卡使用管理章程，非法使用信用卡，超过规定期限或规定数额消费，经银行催缴拒不返还的行为。

根据上述犯罪表现，摸清犯罪行动规律，针对性地采取的侦查措施主要有：

1、持伪卡诈骗的犯罪中，侦查中应当树立深挖源头的思想，犯罪分子可能自己制作假卡再进行诈骗，更多的是从其他专门从事伪造信用卡的犯罪分子手中非法购买获得，查办案件中不要满足对落入侦查视线中的犯罪分子进行查办，还要从案件的线索中，追根溯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挖掘犯罪的源头，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2、在恶意透支的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多是在一定时期内连续多次实施犯罪，这种情形中，应当内紧外松，张网布控，做好侦察部署，在侦察人员的控制下，让犯罪分子继续进行诈骗犯罪，摸清犯罪规律和犯罪分子的落脚点，再实施抓捕，并搜查其人身、住所，获取定罪的有力证据。如某地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称有人连续在高档消费场所使用假卡诈骗财物，侦查人员通过暗中布控，一连几天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落脚点、人数等都基本掌握之后，在犯罪分子落脚的香格里拉酒店实施抓捕，现场搜查出大量伪卡、制作假卡用的电脑等工具、珠宝首饰等，将案件顺利侦破。

进行张网布控时，应当注意：第一，是“外松”的假象制造的要自然，不露痕迹。因为犯罪分子总是很多疑，对侦查活动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十分紧张警觉，会更加隐蔽、警惕，加强心理防线和防范措施，而使侦查活动落空。

第二，要把握主动，营造“出击”时机，让整个侦查活动始终在侦查人员的控制下。“外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犯罪人实施犯罪暴露犯罪意图，从客观上固定犯罪证据，但应当注意同时要做到“内紧”，将犯罪的活动始终置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能够把握合适的时机，进行抓捕。

第三，布控的过程应当严密谨慎、周密细致，防止出现意外变故，导致侦查活动不能顺利进行。

第四，要求侦查人员具备机智灵活的头脑。事先的考虑再周全，也会在实施中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形，这就对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侦查人员能够处变不惊，不动声色，机智灵活，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任务。

3、通过上述手法诈骗物品的犯罪，一般会进行销赃，可以对有关场所布控，控制赃物流向，从销售点反向追溯犯罪分子；通过信用卡诈骗的物品多是金银首饰、珠宝制品、古董等价值较高的物品，一般具备控赃条件。

4、除了少数使用自己的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诈骗外，大多数的信用卡诈骗犯罪都会实施不只一次，有的犯罪分子成为职业罪犯，专门从事这项犯罪。针对这一特点，在侦查案件中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线索、使得案件难以突破，可以通过声东击西、敲山震虎等手段制造假象，诱使其按捺不住，实施犯罪，从而暴露踪迹，发现线索，侦破案件。

（三）全面收集、分析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活动中留下的线索材料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实施必须借助于正常的信用卡的授权、结算程序，同其他经济犯罪一样，从表面上仍然体现为一种正常的经济活动；无论其手段如何隐蔽，犯罪的实施过程中必然要同结算中的各金融、社会机构发生接触、联系，其间有关的信息记录、录象资料、具体工作人员所掌握的体貌、口音特征等都是侦破案件所需要的重要线索，应当全面收集，认真分析。这些线索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1、对于信用卡内资金流向的有关信息记录，包括资金提取的数额、地点、方式等，如上海发生的一起利用手机短信诱人上当，以检验资信能力为借口骗得对方帐号、密码后，通过异地伪造假卡诈骗的案件，案发后由于被害人连对方的面都没见过，能提供的线索相当有限；但犯罪分子是从四川成都取款、大部资金从银行柜台取走、少部分是通过ATM机取走，这些通过到银行查找有关信息记录可以获得，是侦办案件获得的有限、宝贵的线索。

2、反映犯罪分子体貌特征、行动习惯、同伙情况、取款现场等线索的录象资料。出于安全防范的考虑，当前许多金融机构、旅馆都设有录象监控系统，犯罪分子进行取款、消费、住宿时都可能被随时开放的监控系统摄制下来，从而成为侦破案件的线索。如上海侦办的另一起“305”专案，由于是银行内部人员非法获得信用卡密匙制作假卡，犯罪类型新，手段诡秘，侦破难度大，获得侦破转折点就在于犯罪分子在厦门一处ATM机上取款时，银行监控的摄像头录下了他在取款中曾经接了两个短时间的电话，最终通过查找电话记录艰难地将犯罪分子抓捕归案，侦破全案。在使用录象资料已掌握的信息资料进行比对时，要防止因成像不够清晰导致比对没有结果，注意结合其他手段，如请目击证人进行辨认比对等方式综合认定。

3、实际与犯罪分子接触过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情况。当犯罪分子到柜台取款、消费购物、登记住宿时，都会同有关工作人员直接发生联系，走访有关工作人员，请他们回忆一下犯罪分子的长相、身高、口音、行动习惯、典型特征等对于确定犯罪嫌疑人、划定侦查范围都有重要的帮助。上述手机短信诈骗案中，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回忆出取款人持福建口音就为侦破案件提供的关键、重要的线索。

（四）针对具体的案件情形，以针对地开展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工作

缉拿归案是案件侦查的重要环节，在信用卡诈骗案件中应当分别案件的以下三种不同情形，有针对性地开展缉捕：

1、犯罪嫌疑人确定、身份确定的情形。这种情形是指案发后，已经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人，其真实、具体的身份也已为我侦查机关掌握，但罪犯逃匿、去向不明，这种情形在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中较为突出。对这种情形中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缉捕，重点采用的措施有调阅相关资料、布控、边控、向兄弟公安部门协查通报、通缉令、实施网上追逃、对通讯工具和关系人实施监控等方式。

2、犯罪嫌疑人不确定，身份也不确定的情形。这是指案发后，只查明有犯罪后果，但未查明实施案件的犯罪人，当然，其真实、具体的身份也不为侦查机关掌握的情形，较为典型的是通过伪造信用卡异地取款的诈骗方式。对这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缉捕，除了可以运用传统的刑事办案中“以案找人”的一些手段，重点应当采用的侦查措施还有：第一，尽可能地从嫌犯留下的线索中刻画嫌疑人的特征，如电话联络中反应出的口音等；第二，收集有关情报、资料考虑是否可以并案处理，如协查通告、对重点人口建立的一些信息库资料进行比对；第三，充分运用科技手段的帮助。

3、犯罪嫌疑人确定、身份不确定的情形。这是指案发后，已经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嫌犯其真实、具体的身份尚不为我侦查机关掌握，主要发生在犯罪分子使用他人身份、虚构身份骗领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案件。重点应当采取的缉捕措施有分析通讯联络信息、和追踪赃款、赃款流向、秘密侦查等方式。

四、应当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

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还应当建立、完善以下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侦查能力，减少侦查办案的被动应付，

1、协作机制

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应当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各地公安机关协同作战；要积极探索多种渠道，保障协作的有效、高效的开展。除常用的协查通报、通缉、例会外，还应当建立协作区域、组织并案会议、疑难案件“会诊”等多种形式。此外，针对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特点，还应当注重建立、完善同金融机构、商业机构之间的协作，这种协作不仅为办案寻找有效的查证途径，也为发现犯罪苗头、防患于未然、进而控制该类犯罪找到了有效的途径。以发现案件线索为例，在实践中，由公安机关主动发现案件线索的，所占比例甚小，大量的线索来自于金融、商业管理机关的移送，可以通过建立信息联络员、定期召开双方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构等方式增加主动性，扩大案件来源渠道，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

2、信息基础建设

犯罪与刑罚的联系越紧密，刑罚的效果越好，加强信息基础工作的建设，通过平时建立的大量的、完备的信息、情报、资料，可以使案发后的侦破工作更为主动、及时，打击犯罪的效果更为突出。上海侦办的利用手机短信实施信用卡诈骗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操福建口音，其体貌特征、姓名、身份等均不知晓，但是由于福建地区对于信息基础工作的重视，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嫌疑人员档案，将历年来本地公安机关和外省市公安机关处理过的涉及假信用卡犯罪的嫌疑人，制成了花名册，整整有一千多人，将这些资料进行比对，是侦破该案的关键环节。

3、同境外、国外警方合作的办案机制

针对信用卡诈骗案件的涉外趋势增加的特点，在这类案件的办理中，应当积极开展同境外、国外警方联手办案，上述广东省公安机关2001年在珠海成功侦破“JK1号”特大信用卡诈骗案，在国内外取得了很多赞誉，案件的侦破与港澳警方大力协作配合是分不开的.当前，对于涉外案件的办理尽管也在积极探索有效渠道，但尚未能建立长效机制，使彼此联系随意性很大，方式比较简单，交流渠道狭窄，对于涉外案件的办理极为不利，如沪、港、澳警方联手侦破“828”信用卡诈骗案中，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固定的机制和配备专门的人员，有时会出现彼此信息沟通上的空白，联系内容衔接上的差异，造成战机耽误。差一点让犯罪嫌疑人杨祥雄逃脱。在建立涉外案件协作机制中，既要维护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要有灵活的处理方式，适当考虑国际惯例。

4、增强侦查工作的科技化、现代化

以物质和能量为主的粗放型警务模式已发展到了最大的极限，光靠物质和能量数量的增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信用卡诈骗案件侦查工作应当增大科技含量，注入现代化的支持。目前，全球定位系统（GPS）、面像识别技术、警务通等科技产品已经在各地投入应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明显提高了案件侦查效率和工作质量。如苏州市公安局金阊分局在使用公安无线移动警务通之后，巡逻民警日常盘查可以直接和网上在逃人员进行比对，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运用，民警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大大提高了公安民警快速反映和控制社会面的能力。1999年的“网上追逃”，也是将高科技引入侦查破案工作的一次极为成功的实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高科技含量，走“科技强警”之路，必将给案件侦查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注释

刘华：《信用卡犯罪中若干疑难问题探讨》[J]载《法学》1996年第9期。

案例参见王寿芝：《诈骗奇案发生在千里之外》[N]

参见张翼华、梁瑞国、夏晓露《粤破获特大伪造信用卡案》[N]，载人民网2002年4月4日

（上海）刑侦总队三支队《沪、港、澳三地警方联手侦破“828”跨境信用卡诈骗案纪实》[J]，载《东方刑侦》2003年第2期第33页

第6篇

作为检察机关公诉人， 于2015年参与办理李某某等十七人电信诈骗案。2016年6月， 本院又受理陈某某等150人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 该团伙实行公司化管理模式， 内设回访部、话务部、财务、人事行政、仓库等多个部门， 通过网络、电视等平台推广相关减肥瘦身、美容丰胸产品， 由接线员或者话务员负责一次性销售及收集客户资料， 并将获取的客户资料输入电脑系统进行流转。回访部人员根据公司相应的抬单剧本， 互相扮演不同角色， 互相配合进行诈骗。案件被害人涉及全国各地一万余人， 涉案价值高达1.5亿余元。该案范围广， 金额大， 取证难， 本人提前介入指导公安机关取证， 固定证据， 并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上述电信诈骗案件， 对于该类诈骗案件侦破、批捕、审查起诉、裁判中的难点以及注意事项进行研究， 以期对以后办理该类电信诈骗案件有所指引。

