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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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骨科；护理记录；缺陷
临床护士在书写护理记录时涉及许多潜在的法律问题，特别是“举证责任倒置”及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护理病历的书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病历书写质量，每个合格的护理人员不仅应该熟知国家法律条文，而且更应明白在自己实际工作中与法律有关的潜在性问题，以便自觉地遵纪守法，必要时保护自己的一切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提高病历书写质量，笔者抽取我院骨科病历**份，对护理记录中有关涉及法律问题的书写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对策。
一.评价方法
学习内容组织护士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质控；加强护士骨科专业能力培养。
规范书写内容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有关规定，依据上海市卫生厅护理文件书写标准及诊疗护理规范，骨科护理常规作为书写标准，一处书写不符合要求为不合格项目。检查护理入院评估单、护理记录单，每份病历合格项目＞96%评为甲级病历；85%～95%评为乙级病历；＜85%评为缺陷病历，甲级病历及乙级病历均为合格病历。
评价方法评价学习前及学习后两组护理记录书写质量，甲级、乙级、缺陷病历的发生率及两组护理记录书写缺陷发生率。
二.结果
学习前后护理记录书写质量比较见表1。表1显示，学习后护理记录缺陷病历明显低于学习前(P＜0.05)，差异有显著性。
学习前后病历缺陷发生率比较见表2。表2显示，学习后病历缺陷明显低于学习前，学习前后病历缺陷发生率比较，χ2=10.16，差异有显著性（P＜0.05）。
三.讨论
缺陷原因分析护理记录缺陷主要原因是护士法制意识淡薄，传统的护理习惯致护士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工作中只注重做，不注重书写，护理评估记录直接影响护理措施是否符合病情，同时评估资料的记载，为举证倒置提供了证据，因此，护理记录必须保证全面、真实、完整、及时、准确，如患者入院时即存在褥疮，如果护理人员在入院评估中未发现，则评估不准确，又如小腿外伤患者入院时已出现骨筋膜室综合征，下肢肿胀明显，护理记录中未详细记录入院时的情况，上述情况均为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埋下了隐患，在实施举证倒置的程序中，导致院方证据不足；加之护理人员缺编，工作繁重，护理记录是一项细致而负责的技术工作，一份完整的护理记录能反映患者整个住院过程动态变化，但目前大部分医院护士缺编严重，不同学历和不同职称的护士都从事相同的工作，护士既要完成日常工作又要书写护理记录，一份护理记录有数个护士共同完成，缺乏连续性和完整性的状况经常发生；护理记录基本功不够，责任心不强，从管理上找原因，加强对护理病历质控，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并依照诊疗护理规范及骨科护理常规要求书写病历，护理记录缺陷明显降低且增强了护士的法律意识。虽然仍存在护理记录缺陷，但与学习前比较显著降低，说明通过学习有关法律、条例，对提高管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学习前后护理书写缺陷主要有：
（1）资料收集不准确
资料收集要求客观、准确、及时、真实、完整。学习前资料收集不准确占20.0%，学习后占10.0%，主要原因为临床护士未真实准确记录患者反映的情况，护士掺杂自己的主观见解和评估。
（2）功能锻炼记录无连续性。本结果显示，学习前功能锻炼书写缺陷占10.0%，学习后占5.0%，主要原因是护士只注重临床护理操作，未及时对功能锻炼效果进行评价，记录中未体现功能锻炼由被动至主动循环渐进的锻炼过程，若出现医疗纠纷无法反映患者在住院期间功能康复的过程。
（3）康复理疗告知内容不全(告知行为是反映护士职业情感以及对患者的尊重
相反，告知中该说明白的没有说明白，既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也导致给医院带来负面影响。如断肢再植术后患者室内严禁吸烟，因烟类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对修复后血管有直接损害作用，如尼古丁可使小动脉痉挛，手指血管阻力增加，还可使血小板凝集黏度增加、血流变慢，是动脉危象诱发因子，易引起再植指坏死［3］)。康复理疗告知内容不全主要表现在告知内容不具体。护理记录书写要求在各项治疗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向患者及家属讲解并记录治疗目的、注意事项。本结果显示，学习前告知内容不全占10.0%，主要是因为护士法律意识淡薄，未记录理疗事项，如烤灯操作不当易引起患者皮肤灼伤。一旦患者理疗过程中出现皮肤灼伤等危害患者现象，而护理记录中未体现告知患者相关的注意事项，势必引起不必要的纠纷。通过法律教育学习后未出现护理记录缺陷。
（4）安全宣教知识不全
护理记录书写规定，骨科安全知识宣教与书写记录一致，必要时并建立签字制度。本结果显示，学习前书写不全占8.0%，主要因为护士法制意识淡薄，只注重口头宣教而忽视护理记录。安全宣传不到位，无详细记录，一旦患者发生意外，引起医疗纠纷，空口无凭。而无法律效力为自身保护依据。由于法律意识的增强，学习后无书写缺陷。
（5）医疗记录与护理记录不一致
临床护理记录不仅是检查衡量护理质量的重要资料，也是医生观察诊疗效果、调整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在法律上，也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不认真记录或漏记、错记等均可能导致误诊、误治，引起医疗纠纷，本结果显示，学习前书写缺陷占6.0%，是因为护士专业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以及医护双方在收集患者资料过程中信息来源的误差，医护人员之间缺乏沟通所致。医护人员记录不一致使患者及家属对病情记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是易引起医疗纠纷的隐患，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作为举证材料在法律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法律知识的普及及病历书写规范化之后，未出现医护记录不一致现象。
四.对策
（1）加强法律意识教育通过此次检查结果，分析发生护理记录缺陷的相关因素，说明护士法律意识淡薄，故应加强护士的法律知识培训，组织护士认真学习和执行与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护士行为，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及各项护理操作规程，培养护士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维护护患双方合法权益。规范护理记录，2002年9月我院护理部根据骨科专业特点，制定了功能锻炼记录标准（应记录功能锻炼的目的、次数、方式、时间，是否使用锻炼支具或锻炼仪，主动还是被动锻炼，并定期评价锻炼效果），并不断补充完善护理记录标准，体现专科护理特点，避免因护理记录缺陷引起的医疗纠纷，使护士认识到医疗纠纷重在防范。
（2）加强质控
1.健全三级护理责任制，加强质量管理。由护士、主管护师及护士长组成三级把关质控责任，负责住院病历的检查、修改、被充并签字。
2.健全医院护理质控网络。实行护理部和各科室的二级质控，护理部质控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对住院病历和出院病历进行检查、考核，并将书写质量评分与月质量考核挂钩，对护理病历书写质量进行监控管理，不断提高护理病历书写质量。
（3）加强护士专业能力培养
护理记录需要有丰富的业务理论知识指导，护士不仅要有医学方面知识，而且要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护理记录中，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出患者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能反映出护士理论水平和专业能力，因此护士应不断加强护理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使护士熟练掌握本专业的技能操作，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提高护士综合素质。在医疗护理行为中，加强护士责任心，多与医生沟通，交换意见，规范医护藕合，保持护理病历与医疗病历一致性，减少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1]卫生部医政司.《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配套文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4-45.
第2篇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等。
法律意识属于历史范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法律意识也属于法律文化范畴，它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包含着人类在认识法律现象方面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观念模式、情感、思想和期望，蕴涵着个人及群体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评价。法律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学习和自觉培养的结果，也是法律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
二．对青少年进行法律意识培养的必要性、紧迫性。
青少年是一个从年龄上讲横跨少年和成年的群体，他们既有青年人的朝气，又有少年的稚气。他们一方面思维逐步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充满青春的躁动和思想的波动。他们渴望了解和认识这个丰富多彩然而纷繁芜杂的大千世界，也渴望融入社会并得到社会的理解。他们对世界因好奇而不免有时盲从、盲动。外界隐藏在美丽外表下的诱惑，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阴暗现象，常常使他们在困惑、迷惑中随波逐流，甚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那么，如何去引导和规范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提供维护他们合法权利的方式、方法？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去学习法律知识进而形成基本的法律意识，培养他们对法律规范的内在信仰从而自觉遵守，遏制住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及针对青少年的犯罪？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的专业法律人士就应该去思考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以下我想就谈一点认识，求教于方家。
三培养青少年基本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
（一）通过学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灌输基本法律规范，帮助青少年守法观念和法律信仰的初步形成。
《条例》是对有轻微违法的行为的人进行行政处理的行政规范，《刑法》是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刑事处罚的刑事法律规范。两者的共同点是对违法犯罪的人追究责任，只不过《条例》和《刑法》所针对的行使处罚权的部门及程序、处罚对象、违法的轻重程度、处罚的轻重程度不同而已。通过学习《条例》和《刑法》，青少年可以初步认识和区分什么是违法行为，什么是合法行为，哪些行为是法律、法规禁止的，哪些行为又是法律、法规准许乃至鼓励的。不但要灌输理论知识，而且应从身边人、身边事上着手分析，针对青少年的年龄、特点从鲜活的日常生活中总结、提炼典型案例，让其自我教育，明辨是非，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的放失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学生如何应对处理别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避免和减轻不必要的伤害，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达到一般预防和维护青少年权利的双重目的。
（二）通过对《宪法》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的形成。
权利文化是与人道主义文化、科技文化一起构成当今世界三大文化主流的文化之一。权利文化的核心是权利本位的理论。权利本位的思想有两大内涵。其一，它是解决公民和国家主体关系的理论。主仆型文化产生义务本位。在这种本位中，国家主宰一切，公民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权利本位则不然，它把公民对国家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的获得为绝对义务。其二，它是解决权利与权力互动关系的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公民创设权利的实现条件为目的，权力的行使如果背离了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宗旨，权力便会得到改造。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运行界限。而两者界限由法律明定之。权利本位思想的的实质是个人权利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与国家具有三种关系，即义务领域里的服从，自由领域里的排斥，权利领域里的依靠和参与，于是就产生社会和谐。
权利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勃发。所以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必须从小着手进行。而青少年公民的权利意识则必须通过对宪法的学习，树立宪法至高无上，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这一基本的观念。我们不仅要让青少年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在法律效力上，宪法的法律效力最高；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上，宪法比其他法律更加严格；我们更应让青少年懂得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众所周知的是宪法是安邦治国的总章程，但这一结论却主要是就国家管理的角度而言，因而与宪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统一；事实上，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列宁也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故由此可知，宪法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也可以从宪法的发展历史和宪法的基本内容中的到证明。从历史上看，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为了确认取得的权利，以巩固胜利成果而制定出来的。从宪法的基本内容来看，尽管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为两块，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然而，这两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因此，青少年就可以理解到：宪法不仅是系统全面地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部门，而且其基本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三）学习《民法》，促进平等和契约观念（诚实信用）的形成。
人人平等和遵守契约观念的形成必须依赖于《民法》的学习。民法起源于简单商品经济获得相当发展的古代罗马社会。经过人类历史演进的熏陶，民法逐渐成为调整各国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从本质上讲，民法就是把一定社会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可见，民法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平等的主体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要取得对方的财产就必须支付相应对价，体现等价有偿的原则。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要受以民法为主的法律的保护，而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民事主体间签定合法、有效的契约（即合同）。契约各方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自己的意愿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契约必须遵守，契约即是交易各方间必须遵守的“法律”，这也是“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的体现。通过学习，我们的青少年将更好地理解和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必须遵守”的平等、守约思想。
（四）清除旧的“厌讼”观念的不良影响，强化诉讼意识，树立新型的诉讼观念。
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是“刑治主义”，同时法律规范是“礼法合一”，法律精神的原则是“宗法伦理”。所以从古至今，基于“性善”、“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教育是可行的，争讼则是可以避免的。孔子在《论语》中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大意就是说他接受人们的讼案后，并不立即进行审理，而是采取拖延的策略，让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教育，以达到无讼的目的。故而，中国长
第3篇
一、外贸与传统的比较
《暂行规定》对外贸划分了几种类型：其第一条规定，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进出口业务。如人以被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如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暂行规定》。其第二条规定，无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需要进口或出口商品（包括货物和技术），须委托有该类商品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双方的权利义务适用《暂行规定》。从以上两条规定来看，只要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不管被人是否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一律适用《暂行规定》。第一条规定中的第二种，通常是在委托人没有某类商品的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情况下发生，因此，对于这些委托人来说，外贸在其对外活动中不是必然发生的。而第二条规定的情况，外贸在委托人对外活动中是必然发生的。外贸存在的弊端也主要是与后两种委托人所进行委托相联系的。
