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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对美贸易大量盈余,日美贸易磨擦日益激化。1985美日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直接导致日元急剧升值,东京外汇市场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240一直降到l:150。对于以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崛起的日本来说,出口受到沉重打击。为了防止国内经济受到升值的影响,日本政府配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消除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带来的通缩效应,同时,为阻止日元继续升值,日本银行从1986起连续下调贴现率,由5%下调至3%,并持续数年。由于这种宽松金融货币政策,企业资金筹措容易,社会资金流动加快,大量低利剩余资金开始寻求回收期短、收益率高的投资对象。过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开发、股票市场,导致资产价格异乎寻常地上涨,由此出现了“资产价格膨胀”现象。而且,在超低利息率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所筹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金融机构,同时,金融机构自身也积极地参与股票和土地的投机活动,从而也为泡沫崩溃后金融机构形成大量的不良债权埋下了隐患。
泡沫总是要破灭的。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发生,日本银行从1989年中期开始紧缩银根,于1990年8月将中央银行贴现率提高到6%。日本银行的决策立即反映到了市场上,从1990年9月开始,股市开始下滑。与此同时,房地产的泡沫经济也开始崩溃,东京、大版等大城市的地价开始大幅下跌,泡沫经济迅速崩溃。日本政府的本意是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股价和房地产价格有秩序地回落,使经济泡沫逐渐收缩,但由于政策实施过急过猛,导致日本经济中的泡沫突然破裂,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从1991年开始至2001年,治疗泡沫经济留下来的后遗症让日本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期,货币政策力不从心。从货币政策效果来看,金融系统的不良债权过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零利率政策基本失灵在大量不良债权,银行为降低风险,出现了严重的“慎贷”或“惜贷”现象,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困难。这些原因都使得日本银行虽自1995年以来基本实行零利率政策,但资金仍然贷不出去的原因。当局将基础货币供应增长率达很高,但商业银行贷款却不断减少,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向商业银行增加的货币供应,又通过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等形式回流到中央银行,形成了资金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循环,而生产和服务领域却得不到需要的资金,结果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扩张作用传递不到经济部门,货币政策严重失灵。
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我们一定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当局由于惧怕日元升值而导致的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危害超过了日元升值本身产生的危害。长期维持低利率,财政和货币“双扩张”政策实施的时问和幅度没有控制好,从而导致资产泡沫的产生。而在意识到经济中的泡沫之时,采取了过于猛烈的紧缩政策,导致资产泡沫破灭,金融系统中大量的不良资产给经济留下后遗症,所以我国应对这一轮通胀、资产价格上升切不可采取硬着陆的措施。
首先,在治理目前通胀问题上,可以从汇率方面入手帮助我国国内解决通胀问题。在关于人民币该不该升值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就目前形势来分析,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但又要抑制通胀的话,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货币政策回收基础货币,二是通过外汇管制。就货币政策而言,我国目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21.5%,短期内继续提高的空间已经很小;此外随着外汇流入的增加,央行票据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央行需要支付的利息也随之增加,增加央行的债务负担,这种方法也是不可持续的,只是能控制一时,通胀压力始终存在,随着国债的到期,这种压力会被释放出来。外汇管制方面,其只能限制热钱的流入,而不能限制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两个渠道流入中国的外汇,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热钱就会以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形式流入中国,从而抵消外汇管制的效果。
在人民币不升值的情况下,又要让中国经济不出现通货膨胀,在短期内有可能,但在长期却不可能实现。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比不升值对我国经济更有利,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要取决于我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我国扩大内需的能力,以及热钱流入的速度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大小,因此,对于我国而言,最佳选择是人民币缓慢升值。
其次,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刚刚公布的五月份CPI数据。五月份的CPI增幅5.5%,统计局声明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占比64%,房价上涨占比20%以上,这两项加总就占比接近90%,这说明我们目前的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供给性的,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中最重要的是猪肉价格的上涨,但这是属于周期性,根本上无法避免,目前的紧缩银根政策是达不到将猪肉价格降下来的。现在的信贷规模已经跟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规模差不多,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我国仅使用总量控制的紧缩政策是不行的,对货币量进行“一刀切”,会使得中小企业贷不到资金,经营活动面临困境,甚至导致我国滞涨的发生。央行应该将总量控制的政策变成优化结构的政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要通过财务杠杆将社会资金引导到新型产业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发面来增加供给。其实目前中国最担心的应该是房地产市场,食品价格有涨有落,是周期性现象,这部分不用过分担心而且政府也无法控制,但是房地产泡沫问题如果一直存在就会导致租金的价格上涨,进而蔓延零售、服务业等流通领域使价格上涨,此外租金也会让劳动力成本增加,会推进其演变成为一般性的通货膨胀。从日本的教训中也应看到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危害之大。
我在1997 年底,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将触发中国发展和渐进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中国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至少5 年。1998年我发表“危机与反危机”的长文,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将充分暴露,使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甚至爆发某种危机,危机的前兆,就是资本外流。我的建议是:必须进行社会分配关系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努力化解危机因素。
