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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性化教学是远程教育的必然要求
所谓个性化教学是指教师以个性化的教为手段,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目的,并促进个体人格健康发展的教学活动。个性化教学包含三个因素,即教育者、教材、受教育者。“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是个性化教学的具体体现,个性化教学是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受教育者当前掌握的知识和所达到的能力水平等智力因素及其性格特点、学习动机类型、认知风格等非智力因素千差万别。针对不同受教育者,教育者只有因材施教,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近几年,电大开放教育招生专业不断增多,地方中小学教师学历不断达标,政府公务员学历持续提升,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却出现了招生人数递减的情况,很难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班级规模。学生人数过少的现象,给开放教育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汉语言文学专业迫切需要个性化教学以适应目前的现实。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远程教育个性化教学特点
1.网上辅导多于面授辅导课时
随着远程开放教育模式的改革和探索,教师面授课程已经逐渐为网络教学所替代。传统的教师面授课时正在大幅度地减少。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进行个性化教学,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已经成为电大教师共同关心的问题。网上教学资源建设和虚拟空间社区的师生交流被提上日程。
2.教师一专多能
在电大远程教学中,“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已经有了新的内涵。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者,要“授之以渔”,而且是知识载体的创建者,教师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完成网上教学资料整理更新以及课程资源建设任务。电大课程责任教师既要熟悉教学理论内容,又要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其教学工作量不是减轻了,而是比以前更重了。事实上,开放教育教师往往要负责很多门专业基础课程或对多门课程进行教学辅导。在多媒体教学方面,电大远程教学要优于传统教学,各专业教师基本会制作或参与制作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课程。
3.个性化教学的核心———创新性
每年专升本的学生中都有在专科阶段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在基础知识衔接上比较困难。学校针对这部分学生要开补修课。教师教的学生人数每届总量并不多,但辅导学生的课程数量却很大。每一个教师精力是有限的,随着新课程的不断出现,旧课程内容的不断更新,要把工作做好,唯一的途径就是不断创新,挑战自我。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远程教育个性化教学实践探索
1.灵活的授课机制
电大学生多数是成年在职人员,学生上课出勤率受到一定影响。当某届学员本身人数少而又出现严重缺勤时,大班授课方式就很不合适。经过探索,我们认为出勤率较高时在教室授课较好,因为有多媒体大投影,可以方便学生边听边看课件,可以提问或集体讨论。而出勤率较低时,采取教师和学生面对面座谈交流方式比较好,或与学生一起浏览课程网页,营造出教和学的和谐氛围。
2.根据教材设计不同的授课方式
对于文学性较强的课程,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和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课程,学生兴趣较浓厚,教师以讲课为主,提问和课堂讨论为辅;对于比较抽象的理论性课程,比如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导读和西方文论等学生不太感兴趣的课程,可采用师生共同参与、合作讲课的方式,即教师给学生示范讲解后,让学生轮流上讲台,每人讲一个作家或作品,难理解的地方教师在讲台下配合解释。学生参与式教学,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台上学生讲得认真,台下学生听得注意力集中;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比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课程,则是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的学生,多数是中小学教师,在课堂上让这些在职的中小学教师讨论发言或讲解课程设计方案,非常贴近教学实际,来自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3.进行多样化的网上教学辅导
网上教学辅导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在网络远程学习环境中,应该给学生提供具有可操作性、有明确学习目标的课程资源。网上教学辅导的内容包括自主学习指导、电子教案、课程BBS论坛、期末复习指导、历年考试真题分析及答案、形成性考核作业指导等。自主学习指导内容包括公布上课的时间和地点、预习上课的主要内容、课程的重难点提示、思考题。电子教案是对全书内容框架的梳理,以及对每个章节重难点的详细分析。课程BBS论坛是网上师生互动的平台,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考试重点定期专题讨论题和小组讨论题,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可非实时提问。期末复习指导侧重各章复习重点训练并给出参考答案。历年考试真题分析及答案,是让学生熟悉课程的考试题型及解题思路。形成性考核作业指导,是学期临近结束时网上公布作业参考答案,便于学生反思自己的答题方式是否准确。
4.富有特色的形成性考核方案
电大学生平时成绩占终结性成绩的一定比例。平时成绩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上课出勤率、书面作业和网上学习。平时成绩的标准,一要突出电大特色,网上学习分值比重加大;二要突出成人在职特点,上课出勤率所占分值相应较小;三是突出自主性,学生的学习进程和网上学习方式可以自己做主;四是学习时限性,应该有一个大致时间范围。对于网考课程,中央电大制定了详细的形成性考核方案,布置了网上作业,并限定具体的答题时间,逾期成绩为零。中央电大形成性考核方案的优点是督促学生按时完成作业,提高学习效率;不足是尽管教师不断提醒学生学习时限,但是学生由于工作繁忙,有时还是来不及按时答题,结果失去了考试机会。
总之,“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教学,是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教学的必然选择。在开放教育中,“材”包含两个含义:其一是指教学的对象———学生,学生不同,教学方法应该不同,对于电大开放教育的学生,应该以网络远程教育为主,面授辅导为辅。其二是指教学的媒介———教材,教材不同,面授教学方法以及相应的网上教学也应该有所不同。电大开放教育的课程责任教师承担多门课程,课程性质不一样,资源建设应各具特色。无论是教育对象,还是教育媒体,都彰显了电大教育是远程“因材施教”,这也决定了我们对开放教育个性化教学的探索任重而道远。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二】
一、以核心能力培养为主线,重构课程内容
课程体系的建构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以笔者所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为例,中文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的目标确定为: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的,强化全过程的实践教学,着力于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注重课堂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使实践教学成为学生能力培养的根本途径。基本指导思想为“高素质、强能力、显特长”,构建具有专业特点、岗位要求和学校层级类型三维关联度的中文专业学生核心能力体系。结合其定位的“文化信息传播”方向,核心能力表述为:合旨得体的言说和写作能力、自如灵动的沟通与策划能力、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等。教学的重点围绕核心能力培养来展开:提炼汉语言文学核心课程的理论精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突出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的实践内涵,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具体而言,保留中文专业传统的专业基础课程,以确保专业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凝炼核心课程,把握相应的理论精髓;综合课程内容,合理取舍,形成语言类、文学类、写作类、应用传播类四大课程群,利用现代传媒的技术手段,鼓励学生合理利用这个载体学习、提高。
首先,文学类课程内容注重名著解读的学理归纳,培养学生“思”的能力。将原来文学分阶段授课的方式改为块状式讲解的课程,弱化史的完整性,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体形式发展为线索讲解,以考察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为主,并辅以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系列选修课,重点培养学生艺术感悟、艺术欣赏和审美判断能力。
其次,适应市场需求,优化语言类课程教学,强化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操练,培养学生“说”的能力。以应用语言学内容为主,重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自我表达能力和倾听理解能力协调发展。
第三,优化写作类课程内容,强化学生文字表述训练,培养学生“写”的能力。根据学生个性需求,提供相应的文学写作、日常应用写作、新闻写作等课程,加强与外部的联系,外聘著名作家、记者、编辑等开设专题讲座,负责学生课外写作辅导,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从本质上改变原有写作课侧重于理论的性质,使写作课的实践本质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应用传播类内容的实验化,利用传媒技能实验室优势,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做”的能力。
二、分立教学层次,改变“教”、“学”态度和方法
调适知识性、理论性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比例,注意课程设置与学生专业素质、专业能力培养之间的匹配,强化实践性课程的比重。中文专业的实践教学是一种设计性教学,其核心环节是设计有效的实训。实践教学体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课程内非独立实践环节;一是独立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大量包含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的开设,如计算机文化基础、多媒体技术与运用、动态网页制作、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应用写作等必修和选修课程,支撑“文化信息传播”的专业方向,并针对实践教学环节内容,编写出完整的教学大纲,设计出详细的实践教学内容与考查措施。这样就有助于强化学生基本专业能力,有利于提高其专业特质的显示度。独立实践教学环节分为实践环节必修课和实践环节选修课程,如社会调查、专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作为必修的专业实践课程,新闻采编实践、传播策划实践以及办公文秘实践等作为选修实践课程。每门实践课程通过时间安排、过程评价和综合考查措施的完整设计、确立实训主体并激发其内在动力从而达到实训目的。如实践必修课程“社会调查”,在学生第二学年结束后,利用两周时间进行实习。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提前到社会中去锻炼,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了职业技能。
以上是显性计划里能反映出的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课程设计,另外还鼓励所有老师进行课程实践性探索。如《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的任课老师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获得成功:从传统的角度,要求学生多读、多背、多写,立足传统打基础的一个方面。从创新的角度,强调师生互动,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精神。(1)除了老师讲授之外,某些次要章节的内容布置给学生,由学生在课堂上主讲,老师补充。有些章节也直接安排学生自学,写出相应的学习提纲;(2)就重要的教学内容,设置论题,布置辩论会,在课堂上由教师引导学生展开论辩;(3)布置某一专题的学习时,让学生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独立完成小论文;(4)利用成都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把课堂延伸至名胜古迹,如在讲李白和杜甫时,组织学生到江油太白堂和杜甫草堂,让学生感受传统历史文化。
三、恪守“结合”原则,加强过程评价,形成职业能力。
1.理论教学和技能培训相结合。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能力培养”这一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专业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开发。当前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学生是否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能否快速适应岗位需要,是用人单位在接收毕业生时优先考虑的因素。因此,与社会职业技能鉴定接轨,鼓励学生在完成模块教学后衔接参加社会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考试、测试,取得社会公认的职业技能资格考试证书,不失为一条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我们在教学中积极推行职业资格的培训,如普通话等级证、秘书证、教师资格证、广告从业资格证等。通过这些职业资格的培训,培养学生从业规范和良好的职业素质,使其在毕业后能够达到劳动准入制要求的相关技能等级,为自己顺利就业“添砖加瓦”。在此涉及到师资问题,从中文专业教师基本构成看,博士、硕士学位和教授、副教授职称教师居多,但多数只能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由于自身缺乏实践,无法真正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所以安排教师到实习基地或指定单位兼职进行“锻炼”,培养“双师型”教师以弥补实践性环节的缺失是目前切实可行的做法。
2.课内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一方面采用“岗位模拟”这一行之有效的实践方式,充分利用课堂、实验室和校内其他资源,如校园电视台、校报编辑部等,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一方面开门办学,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双方互利性的校外实习基地,集中开展实践实训,推动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课外学分的设置和管理,把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学生综合素质和操作能力的提高、专业教学内容的深化和拓宽、社会发展人才类型需求相结合,在相对稳定的专业教学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求之间构造一定富有弹性的中介。这对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20世纪初,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曾经指出:“大学不仅需要与科学进行长期的永久的接触,否则就要萎缩退化,而且需要和公共生活、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环境保持接触。大学必须向其所处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正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①
3.教学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能力只有在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课内活动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无法进行充裕的安排,因此与课内作有机联动的活动设计,然后通过课外活动来实现成为十分重要的实现途径。充分利用中文专业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优势作用,通过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开展读书征文竞赛、演讲比赛、写作比赛、辩论赛、话剧表演等,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
4.与教师科研项目相结合,培养学生初步科研意识。学生毕业论文和各种科技创新竞赛活动,选题均可源于专业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通过师生间研讨式交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5.正确进行能力评价,注重过程考核。评价既是一种压力或激励,又是一种反馈环节,可以帮助学生从中获得积极的修正信息,自觉提升短缺的能力。能力评价方式走向多元化,不拘一格,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常规与竞赛结合等等,评价的组织也改变单一模式,个体评价(师与生)、小组评价(教师小组、学生小组、师生混合小组)、评委评价(以比赛方式进行评价时)等等结合使用。根据中文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指标,制定学生专业基本能力测评方案。如秘书实务课程,任课教师选择几个岗位,描述出岗位要求,组织其他专业教师构成招聘团,对学生进行分组模拟招聘演练,学生感觉如临现场。
【关键词】教学改革 本科毕业论文 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047-02
作为全国优势特色专业的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并兼具民族地区特色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特别是近十年来不断改进的“四环节”教学法的实施,不仅在本科教学上是一大创新,其教学成果也得到了区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但是,如果我们不固步自封,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人才培养水平,我们会实事求是地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学生在最终实践能力的提升上,程度有限,效果并不特别突出。它集中表现在学生本科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且一直没有明显的改进。笔者承担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任务已经有十余年,平时也担任《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积多年的经验,我以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四环节”教学法所能解决的。我所指导的学生论文均是外国文学方向的选题,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存在的问题,既带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特有的问题;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是中文系各方向论文写作共同存在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进一步深化中文系的教学改革,从课程教学内容调整、课程设置改进及学生专业学术研究训练等多角度入手,别无它途。下面我就以外国文学方向本科毕业论文为例,谈一谈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选题范围
