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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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卫生法学；实践教学；科研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33-0008-02

伴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诸多深层次的医疗卫生问题不断浮出水面，逐渐向世人发出新的挑战，例如：和谐医患关系中医患信任机制的构建问题；如何在伦理与法律视角下平衡家庭伦理观念与堕胎权以及与生殖健康有关的医疗损害赔偿问题的研究；如何完善和加强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对公民医疗权利的保护与医疗纠纷的处理问题；如何规范医药市场，杜绝诸如“毒胶囊事件”等问题药品的出现，保证人类合理用药的问题研究；关于医疗权利在我国公私法领域的地位确认及范围界定的问题；人格权法视角下患者自己决定权的问题研究；等等。

以上种种问题不单单是医学界、法学界等社会各界的研究难题和焦点，同时是我国向世界医疗卫生强国迈进路上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具有一定科研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而这一重任则毫无疑问地落在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医学院校身上。因此，如何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医疗卫生人才尤其是卫生法学专业人才，就成为高等医学院校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1 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定位分析

1.1 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方向

卫生法学又名医事法学，是涵盖了一切有关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等诸多内容在内的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培养目标和方向十分明确，即通过四年的专业教育，培养出适应我国医疗卫生法制化需要的，全面发展且系统掌握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法学知识，能在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法律服务等部门从事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律咨询、诉讼和研究工作，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创新型、专业型法律人才[1]。

卫生法学的专业培养目标表明：卫生法学类专业人才是研究和解决社会各领域与人体生命健康权益之间的生命伦理和法律关系的重要主力军，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1.2 明确科研能力培养的意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各界包括医疗卫生领域对自身人才的引进不再单单看重一纸文凭，更多开始注重对应聘者动手能力、管理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的考察。对此，高等院校应将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教育职责。这对于卫生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般而言，科研活动的研究者不但需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准确的判断力和能动的分析力，而且要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大胆的创新精神、顽强的奋斗精神和不怕挫折、敢于承认错误的优秀品质。因此，在校期间加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既有助于其知识的深化和创新思维的形成，也有助于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养成。此外，大学生科研活动的有序进行也将为校园的文化建设和浓重学习氛围的构建添上有力的一笔。

1.3 明确实践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关系

实践教学和科研活动都是课堂教学或者说理论教学的持续和深入，二者都是对学生动手动脑能力的一种培养和提高。其中，实践教学要以科研为灵魂、为指导，而科研活动也能够使大学生的个性在实践的过程中得以充分的展现。由于卫生法学涵盖了医学和法学两大实践性和研究性都很强的学科，所以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对卫生法学专业的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必要性。

2 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条件和依据

2.1 较为成熟的心理基础

作为卫生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自入学之初就已经对我国的医疗卫生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其思维能力、思维水平和个性的发展水平已渐趋成熟，基本能够独立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大学生积极向上的激情，他们已经具备在纷杂的医疗卫生现象中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些都为其在卫生法学领域开展学习和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

2.2 充足的卫生法学专业知识基础

拥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科研活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活动。卫生法学的相关教学恰恰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储备。通过卫生法学的教学，使学生在学习卫生法制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我国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管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食品安全、医疗纠纷的处理和医疗损害的赔偿等各种与人体生命健康权益密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解读。加之卫生法学相关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社会调查、专业见习和实习、毕业论文、法律咨询活动等[2]实践教学活动，为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奠定良好基本技能训练的基础。

2.3 良好的高校环境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当今高校之间的竞争由单纯的高水平教学质量之争上升为品牌之争、综合实力的竞争，而优秀毕业生的水平尤其是其科研创新的能力和水平，逐渐成为一项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这也就是说，科研不再单单是高校教师的事，学生科研水平的高低同样对高校品牌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目前开设卫生法学专业的30多所高等医学院校而言，不仅具有医学、法学、社会医学、卫生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高素质教学队伍和科研团队，而且大都具备自己固定的附属医院和医疗卫生实习单位，这些都为卫生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3 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途径

3.1 制定综合培养计划，将科研创新能力贯穿于卫生法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天才可遇不可求，但人才是可以经过后天来培养的。而科研活动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对于卫生法学人才的科研培养也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就需要制定综合的培养计划。

1）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增加专门的研究课程，使其内容包含更多的科研成分，如开设研讨班（seminar）课程，使学生由科研理论基本知识入手，逐渐加深对科研的意义的体会与认识[3]。

