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土地纠纷的法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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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土地承包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征地补偿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多，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20世纪末，市场经济的实行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强烈冲击，农村土地争议和矛盾日益增多，土地问题正在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减少及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力图通过实地调研和对中国典型案例数据库中近三年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例进行统计与分析，了解农村土地承包情况、对土地承包引发纠纷的原因、种类进行分析研究，并为预防和减少这些纠纷的发生，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的对策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

一、引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主要原因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引发纠纷的原因也是多样的，主要原因有：

(1)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效益的大幅提升,国家对农业的优惠政策是引发土地纠纷增多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农业生产这几年得到了很大发展,土地效益明显得到提高，加之国家许多惠农政策的出台，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许多在外打工的农民纷纷回乡要田要地。原先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承包户开始收回原先转给他人代耕的土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成为纠纷发生的现实诱因。

(2)没有切实贯彻执行法律政策是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由于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村委会、村干部出于各种利益考虑，不仅没有贯彻落实有关农村土地的法律和国家政策，而且还侵害农户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特别是习惯以行政手段处理土地承包事务，未按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土地发包,甚至还存在着任意侵犯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而乡镇级以上政府对于村委会或村干部违反法律或政策规定，侵害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视而不见，消极对待农户的维权请求，也是引发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重要原因。因此,渴望真正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民,希望村委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公平发包土地、公开补偿办法、保护合法的土地流转。

(3)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甚至不懂法，对土地权属提出没有法律或政策根据的要求，这也是造成土地纠纷增多的重要原因。农村是法治教育的薄弱环节,许多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都是因当事人缺乏法律常识，不注重签订规范的承包合同导致的。村民及村委会的法律基础较差,合同签订很不规范,从而造成法律关系不明确,双方当事人容易对合同权利义务产生不同的理解，而相关行政部门在合同管理上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农民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4)落后的传统意识和习俗的影响。中国农村地区，传统意识和习惯、习俗影响还相当严重。特别是对妇女土地承包权利的侵害比较普遍，因此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二、减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关系到稳定农村、稳定农民、稳定农业的问题，为此，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1)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我国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而制定的。该法也是农村实施土地承包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首先,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使有关规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互衔接,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次，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保护还应出台相关法律细则，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农民拥有承包土地和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最后,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的流转，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等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收益,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2)强化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规范农村土地承包行为。首先,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的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自觉守法、护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有效防止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其次，乡镇政府应尊重农业承包合同,规范各种行政行为，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规范农村土地承包行为，对农村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予以指导和监督。对于土地资源、承包方案予以公开,对于各种补偿规定也要予以公开，进一步完善各级职能部门对农村承包合同的鉴证和备案,健全合同管理等相关制度。再次，应加快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费管理,妥善解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3)畅通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的渠道，健全土地承包纠纷的调处机制。着力化解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要完善乡村协商调解，强化村委会和乡镇政府调解的法律效力。在农村，许多人发生纠纷后，愿意通过村委会或者乡镇政府来协调解决，但是，由于这种调解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往往在当事人翻悔后无法最终得到解决。所以，应该赋予村委会和乡镇政府调解下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调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作用。二要完善土地纠纷解决的诉讼制度。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农民土地纠纷，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为农民诉讼提供便利，比如，尽量适用简易程序，降低农民的诉讼费用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障农民充分利用司法救济途径。三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通过仲裁解决土地纠纷与诉讼相比，无论从成本还是从时间上对农民来讲都更有利一些，但是，必须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大力宣传仲裁制度，健全仲裁机构，并赋予仲裁裁决解决争议的终局效力。这不仅可以畅通仲裁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途径，而且让农民懂得可以用仲裁来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敏,杨远珍等.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山东审判,2004,(5):32-35.

第2篇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及类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纠纷数量上具有扩张趋势。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一旦土地权益受到危害，当事人有较之过去更为强烈的诉求愿望，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二是诉讼主体多元化。伴随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与农户(承包方)发展为各类经济组织、公司等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之间等更为复杂的关系。三是纠纷的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土地纠纷比较复杂，大量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如合同、民事侵权;涉及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及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1］四是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若不加以控制则矛盾很容易激化，容易引发或集体上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通常是指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的合同;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的承包地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近几年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逐渐上升，而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所有纠纷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表现为:参与流转的各方之间采取的方式和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或国家土地政策，致使流转合同无效;参与土地流转的各方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不到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进行报批、备案、登记等不规范流转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等。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即享有对该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土地承包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发包人以及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发包方的侵权主要表现为: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调整或者收回承包土地;违规干涉承包方的经营自;强令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发包方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权益等。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内部分配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承包地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组织所有，另外两种归所有人所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内部分配时发生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承包地征收中补偿对象的纠纷和分配方案差别待遇导致的纠纷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民商事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与普通民商事仲裁相比，有以下不同:

(一)仲裁机构的设置不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可以在县和不设区的市设立，也可以在设区的市或者其市辖区设立。仲裁委员会由有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的经营管理站。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委员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二)启动仲裁的前提条件不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若想启动仲裁，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双方签订过书面的仲裁协议，如果该仲裁协议有效，则当事方只能申请仲裁，而不能向法院;第二种方式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仲裁协议，那么只要其中一方申请了仲裁，仲裁机构即可受理，可见，启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以书面仲裁协议为前提，没有仲裁协议也可申请仲裁这种方式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所特有的。民商事仲裁则必须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具有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意思为前提，否则仲裁机构无权受理。

(三)裁决的法律效力不同与劳动争议仲裁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并非双方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另外，仲裁也不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便经过仲裁，但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决不具有任何效力，纠纷重新处理。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裁决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的，另一方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行政依附性不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民商事仲裁则完全实行民间仲裁，仲裁委员会虽然在相关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由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但仲裁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有观点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仲裁。［2］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机构设置、管辖制度、仲裁原则、仲裁程序等方面与普通民商事仲裁有明显差异，但不能因此否定仲裁的本质属性，仍应坚持在仲裁基本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特殊性，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困境

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时效上的快捷性、程序上的简约性、成本上的经济性、解纷方式的非对抗性等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和特点与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涉及面广、季节性强、政策性强等具有兼容性和契合性。然而，就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纷方式而言，仲裁解决并未成为纠纷当事人的首选，仲裁案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小，究其原因，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纠纷当事人仲裁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制本身的问题。

(一)仲裁行政化倾向明显首先，从仲裁机构设置来看，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有关行政单位主管，有林业点的地方，由林业单位主管，非林业点的地方，由农业单位主管。通常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调解仲裁委员会主任。调解仲裁委员会易变成行政单位的附属，集行政管理、仲裁为一体。其次，从仲裁的启动程序看，仲裁程序可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并不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书面仲裁协议为必要，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再次，从仲裁管辖来看，立法坚持属地原则，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构。这些都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从立法上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行政化倾向最明显的危害莫过于对纠纷当事人要求公平正义权利的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大都设在行政职能单位，集行政办理权与仲裁权于一身，既具有行政权也具有仲裁权，这种双重性质的机构设置模式，使得仲裁难以依法独立进行，难以彰显公平、正义的仲裁价值，也有悖于仲裁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纠纷，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着重于平等、自愿，应当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只要一方当事人提起就进入到仲裁程序，完全无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这样提起仲裁的体制设计一定程度上已经侵害到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侵害到仲裁有关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有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符合正当性、迅速性和效率性的基本要求。

(二)仲裁机构设置的随意性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做了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置的具体操作规则，加之对仲裁机构性质、定位的认识不统一，除了上述机构设置中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外，还表现在机构设置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以后，少数地方至今未设立仲裁机构;有的将仲裁委员会设在县农业局，有的设在县林业局，还有的设置在县农经中心;仲裁机构与行政的依附关系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的仲裁机构实质上就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单位，有的直接表现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仲裁与行政职合二为一;［4］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的设置及分工上也欠缺规范、统一的做法。

(三)仲裁员准入机制的欠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条件、仲裁员的回避、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员制度是仲裁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现行规定欠缺对仲裁员准入机制的规定，即仲裁员的遴选程序、遴选机构等。据我们了解，目前实践中的做法大都是经过简单培训即可获得仲裁员资格证。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制度的通知规定“从事农村经营管理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曾任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道正派、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农村干部或居民，可以申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申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由申领人所在单位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核发证。”①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条件过于宽泛和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特殊性及与此相适应的仲裁员资格缺乏立法针对性。

(四)仲裁与诉讼衔接不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行有别于民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制。笔者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的基本特征。当事人若将经仲裁后的纠纷再次诉至法院，法院则完全按照处理一般民商事纠纷的程序，重新立案进行审理，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完全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且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审理的结果还有可能完全仲裁裁决，使得执行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一裁二审”制度不仅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还使纠纷穷尽所有解决手段，无法体现仲裁便民、快捷的优点，在仲裁和谐功能上大打折扣。此外，仲裁与诉讼衔接不一致还表现在:受理范围不一致。民事诉讼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及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等，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纠纷则不予受理;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则比较宽泛和灵活，因受案范围不统一，会造成仲裁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法院不受理的情形;适用法律不统一。土地仲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也可以依据相关政策等进行裁决，而法院判决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证据收集与保全、执行等程序缺乏相互配合与支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如果需要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调查取证等，仲裁机构本身无权进行，必须向法院申请，但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和配合，而仲裁庭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限制等因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对执行仲裁裁决不予重视;仲裁裁决生效后，若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另一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一般不予重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得到落实。

