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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化城市;街旁绿地;景观设计0引言
城市街旁绿地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密切体现了城市的景观风貌、城市生态环境、生活质量等方方面面。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地设计街旁绿地空间使之得以发挥较大的使用价值,它将在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街旁绿地景观设计中适当的设置活动场地、园路,增加绿地的活力,形成有地域特色的景观环境,就能给附近的居民带来很大的便利,也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生态平衡的理念。
1街旁绿地的概念
街旁绿地一般位于城市道路用地之外,相对独立的绿地,包括街道广场绿地、小型沿街绿化用地等。绿化占地比例应大于等于65%[1]。绿地独立面积一般较小,但它同样可以具有游憩、观赏、美化城市景观的功能,是城市中最常见的一种公园绿地类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城市美化生态环境推动园林城市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街头休息绿地的平面形式很多,一般有带状形,长条形、“L”形、矩形、三角形和圆形等不同形状。
2街旁绿地在现代化城市中的作用
(1)游憩、观赏。城市街旁绿地形状多样,零星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同时又像一张绿网一样紧紧地包围着整个城市。这张绿网是连接城市休闲广场、各类公园、城市道路和居住区绿地之间的重要网络,全面地填补了城市绿地空间的空缺。设计合理的街旁绿地往往能够吸引周边的居民游玩、休憩等,也使路人得到最大程度的视觉满足,行走在闹市中却犹如游走在公园里,观赏路边佳景。
(2)美化环境。当行走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最能调节我们步伐节奏、带来视觉美感的就是街头绿地景观了。按照美学的原则,街头绿地的各种景观元素可以把在外面的黄土、邻里林立在两侧的水泥建筑遮掩,同时为街道带来一丝绿荫,起到了很大的美化作用。街旁绿地的出现,同时也改善了街道的环境,通过植物树种的变化和统一,平衡协调产生一定的艺术景观,既丰富了建筑轮廓线又可遮挡有碍观瞻的景象,给人们一个休闲娱乐的空间。植物的多彩色块与城市中林立的混凝土建筑、纵横交错的沥青路面形成对比并和谐统一,对美化城市景观环境有重要的作用。
(3)平衡生态。城市街旁绿地犹如城市绿化系统的“绿肺”,可以过滤、净化有害气体,是整个城市健康、正常的运行。绿色植物对维持城市生态的平衡有着不可忽视的功能。
首先,在街旁绿地空间中有着大于等于 65%的绿化率,这对于减少噪音、防风、防尘、降温等改善城市小气候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处于居住区与道路之间的街旁绿地空间可以通过枝干高大、枝叶茂密的乔木隔离噪音、防风、防尘。尤其在绿地空间中适量的种植具有较强的吸附粉尘作用的植物,如臭椿、女贞、刺槐、国槐、夹竹桃等。这些植物的叶面具有好的蒸腾作用,能够降低温度、调节湿度。同时绿色植物对太阳光的直射有遮挡作用,南方炎热的夏季高温,绿地中合理的植物配置可以形成天然的绿荫长廊,城市绿荫长廊是当今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重要手段。
其次,街旁绿地还可以养护街边土壤,促进城市生物多样化。植物的地下根系能吸收大量的有害物质,经过种植植物的土壤含大量的好气性细菌,更好的维持土壤的酸碱程度。另外,因为有致密的地表覆盖层和地下树、草根层,植物的根系还有固定土壤的作用。据有关测算,每亩绿地的蓄水量比的土地多20立方米左右,因此绿地还可以锁住水分,保持土壤的湿度。
再次,合理的利用街旁绿地空间,能够改善街头周边的卫生环境,减少污染,有效减少城市道路汽车的尾气,降低噪音及烟尘的排放污染。在现代城市中,尽管处处都可见干净的道路,高大的楼房,但是空气的质量却在逐日下降中,尤其近两年雾霾现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人口密集的地区,空气质量难以想象,人们甚至感觉很难仰头呼吸,也是因为城市中车流量的增多,人口的增多,排气物的增多,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也不断增多,这样直接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街头绿地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一压力,空气中滞留的可吸入颗粒,也随之大部分被绿色植物吸收掉,起到了过滤的作用。
3街旁绿地景观设计探索
①喜欢那丛蔷薇。
②与我的住处隔了三四十米远,在人家的院墙上,趴着。我把它当作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花,每每在阳台上站定,目光稍一落下,便可以饱览它了。这个时节,花开了。起先只是不起眼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眼尖的我发现了,欢喜地叫起来,呀,蔷薇开花了。我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便成了蔷薇的日子,很有希望很有盼头地朝前过着。
③也顺带着打量从蔷薇花旁走过的人。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是天天来去。
④看久了。有一些人,便成了老相识。譬如那个挑糖担的老人。老人着靛蓝的表,瘦小,皮肤黑,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他的糖担子,也绝对像幅旧画:担子两头各置一匾子,担头上挂副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当当,当当当。惹得不少路人循了声音去寻,寻见了,脸上立即浮上笑容来。呀!一声惊呼,原来是卖灶糖的啊。
⑤可不是吗?匾子里躺着的,正是灶糖。奶黄的,像一个大大的月亮。久远了啊,它是贫穷年代的甜。那时候,挑糖担的货郎,走村串户,诱惑着孩子们,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只要一听到铜锣响,孩子们立即飞奔进家门,拿了早早备下的破烂儿出来,是些破铜烂铁、废纸旧鞋的。换得掌心一小块的灶糖。伸出舌头,小心舔,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
⑥现在,每日午后,老人的糖担儿,都会准时从那丛蔷薇花旁经过。不少人围过去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人买的是记忆,有人买的是稀奇――这正宗的手工灶糖,少见了。
⑦便养成了习惯,午饭后,我必跑到阳台上去站着,一半为的是看蔷薇,一半为的是等老人的铜锣敲响。当当,当当当――好。采了!等待终于落了地。有时,我也会飞奔下楼,循着他的铜锣声追去,买上五块钱的灶糖,回来慢慢吃。
⑧跟他聊天。“老头!”我这样叫他,他不生气,“呵呵”笑。“你不要跑那么快,我追都追不上了。”我跑过那丛蔷薇花,立定在他的糖担前,有些气喘吁吁地说。老人不紧不慢地回我:“剐处,也有人在等着买呢。”
⑨祖上就是做灶糖的。这样的营生,他从十四岁做起,一做就做了五十多年。天生的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只有四根半指头。却因灶糖成了亲,他的女人,就是因喜吃他做的灶糖嫁给他的。他们有个女儿,女儿不做灶糖,女儿做裁缝,女儿出嫁了。
⑩“这灶糖啊,就快没了。”老人说,语气里倒不见得有多愁苦。
11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12 “以前我在别处卖的。”
13 “哦,那是甜了别处的人了。”我这样一说,老人“呵呵”笑起来,他敲下两块灶糖给我。奶黄的月亮,缺了口。他又敲着铜锣往前去,当当,当当当。敲得人的心,蔷薇花朵般地,开了。
14 一日,我带了相机去拍蔷薇花。老人的糖担儿,刚好晃晃悠悠地过来了,我要求道:“和这些花儿合个影吧。”老人一愣,笑看我,说:“长这么大,除了拍身份照,还真没拍过照片呢。”他就那么挑着糖担子,站着,他的身后,满墙的花骨朵儿在欢笑。我拍好照,给他看相机屏幕上的他和蔷藏花。他看一眼,笑。复举起手上的棒槌,当当,当当当,这样敲着,慢慢走远了。我和一墙头的蔷薇花,目送着他。我想起南朝柳恽的《咏蔷薇》来:“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诗里的蔷薇花,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人生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罢。
1 挑糖担的老人具有怎样的品性?(3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第⑥段中的“记忆”和“稀奇”分别指什么?(2分)
记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稀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品味文中两处画线句,按要求答题。(5分)
(1)赏析句子。(3分)
起先只是不起眼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
赏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旬中加点的“甜”字好在哪里?(2分)
哦,那是甜了别处的人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简析“蔷薇”在文中的作用。(3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第③段中写到“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是天天来去”,结合下文看,挑糖担老人属于走得从容、天天来去的人。
B 第④段中描写老人的糖担子,突出了一个“旧”字,暗示了老人做灶糖时间之久,也唤起了“我”对逝去生活的回忆。
c 第⑨段中的插叙交代老人的女儿不做灶糖了,表明老人做手工灶糖的技艺将后继无人,老人对此感到悲哀。
D 文中多处通过老人的“笑”来表现老人的心情,比如第13段中“老人‘呵呵’笑起来”,第14段中“他看一眼,笑”,都写出了老人的开心。