虽然从比例上看,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外国文学方向的选题不少,但具体到写作内容,则呈现了选题较为陈旧及视野较为狭窄的特点。四年本科教学中,《外国文学》课程的开设,基本奠定了学生外国文学的知识基础,对学生论文选题的确定影响巨大。它引导我们的学生更多地关注经典作家作品、关注典范性的文学人物及文学现象、关注对作家作品的美学及人文批评。一些作家作品及典型人物,几乎每年都会有学生涉及,即使学生写作切入角度会略有变化。比如,英国十九世纪女性文学、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俄国十九世纪文学,而涉及到的作家有勃朗特姐妹、哈代、司汤达、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他们笔下的简・爱、苔丝、于连、卡拉马佐夫、安娜等,也往往成为学生人物性格分析的常客。不同届学生的论文选题,重复现象较为突出,虽然指导老师在最大程度上力图避免这样的重复。这一现象,与为期一年的《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是相吻合的,能反映课程教学对学生外国文学接受与理解的影响,因为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比较强调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那就是学生在论文写作上所体现出来的外国文学视野,受《外国文学》课程的影响是明显的。关注经典作家作品、关注近现代文学、关注文学的思想及美学价值,始终是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最显著特征。而由此反映出来的学生主动性和创新性思维的不足、写作视野的相对狭窄,也无庸讳言。如果我们的《外国文学》课程在课时上有所增加、内容上有所延伸,能在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方面对学生有所引导,学生的写作视野无疑会开阔得多。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后在教学内容设置上应当大力改进的地方。
二、研究方法
较之选题范围上的相对狭窄,学生在外国文学论文写作上所展现出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上的陈旧和单一,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值得我们反思。究其原因,我以为还是与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对文艺学方法论的忽视密切相关。在中文系的培养模式设计中,除了《文学概论》一课外,并没有其它的相关的文学方法论课程,也没有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相关的课程。学生在三年的学习中,没有接受到文学方法论的课程教学,这使得他们对文学研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相当陌生,没有明确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意识。所以在毕业论文写作时,他们只能模仿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在作品与作家、社会及读者的四维关系上做文章,内容也无外乎作家传记研究、作品主题及思想价值分析、人物典型性格研究等方面。而从形式主义的角度、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几乎没有出现过。曾经有一个学生的论文选题是《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语言风格》,应该说已经论及到一个新的角度,但遗憾的是,该学生在写作中不过强调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韵律上对欧洲十四行诗承前启后的贡献,浅尝辄止,并未能对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语言学角度的形式主义分析。究其原因,还是缘于对形式主义理论和方法的不熟悉,对“文学性”和“陌生化”等概念的不熟悉,在写作中不能运用这样的理念去分析文本。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学生已经能够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思维。这不仅表现在学生的许多外国文学选题直接就是比较文学或与比较文学有关的,也表现在学生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过程中,能自觉地置研究对象于世界文学的语境,用比较文学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剖析问题。无论是作家研究还是人物性格分析,不少学生都自觉地将其与同类型的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典型进行比较,试图从比较中确立其文学和艺术的价值。我以为,这样的思维方法,对外国文学研究而言,也许较之希望其在方法论上的变化,有更多的价值和更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对学生在比较意识和思维上的期待,应该高于对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变化的期待。而且就文学研究的价值而言,比较文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使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呈现了与从前截然不同的新的姿态。这一点,从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明。
三、问题反思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在教学改革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讲授――阅读――讨论――写作”四环节教学法的构想和实践,通过对学生阅读、思考及写作能力的多层次积累式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这一教学模式的改革至今已近十年,成效显著,已经得到了教学同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长达三年的培养过程,其人才培养的效果到底如何?能否有效地集中反映在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仅就多年来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外国文学方向选题写作的情况看,我认为无论是论文选题范围、研究和批评方法,还是论文的写作规范,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要改进我们的教学工作,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教学改革。很显然,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四环节教学法所能解决的了。只有在我们的课程设置和写作指导模式上进行一定的改进和调整,方足以应付这样的变化。学生对论文方向和选题的抉择,无疑与《外国文学》课程给予他们的外国文学知识背景是相关的;他们的学术兴趣,主要也是由这样的知识背景提供的。很少有学生能越过这样的背景,去独立地完全凭借自己的爱好与兴趣选择一个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所以,如何拓展他们的外国文学知识范围,让他们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与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及文学背景联系起来,应该是《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具体来说,我以为,如果现有的教学课时不能有大的提升的话,那就加强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进。已经成熟的没有大的争议的内容,如古典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不妨让学生主要用自学的方式去掌握;而一些未有定论的领域,一些与今天的文化文学密切相联的文学现象。
学生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也需要得到有效的训练。为此,我以为急需设立一门文学方法论研究的课程。这一新课程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中外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二是对古今中外典范的文学研究实践和范例的介绍。这一门文学方法论课程,还应该涉及学术研究基本条例和规范的介绍与研究。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这一问题。我们在学生培养中,注重了学生文学知识的积累,注重了学生文学鉴赏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却忽略了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学生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学术素养的提升。
本科生学位论文应该建立基本的问题意识和规范意识。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写作伊始阶段论题的选定方面;规范意识,主要贯穿在确立好写作论题之后的整个写作过程之中。以上两种意识是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常识,但在本科学位论文中却极为稀缺,直接影响到了论文的质量,有系统加以指导的必要。
一、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方向论文的选题
(一)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确立选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本科生中有不少同学对于学位论文的写作缺乏必要的常识,类似“写论文是为了梳理学过的知识”之类糊涂认识在学生中还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先让学生明白,学位论文的写作不是单纯地消费知识,而是运用学过的知识来创造新的知识、解决值得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要确保选题有价值。
(二)现代汉语学位论文应避免的选题方式
由于语言观念和本学科学科体系的制约,和对教科书的盲信盲从,一般同学在确立论题、进行写作时往往会陷入以下误区:
1.填充式
这种研究是理论先行,完全把书本上的知识引述到论文之中搭建框架,仅仅把书本上的例子更换一下。如“分析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段”的某篇论文,分成了比喻、拟人、夸张等几部分,把自己搜集到的零零散散的例子,分别填入到几种修辞格之下,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选题和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只是为原有理论又背了一次书,毫无价值可言。
2.综括式
把学术界各个学者对某语言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对于造诣较深的学者来说是有可能在总括的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既有研究成果的,但对于知识体系不完整、理论水平欠缺、研究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提出新见解的。不建议学生选择此类选题做研究。
3.纸上谈兵式
这种选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进行硬性的研究。如某篇学生的论文,研究“两大应用领域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的挑战”——两大应用领域分别是汉语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而写论文的学生既缺乏有关汉语信息处理的理论修养与实践研究,也没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超越自身能力进行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新意,甚至极易让人产生粘贴抄袭的联想。
4.断章取义式
这种选题在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它是对语言进行零部件式的研究,把活的语言拆解为僵词死字,罔顾语言整体、语言本身的特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语言背后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因素。如歧义研究,就片面夸大了语言中歧义出现的频率,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语境。选题的缺陷实质上反应了选题者观念上的欠缺。比如,学术界中提倡汉语也应像西文那样进行分词连写的主张,就是忽略了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三)确立恰当的有价本文由收集整理值的现代汉语论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本学科及相应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域,使其摆脱对教科书的完全依赖和盲信。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突破。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来选题都可以体现现代汉语本科学位论文的价值。
第一,从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出发。
让语言研究走进语言生活,让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联系起来,回到语言本身做原初性、常识性的全面思考。比如,可以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经指导同学考察曲阜街头用字和曲阜街道名称,分别写出调查分析报告,这类报告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对表面现象做记录,还要做深层次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在各种文体或媒体中寻找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来研究,如可以分析作家汪曾祺优雅的小说语言;可以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对话,从而寻找到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资源;通过对比分析古代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中的描写性语言,梳理汉语的继承与变异、总结出汉语表达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报纸中的某专业标题做为分析对象,揭示出标题语言的共性和特殊专业类标题的个性;可以通过法律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比,揭示出不同语体风格的特点和各自的规定性,等等。
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分析某社区的商业牌匾雷同化、庸俗化命名方式,揭示致因;假大空套语言现象、暴力语言、詈语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从语言学科建设出发。
现代汉语学科相对成型,但离真正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反思学科范式结构的缺陷十分有必要。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在这方面选题,比如,从思考语言问题本身开始,反思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缺陷。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论著中寻找语言学的宝贵价值,比如,陈寅恪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学思想就很有重视的价值。一些语言现象本身包含的语用意义也值得深入挖掘,揭示语言现象的同时,寻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语言学理论,这需要超越结构主义静态语言观。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学在确定选题时,习惯于跟着时尚走,热衷于分析网络语言,并且常常止于泛泛而谈,把别人总结过的问题重新炒作一遍,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大都需要在占据翔实而充分的语料基础上进行,而网络语言尚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稳定性不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生活有多么辽阔、社会有多么复杂,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就有多么丰富多样,与之相应的汉语言研究就有多么广阔的可作为的天地。保持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敏锐性,就会在各种文本经典中寻找到更有意义的诸多研究对象。
论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查找资料了。已经确立好的论题也可能会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加以变动,如果写作时间充足的话,这对于写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写作初期如果“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就先把精力放在资料搜寻之中,在资料无限链接到达一定积累量时,新的选题伴随着新的思路就产生了。
二、资料的查找和利用
现代汉语学位论文的资料分两类:文献性的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性资料。
文献性资料是指跟论文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有关的语料。语料是多种多样的,语料的来源决定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如果是研究身边的语言生活,就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调查某城市的用字情况、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城市街道和牌匾的命名情况等等,这些均须写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如果目的是研究一种语言现象,而又没有固定的语料,那就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范围,搜集其中的例子,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转贴于
有时语料过多不便于全面分析,则可以截取部分代表性语料做相对封闭的分析。搜集语料时,可以把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数据库充分利用起来。