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厘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树立现代化仲裁理念首先，从立法渊源看，1995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虽然将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排除在民商事仲裁范畴外，但其历史局限性已深刻显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的，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合同，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合同，解决纠纷采用具备行政性质的相关方法更为妥当。随着社会的发展，承包主体早已突破集体内部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农业科技公司，农村合伙等农村承包主体多元化主体的出现使土地承包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定位于行政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需求。其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受案范围也可看出，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发生的权属争议、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无论是发生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还是发生在承包方之间以及承包地的流转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在性质上都是民事争议，体现了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虽然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的特殊性，但其纠纷性质仍应属于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作为解纷手段或机制的仲裁，其性质上仍属于民事仲裁而非行政仲裁。再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开庭、裁决和送达等。其立法框架，内容和程序设计，基本上是以《仲裁法》为“母法”的，［6］因此，我国民事事仲裁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应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理论支撑。200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步入法制轨道。毫无疑问，将仲裁体制引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机制中是我国的一大创举，仲裁也因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行仲裁制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造，回归仲裁民间性、自主性之本质，在民商事仲裁框架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制，充分发挥仲裁程序优点，用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正是和谐社会的追求和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

第3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基础，以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重点，以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为目的，切实做好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仲裁工作。

二、基本原则

（一）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违法收回、调整农户承包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承包方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

（二）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为促进农村土地适度集中，发挥规模经营效益，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在充分尊重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流转后，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禁止借流转之机将土地打乱重分；流转收益归承包户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侵占、截留、扣缴。

（三）积极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要做到发生一起及时调处一起，不能久拖不决，要克服怕麻烦和消极观望等思想，积极主动解决问题，努力做到小矛盾不出村、大矛盾不出乡（镇）。

（四）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工作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调解、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必须严格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办事，不枉法、不徇私。

三、领导组织

（一）县级组织

成立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督促各乡（镇）农村土地承包及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工作，负责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仲裁工作。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委员若干名。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政府办、农业、国土资源、林业、水利、妇联、司法及各乡镇有关人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仲裁委员会任期为五年。

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仲裁庭。办公地点和仲裁庭设在县农业局，郝春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仲裁庭为仲裁委员会指定的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机构。在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时，由委员会指定3名仲裁员、1名书记员组成仲裁庭，并指定一名担任首席仲裁员。仲裁员实行培训上岗制度，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聘请专职和兼职仲裁员5至7名。

（二）乡（镇）级组织

各乡（镇）政府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委员会，接受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领导。各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委员会由分管副乡（镇）长兼任主任，司法所所长兼任副主任。由司法所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委员会聘请专职和兼职调解员2-3名。由乡（镇）负责组建相应村级土地承包纠纷调解组织。

四、工作职责

（一）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1.负责处理本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仲裁工作；2.聘任专职和兼职仲裁员、调解员，并对仲裁员、调解员进行管理；3.指导、监督、管理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和仲裁庭工作；4.组织、交流、总结调解仲裁经验；5.完善和制定调解仲裁规则。

（二）县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职责

1.负责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日常管理工作；2.负责仲裁员、调解员的管理工作；3.根据仲裁委员会的授权，负责组织仲裁庭；4.管理仲裁委员会的文书、档案、印鉴；5.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及其调解仲裁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咨询；6.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归集工作；7.向仲裁委员会汇报、请示工作；8.办理仲裁委员会授权或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三）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依照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程序，调解处理本乡（镇）土地承包纠纷，并回访、检查当事人执行调解协议情况，督促当事人认真履行调解协议；2.积极开展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3.建立工作制度，做好调解登记、档案管理和分析统计工作。

第4篇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土地权属纠纷是指法人与法人之间、法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纠纷。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土地权属纠纷的调解和处理（以下简称调处）工作。

第四条  人民政府调处土地权属纠纷，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充分协商，妥善调处。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和有关法律、法规调处。

第五条  土地权属纠纷实行地域管辖、分级调处：

（一）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纠纷由乡（镇）或县级人民政府调处。

（二）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由争议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或市以上人民政府调处。

（三）跨行政区域的土地权属纠纷，由双方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调处。

第六条  在土地权属纠纷未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争议范围内的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生长物或挖掘地下的矿产和埋藏物。

第七条  申请调处土地权属纠纷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与土地权属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二）有明确的请求调处对象、具体的调处请求和事实根据；

（三）符合人民政府调处的范围。

第八条  申请调处土地权属纠纷的当事人应向人民政府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并按当事人另一方人数提交副本：

（一）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调处土地权属纠纷的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第九条  当事人对自己的请求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申请调处土地权属纠纷，应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相应的有关证据材料：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证书；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征用、划拨土地的文件、附图和有关的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依法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书和交付地价款的凭证；规划部门批准规划用地的文件及红线图；

（三）乡（镇）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农民建房用地的文件；

（四）土地资源详查工作中，按规定形成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

（五）生效的人民政府的调解书、处理决定和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判决书以及有关土地权属协议书；

（六）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证据的有关文件、资料。

第十条  人民政府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15日内，凡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并通知申请当事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当事人，并说明不受理的理由。

第十一条  人民政府应当在受理申请书之日起5日内将申请书的副本发送给另一方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20日内，向人民政府提交有关争议的证据材料。

另一方当事人未提交有关争议证据材料的，不影响调处程序的进行。

第十二条  申请当事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申请请求。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申请请求，可以提出反请求。

第十三条  人民政府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进行调查核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十四条  人民政府受理的土地权属纠纷案件，能够调解的，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

调解不成的，应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五条  双方当事人对土地权属纠纷达成协议的，双方应在协议书及有关界线图上签名盖章。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和有权调处的人民政府同意，不得修改协议内容和界线图。

第十六条  人民政府受理土地权属纠纷案应在受理之日起6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应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七条  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应加盖人民政府的印章并写明：

（一）案由、申请请求、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

（二）处理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

（三）处理决定。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由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效的调解书、处理决定或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判决书等组织测定土地权属界址、界线、拐点坐标及埋设界桩，办理土地登记。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和执行。

实地测量土地权属界址、界线、拐点坐标及埋设界桩的费用，由当事人双方负责。

第二十条  违反第六条规定者，由负责调处的人民政府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责令其恢复原状；当事人一方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或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

第二十二条  土地权属纠纷解决后，仍故意损毁、移动界桩者，由负责调处的人民政府责令其恢复界桩，并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当事人造成其他经济损失的，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以土地权属纠纷为借口，挑起事端，造成经济损失的策划者，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5篇

【关键词】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法律问题；对策建议

1 农村闲置土地的概况

农村闲置土地指的是现有农村范围内已经开发但处于未被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状态，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影响集约节约利用的集体或国有土地。[3]包括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农业用地又称农用地，指直接或间接为农业生产所利用的土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养捕水面、农田水利设施用地，以及田间道路和其他一切农业生产性建筑物占用的土地等。非农业用地是指农业用地和暂时难于利用的土地（如戈壁、沙漠、高寒山地、裸岩、裸土等）以外的土地。

农村土地闲置主要是由国家政府、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也不断加快，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越来越多，甚至有农民举家搬迁至城镇生活；农民进城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短缺，加上种植粮食的经济效益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普遍不高；还有一些企业进行土地投机，将土地闲置，试图获得土地的自然增值收益，这些都导致了农村大量闲置土地的出现。从法律上来说，我国的土地是归集体所有，但集体的范围各地有很大差异，有的是属于自然村所有，有的是属于行政村所有，具体属于哪一集体所有没有具体的立法；农村闲置土地在流转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及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造成土地市场流转混乱的局面。因此，我国应加强相应立法，与时俱进，提出解决对策，促进农业社会健康发展。

2 农村闲置土地经营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2.1 农业用地流转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为了使土地不被闲置浪费，加上国家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很多农民会选择转包、出租等流转方式。农村土地流转中会形成很多利益主体，然而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并不明确。首先，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并不注重形式和程序，很少会采用合同形式，大多是口头约定即把土地使用权流转给亲朋好友。其次，太过随意的流转方式无法确定权利义务主体，导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由于缺乏合同效力，双方的权责难以得到落实，导致土地纠纷难以快速有效地解决。因此，我国应加快脚步制定明确可参照的农业土地流转程序和形式，完善土地管理秩序。

2.2 非农业用地流转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非农业用地通常包括农村聚落，大、中、小城镇，工矿区，交通运输等占用的土地。随着农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城市安家落户，导致越来越多的宅基地被闲置，利用效率大大降低。除此之外，农村闲置土地还包括许多废弃的学校、厂房等集体建设用地。目前，我国非农业用地的流转主要有出租、转让、以地入股、联合经营等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因此，违法出租、转让、入股集体土地的行为屡见不鲜，包括一些单位和个人擅自与农村集体签订合同，不报任何机关审批，违法用地。违法流转土地不仅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土地市场，而且不利于保护农业用地。因此，我国应加快有关非农用地方面的立法，尽快把非农用地流转法律化、规范化，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3 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建设用地缺乏明确的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农业建设用地的需求逐渐增加，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与企业签订合同改变农业用地用途。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建设用地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家征收、征用；二是，农村集体内部依法转让和农业用地非法转用。对于农村集体非法转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协议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因此，农民与企业或其他经济参与者签订的合同因缺乏法律的认可而归于无效。但在实践过程中，法律的不认可并不影响私下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履行必然会产生纠纷，如果完全按照合同无效来解决，双方利益将会严重受损。因此，如何解决这一类型的合同纠纷以及如何确定双方的责任义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农村闲置土地经营的救济机制