2）在社团活动方面制定大学生科研活动计划，如部分高校开展的“大学生科技文化节”等，既要邀请校内外知名的医疗卫生专家、学者举办学术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营造科研学术氛围，强化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也要积极为大学生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搭建平台，促进其科学文化的交流。

3）建立科研活动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如对科研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一定的津贴和科研学分奖励，在年度评优中给予加分奖励等[4]。

3.2 提高卫生法学专任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切实加强实践教学

科研活动本质上也属于实践活动，但科研之于实践乃灵魂之根本，实践之于科研乃物质之基础。因此，基于卫生法学横跨医学和法学两大实践性学科的特殊性，其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并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实践教学课时；其次，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教师也应积极争取和珍惜到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调研学习机会，不断更新所学，真正实现理论知识与现实问题的对接，从而在日常教学中有选择地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式教育等实践教学模式，由简入难，层层深入，使学生在平时的实践学习中摸索和掌握课堂学习中所不能讲授的默会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动手动脑能力，并且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实际医疗卫生问题。

3.3 倡导“本科生科研导师制”的科研教学方式

导师制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在高校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不仅专注于言传身教，更专注于身体力行的亲力亲为型教育模式，使学生手脑并用，在学中“动”，在“动”中学。目前应用最广的应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制。“本科生导师制”的提出和应用目前一般较多地应用于本科生论文写作方面，而在本科生的科研活动方面应用得太少。

鉴于卫生法学专业自身的社会实践性要求以及与社会医疗卫生现状的紧密联系性，通过科研创新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社会参与性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个性化教育方式。通过建立“本科生科研导师制”，使学生从入学之时便参与到导师的科研创新活动中，不但可以拉近师生关系，丰富师生的业余生活，营造和谐的学术氛围，而且可以迸发“头脑风暴”的强大力量，就医疗卫生信息与问题进行切磋，相互促进，可以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共赢局面。

3.4 让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科研共同体”或研究工作小组

“科研共同体”或研究工作小组是校内外一些科研兴趣相近或相投的人员自发组织的科研活动组织或中心。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专家不会因为新手的潜力而感到有所威胁，会尽可能地提供自己的知识和技能[3]。对此，卫生法学专业应充分发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积极加强与实习单位如卫生厅（局）、医院、疾控中心等医疗卫生部门的紧密联系，既可以聘请知名医疗卫生专家学者加入校内的“科研共同体”进行指导，也可把在校内“科研共同体”或研究工作小组中表现突出的学生推荐到这些实习单位的知名科研活动中心去锻炼和学习。通过这样一种与专家学者亲密互动的交流和学习，可以使学生处于知识产生的真实情境之中，真正地理解和深化所学，并将所学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从而使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得以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王洪婧，胡勇，王树华.论医事法学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的改进[J].卫生软科学，2009（6）：422.

[2]朱莉莉，韩志红.法学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价若干问题探讨[J].科教导刊，2011（6）：85-86.

第2篇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卫生法学专业；中医药专业；良性互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作为我国传统医学和文化综合载体的中医药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和认同。这对中医药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我国多数中医院校设置了法学、管理学、外语等非医学专业。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院校中，不仅设置了法学本科教育，还设置了独立的卫生法学硕士点。如何促进卫生法学专业与中医药专业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中医药院校培养复合型人才和提高校际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1卫生法学专业与中医药专业良性互动的重要意义

1．1有助于实现医学教育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卫生部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通知中，对高等医学院校培养“高层次、复合型、跨学科的高级复合型医药卫生人才”提出了具体要求。该通知多处明确提出“加大各类医药卫生高技能人才培养，注重培养符合实际需求的复合型、应用型和交叉学科领域人才”、“促进新兴与交叉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发展”、“大力开展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医药卫生人才培养与优秀创新团队建设，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强卫生法学专业与中医药专业的良性互动，能够培养卫生领域的复合型人才。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大部分从事临床工作，不可避免要与患者打交道，在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的今天，他们要学会妥善处理与患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发生医患纠纷时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好自己的权利，这要求学生在毕业前的学校培养中就需要掌握足够的法律知识并且具有付诸实践的法律意识和能力。

1．2有助于培养卫生法律特色人才

由于卫生法制建设的大力推进、日渐紧张的医患关系、复杂的卫生监督执法、现代医疗技术的法律风险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急需“懂医通法”的专业特色人才。普通综合性院校和法学院校的卫生法学专业，由于没有医学专业的知识作为依托，很难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高层次卫生法律特色人才。而中医药院校的法学教育，以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针灸推拿、公共卫生等医学类专业为依托和背景，能够针对医药卫生领域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培养既具备一定医学知识和医学技能，又掌握扎实法律知识、熟悉卫生领域法律法规的“懂医而不行医，行法但不离医”［1］的特色人才，有助于实现卫生法律人才培养的多元化与特色化［2］。