我国《民法通则》中的是指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在《民法通则》中，的名义、的法律责任等都是明确的。外贸制中的并非《民法通则》规定的传统意义上的，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传统相比较，其不同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名义不同。在外贸中，外贸企业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的。而《民法通则》规定的，人应以被人的名义对外签约。这就使外贸与传统有了根本的区别。名义在法律上体现了主体，名义不同意味着主体的不同，即权利义务承担者的不同。
第二，名义合同责任与实际履行合同责任之间的关系不同。在外贸中，外贸企业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订立合同，但不一定承担实际履行合同责任，有时在外贸合同中指明或以其它合同载明委托人承担实际履行合同责任，从而使名义与实际责任相分离，是一种“责可旁贷”的形式。在传统中，被人只对人在权限内以被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负责。如果人不是以被人的名义或超越权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除非得到被人的追认，一律应由人自己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行为完成后人的地位不同。在外贸中，作为人的外贸企业完成其行为后，由于名义关系，不可能退出或完全退出关系。在传统中，人根据委托人授权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一旦行为完成，人就退出关系，余下的是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因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
二、外贸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委托合同的效力。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经过国家审查批准，有关企业才能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权，才能够经营进出口业务。所谓对外贸易经营权就是指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合法资格，凡是没有取得这种合法资格的，一律不得从事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没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也就没有签订涉外经济合同的权利能力，他们与
外商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委托的前提是委托人的权利，换言之，委托人可以将自己享有的权利委托给人而不能将自己没有的权利“委托”给人。委托人自己没有权利，委托也无从谈起。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必须授权，人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活动，如果委托人自己没有权利，当然无法进行授权。在外贸中，作为委托人的国内公司、企业多数没有对外贸易经营权，也就是说，没有对外签订经济贸易合同的权利能力。既然委托人连权利能力都没有，怎么有资格委托人签订对外经济贸易合同呢？由于国内委托单位没有对外贸易经营权，根据我国关于合同无效的现行法律规定，它对外贸企业的授权也是没有效力的，外贸企业根据这种无效授权而签订的外贸合同是形式上有效而实质上无效的合同。
但是，《暂行规定》却肯定了这种无效授权。除第二条规定外，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委托协议应包括的内容之一是委托方对受托方的授权范围；接着，又规定了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以委托协议建立起来的权利义务关系。
笔者认为，法律上肯定这种无效授权是很值得商榷的。反言之，法律上所作的这一规定就是在立法上鼓励规避法律的行为，其直接后果是使对外贸易经营权的限制名存实亡。一方面，国家对外贸经营权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国家又允许以这种无效授权对这一限制打开缺口。这在法律逻辑上自相矛盾。
（二）外贸企业在外贸中的地位和外贸的性质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外贸企业地位的不明确直接影响到对外贸易性质的确定，反之亦然，外贸性质的不确定直接影响到外贸企业地位的确定。在外贸关系中，一般有三方当事人，即国内委托单位、外贸企业和外商。对于国内单位而言，外贸合同不是以它的名义签订的，所以它不享有主体资格，当外商违约时，它也没有直接对外商提讼的权利，只能通过外贸企业对外商。对于外贸企业而言，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在法律上就必须对合同的履行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是国内委托单位，合同能否履行或能否正确履行完全取决于国内委托单位的信誉和履约能力，外贸企业是无法保证合同履行的。对于外商而言，只能要求外贸企业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不能要求国内委托单位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国内委托单位与外商没有形成法律关系。
由此可见，在外贸关系中，外贸企业的地位是相当特殊的，它既不同于外贸企业自己作为独立买卖合同关系时的主体地位，也不同于传统关系中人的地位。因此，必须对外贸企业在外贸中的地位作出界定。但是，《暂行规定》并没有对外贸企业的地位作出界定，《暂行规定》第23条、第24条关于争议解决的规定就明显反映出外贸企业地位的不确定性，例如第23条规定，当外商提出索赔时，受托人应及时向委托人转交外商提供的索赔证件。委托人接到索赔证件后，应根据委托协议及时理赔，第24条规定，受委托人有义务按进出口合同的规定对外提起仲裁或诉讼，由此产生的损失或利益由委托人承担或享有。根据这些规定，在外贸的索赔关系中，外贸企业实际上处于中介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国内委托单位能否获得赔偿或赔偿多少只能视外贸企业对外索赔的结果来决定，反之亦然。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外商或国内委托单位无理拒赔，外贸企业应对国内委托单位或外商负什么责任，《暂行规定》并不明确。所以，《暂行规定》施行的结果往往是将外贸等同于传统，外贸企业在外贸中的地位等同于传统人的地位。既然如此，《暂行规定》将以外贸企业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与以国内委托单位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区别开来而适用不同法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可以说《暂行规定》本身存在的意义也不大。
三、完善我国外贸制的思考
（一）明确外贸企业的地位，确定外贸的性质，并据此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民法通则》集中规定了制度的原则和基本制度，从而使我国的制度有了坚实的基础。但应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迅速发展，国际贸易、跨国界的民事活动日益频繁，国际已成为人们实现其民事权利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因此，如何建立起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制度以充分促进贸易的发展，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很明显，仅有《民法通则》规定的传统是远远不足的。《暂行规定》和《对外贸易法》发展了制度，其意义是不能否认的，但关于外贸存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所谓外贸从其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定来看，既不像大陆法系的间接，也不像普通法系不公开被人身份的。笔者认为，确定外贸的性质和人的地位宜重点研究大陆法系的间接和普通法系不公开被人身份的的相关制度，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大陆法系中的间接具有以下特征：（注：（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390页。）
1.人以自己的名义为法律行为。这是间接与直接最重要的区别，间接人虽然接受委托，但不必将其真实身份告知第三人，第三人也不需要知道这种关系。对第三人来说，他直接与人打交道，而与人的委托人没有任何关系。间接的这个特征，使得第三人在与人订立合同时，视人为合同当事人，人也将自己置于合同当事人的地位，而不是人。在这里，关系是隐藏在人与被人之间的一种内部关系。
2.行为的后果不是直接归于被人，而是间接归于被人。所谓间接，是指先由人自己对第三人承担一切后果，再由人将这些后果转移于被人。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行为的后果最终由被人承担，这一点表明了间接是属于关系这一本质特征，否则就不成为；其次，后果的归属不像直接那样直接归于被人，而是经由人转给被人。
3.第三人与被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被人不能直接对第三人主张权利，同样，第三人也不能直接对被人主张权利。
普通法中根据人在交易中是否公开被人姓名和身份分为几种情况：（注：（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7页。）
1.公开被人。又称显名。即人在交易中既公开被人的存在，也公开被人的姓名，通常是在合同中注明××签订本合同。
2.不公开被人的姓名。即人在交易中公开被人的存在，但不公开被人的姓名，通常是在合同中注明“人”的字样。
3.不公开被人的身份。即人在交易中不公开被人的存在，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
以上前两种情况类似于大陆法的直接，第三种情况则近于间接。第三种情况下的法律关系与前两种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未公开被人身份的使人原则上与第三人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两个实质有联系的合同基础上，即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合同和人与被人之间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约，但却是为了被人的利益。按照普通法，在不公开被人身份的中被人可以直接介入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即所谓行使介入权，假如不公开身份的被人行使了介入权就应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相应地可以向第三人提出请求权，如有必要还可直接向
第三人提讼。由于被人的存在，第三人对根据其与人签订的合同享有的请求权，既可以向人提出，也可以向被人提出，由其在人与被人之间作选择。第三人一旦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方，就不得再向另一方行使请求权。（注：赵秀文：《国际商业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从上述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大陆法系中的间接或是普通法系中的不公开人身份的，都有确定性，人的地位也是比较明确的，并依据这种定性和定位特别从第三人与谁订约的角度确定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大陆法系的这种做法也为《统一法公约》和《合同统一法公约》所接受。（注：赵威：《国际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9页。）笔者认为，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做法值得借鉴，特别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是普通法中的介入权的规定，可以考虑将介入权引入我国的《暂行规定》和《对外贸易法》，使之更合乎法律应有的公正性。这对于理解和处理外贸中第三人与被人的关系并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具有重大意义。普通法上的制度，不论采用哪一种形式，实质上都确认了被人与第三人之间可以在法律上发生联系，在人不公开被人的存在而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情况下，被人可以合法地行使其介入权，直接介入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而被人行使介入权后必须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第三人在主张权利时，如果存在被人，也可以在人与被人之间作出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从实际案例反映出来的情况看，第三人明知被人的存在，却同意与人进行交易，这主要是由于第三人看中人的资金和信誉。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被人与人订立的是一个合同，人与第三人订立的是另外一个合同，这两个合同表面上是互不相干的，但从实质上看，人正是为了被人的利益，才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如果没有被人与人之间的合同，就不可能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
间接通常涉及三方当事人与两层法律关系。三方当事人是：国内委托单位、外贸企业、外商；两层法律关系是：国内委托单位与外贸企业的委托关系，外贸企业与外商的买卖关系。笔者认为，关于外贸的立法或实务操作应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被人行使介入权对法律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被人没有行使介入权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前者涉及我国立法上对外贸经营权的限制及其后果（限于篇幅，恕不赘述）。后者不涉及这些问题。在被人不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外贸的法律关系一般应按下列方法处理：国内委托单位的索赔也应以委托合同为依据。具体而言，国内委托单位能否获得赔偿或赔偿的多少视外贸企业对外索赔的结果而定，如果外商无理拒赔，外贸企业不对国内委托单位负赔偿责任。外商与外贸企业的买卖关系是以买卖合同为依据的，因此，外商的索赔亦以买卖合同为依据。外贸企业应对合同负完全的责任，尽管违约是由于国内委托单位的责任所引起，外贸单位也不得推卸责任，外商的索赔不宜视外贸企业对国内委托单位的索赔情况而决定，如果国内委托单位无理拒赔，外贸企业应就合同的范围对外商理赔。外贸企业对外商理赔后，可以根据委托合同的规定对国内委托单位进行追索。
（二）逐步取消对外贸经营权的限制。我国的外贸制实质上是由于对外贸经营权的限制所引起的，这与大陆法中的间接，普通法中的不公开人身份的的产生原因均不相同，总而言之，前者是由于国家干预外贸活动所引起，后者是基于商业原因所引起。原因不同，
第4篇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可以说是行政法律发生变迁的幕后推手，行政法律的变迁也充分说明了国家法制进程的不断提高。而深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毒害的广大中国民众，约定俗成的理念在脑海中已经根深蒂固，对于新事物的接受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力。而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行政法律变迁的速度，让国人实在望尘莫及。旧的行政法律在脑海中尚未清晰，而新的行政法律更是令其应接不暇，进而导致在应用法律维权的过程中有些无所适从。在法律宣传上我们也不难看到这样一种现状，某一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出台多以文件形式下发并组织实施，这样就形成了法律颁布机构、行政机关、行政性对人单线贯彻落实的固定模式，涉及的范围狭窄，法律宣传受众对于十几亿国民来说，可以用寥寥无几来形容。这从宣传媒介、知情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上就间接剥夺了广大民众对于行政法律的知情权，更谈不上法律意识的增强了。这并不是说行政法律变迁存在问题，法律变迁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固然可喜，这无可厚非，但要使广大民众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就必须在法律宣传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不能只局限于文件，宣传范围要向城镇、社区、村屯扩大。宣传形式也不能只限于报纸、网络、电视等，应该采取以村屯、社区、居委等基层组织为阵营，通过街道宣传、栏目宣传、培训宣传等多种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全面覆盖的宣传。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二、法律执行是夯实人民遵法守法、增强法律意识的基础
法律的执行在人民潜意识中形成了一个范本，执行过程不但是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群众将行政法律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一个认知过程。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在某市郊区国道施工征地中，两个农户耕种的土地相邻，施工占地面积相等但占地时间跨了一个年度，跨年度过程中负责公路前期工作的地方政府出台了公路建设占地补偿条例，根据规定，其中一农户获得占地补偿为20万元，但另一农户则通过上访等途径才获得占地补偿一万元，相同境遇由于行政法规的变化出现两种结果，也引来了公众的一片哗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法律在执行过程中与实际社会关系存在着无法预知的矛盾和冲突。但法律本身应该维护人民的基本利益，要使人民遵法守法、增强法律意识，就必须本着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原则来执行法律，通过法律执行来增强人民对于法律的认同和理解。因此执行法律上不能有过于悬殊的伸缩性，那样将导致人民对法律公信力和信任度的丧失。执法准则中明确规定了“执法必严”，严格执法程序、落实执法条例是行政执法部门必须遵守的，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践。以法律执行的公平、公正、公开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可，这样才能促动和教育人民去遵法守法、依法办事。