3.1 明确农村闲置土地的权属界限，做好土地流转的登记工作

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物权法上看，土地物权以登记为产权要件，即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流转以登记部门的登记为准。对于农村闲置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来说，其权属明确要求两个方面：一是，主体明确，也就是农村闲置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和使用权主体必须明确，无论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是自然村所有还是行政村所有，使用权属于哪户农民的、又向谁流转，都须在地籍登记部门进行登记。二是，面积明确，即主体享有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闲置土地面积必须明确，权利的边界对权利主体或其他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限制。在农村闲置土地的流转中，土地面积的确定直接关系到使用权人的收益。三是，用途明确，即对农村闲置土地流转后的使用方式进行确定，土地使用者应当按照批准和登记的文件以及流转合同的约定使用土地，未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的用途，将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

通过权利登记对农村闲置土地的权属进行界定，使权利主体能真确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使土地的每一次流转都有据可查，做到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和法律化，更好地抵制土地违法行为。同时相关机关要严格执法，妥善解决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争议。

3.2 确立农业用地流转合同制度，完善农业用地流转程序

为了明确农用地流转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主体，更好地解决土地纠纷，把农用地流转制度化、法律化、建立流转合同制度是关键。首先，制定农用地流转合同标准文本，提供违约解决模板，为流转主体订立合同提供可依据的参照物。其次，规范农业用地流转行为，土地流转的双方当事人除了要签订合同外，还要向乡镇和村委会备案。再次，赋予乡镇主管部门监管职责，对己提交的土地流转备案合同进行审查，及时发现问题，预防发生不必要的纠纷。最后，建立农业用地流转档案，确保所有的流转合同有案可查，完善相应的政府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因此，只有确立了土地流转程序，明确流转各方权利义务，土地纠纷才能被妥善地解决，我国农业用地土地流转形式才能被推广，从而推进农村建设进程，符合时展的要求。

3.3 重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法律体系

我国现行法律严格限制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政策与法规的滞后阻碍了土地市场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建立新型集体建设用地土地流转体系，与时俱进。首先，通过完善立法来确定我国农民土地产权主体地位，从而避免所有权主体多元化。其次，完善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流转所具备的条件、程序、形式及范围，加强合同制度在流转过程中的作用，使流转有法可依。再次，集体使用权流转收益分配应公平合理，针对不同的转让形式建立不同的分配制度，同时制定流转价格，确保流转收益。最后，通过立法赋予土地管理部门监管职责，确保农民的权益在不受侵犯，保证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体系健康、快速发展。

3.4 明确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建设用地的合同纠纷解决机制

虽然我国尚不认可农民与企业非法签订合同改变农业用地用途的行为，但解决此类合同纠纷却刻不容缓。首先，如果合同双方均无过错和重大过失，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按照公平原则分配。其次，如果合同一方隐瞒土地性质而使对方遭受损失，那么隐瞒一方应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一方需就损失和隐瞒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后，如果双方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双方约定村民有办理土地转化手续的义务或由于对方无法使用土地而产生的违约保证义务，针对上述情形要分情况分析，第一，由于合同无效则合同中的义务条款无效；第二，《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而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因此，合同中有关违约责任的设定条款可作为解决合同纠纷的依据。

3.5 健全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

农村闲置土地的纠纷，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包括农民与其他公民之间、农村集体组织与集体内农民及其他公民之间的纠纷。二是，公权力机关与个人、集体之间产生的纠纷，包括政府规划管理纠纷、闲置土地用途调整纠纷、国家征收纠纷、闲置土地行政登记纠纷。面对众多的纠纷，我们要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针对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可以通过民主协商、民间调解、仲裁裁决、民事诉讼、行政解决等方式化解纠纷；针对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通过法律法规建设，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预防纠纷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

4 结语

综上所述，土地资源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均土地资源稀少，但在农村有大量土地被闲置，这主要是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本文通过对农村闲置土地原因和危害的简单概括，总结了农村闲置土地经营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通过国家、农民等权利主体的努力，相信农村闲置土地经营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应该能够得到妥善有效的解决，做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农民利益之间的平衡，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符健敏.中国集体土地流转的法律问题研究[D].2011.

第6篇

1主要法律纠纷类型

1.1建筑活动中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旧村和危旧房改造的总体思路和目标是“改造空心村、撤并自然村、建设新农村”，“连片拆除危旧房，重新规划建新房，腾出空间促发展”，因此，该项工作中会发生大量的建筑活动和行为。比如，农民拆除旧房建新房、村委会组织修建道路等等。在这些建筑活动中存在诸多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施工方的主体资格问题、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等，其中实践中反映最为突出的是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应当说，当前我国农村建筑市场秩序还很不规范，有些乡镇建筑公司资质不全；有些企业承接工程之后随意转包或肢解分包，自己则根本不参与具体建筑施工活动；有些施工队则是个体泥瓦工自行招募组织起来的，既没有工商企业登记，也没有建筑施工资质，是一支典型的农村建筑游击队。而许多建房者按照传统习惯，图一时节约和方便或碍于人情，将建设工程发包给这些建筑游击队或者其他本村人承建，在旧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中同样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但问题是，一旦发生承包人或受雇人遭受人身损害的事故，法律纠纷即随之产生。

实践中当事人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是施工人与建房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即二者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以及如何确定赔偿责任的主体。因为根据目前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雇佣与承揽关系中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和方式完全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见，一般情况下，雇佣关系中雇主承担的责任要比承揽关系中定作人（建筑承包属于承揽的一种）承担的责任为重。因此，实践中一旦发生施工人伤亡的事故，受害人往往主张其与建房人构成雇佣关系，而建房人则主张双方是承揽关系。此种纠纷在实践中较为常见，而且处理起来也较为困难。

1.2建筑活动中的拖欠工程款、材料款纠纷

在承包建房人、修路人等完成有关建筑活动后，业主应当及时支付工程款；在材料商供应完建筑材料后，购买人也应当支付材料款，这些均是有关民事活动中义务主体应当承担的义务。但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经常会发生拖欠工程款、材料款的纠纷。比如，有的业主或材料购买人以建筑工程或材料存在质量问题或其它原因拖付甚至拒付工程款、材料款，从而使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

1.3拆迁及政策处理纠纷

此类纠纷是目前旧村改造过程中的一大难题。根据旧村改造的要求，需要对某些建筑，包括临时建筑、违章建筑等进行清理拆除。但因此而引起的此类纠纷处理起来非常困难，特别是如何处理违章建筑、政策补偿数额、如何实施拆迁等问题都十分棘手。比如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违章建筑，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及时查处和拆除，有的甚至已成为部分村民赖以生存的居所，成为旧村改造中沉重的历史包袱。从法律角度讲，拆除违章建筑不予补偿，但不予补偿，被拆迁人又不同意拆除，有的被拆除人甚至漫天要价，造成建设成本的增加，资源严重浪费。

1.4异地建房中的土地征用问题

旧村改造的一个目标是“改造空心村、撤并自然村”，在改造空心村、撤并自然村的过程中，自然会涉及原空心村、自然村的村民如何搬迁安置问题。根据目前龙泉的政策，一般情况下是安置在集聚中心村居住。但根据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除集体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可以调剂转让外，尚不允许向集体组织成员之外的主体转让集体土地（包括宅基地）。

因此，在另一村建房，就涉及到土地如何使用问题。鉴于目前的土地政策，龙泉市的做法是先征用需用地村的集体土地，待土地征用后再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需用地人。

这个过程就必然涉及到土地征用费的补偿、土地出让金的确定等问题。旧村改造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在政府、搬迁村民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还需要支付土地征用补偿费和缴纳土地出让金，这对于政府和搬迁村民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其中极容易产生法律纠纷。

1.5与政府承诺奖励有关的纠纷

在当前旧村和危旧房改造工作中，政府为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加快改造进度，往往制定有关的奖励措施。如龙泉市委出台了龙委〔2009〕9号《关于推进农村旧村和危旧房改造的实施意见》，市财政安排农村危旧房改造和连片综合整治专项资金1500万元，按照“连片拆除危旧房主房50元/m2，辅助用房25元/m2，建设新房连片10幢以上5000元/幢，对原有危旧房进行修缮的每户1000元（其中农村低保标准120%以下困难家庭每户1500元），危旧房改造拆旧建新每户500~2000元”的标准对进行旧村改造的村庄和农户进行奖励或补助。由于政府的奖励要与拆除房屋的面积等因素直接挂钩，因此，实践中可能存在着政府与拆房户主因对房屋的拆除面积存有争议而起纠纷的情形。比如由于部分测量人员业务不精或者缺乏工作责任心、工作草率，导致所测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进而引发纠纷。

1.6建筑活动中的质量纠纷

在建筑活动中，由于个别施工人没有取得施工资质、不负责任，或者使用劣质建筑材料，致使建筑工程出现质量问题，甚至是“豆腐渣”工程的情况在实践中也屡见不鲜。

2法律纠纷特点

2.1政策性强

农村旧村和危旧房改造本身就是一项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工作，当地政府一般都会出台有关政策，因此政策性很强。比如拆迁和政策处理、土地征用、政府奖励等，当地政府都会制定政策措施，一旦纠纷发生，政府制定的政策、措施都会纳入考量的范围：是否合法、是否合理、是否被遵守等；处理这些纠纷，也往往因为涉及当地利益，而参照政府政策的规定。

2.2关系错综复杂

农村旧村和危旧房改造工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比如建筑活动中涉及建房人与施工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责任的承担等。拆迁和政策处理活动中又会涉及村委会、政府与拆除户之间的法律关系，甚至涉及到当地家族势力的较量、新旧村委之间的矛盾、乡镇党委政府的影响等深层次的矛盾，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2.3矛盾容易激化

