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经济形式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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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经济形式

第1篇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对美贸易大量盈余，日美贸易磨擦日益激化。1985美日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直接导致日元急剧升值，东京外汇市场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240一直降到l：150。对于以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崛起的日本来说，出口受到沉重打击。为了防止国内经济受到升值的影响，日本政府配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消除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带来的通缩效应，同时，为阻止日元继续升值，日本银行从1986起连续下调贴现率，由5％下调至3％，并持续数年。由于这种宽松金融货币政策，企业资金筹措容易，社会资金流动加快，大量低利剩余资金开始寻求回收期短、收益率高的投资对象。过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开发、股票市场，导致资产价格异乎寻常地上涨，由此出现了“资产价格膨胀”现象。而且，在超低利息率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所筹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金融机构，同时，金融机构自身也积极地参与股票和土地的投机活动，从而也为泡沫崩溃后金融机构形成大量的不良债权埋下了隐患。

泡沫总是要破灭的。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发生，日本银行从1989年中期开始紧缩银根，于1990年8月将中央银行贴现率提高到6％。日本银行的决策立即反映到了市场上，从1990年9月开始，股市开始下滑。与此同时，房地产的泡沫经济也开始崩溃，东京、大版等大城市的地价开始大幅下跌，泡沫经济迅速崩溃。日本政府的本意是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股价和房地产价格有秩序地回落，使经济泡沫逐渐收缩，但由于政策实施过急过猛，导致日本经济中的泡沫突然破裂，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从1991年开始至2001年，治疗泡沫经济留下来的后遗症让日本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期，货币政策力不从心。从货币政策效果来看，金融系统的不良债权过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零利率政策基本失灵在大量不良债权，银行为降低风险，出现了严重的“慎贷”或“惜贷”现象，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困难。这些原因都使得日本银行虽自1995年以来基本实行零利率政策，但资金仍然贷不出去的原因。当局将基础货币供应增长率达很高，但商业银行贷款却不断减少，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向商业银行增加的货币供应，又通过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等形式回流到中央银行，形成了资金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循环，而生产和服务领域却得不到需要的资金，结果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扩张作用传递不到经济部门，货币政策严重失灵。

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我们一定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当局由于惧怕日元升值而导致的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危害超过了日元升值本身产生的危害。长期维持低利率，财政和货币“双扩张”政策实施的时问和幅度没有控制好，从而导致资产泡沫的产生。而在意识到经济中的泡沫之时，采取了过于猛烈的紧缩政策，导致资产泡沫破灭，金融系统中大量的不良资产给经济留下后遗症，所以我国应对这一轮通胀、资产价格上升切不可采取硬着陆的措施。

首先，在治理目前通胀问题上，可以从汇率方面入手帮助我国国内解决通胀问题。在关于人民币该不该升值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就目前形势来分析，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但又要抑制通胀的话，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货币政策回收基础货币，二是通过外汇管制。就货币政策而言，我国目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21.5%，短期内继续提高的空间已经很小；此外随着外汇流入的增加，央行票据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央行需要支付的利息也随之增加，增加央行的债务负担，这种方法也是不可持续的，只是能控制一时，通胀压力始终存在，随着国债的到期,这种压力会被释放出来。外汇管制方面，其只能限制热钱的流入，而不能限制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两个渠道流入中国的外汇，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热钱就会以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形式流入中国，从而抵消外汇管制的效果。

在人民币不升值的情况下，又要让中国经济不出现通货膨胀，在短期内有可能，但在长期却不可能实现。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比不升值对我国经济更有利，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要取决于我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我国扩大内需的能力，以及热钱流入的速度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大小，因此，对于我国而言，最佳选择是人民币缓慢升值。

其次，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刚刚公布的五月份CPI数据。五月份的CPI增幅5.5%，统计局声明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占比64%，房价上涨占比20%以上，这两项加总就占比接近90%，这说明我们目前的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供给性的，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中最重要的是猪肉价格的上涨，但这是属于周期性，根本上无法避免，目前的紧缩银根政策是达不到将猪肉价格降下来的。现在的信贷规模已经跟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规模差不多，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我国仅使用总量控制的紧缩政策是不行的，对货币量进行“一刀切”，会使得中小企业贷不到资金，经营活动面临困境，甚至导致我国滞涨的发生。央行应该将总量控制的政策变成优化结构的政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要通过财务杠杆将社会资金引导到新型产业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发面来增加供给。其实目前中国最担心的应该是房地产市场，食品价格有涨有落，是周期性现象，这部分不用过分担心而且政府也无法控制，但是房地产泡沫问题如果一直存在就会导致租金的价格上涨，进而蔓延零售、服务业等流通领域使价格上涨，此外租金也会让劳动力成本增加，会推进其演变成为一般性的通货膨胀。从日本的教训中也应看到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危害之大。

第2篇

我在1997 年底，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将触发中国发展和渐进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中国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至少5 年。1998年我发表“危机与反危机”的长文，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将充分暴露，使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甚至爆发某种危机，危机的前兆，就是资本外流。我的建议是：必须进行社会分配关系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努力化解危机因素。

到目前为止，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是战术性的，没有包含战略性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多数经济预测和研究，并没有认识，或不愿意承认中国进入了通货紧缩，理论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层次矛盾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1998 年政府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国内工业稍有增长，即有不少“名家”出来宣布“中国经济增长到7。8%已经见底。1999 年3 月，中央货币当局负责人公开否认有“通货紧缩”的存在，说仅仅价格下降不证明有通货紧缩，必须同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统计数字马上就显示出：3 月份储蓄超常增加，不仅说明消费难以启动，而且表明相当一部分个体户的经营资金退出了投资领域，政府投资没有能够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

1988 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由我的博士导师光主持的宏观经济分析课题，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二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主办的《每周述评》，宋国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胡鞍纲亦认为中国进入严重的通货紧缩。我认为，通货紧缩直接所指，就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 年所积累的泡沫，远远没有挤干净，需要一个以通货紧缩或者危机的形式，降低价格，工资和成本，促使企业兼并的时期，通货紧缩不仅难以迅速摆脱，而且在向深层次发展。通货紧缩的第一个表现，是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我国消费物价指数1994 年为最高点，同比增加21。7% 1995 年下降到14。8%，1998 年竟然下降为负3% 的水平。

1994 年4 月，通货紧缩没有任何缓解。零售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8%。1----- 4 月，零售价格指数共下降2%，折年率为6 %，这是有记录以来4 个月积累的空前跌幅。4 个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9。1%，但是工业生产绝对水平低于1998 年11 月的水平。货币数量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是一个预示短期内紧缩持续或者加剧的信号。

商品价格缩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长虹再次降价。1996 年，长虹彩电降价30%，这次，长虹从降价50----1000 元，降幅15% 左右；康佳降价100-----1500 元，降幅10% 左右；创维降价18%。

通货紧缩的第二个表现，是资产缩水。

1．股票市场持续下跌。

自1997 年5 月最高点以后，中国股票市场就一路下跌。四川长虹的股票价格，竟然从46 元下跌到了12 元。从1998 年12 月到1999 年春节，讨论证券法，和连续不断的新股发行，都给股市雪上加霜，与直线飚升的美国股市，日趋恢复的香港股市，形成鲜明的对比。1999 年5 月17 日，当两只新基金跌破发行价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过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却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价。

海南豪宅降价出售，是第二项资产缩水。全国积压的8000 万平方米豪宅，已经数年，房地产公司的利益，和各项中间环节的费用，已经打入房产成本，豪宅积压，资金是压在银行，损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纳税人承担。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数千元，此次降价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 元左右，降价幅度超过60%，简直是亏血本大甩卖，这难道不是一次严重的资产缩水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彻底改造房地产供给体制，不清除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设投资，仍旧可能出现价格过高，居民难以承受的问题。到明年再出现积压，降价处理，资产缩水将更加严重。

3．正在缩水的另一项资产，是人民币自身。人民币对内价值是利率，已经连续降低，对外价值是汇率，在资本外流和未来国际收支的压力下，缩水亦在所难免。

即使按照广义的通货紧缩定义，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考虑在内，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亦在所难免。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99 年5 月份，净出口将出现负数，国际贸易收支的逆差，进口的上升与国内经济增长并不同步，绝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击走私，将前几年已经存在的走私进口正式记入进口，扩大了贸易收支逆差，这正是一种缩水效应。二是国内启动内需所增加的收入，没有扩大内部需求，反而扩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进口手机，经济学称为收入的“漏出效应”。4 类国内需求，消费，投资均为疲软，净出口由正变为负，正是紧缩效应，只剩下一个政府开支。扩大国债发行的扩张效应被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所抵消。资本外流使国家外汇储备不再增加，阻碍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另一条渠道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由于多年积累的不良贷款需要清理，自动产生贷款紧缩；最后一条渠道是财政赤字在银行透支，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贬值人民币并强制结汇，同时促进基础货币发行。中期可采取结构调整政策，包括第一进入WTO，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目前外资的大量流入，以缓和国际收支的逆差趋势；第二，出售国有资产；第三，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长期则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和战略转换，我已经提出8 条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坚决清除腐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建立信誉记录；以国债带动劳动积累，提高农民收入，进行国土整治和农村城市化；继续以开放促进改革，改变过分的纵向一体化，政府集中权力强化垄断的倾向，发展社会横向组织；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票市场；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西方高消费的战略，发展独立的高科技和国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等等。

总之，我们必须从历史阶段的变迁，把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看成是战略转换的不可避免的“变盘时的滑坡”，抓紧时机解决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为未来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持续稳定有效益增长，创造条件。

二．需求主体转换与利益结构调整

1999 年6 月份，通货紧缩已成事实，政府和学术界在认识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达成了共识，我国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出现结构性断层，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担，居民预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响了消费和投资，不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难以启动。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财政力量承担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总需求，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进行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20 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国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国内单位购买力。