研究性资料是指就某专题而进行的研究性论著,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类。电子版查找渠道:从校园网点击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电子图书馆,然后进入中国知网的免费资源,用“关键词”或“主题”搜索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用传统纸质方式查资料的话,可以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查找利用每一期的篇目。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切记: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论题有所帮助的资料,都要记下详细信息,诸如文章的作者、文章的标题,登载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等,以便后来在文章中真正使用过相应资料之后,完整地附录到参考文献部分。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提供方便,也是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三、论文在材料、方法运用和论证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大题小做、小题小做、小题大做,这是写学术论文的三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同学们来说,第一种最好不选,因题目太大,无法驾驭,易陷入空泛;第二种选题本身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客观或主观等方面情况的制约而没有办法深化研究;第三种应该属于最好的选择。
小题大做即以小见大,需要超越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的迷障,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因素,有些语言研究还可能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或机制,由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做基础。比如,对偶之所以自古以来深受汉民族喜本文由收集整理爱,既有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做必要条件,又有语言形式背后潜藏的哲学意蕴起作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契合。
论文的分析论证要建立在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之上,揭示特定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或“那些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切忌理论或观念先行,否则就会模糊甚至异化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分析的语言对象,不仅仅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描写,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作阐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为了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心理等要素都要考虑进来。针对特定语料而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应属于语言考古学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在语料中发现问题,找出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或得出结论。
确切地说,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选择语言对象或语料时不应为了验证某假设的理论只择取对于结论有利和有用的对象或语料,而舍弃对于此理论没有用或恰好证伪此理论的语言材料。新材料就意味着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要从新角度、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来作出解释。显然,语言学内部的方法与理论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语言学界,到哲学、社会学、史学界去学习和借鉴。如果把研究的方法始终局限于“假设——演绎法”,语言学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主观验证阶段,走不出科学主义的盲区。要改变以往结构主义的研究定势,就要根据更多的现象、材料和事实,注重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新角度,利用新方法,总结出新规律,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多起来,我们离语言的本质才越近。通过指导本科生学写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让他们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掌握恰当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四、现代汉语论文指导示例
(一)示例1
2012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开明国语课本>语言特点及语言价值观分析》(作者:高歌)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写作均体现出创新意识。初稿在内容的分析和逻辑结构安排方面还稍显粗糙,在进一步仔细分析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在经过对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理论和其理论的核心概念“内蕴语言形式”的实质消化之后,对于课本语言特点的概括更加到位,对语言形式负载的价值观的解释深化了,全文的逻辑关系也加强了。
论文视野开阔,结构清晰,分析到位,语言精准。兼具双重意义:既超越了狭隘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于建构由语言表层形式上升到语言内蕴形式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参照意义;又揭示出了语文课本文质结合的特质和规律,对于当下语文课本乃至教育改革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支撑。将多重价值充分挖掘出来、本身又兼具多种价值的论文是不多见的。
(二)示例2
2011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曲阜街头用字的调查与思考》(作者:秦鹏)
这篇论文的初稿思路很开阔,非常难得,体现了作者深层次的一些思考和作者寄予这篇论文的重大责任意识,也因此,文章显得很“沉重”,把过多的问题都夹杂了进来,有些论述离了题,个别地方有过度阐释的表现。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文章主旨应始终紧紧围绕社会用字问题,在列举出问题之后寻找汉字使用混乱的原因以及解决之道。
论文从选题、调查到修改、定稿历时一年多,其间经十数次修改,整体框架和思路相比初稿都有很大改观,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学术论文。作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体现出的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尤其值得肯定。
此类论文的成功首先建立在翔实而可靠的调查基础之上,但又没有满足于简单地罗列现象,而是有进一步的深入精准的分析,全文逻辑思维缜密,创新意识突出,理论与实践意义兼具。既可以对语言学界纠正以往语言政策性失误提供一定的借鉴,又可以对历史文化名城曲阜的文化建设工程和文化形象的提升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示例3
2008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话语初探》(作者:吴金霞)
此篇论文原来的题目是《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语言初探》,论文基本框定在小品幽默语言手段层面作探讨,无法做深层次的挖掘。其最初思路有两个基本缺陷或误区需要纠正:
第一,仅分析幽默语言手段;第二,将赵本山视为农民的代言人。
笔者针对论文论域过于狭窄的问题,将标题中的“语言”一词,修改为“话语”。标题表面的一字之改,即将论域扩大到了语言的内涵层面,为进一步深化主题提供了便利。在此,对于“话语”这一概念,我们突破了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而是将其视为外在形式结构与内蕴价值意义结构相统一的整体。全文因此增强了逻辑联系,前后两大部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修改之后,论述的信度、深度和对事物复杂性的把握都具备了。通过对白云黑土系列小品中独特话语手段和语言本身现实意义的分析,比较中肯地评价了赵本山小品对农民话语权的表达所做出的努力,并深层次地分析了这种努力存在的局限性,揭示出在当前社会语境下农民表达话语只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皈依。转贴于
(四)示例4
【学生初稿提纲】
《浅析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的反向应用》
提纲:
1.对话剧小品进行概念界定;简略介绍其发展历程;说明对其进行语言学角度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
2.界定语用和言语交际行为的概念;阐述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理论的内容;进而提出有关话剧小品中的言语交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即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是反向应用的。结合具体的例子论证主题观点,并分析说明其反向应用的各种具体方式:
(1)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
(2)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礼貌原则
(3)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使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二者发生冲突
分析话剧小品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例子及方式来说明论证。
3.得出结论:在话剧小品中作者常通过反向应用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方法来进行创作。
【笔者意见】
我们要分析的是具体的语言对象,对于这个对象,我们不能在分析之前就“观念先行”,就已经套好了理论,那样做的话,最后你分析的那个语言对象只能是装在那个或那些个理论套子里的东西,它应该是什么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了。
如果是我写这篇文章,文章标题我会改为“话剧小品中的反向会话(或对话)”。要具体分析以下问题:哪些会话或对话故意违反了常规?用什么方式违反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故意?这种故意对于话剧小品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究竟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其中,可以用你学的那些语言和语用学理论来解释。但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要解释这一系列问题,那些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其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反证你的思路是有缺陷的了。所以,应该运用你所掌握的理论——不仅仅限于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应被语言学中有限的理论彻底控制,把研究对象装入理论的框架之中,让理论异化了我们所要研究的语言对象。我们应解决和解释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等问题。
(五)示例5
【学生咨询】我最近看到一本谈修辞新格的书,不知可否把书中提出来的几种新修辞格作为研究对象?如果这些新修辞格不值得分析的话,那我能否继续修改以前你指导过的那篇论文?
【笔者意见】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汉语短语的分类问题
一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分析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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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能,这是为什么?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验证。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作用。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件完全不同。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这首诗背下来了。
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7)敌人打退了。(8)我们打退了。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的主语理解成受事。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如:(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不改变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谁的孩子妈都爱。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探索》
(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
社会的发展脚步在迅速的加快,学校也应该加快脚步,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将专业化的知识注重与现实的结合,从而来培养更加高效的复合型人才。汉语文学是一门专业性十分强的专业,该专业主要是研究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尽管可以陶冶人的内心情操,但是与社会的接轨不是很强,所以学校需要在该方面进行大力的改革与创新,学校不应该死板的教育学生们知识,而是更好地去应用知识。改变传统的授课模式,让学生们进行自由化的学习与发展,重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树立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将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充分的结合起来,学校教师不断地进行研究与总结,创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逐步的提升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专业修养。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汉语言文学在未来的发展还是很具备一定的市场前景,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专业,所涉猎的科目与信息十分的广泛,并且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比一般的学生更加的具有文笔能力,在创作、文化管理、编辑、文学评论等方面是十分的需要该专业的人才。面对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学生们除了具有专业的知识以外,还应该掌握信息化的技能,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在未来的就业环境中也能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是时展的必然,不努力学习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二、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具体举措
(一)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信息化管理
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学校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实现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的时代需要的是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学校也强调以生为本。所以学校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与管理上,应该实行自主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充分展现自身的才能。让汉语言文学进行信息化,需要加强该专业的实践管理环节,让学生们所学的专业能够应用到实处。学校可以与有关单位或者企业进行合作,每年组织学生们去相应的单位进行实习,不断地锻炼学生们的学习技能,从而更好的帮助学生们提前适应社会,同时也加强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修养。最主要的是加强专业的实践环节,学生们学习专业知识更加的认真,并且容易理解,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与实用性。
(二)打造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当前社会对人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培养知识、技能与素质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加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有效结合,以社会对人人才的需求为着手点,不仅要让学生们掌握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化知识,也要提升学生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将这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去构建汉语言文学信息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信息的专业技能,努力促进课程改革,不断的去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不断地提高学校学生们的综合信息能力。
(三)优化师资力量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是十分的迅速,并且在高效的师资队伍建设还不完善,存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过。如何建设一支高效的师资力量需要学校的不断努力与创新,学校首先应该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老师首先应该接受高效化的培育与管理,这样老师才能真正的为学生们言传身教。学校也可以从社会上聘请专业的汉语言信息化教师来学校进行专业化的知识讲解,让学生们能够将专业性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真正的结合起来,更好的帮助学生们获取技能与知识的真正理解。学校在组织老师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之中,也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结合我国的发展脚步与实际国情,真正的实现技术与专业的融会贯通。同时,学校要想不断地改进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技能,就应该尽量的去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实际措施,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结合应用筹措相应的资金,从而更好的去实现两者的实际结合与具体应用。从而还能更好的提升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声望,吸引更多的学子前来本专业进行就读。