由于旧村和危旧房改造中关系错综复杂，一旦发生法律纠纷和处置不当，极易导致矛盾激化。比如拆迁和政策处理中，有的被拆迁人法治观念淡薄，漫天要价，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处处设置障碍，甚至采取极端行为阻挠拆迁，引起矛盾激化。

2.4处理难度大

农村旧村和危旧房改造中的纠纷关系复杂，矛盾容易激化，政府、法院处理起来难度相当大。有的当事人不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到处、上访、缠访，给处理机关施加压力，处理相当困难。

3法律纠纷成因

3.1部分村民法律意识不强、安全质量等意识不够

建房人将建筑工程发包给无施工资质的个人承建，既容易出安全事故，又容易产生质量纠纷。

3.2部分村民不讲诚信、履约意识不强

有的建房人在施工人完成建房并交付后，却以种种理由拖延甚至拒付工程款。

3.3历史遗留包袱重，大量违章建筑已积重难返在农村中违法搭建、盖房的现象较为严重，由于有关部门平时疏于管理和监督，导致在当前拆除时，这些违章建筑成为沉重的包袱。

3.4部分村民存在不健康心理

有的村民在土地征用以及拆迁过程中，不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到处缠访告状；有的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仍不停的上访；有的人则认为只要“顶住”，成为“钉子户”，得到的补偿就更多。

3.5有的政府行为不够规范

在拆迁和政策处理过程中，有的执法人员包括村两委人员态度不端正、不谨慎，执法方式粗暴；在测量拆除房面积时，缺乏工作责任心、草率办事；在兑现奖励时，以种种理由推诿等。

3.6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只有针对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尚无针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问题进行调整的专门法律，导致实践中对农村房屋如何拆迁无法可依；再如前述，根据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不允许外村人到本村购买宅基地建房，只能先由政府征地然后再出让土地使用权，导致手续繁琐、资源浪费。

4解决对策

4.1加强法制和政策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民法律意识

要利用新闻媒体和其它有效载体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涉及的法律进行宣传，提高广大农民对旧村和危旧房改造重大意义的认识，树立大局意识，从大局考虑，不过分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律防范意识，树立安全意识、质量意识、履约意识、诚信意识等，减少纠纷的发生。

4.2加大对违章建筑的查处力度，降低拆迁和政策处理成本

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加大对违章建筑的查处力度，对违反规划的建筑要及时拆除；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建立举报机制，实行奖惩和惩戒考核制，遏制违章建筑的发生。要抓紧研究制定历史遗留违章建筑的处理方案，对近期发生的违章建筑，在拆迁和政策处理中可不予补偿；对长期以来未查处的违章建筑，可视具体情况、情节罚款，并从该违章建筑的残存价值中扣除罚款的方法，使其所获补偿低于成本。

4.3加大对少数不良农民的教育惩戒力度

针对少数存在不健康心理的村民，要加强宣传教育，促使其遵照法律规定程序解决问题；而对于那些无理缠访、滥访，拒不拆迁的村民，则要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罚。

4.4规范政府行为，提高依法行政意识

在执法过程中，公务人员要吃透法律和政策，文明执法、热情执法，耐心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切忌衙门作风和工作态度简单粗暴。在土地征用过程中，要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切实履行有关征地手续和程序，实事求是的确定补偿标准和方案。在测量拆除房屋面积时，要当事人在场，并用照片固定证据，做到“当时无异议，之后无争议”。政府要按照有关政策，及时兑现有关承诺奖励，不能无故推诿推脱。

4.5各有关单位通力协作，形成合力

农村旧村和危旧房改造工作，涉及到政府、农业、国土、交通、公安、乡镇、村委会等各个部门，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对于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纠纷要通力合作，尽力化解。对于已经到法院的纠纷，法院要按照“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发针，努力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要依照法律规定及时下判，并在判决书中做好说理工作。在法院终审判决后，仍有当事人不服上访的，有关部门要及时审查，对于无理上访人要做好说服教育、服判息诉工作。

第7篇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保护模式；土地承包权纠纷

中图分类号：D92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53－02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民或集体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据承包合同等形式依法取得的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森林、草原、水面等自然资源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内容具有以下特点：

1．农村土地承包的形式，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为主，以其他形式的承包为补充。家庭承包即以一家一户的农户为单位。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个人亦享有土地承包权，但若要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则必须以农户家庭的名义。在我国农村，按习惯家庭都是以男子为户主，为此，对妇女的土地承包权要特别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在承包期内，如果农村妇女丧偶，仍应以原农户的名义享有家庭承包土地的权利；若农村妇女离婚后未再婚的，也应在离婚时分给适当的土地以保证她的生活来源。二是农村已出嫁女儿若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是在土地承包问题上贯彻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以及保护农村弱势群体的需要。“其他形式”的承包是指对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及其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主要是特定的，即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村土地为客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按实践分析，农村土地应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园地（果园、茶园、桑园）、养殖水面、“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

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新颁布的《物权法》第126作了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完全一致的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此外，《物权法》还规定，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5．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是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是也是特定的，一般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即农户家庭。《物权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特殊情况下承包方也可以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

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具有承包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由法律规定、其保护方式具有多样性等特点。

二、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的法律意义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而非债权。但对这一性质问题，在《物权法》颁布前，一直是近几年我国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对其如何定性，也是无地的农村妇女能否向人民法院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诉讼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债权说和物权说的利弊，有学者认为：“债权说的缺陷在于，在司法实践中，将导致对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不充分。在此种情况之下，承包人只能依据承包合同向发包方主张违约责任，或依据法律规定主张不当得利之债请求权。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实施后，承包人可依据该法第53、54条请求保护，但也只能是在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不当得利之债请求权的同时，多了一条选择途径，即侵权行为请求权。” “按照物权法原理，现行法律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定位为用益物权，不仅因为它符合用益物权的本质和特性，更重要的是，落实加大对承包人权利保护力度的立法宗旨。承包人可基于物权行使物权请求权，基于承包合同行使违约责任请求权，基于法律规定行使侵权行为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权利保护的渠道明显拓宽了。承包人可基于权利行使受到妨害或侵害的事实，依法合理选择行使四种请求权。

三、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法律适用

近年来，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的纠纷案件日益增多，而且普遍具有理论复杂、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敏感度高、处理难度大等特点，解决不好容易导致矛盾激化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笔者认为，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专章规定了该类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值得很好领会。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解决及法律责任

1．争议的解决方式。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解决：

一是基层调解组织解决。所谓基层调解组织，是指乡、镇人民政府的调解组织以及村民委员会。如果争议的一方是村民小组，则应由村民委员会调解，如果争议的一方是村委会，则可由乡镇人民政府的调解组织调解。但是，调解是自愿的，调解不是仲裁或者诉讼的必经程序。当事人不仅可以自愿选择决定由村民委员会还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的调解组织调解，而且在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选择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

二是向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构申请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在区县级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应由政府法规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法院、土地、林业、水利、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司法调解等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设立专门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既方便当事人投诉，又能使政府集中人力、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解决纠纷。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是通过诉讼解决。向法院首先要明确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受理范围和审判管辖，对此问题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2．承担法律责任形式。《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责任作了较全面的规定，既有民事责任，又有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完全能适应实践中解决该类纠纷、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需要。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受理范围

目前农村土地纠纷可分为土地承包权纠纷和土地使用权纠纷，后者是一种行政争议，只有经过当地人民政府解决不成后方可向人民法院，而且应按照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如何确定涉及人民法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范围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下五种情形属于民事纠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土地这一不动产，因此其审判管辖均应以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受理为原则。

第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该纠纷是指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即发包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与承包方的农户等，因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而发生纠纷，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因农民工返乡要地引发的纠纷、因土地承包经营权配置严重失衡引发的纠纷。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该纠纷是指因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的规定，侵害承包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

第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以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可以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和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过程中而发生的纠纷。

第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按现行法律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5条的规定，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这两种情况法院应予受理。即在家庭方式的承包中只有林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权可继承，其他方式的承包也可继承。除此之外，因要求继承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8篇

一、土地纠纷的种类及表现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因土地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多种多样，通常表现为土地权属争议（其中又可分为土地所有权争议和土地使用权争议）、土地侵权争议、土地合同争议和土地相邻关系争议等四种类型。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当事人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就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所发生的争议。在这里有必要将土地所有权与物权法中的所有权有所区别。根据相关物权法理论，所有权是所有人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所有权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力，其上述四种权能往往作为一个整体由一个主体来行使。而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具有财产权的用益物权，理论上当然包含着土地使用权，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实践中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是分离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主体单一、明确，就土地所有权发生的争议极少。实践中，大量的土地权属争议主要集中在土地使用权争议，所以，实践中的土地权属争议主要指土地使用权争议，这也是审判工作所关注的重点。

土地侵权纠纷是合法土地使用权人因第三人侵害其土地使用权而发生的争议。实践中，容易与土地侵权纠纷发生混淆的是土地相邻关系纠纷，在此有必要加以厘清。相邻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己方不动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力时与不动产相邻方发生的权力义务关系。相邻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方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合法权力的行使，同时，是对他人（相邻方）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限制。土地相邻关系作为相邻关系中的一种，符合相邻关系的所有特征，其与土地侵权纠纷有着明显的区别：（一）土地相邻关系纠纷中相邻权人在相邻土地上的相关行为是其合法权利的行使，而土地侵权中侵权人针对争议土地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二）土地相邻关系中相邻各方对争议土地都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而土地侵权争议中必然有一方或双方都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三）在责任承担基础方面，因土地相邻各方就相邻土地所进行的行为是其合法权力的行使，不存在过错，因此而给相邻方造成的不便或损失应予以补偿。而土地侵权责任承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侵权人对其因过错行为而给合法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土地合同主要指土地出让合同和土地承包合同。土地合同争议主要是发生在土地出让人与土地受让人或土地发包人、承包人及转包人在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其争议主体是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鉴于土地合同纠纷主体、内容的特殊性，此类纠纷容易区分，解决途径和程序也相对明确。