一、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

电信诈骗在作案方式上传统诈骗不同， 是利用通讯工具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互联网等技术手段， 虚构事实模板化， 作案人员团伙化， 远距离、跨区域 （甚至跨国、跨境） 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犯罪。

（一） 诈骗手段多种多样， 且翻新速度快

诈骗方式系诈骗团伙根据各地诈骗版本精心设计， 诈骗行为人人手一份， 定期和不定期培训学习， 且根据经济、时事等情况， 不断更新， 电信诈骗方式从以前中奖信息、电话欠费、冒名顶替、办理证照， 已更新到紧贴时事的补贴退税、投资理财， 甚至银行卡涉案 （洗钱、贩毒、涉黑） 等， 到冒充主任、教授等以推销减肥产品为幌子， 后虚构被害人身体有毒素， 不排毒可能得癌症死亡等事实， 诈骗被害人钱财的游离于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新型电信诈骗模式。

（二） 诈骗流程的标准化、模板化， 职业化水平较高

前期通过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广泛撒网， 到被害人主动联系， 登记个人信息， 行为人冒充各类身份联系被害人并相互配合， 后通过仓库发货， 使用套卡取款转移赃款等进行诈骗。团伙成员之间系按照公司化运作， 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 相互之间一对一联系， 互不交叉， 甚至互不谋面， 且相互之间称呼化名。

（三） 诈骗对象的广泛性

电信诈骗行为针对的是不特定对象， 通过短信群发、电话随机拨打等方式来散布诈骗信息， 但部分犯罪团伙设计虚假商品宣传网站， 有的甚至通过媒体播放虚假广告， 在广泛的群体中等待不特定的人上当受骗。这种犯罪行为使得被害人的范围更加广泛， 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

（四） 诈骗行为隐蔽性强

电信诈骗犯罪主要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通信工具进行远程诈骗活动， 同时， 行为人从虚假信息到诱使被害人处分财物的整个诈骗过程均发生在虚拟信息空间中， 行为人与被害人并没有面对面接触， 是一种远程的、非接触性诈骗， 且一般不诈骗本地被害人， 这使得案发后对行为人的指认造成困难。行为人得手后一般使用银行卡套卡及时将诈骗资金取出、转移， 并在被害人报案后， 就不再使用用于诈骗的银行卡套卡、手机卡等， 使得警方查控、追踪此类犯罪难度很大。

二、电信诈骗犯罪证据体系的构建

（一） 高度重视电子数据取证工作

鉴于电信诈骗的特殊性， 要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时间和依法做好电子数据提取工作， 包括诈骗的文字、语音聊天记录、资金流向和被害人的信息等。

（二） 及时做好现场勘查和扣押工作

通过现场勘查， 诈骗团伙一般均集中办公， 没有相对独立诈骗场所， 就是聚集在一大间隔成的数个工作区域内实施诈骗行为， 相互之间对对方行为均知晓， 没有隐私和秘密， 对证实行为人主观上存有诈骗故意具有较强证明力。扣押的作案电脑、诈骗剧本、低价劣质保健品等物证， 通过后续侦查提取诈骗记录， 鉴定产品是否假冒、低价劣质等， 以印证整个犯罪团伙主观上存在诈骗故意。

（三） 全方位固定工商登记、银行卡、物流、产品等证据

为逃避打击， 犯罪团伙一般冒用他人身份注册公司， 公司实际注册地和经营地也不一致；使用购买的套卡收款， 并及时转移资金；使用虚假发货地址和发件人；产品几乎全部系假冒低价劣质产品。

（四） 注重言词证据和诈骗记录细节审查

电信诈骗系非接触性犯罪，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未见过面， 电信诈骗次数和人数也众多， 务必对作案细节仔细审查， 犯罪细节描述的一致性对证据认定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实际身份和冒用身份情况不一致， 被害人被骗时自报身份和实际身份也可能不一致， 应就银行转账记录、电话记录等相关证据进行收集和审查。

通过固定上述证据， 以证实诈骗团伙主体的身份， 在诈骗团伙中作用地位 （主犯、从犯） 、诈骗的主观故意、诈骗的客观行为。

三、电信诈骗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一） 管辖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 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 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六条规定针对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 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以及网站建立者或者管理者所在地， 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 以及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公安机关可以管辖。根据上述规定， 刑事诉讼法上的地域管辖以犯罪地为主， 而电信诈骗属于通过电信、网络等媒介的财产犯罪， 所以在电信诈骗案件中， 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被害人被骗地。但因被害人遍及全国各地， 一个地区的被害人可能仅有一名或几名， 且犯罪团伙为逃避打击， 一般不诈骗本地被害人， 本地公安机关受理诈骗团伙案件几乎为零， 如何合理利用司法资源， 打击涉及全国范围电信诈骗犯罪。本人认为为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打击效率， 应坚持主要犯罪地管辖为原则， 被害人所在地管辖为补充。

（二） 诈骗罪和民事欺诈区别问题

电信诈骗案件也有产品， 表象上也有交易行为， 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在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等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 但也有质的区别， 如何甄别两者区别， 揭开诈骗的丑恶面纱非常重要。

在诈骗罪中， 行为人意图通过被害人履行获取被害人财物， 而自己根本不履行义务， 或者仅是象征性履行义务， 交付部分低价劣质产品仅是用来掩人耳目或迷惑对方的手段， 这种表面履约行为并不能改变行为人整个行为的诈骗性。

在民事欺诈行为中， 行为的主观目的虽然也是为了谋取不当或不法利益， 但这种利益的取得， 行为人是通过民事履约行为实现的， 只不过这种履约行为是有一定瑕疵的， 但总体上， 行为人还是支付了一定对价的。

具体到个案， 应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客观行为， 以及该犯罪团伙的运作模式、行为人假冒的身份、销售产品是否为假冒低价劣质产品、资金流向等诸多方面来认定。

（三） 诈骗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区别问题

销售伪劣产品罪系通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实施犯罪， 电信诈骗罪中往往也有假冒低价劣质产品的销售， 两罪的行为具有一定相似性， 因此在司法实践领域很容易将二者混淆， 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对二者进行区分， 需要我们结合交易意图、交易价格和被害人受骗原因及犯罪客体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四） 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问题

辩护人和被告人辩称， 诈骗团伙公司规模巨大、管理规范， 自己仅是普通员工， 并有底薪， 认为诈骗行为系公司实施， 和自己无关。本人认为， 单位犯罪， 是指单位在正常经营业务外存在犯罪行为， 而非以为实施犯罪或主要为实施犯罪而成立。具体在诈骗团伙成立的公司， 往往一开始就是假冒他人身份成立公司， 成立公司目的也主要为实施诈骗， 在诈骗行为以外无其他实质性经营业务， 公司仅是诈骗团伙华丽的伪装。故认定是否系单位犯罪， 应从诈骗团伙公司成立目的、运行情况等多方面分析。

（五） 共同犯罪问题

电信诈骗往往由多人共同实施， 其中以犯罪团伙作案为主， 电信诈骗团伙的组织者、领导者等首要分子应对所实施的全部诈骗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实践中争议较大、比较疑难复杂的问题是电信诈骗案件中具体诈骗行为人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电信诈骗的实行犯最常见的两种行为模式是平行式和渐进式， [2]渐进式与平行式区别在于平行式多个行为人针对的是不同的诈骗对象， 而渐进式一般是多个行为人针对同一诈骗对象。

1、平行式诈骗中实行犯的刑事责任。

平行式诈骗指多个犯罪人受同一人指使或多个行为人共同预谋实施诈骗行为， 但多个行为人不是针对同一对象实施诈骗行为， 而是各自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互相之间没有交叉。在这种情况下， 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但对其他人实施的诈骗行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则争议较大。需要从是否存在共谋以及共谋内容的明确程度、行为人事前或者事中的表现、是否具有共同分赃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判定。如事前无共谋， 事中无帮助行为， 事后未分享诈骗收益， 不认定为共犯。对于无共谋， 也无帮助行为， 仅为业绩考核而分享部分诈骗收益， 因无具体诈骗行为， 也不认定为共犯。

2、渐进式诈骗中实行犯的刑事责任。

渐进式诈骗指针对同一对象， 先由部分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 之后为了非法占有更多的钱财， 其他行为人加入继续实施诈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应从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先行为人造成的状态、分赃情况、先行为人是否完全退出等多方面研究。如先行为人因实施前行为为后行为人的诈骗作了铺垫， 并分享全部业绩， 对整个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先行为人在后行为人加入后完全退出， 并不分享后行为人实施诈骗产生的收益， 对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如后行为人和先行为人事前无共谋， 也仅分享自己实施诈骗行为的收益， 仅对自己实施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反之则承办全部刑事责任。

（六） 帮助取款行为人行为定性问题

在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问题上， 争议主要集中在是诈骗罪， 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目前关于电信诈骗犯罪的多数裁判文书对此没有进行说理性的论证， 而直接将帮助取款人的行为认定为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和实施共同诈骗的行为。[3]辩护人或被告人提出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是被告人仅知道帮助取款的钱来源不合法， 但不知道所取的钱是何种性质， 其主观上不清楚所取款项是诈骗得来， 其事先亦未与电信诈骗行为人进行共谋， 只为赚取少量佣金， 帮助取款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共犯主观要件， 客观上也未参与实施任何电信诈骗的行为。二是被告人帮助取款时诈骗犯罪已经结束， 成立既遂， 被告人仅是在他人诈骗行为完成后， 实施帮助转移赃款的行为， 被告人事后帮助取款行为不构成诈骗共犯。

电信诈骗中， 对于帮助犯证据审查与实行犯不同， 其审查证据重点在于主观方面， 即是否存在共同故意， 审查可以采用推定的方法， 重点审查的基础事实主要包括： （1） 通过帮助犯供述、同案犯供述及其他证据， 审查双方之间有无共谋或者在实行犯共谋时帮助犯是否在场； （2） 是否曾参与过其他类似的诈骗犯罪； （3） 办理银行账户 （是否套卡、银行卡数量等） 、汇取钱款 （是否在凌晨、有无伪装等） 的具体情况； （4） 帮助者与实行犯是否系亲属、朋友或者是单纯的雇佣等等。通过基础事实， 特别是细节方面的审查来推定帮助者与实行犯是否具有共同故意， 从而确定是否构成诈骗犯罪共犯。如果确实无法证实有共同故意的， 但其行为构成其他犯罪， 可以按照相应的罪名定罪处罚。

（七） 假冒低价劣质产品和物流成本是否应从诈骗金额中扣除问题

在审查起诉和庭审中， 部分人辨护人辩称部分保健品是真的， 部分被害人陈述使用后有效， 这些产品成本和物流成本应从诈骗金额中扣除。本人认为， 各行为人主观上均有诈骗的犯罪故意， 所涉相关产品均系为实施诈骗而采购的低价劣质或假冒产品， 是为实施下一步诈骗犯罪所作的铺垫， 且各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 让被害人限于错误认识购买产品而受骗， 故假冒低价劣质产品和物流成本仅是行为人诈骗的工具， 金额不应扣除。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电信诈骗犯罪典型案例[J].人民法院报， 2016-10-8.