1．3有助于促进医学院校人文环境的发展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提升学校的人文环境，已经成为国际医学教育的共识。2001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了《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在第一项“医生的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中指出，医学职业的基本要素包括基本道德规范、伦理原则和法律责任［3］。2009年我国颁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也明确要求，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重视医务人员人文素养培养和职业素质教育，大力弘扬救死扶伤精神。作为人文素质的重要内容，学校法律素质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卫生法学专业与中医药专业的良性互动，能够对学校原有的医学校园环境产生明显影响，培育人文环境和法制精神［4］，促进中医药院校“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等主干学科的健康有序发展，提升中医药院校的综合竞争力，增强其在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服务中的影响力。

1．4有助于推动教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

中医药院校卫生法学专业与中医药专业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学校教师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的中医药法律法规，明确国家相应的立法精神和政策依据；有助于学校教师了解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途径与方式，进一步从专利、道地药材、商标、物质文化遗产等多角度有效保护中医药；有助于学校教师应对临床教学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增进医患沟通；有助于学校教师了解和配合医药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保证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通过医学教师与法学教师的相互合作、相互指导、相互交流、相互促进，能够提高教师团队的综合实力，形成多支优秀教学科研创新团队，推动学校学科建设的综合发展和学术水平的全面提高。

2卫生法学专业与中医药专业互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尽管许多高等中医药院校都开设了卫生法学专业，或者在医学教育中开设了卫生法学的课程，但据有关数据显示，卫生法学专业与中医药专业的互动存在明显不足，不仅医学专业的法学教育相对滞后，而且卫生法学专业也存在诸多问题。

2．1医学专业中法律课程简单化、形式化

许多中医药院校在医学专业中开设的卫生法学课程过于简单，流于形式，使得医学生对卫生法学课程的学习不够重视，只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学分。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医学专业中开设了《法律基础》，但该课程长期以来由非法律专业的教师讲授，同时，所用的教材落后于现实，没有根据新颁布的法律作出及时地调整和修改，因此，学生法律基础知识不扎实，没有养成关注法律知识的习惯，缺乏持续学习法律知识的能力。而开设的卫生法学课程，是对所有现行卫生法律的介绍，笼统而概括，缺乏针对性，学生对各个法律均是一知半解，没有真正理解其立法精神和适用依据。在医事法律知识的学习中，学生没有真正理解告知义务和谨慎义务，缺乏证据意识和责任意识，医患关系定位不准确，学生通常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处理利益关系，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考虑患者的诉求，遇到医患纠纷不懂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专业法律意识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开设的民法、刑法、宪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学辅修课，由于课时少、内容多，教师只能对相应的部门法知识作大概的讲解，无法针对医学生的特殊需求进行讲授，从而导致学生只是泛泛地了解相关内容，但在遇到实际问题时无从下手。

2．2法学专业课程无法体现专业特色

［5］在卫生法学专业的教学中，专业定位不够明晰，学制不足、特色不明显。卫生法学课程体系包括医学课程、法学课程与专业课程三个部分：医学课程包括中医基础概论、现代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等；法学课程包括法学专业的十六门核心课程以及选修课；卫生法学专业特色课程仅包括三门：卫生法学、医事法学、卫生法律实务。从课时来看，法学类课时总计1000学时左右，医学类课时总计700学时左右。这种设置比例是目前大多数院校采用的模式，应当说还是合理的。但从卫生法学专业特色教学的目标来讲，目前的课程设置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四年的学制明显不足。医学专业本科生为五年制，而卫生法学专业的学生却要在四年的学制里既学习完全部法学知识还要掌握相应的医学知识，这导致课程开设过多，课时明显不足，课程内容过于空泛，教师讲课缺乏兴趣，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压力过大。二是医学知识的讲授不具有针对性。学生常常抱怨医学课程讲授多而泛，难以深入理解；所使用的教材是医学教材的删减版、节选版，且没有根据医学的发展及时丰富完善，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教师只是根据指定教材按部就班地讲授，教学方法单一，使得学生丧失了主动学习的兴趣。三是专业特色课程不足。卫生法学特色课程只设置了3门课，每门课程涉及的内容过多，但课时过少，如70左右学时的卫生法学课程涉及了近18类医事部门法。这导致教师抱怨学时太少，内容太多，为了赶教学进度，只能泛泛而论，而学生则抱怨教师讲得不够深入，难以在短时间内学好全部卫生法律法规制度［6］。四是实践课程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卫生法学专业的实践课程主要包括临床见习和毕业实习。由于临床见习是让学生进入医院各个临床科室实践，但卫生法学学生缺乏相应的临床医学知识，无法有效理解临床中的医学问题和医学技术，再加上带教教师以单一的指导医学生的模式指导卫生法学专业的学生，缺乏针对性，影响了见习效果。而毕业实习一般设置在第七、第八学期，学生在这两个学期更多地关注就业和升学问题，因此，普遍存在对实践课程的应付态度，只求拿到学分就行，再加上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实践课程流于形式，无法实现其应有的实际效果。