第三，暴富阶层的需求。后两部分包括相当比例的进口轿车和手机，这是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在国内是豪华别墅，高档消费品，贵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价值，高价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供给结构，过度追求高利润，高资本技术密集，依靠进口原材料，高工资，低就业。这样的由少数单位和富人带动的需求结构，和为他们服务的供给结构不能带动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出现断层。当少数人的需求饱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华产品与大众无缘，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出现，而且靠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摆脱。

所谓启动内需，就是要让另外3 部分需求成为主体：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 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 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 % 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约20％的存款------ 这个“20 ：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第3篇

关键词：绿色壁垒；SWOT；矿产品贸易；策略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矿产资源种类较丰富，资源总量也较大，但是从目前国内人口现状来看，中国矿产资源储量仍然相当地缺乏，对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为促进国内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需要进口更多的矿产资源。因此，我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矿产品生产国以及第三大矿产品进口国。但自2008年后，由于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出现经济危机、财政赤字，于是各国实施包括进口禁令、贸易许可等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提高关税的关税贸易壁垒，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我国矿产品的出口。

1 我国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概况

矿产品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统计数据表明，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全国所有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正因为如此，国内矿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数量、结构、金额、效益、成本、政策等均在逐渐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矿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程度进一步加深。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对矿产品的需求剧增，矿产品贸易由顺差向逆差转变。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矿产品贸易不单以出口创汇为手段，更重视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因素，国内逐渐地增加了短缺能源、金属矿产原料等的国外进口量，中国开始从矿产品生产大国逐渐转型为消费大国。

从目前来看，我国已经对某些矿产品产生了很大的进口依存度。随着国内矿产品进口量的陡增，国内主要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增加，我国开始过分依赖外国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石油产品进口量已达到45.2%，铁矿石55%，铜金属70%。尽管国内钾盐生产技术促进了钾盐增长，但是从目前来看，国内钾盐的对外依存度仍然很高，达到77%。

矿产品进出口贸易伙伴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融合，矿产品贸易在全球范围拓展，并且有多元化发展趋势。现阶段，国内有多大二十多种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例如煤、铁矿砂、原油等，其中涉及的进口国或者地区数量多达200多个。出口国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关系，为出口矿产品市场及矿产品货源稳定均提供了重要保障。

2 我国矿产品贸易SWOT分析模型

2.1 优势分析（S）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势头看好，区域联系日益密切，在贸易、投资、金融以及产业结构分工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我国与其他各国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具有较好的基础。

第二，矿产资源多样性较丰富，中国是世界上矿种种类齐全，资源总量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目前已发现的矿种共有171种，已探明矿产资源总量的有158种，矿产地包括没有开采的共有18000多处，其中大中型矿产地以上的有7000多处，特别是中国的煤、稀土、钨、矽、钼、锑、钛、石膏、芒硝、磷镁矿、银石、滑石和石墨等矿产资源，在世界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的煤、钢、10种有色金属和水泥产量，都占世界首位。

2.2 劣势分析（W）

第一，与之相关的进出口政策有很大的随意性。由于进出口政策还不完善，矿产进出口政策很容易收到行政指令以及人为地干扰。也正因为矿产品的资源形势不能从全局角度加以考虑，因此，也无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较好的固定地位。

第二，贸易观念落后，交易方式单一，无法在国际上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由于贸易观念欠缺，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均采用单纯的“进口替代”、“调剂余缺”等平衡策略加以解决，而交易方式上则采取较为单一的现货交易方式，这直接造成国际市场发展动力不足。

第三，“高进低出”现象在非金属矿产品进出口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近几年，国内非金属矿产制品的出口额逐渐攀升，但是，出口的非金属矿产资源的深加工程度较低，尤其是出口中占有很大优势的石墨、水泥等矿产。而我国从国外进口的非金属产品大多为精加工的化肥，高级家用陶瓷等矿产。

第四，矿产品出口的创汇效益呈下降趋势。尽管从数量上来看，国内最近几年的矿产品出口创汇额逐渐增加，但是不得不面对的是，出口创汇额仅仅是矿产品出口增量的结果，所付出的代价很大。从最近几年的单位产品创汇效益来看，矿产品出口创汇效益呈不断下降趋势，如原油、钨、锡、铝、锑的情况均是如此。

2.3 机遇分析（O）

第一，悄然变化的国外矿业投资环境为矿业实现国际化合作提供了条件。

虽然国内的矿产资源较为短缺，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矿产资源还是较为丰富的。这与我国矿业现状实现了很好的互补，也为矿产资源实现国际化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由于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很多实体经济均收到了影响，矿业也不例外。一方面，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很多矿企债务增加；另一方面，矿业企业融资途径少，融资成功率低，很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目前，许多国外企业均出现了现金链断裂的情况，直接导致矿业经济转向了低迷。尤其是一些资源型国家，面对骤变的矿业经济，国内经济形式也是急剧下滑。为有效应对这种情况，某些资源大国考虑到金融危机以及引资等因素，逐渐开始对矿业政策进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和应对目前的经济形式。例如，俄罗斯国内经济很大上程度上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一旦金融危机引起国际油价下跌，则可能会引发俄政府财政收入的降低，造成当局政府地担忧。俄罗斯对此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例如向油气领域承诺资金援助，支援油气公司帮助其尽快偿还外债，从而保证整个国内经济动脉的安全。除此之外，俄罗斯政府还强化了与国际矿业之间的合作，其陆续地与中国以及委内瑞拉等在多方面签订了相关合同或协议。在金融危机环境下，很多国家均采取了保证矿业领域正常运转的有利政策，这也为我国矿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实现全球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因此，我们必须尽快适应环境，努力抓住机遇，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的共赢局面。

第二，金融危机促进了“买方市场”出现，这为我国获得境外矿产资源主动权创造了条件。

金融危机导致矿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很多对于矿产品依赖性很高的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和澳大利亚等由于出口额大减，经济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石油国，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占有重要资源的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均希望借助资源开发利用以增加社会的福利，并且积极地为矿产资源寻找新的市场。如此背景之下，矿产品已经从原来的“卖方市场”逐渐演变为如今的“买方市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是国际市场大宗矿产品的主要消费国，是世界上矿产品生产的主要目标市场。所以，在金融危机促进形成的“买方市场”背景下，中国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境外矿产资源的主动选择权，这也为中国获取价格谈判话语权创造了机遇。

2.4 威胁分析（T）

从目前来看，传统贸易壁垒慢慢走向分化。关税、配额以及许可证等各项壁垒逐渐减弱，而反倾销等传统贸易壁垒尽管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但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主要的新贸易壁垒将形成并不断发展，并将会逐渐取代传统贸易壁垒，从而形成国际贸易壁垒中的主体。这也是较为主要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和形式。占有优势的仍然是实施技术壁垒的发达国家，中国属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手段和形式均占不到优势。

3 发展矿产品出口贸易的相关策略

我国资源匮乏，支持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国内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7.3%。矿产品国际化贸易过程中，不但要对国内稀缺以及基础性矿产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又要增加进口，以缓解矿产品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并有效减少能耗，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点措施进行考虑。

（1）鼓励企业走出去，走合作勘探开发及加工之路。为有效增加国内资源经济的增长点，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企业走出去是缓解和解决我国资源短缺矛盾的重要途径。许多发达国家均在积极地探索和开拓海外市场，并将此转化为基本国策，海外市场开拓往往通过跨国公司形式进行国际经营。通常，合作开发可采用如下两种：一是就地加工非能源型矿产品。为增加矿产品的附加值，可在目的国建立矿产品加工企业。矿产品就地加工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加跨国矿业公司的赢利，而且还可以有效减少初级矿产品及加工这些初级矿产品所用能源的进口，从而降低该类产品加工、冶炼对国内环境形成的巨大压力；二是选择合作勘探、共同开发、为我所用的方法使用能源类产品，并最大程度地进口能源类矿产品。

（2）提升科技水平，提高矿产品的综合利用能力。科技水平是矿产品的综合利用能力提升的关键。具体而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共生、伴生矿；二是合理回收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液、废气、余热、余压等。有关数据显示，国内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左右；而对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仅为35%左右，并且很多矿产几乎没有利用。从目前来看，国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然显得过于粗放，致使高资源消耗、高能耗的产业发展很快，但是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却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3）利用技术壁垒措施对进口矿产品进行合理调节。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是消除因技术法规和标准的适用而产生的贸易技术壁垒。然而，我们不得不清楚地知道，各国的某些技术壁垒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应该允许各国结合自身情况，设置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等限制措施。

（4）利用出口限制措施保护本国基础和稀缺矿产资源。基础性矿产资源以及稀缺矿产资源均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例如稀土资源。因此，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各个国家均需要提高对重要战略资源认识，制定合理的出口限制措施，如出口税、许可证、出口配额等。

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源也必然向全球化的方向前进，这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在分析资源问题时，必须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观察，以全球共同进步的目标来思考，否则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像国际上对中国矿产资源的认识一样，仅从进口量一个数字来分析，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的分析方法，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林伟斌，林枫.对出口工矿产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管的实例分析[J].中国检验检疫，2011（7）.

[2]刘贻南.“十一五”矿产品贸易形势简析[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1（24）.

