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强村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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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农村集体经济； 股利分配； 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32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7-0020-06
一、引言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佛山南海、东莞虎门、河北保定等，因征地拆迁赔偿而获得的高额分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说，股利分红有助于巩固现任村委会班子的地位，为他们争取连任，但分红也不可避免会出现影响村集体经济的后续发展、减少投资机会、降低村集体经济未来收益的问题。如何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以平衡农村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与村民的现实利益，不仅是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需要重视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珠三角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一路高歌，股利分红自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村民对股利分红的期望却是只增不减，这就导致超额分配、举债分红。至2011年初，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全市32个镇区中31个出现超额分配，且收不抵支的村组达329个，占全市557个村组的比例高达59.07%。前广东省省委书记因此提出“村经济靠举债分红，警惕出现东莞的希腊”的观点，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由此开始控制分红规模，至2012年底东莞农村集体经济整体才开始出现扭亏为盈的局面，有了积累。为此本文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需要重点考虑哪些关键性指标、关键性影响因素，以便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有关股利政策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利政策是否影响投资者决策；二是如果股利政策相关，则如何影响投资者决策。关于股利政策是否相关的理论，除Miller和Modigliani（1961）持股利无关论之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股利政策ν蹲收呔霾卟生影响。而在股利政策如何影响投资者决策的研究中，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放现金股利具有正面效应。比较典型的是理论和信号理论，认为现金股利能够降低管理层道德风险，减少逆向选择，有效控制上市公司内部人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问题。“在手之鸟”理论也认为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另一种观点则不认可股利发放的正面作用，如Black的“红利之谜”理论认为，现金股利的增加会带来资本利得的减少，最终使得投资者并没有从现金股利中获得真正的收益。同时，剩余股利政策认为股利分配应当建立在保持最佳资本结构、满足企业内部资金需求的基础上。
（二）国内研究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由于治理机制的不完善，股利政策更多体现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强制性要求，特别是对需要再融资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尽管证监会和上交所颁布了一系列规定以推动和引导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但仍然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存在很大差距。
国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股利政策：（1）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如汪洁和张燕君[ 1 ]、王傅强[ 2 ]；（2）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盈余持续性等因素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如王月溪和孙玲玉[ 3 ]、韦玮和周晓博[ 4 ]、冯慧群和马连福[ 5 ]、高克智等[ 6 ]，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是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迎合理论”进行研究，如郑蓉等[ 7 ]；（3）针对房地产、保险、高新技术企业等特定行业研究股利政策，如王佩等[ 8 ]、孙之涵和张晨光[ 9 ]、闫华红和孙明菲[ 10 ]。
（三）文献评述
由于国外特别是美国处于发达的资本市场，其治理机制较为健全，而中国属于弱式资本市场，因此很多理论特别是理论和信号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股利分配政策现状和环境。尤其是随着对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管理层持股数量的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反而不能对管理层起到良好的制约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是针对A股上市公司进行的，鲜少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国证监会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多次干预导致股利政策具有明显的迎合政策性的倾向，尽管有学者收集长达10年的财务数据，但由于政策的变动性和非一贯性，其得出的结论很难体现股利分配政策的实质。
鉴于此，本文拟研究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股利分配政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施提供依据，为股利分配政策的研究贡献新的内容。由于2011年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借债分红、超额分配现象呈不断扩大的态势，具有极大的不理性特征，且与其经营状况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这与2011年后的股利分红思路具有显著不同，因此基于维持股利分红政策一贯性和制度化的考虑，以2011―2014年农村集体经济数据为样本，使用Logit模型来验证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为数不少的超额分配问题，因此本文在研究股利分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正常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分配的特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政策与上市公司相比，有显著不同。（1）股利分配的主动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比例不高，且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为了融资配股等原因被动发放股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比例则较高，且往往是主动发放股利，甚至借债发放股利。（2）股利分配方式的单一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有现金股利、转股、送股及它们之间的组合等多种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表现为单一的现金股利分配。（3）股利分配规模的难衡量性。上市公司股利分配高低往往用每股收益或股利支付率来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股份制改革并不彻底，导致部分村组无法用每股收益来衡量，且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村组存在集体股和个人股之分，因此很难用每股收益来衡量。
同时由于为数不少的村组存在超额发放股利，即股利发放金额超过盈余的情况，这就出现股利支付率超过1甚至盈余为负、借债发放现金股利的情况，导致股利支付率为负（股利支付率介于0和1之间为正常支付股利，股利支付率大于1或小于0为超额支付股利）。
（二）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影响因素分析
1.盈利能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盈利能力集中体现在经营收益率上，即经营纯收入与经营总收入之比。由于股利分红支出主要来源于经营纯收入，因此一般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的盈利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分配股利。由此建立假设1：经营收益率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2.资产规模
一般来说，资产规模往往跟经营水平呈正向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规模是以往经营的累计体现，且资产是获利的主要来源，相应也是股利分配的重要源头。以东莞为例，虎门镇和长安镇的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基本盘踞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的前两名，股利分配力度相应也高于其他镇区。因此建立假设2：资产规模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3.公益福利支出
由于各村教育、治安、环卫等公益福利费用大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因此公益福利支出水平就成为制约股利分配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益福利费用往往跟各村的人口、地理范围、教育机构多寡等因素有关，但就各村而言整体差别不大。尽管公益福利支出总额相差不大，但占可供分配收入的比重却相差悬殊。公益福利支出占可供分配收入的比重越小，说明村集体经济的实力越强，越倾向于分配股利。由此建立假设3：公益福利支出比重与股利支付呈负相关。
4.上年股利分配
从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对股利分配的审核方式上看，农村集体经济的股利分配方案一般是在上年基础上根据经济增长情况调整确定的，因此，上年股利分红与否成为影响来年股利分红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建立假设4：上年股利分配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
经营总收入的增长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速度的重要体现，是股利分配的重要动力和因素，因此，股利分配与否跟经营总收入的增长速度休戚相关。通常限制股利分红无限扩大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限制股利分红增长率，如东莞农资办规定各个村组的股利分红增长率不得高于经营总收入增长率，特别是限制个别村出现收不抵支依然借款分红的情况。因此建立假设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与股利支付呈正相P。
6.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务风险。通常来说，经营情况较好的村组往往资金充裕，负债水平较低，倾向于分配股利；而收不抵支甚至资不抵债的村组往往负债累累，无现金可分配，除非借债分红。因此建立假设6：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呈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选取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数量为556个，基于保密原则的考虑，从中选取21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2011―2014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东莞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由于东莞对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已实现联网，所有村集体经济已全面采用电算化软件，因此可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本文的数据借助SPSS19.0软件进行处理，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对模型进行检验。