以上对土地争议的种类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具有现实意义。区分土地争议的种类是确定土地争议主管部门及通过适当诉讼程序解决土地纠纷的前提。实践中，当事人因为对土地争议的种类认识不清从而不能正确认定土地争议管理部门，导致大量的土地纠纷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因此，必须树立这样一种意识，当涉及土地纠纷时首先要分清土地争议的类型，然后再确定适当的解决途径。另外，在实际生活当中土地争议的种类并非泾渭分明，往往混杂交织在一起，同一土地争议因当事人主张不同而异，需要认真加以鉴别。

二、土地争议的解决途径

土地争议发生后，应通过何种途径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目前相关的法律规定分析，有两种基本的途径：一是权利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请求行政机关处理；二是通过诉讼途径，请求人民法院给与司法保护。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土地争议，权利人并不能任意选择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给予保护，因土地争议种类的不同其争议解决的途径有所区别：

（一）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途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1995年12月18日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据此，行政处理程序是土地权属诉讼的前置程序，在当事人双方对土地权属争议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情形下，只能首先申请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处理，对处理决定不服的，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土地管理的主管部门，对土地权属的认定是其法定职责，而且鉴于土地管理的专业性特点，由相关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权属争议先行处理确认，更利于解决纠纷。

转贴于 　（二）土地侵权争议、土地合同争议及土地相邻关系争议的解决途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属于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应当依照土地侵权、土地违法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根据以上规定，对土地侵权、土地合同争议及土地相邻关系争议，土地管理部门可以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处理。以上三种土地争议不适用土地管理部门先行处理程序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土地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处理。但实践中因土地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对以上三种土地争议的处理程序认识不一，对上述三种土地争议相互推诿，影响了土地纠纷的及时解决。那么，对于土地侵权纠纷、土地合同纠纷及土地相邻关系纠纷的正确解决途径是什么？土地纠纷行政处理与法院诉讼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首先，通过分析人民法院关于土地纠纷案件审理程序可以得出结论。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民法调整范围，当事人因土地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自无争议。但是，在土地诉讼中，原告要使其诉求获得法院支持，前提是原告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是争议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否则，必然面临自行撤诉或被裁定不予受理两种结果。此外，人民法院立案阶段对证据的审查虽然是形式审查，但所有证据要在法庭上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予以认定，土地纠纷的当事人要使其诉求得到法院支持，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是争议土地的所有权人，否则即便是法院予以立案，其最终也必然面临败诉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土地侵权纠纷、土地合同纠纷及土地相邻关系纠纷的解决途径，虽然当事人有选择权，既可以要求土地管理部门处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但无论当事人以什么理由向法院起诉，最终有关土地权属证据（证明）必须由土地管理部门——这一法定主管部门进行认定，这是土地纠纷诉当事人在证据取得方面无法逾越的程序。

其次，从纠纷当事人角度分析，由于实际生产生活中土地纠纷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繁杂，不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当事人不可能分清土地纠纷的性质、种类，也不可能悉知纠纷解决途径，往往是凭借自己的主观认识，笼统的以土地侵权纠纷为由要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属于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应当依照土地侵权、土地违法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据此，无论是依当事人申请，还是土地管理部门依职权处理，处理土地纠纷是土地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对此诉求，土地管理部门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处理。实践中，因土地纠纷处理耗时费力，加之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纠纷诉讼的证据规则及相关程序不了解，对当事人提出的处理土地纠纷要求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推诿，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作为土地管理的专门执法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具备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和纠纷的专业队伍和执法条件，凡是因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或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和纠纷的，应当履行解决争议和化解纠纷的职责，不能因问题的复杂或难以解决而推诿，将矛盾和问题推向司法机关，否则属于不履行职责的行为，既不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也影响执法部门的形象，造成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引发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

第9篇

一、土地纠纷的种类及表现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因土地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多种多样，通常表现为土地权属争议（其中又可分为土地所有权争议和土地使用权争议）、土地侵权争议、土地合同争议和土地相邻关系争议等四种类型。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当事人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就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所发生的争议。在这里有必要将土地所有权与物权法中的所有权有所区别。根据相关物权法理论，所有权是所有人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所有权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力，其上述四种权能往往作为一个整体由一个主体来行使。而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具有财产权的用益物权，理论上当然包含着土地使用权，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实践中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是分离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主体单一、明确，就土地所有权发生的争议极少。实践中，大量的土地权属争议主要集中在土地使用权争议，所以，实践中的土地权属争议主要指土地使用权争议，这也是审判工作所关注的重点。

土地侵权纠纷是合法土地使用权人因第三人侵害其土地使用权而发生的争议。实践中，容易与土地侵权纠纷发生混淆的是土地相邻关系纠纷，在此有必要加以厘清。相邻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己方不动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力时与不动产相邻方发生的权力义务关系。相邻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方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合法权力的行使，同时，是对他人（相邻方）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限制。土地相邻关系作为相邻关系中的一种，符合相邻关系的所有特征，其与土地侵权纠纷有着明显的区别：（一）土地相邻关系纠纷中相邻权人在相邻土地上的相关行为是其合法权利的行使，而土地侵权中侵权人针对争议土地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二）土地相邻关系中相邻各方对争议土地都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而土地侵权争议中必然有一方或双方都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三）在责任承担基础方面，因土地相邻各方就相邻土地所进行的行为是其合法权力的行使，不存在过错，因此而给相邻方造成的不便或损失应予以补偿。而土地侵权责任承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侵权人对其因过错行为而给合法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土地合同主要指土地出让合同和土地承包合同。土地合同争议主要是发生在土地出让人与土地受让人或土地发包人、承包人及转包人在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其争议主体是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鉴于土地合同纠纷主体、内容的特殊性，此类纠纷容易区分，解决途径和程序也相对明确。

以上对土地争议的种类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具有现实意义。区分土地争议的种类是确定土地争议主管部门及通过适当诉讼程序解决土地纠纷的前提。实践中，当事人因为对土地争议的种类认识不清从而不能正确认定土地争议管理部门，导致大量的土地纠纷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因此，必须树立这样一种意识，当涉及土地纠纷时首先要分清土地争议的类型，然后再确定适当的解决途径。另外，在实际生活当中土地争议的种类并非泾渭分明，往往混杂交织在一起，同一土地争议因当事人主张不同而异，需要认真加以鉴别。

二、土地争议的解决途径

土地争议发生后，应通过何种途径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目前相关的法律规定分析，有两种基本的途径：一是权利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请求行政机关处理；二是通过诉讼途径，请求人民法院给与司法保护。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土地争议，权利人并不能任意选择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给予保护，因土地争议种类的不同其争议解决的途径有所区别：

（一）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途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1995年12月18日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据此，行政处理程序是土地权属诉讼的前置程序，在当事人双方对土地权属争议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情形下，只能首先申请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处理，对处理决定不服的，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土地管理的主管部门，对土地权属的认定是其法定职责，而且鉴于土地管理的专业性特点，由相关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权属争议先行处理确认，更利于解决纠纷。

（二）土地侵权争议、土地合同争议及土地相邻关系争议的解决途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属于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应当依照土地侵权、土地违法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根据以上规定，对土地侵权、土地合同争议及土地相邻关系争议，土地管理部门可以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处理。以上三种土地争议不适用土地管理部门先行处理程序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土地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处理。但实践中因土地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对以上三种土地争议的处理程序认识不一，对上述三种土地争议相互推诿，影响了土地纠纷的及时解决。那么，对于土地侵权纠纷、土地合同纠纷及土地相邻关系纠纷的正确解决途径是什么？土地纠纷行政处理与法院诉讼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首先，通过分析人民法院关于土地纠纷案件审理程序可以得出结论。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民法调整范围，当事人因土地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自无争议。但是，在土地诉讼中，原告要使其诉求获得法院支持，前提是原告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是争议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否则，必然面临自行撤诉或被裁定不予受理两种结果。此外，人民法院立案阶段对证据的审查虽然是形式审查，但所有证据要在法庭上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予以认定，土地纠纷的当事人要使其诉求得到法院支持，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是争议土地的所有权人，否则即便是法院予以立案，其最终也必然面临败诉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土地侵权纠纷、土地合同纠纷及土地相邻关系纠纷的解决途径，虽然当事人有选择权，既可以要求土地管理部门处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但无论当事人以什么理由向法院起诉，最终有关土地权属证据（证明）必须由土地管理部门——这一法定主管部门进行认定，这是土地纠纷诉当事人在证据取得方面无法逾越的程序。

其次，从纠纷当事人角度分析，由于实际生产生活中土地纠纷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繁杂，不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当事人不可能分清土地纠纷的性质、种类，也不可能悉知纠纷解决途径，往往是凭借自己的主观认识，笼统的以土地侵权纠纷为由要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属于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应当依照土地侵权、土地违法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据此，无论是依当事人申请，还是土地管理部门依职权处理，处理土地纠纷是土地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对此诉求，土地管理部门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处理。实践中，因土地纠纷处理耗时费力，加之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纠纷诉讼的证据规则及相关程序不了解，对当事人提出的处理土地纠纷要求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推诿，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作为土地管理的专门执法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具备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和纠纷的专业队伍和执法条件，凡是因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或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和纠纷的，应当履行解决争议和化解纠纷的职责，不能因问题的复杂或难以解决而推诿，将矛盾和问题推向司法机关，否则属于不履行职责的行为，既不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也影响执法部门的形象，造成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引发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