三、结束语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对中学阶段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来说也是如此。兴趣是激发中学生学习的主要的动力,对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性格是比较活泼的,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激发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兴趣。只有在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之后,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有了兴趣,才能够积极地投入到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来,这样的情况下学习的效果才能更加的良好。对激发学生的兴趣的措施来说,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多样的,我们有着很多的选择,比如在上课之前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讲一讲对于汉语言文学的理解,这个过程对于学生来书是需要一定的准备的,学生能够自主地体会到汉语言文学的特点,这对于他们兴趣的激发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同时也可以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了一定的学习之后,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兴趣,相应的活动可以有,展开辩论赛,设置一个合乎于这个年龄阶段讨论的问题,让学生对这个问题展开不同的观点,进行观点的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体味汉语言文化的博大;展开诗歌朗诵比赛,让学生在古诗词的韵味中体会汉语言文学的悠长。通过各种积极活动的展开,初中学生乐意参与其中,就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这对我们的教学过程来说将会有着极大的帮助,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产生兴趣,从而最终有益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
二、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对策
在传统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守旧,教学方法单调以及教师的专业的素质有待提高。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提高中学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质量。对于教学模式守旧的现象,在实际的教学规程中表现为教师在教学中上课的方式单点,往往只是教师成为课堂的主角,教师自己一个人在教师上讲,初中学生在下面听,缺乏师生之间互动的过程,学生的节奏完由教师来掌控,这样的情况产生的问题就是随着课堂的继续,学生往往会产生比较厌烦的心态,他们对学习过程中掌握新知识的乐趣也逐渐丧失,自主的学习意识不能够得到激发,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学习效率低下,难以使自己更加符合社会的要求。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观这样的现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立对于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兴趣,这样初中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才能够得到提升,学生愿意学,愿意主动学,学习的效果就有了保证。同时还应该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新课改的教学理念下初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教师是来帮助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这一问题,让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发挥出学习主体的重要作用,保证课堂的良好的氛围,这样长此以往的坚持下去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一定是有着积极的重要作用的。教学方式的单一问题一直是影响教学成果的一个关键,能否采取好积极的措施来改变这样的问题就决定着能否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传统的教学中对于课文的讲解多是每句进行讲解,这样的话不免显得冗长耗费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状况。新课程的改革理念在不断地渗透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来,我们在结合自身的教学资源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适的措施来改观这样的现状,汉语的博大精深更加适合于各种各样的教学,我们可以采取各样的方法来进行教学。比如让学生进行讲课,学生讲我们进行相应补充,甚至于采用各种各样的故事来生动的教学工作。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也进入到了现代化的教学过程。多媒体的运用能够在课堂上起到积极的效果,因为多媒体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将课本上文字性的描述以一种直观的视频或者图片的形式来展示出来,通过这种直观的展示往往可以让学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从而使他们能够将知识理解得更加透彻。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改观教学方式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结语
专业教学的目标,不仅仅是使学生活动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获得知识以外的附加值,如文学素养等。由此看来,目前中职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确定并不合理。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把握和应用,以及文学素养的建立应该都是汉语言文学教学所追求的目标。然而,人文素养这个本应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重要素养,却并没有渗透到知识的传授过程中,也未成为专业学生培养目标的组成部分。
2中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改进和优化策略
2.1合理选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形式多种多样,如文学作品、文章和文字等,所以在实际教学中,应该根据教学目的的不同而选用不同的学习形式,比如是选择现代化的多媒体进行欣赏还是选择传统式的诵读等。对传统教学手段我们不应一味地批判,而是应该有所取舍,一些教学形式还是很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在具体教学中应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考试不能仅以分数论成败,而是要让学生将这种技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根据汉语言教学的特征来确定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就成为教师的首要职责。
2.2创新专业教学内容,构建学生创新思维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需要有所改变,基于此应改变和重组教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不应该只注重知识的记忆,而应该加强对专业技能的培训。教师在备课及授课时应加强对最新知识的把握,在讲解过程中,无论是现代文学、古代文学还是作文都应该加强课程结构的优化,课程体系应用发展的科学理念加以优化。此外,教学中,教师应关注学生创新思维的培育。一方面,教师本身一个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要有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能够提出一些较为独特和有效的教学方式,同时行为上应善于探索,不断实验、不断总结。另一方面,要做到勤于思考,勤于行动,进一步发展创新思维。教师拥有丰富的知识,以此为背景,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激励学生去思索、去探讨。
2.3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陕西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由汉中大学中文系发展至今已经有55年的历史,在如何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具有地方院校师范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是陕西省特色专业,专业具有省级精品课程,并且有“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汉水文化重点研究基地”和省级教改课题立项研究作为支撑。在培养语文教师技能方面,有校外长期合作的实践基地,为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经过十年的探索创新,本专业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例如:《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与实践活动规定》、《教育实习工作细则》、《学生综合素质和师范技能训练实施办法》、《实验教学实施办法》等,从而使本专业人才培养能够有制度上的保障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创新。
2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内容
本专业自2003年实施2+1+1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通过一、二年级进行学科基础和专业基础培养,三年级进行专业必修和个性化方向培养,四年级主要培养毕业论文写作、示范课实习、教育实习和其他职业岗位的能力,使本专业的学生具备了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基础教育适应能力。2010版培养计划制定时减少了总学时,增加了专业选修课比例以及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语文教材研究”、“教学艺术论”和“文学作品的审美解读”等课程,强化了师范技能的培养。在优化课程体系方面,本专业在最新的培养计划里除了保留“微格教学与教育实习试讲”、“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社会实践”等,还新增加了“专业调研”、“中学语文教学名师示范课”等内容,大大增强了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程度,在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学生的能力发展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
另外,本专业结合自身特点展开各种实践活动,开展学生的教师技能训练,举办诗歌朗诵大赛、演讲大赛、师范生讲课大赛、师范生技能大赛、微格教学、实习基地课堂教学、三笔字大赛,以及量化的阅读和写作训练,例如:每学期不少于10部理论书籍和30篇文学作品,一、二年级学生每人每学期必须完成30篇千字文。除此之外,本专业数次邀请中学优秀语文教师为本专业学生做示范课,并且与学生对课堂实践进行探讨。除此之外,学院从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组成了实验班,并且配备了教学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一对一指导,让学生们更好的享受教育资源,更快的掌握教学应用技能。
3结语
汉语言文学作为高校重要的课程之一,已经成为大学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审美教育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性理论课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美学理论素养和审美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学教育对于大学生提高对于汉语言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能力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而,汉语言文学教学必须把审美教育很好的融入其中,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培养审美能力作为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也是大学生能够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社会需要。但是,目前我国高校的审美教育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非可操作的实际实施阶段。事实上,审美教育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而汉语言文学本身就具有审美教育功能,因而,我们利用汉语言文学作品来实施审美教育是完全行得通的。那么,到底该如何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具体实施审美教育呢?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现状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又跟随时代步伐的专业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较强的审美能力,既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来服务社会,创造一定的社会价值,也能通过塑造自身的优秀人格,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品位来传承和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但是,理想是美好的,实际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是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设置有一定的问题,其课时显然不够,授课形式也不够先进,从而导致了汉语言文学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难以深度挖掘,并且由于其实践课时间不充足而使得对于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不足;当前很多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功底并不深厚,但是却能顺利毕业,这充分说明了当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考核制度和形式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和纰漏,教学过程过于重视结果,忽视过程,重视理论,忽视实践;还有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选择了该专业,但是,他们并不真正从内心里喜爱这门课程,导致了他们缺乏强烈的课程认同感,影响了学习兴趣,也使得他们缺乏对传承伟大文化遗产使命的光荣感,从而他们的专业文化素质并不高。
三、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实施的具体措施
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必然会涉及到文学作品,而我们知道,阅读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因为汉语言文学教材中收录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中外的名家名作,可以说是他们思想人品等“最完美的浓缩”,对于培养学生艺术审美能力,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实施审美教育呢?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尝试和实践:
1.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出文学作品中展示的艺术境界,挖掘各种审美因素。我们要努力引导学生对课文所描绘的美进行鉴赏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注意其外部结构的表现形式和内部结构的情感渗透,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体会作品意境美。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功能,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学作品的这种特质来引导学生发现作品本身美的魅力,产生深切的情感体验,进而逐渐形成审美感受、审美意向与审美品位。
2.我们知道,兴趣是学习最大的动力,因而,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也要注重对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激发,从而通过引导学生增强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来达到审美的目的。应该来说,作为年轻一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是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的,因而,汉语言文学教学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通过文学作品的本身魅力来激发学生们对于知识的强烈渴望,积极引导他们发现并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在美,从而达到审美的目的。具体来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可以利用作品的文情并茂来调动学生的感情,把作品寄寓的情思化为学生的真实感受,从而使得文学作品能够发挥打动人,感染人的作用,继而使得学生产生美感。
词异读的成因。其中通用假借、古今字、外来语及古书注解相沿而致是主要原因,而“破读”所致也是重要
原因。本文还对古汉语异读字的异读音,进行了分类,并举例加以说明。
关键词古汉语异读字分类
***
古汉语中的某些字词要异读,原因是很多的。其中,由于通用假借、古今字、外来语以及古书注解相沿
所致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其现象有如下几种:
1.通假字的本义和假借义读音不用。在古汉语的书面语言里,常有这样的情形:本来有的字不用,却用
另一个字来代替,造成读者的不同。如“信”字,其本义是表示“诚实”、“信任”、“的确”、“任意”
、“使者”等意思,读xìn。
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但有时却假借为“伸展”、“伸张”的意思,即与“伸”同义,读为shēn。
例狼欣然从之,信足先生。(马中锡《中山狼传》)
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隳(《孙子·九地
》)
又如“归”字,其本义是表示“返回”、“归还”、“女子出嫁”、“归附”等意思,读guī。
例执讯获chǒu@①,薄言还归。(《诗经·小雅·出车》)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归有光《项脊轩志》)
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但又假借为“馈”,即赠送的意思,读kuì。