（二）变量定义
本文首先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支付的影响因素，因此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支付现金股利（虚拟变量Y）：支付现金股利，则Y=1；不支付现金股利，则Y=0。其次，为体现股利分配的合理性，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正常支付股利（虚拟变量Z）：正常支付，则Z=1；非正常支付，则Z=0。
自变量的选取为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支付的多项财务指标：（1）经营收益率，该变量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纯收入与经营总收入的比率，综合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盈利能力；（2）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该变量用于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模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关系；（3）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益福利支出的负担水平；（4）上年股利支付情况，该变量用于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支付是否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上年股利支付是否会影响本年度股利支付；（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长性，经营总收入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股利的源泉和保障；（6）资产负债率，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安全性和偿债能力。
以上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选择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0-1二项选择的离散变量，大部分学者如宋福铁、王傅强、毛志艳等均构建Logit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研究。由于Logit模型本身是判断概率的模型，较符合解决离散变量问题，因此选择多元Logit回归模型。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支付现金股利（Y），发放股利时取1，不发放时取0；自变量为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上年股利支付情况、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建立模型1：
ln（■）=？琢1+■？茁IXI+？孜1
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超额发放股利的情况，即现金股利发放额超过盈余，甚至出现盈余为负、借债发放股利的不正常情况，且涉及的村组为数不少，股利的超额发放可能导致模型1不能真正解释发放股利的内在因素，因此，将支付股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为正常支付股利组和非正常支付股利组。为反映正常股利支付的内在影响因素，构建模型2：
ln（■）=？琢2+■？酌IXI+？孜2
其中，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正常支付股利（Y），正常支付时取1，非正常支付时取0；自变量为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上年股利支付情况、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2011―2014年210个村的840个财务数据，将所有样本分为支付现金股利和不支付现金股利两类，其中4年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725，不发放现金股利的为115。两类集体经济组织各变量数值的对比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发放股利的因素中，支付现金股利组的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均值和中值均显著高于不支付现金股利组，而公益费用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资产负债率的均值和中值均显著低于不支付股利组。这说明支付现金股利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效率要优于不支付股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因而累积了较高的资产规模，其资产的安全性好。同时由于经营纯收入高，公益费用负担小，因而可以发放现金股利，这与预期假设一致。上年股利支付的均值和中值均与本年股利支付情况接近，这说明农村集体经济的股利支付具有连续性的特征，与预期假设一致。但支付现金股利组的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却低于不支付现金股利组，这与预期假设不一致，可能是因为支付股利组的经营总收入基数较高。
（二）相关性分析
由于变量之一上年股利支付属于虚拟逻辑变量，由这六个变量组成的样本不可能完全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采用非参数检验这六个变量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支付的影响，即这六个变量与股利支付是否显著相关。由于非参数检验中的Mann-Whitney检验对样本分布没有要求，因此选择Mann-Whitney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且除经营收益率外，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01，因此说明这些变量均显著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支付。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一般认为，相关系数在0.8以上的变量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特别是相关系数超过0.9的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大部分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小。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5，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模型回归分析
本文建立Logit模型，以股利支付为因变量，所有自变量一次性全部进入方程，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度上显著的变量只有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和上年股利支付，且从检验值Wald即该变量对模型的贡献程度上看，上年股利支付的贡献程度远高于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而与股利支付显著相关的经营收益率、公益支出占经营纯收入比重、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均未能进入模型，说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更多地考虑股利支付的连续性，而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水平和效益无明显关系。从预测结果上看，准确性高达98.6%，这与表3相关性检验的结果存在极大的矛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超额发放股利的问题，即是否因为超额发放也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导致检验结果对上年股利支付的依赖过高。
（五）股利发放正常与否的模型分析
1.股利支付正常与否的对比
从表6对2011―2014年正常发放股利和非正常发放股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个数的对比可以看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超额l放股利的情况从整体上来说是比较严重的，高达40%。其中2011年最高，达48%。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研究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发放与否的影响因素时，进入模型的只有上年股利发放和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但从超额发放股利的趋势上看，呈下降态势，说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机构亦意识到超额发放股利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抑制这种不良倾向。鉴于此，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股利发放的影响因素比股利发放的影响因素更为重要。
2.股利支付正常与否的影响因素模型
以股利支付率为标准，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支付分为正常股利支付和非正常股利支付，建立虚拟变量Z。当股利支付率介于0到1之间时，为正常股利支付，Z为1；当股利支付率小于0或大于1时，为非正常股利支付，Z为0。将六个自变量一次性代入多元Logit回归模型中，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除资产负债率外，其他变量均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预期的假设基本一致。变量资产负债率未通过检验，原因可能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整体上来看，负债比率均较低，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表2中可以看出，支付股利组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21.62%，可能对正常股利支付与否并不产生影响。
六、结论
从以上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现金股利与否的模型及是否正常支付与否的股利模型对比可以看出：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支付具有典型的连续性特点，而不取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即上年股利支付对本年股利支付产生决定性影响，股利支付与否存在极大的不理性特征。这也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点有关，村民往往倾向于支付股利；村委会出于取得继任及自身利益等动机的考虑，也赞成股利的发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机构出于稳定村组局面的考虑，对发放股利的控制并不严格。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正常支付股利与其经济效益、规模、负担水平和成长性休戚相关。即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支出占经营纯收入比重、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对正常股利支付产生影响，同预期假设一致。但负债水平跟股利支付正常与否并不显著相关，这可能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整体负债水平均较低、没有显著差异有关。
（3）从2011―2014年正常股利支付村组与非正常股利支付村组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机构一直致力于非正常股利支付现象的控制，使得非正常股利支付的村组数量呈减少趋势，避免持续侵蚀农村集体经济资产的现象发生。尽管如此，非正常支付股利现象仍需引起监管机构的持续重视。
（4）从模型的运用价值上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该模型认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股利支付的影响因素，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合理制定股利分配方案。同时通过对股利支付内在影响因素的分析，建立股利分配方案的制约机制和评估机制，有效引导股利分配方案的良性制定和实施。
【参考文献】
[1] 汪洁，张燕君.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0（12）：232-236.