3促进卫生法学专业与中医药专业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3．1保持中医药特色，加强卫生法学专业建设

中医药院校的基础和特色是中医药学，其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重心在医药卫生事业等相关领域。因此，以服务医药卫生事业良好发展为己任，保持中医药学特色，不断加强符合医学领域需求的传统学科方向建设，是中医药院校的生存之本［7］。同时还应积极培育有助于提升中医药院校综合竞争力的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形成新的特色［8］。卫生法学是医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领域不仅涉及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学理论问题，还要解决医药卫生领域的实践问题。相对于传统法学研究而言，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要运用法学的基础理论，从法学的视角出发，分析、研究医药卫生领域中的实际问题；二是随着卫生法律制度的演进、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以中医药专业为依托和基础，促进卫生法学专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综合环境，真正实现其培养卫生领域复合型高级人才的办学目标。

3．2优化课程体系

中医药院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合格的医务人员，因此，在医学本科生的教育中，要兼顾大学的通识教育和医学的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方面，除了掌握相关的医学知识和医学技术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素质。卫生法学课程的开设有助于医学生职业素质的形成。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中，应根据医学生日后临床的实际需要，整合课程内容，将其集中在医疗机构及医疗技术人员管理法律制度、健康保健法律制度、疾病预防与控制法律制度、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四个大的模块［9］，让学生在了解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外，参与实际案例的讨论与解决问题的过程，形成法律思维，巩固职业精神［10］。在卫生法学专业课程的改革中，应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学制。改四年的学制为五年，学生在前两年主要学习医学课程，随同临床专业的学生一起学习实践，后三年系统地学习法学课程，培养专业特色人才。二是增加医学课程。在保持医学课程开设比例低于法学课程的总原则下，增加能够突出医学特色的课程，根据卫生法学专业学生基础不同、文理有异、接受课程快慢不同等因素和实际情况［11］，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增强学生对医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为将来从事医学法学相关工作奠定基础。三是增加卫生法学特色课程。卫生法学的课程应包括医疗服务和卫生行政两个领域的内容。目前各医学院校开设的专业课程中，更多关注医疗服务领域的法律内容，而对卫生行政、卫生监督执法等方面的内容关注度明显不足。因此，在增加医疗服务领域法律内容的同时，也需要增加卫生监督执法内容的课程，如开设《卫生监督学》，使学生掌握卫生监督的理论知识、执法标准和监督技术，从而培养合格的卫生监督执法专业人员［12］。

3．3促进实践教学和职业教育

加强实践教学和职业教育是推动中医药专业和卫生法学专业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相对于一般政法院校而言，中医药院校卫生法学专业的学生人数较少，因此，学校可以结合中医药专业和法学专业的优势与特色，构建优质的、具有针对性的实习基地，并形成切实可行的评价与考核机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卫生法学的教师应在教学计划的设置中，提前指导学生进行职业规划，结合学生的职业规划，选择合适的实习基地、明确具体的实习内容，并配备相应的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可采用双导师的模式，即每个学生配备两个导师，一个是实习基地的指导教师，一个是学校的专业教师，两位导师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实习基地的指导教师负责安排适合的岗位，筛选合适的案件，以及指导学生掌握工作岗位的具体要求及工作技能。学校专业教师则随时关注实习过程中学生遇到的职业难题，与学生和实习基地的导师进行沟通与交流，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在考核机制方面，学生要接受三重考核，一是实习基地的考核，考核学生对实际案例的解决能力和职业技能的掌握程度；二是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的考核，考核学生的实习纪律、实习态度和实习进度；三是专业教师的考核，考核学生实际工作中所涉及到的理论知识的掌握与理解程度。