第10篇

第一,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范围上具有特定性。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解决农村民事纠纷的范围采取的是法定列举的模式。只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具有对特定民事纠纷的处理权时,该行政机关才有法定的处理权;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授权,行政机关就不享有法定的处理权。农村行政争议与一般的行政争议一样,在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问题上,也具有范围的特定性。如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才可以单独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而对于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则必须是附带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法》还明确列举了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其他处理时,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不得提起行政复议。

第二,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方式上具有多样性。我国有关法律在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处理方式上往往具有很大的概括性,一般只是概括性地规定“由人民政府处理”(《土地管理法》第16条)、“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森林法》第17条)、“由有关人民政府处理”(《草原法》第16条)等。当然,也有一些法律明确规定了具体的处理方式,如《水法》第56条、第57条分别规定了“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和“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对于法律只概括性规定由行政机关“处理”或“依法处理”的情形,事实上行政机关就具有了处理方式的选择权,可以采取具有强制性的“裁决”、“责令”、“确定”等处理方式,也可以采取非强制性的“调解”等处理方式。因此,行政机关处理农村的民事争议在手段上具有多样性,既可以采取强制性的手段,也可以采取非强制性的手段。

第三,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主体上具有法定性。在我国具有特定民事争议处理权的机关一般为人民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比如,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土地管理法》第16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森林法》第17条)等。可见,对民事争议的处理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定性,且法律将纠纷的处理权主要赋予了人民政府。在农村行政纠纷的解决上,不管是村民自治权纠纷,还是可以纳入行政复议的纠纷,其在纠纷解决主体上也明显具有法定性。

第四,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程序上一般具有前置性。我国有关法律在解决自然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民事纠纷时,往往规定了先由纠纷的当事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再由人民政府处理,对人民政府处理不服的,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森林法》第17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另外,《行政复议法》第30条还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此看出,在涉及自然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行政纠纷上,也是采取行政解决强制前置制度。

第11篇

乡村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成员单位会议，分析矛盾纠纷形势，研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建立会议制度，研究矛盾纠纷调解方案，分析当前矛盾纠纷形势。

二、排查制度

坚持执行村、单位每月排查、乡村每月排查一次社会矛盾纠纷，重要时期，实行每日排查和“零报告”制度，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突出问题，要及时组织开展集中排查和研判，提出工作建议，制定调处方案。

三、分流制度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办公室对群众要求调处的社会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登记受理，然后根据矛纠纷的性质、类别，按照“属地管理”、“分级管理、归口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有权分流指派到有关部门和单位。对调处办公室指派的矛盾纠纷，有关部门的单位要按照分流指派的任务和要求，强化调处责任，落实调处措施，确保调处效果，并及时反馈调处结果。

四、移送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

调处办公室对所有接访受理的社会矛盾纠纷，实行一个窗口对外，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视情况分流或直接组织调处：

1、涉及优抚安置、社会救济、婚姻登记、婚姻中介、殡葬管理等矛盾纠纷，由民政办会同当事人所在村（居）负责调处。

2、涉及保险、劳动争议、工伤等矛盾纠纷，由劳动保障所会同党政办、当事人所在村（居）负责调处。

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由农经站会同土地所、当事人所在村（居）负责调处。

4、有关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反映滥占滥用耕地等矛盾纠纷，由土地所会同当事人所在村负责调处。

5、城乡村建设规划、城乡村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矛盾纠纷，由规划所会同当事人所在村负责调处。

6、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市场监督和管理等矛盾纠纷，由消费者协会分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调处。

7、计划生育方面的矛盾纠纷，由计生办和有关部门、相关村负责调处。

8、涉及企业产权改制、安全生产等矛盾纠纷，由安监站和有关部门、相关村负责调查。涉及上访的矛盾纠纷，由办牵头有关部门负责调处。

9、涉及到其他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由有关部门负责调处。

10、涉及治安方面的矛盾纠纷，由派出所会同司法所、综治办与当事人所在村负责调处。

11、其他民事矛盾纠纷由司法所和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12、上述单位对所属矛盾纠纷必须进行3次以上面对面的调解工作，确实调处不了的，由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办公室抽调人员协调调处。

13、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由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办公室直接调处。

五、联动联调制度

1、涉及到多个部门或跨村的矛盾纠纷，由调处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联合调处，相关单位应按照调处办公室要求抽调人员按时参加联合调处工作。

2、对调处办公室指派分流的矛盾纠纷，相关单位要及时指派领导和具体负责人按时间要求进行调处，不得拒绝推诿。

3、矛盾纠纷调处实行领导包案负责制，各级领导对调处办公室指派负责的矛盾纠纷应当负责指导、督促或亲自参加调处工作。

4、调处办公室调处矛盾纠纷时需要有关部门配合支持的，有关部门要积极参与，不得拒绝参与。

5、矛盾纠纷确因部门决策不当或行政行为不当引起的，相关部门要立即纠正，防止矛盾纠纷激化。

6、调处办公室实行矛盾纠纷调结报告制度。

全局性的重大矛盾纠纷，由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调处办公室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调，集中力量进行调处。从而形成分工负责与联合调处相结合、属地管理和集中调处相结合的“大调解”格局，做到信息联通、力量联动、纠纷联排、矛盾联调。

六、督查回访制度

1、定期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

2、对分流指派给有关单位的矛盾纠纷进行跟踪了解，提出调处意见。

3、走访当事人，了解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听取群众对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对未调结的矛盾纠纷每月至少组织开展一次以上的继续调处和控制工作。

5、定期通报有关单位对调处办公室分流指派案件的调处情况。

七、档案管理制度

1、工作档案包括：（1）调处网络组成人员名册；（2）会议记录、培训记录、业务学习记录；（3）矛盾纠纷受理、分流、调处情况登记薄；（4）矛盾纠纷调解卷宗；（5）年度工作计划总结、两次以上矛盾形势分析报告；（6）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相关材料；（7）其他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

2、直接调处的矛盾纠纷调处结束后，应及时形成卷宗，做到一案一卷。卷宗包括以下内容：（1）卷宗封面；（2）卷宗目录；（3）调解申请书；（4）调查笔录；（5）证据材料；（6）调解笔录；（7）调解协议书；（8）回访记录；（9）附卷材料。

3、调解的简易矛盾纠纷，未制作书面调解协议书的，应填写《矛盾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统一归档。

4、应当根据要求及时认真填写月报表、半年报表和全年报表，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各类统计报表应按时间、年限分类装订成册，建立统计档案，妥善保管备查。

5、矛盾纠纷调处材料应在调处结束后一周内整理归档。每年3月底前完成上年度档案的整理存库工作。

八、培训制度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调处办公室负责对本辖区调解人员进行培训。使广大的调解人员明确职责，掌握与调解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调解的方法与技巧。按照“为人正派，办事公道，有群众威信，懂政策法律”的要求，选配好调解人员。调节处办公室工作人员要实行公开上岗制度。

九、考核制度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调处办公室建设情况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根据实际际制定对成员单位及工作人员的考核办法，对调处工作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对因调处工作不力导致矛盾纠纷上交或激化的单位严格按照综治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要求，进行处理。那一世

第12篇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纠纷现状及成因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纠纷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进程逐年加快及惠农惠牧政策的不断调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过去将土地承包出去的农户纷纷要求收回土地经营权，土地纠纷案件开始不断增加，分析其成因，可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类：1.转包、转让与出租定性不清导致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体现在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或对相关概念辨别不清的情形下签订了协议，而相关法律法规又对此概念区分不严密，导致对合同性质的判定而引发的纠纷。2.合同形式、期限约定不清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体现在双方当事人在转包土地时往往只有口头约定，或者有书面协议但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如没有备案、遗漏了转包期限条款。3.发包方违法另行发包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体现在实践中存在发包人随意收回、调整土地，另行发包引发的纠纷。原承包人纷纷到法院，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原土地承包合同无效。4.转让方擅自解除合同纠纷。这类纠纷是实务中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是承包方因近几年土地价格上涨，要求转包方增加转包费所产生的纠纷。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纠纷成因分析

民以食为天，民以地为本。我国农民一直认为自己所承包的土地是其生产、生活的必要生产资料，其转包纠纷成因主要有：1.农民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近年来，伴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农民接受新技术、获得新信息的渠道也随之扩宽，其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也不断提高，更多的失地农民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法律武器才能将自己的权利维护到底，所以大量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农村土地合同纠纷、补偿费分配纠纷等案件纷纷涌至法院。在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现阶段的土地纠纷大都是积累多年的历史遗留纠纷。2.处理土地纠纷案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包括《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合同法解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最高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纠纷司法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处理农村土地纠纷的法律法规，但仍未能形成一部完整的关于审理农村土地转包纠纷的法律体系。法院在审理土地纠纷类案件时，适用的法律法规条文多又较繁杂且很难理解，有的条文甚至前后矛盾，在实践中适用起来有困难。例如：《土地管理法》第37条规定了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发包人应当终止承包合同，但是《农村土地承包法》《流转办法》《解释》《紧急通知》中又做了相反的规定[1]。3.处理土地纠纷案件的相关制度机制还不够完善。一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在我国农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流转机制[2]。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很多农村都不设置土地流转备案部门，导致农村土地流转不申请、不登记、不备案，整体流转无序。二是户籍制度还不够完善。随着大量农村户籍人口进城转为“市民”，但却不能在城镇落户，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因此，在处理农村土地转包纠纷和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过程中，对户籍的认定在整个案件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例如：土地转包要求受转包方是本集体成员，对集体成员的认定，法院往往就是依据户籍，由于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混乱给成员资格认定带来一定困难[3]。还有，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当事人婚后居住地、生活地均不在户口所在地、“空挂户”等问题。