[2] 王傅强.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生命周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3（2）：74-77.
[3] 王月溪，孙玲玉.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实证研究：基于股权结构视角[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3-12.
[4] 韦玮，周晓博.资本结构、所有权性质与现金股利分配：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4（4）：67-76.
[5] 冯慧群，马连福.董事会特征、CEO权力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3（11）：123-132.
[6] 高克智，王辉，王斌.派现行为与盈余持续性关系：基于信号理论的实证检验[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1）：98-105.
[7] 郑蓉，雍天荣，干胜道.基于“迎合理论”的A股分配新趋势的实证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18-123.
[8] 王佩，蔡安辉，高海梅.金融危机下房地产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倾向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3（4）：158-165.
第2篇
关键词：村级债务；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支；地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F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2-0098-06
不同的区域，村级债务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且债务的发展趋势也不尽相同，这其中的成因较为复杂，既有制度政策的客观原因，也有监管失当的主观因素，但在深层次上则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不规范密切相关。笔者在村级债务的调查和分析中发现，通过村级财务收支状况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村级债务的形成原因。为此，笔者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和宁波市鄞州区2006～2008年村级债务的规模和结构差异分析人手，各选择了两区地理位置基本相同的两个乡镇，即黄岩区的A乡镇和鄞州区的B乡镇。在对两乡镇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分别选择了资产规模、地域状况基本相同的两个代表村庄，即A乡镇的A村与B乡镇的B村，对其2005～2007年的每一笔收支进行了调查，并进一步分析两村的收支差异，为村级债务的地区差异及产生根源提供一些实证依据。关于村级债务的界定，理论界说法不一。本文所用的村级债务概念是借鉴了张海阳、宋洪远的定义，认为村级债务由短期借款、应付款和长期借款及应付款三部分组成，该数据来源于村级经济合作社资产负债表中的相应数据。
一、村级债务规模和结构分析
浙江省农业厅于2008年7～8月对全省2006年底及2008年6月底的村级债务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笔者选择了黄岩区及其属下的A乡镇和鄞州区及其属下的B乡镇进行了重点调查以了解村级债务的地区差异，以下村级债务数据大部分是来源于各农经部门逐级汇总的清查数据。
(一)村级债务的规模分析
1 村级债务规模的比较分析
从表1可见，两区的债务规模不同，宁波市鄞州区的债务规模要大于台州市黄岩区。截止2006年，鄞州区村级债务73422万元，平均每个乡镇3337.36万元，涉及377个村，村均194.75万元。而同期黄岩区村级债务37278.92万元，只有鄞州区同期村级债务的50.8％，平均每个乡镇1962.05万元，涉及421个村，村均88.55万元。到2008年6月底，鄞州区村级债务总额为71422万元，比2006年减少了2.7％，平均每个乡镇3246.46万元，涉及378个村，村均188.95万元。而同期黄岩区村级债务总额为55145万元，是鄞州区同期村级债务的77.2％，平均每个乡镇2902.37万元，涉及464个村，村均118.85万元。
鄞州区村级债务2006年是黄岩区的1.7倍，2008年虽出现了下降，但还是黄岩区同期村级债务的1.12倍。从农经人员和村会计的访谈中和笔者的调查均发现鄞州债务虽然规模大，但实际意义上的村级债务规模并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浙江省村级债务数据来源于各农经部门的调查，虽浙江省农业厅要求村级债务调查数据是本文界定的基础上再减去一些应发未发的土地征用费、押金、正常往来的金额，但在调查中发现，有的村却没减去这一部分，造成调查数据的虚增；二是村级债务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村级会计资料，但有些村的债务债权并不完全按权责发生制核算，造成债务债权数据的不真实。在黄岩后一种原因比较突出，而鄞州由于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和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比较规范，前一种原因相对黄岩比较普遍，因此鄞州的债务数据实际上有些虚增。 2 村级债务规模的变化趋势分析 村级债务的规模与当地的农村发展状况、发展模式及农村的财务管理制度等有关，其区域比较的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对本研究而言，重要的是研究两区村级债务变化趋势。从表1可见，两调查区的债务规模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鄞州区的债务呈减少趋势，而黄岩的债务有上升的趋势。2006年开始，鄞州区村级债务规模呈下降趋势，到2008年6月底，全区村级债务总额比2006年减少了2.7％，降低速度超过了浙江省。而黄岩区从2006年开始村级债务规模呈上升趋势，到2008年6月底，全区村级债务总额比2006年增加了47.9％，在全省债务总额略有降低的情况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从以上分析可见，宁波市鄞州区的债务规模要大于台卅l市黄岩区，鄞州区的债务呈减少趋势，而黄岩的债务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可见，两区村级债务呈现不同的变化方向，呈明显的地区差异。 3 村级债务结构的分析 因举办农村义务教育形成的、因发展除基础设施建设外的公益事业而形成的、因替农户垫交农业税等国家税费而形成的村级债务，在两被调查区不管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在债务总额中都不大，特别是因举办农村义务教育和因替农户垫交农业税等国家税费而形成的村级债务基本上不存在或已化解。同时，由于浙江省在征地时规定，按被征用土地的一定比例(一般10％左右)，返还给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免缴有关规费，用于发展二三产业。两区被调查村集体基本上都用自留地或返还地建造了标准厂房，用于出租，每年获得较稳定的租金收入。因此，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而形成的债务是村集体特别是被征地村的新增村级债务的主要因素。