例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论语·阳货》)
2.古今字由于其分工不同,读音亦不尽相同。在上古时代,特别是先秦时代,汉字的数量比后世要少得
多,一个字往往要表示几个不同的含义,这就造成某些字“兼职”过多的现象。譬如“说”字,就兼任“解
说”、“讲”、“言论”、“劝说”、“喜悦”等义项。当其表达“解说”、“讲”、“言论”等意思时,
读shuō。
例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墨子·公输》)当其表达“劝说”的意思时,读shuì
。
例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史记·魏公子列传》)
而当其表达“喜悦”的意思时,通“悦”,读作yué。
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为了避免一字兼职太多,后来才造了“悦”字,分担了“喜悦”的义项。
再如“责”字,本为“债”字,读zhài。
例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左传·昭公二十年》)
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
当其在兼任“索取”、“要求”、“谴责”、“处罚”等义项时,则读zè。
例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聊斋志异·促织》)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后来,由于有了“债”字,就将该条义项区分出来。
又如“贾”字,兼有“买卖”、“商人”、“价钱”、贾姓等义项。表示“买卖”、“商人”等意思时
,读gǔ。
例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二年》)
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白居易《琵琶行》)
表示“价钱”之义,读jià。
例有美玉于斯,韫@②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
表示姓氏,读jiǎ。
后来由于有了“价(jià@③)字,才分担了“价钱”这一义项。
3.许多人名、地名、物名保留了古代的读音,与今音异读。如“食”、“其”等,在用于人名时,“读yì,“其”读jī。
例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史记·淮阴侯列传》)
“射”在用于古代钟名时,读yì。
例噌@④者,周景王之无射也,kuǎn@⑤坎镗@⑥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苏轼《石钟山记》)
在用作草名时,读yè。
例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荀子·劝学》)
“房”在作古宫名时,读páng。
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阿房宫赋》)
4.有些来自外族语言的国名、人名、姓氏名等,读音也较为特殊。如“大宛”是古西域的国名,“宛”
则读作yuān。
例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汉书·张骞传》)
“可汗”,是对古鲜卑、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的君长的称呼,读kèhán。
例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乐府诗集·木兰诗》)
“氏”,汉代西域有大月氏、小月氏。“氏”读zhī。
例(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史记·大宛列传》)
又如汉代对匈奴王后称“阏氏”,“氏”读zhī。
例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汉书·李广苏建传》)
古汉语某些字词异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破读”所致。所谓“破读”(亦称“读破”),就是
用改变一个字词的读音来表示不同的意义或者不同的词性。这实际上是词义引申发展的结果。语言中的某一
个字词,当其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新的语法作用时,为了在读音上有所区别,并使之表达得更加明确,就把这
个字词读为另一种读音,以表示差异。这种现象,概括起来有如下两类:
1.有的字词的不同含义,是用不同的读音来加以区分的。如“殷”字,在表示“众多”、“富裕”、“
深厚”等意思时,读yīn。
例刘璋@⑩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陈寿《隆中对》)
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宗臣《报刘一丈书》)
当其表示“震动”的意思时,读作yìn。
例熊咆龙吟殷岩泉,lì@⑦深林兮惊层巅。(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当表示“赤黑色”时,则读Yān。
例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左传·成公二年》)
再如“恶”字,在表示“罪过”、“凶恶”、“坏人”等意思时,读è。
例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文天祥《〈指南录〉
后序》)
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贾谊
《论积贮疏》)
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方苞《狱中杂记》)
当表示“讨厌”、“憎恨”等意思时,读wù。
例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黄宗羲《原君》)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
而当表示“怎”、“如何”等意思时,则读wù。
例以小易大,彼恶知之?(《孟子·梁惠王上》)
2.有的字词的不同词性,也是靠不同的读音来予以区分的。这里有几种情况:其一是名词改换为动词时
所造成的不同读音。譬如:
“王”字在充当名词时,表示“帝王”、“诸侯王”的意思,就读wáng。
例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吕氏春秋·察今》)
而当其充当动词、表示“成就王业”、“旺盛”等意思时,则读wàng。
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
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庄子·养生主》)
又如“度”字,在作名词、并表示“计量长短的标准”、“限度”、“法制”、“气度”、“度过”等思时,读dù。
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贾谊《论积贮疏》)
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后汉书·张衡传
》)
在作动词、并表示“计量”、“揣测考虑”等意思时,读duó。
例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贾谊《过秦论》)
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上》)
其二是形容词改作动词、名词时造成的不同读音。如:
“好”字,在充当形容词、并表示“美好”、“友好”等意思时,读hǎo。
例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诗经·郑风·叔于田》)
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在充作动词,表示“喜好”的意思时,读hào。
例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孟子·梁惠王上》)
再如“臭”字,在充当形容词,表示与“香”相对的意思时,读chòu。
例一薰@⑧,十年尚犹有臭。(《左传·僖公四年》)
在作名词,表示“气味”时,读xiù。
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礼记·大学》)
其三是主动词改作被动词时造成的不同读音。如“见”字,在作主动词、且表示“看见”、“召见”等
意思时,读jiàn。
例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在表示被动、作“引见”义,或作“显现”时,读xiàn。
例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骖乘马。(《左传·昭公二十年》)
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无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关于古汉语异读字的异读音,大抵来讲,有四种不同类型。
一类是韵母相同,声母不相同。如“乘”字,在表示“驾”、“坐”、“趁”的意思时,读chéng。
例二子乘舟,汛汛其景。(《诗经·邶风·二子乘舟》)
而在代表“车辆”和作“四”的代称时,读shèng。
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再如“亏”字,在表示“减少”、“毁坏”的意思时,读kuī。
例不亏不崩,不震不腾。(《诗经·鲁颂·bì@⑨宫》)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屈原《离骚》)
而当表示“差异”的意思时,同“诡”,读guǐ。
例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吕氏春秋·察今》)
第二类是声母相同,韵母不同。如“读”字,在表示“诵读”的意思时,读dú。
例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
而表示“句读”(即不足一句,读时须稍有停顿之处)的意思时,则读dòu。
例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韩愈《师说》)
又如“泛”,在表示“漂浮”、“广泛”的意思时,读fàn。
例余感焉,以杜君之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方苞《狱中杂记》)
而在表示“覆、翻”的意思时,读fěng。
例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贾谊《论积贮疏》)
第三类是声调不同。如“创”字,当表示“始造”、“首创”的意思时,读作chuàng。
例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出师表》)
在表示“创伤”的意思时,读chuāng。
例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第四类是声、韵母均不同。如“罢”字,在表示“停止”、“罢免”等意思时,读bà。
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方苞《狱中杂记》)
当表示“困疲”的意思,通“疲”,读作pí。
例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左传·昭公三年》)
又如“女”字,在表示女性的意思时,读nǚ。
例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乐府诗集·木兰诗》)
在表示“以女嫁人”的意思时,读nü。
例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孟子·万章下》)
而在作人称代词时,则通“汝”,读作rǔ。
例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魏风·伐檀》)
一些常见的异读字,因其流传的历史久远,而且有的已进入现代汉语的书面或口头语之中,有了较广泛
的群众基础;同时许多工具书和古书的注本中,也都注明了它的读音,因此应按传统的习惯去读。而那些较
为少见的、也未保留在现代汉语中的异读字,或者人民群众已改读为一般读音的字词,就应按照现在的习惯
去读。我们今天不必耗费精力去研讨它的旧读音,以免给学习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山东费县的“费”,
旧读为bì,现已改读为fèi;“叶公好龙”的叶,旧读为shè,今一般读为yè。再如“暴露”的暴,传统
的读音本应是pù,但现已约定俗成,读作bào,就不必固执旧读了。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社科部责任编辑: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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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酉加鬼,为左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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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原字为口加肱的右半部,为左右结构。
@⑤原字为穴下加款,为上下结构。
@⑥原字为革加搭的右半部,为左右结构。
@⑦原字为忄加栗,为左右结构。
@⑧原字为艹加犭加酉,为上下结构。
[关键词]制度德育;内涵;特征
Abstract:Thestudyoftheconnotationof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hasimportanttheoreticalsignificance.Takingsomenewtheoriesofmoraleducationasthebackground,thepaperstudiestheconnotationof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Thenitpointsoutthat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hasfourcharacteristics:participation,institutionjustice,fairprocessandcriticalfunction.
Keywords: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
制度德育是我国青年学者杜时忠教授提出的新德育理念。从新的德育理念到新的德育理论,有必要对其基本问题进行提炼,比如对其内涵与特征进行追问。由于篇幅限制,杜教授对制度德育内涵只做了概括性的论述,本文试图对制度德育内涵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讨论。
一、制度德育定义简析
欲讨论制度德育的内涵,就必需对其定义进行探讨。目前德育理论中存在比较多的定义混淆,根据著名分析派教育哲学家谢弗勒在《教育的语言》一书中对三种类型的定义的划分与分析谢弗勒认为定义有三种类型:规范型定义、描述型定义与纲领型定义,具体说来:规范型定义是指对某个概念或词语下定义时,将它规定在特定的讨论领域或特定的讨论形式中,并以特定的方式作出特定的解释;描述型定义是指用已有的含义和既定的用法适当地描述被界说的对象或使用该术语的方法;纲领型定义是指它的提出者为了使用某一概念发挥特定的功能而制定的一种实践纲领,它明确地或隐含地告诉我们事物应该怎样。规范型定义和描述型定义反映的是现存的实践状况,但是它们有时候反映的是歪曲了的现实或错误的实际状况。而纲领型定义反映了现存实际状况的不满,反映了一种改革的要求。纲领型定义是反思规范型定义和描述型定义为基础的,往往包含“是”和“应当”两种成分。制度德育概念提出本身是对当前德育现状的批判,反映德育的应然状态,体现德育的理想。因此,笔者使用的是制度德育的纲领型定义。
杜时忠教授提出:“制度德育是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1](P11-13)具体分析这个定义,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作为手段的“道德的制度”与作为目的的“道德的个人”。在此,我们可以对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进行思辨。从辨证的观点来看,目的是相对于手段而言,手段也是相对于目的而言。脱离手段,言说孤立的目的,或是强调手段而轻视目的,其思维方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因此,当我们强调“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时,同时应该看到,离开了道德的个人,道德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正是因为道德的个人的努力才使道德的制度得以建立。但是,我们强调用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个人,是针对当下道德建设之中有忽视制度建设的倾向而言。更深一层说,当下我国的德育困境的根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而道德沦丧的根又在于制度不完善。
为了进一步把握杜时忠教授提出的制度德育的内涵,那么就不能不追问何谓“道德的制度”,何谓“道德的个人”。杜教授对此没有作进一步阐释。笔者认为“道德的制度”即正义的制度,合乎制度伦理的制度,蕴涵并保证自由、民主的制度,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制度。“道德的个人”即具有主体性道德人格的个体。这种个体具有独立、理性、自为、自由的道德人格。他们是具有特立独行、清醒从容、有所执着、敢于担待特征的个体。从公民道德教育的角度看,“道德的个人”即公民。“公民是理性地通过自己的言行而为公共生活造福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自由、平等和充分介入社会合作是公民的特征”[2]。
需要进一步指出,当我们说通过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个人,并没有否定道德的制度与道德的国家、道德的社会、道德的政府的联系。相反,我们在关注个体道德的发展的同时,始终对国家伦理、社会伦理、政府伦理予以深深关切。因为这些始终是培植个体道德的土壤。离开了土壤的改造,个体道德的“胚芽”不能生长,个体道德的“种子”永远长不成参天大树。对此,张奚若先生早在1935年就指出“要有健全的国家须先有健全的国民”、“国家就是人民的返照”。[3]也就是说,有怎样的人民便有怎样的国家,有怎样的人民便只能有怎样的国家。回想我国人民在和等历史悲剧中的狂热,笔者就更能理解刘晓东教授强调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的深刻意义。
二、制度德育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1.制度德育与希望德育等新德育理论的关系
随着我国德育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最近国内出版了较多以《XX德育论》命名的德育理论著作。笔者认为只有将制度德育理论置于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之中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制度德育的合法性,进而寻求德育理论共同体对制度德育的认同。朱小蔓教授在其主编的《当代德育理论新丛书》的序言中写道:“这套丛书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丛书主要以建构和阐发新的道德教育理念为基本内容。”这套丛书由《道德体验论》、《希望德育论》、《生命德育论》、《幸福教育论》、《德性教师论》、《品格教育论》、《情感德育论》组成。这些德育理论著作或多或少都对自己的核心概念作了说明。笔者选取道德体验教育、希望德育等概念作为制度德育的平行概念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
刘惊铎博士在《道德体验论》中对道德体验教育作了如下说明:“道德体验教育并不追求某种实体性存在,它既不与现行的学校-课堂教育相对,也不是五育之外的单独一育,而是作为教育意识、教育思想渗透于整个学校教育之中,旨在强调道德教育要深入到学校、家庭、社区、大社会生活和自然之境中,向生活世界、自然之境和体验者的心灵世界全面开放,引起人的生命感动,诱发人的道德体验。”[4]刘惊铎博士对道德体验教育的说明对理解制度德育是有启示的,制度德育同样不追求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教育意识、教育思想影响着教育实践。薛晓阳博士在《希望德育论》中对希望德育也作了说明,他指出:“本书在反复思考和谨慎研究之后提出希望德育的概念,然而,虽然提出这一概念,但并不以建构希望德育的理论体系为宗旨。本书并未提出所谓的希望德育目的、内容、方法等体系性话语。本书对这一概念的定位是:一方面,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只把它限制在作为一种伦理价值或道德哲学的范围内使用。希望德育是一个价值性概念,而不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在这一概念中不包含理论的体系和具体的知识逻辑,主要是关于德育价值的哲学澄清。文中任何时候所讨论的希望问题,都不是独立于道德教育之外的只属于希望德育自身的问题,而是属于整个道德教育问题。”[5]薛晓阳博士对希望德育概念的说明,对我们理解制度德育也是富有启发性的。首先,在探讨制度德育的过程中,不宜将制度德育作为一个结构性概念理解,应该尽量少用体系性话语。要将制度德育更多地作为一种价值性概念去把握,凸显一种新的德育价值。其次,制度德育问题总是与整个道德教育问题联系在一起。用联系的观点看待这种关系,既能拓宽制度德育的理论视野,又能将道德教育问题开拓得更为深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这些论著中提出的新的德育理论都没有按照经典种属定义方法对新的德育概念作出定义,而是做一些理论上的说明和阐释。这种做法并非否定种属定义方法,而是看到这种经典逻辑定义程序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可用。其应用范围仅仅限于那些特征性概念、分类性概念等。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种属定义方式。