到目前为止,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是战术性的,没有包含战略性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多数经济预测和研究,并没有认识,或不愿意承认中国进入了通货紧缩,理论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层次矛盾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1998 年政府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国内工业稍有增长,即有不少“名家”出来宣布“中国经济增长到7。8%已经见底。1999 年3 月,中央货币当局负责人公开否认有“通货紧缩”的存在,说仅仅价格下降不证明有通货紧缩,必须同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统计数字马上就显示出:3 月份储蓄超常增加,不仅说明消费难以启动,而且表明相当一部分个体户的经营资金退出了投资领域,政府投资没有能够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
1988 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由我的博士导师光主持的宏观经济分析课题,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二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主办的《每周述评》,宋国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胡鞍纲亦认为中国进入严重的通货紧缩。我认为,通货紧缩直接所指,就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 年所积累的泡沫,远远没有挤干净,需要一个以通货紧缩或者危机的形式,降低价格,工资和成本,促使企业兼并的时期,通货紧缩不仅难以迅速摆脱,而且在向深层次发展。通货紧缩的第一个表现,是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我国消费物价指数1994 年为最高点,同比增加21。7% 1995 年下降到14。8%,1998 年竟然下降为负3% 的水平。
1994 年4 月,通货紧缩没有任何缓解。零售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8%。1----- 4 月,零售价格指数共下降2%,折年率为6 %,这是有记录以来4 个月积累的空前跌幅。4 个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9。1%,但是工业生产绝对水平低于1998 年11 月的水平。货币数量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是一个预示短期内紧缩持续或者加剧的信号。
商品价格缩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长虹再次降价。1996 年,长虹彩电降价30%,这次,长虹从降价50----1000 元,降幅15% 左右;康佳降价100-----1500 元,降幅10% 左右;创维降价18%。
通货紧缩的第二个表现,是资产缩水。
1.股票市场持续下跌。
自1997 年5 月最高点以后,中国股票市场就一路下跌。四川长虹的股票价格,竟然从46 元下跌到了12 元。从1998 年12 月到1999 年春节,讨论证券法,和连续不断的新股发行,都给股市雪上加霜,与直线飚升的美国股市,日趋恢复的香港股市,形成鲜明的对比。1999 年5 月17 日,当两只新基金跌破发行价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过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却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价。
海南豪宅降价出售,是第二项资产缩水。全国积压的8000 万平方米豪宅,已经数年,房地产公司的利益,和各项中间环节的费用,已经打入房产成本,豪宅积压,资金是压在银行,损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纳税人承担。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数千元,此次降价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 元左右,降价幅度超过60%,简直是亏血本大甩卖,这难道不是一次严重的资产缩水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彻底改造房地产供给体制,不清除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设投资,仍旧可能出现价格过高,居民难以承受的问题。到明年再出现积压,降价处理,资产缩水将更加严重。
3.正在缩水的另一项资产,是人民币自身。人民币对内价值是利率,已经连续降低,对外价值是汇率,在资本外流和未来国际收支的压力下,缩水亦在所难免。
即使按照广义的通货紧缩定义,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考虑在内,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亦在所难免。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99 年5 月份,净出口将出现负数,国际贸易收支的逆差,进口的上升与国内经济增长并不同步,绝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击走私,将前几年已经存在的走私进口正式记入进口,扩大了贸易收支逆差,这正是一种缩水效应。二是国内启动内需所增加的收入,没有扩大内部需求,反而扩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进口手机,经济学称为收入的“漏出效应”。4 类国内需求,消费,投资均为疲软,净出口由正变为负,正是紧缩效应,只剩下一个政府开支。扩大国债发行的扩张效应被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所抵消。资本外流使国家外汇储备不再增加,阻碍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另一条渠道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由于多年积累的不良贷款需要清理,自动产生贷款紧缩;最后一条渠道是财政赤字在银行透支,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贬值人民币并强制结汇,同时促进基础货币发行。中期可采取结构调整政策,包括第一进入WTO,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目前外资的大量流入,以缓和国际收支的逆差趋势;第二,出售国有资产;第三,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长期则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和战略转换,我已经提出8 条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坚决清除腐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建立信誉记录;以国债带动劳动积累,提高农民收入,进行国土整治和农村城市化;继续以开放促进改革,改变过分的纵向一体化,政府集中权力强化垄断的倾向,发展社会横向组织;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票市场;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西方高消费的战略,发展独立的高科技和国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等等。
总之,我们必须从历史阶段的变迁,把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看成是战略转换的不可避免的“变盘时的滑坡”,抓紧时机解决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为未来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持续稳定有效益增长,创造条件。
二.需求主体转换与利益结构调整