除因举办农村义务教育、因村基础设施建设、因发展除基础设施建设外的公益事业、因替农户垫交农业税等国家税费、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以外原因而形成的债务统称为其他原因造成的债务。从村级债务结构分析可知，总体上而言，本调查各层次的村级债务形成原因，都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债务。被调查区域其他原因造成的债务主要包括：应发未发的土地征用费、押金、正常往来金额、预收的房租费、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村集体的补助金额、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时帐外预估的支出、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中形成的债务。在以上7个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债务中，鄞州区除不存在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村集体的补助金额外，其余均是鄞州区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债务。黄岩区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债务中，不存在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时帐外预估的支出和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中形成的债务。而预收的房租费在黄岩的财务管理中不重视，在笔者的调查中只有一个村的应付款中存在于2004年以前预收了5家企业的若干年厂房租金，到2004年还剩未来6年的租金811368元，平均每年提取135228元记人经营收入，到2007年底还剩405684元
预收房租费，在未来3年分别记人经营收入。而鄞州对这一块管理的比较严格，除在会计账薄中核算预收或未收的租金外，政府还要定时考核租赁合同的兑现率，并跟考核挂钩。
从以上分析可见，两区形成债务的具体情况不同。以被调查村为例，黄岩主要是村集体因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补助形成的债务以及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形成的债务；而鄞州主要是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中形成的债务和预收的房租费等形成的以及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形成的。鄞州区除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形成的债务外，其余大部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债务，而只是结算造成的时间差异。同时，两调查区除因一些非生产性原因造成的债务排在首位外，其次就是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形成的债务。据调查，鄞州被调查各村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债务，当项目建设完工后，均能用经营收入或土地款偿还，基本上具有自我偿还能力。在黄岩调查村，2004年和2005年就因为建造工业区还欠村民71.93万元和72.7万元借款，2006年由于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助，负债急剧增加，到目前为止，这笔钱还没还清。
二、村集体经济财务收支区域性差异分析
村级债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村级组织收不抵支，为了深入了解现阶段农村的收支状况和地区的差异，笔者分别选择了两调查区资产规模基本相同的两村，即A村与B村，对其2005～2007年的每一笔收支进行了调查，并进一步分析两村的收支差异，试为村级债务的区域差异提供一些实证依据。
(一)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比较分析
1 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变化方向的差异
2005～2007年，A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平均为502.53万元，2007年比2005年下降了4.7％。而B村2005―2007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平均为489.9万元，2007年比2005年上升了52.4％。虽然A村的经济收入起点比B村高，但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到2007年B村在经济实力上已超过了A村。 2 经营收入是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A村经营收人占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的比重三年平均83.6％，是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A村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房租及地租收人、菜场摊位费、收拖拉机管理费等，2005～2007年经营收入分别为461.44万元、380.62万元和418.23万元。由于参加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集体三年内共需补助1201万元，再加上已参加城镇职工保险的人员每人一般由村集体一次性发放补助现金14860元，到2008年6月止村集体已支付了292.58万元。每年还不断有人年满25周岁要参保，这么大的资金压力使这几年村集体在经营方面的资金投入很少，集体发展后劲不足。
B村2005～2007年经营收入分别为358.9万元、382.7万元和540.3万元，占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的比重三年平均87.2％是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该村利用靠近现代装潢市场这一大蛋糕，利用土地资源发展仓储业，吸引该市场老板前来投资，形成了融批发、零售与一体的仓储区，在宁波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该村2005～2007各年经营收入中除2005年的1.5万元外，其余均是资产租赁收入，其中大部分是仓储租赁收人。从2005年开始，B村经营收入就不断上升，2008年通过对市场行情的调研，对仓储区的价格进行调整，在原仓储收入基础上增加村级可用资金180万元，2008年经营收入为704.7万元，而且发展前途和发展潜力很大。
3 补助收入获得水平不同
A村补助收入比重三年平均为0.5％，其中2005年2.89万的补助收入主要是一些奖金，包括2003年文化俱乐部考核奖1万元、省级先锋工程示范村奖l万元、防台抢险奖2千元以及收到的经济普查经费6900元；2007年收到的5万元是河道疏通费；2006年没有补助收入。该村2005～2007年共获7.89万元的补助。B村2005～2007年共获77.6万元的补助，占三年总收入的5.3％，除2007年的0.5万元由区级拨款外，其余均为乡镇补助。2005年分别是街道元旦春节慰问款3600元、2004年医疗补助款17300元，街道扶贫款5700元、创文明城市补助5万元以及其他补助5.05万元；2006年分别为春节送温暖4700元，独生子女费等3840元，卫生村奖励费5000元；2007年独生子女费等2910元，春节送温暖困难补助5500元、星光工程补助10万元，农业普查经费下拨2.11万元、基层文化建设奖1万元，篮球场补助5000元，一枝黄花(即黄花梨)补助500元及过渡房清卫补助4800元。
A村属当地有名的新农村示范村，与B乡镇的有名新农村示范村C相比，其获得的政府补助远远不如，2005～2007年H村547.23万元、118.81万元和562.42万元。即使A村所在的A乡镇各村的2006年补助收入总和也只有113万元，2007年各村补助收人总和为283万元；而B村所在的B乡镇各村的2006年和2007年的补助收入总和分别为451万元和1165万元。由此可见，鄞州的政府补助规模和力度都超出了黄岩。
(二)村级集体经济支出的比较分析
1 村集体经济总支出变化方向的差异