第4篇

【关键词】市政建设；给排水；设计；对策

作为城市建设的核心重要组成部分，市政给排水建设关系着城市能否快速健康的发展。如何及时的将城市地面积水迅速排干，合理的处理和减少城市污水以及水资源的合理分配都对城市中的居民影响重大。给排水系统对于城市水循环系统的正常运转及循环影响深远，将再生水进行处理循环，可以很大的提高污水的再生利用价值，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仅保护了水资源和环境，同时保障了居民用水以及城市水系统的健康发展。优化和调整市政给排水系统的建设是目前城市健康发展迫在眉睫的大事[1]。

1.目前给排水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基础建设中的给排水系统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城市水资源紧张，缺口很大，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异常迅猛，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急剧下滑，而且单位人口用水量也急速上升。经济的良好发展，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居民用水量的飞速增长以及工业用水的大幅上升都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其次，城市供水水质的不断下降，而大众对于高水质的需求却越来越高。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经济的快步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高质量直饮水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随着生活污水及工业用水的对于水资源的破坏和污染，城市水环境急剧恶化，城市自来水水质不断下滑，水质的安全问题频繁暴露，居民对于水质安全的关注越来越多。再次，城市污水处理不及时以及城市排水系统的不完善等问题也困扰着广大城市居民，目前的城市水资源污染严重，另外城市排水系统结构老化，设备陈旧等问题也频上报端，在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排水问题严总危害着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种种这些问题都暴露了国内市政给排水系统的不足，如何及时合理的解决这些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2.市政给排水建设的改进对策

2.1优化城市水资源建设，做好城市给水系统规划

由于各个城市水资源的分布极端不均衡，在进行城市给排水建设时就需要对于城市的具体水资源进行全面的评估。在评估完成以后，设立合理的水资源分配方案，根据水资源分配方案，对于城市给水系统进行必要的优化改进，将城市的给水系统和排水系统进行全面完善的规划和升级。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做好城市历年的水量监测工作，将城市居民用水、工业用水以及其他农林牧渔等方向的用水都进行预估，对水资源进行良好的分配，确保城市用水的安全性，做好本区域的水资源生态评估工作，保证城市用水的水资源环境的安全性，提升城市用水的水质安全性，改善城市用水的质量，保护地下水资源，对于城市水资源的建设利用，进行长期的规划和细致的管理[2]。

2.2做好市政排水建设，保护城市健康发展

城市的排水系统主要负责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的排出，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洪排涝，防洪排涝工作是市政排水系统的重中之重，关系着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城市排水系统的防洪排涝功能主要是指预防外洪和内洪对于城市的泡坏，外洪主要是以防为主，比如城市防洪提以及水库的建设等等，而内洪则是对于城市遭遇雨水时进行的排除积水的处理。城市的排水系统建设必须要对防洪排涝功能进行全面综合的规划设计，根据历年的一些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制定符合自己城市的规划，将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做好，在面对自然灾害时，能够有效的保护居民，保护城市不受自然灾害的侵害[3]。

2.3做好城市污水估算，保证城市的环境卫生

对于城市污水进行必要的估算，主要通过对污水的面积确定、污水管网的处理计算以及用系统提供的图形量测手段，对管径和坡度的进行确定等，帮助城市给排水系统对污水进行必要的计算。在设计城市给排水系统时，污水管的布置处理一定要和污水源进行必要的连接处理，保证污水及时有效的排除，同时给水管网设计和施工要根据当地水资源情况进行规划设计，在重要的道路和地区进行水节点的必要布置。另外排水口要尽量远离城市的重要水源，防止水源的污染和破坏。同时城市的交通建设要和排水工程设计结合起来，在保障交通便利的情况下，做好给排水建设，将城市健康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3.总结

城市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水，水能够保障城市的健康发展，同样的水也能够对城市进行巨大的怕破坏，如何有效的合理利用水资源，将城市建设和水资源的保护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做好城市基础建设中的给排水建设，对于城市的健康发展和保障是非常有必要的，城市里的环境、交通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都与城市的给排水建设紧密相连。城市的给排水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要基础和保障[4]。

【参考文献】

[1]高俊杰.市政给排水设计方法的探讨[J].中华民居，2012（2）：320-331.

[2]潘纯林，王琳.市政给排水设计特点[J].门窗，2013（1）：154-157.

第5篇

关键词：六西格玛；质量管理；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02

一、六西格玛的产生与发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理论就已经引入了中国，并且在国内众多企业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与发展，较为知名的公司包括一汽大众汽车制造公司和宝钢、海尔集团等，国际市场最早实施六西格玛的企业首当其冲数通用集团，然而就在我们研究六西格玛在国内外企业产生和发展的时候，国内市场传来了海尔集团收购通用家电产业的信息，作为传统质量管理的继承和发展，海尔集团在1997年开始在企业内部推行六西格玛质量管理体系，并按照体系要求和项目监控方法，把市场扩大至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海尔推行六西格玛管理的DMAIC流程改进模式源于PDCA循环，其统计技术继承、囊括了所有的数字类和思维类的质量工具技术；在其生产和产品设计研发过程中也严格按照六西格玛质量管理体系来操作，采用免费和零缺陷理论的质量理念，首先应用于海尔商城的网络经营方面，因为当前海尔实施“去生产化”经营理念，即将生产环节逐步分化成公司的业务模块之一，所以，海尔集团对六西格玛的应用有所改进，重点结合其OEC管理体系开展，但是集团内部实施的“日清计划”和OEC管理制度，都借鉴和利用了很多六西格玛思想和统计方法，使得该公司在一段时间以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收益。这一点也充分说明，国内企业在使用六西格玛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结合自身优势，有选择，有目的的开展六西格玛质量管理工程。在产品质量管理中找到最佳质量成本点。如图1-1所示，方能取得质量管理方面的重大突破。

近20年来，六西格玛质量管理在国内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不断的实践验证还在不断充实完善中，质量管理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程，并在应用实践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六西格玛也被分为质量管理和精细六西格玛理论，在生产加工制造产业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质量改进的方法，六西格玛质量管理体系可以使企业保持持续改进、增强综合领导能力、不断提高顾客满意度及经营业绩，并为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的一整套管理理念和系统方法。借鉴最新的六西格玛理论体系我们不难发现，企业内部质量监控管理体系也是一种全员参与，加强沟通，相互协调的企业文化，即一种由沟通、培训、领导艺术、团队合作、度量和以顾客为中心等价值观驱动的变革方法，旨在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变革企业文化。

二、六西格玛基本含义

六西格玛即6σ（Six Sigma），也记为6Sigma。音译为中文固定标记形式，其鼻祖是德国科学家CarlFrederick Gauss，他引入了正态分布曲线，在理论研究和企业管理中被广泛应用，是如今6Sigma 众多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基础条件。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贝尔电话实验室科学家Walter Andrew Shewhart 提出，将六西格玛作为一种对产品偏差的测量标准。他指出，在过程平均值的正负三倍Sigma（标准差）以外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是有了异常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数据偏差，表现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即为不合格率的控制与检测，必须进行纠正和改善。受此启发，后续出现CPK、零缺陷等等各种测量标准。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摩托罗拉高级质量经理Bill Smith 首次提出了Six Sigma 理念。

基于上述情况，在6sigema质量管理理念中，其核心问题集中在提高质量监控标尺，树立明确考核要求，寻找每一个环节的可控因素，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残次缺陷产品出现几率，通过严格把控，精确分析确保产品质量的零缺陷。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系统是综合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精确数据分析理论、云计算方法，其中大量运用统计学办法，全程关注产品生产加工过程改善的科学性、合理性、客户需求的满意度，系统化的进行分析诊断、过程识别、方案整改、监督控制，实时反馈达到完美的质量监管水平。

六西格玛在应用中具备独特的分析改善过程，对现有流程进行判断定义（Define）、过程测量（Measure）、数据分析（Analyze）、流程改善（Improve）、监督控制（Control）五个典型阶段，即DMAIC 流程。整套的DMAIC 过程以优化流程，提高效率，降低出错率为基本出发点，全程实施数据分析，以减少直至消除不良产品出现为目标，从客户需求出发，监控产品生产加工全过程，再以实现客户需求为落脚点，实现提升产品质量水平，达到客户完全满意的效果。六西格玛管理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试以项目管理的模式进行的，将生产详细划分为独立项目，其判定依据为经济效益。随着企业管理理念的发展演化，如今它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经营管理理念。

三、六西格玛改进DMAIC方法

最近30年来，六西格玛管理在企业实践中的得到了飞速发展和普及，已经成为当代精细化管理和科学管理的最典型代表，同时也为国内企业赶超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管理方法选择。许多案例都表明，六西格玛管理当前正在国内优秀企业内开展的热火朝天。然而，除了以上提到的个别大型的成功企业，国内大部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还没有真正实施六西格玛的管理方法，或者有其型而无其实。

我们不得不说从全局来看，我国的六西格玛市场发展到现在只是初级阶段，因为对于国人来说，六西格玛这样一个外来品，从接触，了解，到接受和应用，国内企业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消化和磨合的时间。

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指导质量改进工作的开展，通过分析实际数据以从中找出影响决策的依据来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国内企业在质量改进中遇到需要通过数据分析来解决的问题时，往往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企业的员工在统计分析理论和知识方面有很大的短板，应用起六西格玛质量工具来经常会觉得困难重重。

因为六西格玛理论并非国内企业和研究者原创，所以在技术操作上还存在很多偏差，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瓶颈问题仍未突破，例如受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许多国内企业都认为，六西格玛研究需要有较高的企业实力支撑，还有的企业认为产品的科技含量必须高才能利用六西格玛体系，企业在生产运营中还必须有一定的国外合作机会，操作人员英语水平要提高等等。诚然，作为一种对质量管理水平要求非常高的管理技术，六西格玛要求做到。一次就能要把事情做对，每次都能要把事情做对，来保证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接近零缺陷和零差错。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发初期，企业的产品往往出现供不应求或按计划订单销售的情况，企业的产品不愁卖不出去，所以企业对产品的质量并不十分关心。2016年世界经济持续下滑，国内经济发展亦遭遇阻力，就目前国内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不少企业的经营思路和生产理念还比较落后，六西格玛是要求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达到并超过3.4PPM的水平，3σ与6σ的有巨大落差，而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将六西格玛单纯作为一种质量检测工具来使用，而是要从整个企业生产运行的产业链上下功夫，从设备到人力资源，再到生产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以高标准，系统化的方法来完善。

我国走计划经济发展之路确实在经济不发达时期起到了良好的宏观调控作用，但是今天市场经济强烈呼吁，必须改革计划经济形式，从市场需求出发，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导向，加强对客户服务的每一个环节要效益，国内许多企业生产制造的标准充其量只能达到3σ监控水平，距离高效经济的6σ尚有很多工作要做。当品质水准处在四西格玛以下时，使用普通的品质工具，如QC七大工具、SPC统计管理等，就能有效解决问题，明显提高品质。就连热衷于推行六西格玛的朱兰博士也认为，每一个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不一样，有些企业选用其他简单方法同样能取得有不错的效果，六西格玛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企业。