第5篇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农民的素质，法律意识也有了相对的提高，但总体上还不够强，很多人知法但也犯法，也有很多人是知法却不懂得用法。当发生矛盾冲突时，还是用一些老旧的观念来解决。比如这两年我国农村被征用土地的问题，有些农民朋友不配合来征收土地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拒绝搬走或拆迁。甚至更严重的以跳楼、开煤气引爆等自杀方式来威胁工作人员，也有一个或几个村屯的人聚众起来动用农用工具来阻碍工作人员进行征地工作。以这种古板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无法获得明显的效果。也许还会适得其反，严重的还会触犯到法律法规。农民朋友总以为法律会离他们很遥远，所以从不去学习和了解。一些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法，所以被莫名辞工，被拖欠工资，发生了工伤也得不到商家的索赔，自身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相应的维护。另外，在一些村屯里，存在着偷盗行为，这里面都是初中生或是在外晃荡的社会青年居多，小到偷鸡鸭等家禽，大至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他们在实施这些行为时，也没有相关的人员用法律去警醒他们，都是采用非法律手段来处置，导致他们在法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有吸食白粉，打架斗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是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偏低，蔑视法律的现象。有这么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他们就不相信法律，认为有钱就可以将法律置之不理，肆意妄为，而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有一天，还是会败在自己手上。
2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发达，和法律法规的健全，我们国家的公民的素质和法律意识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可为什么农民的法律意思还那么薄弱，一直没有很大的突破和改变呢。在以前的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就根深蒂固在人们心里，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就是其所指出的等级伦理观念，“三纲五常”就是维护这种等级观念的尺度与标准。在这种特定的尺度中，最多的就是绝对的服从。而这种服从意识的影响，让他们的自我意识丧失，只是听从于上级的的命令，所以人们行为选择时，最先考虑的不是法律，而是上级。儒家历来倡导人与人和谐相处，但是这种和为贵的思想在农村就转化为忍为上。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不如近邻，等这些俗语就是村里人之间相处的态度。他们坚持一切以和为贵，就算是自身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侵害，也宁愿持着大事化了，小事化无这种息事宁人的心态去解决。他们宁可这样委曲求全，也不愿请求法律的援助，心里保留的观念就是反证就算打了官司也未必能赢，就算是赢了也会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因此就有部分农民对法律缺少了解，觉得只要在不犯法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意外情况，不愿意去了解并且运用法律知识，造成这方面的原因就是人们思想相对落后，文化教育程度低，传统的矛盾冲突解决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脑海里了，另外，他们没有意识到法律具有公正性，能够保护到他们的合法权益，仅仅看到法律强制性的一面，所以这样就对法律产生了偏见，从而产生抵触心理。由于有些地区较偏远，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就算农民有法律上的需求但考虑到资金问题，也就望而却步了。当地相关的政府部门资金来源有局限性，所以就没有充足的条件来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所以专业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很少，造成了稀缺的状况，还有资金短缺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宣传力度不够，一些村镇，虽然成立了立法机构，也进行了法制宣传，但方式很单一，比如发宣传单，贴标语，挂横幅等这些形式上的宣传，并没有深入到根本，并没有带领村民探索法律的核心，并且村干部中，其自身的法律意识都相对薄弱，更别说起到带头作用。
3如何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
要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得从根本抓起，文化素质低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原因，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是增强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首先加大对当地的教育投资力度，只有加强教育工作，提升农民精神境界，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同时，应当大力发展经济，因为有力的物质保障才能让村民的视野更广阔，才有更多机会去学习和接触到法律。在各个镇上成立法制协会，然后派代表去各乡镇中小学去进行深入的法律宣传，交流学生法制教育的经验，都说计算机从娃娃抓起，那么现在我们的普法知识就从学生抓起。大力推行有声有色的法制宣传，可以通过广播宣传还有看电影方式让农民渐渐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在乡下实行“一对一”的法律顾问，每个村派选出一名代表，村民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免费咨询和给出方案。创建普法教育“微信群”。把村里的青年们集中起来，作为重点普法教育对象，利用微信交流，非常的便捷，也是现在年轻人较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可以正确的去引导他们遵法守法，懂得利用法律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搭建“手机飞信”宣传平台。把各村的干部，村委会，人民调解员的手机号集合为一个飞信网，不定期发送普法宣传教育短信，让这些干部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打造为法制宣传骨干。创建“农家书屋”宣传阵营。建立起法律读书角，通过政府支持、社会捐赠的途径，向各村“农家书屋”提供法律书刊，丰富群众法律知识的来源。如条件允许，还可以举办一些以法律知识为主题的小型娱知识问答竞赛，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相应的奖励，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4结束语
第6篇
作者：吴璇欧 孔伟 单位：河北北方学院
在旅游项目投资过程中，各区县资金流转投入的顺畅性都亟待保障，投入与产出的差距暂时存在差级过大、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问题。综合而言，张家口市旅游产业发展尚处于硬件投入及基础设施建设层面，各县区的区位差异、资源参差、起步先后直接决定了旅游产业发展整体的速度和质量较低，未来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各区县在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中存在多方面困难，配合衔接不畅因为区域性的影响，全市各县区发展旅游产业存在着多层面的问题（表略）。全市各县区旅游产业发展中普遍存在旅游基础设施薄弱；旅游资源分散、整合困难，旅游品牌打造滞后；资金计划投入和实际投入差距甚远、到位资金严重不足等问题。简言之是“三大模块、三个阶段”的配合和衔接存在问题，即战略思想与资源规划模块、硬件投入与软件打造模块、资金供给与市场营销模块间的配合不足；思想到规划阶段、资金投入到产品打造阶段、宣传到营销阶段的衔接不畅。
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全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各区县积极踊跃，开拓思维，对旅游产业的发展都确立了近期目标与战略规划（表略）。同时，各区县充分思考旅游主导产业的未来发展，围绕制约当前旅游产业发展的瓶颈，提出了注重整体规划，提升开发水平；加大配套投入，夯实发展平台；出台优惠政策，创优发展环境；加快人才培养，提升服务水平；塑造张家口市文化旅游总体形象等诸多可供借鉴的意见和建议。 立足于张家口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结合环京津地区旅游产业框架分析，笔者认为必须审时度势、冷静思考旅游产业发展的客源市场和旅游产业发展的优劣势，进而提出张家口市旅游产业的“五步走”建议，即厘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目标、设计发展框架、搭建发展平台、凝炼发展精品。厘清发展思路张家口市旅游业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与特殊区位的制约，在20世纪末期才崭露头角。在经济信息时代的冲刷下，旅游产业发展的低碳性、带动性及潜在性等优势都日渐体现出来，成为众多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就业的重点产业。在时下倡导发展旅游产业的大趋势下，张家口市与时俱进，结合自身资源，从传统旅游业的发展中寻求突破口。创新旅游产业发展，确立“4＋3”重点产业中旅游业为第一主导产业的发展思路。这一高度精准的界定，无疑为张家口市旅游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发展目标众所周知，张家口市是一个综合性旅游区域，其“综合性”界定，主要是基于其资源的种类繁多、旅游产品的多样性和各旅游景区景点功能的综合性；同时张家口市也是一个休闲旅游区，尽管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但考虑到其面对的是京津高端市场，其原生态休闲旅游资源更具独特性和吸引力；此外，鉴于北京、天津、承德等市旅游文化休闲发展已相当成熟和张家口市独特的草原风情和冰雪资源，遵循错位发展的原则，张家口市旅游发展的目标应确定为“综合性休闲旅游目的地”，即以运动康体为主题，以草原风情、滑雪运动、三祖文化、民俗休闲、葡萄酒文化休闲为依托，以其它自然、文化景观为补充。只有明确发展目标，才能集中资源优势有效地推动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设计发展框架在发展思路和目标的指引下，张家口市旅游产业未来发展框架必须高起点、高站位，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在过去，全市旅游发展相对缓慢，各区县只注重本辖区内旅游资源的开发，缺乏整体规划。旅游投入分散，旅游规划具有相似性，致使开发运营的旅游景区吸引力不足。总结已有的发展经验，笔者认为，张家口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必需围绕“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社会参与”这一主线进行设计，全局动员、多方努力、协作发展、谋求共赢。只有这种发展框架才能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形成旅游产业发展的合力。
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走出去、引进来”则被视为一条成功经验。然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却逐渐成为张家口市旅游产业发展的主导思想，从长远发展看这是非常危险的。产业的发展要靠硬件的投入和软件的打造，硬件投入绝非一朝一夕，而且硬件的维护成本较高、时限较长；软件的打造同样不容忽视，高素质的从业队伍建设和专业的人才培养直接决定了硬件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张家口市旅游产业发展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硬件依托招商引资，软件依托本土培养，为资本与资源的融合搭建发展平台。凝炼发展精品张家口市人文旅游资源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分散及破坏严重，修复、重建投入很大；自然生态资源虽然丰富，但开发难度大，交通不够便利，发展前景不明朗。面对这些现实的困难，应“统筹全局，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去挖掘旅游资源主打“文化牌”，然而就张家口市而言，要在国内旅游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的环境下，深度挖掘资源和文化的“特殊性”，强调“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以自己的产品特色、文化个性，带给广大游客截然不同的心理感受，并以差异化的市场营销策略来赢得市场，从而使张家口市获得游客的高度认同。作为环京津旅游产业带的一个组成部分，张家口市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为推动张家口市自身经济的发展，更要为张家口市参与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的运作提供决策支持。要针对张家口市旅游发展的现状及远景规划，结合张家口市现有的旅游资源优势，缩短区域旅游“梯度差”，通过厘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目标、设计发展框架、搭建发展平台、凝炼发展精品的“五步走”战略，推动张家口市旅游产业迅速发展，将张家口市打造成京西北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城市。
第7篇
关键词 法律文化 法律翻译 归化 异化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语言在人类事物中处于核心地位，法律也与语言是紧密不可分割的，没有语言，法律也不会存在。研究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首先是基于文化与语言关系研究之上， 尤其是基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之上。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在此基础上， 还要研究译入语中的表达方式， 以及这种表达方式在译入语读者中的理解和反应。因为， 翻译固然要考虑到文化问题， 但最终还得通过语言的操作来完成翻译过程。因此， 在翻译研究中， 语言与文化、宏观与微观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忽视 。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 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都是从内容上将英汉两种语言与文化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 既是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也是文化对比研究与“比较文化语言学”的合二为一。
一、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
当今社会，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和全球化给不同国家或不同法律体系的国家进行法律交流创造了条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WTO后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增多。要融入这个不断变化的全球化趋势，法律翻译也随之在国际法律交流和跨国贸易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法律翻译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总体而言，中国的法律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西方国家。掌握法律知识，精通语言的人尚且很少，更不用说精通法律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律翻译在各个领域很少被人触及， 翻译工作一般由文学、宗教和科技翻译占据上风。这无疑分散并误导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重心。这给研究人员留下一个巨大的鸿沟需要加以弥补。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入世和香港澳门的回归，法律翻译需求的增加，这也无疑给学者们和翻译工作者们强大动力。
二、法律文化和法律翻译
法律翻译是不同法文化之间的迁移过程，也是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这个过程的目的是克服跨语言、跨文化之间的障碍，使这种交流能够发生。因此，译者需要认真、系统的考虑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法律翻译是一种途径也是一种方法论。因为我们所关注的既不是审判本身，也不是语言本身，而是关于文化与语言的相互关系问题和关于语言在相当复杂的法律文化背景中的应用问题。法律文化是人们相互参与一种独特和方式和现象，以人们使用不同的法律术语和独特的法律表达为特征。但是尽管由于法律语言和法律文化的不可分割性，人们也应该区分并正确对待语言迁移和文化迁移。
三、正确运用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
每个社会由于自身条件的不同，不同的文化、社会和语言结构，有着自己的特色。而法律概念、法律法规、法律的具体应用则正好折射出了法律文化在这些社会中的不同。法律翻译包含了从一种法律制度到另一种法律制度的转移，每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独立的一个法律体系。因此，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对法律翻译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
由于法律文本具有的特殊地位和其具有的严谨性，提倡归化的翻译者认为，译文只是原文的一种代码转换，翻译时应该忠实原文。国外学者中，奈达是提倡使用归化的方法并最具有影响力的人。他提出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学说与他的归化翻译技巧是一致的。所谓归化，即采用自我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得译文符合并融入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而韦努蒂是异化的倡导人，他在《论译者的隐身性中》，提倡译者应尽量融入目标语的文化价值观，使得译文通顺流畅，读者在阅读和理解起来也不具有难度。用他的话讲，如一味的使用归化，会使读者以为在阅读原著，而非翻译过来的作品。尤其在进行权威性翻译时，如在翻译法典、判例、条约、司法裁判等正式法律文本时，在正式法律交往如签定契约、诉讼、法律职业者就专业问题进行交流和在翻译法律专业书籍时，考虑到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基于准确忠实的传递意思的需求，有必要以异化译法为主；当然，在确保译文和原文能够得到一致理解的前提下，译文还要尽量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四、结语
翻译活动中本身不存在绝对的真实。所以个人认为，在法律英语的翻译过程中，除了以异化翻译为主要策略外，也可采用归化策略，减少源语言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的陌生感，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尽量使作者靠近读者，这样可促使彼此的包容，在有一定理解的基础上，进而可增加异化策略。更好的体现源语言的语言和文化特质。由此拓宽视野，丰富自身的文化和语言，实现两种语言的竞合。而不是现在学术界所讨论的“异化为主”或者“归化为主”的趋势。
（作者单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2]刘宓庆. 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1.