那么,希望德育、体验德育、生命德育、制度德育等德育理论在德育理论体系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音乐学的术语“复调”来解释这种关系。复调音乐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曲调以对位法的法则结合在一起的多声部音乐。主要特点在于各声部都有独立性;有别于主调音乐(主调音乐虽也是多声部音乐,却仅以一个声部为主,其它声部只是陪衬作用)[6]。在我看来,如果把德育理论体系比作复调音乐,那么制度德育和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等各种新的德育理论就像复调音乐中的各个声部,都具有独立性。随着制度德育、希望德育研究的深入,整个德育理论体系的复调音乐就会更和谐、更美妙。
2.制度德育与德育制度的联系与区别
制度德育是相对于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的独立的德育理论,而德育制度是指有关学校德育的规范体系。有学者将学校德育制度界定为“观念形态的规范体系,仅仅包括正式的、理性化的、系统化的、行诸文字的行为规范,如学生守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学习制度(考勤制度、课堂常规、考试制度、图书馆规则)、生活管理制度(作息制度、宿舍规则、食堂规则、卫生清洁制度等)、学生礼貌常规和品德评价制度等”[1](P11-13)。这样看来,德育制度是正式的规范体系,是规范德育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将德育制度与制度德育区分开来。
当我们看到制度德育与德育制度的区别时,应该进一步思考二者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德育制度是实施制度德育的中介,离开了德育制度的制度德育,只能是水上花、镜中月。但是,当我们看到德育制度对实施制度德育的价值时,又不能把目光只停留在对德育制度的关注上,而忽视社会体制、教育制度对制度德育的影响。
三、制度德育的特征
制度德育在我国的德育理论中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没有先例可援,因此,本文论述的制度德育特征,一方面是受经典教育理论的启示,另一方面是笔者教育实践经验的归纳。具体说来:
1.制度德育是重视参与性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张让学生参与制订学校德育制度,让学生来选择学校德育制度;主张以学生为主体对其生活有关制度进行合理性论证。所谓参与,从内涵来说,指的是,“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义务或责任和能力参加社会的经济、社群、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事务及其决策与管理工作”。从外延来说,“参与是大众参与、民主参与和直接参与的统一”[7](P109)。
把政治学中的民主参与观念引入制度德育是富有价值的。从宏观上说,制度德育引导学生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直接地、民主地、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活、活动及其变革过程中,从而接受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与全面教育,获得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全面、整体发展。从中观上说,在制度德育中,教师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各项活动,引导每个学生参与,以主体身份民主地、直接地参与班级、学校和社会各领域的决策与管理工作,既主动接受班级、学校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又通过自身的变化促进班级、学校和社会的发展。从微观层面来说,制度德育在具体德育活动中,使每个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从而直接地、民主地、主动地参与德育活动。
制度德育是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培养公民民主参与素质的有效途径,同时有助于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制度德育正是在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发展他们的行为能力,促进他们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因而,著名教育家杜威强调,“要使教育过程成为真正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成为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师生双方都是作为平等者和学习者来参与的”[8]。“在这种共同参加的活动中,教师也是一个学习的人,学生虽自己不知道,其实也是一个教师,师生愈不分彼此愈好”[9](P44)。这样,“我们学校不再是脱离生活,专为学习功课的场所,而是有关雏形的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里,学习和生长是现在共同参与的副产品”,“一切能发展有效的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9](P375-377)。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也指出,“从教育上看,促进成熟的道德推理这一目的就是发展一种对公正的意识,而这最终意味着创造公正的学校,在其中,学生是完全参与学校事务的。因此,除了促使学生公开参与课堂道德讨论之外,有必要考虑学校的整体气氛”[7](P137)。
反观我国传统和现行的学校班干部制度,从小学低年级起,大多是在教师的绝对控制下,指定、推荐和“选举”出各级学生干部;在大多数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班级里,甚至在大学的班级里,班干部大多数是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当“干部”。与此相反,班级里大部分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就一直是“群众”。这种传统的班干部制度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本质上由领导做主,缺乏学生的民主参与;二是只有少数学生有机会担任班干部。这种制度的消极后果表现在:第一,缺乏学生的民主参与,大部分学生的民利被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大部分学生民主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被压抑。第二,大部分学生缺乏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班级、学校事务管理的机会,从而缺乏主动参与意识与能力。这样最终影响了个体道德的发展。
正是基于现实德育中的问题,制度德育重视德育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性。制度德育建议通过建构班干部推荐、选举、轮流三轨并行的制度来改造现行不合理的班干部产生制度。在新班干部产生制度中,贯彻大众参与、民主参与和直接参与三个原则[7](P308-312)。
2.制度德育是重视制度正义的德育
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条件的,离开了制度正义,制度德育便没有可能。因此,实施制度德育必然要重视制度正义。正确把握制度正义,首先要认识正义的内涵。在西方思想史中,正义的内涵有个演变的过程。梭罗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应得的;柏拉图认为正义就在于各得其所,各取其份;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在于比例平等;罗尔斯认为正义在于“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10]。这样看来,正义的核心是给人应得的。思想家们对“应得”的不同理解导致他们对正义的认识不同。笔者认为正义的着眼点在于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正义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因此,如果把制度理解为通过权利与义务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规则体系,那么制度正义意味着个体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得到统一制度正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二是指把正义的价值转化为制度的要求。第一层含义强调制度本身的正义,要求用正义的标准评价现存的和将存的制度。如果制度不正义,就要变革不正义的制度。如果制度正义,就要维护制度正义,并促进制度正义的发展。第二层含义指正义的制度化,强调把正义的价值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将正义作为一种制度加以定型。这样,制度正义从实质上和形式上达到统一。从动态的角度看,已有的制度会向不正义转化,但又在正义的标尺下趋于正义,因此,制度正义的两层含义是相互贯通的。
制度是人们交往的社会规则。正义的制度不仅有效地规范人的行为,而且深刻影响人的价值取向。从道德心理学上看,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揭示,个体责任感形成有两个前提条件:外部命令和对发令者的敬重。制度正义能够有效地提供这两个前提条件,因而有助于个体责任感的发展,进而有助于个体正义感的形成。从伦理学上看,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思考社会成员正义感形成时认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社会成员正义感形成的前提。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必然是尊重制度伦理的社会。制度正义意味着为个体道德发展提供正义的制度环境。在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个体成员能够从社会生活经验、自身利益的切身感受来体会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进而产生对制度伦理的认同感,经过感悟、陶冶,对制度及其存在的意义系统产生自豪感与热爱。因此,“公正的社会结构是个体美德的前提,在基本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中,社会成员更可能是成为善的”[11]。进一步说,正是由公正的社会结构构成的正义的制度环境,滋润着个体道德的发展。
3.制度德育是重视正当程序的德育
制度德育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正当程序是制度正义的应有之义,因此,制度德育必须重视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是保障人权的根本原则,因此,在德育管理中重视正当程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尊重人权的德育。正当程序的核心思想是以程序制约权力,要求国家机关在处理公民权益时必须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和专断。这对德育管理的启示是,要防止德育管理过程教育者的恣意和专断,造成德育暴力。
正当程序包括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避免偏见原则,要求案件的裁判者不得对案件持有偏见或与案件有任何利益关系,裁判者必须在案件中保持中立;二是听证原则,要求所有其利益可能受到裁判影响的利害关系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证据和进行辩护的权利,而裁判者也有义务平等地倾听各方的意见,并且告知其有关的程序和交涉权利[12]。制度德育尊重正当程序,因而在德育管理中必须遵循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既保障学生的权利,也使学生在正当程序环境中得到民主的锻炼和熏陶。
正当程序一般可以分为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质性正当程序。程序性正当程序要求,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庭审的权利[13]。程序性正当程序主要包括:(1)告知适用规则;(2)送达书面通知,说明提出的具体指控;(3)及时送达通知并给予足够时间以准备辩护;(4)举行公正的听证;(5)对听证过程进行记录;(6)告知上诉权。实质性正当程序要求,在对权利进行法律程序的规范和限制时,除非对所有人都一样,这项权利将不受任何限制。主要包括:(1)适用规则不得不当,不得模糊;(2)不得依据非书面的规则进行惩戒;(3)决定应有实质性论据得出的结论予以支持;(4)重要证人的身份应予公开;(5)应受控方要求,应举行公开或私下的听证。总之,在德育管理过程中,只有重视正当程序,才能真正落实制度德育。离开了正当程序,制度德育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制度德育是凸显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张通过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个人。面对现实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德育正视不合理的制度,并在对不合理制度批判的基础上展开制度德育过程。它“通过对制度合理性的诘问,培养现代人的公民意识,塑造现代人的公共精神”[14]。与此同时,制度德育反思以往德育理论对德育批判功能的忽视,进而强调德育对现实的批判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德育理论不敢批评社会,总是把社会提出的要求当作天经地义来接受。不仅不敢批评,而且总是为这些要求辩护。德育堕落成现实制度的附庸品,根本不能起到点化人性、提升德性的作用。德育完全沦为为升学考试保驾护航的境地[15]。明乎此,我们更能体会制度德育强调德育批判功能的现实针对性。
制度德育将德育批判功能与学生的道德理性批判力培养结合在一起,因为,学生只有具有良好的道德判断力、理性批判力,才能实现德育的批判功能。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现实生活中存在较多的不道德制度。不道德的制度可能迫使,甚至促使人们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学生只有具有一定的制度批判意识和制度批判能力,才能作出理性的抉择。然而,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识和制度批判能力,总是有赖于制度德育过程中对学生道德判断力、道德选择力和理性批判力的培养。
具体在学校制度德育过程中,教师可以创设有关学校制度的讨论活动,引导学生对学校制度进行制度伦理评价,评判学校制度的合理性。在讨论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扮演引导者的角色——激发学生的道德思维,发展学生的道德观念、道德推理与判断选择能力,从而使学生在比较、判断、选择中形成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识和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识和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制度德育过程中逐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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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gnor委托人
“词义信息在传达人们对其所称谓事物的理性认识外,往往还会因人们的主观性而表达出对该事物的评价及在情态、格调、形象方面等作出的补充描写。汉语量词的理据,在它具有描绘性和比喻性时,就给人以具体的形象感。这种形象感包含着人的主观意味。量词所负载的这种形象意味,也就是汉语量词的形象色彩。”
汉语量词的形象色彩具体有三种形式:
1、量词本身具有的形象色彩
这类量词一般是表示事物的物量词(包括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如:串、座、朵、缕、株、丛、片、颗、团……本身具有形象性,它们和中心词搭配在一起,能引起人的联想和想象,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
(1)他迫使自己打了一串外交式的哈哈。(沙汀《沙汀选集》)
(2)金达莱一大片一大片的。鲜红娇艳。一朵花,一朵青春,每朵花都展开眉眼,用笑脸迎着春天。(杨朔《三千里江山》)
(3)听后,她的脸上闪过一缕木木的,淡淡的哀愁。(柯如《长夜星光》)
(4)不但是得慢走,还须极小心地慢走,骆驼怕滑:一汪儿水,一片儿泥,都可以教它们劈了腿,或折扭了膝。(老舍《骆驼祥子》)
(5)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改造我们的学习》)
例(1)中用“串”来写“打的哈哈”很有创意,既有声音又有视觉上的形象感。例(2)中的“一朵花”,“朵”是用来描写“花”的量词,既表量同时可供人想象,在“一朵青春”里,运用了拈连的修辞手法,把本来表示“花”的量词用来表示“青春”的量,使得抽象名词“青春”变得生动、形象,增加了诗韵。例(3)用“缕”同样把抽象的“哀愁”写得逼真、可见。例(4)用“汪”来写“水”。把到处都是水的情景写得很逼真。例(5)用了个量词“团”来写许多党员把那个问题没搞清楚的情况,具体形象。
2、借用来的量词具有的形象色彩
这一类量词主要是借用名词和动词。而且中心词和量词间属于超常搭配。例如:瓣、粒、方、泓、树、点、圆、角、堆、带、钩、星、条、根、柱、丝、道、圈等。
(6)看见岸上歪过来一株柳树,一瓣黄月朦胧。(贾平凹《浮躁》)
(7)忽在那万里波涛的汹涌处,溅起一粒浑圆湿润的清露似的月,滚向蓝丝绒般的天空,给你披上一身洁净清爽的光。(崔合美《海火》)
(8)难得如今好气候,才钓得一方和平,才钓得一泓宁静。(管用和《山行》)
(9)奈何闲人仍继续用一身感慨唱一树凋零,宛如一叶落下就升上一枝愁,为愁而忙……(许达然《也看萧瑟》)
这四个例子中的量词和中心词间都属于超常搭配。超常搭配指把原来修饰甲事物的词语用来修饰乙事物。这种“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形式,而使语辞呈现一种动人的魅力。”量词这种不寻常的搭配,能创造出浓郁的修辞色彩,给人以形象、鲜明的审美享受。例(6)把本来用在“花”上的量词“瓣”用来修饰“黄月”,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使得月的形象更鲜明,而且创造出了深邃的意境。例(7)把本来用于表示颗粒状东西的“粒”用来修饰“清露似的月”,反衬了天海的浩瀚。例(6)(7)用量词“瓣、粒”修饰“月”,这种超常搭配营造了一种冷寂、幽静的意境。例(8)(9)是通过量词和名词的超常搭配,把抽象的“和平、宁静、愁苦”用具有形象感的量词构成数量短语:“一方”、“一泓”、“一枝”去修饰,使之变得具体化、形象化。人们似乎可以感到“一方的和平”、“一泓宁静”,可以体味“一枝的愁苦”。
汉语中量词和名词超常搭配形成的短语很多,例如:“一轮圆月”、“一道山”、“一叶小舟”、“一柱烟云”、“一带吊桥”、“一堆白雪”等。
3、量词重叠后具有的形象色彩
有些量词本身具有形象色彩,重叠后形象色彩更浓厚。如;滴滴、簇簇、点点、道道、片片、丝丝、重重、朵朵等。
(10)右边是幢幢米色的宅地,左边是一座高走的宫殿。(郭小川《塔什干诗抄》)
(11)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吴敬梓《儒林外史》)
(12)如果不是亲见,你真不敢相信这是在他们的房间里,地上、墙上、窗前甚至床边都是绿枝簇簇、鲜花朵朵。(何杰《亚纳斯节》)
(13)刚到四月时分,便下起丝丝的凉雨。(晓河《异国风情》)
例(10)中用“幢幢”把宅地一大片的情景描写得很形象。例(11)用“滴滴”把苞子上的清水写得极其逼真。例(12)用“簇簇”写“绿枝”、用“朵朵”写鲜花,主要突出绿枝、花朵的茂盛。例(13)用“丝丝”写凉雨,写出了雨的凉爽和给人的惬意。
二、量词的感彩
量词除了表示对客观事物计量外,还表达了人们对该事物的爱憎意味和褒贬评价。这种主观的意味就是量词的感彩。量词的感彩有的是静止的。有的感情是由人的主观性在具体语境中i临时产生出来的。
量词的感彩有两种形式:
1、在具体的语境中,量词产生的感彩
这一类主要指量词的感彩活用:即褒义贬用;贬义褒用;中性褒用;中性贬用。例如:
(14)我留上海就做一匹文盲,都比现在好得多。(郭沫若《骑士》)
(15)在证券交易所内,他也算得上一条好汉。(茅盾《赵先生想不通》)
(16)我们的总理不仅堪称是一位战略家,而且堪称是一位哲学家!