2005～2007年，A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支出平均为639.87万元，其中2006年比2005年增长了5.57倍，均超出收入增长的幅度。2005～2007年，B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支出平均每年只有262.2万元。2005～2007年A村平均每年集体经济总支出超过村集体经济总收人为137.87万元，占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的27.5％；而F村三年平均下来支出少于收入，平均每年节余227.7万元。也就是说，A村由于2006年支出急剧上升，三年下来不但花完了全部收入，连以前的积累也花了不少。而B村由于这几年支出变化不大，而收人上升，因此村集体有足够的资金来不断偿还债务，这几年村经济发展不错。 2 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成为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支出，但支出种类和数量不同。
A村2005～2007年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分别为73.16万元、1362.26万元和140.95万元，分别占总支出的32.6％、92.38％和63.93％，三年共支出1576.37万元，平均每年525.46万元。2007年比2005年增长了92.7％，其中2006年比2005年增长了17.62倍，在村级集体经济总支出中居第一位。2005～2007年，B村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分别为125，78万元、148.18万元和141.26万元，分别占总支出的47.2％、50.9％和61.7％，三年共支出415.22万元，只有A村的26.3％，平均每年只有138.40万元，在村级集体经济总支出中也居第一位。也就是说，虽然两村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规模不同，但均是村的第一支出。
两村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的种类也不完全相同。B村该类支出种类相对A村来说并不多，按支出的多少排列分别是粮食补贴、治安消防、卫生费、社保养老金、民用水电费、计划生育、文化教育、五保困难军属、看望及丧葬补贴、折旧、医疗费及其他支出。其中社保养老金的支出三年也只有13.33万元，占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中平均也只有3.2％，其实鄞州区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规定与台州市出台政策基本一样，但由于街道各村土地征用时均统一每人发放2.4万社保补贴和劳动力货币安置费(在土地费支出中核算)，其余土地征用款作为村集体投资发展用，农民只有参保后才能发放剩余的劳动力货币安置费，B村社保补贴5 000元，由于每个村统一，就保证了失土农民的参保，2005～2007年，失土农民社保补贴分别支出17.75万元、5.6万元和2万元。由于土地已全部征用，2005年村发放劳力安置费至2008年9月共1113万元，已参加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人数212人，已有116人领取每月340元至440元不等的养老保障费，据不完全统计，现已有405人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120人领取每月1 000元左右的养老金，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养，解决了后顾之忧。由于土地被征用，B村就每月发给每个村民粮食补贴，2005～2007年共发放307.2万元，处于该村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的第一位，2008年由于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就不再发放粮贴，直接按股份发放股金分红，2008年每人发放6000元的股金分红，在该乡镇处于第一位。随着国家新型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通过大力宣传，使村民意识到参加新农村医保是抵御大病风险，防止因病致贫的有效途径，村民参保率达到100％，并且全部费用由村民负担。随着农民的参保，B村的医疗费支出下降，到2007年此项支出就不再发生。
B村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种类A村均有外，A村还有农医保补助、养老保险补助、农民住房保险补助、老年生活补助支出、有线电视费支出、扶贫款支出、赞助费支出、退伍军人安置费支出等，其中最多的支出为养老保险补助。2006年由于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急剧上升，2006年比2005年增长了17.62倍，这主要是A村村民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由于土地征用款已全部发还给村民，为提高参保率，村集体补助了1296.2万元。2006年的养老保险补助由两部分组成，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人员集体补助了1019万元，已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大部分人员集体补助了现金277.2万元。由于2006年参保人员集体补助部分三年缴清，2007年A村又缴了86万元，剩下的是新保人员的集体补助及零星的已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现金补助。2007年养老保险补助虽比2006年下降了93.3％，但还是占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总数的95.15％。值得注意的是，老年生活补助费2006年比2005年增长了60％，这主要是因为A村是2006年lO月份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从2006年1月开始，村为60岁以上老人按季度发放生活补助，每人每季度600元，到第三季度提高到每人每季度800元，共发放了三季度，合计43.08万元，而2005年只是在老人节时每人一次性补助1280元，共25.98万元。由于首缴时达到养老年龄及以上的人员，在办理一次性缴费和领取养老金手续的次月起享受养老金，所以从2006年第四季度起村里就不再发放生活补助，2007年主要是发生一些零星的老人生活补助3.97万元，比2006年下降了91.3％。如果把养老保险补助和老年生活补助费合并成社保养老，则2005～2007年这项支出占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的比重分别是38.96％、98.5％和64.2％，可见，社保和养老成了A村的巨大负担。同样的为提高参保率，村民的其他保险均由村出资，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村民对保险了解的并不多，特别是农房保，村民知道的更少，他们反映“反正是村集体出资，要保就保吧。”
3 组织运转支出具有刚性，但A村的支出规模比B村大
组织运转支出就是维持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运转的管理费用，包括干部报酬、办公费、通讯费、会议费、书报刊费、差旅费、招待费等。两村组织运转支出的种类基本相同，排在前三位的两村都是干部报酬、交际费(招待费)和会议费。A、B村组织运转支出三年共支出分别为93.7万元和71.35万元，平均每年分别为31.23万元和23.78万元。在A村干部报酬由干部工资和奖金组成，并且全部由村组织承担。而在B村干部报酬由干部工资组成，而干部的奖金由乡镇政府根据村里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社会事务等考核结果情况统一由乡镇发放，根据笔者调查，A乡镇调查村的村干部工资和奖金比较少，基本在0.5万～1.5万左右，即使像A村这样的富裕村，村干部的收入也只有1.5左右。而B乡镇调查村的村干部工资和奖金相对来说比较多，在3万～10万左右，并且B乡镇调查村的村长、书记、妇女主任、文书能享受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如2008年参保时，4个村干部平均每人只要付1624元，村里补贴每人3853元，其余的保费均由政府承担。由于福利的提高，解决了村干部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安心发展村集体经济。而这些待遇是A乡镇调查村的村干部所无法享受的。