二、转包、转让与出租定性不清案件的处理规则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

包的概念与性质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交易方式主要有转让、出租、转包、互换、抵押等多种多样的方式，统称为流转。本文所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就是上述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种方式，是指村集体作为发包方将村集体的土地承包给本村村民，本村村民又作为新的发包人将其从村集体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其他村民的行为，村集体与村民的原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变，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包行为仅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针对土地所有权。

（二）转包与转让的比较

在农村土地流转的几种方式当中，转包与转让是最常见的两种，也是最容易引发纠纷的两种，因为法律对两种流转方式的规定没有囊括所有实践当中的情形，导致在实践中二者的区分不是特别明显。但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偏远落后地区，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在适用以上这两种土地流转方式时具有随意性，一旦发生纠纷，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认定转包还是转让时就会有很大的争议。

（三）转包与出租的比较

《流转办法》第35条[7]对转包概念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该法第35条第5款[8]也对出租做出了明确定义。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转包和出租都不影响原承包合同关系，只是转包强调受包人需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出租对此没有限定。事实上,这两种流转方式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和租赁合同的性质相同[9],只是在转包合同当中要求的受转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10],在出租合同当中对此并没有限制[11]。在解决此类纠纷时，法院很少会对合同的性质做出明确区分，通常的做法是不论当事人将土地流转给本集体成员还是本集体以外的人，都按转包论。

三、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形式、期限约定不清的处理规则

（一）承包权转包合同形式不完备的处理规则

1.口头转包合同的效力认定规则。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农民之间流转土地经营权时，大都是口头约定，很少考虑到日后是否会发生纠纷。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口头协议也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如果双方当事人都遵循合同的约定，并不存在任何争议。但是随着近几年农村土地价格上涨，农民受利益驱动，就有当事人拿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有关法律到法院，认为法律法规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签订书面合同,凡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都应该是一种无效的合同，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就是根据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2.未履行备案手续的转包合同的效力认定规则。履行备案手续是取得法律和有关部门认定的有效途径之一。《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对除了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的其余流转方式，即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但是不能仅仅因为没有备案就否定了农民自主流转的权利，不能将备案作为发包人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的砝码，这样有违我国立法的初衷，更不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解释》第14条[12]对未备案转包合同的效力有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适用法律的解释规定可知，发包方不能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二）承包权转包合同期限约定不明的处理规则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期限约定不明时的认定。我国《合同法》规定租赁的最长期限为20年,但从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的有关法律规定看,租赁为30年、50年、70年不等。这就出现了如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超过20年，其效力如何判定。对于土地转包合同期限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合同法》的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但由于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30年不变，对于特别法的规定，也不能视之不理。相对《合同法》来讲,《农村土地承包法》又属于特别法,所以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这对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中出现的关于期限的问题，应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即转包期限是可以长于20年的，只要在原承包合同期限内即可。2.不定期转包后转包人收回承包地问题。这样的纠纷在当今农村普遍存在，一旦发生纠纷，当前法院的做法是如果当事人能够通过有效证据证明，对转包的期限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如果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转包期限的，承包人要求收回转包的承包地的，应当支持。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7条[13]、《合同法》第232条[14]规定，没有约定转包期限的转包合同，视为没有约定租赁期限的合同，当事人就转包期限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则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四、发包人另行发包土地及承包人擅自解除转包合同纠纷的处理规则

（一）发包人另行发包土地纠纷的处理规则

如该类型土地纠纷发生，发包方没有履行法定程序，违法将土地重新发包给他人，原承包人完全可以将发包方和另一接包人一同，请求法院确认该重新发包合同无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除因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除因自然灾害严重损毁土地的情形，不得调整土地。”同时《物权法》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升为物权，根据物权的法定性、排他性也不允许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土地引发的纠纷，发包方已将土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的，原承包人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的，应当支持。”

（二）承包人擅自解除转包合同纠纷的解决

这类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是承包方因近几年土地价格上涨要求转包方增加转包费所产生的纠纷。当这类纠纷发生后，如果当事人之间不能自行协商解决，可否向法院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从合同的严肃性、稳定性以及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合同一经生效，必须履行，不得随意解除和变更。但是，《合同法解释二》对情势变更做出了的规定[15]，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处理这类纠纷时还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必须严格界定情势范围，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情势必须是客观情况；二是对“明显不公”的把握；三是若可以变更合同，则要尽量不要解除合同。只要通过变更价格、调整履行期限等可以维持公平的，就不应解除合同。

五、承包权转包后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处理规则

（一）农村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的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具体补偿标准既明确又富有弹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物权法》第42条[16]，同时《土地管理法》第47条[17]对征收集体土地的具体补偿标准也有所体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国家征收集体土地应当支付相应的补偿费，该补偿费中“土地补偿费”所占比例最高，而“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对于该补偿款是否可以在集体组织成员中进行分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该补偿款一直是被分配的，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精神要求，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规定和办法，基本分配原则就是被征土地的承包农户，应分得土地补偿款的大头。

（二）承包权转包后征收补偿款的分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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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现代社会有什么特点，那么，首先应该是对权利的强调和保护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权利，与其说是一种法律资格，不如说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法律边界，任何越界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

在诸多权利中，土地权利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权利。然而，也许是因为太重要的缘故，对土地权利的确认也是社会经济法律生活中最艰难、最复杂的事情。进入21世纪的中国，似乎仍难摆脱这种困惑。土地权属纠纷，继50年代之后，再次走向前台，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一些相关资料显示，全国每年民间调解的宅基地房屋纠纷数量，近十年来每年约55万件以上，与土地有关的经济纠纷每年约为24.5万件。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调处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约3万件。加上未经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审理调解的各种土地纠纷，现实中每年发生的广义的土地争议在90万件之上。其中，进入法律程序的土地纠纷案件约在30万件以上。

“大量的土地纠纷都与权属有关。”一位多年从事土地问题研究的专家说，“即使一些看似不是权属纠纷的土地争议，其背后也都隐含着土地权属问题。例如一些征地补偿纠纷，最后也都落脚到权属上。”

“南方某地，解放前当地一地主解放前围海造田，造出一大片耕地，解放后，这片土地被国家没收，分给当地农村耕种。之后，从50年代开始，这片土地几易其主，经历了合作社、生产队、农场、村民小组等组织的所有或使用。2003年国家要征用这片土地，面对可观的经济补偿，几个村民小组和农场都来主张权利，但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争讼数年无法解决。像这样的土地权属纠纷在全国极为普遍。”

正是这些权属纠纷，给市场经济秩序和土地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长期处于权属争议的土地无法正常进入市场，也影响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同时，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土地权属争议实行复议前置，首先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来解决。大量的土地权属争议，使土地管理部门陷入了无休止的案件调处的泥沼，正常的土地管理工作受到较大影响。据了解，自2006年以来，全国各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都成立了土地纠纷调处机构，一个县市级土地管理部门每年调处土地纠纷案件少则几十起，多则数百起。有些纠纷长达十几年或更长，处理难度极大。

一位在基层国土资源部门工作多年的人士对此感慨颇多：“简直无从下手，一些土地纠纷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积淀和利益纠葛，稍有不慎，会引起更大的矛盾。本辖区有一宗从解放前就开始争议的地块，该地块上数十年间发生过数次械斗，土地争议变为宗族世仇。现在国家修高速公路要征用该地块，利益面前，又是一个难解难分之局，处置协调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实，很多土地案件都是既有权属争议，又有民事纠纷，甚至有刑事成分，决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即使解决，也可能是一个糊涂案，难以治本。”

其实，更大的影响则来自于土地权属纠纷带来的。进入21世纪，土地纠纷引发的高居各类之首，一批批农民、城镇居民因土地纠纷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对社会稳定与发展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土地权属纠纷：在历史隐痛、制度变革与法律缺失之间

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多的土地经济纠纷？尽管专家学者其说不一，但社会共识是：权属不清、界址不明和利益驱动等是直接原因。而背后却有历史、制度及法律等深层因素。

历史原因是土地纠纷难以名状的隐痛。30年的计划经济，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制覆盖了一切土地权益。“公”字前提下人们在观念上对权利的漠视，直接导致了土地使用的随意和无序。随意平调、随意调整、频繁变更是那个时代土地使用的突出特征。今天是某生产队的土地，明天就变成了大队林场或县、乡的机关单位用地，且几经变迁而无记录、无资料、无证据。一块地，今天你的、明天我的、后天他的，究竟是谁的，谁也说不清楚。改革开放以后，土地成了能带来巨大收益的稀缺资源，历史隐痛开始发作，积压的权属争议在一个阶段内集中爆发也是必然。

有专家分析，在诸多的农村土地权属纠纷案中，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可以追朔到建国初期或五、六十年代，从而给现在的权属处置带来极大困难。可以说，今天的土地权属处置，很大程度上是在消除历史隐痛，而那段隐痛对纠纷各方都是难以名状的。

如果说，大部分集体土地争议源于历史因素，而城市土地权属争议则在历史原因上又增加了现代因素。国有企业改制、城镇集体企业变革、私营企业的崛起，原企业与新设企业之间，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事业单位与主管单位之间，城市原居民与新居民之间，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关系中对土地权属的诉求，构成了城市土地权属争议的新特点。