3．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

中医药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的沟通与合作，培养精通医学及法学知识的复合型师资队伍，从而有效地促进两个专业的良性互动。医学教师和法学教师可以联合备课，通过互相学习和交流，法学教师可以更准确地判断基本的医疗问题，能够更准确地鉴定医疗事故，能够全面掌握与卫生法学密切相关的医学知识；医学教师则能够进一步明确如何确定医生的权利义务、如何保护医疗处方的知识产权、如何进行医患沟通、如何解决医疗纠纷、如何保存医疗证据等与医学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学校可以多举办学术研讨会和教学经验交流会，使中医药专业的教师和卫生法学专业的教师能够针对中医药领域的法律问题、教学成果和教学经验进行及时有效地沟通交流。另外，要鼓励中医药专业的教师和卫生法学专业的教师针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课题申报及论文撰写，从而提高教师的整体科研水平。

参考文献：

［1］张继旺，赵保胜，徐暾海．卫生法学专业学生职业素质的构成分析［J］．中医教育，2011，30（2）：18．

［2］徐显明．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与改革任务［J］．法制资讯，2010（1）：85－90．

［3］翟方明．医学院校学生法律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5（7）：17－20．

［4］洪亦卿．以医为主，以法为主，抑或医法并重———反思医学院校医事法学和卫生法学专业的定位［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9）：76－78．

［5］马韶青．医学院校卫生法学专业课程设置探讨［J］．中国卫生法制，2010，18（4）：29－30．

［6］王梅红，冉晔，杨逢柱，等．论卫生法学专业学生的职业选择与实践能力的培养［J］．中医教育，2013，32（5）：51－54．

［7］罗维东．行业背景高校“非特色化”趋势须扭转［N］．中国教育新闻网，www．jyb．cn，2009－4－28，引用日期：2017－7－27．

［8］刘向锋，杜莉．优化医学院校专业设置的若干思考———基于医学专业与非医学专业良性互动的视角［J］．西北医学教育，2010，18（3）：447－449．

［9］汪丽青．医学院校《卫生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以医学专业认证为背景［J］．医学与法学，2014，6（5）：26．

［10］王岳．医学专业卫生法学教育的“异化”现象探析［J］．医学与哲学，2017，38（6A）：70．

［11］汪丽青，高宗华，杨自根．论医事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基于滨州医学院医事法学专业毕业生的调查［J］．医学与法学，2016，8（4）：34．

第3篇

徐为再败诉是精神病人“出院难”的缩影

徐为是2001年被送进上海市普陀区精神病院的，当时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治疗一年后出院。但2003年徐为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青春精神康复院，随后一直在那里接受药物治疗。治疗颇有成效，徐为的病情显著改善，且较为稳定，从病情鉴定上符合出院条件，但被认定为徐为法定监护人的哥哥却不同意他出院。按照院方的说法，如果监护人不提出出院申请，徐为就不能出院。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徐为将他的哥哥和精神病院告上法庭，一番波折后，2015年4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据界面近日的报道，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其是否出院，目前仍然需要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故被告青春精神康复院未经原告监护人同意而拒绝原告提出的出院要求，并无不妥。”而2015年9月，案子二审结果维持一审原判，徐为再次败诉。日前，徐为和他的律师还在申请再审。

至今，徐为已经在精神病院待了14年之久，但出院仍遥遥无期，最大的阻碍就是“谁送来的谁接走”这一精神病医院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

以“精神病人出院难”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不难发现问题的普遍性。“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有70名符合康复标准的病人近期自愿要求出院。然而，仅其中18个病人的家属同意来办理出院手续，其余52个家庭均拒绝领人。”（东方网2013年5月）“2014年，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对300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其中150多人符合出院条件;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人民日报 2014年6月）“德安医院（江苏常州）目前有住院精神病人296名（“三无”、流浪乞讨、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除外），其中近1/4的精神状况达到出院标准，且病人希望出院，但是监护人不愿意接他们回家。为此，有的病人已经住院超过30年。”（扬子晚报2014年9月）……

这些例子表明，很多符合出院条件的精神病人难以出院，他们大多数是因为被家庭和社会拒绝接纳而滞留在医院。

丧失自我选择权利陷入恶性循环

实际上，2013年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考虑到了精神病人的自利，规定除非就诊者有会伤害到自己或者他人的危险行为，可能需要被强制入院，其余患者遵从自愿原则。该法规定精神病人有自愿入院、出院的权利，特别是第四十四条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