(彭子强《筑向太空的长城》)
(17)他就是那位大字不识一个的教书先生。(罗明《山村小屋》)
例(14)中的“匹”本来是用来表示“马”的量词。属于中性词,在这里用来写人,显然有贬义。例(15)中将“条”用于“好汉”,是褒义,虽然将人拟物化了,但它给“好汉”、“汉子”赋予了骠悍、勇猛的气质和特点。“条”本来也是个中性词,在这里是中性褒用。例(16)和例(17)中都有个量词“位”,但在例(16)中的两个“位”用于人,表示敬意,具有赞扬的褒义色彩。“教书先生”是指有知识、有教养的人,一般都用“位”表示量,表达人们对“教书先生”的敬意。但例(17)中的“教书先生”前加了个“大字不识”的修饰语,明显有了讽刺、嘲弄的含义,这里的“位”具有了贬义色彩。
“位”虽然在语境中可以改变色彩,但也并不是随便就能改变的。例如:“一个小偷”就不能说“一位小偷”;“一个酒鬼”就不能说成“一位酒鬼”。因为“小偷”、“酒鬼”这些词反映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不受欢迎的。可见,量词的感彩和其后的中心词的意义关系密切。一般情况下,量词的色彩意义要从属于后边中心语的词的词汇意义。如“一个小偷”。量词的感彩脱离不了社会。必须符合该社会的全体成员的习俗,即使它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可以超常使用,但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一位小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认为也不能接受。
2、有些量词重叠后就带上了感彩
表示微小量的量词,如:寸寸、颗颗粒粒、针针线线等。例如:
(18)他现在知道他的宝贝儿的确死了……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鲁迅《明天》)
(19)“你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你就看看碗里的饭,颗颗粒粒都是农民种出来的。‘汗滴禾下土’啊f”父亲声音哽咽了。(柯如《溪流长》)
例(18)中的“寸寸”明显带有喜欢、喜爱的感彩。例(19)中的“颗颗粒粒”有珍惜的感彩。
三、量词的语体色彩
“词的构词理据、寓意背景、所在语体等等因素不同,从而形成词特定的意趣和风格,这种意趣和风格,就是格调风格。”量词的格调是由于人们出于不同的交际目的,在不同的交际场合。通过选用不同格调的词语来表情达意形成的。量词的格调就是量词的语体色彩。
量词的语体色彩具体表现为两种:一是书面语色彩:二是口语色彩。
1、量词的书面语色彩
有些量词典雅、严肃,经常用在书面语中,具有书面语色彩。具体又可以分为4类:
A、具有文学色彩的书面语量词。例如:“簇、抹、幢、缕、幅、掬、丝、泓、盏、钩、丛”等。
B、具有政论色彩的书面语量词。例如:“任、所、具、等、步、部、宗、起、项、户、军”等。
C、具有古代文体色彩的书面语量词。例如:“调羹、巡、钧、乘、樽、吊、贯、阕、仞、斛”等。
D、具有科技色彩的书面语量词。例如:“微米、千瓦、码、磅、加仑、人次、公里、公升”等。
2、量词的口语色彩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是非自主的。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和来源于经验的认知模型在语言中有广泛的体现,因此,语言结构为研究基本的认知现象提供了重要线索,人类的认知规律也会影响语言结构的选择。
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术语最早来自完形心理学中的形基知觉。图形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部分;背景即为突出图形起衬托作用的部分。这一理论表明,当我们观察外部世界时,都会形成一个认知场,这个认知场就是由图形和背景两部分构成。在认知语言学分析中,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运作和语义结构重要的和基本的特性。图形就是所要描写的对象,背景是其所处的环境。对图形的选择决定于注意的焦点、移动方向、观察的方位等。图形和背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位置关系,对象的所处位置、颜色对比、动静对比(易于移动的物体倾向于成为图形,但是在大量移动的物体中静止的物体又倾向于成为图形)、大小对比等都是区分背景与图形的因素,在一个认知场中,得到突显的部分是图形,没有得到突显的部分是背景,图形与背景相比总是更容易识别,更容易引起注意,也更容易记忆,并且更容易建立起一定的意义来。①例如,“在的右边。”和“在的左边。”这两句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前一句中的“”是作为图形出现的,因而受到重视,“”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在人们的感觉中被忽视了;第二句正好相反,充任图形的是“”,充任背景的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同一对象会因为充任图形而得到突显,若充任背景则被忽视。
从图形-背景论分析存现句
一、存现句的内涵
存现句作为汉语中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句式,传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观点:
从句意角度:吕叔湘最早从句义入手,指出“这一类有无句单纯表示事物的存在,也可称为存在句。”②张静认为存现句是表示主语有什么,在何处。或者只是叙述出现了什么,消失了什么的无主句。③
从句式结构角度:认为这种句子是由“处所词+动词(着)+(数量词)名词”三部分构成。④
同时从句意和句型入手:以宋玉柱为代表,认为它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着什么东西或人的句子。⑤邢福义在《现代汉语》里说“存现句是表明人或事物的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句子”。⑥
我们从各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落脚点显然是句子的语法结构,都是从句型、句义来下定义的。
二、图形-背景论分析存现句
运用图形-背景理论从人类认识事物的认知模式角度来描述存现句存在的合理性。存现句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句末呈现焦点
在语言研究中,图形-背景是一种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型,图形是所要描述的对象,认知上较突显,背景是其环境,认知上不太突显。就句法结构而言,在一个简单的主谓宾句子里,主语是图形在语言中的现实化,宾语是背景在语言中的现实化,谓词是联系的中间环节。图形-背景理论为主谓顺序的合理性提供了认知上的理论支持。转、主于句末,方所词语(时间词语)位于句首的作用
存现句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结构上的特殊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给人提供不同的意象和感觉。存现句中的主体名词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它的位置在句末。
烟尘滚滚的场地上狂怒地蹦跳着一只斗牛。——一只斗牛狂怒地蹦跳在烟尘滚滚的场地上。
这组句子中,后一句式中主语的位置突出了“斗牛”对“蹦跳”,“两条汉子”对“立”的支配作用,前一句式中“斗牛”和“两条汉子”都是处于宾语的位置,就无法突出这种作用,但是却强化了“斗牛”蹦跳时和“两条汉子”立着时的状态。
方所词语(时间词语)在一般主谓句中位于动词之前或句末,存现句中的方所词语(时间词语)则必须放在句首,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解释,它就是充当了一个大的背景,位于句首更能起到展示大背景的作用,并能够使读者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这个背景上,然后再过渡到图形。
河堤上扔着我的镰刀和草筐。——我的镰刀和草筐在河堤上扔着。
试比较例的前后两个句式,后一句式中读者的注意力焦点是由已知物“镰刀和草筐”开始,然后扩展到环境“河堤”上,我们对环境认知的整体性以及关注的强度就会受到影响,前一句式则在我们认知尚处于空白状态时将一个环境“河堤”充塞到我们的视野中,从而保证只有在这个较为稳定的环境被确立为整个认知的背景时,对“扔着镰刀和草筐”这个对象的接受和理解才能顺利进行。另外,句首的方所词语(时间词语)之后直接与动词性词语相接,没有名词性成分干扰对方所词语、时间词语的理解,更保证了对背景的心理注意。
在实际言语交际中,这两种句式都是人们经常用到的,说话者究竟用哪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个人的主观意图而定,不过,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当我们说某部分是图形,另一部分是背景时,并不意味着背景不重要,只是说它不是焦点。但没有背景是不行的,一方面,没有背景句子不能满足完形特征,另一方面,没有背景
图形也得不到烘托。
结语
总之,认知语言学在分析句法时告诉我们,语言结构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对语言的运用与我们怎样感知周围的事物和情景有密切关系。认知语言学对句法的分析不是试图说明句法之间的转换关系,也不是论证句法如何与客观事物相对应,而是试图阐明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决定语言的形式。存现句的作用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上的框架,它首先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背景,然后将一个对象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引入,作为轮廓鲜明的图形放置在背景下。作为一种特殊的句式,存现句通过主移到句末,成为句末焦点,句末图形,从而引起读者对其进一步的关注。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种语言形式,不管它表面上看来特殊与否,在本质上都遵循了人类的认知规律,都反映了人类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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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玉柱.语法论稿[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6]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当代学者充分地认识到了词汇层的重要性,早在60年代黄景新先生就对汉语词汇层进行了开拓式的研究,影响极为深远(1961),却也引发了刘叔新先生对其缺点的批评(1964);80年代,武占坤、王勤二位先生对汉语词汇层提出了新的见解(1983);90年代,刘叔新先生将汉语词汇研究纳入到词汇体系中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汉语词汇“这个体系的层次性相当薄弱,或者说层次少而又不很明显”的结论(1990)。当代学者自汉语词汇学产生之初就对汉语词汇层次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卓越的研究,成果累累,却也误区重重。