A村作为市级经济十强村、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就不断有各级领导来村参观检查、调和指导工作，有报社、电视台等新闻人员来村采访、有各县市区的村干部来村参观和交流等，为此A村每年要承担不少招待支出，而获得各级政府的补贴却很少。B村相对来说，这些支出就少些，因为这些事务基本上由国家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C村来承担，但C村却获得不少的政府补助。由于组织运转支出具有刚性，A村这几年由于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助造成资金紧张，已经在减少组织运转支出，虽支出呈下降趋势，但支出规模还是比B村大。
三、村级债务与村集体经济财务收支关系的综合分析
(一)村集体承担了大量的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品的支出
陈东平从乡村公共品供给角度对村级债务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对一具体的乡村公共品的供给项目，政府全额负担，没有资金缺口，则不存在一系列的负担、债务问题；若有缺口，但农民对此项目非常欢迎，自愿出钱，也不存在债务问题；若此缺口，已被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农民同意出钱，此只表现为农民负担增加，也不表现为村、乡债务；若对政府转嫁的法定责任，农民不同意，但事情已表现为非做不可(村已组织实施)，村组织又不能用自有资金补入，则表现为村级债务。税费改革以前，为了鼓励村级组织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国家专门设立了“三提五统”、农村教育集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统一规定了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等筹集资金方式。2000年全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取消了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改革了村提
留征收使用办法。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经费等，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然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采用新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两税”附加属集体性资金，全部用于村级开支。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以后，农业“两税”附加也随之取消，除难以操作的“一事一议”之外，国家也不允许村级组织收取任何费用开展公共服务，这使村级组织失去了兴办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另外，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仍然承担了过多的事务：一方面，要做好计划生育、落实政策、维护稳定、精神文明教育等党政基本工作；另一方面，上级还经常下达统计普查、接待检查、公益事业项目建设等多项任务，却不安排相应的工作和建设资金经费。村级组织工作职责的无限膨胀造成村级支出范围过宽，经费更加紧张。这样就造成了村集体经济财权和事权的不统一。但相对来说，A村承担了更多的此类乡镇一级政府职能。除承担大量的各类保险补助外，A村还承担扶贫款支出和赞助支出；凡有村民退伍，根据A乡镇的文件规定，村里还要根据村集体经济状况一次性发放退伍补贴；这几年该村的治安支出也比较多，基本上由村民组成，治安巡逻虽不定期进行夜间的巡逻，但更多的是负责辅助公安做一些外来人口的管理，A乡镇也成立了治安巡逻大队负责各村的巡逻，但曾经向A村等收了不少巡逻经费，后被上级政府制止了。每年的民兵训练，乡镇还要求村里发放训练补贴。与A村一样，被调查村还要负责计划生育工作，为促使妇女去参加每年两次的妇女B超照环检查，村里就要支付不少误工费，每年的征兵还要发放误工费，如村民应征人伍村里还要送礼，到过年还要慰问军属。也就是说，包括A、B村在内的村集体承担了大量的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品的支出。
(二)村集体获得的公共品支出的补助不多，造成公共品提供中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
村级组织工作职责的无限膨胀造成村级支出范围过宽，经费更加紧张。因此政府应该安排相应的工作和建设资金经费。但从账面上反映，A村补助收入2005～2007年只有7.89万元，三年平均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0.5％，即使A村所在的A乡镇各村的2006年补助收入总和也只有113万元，平均每村4.19万元，只有10个村有这部分收入，其中两村分别获得36万元和35万元的补助收人，占总补助收入的62.8％；2007年各村补助收入总和为283万元，平均每村10.48万元，但只有11个村获得这部分收入，其中三村分别获得130万元、36万元和31万元的补助收入，占总补助收入的69.3％。而B村2005～2007年共获77.6万元的补助，占三年总收入的5.3％，B村所在的B乡镇各村的2006年补助收入总和为451万元，平均每村12.53万元，其中一个村获得118.81万元的补助收入，占总补助收入的26.3％；2007年各村补助收入总和为1165万元，平均每村43.15万元，其中一村获得562.42万元的补助收人，占总补助收入的48.3％。也就是说，B村由于承担的公共职能比A村少，而获得的补助收入比A村多，相对A村来说，B村的财权与事权统一性比A村好。从图1中可明显地看出，与B村不同的是，2005～2007年A村的财务总支出超过了财务总收入，而补助收入却占了财务总收入的很少比例。从全乡镇而言，见图2，随着新农村的推进，两乡镇的村级补助2007年比2006年提高了不少，但不管从补助总额还是村平均补助额，2006--2007年B乡镇都超过A乡镇，这种情况在两地的其他乡镇情况也差不多。也就是说，鄞州区各级政府对村集体的投入超过黄岩区。
(三)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村集体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巨大，是新增债务的主要原因 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困境，与政府责任不到位，作用不充分有必然联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政府作用的产物，政府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和政府责任的合理承担关乎未来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现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财政补助过低，相关制度建设滞后，以及监督乏力等问题，使村集体成为现阶段农民养老的主要责任主体，支出压力过大。从调查可知，不管是黄岩区还是鄞州区，农民的养老保障已成为村集体的重要负担，对村集体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A乡镇，A村的财务收支情况还算比较好的，有些村由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上负担过重因此造成大量的债务，有些村的债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风险。近年来，鄞州区先后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失土农民养老保险等制度，特别是从2009年1月起实施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缺乏有效保障机制，农村养老保险、失土农民养老保险养老金发放标准过低等问题有了一定的缓解。同时鄞州制定了严格的村级土地征用款管理政策，对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有统一的政策规定。而黄岩对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政策规定，当地村土地征用费、补偿费和青苗赔偿费全部分到个人，而且相互攀比，越演越烈，根本没有留下土地储备金和农民养老金。这也是为何鄞州征地农民参保比较顺利，而黄岩却因此造成大量村级债务的直接原因。