第7篇

近两年，《老人被骗房郁闷死 老伴讨还房屋》《抵押贷款公证藏委托售房条款 房子被卖房主竟不知情》《老两口抵押房产投资80万被骗》等新闻屡屡曝出，养老房已成诈骗高危领域。

老人想要以房养老，怎样才能保障安全？

产权人要直接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

刘晓颖（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所谓“以房养老”，是一种产权换现金的模式，拥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把房屋产权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由相应的金融机构综合评估借款人的年龄、预计寿命、健康状况、房屋的现在价值及未来的增值折旧等因素后，将房屋的价值化整为零，一次性或每月或每年支付给房主一笔固定的钱，一直到房主去世为止。

在整个抵押期间，房主将继续享有房屋的居住权，并负责维修。当房主去世后，金融机构将获得房屋的产权，并对房屋进行处置，可以销售、出租或拍卖，所得用来偿还贷款的本息，金融机构同时享有房屋的升值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正反向抵押贷款，均为产权人直接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

而北京这位老人以房产作抵押是把房子的管理、过户等权利都全权委托给了合同的甲方，签订的是委托合同而非抵押合同，因此最终才会失去房子。

作为律师，我想提醒老年人及家属，要言不轻信：生活中，有些人和老人非常聊得来，但是老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背景，这些就是陌生人。老人要有防范意识，诺不轻许，守护好自己的房产。

老年人最基本的是要老有所养，老有所居。房屋价值居高不下，老年人切记要远离与房子有关的一切抵押、担保、投资、理财;掌握基本法律常识：包括房产抵押登记和公证常识，一切公证行为都将产生证据上的效力;增强风险意识，谨慎选择投资渠道。投资过程中，既要考察有关企业是否合法注册，也要分析其承诺的高额回报是否合理，更要考察其吸收资金的行为是否符合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押房理财”不等于“以房养老”

陈晴（重庆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4年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一些非保险机构迅速嗅到商机，在保险公司的“以房养老”产品尚未成型之前，抢先推出了打着“以房养老”旗号的各种产品。

“以房养老”是经国家审批的保险创新产品，有保险公司信用背书;而这些自称房地产公司、第三方基金公司的非保险机构推出的则是“押房理财”，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项目。将“押房理财”冠以“以房养老”之名，是对概念的故意混淆，将导致三重风险。

一是老人将面临居无定所、背上债务甚至要承担法务风险。一旦公司经营不善倒闭，老人的房屋产权将被冻结;而根据相关规定违反申请用途的“消费贷款”申请人将被银行诉讼追责。

二是银行面临抵押不足的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的相关规定，被执行人生活所必须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能拍卖变现或抵债，这可能导致银行债权无法实现。

三是经营方涉嫌非法集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主要依据非法性、利诱性、不特定社会公众性等规则判断是否存在集资行为。这与熟人社会的民事借贷关系不同，如果经营方以某种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了产品宣传，就存在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法律风险。

养老金管理，要先谋稳健而非收益。为了避免“老无所居”的凄惨景象一再重演，对于那些不具备金融从业资质，打着“以房养老”名号，从事“押房理财”的机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加强监管，避免造成不良影响。

“以房养老”推广难

与诈骗案频发有关

王琮玮（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先来看一下养老房诈骗的基本模式：抵押房产――用抵押款理财――理财收益分文未获――房产被低价过户。

房子，是普通家庭最重要的资产，也是老年人的保障性财产。有些老年人担心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老无所依，还有人担心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老无所养。这种种无奈给了诈骗者可乘之机。

老人一旦被骗，就很难收回房子。为了钻法律空子，骗子们会对现有法律深入研究，签订完整的委托协议，甚至对委托合同进行公证，而一旦公证，如何证明老人被骗就变得更为棘手。

另外，老人维权意识和基本法律知识欠缺，被骗之后宁愿自己解决也不愿意涉诉，这些导致“以房养老”诈骗案频发却难以追究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的无奈现实。

“以房养老”诈骗案件的增多，进一步导致以房养老模式在全国各地的推广遇冷，更是让社会不信任这种养老方式。主要产生的社会影响有：

一是“以房养老”导致房屋产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极易引发法律上的纠纷，除了民事责任外，有的案例中甚至还会涉及刑事责任。

二是“以房养老”的政策保障并未完善。因为这种模式并未普及，养老市场依旧依靠传统模式，导致以房养老政策被钻漏洞，各类型的诈骗事件频发，且相关法律法规缺位，老人无法及时有效地得到法律保护。

三是严重影响相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令相关制度变得模糊和不确定，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及不断深化。换句话说，就是凡是以房屋产权为基础和依据的制度都难以设计和确立。

大棒加胡萝卜，一手防范一手激励

柴效武（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不法机构借着“以房养老”的名义，诈骗老人房产，有多种状况：

一是收罗老人的房产证，到银行办理抵押取得贷款资金后，用来炒股，同时将部分收益作为分红分给老人。只要拿出房产证就可以坐在家中数钱花，部分老年人觉得“看上去很美”，但如果该机构炒股票亏本，抵押的房产就很可能被银行没收。老人丧失了赖以生活的居所。

二是不法机构利用有些老人爱占小便宜，文化程度不高，合同意识不强的特点，借故与老人签订房产抵押合同，实质上却可能是移花接木，伪造住宅出售合同并公证，骗取老人的房产证后将该住宅私下出售。

三是未得到国家相关部门同意，私下办理反向抵押贷款或其他“以房养老”业务，并在业务开办过程中随意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加大贴现率，将一切好处留给自己，一切风险和坏处都推给老年人，最终用极低的价格将老人的房产哄骗到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第8篇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Security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Take Ningbo Dahongy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YAN Yufeng

（Office of Students' Affairs， Ningbo Dahongying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175）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ge， college students became the main active groups' online world， along wi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ecome China's social "network" in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some problems also need to bring along with us to explore and resolve. Network security issues such as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actual case where the institutions， analyzes existing problems of phishing universities， research school safety education in security awareness training college status and ro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method to prevent phishing countermeasures， safety education must be made from the university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ases of students' network cheated.

Key words network security awareness；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heated； security education

1 高校网络安全隐患现状

1.1 网络普及情况

在CNNIC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14年1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5358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45.8%，较 2012 年底提升 3.7 个百分点。学生群体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占比为26.8%。在本课题调研组对所在学校500名在校各级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显示，高校大学生的网络普及率达到了99.8%，大学生是网络最广泛的应用者、最积极的参与者，同时伴随而来的是逐年升高的高校网络诈骗发案率。

1.2 网络安全隐患

电信诈骗一直是公安机关关注的重点，据浙江公安在9月的对外宣传中报道，浙江省2012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2.17 万起，同比上升19%，案件损失近5亿元。2013年1-7月，短短7个月时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1.53万起，同比上升了19.5%，案值近3亿元左右。学生最为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成了逐年递增的电信诈骗发案率背后最直接的受害者。据调研组在所在高校调查了解得知，发生在高校内大学生群体中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以虚假信息设圈套，木马程序植入网页诈骗：诈骗分子件多以中奖、顾问、对账等内容引诱用户在网页中填入金融账号和密码，或是以各种紧迫的理由要求收件人登录某网页提交用户名、密码、身份证号、信用卡号等信息，继而盗窃用户资金。2013年9月14日，在校大学生徐某（化名）在寝室上淘宝网，在一家店铺用了49元买了一件衬衫，后卖家称其拍下的订单出现了问题并发给其一个“一元解冻资金”的链接，并按照卖家的说明进行操作，最后徐某发现网上银行卡内的2173元现金被骗，总价值2173元。

（2）避开第三方保护，用“低价”诱饵诈骗：诈骗分子主要是运用了网络这种现代信息工具，利用某些人的急迫需要和投机取巧的心理，虚假信息，引诱人们上当。特别是当下最流行的微博、微信，由于具有传播速度快，开放程度高，信息真实性难以很快证实，以及现代科技外衣的迷人色彩，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以后，极易在较大范围造成严重后果。2013年5月6日，在校大学生王某（化名）在宿舍上淘宝网时看见一个香港包包代购服务卖家称如果王某使用网银直接转账付钱的话可以给其打9.5折，遂王某通过网银方式支付给卖家4240元。但是到了5月12日，还未收到货物，再次联系卖家时，卖家无回应，王某才知被骗。

（3）冒充好友博同情，寻求金钱“帮助”诈骗：这类案件中诈骗分子主要利用黑客技术盗取他人QQ号码，进而冒充QQ好友实施诈骗案件。2013年10月11日，在校大学生曹某（化名）在寝室上网时遇到骗子冒用其朋友的QQ联系曹某称手机没电了，需要曹某帮忙接收几条验证码，后曹某将验证码发给案犯甲，后收到5条扣费短信，曹某觉察不对劲后立即联系其朋友，才发现被骗。

除此之外，网络诈骗的形式还包括网络兼职诈骗、网络游戏装备贩卖诈骗、淘宝包裹诈骗等。但无非利用了人们善良的心理或者“捡便宜”的心理进行诈骗，安全意识的不足成为当前高校大学生在网络信息化时代面临的大问题。

2 高校大学生网络安全问题研究

骗子是自古就有的，互联网的诞生，更是让这些骗子发现了新的行骗途径，关于互联网有句笑话：“在网上，你不知道跟你聊天的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狗”，更何况对方是一个能说会道的骗子？低犯罪成本、高隐蔽性、高渗透性决定了网络诈骗比传统诈骗更能吸引骗子。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目前各大高校都已将“安全教育”作为校方最重视的一堂课开设，但是不了解目前网络安全存在的问题就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有效的高校安全教育，以下就是本课题组研究的高校大学生网络安全问题：

（1）网络习惯：随着“宅男”、“宅女”名词的流行，越来越多高校大学生喜欢窝在寝室，出门游玩、回家，每当换一个住处，哪怕只是住上一晚两晚，最关心的问题也成了“有没有网？”“网络”逐渐成为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必备品，成了一种习惯，适度尚可，但过量时间的投入，导致无规律的生活，身心的疲劳给逐渐增加了上网冲浪时不安全因素，这样的网络习惯就是“网络”的不良反应。

（2）个人理财能力：从大学生个人理财能力来看，由于网络购物的便捷，目前高校大学生对网络购物的投入逐渐提高，网上买衣服，网上买生活用品，甚至是零食等，由于网络资金的流动是无形的，有些理财能力差的大学生逐渐养成了对资金的支配无计划、无规律的不良习惯。

（3）心理素质：从心理素质来看，长时间投入与网络世界的高校大学生与社会接触少，缺乏人际沟通交流，情绪的宣泄往往通过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等不正确途径抒发，但未根本地解决问题，只是个人的压抑，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有很大阻碍作用。

3 如何构建大学生网络安全“防御网”

网络这个广阔的虚拟世界，为人们搭建了一个方便快捷的沟通平台，方便人们即使了解和最新信息，各种各样的电子商务、网络游戏和微博网页等使人们感到便利、神奇的同时，也充满了诱惑和陷阱，容易上当受骗。那怎样使大学生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保护好自己呢，本课题组研究了以下几个对策。