[3]谭载喜. 翻译学. 湖北教育出版， 2000.
第8篇
论文关键词 失地 权益 保障
失地农民指土地被政府以行政征收后，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缺乏社会保障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本文重点研究失地后没有工作、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而不是广义上的失地农民。
一、失地农民的概念及特点
（一）失地农民的历史沿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300万农民为失地农民，现累计失地农民4000—5000万，其中完全没地没工作至少1000万以上，占20%，46%失地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他们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是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村生产力大大提高，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广大农村进行较大规模的公益事业、企业矿山、公路、桥梁等建设对农民土地进行征收失去土地而逐渐产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一类特殊人群。
改革开放前，广大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国家在农村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较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基本上被束缚在土地上，靠耕种土地的收益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社会阶层各个方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1.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对土地的依存度大大减小。据调查，四川盆周山区农业小县—北川羌族自治县，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前，全县人口1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3.8万人，农村总收入7.2亿元，其中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1.97亿元，占总收入的27.3%。由此可见，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大大减小。
2.农民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请看一组数据，1949年中国总人口5.4亿，当时农民人口目前没有查到任何资料，根据推算农民约4.59亿，占85%；1978年，全国总人口9.63亿，乡村人口7.9亿，占82.8%；1980年，全国总人口9.87亿，乡村人口7.96亿，占80.61%；1986年，全国总人口10.75亿，乡村人口8.11亿，占75.48%；1990年全国总人口11.4亿，乡村人口8.41亿，占73.59%；据2001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12.63亿，乡村人口8.07亿，占63.1%；截止2006年底，中国总人口13亿，乡村人口7.37亿，占56%。不难看出我国农民人口基数与比重均在逐步下降。农民人口逐渐减少有以下几方面客观现实原因：
一是有的农民因征地拆迁变为城市居民。如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重庆、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定新特区的目的是为积累城镇化经验，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是因为有的农民变成了新社会阶层。改革开放后，不少农民经商、办企业、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来源已经完全脱离了在农村的土地，虽然他们不少人在农村还有土地，有的甚至仍然是农村户口，但是他们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变成了新社会阶层。
三是因农村城镇化建设，一些农民土地被依法征收一定数量后，变为失地农民。农村人口不断减少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是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段时期以来，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加大了城乡一体化的力度，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可以预见，农民人口的比重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进一步下降。
（二）失地农民的特征
1.因为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土地被依法征收，从事着非农业的工作，但是户口可能是农业户口；失去耐以生存的土地，但是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2.失去的土地应该达到一定的数量（人均只有0.3亩及以下）。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失地农民应为：以农业合作社（村民小组、生产队）为单位，经核查扣除村民宅基地、农村集体二、三产业建设用地和公共建设用地后，经区国土资源局确权认定人均实有耕地不足0.3亩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全部征为国有用地而撤销建制和尚未撤销建制并部分办理或未办理农转非人员的农民，即为失地农民。
3.失去的土地不是林地、宅基地、荒山荒坡等广义上的土地，而专指耕地，因为失去耕地对农民生活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二、失地农民应该享有的权益
一是依法征收土地后应获得的补偿权，土地转让价格应由市场来认定，应允许各地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在符合土地总规划和城镇规划的基础上，使失地农民得到较为公平合理的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等。二是依法享有政府的救济救助权。政府机构及社会援助机构应提供多方面的援助，为其提供行政救助、法律援助等，确保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能及时得到保护和支援。三是依法纳入社会保障机制，将失地农民人群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同时，农民失地之后就业之前享有一定的生活补助，规定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险，在批准征地时一次性缴纳失业保险费，可享受获取一定时限的失业保险金、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服务、相应补贴等权利。四是依法享有医疗保障权，失地农民享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多层次、多形式的医疗保障，能基本解决现阶段城镇化地域的医疗保障问题。五是依法享有养老保障权，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科学配置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健全由政府、集体、个人意见统筹，由城镇建设开发方支付的筹集方式。
三、我国土地使用权的法律缺陷
我国以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划分使用权的种类，而且为不同性质的土地使用权设定不同的制度和待遇。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属于用益物权，对这三种权利有不同的产生规定、有续期限、流转制度。对集体土地使用权缺乏法律规定。
1.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存续期限规定不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期限过短。在使用权期限到来时，房屋权利人却不能再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地上房屋面临被没收的危险，有期物权与无期物权产生了对抗。国有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1条规定：“可申请续期”，否则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收回，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0条规定：“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由国家无偿取得，土地使用者应当交还土地使用证，并依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这一规定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集体土地使用权一般没有期限的限制，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2.集体土地使用权禁止流转。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主体是集体企事业单位及农村居民。集体土地使用权也是财产权，财产的所有者可依自己的意思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由于集体土地使用权禁止流转，集体土地使用者并没有处分集体土地使用权这一财产的自由。法律禁止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并没有禁止地上房屋的流转。我国法律不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但又不能限制地上附着物的权利转移，从而在实际上也限制不了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移，这在城市、农村大融合的今天法律的规定显然是滞后了。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进行自由流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我国有关这方面的规定是很少的，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3.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缺陷。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但是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又依合同而成立，权利、义务又由合同规定，使这种用益物权又带有债权的属性。也是因为如此，法律对农户行使使用权设立了诸多限制。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合同、转包或者互换经营权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转让、转包、互换行为无效；”《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因此，在对农户享有的承包经营权进行保护时，不能予以物权属性的有效保护。在现实生活中，发包方任意处置合同的事件时有发生，发包方的这种行为固然有他历史上的原因，但是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表现不无相关，而债权的对抗与排它的效力远不及物权强。
4.土地使用权的效力范围不明确。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使用目的是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兴建建筑物、构筑物，土地使用权人获得土地并不是要获得与土地相关财产的所有权，只是欲从利用土地的行为中获得收益而已，土地使用权人经依法批准，可为地上空间的利用，亦可为地下空间的利用，如建地下室等。土地使用权人与非土地使用权人如何分享对地下空间的使用权，这是应该解决的问题。
5.土地使用权何时产生不明确，从而导致土地使用权受到侵害时，土地使用权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土地管理法》第11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对集体土地使用权也使用了“确认”。《土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土地承包法》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何时产生的规定，在实践上，如果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受到他人的侵犯，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而言，由于没有国有土地使用证或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来证明权利的存在，法院一般要求当事人转入土地确权案件由政府确权，或者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类似的问题也时有出现。因此，必须明确土地使用权何时产生并受法律保护。
四、以法律完善与制度建设为基础，建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
（一）从利益补偿与权利保障角度维护失地农民土地权益
1.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通过立法界定产权归属和所有权主体。实践证明，要有效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关键在于明晰土地产权。土地产权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实现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权利均衡。集体土地能否和城市土地一样设立建设用地，能否以集体的意志决定转让，是我国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问题，明确土地所有权，让农民真正享有土地收益权。
2.引入市场机制，杜绝土地交易中的暗箱操作，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形成由市场决定土地价格的机制，合理制订工业用地价格，有必要确定工业用地的最低价格作为底线。在土地出让方面，实行公开运作的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运用市场机制形成和确定土地价格，使竞争力强的好项目优先获得土地。只有引入市场机制，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财产权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土地是农村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能否充分发挥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是衡量土地产权制度是否合理、是否科学、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
3.健全畅通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在充分发挥基层民主的基础上，让广大农民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情绪、想法和意见向社会和政府表达，村民自治亟需通过制度建设来建立和健全，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使农民利益的表达制度化、法制化、有序化。
4.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和纠纷解决机制，加快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和土地制裁制度。为失地农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失地农民进行保护的根本解决方案，这也是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的核心所在。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及农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由土地引发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补偿问题的争议会越来越多。批准征地权的只有省或国务院两级政府，然而这两级政府目前都没有设立仲裁机构，即使设立了面对如此众多的土地纠纷争议也根本无暇顾及。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土地纠纷仲裁机构，通过正当的司法救助程序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农民权益保障的行政途径
1.在行政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行政征收行为。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同时又提供公共服务的，法治政府应注重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尊重公民个人的人权，接受公民个人、政法部门、公共媒体、监督组织等监督，按照阳光政府、有限政府的机制要求确保行政权的有利运转，土地征收容易导致行政权的滥用，在判断征收行为时首先看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能简单的看地方政府GDP指数与少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利益，形成保护集体土地、耕地的激励机制与有效管制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行为的约束机制。
第9篇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
近年来,刑事和解等近似字眼屡见诸报端,它作为一种创新制度被我国多个地区所采用,并以各式框架和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发挥着相应的社会管理作用,这种新的化解被害方与施害方矛盾的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因各媒体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不甚了解或出于其他考虑,对刑事和解的描述混乱不清或与其他概念相混淆,导致不少群众对此感到疑惑和不解。就此,笔者拟从刑事和解起源及背景出发,兼比较各个近似概念,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其意义。
刑事和解常常又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是指犯罪发生后,在特定机构的主持下,受害方与加害方进行商谈、协商,达成双方和解,从而有效地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最早出现于我国。但就当前各国相关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来看,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源起于刑罚功能的变迁和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较为突出的一起事件为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第一起刑事和解的案例。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
近些年来,我国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引入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引入,主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代表。200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对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以纪要的形式对司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进行规范。2004年5月,浙江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制定《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出台《办理故意伤害案(轻伤)若干问题的意见》,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就此,我国的刑事和解逐渐出现在公众面前。
需要说明的是,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辨诉交易、恢复性司法以及民间通俗所称的“私了”等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我们要正确认识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将刑事和解与这些相似概念区分开。
1.刑事和解有别于刑事调解。
当前不少人将这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混为一谈,认为和解与调解的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就事件而言,是同一回事。这种看法在一定的刑事和解模式中是正确的,但若就此将和解完全等同于调解则是错误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虽有着很大的关联并只有着一字之差,但他们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刑事和解有着比刑事调解更广泛的涵义,就目前我国的刑事和解实践来看,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
2.刑事和解有别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是指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刑事和解与辨诉交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两者都是为了达成双方的合意,都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刑事和解是施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合意,而辩诉交易,顾名思义,便是刑事诉讼中辩方与诉方达成的合意。其次,合意双方的具体目的不一样,虽然在两者均有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目的,但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侧重于有效弥补既有损害,施害人侧重于罪刑的减免,而在辩诉交易中,辩方侧重于罪多罪少,罪刑轻重,诉方则侧重于节约司法资源。
3.刑事和解有别于恢复性司法。
所谓“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刑事司法运动。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不少人将我国的刑事和解视为是“中国的恢复性司法”。但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恢复性司法”属于偏法学理论的概念,而刑事和解则是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概念,两者有着质的不同。此外,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整体“治愈”,而刑事和解制度虽然也关注社会矛盾的化解,但更侧重于对被害人的补偿。就这两者的关系来看,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恢复性司法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深化与完善提供有效的理论帮助,而刑事和解制度虽非从恢复性司法理论中产生,但却确实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完成恢复性司法理论拟达成的目标。
