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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中政治课程的心理学依据传统文化对认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由文化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文化意味着“人化”,它是有意识的人类在现实的生命活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历史的继承和沉淀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正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外在客体,从而赋予客体属人的意义和内涵,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是在历史的沉积中,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得到深化和内化,从而成为标识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文明符号,即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意味着“化人”。虽然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也塑造了人,作为现实个体的人总是需要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结果,传统文化构成了人生成与发展的前提,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观点态度,也就是说历史文化构成了当下人认知的“逻辑的格”(列宁语)。
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意味着,教育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成为孤立的独白和僵硬的灌输,理论的活力在于为人们所理解和内化,而一种理论只有注入了历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个体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如此大影响,正是因为他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以理论为出发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视角,给予以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促进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高中政治课程的对象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学生,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和把握,更应当是理论的理解和内化,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培养既具有专业素质,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纪人才。过去的中学政治课程往往以灌输而非引导,记忆而非内化的方式展开,进而沦为了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识。这种方式的教育不仅效果微弱,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从而产生负效应。造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视了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规律,脱离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阐述知识,让本该唤醒学生道德意识的学问变成了知识的独白,让本应内化的理论变成了工具理性的运用。
二、契合与启迪——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理念内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对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个体在认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上不尽相同,标准化的课堂教学虽然满足了大多数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视了个体及其个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学中往往针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给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回答,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随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学原则上,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此,孔子主张教学应当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教学,课堂不应当是教师的独白,而应当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主动思考。在教学目的上,孔子主张立人,培养学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韩愈的名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对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师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道,但这里的“道”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当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和尊重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应当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无疑与当代教育的这些理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给予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高中政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性资源。