第3篇
关键词：失地农民；土地征用；职业；职业转换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一、广州南亭村失地农民职业转换现状
库兹涅茨曾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把城市化定义为城市与乡村之间人口分布状况的变化，亦即是城市化进程。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被征用的农村土地越来越多，由此导致失地农民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目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且就业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当农村的土地被征用后，大量缺乏非农业技能的农民就会因此而失去基本的生存依赖。同时，失地农民亦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得不到相关的政策扶持，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解决失地农民的职业转换问题成为了我国城市化健康、快速、稳定发展的关键。土地被征用后的用途大致可分为私用与公用两类。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在征地后设厂私用的企业主，有义务对其域内的失地农民进行安排处理，以保证其职业能顺利转换。而被用于建设公共利益设施的土地，其域内失地农民则需要依靠政府的合理引导。为此，我们以城市化水平发展相对较快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了广州南亭村的村民作为访谈调查的对象之一。通过访谈调查发现，土地被征后，只有小部分农民通过自谋职业的方式实现了职业转换，其他具备非农业技能的人群主要是通过外出务工来实现二次就业，而且在这类人群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从事一些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职业。由于绝大部分的失地农民都缺乏相应的职业技能，从而导致适龄的劳动力大量闲置。目前，南亭村失地农民的总体特征是：在思想观念上，依旧存在惰性，认为政府征收了土地就应该负担其生活问题，但对政府或村委会提供的工作岗位却不屑一顾。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且缺乏非农技能培训，因此大部分失地农民多是靠从事传统农业活动，或简单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外来人员的大量涌入更使本地的失地农民在低廉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
二、广州南亭村失地农民职业难以转换原因分析
由于失地农民普遍属于被动失地，被动失业，因此无论是其思想观念还是劳动技能都缺乏足够的准备。通过对南亭村进行调查并分析得出，该村村民职业转换困难的主要原因。
（一）现行征地制度尚存缺陷。在现行的征地制度下，农民在售卖土地方面存在两种权利的缺失。一是土地的卖与不卖不由农民自身决定，而是由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决定，但是大部分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却代表不了全体村民的真实意愿；二是即使农民有意出让土地，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及法律知识的贫乏，致使他们也没有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的权利。同时，相关法律也尚未完善。这就给滥占耕地、侵害农民权益的不法者提供可乘之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相关的法律条文却没有对公共利益需要作出具体界定，导致某些征地项目超出公共利益的需要，仅追逐工商业或房地产等私人利益。产生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征地制度是以土地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是根据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形成的。因此，征地补偿理论与制度设计都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趋势下，如果仍旧遵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征地制度必然会导致矛盾的产生。
（二）缺乏相关的政策支持。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有效，是人们基本生活能否持续、安定的根本。由于“城乡二元化”，农民无法像城市居民那样获得有效的社会保障。因此，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覆盖农村区域时，当农民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就意味着失去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地方可以通过政府、企业、集体或个人统筹的方式对失地农民进行社会保障安置。但由于我国社会协同能力尚未成熟，社会保障管理仍有缺失，因此，所提供的生活保障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同时，失地农民参保意识不强，参保率不高，也是导致其只能被动接受安置的原因之一。在访谈调查中发现，被访问的对象中有大约65%的村民尚未参与任何的社会保险项目，而在已参保的人群中，又有75%的村民其社会保险费是由个人或其他非补偿费用支付的，只有极少数的村干部靠土地补偿费支付。归根结底，其原因主要是失地农民只获得低额的货币补偿。原有的补偿方式既不能体现过去土地的最佳途径，也未有评估当代农业已不是简单的传统农业，而是现代农业，即集种植业、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农业于一身。可见，原有的土地补偿方式并没有把未来土地的收益考虑在内。
（三）职业安置不到位。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了针对失地农民的三种职业安置方式：一是“就地安置”，即由征地单位招聘被征地农民的职业安置方式；二是“组织安置”，即把征地补偿费给付失地农民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并由其负责失地农民的职业安置；三是“货币安置”，即是对失地农民进行一次性的货币补偿，由失地农民自身寻找就业机会。在调查访问中发现，与其他两种方式相比，货币安置由于其风险小、现实性强而广泛地被南亭村失地农民所接受，同时，由于其操作成本低、周期短也广泛地受到各级政府、企业乃至集体经济组织的欢迎。所以，该村的绝大部分失地农民享受着货币安置的方式。然而，货币安置却并非指向性职业转换的安排，虽然能让失地农民得到暂时的喜悦与满足，也能在短期内维持甚至提高其生活水平，但却很难让失地农民成功地实现职业转换。缺乏充足、稳定的二次就业机会与岗位，失地农民家庭根本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生活。