试题精解
第1题考查学生的分析概括能力。其实,仔细阅读完全文,你就可以从选文的个别语句中找到作者对老人品行的概括。作者赞美欣赏的正是老人身上的这种品性。参考答案: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每点1分,意对即可)
第2题考查学生对关键词语的理解能力。“记忆”所指的内容前文已有涉及,这个词是对第5段的一个总结,由此,可知“记忆”的含义是指“贫穷年代的幸福和快乐”;“稀奇”的含义比较容易找到,只要你是个细心的学生。参考答案:记忆:贫穷年代的甜(或:贫穷年代的聿福和快乐/当年孩子们用破烂换灶糖的情景):稀奇:少见的正宗的手工灶糖。(每点1分,意对即可)
第3题考查学生对文中关键句子的理解能力。第1小题只要抓住一个“躲”字,就可以看出此句所用的修辞手法,然后再把运用这种修辞手法的好处分析出来就可以了。对第2个句子的理解,要抓住“甜”,字,这是个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词,只要分析出这个词的含义,此题也就近刃而解了。参考答案:(1)运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蔷薇花的不张扬、素雅。(3分,手法1分,表达效果2分。意对即可)(2)一个“甜”字,赞美老人的手工灶糖给很多人带采了甜蜜和快乐。(2分,“赞美老人”1分,“赞美”的内容要答出“给别人带来甜”的意思,1分。意对即可)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现代物流;弱化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99-02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体系的典型特征,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现代物流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之一,它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已被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本文从现代物流发展的角度考察二元经济结构的弱化问题。
一、现代物流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含义
现代物流是指将运输、包装、仓储、装卸、加工、整理、配送与信息等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畅达的物流可以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物流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地区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传统部门生产落后,比重过大,现代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经济结构[1]。二元经济结构极大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发展。推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二元经济结构向均质的一元经济结构转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现代物流的特征
现代物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
1.整合性。现代物流产业是社会分工与专业化深入发展的结果。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力求降低流通成本、交易成本及减少流通环节,迫切需要有一个专业化的物流产业群体,为社会及企业提供支持。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的孕育下,逐步诞生出社会化、市场化的物流产业。因此,物流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资源整合的基础之上。将社会较为零散的物流资源进行重组与整合,进而向社会各产业部门提供个性化、差异化、标准化的物流服务[2]。
2.服务性。服务性是现代物流较为突出的产业特性之一。物流服务具有一般服务所具有的四个特征:无形性、不一致性、不可分割性、无存货性[3]。大力发展服务性行业是发展中国家改善二元经济结构重要途径之一。
3.基础性。现代物流是一种基础产业,具有基础性特征。物流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物流基础设施,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本身就属于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
4.社会化和市场化属性。一个产业的发展是否具有社会化和市场化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产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状况,产业部门的组织化程度,以及能否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现代物流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产业部门,尽管目前物流企业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但已经开始朝着社会化和市场化方向迈进。现代物流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弱化。
三、影响现代物流发展的因素
1.经济的发展状况。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规模、结构和水平来描述的。经济规模是决定一个区域物流规模大小的主要因素;经济的产业结构对物流主要活动形式产生重要影响。
2.物流基础设施的状况。现代物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物流基础设施的状况。物流基础设施具体指公路网、铁路网、水运网、航空网、仓储空间、货场、港口的吞吐量以及公共的信息平台。发展现代物流业,必然要加强上述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条件。
四、现代物流在弱化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分析
1.物流业有利于促进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发展并且是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发展的桥梁。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成功过渡[4]。实现这一成功过渡的根本途径是,在农业劳动力流出和工业部门蓬勃发展的同时,努力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农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同步增长。物流业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速农业市场化的有效途径,对于增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功能,提高农业综合素质,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5]。物流业也是促进工业发展、升级及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专业的第三方物流利用规模生产的专业优势和成本优势,提高效率节省费用,企业能从分离费用结构中获益。根据对工业企业运输的调查结果,企业解散自有车队,采用第三方物流仓库并由其运作物流,不仅减少固定费用,还减少车间仓库、发货设施、包装器械以及员工的有关开支。另外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企业培养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的发展为企业提高运作效率创造条件,各企业可以将物流环节中自身没有优势部分外包,专注于打造企业主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物流业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是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发展的桥梁。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的农产品以及工业部门为农业部门提供的工业品需要通过物流来实现。物流在其中起了连接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桥梁的作用。
2.物流业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刘易斯―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中,我们得到的启迪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即城市化对促进二元经济转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们既要强调城市现代经济部门扩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又要重视城市经济中非正规部门(主要指服务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早在1973年迪克西特就指出传统二元经济模型的弊端,即大多数的二元经济模型中的缺陷是忽视了服务业部门[6]。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改善经济结构和带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不能忽视城市非正规部门的作用[7]。