§1.在汉语词汇研究中,首次推出“词汇层”研究的是黄景新先生(1961)。他不仅提出了汉语词汇系统存在着词汇层的构想,引导人们深入词汇系统内部,研究其处于等级秩序之中的层级组织结构;而且确定了词汇层作为词汇系统的内部组织结构是具有层次性的,是可以“逐层逐层地分析下去”或“逐层逐层组合起来”的。但是,也非常明显的是,黄景新先生是按照“词汇一语法范畴”的标准来划分词汇层的,这种按照词的语法特点来建立的词汇层就只能是语法的词汇组织层次,这已受到刘叔新先生极为中肯的批评(1963)。
词汇层是词汇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所以词汇层只能建立在词汇要素本身相对固定的等级特点之上,而不能依据词的语法特点来建立词汇的结构组织,这样的词汇层只能是语法性质的词汇层,而不是词汇性质的词汇层。因此,黄景新先生明显是将语言的语法平面和词汇平面混淆了起来,试图以语法的标准来解决词汇问题,这无疑是行不通的。
§2.此后继续进行词汇层研究的是武占坤和王勤两位先生(1983),他们试图以词汇成分在音、义、结构、色彩及其地位、作用为标准,建立起一种纯词汇性质的层级结构,从而将词汇层的研究从语法视角转到词汇视角上来。这显然是认识到了语法平面和词汇平面的差异性而形成的一种研究理念的更新。
但是,尽管如此,在其词汇层研究中仍有不尽如意之处。词汇系统的内部结构形式,应该是“系统化、层次化”的却不是也不应该是“网络化”的。词汇成分的聚合网络与词汇系统的组织层次不是同一平面的问题。词汇成分的聚合网络是词汇成分有机关联的聚合关系的表现,而词汇层则是词汇成分在等级秩序中所形成的组织形式。将词汇内在的结构形式看作网络化的聚合形式,是源于把词汇成分在“音、义、结构、色彩”上形成的聚合关系也看作词汇内在结构形式这一根本性的错误所致。更重要的是在内部层次的划分上,“从词汇的整体着眼,整个词汇成分,分属三个层次:(1)词素(层);(2)词(层);(3)熟语(层)”(1983)。这样看来,语言单位的“级次”应该是划分词汇层的标准,也是词汇内在结构形式的基本骨架。但是,语言单位的“级次”,只是词素组成词、词组成熟语的“生成序列”,并不是词汇成分在等级秩序中形成的结构“层次”,更不是“词汇内在结构形式”。以语言单位的“级次”为标准分析词汇层,这其实是按照语言单位的线性组合关系来分析词汇内在结构形式的结果,而这种结构层次并不能揭示词汇系统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的整体性质。
在词汇系统的研究上,语言词汇由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语素、词和固定词组这三种语言的实体单位构成,这是词汇体系研究的要素平面的问题,而词汇层则是词汇体系研究的层级平面的问题。虽然词汇层研究不能离开词汇要素侈谈结构层次,但是词汇层研究却并不是以语素、词、固定词组分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而是从一个个的语素、词、固定词组相互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上来考察其相对固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显然,两位先生是混淆了要素平面和层级平面的差别,以要素平面上语言单位的“级次”,当作词汇成分的组织秩序来研究词汇层的,这无疑也是行不通的。
应该强调的是,按照层次性的一般认识,上位层次是由下位层次的构成单位组合而成的;一个单位是不能构成上位层次的。在语言中,“词素”可以构成词,词也可以组合成熟语,但是在词汇的内在结构中,所有的词素组合成的只能是“词素层”,而不能构成“词层”;“词层”是由全部的词组成,所有的词却也不能构成“熟语层”;“熟语层”也应该是由全部的熟语组成,而不是由“词层”构成的。另一方面,由一个“词素层”不能组合成“词层”,由一个“词层”也不能组合成“熟语层”。即使“词素层”、“词层”、“熟语层”都可以划分出若干个,而若干个“词素层”也不能构成“词层”,只能构成“词素层”的整体;若干个“词层”也不能构成“熟语层”,也只能构成“词层”的整体;若干个“熟语层”同样也不能构成汉语词汇,只能构成“熟语层”的整体。
还应该强调的是,在结构的层次分析上,整个结构的性质是由最高层次的构成单位之间的组合决定的。由于“熟语层”是词汇层的“最高级次”,所以整个词汇系统的性质就应该由“熟语层”所决定。但是,一个“熟语层”是不能完全决定词汇系统的语言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的,词汇系统的基本面貌也并不是由“熟语层”所体现的。
§3.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根据自己对汉语词汇的聚合形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同义组”、“反义组”等十一种真正词汇本身内部的词语结构组织的看法(1990)。不能否认,根据词汇系统内部词汇成分之间形成的种种聚合关系而得出现代汉语词汇是个系统这个结论是必然的,这是因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聚合网络也是语言词汇的本质特征之一。但是,“同义组”、“反义组”等本身只是词汇成分聚合关系的抽象和概括,是从词汇的聚合网络中将以某一共同性为基础构成聚合关系的聚合体提取出来汇聚而成的,将这些聚合体按照“类”的共同性汇聚在一起才会形成诸如“同义组”、“反义组”这样的种种性质不同的集合。这种集合中所汇聚的聚合体之间显然是缺乏足以支持整个词汇系统的语言建筑材料的特征的,由其构成的所谓结构组织也就很难说是体现语言词汇整体功能的层级结构。
词汇的聚合网络只是以词汇成分之间某种共同性为基础同其他词汇成分所形成的某种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词汇系统形成一张无形的巨网,这张无形的巨网便是词汇系统的聚合网络。词汇成分在聚合关系所形成的这张无形的聚合网络之中,并“没有确定的顺序”,是可以“以任何的顺序出现”(索绪尔:1980)的。因此,词汇成分在词汇的聚合网络之中的分布是具有任意性的,这种任意性的网络化聚合形式显示的是词汇成分的有机关联的联系,并不具备层次性的特征,不能显示词汇成分的等级秩序。因此,聚合关系并不是词汇要素的组织结构关系,聚合网络也不是词汇要素的层级组织形式。根据词汇的聚合网络来观察词汇系统之中词汇成分的组织层次显然是混淆了词汇体系研究的聚合平面和层级平面,因而是不可取的。
虽然刘叔新先生并没有使用“词汇层”这个术语,但只要研究词汇系统就不能不研究词汇成分的层级组织结构,因此,他认为,汉语词汇系统可以划分出两个词汇层次:一是由全部词语组成的最低层次;二是由“十一种词语结构组织”组成的“高层次”(1990)。
一般地说,既然是层次,而且这层次又有高低之分,那么两个层次之间就必然也必须具有组织与被组织关系。但应该注意到的是:这“最低层次”既然是由“全部词语形成”的,那么,这由“全部词语形成”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层次,而只能是整体,在“词汇”这个范畴中,它本身并不能组织成别的什么结构,因而,这个整体也只能是词汇系统本身。而这“高层次”既然是由“十一种词语结构组织”构成的,那么,显然这“十一种词语结构组织”是这“高层次”的十一种构成部分,而且这“十一种词语结构组织”是“把全部词语都容纳进去”的,因而这“高层次”也只是由这十…—种构成部分组织而成的整体,其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层次,实际上也只能是词汇系统这个整体。用这个整体去组成这个整体本身显然是说不通的。在层次结构中,高层次是由低层次构成的,高层次是整体,低层次则是组成高层次这个整体的部分或者是要素,而绝不是这个整体本身。既然这“最低层次”和“高层次”都不是“层次”,只能是词汇系统这个整体,因而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层次关系,而不存在层次关系两个部分之间也就谈不上什么“结构组织”了。而从不存在结构关系的各个部分之间来观察它们的层次关系,也就当然会得出“不很明晰”的结论的。实际上,即使我们仍将“最低层次”和“高层次”看作层次,那么这两个层次既然是按照“意义结构的关联”形成的,所以,这样的组织结构基本上只是词汇成分的一种“语义”的组织结构,仍不是词语之间的纯“词汇”性质的组织结构。这种语义上的组织结构,与黄景新先生按“词汇一语法范畴”建立起来的具有语法性质的“词汇层”,虽有质的差别,但对词汇系统而言,都不是决定着词汇系统整体性质的内在的组织结构。
§4.正像刘叔新先生强调的那样,一个系统,必须具有“自身有条理的组织状态”(1990),但是,系统的组织状态是由——定层次性的结构表现出来的,而这“一定层次性的结构”所体现的应该是也只能是这个系统的最基本的功能。所谓功能,就是事物所发挥的外部作用,是一个系统在对周围的客体、对象以及环境所发挥的作用中表现出来的其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以及时空形式的外部整体性质。功能与结构是统一的。既然在语言系统中,词汇就是语言的建筑材料,那么向言语交际提供语言的建筑材料就是词汇系统最基本的功能。能够反映这个功能的结构层次,才是词汇系统的层级结构组织。
虽然系统的层次性是具有多样性的,词语之间的聚合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但能体现词汇系统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这一最基本的功能,作为层次分析依据的却只有一个,而不能把词语之间的所有关系都一古脑儿拿来作分析层级组织结构的标准。这正像军队中的连队,连队的成员之间具有年龄的关系、籍贯的关系、文化程度的关系、政治面貌的关系等各种关系,但是决定连队作为军事单位的组织层次的,只有一种,但却并不是这类关系,而是连队成员之间作为战斗员的组织关系,这种组织关系才是能使连队发挥作为军事组织的整体功能的基础。如果我们从连队成员之间的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关系上来观察连队的组织结构,是不会发现连队的组织层次的。同理,词汇系统的组织结构只能依据语言的建筑材料这个基本功能来考察其组织形式。
§5.当代学者对词汇层做了很多研究,但其缺点是混淆了语法平面和词汇千面,混淆了词汇的要素平面和层级平面,混淆了词汇的聚合平面和层级平面。结构与功能统——原理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词汇层划分标准问题的关键,因而可将词汇系统首先分为“造句词汇层”和“构词词汇层”作为最高层次上的两个组成部分。这两个词汇层就决定着汉语词汇的整体系统性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由造句词汇层和构词词汇层组织而成的这种层级组织结构的内部组织形式的研究。实际上,这个研究在现代词汇学中当代学者早已进行了这个工作,诸如词汇学中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以及方言词语、古语词语、专业词语、新造词语、外来词语的研究,根词以及语素的实虚、成词与不成词、定位与不定位等等,实际上都反映了现代语言学者观察浯言词汇的朴素的词汇层次的认识,只不过是只平列出了结果,并没有将其层级化而已。根据汉语词汇学研究的现有成果,可以将造句词汇层首先划分出通用词汇层和非通用词汇层;通用词汇层再分析出固有词汇层和借用词汇层;借用词汇层只包括方言词汇层和外来词汇层;固有词汇层具有专有词汇层和普通词汇层,普通词汇层又可分新造词汇层和旧有词汇层,旧有词汇层包括传承词汇层和复生词汇层,复生词汇层再分文言词汇层和固有词汇层;非通用词汇层只包括专业词汇层和习惯词汇层。构词词汇层可划分为语根词汇层和非语根词汇层,下位再按照是否独立成词,分别划分为独用和不独用两类。
上述造句词汇层和构词词汇层的层级组织形式,虽然各个层次的划分着眼点略有不同,但基本上是以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为基本骨架的非终极性结构。人们仍然可以根据需要继续划分其下位词汇层,直至最小的词汇层为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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