3.1 作为学生，应从思想意识层面来防范网络诈骗

（1）保持理性、客观的思维方式。通过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使大学生增强了对网络诈骗的自我防范意识，面对网络不掉以轻心，也不沉迷于虚拟的世界，客观、理性、正确地认识网络世界，认识诈骗分子的丑恶、 阴险，网络诈骗无处不在，使大学生在教育中增强了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2）树立平常、健康的心态。网络诈骗虽然隐秘，但是只要不贪图便宜，不抱有侥幸心理，坚信 “天上不会自己掉馅饼”，就一定可以戳穿其犯罪本质，免受其害。大学生在教师的教育引导下能普遍认清网络世界： 网络世界同样有丑陋、欺诈、陷阱、罪恶。不主观美化网络世界，世界上绝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送上门的便宜不好占。去掉贪念，不掉以轻心，保持理性，提高防范意识，维护自身安全。

3.2 作为学校，应从实际安全课程来传授防范知识

（1）上好安全课，营造校园好氛围。安全教育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张网，作为高校方，应该努力为学生织密安全防护网。在实际教学中，校方应该严格落实安全教育课程相关制度，确保人人参与，人人学习，在校园内，也要切合安全课程，布置安全防范标语，营造安全防范氛围，目的就是要通过“安全课”，让在校学生不仅在专业上成才，更要学会“武装自己”，成长为适应社会的全才。

第9篇

伍佳佳，2012年2月考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荆楚网，分配到总编室工作，2015 年调入新成立的频道编辑部，任部门副主任至今，兼任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第三支部组织委员。截至目前，“拆二代办养老院”等新闻作品在全国获得较大影响。先后获得湖北新闻奖一等奖（集体），湖北网络宣传好作品奖，湖北日报传媒年度好新闻二等奖、月度好新闻奖，荆楚网好稿奖二等奖等多项；2014年获得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最佳新锐奖、2015年获得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明星人物奖、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先进个人”称号。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在多平台交互使用中，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累积过程。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关联危机发生，而电信诈骗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类。打击电信诈骗，一直被认为是公安机关的使命，然而，在愈打愈烈的情况下，有必要跳出传统的逻辑分析框架，重新厘清电信诈骗与信息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转变单一主体破解难题的狭隘空间，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治理模式，从而形成“安全为人民，安全靠人民”的良性社会生态。

[关键词]电信诈骗 社会化治理 信息安全 全民参与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59万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2016年1月至7月，全国共立电信诈骗案件35.5万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损失114.2亿元。电信网诈骗已成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如何根除电信诈骗这一社会“顽疾”，成为当前一道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一、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进、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在这个庞杂的系统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需要及时予以疏导、缝合。在传统的观念里，社会治理政府主导是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断涌现，单靠线性管理模式很难快速给出有效应对方案。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治理模式。

1.电信诈骗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模式的多元。

电信诈骗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盗用个人信息，骗取钱财。其借助的是电信、互联网等技术，在实名制还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其手段还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它有别于普通的诈骗，普通诈骗的受害方与施害方是可视或者可识别的。电信诈骗既关涉电信企业，又与银行有一定的黏度，受害人一旦报案，又牵涉到公安机关。假若受害人身份特殊，譬如学生，又牵涉了教育部门。因此，电信诈骗是一种关乎全民的社会化结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其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2.多主体合作是治理电信诈骗的最佳选择。

多主体合作共治是当代公共治理理论中较为核心的机制建构与制度设计。具体就电信诈骗而言，其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单一行动或者决策失效。电信诈骗与当前互联网技术紧密相连，需要专门的互联网技术手段、侦查办法、防骗宣传、舆论监督等共同作用。而关联主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快速补位，使得失序的社会关系逐渐回归本位。

多主体合作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需要构建利益趋同的参与机制，需要共享治理成果。电信诈骗作为全社会识别度较高的问题，亟需整合社会资源，多主体互动，以实现社会秩序良好。

二、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体系构建

合作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治理主体由政府 “本位”向多元转化。电信诈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特定问题，除国家和政府外，还应吸纳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群体等力量共同参与。这种新型的社会联动关系，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将其统一。构建这样的内容体系，至少需要符合三大要素。

1.全民参与：培育多元化的治理主体。

《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54%的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84%的网民曾亲身感受到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根据这份民意调查，不难看出，民众对于信息安全的关注度空前，个人信息保护刻不容缓。而201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也旨在呼吁全民参与网络安全建设。

除了民众参与，政府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参与。早在2015年6月，国务院建立由公安部牵头，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23个部门和单位参与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多部门参与的形式，高效，且能形成惊人威慑力。

此外，媒体也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将电信诈骗作为一项长期的报道工程来建设。遇到重大电信诈骗案件，要做好议程设置，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再者，与电信诈骗相关的企业，因业务原因，天然掌握用户信息，更应积极参与到保护个人信息的行列中来。

2.成果共享：治理电信诈骗的终极目标。

任何治理体系的构建，落脚点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还在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成果要全民共享，切忌人为制造壁垒。否则，会损害到因共同的目标形成的利益联盟。利益共享的更高层级是服务增效。具体就治理电信诈骗而言，无论是政府部门，电信企业，银行等，在协助解决问题的同时，要提高服务水准，提升技术安全级别。以民生为向度的服务供给，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譬如银监会与公安部研究制定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已查明的冻结资金及时返还受害群众，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返还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就是典型的成果共享。

三、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实践推进

电信诈骗是社会“顽疾”，治理起来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社会化治理体系的构建，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去推进。除了理论上行之有效的体系构建之外，还需要从技术、管理、立法和舆论监督等多个具体层面着手。

1.技术引领：大数据、实名认证等实时反馈。

电信诈骗寄生于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那么，回归到技术本身，能否通过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阻断已经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很多监管难题都是依托技术进步才找到了解决之道。治理电信诈骗，离不开以信息化治理为基础的技术支撑。

譬如，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研发了“诈骗电话预警系统”，当用户接听或拨打疑似涉骗号码时，用户的手机屏幕就会同步显示该号码已被标记为诈骗电话，提醒用户谨慎接听。这种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从侧面打击电信诈骗，见效快、成本低、效率高。

再者，电信、银行等，要加快推进实名认证。进一步完善身份信息和证件核验技术手段。同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深化实名认证，让多重验证聚力，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实名制只是准入，之后还需要企业引入并匿名技术、数据泄露保护模型技术，此外，还需要不断升级业务系统，防止黑客攻击。

2.法律保障：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无缝衔接。

我国目前还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有必要针对电信诈骗，构建立法、执法、司法三位一体的法律框架体系。建议根据我国国情，尽早推出《个人信息保护条例》，明确个人信息的保护类别，保护措施等。设置专门行政机关来保护个人信息，赋予其行政处罚权。同时，将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纳入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并制定配套的民事赔偿制度等。立法、执法、司法无缝衔接，才能确保与电信诈骗相关的违法行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3.舆论监督：媒体作为与公众参与合力推动。

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还需要引入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之一，理应时刻以民生为本。电信诈骗作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媒体作为社会的“眼睛”，要敢于对于个别政府部门不作为，电信企业、银行等不作为，予以曝光，督促其积极作为，共同给力，解决民生顽疾。

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就电信诈骗中的热点，做好议程设置。此外，可以设计专门的防骗APP，开辟专门的通道，收集线索。还可以开辟举报平台，政风行风热线，鼓励公众参与。在传播方式上，可以采取分类传播，定向传播，譬如，可以与高校合作，社区合作，制定针对特定人群的防骗报道、防骗常识等。还可以及时引导舆论，避免因个别案例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恐慌。

治理电信诈骗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社会问题通过社会化治理模式，必然会得到有效解决。只是在这个寻求解决过程中，需要多方主体参与，达成共识。

注释：

[1]谢宗晓、林润辉、王兴起：《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多重中介方法》，《管理科学》2013年3期

[2]林元庆：《电子商务环境下客户信息安全问题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4期

[3]王菲菲：《公民意识和网络舆论监督――兼论网络舆论监督影响力》，《新闻前哨》2010年1期

[4]章海宁：《关于网络通讯中信息安全的保障研究》，《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年13期

[5]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2年2期

[6]谢连觯骸兜缧耪┢的防控体系研究》，《法制与社会》2011年14期

【网友热议】

高霞：徐玉玉事件侧面凸显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还存在漏洞。该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在于其准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贫困家庭，其生命的陨落，引起广泛的同情。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所有与之相关的部门能够从这一事件中看到切实的社会管理、公民教育、福利供给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综合措施，不断加以完善。

李欢：电信诈骗、骚扰、推销是信息时代的切肤之痛，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只是有的人警惕性强，置之不理，而有的人因为疏忽，上当受骗。徐玉玉事件，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信息安全，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社交平台痛陈遭遇，要求彻查电信诈骗，肃清通讯环境，这对于信息安全相关措施、政策法规的出台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杨虹磊：电话诈骗案发生后，一些专家总是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诚然，个人防范固然重要，但如果本可以从源头上就堵住电信诈骗，问题就能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因此，单纯的呼吁人们提高警惕来应付日益多变的各类诈骗，这无疑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也会进一步稀释社会信任度。所以，面对屡禁不绝，越来越猖獗的电话诈骗案，需要制定法律，来进行更细致的指导和规约。

李克伟：如果说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高人们警惕心和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长效机制，可让电话骚扰、电信诈骗无机可乘，那杜绝提供平台载体，斩断依附于电信平台的各种灰色“利益链条”，避免电话骚扰诈骗恣意横行，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唯有建章立制，依法确立电信企业兜底责任，对电话骚扰诈骗造成的消费者损害，进行违约赔偿或者连带责任先行赔付，甚至依法进行刑事追责，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促动效应，倒逼电信企业提升自律、服务和质量意识，堵住电信运营管理“漏洞”，进而有效防范电信骚扰诈骗愈演愈烈，有效保障人们的正常通讯权利，维护好健康安全有序的通信消费环境。

景纯：徐玉玉事件虽然是发生在山东省，但是湖北的媒体也应该紧跟热点，结合本地实际，采访本地受骗者案例，再找专家给予指导，或者通过深度报道做调查和对策，或者通过微信、微博、专版等形式介绍防骗知识。纸媒可以宣传一些网络安全典型，做防骗知识小贴士等；网媒可以通过访谈、漫画、动画、H5等形式提醒大众提高安全意识。如果可行的话，也可以开发防骗APP。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金融 金融犯罪 防范对策

近年来，金融犯罪案件的领域不断延伸，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等诸多行业，由于金融犯罪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很多行业内部工作人员无法抵抗来自外界的诱惑，便参与到金融犯罪共谋中去，这就导致金融秩序更加混乱，国家资金和人民资金都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基于此，笔者从金融犯罪案件的特点着手，探索针对金融犯罪案件的解决对策与措施。

一、金融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行业性

不论从银行、证券还是保险业，金融犯罪案件的实施都与犯罪行为行使人的执业能力与专业知识水平等密切挂钩，所以，金融犯罪一般都是行业性的犯罪，只有了解金融行业运行机制，金融程序实施过程的人才有能力进行金融犯罪。