3.物流业深化经济社会的分工与专业化、提高交易效率、优化经济产业结构从而弱化二元经济结构。Sachs et al(2000) [8]在发现前人忽视交易效率的背景下,利用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法研究并指出,由于交易效率低下,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状况不能得到较好的改善。他们从全球化中的分工效应和交易效率角度解释了二元经济的形成,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和演化是个人专业化水平不断演进的结果。分工和专业化促进了交易效率的提高,经济由自给自足转向部分分工,直至完全分工,从而改变了二元经济结构。物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企业内部分工、外部市场化与专业化及企业竞争的必然结果。它突破了传统产业的技术边界、业务边界、组织边界和市场边界,是对运输业、仓储业等传统产业边界固定化及相互间产业分立的根本否定,它不是几个传统产业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相互作用融为一体,显示出新的产业属性。它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基础上,通过对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等物流传统资源整合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
4.物流起了压缩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空间与时间的作用。哲学家哈维使用“时空压缩”来解释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变迁。强大的发明潮流,集中聚焦在加快和快速的周转时间上。决策的时间范域缩短了,而且生活方式的风尚变换迅速。这一切伴随了空间关系的激烈重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地理形势的浮现 [9]。现代社会既使自身地理位置没有发生改变,也会由于时空的激烈变化而感觉彼此距离及差距的缩小。因此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差距会因“时空压缩”而逐渐缩小。这种二元经济格局也就会由于“时空压缩”而逐渐弱化。现代物流在“空间压缩”的变迁过程中,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先进、发达的通讯技术和现代物流技术与管理方法的支持下,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加快速地穿越空间和移动物品,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产空间被大大压缩,一种只有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才能感受得到的时空压缩感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而被创造出来。同样现代物流在“时间节约”的变迁过程中,其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现代物流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其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对时间的合理安排、分配和节约的追求。对现代物流而言,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JIT(Just in time,译为“即时”)方式在现代经济与管理领域里的大行其道。通过JIT、VMI(供应商管理存货)等方式安排生产、配送等,可以满足生产企业“零库存”的要求。
五、结束语
物流业的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弱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物流业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发展物流业。在发挥物流业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作用中,我们应大力推进物流服务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推动物流企业与生产、商贸企业互动发展,促进供应链各环节有机结合,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农村物流业的发展,应加强农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增强农产品运输基础设施、储运设备设施、交易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大物流业对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支持力度,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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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仲琛是位大家,谈到企业的兼并重组,谈到未来的发展模式,娓娓道来的言语中蕴含着大刀阔斧的决心和信念。人到中年,企业家的活力与沉着集于一身,他带领着重组后的山东钢铁集团出征,迎接他的将是壮阔的前景。
资产重组 淘汰落后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明确指出,“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国有大企业是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中坚力量,其规模和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面对企业重新洗牌的局面,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应运而生,这符合十七大的战略思想,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重组范围内各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
邹仲琛董事长详细地介绍了山东钢铁集团的筹建过程和治理结构。山东钢铁集团是由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所属企业(单位)的国有产权划转而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重组后,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4月总资产1188亿元,净资产379亿元,其中国有资产226亿元,公司注册资本100亿元,由山东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由省国资委行使股东会的职权。各子公司是独立法人,债权、债务关系不变,与职工的劳动关系不变。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出资人,与子公司及有关单位建立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
组建山东钢铁集团是适应国际、国内钢铁工业发展趋势、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谋求以更大规模、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和更合理的运营体制去争夺国际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强化企业竞争力,已成为国际钢铁业发展趋势。当前,国际钢铁业重组步伐明显加快,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阿赛洛_米塔尔公司,粗钢产能已达1.2亿吨以上。国际钢铁业与我国钢铁企业的竞争范围不断扩大,对钢铁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钢铁工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能否健康稳定发展,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我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但还不是钢铁强国,其突出特点是产业集中度低。为适应国际国内钢铁工业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在国家培育发展大型骨干企业集团的政策引导下,联合重组步伐逐渐加快。山东作为钢铁生产大省,选择集团化运营的发展之路是大势所趋。
企业重组不仅仅是改变企业的组织形式,更重要的是解决企业的发展问题。山东钢铁集团成立后,更有利于贯彻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贯彻国家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统一全省钢铁产业发展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加快淘汰落后,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利用现有存量,统一整合配置全省钢铁资源,抢占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统一全省钢铁市场,提高市场份额,避免无序竞争;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实现合理布局和专业化分工;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力度更大、更直接,企业集团的整体优势会得到充分体现。总之,组建山东钢铁集团,可以尽快实现全省钢铁工业由内陆到沿海的战略转移,实现布局结构、装备结构、产品结构的根本调整,进而实现山东钢铁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谈到构建强企的前景,邹仲琛信心十足;谈到对于我国工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模式,邹仲琛更是充满期待。对于山东钢铁集团的成立,邹仲琛说,这是山东省委、省政府结合实际做出的重大决策。