（四）缺乏非农业职业技能。在现阶段，失地农民难以实现职业转换主要是存在两种矛盾。一是我国的经济正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新时期，劳动力市场逐步由低端、简单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这就使农村素质偏低的劳动力与社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形成矛盾；二是失地农民不断提升的就业期望值与现实可提供的就业机会值之间的矛盾。后金融危机所衍生出的CPI急速上升，使这一矛盾更为明显。这两种矛盾的相互交织，使失地农民职业转换的难度越发加剧。由于南亭村的失地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技能单一，致使其难以适应企业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高企业的用工需求。同时，失地农民的就业尚未纳入我国现行的就业体系，国家对此也尚未有统一的政策与措施，致使失地农民在职业转换时面临重重的困难。
三、对广州南亭村失地农民职业转换的思考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老城区改造、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绿化及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民耕地被大量征用。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使失地农民的职业有效转换是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难点。
（一）完善现行征地制度。首先，改变集体土地的产权地位，即让集体所有土地在法律上取得与国有土地相平等的产权地位。从法律视角上看，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集体产权与国有产权都应该是平等，公权不能侵犯私权，国有产权也不能侵犯集体产权。但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只有土地占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却没有处分权，其意义是集体经济组织不能通过买卖、转让、馈赠等方式改变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与所有权的性质。由此可见，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在法律权利上是不同的。因此，集体土地必须首先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土地市场，应用于非农业领域。但是，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过程，而应该是一个平等的财产权利交易过程；其次，所谓的“集体所有土地”，是指以村委单元的所有农民所共同拥有的土地，其代表是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作为集体组织的个体成员，都平等地拥有对集体土地的成员权，但其并不能按份分割农地的所有权。而集体产权的这一特征，又使得集体组织与个体农民的权益关系变得模糊。这就可能衍生出集体土地在农民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出卖。股份合作制是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途径之一，将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核资折股，量化到农民个人，组建村级股份合作社，让每一位村委都拥有一份相应的股权；最后，在信息平等方面，应完善征地的程序，保证在征地的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拥有充分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为此，可建设专属的仲裁机构处理相应的土地纠纷，做到征地规范透明，让被征地农民参与征地的整个过程，以保证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与土地处置权等得到充分尊重，利益得到有效保障。总之，完善相关的征地法律法规，是确保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整和与国有土地产权平等的前提条件。
（二）普及社会保障制度。相比于城市下岗职工与失业人员，失地农民更是就业的弱势群体。把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纳入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构建城乡统筹的就业管理制度、制定失地农民职业转换的保障制度使其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三大法宝”。在整体规划方面，政府应把失地农民就业纳入下岗职工二次就业工程的范畴，并且使其享有与城镇劳动力再就业培训、择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多种就业服务同等的待遇。在构建城乡统筹就业管理方面，政府应按市场化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的劳动力市场，积极推进与完善三级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城乡统筹就业。失地农民的自主创业是其实现职业有效转换的途径之一。因此，政府需要为其提供有利于创业的大环境，制定相应的保障制度。同时，还应该享受下岗职工创业的优惠政策。增强失地农民尤其是中青年失地农民的职业竞争力，根本出路在于教育。为此，应该不断加大对失地农民的教育投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可以通过拓宽筹资渠道，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在农村教育中的权重来实现。优化配置农村教育领域中的人、财、物等各类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由于长期从事传统农业，失地农民的技能较为单一，因此在巩固基础教育的同时，还需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技术培训与农村成人教育，使教育遍及整个农民阶层。
（三）拓宽职业转换渠道。政府良好的政策导向能为失地农民的职业转换提供不少帮助，但若缺乏充分且适当的职业转换渠道，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导向也只能纸上谈兵。因此，积极拓宽失地农民的就业渠道是解决失地农民职业转换问题的又一方式。要拓宽失地农民的职业转换渠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失地农民自主创业。政府应该鼓励并支持失地农民从事商业活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对自主创业的农民予以资金、信息与税收等方面的支持，以此来提高他们的竞争能力并增强其自主创业的信心；第二，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也是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由于大部分乡镇企业属于个体劳动者自主创业的延伸，因此其蕴涵了更为坚实的发展路径，同时也对其他失地农民发挥职业有效转换的示范作用；第三，劳动力转移。失地农民是城市化的牺牲品，也是城市化的“边缘人”，他们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较大，部分南亭村的失地农民在被征地之前就已经希望进行自我职业转换。因此，政府应通过宣传并为有意进行自我职业转换意识的失地农民提供帮助，同时，可利用土地、资本及产业的输出来带动富余劳动力的外向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