然而，由于精神病人在法律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有时候会因疾病丧失自主能力，因此很多精神病人都是“被”监护人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的。而这不并是《精神卫生法》规定的自愿情形，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监护人往往会以“监护”为名，替精神病人包办一切，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比如接受治疗后病人的精神状况得到改善，能够自己做出有利的选择，但一切决定还是监护人说了算。因为“精神病”的这顶帽子，让精神病人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这对已经好转的病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其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权利。

而且，长期使病人与家庭、社会隔离，即便是没有病的正常人也会憋出病，更别说有精神障碍的患者了。精神病人滞留精神病院，会出现社会功能衰退、情感淡漠等问题，反而会加重本来改善的病情，特别是随着病人年纪越来越大，又进一步导致精神病人出院难，陷入恶性循环。

一方面是精神病人出院难，一方面是由于治疗需求大导致的“一床难求”。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10月份公布的数字，全国现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每万人拥有床位数1.71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约4.3张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让已经不需要住院的精神病人占据床位，无疑加剧了医疗资源短缺问题。

“被精神病”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精神病人的非自愿治疗，有专门的说法叫做精神病强制医疗。《精神卫生法》出台之前，只有《刑法》有对涉及刑事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对不涉及犯罪的其他情况并没有规定。这就导致很多“非自愿”治疗的精神病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且各地还出现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情况。但事实上，2013《精神卫生法》出台后，这些情况并未好转。

《精神卫生法》的适用遭遇现实尴尬，第四十五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出院，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应当”一词实际是对监护人权利的限制，但现实中对被监护人牢牢“绑住”的精神病人来说，权利只是写在纸上，维权依旧艰难。

“被精神病”现象仍时有发生。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魏晓娜在论文《从“被精神病”再现看我国非刑强制医疗制度之疏失》指出的，精神病强制医疗曾长期充当刑法和行政法两大法律体系之间灰色地带上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虽然《精神卫生法》旨在消除这一问题，但由于制度理念和程序设计方面的疏失，直到今天，这一领域仍存在一定的乱象和权力滥用的空间，而且这一措施具有更大的隐蔽性。

2015年12月三湘都市报报道称，一位名叫徐刚的男子因“追求爱情”纠缠一位女性，却遭遇姜畲镇派出所两次把他送进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科治疗。精神病科的主治医生承认，在徐刚第一次被带来时，即被诊断为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徐刚还是被关16天，理由是“110送来的人，我们只能接收，不能拒绝”。第二次则更加过分，徐刚整整在精神病科待了两个月。对已经诊断没有精神疾病的人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无疑存在的情况。

他山之石值得借鉴

不涉及刑事犯罪的非自愿治疗是非常“危险”的。魏晓娜认为，因为没有限制期限，非h刑精神病的强制医疗剥夺人身自由的期限很随意，很有可能超出涉刑强制医疗的期限。而且仅凭偶然行为，就介入非刑精神病强制医疗，显然缺乏正当性。

英国慈善机构“思考和反思精神疾病”（Mind and Rethink Mental Illness）推动的“改变的时刻”（Time to Change）运动开展于2009年，旨在减少公众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该项运动通过在企业群体、公众间开展签名活动、在电视、网络和社交平台做公益宣传等方式，推动公众正确认识精神疾病。比如“改变的时刻”官网上用调查数据、科学研究等资料澄清公众常见的偏见。去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由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的Sara Evans-Lacko博士等开展的研究显示，“改变的时刻”运动在提高公众对精神病的积极态度方面成效显著。

而查阅我国台湾地区的“精神卫生法”，不难发现，其真正做到了保证精神病人的权益。第三十八条规定保障病人出院权利，“精神医疗机构于住院病人病情稳定或康复，无继续住院治疗之必要时，应通知本人或保护人办理出院，不得无故留置病人”。

此外，该法还明确了强制治疗的适用人群、具体流程、限制时间。强制医疗的对象是严重精神病患者，必须先经确诊后才能办理住院。该法保障病人的自，比如，规定如果该类病人拒绝接受全日住院治疗，主管机关需要指定精神医疗机构予以紧急安置，但紧急安置期间不得超过5天，强制鉴定要在2天之内完成，如果经鉴定无需住院，应立即停止紧急安置，如果需要住院，强制住院期间不得超过60天（延长需申请）。

对于违反这些流程的精神医疗机构，会被处以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相当于人民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整改，情节重大者，甚至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编辑手记 推广社区医疗消除社会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