调整布局 提升档次
“任重而道远”。 邹仲琛在感叹之余,阐述了山东钢铁的未来,怎样把握机遇,怎样面对挑战,怎样让企业大洗牌带来最大化效益,这是摆在面前的难题。汲取各家之长,并为己之精髓,是山东钢铁发展的关键。在原有基础上,要推陈出新,做出最具竞争力的开拓。
邹仲琛说,要继续解放思想,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要以思想观念的转变推进企业实现新的发展。要紧密联系资产重组、统一规划、人员整合的实际,进一步统一对改革的认识,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改革发展的实际问题,真正实现山东钢铁重组的“资产重组、淘汰落后、调整布局、提升档次”方针。要把思想统一到十七大提出的企业改革方向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对山东钢铁重组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集团公司确定的发展思路和目标上来,统一到支持集团发展、维护集团战略推进实施上来。
邹仲琛继续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实现整合,是企业自身的一场革命。能不能真心实意地维护和支持集团公司发展,是检验一个企业、一级组织、一个干部政治素质、大局观念和政策水平的试金石。在集团的团结统一和整体推进上,要讲原则,讲大局,不能表面上支持拥护,实际行动上不落实。全集团都要在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原则下,集中精力研究更好地把握行业发展规律,更好地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加强大集团化管理,形成强大合力,促进集团公司科学发展。
邹仲琛强调,要想保持企业竞争力,就要做到坚持整合与发展并举,整合与发展同行。即一手抓集团内部的六大整合,一手抓生产经营改革发展,以整合促发展,以发展保整合。做到恪尽职守,全力抓好生产经营。快速推进规划编制工作,坚持全集团统一规划,必须坚持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集团公司整体效率最大化。
要加快推进省内铁矿石资源整合,提高企业经营安全度。将铁矿生产作为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业,不断提高集团公司铁矿石自给率。组建矿业部,把集团公司铁矿石资源及相关资源管理好、整合好,集团公司内部的铁矿及类似业务正在进行改制的,要暂予停止,待重新研究后再予确定。研究形成新的探矿、采矿工作机制。要加速推进集团共性资源整合,实施集团化运作。
【辅导对象】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
【辅导科目】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地理 历史 政治 奥数
【上课时间】署寒假 双休日 平时 课外 随到随学
【辅导范围】年级衔接课程辅导、同步课程辅导;小升初、中高考考试方向分析辅导;暑假班、寒假班;小学各科基础知识漏洞梳理提高;初二、三物理(电学、力学基础夯实);初三化学、初中英语(阅读理解,作文、语法等);初中语文(写作、阅读理解、基础知识等);高中理科(数理化生薄弱板块针对性切入);高中英语(阅读理解,作文、语法等);高中语文(写作、阅读理解、基础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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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于金富:努力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3)
[2]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9(03)
[3] 洪远朋: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J]. 研究. 2009(07)
[4]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走向[J]. 中州学刊. 2008(04)
[5] 胡钧: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01)
很高兴参加第九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与在座的中外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见面。本次论坛以“中国2020: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为主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各项社会事业显著进步。目前,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面向未来,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还比较低。实现国家现代化,使全体人民过上富足生活,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今后十几年,中国正处于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到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主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年翻两番;工业化基本实现,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0%,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更好保障;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现代教育体系、卫生服务体系、住房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从根本上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全面提高。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已经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进一步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推动科学发展,关键靠改革开放。要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源泉和制度保障。推动科学发展,目的是全面改善人民生活。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实现未来发展目标:
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中国的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需要我们用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取得新突破,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同时,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我们将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审视自己,在国际形势变化中把握机遇,在内外经济互动中推进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强多边双边经贸合作,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发展。
我们将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已经把科技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要继续立足国内需求开拓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我国已经有一定的实力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我们将把解决重点民生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劳动就业、完善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加快解决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环境质量等问题,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大幅度增加财政投入,更加有效地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
