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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神性。这是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所谓精神性是指文化必须是与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关的,与人类精神活动无关的物质就不能称之为文化,如山河湖泊、天体运行就不属于文化范畴。
2、社会性。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它是人与人之间按一定的规律结成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人与人在联系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共同认识、共同生产、互相评价、互相承认中产生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文化。
3、集合性。这是指文化必须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许多人共同的精神活动、精神行为或它们的物化产品。它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任何个人都无法构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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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也是这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要了解这个民族发展的过程。我们要剖析满族的文化的特点,就要了解满族形成发展的历史。
满族形成于 17世纪初,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先秦古籍中记载的肃慎人就是满族的先祖,以后不同朝代史书上记载的挹娄、勿吉、..、女真人,都是肃慎人的后裔,也是满族的先人。明代女真人是以采集、渔猎为主。到了 16世纪下半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建州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以女真为核心,吸收汉、蒙、朝鲜等其他民族形成了满族。 1635年,皇太极颁布了一道谕旨,规定:“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1]
满族于 1635年正式定名为“满洲”后,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满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文化的发展是与民族发展同步进行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认真研究满族复杂发展变化过程,可以看出满族文化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满族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是继承性。骑射是他们继承先祖的传统,成为满族最直观、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满族形成时期以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强调骑射和坚持骑射。清朝历代皇帝无不大力提倡骑射,还采取具体措施坚持骑射,骑射在满族中形成了风气。满族的先人女真人生活在东北大地,特别是长期生活在黑山白水之间,那里到处是崇山峻岭,茂密的森林。渔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他们把狩猎称为打围。据《柳边纪略》记载:“十月,人皆臂鹰走狗,逐捕禽兽,名曰:‘打围’。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围占一处,名曰‘围场 ’。无论人数多寡,必分两翼,由远而近,渐次相逼,名曰 ‘合围’。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兽,必晌亲友。 ”[2]满族不仅把骑射作为生存之本,也作为立国之本。皇太极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 ”[3]皇太极这段话,很好地说明骑射在满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清朝还把骑射作为对满族子弟教育的内容之一,是八旗学校的必修课,还规定八旗人考取进士,要考骑射,合格者可入考场,不合格者没有考试资格。
满族在治国方略中,不断强化骑射文化。在满族同明王朝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俘获了大量的明朝官兵,并加以任用,因此,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深入。满族的大臣们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劝皇太极要效仿汉人的服饰。皇太极看到了满族文化可能被汉文化冲淡的趋势,他便以《金史》为鉴,告诫群臣要坚持满洲的骑射传统,骑射是满族的核心文化。崇德元年(1636年),与群臣谈《金世宗本纪》时说:“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享乐无度,效汉人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重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然,国遂灭亡。 ”[4]皇太极把能否坚持骑射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可见皇太极坚持骑射文化的决心。同时在举行大典、阅兵、出猎,皆命较射,以推行骑射。对故意推辞不射的官员罚银、降职。入关以后,清王朝的历代皇以“国语骑射”为满族的根本,时加训戒,使骑射文化成为满族独立性和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满族在吸纳汉文化的过程中坚持“混而不过”的原则,正是坚持了这样的原则,满族文化才没有被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汉文化所代替,而是在借鉴中发展保持了满族文化的独立性。
至于满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服饰饮食、起居娱乐、婚嫁生育、丧葬祭祀、伦理道德等都有着鲜明的民族性。满族文化在继承中发展、丰富,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保持着鲜明的民族性。
二是满族文化的兼容性。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对先进的文化加以兼容、吸收,进而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 16世纪生活在辽东山区的满族,还处在渔猎为主的奴隶社会,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它周围的汉族、朝鲜族和蒙古族,在经济文化上都领先于满族,所以满族文化主要吸取了汉族、蒙古族的文化。皇太极曾说,满族和蒙古族虽然语言不同,但衣帽服饰相同。满族积极吸收蒙古族的文化,满文就是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文字创制的。蒙古族又与有着密切的宗教联系,满族又通过蒙古族学习吸收藏族的文化。皇太极对优秀的汉族文化更是积极吸收,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提高本民族的文化层次。整个清代都把儒家学说作为八旗子弟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的政治伦理学,对满族文化的改造、丰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皇太极要求满族子弟入学读书,不读书就不许他们披甲出征,建功立业。这反映了皇太极对汉文化的重视程度。皇太极时期,学习汉族文化实行科举制度,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首次进行科举考试,取中 16名举人。崇德三年( 1638年)八月,再次开科取士,取中举人 10名,另有一、二、三等生员 60余名。对中举的优秀文化人委以重任,派到各级政权机构中去任职。皇太极还特别注意对汉文书籍的翻译。天聪三年(1619年)三月,皇太极下令:“巴克什达海同笔贴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 ”[5]通过翻译汉族文献,学习汉文化,提高了满族的文化修养。译有:《刑部会典》《三国志》《孟子》《资治通鉴》《大乘经》等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又如:“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也成为满族人的道德规范,并在族中形成了“满人大礼”的风格。对各族文化上的借鉴、融合,打破了民族之间的心理障碍,取得了和谐共处的效果,有力地巩固了清朝的统治,推动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和社会进步。