国内一些企业缺乏全面推行六西格玛的资金与耐心。六西格玛需要坚定持续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购买一套六西格玛推行必备的正版统计软件Minitab就需几百万元，六西格玛的人力组织机构也较为复杂，自上到下分为：倡导者、黑带主管、黑带、绿带等多个等级。这些人员的培训费用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据以往成功导入六西格玛的企业经验来看，仅培养一名黑带就需数万元的培训费用，黑带资格培训一般含理论、技能培训和改善项目实践两部分。需要经过培训――项目实践――再培训――项目再实践重复交替进行，一般需5-6个交替过程，最短也需要1年时间。此外，大型六西格玛项目推行时间跨度大，前几年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往往不明显，也使国内许多企业望而却步。

六西格玛要求企业经营过程信息化、数据化，这也和目前国内许多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冲突，变革的阻力很大。六西格玛是基于数据与事实的管理方法，六西格玛提出。过程如果没有用实际数据来衡量，工作效果就不会被真实的了解到，工作效果如果没有被了解，就不会看到有效改善，工作过程不被有效改善，我们就没有进步的口号。它要求企业的所有工作流程都要信息化、数据化，换言之，应有的数据和信息必能随时方便的进行收集、整理、传递和反馈，这在目前国内许多企业中还做不到或者不能完全做到。研究与学习六西格玛理论是国内企业当前应做的主要工作。

四、六西格玛实施的现状分析

常见的组织内六西格玛管理团队由执行领导、倡导者、黑带大师、黑带、绿带等组织机构及相对应的项目团队来进行实施。

综上所述，国内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现阶段导入大型六西格玛项目管理系统，时机还不够成熟，但这不等同于，我们就不去研究它，不去学习它。六西格玛是质量改善的利器，它已经提升为一种经营理念、思想和文化。六西格玛要求组织内各项工作紧密围绕客户需求来展开，把客户满意度作为工作绩效的评定的最重要标准。这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起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经营思路，也可以使得员工更注重业绩，关心企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这些都非常值得国内一些中下企业及管理者去研究和学习。实际上，我国在2002年召开了第一届六西格玛论坛时，就有一些企业声称将要或正在导入六西格玛管理，但也不排除个别企业只是为了赶时髦，不落伍，过后一阵风。甚至个别企业出发点就是错的，只把六西格玛当作企业营销的金字招牌，而不是用作为实际的行为标准。这些都是我国企业在研究和学习六西格玛的过程中，必须严厉杜绝的。但不管怎么说，国内企业努力推行六西格玛管理的热情是好的，随着对六西格玛方法的学习和理解更加深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从表面推行逐步走向真正推行旧。

参考文献：

[1]白长虹，刘炽.服务企业的顾客忠诚及其决定因素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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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显著。2009年下半年，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下，国内经济形式迅速好转。但是随后在欧债危机引致全球经济徘徊，经济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形势日趋严峻，导致我国宏观经济不景气，国内GDP增速下滑明显。很多首次公开募股（简称IPO）客户企业受经济波动影响，盈利能力下降，部分企业甚至出现在提交上市申报材料后业绩大幅下滑，而撤回申报材料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国内投行的业务范围较为狭窄，产品比较单一。当前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IPO、再融资和并购重组上。相比世界上其他主要资本市场，我国A股市场IPO发行的市盈率较高，因此，A股IPO受到国内企业追捧，同样也受到各券商投行的青睐。但自2011年以来，投行业务受证券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2012年下半年至今，IPO上会和发行暂停，产品单一的影响表现地更加突出。

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趋势

广义的投资银行，是指任何经营华尔街金融业务的机构，其业务包含混业经营背景下的几乎所有的金融市场业务，涵盖证券业务以及与银行业、保险业相关联的业务，同时也包含部分不动产投资、个人金融零售及零售投资业务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由此可见，投行业务应体现灵活特性，而不能拘泥于其一。

与国际投行相比，我国投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行业务产品单一，主要集中在股票融资上，业务面狭窄，抗风险能力较低。例如，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中国投行在债券承销，特别是财务咨询业务上，与国际投行还有相当差距。比较高盛集团和本土证券公司——中信证券2010年的收入结构可以发现，财务咨询、股票承销、债券承销三项具体业务，在两者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42.87%与3.29%，30.40%与78.23%，26.74%与18.48%。

2012年5月召开的中国证券业创新大会上，证券业协会也认为证券公司“专业服务能力不足”，并在业内进一步掀起关于投行创新的讨论。尤其是在国内股权融资基本处于暂停的背景下，国内投行创新模式已经初见启动，各家投行已经意识到必须摆脱单一且高度依赖IPO的传统业务模式，他们认为IPO只是投行多项业务的一部分，再融资、并购等业务也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并主动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尝试延伸投行业务链条，提供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股权激励、并购重组、投资顾问等全方位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据报道，目前初见端倪的投行转型模式包括：工作重点转向非IPO业务，从投行生产线到投行产业链的战略转型，组建跨投行综合销售服务部门等等。

目前，监管部门对投行业务监管也出现一些新变化：强化IPO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大惩罚力度，并明确投行在IPO中需承担的责任；加速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扩大包括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在内的债权市场等等。总之，券商、投行的未来在于突破单一业务模式，转向提供投融资服务并以服务实体经济多样化、以服务客户利益诉求多样化为目标。

未来，投行业务的发展将主要呈现以下趋势：首先，并购重组的市场份额将逐步扩大，投行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由于实体经济中行业发展到某一阶段需要进行产业链的整合，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部分行业已经进入了行业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的阶段，因此，未来投行将在并购重组业务上取得长足发展。其次，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供服务。未来，随着“新三板”、场外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和成熟，投行业务将在这些新兴业务板块取得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目前的A股市场。最后，金融脱媒将带动债权市场发展。随着全球金融脱媒浪潮的来袭，国内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模式将面临较大的冲击，这其中就包括投行、信托等在内的提供债券融资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投资银行的路径选择

路径选择一：产品多元化

发展多元化股权市场产品。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一直是监管部门努力的方向，证监会已经出具政策措施对包括债券、非上市公司债券交易市场等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行为予以支持。证监会于2012年6月15日公开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并于9月28日正式，自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新三板扩容与四板业务启动。2012年9月20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该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股份公开转让、融资、并购等相关业务提供服务。目前天津、重庆、上海、深圳、广州、浙江已初步建立或正在建立区域性股权市场，有的券商也参与其积极筹备中。

目前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约有2400多家，中小板上市公司约有70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约有350多家，而新三板挂牌的公司约有300多家，四板市场则刚刚起步，整个股权融资市场呈倒金字塔结构。无论从相对数量上还是绝对数量上，非上市股权融资均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发展多元化债券产品。目前国内债券市场内部结构突出表现为政府债券与信用债券发展不平衡，国债、央票及政策性银行债券在规模上占比超过80%。因此，未来三年信用债券将从规模上和发达程度上有较大发展。2012年11月末，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继中金、中信之后，国泰君安、招商证券、光大证券、中信建投、广发证券、东方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银河证券、国信证券获得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的资格，标志着中票、短融等银行间交易商会品种的承销逐渐向证券公司放开。

发展多元化并购重组业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务的独立财务顾问必须由保荐机构担任，证券公司有先天的业务开展优势，目前公司并购重组的主要业务也是这类业务。近年在中国证监会的鼓励和推动下，市场不断尝试并购重组创新活动，上市公司收购活动从简单的非流通股协议转让模式，发展到二级市场竞购、要约收购、定向发行、换股合并等多种模式并用。同时，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也从单纯的资产购买或出售，发展到与定向增发相结合的注资活动。从交易手段上看，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从单纯的现金交易，发展到债务承担、资产认购、股份支付等多种手段并用。因此，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务应以推动业务创新作为战略重点。

路径选择二：加强协同合作

加强与直司的合作。2011年7月8日，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监管指引》，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投行与直司的合作。除证监会同意外，公司及相关部门不得借用直投子公司名义，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开展直接投资业务。然而在市场环境不好的条件下，直接投资业务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投行部广博的客户资源与专业团队，也具备为直接投资业务提供强有力支持的基础。

加强与投行产品销售部门的合作。随着投资银行业务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产品销售也将多元化发展，投行可承销的产品包括：首发股票、公开增发、非公开增发、配股、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公司债、创业板上市公司私募债、中小企业私募债等等。随着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推进，未来股票承销可能改变现阶段的纯卖方市场，场内销售将进一步强化买卖双方的价格博弈，场外销售将进一步强化市场资源的积累与联系。此外，经纪业务部门由于具备广博的客户基础，可以为投行产品，特别是私募产品的销售提供长足的支持。

加强与资产管理部门产品设计的合作。2012年10月19日，证监会正式修订后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和《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此次修订适度扩大了投资范围，扩大了资产运用方式，调整了资产管理的相关投资限制，允许集合计划份额分级和有条件转让。从本次监管规则的修订可以看出未来资产管理业务宽松化的趋势。资产管理部专注于服务投资者，强调对投资产品的设计，而投资银行业务专注于服务融资方，强调融资产品的设计。传统的公募产品由于受到相关法规的限制，需建立信息隔离机制，但强调服务客户的私募产品的交互式沟通合作对双方业务开展均有促进作用。

加强与研究所的合作。投资银行与研究所一直保持着传统发行与研究的合作。其中IPO中的投资价值研究报告则是承销机构的法定义务，但目前国内研究部门主要是针对投资者做卖方研究报告，研究所的收入来源也主要是分仓收入，长远看研究所的收入应逐渐由分仓向销售转移。投行的优势在于行业与产品的深入接触与了解，而研究所的优势在于信息的提炼分析与对比预测。随着投资银行产品多元化的发展，在合规的前提下，加强合作可以使双方优势形成较好的互补。