我们将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符合时代的潮流,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对外交往中,我们秉持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的理念,促进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要素转移加快,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在增加。美国次贷危机还在发展,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对此,各国应携起手来,积极应对,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态势。同时,经济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我们将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强农业、环保、中西部地区发展和社会事业建设等薄弱环节,努力增加有效供给;优化投资结构,抑制不合理需求,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同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合理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应当看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国内市场广阔,回旋余地大。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形势长期保持下去。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创新求实,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改善民生,坚定不移地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蕴涵着新的发展机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届,成为中外有识之士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参加本届论坛的各位来宾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为中国的发展贡献智慧。
2、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促进了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经济融合,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等,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从整体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3、经济全球化还带来一系列其他的后果,它在带给民族国家全球化机遇的同时,又消蚀着民族国家的主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4、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加强质量、品牌和标准建设,争创国际竞争新优势;
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问题,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现代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第二,要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间接诱导型转化。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
第三,要在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调整结构,将过去单独依靠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转向促进出口和扩大内需相结合的模式,以便尽量降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相互协调、运行有序的基础上推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第四,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走科技兴国之路。当前的世界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高新科技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增加科技投入,大力培养科技人才,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收稿日期〕2003-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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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理论界和港航界对国际航运中心的概念尚没有统一的明确的定义。国际航运中心是指在某一国际性区域范围内,取得重要的国际航运枢纽地位,并以国际航运为核心纽带,能够满足自身和带动腹地经济协同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合理布局,实现相关资源最佳配置的港口城市。具体可以理解为国际航运中心是一个功能性的综合概念,是融发达的航运市场、丰沛的物流、众多的航线航班于一体,一般以国际贸易、金融、经济中心为依托的国际航运枢纽。目前,世界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主要有伦敦、纽约、鹿特丹、新加坡、香港等。
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特征
1、处于国际交通枢纽地位
国际航运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必须是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更是通过优越的交通条件与世界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进行广泛联系,并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扮演世界性或区域性的经济中心的角色。
2、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充足的货源
国际航运中心必须经济腹地广阔,而且有良好的外向型产业结构。由于区位优势主要涉及地理空间、物化投入、劳动和市场因素,从而保证充足的货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坚实的支撑。
3、有良好的港口条件和完善的港口设施
当代国际航运中心所在的港口,一般都有深浅配套、功能齐全的泊位,供日益大型化的船舶靠泊和通航。同时,现代化、高效率的装卸设施可以大大提高运输生产效益。
4、有完备的集疏运交通网络和现代化的信息系统
现代化交通运输方式已进入综合运输一体化时代,因此,国际航运中心必须有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运输方式的相互配合,以确保各类货物的迅速与准确的分拨与配送。现代化的信息系统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指挥与控制中心,能够保证及时准确地提供经济、贸易、生产、服务、管理等动态信息。
5、有发达的贸易、服务体系和成熟的航运市场
国际航运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国际贸易,航运中心也必然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所涉及的各类国际航运服务的内涵相当丰富,包括国际货物运输、船舶建造与检验、船员劳务,海运金融、航运保险、法律咨询和仲裁等。因此,建立成熟完善的服务体系和航运市场尤为重要。
6、有完善和开放的政策法律环境
国际航运中心作为成熟和发达市场经济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保证参与国际航运交易活动的各方主体能够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必须确保其符合国际海事公约和各类双边或多边海运协定。
国际航运中心的分类
1、按国际影响与辐射范围,可分为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二个层次
全球性国际航运中心是国际航运中心的最高层次,一般处于或逼近全球性主干航线和区域性国际航线的交汇点。如香港、新加坡、鹿特丹等少数港口城市。
所谓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是指某一国际区域为国际物流服务辐射空间的国际航运中心。它以处理一个国际区域内的国际物流服务为己任,是对该区域国际经贸活动和资源配置有重大影响的国际航运枢纽。如釜山、上海等。
2、按物流服务方式,可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以市场交易和提供航运服务为主。如拥有悠久的贸易和航海的传统和文化、众多优秀的海事人才的伦敦,时至今日,仍以其交易市场、保险服务、航运信息服务、海事服务、海事研究与交流、海事监管等功能,保持着全球级国际航运中心。
第二种模式,以中转运输服务为主。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由于其自身经济腹地较小,直接外贸运输并不太多,而是以海外腹地作为其主要的经济腹地,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贸易货物作为其服务的主要对象。
第三种模式,以为腹地货物集散服务为主。如鹿特丹和纽约,这种区域性的国际航运中心所在国家的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市场广大,进出本国的外贸直接运输量很大,并在所在国际区域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
3、类型和发展水平,可划分为“三代”
国际航运中心的演变与东移