三是满族文化的创造性。满文的创制充分说明了满族文化的创造性。满语是由女真语发展而来的。金代女真人曾创制了女真文字。到了元代,在蒙古长期统治下,遂改学蒙古文。到元代中期以后,女真文字完全失传,取而代之是蒙古文字。女真人讲的是女真语,写的却是蒙古文字,语言和文字发生了矛盾。满族书写各种文书、信函都要用蒙古文字。如果女真人没有学会蒙古语、蒙古文,就看不懂往来的文书、信函。要看懂就得有人把蒙古文字翻译成女真语,这就需要学习蒙古语和蒙古文字。因此用蒙古语写成的文书、信函等不能在女真人内部广泛通用,这对满族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于是,努尔哈赤决定创制一种与自己民族语言完全相合的文字,便于用自己的文字发号施令和文书、信函的往来。《满洲实录》中记载:“已亥年( 1599年)正月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变成国语,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 ’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 ’噶盖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 ’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也),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 ’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 ”[6]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古字母为基础,结合女真语言,创制了满文,从此,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这就是老满文。但老满文并不完善,皇太极时期命达海加以改进,固定字型,创制特定字母,并把借用的字母加上圈和点。这样,满族有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能表达自己语言的文字,满文正式形成了。从此,满族开始用自己的文字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编写历史、下达政令。《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都是用满文书写的历史典籍。还用满文翻译了汉族的经典、名著。满文的创制促进了满族文化的发展繁荣,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满族文化的创造性,还表现在广纳博采,吸收创新。满族官服在借鉴明朝汉族补服的基础上融入披肩和马蹄袖,创造出“顶戴花翎”。满族为了适应寒冷气候制作了保暖较好的“旗装”,作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服饰,后来满族又吸收了汉族的袄式服装,改进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旗袋”,也称“旗袍”。至今流行的中式“旗袍”中有着很多满族“旗装”的元素。
满族在物态文化方面,也有创新。比如: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牛录的基础上创新的。组成了以满族为核心,联合蒙、汉、朝鲜等民族的多民族的统一集团,使满族发展壮大,入主中原,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努尔哈赤时代创造实行“计丁授田”,使满族迅速从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型。皇太极提出和实行的“参汉酌金”是政治制度的创新。满族能够正视自己在文化上的差距,在坚持本民族特点的同时,为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有选择地借鉴、消化、吸取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创新,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满族文化在发展的进程中体现这种创造性是十分可贵的。
四是满族文化的开放性。满族对自己的文化不是保守,封闭,而是采取开放的姿态,吸取其他民族乃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滋补自己的文化,取长补短,使满族文化充满了生机活力,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在文化的开放中,满族始终坚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吸收异族文化的优良营养,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又不失本民族文化特色。
满族文化采取开放的姿态,在满汉文化交流时大量吸收汉文化,从衣、食、住、行到国家政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无不有汉族文化的元素。明清官员补服形状皆为方形,不同的是明朝的官府胸前为大襟,补服前后的图案为正片。清朝的官服继承了满族先人便于骑射的特点,胸前对襟,后为整片。皇太极还要求不得擅自穿带五爪龙的黄色衣服。汉族皇帝从唐代起,都是黄色。以黄为尊是汉族皇权的表现。清朝不仅颜色有规定,对龙的图案使用也有规定,要求八固山贝勒,在城中行走,不得穿黄缎及五爪龙的服装。这反映出满族文化在开放中吸收和融入了汉文化的诸多元素和理念。开放是互相的,汉族人也学习满族文化,学习满文,学习骑射,练习武功,汉族的也要立下武功才能在大清的政权中得到重用,满族也接受汉族“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鼓励满族子弟读书应考,取得功名。
满族文化在开放中,始终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品格,不是盲目的吸收和全盘接受外来文化,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粗取优,为我利用,通过改革变通,给满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扩大了满族文化的视野。清代的制度文化、建筑文化、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等都体现了这一点。清朝的历代皇帝,特别是乾隆皇帝还制定了一些制度,令后世子孙不忘本民族的文化,有效地维护了满族文化的个性。
满族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最初是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当强大的大清帝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满族也自然引起世界的瞩目。满族文化与朝鲜、日本、俄罗斯以及欧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和密切,而且不断向深层次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满族在同朝鲜的文化交流中,互相影响,满族勇于进取、骁勇善战、学习先进的精神受到朝鲜的推崇。而朝鲜上下团结一致的高尚情操和伦理道德也深深影响了满族。在朝鲜的典籍中,记载满族活动、满族实物内容的有很多,如《李朝实录》《建州闻见录》《沈阳日记》等等,明确具体记述了满族兴起发展的过程。
俄国对满族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地向国内介绍满族兴起、发展的情况,他们研究满族,研究满文,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即“满学”。《满洲手册》《满文文献书目》《满洲土著民族的文字》等一批重要著作相继出版。
清朝时期,一些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用西方的科学知识与技术为清王朝服务,也以日记、游记、书信等形式,将满族介绍给西方各国,促进了满族文化走向世界。
注释:
[1 ]太宗文皇帝实录 .卷 2 5 [ M] .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463.
[2]杨宾.柳边纪略.卷 4[C] .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5(1):258-259.
[3]清太祖实录.卷34[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27.
[4]清太祖实录.卷32[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8.
1、敦煌,一个神圣的名字。敦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是艺术的殿堂。那些公元4至11世纪的壁画与雕塑,带给人们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感受。敦煌又是文献的宝库。在这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汉文、古藏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文种繁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广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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