刑事和解有别于俗称的“私了”。民间俗称的“私了”,是指被害方与施害方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的有关程序,自行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的做法。俗称的“私了”对应于法律程序,它允许适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包含了民事、行政及部分刑事案件(事实上,民间意义上的“私了”,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由于群众对“私了”概念的了解,故往往在听到刑事和解的概念同时,脑海里就会产生“这不就是私了嘛?”的想法。这并不奇怪,因两者的相似性,有媒体更是将“刑事和解”解说为“阳光下的私了”。但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并不仅仅是“阳光下”和“非阳光下”这么简单。从合意双方的目的来看,“私了”往往是以摆脱刑事追究为主要目标,而“刑事和解”在当前的司法架构下,往往仅能将被害人取得有效补偿作为酌定情节加以考虑。此外,“私了”仅在于缓和、解决被害方与施害方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往往无能为力。刑事和解则需要多方考虑,既要考虑被害方的补偿,也要考虑如何安抚社会情绪及化解社会矛盾。
我们看到,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它的实施,有效地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理念,在刑事诉讼的框架下,实现了“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其在维护社会正义及保证被害人、施害人权利义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更好地实现了刑法对社会管理的作用,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个在刑事诉讼中,缓和有效的社会创新管理模式,它符合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尤其是我国近年来各地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及尝试,已经为我国进一步全面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打下初步基础。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在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式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芬]乔森·拉蒂著.王大伟等译.芬兰刑事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篇
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条例》的颁布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使鉴定的组织机构、人员资格选择、鉴定程序公开透明，体现了民主作风，对于保障鉴定结论的公正，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目前的鉴定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在与诉讼制度的接轨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概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医疗体制进一步改革,社会福利性的医疗单位逐渐向营利性的经济实体转变,加上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公民的整体素质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医疗纠纷不断增多,且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的误导,医患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复杂化,并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难点。原有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不适应当前纠纷处理的需要，在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成了一纸空文。为了妥善处理解决医疗纠纷,2002年月日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依据条例卫生部了相应的配套规章。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概念
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对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范，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是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医疗事故鉴定的概念性质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我们可以这样介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概念：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由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作出是否属医疗事故及何类、何级、何等事故的科学鉴定结论的过程。本文所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指医学会组织专家组依法（《条例》）进行的鉴定。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机构
《条例》明确了由医学会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条例》第21条规定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机构为医学会，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组织再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实行市、省二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省级鉴定为最终鉴定。医学会建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家库，参加鉴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程序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提起可以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书面委托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医学会对单方面委托的鉴定申请不受理。第二种，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书面移交负责首次鉴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第三种，法院审理涉及医疗事故问题诉讼案件时，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移交委托负责首次鉴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医学会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作出是否属医疗事故及何类、何级、何等事故的科学鉴定结论。鉴定实行合议制度，过半数以上专家鉴定组成员的一致意见形成鉴定结论，专家鉴定组成员对鉴定结论的不同意见予以注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根据鉴定结论作出，其文稿由专家鉴定组组长签发。
卫生行政部门对鉴定结论的人员资格、专业内别、鉴定程序进行审核，不符规定的重新鉴定，符合规定的及时送达双方当事人。
任何一方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均可以进行再次鉴定。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性质
研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首先必须研究其鉴定行为的法律属性。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行政法理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1]。有一种意见认为,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医疗事故鉴定是一种行政行为,当事人对医疗鉴定结论不服,向法院的,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2]。这种观点是由原《办法》中规定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三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具隶属关系所得出的。目前医学会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受理机构，是独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不是行政主体，所以鉴定行为也就算不上具体行政行为。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
1．医学会从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合法性、合理性分析
《条例》规定医学会具有从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利和义务。2003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二、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医学会由于行政法规《条例》的授权加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使医学会成为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其合法性不容质疑。
鉴定的目的使为了更好地解决医疗事故民事纠纷，在医患双方对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医方侵权责任程度，危害后果，因果关系等方面存在异议时，势必寻求公正的第三方（中介性组织）对此加以评判，以更好地进行协商处理。进入诉讼程序后由于法官对医学专业性问题难以评断，也需要借助一个有力的公正的鉴定。中华医学会章程第二条“中华医学会（以下简称本会）是全国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医学会在性质上属于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具备法人资格,这与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组织的性质不同。医学会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医学专业性社会团体法人,与任何机关和组织不存在管理上、经济上、责任上的必然联系和利害关系,这也体现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业性、中介性。[5]
但是中华医学会是一个具有行业利益色彩的社团性组织。新修改通过的《中华医学会章程》增加了“本会依法维护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等内容，这种行业保护倾向明显的学会性组织，已不同于纯粹的学术团体，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在利益纷争的一般场合，这种利益要求和倾向是合理的。但医患纠纷中，这种行业性的利益要求应当受到合理的和公平的约束。不仅因为医患纠纷的另一方是单独的社会个体，而且因为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对等，极易引发对患者合法权利的侵犯。
我们必须肯定医疗事故与否的判定只能由医疗领域的专家进行鉴定。对病人的疾病进行诊疗的时医生，评判其诊疗过程是否造成人身损害，行为是否有过错，行为过错和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一系列的专业技术问题只能由该领域的专家进行。由于医学科学的复杂性，医学科学的特点，对疾病的诊治方式，医疗事故的发生往往涉及多个医学专业，所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组的方式进行”。
2．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医鉴定、司法鉴定之比较
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进行分析，我们先来分析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要构成医疗事故必须包含以下要件：违法的医疗行为、损害后果、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医疗行为有过错。因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终解决的是民事赔偿问题，最终解决途径还是司法。目前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规则原则在审判中一般是按照过错侵权行为来认定的。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过错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通说将其概括为：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6]。其构成要件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医疗事故的损害后果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过错侵权则无相关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事实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广泛，医疗事故包括在内。但是就侵害生命健康权而言，医疗事故的成立和侵权行为的成立基本上是一致的。法庭委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目的也就在于认定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违法的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至于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意义。换句话说，法院委托的医疗事故鉴定实质上是医疗行为过错鉴定，医疗行为违法鉴定，因果关系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名称容易造成一定的误解，拟改为“医事鉴定”为好。
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1月王保洁主编的《法医学》（第三版），法医学研究范围可以作如下划分：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临床法医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毒物分析学、法医精神病学。与医疗联系比较密切的就是法医病理学（对象：尸体鉴定死亡原因、死亡性质、死亡时间、损伤时间等），临床法医学（对象：活体，鉴定损伤性质、损伤程度、劳动能力、其他生理病理状态与损伤的关系）。法医鉴定暂时无法律规定其鉴定的范围，但是从其研究的范围就可以看出，在医疗损害纠纷中只能从事死因鉴定和伤残等级等损害后果鉴定，无权鉴定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无权鉴定医疗行为的过错性。缺乏临床经验的法医，在临床领域并不是专家，无法对诊疗措施的选择，手术指征的掌握等医疗行为作出客观的合理的评价。医疗损害侵权赔偿（侵害生命健康权）诉讼中，所应该进行鉴定应该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医鉴定只能鉴定其损害后果的存在，伤残等级的存在。所以法医关于医疗行为过错违法，行为和后果的因果关系鉴定是无效的，法院应该不予采信，只能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的情况了。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这里很清楚地表明司法鉴定也就是法院指派委托的鉴定。无论是何单位鉴定均具有司法鉴定的性质。法院委托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同样也是司法鉴定。目前存在很多“司法鉴定所”其当事人委托的鉴定结论称为“司法鉴定”。这是值得探讨的。同样双方当事人委托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性质不是司法鉴定。但是一般情况下，涉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机构（医学会）是唯一的，无论是诉前还是诉中，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只能是医学会。不同之处就在于是法院委托还是双方当事人委托。但是无论是双方委托还是法院委托，其鉴定结论应该是唯一的共同的。无论是双方委托医学会还是法院委托医学会，送检材料，当事人陈述等等鉴定的依据是唯一的共同的，得出的鉴定结论也是共同的。且其鉴定机构合法性不容质疑，法院对待任何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态度应该是共同的，无论是司法鉴定还是当事人委托。最高院应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加以肯定，将其纳入到司法鉴定的轨道。
3．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种诉讼辅助行为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过程是依据法律法规，诊疗护理常规等等，对病案资料以及各种报告进行审查，判定行为性质，是众多医疗专家的思想结晶形成的过程，是对事实的一种说明和解释的过程。鉴定的过程是对事实的一种评判。鉴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组织实施，由于委托人的不同可以分为司法鉴定和非司法鉴定。由法院委托的情况下，该鉴定即为司法鉴定，该鉴定行为即是一种诉讼活动。鉴定就成了整个案件诉讼活动的一部分。医患双方共同委托的鉴定实际上是医患双方寻找的第三方对事实进行客观的评价，类似于仲裁，但并非仲裁。其法律属性难以介定。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认可：鉴于医学会鉴定的中介性和非司法性，其合法的鉴定行为我们可以认定为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是鉴定不能解决赔偿问题，赔偿问题可以通过行政处理，双方调解，民事诉讼这三种途径来解决。民事诉讼是最终的解决途径，问题的根本还是要走向诉讼，进行鉴定的最终走向就是民事诉讼。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终还是要跟诉讼相结合。鉴定解决的是事实判定问题，有助于进入诉讼程序。诉讼中大部分案件还是要借助于鉴定来进行审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无论何时提起，何人委托，我们都可以看作为诉讼辅助行为，一种诉讼活动。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特点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特点具有多重属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法律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备法律依据——《条例》。鉴定结论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鉴定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定。
第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专门性。鉴定人、涉及学科、鉴定机构等等均具有专门性。
第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主观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主要的是专家组的主观活动，根据事实，鉴定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
第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准司法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对事实的一种评判，是由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
我们研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主要的就是研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包括其性质、特点和诉讼中证据效力。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性质
我们来看看各国对鉴定结论的规定。英美国家的诉讼理论将鉴定结论称为“专家证言”、“意见证据”，认为“意见是指从这些事实中推理得出的结论”[3]。实际上并不是以鉴定结论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的身份被通知出现在法庭上，鉴定人实际上也是证人,鉴定意见即为“专家证言”。大陆法系国家中，鉴定人是法官的帮手，他们在法庭上比一般证人享有某种特权，如有权查阅相关卷宗询问当事人等。证人和鉴定人相区别，遵循古老的法谚“鉴定人是关于事实的法官”。
在原苏联，鉴定结论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鉴定人和证人相区别，鉴定人不是证人，因为他不是向法院说明他自己看见或听到的什么事实，也就是说，他不是证明事实，而是对事实作出分析，从科学材料或者自己专门角度来说明事实。原苏联将鉴定分为法院鉴定（法院指派委托的鉴定）和非法院鉴定（非法院指派委托的鉴定隶属于某一管理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七种证据：“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这里鉴定结论指的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鉴定部门作出的或者是由人民法院所认可、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很显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结论也包含在内，在诉讼中也是作为证据来使用的。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运用其专门知识和技术对案件的某些方面进行鉴定所得出的合乎科学的结论。鉴定结论并不是案件形成时或形成后留下的客观事实而是根据其原有的一系列证据作出的结论。它是不仅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同时还有对客观事实的一种推断。正是这种反映和推断产生了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也就形成了鉴定结论。鉴定的过程是解释和评断的过程，鉴定结论是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科学解释、评断所得出的推断结果，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直接反映，同时也不是客观事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是一种独立的原始证据，也不是直接证据，而是一种衍生证据。无论是诉讼前的得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还是诉讼中得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诉讼中其本质都是证据。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特点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直接结果，鉴定结论的性质直接决定了其证据形式的特点：
第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具有主客观双重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鉴定活动的结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观性质必然带来其结论的主观性，但并不是否定鉴定对医疗行为的认定，否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行为作出一个客观的评判，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而且其主观性更浓一些，因为鉴定主要就在于评判部分。