国际航运中心也往往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航运中心出现在19世纪初的欧洲,它是随着经济中心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经历了三次大转移,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与之相对应的是,伴随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国际航运中心形成了由“西欧板块”向“北美板块”,再向“东亚板块”的东移过程。
“西欧板块”以伦敦为杰出代表。在这之前,欧洲曾经有过许多重要的国际枢纽港,如伦敦、威尼斯、里斯本、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利物浦等,这些港口所在城市的经济繁荣带动了航运业的发展。二次工业革命后,伦敦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越过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港口,成为第一大港,继而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最大的国际航运中心。
进入十九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向大西洋西岸转移,形成“北美板块”。纽约依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与英国这个主要贸易国联系的重要港口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又一个国际航运中心,纽约的航运交易所与伦敦的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并称为世界两大航运市场。
本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发展,在太平洋沿岸占据优越地理位置的港口发展成为重要的大港,形成了“东亚板块”,其中典型代表为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受惠于世界经济增长西移的影响,地处欧洲——亚太两大经济区域航路之中,成为国际中转大港。而香港凭借其自身外向型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内地大陆经济转口贸易的需要和优惠的自由港政策,亦成为中转型国际航运中心。
伴随着“三大板块”的形成、转移、交错,国际航运中心在其功能上也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从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航运中心于19世纪初在欧洲出现至今,从功能上看,经历了各具特征三代航运中心的转变。
第一代国际航运中心出现在19世纪初,属于航运中转型航运中心,是通过提供集散存储场地、运输工具和口岸转运设备、分销渠道,只是简单地发挥货物集散功能,只是被动地提供货物集散服务,而不是主动地操纵集散、影响调配。
第二代国际航运中心形成于战后50年代至80年代,属于加工增值型航运中心。通过引进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等经济性特区或特殊政策,实现就近进行工业加工、组合、分类、包装以及商业营销。第二代国际航运中心开始主动地集散调配产品,当然,其自身也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第三代国际航运中心起自上个世纪80年代,属于综合资源配置型航运中心。第三代国际航运中心的出现,是由世界经济中生产一体化、资本一体化、技术一体化、信息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和信息革命所导致的。东京、伦敦、纽约、鹿特丹、香港、新加坡在向第三代国际航运中心的转型中走在前列,但它们还未能体现第三代国际航运中心的全部功能。
对策与建议
随着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贸易大国,海上运输已成为中国进出口的重要通道。作为航运大国,我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航运中心也是时代的呼唤。
1、顺应形势,抓住机遇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为了迎接亚太经济时代的到来,重点着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与部署。此后,又先后筹建大连和天津等北方重要国际航运中心,以应对东北亚周边港口城市的竞争压力。
目前国际航运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我国沿海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2010年,我国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是2005年的1.8倍,沿海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国已有22个港口进入亿吨大港行列。世界排位前20位的亿吨大港和集装箱大港,中国大陆分别占12个和9个。“十一五”期间,我国沿海港口5年建成深水泊位661个,达到1774个,新增通过能力30亿吨,达到55.1亿吨,基本建成煤、油、矿、箱、粮五大专业化运输系统。
特别是,我们必须抓住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和国家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并创造良好的港航环境,增强港口综合竞争实力,建设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2、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我国有关部门对国际航运中心所依托的港口建设,进行了科学的统筹规划,使港口在质和量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提高,从北到南依次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东南沿海、珠三角和西南沿海五大港口群体,港口整体布局基本趋于合理。与此同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争取建设类型兼备、功能多样、不同层次的国际航运中心。南方己经有了世界最大的航运中心香港和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高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而北方环渤海区域的大连、天津和青岛三大港口围绕建立我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腹地交叉,功能相近,这些港口的航运中心建设难免造成不必要的资金、资源的浪费,是值得注意的。
3、软硬兼顾,链式服务
温迪・道伯森教授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深厚的学术背景为他担任加拿大副财长、七国集团副财长,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轮值主席,以及联合国等机构的高级顾问打下了良好的学术根基。
在温迪・道伯森教授长期在本国和国际组织中任经济官员之后,他又回到学术界,长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多次到中国和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的考察与研究,这就使她的著作与西方大量存在的那种仅从一些理论模型出发,从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出发写出的东西有很大的不同,充满着“实感”。
在本书中,温迪教授预言,到2030年,尽管中国的发展将逐步放缓,但其经济规模将位居世界前列。印度也将在实现庞大的农业人口现代化、消除文盲的道路上大跨步前进,并且成为新兴的创新型制造业强国。中印自由贸易协定势将成为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合作基础。在世界已经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并重新评估过去的商业模式的契机之下,《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展现了中国和印度重塑亚洲经济版图、引导全球经济制度变革的清晰前景。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0-0047-02
考察一个经济战略的优劣,不仅要研究它的指导思想理论是否科学,还要看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是否代表时代经济前进方向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形成,除了具有广泛的科学理论准备外,通过实证分析,还可以得知其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的。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顺应了世界经济战略转型大趋势