路径选择三：加强外部合作

除了证券公司内部协作外，加强外部合作也是券商和投资银行一条重要的发展路径。例如，在银行和证券分业经营的形势下，银行具有集中较大的资金和客户的规模优势，证券公司则有通道、人才和专业性的技术优势，两者可以互相借鉴，并利用各自的优势创新发展。

设计综合融资方案，共同培育优质客户。为满足客户多样化融资需求，银证双方可根据客户需求，合作为客户设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个性化融资方案。方案项下可包括流动项目融资、公开发行上市、资金贷款、中长期贷款、短期融资券等丰富内容，以满足企业对于不同期限、不同价格水平的资金需求，使客户在银行和证券的共同扶持下发展壮大。同时，证券公司发行、承销证券等投资银行业务，募集资金按规定应存放于银行的专项账户，证券公司可以与银行进行合作，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第7篇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扩大内需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持币动机增强，影响现期消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有一种储备倾向的内在愿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提高消费的同时，谨慎动机也在增强，特别是在当前，城镇居民的谨慎动机更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二是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关工作人员；三是子女上学、购买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费用增加。

2、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影响消费的有效增长。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供给与需求的不协调直接制约着消费的实现。主要是市场供给未能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费群体的需要。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雷同，多年的重复建设形成大量的无效供给，造成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相当多的企业只是把生产的着眼点定位于城市居民，但对拥有8亿多消费者的农村市场却研究不够，使许多产品生产脱离了农村的实际，也就等于放弃了农村这一广阔的市场。

另一方面，产品质量也影响着消费者的需求心理和消费行为。据资料显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重点监控129类产品，近几年抽查的4411家企业的5233种产品，合格率均低于80％。

3、收入水平的不均衡制约了消费的扩大。据测算，我国近年来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大，目前已超过0.4。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96年底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30850.2亿元，其中20％以上属于公款私存，2.5％的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仅1080.5元。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国民收入一定时，分配差距扩大超过一定限度，就可能使总消费水平下降。

4、投资性支出增加，分流了消费资金。近年来城镇居民股票投资不断增加。1997年，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股票筹资655亿元，比上年增加1.79倍；同年还发行国债2412亿元。

5、体制性因素和改革滞后的影响。当前社会成员普遍感兴趣的消费产品，如住宅、汽车等，虽然出现供大于求和积压的现象，但这并不是生产能力绝对地超过了市场容量，而是有着诸多的复杂原因。

6、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造成某种程度的恐慌心理。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不明，甚至预期看淡，就会直接影响现期的经济运行和国内消费走向。[1]

第二种观点为认为，从深层原因分析，目前消费需求的实现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四个方面：

1、供需结构障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造成消费需求实现困难。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看，需求的重点转移：一是从基础的吃、穿、用类转向以居住条件改善、通讯和交通为主要内容的住、行类消费；二是从简单的商品性消费，如餐饮、医疗保健、教育、误乐、旅游、家庭服务等；三是从大量的普遍性商品转向注重选择、追求时尚的个性化消费，商品的质量、品牌意识日趋增强。从总体看，用于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需求比重有较快上升。可是，由于多年来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使供给结构不合理，结构升级滞后，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障碍。

2、体制障碍导致市场有效需求得不到实现。以住宅为例：一是传统的实物福利分房制度制约了居民买房的积极性，由此出现商品房严重积压与福利房紧缺的奇特矛盾；二是住房价格体制不合理，房价过高，居民缺乏承受能力；三是住房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支持居民购房力度较弱。居民买房心有余力不足。

3、收入障碍制约消费扩大、一是居民收入增幅趋缓。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已从1993年最高时的9.5％降到1997年的3.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增幅仅为4.6％，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二是收入差距扩大，城市贫困人员增多，主要是企业亏损严重，下岗职工已上升到1000多万，相应收入下降。三是强储蓄倾向延续多年，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加。1997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高达46280亿元。

4、消费心理障碍，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由于供过于求，价格下滑，持币观望的人数增多。同时，由于收入预期不稳定，消费者为防范下岗，应付医疗制度改革、退休养老制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和子女教育费用等积攒资金的倾向加大，消费更加谨慎。即期消费下降，具体表现就是少消费多存钱。[2]

第三种观点认为，首先从消费需求来看，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工农“剪刀差”依然存在并继续扩大。二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建立起来。三是一些产品不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四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少数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而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却无力购买。其次从投资需求来看，由于前几年的重复建设，盲目发展，一些行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据1996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对900多种重要工业产品的调查资料显示，50％以上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在高新技术方面，由于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而难以大量投资。再次，从出口需求方面看，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币值坚挺，大大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直接制约着我国出口需求的增长。[3]

第四种观点认为，扩大内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最终消费持续下降。

（一）作为消费需求主体的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提高居民收入问题是与收入分配问题密切联系。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不合理的差距有所扩大，表现在：第一，社会居民中不同阶层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造成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第二，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水平的差距也在扩大。1986－1998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大多数年份中均落后于城镇居民，平均落后1.7个百分点。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265元，而这个数字在1991年仅为992元。这就使得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越来越慢从而影响到全国消费市场的发展。第三，地区收入水平随着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差距的扩大而扩大，也使得地区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出现不平衡。在解决地区收水平不平衡方面，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作用还非常微弱。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该合理拉开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例如，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等等。此外，目前我国国家干部和多数职工的工资制度仍具有很强的原有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制度特点，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和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3、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增长或者说，我国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调。1996年与1981年相比，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最终消费率下降了9.8个百分点；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下降了10.6个百分点；按当年价格计算，下降了7.6个百分点。从居民收入角度来看，1986－1998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长率少2.6个百分点。这种状况造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98年这一比重为41.4％，比“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在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这一问题的逐渐积累，终于成为了阻碍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严重障碍。

（二）目前的一些正在出台和正在蕴酿出台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使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增大，产生了较强烈的减少目前消费的影响。一方面许多改革方案，例如，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等，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都要求居民自己支付相当一部分费用，这就需要人们减少部分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数量。另一方面，目前居民的直接投资渠道少，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风险较大，因此居民储蓄仍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就不仅减少了当前消费，而且使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需求的速度也相应较慢。

（三）目前有些地方对1999年宏观经济增长的宣传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居民的预期产生了不利影响。虽然目前GDP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升，而且1998年开始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人们目前从不少渠道得到的印象确是1999年宏观经济仍将处于增长率下滑的状态之中，因而对相当多数的居民来说，他们的预期是1999年收入状况不会乐观，消费仍需谨慎，并且物价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因此等待消费可能是明智的。这些问题都会对增加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四）1998年开始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在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宏观经济增长方面产生了较明显刺激国有投资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为了避免盲目投资搞重复建设，国家财政投资指向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于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来说，传导路程相对较长，因此，国家财政投资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对刺激消费需求产生十分明显的作用。[4]

第五种观点认为，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对消费的影响有三个原因：（1）目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我们对1998年做了预测，1998年的劳动力供给可说是90年代、80年代以来最高的一年，大概达到了2800万，增加量主要是在下岗这一块，1997年底下岗职工1100万至1200万，这些下岗职工按照国家统计局调查60％还要进入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40％可能就撤了。这样一下子就增加了700万，平常年份我们节转过来的劳动力大概就有590万，加上70万的下岗职工，这个供给虽然说可能还跟企业保持劳动关系，不算失业，但是他肯定要冲击市场，他要进入市场，而市场一下子又提供不了这么多岗位，人心就变得不安起来。这就直接影响着消费心态。（2）政府机构改革，虽然改革只是在中央，只涉及到6.7万人，但是影响面很大。下来这些人要安排在事业单位，而事业又不用人，地方政府也不要人。（3）1998年我国在劳动保障制度上做了很多改革，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改革对建立市场机制有用，对老百姓将来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老百性对此的直接反映是要掏很多钱，比如失业保险，要多掏一个百分点，原来劳动者不用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一样。这些对老百性的预期消费的影响非常大。[5]

第六种观点对1999年我国居民消费走势做了一个判断。从中长期看，我国居民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的基础和条件是存在的。居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人均GDP仅700美元有余；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还不高；居民服务消费还比较低。但从1999年看，随着制约因素的逐步显露，影响强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势头将会有所放慢。主要依据有：

1、居民收入特别是持久性收入增长缓慢。1998年1－9月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406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而其中具有明显特久性收入特征的国有集体企业单位职工工资性收入仅增长2.9％；1月－9月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也有所减缓。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城镇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如考虑到特高收入户和特低收入户的因素，分配差距更为明显。由于收入较多地集中在高收入阶层，加之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较低，影响到居民消费的较快增长。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186元，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17元的2.6倍；城镇最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7315元，为最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2333元的3.1倍。如将城镇最高收入转移到最低收入户，按此测算，1997年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将净增961.9元，按此推算，将增加消费近500亿元。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

3、居民预期支出提高。20年来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居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为适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需要，近期的重点主要是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的共同特征都要求居民在当前或未来时期要有一笔较大数额的支出，反映到当前必然是居民推迟当前消费，即期消费增长放慢。

4、不适应居民部分消费领域需求的消费环境。当前不适应居民消费领域要求的消费环境方面还是比较多的，但较为突出的方面主要有：一是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较低。1977年末城镇居民人均居住8.8平方米，限制了居民对装饰材料、对家具家电等的消费；二是受输电线路特别是农村输电线路覆盖面及负荷偏低的限制，加之农村电价偏高，影响了居民对空调、冰箱等家电的消费；三是道路拥挤、停车摊位偏少，影响了一些大城市居民对汽车的消费。

5、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体制和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一些职能部门对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管理上。如对私人购买汽车的不合理收费，一些城市规定的“占地费”，电力部门收取空调增容费及超用电过高加收电费，对公有住房限制房产买卖的规定，等等。这些规定和制度都不利于居民对相关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6]