中国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很多内容与中学政治课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则对于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子对如何实现“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这一理想探讨,体现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儒家与其他学派关于利义之辩的讨论则为思考法治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哲学思想方面,佛教哲学关于“有”、“无”、“空”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具有深刻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论则能更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学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在发展中,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而先贤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为理解和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应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关内容,在历史的阐发和对比中,展现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超越与创新——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方式和路径第一,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辩证看待传统文化。当前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观点全盘肯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而两种看法都是恩格斯所说的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体现。全盘肯定者主张回到过去,否认当代文化的价值,忽视了文化和思想应当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发展的;全盘否定者则总是为传统贴上种种标签,从而简单粗暴地排斥传统,例如:在对传统哲学思想上,大家往往习惯性地贴上“唯心”和“唯物”的标签,并毫无思考的认为唯心就是不好的,唯物就是好的,对此列宁曾提醒大家“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昧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在此列宁正确地指出,对待传统思想和文化时,应当保持客观的立场,应当深入其具体内容本身而不是对其内容简单的定性,只有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以历史的视角理解,才能防止两极对立的错误观念。
在中国数不尽的文人墨客以花卉题材创作了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佳作。这些精彩的花卉题材作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温暖、滋润了人们的内心。这些作品不但提高了人们的审美,而且使花卉的文化内涵更加充实。各式各样的花卉为文人提供了数不胜数的创作题材。例如《,红楼梦》六十三回中贾宝玉生日,玩抽签游戏,十二位姑娘各自的代表花卉,不但代表了每个人的气质性情,还暗喻了每位姑娘的命运。又如第二十七回,林黛玉这一多愁善感,悲观心态的人物形象由于“葬花”这一情节的设计,使其更加深入人心。再如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中,很多情节的人物形象都是花仙、花精。这些著作都是以花卉题材进行想象和创作的。周敦颐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不会被坏的环境所影响,依然保持高洁的品质。陆游赞美梅花不畏惧风雪寒冬,勇敢坚毅地盛开在百花之前。中国人不仅仅把花卉作为大自然界的一种植物,更是认为花卉有精神,有灵魂,有情有智。中国传统文化民俗与花卉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人的想象力丰富,将花卉人格化,再加上花卉的实际用途和特质,便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嫁、丧事、送礼、庆祝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民俗。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人们郊外游玩称之为踏青,到郊外观花赏画,娱乐游玩。端午节时,人们将可以作为药材的花卉加工制作,装入精美的香囊里,系在腰间。这么做可以对传染病的预防起到很好的效果,同时也可以驱除蚊虫和身体异味。在中国盛行花会。每年春天都是花会的盛行季节,在花会上人们表演戏曲,杂技,和众多民间的节目,甚至有的花会就是一个博览会。
2中国传统文化花鸟画体系中花卉题材的演变
自古,花卉就是中国绘画上“最有力之中心题材,亦即于世界绘画之画材上,占一特殊地位”(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中国花卉绘画从起初发展的六朝时期到最繁盛的五代十国、南宋期间,许多专长于花卉绘画的人物,形成了“徐黄体系”,代表人物是徐熙、黄筌。徐熙和黄筌的绘画艺术风格不同,形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黄筌的作品线条细且流畅,画面干净真实。徐熙的作品更偏向于追求落笔成型追求意韵。由此形成了花鸟体系中的两种绘画画法,工笔和写意。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花卉作为物质形态展现带来的美好感受让人流连忘返。在中国人的毛笔下,不仅仅描绘了花卉的形态,同时花卉的气质秉性,独特魅力在浓墨淡彩下更加传神。画出了花,画出了花魂。花卉绘画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是宋代,宋代文人的花卉题材作品是其精神意蕴的表现。例如,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提到国画映入人印象的首先就是四君子(梅、兰、竹、菊)。为何中国人如此爱花中四君子,这跟中国人所认同的精神气节息息相关。高洁坚毅如梅花、品质脱俗如兰花、气节不凡如竹、淡泊纷争如,这些都是千古至今中国人传唱的高贵品质,也体现出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在千千万万中国名画中,以四君子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尤为众多,耐人寻味。四君子的出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花鸟体系添加了新的内容。明清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山人、扬州八怪。山人在自己的画中注入了思想,表达忧国之情、爱国之情。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创新应用结合了徐熙和黄筌的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使花鸟体系得到新的发展。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都在中国传统文化花卉画中进行创新。潘天寿擅长于写意花鸟画。画面构图精妙,墨的浓淡到位,精致却也不显紧张,用笔潇洒肯定。使得笔下的平凡普通的题材却显得与众不同。现代的中国花卉画在传承古人的技法和绘画韵味的同时也不断地创新,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花卉绘画持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花卉绘画的发展强调神韵和意蕴的制造,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绘画的大写意,形成了鲜明独到的特点并发展至今。如现在存放在的沈振麟《十二月花神册》。
3花卉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思考