从世界经济战略发展来看,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造就了人类300年来的辉煌,但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全球气候变暖等综合征。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思考。“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研究,对世界118个国家进行生态现代化定量评价后认为:2004年有15个国家处于生态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37 个国家处于中等水平,40个国家处于初级水平,中国等26个国家属于较低水平。可以预料,未来20 年,世界会有更多的国家生态现代化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世界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趋势已不可阻挡。”[1]15无论从当今世界还是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在朝着生态化方向迈进,推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与此相适应的现代经济正在向绿色转变,使绿色经济成为主导型的经济形态。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各国的现代化大都以生态现代化为主题。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大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这已成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是在这样的世界经济战略转型背景下的生动选择,也正是中国政府在生态经济建设中,敢于承担责任作出对世界的庄严承诺。生态经济将决定着新一轮国家竞争力,谁领先一步,谁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并成为国际市场最大赢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中国的选择不仅决定未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前景,也决定着世界的未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也是抢占世界生态经济发展先机的生动实践。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是顺势而为。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态势及自身准确定位下的必然选择
我国区域广泛、生产力发展又极不平衡,因此,必须采取区域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大的区域有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工业区、中部地区等,各种特色区域发展格局呈现雨后春笋,以功能区域划分促进经济发展,成为重要战略态势。因此,把鄱阳湖作为一种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大势所趋。鄱阳湖,从所处地理位置和生态特色、流域面积等来看,具有发展区域经济的优势,承载着特殊的历史发展使命,从而制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也是历史的必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对鄱阳湖经济区科学分析后,作出了“三区一平台” 的准确定位即: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它将有利于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有利于探索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的新模式,有利于构建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的新支点,有利于树立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形象;对于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示范性。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是绿色经济实践基础上的有益探索
从国内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却面临了工业发达国家同样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能源制约等问题,显然,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传统工业化模式必须转型。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保护生态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环境友好型和节约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崭新理念,在其引导下,我国人民在实践中探索符合国情的绿色发展道路,取得可喜成绩和初步经验,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从全国绿色经济发展来看,呈现从发展生态农业到生态工业;从建设生态省到国家生态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与示范区;从生态城市到生态文明村的态势。“目前,我国共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13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50个、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100余个,遍及全国87%以上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绝大多数都实行“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发展战略,使我国一些省、地区、城市开始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发展道路。这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坚实的现实基础。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是立足江西特色的务实之举
(一)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江西发展战略的继承与创新
江西历届政府在发展战略上进行了努力探索,紧紧抓住了生态建设这个纲,坚持了既继承又创新。1983年,针对我省山区毁林开荒、湖区盲目围垦和滥捕等短期行为,我省作出了实施“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的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贫”这一全新的生态修复和发展模式。“经过20多年的努力,使江西的森林覆盖率由37%提升到60.05%,水土流失面积下降近三分之二,鄱阳湖体面积增加40%,成为全球恢复植被的典范地区”[3],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高度评价和支持。进入到21世纪,继续以山江湖工程作为新世纪实现江西崛起的奠基工程,提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战略。随着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新一届江西领导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提出“生态立省,绿色崛起”的发展战略;认识到江西最大的优势是生态,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成为江西人自觉的理念,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配套行动。2008年,江西作出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决策,经过近两年的艰辛工作,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鄱阳湖迈向了生态经济建设的快车道。
(二)立足江西省情
1.生态是最大的省情。“全省五条主要河流监测断面Ⅰ~Щ类水质常年保持在80%以上,2010年要力争达到90%;有一流的空气,全省11个设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10年力争县以上城镇全部达标;有一流的生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居全国第四位,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60.05%,居全国第二位,鄱阳湖地区以占全省3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近50%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经济总量,是我省经济密度最高、承载能力最强的地区,是我省最有条件、最有潜力实现重点突破、率先崛起的地区,也是最有实力、最有希望支撑中部崛起、参与全国区域竞争的地区。”[4]绿色生态成为推动江西发展的内核动力,因此,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立足江西生态特色,是更好利用自身优势的务实之举。