1999 年6 月份,通货紧缩已成事实,政府和学术界在认识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达成了共识,我国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出现结构性断层,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担,居民预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响了消费和投资,不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难以启动。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财政力量承担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总需求,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进行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20 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国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国内单位购买力。
第三,暴富阶层的需求。后两部分包括相当比例的进口轿车和手机,这是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在国内是豪华别墅,高档消费品,贵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价值,高价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供给结构,过度追求高利润,高资本技术密集,依靠进口原材料,高工资,低就业。这样的由少数单位和富人带动的需求结构,和为他们服务的供给结构不能带动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出现断层。当少数人的需求饱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华产品与大众无缘,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出现,而且靠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摆脱。
所谓启动内需,就是要让另外3 部分需求成为主体: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 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 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 % 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约20%的存款------ 这个“20 :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关键词:绿色壁垒;SWOT;矿产品贸易;策略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矿产资源种类较丰富,资源总量也较大,但是从目前国内人口现状来看,中国矿产资源储量仍然相当地缺乏,对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为促进国内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需要进口更多的矿产资源。因此,我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矿产品生产国以及第三大矿产品进口国。但自2008年后,由于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出现经济危机、财政赤字,于是各国实施包括进口禁令、贸易许可等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提高关税的关税贸易壁垒,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我国矿产品的出口。
1 我国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概况
矿产品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统计数据表明,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全国所有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正因为如此,国内矿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数量、结构、金额、效益、成本、政策等均在逐渐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矿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程度进一步加深。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对矿产品的需求剧增,矿产品贸易由顺差向逆差转变。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矿产品贸易不单以出口创汇为手段,更重视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因素,国内逐渐地增加了短缺能源、金属矿产原料等的国外进口量,中国开始从矿产品生产大国逐渐转型为消费大国。
从目前来看,我国已经对某些矿产品产生了很大的进口依存度。随着国内矿产品进口量的陡增,国内主要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增加,我国开始过分依赖外国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石油产品进口量已达到45.2%,铁矿石55%,铜金属70%。尽管国内钾盐生产技术促进了钾盐增长,但是从目前来看,国内钾盐的对外依存度仍然很高,达到77%。
矿产品进出口贸易伙伴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融合,矿产品贸易在全球范围拓展,并且有多元化发展趋势。现阶段,国内有多大二十多种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例如煤、铁矿砂、原油等,其中涉及的进口国或者地区数量多达200多个。出口国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关系,为出口矿产品市场及矿产品货源稳定均提供了重要保障。
2 我国矿产品贸易SWOT分析模型
2.1 优势分析(S)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势头看好,区域联系日益密切,在贸易、投资、金融以及产业结构分工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我国与其他各国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具有较好的基础。
第二,矿产资源多样性较丰富,中国是世界上矿种种类齐全,资源总量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目前已发现的矿种共有171种,已探明矿产资源总量的有158种,矿产地包括没有开采的共有18000多处,其中大中型矿产地以上的有7000多处,特别是中国的煤、稀土、钨、矽、钼、锑、钛、石膏、芒硝、磷镁矿、银石、滑石和石墨等矿产资源,在世界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的煤、钢、10种有色金属和水泥产量,都占世界首位。
2.2 劣势分析(W)
第一,与之相关的进出口政策有很大的随意性。由于进出口政策还不完善,矿产进出口政策很容易收到行政指令以及人为地干扰。也正因为矿产品的资源形势不能从全局角度加以考虑,因此,也无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较好的固定地位。
第二,贸易观念落后,交易方式单一,无法在国际上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由于贸易观念欠缺,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均采用单纯的“进口替代”、“调剂余缺”等平衡策略加以解决,而交易方式上则采取较为单一的现货交易方式,这直接造成国际市场发展动力不足。
第三,“高进低出”现象在非金属矿产品进出口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近几年,国内非金属矿产制品的出口额逐渐攀升,但是,出口的非金属矿产资源的深加工程度较低,尤其是出口中占有很大优势的石墨、水泥等矿产。而我国从国外进口的非金属产品大多为精加工的化肥,高级家用陶瓷等矿产。
第四,矿产品出口的创汇效益呈下降趋势。尽管从数量上来看,国内最近几年的矿产品出口创汇额逐渐增加,但是不得不面对的是,出口创汇额仅仅是矿产品出口增量的结果,所付出的代价很大。从最近几年的单位产品创汇效益来看,矿产品出口创汇效益呈不断下降趋势,如原油、钨、锡、铝、锑的情况均是如此。
2.3 机遇分析(O)