如2004年发生的“德恒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208.89亿）、2005年发生的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10亿），2010年发生的“齐鲁银行金融诈骗案”（涉案金额101亿元，其中涉嫌诈骗银行100亿元，涉嫌诈骗企业1.3亿元）等等。这些案件基本上都是发生在金融行业及其衍生产业之中，具有极强的行业性。

（二）复杂性

金融行业无论是集团犯罪还是个体犯罪，涉案金额巨大，牵涉人员也较为广泛，同时，金融犯罪涉及到很多高新技术领域，所以其犯罪案件往往较为复杂，难以甄别。

从2010年发生的“齐鲁银行金融诈骗案”，具体为上海全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肖洁的妻子刘济源涉嫌贷款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和诈骗罪，同时牵涉多家银行及多个国企高管。从该案件的涉及罪状及涉案人员之众就可以看出金融犯罪案件极其复杂。

（三）隐蔽性

金融机构的犯罪多发于内部，就如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诈骗案一样，当地中国银行的用户一直没有对自己的资金产生危机有任何的预见，直到行长潜逃，事情败露之后才发现，而以上提到的非法吸收公款以及信用卡诈骗等案件都是在资金巨额流失之后才被发现。再加上金融犯罪案件作案手法通常较为高明，而且内外勾结，便导致此类犯罪案件较为隐蔽，难以被发现。

（四）持续高发性

随着国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金融市场的各种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势必会有一个磨合阶段，而这个磨合阶段正好符合金融犯罪人员的心理，也正是他们犯罪的良好时机，在2012年，仅上海市检查机关就起诉金融领域犯罪多达六千多人，同比增长率是百分值四百一十八点五，这样直线式的上升数值不难看出，我国金融犯罪案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持续性和高发性。

（五）犯罪主体多元化

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金融犯罪案件的犯罪主体已经从以前多为银行内部员工和外界闲散社会人士里应外合变成了现在的社会各个层次人员。除了国内人士，还有国外人士，而且犯罪主体人员已经不再局限于金融机构的人员，包括其他各类公司都有可能参与进去。近几年，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设计金融犯罪案件的实例也日趋增加，金融犯罪案件的犯罪主体已经走入了多元化行列。

陈某于2008年伪造了两老乡的“收入证明”，分别向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等6家申领了12张信用卡，成功领卡六张，最终其父为其还款逾十万元。从该案例可以看出，金融犯罪的发生并不局限于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早就已经扩散到其他社会人员。

（六）手段层出不穷

从如今金融犯罪的手段来看，由于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金融领域的犯罪也从利用银行、企业之间的票据结算、支付手段从事诈骗犯罪开始，发展到伪造、变造银行票据的犯罪；伪造银行信用卡的犯罪；利用证券、期货交易进行的犯罪；在保险业、运输业中的犯罪；利用假海关单据进行的外汇方面的犯罪；运用信用证结算手段从事的多种形式的犯罪乃至影响广大群众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的犯罪等等。再加上各种新型金融业务也是花样翻新，而犯罪分子往往能够抓住人们对相关业务不甚熟悉的特点，抓住时机，实施犯罪。

而且随着新型金融业务的发生，利用支付宝、财付通等新型支付工具的网络犯罪日趋增加，网络犯罪由于其形式多样化，手段的智能型以及犯罪成本低廉，已经受到广大金融犯罪分子的青睐。现在的金融市场信息存储、处理等都依靠网络手段实现，而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帮助犯罪分子隐藏真实身份，降低被追查到的风险，致使其在作案手段的首选就是网络。

“舜地企业集团”自2007年5月至2011年3月，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3.3亿余元，数额巨大，而这家公司居然未进行过登记注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由此可以看出，金融犯罪手段多种多样，公众也是防不胜防。

（七）国际化

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的重特大涉嫌金融领域犯罪的案件中，以境外机构名义利用我国金融领域管理中存在的漏洞而进行的犯罪屡有发生，新的犯罪手法层出不穷。其方式包括以投资理财为名成立外资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境外公司在境内设立非法经营点从事非法地下钱庄活动等，主要吸引投资者从事境外非法外汇、黄金保证金交易，还在国内高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以及信用证、非法外汇买卖等多项金融业务。金融犯罪案件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加快的今天，走向国际化道路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金融犯罪案件因为其领域的特殊性，其犯罪有着自身的诸多特点，结合这些特点以及本文提供的案例可以看出，金融犯罪案件对国家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只有制定出合理的防范措施，才能使国家避免或减少这类案件所引发的的种种不良后果。

尽管现在的金融犯罪案件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但是，金融犯罪的犯罪成本和收益相比，使很多人蠢蠢欲动，国家对金融案件的出发力度远远不能掩盖住其带来的巨额收益。再加上，金融犯罪的手段日益先进，致使司法机关或者行业内部都很难对其有一个合理合法的处置依据。另外，行业内部监管力度不够以及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文也不利于对金融犯罪案件的处理。

二、金融案件的预防对策分析

（一）加强金融行业内部控制机制

1.加强金融领域各个行业的内部管理

由于行业的内部监管力度不够，规章制度不明确，使得金融案件的犯罪人员多产生于行业自身，具有很强的行业性，所以加强金融领域行业的内部管理十分必要。

第一，制定行业相关规章制度。各个金融领域行业需要针对金融政策的薄弱之处并结合自身的行业特点制定出符合自身企业的行业行规以及内部规章制度。第二，实行岗位责任制。金融机构的各个岗位各司其职，加强岗位职责的考核力度，有助于实现金融行业自身内部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并能够在发生事故时最快的找到责任人。第三，实施重点控制。金融机构部分岗位以及人员职位容易产生犯罪倾向，对于这部分岗位以及人员需要实行监督控制，以在其萌发犯罪心理或者无法抵制诱惑时即是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制止，并能通过相应的监控使其更加自律，不敢轻易做出不法之举。第四，可实施分权管控。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会导致权力行使人滥用职权，欲望膨胀，最终引发其走向犯罪道路，所以对于金融机构的重要部门等领域应该注重分权制度，以达到权力的相互制衡。

2.建立金融机构内部的安全预警系统

金融机构应与稽查部门配合，共同建立预警机制系统，早日发现内部存在漏洞，并及时弥补，以免造成损失之后无法追回。建立安全预警系统有助于金融机构实时掌握机构本身的动向，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预警，对已经发生的情况及早分析处理。

3.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培训与法制意识的提高

归根结底，犯罪的主体是人，犯罪的根源来自于人内心欲望的召唤。只有将机构自身的员工的职业道德操守提升，增强员工的法律意识，从根本上杜绝其犯罪心理的产生，才是最为有效的防范金融犯罪案件发生的方法。

（二）加快金融行业的外部防御机制建设

1.加强金融法律法规的建设，完善金融监管机制

立法是国之根本，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犯罪案件时，很多时候在处罚这些违法犯罪分子时司法机关会悲剧的发现无法可依，无据可循，这就使犯罪分子更加猖獗和肆无忌惮，所以，在金融业务以及金融机制不断更新的情况下也必须加快相关法制建设以及监管体系的完善，变被动为主动，实时实地控制金融动态，使金融犯罪分子不能轻举妄动。同时，增加犯罪成本，有利于使犯罪分子在犯罪前权衡利弊，收益率过低，风险过高，自然能够使其不轻易涉足犯罪领域。

2.加强司法人员专业办案能力水平

司法人员不光要掌握法典内容，更要加强对金融机构各种知识技能的学习，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的了解犯罪动机以及犯罪手段，提升自己的专业办案能力水平。针对日益高超、专业的犯罪技能，司法人员只有自身具备专业能力，才能以强制强。

3.发挥媒体以及社会大众的监督作用

媒体和社会公众的作用在防范金融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现在的很多违法犯罪事件都是依靠媒体敏锐的嗅觉以及公众切身的体验而被公诸于众，在金融行业这样的特殊领域来说，媒体以及公众的介入度非常高，所以媒体和社会的监督能够使得金融犯罪分子投鼠忌器。

4.加强法制理论的宣传

通过加强法制宣传能够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脚步，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必会对阻止犯罪分子的犯罪脚步有所影响。

5.建立完善的信用机制

我国的信用体系虽然在不断完善，目前也拥有了个人信用体系和企业信用的联合征信体系，但是，距离完善的信用体系以及健全的信用机制还有较大差距，而完善的信用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的抵制金融犯罪案件的发生，所以，我国应该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不断的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信用机制体系。

6.加强国际合作

由于金融犯罪的国际化导致国内资金不断外流，所以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打击金融犯罪，对于稳定国内金融稳定，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金融犯罪是一项低成本、高收益的犯罪工作，这也是诱使金融犯罪分子前赴后继的原因。同时，以上措施的实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社会、政府、国家的共同探索和努力，也需要各个金融机构的配合和自律才能有效的打击金融犯罪分子，完善国家的金融秩序。金融犯罪案件的行业性、复杂性、高发性、多样性等特征和行业内部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制度脱不开干系，只有从行业内部、国家立法着手、用社会大众的眼睛为辅，才能使金融犯罪案件逐步远离人们的世界。

第11篇

【基本案情】被告人杜某为偿还赌博债务，经预谋，以办理的假房产证做抵押，骗取靳某6万元，当时约定了10％的月利率，每月还款6000元，借款期限为一年。被告人杜某只还了靳某三个月的利息1.8万元，之后靳某再也无法联系上杜某，遂报案。关于本案犯罪数额的认定在实践中有三种观点：一是4.2万元，二是6万元，三是4.2万元加9000元左右。

诈骗犯罪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和量刑的主要依据，因诈骗犯罪类型的不同，在诈骗数额的认定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民间借贷转化为诈骗犯罪的案件(以下称借贷型诈骗案件)是诈骗犯罪中的一个类型，关于该类犯罪的数额认定，司法实务和理论界的研究比较匮乏。但是，实践中遇到借贷型诈骗犯罪的案件很多，因办案人、办案地区等方面的不同，对该类案件犯罪数额的认定存在相异的做法，导致实践中对该类犯罪适用刑罚的不统一。如何准确界定借贷型诈骗犯罪案件的犯罪数额，是目前刑法理论和实务界亟需厘清的一个问题。

一、基于理论观点对本案诈骗数额认定的分析

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刑法理论和实务部门争论较大。综合考察各家关于诈骗犯罪数额认定的观点，共有六种：主观说，所得说，损失说，交付说，双重标准说，折衷说。笔者分别对照上述六种观点对本案进行分析。

(一)按主观说的解析

诈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所指向的公私财物的总数额，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该数额是行为人所追求的目标数额，反映了行为人主观上希望达到的犯罪规模，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从行为人主观角度考虑的。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该数额不具有意义。这是因为，杜某取得靳某6万元之后的前三个月履行了合同，依约支付给靳某利息1.8万元。此后。杜某逃匿，从逃匿之日起，杜某已没有归还靳某钱款的意思，其非法占有靳某钱款的意图显露无疑，此时该借贷转化为诈骗犯罪案件。本案构成诈骗犯罪的基础在于靳某的逃匿。“这类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无明确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但后来自己思想发生了变化。产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以诈骗罪论处。民间借贷实质上是一种借款合同，所以与合同诈骗有着相似的特征。在本案中，假如杜某不逃匿，而是确实没有还款的能力，即使借贷抵押物存在虚假，对该民间借贷我们也很难作为诈骗案件来处理。