第二，真实和失真的双重倾向性。鉴定的科学性，如专家合议等决定和保证了其鉴定结论具备更大的真实性，但是由于医学是一门复杂的特殊的科学，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鉴定的主观性决定了其必然存在失真的可能性。
第三，鉴定结论客观真实性的严格条件性。《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法》对鉴定作了一系列的严格规范，特别是程序性规范等，只有鉴定行为、程序、鉴定人等等均合法，鉴定按照严格的条件进行，才能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如鉴定人的回避等等。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鉴定结论是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行政处理的依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法》41条），也是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的依据，在这两种行为中鉴定结论的作用本文不作探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相关问题。包括诉讼中移交医学会进行鉴定作出的鉴定结论，还包括诉前已经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证据效力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诉讼前或诉讼中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具有同等的效力。诉讼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能视为书证，也应该视为鉴定结论。一般情况下，涉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机构（医学会）是唯一的，无论是诉前还是诉中，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只能是医学会。不同之处就在于是法院委托还是双方当事人委托。但是无论是双方委托还是法院委托，其鉴定结论应该是唯一的共同的。
前面已述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法定证据的一种。任何一种证据都必须依法定程序经司法人员审查或当事人提供经法庭质证后才可以作为判案的依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同样如此。只有当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充分证实后才能被法官采信。而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具有主观性、失真倾向性、客观真实性的严格条件性等特点，更要求我们做好鉴定结论的审查和质证。但是我国现行法缺乏对其采信应有的审查、质证等有效的程序性规定，应该尽快加以有效地规范。
1．法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下称《证据规定》）71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29条规定了法院对鉴定书的格式进行审查。可见，法院对法院委托的鉴定得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结论持绝对之肯定态度，法院无须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双方当事人委托的则未作规定。《证据规定》77条已经明文规定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要大于一般书证。法院为公正公平地判案，必然要求正确对待鉴定结论，应该对鉴定结论进行程序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鉴定结论既然作为证据，法院就应该有查明的义务来认定其证据能力。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法理和良知，对医疗事故鉴定人员、医疗事故鉴定组织、鉴定程序、鉴定依据、鉴定结论、鉴定书的格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在上述几点的合法性都得以确认之后，才可以于以采信。以确保鉴定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正确认定案件。对于不合法的鉴定结论应当不于采信，要求医学会另行组织专家组进行从新鉴定。新条例并未规定法院对鉴定的审查权、否定权，这是应然的。鉴于《条例》的行政法规的性质，无权对司法程序、法院职权作出规定。最高院在法[2003]20号通知中已经作出了一定的确认：“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的申请和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按照法理，法院有权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的，对鉴定结论也应该积极进行审查，无论是诉讼前的还是诉讼中的鉴定结论应该一视同仁地进行审查。由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业性，法院对审查有困难时可以考虑引进专家辅助人，作为对鉴定结论提出质疑、帮助法庭审查的专门人员，其费用可以由败诉方承担。否则，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审查最终还是流于形式。
2．双方当事人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质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6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证据规定》47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直接言词原则，双方当事人应该对案件的证据进行质证，排除合理疑点，才能说明其证据效力，才能被法院采信。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一种同样要由双方进行质证。《证据规定》61条使欠缺医学专门知识的当事人借助诉讼（专家）辅助人对鉴定结论提出有抗辩力的质疑，有助于法庭的对抗，有助于法官理性判断鉴定结论，确保公正公平与正义。《证据规定》59条“鉴定人应当接受当事人质询。”这必然要求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回答对方问题，解释说明鉴定问题，解释说明鉴定过程，特别是鉴定结论中的疑点，论证其结论的科学依据。但是目前鉴定人出庭率底、庭审质证流于形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的100例案件中，只有一件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医出庭就鉴定结论回答当事人的提问。由于法官缺乏专门知识，受害人缺乏专门知识，而鉴定人又不出庭对鉴定结论进行论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鉴定结论的庭审质证流于形式。[4]
鉴定人出庭是质证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涉及到鉴定人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问题，目前我国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人是医学会临时召集的专家鉴定组，鉴定结论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制。专家鉴定组成员均应该是鉴定人。他们均参加了鉴定活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鉴定结论是这“临时集体”的共同结论，鉴定人中可能有人持有不同意见。这种情况下，鉴定人参加庭审，出庭参与质证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规定所有鉴定人都有出庭的义务，那么强加给持不同意见的鉴定人一个难以做到的任务，这是讲不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与现代诉讼制度接轨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规定，作出签发鉴定书的专家鉴定组组长即可看作是主鉴定人。鉴定作出之后由主鉴定人承担下列义务：按时出庭；在法庭上依法陈述鉴定报告；接受双方当时人的质询。特殊情况下，经过法庭许可也可以不出庭参加质证，但是必须接受“书面质证”。法官或当事人对鉴定书书面提出疑点，书面文件交给组织鉴定的医学会，由原专家鉴定组给予书面答复。答复意见由鉴定组组长签字，加盖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用章。
经法院审核和庭审质证，该鉴定结论无足够合理疑点，当事人或者法官无足够证据据以反驳，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即被法院认可，应当作为判案的依据。法院或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持有异议，应当陈述其理由，鉴定结论法院采信与否都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
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监督机制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是医疗行为事实的判定，直接影响到双方协商和诉讼结果。其活动过程必须依法受到监督。目前已经存在相关的监督，比如：程序合法性监督，由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其鉴定程序。目前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我们应该加快完善监督机制，以保证鉴定的客观公正。前面已提及法院加强审查，庭审专家质证。在这里主要分析责任承担问题，应该尽快建立错鉴追究制度。
（一）错鉴责任追究制度
错鉴责任追究制度，是指对于鉴定人主观上故意或过失作出错误的或虚假的医疗事故鉴定，造成被鉴定人经济损失或其他严重损害后果的，依法追究鉴定人行政、民事和其他法律责任的制度。
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审判制度，如合议制，二次鉴定制。二次鉴定赋予了当事人再次鉴定的权利以防止错鉴的发生，防止错鉴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目前的现状是二次鉴定制度，对于错鉴不承担任何责任。建立错鉴追究制度可以让鉴定组更加客观公正地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的鉴定已经赋予了专家们过多的负担，再加上错鉴追究制度是否会让众多的专家们如履薄冰，加重鉴定专家的心灵负担呢？我们就要掌握一个度的问提。
我们可以考虑设立这样一个错案追究制度：首次鉴定，已经赋予当事人再次鉴定的救济途径，鉴定人不承担错鉴责任。由中华医学会设立全国性的专家鉴定组每月定期从各地省级鉴定的鉴定中抽查，对整个鉴定进行检查，是否存在错鉴情况。存在错鉴的原则上不于纠正，除非应法院要求从新鉴定，但是追究主鉴定人（专家组长）和医学会的责任。可以考虑给专家组长小数额的罚款、和小范围内通报。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的由医学会承担责任。但是对于错鉴法院已经结案的不予纠正，以维护鉴定，以及法律的公正。
（二）关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可诉性
笔者认为，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可诉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种诉讼辅助行为。医学会出具的相当与咨询结论，法院是否采纳，是审判范围的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结论不存在可诉性。
五、结束语
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条例》的颁布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使鉴定的组织机构、人员资格选择、鉴定程序公开透明，体现了民主作风，对于保障鉴定结论的公正，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能够规定到这种程度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目前的鉴定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在于诉讼制度的接轨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明确：医学会是从事医疗鉴定（包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行为过错鉴定，行为过错和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鉴定结论是一种证据，法院和当事人应当加以审查和质证，鉴定人应该出庭接受质证，同时应该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最高院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和诉讼制度良好地接轨，确保鉴定的公正和权威，以更好地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注释】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P73)
[2]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410)
[3]沈达明.英美证据法[M].中信出版社（P93）
[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调查报告.人民司法[J].
第11篇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知识劳动力转移法制教育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农民工面临的环境分析
（一）农民工转移前后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和对立，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环境中。他们沿袭传统社会靠地域范围内的相关主体对风俗、道德、习惯、礼制、规约等非正式制度的普遍认可，靠宗法、血缘、情感、心理认同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和调控社会关系，基本不依赖或者较少依赖政府所提供的正式制度。这导致农民对国家正式法律制度掌握不够，法律知识欠缺，轻法、畏法、无诉意识还在很大的范围内盛行。而城市发展长期得到正式制度的倾斜，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制化的过程，市民主动地学习法律并自觉地运用法律规范调节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城乡分割的这种制度安排，使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后面临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对法律“补课”，以适应转移后的环境，迅速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二）农民工转移前后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
主动接触、自觉学习是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根本途径。而主动接触的前提是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尤其是保护其经济利益的需求。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关系简单，基本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国家法律制度来调节、保障其利益，农民就没有主动学习法律的动力。转移后，农民工一下投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市场规则由法律规范来保障和调节。经济环境的变化，凸显出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外在的市场压力和农民工迫切转移的内在动力相结合提升了农民工增强法律意识的愿望。
（三）农民工转移时面临的工作环境
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经常在城市和农村中徘徊流动。即使转移顺利，也可能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之间奔波，工作不固定。而且他们数量庞大，年龄差异大，文化素质偏低，分布行业广、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相对较大，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这种特点使劳动力流出地在普法教育时很难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教育，流入地又因为流动性太强难以保证参与率。这种两难境地，常使对农民工的普法宣传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形成农民工普法的盲点和真空地带。
“公民的法律知识是现代法律观念的物质基础，它使得人们对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公众自觉守法、护法的知识基础”。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水平，增强其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达到自觉地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目的。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一）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
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时，还是首先依赖于亲戚、朋友、熟人，信任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信任，农民在求职时对介绍人、职业中介和招聘单位减少了警惕，放弃了招聘资格、招聘手续等方面必要的法律审查。结果不断有农民遭遇虚假招工、非法招工，轻者以报名费、工作押金、保证金等方式被骗财骗物，严重的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伤害。这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产生巨大的疑虑，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二）影响劳动合同签订和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履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对于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不过是一纸文书，可有可无，找到工作意味着有活干，就可以赚到钱，而不问及由什么来界定他们在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谁来保障他们的工资和劳动的基本权益。由于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在合同中具体详细地规定农民工各种权益的行使方式、时间、违约责任等条件，结果，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三）影响转移后的生活状况
法律知识缺乏，使得农民工的报酬还经常被克扣、拖欠。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显示，农民工被克扣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两成、被拖欠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数的两成。
农民工不清楚相关法规，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支付方式，结果常被拖欠工资，使农民工生活陷于困境，也波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为讨薪采取极端方式也屡屡发生。打工难，讨薪更难，成为农民工的心声，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顺利、持续转移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我国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使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同时减少了农民工进修培训的时间，使其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难以得到提高，长期停留在重活、脏活、累活、难活、险活的范围之内。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生产和生活安全无保证。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是，常有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违反这些法规，而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也听之任之，有的甚至帮助企业欺瞒有关机关的检查。由于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职业病的防范不理想，最终给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率低，缺乏保障。农民对各项社会保险的法规基本都不了解，认为只有工资才是自己劳动所得，缴付保险金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开支，很少把国家法律规定上缴的各项保险金作为自己的收益和基本权益。由于参加社会保险率低，农民在遭受损失和困难时只能自己默默承担，因此而致贫、返贫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四）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后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
法律既是防御武器，也是自救自卫的武器。而农民工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意识的低下，使其在正当权益遭受侵犯后，还是求助于自己最为便利的乡土资源，导致权益难以维护。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占18.34%，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占16.92%，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解决、找亲友帮忙的还是占了很大比重，有部分农民工还选择了自己忍了或是向有关部门举报等。而且，依赖法律维权的时间、资金成本又太高，农民承担不了。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工选择退出打工潮。
（五）引发转移后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些文化技术水平低的农民长期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又无法拿到报酬，或为了维权失去工作而流落城市街头，成为无业游民或贫民，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困难。而法律知识缺乏加上经济上的贫困往往使其铤而走险，偷盗、抢劫等各种“自救式”犯罪活动也因此而生。农民工因为被拖欠工资、工伤等权益赔偿等引发各种突发事件，致使劳资冲突呈激化态势。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农民工法制教育对策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并强化法律知识教育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把法制教育纳入教学大纲，保证课程的安排落实，配备兼职或者专职的法律人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使法制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环节能得以落实。其次，农村学校法制教育要与农村社会的经济实际、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帮助学生运用法律基本知识来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活中各种现象和问题，使学生能学有所思、学有所用，并以自身的感触，来影响家庭其他成员。再次，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基本法律观念的培养上，通过对《宪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契约观念、诉讼意识的形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意识来源。