第一,悄然变化的国外矿业投资环境为矿业实现国际化合作提供了条件。
虽然国内的矿产资源较为短缺,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矿产资源还是较为丰富的。这与我国矿业现状实现了很好的互补,也为矿产资源实现国际化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由于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很多实体经济均收到了影响,矿业也不例外。一方面,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很多矿企债务增加;另一方面,矿业企业融资途径少,融资成功率低,很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目前,许多国外企业均出现了现金链断裂的情况,直接导致矿业经济转向了低迷。尤其是一些资源型国家,面对骤变的矿业经济,国内经济形式也是急剧下滑。为有效应对这种情况,某些资源大国考虑到金融危机以及引资等因素,逐渐开始对矿业政策进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和应对目前的经济形式。例如,俄罗斯国内经济很大上程度上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一旦金融危机引起国际油价下跌,则可能会引发俄政府财政收入的降低,造成当局政府地担忧。俄罗斯对此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例如向油气领域承诺资金援助,支援油气公司帮助其尽快偿还外债,从而保证整个国内经济动脉的安全。除此之外,俄罗斯政府还强化了与国际矿业之间的合作,其陆续地与中国以及委内瑞拉等在多方面签订了相关合同或协议。在金融危机环境下,很多国家均采取了保证矿业领域正常运转的有利政策,这也为我国矿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实现全球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因此,我们必须尽快适应环境,努力抓住机遇,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的共赢局面。
第二,金融危机促进了“买方市场”出现,这为我国获得境外矿产资源主动权创造了条件。
金融危机导致矿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很多对于矿产品依赖性很高的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和澳大利亚等由于出口额大减,经济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石油国,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占有重要资源的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均希望借助资源开发利用以增加社会的福利,并且积极地为矿产资源寻找新的市场。如此背景之下,矿产品已经从原来的“卖方市场”逐渐演变为如今的“买方市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是国际市场大宗矿产品的主要消费国,是世界上矿产品生产的主要目标市场。所以,在金融危机促进形成的“买方市场”背景下,中国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境外矿产资源的主动选择权,这也为中国获取价格谈判话语权创造了机遇。
2.4 威胁分析(T)
从目前来看,传统贸易壁垒慢慢走向分化。关税、配额以及许可证等各项壁垒逐渐减弱,而反倾销等传统贸易壁垒尽管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但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主要的新贸易壁垒将形成并不断发展,并将会逐渐取代传统贸易壁垒,从而形成国际贸易壁垒中的主体。这也是较为主要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和形式。占有优势的仍然是实施技术壁垒的发达国家,中国属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手段和形式均占不到优势。
3 发展矿产品出口贸易的相关策略
我国资源匮乏,支持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国内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7.3%。矿产品国际化贸易过程中,不但要对国内稀缺以及基础性矿产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又要增加进口,以缓解矿产品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并有效减少能耗,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点措施进行考虑。
(1)鼓励企业走出去,走合作勘探开发及加工之路。为有效增加国内资源经济的增长点,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企业走出去是缓解和解决我国资源短缺矛盾的重要途径。许多发达国家均在积极地探索和开拓海外市场,并将此转化为基本国策,海外市场开拓往往通过跨国公司形式进行国际经营。通常,合作开发可采用如下两种:一是就地加工非能源型矿产品。为增加矿产品的附加值,可在目的国建立矿产品加工企业。矿产品就地加工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加跨国矿业公司的赢利,而且还可以有效减少初级矿产品及加工这些初级矿产品所用能源的进口,从而降低该类产品加工、冶炼对国内环境形成的巨大压力;二是选择合作勘探、共同开发、为我所用的方法使用能源类产品,并最大程度地进口能源类矿产品。
(2)提升科技水平,提高矿产品的综合利用能力。科技水平是矿产品的综合利用能力提升的关键。具体而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共生、伴生矿;二是合理回收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液、废气、余热、余压等。有关数据显示,国内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左右;而对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仅为35%左右,并且很多矿产几乎没有利用。从目前来看,国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然显得过于粗放,致使高资源消耗、高能耗的产业发展很快,但是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却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3)利用技术壁垒措施对进口矿产品进行合理调节。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是消除因技术法规和标准的适用而产生的贸易技术壁垒。然而,我们不得不清楚地知道,各国的某些技术壁垒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应该允许各国结合自身情况,设置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等限制措施。
(4)利用出口限制措施保护本国基础和稀缺矿产资源。基础性矿产资源以及稀缺矿产资源均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例如稀土资源。因此,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各个国家均需要提高对重要战略资源认识,制定合理的出口限制措施,如出口税、许可证、出口配额等。
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源也必然向全球化的方向前进,这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在分析资源问题时,必须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观察,以全球共同进步的目标来思考,否则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像国际上对中国矿产资源的认识一样,仅从进口量一个数字来分析,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的分析方法,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林伟斌,林枫.对出口工矿产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管的实例分析[J].中国检验检疫,2011(7).
[2]刘贻南.“十一五”矿产品贸易形势简析[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