(二)按所得说的解析

犯罪所得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取得的财物数额，该数额也是从行为人角度考虑的，体现了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程度，对定罪量刑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考察关于所得说的各种解释，在本案的认定中也存在一定分歧。诈骗所得额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从被害人处得到的数额，“诈骗所得额指的是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后骗取的财物的价值，而非行为人最终实际获取的经济利益价值。”；二是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由于行为人出于某种目的，在实施诈骗过程中可能有部分的还款行为，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集资诈骗解释》)第5条第3款的规定：“……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人诈骗数额。”分析本案，前一种情形下杜某诈骗数额是6万元，后一种情形下杜某的诈骗数额为4.2万元。

(三)按损失说的解析

诈骗数额不一定是自己的所得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的实际损失价值额。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物被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被害人的损失数额是被害人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而遭受的实际财物损失数额，包括直接损失数额和间接损失数额。本案中被害人的损失也存在两个不同的数额，一是靳某的直接损失数额(不计利息的本金)是4.2万元，二是靳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数额之和6万元。

(四)按交付说的解析

被害人交付财物数额是指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而瑕疵处分(交付)财物的数额，该数额体现了被害人受骗的程度。被害人靳某交付给杜某是6万元，所以杜某的诈骗数额应当是6万元。

(五)按双重标准说的解析

认为诈骗犯罪不同形态的数额应坚持不同的标准，即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受害人实际交付的数额；在诈骗未遂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到的财物数额。因本案不存在诈骗未遂的问题，所以按双重标准说仍然是以行为人交付数额为诈骗数额，杜某的诈骗数额得出与(四)相同的结论。

(六)按折衷说的解析

认为诈骗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即其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诈骗既遂时，一般应以所得数额作为诈骗数额。如果受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的一方行为，则诈骗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本案不存在未遂的问题，按该标准应区分两种情况来认定。首先应当以杜某的所得额作为犯罪数额来认定，即得出同(二)的结论；其次是如果受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即杜某所得额按4.2万元认定，靳某的损失数额按6万元认定(靳某的交付数额当然是6万元)，这时需要考察损失与所得之间的差额，即利息1.8万元的“归因”。如果这1.8万元借贷利息归因于靳某的直接合法收益或杜某的非法行为，那么这1.8万元利息应当计入犯罪数额，犯罪数额应当是6万元；如果这1.8万元不能归因杜某的非法行为，则犯罪数额应当是4.2万元：如果这1.8万元利息有部分归因于靳某的合法收益或杜某的非法行为，可以认为归因于杜某非法行为的部分应当计入犯罪数额，则诈骗数额是4.2万加9000元左右。

按上述理论界的观点对本案进行分析，可得出三种结论，那么究竟以哪一数额作为本案的诈骗数额认定更切合实际?按主观说来分析不具有刑法意义；按所得说、损失说，分别得出两个结论，不利于实践操作；按交付说和双重标准说虽然得出同一结论，但对案发前或者说在尚未被刑法评价之前归还的数额没有进行评价，显然得出的结论也具有片面性；按折中说对本案的分析，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得出不同的结论。从常理分析，假设杜某在取得靳某的6万元借款后，一分钱也没有还靳某，而是直接逃匿，我们通常认为杜某诈骗数额是6万元，这在实践中没有分歧：当杜某归还靳某1.8

万元利息以后，我们仍然认为杜某诈骗靳某6万元，在情理上勉强能够接受；假如杜某归还靳某10个月的利息6万元之后，杜某欠靳某本金6万元，这时仍认定杜某诈骗靳某6万元，显然是不正确的。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侵害财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突出表现在对被害人财产权利的侵犯。结合本案的上述分析，只有交付数额为单一数额，且这一数额是确定的，因此以交付数额作为借贷型诈骗犯罪的认定数额，不仅便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也有利于刑法的统一正确实施。在确定交付数额为认定借贷型诈骗数额的基准后，我们不难看出，综合判定诈骗数额的关键就剩下正确认识利息部分的价值，如何正确评价利息是本案犯罪数额正确认定的核心。

二、利息应否计入犯罪数额的问题

借贷必然产生利息，在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利息能否计入犯罪数额，关乎犯罪数额的大小，对定罪量刑有着直接的影响。对利息的计算，分三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借贷时预扣的利息不应计入犯罪数额

根据《合同法》第200条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根据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七项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人本金谋取高利”。虽然民间借贷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但是民间借贷也属于借贷合同，预扣利息的借贷使借款人实际得到的借款数额变小，加重了借款人的负担。提高了借贷利率，有违民事法律活动中的公平原则，实质上是违法借贷。因此预扣利息部分的借款也是无效借款，不应受法律保护。预扣利息的借款数额应当按实际借款数额计算，诈骗数额也应当是实际借款数额，对预扣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利息，自然也不应受到刑法评价。

(二)借贷之后未归还的利息，不论利息率的高低，均不能计入犯罪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贷款诈骗案件、信用卡诈骗案件的解释，均没有将利息计入诈骗数额。《集资诈骗解释》第5条第3款规定，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199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其盗窃数额应当根据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后使用的数额认定。上述司法解释虽然是针对不同类型诈骗犯罪和盗窃罪的法律规定，但总体上能体现侵犯财产犯罪的案件利息部分均不计入犯罪数额。“定罪量刑，是以犯罪时的行为及结果为准，而孳息则是在行为人诈骗行为完成后产生的，属于事后的结果。如果将孳息计入所得额，则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数额，这会使刑事追诉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另外，将孳息等计入，会造成同样的罪行，由于追究的早晚而影响量刑的轻重，这有悖公平原则。”

(三)借贷之后已经归还的利息，如果该利息属合法收益，则不应在犯罪数额中扣除；如果该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则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1.根据《借贷意见》第6项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二)规定，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属于违法借贷，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差应充抵本金。虽然该条是关于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处理规定，但其规定的重点在于“违法借贷不受法律保护，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差应当充抵本金”。在本案中，杜某归还靳某的贷款利息达1.8万元，其中收取的合法利息之外的部分属于违法借贷，超出法律规定的利息部分当然应当充抵本金，从犯罪数额中扣除(非法利息的计算可以按照当期银行最高贷款利率来确定)。

2.如果将已收取的超出法定利率之外的利息计人犯罪数额，对这一笔款项将产生两种性质的评价，一种是刑事评价，计入诈骗犯罪；另一种是民事评价，行为人骗取被害人钱款产生的违法利息。并且两种评价只能选其中之一，否则就与刑事追诉的”禁止重复评价”规则不符。本案中，靳某收取了杜某超过银行同期贷款4倍以上利率的部分违反民事法律规定是明确的，如果将其计入杜某的诈骗数额，显然是给予了双重的否定评价，即违反民事法律规定的否定评价和违反刑事法律的否定评价。本案中，杜某归还的超出法定利率的部分，在对其做出民事否定评价之后，不应再将同一款项进行刑事评价。

三、已归还超额利息是否属于“犯罪成本”的问题

(一)犯罪成本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规定，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取得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所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集资诈骗解释》第5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现实危害后果的大小，应当从被害方遭受的损失这一角度和立场来看，而不应从行为人实际获得的利益这一角度和立场来衡量，否则就不符合“现实危害后果”的本义。“尽管犯罪成本的多少会影响行为人实际获取的经济利益，但不能因为有犯罪成本的出现就掩盖其犯罪的真正目的。”

(二)已归还的超额利息不属于犯罪成本

犯罪成本是指犯罪人为实施犯罪而付出的代价，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机会成本刑法不予评价，风险成本不存在刑法评价的问题，直接成本是指犯罪人在犯罪准备阶段和犯罪实施过程中采用各种工具和手段而支付的成本，如准备作案工具、犯罪后逃跑、销赃和规避抓获风险等付出的代价。直接成本又可以分为积极的直接成本和消极的直接成本，积极的直接成本是指犯罪人为实施犯罪而主动付出的成本，该成本与犯罪目的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实质上属于为刑法所否定的“犯罪投资”，而非刑法上的法益损失，也不需要刑法予以评价，在计算犯罪所得时不应将其排除在外；所谓消极的直接成本，是指犯罪人意外付出的成本，该成本与犯罪目的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就本案而言，杜某诈骗的积极直接成本，包括杜某制作假房产证的成本，积极向靳某联系借款的成本等。杜某归还靳某的利息显然不在上述积极的直接成本范围之内，同时与杜某的诈骗之间也不存在必然和偶然的联系，所以也不能被消极的直接成本范围涵盖。由此，可做如下分析，杜某制作假房产证之后，取得靳某的信任，得到靳某的钱款，此时杜某已经完成了诈骗行为，对于已经完成的行为而言，杜某没有必要节外生枝，再去归还靳某一部分利息，这不属于杜某意外付出的成本，当然不属于消极的直接成本范围之内。

第12篇

【关键词】合同诈骗；合同效力；刑民交叉；担保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债权人甲与债务人乙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以乙的房产作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丙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合同到期后债务人乙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甲因此将乙和保证人丙至法院要求其偿还贷款及利息，并请求法院判令抵押和保证有效并享有担保权。法院受理该案后发现，借款人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以房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贷款人贷款，此案债务人乙涉嫌合同诈骗罪。此时的问题是人民法院是应当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查处，中止民事审判呢，还是继续审理？如果继续审理，那么此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乙和丙的民事责任如何承担？

二、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纠纷处理方式

如上述案例所示，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中，若发现合同诈骗犯罪的线索，在诉讼程序上如何处理？到底是中止民事审理“先刑后民”还是继续审理“刑民并行”亦或是“先民后刑”？对此我国法律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处理规则也不统一，差别很大。

（一）有关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的法律法规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刑事犯罪线索的处理主要依据有《民事诉讼法》第150条关于“中止诉讼”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通过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经济犯罪若干规定》），其中对此类问题作出了一些比较原则性和模糊的规定。

此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28日了《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以下称《处理意见》），不过这仅仅算是地方司法文件，其效力等级较低，但是也可以作为判案的参考。《处理意见》区分了民事案件审理中，刑事犯罪部分仅被发现还未判决以及刑事犯罪部分已经生效刑事判决确认两种情形。

（二）目前实践中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纠纷的具体处理方式

1. 继续审理。继续审理合同纠纷也就是刑民分开审理、刑民并行。实践中法院作出继续审理决定的理由大概基于如下几点：

首先，《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法院往往在判决中这样表述，“某某可能涉及合同诈骗的犯罪，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间的合同纠纷，因此本案继续审理。”即人民法院通过判断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结果是否影响合同纠纷的民事审判来决定是否继续审理，若不影响，则继续审理。然而，何为影响，如何具体判断是否影响这些问题仍不清晰，缺乏可操作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根据《经济犯罪若干规定》第10条的规定来判断合同诈骗罪是否与审理的合同纠纷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若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将继续审理合同纠纷。因此，对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判断将是一个重点与难点。