二、对扩大内需政策的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理由是：第一，我国是一个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我国地域辽阔，消费人口多，国内需求巨大且市场潜力更大，当受到国际经济变化的冲击时，国内的回旋余地也很大。第二，应从战略性高度看待扩大内需，而不应把它看作是权宜之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最大影响，应该在今明两年，这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们不可能被动地等待国际经济的回暖，而必须主动地寻求发展的新路，所以扩大内需就显提极为必要。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内需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推动国内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战略性改变，使整体的经济运行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扩大内需有巨大的潜力。我国的市场广大，消费增长点多，扩大内需的潜力也相当巨大。[7]

第二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必须解决体制栓塞。首先，尽管微观上企业已不能不参与市场竞争。但全社会宏观投资体制却依然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占据社会总资本60％以上的国有经济，无论其总规模还是分布结构，均处于僵死状态：虽然它们所处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已显然竞争过度，虽然它们因不能赢利而亏损，但却不能破产，生产要素无法向其他领域或部门流动；而从全社会角度看，大量的社会资本沉淀在低效的国有经济组织中，不能向其他相对高的经济成份转移，同样造成了经济的栓塞。其次，至今尚未打破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市场的有效扩大。传统的户藉管理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基于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平衡观念的规划政策限制着城市需求的迅速提升；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阻碍着城镇资本向农村流动；凡此种种，无疑造成了城乡市场之间的栓塞。再次，政府运作目标的所谓“效率优先”虽然短期可以强力推动经济发展，但却日益导致地方保护盛行、市场分割严重以及经济环境的扭曲。这同样是提高国内市场需求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巨大障碍。[8]

第三种看法认为，调整消费政策鼓励消费。

1、更新消费观念，刺激消费。一是要划清消费与浪费的界限，提倡消费，反对浪费。二是要划清合理消费与过度消费的界限，提倡合理浪费，防止过度消费。三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要作适当调整。近年来投资率上升过快，1981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为32.5％，1995年上升到40.5％，显然过高，影响了消费的扩大，建议把投资率压缩到35％以下，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保持在4％左右，以扩大市场消费需求。

2、调整供给结构，扩大消费容量。一是对供过于求、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和产品，要坚决实行限产压库，避免边生产、边积压的情况继续发生；二是实行资产并购重组，促使资本和社会资源向优势产品、名牌产品集中，扩大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三是采用高新技术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3、调整消费结构，引导消费增长、消费结构是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而不断升级换代的，合理的消费结构可以使消费得到全面实现，从而拓展消费总量。

4、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消费群体。通过深化房改，取消福利分房切断职工对就业单位分房的依赖，愿意买房，同时增加买房补贴，降低房价，又买得起房，才能把大多数人推向商品房市场，形成购房群体，也才能使住房消费真正成为消费热点。从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看，可能形成消费热点的除住房外，还有轿车、家庭电脑、旅游、教育以及新一代的高科技产品等。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培育消费群体方面，通过消费热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5、扩大消费信贷，提倡负债消费。消费信贷是市场经济社会中货币信用关系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缓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使消费增长速度适应生产增长速度的金融服务产品。在当前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应大力拓展消费信贷，以此启动市场，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增长。[9]

第四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关键要恢复信心。目前扩大内需的障碍是如何恢复信心。扩大内需要从启动居民消费开始，看不到这个迹象，投资方也会按兵不动，否则会产生新的库存。启动居民消费，最主要的是恢复居民对未来的信心。有关部门应该帮助老百姓算一笔帐，降低他们对未来个人支付增加产生的过高估计心理，适当增加即期消费。近年来曾经缩小的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政府要拿出一个新的姿态。如果老百姓没有信心，内需很难扩大。因为财政政策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10]

第五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技术创新是根本。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消费，最根本的途径是技术创新。当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产品寿命期不断缩短，这时的内需既来自拥有量的扩大，更来自拥有量的更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内需的扩大，与其说要靠拥有量的增加，还不如说是靠拥有量的更新。[11]

第六种看法认为，市场启动要依赖整体经济形势。对任何一种经济形势来说，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投资和消费的疲软，会使原本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更趋严重，而陷入一个“社会生产能力过剩导致投资和消费疲软，投资和消费疲软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更加过剩”的恶性循环之中。[12]

第七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的根本在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内需也要在结构上进行调整。因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就业量是不一样的。比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已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达到了0.75左右，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保持在10％左右，每年增加的就业岗位是1000万，去年没有达到。所以第三产业是今后扩大内需的一个重点。[13]

第八种看法认为，政府应在降低投资风险和消费风险上加大力度。风险大于消费投资预期，就叫没有投资热点，没有消费热点。因此，在降低投资风险和消费风险上政府大有文章可做。社会永远有需求，永远有项目可投，问题不在于政府为企业设计生产什么，让消费者去买什么好，而是应规范法律、社会交易环境、降低投资风险、打击地方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这才是政府为启动消费所要做的事情。[14]

第九种看法认为，启动内需的关键是以国债调动劳动积累。能否通过巨额国债发行启动内需，关键在于国债的使用效益。启动内需的根本思路是：五年内作用国债调动1.5亿农民的劳动积累，以整治国土为纲，加速农村城市化。

整治国土包括，第一，南水北调，整修长江黄河，塔里木河；第二，改造少漠荒地，将耕地扩大三分之一，实现大规模移民；第三，治理环境污染，植树种草，改造气候；第四，建立大批中小城市，将中国城市化比例，从30％提高到70％以上；第五，全面建立农村公路网和电网。[15]

第十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要注重政策转型。1999年，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主要还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扩张的财政政策是短期性的，所以研究政策转型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又不能老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这怎么办呢？就应该今后不仅靠财政政策或是货币政策，而要加强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在政策组合上，要搞好协调配合。在政策重点上，要调整政策的方向。现在主要是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今后，特别是1999年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把注意点逐步转移到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又刺激消费，刺激民间投资这方面来。[16]

第十一种看法，启动经济必须增加投资。经济运行进入收缩阶段，需求必然减少，调控不好，供给必然大于需求。启动经济必须增加投资，如果再紧缩，国有企业将更加困难。我们必须适应经济运行的规律，认清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在投资问题上，国家在能源、交通、运输等方面运行切入是正确的，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来拉动需求是正确的，但是靠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经济真正起来不是光靠基础设施来推动的，是靠加工业、装备工业的启动。而装备工业还处在低水平，基础设施再好创不了效益。另外要处理好扩大内需与产业调整的关系。应该增加需求，缩小供给需求差距。[17]

第十二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应重视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可以很好地起到扩大内需和减轻就业压力的作用。当前发展非义务教育深得人心。我国历来就有重视学历教育的传统。望子成龙的古训使得父母愿意资助、子女愿意就学，目前中高等教育资源供不应求，是传统狭义的教育发展思路造成的。只要解放思想，使非义务教育产业化，这个瓶颈很快就可以打通。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可以使国家增加税收，青年劳动力提高素质，就业压力得到缓解，是一项不可多得的选择。当前急需通过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大力促进中高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18]

第十三种看法认为，一年来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财政－倾向政策运用有几点启示：1、去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的作用还有待加强。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亟待改进和健全。此次启动经济，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惯用的货币政策手段，诸如利率、准备金率、信货的扩张和收缩等，之所以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固然与体制、制度和结构障碍直接相关，也与政策传导机制或传导路径的缺乏和阻滞有很大关系。3、在体制、制度、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的情况下，不宜过分夸大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干预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上述问题，会对财政－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乃至干扰和破坏。因此，必须把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9]

三、扩大内需的具体对策建议：

建议之一，（1）增加改革透明度，正确引导消费者预期。当前正在推进的由企业保障制度向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的是为居民建立更为安全、规范、覆盖面更广的保障制度。要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和优越性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消除消费者因对新体制的不了解不适应所产生的不安定感，使消费者在适应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形成新的理性预期，让消费者增强即期消费欲望，适当提高居民收入的消费倾向。只有微观的千家万户居民“储蓄－消费”比例关系正常化，宏观的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与消费才能形成良性循环。（2）加快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行城镇居民住房的货币分配。通过房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应当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1999年启动新的货币化分房制度，建议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对住房工资实行明补明收、边予边取的政策，为住房商品化提供收入条件。（3）运用房价、地价分流的新方法大幅降低房价，降低了城镇居民购买商品住宅的“门槛”。今后在城镇居民经济适用房和安居工程住房开发中，可将地价与房价分开。房价实行抵押贷款分期付款，地价收取办法由将50－70年地价一次性预收改为按年或按月分期收取，今后由政府部门按年或按月收取地租，同样根据经济发展、利率、收入水平变化不断提高地租。在运用金融手段（扩大贷款规模、实行消费信贷）的同时，财政信用也要为培育城镇住宅为新经济增长点作贡献。（4）研究利息税实施方法，发挥税收对“储蓄－消费”调节作用。要抓紧研究开征利息税操作方案，发挥税收对“储蓄－消费”比例的调节作用，刺激即期消费意愿，增加即期购买力，利息税同时对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调节作用，将利息税重点用于对生活困难家庭的最低生活费补助，可以将部分高收入家庭的储蓄转化为低收入家庭的消费。（5）抓紧与消费信贷有关的经济立法工作，稳步发展消费信贷。第一，非抵押分期付款：购买商品的分期付款销售信贷，在有可靠担保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和劳务时先付部分现款，再签订一个分期付款合同，每月偿还贷款的一定数额。第二，非分期付款信贷：有一次性偿还贷款形式，消费者在购买价款内的商品时，货款在约定日期一次还清；有赊消帐款形式，消费者在零售商店多次赊购，以后一次付清。第三，循环信贷：由零售商店提供给消费者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信贷额度内随意选购商品的信货形式，如在30天内全部还清可不付利息，否则要支付偿还期余额的利息。第四，信用卡信贷：这是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提供的消费信贷的主要形式。我国有些地区已经试行国际通行的消费信贷加商业保险担保的做法，由贷款人在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时，向保险公司购买信房抵押综合保险，综合保险由财产保险、保证保险和食用保险组成，一旦贷款人出现房屋财产损失、死亡、还贷困难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还贷并处理贷款人的房屋。经过实践，可逐步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其它消费信贷品种。（6）增加对经济适用房、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农村电力设施的投资，改善消费环境。要增加对农村电力设施的投资，治理农村用电管理混乱，为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创造基础条件。要增加城市道路、地铁、高架轻轨等交通设施建设投资，满足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轿车发展的需要。（7）加大开拓农村市场的力度。一要加大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政策扶持，保证农业与农村非农产业的稳定发展。继续扩大对农业产业化、农产品仓储设施和批发市场的投资。二要在发展农村小城镇的过程中规划建设农村现代化商业设施，工商联手将名品名店销售体系延伸到农村去，使农民有放心的购物场所。三要对农民消费特点改进工业产品设计，向农民供应价廉物美的农村适用型商品。四要增加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不能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完全转为农民负担。五要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检查落实中央有关政策，对各地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做法要开展一次清理整顿，切实保护农民利益。[20]