（二）举办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专业法律培训
各级政府要健全针对劳动力转移的法律教育工作。首先，劳动力输入和输出政府都要针对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情况进行法制教育。其次，要始终注意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和优势，按职能分工，实行齐抓共管，协同行动。最后，建立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地的法律学习课程对接和交流转移制度，使农民工的法律学习能够通过信息系统的记录而转移，从而全面监控、保障学习过程，使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得以切实提高。
（三）在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中渗透法制教育
我国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有50.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认可职业技术化教育，在其中渗透法制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职业技术资源，向协同教育要效益。例如，在建筑技术、装潢设计的培训中增加《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内容，增加法律课程的内容和课时量，将技术课程和法律课程的内容衔接起来，使技术可行性和法律可行性结合起来，使农民工既体会到技术对找工作的意义，也懂得相关技术对自身安全、身体健康、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使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健康和稳定。
（四）加大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以此为契机，应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长效机制。首先，应该健全专门针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法律援助。比如，2007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及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建立的“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在一年之内建立起覆盖21个省的工作站。这些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项目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其次，在资金保障上，建立由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法律援助基金，同时辅之以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和国际资金的援助。第三，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信息系统，集中参与援助的法律专家和律师、典型案例、受援农民的相关情况、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使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参与者有一个交流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真正帮农民工解决法律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杨明.中国公众法律知识水平现状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第12篇
我国在校大学生犯罪案例占青少年犯罪的比重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调查数据显示，1965年大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的比例约为1.12%，近几年有剧增的趋势，已然增加到17.23%。据统计，2003年到2005年间，全国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平均每年上升速度为120%左右。很多大学生犯罪的案例显示，大多数大学生并不是真的想伤害他人，更多的是由于对方言语过激，而犯案者比较冲动，并没有思考这种伤害他人行为的后果。他们表示，平时对法律知识不过是一知半解，并不真正懂法。一般而言，法律意识由法律观念、法律观点组成，普遍大学生由于过于看重学分、忽视实效，除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外，基本不热爱法律知识，也不关注法律教育节目，导致自身法律知识水平有限，对于法律较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且法制观念淡薄。曾经有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法律的公正公平性，只有约25.7%的大学生表示有信心，35.3%的大学生则表明不太有信心，剩余其中有约39%的受调查者表示没有信心。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法律的公正公平性，很大比重的学生并没有信心。大部分大学生表示当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不会选择利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力。对于一些常见的刑事犯罪罪状，例挪用资金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票据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等，一些学生表示不太了解。
二、大学生犯罪的特征及因素探究
导致当代大学生犯罪的可能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个人心理发展不够成熟，这属于主观因素，由于社会的高速发展，信息社会时代的信息爆炸，以及网络监管不力，大量暴力视频等不健康因素容易混淆青少年的是非观，甚至埋下诱导大学生用暴力解决事情的种子。自身法律知识不足，无法及时地明辨是非，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冷静的、正确的认识。
2.家庭因素。一些孩子自幼生活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潜意识认为暴力能够解决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发生争执后没办法调节心理平衡等。有些家长由于受文化程度限制的因素影响，仍然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等观念，经常对孩子实施“棍棒教育”，导致进一步加剧孩子的叛逆心理。或者，现在我国大多为独生子女家庭，很多家长对孩子更是百般溺爱，导致一些孩子树立了心高气傲、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价值观。
3.学校因素。大学校园包含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由于各地的文化背景不同，处事方式不同，甚至因为不够了解触碰了某些宗教信徒的信条而导致矛盾的激化。
4.社会因素。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大，导致某些学生有仇富心理，甚至极度拜金、唯利是图，甚至为了金钱做出违法犯罪行为等。
三、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研究
通过对大学生犯罪现状的分析，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以上对大学生犯罪诱导因素探究，对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主要有以下途径。1.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目前，我国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安排在晚自习，课时较短，一般为1到16周，每周一节大课。在普遍重视学分，忽略实效的大环境下，部分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因此，学校首先要加大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力度，提高心理学考试难度及掌握要求，改开卷考试为闭卷考试。强制性地要求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测试，对于有暴力倾向或者内心比较封闭的学生，心理咨询老师应着重与其交流沟通，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家长积极主动给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家庭间每个成员都有可能产生摩擦，那么此时，家长应该尽量不要在孩子在场的时候发生正面冲突，创造温暖的成长环境。同时，每个家长要用心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不能一味地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为孩子树立正面的榜样。除此之外，家长还应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经常给孩子读一些有关法律的新闻，鼓励孩子收听法律知识型电视节目，并与孩子一起讨论，当他遇到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定期给孩子购买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的书籍，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
3.学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教授。学校要加大宣传力度，强调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重要性。其次，定期举办法律讲堂、法律知识竞赛、趣味性法律情景模拟等活动，尽量吸引大学生主动参与，更好地了解法律。同时，学校要适当进行强制性的法律学习活动，提升大学生法律知识水平，并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帮助心理上有缺陷或者有困惑的同学解决心理问题，帮助其确定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有效降低大学生犯罪率。
四、结语
第13篇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能力
一、我国民法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生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时间以户籍登记或医院出生证为准，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与实际出生不一致，使实际上已经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户籍登记或取得出生证的孩子在此期间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若胎儿在出生前、出生过程中，或者出生后办理户籍登记或者出生证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也必然因权利能力障碍而不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获得法律保护。由于我国法律否认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胎儿的人身权利，也缺乏对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的相关条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儿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对受损害的胎儿利益进行法律救济以及处理侵害人等重大问题，就成为法律的一大盲区。
二、我国民法中胎儿的应有定位
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立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现代**观念的指导下，以维护自然人统一、完整的人身利益为基本目的，追求创造、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法律规定，自然人之所以享有人身权利，是因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在事实上，在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之前和终止之后，就已经或者继续存在某些人身利益，这些人身利益都与该主体在作为主体存在期间的人身利益相联系，这些人身法益虽然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有所不同，但是维护这些人身法益对于维护该主体的法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先期的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先期人身法益、人身权利与延续人身法益一起，前后相续，一脉相承，不可或缺，都应当进行法律保护。在对人身权益进行保护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保护，就必然导致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残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第三，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护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人身法益。没有对人身权利的保护，自然人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但是如果法律仅仅保护人身权利而不保护自然人诞生前和消灭后人身法益，同样会使自然人丧失完整的法律人格，丧失基本的**。只有全面保护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建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维护社会利益。
三、胎儿侵权损害发生的主要情形
在实践中，因胎儿损害赔偿而引发的案例日渐增多，就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胎儿在受孕期间，母亲受到机械性损伤或重大精神创伤，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2.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致父母的生殖遗传功能受损，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3.由于母亲接受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者治疗，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4.由于母亲服用某种药品，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5.胎儿父亲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致使婴儿出生后其抚养权受到侵害；6.因其他原因损害到胎儿未来的利益。上述所列举的仅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损害胎儿利益的情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还会有新的侵权行为出现。
四、生命学的探讨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生命个体组成的，从根本上说，一切法律所调整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自然人的利益；而一切人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首先建立在生命的生存权上，其他一切政治、生活、劳动、经济权利全部依赖于这个基础。对于生命权的探讨不仅仅是法理上问题，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哲学、人类伦理等诸多方面广泛而又复杂的难点。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胎儿具有了人的完整性，如果简单认定出生是主体生成的起点，这无疑是违背科学的。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看，法律维持的是公平，保护的更多方面还是那些遭受不公平的人类中的弱小无助部分。如我国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样看来，法律忽视对人类出生前的保护，这是与其精神相悖的。既然儿童和未成年人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未出生的人就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是所有人类诞生的先期阶段。联系我们的当前国情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法律对于生命权的模糊认识自然有着许多的理由。
参考文献：
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
第14篇
关键词：商标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效率
商标侵权的归责原则作为基本的理论问题较少有人探讨。理论上的不清晰导致我们在保护商标专用权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本文拟以经济分析方法为指导，对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种归责原则进行宏观比较，并对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价。
一、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及我国商标立法的新选择
(一)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通说认为，过错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换言之，是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这即是说，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是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主观状态，它有故意和过失两种表现形式。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人对其所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的性质是主观归责，要求在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时，要依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状态来确定，而不是单纯依靠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确定，即不仅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构成要件，而且还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要件。当然，过错也是确定行为人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解，商标法明文规定商标侵权以故意或过失为要件的则在认定行为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商标法对行为人侵权主观上未作明确要求的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它实际上也是对行为人的行为及其主观状态的一种非难，即行为人只有在有证据证明损害不是由于他的过错导致或者存在法定抗辩事由的情况下才可以免除责任。
与过错责任原则不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该原则，归责的基础主要不是行为人的过错，而是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行为人的活动及所管理的人或物的危险性质与所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因此学说上也把无过错责任称之为客观责任或危险责任，英美法则称之为严格责任。这种责任突破了一般侵权责任原则的逻辑方式，不是通过“推定”过错的方法来修补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而是在过错责任原则之外另辟蹊径，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归责要件，一如某学者所说，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应当包含重要的一条：“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是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认可。
(二)我国商标立法的新选择
就商标侵权而言，毫无疑问，事实上大多数的侵权行为都是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即有过错)为之，一如我国2001年版《商标法》第52条第1、3、4项所规定的各种情形。但也有一部分侵权行为，其行为人可能确实欠缺主观方面的过错。但无论是否有过错，由于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重大，因此都必须予以规范和禁止。其实也正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顺应与TRIPS协议接轨的需要，我国2001年版的《商标法》一改过去的立法理念与思路，将1993年版《商标法》第38条第2项中昭示侵权行为人行为时主观心理状态的词汇作了彻底删除。④毋庸讳言，这种修改加大了我国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力度，为此博得了一片喝彩声。但是，质疑的声音也接踵而至，人们不禁要问：对商标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一概不作区分，这对某些销售者来说公平吗?难道无过错的销售也可以构成商标侵权?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将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对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分析。
二、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公平及效率性分析
笔者以为，人们存在疑惑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商标侵权归责原则的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商标侵权属于一般侵权，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基于这一理论而出台的《商标法》(1993年修订版)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一错误。而事实上，在进行商标侵权立法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愿意选择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原因主要有：
(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更容易妨碍社会公平