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中华文化概说
题目以陕西钟楼为例,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建筑 文化的认识
分校(工作站)航空局秦岭
专业
学号
学生姓名
2014年1月10日
内容摘要
农耕生活特有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建筑方式的选择。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亲和融洽的关系上,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和优越之处,同它很早就认同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古代建筑亲和木构架布局
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的中国陕西建筑--钟楼
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陕西古建筑--钟楼,位于西安市中心。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因楼上悬挂铁钟一口而得名。初建时,地址在今广济街口,与鼓楼对峙。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由巡安御使龚贤主持,将钟楼整体迁移于今址。
(一)、建筑特色
西安钟楼下部为砖石结构的正方形基座,表面用青砖砌成,基座之上为两层木结构楼体。自地面至楼顶高36米,其中基座高8.6米。每边长35.5米,建筑面积约1,377.4平方米,内有楼梯可盘旋而上。整体呈典型明代建筑艺术风格,顶部为三重四面攒尖顶结构,由斗栱支撑,顶尖部为真金铂包裹木质内心的“金顶”。在微翘的屋檐上覆盖有深绿色琉璃瓦,楼内贴金彩绘,画栋雕梁。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约6米的十字相交的券洞,过去是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交会的通道,人流车辆从券洞通过。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券洞无法适应交通流量需要,现在券洞早已封闭。 钟楼 周围建有公路转盘,地下有专供人行的环行通道。
(二)、结构特点
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及宝顶三部分组成。楼体为木质结构,深、广各三间,系“重檐三滴水”、“四角攒顶”建筑形式。自地面至宝顶通高36米,面积1377.64平方米。基座为 正方形 ,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 高宽 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与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楼分两层,每层四角均有明柱回廊、彩枋细窗及雕花门扇,尤其是各层均饰有 斗拱 、 藻井 、 木刻 、 彩绘 等古典优美的图案,是一座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宏伟建筑,也是 中国 现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屋檐四角飞翘,如鸟展翅,由各种中国古典动物走兽图案组层的兽纹在琉璃瓦屋面的衬托下,给人以形式古朴、艺术典雅、色彩华丽、层次分明之美感。高处的宝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使这座古建筑更散发出其金碧辉煌的独特魅力。
二、对西安钟楼建筑文化的认识
(一)、“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思想
1、“天人合一”的思想
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寒来暑往,一枯一荣的自然现象;播种、收获,收获、播种的互动过程;与自然和周遭环境紧密相连的命运联系,构成了
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全景图画。正因为处在为生存而忙碌的自然环境下,天时变化,节气交替,仰仗春夏秋冬耕种的古代先民,在得到自然的恩惠时,俯仰天地之间体察到宇宙万物循环往复、彼此联系的生命秩序,从而也认识到宇宙自然的不可抗拒,也确认了人与自然亲和融洽的相互关系。经年累月的观察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反映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里便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天与人的关系便建立在一个互动合理的范围内,绝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尽管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当时人们自身的认识水平和有限的生存力量有关,但只有顺应自然,人的生存才得以发展,形而下之器的创造与形而上之道的自然规律才能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才能获得生命存在的确认。
2、木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架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把木材作为主要建材,木材良好的物性特质以及易于安装拼接的物理属性,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架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中国古代建筑这种构架体系,柱、梁之间十分强调上下左右相互联结、互相共存的结构关系,以相对稳定的构架秩序来应对多变的建筑需求。同样的柱、梁构架可以在往复延伸上构成宽大开敞的空间场所,可以在纵深的推进里形成重重庭院。显然,柱、梁相互共存的结构关系与农耕社会特有的认知方式一脉相承,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无疑建立在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上,植根在有无相生的变化里,融汇在循环往复的发展认识上。
3、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建筑的营造之中
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从一开始就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并始终认为人不能从宇宙自然中抽离出来,建筑不应该游离于自然之外。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不刻意追逐房屋的高度,任何脱离地球引力的尝试,均归依到重重的院落里与树木为伴,与山水为邻。在建造房屋时其营造法式规定了“上分”“中分”“下分”,也就是屋顶、屋身、台基,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天、人、地,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建筑的营造之中。“当西方建筑因应功能而改变时,传统中国建筑却以因应维持一种文化的价值或理想而保存,中国文化有多悠长,这三个部分的组合便多悠长。所以,当我们开始去看这几个看来只是基本部分时,其实我们也是在端详着整个中国文化的面目。中国古代建筑在木构架的体系里以“三分”的法式,不断满足并组合为各种功能要求的建筑。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建筑从来以亲和的姿态回应自然,并从中寻找创造的灵感,从剖析具体的建筑营造中更能体会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别之处。