建议之二，扩大内需的具体建议：（1）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由于目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相对落后于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提高最终消费率，逐步把过高的积累降下来，使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能与国家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提高居民收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2）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费力度。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扩大内需都需要同时注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且从长期来看，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消费需求。目前我们已经出台和正在研究制定一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应该继续认真研究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积极鼓励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有效扩大消费需求，而且也是加强人力资源基础建设的重要措施。（3）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政资源。在目前条件下，国家财政投资除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外，还应当考虑对一些有较好市场前景的国有项目适当投资。有效利用财政资源，还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带动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加速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目前还应考虑将部分财政资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消费，例如为社会保障体系补充资金，以及对下岗职工提供帮助。（4）稳妥落实各项改革，稳定居民未来预期。目前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是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各项改革如何进行又是影响居民对未来预期的重要因素。对于那些已经在进行中又尚未完成的改革，应尽快明确方案，及时落实完善。例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二级市场的开放，应尽快出台，不能久拖不决。对一些正在筹划尚未铺开且对居民支出预期有影响的改革，可以暂缓，以后分步进行，以免影响目前的居民消费，例如对国家职工的医疗费用改革。总之，各项改革的时机选择需要考虑宏观经济形式，恰当错开安排，以利于保证必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5）发行专项建设国债，发展开拓资本市场。到1998年底，中国的国债余额已达到7770多亿元，占GDP的比重已接近9％。为了将国债的发行数量控制在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同时又能集中足够数量的资金投入建设项目，可以考虑采取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办法，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此外，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考虑有计划地允许地方发行一定数量的政府债券，同样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21]

建议之三，提出启动消费市场的三点建议：（1）积极推出消费信贷，并扩大消费信贷领域。消费信贷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扩大消费信贷领域。由于住房信贷尚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就谈不上启动市场，应该把消费信贷扩大到家电购买、小额消费信贷等众多领域。二是简化贷款手续。（2）拓宽投资领域。应寻找一些高于存款一般性收益的领域，有的资金虽间接进入投资领域。但毕竟合理地驱动市场活跃，反而不会产生新的银行坏帐。（3）尽快实现各种类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应充分认识到股份制改造并不等于上市，其最终目的是搞活企业和股东分红。老百姓也并不想在股市里投机冒险，而是希望进行一次较为保险的投资活动。国有企业实行职工股份制对国有企业则益处多多，既能防止国有企业上市圈线，又可监督管理者。其他类型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则可以扩大百姓的投资领域，让投资者成为企业的老板，享受股东决策、分红之权益。[22]

建议之四，分收入阶层制定消费政策。有三项可操作性建议。（1）调整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增发特种国债与消费信贷的组合政策。把消费信贷政策与增发特种国债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帐户政策相结合。发行的特种国债为10年期甚至更长、且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品种，长期性的国债利率有可能与中期性的银行住房贷款利率之间形成正利差即国债利率略高于银行贷款利率，那么在政策操作过程中，可利用这种正利差规定：该特种国债只售予打算利用消费信贷购买住宅、汽车等特种消费品的个人，并且所购国债必须用于向银行质押贷款；消费者在购买国债的同时与银行办理质押贷款手续；消费者凭银行开具的质押贷款信用证办理购买特定消费品的消费信贷手续。（2）调整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对购买特定消费品的收入减免所得税。对比重占20％的高收入群体来说，消费信贷的刺激作用不大。因为他们的主要问题并非是积蓄不足。动员他们的存量资产和未来收入。按照国际经验，对用于购买住宅、汽车、商业保险等特定消费对象的收入减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这项政策主要目标是调整供求失衡，当前对国民经济发展最有意义的，是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容纳相对过剩产品的“蓄水池”。以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鼓励富人把他们的金融资产转换为实物资产，这样一个“蓄水池”于社会有益无害。（3）调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对储蓄的利息收入征收所得税。从国际经验看，相对于降息来说，对利息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一项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政策。降息属于金融政策。这两种区别在于，要取得同样的政策效果，征税对低收入群体有利。因为人们认为征税减少的是本应属于自己的收益。而在降息政策下，仅仅将利息收入减少，对消费者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因为人们认为降息减少的是尚未属于自己的收益，要取得同样的政策效果，利息率可能需要更大程度的调低才行。[23]

建议之五，为居民消费开道的10项措施：（1）要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城市人口收入，一靠扩大就业，二靠增长工资。增加农民收入，一靠农业增产，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二靠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对农民的“苛损杂税”和乱摊派。（2）鼓励群众购车、购房、购高档消费品，取消对购买和使用这些东西的种种限制和障碍。现在购车、购房手续繁琐，税费太多；汽车上路的限制仍然不少，这些问题不解决，“大件”的消费就难以启动。（3）国家对房地产的税费虽有所减免，但房价并没有实质性的降低，仍是让居民可望而不可即，以致望房兴叹。因此，还得采取一些强制的降价措施，才好销售。（4）取消对集团购买力的控制，加大政府采购的力度。在预算不超支、实物不私分的情况下，当前扩大政府的投资和开支，是很必要的。（5）扩大消费信贷，鼓励信用消费和超前消费。除了向银行贷款用于购买住房、汽车外，分期付款也是一种消费信用。（6）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减少居民对收入预期的不安全感。（7）切实引导企业把目光转向农村，开发对农村适销对路的产品，并且切实解决好道路、输电和商品质量等问题，加强技术指导并送维修下乡，为家用电器的新商品打开广阔的农村市场。（8）取消空调增容费、电话初装费等的收费，有利于这类消费的加速扩展。（9）加强引导，促使国民增加对教育、文化、科技、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消费。（10）办个体欢乐消费节，对消费者进行鼓励和奖励，以树立消费光荣的社会风尚。[24]

建议之六，启动城镇居民消费的两大措施：（1）降低价格以启动汽车和住宅的需求。住宅和汽车应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房改将带动万亿产值。启动居民对家庭住宅的有效需求，不仅要从扩大需求方面着手，也要从供给体制改革着手，有效降低住宅造价，本身就可以扩大需求。政府从价格中免除市政大配套费用，减免其他税费，可以降低房价的30％；鼓励住宅合作社的建立，让购买者参与住宅的设计，施工监督和售后管理，可以将价格再降低20％，并大大减少售后管理费用。住宅的价格弹性高，必须降低价格，再辅之于消费信贷，才能逐步启动居民家庭的住宅需求。关键在于有效清理中间环节。（2）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市。为三千万下岗半下岗工人建立社会保障，不仅是为了社会稳定，也是为了启动城镇居民的需求，鼓励人民信心。40年历史遗留问题，不能靠一般积累方式，而应该从现有国有资产存量中直接转化过来，这不是“私有化”，而是将国有资产在历史上按照工龄进行的职工投资，以社会所有制形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场，以利息支付职工养老医疗费用，对于职工下岗问题有一个统一解决办法。在5年之内，每年有上千亿基金加入股市，必然促使股市走“牛”，纠正过度投机，对于全社会投资和国有企业改革，也具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25]

建议之七，启动市场有四条政策建议：（1）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为此可选择的政策举措主要有二：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创造条件；二是国家财政可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比重，尤其是定向增加对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工资）补贴、增加对公教人员的住房补贴，以及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2）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所谓专项建设国债，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七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以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3）加大对企业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与鼓励力度。在这方面，我国也有很大潜力和政策空间。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可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从有限的国家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的比重来起这种杠杆或带动作用，肯定能比财政的直接投资、金额投资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又比如，可以有选择地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税收优惠）等手段，以引导和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改投资热情。（4）加大对非国有经济和融资支持力度。在直接融资方面，主要是创造条件，健全法规，逐步放宽和取消对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内资企业在股票、债券发行方面的一些不合理限制，用统一的标准和尺度来选择和确定上市公司、发债企业对象，消除在这方面所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现象及非公平待遇。在间接融资方面，则应从建立健全为非国有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以及采取措施，提高现有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份额这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26]

建议之八，进一步扩大内需的5条政策建议：（1）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必须注意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提高最终消费率，逐步把过高的积累率降下来，使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能与国家的生产力相适应，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提高居民收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2）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费力度。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扩大内需都需要同时注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且从长期看，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积极鼓励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加强人力资源基础建设的重要措施。（3）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政资源。在目前条件下，国家财政投资除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外，还应当适当考虑对一些有较好技术基础和较好市场前景的国有项目适当投资。有效利用财政资源，还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带动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目前还应考虑将部分财政资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消费，例如，为社会保障体系补充资金，以及对下岗职工提供帮助。（4）稳妥落实各项改革，稳定居民未来预期。目前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是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各项改革的如何进行又是影响居民对未来预期的重要因素。对于那些已经在进行之中而又尚未完成的改革，应该尽快明确方案，及时落实完善。例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二级市场的开放，应尽快出台，不能久拖不决。对一些正在筹划尚未铺开且对居民支出预期有影响的改革，可以暂缓，以后分步进行，以免影响目前的居民消费，例如对国家职工的医疗费用改革。总之，各项改革的时机选择需要考虑宏观经济形势，恰当错开安排，以利于保证必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5）发行专项建设国债，发展开拓资本市场。到1998年底，我国国债余额已达到7770多亿元，占GDP比重已接近9％。为了将国债的发行数量控制在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同时又能够集中足够数量的资金投入建设项目，可以考虑采取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办法，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此外，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考虑有计划地允许地方发行一定数量的政府债券，同样可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27]