实践证明，在商标侵权领域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既对被侵权者不公平，也对某些侵权者不公平。一方面，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侵权行为人(如部分销售者)行为时对侵权事实都明知，执法或司法机关事后“推定”这部分侵权行为人“明知侵权”既不符合事实，也有违公平原则。在现代商业社会，由于进货渠道的“商业秘密”性质，很多分销商对于自己所销售的商品的来源客观上都不是很清楚，对于该商品是否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可能更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武断“推定”销售者“明知侵权”没有道理，也不公平。另一方面，1993年版《商标法》第38条第2项的规定更有利于侵权者而不利于被侵权者。如前所述，1993年版《商标法》对销售侵权的规定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可这一立法的实践结果如何呢?据统计，1994年我国的商标侵权活动(尤其是销售假冒商品的活动)比立法之前几年更严重，而诉诸行政及司法机关请求处理的数目却比几年前大大下降了。国家商标局对此解释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假冒者很难提供销售者“明知假冒”的证据，根本没有办法“依法”打击侵权者。换句话说，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直接后果是，销售者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商品的法律风险非常之低，被假冒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质性的制止商标侵权活动。这显然不利于彰显社会公平。
(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选择
首先，无过错责任不同于结果责任，其并不是丝毫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偏重保护私法关系中弱势一方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不考虑侵权方的利益。事实上，“无过错”只关乎侵权责任的成立，就损害救济的幅度而言，还是应当把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考虑进去的。正是这种考虑，将无过错责任与结果责任区别开来，也正是这种考虑，极大地彰显了无过错责任的公平价值。
其次，由于商标侵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代社会商标侵权现象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要有力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必须从源头上把关，而在商标侵权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则有助于达成此种目的。一旦法律上作出如此规定，客观上必然会迫使可能的侵权行为人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和评估其商标侵权的法律风险，从而有效的遏制其实施侵权行为的动机，进而有效地平衡保护商标权利人及可能的侵权人的合法利益。
第三，商标是商标权人用以标明自己商品或服务以指导消费者的信息，在现代社会，大多消费者都是通过商标来辨识商品或者服务的，也正因为如此，假冒商标成为现今社会商标侵权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许多的不正当竞争者利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来推销其低劣或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以达到其获取暴利的目的。显然，对这一行为如果不加以
有效制止，既不利于鼓励有技能、有进取心的人们在尽可能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商品或者服务的生产与销售，从而促进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不利于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侵权者的行为会使得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性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损害其合法权益)。而在商标侵权领域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则有助于加强对商标权的保护，从根本上制止商标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平衡商标权利人、消费者和可能的不正当竞争者(商标侵权者)三者之间的利益。
(三)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容易对商标权人的行为选择乃
至国家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实践证明，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至少(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商标权人的行为选择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它会导致商标权人请求保护自己权利的成本增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商标权人无法证明某些侵权行为人(尤其是销售者)实施侵权行为时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所以无法提请行政或司法机关介入以保护自己。退一步讲，就算有可能举证，根据一般侵权纠纷“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商标权人要想取得胜算(必须每个案件都举证证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其成本也将会是相当的高昂。
其次，它会遏制商品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创造品牌的激情。由于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的保护，商标权人的生产及创新积极性必然大大降低，而企业一旦缺乏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动力，其距离破产倒闭也就不远了。这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它会误导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而这将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不能很好的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相反，对于商标侵权人而言却是个利好消息。由于侵权人侵害商标专用权后受到制裁的概率极低，使得某些侵权人更乐意选择侵权而不是合法经营，这必将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侵犯商标权的侵权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通常情况下要低于商标权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不能制止侵权即意味着在社会资源浪费的同时消费者的福利也处于下降通道，无法实现市场经济关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的要求。
(四)与过错责任原则相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能够更好的实现制止侵权、节约社会财富的目的
首先，对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侵权行为的法律风险大大增加。受侵害人只需要证明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因及其因果关系，就可以提请行政或司法机关以寻求法律的保护。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明商标侵权行为人存在侵权的故意或过失，则可进一步扩大主张权利保护的范围。
其次，由于对销售者适用无过错责任，销售者的责任加大，其必然也会加强自己的注意义务。对于销售者而言，无过错责任意味着即使无过失也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销售者只好对流通渠道的每一个环节都加强监督，杜绝因为牟利而与其他侵权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可以说，正是由于销售者必须承担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才有可能最终杜绝或有效减少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流入市场，从而达到制止侵权、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目的。
第三，对于商标权利人而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将有助于充分实现商标所包含的品牌价值。由于不必太过担心商标侵权的发生，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必将投入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努力开发新产品，并提供尽可能长远而优质的服务，以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可以说，只有无过错责任原则，才能真正贯彻商标立法的价值理念，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及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理念与方向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
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一方主体利益的增加必然以减损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制度设计的关键是在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寻找到利益的最佳平衡点，通过一种“均势”的建立以彰显、维护并促进社会所需要的主体价值。商标侵权立法的归责原则也是这样，立法者在商标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配置权利义务时，必须进行适度的安排，在确保对权利人的损失进行一定程度救济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对确实无过失的侵权行为人以一定的保护。
由此，尽管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要加重销售者的责任，督促其在购进商品时就善尽注意义务，以防止或减少侵犯商标注册专用权的商品进入到流通环节，但我们内心应当清楚，“商标打假”事关重大，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果销售者确实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我们在引进并根据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销售者侵权责任的时候，必须将责任的范围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之内。
(二)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理念与方向
第15篇
研究方法
消费者问卷设计的主要思想是从消费中心城市出发，探索深圳如何在吸引国内外消费者购物，同时期待探索消费者来深圳旅游消费的行为习惯，从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入手，对深圳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出建议。首先，针对本文研究的问题，设计消费者调研问卷，问卷经过小批量的测试及修正后，进行大批量的随机发放。调研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方式，配合以访谈。调研对象为深圳的国内外游客及本地居民。问卷的调研时间为2012年6月。本次中文问卷共发放400份，回收398份，回收率为99.5%。最终进行分析的有效问卷为325份，有效问卷率为81.7%。在有效问卷的计算机录入中，问卷录入的准确率为100%。本次英文问卷共发放270份，回收242份，回收率为89.6%。其中有效问卷为186份，有效问卷率为76.9%。在有效问卷的计算机录入中，问卷录入的准确率为100%。全部中英文问卷共发放670份，回收640份，回收率为95.5%。其中有效问卷594份，有效问卷率为80.0%。
调研结果
(一)深圳旅游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在本次调查的国际人士中，男女比例将近2:1，以年轻人居多，其中年龄介于25－34岁的对象占33.9%，超过80%的对象年龄介于15岁－44岁。就职业而言，调研对象的职业分布比较广泛，大多数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超过了70%。调查显示，国外游客收入水平分布广泛，个人月收入水平最集中的是$5001－$10000，为28.4%，家庭月收入水平最集中的阶段为$10001至$20000(38.2%)。收入主要以中高收入的国外游客居多，而国内游客的高收入个体及家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这说明面向国外游客的旅游市场潜力仍然很大。在国内人士的调查中，调研对象男女比例适中，以年轻人居多。年龄多集中在15至44岁之间，其中25岁至34岁的被调查者几乎占到被调查者总数的一半。就职业而言，调研对象的职业分布比较广泛，其中民营或私企职员所占比重最大，为37%，远高于占比第二位的外企职员。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拥有大专学历的被调查者所占比重最大。高收入个体及家庭所占比例比较低，58.5%的被调查对象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调研对象只占到调研对象总人数的七分之一左右，一半以上的调研对象家庭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调研对象占调研对象总数的比例不到七分之一。深圳旅游者的这一特性充分体现了深圳市一个年轻的充满朝气的移民城市的特色。(二)旅游消费的基本信息1.旅游时间的安排。由表1、表2和表3可以看出，约90%的国外游客每年都会旅游，其中超过半数的国外游客每年进行1－2次旅游。国外游客每次旅游逗留时间分布比较分散。超过一半的国外游客选择在寒暑假旅游。深圳应该通过在寒暑假举办更多的消费主题活动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来深旅游。而国内游客旅游频率都比较低，只有少数人每年旅游3次及以上，且绝大部分游客每次旅游的逗留时间不超过七天，旅行时间通常为节假日，如寒暑假、五一、十一或周末，且各假期分布比较均匀。一方面表明国内旅游市场开发潜力还很大，另一方面深圳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时，应该重点考虑怎样做更加适合不超过一周的短期旅游，为这些短期旅游者提供更多的服务与便利。并且可以选择在节假日开展各种活动以吸引国内各地游客来深旅游消费。2.旅游动机。大部分国外游客旅游是为了度假(表4)，而在选择度假的游客中，选择外出度假的原因各不相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度假原因有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购物，所占比例分别为21%和19%。其中度假的原因主要为: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购物、完成率有梦想和逃避枯燥生活，所占比例分别为21%，19%，17%和17%(表5)。在所有调研国内对象中，绝大部分人旅游是为了度假(表4)，而在选择度假的调研者中，选择外出度假的原因各不相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度假原因有观光休闲(29%)、体验旅游目的地文化(24%)和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16%)。所以针对大部分游客度假的旅游动机，深圳可以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观光休闲项目，并宣传好当地的旅游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当地文化。3.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调查对选择旅游目的地时的影响因素按重要性进行了评分，1分表示最不重要，2分表示不重要，3分表示一般重要，4分表示重要，5分表示最重要，结果列于表6。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环境、餐饮娱乐设施及是否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外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所有这些影响因素中，平均得分最高的三项是自然环境、餐娱设施和文化底蕴，得分最低的选项为“是否方便带孩子出游”。对于国内游客，影响最大的是旅游目的的的交通情况(4.26)、自然环境(4.11)和当地居民的友好程度(3.92)，得分最低的为商品多样性(2.71)，但是大家对交通情况重要性的评价不太一致(方差为6.583)。深圳依山伴水，气候适宜，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当地政府应当改善深圳的交通情况和餐娱设施，特别是打造当地旅游文化，对本地人做好旅游宣传，以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三)旅游消费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消费分析1.旅游购物的决策行为。由表7可以看出，在影响国外游客旅游购物决策的群体中，亲朋好友所占比例最高，为45%，而导游、酒店服务员、旅游团队成员的比例均较小。从旅游购物动机来看，选择送亲朋好友的人最多，为35%，其次是留作纪念和有实际需要，分别占总数的25%和22%(表8)。由此可见，深圳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时，应注重发展有地方特色的纪念品、礼品产业。在国内调查对象中，43%的调研对象表示亲朋好友对其购物决策影响最大，15%的人表示同旅游的团队成员对其影响最大.大部分游客旅游购物的目的是留作纪念或有实际的需要，只有很少一部分调研对象表示会因为导游推荐跟风或是追求新奇而购物，这也反映了大部分人还是持比较理性的购物态度。游客在旅游中的人均消费水平普遍处于中等水平，具体调查结果见表9－11。国外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人均消费水平居中，77.5%的国外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人均消费小于$2000。67.4%的调研对象表示，购物消费占旅游消费的比例低于20%。国内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人均消费不高，一般不超过3000元，4500元以上的只占总人数的9.2%。54.3%的调研对象表示，其旅游消费支出中，购物消费所占的比例在低于20%。由此可见，开发游客购物还是很有潜力的。2.旅游购物的场所。国内外旅游购物的地点列于表12。调查表明，特色商店和购物中心是国外游客最主要的购物场所，旅游购物地点分布广泛，特色商店和购物中心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27%和24%，其次是景点中的商店、超市和百货商店。对于国内游客，选择特色商店的游客最多，为31%，其次是购物中心(30%)、百货商店(17%)和超市(14%)，只有非常少的游客选择机场和酒店购物。深圳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应引进或在本土扶持建成一批高质量的特色商店和购物中心，并加强对这些购物场所工作人员的英语培训。3.旅游购物商品的选择。对于国内外旅游者购物商品种类的选择，调查结果列于表13。调查显示，在购买了商品的国外游客中，提及率最高的为纪念品(23%)，其次是食品和服饰箱包，占均为21%。只有非常少的国外游客购买了珠宝(6%)。在购买了商品的境内游客中，购买最多的也是纪念品，有30%，其次是食品(21%)、服饰箱包(17%)，只有非常少的游客选择了购买珠宝(5%)。这说明珠宝市场潜力还很大。商品质量是旅游购物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本调查对国外游客购物时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旅客进店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了打分，1分表示最不重要，2分表示不重要，3分表示一般重要，4分表示重要，5分表示最重要，调查结果列于表14。国外游客在做购物决定时，得分最高的影响因素是商品质量，其次是商品的纪念意义和是否方便携带，最不重要的是品牌，得分是3.03。对于国内消费者，得分最高的影响因素是商品质量(4.13)，最不重要的是品牌，得分是2.67，说明在游客做购物决定时，所列七要素都是比较重要的，且价格不是购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了，游客更注重商品质量等因素了。4.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的选择。由表15可以看出，大多数国内外游客会选择出租车和地铁作为交通工具，其次是公共汽车。相比其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而言，我国的租车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选择租车的游客比例为3%。价格不再是人们选择交通工具的首要影响因素。国外旅游者在选择出租车作为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时，得分最高的是打车的方便性，其次是与司机之间的语言障碍(表16);在决定是否选择地铁作为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时，得分最高的影响因素是安全性，此外，购票的方便性及地铁路线图的清晰度及站内指示的是否易于理解也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表17);在决定是否选择公交车作为交通工具时，最重要的因素是公交车的频率，其次是耗时的长短，沿途风景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影响因素(表18);在决定是否选择租车时，各个因素的重要性得分均值差异较小，其中得分最高的是安全性(表19)。对于国内旅游者，在决定是否选择出租车作为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时，得分最高的也是打车的方便性(4.28)，其次是车内的卫生状况，与司机之间的语言障碍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在决定是否选择地铁作为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时，得分最高的影响因素是安全性，且大家对这一影响因素重要性的评价十分一致(方差为0.912)，此外，地铁路线图的清晰度及站内指示的是否易于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决定是否选择公交车作为交通工具时，最重要的因素是公交站台的路线是否清晰，其次是公交车的频率和是否能够直达景点;在决定是否选择租车时，大家一致认为安全性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其次是当地的交通情况，价格是所有选项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四)推动旅游消费的相关政策调研分析1.旅游信息来源。调查显示，网络是最主要的旅游信息来源(表20)。国内外游客获取旅游信息最重要的途径是网络，其次是通过亲友介绍获得旅游信息。因此，加强旅游信息网站的建设、树立良好的口碑将会是吸引游客来深旅游的有效途径。2.主要支付方式。现金(45%)和信用卡(42%)是国外游客旅游购物的主要支付方式(表21)。之所以有这么多国外游客选择将现金作为其来华旅游的主要支付手段，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外游客对我国的信用体系的不熟悉，以及部分的小型旅游商店或特色商店无法使用信用卡。一半以上的游国内客选择信用卡作为旅游购物时的主要支付方式，其次是现金支付和借记卡支付。在旅行支票支付这一领域，国内旅游市场几乎还是空白。因此，在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应该加快信用卡支付、借记卡支付等支付方式在旅游景点及各主要商业区各大小商店的普及(表21)。3.退税制度。游客对退税制度的态度很不一致。22%的国外游客表示退税将刺激其多购物，11%的游客表示不知道如何退税，如果知道如何退税的话会考虑增加消费，另外有24%的游客表示由于退税太麻烦所以退税不会刺激其多购物(表22)。所以在制定退税制度的同时，应该简化退税流程与退税知识的普及。此外，国外游客对退税比例的看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有34.7%的调研对象支持10%－15%的退税比例(表23)。在国内游客的调查中，表示退税将刺激其多购物和表示退不退税无所谓的游客各占28%，25%的游客表示不知道如何退税，如果知道如何退税的话会考虑增加消费，另外有19%的游客表示由于退税太麻烦所以退税不会刺激其多购物，所以在制定退税制度的同时，应该简化退税流程与退税知识的普及。此外，国内游客对退税比例的看法也很不一致。