(二)、巧用天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1、木构架建筑结构的灵活性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采用木柱、木梁组成房屋的基本框架,木梁和木柱承受来自屋顶和楼面的重量,建筑的墙壁实际上并不承重,这就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做成四面毫无遮挡,有顶无墙的亭榭。也可以做成四壁严实、空间封闭的仓房。
由于木构架的原因,对于室内空间的划分同样也十分自由,为了在室内获得大面积空间,无须任何隔断,仅剩柱子的排列。与此相反,可以在柱子之间进行围隔,从而获得较小空间。特别是采用半通透的落地罩等隔断样式,既划定了空间范围,又不阻挡视线,做到隔而不断,虚实相间。木构架结构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地形,既能把单体建筑聚合成重重院落,形成庞大的建筑组群,又能依山傍水建构楼阁亭榭,不受高低不同的限制,这就为建筑组群的空间布局带来极大的可能性。以木构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建筑,从单体建筑来看,一般都是矩形的平面空间,房屋的几何形体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要想获得建筑空间的丰富性,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单体建筑的排列组合形成院落,以满足人们对建筑空间的多重要求。如果一座座单体建筑通过平面纵深推进,就会产生迥然相异的空间聚合,如果作横向推移时会形成宽广的空间场所,沿四周修筑房屋和墙体就变成相对封闭的庭院。
2、木构架建筑平面布局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建筑并不寻求突破自然的高度来体现征服自然的人工伟力,任何寻求建筑高度及征服自然的尝试都消解在平面的展开上,与自然相拥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所遵循的不二法则。中国古代建筑平面布局的规划既有中轴对称形式,又有依环境而顺势的自由展开方式,从而达到了既有理性的规范又有自然的巧妙。在借用自然的问题上不露痕迹、巧用天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3、纵轴为中心左右对称的有序性
庭院的建筑功能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场所,而中轴对称则是获得整体空间布局的有序方式。中国古代建筑其布局采用对称形式,一方面满足功能上、技术上的要求,这是“天道”。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宗法礼仪、人际规范的要求,这是“人道”。基于以上原因,无论是宫殿、衙署、寺观,还是南北地方的民宅院落,都毫无例外地采取对称方式,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以宫殿、坛庙为代表的正式建筑都严格地按照以纵轴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空间格局。由单体建筑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对称布局,呈现出一种方正、规整、井然有序的空间美感,营造出庄严平静、肃穆平和的环境氛围。一般而言,中轴对称的空间格局,其表现为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上,次要建筑随横轴左右展开,其他的房屋则以主要建筑为中心沿周边布置,共同形成相对封闭的庭院。重点建筑被周遭的房屋和围墙所围系,在围合的环境下具有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也形成了通盘布局里的视觉焦点。在对称轴线下的建筑组群还可以沿着纵轴串连成若干院落,每组称一“进”,所谓庭院深深便是这层含义。然而更为宏大的建筑群落还可在主院落的侧边营建次要的庭院和多进院落,形成多条纵轴并列,主轴线称“中路”,两侧为“东路”和“西路”。有鉴于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纵深发展而取得建筑组群与庭院空间的多重变化,才使人们在穿行重重院落的进程中,把人的兴奋情绪调适到恰如其分的程度,起到起承转合、一收一放的心理调节作用。
(三)、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尊重
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尊重,还体现在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的态度上,从建筑非对称的自由布局方式里可以看出践行这一建筑理念的积极表现。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园林和一些民居建筑,因不规则地形和高低起伏的地势,而采取不对称的组群方式。由若干单体建筑沿着地势轴线作纵向移动,单体建筑之间的距离可长可短,在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之间便形成了纵深的空间序列,各座建筑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人流动线而串联。体察建筑空间的转换则以人流动线的时间过程来完成,形成了步移景移的动态变化。虽然单体建筑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然而采用流观的方法就很容易产生空间的节奏感,细微体察与瞬间把握在静止和流动中完成,不难看出,这是轴线距离的长短变化所带来的空间感受。在中国古典园林平面布局里,其轴线往往偏离直线的规定,根据起伏错落的自然景观,而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方略,单体建筑可大可小、能方能圆;联通路线能曲可直;空间转换更显得曲折有致。所有建筑在起伏交错中进入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境界,把人工的迹象隐于自然境地里而不露声色,这是自由布局的基本手法。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还有一种更为开放自由的散点式平面布局,以大隐于山、于水的手法,仰卧山水之间尽显自然亲情。由此可以看到:建筑房屋以点状的方式自由地散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散点布置的建筑房屋,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苦心经营,它没有沿轴线布局的霸气,也不看重曲折的线性串联。建筑组群的空间聚合、开放,以点的情状围绕在特定的自然区域里,依形就势,顺应构成。有的就山势而高低错落,起伏进退。有的依水流沿岸散布,没有明显的人流动线。散点式布局,不以方位朝向、规则定式为准绳,而是无拘无束、融洽地投入到自然环境之中,借景筑屋、自由空灵。因此,宁静致远、自然淳朴是散点式布局所祈望的空间境界。
我们考察了在“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下,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和空间布局,置身于自然之中的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回应方式,从来都是建立在天人互动的合理关系上,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核心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守华主编《文化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年11月
2、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1月
3、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