建议之九，应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中国之所以民间投资上不来，中小企业投资上不来，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发展出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经济，但没有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银行，没发展出一个非国有中小银行，没有发展出一个可以为非国有经济、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现在，若再不对民间放、让那些地方的、区域性的小银行随着非国有经济的不断成长而成长，那么，中国市场中最具活力的非国有经济就要面临死亡。[28]

建议之十，扩大内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方面是刺激消费需求。主要措施有：一是调整人们的收入预期，要使人们感到今后还挣到更多的钱，可放开消费。二是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倡贷款消费，提倡扩大健康消费。三是在城市消费需求中要坚定推进购房需求，把购房需求作为突破口，加大贷款买房力度。四是在农村消费需求中要不断扩大农民的消费领域，使其生活逐渐向城镇化发展。第二方面是刺激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1999年，还应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需求增加，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财政政策的新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债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国有资产的变现，即结合国有资产的战略调整，尤其是结合国有资产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战略调整，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作为财政政策的资金而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另一个是项目融资，调动社会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来。[29]

建议之十一，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增加三方需求。（1）增加出口需求。第一，我国的出口依存度1995年为21.7％，作为一个大国，这是相当高的。为增加出口需求，提高我国的出口依存度仍需努力，但潜力不太大，更重要的是改善出口商品的构成。如果在不降低出口依存度的前提下，能够多出口价格高，特别是增加值高的商品，我国按价值计算的出口总额也可以增加，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第二，为了拉动经济的增长，我国的进出口还应保持顺差。但从长远看，出口和进口应大体平衡。今后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不应是通过增加净出口直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而是通过进口和出口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2）增加投资需求。在市场经济中，当经济处于不景气或衰退状况时，正是大幅度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机，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的素质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就会促进经济的回升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目前如此大规模投资正需要而且可能把增加有效需求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因此，必须启动民间投资。为启动民间投资，减轻财政负担，在银行贷款方面应对民间企业给予支持，政府应为鼓励民间投资制定一些政策。可考虑选择一些前景好的项目，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投资。

（3）增加消费需求。众我国情况看，当前增加消费需求就是要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至于政府的消费需求，则不可能有多少增加。要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的增长有两个途径：第一，增加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要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要增加消费最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当前应考虑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收入。第二，把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引出来，使其用于最终消费。这里又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从供给入手，用共给去创造需求、开拓需求。在市场疲软的状况下，更需如此。另一个办法是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改变人们的收入预期。如果一些商品的价格不是下降或预期下降，而是上升或预期上升，并有继续上涨的趋势，有些居民就会把银行的钱取出来购买，你买我买，市场清淡的局面就会改变。增加消费信贷也是其中一个办法。[30]

建议之十二，扩大内需应注意五个方面的结合。（1）把增加有效需求与加快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现在出现的“需求不足”现象，从更深层次上分析，根本还在于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创新能力不足。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供给创新，由新的供给能力创造出新的需求，乃是把扩大需求的潜力转化为现实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2）把投资需求带动与促进消费需求合理增长更好地结合起来。当前扩大内需以投资来带动是必然的合理选择，但增加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扩大消费。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历史经验业以证明，如果只在增加投资与投资品生产中自我循环，是难以持久的，也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当前，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启动，应对那些有利于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的项目（如城乡电网改造）加大投资力度。（3）把加快基础设施与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结合起来。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关键还在于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当前首先要结合和依托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带动相关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加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抓好新一代重大装备和重要高新技术产品的国产化。（4）把改革、发展、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增长，有其具体内容。鉴于1999年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的余地有限，需要深化改革去消除增加有效需求和实现供给结构创新的体制障碍与政策瓶颈，以拓宽经济增长的空间。同时，要更加重视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为此，要加快投融资。（5）把开拓国内市场与开拓国际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从战略上、全局上考虑，我国必须继续坚持并有能力实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方针。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有一个税制界限并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此，1999年保持出口稳定增长，除努力保持价格竞争力外，要更多地依靠提高非价格竞争力。[31]

建议之十三，应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规范城镇居民收入渠道，提高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比重，减少工资外收入比重；寻求农村居民主业，提高农村居民主业收入比重。通过提高居民持久性收入比重，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2）加强对居民个人收入的登记管理工作，通过税收的手段，加大收入由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力度，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刺激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的增长。（3）在加快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同时，还可考虑降低居民未来支出比重较高的住房价格水平，以降低居民未来支出预期，提高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4）结合当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取向，重点加强输电、道路等的建设，以缓解消费环境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制约。（5）清理、取消一些部门限制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各种收费项目和规定。如取消私人购买汽车的不合理收费、超限额用电过高加收电费、禁止央民自由买卖公有住房等规定。[32]

建议之十四，扩大内需的主要对策有：（1）发挥大国优势，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立足国内，扩大内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是一项积极的应对措施。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是一个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第二，应从战略性高度看待扩大内需，而不应把它看作是权宜之计。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至少在2－3年内都过不去，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因此，我们不可能去被动的等待国际经济形势的回暖，而必须主动地寻求发展的新路，所以扩大内需就显得极为必要。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内需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推动国内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整体的经济运行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扩大内需有巨大的潜力。我国的市场广大，消费增长点多，扩大内需的潜力也相当巨大。

（2）积极增加投资，扩大消费。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消费的拉动作用。近年来，由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和买方市场的形成，虽然消费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但是国内消费增长的潜力仍十分广阔。为此应该积极有效地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增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有效增长。

（3）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目前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8％的目标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理解。8％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数字，而是包含着三个需要实现的具体的宏观经济目标：一是尽快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二是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承担起中国作为地区性经济大国应尽的责任；三是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来缓解在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职工下岗待业增多的问题。如果这三项目标都得到了实现，也就是达到了经济增长8％的目的。

（4）积极改善生产结构和市场结构。一方面要把扩大内需和改善供给结合起来，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有关部门既要考虑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还应从财政政策上给予支持；既要支持大企业，还要更多、更有力地支持中小企业。根据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广大中小企业不仅在吸纳就业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而且能够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因此，在扩大内需方面，企业的作用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改善市场结构，积极创造新的消费渠道和环境也必有可少、

（5）努力保持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从长远来看，保持物价水平变动基本稳定，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刺激正常投资，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当前，随着新增国债使用的逐步到位，部分生产资料的价格已经转跌回涨，这种价格回升经过一段时间后，必将全面引导到下游产品中去。因此，以物价指数下降为表现形式的通货紧缩将不会成为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值得注意的倒是有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33]

建议之十五，扩大内需的财政对策。（1）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投资和消费。第一，在我国当前企业“惜借”、银行“惜贷”、投资萎缩的财政部下，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体和一级投资主体，应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支出来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投资既可刺激资本市场，也可刺激消费市场。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约有40％左右转化为消费基金。第二，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支出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财政支出政策，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和对低收入阶层的照顾，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和个人财富分配差距，可将政府的大型采购项目较多地分配给落后地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失业、下岗人员和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经济保障，以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这既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又可解除居民投资的后顾之忧，有利于促使居民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

（2）减轻税费负担，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所得，刺激投资和消费。据统计，目前企业负担中，税、利息、费各占1/3，如能有效地规范各种收费，遏制各种乱收费，就能有效地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可大大增加广大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强农村市场对城镇已趋饱和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吸纳能力。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亦有利降低城镇住宅造价，提高建房质量，有利于促使城镇住宅、汽车等需求热点的形成，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规范各种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同时，对现行税制结构进行调整。逐步提高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所占比重，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收入型增值税，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出口需求方面，可适当提高出品退税率，以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刺激出口需求。[34]

资料来源：

[1][7]刁永作：《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经济纵横》1999年第2期。

[2][9]陈伯庚：《论消费政策调整》，《经济学家》1999年第1期。

[3][34]李珍萍：《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对策》，《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3期。

[4][27]中国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21日。

[5]《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新挑战》，《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2日。

[6][32]李晓超：《居民消费：1999年宏观经济调控的着眼点》，《经济研究参考》1999年第33期。

[8]《扩大内需必须解决体制栓塞》，《中国改革》1999年第1期。

[10]杨宜勇：《扩大内需关键要恢复信心》，《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7日。

[11]傅家骥：《扩大内需，技术创新是根本》，《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24日。

[12]《市场启动要依赖整体经济形势》，《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29日。

[13]莫荣：《扩大内需根本在发展第三产业》，《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2日。

[14]陈淮：《给消费者以正确的位置》，《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2日。

[15][25]杨帆：《启动内需，重在调整分配关系》，《中国财经报》1999年3月5日。

[16]刘溶沧：《今后要注重政策转型》，《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12日。

[17]侯国庆：《经济发展要遵循经济规律》，《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9日。

[18]杨宜勇：《扩大内需有利于增加就业》，《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9日。

[19][26]刘溶沧：《启动市场从何入手》，《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14日。

[20]范剑平：《当前增强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经济界》1999年第4期。

[21]刘国光等：《扩大内需还有文章可做》，《中国改革报》1999年4月26日。

[22]钱晓利：《启动消费市场》，《中国财经报》1999年2月23日。

[23]陈淮：《分收入阶层制定消费政策》，《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4月1日。

[24]刘汝燮等：《为居民消费开道》，《中国财经报》1999年3月5日。

[28]樊纲：《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势在必行》，《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12日。

[29]魏杰：《要优化共给但不是掐住供给》，《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12日。

[30]董辅：《增加三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经济界》1999年第3期。

第8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