2. 驳回。实践中，法院往往根据《经济犯罪若干规定》第11条的规定“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判决中表述如“刑事裁定对被告诈骗贷款定罪处刑，原告以提起抵押借款合同之诉的法律事实已不存在，故原告应予驳回。”

3. 中止审理。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即“先刑后民”。其理由大多数也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认为刑事法律对当事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影响了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因此要等待刑事案件判决做出后再审理民事纠纷，然而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这样一来被害人的合法民事权利有可能被拖延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并且可能出现被告为了达到拖延审判逃避责任的目的，故意自行制造合同诈骗犯罪的线索的现象。

（三）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纠纷处理方式的建议

从目前的审判实践来看，大多数法官抛弃了以往所秉持的在民事审判中一遇到刑事犯罪问题就采取“先刑后民”处置原则的做法。随着对民事权利保障的重视，法官们也给了处理这类案件更多的选择空间。从理论和实践上来，对于民事和刑事审判谁先谁后的问题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其一 “刑民并行”，即人民法院对于合同纠纷的民事审判继续进行，同时对刑事部分交由刑事诉讼处理，两者并行不悖；其二“先刑后民”即中止合同纠纷的审理，待对合同诈骗罪犯的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合同纠纷；其三“先民后刑”即继续审理合同纠纷，结束后再对合同诈骗犯罪进行刑事诉讼。但多数情况下都采用前两者，“先民后刑”则基本停留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司法实践中较少运用。

那么，对于我们讨论的在合同纠纷审理中发现存在合同诈骗嫌疑时，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诉讼程序呢？正所谓“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对此，我们应该更多从保护受损害方的合法权益以及有利于审判的角度来衡量。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在诉讼性质、依据、目的等方面均不相同，对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和角度不相同，对违法犯罪的人的惩罚和对受害人的救济也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理所当然的把这类问题直接推给刑事法律来处理。上述案例中，如果法官驳回，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借款人乙因合同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那涉案的借款当如何处理呢。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是责令退赔，及时返还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但是，用作担保的乙的房产和丙的保证责任是否就此免除了呢。不经过民事审判债权人的担保权这部分权益就很难受到保护，这样不利于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及时有效保护。然而，如果一味坚持每个案子都“刑民并行”又可能会影响审判的效率。那么，判断标准究竟是什么？

结合最高法《经济犯罪若干规定》和上海高院的《处理意见》的有关规定，本文认为，应该以该案中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辅之以“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作为判断标准。若犯罪线索与民事案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应当继续审理合同纠纷，采用“刑民并行”。如果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再判断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来作出“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决定。

首先，对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判断理论界观点不一，从法律法规中也找不到相关解释。法律关系是指根据法律所结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或权力-义务关系。同一法律关系就是指人民法院审理的该合同纠纷所产生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当事人所涉嫌的合同诈骗犯罪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相同的。本文认为其判断标准主要有主体相同、行为相同和责任相同三个方面。所谓主体相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与合同诈骗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是一一对应的。所谓行为相同，是指合同诈骗罪中的主体的行为同时也是合同关系中主体的行为。而责任相同指的是法律后果是否为同类型责任。

以上述案子为例，该案中原告甲和被告乙之间既有借款合同关系，又有担保法律关系，同时原告甲和第三人丙之间又存在保证合同关系，而刑事法律关系涉及乙对受害人甲的合同诈骗关系。该案中主体并不完全重合。其次，责任类型不同，刑事中只涉及责令退赔借款金额。但是民事审判中还涉及担保责任的认定。因此，本文认为，对于该案应该“刑民并行”。

其次，如何判断一案的审理是否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具体来说，通过刑事或者民事程序对于有关事实和责任的判断是否影响或者有利于民事或刑事方面的审判。因为刑事和民事处理案件的方式和优劣性差异很大。为了充分利用两者的优势，提高审判效率。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时发现合同诈骗线索案中，若两者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因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而且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强，这样有助于合同纠纷的民事审判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比如一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假冒身份与对方签订借款合同。此时，先进行刑事审理，以刑事审理中对犯罪事实的具体认定，来帮助民事审理中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当然，“先民后刑”的做法虽然少见，但也存在。比如合同诈骗的受损害人人数众多，因为找不到全部的受损害人法院因此无法将受骗的财物向所有的受损害人退赔，此时，如果一味地等待全部受损害人查明将不利于已确定的受损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这部分受损害人可以先通过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获得救济。

三、合同诈骗案件中的民事合同效力认定

（一）目前实践中对合同诈骗案件中民事合同的效力认定

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包括五种情形。那么在民事审理中对主合同及担保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呢？

1. 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理由是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就同时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是以借款合同来掩盖一方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合同无效。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自然无效。此外，有的法官还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一）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来认定此类合同无效。

2. 主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认为此合同属于“欺诈”，因此合同可变更、可撤销。若受损害方在知道诈骗犯罪事实后，未在一年除斥期间内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该合同有效。而此时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要具体分析。

（二）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效力认定的总结与建议

1. 合同并非必然无效。首先，刑法和民法作为两类功能各异的部分法，刑法的评价不能代替民法的评价。刑法对合同诈骗罪的评价实质是对犯罪人以欺诈手段骗取别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的否定。而合同仅仅是犯罪人实施诈骗获得财物的工具和手段。对行为的否定不一定代表对工具的否定。因此，刑事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并不必然导致其对外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其次，本文认为实践中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也存在一些问题。《合同法》第52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下的合同又称为伪装合同，指的是行为人为了达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开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例如，当事人通过虚假的买卖行为达到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一般指的是合同双方都知晓这个非法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是合同一方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对方财物。他签订合同并不是为了掩盖骗取财物的事实，而只是骗取财物的工具和手段，合同相对方是受害人，并非双方串通。此外，根据“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来认定合同无效时，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定要谨慎。从我国鼓励交易的原则来看，对合同无效的认定应该有一定限制。本文认为，只有损害了国有财产、国家整体利益的时候，才能认定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对合同认定无效。

2. 合同效力之判断标准。本文认为，应当区分合同诈骗的实施发生在合同签订还是履行阶段来认定合同效力。合同诈骗罪指的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而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应该是判断双方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法。所以合同履行过程中实施合同诈骗并不影响合同效力的判断，即合同履行过程实施诈骗的，比如《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第（四）（五）两种情形下，若无其它无效事由，合同应为有效。

其次，在合同签订中实施的合同诈骗本文认为原则上应该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此时应由受损害方作出选择，若受损害方未在一年除斥期间内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该合同有效。前述案例亦应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3. 对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结合前述案例，如果受损害方行使撤销权合同因此无效后，担保合同必然也就无效了。现在我们讨论如果受损害方未行使撤销权，主合同有效，那么债务人自己的抵押担保和第三人的保证担保合同效力如何？

本文认为，在案例中债务人乙是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与债权人甲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不管他是采取什么手段，抵押物权经登记而成立，并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贷款人在已经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后，其作为善意相对人取得的抵押权依法理应受到保护。

那么第三人丙的保证责任是否免除呢？第三人丙不知道借款人甲诈骗的目的，因此在签订保证合同时，由于债务人自己提供了物的担保，所以根据《担保法》第28条的规定，其保证责任是位于债务人物的担保之后的。这时就出现一个问题，虽然理论上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出现抵押物是虚构的，事实上不能优先拿来清偿债务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就面临扩大的问题。这时，保证人似乎也是受害者，也面临保护的问题。然而，担保就是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担保人事先明知其责任仍然愿意承担此项责任，必定有自己的考虑，有其它利益可图。正如俗语所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本文认为，应优先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认定保证合同有效，对于保证人的保护，则可以通过另行向债务人追偿等方式来实现。

注释

①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③由于我国“重刑轻民”的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先刑后民”似乎成为了法院审判刑民交叉案件是绝对原则。但是，该原则只是涉及刑事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时才能适用。

④该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⑤比如不能认为只要犯罪了就当然损害了“国家利益”从而认定合同无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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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喜梅.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之选择适用[J].天津法学，201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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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喜梅.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之选择适用[J].天津法学，2011（4）：100.

第13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场交易手段的多样化，银行票据已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交易中最重要的信用支付工具。但近些年来，社会不法分子将犯罪矛头指向了银行，金融诈骗的案件已时常成为新闻版的热点话题。银行票据的诈骗案件更是屡见不鲜，犯罪不断，不仅给银行与客户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利益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与金融秩序的稳定。因此，了解银行票据犯罪类型、犯罪手段的惯常运用与形成因素，对加大对银行票据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银行的业务风险防范能力，整肃金融行业秩序，稳定金融市场的健康长远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票据诈骗的类型与常用犯罪手段分析

1.伪造票据。它的表现形式是无权限的人假冒他人或者以虚构的人的名义进行不正当的票据行为，一般分为伪造票据与伪造票据上的印签两种情况。而犯罪份子惯常使用的是伪造银行汇票与银行承兑汇票达到非法占有银行资金或他人财物的目的

2.变造票据。表现为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对票据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或内容进行变更的行为。犯罪分子往往会采取高科技手段进行票据的变造，令人不易察觉。防不胜防

3.犯罪分子在非法取得他人票据后，对根据正常商品交易签发出的合法有效票据，办理非正常止付手续，骗取销货方的货物或银行资金。犯罪分子一惯常用的做法是向银行申请签发一份银行汇票。随后以“该汇票丢失”为由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通过后就会向出票行出具止付通知。如果止付成功，受损失的是销货方；如果止付失败，则有相当大的因素是付款收不到止付通知。如此一来责任就得银行来负

4.冒充身份非法提款。有调查发现，某些票据诈骗分子在非法取得他人票据后。利用事先伪造或者盗窃等非法途径得来的票据合法持有人的身份证件、印章或其他身份证明材料。冒充持票人到银行行使付款请求权，进行非法提款。

二、票据诈骗的形成因素

1.金融业对票据的相关法制体系尚未完善。目前我国现行的票据法制体系主要有《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过于笼统，并没有明晰的防治规范，漏洞甚多，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尤其是对贴现、转贴现、再贴现业务中涉及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法规根本不到位，不仅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而且监管不易，难以把握

2.社会对银行票据诈骗的防范意识较差。由于对银行票据防伪、防诈骗的宣传力度不够，人们对相关诈骗防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导致风险意识的淡薄。尤其是一些金融机构对票据的风险管理存在侥幸心理，平时不主动学习票据反假知识，识假能力差；管理松懈。甚至存在与不法分子内外勾结这样的恶性管理事故。这些都给不法分子制造了宽松的犯罪环境

3.银行机构账户管理工作不到位，有章不循，违规操作；且相关部门在某些证件办理的环节中存在漏洞。某些银行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轻视规章制度，只凭经验办理业务的问题，往往容易让不法分子有犯罪空子可钻。我们讲，业务的灵活处理并不是指无视规章制度，而是要在工作过程中在遵章守制的情况下灵活谨慎地运用相关的业务手段。同样的，相关部门在办理业务时需要个人或单位提供有效证件时，也应严格按规章制度与合法程序来进行。比如，相关部门在对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前也需要对公民所持证件——进行多部门的仔细审核，不让相关法规程序流于形式，断绝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机