历史因素是永远无法还原的，而制度的缺失则往往导致土地权属纠纷的久拖难决。

可以说，尽管30年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土地权属确认方面的制度与法律却远远滞后于改革的步伐。

改革开放前，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主要依据是1950年的《法》和1962年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著名的“六十条”。此后，直到改革开放，确权制度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然而“六十条”对集体土地的“四固定”，并没有挡住以后集体土地的频繁变更。而且，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至今也没有彻底解决乡镇、村、村民小组，哪一级才是集体土地的真正所有人――这一实质性问题，从而为土地权属纠纷埋下了隐患。

相应的，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法律，也都包含了对以往事实的认可或延续。以至于对土地权属的管理分散存在于《土地管理法》、《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法》、《渔业法》、《海洋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之中。权属的分散管理造成土地多头登记和法律规定的相互冲突与矛盾。现实中，经常出现土地部门确权而林业、农业部门不予认可的情况，使一些土地权属纠纷久拖不决。

一些专家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价值越来越为社会各方所重视，而国家越来越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更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发土地权属争议的潜在因素被激活，所以，今后相当长时期，土地权属纠纷发生量仍会居高不下，同时，争议的形式也将多样化。这对现行的土地确权制度是一个挑战。如果现行的土地权属多头管理、登记不统一问题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土地权属争议将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每一块土地都有合法的身份证”，离现实还有多远？

显然，要有效化解土地权属争议的矛盾，就要使“每一块土地都有合法的身份证”，明确了身份，也就有了权利边界，法律保护才能变成现实。但要实现这个愿望，就必须建立科学的土地产权制度。从完善土地权利内容体系、权利确认、登记发证，到权属争议的协调处理，有一套统一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

然而，这种理想的境界离现实到底还有多远？

来自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的有关人士认为，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的进程正在加快，愿望离现实也许并不太远。

首先，土地产权体系框架已基本确立。我国《宪法》确立了土地公有制的地位，而《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抵押权、承包经营权等作了规定，确立了我国土地权利体系基本框架。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化，国家又出台了许多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内容进行了细化。一个以土地公有制为主体、各种土地权利齐全的土地产权体系正在初步形成。

其次，土地登记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土地登记发证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从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到现在的国土资源部，先后制定了《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土地登记规则》、《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等一系列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使土地登记工作有了具体、可操作的依据。2007年11月，国土资源部了《土地登记办法》，初步实现了与《物权法》的衔接。到目前，初步形成了以法律为核心，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管理法律体系。

我国自1987年开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登记发证工作，目前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已经制度化、经常化。全国城镇初始土地登记和农村宅基地初始土地登记基本完成，变更土地登记得到加强，基本做到了变更一宗，登记一宗。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已逐步在全国全面开展。

到2007年，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率达到87%；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率达到54%；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率达到73%；每年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数万起，并建立了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制度。这些成果为进一步完善土地产权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

再次，“二次土地调查”，人们寄予厚望。2007年7月1日，我国启动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作为一项重大国情调查，不但能够摸清土地利用现状，为严格土地管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供依据，而且土地调查的过程也是一个厘清土地权属、明晰土地界限、调处土地争议、扩大土地登记覆盖面的过程。届时，“每一块土地都有合法的身份证”也许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现代确权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有诸多的成果，但与现代产权制度要求相比，一切似乎才刚刚起步。

进一步完善土地权利体系，加快土地产权立法进程是当务之急。尽管现代土地产权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与市场经济、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差距。现行法律仅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抵押权等进行了规定，但对于实际存在的土地空间使用权、耕作权、地役权、土地发展权等还没有明确的规范，而这些权利恰恰是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不可或缺的。因此，有必要将这些权利充实到现有权利体系中来。

事实上，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已经开始对地下空间进行拍卖，但如何进行土地产权确认和登记却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物权法》第237条规定，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分层设置。按照这条规定建设用地有了立体概念。这就需要对其相关权利进行设定。一是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实现方式。按照“归属清晰”的要求，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本前提下，在法律上将国家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落到实处；进一步细化明确哪一级政府有资格行使对国有土地的支配权、收益权，哪一级农民集体真正享有土地所有权。二是按照“物权法定”的原则，根据实践中已出现的土地权利情况，系统规范中国土地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与限制、取得与丧失等问题。

实现土地产权统一管理，统一登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土地产权交易日益频繁，土地产权登记面临着更高更广的社会需求，这就需要加强土地登记立法，完善土地登记制度，提高土地登记的法律地位。同时，《物权法》已明确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的原则，为土地产权统一登记制度建设的推进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现实中大量的土地权属纠纷又要求统一管理，依法处置，所以，土地产权统一登记已经不能再等了。

第14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　土地承包纠纷　解决机制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

《民法通则》的第80条第2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我国土地承包经营始于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此后在全国得到了全面推广。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历了农民自发承包阶段、全面开展阶段和全面完善阶段，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类型

（1）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土地承包合同是土地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围绕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来订立的合同。合同中约定了承包年限，租金等双方应当履行的权利与义务，双方中如果有任何一方违反合同中的规定，就承担着违约责任，另一方就有权要求对方终止合同。近年来的数据表明，此类纠纷主要是在合同订立、履行等阶段引发纠纷，从而阻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随着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上面不断得到肯定，其继承性也得到认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面临着种种困难。其中主要在以下问题当中存在争议：妇女是否同男子一样享有继承权；外来人口是否享有继承权；已经办理本村的当地人是否还想有继承权；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法规及土地管理条例中无迹可寻，在实践中更是没有明确说明，因此由此引发的纠纷也开始在土地承包纠纷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产生原因

（1）合同不完善引发的纠纷

由于当前土地承包人与发包人多是当地农民，法律意识匮乏，合同内容简单宽泛，更有甚者只是进行了粗略的口头约定，没有正式签订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事情浮出水面之后无法按照合同处理，双方的权利义务也无从谈起，也无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与过错。因此，加大农村的普法力度是非常必须的，只有增强了农村自身的法律知识，才能够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率，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

（2） 法律政策调整致使土地状况混乱。

随着法治社会的构建，我国相关法律做了大量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国家出台的种种政策与当前法律产生冲突，使得人们不知道该按照政策办事还是按照法律办事，从而造成土地状况混乱的局面。与此同时，尽管有了法律政策的大量规定，村中的土地问题依旧层次不穷，无法弥补当下的空白，长此以往就加大了法院的审判任务，造成此类案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从而成为固瘤。

四、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承包纠纷的相关对策

（1）完善相关土地制度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市场经济已经从沿海转移到内陆，从城市辐射到农村，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背景下，建立一个完善合理的土地承包经营体制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建立一个健全有序的体制，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权益，加快土地流转，减少撂荒提地，使广大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2）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以相关法律为依托，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特点的仲裁程序、方法、工作规程和档案管理等各项制度，为农民依法解决纠纷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仲裁制度体系，加强同、司法、土地、民政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形成多部门配合协作、齐抓共管、分工负责的纠纷调节机制。积极探索建立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特点相适合的仲裁程序和方法。

（3）强化政府监管责任

准确定位政府的责任，健全领导责任追究制。对于没有按照法律、法规办事，违反相关政策和程序处理不当引发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有严重恶劣社会影响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4）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拓宽农民流转渠道，增强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赋予农民在不同地区和行业自由流转的权利，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交易成本；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为农民流转提供必要的就业信息和服务，确保农民流转能够获得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提高农民的市民代遇。

参考文献：

[1]王志彬、王有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体制问题研究》，《农村经济》2002年12期，P32—33

[2]林卿《农村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政策的实证分析与理论思考》，《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03期，P22—26

[3]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与重建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02期，P39-47

第15篇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成因

1.由于基层组织的原因。一是基层组织执行党和国家的土地承包政策不严格，从而引起纠纷。如有的随意缩短土地承包期；有的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高价发包等现象。二是有的基层组织干部以地谋私，在家庭承包过程中自己承包好地，在招标发包过程中发包“关系地”、“人情地”。

2.由于承包方原因。一是由于承包方不及时履行或者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引起纠纷。二是由于承包期内发生合同未曾约定或者预料不到的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等情况。群众要求变更合同引起的纠纷。三是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擅自改变承包地用途引起的纠纷。

3.由于承包合同的不规范。一是有的土地承包采用的是口头合同形式，权利义务约在口头上，发生争议后空口无凭，各执己见，产生纠纷。二是承包合同内容简单，主要条款不全，权利义务不具体、不明确，一旦发生争议，无法解决而产生的纠纷。三是有的因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而造成的纠纷。四是合同违背公平原则而引起的纠纷。

二、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

1.协商。即当事人之间发生土地承包纠纷后，在自愿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直接进行磋商，达成协议，自行解决争议。

2.调解。即当事人之间发生土地承包纠纷后，可以申请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调解解决，当事人在相互谅解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解决纠纷。采取调解解决纠纷，必须是在当事人自愿基础上进行，而且这种自愿始终贯穿于调解的全过程中，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对调解提出异议，当事人不愿意调解的，不能达成协议，调解即为失败。虽然达成调解协议，但是当事人任何一方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反悔的，也可以随时终止履行，这种情形下调解也为失败。

通过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调解解决纠纷是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熟悉本村土地承包情况，又具有权威性，由其主持调解，方便群众，有利于纠纷的合理、快速调解。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权的组织，承担了本行政区域的农村土地承包及合同管理工作，由其主持调解，尤其是解决农户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纠纷、不属同一村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以及本地当事人与非本地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更具有其它组织不具有的权威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