2.面临的现实问题。“20纪80年代,由于自然、社会、经济等原因,当时的江西,森林锐减、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全省森林覆盖率由1950年的52.7%下降到31.2%;鄱阳湖面积由1950年的5 050平方公里萎缩到3 283平方公里。”[5]因此,保护鄱阳湖生态环境成为迫切需要。江西又正处在人均GDP2 000美元向3 000美元迈进的关键时期,国内外实践表明,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资源能源压力不断加大、生态环境质量容易恶化的矛盾凸显期,必须探索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子。同时,江西欠发达地区的地位尚未根本转变,作为欠发达地区,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快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因此,要根本转变欠发达地区的地位,必须从全局着眼、从长远出发,保护江西的青山绿水,为未来赢得更多的发展权利、更大的发展空间。综上所述,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江西原有经济发展战略的继承、提升和创新,是立足江西特色的务实之举。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形成,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的,是一项应时而生、顺势而为、前景光明的重大战略。它把握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代表了时代经济潮流,落实了中央指示精神,契合了江西发展实际,因而是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前瞻性的发展战略。认知到这一点,对于增强我们信心,从而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实施,以及如何去实施都是十分必要的。只要有科学的良心,探索的勇气,努力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变成现实行动,我们相信历史决不辜负4 400万江西人民,江西也必将迎来生态经济发展的辉煌未来,为中国乃至世界生态经济的发展做出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江西省社科院课题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欠发达地区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模式的探索[J].江西社会科学,2008,
(8).
[2] 科技部.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授牌仪式暨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EB/OL].http://most.省略/tpxw/200812/t20081209
_66125.htm
[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推进纪实[EB/OL].http://jx.省略/news/2009-03/05/content_15863010.htm.
但是,欣喜之余人们不能不对这场噩梦般的危机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金融危机留给人们的思考是长远的,它不能随着危机阴影的消退而在人们的记忆里立即消解,国际学术界关于东亚发展模式褒与贬之间的大起大落更是耐人寻味,它所引发的思考仍将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快的形势下,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危机,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危机的成因,同时也能对东亚发展模式做出一个新的评价,并从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全球化的概念、表现及成因
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各种传播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关的学术著作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3]笔者认为可以对全球化的概念从宏观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界定:第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客观发展过程,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历史现象,属于历史的范畴;第二,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核心内容和主要动力是经济力,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统一体,其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应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但在目前情况下,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政治体系,全球文化秩序和全球社会制度还尚未出现;第四,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人类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不断实现全方位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五,全球化既不否认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也不排斥国家的存在。它与民族化、区域化是对立统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问题,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现代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第二,要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间接诱导型转化。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
我国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连年大幅攀升引起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应,以至于G7集团联合向中国施压加快人民币升值,以解决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严重失衡。他们错误地解读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更忽视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巨大支撑作用。他们把世界经济失衡简单化为人民币值的低估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纠正失衡需要主要贸易大国包括中国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要着手改革国际金融货币制度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改革。中国有义务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来寻求恢复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当前从中国自身利益和全球利益出发,加速货币金融体制改革乃当务之急。
货币金融体制的改革首先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需要,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需要,同时也是忠实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一个健全的、与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接轨的货币金融监管体制是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又快又好发展的先决条件。
西方国家有求于中国的无非是三件事:一是加快汇率改革,让人民币汇率按市场规律自由浮动;二是尽快开放资本账户,使人民币变成可自由兑换货币;三是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放宽外国金融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条件。
关于汇率改革,中国已经开始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最终达到完全自由浮动。美国和欧盟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汇率改革不可能一天就到位,需要一个过程。他们已经降低价码,要求中国加大浮动幅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量和降低通货膨胀压力。
关于开放资本市场,变人民币为自由兑换货币也符合中国的最终目标。但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承受国际自由兑换的重担,只能积极创造条件在将来实现这样的目标。这也是对世界的一个承诺,中国会承担其应尽的义务。
至于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由于《服务贸易总协定》是一项新协定,所有成员在其承诺表中都只作了初步承诺,未来的多边贸易谈判仍有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谈判空间。但这种谈判将是互惠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减让。和其他成员一样,中国的市场准入承诺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当前中国应该做的是加快完善金融服务监管体制,充分履行对世贸成员的市场准入承诺。对未作承诺的方面如汇率的自由浮动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只能留待日后谈判。
金融体制改革涉及众多经济部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决策过程。需要众多经济部门的充分协调和密切配合才能真正取得成效。也需要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