4.银行的相关技术手段落后，票据辨别防伪水平不高，且票据查询程序不规范。银行对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虽然日臻成熟。但从许多的票据犯罪案例来看，银行对票据的辨别技术手段仍处于低水平阶段。而且票据的相关处理过程中由于查询等方面电子化程度的低下，不仅易导致银行与客户业务上的纠纷，也更轻易让犯罪分子惯常使用高科技手段达到非法目的

三、票据犯罪的相关防范措施

1.建立健全相关的票据管理法制法规。法律制度是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的坚强后盾，完善的法制法规可减小不法犯罪的机率。一方面要根据目前票据的实际发展特点与票据犯罪的主要特点、手段及成因进行法制法规的建立健全，坚持实际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双向并重的原则，对现有的与票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与完善。另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关于票据管理方面先进制度的优点，对如何更好更全而地防范票据风险有一个全局的把握，构筑坚固的法律平台

2.在全社会进行银行票据诈骗的防范意识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防骗防范意识与认知水平。比如，可利用报纸、电视与网络等大众传媒结合实际的相关案例对与票据相关的知识进行广泛全面地宣传教育。银行等金融机构可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通报会、培训班等。向员工与客户通报宣布典型的票据诈骗案件，并介绍诈骗风险易发环节。传授如何鉴别真假票据的技巧等，长期坚持不松懈地进行全民式的教育宣传与提醒，营造良好的防范氛围

3.完善银行内控机制，强化银行内部管理：严格管理程序与操作流程。建立相关票据审核责任制，同时在银行内部加强对业务人员业务与服务思想上的教育，提高其职业道德，提升其业务水平。杜绝规章制度之外的办事现象的出现。可建立一套奖惩监督机制。对不按规章制度来的进行惩罚，反之则进行鼓励。同时必须防治内外人员的勾结犯罪与协同作案

第14篇

原告在卢山县城关老城大街经营一家军需用品商店。2006年10月24日,两个案外人来到该店称欲向其订购1000套迷彩服,骗取了原告的信任。2006年10月25日,案外人引诱原告在被告下属的卢山县西关邮政局办理了以“卫述桦”为实名,账号为XX2679的活期存款账户,同时办理了账号相一致的邮政储蓄绿卡,存款10元。同日,案外人假冒原告的名字,用假身份证在被告的下属人民路邮政支局办理了账号为XX2200的活期存款账户及相配套的邮政储蓄绿卡,存款10元。后原告在向案外人出示办理好的存折时,两个存折被调换,调换后案外人以证明原告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为借口,要求原告往存折上存款,结果当天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4万元现金存入其所持的案外人开立并掌握密码的存折账户上。同日,该4万元存款被案外人持邮政储蓄绿卡分四次提取,其中第一次在邮政储蓄营业网点支取了3.5万元,第二次跨行支取2000元,第三次跨行支取2000元,第四次跨行支取1000元。原告发现被骗后,立即向被告提出支付的请求,被告要求原告到公安机关报案,原告即向公安机关刑侦队报了案,卢山县公安局已立案受理,但至今未侦破。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五条至第七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人民币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卢山县邮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卫述桦赔偿损失2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付至还款完毕之日),驳回卫述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5元,由原告被告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宣判后,卢山县邮政局不服,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争议焦点辨析

储蓄机构有无义务鉴别身份证真伪的责任

上诉人抗辩认为,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是上诉人有义务审查开户人身份证的真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9)44号《关于储蓄存单、存折密码更换手续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储蓄机构对储户提供的身份证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负有鉴别身份证真伪的责任。据此,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被上诉人抗辩的理由值得关注,尽管并不完全充分。该上诉人认为,首先,“批复”是中国人民银行对上海分行《关于办理储蓄存款密码修改手续等问题的紧急请示》的一个批复文件,批复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该批复是针对储蓄机构为储户更换存单、存折上的密码时应履行手续的答复,并不涉及开户问题,因此对本案不具有参考价值。其次,该批复是在1999年做出的,当时国务院实名制规定尚未出台,银行系统对身份证真伪的鉴别手段也不够完备,这样的批复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案发生在2006年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已于2000年实施,如果银行对存款人的开户资料只做表面上的审查,那么就无法保证国务院关于实名制的规定能够落到实处。最后,该批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精神相违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即使一审法院基于以下规定的分析,也未必能够清楚的得出银行需对身份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实名,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身份证上使用的姓名”。第六条规定“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第七条规定:“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与号码。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号码。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开立个人存款账户”。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在为储户开立具有通存通兑功能的账户(包括存户、银行卡户)或基于已有账户申领银行卡时,必须要储户出具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军官证、护照等)和设置个人密码”。《人民币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银行应负责对存款人开户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

但是,作为储蓄机构,我们应该看到,前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银行的审查身份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的义务。只是在何种程度上才可认定银行尽职尽责,则是不够明确。实际上,二审法院在二审裁判中也没有办法明确得出银行对身份证真伪有实质性审查的义务,而是强调了有一定的“审查义务”。一旦发生有虚假身份证件的情形,法院就可能推定银行未能尽职尽责。这也是本案法院坚持认定银行有审核义务履行不当的根本所在。该裁决指出:“联系上述法规、规章的规定看,《个人存款实名制规定》第七条规定的,银行在为存款人办理开户时,对存款人出示的身份证件尽管使用了“核对”一词,但银行在办理与存折相对应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发放银行卡时,对存款人出示的身份证件的真伪应当有一定的审查义务。正因为上诉人没有尽到严格的审查义务,为他人提取被上诉人的存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因此,上诉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故上诉人上诉称其没有义务审查开户人身份证的真伪,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先刑后民”是否合理合法

是否“先刑后民”是储蓄类诈骗案件中非常普遍的一种争议焦点。“先刑后民”并非本案原告独创,也有司法解释作为依据。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基于此,上诉人抗辩认为,本案发生是因诈骗引起,但诈骗案件未侦破,具体的案情究竟是什么,无法得到有效印证,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诉称就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经济纠纷案和经济犯罪案应该分开审理。”被上诉人则认为本案一审将民事纠纷案和经济犯罪嫌疑案分开,单独审理侵权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是正确的。两审法院均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主张。由此可见,“先刑后民”的理解并非绝对,对于是否为同一法律事实的解释取决于法院。

类似案件的裁判可否作为抗辩依据

本案上诉人在上诉抗辩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二审法院类似案件中曾经有不同的裁决。即平尚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08)平民终三字第58号民事判决已判决储蓄机构无责任,本案也应但比照该判决处理。

但是上诉人疏忽了裁决基于的事实难免有一定的差异,而这一点正好成为被上诉人抗辩的重要理由。有趣的是,上诉人的抗辩还提出了更有影响力的案件来反驳上诉人,即《大洪报》2008年5月24日B25版以案说法《存折被掉包丢钱谁负责》所分析的案例和本案更为接近。此文对案例的一审、二审判决都有详尽的评析,是一个面向全社会的以案说法,对本案二审判决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实际上二审法院也明确指出:上诉人提供的案例,即本院作出的(2008)平民终三字第58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故上诉人要求本案比照该案例进行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从国内司法实践来看,即使同一法院的裁判也很难用于法院的裁判依据,尽管有时此种主张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多数情况下不为法院所接受。

责任分配的比例如何确定

此类民事侵权纠纷的核心争执在于责任分配如何确定,而目前尚无具体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做出规定,而是由法院基于过错大小的分析来自由裁量。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本次事件中存在一定过错,应对原告的存款损失承担一定责任。原告开户的营业网点是被告下属的西关邮政支局,案外人开户的营业网点是被告下属的人民路邮政支局,由于轻信及防范意识差,原告在存折被调换后没有核对其所持存折上的印章,将款项存入案外人的存折造成损失,其亦应承担一定责任。具体责任分担以双方各承担50%为宜。二审法院肯定了一审法院的认定,即关于责任的划分问题,原审依据本案的事实酌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承担50%责任并无不当。从国内此类案例的裁判来看,有类似的五五分成的责任,也有三七开,四六开的案例。这种比例的确定,实无具体的标准,而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对储蓄机构的启示

应对存款诈骗的纠纷案例,储蓄机构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储蓄机构必须严格履行开户审核职责。从目前的监管法规来看,尤其是实名制推行以来,开户审核中的疏忽势必导致银行风险。从各种存款诈骗案例来看,绝大部分均系犯罪分子采取种种手段骗取储户信任后,利用储户的各种信息,伪造身份证明,骗取金融机构开立存款账户或结算账户,然后诈取储户在储蓄机构的存款。为有效防范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的发生,储蓄机构需源头上加强防范,严把开户的审核关,提高身份证明审核的技术手段。严格审核操作流程,为发生纠纷时积极举证履行审核义务做好准备。

第二,不能过于依赖“先刑后民”的程序机制以及法院的既有判例。从本案来看,“先刑后民”的抗辩就被法院所拒绝接纳了。银行应该积极地抗辩,管辖的程序抗辩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法院的支持。实际上,近年来,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已经明显倾向于否认“先刑后民”的主张。尽管法院的既有判例对法官裁判有一定影响,但是银行不宜报过高预期,不能过分依赖法院借助已有判例来裁判。

第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诉讼,积极抗辩,争取司法机关的支持和理解。存款诈骗案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也比较慎重,银行绝不可因为纠纷标的金额不高而有所疏忽。这类案例的对方往往是个人,他们会积极应对诉讼,而且法院对于个人和储蓄机构争议,往往有扶持弱者的天然倾向。况且,此类案件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证据的准备以及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银行如果不足够重视,可能被赋予难于实现的举证义务,从而导致银行的主张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第15篇

主要内容有三部分：

一、天下无贼——外贸防骗交流会

【会议议题】

l介绍国际贸易骗术的手段和种类，剖析典型案例

l从资信评估机构角度揭示贸易骗术

l从信用保险机构角度谈应对贸易欺诈之有效方法

l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受骗者权益，在最大范围内减少企业损失

l受骗企业讲述被骗经历，归纳应对贸易欺诈的奇招妙法

【主题演讲】

主题1：贸易金融诈骗

演讲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国际结算对外担保与贸易融资业务主任周

主题2：诈骗案例分析

演讲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信用风险顾问李亮萱

主题3：中国企业如何应对337调查

演讲人：金杜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丁亮

主题4：企业谨防信用证诈骗

演讲人：科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涛

二、20xx中国最具影响力外贸服务品牌评选结果

20xx年下半年，由《进出口经理人》杂志社主办，阿里巴巴、新浪、《中国海关》等知名网络和媒体的支持，开展了20xx年中国最具影响力外贸服务品牌评选活动，有近5000家外贸企业先后对国际物流、国际快递、国外展会服务、国际论证和外贸软件等5个外贸服务行业的众多品牌进行投票，最终结果将在进出口经理人年会上隆重，并进行投票抽奖。

三、答谢宴会及表演

知名进出口企业、杂志作者、广告客户及外贸服务公司济济一堂，共同交流畅谈，席间有编辑部自编自演小节目助兴，欢度一个快乐的夜晚。

【会议时间】

【会议联系】

【会议地点】

【酒店地址】

【酒店电话】

注：新大都酒店具置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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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方式请参会单位把报名表回传至xxxxxx或E-mail至会务组邮箱xxxx@xxxxx，会务组将在会前寄送《参会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